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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9）: xjtuhyg 2019-1-26 12:53;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9）提要：丝绸之路自起始就是一条双向贸易之路，全称应为玉石丝绸之路。所谓“丝绸”之路，有赖于中国丝绸文化与桑蚕纺织业的发展；所谓“玉石”之路，是指中国除自产玉石种类外，部分玉种来源于域外，譬如和田玉、昆山玉、碧玉以及玛瑙、宝石（狭义）等。这条沟通中西、互通有无之路肇始于中晚商，成熟于西周，以由东向西输出丝绸、由西向东输出玉石为特征而得名。它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是早期欧亚大陆与中国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关键词：丝绸之路，玉石之路，桑蚕，西周　　作者：霍有光（西安交通大学）　　　　十六、西周芮国出土玉器欣赏　　在丰镐京城的东部，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周小诸侯国——芮国，地点在现今的陕西韩城一带，与山西、河南毗邻。芮国遗址出土的大批精美玉器，有三点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发现了七座可能属于芮国国君及其夫人的大墓，由于墓主等级较高，所以出土玉器的质地与工艺甚至都超过了张家坡贵族墓地出土的器物；二是芮国位于丰镐京城之东130公里，说明和田玉原料可由西域→西周国（宝鸡）→西周丰镐京城（西安）→西周芮国（韩城），然后进入河南或山西。三是玉佩串饰中圆雕玉制桑蚕数量多，造型生动，多为和田玉雕琢。反映了小国诸侯也有非常发达的丝绸文化。　　芮是西周、春秋时期众多诸侯国之一，公元前七世纪周成王在位时正式建立芮国，国君被称为芮伯，曾在周王室担任司徒的职位。春秋时期，秦穆公灭亡了芮国。亡国后，芮国君主宗室以国为氏。目前山西还有芮城，应与商周时期芮国有关联。华夏姓氏中的芮姓，应是芮国后裔。　　陕西韩城刘家洼遗址一座保存状况较好的“中”字型大墓的椁室东北角，建鼓铜柱套上刻铭“芮公”作器，下压的1件铜戈上亦有“芮行人”铭文。据此判断，墓主当为春秋早中期的一代芮国国君。一座竖穴土坑大墓，出土有2件铸有“芮公”的同铭铜鼎、5镈9钮的编钟、大量的车马器，未发现任何兵器，且葬俗与其他墓葬迥异，推测墓主可能为芮公夫人。　　陕西韩城梁带村目前已发现西周以及春秋时期的墓葬共一千三百余座、车马坑六十四座。芮国墓地的各种遗迹、遗物保存完整，出土有大量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器、漆木器等随葬品。玉器的时代跨度大，西周春秋早期玉器是主体，是芮国贵族珍藏品。玉器的种类比较多，琢磨工艺较为精致，出现玉金工艺，反映芮国手工艺有很高的水平。　　凤纹玉柄形器　　凤纹玉柄形器　　立鸟玉佩　　龙形玉佩　　龙形玉佩　　龙形玉佩　　龙形玉佩　　七件玉璜主佩（局部1）　　七件玉璜主佩（局部2）　　七件玉璜主佩（局部3）　　七件玉璜主佩　　玉扳指　　玉璧　　玉蚕　　玉铲　　玉琮　　玉琮　　玉管　　玉管　　玉环　　玉璜　　玉璜　　玉璜　　玉玦（和田粟玉）　　玉玦（和田粟玉）　　玉玦（和田粟玉）　　玉鸟　　玉鸟　　玉鸟　　玉鸟　　玉鸟　　玉牛　　玉牛　　玉牌　　玉佩饰（和田玉、红玛瑙珠）　　玉佩饰（和田玉、红玛瑙珠）　　玉佩饰（玉桑蚕、红玛瑙珠、绿松石）　　玉佩饰（玉桑蚕、红玛瑙珠）　　玉佩饰（玉桑蚕、红玛瑙珠）　　玉佩饰（玉桑蚕、红玛瑙珠）　　玉佩饰（玉桑蚕、红玛瑙珠）　　玉佩饰（玉桑蚕、红玛瑙珠）　　玉磬　　玉磬、编钟　　玉人　　玉人　　玉人　　玉璋　　玉制兵器　　玉制兵器　　玉制兵器　　玉猪　　; 4617 次阅读|1 个评论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8）: xjtuhyg 2019-1-25 12:10;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8）提要：丝绸之路自起始就是一条双向贸易之路，全称应为玉石丝绸之路。所谓“丝绸”之路，有赖于中国丝绸文化与桑蚕纺织业的发展；所谓“玉石”之路，是指中国除自产玉石种类外，部分玉种来源于域外，譬如和田玉、昆山玉、碧玉以及玛瑙、宝石（狭义）等。这条沟通中西、互通有无之路肇始于中晚商，成熟于西周，以由东向西输出丝绸、由西向东输出玉石为特征而得名。它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是早期欧亚大陆与中国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关键词：丝绸之路，玉石之路，桑蚕，西周　　作者：霍有光（西安交通大学）　　　　十五、张家坡西周出土玉器欣赏（下）　　（5）玉鸟　　玉鸟　　玉鸟　　玉鸟　　玉鸟　　玉鸟　　玉鸟　　玉鸟　　玉鸟　　玉鸟　　　　（6）玉鱼　　西周鱼形棺饰　　西周鱼形棺饰　　西周鱼形棺饰　　西周鱼形棺饰　　西周鱼形棺饰　　西周鱼形棺饰　　西周玉鱼　　西周玉鱼　　西周玉鱼　　西周玉鱼　　西周玉鱼　　西周玉鱼　　　　（7）玉制兵器　　西周玉戈　　西周玉戈　　西周玉戈　　西周玉戈　　西周玉戈　　西周玉戈　　西周玉戈　　西周玉戈　　西周玉戈　　西周玉戈　　西周玉戈　　西周玉戈　　西周玉钺　　西周玉钺　　西周玉钺　　　　（8）玉制工具　　西周玉铲　　西周玉凿　　西周玉凿　　; 1153 次阅读|1 个评论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7）: xjtuhyg 2019-1-25 09:48;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7）提要：丝绸之路自起始就是一条双向贸易之路，全称应为玉石丝绸之路。所谓“丝绸”之路，有赖于中国丝绸文化与桑蚕纺织业的发展；所谓“玉石”之路，是指中国除自产玉石种类外，部分玉种来源于域外，譬如和田玉、昆山玉、碧玉以及玛瑙、宝石（狭义）等。这条沟通中西、互通有无之路肇始于中晚商，成熟于西周，以由东向西输出丝绸、由西向东输出玉石为特征而得名。它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是早期欧亚大陆与中国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关键词：丝绸之路，玉石之路，桑蚕，西周　　作者：霍有光（西安交通大学）　　　　十四、张家坡西周出土玉器欣赏（中）　　　　（4）装饰用玉（玉饰）　　玉蹲坐人像（和田玉）　　西周半环饰（和田玉）　　西周柄形玉饰（和田玉）　　西周柄形玉饰　　西周柄形玉饰　　西周柄形玉饰　　西周柄形玉饰（和田玉）　　西周柄形玉饰　　西周柄形玉饰　　西周柄形玉饰　　西周柄形玉饰　　西周柄形玉饰（和田玉）　　西周棺罩上的装饰：玉鸟西周龙形玉佩　　西周龙形玉佩（和田玉）　　西周人(觿)形玉佩　　西周人龙凤组合玉佩（和田玉）　　西周神人兽面形玉佩（和田玉）　　西周兽面饰（和田玉）　　西周似龙玉佩　　西周玉蝉（和田玉）　　西周玉蝉　　西周玉蝉（和田玉）　　西周玉管（和田玉）　　西周玉圭　　西周玉龟　　西周玉龟　　西周玉琀珠　　西周玉虎　　西周玉环（和田玉）　　西周玉笄（和田玉）　　西周玉玦(炭精) 　　西周玉鹿　　西周玉鹿（和田玉）　　西周玉兔　　西周玉猪　　西周玉鹦鹉　　西周玉坠　　西周玉熊; 5279 次阅读|1 个评论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6）: xjtuhyg 2019-1-23 18:57;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6）提要：丝绸之路自起始就是一条双向贸易之路，全称应为玉石丝绸之路。所谓“丝绸”之路，有赖于中国丝绸文化与桑蚕纺织业的发展；所谓“玉石”之路，是指中国除自产玉石种类外，部分玉种来源于域外，譬如和田玉、昆山玉、碧玉以及玛瑙、宝石（狭义）等。这条沟通中西、互通有无之路肇始于中晚商，成熟于西周，以由东向西输出丝绸、由西向东输出玉石为特征而得名。它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是早期欧亚大陆与中国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关键词：丝绸之路，玉石之路，桑蚕，西周　　作者：霍有光（西安交通大学）　　　　十四、张家坡西周出土玉器欣赏（上）　　　　（1）张家坡礼制用玉　　玉作为礼器（以玉载礼），起自新石器时期晚期，盛行于三代，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朝享会盟，玉器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西周时的命圭制度，更是王室诸侯间确立和维护相互关系的重要仪式之一。用玉器祭祀，可与神祇沟通感应，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思想在中国古玉器上充分表达出来，并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因素之一。　　西周玉质礼器主要指“六瑞”：璧、琮、璜、圭、璋、琥等六种玉器。张家坡发现的璜的数量较多，而出土玉器中不能确指何者为琥。　　西周玉琮。1984年陕西沣西张家坡129号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周玉琮。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周龙纹璜。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白玉，器形内侧较厚，外缘较薄，双龙纹，龙身下有爪，龙尾三角形。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璜是一种弧形的玉器。一般都认为“半璧曰璜”，其实多数璜只是璧的三分之一，有的甚至只是四分之一，只有少数接近二分之一。璜虽为弧形，也呈现多种风貌，如有扇形、半环形、半月形、拱桥形等。《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玄璜礼北方。西周龙纹璜。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此件为残件修改。　　西周龙纹璜。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周玉璜。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周玉璜。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周玉璜。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周玉璧。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周玉璧。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周玉璧。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周玉牙璧。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周玉圭。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 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 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 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 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 （上龙存疑，是商晚的）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 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 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 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透雕）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透雕）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透雕）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玉龙” 　　　　（3）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组玉佩” 　　组玉佩：又名“杂佩”、“佩玉”，专指由多件玉器串联组成的悬于身上的佩饰玉。张家坡58号墓西周中期墓地，出土了一组由3璜、4管和玛瑙珠串缀而成的组玉佩，长约70厘米。根据周代出土的大量组玉佩可以推断：一、周代的组玉佩是由多件玉璜及玉管、玉珠组合而成，这与文献记载的组玉佩结构并不吻合；二、组玉佩是贵族颈部至胸部甚至是膝下的装饰品；三、璜的多寡、佩的长短不但与时代早晚有关，更与墓主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墓主社会地位愈高，组玉佩愈长，璜愈多，佩饰愈复杂；反之组玉佩就简单短小，璜亦愈少。这种现象的背后与当时贵族所标榜的步态有关。在周代贵族佩玉以节步是基本的礼仪之需，“听己佩鸣，使玉声与行步相中适”，故当时有“改步改玉”、“改玉改行”的说法。在周代组玉佩成为一种伦理人格化的佩戴标志，其意义影响深远。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 串饰中由诸多蚕蛹组成 ) ，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贵族墓地串饰，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周圆形穿孔饰，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464 次阅读|1 个评论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5）: xjtuhyg 2019-1-22 21:38;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5）提要：丝绸之路自起始就是一条双向贸易之路，全称应为玉石丝绸之路。所谓“丝绸”之路，有赖于中国丝绸文化与桑蚕纺织业的发展；所谓“玉石”之路，是指中国除自产玉石种类外，部分玉种来源于域外，譬如和田玉、昆山玉、碧玉以及玛瑙、宝石（狭义）等。这条沟通中西、互通有无之路肇始于中晚商，成熟于西周，以由东向西输出丝绸、由西向东输出玉石为特征而得名。它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是早期欧亚大陆与中国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关键词：丝绸之路，玉石之路，桑蚕，西周　　作者：霍有光（西安交通大学）　　十三、玉石之路对春秋战国至秦代玉石文化的影响　　1995年，本人在拙著《司马迁与地学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7）一书中，专门讨论了玉石之路对“春秋战国至秦代”玉石文化的影响，现将第二编“春秋战国至秦代的地学文化”中“非金属矿产文化”的“2.玉石文化”一节（P.102-105）的部分内容转载于下： 2. 玉石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玉石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更加崇高，重要的玉器代表地位和财富，因此各国都在自己的境内寻找宝玉石矿产。《范雎蔡泽列传》云：“臣闻周有砥砨，宋有结绿，梁有县藜，楚有和朴，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砥砨、结绿、县藜、和朴四宝产于土中，均为美玉，表明周、宋、梁、楚都有本地特产的宝玉，经良工琢磨，成为“天下名器”。　　各国还通过商品交换从别国输入玉石，西域是输入玉石的主要来源，著名的昆山玉是各国期望获得的宝物。《史记》中记载有两个国家可以直接同西域交换而得到昆山玉，原因在于它们的地理位置与西域相邻。　　（1）赵国。《赵世家》：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苏厉由齐国派人送信游说赵王指出：“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代马、胡犬、昆山玉均来自赵的北方，说明经内蒙、宁夏、甘肃有联接西域的交通通道，昆山玉可沿此道输入。　　（2）秦国。《李斯列传》载李斯谏秦王逐客时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秦获得昆山玉，始发路线不一定与赵国相同，可能是由陕西入甘肃，再经河西走廊与西域发生交往。　　我国对西域昆仑山的认识由来已久。《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昆仑山在亚洲腹地（中心），可谓最高的山脉，先民对昆仑高度的认识虽不准确，但对其高度留下的深刻印象说明来自和其它已知山脉的对比，因此古人认识的昆仑山就是我们现代所称的昆仑山。大禹时期是否为寻玉石而至昆山尚不可知，但考古证实，殷商时王室就贵昆山玉，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大多都是昆山玉制品。《史记正义》在《赵世家》注释说，如果秦国越过赵国的句注山（今山西代县西北），攻取常山而据守之，“西北代马胡犬不东入赵，沙州（今甘肃敦煌西）昆山之玉亦不出至赵矣”。说明商至战国，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又是一条重要的宝玉石贸易之路。　　昆山玉又称和田玉，是阳起石、透闪石类玉石，产于新疆和田县。和田古名曾叫于阗，故其地之玉又称于阗玉。玉质细腻致密，滋润而无杂质，硬度高于一般玉石，颜色有白色、灰绿色、灰白色、绿色、米黄、淡黄、褐、淡紫、黑色等。昆山玉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是公认的最上等的玉石品种，先民认为只有王者才能拥有。《龟策列传》记载宋元王二年（公元前530年），卫平对宋元王曰：“王独不闻玉椟只雉，出于昆山；明月之珠，出于四海；镌石拌蚌，传卖于市：圣人得之，以为大宝，大宝所在，乃为天子。”只有贵为天子，才配得到昆山玉制之椟，明月之珠。无怪乎战国时各国君主都把昆山玉视为至宝。玉石文化是开辟丝绸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记》为我们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玉石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　　（1）玉器作为礼器。《鲁周公世家》：“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荀子·大略》亦云：“聘人以珪，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 　　（2）名贵玉器价值连城，可用来交换城池或土地，当时有名的玉器有和氏之璧、夜光之璧等。《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相如对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又说：“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 　　（3）玉石作为装饰品，常见玦、环、佩等，也用来镶嵌器具。