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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方舟子的后台是中宣部！
热度 6 fs007 2011-10-14 11:05
三、背后的主子：中宣部 (449 查看) 发布: 亦明 日期: October 09, 2011 01:17PM 三、背后的主子：中宣部 细读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永动机”重现江湖》，你就会感觉到其中的腾腾杀机：不仅开篇即点《光明日报》的名，而且全篇点徐业林的名六次，提到“骗”字六次，并且把徐业林的发明与一个叫“宇宙引力能永动机”的骗局相提并论。看看其中的这段话： “自古以来，鼓吹永动机的无非两类人，一类是无知（不懂物理学定律）或偏执（不承认物理学定 律）的空想家，一类是诈骗投资的骗子。对第一类人我们可以同情他们，对第二类人司法机关则应该侦查、惩处（据报道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梁星人事件）。凡是自 称已研制出永动机并到处推销拉投资的人，肯定是百分之百的骗子。不过，虽然徐研究员早在2000年就“热切盼望得到企业界的支持”，鉴于他承认‘无偏二极 管’还不实用，与梁星人一伙人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宁愿把他归入空想家一类。”（见： ）。 显然，方舟子这是在威胁《光明日报》和徐业林：你们如果不老老实实认栽，那我就不仅仅是“反伪”，而是要“打假”。可惜的是，不仅徐业林没有屈服于方舟子 的淫威，连《光明日报》也奋起反抗。不仅如此，方舟子、何祚庥这两个学棍在《中国青年报》和《北京科技报》上的丑恶表演，还激起了“天地生人”组织的强烈 反弹。2005年3月9日，原国家计委科技司副司长严谷良在该组织上的一个讲演中说： “继去年方舟子肆意攻击获得2003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研 究成果和有充分实验依据并获得四国发明专利的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发电芯片重大自主创新成果之后，今年3月，方舟子又凭他的那点所谓常识，妄图支撑那本在中 国科技界正义人士眼里早已臭名昭著后患匪浅的《伪科学曝光》，诬称全息生物学是典型的伪科学，攻击由于张颖清含冤病逝而站出来痛陈科技界弊端的老科技工作 者是属于‘天地生人’的小圈子，一贯鼓吹伪科学等等。够了，方舟子如此张狂的在中国科技界乱扣伪科学帽子，是谁给的权力？依据何在？有实验事实吗？有证伪 的学术论文吗？”（见：《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第35期（2005年3月9日）》， ）。 严谷良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谁给的权力？”，最为重要。所以，本节就探讨这个问题。 1、媒体新宠 2004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播出专题节目：“学术打假英雄方舟子”。2004年10月13日，由新华社主管的《瞭望东方周刊》发表《打假不必厚道——专访方舟子》。在此之后的半年时间内，方舟子又接受了六家刊物的“专访”： 2004年12月31日：《国际先驱导报》专访方舟子：转基因不是怪物 2005年1月29日：《时代人物周报》专访方舟子：从诗人到战士 2005年2月20日：《北京青年周刊》专访方舟子：学术打假，立此存照 2005年3月18日：《北京晨报》专访方舟子：我和王海境界不一样 2005年4月6 日：《北京科技报》专访方舟子：我为什么不相信中药疗效 2005年4年14日：《北京科技报》专访方舟子：金米能否解决4亿人维A缺乏症 检索新语丝网站可知，在《瞭望东方周刊》之前，没有一家纸媒体曾经“专访”过方舟子。仅有的两个网络专访，一个是1999年香港一家网站搞的《人物专访：方舟子论基督教》（见：XYS19990910， ）；另一个是新浪观察2003年3月搞的《专访方舟子：为什么学者不能腐败？》（见：XYS20030327， ）。 也就是说，在2004年底左右，尽管方舟子的名声在网络上一路下跌，但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方舟子在平面媒体上一路涨停。他一手揽“专栏”，一手接 “专访”，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抛头露面，风光无限。此时的方舟子，一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2004年夏，《人民日报》下属的《大地》半月刊第十三期的封面极具象征色彩：背景是红色的党旗，中心是身着深色西装的胡锦涛，底部是六个金光耀眼的大字：“挥剑学术腐败”。 在这期《大地》中，有一篇由孔静、文子、刘罡铭署名的“专题”文章：《学术腐败“恶疾”必须正视》。这篇文章长达万言，措辞极为锋利尖锐，显然是奉旨拟诏 之作。其前言部分先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次说中国科学院完成《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 建议》的咨询报告，“对中国科学界‘许多违背科学道德规范、败坏学风的科学不端行为、道德失范及学风浮躁现象’做了全面的评估，为严重威胁科技界肌体健康 的‘溃疡’、‘恶疾’，勾勒出了一份清晰的‘病历’。”最后透露，“据悉，这份报告即将呈报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为最高决策层整肃学风提供参考。” （见： ）。 显然，当时的中央政府是要对学术腐败动真格的了。 无独有偶。2004年10月13日，《瞭望东方周刊》发表姜殊的文章，《中国探讨治理学术腐败 主管部门义不容辞》。开篇两段话是这样的： “8月底9月初，教育部和科技部先后出台了《高校哲学社科研究学术规范》和《关于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建设信用管理制度的决定》（以下分别简称《规范》和《决定》）。 “以学术打假著称学界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参与了教育部《规范》的制订，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学术宪章”。不过仍是初步的东西，将来《规范》还要细化。’”（见： ）。 这篇文章的标题非常刺眼，让人感到这是在明确表示对学术界能否“自律”持极其强烈的怀疑态度。实际上，当时大家谁心里都明白，想要靠教育部的那个“规则” 和科技部的那个“决定”来治理学术腐败，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如此这般的主意就会油然而生：由学术界之外的人士从舆论上来监 督学术界。 最可笑的是，《大地》的那篇反学术腐败的檄文本身就是抄袭之作：该文中有四段话照抄新华网“焦点网谈”2003年12月31日栏目宋雪梅、王静的文章：《“象牙塔”中的浊流：学术腐败何时休》（见： ）；而新华网的这篇文章，则抄袭人民网2003年2月5日转载的我的文章，《是学术腐败，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见： ）。（见下图）。 【注：《是学术腐败，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原题为《是学术腐败，是学术邪恶，是学术犯罪，而不是别的》，2003年1月27日首发于新语丝，2月5日 由人民网转载。2007年9月18日，方舟子在得知笔者曾经向《中国青年报》举报自己的学术不端行为之后，以亦明“‘反对中国学术腐败’另有别的目的”为 名，将该文删除（见：XYS20070918， ）。新华网和《大地》文章抄袭的来源是新语丝还是人民网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反对中国学术腐败’另有别的目的”之人，恰恰就是方舟子及其同伙。】 像这种一边积极造假、一边高喊打假的事情，不正是方舟子及其粉丝们的一贯作为吗？事实是，那篇《大地》文章提到方舟子的名字11次、何祚庥3次，而“参与 了教育部《规范》的制订”的杨玉圣只被提到1次。《瞭望东方周刊》的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到方舟子，但是，何祚庥却出现了4次。也就是说，那些设计、制定反 学术腐败计策、政策之人，除了老方粉何祚庥、邹承鲁、于光远之外，剩下的多半是小方粉。而这些人一旦掌权，首要任务不就是把教主推向前台吗？ 也许有人会说：亦明兄，您说得头头是道，可都是一些揣测之辞，让人无法信服啊。 确实，像这种策划于暗室之内的事情，如果参与其事的人不张嘴，其他人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直接证据，因此只能根据一些间接的线索来进行分析和推理。万幸的是，参与其事的人说漏了嘴。 2、王牌《冰点》 方舟子的《中国青年报》专栏，隶属于该报的王牌版面《冰点周刊》。而《冰点周刊》，起源于1995年创办的专题版面《冰点》，其含义是不追求“热点”。到 了2004年中，《冰点》扩充为每周四版的《冰点周刊》。据《冰点》创办人、主编李大同自己说，《冰点》不仅是《中国青年报》的“著名的品牌栏目”，而且 是该报的“核心竞争力版面”。而《冰点》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地位，手段之一就是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亦称“公共知识分子”）结盟，和团中央、中宣部对着 干。看看李大同的这段叙述： “《冰点•人物》版创刊伊始，就确立了这是一个‘公民人物’版。自由知识分子王怡（《网上呼 吸》）、创建中国舆论监督网的李新德（《他们最害怕光》）、送法下乡为农民打官司的北京学者李柏光（《通往公民之路》）等等都陆续刊出。《冰点•人特》版 还开辟了‘钩沉’专栏，专门回顾近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傲人风骨，受到读者极大欢迎。而《冰点•文化》版上，由丁东和谢泳两位著名 学者以对话体方式开的专栏一期未断，延续至今。两位学者旁征博引、探精取微，直面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种种现实问题，娓娓道来，绵里藏针。在读者中很有口 碑。” （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泰得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网络文本，原文页码不详）。 按道理说，方舟子与《冰点》几乎就是格格不入：就在进入《冰点》之前一两个月，他还大骂“自由知识分子王怡”（见方舟子《装聋作哑是何罪？》，XYS20040911， ；《“自由主义者”与“通信自由”》，XYS20040927， ），并且耻与包括谢泳在内的“公知”为伍（见方舟子《请辞“公共知识分子”桂冠》，XYS20040910， ）。不仅如此，他下面这段话，明显是在要挟《中国青年报》，并且是在向它“政府”告密： “共青团中央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刚刚发表了长篇报道吹捧‘网络意见领袖’王怡，……如果这些人竟然都是‘政府所痛恨或不喜欢的人’，我们不能不赞叹政府之开明和宽容！”