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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十年来我国坚持深化改革破解体制障碍
whyhoo 2012-9-3 10:53
党的十六大宣告“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 目标。十年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重大风险挑战,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全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失时机地推进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    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十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加快推进国有企业、金融、价格等领域体制改革,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巩固。   中央企业加快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步伐,中央企业从2003年的196家减至2011年的117家。2002年到2011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至28万亿元,上缴税金从2926亿元增至1.7万亿元。2012年,有43家央企进入世界500强。   国有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革不断深化。到2011年底,全国国有企业改制面超过90%。经过重组,发电、民航、电信等行业形成了竞争性市场格局,邮政行业实现了政企分开。   在深化国有经济改革的同时,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着力改革非公经济发展环境。   金融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和金融调控体系进一步健全。   十年来,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基本完成股份制改革,经营效率和发展活力明显增强。股权分置顺利实施,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业务相继推出,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   利率市场化改革有序推进。2004年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目标,2005年进一步放开外币中长期存款利率,2012年6月放宽了人民币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深化。2005年7月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0年6月进一步推进改革,逐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扩大汇率形成的市场基础。外汇管理体制不断深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试点基础上扩大到全国。   价格改革不断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   2006年,推进煤炭市场化改革;同年实施成品油价格综合配套改革;2008年出台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方案,配套推出成品油价格、燃油税等项改革。   电价改革持续推进,有利于节能减排和煤电联动的电价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居民阶梯电价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同时,天然气价格、居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 进一步理顺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及公民个人的关系   十年来,通过稳步推进行政管理、财税、农村等领域体制改革,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市场、社会及公民个人的关系进一步理顺。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   2003年、2008年,国务院两次实施机构改革,进一步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2004年以来,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及其配套办法相继实施,政府投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继续扩大,投资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格局基本形成。国务院先后5次清理、取消、调整了2183项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审批事项的60%以上。   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2005年,公务员法施行,迈出公务员管理走向法制化的重要一步;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建设“阳光政府”提速。   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按照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原则,着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从2003年的1912亿元增至2011年的18853亿元。   在部分省份先行试点基础上,2004年起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探索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形成由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组成的有机衔接的政府预算体系,部门预算逐步向社会公开。   增值税、油气资源税、个人所得税改革稳步实施,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税收制度进一步健全。   农村改革取得新突破,农村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线,坚持推进农村改革创新,造就了“三农”发展又一个黄金期。   2006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以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由试点推向全国,到2011年底,全国98%的乡镇进行了机构改革。 进一步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十年来,我国着力推进教育、医药卫生、文化、社保等领域体制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教育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正逐步实现。   2006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对约1.3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了学杂费和教科书费,对3000多万名农村寄宿制学生免除住宿费,对中西部约1228万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   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将进城务工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约1167万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   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启动425项改革试点项目,全面部署落实到2012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看病难”、“看病贵”初步缓解。   2009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近期重点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明确用3年时间推进5项重点改革。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3年多来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尤其是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明显提高,基本药物价格明显下降。   社保制度改革持续推进,社会“安全网”和“稳定器”作用有效发挥。2005年起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到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2009年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年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两项试点到2011年底扩大到全国60%的县(市、区),2012年内实现全国范围制度全覆盖。   不断健全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先后建立和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城乡,有效保障了8100多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各领域的改革不断深化,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破除。今后,中国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加快推进各领域改革,促进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 原文见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xplore/perspectives/201209/t20120903_149711.htm