《春申君列传》：“赵使欲夸楚……刀剑室以珠玉饰之。”《墨子·辞过》：“铸金以为钩，球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吕氏春秋》说四季天子佩四色玉，孟春、仲春、季春“服青玉”，孟夏、仲夏、季夏“服赤玉”，孟秋、仲秋、季秋“服白玉”，孟冬、仲冬、季冬“服玄玉”。　　（4）玉器作为馈赠和赏赐。《秦本纪》：秦缪公“五年（公元前655年），晋献公灭虞、虢，……以璧马赂于虞故也”。《苏秦列传》：赵王“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白璧百双，锦绣千纯，以约诸侯”。《平原君虞卿列传》：虞卿说赵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滑稽列传》：“于是齐威王乃益赍（ji）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派淳于髡入赵借兵抗楚。《项羽本纪》：张良“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夫”。　　（5）玉器作为财富的象征。《周本纪》：“西周故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越王句践世家》：范蠡助句（gou）践灭吴后，“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乐毅列传》：燕惠王时，乐毅攻下齐国七十余城，“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货殖列传》：“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 　　（6）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刻治玉玺，作为传国玺。《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史记集解》：“卫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惟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按《秦始皇本纪》说法，失去玉玺就失去国家，如“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秦子婴投降刘邦也是如此，“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　　《礼书》云：“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珍”是指宝物财富而言，“善”是指礼仪道德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玉的晶莹美丽被赋予美好的品格，君子修养应比德于玉。《荀子·法行》：“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恶！……夫玉者，君之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诗》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谓也。’”珉指似玉石的美石，君子贵玉在于玉有美好的品质而不在于玉石比珉石少。玉石赋予如此美的品质，成为君子修养的标准，玉石必将得到更多人的向往与追求。　　《管子·轻重甲》说：“中齐有蔷石也。”前人考证，“蔷石”即菑石，这种菑石是齐国所产的一种玉石。《管子·轻重丁》记载了管子的“玉璧谋”，管子建议齐桓公“使玉人刻石而为璧”，即刻菑石为璧，尺璧值一万钱，八寸璧值八千钱，七寸璧值七千钱，中等珪值四千钱，中等瑗值五百钱。请周天子批准，规定诸侯入朝祀先王之庙，“不持石璧者，不得入朝”，于是齐国制造的玉璧流行天下，“天下诸侯载黄金珠玉五谷文采布帛输齐以收石璧”。看来，春秋时齐国便有发达的玉矿开发业和玉雕手工业，齐国的玉文化对其它国家有着一定的影响。　　考古出土秦国玉器较少，主要是因为墓葬往往被盗。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在陕、甘地区发掘了大批秦墓外，还在河南、山西、内蒙、湖北、四川等省发掘了一批含有秦文化因素的墓葬遗址，初步统计已达五六百座，其中有玉器出土的约占墓葬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墓多为一般官吏或平民中、小型墓，贵族大墓常被盗窃一空。出土玉器种类有玉璧、戈、环、玦、璋、璜、珪、瑗及玉蝉、玉蚕、玉鱼等，此外还有玛瑙、水晶、煤精、绿松石和鸡血石制造的管、珠、环一类装饰品。分析区域矿产背景，陕北神木府谷一带自古就产玛瑙，陕北、关中东北盛产煤炭，陕、鄂、豫三省交界处产绿松石，水晶则秦岭花岗岩发育区产之，表明玛瑙、水晶、煤精、绿松石等广义的玉材，完全可以在秦境内发现并加以开发。　　夜光之璧在我国玉文化中被视为珍品，目前一般认为是一种夜间能发光的岩石琢治的玉璧。《史记》多处提到夜光之璧，《鲁仲连邹阳列传》描述邹阳上书梁孝王说：“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入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李斯列传》谈到数种珍宝不出于秦时也列举了“夜光之璧”。《战国策·楚一》说楚国有夜光璧，在“张仪为秦破从连横”一段文字中记载，张仪为楚王分析形势后，楚王“乃遣使车百乘，献鸡骇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　　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指出夜光璧有两个产地或来源：（1）出自叙利亚，沿丝绸之路输入中国；（2）产地可能与印度有关，是一种强磷光或荧光的萤石（氟化钙），夜间能发光。理应思索的是，璧是中国古代玉文化的主要器形之一，夜光璧的原料可能来自外国，但决不排除我国自产的可能性。秦国在楚国的西北方，秦没有夜光璧反而由楚献夜光璧，若假定夜光璧由外国输入中国，那么很难说战国时楚国已有了联接印度、叙利亚的海上航线。若没有海上航线，更合理的是，秦应在楚之前从西域输入过夜光璧。所以说，楚国的夜光璧如果不是外来的，那就应该是本国境内出产的。　　……; 3540 次阅读|1 个评论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4）: xjtuhyg 2019-1-21 11:50;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4）提要：丝绸之路自起始就是一条双向贸易之路，全称应为玉石丝绸之路。所谓“丝绸”之路，有赖于中国丝绸文化与桑蚕纺织业的发展；所谓“玉石”之路，是指中国除自产玉石种类外，部分玉种来源于域外，譬如和田玉、昆山玉、碧玉以及玛瑙、宝石（狭义）等。这条沟通中西、互通有无之路肇始于中晚商，成熟于西周，以由东向西输出丝绸、由西向东输出玉石为特征而得名。它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是早期欧亚大陆与中国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关键词：丝绸之路，玉石之路，桑蚕，西周　　作者：霍有光（西安交通大学）　　十二、张家坡遗址：西周京城辉煌的玉石文化　　　　（1）西周丰镐及张家坡遗址考古发掘概况　　A: 西周丰镐遗址　　丰镐遗址是西周王朝都城遗址，位于长安县沣河两岸，丰京在西岸，镐京在东岸，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约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作丰邑，周武王作镐京，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止，近300年间，丰、镐两京一直是西周王朝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遗址的发掘为全面研究和认识西周文化奠定了基础。1961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12-1　西周丰镐遗址示意图　　丰镐遗址1933年调查发现，1933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4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两次沿沣河进行过考古调查。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设立丰镐考古工作队，长期开展西周丰、镐两京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主要是全面普探、重点发掘阶段。在沣西张家坡、客省庄、马王村、新旺村、沣东花园村、洛水村、普渡村等地，发现了许多夯土基址、制骨作坊、陶窑、墓葬、车马坑，并发掘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发掘了西周重要贵族井叔的家族墓地。图12-2　西周丰镐遗址　　目前，已发现西周大型夯土基址14处。位于丰京西北部的张家坡岗地，东西约600米，南北约400米，西周初期作居址使用，西周早期以后，成为丰京区域内最大的一处公共墓地，现已发现西周墓葬3000余座。图12-3 　商周断代工程地层剖面取样遗址　　　　根据考古调查，汉昆明池以北的斗门镇、花园村、上泉村、下泉村、普渡村、洛水村、白家庄等地西周遗迹很丰富，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可能是镐京的中心区域。另在花园村北至普渡村东高地上，在约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探出数百座西周墓葬和车马坑，长甶盉、禽鼎、方鼎、簋、伯姜鼎均出土于此。　　西周墓葬大致可分作4期。第一期陶器以高领袋足鬲和磨光圆肩罐或折肩罐为主，时代约当文王作邑于丰之时。第二期陶器有锥足联裆鬲、折肩罐、深腹簋、盆等，一些墓葬还出土了成组青铜礼器，时代为西周早期，约从武王到昭王前后。一、二期墓葬常设腰坑，坑内殉狗架，墓葬中殉人，殉牲现象较多，用于陪葬的车马坑也多属这一时期。第三期墓葬陶器有联裆鬲、仿铜陶鬲、深腹簋、折肩罐、粗把假腹豆等，有一些墓中还出土了成组成列青铜礼器和玉器。时代约当西周中期，即穆王至夷王时期。第四期墓葬陶器有足跟疙瘩状袋足鬲、仿铜陶鬲、高柄豆、深腹盂、弦纹罐、圜底瓮等。时代约当西周晚期，即厉王、宣王、幽王时期。三、四期墓葬中基本不见人殉现象，形制较大的墓葬多陪葬有马坑。　　镐京遗址的西周遗存可分为3期。陶器中尊仅见于早期，圈足盘和三足罐见于中期，甑见于晚期。各期器物的器形和特征与丰京遗址所出者相同。　　丰镐两京已发现夯土建筑基址近30处，往往数座建筑连成群体。四号夯土基址平面呈T字形，座北朝南，东西长61.5米，南北最宽处35.5米，是迄今发现的西周中期最大的高台式夯土基址。建筑群体的周围发现有西周时期道路、小面积池沼、用陶管铺设的排水设施，周围有大量周瓦残片。花楼子村与洛水村之间一号建筑基址东西长45米，南北宽25米，是一座面南坐北的高台建筑。基址中发现大量瓦、白灰面墙皮、红烧土块和残破的陶器。小型房屋均是地穴或半地穴式，平面呈长方形、方形、圆形或椭圆形，面积一般10平方米左右，有一条坡形或阶梯状的通道将住室分成两半，屋内有灶坑，早期的居住面比较平整且经火焙烧。房屋附近常有窖穴、灰坑、水井等。窖穴为圆形袋状，底较平，灰坑多椭圆形，底不平。当时，不少窖穴和灰坑也被当作房屋使用。水井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类，井壁有对称的脚窝，深 9米以上。　　陶窑已发现20余座，分为横式窑和竖式窑两类，窑室都呈圆拱形。洛水村的陶窑为竖式窑，火膛位于窑室的下面，窑箅上有数个圆孔形的火道。客省庄的陶窑为横式窑，火膛位于窑室的前方，是一筒状甬道，窑室周壁有环形火道和一条分火道。窑前有供操作的场地。　　出土遗物有石器、玉器、陶器、铜器、骨、角、蚌制品、原始瓷器及装饰品。斧、锛、凿、锤、铲、镰、刀等生产工具，多为石制或蚌制，铜铲仅发现一件；生活用具多为陶制，有鬲、甗、鼎、甑、簋、豆、盂、罐等，出土的瓦长45厘米，宽30厘米，表面或背面有瓦钉或瓦环；铜礼器出于窖藏和墓葬，有 200余件，其中有铭文的50余件。新旺村出土的铜鼎重80余千克，应为王室或大贵族使用的重器。同一地方出土的 □ 盂，有铭文49字，记载周王内宫后妃遴选宫人宫婢之事。马王村出土有许国国君(鄦男)嫁女的媵器。沣东下泉村出土的多友鼎，铭文长达277字，记载西周厉、宣之际周人与狁之间的战争。这些铜器大都发现在居住遗址或其附近，同一个窖内出土的铜器有的非一家所作，少数年代较早，大都是西周中晚期的器物，可以推测大概是由于西周末年犬戎之乱时埋入地下的，对于探索丰镐两京的布局和西周历史的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材料。另外，还出土 2片刻字卜骨，有人认为所刻的字是易卦中的卦象，也有人认为是已经失传的文字。图12-4　西周丰镐遗址新旺村出土的勾雷纹大鼎图12-5　西周丰镐遗址新旺村出土的卫簋　　已发掘的墓葬依形制可分为3类:第一类为带墓道的大墓，包括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和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这类大墓的周围多有数座车马坑、马坑陪葬，墓葬的主人应为畿内公卿或侯伯，张家坡墓地中几代井叔的墓葬都属此类。第二类为土坑竖穴墓，数量最多。早期墓坑狭长，有腰坑，晚期墓坑宽短，少见腰坑。第三类为偏洞洞室墓，有土坑竖穴墓道，一侧挖出偏洞墓室。此类墓数量较少，其形制反映出西周文化与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的密切关系。西周多为仰身直肢葬，头向不固定，随葬品一般放在头前2层台上。早期大、中型墓中有殉人。　　发现的墓葬及附葬的车马坑、马坑和牛坑约400座。其中除少数出自普渡村外，余均在张家坡及客省庄。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少数为俯身直肢葬，头向不固定。随葬品多放在头前、棺内或棺椁之间，兵器放身旁，祭食放在头前二层台上或容器内。车马坑有方形、扇形、长方形3种。前两种都埋1车2马，长方形竖穴中埋2车4马、2车6马或3车8马。车箱下常有殉葬舆夫；马坑多长方形竖穴，内埋马2匹；牛坑为圆形或长方形，内埋牛1头。图12-6　西周丰镐遗址车马坑　　B:张家坡遗址　　张家坡位于陕西省沣河西岸马王镇西约500米处，坐落在周代都邑——丰镐遗址范围内。西周文化遗存丰富，周人的墓葬从西周初年一直延续到西周末年。张家坡西周墓地范围较大，东起张家坡村东，西至大原村，东西长约1000米。　　张家坡的西周玉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83～1986年间在丰镐遗址的张家坡墓地发掘时出土的随葬遗物，总数达1246件（组），这是研究西周玉器的重要资料。张家坡西周墓地也是目前所发现的西周早期以后丰京内最大的一处墓地。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自1956年就开始在张家坡一带进行长期的发掘工作：1956年～1957年，发掘5888平方米，揭露西周早、晚两个时期的居住遗址和182座墓葬、4座车马坑，为学术界认识西周文化面貌、建立西周文化年代序列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1961年发现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的53件青铜礼器表明这里是西周高级贵族活动区域。1967年清理西周墓葬124座、车马坑5座、马坑3座，分期研究结果对50年代的研究予以补充和订正，树立了西周墓葬分期的年代标尺。1983年～1986年的四年中，考古所沣西发掘队在张家坡西周墓地进行了规模最大、收获最为丰富的考古发掘，共发掘各类西周墓葬390座、车马坑3座、马坑22座。张家坡墓地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30年间，发掘的墓葬已近千座，其中最重要的是井叔家族墓地的发现。　　沣西车马坑内的驾马排列整齐规则，显然是用某种方法处死后由人摆置而成的殉葬物。车马坑内有驾四马作战用的戎车和驾二马乘坐用的轺车各一辆，车轮并列向东，车为木质，车厢长方形，各有车辕一根，马驾在车辕的两侧。马均对面卧在车前，6匹马头排成整齐的弧形。戎车驾马全部以青铜为饰，轺车驾马大部缀用海贝作饰。图12-7　西周丰镐张家坡出土的陶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沣西张家坡西周居址分为早晚两期。出土的陶器有较大差异。早期以黑色和红色磨光陶为主，纹饰多印纹，器类以锥足联裆鬲、盆、折肩罐、簋、尊为主。晚期以灰色和红褐色陶为主，基本不见磨光陶，纹饰多弦纹和篦纹，器类以足跟疙瘩状袋足鬲、矮足仿铜鬲、深腹盂、圆肩弦纹罐、浅腹盆、圜底瓮为主，很少见簋、尊。早期相当于文王居丰至成康之际，晚期相当于穆王至西周末年。沣东洛水村、白家庄西周居址分为3期，早期大致和沣西早期相当或略晚，中期和晚期约当沣西晚期。　　（2）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器概况　　在发掘的217座有随葬玉的墓葬中，共出土玉、石、料器1246件（组）。其绝大部分的玉、石经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广、荆志纯先生鉴定，认为质地有：软玉、蛇纹石、大理石、玉髓、石灰岩、砂岩、石英岩、炭精、生物灰岩、绿松石、接触岩、碳酸盐、千枚岩、白云岩、页岩、滑石等，其中最多的是软玉（和田玉），占鉴定标本总数的65%，其次是蛇纹石和大理石，分别占总数的18.1和9.3%。　　《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石器质地统计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详细统计了出土软玉（和田玉）、蛇纹石、大理石、玉髓、绿松石等玉器的数量。其中软玉（和田玉）661件，占出土玉、石器总数（1017件）的65%，彰显了玉石之路在西周玉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图12-8　张家坡西周墓地出土玉、石器质地统计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12-9　《张家坡西周玉器》封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3）张家坡西周玉器龙纹、鸟纹、鱼纹分期示意图　　A:张家坡西周玉器龙纹分期示意图　　玉龙纹可分为5期。主要特征是：（1）龙头上有菌状的巨角。（2）龙头上无角。（3）龙头中部有尖状突起。（4）龙头上有尖突、口吐卷舌。（5）龙头上有尖突、口吐獠牙。图12-10　张家坡西周玉器龙纹分期示意图　　（注：参见《张家坡西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7）　　　　B:张家坡西周玉器鸟纹分期示意图　　玉鸟纹可分为5期。主要特征是：（1）鸟作蹲伏的形状，有巨大的钩喙，扬翅，绕尾。（2）鸟作匐伏状，阔喙，宽尾。（3）长尾型鸟纹，尖喙，扬翅，长尾尖锐。（4）展翅飞翔的鸟纹，器身略作三角形。（5）鹦鹉状鸟形。图12-11　张家坡西周玉器鸟纹分期示意图　　（注：参见《张家坡西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7）　　　　C：张家坡西周玉器鱼纹分期示意图　　玉鱼纹可分为5期。主要特征是：（1）鱼纹作长条形，首尾在一条直线上。（2）作鱼跃状，鱼身弯曲如璜形。（3）鱼纹拱背垂尾。（4）略具鱼形的简化形态，器形较小，无纹饰。