（方舟子：《杨良心的大节如此不亏》，XYS20041027， ）。 这样一来，我们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方舟子为什么会主动跑到《冰点》与这些“公知”连床共枕？第二，《冰点》主编李大同有什么理由把这样一个惹麻烦的角色招引进来？ 实际上，方舟子搞的都是“热点”——什么东西“热”他搞什么，什么东西吸引眼球，他搞什么——，这与“冰点”的办刊宗旨完全背道而驰。更何况，早就认清方舟子真面目的李方当时尚在《中国青年报》，担任评论部主任，并且与李大同关系颇为不错，他难道不会向李大同提个醒吗？ 事实是，在网上，有一本《冰点结集》——编辑之人很可能就是李大同——，收录了1998-2008年间《冰点》的精华文章。（下载地址： ）。可是，在这本书中，没有一篇文章出自方舟子之手。由此可见，在《冰点》人看来，方舟子的文章如果不是文字垃圾，也是一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既然如此，以搞精品名牌为目标、把《冰点》的声誉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李大同，当初为什么要招收方舟子呢？ 3、中青报内讧 所有这些疑团，到了2005年夏天，都迎刃而解了。当时，《中国青年报》正在酝酿评审标准、报酬分配、体制框架改革。中青报主编李而亮提出的方案严重地触 犯了《冰点》的小集团利益，于是李大同突然不宣而战，把一份万言反对书公布于世。李大同当然不能把自己的真实理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于是把矛头对准了李 而亮方案中的稿件评审标准，而这个标准的核心就是稿件得分，以中央领导（包括中宣部、团中央）的为重，民意（读者意见）为轻。不言而喻，李大同这样的反对 意见自然能够得到社会公众和海外势力的一致叫好。一时间，中青报主编李而亮成了众矢之的，里外不是人。可是，李而亮马上做出了公开的答复，逐条批驳李大同 的反对意见，并且，在不经意间，泄露了这样一个天机： “最后，回到你公开信的主旨。信写了那么多，按我的理解，核心就是你认为这部新条例，颠覆了中 青报的优良传统，否定了人民群众欢迎的舆论监督，特别是有意挤压‘冰点’；只唯上，不求实，是李而亮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个大问题，要论述起来需要很大的 篇幅。其实，在条例讨论稿之前，社党组、编委会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贯穿的主线已经非常清晰，也经大家讨论通过。版面调整后中青报明确的核心价值观不 是在条例中突然冒出来的，这点大家应该清楚。这里我只想举一个你公开信中批评矛头直指的目标——中宣部阅评。今年以来， 中宣部 对本报阅评（含综述和青年参考）共24件，其中表扬的13件，批评的11件。其中涉及冰点的批评的5件、 表扬的1件（方舟子〈永动机重现江湖〉 ）；而冰点被批评的稿件中没有一篇是舆论监督的。……”（见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 也就是说，方舟子批“无偏二极管”的雄文，是 “今年以来”《冰点周刊》唯一得到中宣部“表扬”的稿件。难怪《冰点》对待《光明日报》会那么有恃无恐！难怪他们要力挺方舟子！ 问题是，中宣部为什么要“表扬”方舟子的这篇稿子？《“永动机”重现江湖》开头就点《光明日报》的名，中间部分先抽了何祚庥一记耳光，然后把徐业林说得介 于无知和骗子之间，结尾又把《光明日报》的记者说成是“科学素质不高”——这不相当于抽“党报”的脸吗？并且，中宣部评阅员的“科学素质”怎么可能会比 《光明日报》的专业记者还高？他们怎么能够判断科学上的问题？所以说，中宣部表扬方舟子的文章，唯一可能的理由和目的，就是要确立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 的地位。而李而亮之所以要把这件事抖落出来，就是要告诉公众李大同是如何的虚伪。李主编不知道的是，这种事情是说不得的。 现在看来，方舟子在中宣部的斡旋下进入中青报，是直接通过李大同。李而亮即使知情，也所知不多。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当然。 且说李而亮对李大同的公开答复，据李大同自己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为什么呢？他解释说： “举凡在体制内的人都知道，官员和下属之间是从来不可能有公开辩论的，盖因此举不仅‘有失身份’，还因为很多举动是暗箱操作，真实理由根本不可能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李而亮此举完全是破例，我想他是气懵了头……。” （见李大同《用新闻影响今天》）。 也就是说，李大同料定李而亮不敢公开答复，所以就捏造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反对改革，以此博得清誉。但李而亮心中胸中有冤，心中无鬼，把事实真相揭了个 底朝天，结果反倒把李大同搞傻了——他拖了十多天，才凑出了两万多字的答复。而这篇答复东拉西扯，词不达意，反倒更显示出李而亮的光明磊落。不过，笔者对 二李之间的矛盾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李大同中答复中的这样一段话： “而亮抱怨我们不‘交流一下再出手’（我们恰好事前充分交流了），自己却是怎样做的呢？去年年终枪毙冰点特稿与我们事前‘交流’了一下吗？ 今年2月2日《冰点周刊》出版后，我们吃惊地发现：探索版主打报道《“永动机”永不休？》的最后一段凌空消失。而没有了这提出判断和总结的最后一段，整篇文章便不知所云。 要 知道，这是而亮亲自审阅签字后付印的。看大样时，他要求将文章中最后一段里《光明日报》模糊一下。我们照办，改成了《××日报》。但这最后一段跑哪儿去了 呢？我们再去检校部门查改样，最后才得知，是而亮在工厂已经将报纸印刷完毕后，还觉得读者会猜出是哪家报纸，会伤了光明日报老总的面子，于是干脆删掉这 段，重新出片，重新印刷。几万份彩印报纸啊，那是多少钱啊？”（李大同：《与报社同事谈谈心——冰点与中国青年报》，XYS20050906， ）。 这段话说明，方舟子在《“永动机”重现江湖》中点《光明日报》的名，是蓄意的，是受到上面指使或者怂恿的；而《中国青年报》，不，应该说是《冰点》，力挺 方舟子，打击《光明日报》，打击徐业林，也是蓄谋的，也是得到上面的支持的。李而亮被蒙在鼓中，还傻乎乎地为报社着想，宁可毁掉“几万份彩印报纸”。这还 不能说明李而亮是在方舟子—李大同—中宣部这铁三角之外吗？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恰恰是因为背后有中宣部撑腰，《冰点》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很可能是出于同 样的原因，李大同这个中青报副刊主编才敢于和中青报主编李而亮公开叫阵。确实，李大同在这篇文章中透露出的，恰恰就是因为他有中宣部的撑腰而显得底气十 足： “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团中央阅评员开始跳出来骂冰点，其阴险、恶毒程度甚至远超过中宣部阅评员，连中宣部没有批评的报道他们也批。” 这和方舟子一年前大骂“福建人民出版社在政治上的把关，竟严过中央党校出版社”（方舟子：《〈江山无限——方舟子历史随笔〉勘误》，XYS20040522， ），口气是多么的相像！ 在中青报的这场内斗中，方舟子的表现非常耐人寻味。北美时间2005年8月16日，北京时间8月15日，也就是李大同的《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 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的公开信》问世的当天，他就把这封信列为当日新语丝新到资料的头条（见：XYS20050816， ）。可是，当李而亮的答复文章《我的几点意见》在第二天出现时，它却是当天“新到资料”的第十二位（见：XYS20050817， ），并且，方舟子还配发了一个《中国青年报周刊中心讨论考评方案会议记录》（见：XYS20050817， ）。 待到9月6日方舟子转载李大同的《与报社同事谈谈心——冰点与中国青年报》时，这篇文章又被列为当天的头条。不仅如此，方舟子还在新语丝上选登了大量攻击 李而亮的文章，如署名飞哥的《李而亮一再强调“境外网站”，“到底是什么意思”》，署名第三只眼的《李而亮没回答问题》，署名公民评论员的《评中国青年报 总编李而亮答李大同“我的几点意见”》。总之，方舟子的立场非常明确。而其中的原因更是不难理解。明白那些“公知”们对方舟子爱恨交加的原因了吗？这是其 中之一。 总之，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相信，方舟子在2004年底进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是被中宣部插进去的一根钉子。其目的，第一是要方舟子借 助《冰点》的名声（关于此点，一位方粉这样吹捧方舟子：“《冰点》一般不接受投稿。所以，在报纸类，我虽然只拿过《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 报》三家的稿费，但认为能拿到《中国青年报•冰点》的作者稿费的，才是真正的高手！”见XYS20051117， ）， 第二就是要平衡一下《冰点》的右翼倾向，第三很可能是要方舟子监视《冰点》。至于方舟子的“推广转基因”使命，则是来自另一个系统。而李大同以为，自己接 受了方舟子，相当于和中宣部做成了一笔交易，并且搭上了方舟子这个内线，他因此可以把《冰点周刊》办成《中国青年报》中的独立王国。2006年初，《冰点 周刊》因为刊发袁伟时的“狼奶”文章被迫停刊，李大同被免去《冰点》主编的职务。但是，方舟子并没有跟随李大同一起离开《冰点》。在该刊复刊之后，方舟子 仍旧“能拿到《中国青年报•冰点》的作者稿费”。实际上，他是《冰点》的“四朝元老”。 【注1：李而亮于2004年12月开始担任《中国青年报》主编。2006年10月，李而亮被调离中青报。】 【注2：2010年9月，因羊角锤击方舟子案，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In China, the Bad News for Reporters Gets Worse。下面这段话是方舟子的狗腿子Yush翻译的：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原主编李大同说，像方舟子这样的新闻从业者‘在中国社会很少见’。 除了受到来自政府审查的压力，收入低下的中国新闻从业者还经常受到‘红包’（商人和官员买正面报道的钱）的诱惑。这就给了像方是民这样愿意与既得利益者作 斗争的新闻从业者很多机会和责任。李大同说：‘方舟子触及了权势和商家，以及支持那些商家的官员，因为任何商家后面都有官员在支持。因此，这是要勇于面对 权势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的媒体没做好这项工作。’”（Yush翻译：《美国〈时代〉周刊：中国新闻从业者处境雪上加霜》，XYS20100908， ）。 方舟子算是“新闻从业者”吗？方舟子拒绝过“红包”吗？方舟子“触及了”哪家“权势和商家，以及支持那些商家的官员”？李主编，你能说一说吗？】
个人分类: 伪劣科普打假|6037 次阅读|11 个评论
[转载]方舟子与《中国青年报》邪恶同盟的终结
热度 5 fs007 2011-10-10 10:57