个人分类: 政治|1004 次阅读|0 个评论
协调机制与科学场域内的市场化
热度 5 老李 2012-8-16 14:08
协调机制与科学场域内的市场化
协调机制与科学场域内的市场化 李侠 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在科学场域内破除各种阻碍知识生产与应用的障碍,培育公平的竞争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科技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这两个问题就是当下困扰中国科技体制的主要问题,所有的科技体制改革也都应该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研究,至于科技发展的质量与速度只是科技体制深层改革的表征与结果而已。 体制是制度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制度的最大美德就是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体制也应该体现公平的美德,如果一种体制无法提供公平机制,那么这种体制就是存在缺陷的,公平机制的培育涉及到权力的分配问题。中国科技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的分配严重不对称:科技体制之内权力分配过于分散;科技体制之外,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切科技的事情都是由权力部门决定,这种权力配置结构是极为不合理的。对于体制内而言,与中国科技有关的部门有很多家,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部、国防科工委、教育部、科协等等,导致体制内存在多个权力主体并存,这种现象带来的一个最为诡异的局面就是没有人知道谁该为中国科技的总体发展状况负责?原本指望通过这种模式在多元权力主体之间形成竞争,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各个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导致科学场域实际处于割据状态,在资源分配时,各个权力主体争着分蛋糕;在盘点国家目标(使命)或责任时,没有任何机构愿意为此负责,这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责任主体不明确现象。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是计划经济的遗传特征,它的思想基础就是理性建构主义,权力部门认为根据理性就可以计划与设计一切,这种理性自负的最严重后果就是扼杀竞争以及资源的自由流动机制,在这种模式下是没有公平可言的。对于体制外而言,留给任何独立从事科研的机构与个人的空间都很小甚至没有(中国民办大学之所以沦落为四不像,其原因也正在于此),这种外部权力的萎缩造成了体制外的竞争乏力。由于缺少有力的外部竞争,体制内渐渐形成不同主体主导的垄断利益集团。正是因为中国科技体制内外之间的权力配置的严重不对称,导致中国科学场域内奉行的原则是利益的政策而非原则的政策。 一个好的科技体制的表征应该是内外权力配置均衡,它的职责就是提供公平的规则,营造良性竞争环境,遏制垄断。之所以强调公平原则在科技活动中的作用,是因为在宏观层面上,公平的原则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变相地提高了社会的收益,而且竞争促使资源自发地达到最优配置。另外,现代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证明,即便与己无关,公平也能给人带来内心的愉悦,这种偏好降低了社会信任成本,反之,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它的运行成本将变得非常高,从而变相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祉。要实现公平原则,就必须制约权力。要知道,权力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它的合理配置也是要通过竞争来实现的。由于权力本身的再生产特性,一旦权力资源出现错误配置,不仅仅是一种浪费,而且其对科技领域造成的危害更严重。基于这种考虑,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确立一种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此来降低内部的权力分散程度,扩展外部权力所占比重,在整个科学场域内建立起最低限度的公平机制,这变相地等同于降低了科技活动的交易成本。让科技资源遵从看不见的手的指引,通过竞争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种协调机制的一个可见后果就是把技术发展的权力更多地留给市场,为了弥补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现象,把基础研究部分留给政府。这种协调机制相当于理顺科技场域内的社会分工。 如何使科技资源实现配置最优化,这是一个老问题,然而实际的解决效果并不好。可以把支持科技活动的资源分为三类:人才、经费与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晰看到,人才资源的背后是人力资本在起主导作用,而资本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从资本角度而言,让人才发挥最大效用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个公平的进入与退出机制,(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其次,人才的本质是人,他有受到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满足这一点还是需要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包括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至于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更是需要制度提供的公平竞争原则,这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经济学家帕伦特与普雷斯科特( 200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指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异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 TFP )。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则在于,大多数约束,或者说障碍,都被用来保护当前生产过程已有的集团某一方面的利益。消除垄断权利后,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会出现潜在的大幅增长。至于制度,能够提供公平机制的制度才是保证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的基础性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无法消除这些障碍因素,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源的效率损失。作为破除障碍的一种尝试,我们提议设立一种正式协调机制,以此来弥补与矫正体制内外权力不对称分布局面下的公平机制缺失问题,在短期内实现最低限度的公平局面,盘活现有各类科技资源,堵住制度固有的效率漏洞,全面提升科技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才是当下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最后形成在公平原则主导下,各类科技资源通过社会分工与竞争机制实现自由流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科技的质量与效率的实质性改进,并最大程度上遏制长期存在的由权力魔咒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 【博主跋】前些日子与朋友们聊科技体制改革的话题,当时曾写过一点文字,这是其中一部分的最初设想,贴于此处,暂作留念。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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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儿基会大使贝克汉姆呼吁对儿童发育障碍采取行动