图12-12　张家坡西周玉器鱼纹分期示意图　　（注：参见《张家坡西周玉器》文物出版社2007）; 5049 次阅读|1 个评论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3）: xjtuhyg 2019-1-20 09:38;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3）提要：丝绸之路自起始就是一条双向贸易之路，全称应为玉石丝绸之路。所谓“丝绸”之路，有赖于中国丝绸文化与桑蚕纺织业的发展；所谓“玉石”之路，是指中国除自产玉石种类外，部分玉种来源于域外，譬如和田玉、昆山玉、碧玉以及玛瑙、宝石（狭义）等。这条沟通中西、互通有无之路肇始于中晚商，成熟于西周，以由东向西输出丝绸、由西向东输出玉石为特征而得名。它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是早期欧亚大陆与中国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关键词：丝绸之路，玉石之路，桑蚕，西周　　作者：霍有光（西安交通大学）　　九、《周礼》、《吕氏春秋》与玉石文化　　 A:《周礼》与玉石文化　　（1）大宰。《天官冢宰》：大宰之职……“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及执事，视涤濯。及纳亨，赞王牲事。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祀大神祇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赞玉几、玉爵。大朝觐会同，赞玉币、玉献、玉几、玉爵。大丧，赞赠玉、含玉。”“治官之属：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 　　（2）玉府。《天官冢宰》： “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齐，则共食玉。大丧，共含玉、复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笫，凡亵器。若合诸侯，则共珠盘、玉敦。凡王之献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贿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赐，共其货贿。” 　　（3）内府。《天官冢宰》：“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之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币献之金玉、齿革、兵器，凡良货贿，入焉。凡适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赐予，则共之。” 　　（4）廾（矿）人。《地官司徒》：“廾（矿），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　　（5）大宗伯。《春官宗伯》：“大宗伯之职：……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 　　（6）天府。《春官宗伯》：“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 　　（7）典瑞。《春官宗伯》：“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王晋大圭，执镇圭，缫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三采三就；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缫皆二采再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诸侯相见，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缫皆二采一就，以眺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璧羡以起度。驵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谷圭以和难，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结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宾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凡玉器，出则共奉之。” 　　（8）磬师。《春官宗伯》：“磬师：掌教击磬、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磬。凡祭祀，奏缦乐。” 　　（9）弁师。《夏官司马》“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纮。诸公之缫斿九就，珉玉三采，其余如王之事；缫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会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弁师：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10）职方氏。《夏官司马》：“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薮曰弦蒲，其川泾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马，其谷宜黍稷。” 　　（11）怀方氏。《夏官司马》：“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治其委积、馆舍、饮食。”“怀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怀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12）职金。《秋官司寇》：“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入其要。……凡国有大故而用金石，则掌其令。”“职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13）小行人。《秋官司寇》：“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诸侯春入贡，秋献功；王亲受之，各以其国之籍礼之。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谷璧，男用蒲璧。合六币：圭以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锦，琥以绣，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诸侯之好故。……”“小行人，下大夫四人。” 　　（14）玉人。《冬官考工记》刮摩之工，包括玉人（专做各种仪礼所用之玉器），矢人（制作箭镞等），磬氏（制作石磬），以及雕人，楖人等5个工种。后二者之纪正文缺如，有人认为“雕人”系摩漆之工。　　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天子执瑁四寸，以朝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继子男，执皮帛。　　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瓒，以祀庙。琬圭九寸而缫，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规，以除慝，以易行。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玉人〕璧琮九寸，诸侯以享天子。谷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诸侯以聘女。〕　　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缫。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马。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眺、聘。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军旅，以治兵守。　　驵琮五寸，宗后以为权。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　　驵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为权。两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瑑琮八寸，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枣、栗十有二列，诸侯纯九，大夫纯五，夫人以劳诸侯。　　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饩。　　〔玉人〕栉人，阙。雕人，阙。磬氏为磬。　　由《周礼》可以看出，周代玉石文化有很系统的官府管理体制，也有专门的制玉作坊。制定用玉制度，规定了不同等级玉器的质地、形制和规格，对祭祀、礼仪等用玉也有成文规定。琢磨一件玉器，制作工序很繁复，碾制时需要画样、锯料、做坯、做钿、磨光、刻款等工序。玉器制作有专门的设计师和制作者，要有独具匠心的造型及纹饰。在没有合适金属工具（硬度不够雕刻玉石）的条件下，要有专业的制玉技师，以柔性线锯、硬性片锯、石钻具、竹管、解玉砂（刚玉）、砺石和石英等雕刻制作玉器。　　周原西周时期的齐家制玦作坊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料、成品、半成品、残次品、下脚料，各种石玦加工工具，以及工棚类设施遗存等。　　编钟和玉磬是中国古代宫廷最尊贵、最重要的组合乐器，其美妙的音乐旋律称之为金声玉振。据现有考古资料，国内出土较完整的西周石磬共28件，其中特磬8件，编磬2O件。主要分布于陕西、山西等地，其中陕西出土特磬3件(现存2件)、编磬4套，山西出土编磬3套，河南特磬4件、编磬1套，山东、湖北出土特磬各1件。　　陕西玉磬出土的具体地点及数量是：长安张家坡井叔墓M157编磬（共5件，2件完整）、长安张家坡井叔墓M163编磬（均残）、周原召陈乙区遗址编磬（共15件，复原3件）、宝鸡上官村编磬（10余件，仅存1件）等。图9-1 　周原、宝鸡出土的西周玉磬（据高蕾）　　 B:《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与玉石文化　　“ 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 ” 　　“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赤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 ”“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养壮狡。 ”“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 ” 　　 “ 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 仲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太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 季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右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 　　“ 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 ”“ 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庙，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 ”“ 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骆，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 ” 　　由《吕氏春秋•十二纪月》可以看出，天子在重大的礼仪祭祀活动中，佩戴的玉制礼器、采用的丝绸制作的旗帜服饰等，都要按照一年四季的变化而变化。春季三个月要“ 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 ”，夏季三个月要“ 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 ”，秋季三个月要“ 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 ”，冬季三个月要“ 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 ”。　　　　十、有关史籍对关中桑蚕业的描述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通鉴外纪》云：“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说明西陵氏嫘祖是黄帝的元妃，因发明养蚕抽丝、制作衣裳，泽披后世子孙，而被尊为“蚕神女圣”。《路史·后记五》亦有“伏羲化蚕”之传说。这些都是我国关于养蚕、缫丝和织绸最早的记载，大体相当于考古学文化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尚书·禹贡》记载四千年前我国先民就植桑养蚕。至商周时期，养蚕、缫丝和织绸的生产，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且生产与加工已经相当成熟。《礼记·祭义》记载专门植桑养蚕的地方：“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夏小正》中说：“三月……摄桑，……妾子始蚕。” 　　（1）《孟子》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tun）狗彘（zhi）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孟子·尽心章句上》：“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 　　（2）《吕氏春秋》（秦国）　　《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藉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译文：天子亲自率领诸侯耕种籍田，大夫，士也都有各自的职事。正当农事大忙的时候，农民不得在都邑出现，以此教育他们重视田地里的生产。后妃率领九嫔到郊外养蚕，到公田采桑，因而一年四季都有绩麻缫丝等事情要做，以此来尽力于对妇女的教化。所以男子不织布却有衣穿，妇女不种田却有饭吃，男女交换劳动所得以维持生活。这是圣人的法度。）　　《吕氏春秋·十二纪月》详细记载了国家与王室每年需要进行的桑蚕织造活动，包括：躬桑、劝蚕、分茧称丝效功、茧税、染织、绣制衣裳等。即：　　①“季春之月……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栚（zhen）曲{ 豦}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堕。”（译文：这个月，命令主管山林的官吏禁止人们砍伐桑树、柘树。此时，鸣鸠振翅高飞，戴任落在桑间。人们准备蚕薄，放蚕薄的支架以及各种采桑的筐篮。王后王妃斋戒身心，面向东方亲自采摘桑叶。这时要禁止妇女去游玩观赏，同时减少她们的杂役，鼓励她们采桑养蚕。蚕事已经完成，把蚕茧分给妇女，要她们缫丝，然后称量每人所缫之丝的轻重，考核她们的功效，用这些蚕丝来供给祭天祭祖所用祭服的需要，不许有人懈怠。）　　②“孟夏之月……是月也，聚蓄百药，糜草死……蚕事既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少长如一，以给郊庙之祭服。”（这个月……蚕桑之事已经结束，后妃向天子献上蚕茧，于是向养蚕的人收取茧税，税按照桑树的多少来均分，贵贱长幼一视同仁，用这些税收来供给祭天祭祖时所用的祭服。）　　③“仲夏之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无暴布，门闾无闭，关市无索。” 　　④“季夏之月……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忒，黄黑苍赤，莫不质良，勿敢伪诈，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 　　⑤“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长，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 　　（3）《史记·货殖列传》　　“关中自汧（qian）、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关中）南御滇僰（bo），僰僮。西近邛笮（ze），笮马、旄（mao）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襃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十一、西周考古发现与丝绸、玉石文化　　（1）西周考古发现与桑业、丝绸、玉蚕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织造丝绸的国家。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里，就常见陶制纺轮，曾发现过零星的纺织品。到了商代，除了在甲骨文中有桑、蚕、丝的象形文字外，也发现了一些实物。图11-1 　战国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上的采桑纹（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图11-2 　战国嵌错水陆攻战纹铜壶上的采桑纹（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　　西周从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起，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止，历时300多年。在国内迄今已发现的2000多座西周墓葬中，大都出过玉器，数量巨大、玉质优良、品种齐备。其中陕西重要的西周遗址有：长安丰镐、张家坡、普烟村，西安客省庄、山门口、东西道巷、北关董家窑厂，扶风黄堆老堡、扶风强家，岐山，宝鸡茹家庄、斗鸡台，凤翔、洋西大原村等。　　20世纪70年代，在关中西部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一批西周国墓地，不仅发现了包裹器物的丝织品和刺绣品，而且还发现了形态比殷商时期造型更加逼真的玉蚕。出土青铜器、玉器等各类珍贵文物2675件。其中玉器达554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玉质之好、制作之精，为西周考古所罕见。图11-3a 　宝鸡竹园沟西周玉蚕图11-3b 　宝鸡茹家庄西周玉蚕图11-4 　周原强家玉蚕　　　　周原强家玉蚕（图11-4 ），黄微泛绿色，玉质晶莹、细腻鲜润、半透明，应为和田粟玉。圆雕，通体雕琢成节褶状，弯曲如弓，呈半环形，巨目圆嘴，头端平齐，腮两侧有对称小圆孔，颈部的节褶较短窄，腹部的节褶较宽阔，尾部呈扁平状，造型形象逼真，表现出了蚕的动感与伸缩力。　　