方舟子与《中国青年报》邪恶同盟的终结 发布: 亦明 日期: October 05, 2011 06:48PM 2011年，方舟子一家流年不利。元旦，中国学术评价网公布该网站组织的五人学术不端行为评议团决议，认定方舟子抄袭美国生物学家Stanton Braude博士的论文。（见：《方舟子抄袭剽窃001号案评议书、认定证书》，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中国学术评价网总共组织了四个评议团，他们分别认定了四起方舟子抄袭案。（见《方舟子抄袭剽窃专辑》， ）。2月15日，一直在平面媒体发表文章的著名作家曹明华在网上发表文章，披露方舟子母校密西根州立大学调查处理方舟子抄袭该校教授一案的内幕。（曹明华：《访亦明》， ）。2月28日，《深圳商报》发表《“打假”名人方舟子被曝剽窃他人著作》一文，将早已被光明网、学术批评网刊载的《究竟是创作、翻译、编译，还是抄袭？——评方舟子的〈“智商”的误区〉》推介给平面媒体读者。（见： ）。3月30日，《法治周末》用四个整版的篇幅刊登《方舟子涉嫌抄袭总调查》，揭露三起方舟子抄袭案。（见： ）。4月28日，《法治周末》发表《方舟子后院起火：妻子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揭露方舟子的老婆刘菊花九年前的硕士学位论文抄袭剽窃率高达90%。（见： ）。这个消息还通过《中国日报》传播到了英语世界。（Wang Jingqiong. Science cop's wife called plagiarizer. China Daily, April 29, 2011. ）。到了这年8月，方舟子的美国母校密西根州立大学教授Root-Bernstein博士指责方舟子16年前抄袭自己的文章。（汤浪：《“我会考虑起诉方舟子”》，2011年8月21日《深圳商报》；张岩：《美教授发公开信 斥责方舟子剽窃》，2011年8月23日《法制晚报》）。总之， 在2011年热气腾腾的炎夏，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猛然发现，一直被中国媒体捧为“打假斗士”的方舟子，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假货。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刚刚在美国对自己的徒党吹嘘说自己“任职新华社记者的妻子刘菊花即将奉派常驻美国，主要在美东从事采访”的方舟子（见李大明：《学术打假 方舟子告别圣地牙哥》，2011年9月30日《世界日报》），把下面这个消息“吹嘘”了出来：自己在《中国青年报》的专栏被砍掉了： “由于栏目调整，从这个月开始，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专栏‘一言堂’就停了，结束了我与中青报长达7年的合作（从2004年12月4月刊出第一篇‘一言堂’《‘永动机’重现江湖》开始），以后是换别的报刊继续写这类科普小品文，还是暂时把精力集中于写书（现在手头上拖了三本书还没完成），还没有定。”（见2011年10月3日方舟子新浪微博， ）。 确实，在所有曾经让方舟子写专栏的媒体中，《中国青年报》是方舟子盘踞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祸国殃民最为严重的一家报纸，该报因此有《祸国青年报》之称。实际上，因为方舟子认为《中国青年报》是“一份读者众多、有很大影响力的主流报纸”、是“对中国青年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大报”，所以方舟子才会动不动就把那些对他发出批评声音的媒体蔑称为“小报”。这样一来，在这个“全国性大报”与它的臭名昭著的专栏作家的邪恶联盟土崩瓦解之际，我们有必要对这个邪恶联盟的内幕予以揭露，对它所造下的罪孽予以清算，以从中汲取教训，并且儆诫所有的邪恶势力、邪恶媒体：作恶的后果，必将是恶果自食。 一、孽缘之始 在中国，一提到方舟子，马上就会把他和“科学”挂上钩。这不仅仅是因为方舟子的自我吹嘘，更是由于某些媒体的恶意追捧。实际上，这位“科学斗士”的全部“科学”本钱不过如此：1985年秋季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本科，1990年冬季进入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至1998年分别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和邵克生物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8年底彻底告别科学研究。 那么，自称从小热爱科学、并且至今仍旧依靠每日挥舞“科学”棍棒混吃饭的方舟子，为什么会在三十刚过的年龄，就把科学研究一脚踢开呢？这与《中国青年报》有着很深的关系。2000年8月，方舟子在接受中国科技大学海外校友基金会的采访时说： “我九八年秋天回国，是出国八年第一次。回国以后我就觉得很有必要在国内发表一些科普的文章。……九八年我从国内回来之后，开始给国内的报纸刊物写文章。”（刘铮：《方是民（方舟子）博士采访录》，XYS20001003， ）。 2001年1月，方舟子的抄袭之作《叩问生命——基因时代的争论》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方舟子为该书写了一篇自序，其中说： “我的科学写作，1998年是个转折点。……1998年，互联网在中国大陆开始兴起，国内的报刊陆续上网，使我能及时了解到了国内舆论动态，并且可以很方便地与国内的编辑们联系。” （方舟子：《〈叩问生命——基因时代的争论〉自序》，XYS20010123， ）。 确实，方舟子从1998年11月起就开始撰写《中文国际网络纵横谈》（见“新语丝之友存档”， ）。但是，直到1999年2月，这个系列的“之五”才出现在《中国青年报•电脑周刊》（数字青年）上。2000年底，方舟子说： “《数字青年》出版到一百期了，如果算一算，大约其中有一半登了我的文章。我是从《数字青年》刚创办、还叫做《电脑周刊》的1998年年底就开始为她撰稿的，说来还是我在国内报刊上办的第一个专栏，有一段时间几乎每期都要为她写一篇。”（方舟子：《IT也要有文化——贺〈数字青年〉百期》，2000年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数字青年》， ）。 方舟子与《数字青年》的关系，很可能仅仅维持了一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方舟子利用他的这个“在国内报刊上办的第一个专栏”，都做了些什么呢？最主要的有三件事：第一，把自己打扮成“中文互联网的先驱”、“创办世界上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刊物”、是“网文八大家”之一；第二，就是拼命地报复自己以前的仇人，如那个四年前曾经揭露他“伪明史专家”真面目的《华夏文摘》（见方舟子：《ACT的兴起》，XYS19990203， ），和那个两年前拒不和他合作炒作脑白金的史玉柱（见方舟子：《“脑白金”现象网上辨真伪——网站评点之二十一》，XYS19991027， ）；第三，到处招摇、显摆自己的这块《中国青年报》专栏作家牌子。（详见刘华杰：《生物化学家•诗人•网民》，2000年2月21日《科学时报》，XYS20000209， ；刘铮：《方是民（方舟子）博士采访录》；方舟子：《有关网络问题答国内记者问》，XYS20000816， ）。 那么，方舟子与《中国青年报》的关系，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原来，方舟子的科学主义倾向以及他的市侩、好斗本性，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暴露无遗。2000年2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记者李方的文章，《科学，警惕有人假汝之名》。方舟子马上对号入座，宣布这篇文章是针对他的，于是反骂对方是“伪科学斗士”。（方舟子：《究竟谁在假科学之名——答李方〈科学，警惕有人假汝之名〉》，XYS20000225， ）。到了这年秋天，方舟子与李方已经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9月18日，方舟子在新语丝上发表《关于所谓“朱海军死亡”事件的几点声明》，其最后一点是： “李方长期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在《中国青年报》上多次发表宣扬伪科学、反科学的文章，有一次还不点名地造我的谣言，现在又把其主持的中青论坛变成了纠集、鼓动伪科学人士的园地，这是与《中国青年报》做为对中国青年有重大影响的全国性大报的形象格格不入的。我做为《中国青年报》的长期读者及其附属刊物的撰稿人，对此表示失望。希望《中国青年报》的领导能对李方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其改正。如果李方继续利用《中国青年报》的资源对我进行诽谤和伪造我的张贴，对我的名誉造成伤害，我必追究《中国青年报》的法律责任。”（XYS20000918， ）。 所谓“希望《中国青年报》的领导能对李方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其改正”，不过就是方舟子后来砸对手饭碗、让其下岗、并且不许其他单位收留某人的另一种说法。可惜的是，方舟子在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能量和胆量这么做。实际上，在《中国青年报》社，看清方舟子真面目的人并不是只有李方一个人。一周后，有人公布出“《中国青年报》（？）的编辑少华的私人通讯”，其中，把方舟子的本性看得极为清楚： “方舟子是很懂得处世之道的，我看他放言无忌，界限却是清楚，什么力量不能触动，哪些势力不能批评，内心里极为明白的，科学之‘实证精神’，真是明白得很了。” 　 “方舟子聪明，我以前一直以为他只是不了解国内人的生存状态，才在自由世界大表其爱国心，后来看到他自己的站点被国内封锁后他‘没有怨言’，我知道他的聪明达到很高的地步了，他不会对体制说什么的，他的快乐已经在斥骂他人中找到了。”（见方舟子：《乡愿的“逆耳之言”——再答“杂文家”刘洪波》，XYS20000925， ）。 很可能因为当时报社的人对方舟子认识得非常清楚，所以那篇署名《中国青年报》实习记者刘菊花的方舟子专访，《网络奇才方舟子》，才没有出现在《中国青年报》上。 《中国青年报》不让方舟子当“全国性大报”的专栏作家，并且扼杀歌颂赞扬方奇才的文章，这还了得？从2001年到2004年间，方舟子及其徒众们在新语丝上发表了多篇揭批《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且看下面几篇文章的标题： 曲颉 2001-01-05, 《大记者、名作家、〈中国青年报〉编委张建伟抄袭剽窃造假》 不争论 2001-12-18, 《笑评草庵居士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垃圾文章》 方舟子 2002-02-09, 《中国青年报与美国骗子大学联合招生》 周方舟 2002-02-28, 《从黑熊事件看〈中国青年报〉一文对法律的曲解及其他》 再看看方舟子批《中国青年报》文章中的内容： “可见， 童增根本就没有掌握必要的知识来对基因问题说三道四，更不要说著书立说了。”（方舟子：《“非典基因武器”阴谋论》，XYS20031016， ）。 “《中国青年报》6月24日盛大林《‘抄袭’的满分作文不应改判低分》之强词夺理，在该报随后（6月29日）发表的何三畏《“抄袭”是一个弱智的问题》一文中已有辨析，在此不赘。但何三畏不同意盛大林的论据，却同意盛大林的论点，而他本人的论据却更为荒唐，干脆来个釜底抽薪，否认高考作文存在抄袭问题……”（方舟子：《如此鼓吹抄袭才叫弱智》，XYS20040629，XYS20030629， ）。 “共青团中央的报纸《中国青年报》刚刚发表了长篇报道吹捧‘网络意见领袖’王怡，……如果这些人竟然都是‘政府所痛恨或不喜欢的人’，我们不能不赞叹政府之开明和宽容！”（方舟子：《杨良心的大节如此不亏》，XYS20041027， ）。 也就是在这样的步步逼宫的背景下，在2004年底，方舟子摇身一变，重新回到《中国青年报》，并且一举成了它的太上皇：整个“大报”对转基因、中医、地震预测预报的态度，都唯方舟子的马首是瞻；而方舟子报私仇、谋私利之际，都会把这份“全国性大报”捆绑到自己的战车上。 实际上，方舟子早就看破了中国某些媒体的这个“你越是拿她不当东西，她越是拿你当东西”的“婊子秉性”，因此他对于自己觊觎、垂涎的媒体，首先就是通过“打”、“斗”、“骂”等招数来吸引对方的注意，让对方产生畏惧心理，然后再通过其他渠道完成从打到和的转变。这实际上就是当年土匪“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招数的一个变种：“要当‘家’，狂批猛斗加打骂”。方舟子这套招数运用得颇为娴熟，他在《南方周末》、《北京科技报》等报的专栏就是这么得来的，当然少不了幕后操作。 可笑的是，这些媒体一旦被方舟子附上身，就会噩运不断，但他们却像中了邪似的对方舟子痴心不改。2001年底，方舟子刚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三篇抄袭文章，其劣迹就被曝光，丑闻一路小跑，传到美国的《科学》杂志。这是方舟子抄袭剽窃历史上第一个被抓的案例。2005年，因于建嵘案，方舟子与《南方周末》打破了脑袋。可是，到了2010年4月，《南方周末》却主动加入方舟子围剿肖传国的战役，派出恶棍记者柴会群使用造谣污蔑的手法来陷害肖传国。（见亦明《方舟子陷害肖传国始末》， ）。 同样，《北京科技报》在2004年底勾搭上方舟子之后，也吃尽了苦头。读者来信指责、退报不说（见（《〈北京科技报〉总编辑做客新浪聊天实录》，2006年1月5日新浪科技， ），还官司不断：先吃四川老中医陈建民的官司，接着吃湖北老西医肖传国的官司。该报在2006年8月被迫关闭方舟子的专栏，但是，该报却与方舟子一直藕断丝连，暗通款曲。2009年12月，该报加入方舟子组织策划的反肖同盟，专门负责“调查神源医院”。（见亦明《方舟子陷害肖传国始末》， ）。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新京报》。2005年2月，因为在“敬畏自然”的辩论中吃了亏，输了脸，方舟子把邪火撒在《新京报》的头上，宣布“我正式宣布关闭我在《新京报》上的专栏，以后不再向《新京报》投稿，不接受其采访，也不允许其转载我的文章。”（方舟子：《辞去〈新京报〉专栏作者一职的声明》，XYS20050219， ）。在此之后，方舟子对《新京报》扬手就打，张嘴就骂。（例见方舟子：《评新京报的吓人报道“转基因食品威胁人类健康？”》，XYS20050523， ；《新京报在宣扬什么进化论新认识？》，XYS20080622， ）。可是，到了2010年底，方舟子的那本集抄袭剽窃、盗版侵权、科唬欺骗于一身的伪劣“著作”《大象为什么不长毛》竟然入选“新京报2010‘年度好书’”，并且最终被评为该报的“年度生活书”。（见《本报年度好书致敬6作者》，2011年1月9日《新京报》， ）。 “新京报2010‘年度生活书’”中盗来的图片和无知的翻译 总而言之，中国的某些媒体与方舟子的关系，颇像是婊子和嫖客：嫖客越是恶毒凶狠，婊子越是服服帖帖，恭恭顺顺。究其心理，大概是：这么横的客，能没有来头吗？ 二、秘密使命 方舟子自认是一个“网络奇才”，这说明他从互联网起家，在网上成名，并且，以在网络上活动为主。但是，这种情况在2004年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内，他突然成了四家刊物的定期“专栏作家”，每周一篇文章。这四家媒体是：《北京科技报》（始于2004年10月20日）、《时代人物周报》（始于2004年11月7日）、《中国青年报》（始于2004年12月8日）、《新京报》（始于2005年1月2日）。也就是因为如此，在2004年11月左右，方舟子完成从“网络斗士”到“媒体新宠”的华丽变身。（见下图）。 问题是，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换句话说，中国的媒体为什么在2004年年底，突然间对一个网络恶棍亲热起来了呢？要知道，2004年底，正是方舟子的声誉从高峰跌到谷底的关键时刻：新语丝的流量，从年初开始一路下滑，那势头，简直比股市崩盘还要猛烈。 新语丝网站流量图 应该承认，方舟子的变形，与他本人多年来对媒体孜孜不倦地施压是分不开的。但是，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就是上文提到的“其他渠道”。 在《关于方学研究的几点个人看法》一文中，我曾提到利用“史学的方法”来研究方学。具体地讲，就是要顺藤摸瓜，查明来龙去脉。（见： ）。也就是说，想要解答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在2004年年底突然间对一个网络恶棍张开了双臂，我们可以先从方舟子当上“专栏作家”以后都做了些什么来切入。经过详细梳理那段时间方舟子发表的文章，笔者做出了这样的发现：方舟子在当上上述几家报刊的专栏作家之后，发表的文章有两大主题：第一就是极力鼓吹转基因，第二就是坚决充当何祚庥的打手。 1、转基因贩子 笔者四年前曾提到，方舟子支持转基因，与他身披“美国生物信息公司科学家”马甲同步，都在2001年上半年。（见亦明《科唬作家方舟子》第六章， ）。不过，由于当时国内对转基因问题并不重视，所以在2004年以前，方舟子这方面的文章至多是零星出现的。【注：据方舟子自己说，他为美国生物信息公司服务是在2001-2003年间。（见方舟子：《植物所首席造谣员和反科学文化人联手造谣》，XYS20100108， ）。】可是，2004年开春以后，方舟子就像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毒蛇一样，突然间忙活起来了。他又是办讲座，又是发访谈，又是撰写文章，真是不亦乐乎。方舟子的这一系列活动，与中国政府的转基因政策显得是那么的协调一致。因为从2004年4月21日起，中国农业部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实施正常管理”，亦即相当于中国对美国的转基因农产品敞开了大门。这年12月20日，新华社发了一个通稿，题目就是“转基因作物合法化将对全球粮食供应格局带来重大变化”。（见：XYS20041223， ）。12月30日，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发表《转基因不是怪物——本报专访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在其中，方舟子宣称，“我认识的生物学家没有不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对当前出现的恐慌觉得荒唐可笑，乃至痛心疾首。”（见XYS20041231，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方舟子所说的那个“我认识的生物学家”，十有八九就是阿歪饶毅。 方舟子在《北京科技报》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就是《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其中的这句话是“文眼”：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这些大奖，是对中国育种工作者在过去应用传统育种方法所做出的成果的表彰，但是传统育种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是属于遗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方舟子：《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2004年10月21日《北京科技报》， ）。 这相当于说，国际学术界给袁隆平发大奖，不是在鼓励他继续前进，而是在鼓励及早准备后事。同样的调调，方舟子在七年后再次高唱。2011年9月，屠呦呦因为在中医文献的帮助下发现青蒿素而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大奖。对此，方舟子阴险地说： “屠呦呦的获奖是对40年前一次奇迹的表彰，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切不可因此迷失方向。”（方舟子：《青蒿素热中的冷思考》，2011年9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 ）。 也就是说，只要不是他那一伙的中国科学家得奖，那得奖的意义都相当于被宣判死刑。这个世界上，还要比方舟子更邪恶的人吗？ 言归正传。与在《北京科技报》的首发炮弹是力挺转基因一样，方舟子在《新京报》的第一篇专栏文章的题目是：《“转基因”与“转生态”》。而他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第二篇专栏文章则题为《别怕，不是要转你的基因》。（方舟子在《时代人物周报》上的文章，与“科唬”没有什么关系。并且，方舟子很快与该刊翻脸决裂。） 显然，方舟子当时是带着任务“上岗”的。 2、科学界恶霸 除了鼓吹转基因之外，方舟子在2004年底“登栏上岗”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紧跟何祚庥，充当何祚庥的打手——何祚庥指到哪里，方舟子就打到哪里。而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 原来，2004年12月3日《光明日报》的头版发了一条题为《无偏二极管有望开辟新的能源出路》的消息：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业林发明的无偏二极管，从去年底到现在，陆续获得了俄、英、美、中四国的发明专利。 “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工作原理是：在两块金属板之间夹一层半导体，两块金属板中一块是光滑的，另一块上布满了小坑。在不需要外加电能、化学能、太阳能等能量的条件下，只要环境温度高于负273℃，该器件就能奇迹般地输出直流电流。 “无独有偶，近年来国外也有科学家对小坑电场现象进行了定量计算与实际测量，证明小坑内确实存在电场。 “徐业林在专利中指出，坑的直径愈小电流愈大，如果能将坑的直径缩小到现在的百分之一，输出的电流就有可能带动家用小型汽车。而这将是一种取之不尽、完全没有污染的新型能源。”（见： ）。 靠当政治打手起家、整天用鼻子嗅查“伪科学”的万能院士何祚庥马上就写了一封公开信，题为《〈光明日报〉应该大幅度改进它的科学报导了！》。何祚庥的信，不知他当时是否发给了《光明日报》，但确实在12月3日当天就出现在新语丝的新到资料上了，并且是头条。好笑的是，这封从头到尾刚过八百字，但却用了12个惊叹号，其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德行真的是跃然纸上。其实，这封信的核心内容不过就是这段话： “遗憾之至！如果徐业林先生的‘发明’，确实如像‘报导’所描绘的那样，亦即‘不需要外加……能量……，该器件就能奇迹般地输出直流电流’的话，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严肃地指出，这将是科学上所不可能出现的‘永动机’，因为它违背了物理学的基本定律，能量守恒定律！”