xuxiaxx 2012-7-29 13:1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足球明星贝克汉姆( David Beckham ) 7 月 26 日与英国首相卡梅隆会面,并敦促他立即采取行动,着手解决影响全球 1.8 亿儿童的发育障碍问题。   儿基会亲善大使贝克汉姆 26 日拜访英国首相卡梅隆并亲自提交一封含有超过 50 个体育和娱乐明星签名的信件,其中包括伊万 • 麦格雷戈( Ewan McGregor ),刘易斯 • 汉密尔顿( Lewis Hamilton ),罗比 • 威廉姆斯( Robbie Williams ),克劳迪娅 • 希弗( Claudia Schiffer ),乌比 • 戈德堡( Whoopi Goldberg ),奥兰多 • 布鲁姆( Orlando Bloom ),鲍里斯 • 贝克尔( Boris Becker )和亚历克斯 • 弗格森( Alex Ferguson )。      信中敦促卡梅隆利用他影响,帮助结束儿童饥饿和减少受到 “ 发育障碍 ” 影响儿童的数量。贝克汉姆表示,在未来几周内,世界上所有目光都将集中在伦敦奥运会,这个地球上最伟大的演出。他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的身份,请求卡梅隆首相运用国家正处于全球关注焦点的机会,使世界各地的儿童成为这场运动的真正赢家。   如果儿童在出生后 1000 天内没有得到适当的营养,将对他们的大脑和身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发育障碍的儿童往往身体矮小,免疫系统较弱,更容易得病。来源:联合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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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后抑郁障碍诊治指南
热度 3 ECT 2012-7-7 20:40
卒中后抑郁障碍诊治指南(一):诊断流程 卒中后抑郁障碍诊治指南(二):分型与诊断标准 卒中后抑郁障碍诊治指南(三):量表评估 卒中后抑郁障碍诊治指南(四):辅助检查及其选择 卒中后抑郁障碍诊治指南(五):治疗 卒中后抑郁障碍诊治指南(六):护理 卒中后抑郁障碍诊治指南(七):照料咨询及相关论理 卒中后抑郁障碍诊治指南(八):病因及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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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中国在朝精英罹患啥精神病?
brain99 2012-5-17 00:08
中国 在朝的精英 ,按DSM-4的 现象学 描述 症状 : “自我”解体、不知道自己是谁?亦不知民族利益在哪?和现实世界相分离。 辅助检查:FMRI:轻度脑萎缩、有“一根筋”征相,未见其他出血、占位。建议增强扫描,必要时脑活检 诊断 :人格解体、身份识别障碍、分离性障碍。 病因 :近100余年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不良、磕磕碰碰之下,一心引领大众成为另外一种、自己也不大清楚的幸福、新新人类。 治疗 :爱心+历史的、人类文化进化的视野+现实结合能力(而不是分离) 预后 :坏则:随个人人格解体后,民族将崩解、中华文化被支离破碎的“碎片化”残存于世界各地(如曾漂到日本····)。 好则:中华文化历经磨难,生华为更居包容、更居实用、更居人性、符合地球人进化趋势、为现代西方文化承认、不必苛求为“特色”的普世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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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直面科学创新的文化障碍(转载)
热度 1 dygnuist 2012-4-27 17:38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品先在 2 月 27 日《文汇报》上撰文指出:障碍科学创新的因素很多,有物质上的、政策上的、文化上的;但根子还在文化。因为文化是科学创新的土埌。政策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文化的反映。我们 华夏文化曾有过历史上的辉煌,但是在深层次里却存在着不利于科学创新的因素。不能否认,从科举制度到今天的应试教育,从“八股文章”到今天的“套话文字”,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 自然科学的产生,源自对自然界的兴趣与好奇心,而并不是为了实用。但这种兴趣在中国古文化里比较淡薄。中国人感兴趣的一种是孔夫子的道理,这才叫做学问。另一种是应用技术,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清朝末年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概念一直保持到今天:科技是作为生产力才需要发展的,而基础科学是因为能促进应用研究所以才给予重视。长期以来,为科学而科学是受批判的。“重物质、轻精神”的科学观容易导致“浮躁、肤浅”。科学不但是生产力,而且是文化。对科学有如痴如醉的热爱,才会有不屈不挠的探索,这才能有创新。应试教育不改,科研浮躁症不减,投入再多,也不见得能创新。为此,建议在今后十年里,“提倡文化反思,促进科学创新”,要把科学和文化结合起来发展。 (引自 3 月 4 日 报刊文摘(第 2 版))。
个人分类: 科学时评|2150 次阅读|2 个评论
和谐发展中的灾害管理
zhguoqin 2012-4-10 11:29
和谐发展中的灾害管理 张国庆 (安徽省潜山县林业局 246300 ) 摘要:本文从和谐发展理论着手,分析了我国目前灾害管理中的障碍,介绍了和谐发展中的灾害管理关键点。 关键词:和谐发展;灾害管理;障碍;关键点 点击下载全文: 05和谐发展中的灾害管理.pdf
个人分类: 生物灾害学|146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国企是中国成长的障碍
zhuhong 2012-3-19 08:15
国企是中国成长的障碍 http://wei.sohu.com/20120319/n338138925.shtml?pvid=tc_newsa=b=%E5%BC%A0%E7%BB%B4%E8%BF%8E%3A%E5%9B%BD%E4%BC%81%E6%98%AF%E4%B8%AD%E5%9B%BD%E4%B8%BB%E8%A6%81%E9%9A%9C%E7%A2%8D%20%E5%BA%94%E5%88%86%E7%BB%99%E8%80%81%E7%99%BE%E5%A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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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身医学研究前沿与热点
xupeiyang 2012-3-18 14:27
1、焦虑抑郁障碍诊治 2、心身障碍的危险因素与发病机制,心理社会应激与心身障碍及心身干预与综合治疗 3、性心理与性健康 4、医患沟通与医疗纠纷的规避 5、睡眠障碍 6、心理护理与医学人文关怀 7、心身疾病中医诊治 8、健康管理心身思想运用 9、心身医学案例 10、心身评估、心身干预 11、心身医学学科建设 12、心身医学与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心身健康管理、心身疾病预防
个人分类: 心理障碍|369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做人”对“做事”文化:中国崛起的一大障碍
liuyongjing 2012-2-23 00:02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52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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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做人”对“做事”文化:中国崛起的一大障碍 精选
dongzg101 2012-1-16 05:59
“做人”对“做事”文化:中国崛起的一大障碍 精选 已有 5370 次阅读 2012-1-15 10:35 | 个人分类: 文化 | 系统分类: 观点评述 | 关键词:人才 中国崛起 文化 中国崛起是必定的吗? 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不仅需要一般人才,而且需要较多杰出人才。 但是,中国缺乏产生杰出人才的文化环境。两种文化--主要向前走的“做事”文化和存在往后看的“做人”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文化产生的环境和体制埋葬了中国的爱因斯坦、盖茨、乔布斯…。中国盛产人际关系自如的小聪明、出产学习能手的中聪明、缺乏带来国家和人类进步的大聪明。改善文化,减少小聪明、增加大聪明,为中国崛起所必需。 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是毫无疑问还是余虑未消? 中国和西方,都惊叹中国的崛起。 确实,中国的GDP增长很快,成为世界第二毫无疑问;中国对西方贸易顺差很大,美国望尘莫及;中国还出现不少大富翁… 这些都是事实。我们目睹中国几十年来的进步,也满怀中国富强的愿望,问题是:我们真能认为已有充分的基础、成熟的条件而可以高枕无忧,等待中国自动成为世界强国的这一天吗? 不能忘记,一百多年前,当中国GDP还仍然高居世界榜首的时候,多次被西方侵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巨大的时候,英国军队发动鸦片战争打败中国;在中国海军军舰吨位亚洲第一的时候,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于日本;中国百年前的富翁家族至今无一幸存….. 这些也是事实。并不是用来提醒人们毋忘国耻,而是在我们看到成就的时候,细想我们是否取得了稳固的基础,能否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否避免我们的高速度发展不是昙花一现,能否保证中国永远不重蹈百年前的覆辙。 