关于纺织品的织造技术，早期主要是依靠手工劳动来实现的，随着生产实践不断发展，总结完善了搓、织以及编结等手工纺织技巧。随着人们对纺织品需求的增长，原有的手工劳动已经无法适应纺织业生产需要，开始探索并制造了一些原始的纺织工具，并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得到改进。商朝已有提花的机具，春秋时期出现了改进的斜织机，在先秦后期更是出现了手摇纺车，大大提高了纺织生产效率。　　在西周沣西遗址中，曾发现大量的纺陶轮和少量的石、骨纺轮以及骨、角、铜制的锥、针之类的工具，说明纺织业在当时已是一种重要的手工业。　　墨子《所染》云：“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先秦时期的染色工艺主要分为矿染和草染两种类型。矿染就是通过对一些有色矿石粉末进行处理，从而为织品着色。因为各种有色矿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此，矿染染色技艺又称之为“石染”。而草染则主要借助的是一些富含色彩的植物燃料，其中紫草、蓝草以及茜草是较为常见的集中染色植物染料。　　西周我国的养蚕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周原西周墓葬中还出土了着色丝绸。岐山贺家村的一座墓中出土的丝织品，经纬丝密度分别为22和26根/厘米，呈红色；另一座墓中的丝织品残迹为黄土色，经纬丝密度相同，约为 30 根 / 厘米。经鉴定这是周代最早的着色丝织品。在凤雏西周房基内出土了一件精美的玉雕蚕娥，栩栩如生。宝鸡茹家庄的伯及其妾倪的墓中，伯之妻井（邢）姬墓中也曾发现丝织品的印痕，大多是半纹的织品。其中有一片织品是斜纹、提花菱纹的图案组织，菱形的图案是用提花机织出来的。而在妾倪的墓室泥土内上，三层丝织品的印痕上发现了刺縤的印痕，有鲜艳的朱红和石英两种颜色。同时二层丝织品上还附着发暗的褐色，在第三层丝织上附着棕色。妾倪墓中的丝织品采用的刺绣方法为辨子股针法，其方法为第一针始于花纹开端，由底部向上起针，将绣线从左至右绕成一个圈形，然后形成辨子股的第一环，至后依此循环，最终绣出图案。这种“辫子股”绣的刺绣针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图 11-5 　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出土荒帷印痕（左：刚出土时的印迹；右：取样时的印迹。据陈华锋2010）图11-6 　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丝绣痕迹　　除了丝织品外，西周的纺织品还有麻、葛等。在西周人们已经掌握了池水沤麻的微生物脱胶法——将麻皮沤泡后把纤维分离出来。在西周的贵族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纺织品遗物，纹饰方面除了平纹外，还有斜纹提花，如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的墓葬中，发现了斜纹提花菱纹的织物残片，这种图案是用提花机织出来了。　　（2）西周考古发现与玉石文化　　西周玉器材质继承了商代玉材较丰富的特点。玉材多为透闪石软玉，包括和田玉、岫岩玉。还有少量的玛瑙、绿松石、水晶、滑石．汉白玉、煤精和天河石等。　　西周玉器以片形为主，圆雕者很少。造型有几何形、动物形和人物形等。几何形有斧、刀、璧、环等。动物形主要是各种动物玉佩饰。如牛，鹿、虎、兔等。人物形主要有玉人、人龙合体等。还出现了结构复杂的大型组佩。　　从出土西周玉器来看，西周300余年的玉器是新的风格逐渐取代商玉风格，从商玉立体的、平面的、繁复的、简单的多种类型的玉器，逐步转化为薄片状、平面阴线刻为主的玉器，较多地沿袭了商玉线条简练的做工，后期又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阴线细密纹饰玉器。无论是研磨、切削、勾线、浮雕、钻孔、抛光，还是玉料运用和创作造型，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宝鸡市周原博物馆藏有周原遗址出土的大批精美玉器。玉器种类丰富，有玲珑剔透的玉奎、玉璋、玉璜、玉壁、玉环、玉鸟、玉鱼、玉蚕、玉佩饰等玉器数以千计，涵盖了礼器、乐器、仪仗、工具、用具、葬玉、装饰品等八大类，造型精美，一些人龙合雕器、玉龙合雕器等图案，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构思奇妙，独具匠心，均为十分罕见的艺术精品。图11-7　周原玉玦　　墓主人身上的玉佩饰，大多质料上乘，做工精巧，和田玉占有很大的比例。西周玉人“好工配好料”，利用田玉料可谓巧夺天工，纹饰线条，精巧细腻，动听流转，洒脱洒脱，赋有韵律。图11-8　周原玉饰　　　　（3）名贵玉器的价值：一件西周卫盉玉璋可置换1000亩地的使用权　　西周卫盉（he），1975年2月，陕西岐山周原遗址董家村出土。通高29厘米，口径20.2厘米，重7.1公斤。束颈，口沿外侈，有盖，鼓腹，连裆，足作圆柱形，管状长流，鋬为长舌兽首状，盖与器以链环相接。盖沿及器的颈部均装饰着垂冠回首分尾的夔龙纹，流管装饰三角雷纹，是西周恭王时期铸造的温酒器。　　该器盖内有铭文132个字，主要记载了周恭王三年（前916年），一个名叫矩伯的奴隶主裘卫分两次索取了觐见天子的东西，即价值八十朋的玉质礼器（“瑾璋”）和价值二十朋的皮裘礼服，矩伯分两次付给了裘卫1300亩农用土地，作为索取礼品的代价。裘卫把这件事情报告了执政大臣，得到了大臣们的认可，还进行了授田仪式，从而确认了转移土地归属的合法手续。　　铭文原文：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爯旂于豊，矩白庶人取瑾璋于裘卫。才（裁）八十朋，厥贮，其舎田十田。矩或取赤虎（琥）两、两鞈（韦合）一，才（裁）廿朋。其舍田三田。裘卫乃雉（矢）告于伯邑父，荣伯，定伯，亮伯，单伯，乃令（命）参（三）有司，司徒，微邑，司马单舆，司工(空)邑人，服遝受田。燹、（走甫）、卫小子瑶逆者（诸）其卿（飨），卫用作朕文考惠孟宝盘，卫其万年永宝用。　　译文：恭王三年三日，王在丰邑举行建旗典礼，接见诸侯和臣下。贵族矩伯参加这一典礼，因为缺少朝见所需的礼器和饰物，便向裘卫要来“瑾璋”一件，价值80朋。双方商定以十田偿付。此外，还取了一件赤色的虎皮，两件鹿皮披肩，一件杂色的椭圆围裙，价值二十朋，以“三田”偿还。裘卫把此事详细地报告给伯邑父、崇伯、定伯、单伯等执政大臣。大臣们就命令司徒微邑、司马单旗、司空邑人服到现场监督付给田地。卫为了把此事告慰已经逝世的父亲惠孟，便制作了这件器物，以祈求能保佑一万年永远享用。（注：一田等于一百亩）图11-9　西周卫盉　　图11-10　西周卫盉盖内铭文图11-11　西周卫盉的铭文拓片　　　　玉璋是和玉圭相似，呈扁平长方体状，一端斜刃(也有叉形刃)，另一端有穿孔。玉璋的形状，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半圭为璋。” 图11-12　宝鸡桥镇乡西周早期的墓葬中的玉璋; 7561 次阅读|1 个评论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2）: xjtuhyg 2019-1-19 10:57;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2）提要：丝绸之路自起始就是一条双向贸易之路，全称应为玉石丝绸之路。所谓“丝绸”之路，有赖于中国丝绸文化与桑蚕纺织业的发展；所谓“玉石”之路，是指中国除自产玉石种类外，部分玉种来源于域外，譬如和田玉、昆山玉、碧玉以及玛瑙、宝石（狭义）等。这条沟通中西、互通有无之路肇始于中晚商，成熟于西周，以由东向西输出丝绸、由西向东输出玉石为特征而得名。它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是早期欧亚大陆与中国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关键词：丝绸之路，玉石之路，桑蚕，西周　　作者：霍有光（西安交通大学）　　五、周穆王与西周玉石丝绸之路　　（1）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梗概　　《穆天子传》是先秦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又名《周穆王游行记》。西晋初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通称“汲冢竹书”。其中有《穆天子传》，初经荀勖、和峤等人校定，分为五篇；东晋郭璞注此书时又把《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加入，成为六卷，见于《隋书·经籍志》著录。今本乃宋人重编，相较古本有所残缺。清朝大学士纪晓岚认为，周穆王在位时，曾有过两次西征，一次是“十二年，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第二次是“十七年，王西征昆仑，见西王母”。　　相传在遥远的远古时代，昆仑山麓生活着一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部落，其首领叫“西王母”。那里的人们以虎豹为“图腾”，生产方式是狩猎和游牧。　　《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西巡昆仑山、瑶池会见西王母并受到热烈欢迎和殷勤款待的故事，涉及到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部族习俗、风物特产等内容。以上部分史事，也见于《春秋左氏传》、《竹书纪年》、《史记》等书的记载。　　据《穆天子传》描述：癸亥（第一天）周穆王达到昆仑丘；甲子（第二天）周穆王拜访西王母，将随行带来的大量丝织品和圭、璧等珍贵礼物赠送给西王母；乙丑（第三天）周穆王宴请西王母。他们相互唱咏的四言诗是研究西域地理和风土的重要资料。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又吟“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其中“白云在天”描绘了一幅湖边丘陵草原的景象，“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则描写的是草原游牧生活。临别前，周穆王还亲手栽下一棵槐树，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西王母之山”五个大字。不仅如此，同年的晚些时间，西王母亲自到中原回访了周穆王。　　《穆天子传》反映了古代新疆地区，农业和畜牧业在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有的地方献粮食上百车，有的地方既献粮食，又献大批牲畜，有的地方献良马数百匹，牛羊数千头，还记载这里有品种优良的“嘉禾”，并被穆天子带回到黄河流域种植。　　玉石的采集和玉石贸易在古新疆地区的经济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穆天子西巡，除政治、军事、丝绸贸易原因外，为了获得玉石也是重要的目的之一。居住在古代罗布泊的“珠泽之人”，很可能就是和田玉石（白玉石或羊脂玉）的主要中介贸易者。　　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的故事，在敦煌423号洞窟的壁画中得到形象的展现。图5-1 　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图5-2　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　　　　（2）周穆王的西巡路线与《穆天子传》等史籍的原始记载　　周穆王是西周的第五位国君。《穆天子传》记载了周穆王十七年的西征之事，记载了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天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与太史公记述相同。）周穆王的西巡路线说明至晚从公元前七世纪末起，就存在一条玉石丝绸之路，即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中原地区就已经和西域（中亚）有了联系。　　《穆天子传》卷二：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即《山海经》：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容成氏之所守。曰：群玉田山，□知，阿平无险〔言边无险阻也〕，四彻中绳（言皆平实），先王之所谓策府（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寡草木而无鸟兽〔言纯玉石也〕。爰有□木，西膜之所谓□，天子于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环珮之属〕，载玉万只〔双玉为瑴，半瑴为只。见《左氏传》〕。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休，游息也〕，乃命邢侯待攻玉者〔待留之也。邢，今广平襄国县〕。　　《穆天子传》卷三：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纪年》“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执贽者，致敬也〕，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纯，匹端名也。《周礼》曰“纯帛不过五两”。组，绶属。音祖〕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徒歌曰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间音谏〕，将子无死〔将，请也〕，尚能复来〔尚，庶几也〕。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顾，还也〕。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复反此野而见汝也〕。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徂，往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於鹊与处〔於，读曰乌〕。嘉命不迁〔言守此一方〕，我惟帝女〔帝，天帝也〕。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簧在笙中〕，中心翔翔（忧无薄也）。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所瞻望也〕。天子遂驱升于弇山〔弇山，弇兹山，日入所也〕，乃纪名迹于弇山之石〔铭题之〕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图5-3 　《穆天子传》图5-4 　《山海经》注引《穆天子传》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写《史记》时《穆天子传》还没有出土。《史记·赵世家》：“造父幸於周缪王（周穆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史记·大宛列传》：“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山海经·大荒西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山海经·西次三经》“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山海经·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列子》：“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乃观日之所入。” 图5-5 　穆天子传西王母之山　　　　六、《史记》记载的先秦时期的玉石丝绸之路　　（1）赵国。《赵世家》：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苏厉由齐国派人送信游说赵王指出：“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代马、胡犬、昆山玉均来自赵的北方，说明经内蒙、宁夏、甘肃有联接西域的交通通道，昆山玉可沿此道输入。　　（2）秦国。《李斯列传》载李斯谏秦王逐客时说：“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秦获得昆山玉，始发路线不一定与赵国相同，可能是由陕西入甘肃，再经河西走廊与西域发生交往。　　我国对西域昆仑山的认识由来已久。《大宛列传》：“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史记正义》在《赵世家》注释说，如果秦国越过赵国的句注山（今山西代县西北），攻取常山而据守之，“西北代马胡犬不东入赵，沙州（今甘肃敦煌西）昆山之玉亦不出至赵矣”。说明商至战国，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又是一条重要的宝玉石贸易之路。　　昆山玉又称和田玉，是阳起石、透闪石类玉石，产于新疆和田县。和田古名曾叫于阗，故其地之玉又称于阗玉。玉质细腻致密，滋润而无杂质，硬度高于一般玉石，颜色有白色、灰绿色、灰白色、绿色、米黄、淡黄、褐、淡紫、黑色等。昆山玉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都是公认的最上等的玉石品种，先民认为只有王者才能拥有。《龟策列传》记载宋元王二年（公元前530年），卫平对宋元王曰：“王独不闻玉椟只雉，出于昆山；明月之珠，出于四海；镌石拌蚌，传卖于市：圣人得之，以为大宝，大宝所在，乃为天子。”只有贵为天子，才配得到昆山玉制之椟，明月之珠。无怪乎战国时各国君主都把昆山玉视为至宝。玉石文化是开辟丝绸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七、西周时期陕西古代蚕桑业发展概貌　　传说蚕事始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女螺祖为黄帝之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裳，后世祀为蚕事之祖。陕西的蚕桑生产，若从西周公刘迁国于豳（bin）算起，大约有3800多年的历史。　　西周初年，周祖先在豳、岐一带从事农耕活动，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开陕西蚕桑业之先河。古豳地，即今陕西旬邑、邠县一带，它原是周祖先公刘所开发的。周是重视农业的氏族，所以《诗·豳风》多言农桑务本之事。《汉书·地理志》说“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墙，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诗·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蚕月即三月；条桑即修剪桑树。　　从《豳风·七月》可以得知，周人在豳地改善了农业，蚕桑生产技术也己日趋成熟。诗中“遵彼微行”(沿着桑间小道走来)，“爰求柔桑”，表明桑树业己成片栽植，且栽培的树形属高干乔木。不光是《豳风》反映了当时的蚕桑生产情况，《国风》中的《周南》、《召南》、《秦风》、《雅》里的大部分以及《周颂》，都可以找到当时蚕桑业生产的例证。种植方面，当时的山上山下，田间地头，房前屋后都有自然生长和人工种植的桑树，有的蔚然成林。《大雅·桑柔》：“菀彼桑柔，其下侯旬。”（菀wǎn，茂貌的样子。桑柔：即柔桑。侯：维，是。旬：树荫遍布。桑树柔嫩生长旺，树荫多阴凉。）《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隰桑有阿，其叶有沃……隰桑有阿，其叶有幽。”