（XYS20041203， ）。 显然，徐业林在看到何院士的指控之后，提出辩驳说，自己的发明“既不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也不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不是永动机”，于是万能博士方舟子出场了。12月8日，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专栏文章，《“永动机”重现江湖》。而他所做的，就是在不知不觉间扇了自己的恩公何祚庥一记响亮的耳光： “‘无偏二极管’如徐研究员的专著名称所表明的，是要‘从单一室温环境获得能量’，而热力学第二定律已指出，自然界中一切与热现象有关的实际宏观过程都是不可逆的，要从单一和均匀的热源（例如海洋、大气层）吸取能量实现循环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无偏二极管’实际上就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第二类永动机（违背能量守恒定律的永动机称为第一类永动机）。”（见：XYS20041208， ）。 也就是说，万能院士、物理学家何祚庥说，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的发明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而万能博士、“生物化学家”方舟子却说，徐研究员的发明违反的不是第一定律，是第二定律。这样一来，这两个万能学霸必然有一个人是错的。但直到今天，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给徐研究员道歉。问题是，这两个万能的家伙，在向人家泼污水的时候，为什么不先看一看人家的试验是怎么做的呢？显然，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谁对谁错，这两个科学恶霸连想都没有想过。 【注：关于热动力学第二定律，从十九世纪起就面临着多重挑战，很多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见维基百科： ）。因此，根据这条定律来否定一项发明，如果不是无知，就是邪恶，再不会有其他可能。】 3、无耻的《中国青年报》 按道理讲，《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主办、中宣部主管的“党报”，在级别上，即使不比共青团中央的“团报”高，至少也得是同级。并且他们同为“全国性大报”，因此相互之间总该礼尚往来，互通友好，这才是人之常情。可事实却是，对着《光明日报》一篇不到三百字的消息，《中国青年报》竟然发表一个生物学博士到物理学界拿着物理学定律当大棒对着物理学家胡批乱打的文章，这就让人感到万分不解。更奇怪的是，在方舟子的文章发表之后，《光明日报》曾多次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要求有一个“平等的话语权”（见蒋韡薇：《科学调查：“永动机”永不休？》，2005年2月2日， ），可是《中国青年报》却就是不把这个话语权还给对方。不仅如此，面对着《光明日报》的全面反击（下详），《中国青年报》竟然强悍对抗，他们顺着方舟子的思路搞了一个所谓的“科学调查”，其目的就是要坐实方舟子光荣正确，那个徐研究员满盘全错。而让世人跌破眼镜的是，那个搞 “科学调查”之人，竟然是一个中国新闻学院毕业的、千真万确如假包换的“文科傻妞” 蒋韡薇。且看她是怎么在方舟子的指引下搞“科学调查”的： “记者专程参观了徐业林的实验室，并对他进行了访问。徐业林现年67岁，1962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代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后至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1994年被评为研究员。有人从中国维普全文数据库中搜索徐业林从1989年到2004年发表的论文，只有一篇，就是这次引起争论的《无偏二极管的实验与分析》（发表于《导弹与航天运载技术》杂志2000年第三期）。”（蒋韡薇：《科学调查：“永动机”永不休？》，2005年2月2日， ）。 2006年3月16日，方舟子应贾鹤鹏的邀请，给“东亚地区科技记者研修班”讲授“如何识别假科学新闻”，他教授的第一招就是“要去查查他们这些人的身份，看看他们是否有做这些专业研究的资格。”（方舟子：《如何识别假科学新闻》，XYS20060606， ）。显然，这个蒋记者已经提前一年从方舟子“打假研修班”结业。 蒋韡薇，女，汉族。1976年2月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 （见： ） 实际上，《中国青年报》和蒋韡薇不仅在“无偏二极管”这个事件中毫无保留地站在方舟子“伪反伪”一边，他们还对方舟子的“真造假”无条件地坚决支持。2007年2月，就在方舟子制造了“恐吓信”惊天骗局之后，蒋记者再次出台，撰写四千多字的长文，《方舟子干了什么》，为方舟子歌功颂德、鸣冤叫屈。看看这篇文章的最后两段话： “警方在给方舟子备案后，建议他更换住所。事实上，方舟子此前已经因为类似事件搬过一次家。虽然会为家人安全担心，但他并不打算对‘伪科学’做出哪怕一点儿妥协。他也不打算放弃自己‘点名批评对手’的原则，因为‘作为学者，应该有责任向大家说明一些事情的真相’。 “有人问方舟子，你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什么？他回答：‘搞科学研究不能腐败。学者、科学家是这个社会的良心。’”（蒋韡薇：《方舟子干了什么》，2007年2月28日《中国青年报》，XYS20070228， ）。 请问已经升任“主任记者”的蒋女士：方舟子到底是在哪家“警方”备的案，你查到了吗？如果查到了，能不能公布一下？如果没查，你岂不是在公然撒谎造谣吗？ 4、还原历史真相 那么，那个“无偏二极管”事件到底是怎么个结果呢？2004年12月16日，光明网发表了当初报道徐业林发明的那两位记者撰写的《对批评“无偏二极管”报道的答复》（见： ），以及徐业林撰写的《徐业林谈他的无偏二极管》（见： ）。12月22日，方舟子又在《北京科技报》上发表《该如何验证“永动机”》一文，使用流氓恶棍的逻辑来为自己进行狡辩。据方舟子说，美国专利局授予徐业林发明专利，什么也说明不了，那可能是美国的专利审核员搞错了，“误以为是一种特殊的电池”；而徐业林说的其他人重复出了自己的试验，那也“不过是空口说白话”。看看这个恶棍的太上皇口气： “所以，我对徐业林和其他永动机发明者、追随者的忠告是：如果真以为推翻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请先走出国门去争取诺贝尔奖；如果真以为造出了永动机，请先造出个应用产品出来让消费者见识见识。”（见：XYS20041222， ）。 2004年12月31日，光明网开辟“学术争鸣与方舟子打假专题报道”专题栏目。（见： ）。2005年1月4日，这个栏目发表了周文斌的文章，《学术打假与学术争鸣》，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声称自己在几年之内就打了300多项假，其实不少都不属打假的范围，而应当是一般的学术争论。例如，关于云南澄江动物群的发现是否挑战了达尔文进化论的问题、关于无偏二极管是否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问题等等，都只能是学术争鸣，不应当归于学术打假。”（见： ）。 对此，方舟子在20多天后才把它“立此存照”，并且仅仅加了这么一段按语： “方舟子按：周文斌是写《无偏二极管有望开辟新的能源出路》报道的记者之一。又，我并没有说300多项假都是我自己打的。”（见：XYS20050131， ）。 显然，在科学上，方舟子无话可说了。事实是，不仅万能博士方舟子哑巴了，连万能院士何祚庥也不敢开口。于是《中国青年报》在2005年2月2日发表了蒋韡薇的《科学调查：“永动机”永不休》，力挺方舟子。可是，到了2005年4月21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任振球、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陈其翔、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孙文鹏、总参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世辉联合署名的文章，《无偏二极管不是“永动机”》，逐条驳斥何、方二人的荒唐指控。（见： ）。此时，何舟子、方祚庥这两个学棍还是不敢和对方公开辩论。但是，他们却继续在新语丝上发表邪教徒们对徐业林的诽谤、围攻文章，并且在媒体上继续攻击徐业林的发明是伪科学。（见：李瑞先、柴爱新：《科学与伪科学谁说了算》，《瞭望东方周刊》第80期，XYS20050525， ；方舟子：《评〈新闻晨报〉上一篇为伪科学翻案的报道》，XYS20051103， ；《何祚庥、司马南网易访谈实录：炮轰〈新闻晨报〉为伪科学鸣冤叫屈》，XYS20051104， ；何祚庥：《揭露伪新闻（十）——要揭露伪新闻，更要揭露新闻腐败》，XYS20060218， ；方舟子：《如何识别假科学新闻》，XYS20060606， ）。 也就是说，只要这两个学术恶霸说你是伪科学，在他们眼中，你就永远都是伪科学，不论你怎么澄清、辩白。 从方舟子进入“专栏”之后的这一系列表演中，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做出如下推测：2004年下半年，由于形势的需要，国内某些势力决定利用颇有“斗士”名声的方舟子来给他们当斗犬，于是把他安插进中国的媒体。具体操作这件事的人，极有可能就是中宣部干事出身、并且和方舟子情同父子的何祚庥。为了报答何祚庥，也是为了向何祚庥后面的主子显示自己的不负所望，方舟子“上任”伊始就像疯狗般地的狂咬乱斗。可是，在“无偏二极管”这个问题上，他却偏偏栽了个大跟斗。显然是怕这个被刚刚树起来的“专栏作家”、“打假斗士”在世人面前丢大脸，《中国青年报》于是罔顾事实、抛弃职业道德与行业规范，坚决支持方舟子，让他“站直了，别趴下”。《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要为一个恶棍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呢？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他们在为同一个主子效忠、卖命。由此看来，在2004年底，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推翻西城区法院对野鹤案的初审判决，让方舟子赢得名义上的“胜诉”，就更加耐人寻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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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
热度 1 dongzg101 2011-9-28 11:22