中国的基建,从新建高楼大厦的世界总量第一到世界延伸最快的高铁地铁,令人兴奋。但是,北京的鸟巢、国家大剧院等现代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中国出钱、出民工,与近百年前外国人设计上海外滩、设计北大现用的中国式燕园,何其相似?哪一年才能让我们发明X铁、X机技术遍布全球,输出我们的智力和知识产权、以自主创新引领世界?我们出了联想、新浪、百度,但是我们的大企业迄今没有完全离开重复、抄袭、山寨国外微电子和信息技术的阶段,谈何掌握市场?我们没有强大的科技和产业创新为支撑,也能东施效颦学美国玩弄金融市场?我们靠房地产发财的富翁,其获利何时脱离国家的政策保护和民工的价廉物美?… 在关键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都不源于中国的情况下,奢谈中国成为超越美国的世界强国,虽非天方夜谭,也是“同志仍需努力”的事情。 缺乏培育优秀人才的环境是阻碍中国崛起的关键元素之一 为什么我们还不能说中国肯定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发现、培养、支持优秀和顶尖人才产生的环境,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优秀人才队伍,所以尚未建立起保障中国崛起和长期领先的最坚强基础。 中国缺乏优秀人才而不缺乏一般技术人才和有质量的工人。以建筑为例,事实上,近百年前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民工施工。其后要等几十年才能建更宏伟的建筑,不是没有工人,而是没有顶尖的建筑师。同样,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可以廉价地为美国苹果公司组装价格昂贵的iPhone,但是,我们没有乔布斯,所以得利最大不是中国。 缺乏科学知识的翰林曾抵抗和拒绝西方的天文和历法知识,固守成规到不惜诛杀对手的程度。中国近几十年来,虽然总体进步很多,但却出现钱学森先生之问:现代中国几十年为什么不能出现杰出的人物?这个问题,不仅是和国际比较,也是远逊于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西南联大、两弹一星的智识群体。如果我们比较中国近代史,西南联大来源于清华大学的数学系,曾同时有陈省身和华罗庚,中国数学的高峰,可能不是现在,而是那时。生物医学研究,高峰是20到30年代的协和医学院。 也可以比较世界小国。历史上,人口不过几千万的岛国英国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科技强大是一个关键原因,以牛顿为代表的几代伟大的英国科学家,其驱动力是好奇,而不是直接的应用,打造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基础。如果大家觉得英国不够小,我们再看瑞士。其人口不到8百万、土地仅4万平方公里,却有诺贝尔科学奖21人。这样的小国对基础科学的支持,奠定了其现代发展,其人均GDP世界第一为七万五千美元,成人人均富有程度第一(三十七万美元),多年来在生物医药领域(和其他几个领域如化工、机械、电子)一直领先于世界,多家企业入围世界医药前10强。年销售量五百亿美元、年利润一百亿美元的Novartis药厂, 其年度研发经费为八十亿美元,可能超过中国生物医学和药学研究总投入。 中国文化因为求全、求平、求老,“出格”的人容易受到群体性压制,这些都不利于培养杰出人才。而中国文化对人即时利益的关注过度,忽略追求卓越带来的全体人群利益的扩大,宁可不扩大,也要很快平衡,呈现为关心鼻子底下的利益的群体。 在美国继续从全球吸引各国、各人种、各文化中最优秀人才的时候,中国不仅培养杰出人才的环境缺乏,而且吸引自己国土出生和国家财力培养出来优秀人才回国都还阻力重重。中国社会、中国父母很多希望子女出国学习,而且中国青年能在国外做的很好的,大多数还没回国。中国政府希望能吸引自己的人才回国,但是具体的部门,就不一定了。外国人没有听说过的武大郎文化,而中国基层的“惧才”、“拒才”都还远未绝迹,甚至有时很流行。中国的父母,多数并不主张国外的子女回国。中国就更没有到可以吸收不同种、不同源和不同文的优秀群体加盟的时候。所以,不仅我们不能过分乐观,美国担心我们很快超过他们,事实上也是多余的。 向前走的“做事”文化和往后看的“做人”文化 不是现代中国没有杰出的人才,而是他们往往不被中国社会所发现、培养和鼓励,即使出现,只要与现有文化见面,就皱眉头、泼凉水、直至不接纳、排斥和打压。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上有重大缺陷。“做事”的文化是关系服从于做事,以做事为先;“做人”文化是做事服从于做人,以做人为先。 中国的文化,在与人才相关的方面,有很强的向后看的倾向,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向前看的文化形成对照。 “做事”的文化是强调创造,可以是原创性、可以扎扎实实,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和推动,把饼做大。做事的文化中,对人的个性要求比较简单明了,要讲道德、有原则、要诚实,也鼓励乐观。这些简单为人基准,在少年儿童期间教育好,以后都遵循,无需经常琢磨。 “做人”的文化强调处人。在目前的中国,做人提倡的是对上级、对老人、对周围的圆滑,所谓做人“成熟”和“聪明”不是讲道德。在做人文化中,道德要讲,不是那么重要,原则和诚实要有,但如果打折扣也不会受到谴责,有争议的事情,一个领导、一个人,可以不讲原则地处理、或者躲避,而公正地处理,反而会被做人的文化认为不聪明、多管闲事,即使是其应该处理的事。做人的文化,不是绝对不要做事,而是做事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和“做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做事”就让位于“做人”。 美国文化希望青年有自信、有特长,提倡“创新”。中国文化希望青年要成熟、要聪明,提倡“识相”。美国鼓励大家平视,而中国常常要求专业优秀的人必须对人低头,平视被认为是趾高气昂。 美国的盖茨、乔布斯等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是青年偶像。国家、社会、家庭都很希望中国出现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做出与众不同的工作,影响世界,他们不是听谁的话,而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自己闯出新的路子来。争议盖茨和乔布斯本人是否都是优秀和有远见的发明家有争议,但是,他们的成功,是因为美国有很多优秀和有远见、并且有扎实工作的人才。他们大都在年轻的时候,得到环境的允许、社会的鼓励,意气风发,左冲右突,打拼出一条导致美国发展的新道路。没谁强求十几、二十岁的盖茨和乔布斯等人学会待人接物的圆滑世故,他们在这些方面大大不如一般中国青年。社会不要求他们在年纪大的人或权威面前识相,而允许他们尊重真理、尊重企业发展规律、全力追求创新。如果年轻人做的好,他们的标新立异被鼓励,没人纠缠他们为人是否乖巧、处事是否灵活,他们不是社会的心理按摩师,而是技术和企业的领袖。心理医生、布道、心灵安慰和演员都另外有人。 事实上,美国的这些文化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有时也出现,而且也证明是成功的。比如,1921年到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人主导的,为了理想,为了事业,敢于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目标而奋斗。比他们年资高、阅历丰富的人,对他们不是反对、就是不看好。他们的对手拥有众多的人数、更多的经费、更好的武器装备,认为用人、用钱、用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靠自己的创新,走出了新的路。其后,钱学森等两弹一星功臣,他们并不是向中国某老点头哈腰,而是得到国家支持,大胆做中国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敢于在国外封锁的情况下,自己探寻出道路,为国家立下鼎足之功。今天,在自由市场成功的现代中国私人企业,也是年轻人创造出来的。 只是,中国文化变革滞后。中国常规的时候,包括目前,人才的文化不是“做事”文化,而是“做人”文化。中国文化的常规是大家把“循规蹈矩”从合理的理性行为延伸到不要创新,把“尊师重道”从合理的待人接物延伸到畏上畏老而不尊重真理,把“成熟聪明”的合理智力要求延伸为无原则地圆滑。 这种文化,初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是压抑人才成长、导致庸才过多的良方,是为个人占小便宜、为家庭经营小作坊的锦囊妙计,而危害国家,特别是限制和大量减少了优秀人才的产生、培养、发展和发挥。 中国产生的大批所谓“聪明人”,实际上是小聪明,会对付人、讨人欢喜,不做实事却得到利益,等等。而杰出人才,在美国是创业阶段就受到鼓励和支持,使他们可以集中精力产生新的思想、创业、创新,改变世界、开创新局面,而如果同样的人才在中国,多半会被冷眼相看、被打压。 小学生和中等程度的学生,参考老师和长辈意见多一些很自然。年纪虽然小,但是有特色的人(包括学生),或大学以后的优秀人才,主要需要不断试图产生超出已有知识范围、远超出一般老师和长辈的各种特长,社会进步才会快。如果都要看老师的眼色和长辈的点头,而且更糟糕的是,怕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不高兴,不敢思想,不敢创新,即便不是唯唯诺诺,也是想方设法讨好人、至少看上去是讨好人,这也需要花费脑力和时间。如果说猿和猩猩喜好相互物理按摩,我们中国有些人很在意互相心理按摩,导致全社会很多人将相当的精力消耗在无谓的识相,不能推动社会发展、有益于人类福祉。 中国是否继续只注重学习外来技术、科学、思想,甚至体制,而不深刻思考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吸收外来优良文化,发展和创造自己的向前走文化,避免过多地往后看,看是否顺从老习惯老事物,是中国发展道路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文化的局限,也已经直接影响中国的科学。我们号称做“国家需求”的科学研究。其中,得到强力支持的,有好的课题,有一般课题,也有很差的课题。强力支持很差的课题很不正常。出现这种情况,是某些人找某些人立项、某些人评审照顾某些人。把国家对卓越和有用的科学研究的需求,变成了服务某些人利益和关系。