《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桑，北山有杨。”《秦风·车邻》：“阪有桑，隰有杨。”这些都说明西周时陕西的桑树栽植十分普遍。《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讲的就是在门前栽种桑梓的事。从对蚕桑的重视程度看，先民们己经认识到它是衣食之本，故对所种桑树“必敬恭止”。从蚕桑业种类看，饲养家蚕和保护野蚕业并重。《豳风·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的记载就说明这个问题。从缫丝织绸的技术方面说，当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秦风·终南》：“君子至止，锦衣狐裘”，“君子至止，黻衣绣裳。”《豳风·九罭》：“我觏之子，衮衣绣裳。 ”《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颂·丝衣》：“丝衣其紑，载弁俅俅。”（丝衣洁白，冠饰美丽）。）这都说明当时不但能织造多种丝绸衣裳，而且还在上面绣上各种花纹图案。如果蚕桑业不发达，织绸技术是绝对不会达到这样高的水平。　　西周时期陕西蚕桑业兴旺发达，原因之一是周天子躬桑倡导。据说周穆王执政期间，曾“作居范宫，以观桑者，乃饮于桑中，天子命桑虞出桑者，用禁暴民。”（《艺文类聚》卷88）因而，栽桑养蚕的生产逐渐扩广于黄河中下游各地区。　　春秋战国之际，我国的蚕桑业己经闻名欧洲大地。据说古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第一次穿上中国的丝袍，使欧洲的贵族们看了非常惊羡。当时的希腊人称我国为“塞里斯”，即“丝国”。那时三秦的蚕桑生产方兴未艾。秦昭王时开辟秦蜀交通，中原(包括三秦)的蚕桑生产技术很快传入巴蜀，遐迩闻名的“蜀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图7-1　西周玉蚕。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7-2　西周玉蚕。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7-3　西周玉蚕。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周蚕蛹基本都使用大块玉器的边角料制作。依据岩石目测鉴定知识与经验，图7-1、图7-2两只玉蚕似和田玉，质地细腻，油脂光泽。前者米黄色，为粟玉，后者为青玉。图7-3右侧的玉蚕似玛瑙。　　八、《周礼》与丝绸文化　　（1）典妇功。《天官冢宰》：“典妇功：掌妇式之法，以授嫔妇及内人女功之事赍。”“典妇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贾四人，徒二十人。典，主也。典妇功者，主妇人丝枲（xi，麻）功官之长。” 　　（2）典丝。《天官冢宰》：“典丝：掌丝入而辨其物，以其贾楬之。掌其藏与其出，以待兴功之时。颁丝于外内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赐予，亦如之。及献功，则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书其数，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赐予。凡祭祀，共黼画组就之物。丧纪，共其丝纩组文之物。凡饰邦器者，受文织丝组焉。岁终，则各以其物会之。”“典丝：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贾四人，徒十有二人。” 释曰：“掌丝入而辨其物。颁丝于外内工，皆以物授之。”因妇功，亦在此也。○释曰：后宫所蚕之丝，自于后宫用之，以为祭服，不入典丝。其岁之常贡之丝，若《禹贡》兖州贡漆丝之等，且余官更无丝入之，文亦当入此典丝也。　　（ 3 ）典枲（xi，麻）。《天官冢宰》：“典枲：掌布缌缕纻之麻草之物，以待时颁功而授赍。及献功，受苦功，以其贾楬而藏之，以待时颁。颁衣服，授之，赐予亦如之。岁终，则各以其物会之。”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 　　（4）内司服。《天官冢宰》：“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袆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素沙。辨外内命妇之服——鞠衣、展衣、缘衣，素沙。凡祭祀、宾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嫔、世妇凡命妇，共其衣服；共丧衰，亦如之。后之丧，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内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释曰：“鞠衣黄桑服也”者，谓季春将蚕，后服之，告先帝养蚕之服。……云“象桑叶始生”者，以其桑叶始生即养蚕，故服色象之。　　（5）缝人。《天官冢宰》：“缝人：掌王宫之缝线之事，以役女御，以缝王及后之衣服。丧，缝棺饰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内之缝事。”“缝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6）染人。《天官冢宰》：“染人：掌染丝帛。凡染，春暴练，夏纁玄，秋染夏，冬献功。掌凡染事。”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释曰：在此者，案其职云“掌染丝帛”。“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7）大宰。《天官冢宰》：“大宰之职……以九职任万民……七曰嫔妇，化治丝枲。……”○释曰：治理变化丝枲，以为布帛之等也。妇职谓织纴（ren），织纴（ren）为一事，组紃(xun)又为一事，缝线又为一事，三者皆妇职也。　　（8）内宰。《天官冢宰》：“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内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蚕于北郊，妇人以纯阴为尊。郊必有公桑蚕室焉。○释曰：云“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者，内宰以仲春二月诏告也，告后帅领外命妇、诸臣之妻、内命妇、三夫人已下，始蚕於北郊。　　（9）司服。《春官宗伯》：“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凡兵事，韦弁服。视朝，则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吊事，弁绖服。凡丧，为天王斩衰，为王后齐衰。……”“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由《周礼》可以看出，周代桑蚕丝绸文化有很系统的官府管理体制，有专门机构履行劝蚕、织造（管理妇人丝枲功）、收丝辨物、缝纫、染丝帛等职能。制定着装制度，规定了着装等级、形制和规格，对祭祀、礼仪等用服装有成文规定。图8-1　西周玉蚕。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8-2　西周玉蚕。沣西张家坡墓出土（现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周蚕蛹基本都使用大块玉器的边角料制作。依据岩石目测鉴定知识与经验，图8-1玉蚕似和田玉(青玉)。图8-2玉蚕似灰色大理岩。; 2146 次阅读|1 个评论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1）: xjtuhyg 2019-1-18 16:16; 西周玉石丝绸之路与文化（1）提要：丝绸之路自起始就是一条双向贸易之路，全称应为玉石丝绸之路。所谓“丝绸”之路，有赖于中国丝绸文化与桑蚕纺织业的发展；所谓“玉石”之路，是指中国除自产玉石种类外，部分玉种来源于域外，譬如和田玉、昆山玉、碧玉以及玛瑙、宝石（狭义）等。这条沟通中西、互通有无之路肇始于中晚商，成熟于西周，以由东向西输出丝绸、由西向东输出玉石为特征而得名。它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是早期欧亚大陆与中国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　　关键词：丝绸之路，玉石之路，桑蚕，西周　　作者：霍有光（西安交通大学）　　导语：西安灞桥老牛坡夏商文化遗址是西周玉石文化的源头　　西安老牛坡夏商文化遗址位于西周丰镐都城之东大约五十公里，地处灞桥区洪庆街办燎原村。1985年夏秋两季，西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对老牛坡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与试掘，2010年11月，为配合高速路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老牛坡部分遗址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老牛坡遗址是陕西规模最大的一处商代遗址，而该地发掘出的相当于夏代的墓葬、灰坑及壕沟，也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分布最西的夏代文化遗存，说明夏文化的影响已到达关中中部地区，为研究夏文化的对外传播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老牛坡遗址时代大致为新石器时代至商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前1100年）。①发现夏代墓葬3座、灰坑及壕沟，其中一座中层的铺有一幅完整马的骨架，底层有数块大河卵石；另外一座底部也是布满了大河卵石，并且两个大的蛀洞。②商代遗存包括房址、灰坑、墓葬与车马坑、陶窑等，出土各类铜、陶、玉、石、角器。发现有一座东西长37.5米、南北宽约15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遗址中有青铜冶铸残渣，出土有陶范、草拌泥墙皮残块等。　　可以这样认为，老牛坡地区繁衍的夏商石器玉器文化，是西周玉石丝绸文化的源头。老牛坡遗址石器主要有石刀、石斧、石锛、石镰、石镞等；玉器主要有玉璧、玉戈、石琮、玉璜以及小型饰物等。图0-1：老牛坡遗址出土的玉璧（陕西考古研究院）　　由这帧老牛坡遗址出土的玉璧（图1）可以看出，玉璧的周边与玉孔基本达到了正圆形。玉孔直径接近3厘米，说明已掌握了纯熟的钻孔及玉石加工琢磨技术。照片中这枚玉璧大致保留了出土时的原貌，玉器已遭风化而残损，表面尚未做清洗处理。依据岩石目测鉴定知识与经验，主色调为灰色，像是纯灰色大理岩，岩石硬度偏低或中等，治玉较容易，产地可能出自毗邻蓝田县的玉山，或玉山山下溪涧里的转石（砾石）。图0-2：老牛坡遗址出土的玉戈（西安博物院）　　此件老牛坡遗址玉戈（图2），1972年出土。戈长31厘米、最宽处8.1厘米、厚0.7厘米，属较大型的玉器。玉器表面呈灰白色，夹有黑色波浪带状条纹，玉质坚硬细腻，直内直援三角形锋，戈中部通体磨出一条脊线，援上下侧两面均开刃，内部下端雕出扉棱，援内交界处钻一圆穿，通体抛磨光滑，锋刃至今仍很犀利，是商代晚期十分精美的玉雕作品。依据岩石目测鉴定知识与经验，玉器岩性为大理岩类（或蛇纹岩化大理岩），岩石硬度中等，产地可能出自毗邻蓝田县的玉山，或玉山山下溪涧里的转石（砾石）。图 0-3 ：老牛坡遗址出土的玉琮（西安博物院）　　此件圆形玉琮，1974年西安老牛坡遗址出土，高3.9厘米、外径6.7厘米，琮呈圆筒状，外表雕出三个长方形弧形座，琮两端射长短略有不同，通体抛光，素面无纹。依据岩石目测鉴定知识与经验，整体为均质青绿色，油脂光泽，岩质细腻，属于硅质碧玉岩，岩石硬度比较高（硬度略高于石英），治玉难度要远远大于加工大理岩，玉料可能不是本体自产，产地来源可能是新疆。　　一、西安沣镐京城历史沿革　　周人原为古老部落，耕牧于渭水流域。始祖弃，被尊为农神，号称后稷。周人几经迁徙，至古公亶父（周太王），迁居于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始以周为国名，臣属于商。古公亶父之子季历为商王太丁所杀，季历之子姬昌继立，是为文王。文王统一渭水流域，迁都于丰邑（今西安市沣水西岸），其子姬发率诸侯东征，阵于牧野，翦灭商殷，建立周朝，定都于镐（今西安市沣水东岸）。传至幽王，为犬戎所灭。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一代、十二王。　　武王逝世，太子诵继承了王位，是为成王。（1）成王派召公测量洛邑，周公反复察看地形，营建洛邑，安放九鼎，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四方进贡的路程都一样”，写下了《诏诰》、《洛诰》。成王把殷朝遗民迁徙到洛邑。（2）成王消灭了殷朝的残余势力，写下了《周官》，说明周朝设官分职用人之法，重新规定了礼仪，谱制了音乐（金声玉振），对法令、制度也进行了修改，百姓和睦、太平，颂歌四处兴起。　　总之，西周丰镐都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沣河两岸，始建于公元前11世纪，止于公元前771年，在西周300多年的历史中，这里始终是周人的活动中心，也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安附近第一次出现全国性的都城。丰京是宗庙和苑囿所在地，镐京为周王居住和理政的中心。　　（1）西周的几位帝王图1-1西周的几位帝王　　（2）西周纪年西周年表（公元前1122年——前771年）君主谥号姓名及另名在位时间在位年限周武王姬发前1122年—前1116年在位7年？周成王姬诵前1115年—前1079年在位37年周康王姬钊前1078年—前1053年在位26年周昭王姬瑕前1052年—前1002年在位51年周穆王姬满前1001年—前947年在位55年周共王姬繄扈前946年—前935年在位12年周懿王姬囏前934年—前910年在位25年周孝王姬辟方前909年—前895年在位15年周夷王姬燮前894年—前879年在位16年周厉王姬胡前878年—前842年在位37年共和（周、昭二伯行政，谓之“共和”）前841年—前828年在位14年周宣王姬静前827年—前782年在位46年周幽王姬宫涅前781年—前771年在位11年（注释1：中国历史自“共和元年 ”始有确切纪年。本表“共和元年”之前之历史年代，皆为后人所推算。注释2：西周之历史，存四说：①自灭殷至国亡凡257年；②凡400余年；③386年；④352年。）　　　　二、沣镐京城文献记载概况　　《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三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二彻三个。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图2-1 周王城图（“王者居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周代都城平面上系对称布局之正方形，由通过城门可容九车并行（九轨）的纵横道路，将王城划为相等的九区。宫殿居中，宫前左（西）置祖庙，右（东）建社稷。周王面南临朝而背北为市肆。上述布局反映了“王者居中”、“为数崇九”等王权思想和严谨对称的规划原则，对后世封建王朝帝都建设的影响极大。　　三、丰京遗址范围与周城考古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亦作酆）。”“考卜维王，宅是镐京。”丰京亦称丰邑，周文王伐崇侯虎后自岐迁此，面积约8～10平方公里。现已发现西周大型夯土基址，被认为是西周王室的宫殿及宗庙区。　　在长安县马王村附近的沣河两岸发现周代遗存甚丰。不仅村名有沣镐，且村中有以镐京观命名的庙宇，沣镐村附近的普渡村，发现埋有青铜器的墓葬群。按照周代葬区邻近都城的习俗，离普渡村不远的一带可能是历史上的镐京。与此同时，于沣河西岸密集的窖穴中出土1万余片甲骨和大批青铜器，发现车马坑10多处，已发掘4处，其中一坑有驾四马作战的戍车和驾二马乘坐的轺车各一辆。已发现西周大型夯土基址，被认为是西周王室的宫殿及宗庙区。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丰镐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3-1 丰京遗址范围及西周遗存分布图　　1977年到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在陕西省长安县客省庄发掘的四处夯土建筑基址，此外还在其周围探出了十处夯土基址，编号5～10，未发掘。其中四号夯土基址最大，它比在周原发掘的凤雏甲组基址和召陈三号建筑基址面积还要大，即总面积达1826．98平方米。此外，在四号基址附近还发现排水设施。四号基址的规模如此之大，与过去在沣西发现的深土窑式或半地穴式基址形成鲜明对比，至少是属于高级贵族的建筑。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陶器判断，其年代始建于西周早期的后段或西周早中期之交，毁于西周晚期的前段。　　1983～1984年对镐京遗址进行钻探和调查，在官庄村、斗门镇、下泉村砖厂及花楼子发现西周建筑基址10余处，其中位于花楼子的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规模宏大，错落有致。其总长59米，宽23米，面积1357平方米。主体宫室建筑面积为851平方米，平面呈“工”字形，由主体建筑和南北对称的附属建筑、夯土墙及墙基组成。　　1955年在沣西张家坡发现了西周刻字卜骨，这是继普渡村发掘长囟盂以来的又一重大发现。　　2012年2月至12月，陕西第三工作队对丰京遗址开展了全面考古调查，勘探面积40余万平方米。发现西周时期灰坑、墓葬、坑、窑、井和水池等遗迹千余个。确定了丰京遗址的范围和地下遗存的分布状况。丰京遗址范围东至沣河西滩地，西至古灵沼河、北至郿坞岭北缘、南至冯村南至新旺村南一线，大致跨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大原村、冯村、新旺村、曹家寨几个自然村，总面积约8.62平方公里。同时对丰京遗址西周遗存分布状况和特点也有新的认识。一是丰京遗址本身即为一高地，其中部紧邻沣河西岸和南部发现各有一个水面——曹寨水面和冯村东水面，西周遗存就分布在水面周围的高地上。二是西周遗存分布具有空间上呈连续性，而时间上则呈断裂性的特点。图3-2丰镐遗址西周车马坑　　四、中国早期玉石丝绸之路概貌　　考古发现在河南安阳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坟中，有产自新疆的软玉。老牛坡遗址出土的玉琮（西安博物院），玉料产地来源也可能是新疆。表明公元前13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商贸往来。　　这条玉石丝绸之路，指以西周丰镐京城（今西安）、秦咸阳京城（今咸阳）、汉长安京城（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青海、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沟通中西、互通有无的道路，因为以由东向西输出丝绸、由西向东输出玉石为特征而得名。它经过长期的不断发展，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又是早期欧亚大陆与中国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时代玉石丝绸之路概貌西周　　一说：从宗周（丰镐京城)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另一说：横跨关中平原，从甘肃平凉一带进入湟水谷地，并沿湟水一路西行，进入西王母故国。春秋战国　　（1）咸阳→甘肃河西走廊（或青海）→西域　　（2）邯郸→安邑（今山西太原东南）→河套→甘肃河西走廊→西域西汉　　由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1）南道：由阳关，经鄯善（若羌），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靬（jiān，今埃及亚历山大，公元前30年为罗马帝国吞并），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2）北道：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喀什），西逾葱岭，过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　　图4-1 丝路驼铃; 6730 次阅读|1 个评论