林徽因“所爱”金岳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 2011年09月28日 08:54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徐虹 4 人参与 2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如果把逻辑学家金岳霖增补进《围城》里，应该是最贴切不过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洋的，西装革履、头发油光可鉴、戴着黑墨镜拿手杖的，恃才放旷、不近凡俗、重情重义、见棱见角又天天说着俏皮话的……当然，他不是方鸿渐不是赵辛楣也不是曹元朗或者褚慎明，他只是他们重叠的交集。 金在上世纪20年代留美获得博士学位时25岁，之后又到英国。他印象最坏的是政治学。“教我的教授是当时鼎鼎大名的Yidinop。在一次讲演中，他大骂俄国革命，可又大大地恭维了列宁——他说，列宁行，列宁是贵族……这真是胡说！”他又笑道，“那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最好的一本关于美国政治的书是James Boyo写的，而他是英国人；最好的关于英国政治的书是Lowell写的，而他是美国人。”在美国短期任教后，金带着自己的美国女友周游列国，典型的落拓不羁、魏晋风流。 其实他心中的唐晓芙是林徽因，并且热度持续多年不减。上世纪80年代，当英雄迟暮，金早年的风仪，已经在岁月凋敝中不大看得出了。有人想套出他的话，但他对此绝口不提。只在《金岳霖回忆录》里的一节《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中这样提及：“……我看见他们两个在房梁上，我说你们赶紧给我下来！”然后话锋一转：“爱和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者感觉。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金岳霖字龙荪，与叶企孙、陈岱孙并称“清华三孙”。他们相同的特点就是——终身未娶。 三本书能够概括金的一生。他在《谈谈我的书》中说：“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工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逻辑》。”在西南联大时，金倾全部心血写就《知识论》。那时候日军飞机常来轰炸，他在逃命之时也带着书稿“跑警报”。“到了北边上山，我就坐在稿子上。那一次轰炸的时间长，天也快黑了，我站起来就走。等我记起来回去，书稿已经不见了，只好再写。”但是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重写。这个工作在1948年解放前夕完成，终于由商务印书馆付梓。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碰见金岳霖。问：“《知识论》可曾写好？”答：“写好了——写了这本书，我可以死矣。”后冯友兰对该书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金的回忆录里谈及历史故事，可谓三分形，七分神，如单口相声。他说陈岱孙“很能办事”。在清华时，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代理校事。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了手纸，他即向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意即：你现在代理校事，就该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 他说过“我不大懂 胡适 ”。“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话，不可能在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有一天他来找我。我们谈到‘必要’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者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还有一次，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他对胡适的“不了解”、“不懂”，或者就是“不以为然”之谓。 金这个人果然见棱见角，放任自流。他说，“解放前也有思想工作，那时不叫思想工作，叫劝劝。有一次吴宓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情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当时有同事觉得这很不对头，派他去劝劝。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去，更不知道我为什么就去了。”金是这样劝吴的，金说：“你的诗如何我不懂，但是你的爱情涉及毛彦文，这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是私事情——比如我们天天早上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当即生气了，反驳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但是别忘了金岳霖先生是教授逻辑学的，立刻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是说私事不应该宣传！”时隔多年，他才觉得自己说话确实不妥当。“张若奚有几次当面批评过，说我的话不伦不类，我都没有理会。” 金虽做学问，但是做得不苦。在1937年以前，他“有一个厨师，咖啡都是按照他规定的比例调制的”。解放后，他爱喝牛奶，爱甜食，爱猫，爱吃大李子，养过黑狼山鸡，又斗蛐蛐，注重绸料衣服，喜欢中国菜，喜欢枣红或者赭红的颜色，喜欢栀子花……他不喜欢政治。他曾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但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并说：“掀起一个时代人的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 他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岳霖早年是著名的“哲学动物”。那时，他已经80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相关新闻： 金岳霖教导欧阳中石“有容”才是学问大 金岳霖爱上林徽因不避梁思成 为林终身不娶 陈书娣 标签： 知识论 魏晋风流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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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志国是什么教授？
热度 9 Majorite 2011-9-19 07:17
王志国是什么教授？ 2011-09-19 06:25:00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北京)　 本报讯（实习生方磊 记者叶铁桥）近日，《细胞科学期刊》刊登声明，撤销王志国等于2007年在该期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这是王志国近期被撤销的第三篇论文。同时，记者辗转从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获知，王志国在蒙特利尔大学获得的最高职称为 “合同教授（Professeur sous octroi）”。 《细胞科学期刊》的声明称，王志国等人的论文滥用和重复使用他们发表的其他论文中的图片，违背了该刊的编辑政策，必须撤销。通讯作者之一的王志国声称“对此负全部责任”。 与此同时，王志国的身份也被质疑为只是该校医学院的副研究员。记者在查询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网站后发现，在网站和学院2010～2011学年的年报上，均显示王志国的专业技术职务是Chercheur agrégé（法文，副研究员）。 然而，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药学系的网页上，王志国的简介显示为“现任蒙特利尔大学教授，加拿大蒙特利尔心脏病研究所药学系的教授、资深科学家，加拿大蒙特利尔FRSQ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对于专业技术职务的质疑，王志国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年报上的数据是错误的。在询问准确职务时，王志国说，“我是教授和研究员。”在记者进一步追问是不是蒙特利尔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时，他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然而，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在蒙特利尔大学，王志国为“合同教授”。“合同教授”是从2010年开始启用的新名称，之前叫研究员。这种“合同教授”工资和福利是由项目或基金资助的，没有终身制，跟单位的合同有期限，最多不超过5年。“合同教授”主要从事研究，并参与研究生培养。而且，只有成绩突出的“合同教授”经同行评审与大学审批后，才可转为大学的正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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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我为何冠名清华教学楼
热度 1 supdesign 2011-9-7 12:10