“识相”和“圆滑”的人得到支持,而创新和做事被学术以外的因素所排挤。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逼优秀人才圆滑老到值得吗 杰出人才有个性,是创新人才正常的特点,而中国尚存的旧文化对他们轻则皱眉头、重则视为大逆不道,好心人教他们变“聪明”; 杰出人才的言行,不都是所有人立即就会完全同意。如果大家都立即认同,大家都知道这么做了,他们也可能就不杰出。这是有创意者必然的表现,而中国尚存的旧文化教他们要圆滑; 杰出人才注重花精力做事,而不是将时间和心血用于八面玲珑。创新文化鼓励有创造性杰出人才发挥特长、避免用于学术庸才感兴趣的拉帮结派。而中国尚存的旧文化在意他们是否拜访了各方人士、特别是年资高的人,是否联络了感情,是否通达了“世故”; 杰出人才敢于负责任,不逃避挑战和矛盾。这本是做领导的必须素质,而在中国尚存的旧文化,不注重看做的是否正确,是否对国家有利,而特别在意是否触动什么人的利益和神经,教他“老到”; 在中国还不难看到,年资不高、年纪不大的人,只要“成熟”起来,学会“聪明”、“世故”、“老到”,那么,中国尚存旧文化就会欢迎和拥抱他们。 不过,如果本来专业都很强的杰出人才,无论是国外引进的、还是国内成长起来的,都学会中国式的聪明老到,我们中国,真需要更多地培养或者引进这样的人才吗? 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和环境,不是已经盛产、剩产这样的人才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继续坚持要人才“做人”,要求人人经常往后看人的眼色,花相当多时间在专业以外游刃于人际关系网,还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做事”向前走,将智识、精力和时间集中用于使自己专业上达到和维持世界一流水平。 我们可能需要认真反思我国文化对人才环境的影响。在思考、比较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建设新的文化,根本改善包括人才在内的中国软环境,为中国硬实力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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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饶毅:“做人”对“做事”文化:中国崛起的一大障碍
热度 1 duanrf 2012-1-15 16:15
如果说饶毅老师找到的是病根,那么治病的药方又是什么?很多问题讨论下去往往归结于体制和文化,可是如何去解这个结呢?个人认同一些专家说的教育是一剂药,谁能开出药方来? 饶毅老师博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529077 “做人”对“做事”文化:中国崛起的一大障碍 关键词:人才 中国崛起 文化 中国崛起是必定的吗? 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不仅需要一般人才,而且需要较多杰出人才。 但是,中国缺乏产生杰出人才的文化环境。两种文化--主要向前走的“做事”文化和存在往后看的“做人”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文化产生的环境和体制埋葬了中国的爱因斯坦、盖茨、乔布斯…。中国盛产人际关系自如的小聪明、出产学习能手的中聪明、缺乏带来国家和人类进步的大聪明。改善文化,减少小聪明、增加大聪明,为中国崛起所必需。 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是毫无疑问还是余虑未消? 中国和西方,都惊叹中国的崛起。 确实,中国的GDP增长很快,成为世界第二毫无疑问;中国对西方贸易顺差很大,美国望尘莫及;中国还出现不少大富翁… 这些都是事实。我们目睹中国几十年来的进步,也满怀中国富强的愿望,问题是:我们真能认为已有充分的基础、成熟的条件而可以高枕无忧,等待中国自动成为世界强国的这一天吗? 不能忘记,一百多年前,当中国GDP还仍然高居世界榜首的时候,多次被西方侵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巨大的时候,英国军队发动鸦片战争打败中国;在中国海军军舰吨位亚洲第一的时候,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于日本;中国百年前的富翁家族至今无一幸存….. 这些也是事实。并不是用来提醒人们毋忘国耻,而是在我们看到成就的时候,细想我们是否取得了稳固的基础,能否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否避免我们的高速度发展不是昙花一现,能否保证中国永远不重蹈百年前的覆辙。 中国的基建,从新建高楼大厦的世界总量第一到世界延伸最快的高铁地铁,令人兴奋。但是,北京的鸟巢、国家大剧院等现代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中国出钱、出民工,与近百年前外国人设计上海外滩、设计北大现用的中国式燕园,何其相似?哪一年才能让我们发明X铁、X机技术遍布全球,输出我们的智力和知识产权、以自主创新引领世界?我们出了联想、新浪、百度,但是我们的大企业迄今没有完全离开重复、抄袭、山寨国外微电子和信息技术的阶段,谈何掌握市场?我们没有强大的科技和产业创新为支撑,也能东施效颦学美国玩弄金融市场?我们靠房地产发财的富翁,其获利何时脱离国家的政策保护和民工的价廉物美?… 在关键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都不源于中国的情况下,奢谈中国成为超越美国的世界强国,虽非天方夜谭,也是“同志仍需努力”的事情。 缺乏培育优秀人才的环境是阻碍中国崛起的关键元素之一 为什么我们还不能说中国肯定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发现、培养、支持优秀和顶尖人才产生的环境,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优秀人才队伍,所以尚未建立起保障中国崛起和长期领先的最坚强基础。 中国缺乏优秀人才而不缺乏一般技术人才和有质量的工人。以建筑为例,事实上,近百年前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民工施工。其后要等几十年才能建更宏伟的建筑,不是没有工人,而是没有顶尖的建筑师。同样,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可以廉价地为美国苹果公司组装价格昂贵的iPhone,但是,我们没有乔布斯,所以得利最大不是中国。 缺乏科学知识的翰林曾抵抗和拒绝西方的天文和历法知识,固守成规到不惜诛杀对手的程度。中国近几十年来,虽然总体进步很多,但却出现钱学森先生之问:现代中国几十年为什么不能出现杰出的人物?这个问题,不仅是和国际比较,也是远逊于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西南联大、两弹一星的智识群体。如果我们比较中国近代史,西南联大来源于清华大学的数学系,曾同时有陈省身和华罗庚,中国数学的高峰,可能不是现在,而是那时。生物医学研究,高峰是20到30年代的协和医学院。 也可以比较世界小国。历史上,人口不过几千万的岛国英国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科技强大是一个关键原因,以牛顿为代表的几代伟大的英国科学家,其驱动力是好奇,而不是直接的应用,打造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基础。如果大家觉得英国不够小,我们再看瑞士。其人口不到8百万、土地仅4万平方公里,却有诺贝尔科学奖21人。这样的小国对基础科学的支持,奠定了其现代发展,其人均GDP世界第一为七万五千美元,成人人均富有程度第一(三十七万美元),多年来在生物医药领域(和其他几个领域如化工、机械、电子)一直领先于世界,多家企业入围世界医药前10强。年销售量五百亿美元、年利润一百亿美元的Novartis药厂, 其年度研发经费为八十亿美元,可能超过中国生物医学和药学研究总投入。 中国文化因为求全、求平、求老,“出格”的人容易受到群体性压制,这些都不利于培养杰出人才。而中国文化对人即时利益的关注过度,忽略追求卓越带来的全体人群利益的扩大,宁可不扩大,也要很快平衡,呈现为关心鼻子底下的利益的群体。 在美国继续从全球吸引各国、各人种、各文化中最优秀人才的时候,中国不仅培养杰出人才的环境缺乏,而且吸引自己国土出生和国家财力培养出来优秀人才回国都还阻力重重。中国社会、中国父母很多希望子女出国学习,而且中国青年能在国外做的很好的,大多数还没回国。中国政府希望能吸引自己的人才回国,但是具体的部门,就不一定了。外国人没有听说过的武大郎文化,而中国基层的“惧才”、“拒才”都还远未绝迹,甚至有时很流行。中国的父母,多数并不主张国外的子女回国。中国就更没有到可以吸收不同种、不同源和不同文的优秀群体加盟的时候。所以,不仅我们不能过分乐观,美国担心我们很快超过他们,事实上也是多余的。 向前走的“做事”文化和往后看的“做人”文化 不是现代中国没有杰出的人才,而是他们往往不被中国社会所发现、培养和鼓励,即使出现,只要与现有文化见面,就皱眉头、泼凉水、直至不接纳、排斥和打压。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上有重大缺陷。“做事”的文化是关系服从于做事,以做事为先;“做人”文化是做事服从于做人,以做人为先。 中国的文化,在与人才相关的方面,有很强的向后看的倾向,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向前看的文化形成对照。 “做事”的文化是强调创造,可以是原创性、可以扎扎实实,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和推动,把饼做大。做事的文化中,对人的个性要求比较简单明了,要讲道德、有原则、要诚实,也鼓励乐观。这些简单为人基准,在少年儿童期间教育好,以后都遵循,无需经常琢磨。 “做人”的文化强调处人。在目前的中国,做人提倡的是对上级、对老人、对周围的圆滑,所谓做人“成熟”和“聪明”不是讲道德。在做人文化中,道德要讲,不是那么重要,原则和诚实要有,但如果打折扣也不会受到谴责,有争议的事情,一个领导、一个人,可以不讲原则地处理、或者躲避,而公正地处理,反而会被做人的文化认为不聪明、多管闲事,即使是其应该处理的事。做人的文化,不是绝对不要做事,而是做事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和“做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做事”就让位于“做人”。 