《西周金文记载的庙制和礼制的若干问题研究》2: kyotosizumoto 2017-5-30 10:06; 四、宗庙祭品问题 ①玉器郑玄在《周礼注》一书中曾有“宗庙献用玉爵”一语，贾公彦为此注解说：春夏受享，秋冬一受于庙。庙中则有前设几法。有关玉器和礼制的关系问题，我们以后拟另有专文论述，在此先不作论述。 ②彝器根据《周礼·幂人》记录：“祭祀，以疏布巾幂八尊，以画布巾幂六彝”。在这里，八尊六彝是宗庙祭祀的必需。前述所谓的“宗器”一词，显然就是对八尊六彝的指代。早在殷代晚期的铜器铭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为寝庙而作彝器的记载。见《殷周金文集成》一书14·9098中收录的一件铜器，其铭文为：“王商贝姒才寝用乍尊彝”。可见，祭祀用彝是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的。因此，杜预在《春秋左氏传》一书中才说“钟鼎为宗庙之常器”。到了西周初期，周天子仍然继续施行并发扬光大了这一源自殷代晚期的礼制传统。证见《盂爵》铭文：“佳王初于成周王才令盂宁登白宾贝用乍父宝尊彝”。这里，铭文是西周天子第一次去成周进行祭时的历史记录。宾贝，即贮藏钱贝，以用来制造铜爵。众所周知的考古事实是：在殷周之际，青铜器被广泛应用于礼器，作为宗庙祭祀中的重器。它不是春秋时代以后中农具和兵器的广泛应用的前兆。许倬云先生在《西周史》一书中曾以“强化国家的机能”来解释这一现象。（P27）但是，如果这一想象在殷代只是强化国家机能的话，那么，到了西周，它已经演变为一种礼制性的必然规定了。因为在先周文化中，周人已经处在一种发达的青铜文化世界了，它或许比殷商更早的接触到了中亚地区传来的异文明。如果在先周与商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毋宁说先周青铜文化和中亚文明更可能早点展开了文化交往。张忠培先生在《客省庄文化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中特别提出了先周青铜文化和早商青铜文化二者所具有的前后相继性的特点。（P84）因此，在西周宗庙祭祀中使用彝器，诚如《礼记·檀弓》中所言“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这已经是三代延续下来的定制了。具体在使用青铜酒具中，《礼记·礼器》中提出了“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之说。所谓尊卑，根据我在本章的考察，可以发现并非只是指职位和地位的尊卑，还指姓氏上的异同。即：同姓、同宗还是同族这三者的区别是划分地位尊卑的重要依据。实际上，在西周宗法社会上的尊卑概念，最初就是以同姓、同宗和同族三者作为成立的基础的。至于它具有了“礼”的意义则是后起的。因此，李先登先生在《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一书中就曾精辟地说：礼器的功能是为了表示使用者的身份等级，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因此，也就成为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所以孔子说：“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当时的各种礼制也就由这些礼器体现出来，即所谓“器以藏礼”。（P167）因此，研究儒家礼教思想如果脱离了对青铜礼器和铭文的研究，也就成为无本之木，成为无源之水了。因为“宗法制度的核心是血缘关系，因此就要提倡尊敬祖先，而尊祖莫大于祭祀，天子诸侯卿大夫等皆有宗庙，要按时祭祀。而祭祀就必须有一套礼仪，就必须使用祭器。由于祭器是国与家的头等大事，非常郑重严肃，必然用当时最为贵重的青铜来制作祭器。于是，青铜祭器--礼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在宗法制度的社会需要中产生，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由于宗法制是一种等级制，所以青铜祭器也因等级不同而不同，进而成为不同身份等级的标志。”（P169）在此基础上，原始儒家诞生了。五、姓氏异同问题在进行宗庙祭祀活动中，还必须遵守西周王朝规定的姓名异同问题。这也是礼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西周宗法制度成立的血缘基础。见《左传·襄公十二年》中的记载：凡诸侯之丧：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弥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在此出现了三种庙的名称和祭祀职能，试分析如下： ①宗庙在金文中出现“宗庙”二字并不多，一般是以“宗”、“宗庙”或“宗室”表现出来。如：《师器父鼎》：“用享考于宗室”。《过白簋》：“用乍宗室宝尊彝”。羌白鼎》：“用好宗庙”。《令彝》：“用尊使于皇室”。《南公有司鼎》：“用享于宗庙”。在《论语·宪问》中提到了卫灵公手下有个人叫祝鮀，是负责“治宗庙”的大臣。所谓“治宗庙”应该就是以安排昭穆和宗庙日常守护之职能。又见《礼记·丧服小记》中所说的“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因此，宗庙和同姓的“继别”关系是一种派生关系。 ②祖庙在金文中并无“祖庙”概念出现。在《礼记·丧服小记》中记载说：“别子为祖”。又说：“祖迁于上”。可见祖庙是以“同宗”为基础的。它是“别子”的派生物。在《陈逆簋》铭文中出现了对祖孙关系和同宗问题的记录，如下：《陈逆簋》：“陈氏啻孙逆乍为皇祖大宗簋”。在这里出现了“皇祖”和“陈氏啻孙逆”二者，所谓“啻孙”即嫡孙，“啻”同“嫡”。又出现了“大宗”的概念。而这一“大宗”又是皇祖大宗。本着“同宗于祖庙”的原则，则这里的陈氏宗族，都是可以在祖庙中出现并进行祭祀祖庙的家族成员。 ③祢庙在金文中尚未发现“祢”字，也不见于《说文解字》中。但是此字却出现在三礼和《左传》中。或许这是上述几部著作晚出的理由之一吧？但是。至少可以说目前尚未发现甲骨史料和金文史料中的“祢”字。在《礼记·丧服小记》中也记载说到了“继祢者为小宗”的概念。因此，同族的祢庙是小宗存在的基础。六、四时祭祀问题在《礼记·祭统》记载中首先提到了四时祭祀问题，如下：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但是，在《诗·天保》中出现的四时祭祀概念却是“礿祠烝尝”四者。《毛诗》对此问题的解释是：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烝。而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的解释为：礿，夏祭也。祠，春祭也。看来《说文解字》和《毛诗》都赞成以礿为夏祭·以祠为春祭的观点。对于四时祭祀之名称的异同，孙希旦在《礼记集解》一书中认为：愚谓礿禘尝烝，夏殷四时之祭名也。天子别有大禘之祭，故周改春夏祭名以避之：“春曰祠，夏曰礿”。而诸侯之祭其名不改。古《春秋》鲁有禘祭，而晋人亦曰“寡君之未禘祭”是也。为此，沈文倬先生在《宗周礼乐文明考论》一书中曾总结说：四时之祭，群书记载不一，纷然淆乱。其实也不过两个系统：一，《周礼》大宗伯职所述的祠、礿、尝、烝，与《诗·天保》的“礿祠烝尝”，不过春与夏、秋与冬互易之异，相承之迹，依稀可见。《礼记·明堂位》的“夏礿秋尝冬烝”，郑注：“不言春祠，鲁在东方，或阙之”。《大戴礼记·干乘》记春夏具曰享，而秋曰尝冬曰烝。二篇都属于这个系统。秦汉以后，《尔雅·祭统》、《公羊传》、《春秋繁露》、《说文》等书所述，完全与《周礼》一致。二，《礼记·祭统》所述的礿、禘、尝、烝，把禘列入时祭是它的特点。《国语·鲁语上》记郈敬之说“尝禘烝享”云云，可能即是《祭统》的根据。《仲尼燕居》云“尝禘之礼”，《郊特性》《祭义》云“春禘而秋尝”，具属这个系统。秦汉以后，《王制》所述与《祭统》完全一致。（P12）但是，上述四时祭祀说是否符合西周金文史料的记载的实际情况，请看下文的考证： ①礿祭·祠祭 “礿”字，在金文中只一见于《我方鼎》铭文中，但是其内容却十分重大。如下：佳十又一月丁亥我乍禦祭且乙匕乙且已匕癸礿缩二母。此件铜器收录在《三代吉金文存》一书卷十·四十三·二中。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西周初期之物。首先是对“礿”字的说明。如果“礿”为春祭的话，那么为何在此件铜器中记录的是在十一月？当时使用的历法是哪一种？为何铭文中没有出现王年？根据上述孙希旦之论，我们可以明白使用“礿”而不使用“祠”、又没有使用西周历法和王年，正说明了此件铜器出于诸侯之手。其次的问题是“且乙匕乙”和“且已匕癸”二位女人问题。这里的二位女人名号即：“租乙之妣乙”和“祖已之妣癸”。这里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并后制度在金文中的出现！“并后”一词，首见于《左传·桓公十八年》中记载，如下：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在乱国的四大祸害中，并后居首位。而这里出现的是两位被称为妣的祖乙和祖巳的妃子。在此件铜器铭文中，“我”同时祭祀两位祖辈的女性，说明了她们二人地位的相同。众所周知，殷墟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对并后现象的记录。如：子雍其御王于丁妻二匕已。《续编》1·39·3 王晖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总结说：从卜辞中看，商代直系先王之妻不少是“并后”。如中丁之妻妣已妣癸并入祀谱，祖乙有妣已妣庚入祀谱，祖丁有妣已妣庚入祀谱，武乙有妣戊妣癸入祀谱。这种有二妻或三妻一同入祀的现象，说明其地位是相等的，应即“并后”现象。（P291）《我方鼎》铭文的出现，说明了在四时祭祀活动中存在着对“并后”现象的祭祀。 “祠”字，在金文中，也只一见于《商尊》铭文中。也是西周初期之物。如下：佳五月臣才丁亥帝司。这里的“帝司”二字，一般都认为是“禘祠”二祭。祭祀时间为五月，或许还可以算作是春祭吧。而且，也没有王年。但至少把“祠”作为夏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我方鼎》中的“十又一月”和“礿祭”的同时出现，只有一种可能，即：《我方鼎》铭文中使用的是以十月作为建月之首的颛顼历。亦即，所谓春祭不是春季之祭，而是指作为建月之首的“王正月”意义上的“春”。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和诸侯历法中的“十又一月”的“春祭”才能统一起来。但是，如果《我方鼎》和《商鼎》都不使用周正的话，它们是否使用的是同一种历法体系呢？在肯定“礿为春祭”而“祠为夏祭”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相连的两个季节在具体时间上产生出七个月的跨度。就这两件铜器而言，要么各自使用不同的历法，要么礿和祠的时间性含义有误，要么有一件铜器为伪器。三者必居其一。但是，当《臣辰盉》铭文出现时，我们就必须改变“春祭曰礿”的观点了。铭文如下：佳王大龠于宗周……才五月既望隐酉。在这里的“龠”即“禴”，和“礿”字为繁简字。时间为五月，正是周历的夏季。《商尊》说五月为“祠”，《臣辰盉》说五月为“礿”。看来，“春祭曰礿”说并非西周时代的产物，而是春秋或秦汉时代学者的作伪。礿祭中使用的具体祭品，一般多为根据《周易·升卦》中的“孚乃利用礿”和《周易·既济卦》中的“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的记载。可见这里的“礿祭”才是这一概念的首出之处。而所谓的“礿祭”，一般以为是“祭之薄者”。王晖先生甚至提出了“以新菜祭祀先祖”之说。（P213）此说的根据是《汉书·郊祀志》中的“煮新菜以祭”。但是，《汉书》中的记载和西周的祭祀制度有无对应性呢？这是我们现在无法考察的。 ②禘祭·祠祭 “禘”字，在金文中多作“啻”。已见前述考证。 ③尝祭 “尝”字，在金文中出现比较多。最多见是所谓“岁尝”、“用烝用尝”和“以烝以尝”。因此，这三个是当时的习惯用语。如下：《姬鼎》：“用烝用尝”。《陈侯午簋》：“以烝以尝”。《酓前鼎》：“以共岁尝”。因为“用烝用尝”和“以烝以尝”具有了习惯用语的含义，所以在《姬鼎》铭文中没有说明作器时间。其中出现“岁祭”一词的，又多为楚王酓之物，也多没有说明王年。因此，“岁尝”是一种在楚国所特有的祭祀活动。它和“尝”不是同一种祭祀。“尝”字，首见于西周早期铜器《效尊》铭文中，如下：佳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尝公东宫内卿于王易公贝五十朋。这里，“王”和“公”同时出现，祭祀时间为周的四月。这和秋祭是不太着边际的。又见《六年召白虎簋》铭文，如下：佳六年四月甲子……用乍朕刺且召公尝簋。祭祀时间还是在周的四月。这两个周的四月进行的祭祀活动，对“秋祭曰尝”说是一个沉重地打击。 ④烝祭 “烝”字，首见于西周早期的《高卣》铭文中，如下：佳十又二月王初馆旁佳还才周辰才庚申王饮西宫烝。又见于《段簋》铭文中，如下：佳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王才毕烝。这里，“佳十又二月”和“佳十又一月”都是在冬季，也都是在以二月为建子的情况下，这和烝祭的时间规定是一致的。郭沫若先生在《金文丛考》一书中以为是“偶合”。地点是在毕。具体祭祀地点在西宫。可见，在殷周金文中，完全符合《礼记·祭统》中记载的四时之祭说的，只有烝祭一种。 “烝”字，在金文中皆写作从米从豆的“ ”字。也有在“豆”字下又从左右手之形的，表达捧起献祭之意义。看来进行烝祭是需要使用米和青铜豆。前面我们分析过米宫的职能，可能就有“舂”和“烝”的双重含义在内吧。而且，在吴闿生《吉金文录》金·四中所收《豆》铭文中就出现了“大师乍烝尊豆”一语，可以证明烝祭要使用尊和豆。除此之外，在烝祭活动中还要使用牲。见《尚书·洛诰》中的记载：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新邑指洛邑。又依《国语·周语》的记载，烝祭用牲根据使用方法的不同，又分为全烝、房烝和肴烝三种。限于本专题不是研究祭祀方法问题的，在此先不赘述。此处的烝祭在戊辰，后面又说：在十有二月，唯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可见烝祭的时间是在冬季。进行烝祭，必须符合昭穆制度的规定。否则就是逆祀，就是跻，就是僭越和非礼行为。见《国语·鲁语》中的记载：夏父弗忌为宗，烝将跻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此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齐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犹恐其踰也。今将先明而后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尝践汤与文武为不跻也。鲁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 韦昭为此作的《注》为：此鲁文公三年丧毕祫祭先君于太庙，升群庙之主，序昭穆之时也。《经》曰：“八月丁卯，大事与大庙，跻周公”是也。僖，闵之兄，继闵而立。凡祭祀，秋曰尝，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礼也。凡四时之祭，烝为备。可见这次烝祭有两件事不合周礼：一是昭穆次序不对。二是祭祀时间不对。在此，秋用烝祭只是为了追求排场，即：“凡四时之祭，烝为备”，所以遭到了有司的反对。;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425 次阅读|0 个评论

《西周金文记载的庙制和礼制的若干问题研究》1: kyotosizumoto 2017-5-23 07:52; 西周金文记载的庙制和礼制的若干问题研究1 一．用牲问题 ①牺牲在西周祭祀活动中，选用牺牲是件大事。在《礼记·祭义》中明确提出了“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岁时，齐戒沐浴而躬朝之。牺辁祭牝必于是取之，敬之至也”。所以，在《周礼·司门》中专有负责“祭祀之牛牲”的官吏。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说：牧人六牲，至祭前三月，则使宠人系而养之。若天地宗庙系于牢，芻之三月。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可以作为牺牲来使用的。其中，进行告朔活动时使用的是羊。见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中的注解：天子以朔听政班于诸侯，诸侯受而纳之弥庙，告朔以羊。在《论语·八佾》中出现了对用羊告朔的记录：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说文解字》中对“献”字的解说为：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以献之。看来，看守宗庙需要犬，而且还有专名“羹献”。但是，“犬肥以献之”则又说明了犬也具有作为牺牲用作祭品的功能。在西周铜器铭文中多次看到用牲的记载，如：《令尊》：“明公用牲于京宫”。《令尊》：“乙酉用牲于康宫”。《令尊》：“咸既用牲于王”。《令彝》：“明公用牲于京宫”。《令彝》：“乙酉用牲于康宫”。《令彝》：“咸既用牲于王”。《小盂鼎》：“用牲”。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二）》一文中说：《说文》：“牲，牛完全”。用牲是用全牛。《召诰》：“用牲于郊，牛二”。《春秋·文十五》：“用牲于社”。《春秋·庄廿五》：“用牲于社于门”。《春秋》用牲于社，乃由于日食。其义为衅社除灾。《召诰》记三月庚戌日庶殷攻位于洛汭，五日甲寅而位成，又三日丁巳而用牲于郊，其义为奠基。（P90）但是，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用牲之外还有使用鱼类进行祭祀活动的现象存在。当然，只是金文中使用牛为牺牲是最普遍的。用于祭祀活动的牺牲，祭祀之后是可以食用的。见《论语·乡党》中的记载：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因此，在孔子时代还存在着食用宗庙祭祀用品的现象。 ②禁忌在宗庙祭祀活动中存在着一些禁忌。其中，祭祀中鸟兽之肉不能作为牺牲是禁忌之一。见《左传·隐公五年》中的记载：鸟兽之肉不登于俎。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对此的解释是：俎，祭宗庙器。再有就是对“天疾”的禁忌。见《春秋谷梁传·昭公二十年》：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庙。看来。对生来具有疾病之人的禁忌是一种常见现象。尪，就是被用来作为祭祀求雨的具有“天疾”者之一种。这或许是受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所说的“接触律”的制约吧。 ③荐鲔在宗庙祭祀用品中使用鱼是一种特例。它不是普通的鱼，而是在特定的时间内使用的一种特殊的鱼。见《周礼·渔人》中有所谓“春献王鲔”一语。郑玄在《周礼注》一书中的解说是：王鲔，鲔之大者。《月令·季春》：“荐鲔于寝庙”。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为此解释为：季春三月，春鲔新来。