真维斯所属集团董事长：我为何冠名清华教学楼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9月06日 08:01 中国青年报微博 　　清华“真维斯楼”事件后，真维斯(微博)所属集团董事长接受本报专访—— 　　“我为何要冠名清华真维斯楼” 　　“教学楼起成这样的名字，象牙塔充斥着铜臭味。”2011年5月23日，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被命名为“真维斯楼”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甚至有网民直指此举为“卖身”和“大学精神的堕落”。在学子和网民不息的抗议声中，“企业冠名是否伤害了大学精神”成为了不得不摆上桌面的问题。 　　就此，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日前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专访，“真维斯”正是属于这个年营业额高达50多亿港币的多元化跨国集团。 　　“我想反问青年人一个问题” 　　中国青年报：很多人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是，您的公司为什么要选择把清华的第四教学楼赞助成“真维斯楼”？ 　　杨钊：我们也没想到会出现这么大的争议。很多学生不理解我们，认为我们是为自己做广告，为了商业利益，“你这老板就是要用金钱收买最高学府”。而我想说，不要只想到自己的心态，应该学会换位思考。 　　我想反问青年人一个问题：如果换做是你，如果当你拥有1亿元、10个亿、甚至100个亿的资产，你会怎么用？如果你想用钱环游世界，那么环游完以后怎么办呢？如果你想要买车买房，当车房都有了以后还做什么呢？难道最后就是包几个二奶？ 　　其实，只有利人利己，也就是回报社会，才最有可持续性。我知道很多学生、甚至我们的朋友、顾客都不理解，但如果你是个大企业家，不走社会慈善这条路，又能走什么路？如果有的人还不相信我，那也没关系，请你保留你的想法，而我保留我的。 　　中国青年报：其实给大学捐款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很多人反感的是“真维斯楼”商业气息太重。为什么一定要冠名呢？ 　　杨钊：关于为什么要冠名，我用孔子的一个故事来解释。现在的大学生应该也都听说过，孔子的弟子子贡出国游历，见到一个鲁国籍的奴隶，便自己出钱将他赎了回来，却不愿接受政府的奖赏。另一个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地送给子路一头牛，子路收下了。 　　照常理来讲，我们都会表扬子贡，但是孔子却批评子贡，表扬了子路。原因是孔子认为，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像子贡这样高尚，如果做好事能得到看得见的奖赏褒扬，就会鼓励更多的人做好事，鲁国人从此将喜欢救人于危难之中。“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 　　现在这个社会还是很需要鼓励慈善、捐助的，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们只做好事，而不让人知道，就成了被孔子批评的子贡，这样社会、慈善事业的进步就会慢了。 　　我们很早就有援助贫困大学生等公益活动，已经不冠名地捐了10多个亿，又有多少人知道？企业捐的钱不是我一个人赚回来的，如果命名为个人，那就只有我一个人快乐。既然财富是员工赚的，还是希望由大家来分享这个冠名。 　　年轻人要有“肯挑担子的心” 　　中国青年报：您的企业为何要从事公益事业？是否也如同有人质疑的，考虑到企业的形象宣传呢？ 　　杨钊：人需要有两种财富：一种是物质财富，比如名利、社会地位。另一种就是精神财富，这不光是打拼来的，我觉得是4个“心”：爱心、同情心、布施心、随喜心。“随喜心”就是说，人家做好事，很多人会嫉妒、批评，但我们应该从好的方面去考虑，去鼓励。只要有物质、精神财富，你的人生就很开心了，这就是人生的意义、价值。 　　我们资助24所大学的贫困学生，2005年开始到现在总数有8000人，我们有什么利益？一年给出那么多钱，我心不心疼？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就是要学会由“私”的心态变成“公”的心态，由心疼变成不心疼，再从不心疼到主动、乐意、身体力行地去做这种事业。 　　中国青年报：会不会有人认为您是有钱人，“站着说话不腰疼”？ 　　杨钊：我也是从一个普通人努力打拼起来才这样说的，并不是什么“富二代”、“官二代”。我20岁从内地去香港的时候，我只读到了高中二年级，一无知识，二无家庭背景，没有念过大学，更别谈名牌大学的光辉。我拥有的只有力气，所以我只有特别肯干、特别卖力，就从工人到领班，又从领班到厂长…… 　　1974年，我想办工厂，要10万元做本钱，我只敢和朋友说借两万元，而那位朋友还主动问我：“够不够？”当我开口说需要5万元，朋友毫不犹豫地借给了我。到现在，我还欠他这个情。还有我的父亲。我现在有一定的成功都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不要我报答，因此，我把这个情回报给社会，尤其回报给需要帮助的年轻人。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您的经历有什么能和现在要走上社会的年轻人分享的？ 　　杨钊：我想，走上社会的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承担心”，就是肯挑担子的心。要勇敢把家庭责任挑起来，至少要解决自己和家庭的温饱，然后的目标是小康。如果这想法都没有，就是没出息。 　　我想对年轻人说，如果每件事都这样做，三年如一日，你就能凝聚一批共同打拼的人，五年如一日，就能有一批顾客，十年如一日，你就能有事业。你这样要是三五年没有小成，可以放心打电话来真维斯公司投诉我。 　　不用过多看外面，不要过多跟别人比较 　　中国青年报：那么经历这一次“真维斯楼”风波，您认为有值得反思之处吗？ 　　杨钊：我觉得这次是了解学生、社会的意见不够，没事先多和广大学子沟通交流，才会产生双方的意见抵触。下次如果我们和其他名校有捐助合作，我们会考虑先上网咨询征求同学们的意见，也尊重同学们的声音，我们真的会这样做。 　　同时，我也有一个疑问，旭日集团捐助并冠名华东、贵州多所大学的教学楼都没有引发质疑，为什么进清华大学就有问题呢？是不是对真维斯有歧视呢？如果是这样，那我认为也不大公平吧。 　　我想，人必须要有报恩心。比如我父母年纪大了，得不到我多少好处，为何那么苦心培养我？清华的老师为何认真敬业教导同学？他们也不是因为怕失去工作。年轻人要学习这样的人，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用好的心态看社会，自己和社会就都会多一些善良和美丽。 　　现在的大学生都是饱读诗书的，包括清华学子，但是环境比较单纯，有时候一看外面这么肮脏，被打击得饭也不吃了，事也不做了，这不行。所以我作为长辈，想送给年轻人一句话：不用过多看外面，外面令你失望；不要过多跟别人比较，比较令你伤心，还是要埋头做好自己的事情。(记者 庄庆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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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调查报告显示超七成受访者称地产商"有些贪婪"
dongzg101 2011-9-6 06:07
调查报告显示超七成受访者称地产商"有些贪婪" 2011-09-05 08:34:33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北京)　 有 76 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 ( 1 ) 核心提示：该报告指出，在人们讨论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时，房地产开发商往往被赋予负面形象，19.28%的受访者认为开发商是“正常商人”，76.04%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商“有些贪婪”。 -近80%的受访者买房为自住 -52.24%的受访者“想买房但暂无能力” -对遏制房价政策“很有信心”和“有些信心”的受访者所占比率仅为20.46%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系主任樊明近日公布了一项房地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在人们讨论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时，房地产开发商往往被赋予负面形象，19.28%的受访者认为开发商是“正常商人”，76.04%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商“有些贪婪”。调查还显示，城市居民所希望的房屋居住面积平均为143.08平方米，近80%的人买房为自住或改善住房，坊间流传的“全民炒房”可能有些夸大了。 这份调查报告由该校116名大学生完成。他们利用回乡、出游等各种机会到目标城市访问，通过网络进行统计分析。为研究不同线别城市居民的购房行为，樊明还组织同学赴北京，以保证有相当数量来自一线城市的问卷。最终共获得针对市民的有效问卷4743份，其中一线城市问卷849份，二线城市问卷2255份，三线城市问卷1348份，四线城市问卷291份。 坊间流传的“全民炒房”可能有些夸大 问卷调查了受访者的购房目的。79.86%的受访者表示，买房为自住或改善住房，而用于投资的为20.14%。因此，报告认为，坊间流传的“全民炒房”可能有些夸大了。 投资房屋如何处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其核心是，如果把暂时持有的用于投资的房屋出租，就为暂时不能买房的居民提供了租赁的房源，是值得肯定的行为。相反，如果将投资房屋闲置，则是资源的浪费。问卷询问：如有投资房屋将如何处置？84.50%的受访者表示出租或将要出租，只有15.5%的受访者选择将房屋暂时闲置，等待房价上涨后再出售。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即询问受访者如有投资房屋时将如何处理。为了估计有实际投资行为的受访者如何处理其投资房屋，学生们对数据做如下处理：将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且买房目的为“投资”的受访者定义为“实际投资者”，则“实际投资者”选择“空闲，等待房价上涨”的占31.2%。总的来说，无论是实际投资者还是“潜在”投资者，大多会选择将投资房屋用于出租。 一个国家居民平均住房面积是反映一个国家人民居住条件最重要的指标之一。问卷询问：如拥有房，其面积为多大。另一个问题是：以您家收入希望您家房屋的面积是多少？调查显示，目前受访者实际居住的面积平均为106.41平方米，61.2%的受访者现有居住面积已到达100平方米及以上。受访者所希望的居住面积平均为143.08平方米，80.8%的受访者希望的居住面积达到100平方米及以上。目前政府倡导居民购买小户型房屋，希望70%的居民居住在90平方米及以下的房屋。显然政府的政策和民众普遍的对住房面积的期望相差甚远。 居民买房的资金来源影响着住房市场的有效需求。如果一个家庭买房的资金主要靠核心的家庭成员(主要为夫妇)自筹，购买力就相对较低；如果买房的资金能够得到买房者父母的支持，购买力就相对较强。问卷询问，如近期有买房的打算，你的资金来源。58.62%的受访者的资金来源为“自筹”，剩余的需“父母部分帮助”或“基本靠父母”。年龄是影响买房资金来源的重要因素。“自筹”的受访者平均年龄为34.16岁，需“父母部分帮助”的平均年龄为28.86岁，相对较年轻，而“基本靠父母”的平均年龄最低，为25.20岁。 52.24%的受访者“想买房但暂无能力” 毫无疑问，房价是居民能否购房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88.37%的受访者认为房价有些高或太高了。因此，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是有必要的。 房价收入比反映一个国家居民购买住房的能力。房价收入比是指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国际上通用的房价收入比的计算方式是以住宅套价的中值，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值。家庭年收入则是指全部家庭成员的年度税前收入，通常包括夫妇二人。家庭年收入同样取中值。 大学生们试图根据所得的调查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做一估计。