美国文化希望青年有自信、有特长,提倡“创新”。中国文化希望青年要成熟、要聪明,提倡“识相”。美国鼓励大家平视,而中国常常要求专业优秀的人必须对人低头,平视被认为是趾高气昂。 美国的盖茨、乔布斯等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是青年偶像。国家、社会、家庭都很希望中国出现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做出与众不同的工作,影响世界,他们不是听谁的话,而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自己闯出新的路子来。争议盖茨和乔布斯本人是否都是优秀和有远见的发明家有争议,但是,他们的成功,是因为美国有很多优秀和有远见、并且有扎实工作的人才。他们大都在年轻的时候,得到环境的允许、社会的鼓励,意气风发,左冲右突,打拼出一条导致美国发展的新道路。没谁强求十几、二十岁的盖茨和乔布斯等人学会待人接物的圆滑世故,他们在这些方面大大不如一般中国青年。社会不要求他们在年纪大的人或权威面前识相,而允许他们尊重真理、尊重企业发展规律、全力追求创新。如果年轻人做的好,他们的标新立异被鼓励,没人纠缠他们为人是否乖巧、处事是否灵活,他们不是社会的心理按摩师,而是技术和企业的领袖。心理医生、布道、心灵安慰和演员都另外有人。 事实上,美国的这些文化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有时也出现,而且也证明是成功的。比如,1921年到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人主导的,为了理想,为了事业,敢于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目标而奋斗。比他们年资高、阅历丰富的人,对他们不是反对、就是不看好。他们的对手拥有众多的人数、更多的经费、更好的武器装备,认为用人、用钱、用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靠自己的创新,走出了新的路。其后,钱学森等两弹一星功臣,他们并不是向中国某老点头哈腰,而是得到国家支持,大胆做中国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敢于在国外封锁的情况下,自己探寻出道路,为国家立下鼎足之功。今天,在自由市场成功的现代中国私人企业,也是年轻人创造出来的。 只是,中国文化变革滞后。中国常规的时候,包括目前,人才的文化不是“做事”文化,而是“做人”文化。中国文化的常规是大家把“循规蹈矩”从合理的理性行为延伸到不要创新,把“尊师重道”从合理的待人接物延伸到畏上畏老而不尊重真理,把“成熟聪明”的合理智力要求延伸为无原则地圆滑。 这种文化,初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是压抑人才成长、导致庸才过多的良方,是为个人占小便宜、为家庭经营小作坊的锦囊妙计,而危害国家,特别是限制和大量减少了优秀人才的产生、培养、发展和发挥。 中国产生的大批所谓“聪明人”,实际上是小聪明,会对付人、讨人欢喜,不做实事却得到利益,等等。而杰出人才,在美国是创业阶段就受到鼓励和支持,使他们可以集中精力产生新的思想、创业、创新,改变世界、开创新局面,而如果同样的人才在中国,多半会被冷眼相看、被打压。 小学生和中等程度的学生,参考老师和长辈意见多一些很自然。年纪虽然小,但是有特色的人(包括学生),或大学以后的优秀人才,主要需要不断试图产生超出已有知识范围、远超出一般老师和长辈的各种特长,社会进步才会快。如果都要看老师的眼色和长辈的点头,而且更糟糕的是,怕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不高兴,不敢思想,不敢创新,即便不是唯唯诺诺,也是想方设法讨好人、至少看上去是讨好人,这也需要花费脑力和时间。如果说猿和猩猩喜好相互物理按摩,我们中国有些人很在意互相心理按摩,导致全社会很多人将相当的精力消耗在无谓的识相,不能推动社会发展、有益于人类福祉。 中国是否继续只注重学习外来技术、科学、思想,甚至体制,而不深刻思考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吸收外来优良文化,发展和创造自己的向前走文化,避免过多地往后看,看是否顺从老习惯老事物,是中国发展道路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文化的局限,也已经直接影响中国的科学。我们号称做“国家需求”的科学研究。其中,得到强力支持的,有好的课题,有一般课题,也有很差的课题。强力支持很差的课题很不正常。出现这种情况,是某些人找某些人立项、某些人评审照顾某些人。把国家对卓越和有用的科学研究的需求,变成了服务某些人利益和关系。“识相”和“圆滑”的人得到支持,而创新和做事被学术以外的因素所排挤。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逼优秀人才圆滑老到值得吗 杰出人才有个性,是创新人才正常的特点,而中国尚存的旧文化对他们轻则皱眉头、重则视为大逆不道,好心人教他们变“聪明”; 杰出人才的言行,不都是所有人立即就会完全同意。如果大家都立即认同,大家都知道这么做了,他们也可能就不杰出。这是有创意者必然的表现,而中国尚存的旧文化教他们要圆滑; 杰出人才注重花精力做事,而不是将时间和心血用于八面玲珑。创新文化鼓励有创造性杰出人才发挥特长、避免用于学术庸才感兴趣的拉帮结派。而中国尚存的旧文化在意他们是否拜访了各方人士、特别是年资高的人,是否联络了感情,是否通达了“世故”; 杰出人才敢于负责任,不逃避挑战和矛盾。这本是做领导的必须素质,而在中国尚存的旧文化,不注重看做的是否正确,是否对国家有利,而特别在意是否触动什么人的利益和神经,教他“老到”; 在中国还不难看到,年资不高、年纪不大的人,只要“成熟”起来,学会“聪明”、“世故”、“老到”,那么,中国尚存旧文化就会欢迎和拥抱他们。 不过,如果本来专业都很强的杰出人才,无论是国外引进的、还是国内成长起来的,都学会中国式的聪明老到,我们中国,真需要更多地培养或者引进这样的人才吗? 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和环境,不是已经盛产、剩产这样的人才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继续坚持要人才“做人”,要求人人经常往后看人的眼色,花相当多时间在专业以外游刃于人际关系网,还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做事”向前走,将智识、精力和时间集中用于使自己专业上达到和维持世界一流水平。 我们可能需要认真反思我国文化对人才环境的影响。在思考、比较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建设新的文化,根本改善包括人才在内的中国软环境,为中国硬实力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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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瞭望》文章:西部开发新十年之艰
whyhoo 2012-1-6 11:16
一些制约西部发展的老问题,如交通障碍、产业结构和聚集度、生态环境保护等,仍未得到根本破解   在过去十年大开发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今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掀起西部开发新十年征程。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也指出: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发挥资源优势和生态安全屏障作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随着中央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西部地区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同时,《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四川、广西、重庆等西南地区调研发现,一些制约西部发展的老问题,如交通障碍、产业结构和聚集度、生态环境保护等,仍未得到根本破解,有待在未来取得实质性突破。    出海通道舍近求远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西部地区的落后,除历史原因外,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不利的区位条件,缺乏东部沿海那样便捷的出海优势。重庆市一些部门干部介绍道,在招商引资时,外商认为在沿海城市出口物流成本低很多,从重庆外出要多几千公里路,所以宁愿在沿海建厂,一些技术含量低、物流量大的企业在这方面的考虑尤为突出。   西部大开发这些年,西南各省区一直在为打造出海出境大通道努力。   广西作为西部地区唯一沿海省份,特别是中国-东盟自贸区今年1月1日建成后,对外开放的空间进一步扩大,目前正着力打造“泛北部湾合作”、“西江亿吨级黄金水道建设”。   四川省则定位于打造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历史使命,目前正在强化成都铁路枢纽地位和功能,全面打通东西南北出川铁路大通道。   云南省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目标之一是“建设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云南省委明确了新十年的新发展战略:努力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然而,前述西南地区的构想在实施过程中均遇到一系列困难。   目前,广西打造的北部湾港,近年发展迅速,但进出口货物量仍少。广西社科院区域研究所所长周毅表示,港口经济需要有广泛的腹地经济作支撑。   西南地区将广西沿海作为出海通道,本比取道广东、上海近很多,但据本刊记者调查,目前仍很少有这样的选择,反而舍近求远。如四川、重庆的大多数企业选择上海作为出海通道,主要依托沿长江的优势,水运成本低。   