言“王鲔”者，鲔之大者。云“献”者，献于庙之寝。故《郑注》以《月令》云“荐鲔于宗庙”。取鱼之法，岁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獭祭雨”，此时得取矣。一也。《季春》云：“荐鲔于寝庙”，即此所引者。二也。又案《鳖人》云：“秋献龟鱼”。三也。《王制》云：“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与《孝经纬·援神契》云“阴用事，木叶落，獭祭鱼”同时是十月取鱼。五也。是一岁三时五取鱼，唯夏不取。以鲔为祭品，显然和它按时而至有关。即《大戴礼·夏小正》中所说的“鲔者，鱼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时”。以此象征死亡的祖先之灵也会按时如此鱼一样，返回人间。而且，这种鱼还可以化作龙。见《淮南子》高诱《注》：“鲔，大鱼，长丈余。仲春二月，从河而上，得过龙门，便为龙”。二、用舞人数问题在西周金文所记载的铭文中，进行宗庙祭祀活动时常常要有“象舞”一项仪式。见《匡卣》铭文中的记载：“王才射庐乍象舞”。至少在这里我们已经得知了象舞的最初诞生地是射庐。而射庐又是周天子举行宗庙祭祀活动前行射礼之场所。具体论述也可以参见前面对宣榭宫由来的考证一节内容。象舞命名的由来，我以为是指模仿大象动作和形象的一种舞蹈。在射庐中行象舞的记载为古籍所未见，可见周礼内容的繁琐和复杂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之外。而今本《周礼》中记录有时居然不能全部穷尽西周礼制的诸多方面。在象舞之外，还有所谓的“干舞”，见《博古图》卷十·十一中对“孙持干”一件铜器铭文的解释：按《周官·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陈，则授舞器，既舞则受之，宾飨亦如之。然则祭于庙，用于宾，设于飨，礼莫不皆有干舞焉。盖干，武舞也。有是功斯有是舞以称之，非是则君子不取。象舞和干舞，看来是属于武舞。可能舞的本意就是为了耀武扬威和祭祀活动吧。在古籍中，我们知道宗庙祭祀活动是要举行舞蹈的。根据《左传·隐公五年》的记载：九月，考仲子之宫……始用六。 “始用六”之说，历来被学者们解释为使用六六三十六人的六佾舞蹈。而《论语》中又有“八佾舞于庭”的记载，这被孔子视为僭越行为的八佾舞蹈居然出现在诸侯的宫庭中，而它是西周天子才能使用的仪式。看来，在《左传》中，六佾舞蹈被用来宗庙祭祀，而根据《论语》的记载，八佾舞蹈则又成了西周王室日常生活的仪式，并且可以被诸侯拿来非法使用。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是：在宗庙祭祀活动和日常生活中，西周王室要进行固定的舞蹈仪式。三、盟约和宗庙用器：在两周金文中，经常可以看到诸侯之间举行盟誓时要以宗庙器物作为抵押品。这些作为抵押品的青铜器，一般可以有庙钟和乐器两大类。如下： ①庙钟如，《左传·成公十年》中记载了郑子罕把郑国宗庙中的大钟作为礼物抵押品，以求与晋国的和解：五月，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君，而会诸侯伐郑。郑子罕赂以襄钟，子然盟于修泽，子驷为质。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对此的解释是：郑襄公之庙钟。在郑与别国的盟誓问题上，郑国使用了庙钟和人质二者。看来，这说明了这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②宗器·乐器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记载齐人以宗器赂晋之事：会于夷仪。伐齐，以报朝歌之役。齐人以庄公说……赂晋侯以宗器、乐器。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对“宗器”的解释是：祭祀之器、宗庙礼乐之器。在某种意义上，前者的庙钟之类也应该是属于宗器的内容。这其实是前者的盟约用庙钟问题的延续。 ③用鼎再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记载了徐人以甲父之鼎赂齐之事：二月丙申，齐师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可见当时在盟约问题上是以鼎为先的。在《襄公十九年》却出现了“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的现象。因为是例外，所以被记录下来。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一书中还提出了下列观点：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赐之。此说显然不是西周时代的产物。当时儒家的孝道观念并不是如此发达。何休之论只是后代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之后的产物。以事实来验证，记录在当时的赐鼎现象的金文中，有：〈史兽鼎》：“易豕鼎一”。《蝇鼎》：“易鼎二”。《繁卣》：“易宗彝”。等等，在当时记录的赐鼎行为并不是如此发达和多见，这和当时铸造青铜技术和铜的大量使用与来源是有直接关系的。为此，黄然伟先生在《殷周青铜器赏赐铭文研究》一书中总结说：周代所赐之彝器，据有数字之记录，除磬之外，钟鼎爵诸器皆赐一，此盖磬为玉石，来源较易，而钟鼎爵等器类，要经铸作，成器不易，且又为宗庙祭器，数量不滥。（P196）用鼎制度的发展，便通向了西周初期列鼎制度的形成。如，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国墓地就发掘出了以列鼎形式出现的青铜鼎。而在同一墓地出土的器物大致相当于西周初期昭穆时代前后。青铜鼎的大量使用，反映了当时列鼎制度的出现和稳定发展，也是西周初期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制化的真实佐证。;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175 次阅读|0 个评论

《西周金文中迁庙制度研究》: kyotosizumoto 2017-5-23 07:49; 西周金文中迁庙制度研究迁庙制度和毁庙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这是西周宗庙制度上的一条重要原则。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为此特别解释说：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庙不毁，故云祧也。可见，祧庙是由毁庙制度而形成的。迁庙制度在其本质上是儒家宗法思想的直接来源。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中对此问题总结出一句话，即：“诸侯既不可与天子同有二祧”。这句话把原始儒家宗法制度的血缘关系阐述得十分清楚。王国维先生在论述商周政治制度的区别时曾总结为以下三点：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后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记天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诸侯既不可与天子同有二祧”之说，这无异于对注重血缘关系和立子嫡问题的西周政治制度的彻底否定。所以，王晖先生在《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就尝试着对王国维上述之说的修改和部分否定。 ①“祧”字诸说的考察 “祧”字，在古代经学家和文字学家的眼中意义是不同的。大致有以下五种解说，如下：其一，迁庙说见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中的记载：祧，迁庙也。此说的特点是把祧庙解释成迁庙，但是，通过我们上述的论述可以得知，祧庙和迁庙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其二，曾祖庙说见服虔为《左传·襄公九年》所作的注：曾祖之庙曰祧。此说的意义在于肯定了祧庙的接受对象，并且有试图以此来解说“亲庙四”说的具体成因。其三，远庙说见郑玄《周礼注》一书中的记载：远庙曰祧。此说和上述之说有一定相同之处，都是立足于为解说“亲庙四”的成立的立场上。但是，在具体区分“曾祖”和“远祖”的使用对象上，缺乏明确的说明和界定。其四，始祖庙说见杜预《春秋左传注》一书中的记载：诸侯以始祖之庙为祧。此说还是在上述二说的范围内，但是，“始祖之庙为祧”说的出现，对于解释“祖迁于上，宗易于下”之说是有一定的借助意义的。其五，功德说见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的记载：祖其有德，宗其有功，其庙不毁，故云祧也。在以上诸说中，只有贾公彦之说是立足于庙制的。对于迁庙制度的诞生问题，他认为：知“迁主藏焉”，以其显考以下，其庙毁。不可以藏迁主。文武既不毁，明当昭者藏于武王庙，当穆者藏于文王庙可知。故云“迁主藏焉”。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入子孙之庙，宜藏于后稷之庙。在迁庙制度上有个著名的“五世则迁”的原则。即许宗彦在《五庙二祧考》中总结出的有关西周庙制的规则：始祖之庙，百世不迁。即为百世不迁之宗。以下五世迭迁，即为五世而迁之宗。王贵民先生就此进一步发挥说：由于最后在宗法制度上确立了五世则迁的原则，祭祀的常制就只上及于高祖而止。因此所立亲庙也只上及于高祖，相当于《祭法篇》所说的“显考庙”。每世的高祖以上的祖庙则要不断的毁去，将其神主迁出藏于始祖之庙，这就叫做“祖迁于上”。同样，高祖以下至本人为五世，在宗法的亲属关系范围内，下一世则超出这个范围，同高祖的四从兄弟则离宗，这叫做“宗易于下”。这个“迁”和“易”都根据同一原理，同时在世系的两端实行，每一世代都这样，一个宗族始终保持着五世的系统。（P33） ②守祧在西周时代，专有守护祧庙的官员。见《周礼·守祧》中的记载：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其遗衣服藏焉。若将祭祀，则各以其服授尸。其庙则有司修除之。其祧，则守祧黝堊之。既祭，则藏其隋与其服。具体的守祧人数问题，在《周礼·守祧》中介绍说：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庙二人，奚四人。 “奄”和“奚”二者，依据郑玄的解释，即指宦官和女奴。在《左传·庄公十四年》中记录了原繁的祖先为守祧之官一事：对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点司宗袥”。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为此解释说：言己世为宗庙守臣。这里的“宗庙守臣”一语，即是指“守祧”之官。由此而来可以证明《周礼》在此问题记载上的准确性。 ③迁主及昭穆制度在具体的迁庙种类上,又有所谓“先公之迁主”和“先王之迁主”二者。见郑玄《周礼注》一书中的记载：先公之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先王之迁主，藏于文武之庙。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一书中对此问题的解说是：先公之主，不可以入子孙庙，故知向上入后稷庙。案《聘礼》云：“不腆想君之祧，既拼以佚”。诸侯无二祧，先祖之祖截藏于大庙者，故名祧。若然，后稷庙藏先公，不名祧者，以有大祖庙名，又文武已名祧，故后稷不名祧也。若然，太王、王季之主不可以入文武祧，亦当属于后稷庙也……当周公制礼之时，文武在“亲庙四”之内，未毁。不得为祧。然文武虽未为祧，已立其庙。至后子孙，文武应迁而不迁，乃为祧也。庙主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见吴荣光《筠清馆金文》一书中所收《周母宔尊》铜器铭文“母宔诸妇”，吴荣光对此的解说是：主藏于宗庙谓之宔。可见这里的神主是妇人。在西周时代，一般是把神主放在特定的房间内的石制龛内，这个龛也是制成宫室的形状。而神主所在的这个石室被称为“宗袥”。如，《左传·庄公八年》中就有“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袥”一语的记载。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为此的解说是：宗袥，宗庙中藏主之石室。当有入迁活动时，又由负责昭穆安排的官吏进行具体的排放位置的安排。见贾公彦《周礼注疏》一书中的解释：其立庙之法：后稷庙在中央，当昭者处东，穆者处西，皆别为宫院者也。这是刚放入庙中的新死者要以“当昭者处东，穆者处西”的安排在庙中受祭的固定位置。即杜预在《春秋左传注》一书中所谓的“审昭穆，列之昭穆”。负责这一工作的人被称为“宗伯”。如下：宗伯，掌宗庙昭穆之礼. 在铜器铭文中，也有“宗伯”一词出现。如，收录在《殷周金文集成》一书15·9730中的铭文：“齐侯命太子乘遽来句宗伯”。在同书第15·9729中也收录了有同样内容的铜器铭文。在西周宗法制度的礼仪中，安排昭穆是不能出现差错的。否则就是违反西周礼制的僣越行为。在《左传·文公二年》中记载了“跻僖公”一事，被认为是逆祀现象：秋八月，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后逆之。可谓乎？其实，在父昭子穆的规定下，出现兄弟同为穆而弟又为国君时，就会产生宗法制度和儒家礼教所不能容忍的“逆祀”现象。张光直先生在《中国青铜时代》一书中总结昭穆制度的三个特点为：其一昭穆显然为祖庙的分类。周代先王死后，立主于祖庙，立于昭组抑穆组视其世代而定。其二，昭穆是古人为别亲属之序而来，即庙号之分类代表了先王生前在亲属制上的分类。其三，昭穆规定了父子不能为一系，而祖孙为同昭或同穆的现象。（P164）而这一制度在迁庙活动中又是必须严加遵守的。在庙制问题上，宗伯，就是专司昭穆制度安排的官吏。昭穆的位置是不可变更的，它不受迁庙制度活动的影响。;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1094 次阅读|0 个评论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在古文字学和西周史研究上的卓越贡献: kyotosizumoto 2017-2-11 09:46; 古代中国，先后曾经有过的历法种类从“黄帝历”到洪秀全太平天国的“天历”，共有102种。加上西历和火历，就有104种历法。被称为“古历”的有七种：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和火历。《汉书·律历志》上记载的只是前六种。在已经出土的西周大量青铜器铭文中出现的作器时间记录，并不能百分之百的肯定都是出自周历。特别是记载鲁国和宋国内容的铜器铭文，因为鲁历·殷历和周历的换算，我们对此最难把握的是置闰问题。大家知道，闰月是为了维持历法的准确性而产生的一种调解方法，“十九年七闰”的定规是否为周历以外的所有历法所采用，这是不易断定的。因此，在假定所有作器时间都是出于周历的基础上，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一个假定。使用六十甲子记日法之后，对于新王的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更改甲子记日的问题，这也是千古之谜！古代中国（特别是西周诸王）王权的过分膨胀，是否会在六十甲子记日的连贯性这一“天道”面前低头呢？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假定六十甲子记日法在改元和置闰过程中永远处于不变的前提下，才能开始铜器断代研究。这是从事金文历法研究的第二个假定。有了这两个假定，为西周铜器断代学研究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立脚点。验证这两个立脚点的基础是在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先秦史料中的有关夏、商、周日食和月食问题的记录。因此十八世纪中期，理论天文学在西方的发展，使我们可以了解地球和月球诞生以来和今后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比如，根据《（伪）古文尚书》的记载，在夏代少康时代发生过一次日食。1889年，MULLER博士根据理论天文学所得出的地球上所有日食和月食的准确发生日期，得出结论：夏代少康时代的那次日食发生在西历公元前2165年5月7日的日出后一小时左右。结论的准确无误为我们重新判定《（伪）古文尚书》的史料价值提供了证据。也为夏代少康的在位时间给出了答案：西历公元前2165年前后。这一研究自古以来就是商周金文学术研究中的难点。因此，时值今日，出现的学术研究著作并不多。大致有《西周纪年研究》、《西周年代》、《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器影集》、《西周铜器断代》、《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西周年代学论丛》、《春秋靑铜器年代综合硏究》、《先秦年代探略》、《金文字形书体与二十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金文断代方法探微》、《铜器历日研究》等。毫无疑问，上述各书以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为这一研究的最高代表和学术经典。 1956年开始，陈氏的著名长篇论文《西周铜器断代》连载在《考古学报》上。后来由于陈氏被定性为右派份子而中止了论文的连载。因此，中华书局出版的此书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基础上，加上若干遗稿增补而成的。其中，遗稿增补而成的部分内容，编辑特别标志为“未完稿”。因此，本论文主要使用他公开发表在《考古学报》上连载论文为研究底本。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减低它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具体说来，他的这部著作主要贡献是两大反面：其一是西周历法和铜器断代方面。其二是古文字学方面。一、此书在西周历法和铜器断代方面的贡献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的研究，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在形制、纹饰、铭文的研究方面有了新内容。在标准器断代法的基础上，陈梦家提出了标准器组断代法，使西周青铜器的断代研究逐渐细致化。在铜器断代问题上，他主张：西周铜器的分期，对于某些铜器，是可以断为某一朝代的，但大多数的很难按照王朝来断代，有些也不需要。西周12个王和共和，其绝对年代也需作一暂时的拟定。我们曾从种种方法方面拟定了以下三期和各王的年代；西周初期80年武王公元前 1027-1025 3年成王 1024-1005 20年康王 1004-967 38年邵王 966-948 19年西周中期90年穆王 947-926 20年共王 927-908 20年懿王 907-898 10年孝王 897-888 10年夷王 887-858 30年西周晚期87年厉王 857-842 16年共和 841-828 14年宣王 827-782 48年幽王 781-771 11年以上凡是整数的10、20、30都是我们假定的。从夷王算起，所定的年代是可靠的。三个分期，各占八、九十年，它们表示西周铜器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初期，是从殷周并行发展形式变为殷、周形式的混合，所以此期的铜器更接近于殷式。在中期，尤其是后半期，已逐渐的抛弃了殷式而创造新的周式，殷代以来的卣至此消失，而周式的盨、簠至此发生。在晚期，是纯粹的新的周式的完成。以上的变更，也表现在花纹上、铭文的字形上和内容上。这对于我们研究西周社会的发展，应该是有意义的。陈氏的上述断代，基本上划定了西周的具体的历史年代范围。而对于铭文和断代之间的关系，他是如此处理的：关于铭文内部的联系，可以有以下各类：（1）同作器者凡是同一作器者的诸器，应该都是同时代的，但不一定是同时的。