为扩大联结西南内陆与北部湾港区的陆上通道,广西近些年加大河池市公路交通建设,一些道路比原先宽了,但仍达不到双向车道完全封闭运行水平,车速提高,但道路交通事故不断,被视为令人生畏的“魔鬼路段”。   北部湾港由于原先基础设施较为落后,货物吞吐量有限,难以形成较大的辐射带动力,反过来导致内陆地区更不愿选择这里作为出海通道。   广西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蒋升湧认为,作为西南唯一的出海通道,国家应加大对广西交通的投入力度,加快港口建设,将广西由交通神经末梢变成枢纽,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产业结构逆向调整   目前西部多数省份主导产业仍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水电开发等领域。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指出,西部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经济增长仍然主要靠资源和投资拉动,尤其是以资源型重化工业快速扩张为主导,走的还是一条“卖资源”的传统路子。   由于主导产业单一,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快速扩张,近年来,西部一些地区的产业结构甚至呈现逆向调整态势。魏后凯说,主要表现在产业链条短、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程度低的采掘和原料工业占工业经济的比重逐步扩大,产业结构低级化趋势愈发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西部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规模以上工业的5.6%,比2000年还下降3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了7.8个百分点。   重庆大学教授蒲永健说:“西部地区如果仅仅盯着资源优势,一味追逐开采加工项目,忽略了旅游、特色文化等环境友好型产业,就很难走上多元化开发路径”。   蒲永健判断,资源税改革推开后,固然会增强西部发展的内生动力,但一些资源产地为追逐立竿见影的财政收益,必然会掀起新一轮的资源开采、开发高潮,产业结构逆调整的趋势很可能进一步加剧,由此可能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发展层次低,产业配套不完善是西部地区产业发展面临的又一难题。资源型产业链条短,加工深度和综合利用程度低。同时,西部生产者服务业发展滞后,物流成本较高,产业配套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难。   另外,不少专家认为,西部地区目前形成了一些区域经济蓝图,但大多只是停留在概念水平,距离真成正成经济高地还有很大距离,西南地区经济散的格局未得到大的改变。   有专家提出,应进一步加强西部经济区的整合力度,把重庆、西安和成都并列起来组成“西三角”,作为西部发展的核心或拳头。 新兴产业污染隐忧   本刊记者在川黔渝等地调查发现,近年来,西部地区竞相承接来自东部沿海的电子元器件制造、光伏产品制造乃至大化工等所谓高科技、资本密集型项目,但并未充分认识到潜藏的环境隐患。甚至一些生态敏感区也以引进新兴产业为名,随意放宽环保准入门槛,带来新的污染隐忧。   以光伏产业上游的多晶硅生产为例,四川省正打造“成都-乐山-绵阳硅产业带”,其中乐山的多晶硅产能达到7500吨,预计到2013年,以万吨多晶硅为核心的硅材料及综合利用销售收入可达到1000亿元。重庆也引进一批类似的项目,其中万州多晶硅产业基地年产能达到3300吨。   各地招商部门都以招到这类“新兴产业”而自豪,但却忽视了它的污染问题。有关专家指出,多晶硅属于高耗能和高污染产品,从生产工业硅到太阳能电池全过程综合电耗约220万千瓦时/兆瓦,同时还将产生8倍于它的四氯化硅,这是一种高污染有毒液体,且再利用成本昂贵,目前国内多数企业未安装或未完全安装相关的回收设备,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电子信息制造业也是近年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目前,四川、重庆和西安三地的IT产值均超过千亿元,其中主要是电子元器件制造。如四川省遂宁市近年引进近百家电子元器件制造和电路板制造企业,形成占地达4000多亩的电子园。这些企业的污染状况如何,并没有引起当地政府太多重视。   国内环保组织的调查表明,IT加工制造领域污染问题逐渐显现,尤其是中小型零部件企业,不仅产生大量电子废弃物,还有严重的重金属污染,珠三角地区就深受印刷电路板等生产过程中镍、铬等污染物之害。   西部地区竞相布局大化工项目,带来的环境隐患也不可忽视。去年4月,中石油四川石化80万吨乙烯、1000万吨炼油项目在四川沱江边的彭州上马,这个基地位于成都上风上水方向,距离彭州市区仅5公里,距成都市区也只有39公里。在生态环境极其敏感的三峡库区,由德国巴斯夫投资的全球最大MDI生产基地即将落户重庆长寿区,由于中间环节包括40万吨硝基苯生产装置和30万吨苯胺生产装置,也引起了较大争议。   多位受访的西部基层干部和环境专家认为,与传统工业相比,一些高新技术、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污染问题往往更加隐蔽,造成的环境灾害也更大。目前,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新污染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他们建议,在提升西部污染防控能力的同时,要加强工业项目污染治理设施的配套运行,生态敏感地区则要坚守环保门槛不放松。   《瞭望》文章:西部引资瓶颈待破   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诸要素中,见效最快的无疑当属资本投入。受访专家认为,要吸引更多外来投资规模,西部地区须在以下方面着力加强:   一是消除基础设施瓶颈制约。西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线路的综合密度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相比仍相差甚远。物流成本过高已经成为投资西部的最大瓶颈。四川天马玻璃公司总经理陈正彬最近算了一笔账,一个集装箱货物从成都运到上海需要1000美元,而从上海运到菲律宾却只需要300美元。   二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西部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较大,而第三产业比重较小,由此决定了其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比重大、以原料型产品为主,工业制成品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比重小;同时,进口贸易商品结构中生产资料所占比重大,而先进技术和设备所占比重小。   三是降低投资门槛。有专家认为,在西部开发战略中,中央政府依旧集倡导者、组织者与实施者三个角色于一身,巨额的投入不断强化着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依附关系。在某种条件下,高度集中统一的资源配置机制对双方都有利,但却会导致西部地区市场治理机制的形成和演进面临着较多困难。   四是加大土地政策创新。很多西部人士反映,招商引资项目因土地指标不足难以落地。需进一步深化耕地占补平衡试点,重新规范和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实行区域内耕地的占补平衡,加快建立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平台,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推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积极探索进行宅基地出租、转让、买卖及抵押办法的试点。   五是大力走多元化发展之路,按照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定位,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资源性地区加强和完善对优势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和深度加工;生态脆弱地区,着重推动生态环保工程建设,加快推进低碳型特色优势产业。探索建立“东中部补偿为主、中央统筹、西部建设”的生态补偿机制,重点开展流域性补偿、重点区域补偿,设立生态补偿基金,综合运用税费减免、财政倾斜手段,尽快使西部生态补偿机制迈出实质性步伐。 原文见 http://xbkfs.ndrc.gov.cn/zjsj/t20101227_3877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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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失败,科学研究中最大的障碍
lin602 2010-8-10 11:46
参加了许多论文答辩,评审了不少项目申请书,也参加了不少鉴定会验收会等。一个非常大的感想,因为不允许失败,所以研究生开题、研究、项目申请、验收等,创新性好的内容不够。即没有足够的研究高度与深度。 研究生要毕业,要发表多少篇文章,项目申请要能够做出来,否则不能验收。验收时的依据是申请书或合同书的指标,多少文章,什么级别,多少专利,等。 所以做研究时,步子势必然小,害怕过不去。 要允许失败,但必须公布失败的过程与数据,失败也是有数据支持与有理的。要能够经得起答疑,答辩时一问三不知,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做的,当然不行呀。 如果参加比赛的队员必须是冠军,否则没有收入或工资,那这个比赛如何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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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阻碍民主?