比如，乍册夨令所作诸器都是成王时代的，但也有早晚的不同。（2）同时人有些器提到周公东征，那么它们应该都是成王时代的。但我们应该注意，所谓“周公”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所指；记载周公东征的“周公”是周公旦。记载后人追记或追念周公的，则在周公已死之后。“周公”除周公旦以外，他的子孙世为“周公”。《令方彝》、《作册夨令》‘告于周公宫，公令……“，此周公是活着的周公旦。《井侯簋》“作周公彝”则是周公子之封于井者铸作祭祀周公之器，此周公当是已死的周公，器作于康王时代或成王的后半期。（3）同父祖关系《作册夨令》是成王时人，他作器“用光父丁”，其子作册大“乍且丁宝尊彝”则在康王时。大所作的方鼎所以确定在康王时，其理由如下：铭记铸成王祀鼎，所以在成王后。铭末的族名与夨令器同，所以是一家之物。大的祖父名丁即令的父丁，所以令和大是父子，父子先后同为铸作册之官，为公尹周公子明保的属官。（4）同族名由上举之例，可知同一个族铭之器，只表明是一家之物而不一定是同时的。1929年洛阳马坡一坑出了五十件左右同具有“臣辰”或“微”的族名的，可再分为几组：士上盉、卣、尊父癸盉、鼎、簋、爵父乙鼎、爵、卣、簋、尊、觯父辛鼎、� ，其它的称号如“王”“公”“侯”等也可以推定其人。（6）同事记载伐东夷的诸器，在一定条件下可视作同时代的，如《鼎》、《旅鼎》、《小臣簋》等。（7）同地名在一定条件下表示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如新邑是成王初的一个地名，成王及其后称为成周，则凡有新邑之称者当属成王时。凡有宗周及镐京之称者，都属西周。（8）同时《令簋》记九月才炎赏于王姜，《召尊》记九月才炎锡于白懋父。两器时、地相同，而周器上的令、王姜和白懋父都是成王时人。故可定为成王东征时器。最后，他提出这一方法论上的立场：“由于上述各事，若干独立的西周铜器就一定可以联系起来。由于联系与组合，不但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并从而使分散的铭文内容互相补充前后连串起来，经过这样的组织以后，金文材料才能成为史料”。他所研究和得出的各王铜器如下：武王铜器：《天亡簋》、《保卣》。成王铜器：《小臣单觯》、《康侯簋》、《宜侯夨簋》、《方鼎》、《旅鼎》、《小臣簋》、《鼎》、《鼎》、《明公簋》、《班簋》、《禽簋》、《冈劫簋》、《令簋》、《召尊》、《小臣宅簋》、《御正卫簋》、《令方彝》、《乍册卣》、《士上盉》、《小臣鼎》、《大保簋》、《匽侯盂》、《召圜器》、《献簋》、《方鼎》、《小臣逋鼎》、《乍册卣》、《遣卣》、《乍册瞏卣》、《献侯鼎》、《盂爵》、《士卿爵》、《臣卿鼎》。成、康铜器：《史叔隋器》、《北子方鼎》、《应公觯》、《簋》、《井侯簋》、《小子生尊》、《尊》、《耳尊》、《鼎》、《史兽鼎》、《小臣静卣》。康王铜器：《鲁侯熙鬲》、《乍册大方鼎》、《大保方鼎》、《成王方鼎》、《鼎》、《白盉》、《大史友� 》周公若曰君奭公曰君，告汝朕兄保奭《顾命》乃同召大保奭大保率西方诸侯由此可知大保、君奭、召大保奭并是一人。君、保、大保是其官，公是其尊称，召是其封地之名。西周金文称之为召公、召白，《诗·江汉》称召公、《甘棠》称召伯。据君奭，周公称保奭为我之兄，故《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而《论衡·气寿篇》曰“邵公，周公之兄也。” 在《西周金文中的册命》一文中，陈氏主张：册命既是预先书就的，在策命时史官授于王而王授于宣命的史官诵读之，则前述甲组诸例的“王若曰”以下的命辞乃是王的说话，其中代名词为“余”乃王所自称。《洛诰》“今王即命，曰”是王之亲命，故“曰”前无“王若”之语。这一观点十分敏锐而且具有辞例研究的典型意义在内。第二、对商周史事和人物研究的贡献如，关于《令簋》铭文中出现的“丁公”，他考证：铭文三见丁公，即上文的“公尹白丁父”。《令彝》周公子明保，又曰明公、明公尹，保和尹是其官职，公是尊称。以此例之，白丁父之官职是尹，其尊称是公，故可以称丁公。《令彝》称其父为父丁，丁是庙号，此父丁在第5器称为“虔公父丁”，所以此器的公决不是令父。白丁父可能是姜姓齐侯吕伋，《齐世家》又称之为丁公。在《册命篇》一文中，他主张王国维的《释史》一文有误，他认为：王氏以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内史尹、命尹等为史官之一，是正确的。但将它们与作册、内史、尹氏等同起来，则是不对的。古代官制的研究,固当明其类别与其彼此的关连，但亦应注意主持某一类事的官常有变换，而某一种官因时代不同而改易其地位和性质。作册本是制作策命之人，及史官代宣王命的制度产生，乃兼而为代宣王命之人。西周中期其权落于在王左右的内史，在西周晚期则尹氏取而代之。不能不说，陈氏的这一结论是十分有参考价值的。他非常清晰地给我们描绘了西周时期管制演变的一格历史过程。第三，对商周地理研究的贡献如，有关郯地。他主张：西周初之郯与春秋之郯不在一地。《齐世家》“桓公二年灭郯，郯子奔莒”，《集解》云：“徐广曰一作谭。”齐桓公二年当鲁庄公十年（公元684年），所以《春秋》庄十曰：“齐师灭谭。”杜注：“谭国在济南平阴县西南。”是谭即郯，在今历城县东75里龙山镇。《春秋大事表》以谭为子姓，当有所本……春秋时期的郯，见载于《春秋》宣四、成八、襄七和《左传》昭十七。《竹书纪年》越“朱句三十五年灭郯，”是在公元前414年。此所灭者即《汉书·地理志》东海郡的“郯，故国，少昊后，盈姓。” 今郯城县西南。此郯可能是周初灭郯以后南迁之国，犹成王既伐奄与薄姑，迁徙其国。再如在《论丰、镐及宗周》一文中，他主张：就已有的金文材料来说：丰多见成王器，西周初至穆王居镐京的记录较多。宗周、成周之名，西周初期常见，以后也常见。新邑、王，惟见于成王器。武王时的周不见于成王器，成王以后周与成周并见而周多共王以后器。由此似说明武王至穆王较多的居于西土的都邑、册命臣工，而穆王以后较多的在东国的洛邑。可见，他的商周地理研究是紧密结合商周史和历史文献的。不单单是利用金文史料，而是将金文史料和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第四，对疑难古文字释读的贡献如，关于《小臣宅簋》铭文中出现的“甲”字字形，他考证：甲即甲衣，《广雅·释器》：“函、甲、介，铠也。”《周礼·考公记》“函人为甲”，以革为之。《左传》庄十一“蒙皋比而犯之。”据杜注则是虎皮。《楚辞·九歌》“操吴戈兮披犀甲。”此器的甲字，则象干盾之形。旧或误释为干，或误释为十。卜辞卜人名“古”，金文《大盂鼎》“戎”“古”，《庚赢卣》“姑”皆从甲，都与此器“甲”字相同。西周金文其它的戎字则从“十”，小篆“戎”字则从“甲”。金文甲胄之“甲”与甲子之“甲”虽有繁简之别，其实是同源的。《小盂鼎》的“贝胄一，金甲一”，《十五年曹鼎》的“甲，殳”都与此器之“甲”字同形。再如，在《未完稿》一文中，陈氏考证出“”字的准确含义。他认为：字旧释作。吴大澂曰“此因夨人伐散邑，乃九散邑正其疆界也。”日本小川琢治释也，谓从戈与从刀同义，引《方言》“，续也。”郭氏从之，读作营业之业。“谓因夨人营业于散邑，故用田以报散氏……事乃和平交易，非战争赔偿也。”今以为当释为接壤之接。而对于已经被学术界考证出来的文字，如《大夨始鼎》中的“夨”字。他也能从文字写法考虑铜器断代，提出他的见解。他主张：“惟从夨自写法看，应属西周中期。” 总之，陈氏此书名为西周铜器断代，但是实际上却是以礼制、历法、历史和金文文字考证为中心的铜器断代，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同类著作。至今依然是无法超越的辉煌学术经典。; 个人分类: 商周历史文化|2488 次阅读|0 个评论

史牆盤銘新釋: 热度 1 warlong 2014-9-2 17:14; 史牆盤銘新釋（郑中）史墙盘于1976年12月15日，发现于陕西省周原遗址内扶风县白家村南100多米的坡地上，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在距地表30厘米处发现了一处青铜器窑藏，共出土青铜器103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件青铜器是史墙盘。1996年6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鉴定组鉴定时被定为国宝。2008年曾调北京参加奥运珍宝展。史墙盘器形宏大，制造精良。盘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圆形，浅腹，双附耳，圈足。器腹饰鸟纹，圈足饰云纹，以雷纹为地。造型稳重、制作精工。内底铸有铭文18行284字。全文18行，中间空一行，形成两组，各九行。铭字标准，整齐排列，均匀疏朗，粗细一致，笔势流畅，有后世小篆之端倪，故可谓西周金文成熟之代表作。史墙盘措词工整，有诗经风格，是迄今所发现的金文中价值最高的铜器铭文之一，也是解放后发现的铜器铭文最长的一篇，字数虽次于毛公鼎、小盂鼎、散氏盘等，但内容则远在其上。在西周史学、青铜器断代、西周文学等方面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史墙，微子后裔；微子，商王帝乙的长子，纣王庶兄，商封之于微子城，后葬于微山。史墙盘铭文记述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等王的重要史迹及作器者史墙的商代家世。前半部分追颂文王至穆王的业绩功德，其中文王受天命，武王挞殷，成王肇彻周邦，昭王伐荆楚等事都可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后半部分是史墙自述微氏家族自远祖以来累事周室，世代为周史官的历史。史墙颂扬先祖，作盘纪念。可见，商末部分公族已为西周拉拢，并诵扬其先祖功绩，为灭商纣做好政治准备。但史墙盘年代久远，其中许多文字至今无法辨认。网上已有几家释读版本，但我认为皆仍存在许多问题。故此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其不善者而新解之（有些字的释读是大异于流行释读的）。本次释读有许多重要的新突破，全文语义基本通顺，并首次译成白话文。读者自可对照（红色字表存疑之释字）。特注：盭，音礼，即礼之古体，周文王创立的衣食器皿使用制度。獄（言为口），慎言也，尔雅作确；一释作臣，恐非。，字型似爽，会意释作舞，通無，或释作壽，字型殊异，恐非。夒，又作夔，盖祭祀帝喾之处；一说即夏之古体。夒，猱也，长臂猿一种。十，即什，拜祭也，前人释作才（在），恐误。稽，有人释作黻。魏书：为尔稽缓，惧失民心，则更为寇。酉，天干第十，通酒、偤（期待）；前人尽释作其。鄚，前人尽释作尊，大异于金文原字。史牆盤銘白話譯文（郑中）曰：古文王创立礼制，政通人和。上帝降临美好的道德，赐予伟大的聘礼，还有上下辅佐，终于收拾天下，统一万邦。（文王）有幸辅佐武王，御驾亲征四方。鞭挞殷商，经略民众，一直团结广大狄人胡虏，张弓攻伐尸童（国）。宪法之圣人周成王，左右传授敛理纲纪，用来封建制约周朝邦国。有深邃道德的周康王，分画营建疆域。弘扬鲁昭王，将楚人播撒于广大的荆地，他们惟有向南迁徙。端起酒杯敬见周穆王，（感觉）他形貌帅气，富于谋略。崇敬神情肃穆的天子，天子瞻仰文王、武王的烈烈丰功；天子高兴祝寿，卜卦察验，祈祷上天下民，发誓提倡继承先辈精神，要仰慕其丰功伟绩。上帝司佑着中夏，愿保护授予天子官令，厚福丰年，蛮方无不抓获觐见。商贸遍布青州幽州的高祖（王亥），放置在微人的灵位，呼唤周武王立即攻伐殷商。微史的列祖列宗于是远来拜见武王，武王则要求周公住宿在周髀之处。诵扬乙祖，表示追随其开辟之功，要惩戒怠慢之心，并反躬自责，淡泊明志。亚祖祖辛，保佑众多子孙，繁衍多产双胞胎，酒器之角闪着辉光，以义酒禋祀。富屖文考，乙公僕櫮，获得纯粹寿延，建议农田收割。史墙夙夜不倦，忘记了自己的年纪。墙不敢沮丧，对此发扬天子浩大显荣的退休嘉令，用作珍贵的楷模彝器。列祖文考，财宝授予墙，有尔稽、福怀、裕禄、黄耈、弥生。神位祭拜设立，期愿万年一直珍惜使用。史牆盤銘釋文（清华大学李学勤）：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受万邦。■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民永，不巩狄虘，■伐尸童。宪圣成王， ? 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南行。■■穆王，井帅宇诲。■宁天子，天子■■文武长刺，天子■无匄。■祁上下，亟■■慕，吴■亡臭。上帝司夒，尣保受天子■令，厚福丰年，方■亡不窋见。青幽高且，才■霝处。■武王既■殷，■史刺且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于周卑处。■■乙且，■匹氒辟，远猷■心子■。■明亚且且辛，■毓子孙，■■多孷，■角■光，义其■祀。■■文考乙公，■■，■屯无誎，辳啬戉■隹辟。孝■史■，夙夜不窋，其日蔑■。■弗敢抯，对扬天子丕显休令，用乍宝■彝。刺且文考，弋■受■尔■。福褱■录，黄耇弥生，龛事氒辟，其万年永宝用。史牆盤銘釋文（Bohong）：曰古(嘏)文王，初盭龢（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屏），匍（撫）有上下，□（會）受萬邦。□（執）圉武王，遹征四方，達殷畯民，永不（丕）巩（鞏）狄虘，微（凯）伐尸（夷）童。憲聖成王，左右綬(受)□（敹）剛(綱)鲧(系)，用肇□（徹）周邦。淵哲康王，丏(勔)尹億疆。宖（弘）鲁卲王，廣□（懲）楚荆，隹（唯）寏（焕）南行。祇覠（景）穆王，型帥宇（于）誨（谋）。緟寧（宁）天子,天子□(愙)□(纘)文武長剌（烈），天子□（亹）無匄（害），蹇（謇）□（祁）上下，亟□（熙）□(桓)慕（謨），昊照亡斁。上帝司夒（夏），尣（尢）保授天子绾令（命），厚福、豐年，方蠻亡不□（窋）見。青幽高且（祖），在微靈處，雩武王既?（烖）殷，微史刺（烈）且（祖）廼（乃）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寓)于周卑（俾）處。甬叀（惠）乙且(祖)，逨匹氒（厥）辟，遠猷腹心，子（兹）□（纳）粦明。亞且(祖)且(祖)辛，□（禋）毓（育）子孫，繁□（祓）多孷，齊(觩)角熾光，義（宜）其禋祀。害屖（胡遟）文考乙公，遽爽得屯（纯）無□（誎），辳嗇（穡）戉（越）曆。隹（唯）辟孝友，史牆夙夜不墜，其日蔑曆。牆弗敢抯（沮），對揚天子丕顯休令（命），用乍（作）寶尊彝。剌（烈）且（祖）文考，弋(式)貯授牆爾□（黻）、福褱（懷）、□（祓）彔（禄）、黄耈、彌生。龕（堪）事氒（厥）辟，其萬年永寶用。; 个人分类: 历史人文|13199 次阅读|8 个评论

[转载]王之贵，贵在有尊严、责任、勇气和自律: seawan 2013-5-23 16:50; http://lz.book.sohu.com/chapter-27331-118588494.html 王之贵，贵在有尊严、责任、勇气和自律，历代周王农耕稼穑必须亲力亲为；战场上一马当先的也不是命运悲惨的奴隶，而是头顶桂冠的王，数代周王都在对异族犬戎的征战中喋血沙场。王者必须去竞争，不争何以为王？竞争又必须有风度，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能失去品行。与后世“斩草要除根”的理念不一致，周武王灭商之后，纣的儿子武庚被封在商朝国都朝歌为王，国号“邶”。即使是商纣王这个亡国之君，明知周文王可能是商朝的最大祸根，照样要依约放虎归山。武王灭商与后来的秦灭六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秦灭六国，杀尽王子王孙；牧野之战，纣王眼见兵败，身着白玉衣，走向了鹿台自焚。在很大程度上，殷商军事、经济实力都还在，纣王自尽，只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现在，看着满大街广告，不管是什么都敢自吹“帝王奢华、至尊享受”，我真感觉可笑、可悲、可怜。这些无知、无良广告所谓的“王”如果单纯指豪宅、香车、美女……那么我只能说：这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臆想，与真正的“王”毫不沾边，字里行间流露的只有肤浅、粗糙、低劣和恶俗。封建王朝的每一个皇帝都可以自我标榜有“王德”，但是，我坚信只有西周统治者才真正相信天命悠悠！因为，在那个刚刚逃离蒙昧的时代，所有人都坚信自己的命运被上天掌握，王朝的命运同样如此。对权力没有任何制约的西周，“王德”是封建统治者最后的底线。这种“王德”对天命的畏惧延续了周王朝近千年的生命，此后，无论春秋五霸如何强盛，都只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再强的诸侯都必须获得王室认可。这一点，颇类似于西欧或者日本王位千年一系，绝不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强盗逻辑。很遗憾，“王德”对人的约束不能用经济学理论解释，这一点颇类似于今天的行为经济学—明明知道捐赠对自己不利，还是有人心系天下。“王德”为一个社会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每一个人都从心底信服“王德”，那么，就不会有人想去打破这个规则，每一个人的生存也就有了最后的底线。凡是试图打破这条底线的举动，都是全社会所不允许的。周公之后，西周终于到达了“成康之治”的巅峰，四十余年没有案件审理，人们生活在一片和睦之中（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民和睦，颂声兴）。; 个人分类: 博览|1421 次阅读|0 个评论

历史上的一个可能长寿之人——伯服？: xcl2822 2013-4-4 12:33; 肖长来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2013-4-4 很喜欢看书，也特别喜欢看《史记》，其中的周本纪关系中国历史纪年的关键所在。看史记人名时发现伯服出现在跨越较大的两个时代，是否为同一人呢？不敢确定！但是有值得研究和探索。不妨看看史记中周本纪的记载：（周幽王）三年（公元前778年），幽王嬖爱襃姒。襃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後幽王得襃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襃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当幽王三年，王之後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襃姒为后，伯服为太子。 …… （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襃姒，尽取周赂而去。 …… （平王）五十一年（前720年），平王崩。 …… （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桓王崩，子庄王佗立。 …… （庄王）十五年（前682年），庄王崩，子釐王胡齐立。 …… （釐王）五年（前677年），釐王崩，子惠王阆立。 …… （惠王）二十五年（前652年），惠王崩，子襄王郑立。 …… （襄王）十三年（前639年），郑伐滑，王使游孙、伯服请滑，郑人囚之。郑文公怨惠王之入不与厉公爵，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囚伯服。 …… 上述前边的伯服是周幽王之子，生于公元前778年。有人认为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之时，伯服亦被杀，时年8岁，《东周列国志》中就持这一观点。但是史记中却没有记载伯服被杀。后边的伯服，史书上多注解为周大夫。周大夫游孙、伯服被郑文公所囚，尤其指出“故囚伯服”，说明伯服与周的关系非同一般，其排名虽列游孙之后，但是所囚者伯服却是主要对象，更说明伯服的地位不一般。如果上述之伯服为同一人（悬案乎？），则伯服生于公元前778年，被囚于前639年，其享年至少为140岁，真是个长寿之人。; 个人分类: 学习交流|2889 次阅读|0 个评论

周朝诸侯年表对照: xcl2822 2010-2-16 22:54; 肖长来，吉林大学，2010-2-16 看古代文史书籍时，经常被各种不同的纪年所困扰，以史记为主，参考各种资料将诸侯年表进行排列对比，可能存在不对之处。周朝诸侯年表对照; 个人分类: 学习交流|4031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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