wujingzhi 2010-6-10 11:21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10/c_13343107_2.htm -----读《如何认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 新华网转载了《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大概看了一下,有一些疑问: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 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呈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一些人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成就的认同度并不高, 有的人甚至希望通过 照搬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发展模式来加速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步伐, 实现一蹴而就。 之所以出现这种心态,与一些人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缺乏深刻认识有很大关系。 【有疑问。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和实际行动是什么关系呢?就个人而言,我不认同照搬别人的任何东西。也没有什么可以一蹴而就。但是,闭门造车,敝帚自珍也不是值得赞成的。】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历程,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既有基础比较薄弱。从世界范围看,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取得革命胜利基础之上的,但社会主义的实践并非如此。就我国而言,我们党是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常规飞跃,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基础都比较薄弱,民主政治建设也是如此。正是由于既有基础比较薄弱,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目前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与社会主义民主应有的巨大优越性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这也决定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 漫长的历史过程?多少年可以称得上漫长?所谓各个方面的基础具体是什么基础呢?】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将民主问题纳入其理论视野。建设比资本主义民主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目标。然而,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没有现成答案。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只能靠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实践。这个过程必定是艰巨的、长期的。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但进一步将其完善好、发展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在民主这个意义上,即让人民群众做主,有什么本质区别?有什么根据和理由证明这个过程必须是长期的呢?长期又是多长呢?】 我国的历史传统,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背负的历史包袱比较沉重。 我国有2000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有100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些历史传统对民主政治建设来说是沉重的历史包袱。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使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高起点上 ,但历史传统的包袱总是或多或少阻碍着其向前迈进的步伐。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正朝着明确的目标前进,但需要在积极稳妥中向前推进。 【这个高起点是什么意思?和谁比较?所谓的历史包袱是主动背负还是无法丢掉的呢?】 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诸多难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时间走完的路在我国被压缩为几十年的路程。我国尚未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任务,却又不得不提前谋划西方国家后工业化时代的任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等各种时代新元素相互交织,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发展中的新问题相互缠绕,历史遗留的和实践增生的一系列问题一并挤压到当代中国发展的日程上。这是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是西方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不曾遇到过的。这一国情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诸多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党和人民的智慧,要求我们充分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艰巨性,既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而裹足不前,又不能无视困难而急于求成,而应积极稳妥地加以推进。(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齐卫平) [【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想问题,很多难题和困难是不是直接或间接的由民主政治不完善而导致的呢?历史留给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还有多长?难道也是长期探索的漫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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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脂质代谢障碍的遗传学成因
Helmholtz 2010-2-15 18:16
研究小组在血液样本中查明了163个代谢产物的浓度。图片:Fotolia 卡斯滕.苏尔(Karsten Suhre)教授。图文:安德烈胡贝尔 诺伊尔伯格09年12月27日 消息。由卡斯滕. 苏尔 教授领导的亥姆霍兹慕尼黑中心的科学家发现了一些引起脂质代谢紊乱的新的基因变种。其中某些在人体经常出现的遗传变异过去已被认定为糖尿病的风险因子。就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医生们已经探讨了了几十年。这些新发现对于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疾病以及它们的产生 – 可能由此诞生早期诊断和治疗的新方法。这些结果发表在著名杂志《自然遗传学》的最新一期网络版上。 卡斯滕.苏尔教授所在的亥姆霍兹慕尼黑中心和慕尼黑大学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所的团队在9个不同的基因上发现了可能与脂质代谢相关的基因变体。苏尔与亥姆霍兹慕尼黑中心流行病学研究所的克里斯蒂安.吉格(Christian Gieger)博士和托马斯.伊利希博士一起,首次成功地在共认的糖尿病风险基因MTNR1B 和GCKR的变体与代谢异常之间发现了联系。苏尔说:“我们的研究结果使我们在寻找早期标志物和对糖尿病这样的严重代谢性疾病进行治疗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研究所发现的变种主要是造成了人体代谢所必需的脂肪酸成分的差异。许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些变化会增大代谢性疾病、特别是糖尿病的风险。 这个研究团队首先就1800位KORA群体研究参加者测量了他们血样中的163代谢物的浓度。第二步,他们在一个基因组的关联研究中查找代谢物的水平与各种常见基因变异、SNP之间的相关性。最后,研究人员又在一个独立实验中通过重复实验,验证所发现的相关性。这项重复研究是与辛克斯顿的桑格中心以及伦敦国王学院的科学家一起合作,结合英国的群体研究TwinsUK进行的。 苏尔的科研工作属于一个新兴的领域“代谢组学”。科学家们要测量尽可能多的代谢物的浓度。对于具有不同遗传变异的个人,所涉及的酶的活性不同,代谢产物的浓度也不相同。这些关联将被划分为不同的遗传决定的代谢类型,对于包括饮食和其他生活条件在内的外部环境因素它们可能有不同的响应。代谢组学专家由此可以比过去更早地发现患代谢性疾病的高危人群。这项研究有助于澄清那些遗传造成的代谢过程、后者对于糖尿病之类疾病的产生以及诊断和治疗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更多信息 原始出版物: Illig T, Gieger C, Suhre K et al. A genomwide perspective of genetic variation in human metabolism, Nature Genetics, online DOI: 10.1038/ng.507. 日程: 2010年3月10-12日:德国第一届代谢组学国际研讨会。Metabolomics More – The Impact of Metabolomics on the Life Sciences. Freising-Weihenstephan. 亥姆霍兹慕尼黑中心的 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研究所 (所长:威尔纳.梅乌斯Werner Mewes教授)主要从事蛋白质的功能及结构分析,尤其是象酵母、拟南芥和小鼠等模型基因组的特征标定。核心目标是开发新方法,解读分子生物学数据和预报运用数学算法已经无法直接获得的那些信息。 亥姆霍兹慕尼黑中心 流行病学研究所 (所长:埃里希.维希曼H.-Erich Wichmann教授)主要进行量化小风险的方法学研究,比如颗粒物和空气污染对肺以及心血管系统的影响,呼吸系统疾病和过敏症的区域化分布和发展情况。该研究所的一个新的重点是复杂疾病的分子学分析(如哮喘、2型糖尿病、心脏病发作)。核心任务是采用流行病学的方法探讨环境以及遗传因素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 KORA (奥斯堡地区健康研究合作项目,埃里希.维希曼教授负责)是一个在流行病学、卫生经济学、卫生服务等方面以人口卫生调查为手段的科研平台。KORA是一个有民众代表性的人口普查网络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对应的跟踪研究。这个平台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对每个任务的规划、实施以及资助,都有很广泛的外部伙伴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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