他们把所调查的个人工资收入乘以2代表家庭收入，考虑到样本中男女比例基本相等(男性占53%)，这样的平均可基本消除男女工资收入差所带来的对家庭收入估计的影响。问卷询问了受访者所在城市常见的单位平方米房价，目前自有住房的居住面积及月工资。结果显示，平均房价收入比为12.07，随着城市从四线到一线房价收入比呈明显上升趋势。 据考证，目前国内流行的房价收入比3～6为“适宜”的说法来自世界银行专家黑马(Andrew Hamer)。20世纪90年代初黑马在进行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研究时，提出了这个世界银行认为“比较理想”的房价收入比。国际上所认为的适宜的房价收入比为6～8。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是8.76。 需要说明的是，大学生所用的收入仅为工资收入，没有包含非工资收入，部分受访者所报告的收入有可能是税后收入，因此计算用的收入有一定的低估。他们对中国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的推算由于受到样本量和样本在城市线别的分布并不一定和实际分布一致(样本中“二线城市”比重较大而“三线”、“四线”比重相对较小)，加之房价和收入并不是取中位数，因此不一定非常准确反映全国城镇平均的房价收入比，但作为一个近似是有相当参考价值的。 根据他们的调查数据及对房价收入比的估算，也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房价收入比，大学生们认为，中国城镇目前的房价相对于普通居民的收入来讲过于昂贵，特别是对一线城市来说，房价收入比高达25.25。 关于房价为什么一直居高不下，有着广泛的争论。问卷询问：您认为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可多选)？45.11%的受访者认为是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47.97%的受访者认为是“开发商太贪”不肯降价，31.05%的受访者认为是“土地供给不足”导致地价、房价高涨，49.73%的受访者认为“官员腐败”导致建房成本过高。 调查显示，有53.57%的受访者目前无自有产权的住房，其中绝大部分希望将来买房。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近期不买房的原因是什么？52.24%的受访者“想买房但暂无能力”，由此可见，现在仍有大量民众处于无力买房的状态。还有11.45%的受访者“有购买能力但等待房价下跌”。 76.04%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商“有些贪婪” 一般认为，中央政府竭力希望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但中央政府的这一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相矛盾，因此不少地方政府并不坚决地按中央政府的精神遏制房价，这是中国房地产调控总难实现预期目标的重要原因。问卷询问：您认为地方政府会遏制房价？40.66%的受访者相信地方政府“一定会”或“会采取一些措施”，35.82%的受访者认为“不好说”，18.65%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不会采取遏制房价政策，更有4.87%的受访者认为地方政府“希望房价上涨”。由此可见，民众对地方政府遏制房价并不普遍看好。 在人们讨论房价为何居高不下时，房地产开发商往往被赋予负面形象。公众对开发商的负面形象可能构成了政府出台种种限制开发商政策的民意基础。问卷询问受访者对开发商的印象。19.28%的受访者认为开发商是“正常商人”，76.04%的受访者认为房地产商“有些贪婪”，是“一群奸商”，只有4.68%的受访者肯定开发商，认为他们是“一群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 一般认为，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构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共同对抗中央政府的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是房价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问卷询问受访者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的印象。有70.13%的受访者相信，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构成“利益共同体”，只有8.17%的受访者肯定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正常的政府和商家关系”。民众普遍认为在房地产领域，存在着不正常的官商关系。 自2003年以来，中央政府出台多轮旨在遏制房价过快增长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就已完成的而言均未到达预期目标(到2011年8月)。政府调控房价的政策要想达到预期目标，必须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民众要对政府的调控政策有信心。为此，问卷询问：“政府多次出台遏制房价政策，但效果不理想，您对这轮遏制房价的信心如何？”对遏制房价政策“很有信心”和“有些信心”所占比率仅为20.46%。相反“不抱太大希望”和“完全不抱希望”却占72.58%。甚至有6.96%的受访者认为，“不久房价将出现报复性上扬”。本报记者 董伟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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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饶毅下战书：和院士来一场“十年赛跑”
热度 1 lionkingxxs 2011-8-31 10:59
饶毅下战书：和院士来一场“十年赛跑” 宣布从此不再参选院士的饶毅或许又将创造一次“第一”。 8月30日上午，由于落选院士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在科学网博客中发出“挑战”，提出和院士良性竞赛，“在10年以后，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 8月30日中午，身在国外的饶毅教授向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证实了这篇博文正是自己提交给科学网编辑的，“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更有意义。” 饶毅将竞赛的对象限定为主要在生命科学做探索性科学研究的院士，和自己年资相同或更年轻还有冲劲的，在1977、1978年以后上大学，1991年以后获得博士学位，或1994年以后有独立课题组。 但他同时表示，“其他人有兴趣也可以自愿加入。” 饶毅称，竞赛的标准是在中国做的科学研究，是否针对重要和有意义的问题，其工作对本学科领域的贡献，在人类知识推进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这样的竞赛是否小孩子气？ 饶毅给出的答案是，“有理想的孩子气远远好于中国不良习俗的所谓‘成熟’：在国际上畏畏缩缩不能上台面，在国内背后搞人水平高。” 饶毅表示，这篇博文也使落选院士事件不以争论而结束，而以向前看、大家努力在中国做好科学而结束，“公开提出竞赛，也许能起良性的激励和鞭策作用：提倡在中国做好科学研究，共同努力提高中国目前还不高的科学水平。” 饶毅把这一举动解释为对“亟需解决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的一种激励。 在饶毅看来，中国目前科学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做到国际上比较好大学的副教授后又当选院士，然后离开科研一线，等于对中国科学釜底抽薪，使中国科学的高度被“封顶”或“腰斩”。 在博文中，饶毅还呼吁，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重新称为“学部委员”。 饶毅表示，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因为加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目前的水平，才带来一些副作用，使学术荣誉回归只能在学界内部有价值而不方便用于学界以外，过一段时间，可能副作用就要减少很多。（转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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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涉嫌贪污的落选院士候选人段振豪鸣冤
热度 1 lzxun123 2011-8-31 09:29
科研经费催生多少富翁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邱晨辉 雷宇 名为做课题实为圈钱。CFP供图 科研人员段振豪涉嫌贪污的丑闻已经过去一个多月，除了近日院士初选段振豪出局外，似乎看不到别的下文。不过，段振豪事件拉开的有关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的黑幕却一时难以闭合。 社会上针对整个科研经费管理体制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来自公共资金的科研经费究竟有多少被冒领、多领、挪用、浪费，又有多少被真正、有效地用在了学术研究上？ 项目越多，经费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就越高 “段振豪虚报了几个差旅费就是腐败，这在科研圈内算什么呢？恐怕很多‘硕鼠’会笑掉大牙。”对于段振豪事件引出的科研经费管理质疑，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姚卫红说。 一次课题经费申请告捷的庆祝宴让姚卫红记忆犹新。酒酣之际，宴会主角向大家透露了一则惊人的消息——自己的个人资产即将突破千万元。 这位工科教授年薪只有15万元左右，哪来这么多钱？姚卫红很是不解。这位教授私下告诉她，自己和某主管科研经费的部委官员很熟，项目来得容易，钱也就来得容易了。 譬如一次学术研讨会的预算是10万元，这位教授“省吃俭用”只花了4.5万元，找熟人凑好10万元的发票，剩下的5.5万元就进了自己的腰包。 “几年内申请到3个‘863’项目，每个项目300多万元。他下手的机会太多了。”姚卫红说。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2010年中国科协年会特邀报告会上披露，我国科技经费节节攀升，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我国科技基本走出了经费短缺的时代。 科研经费管理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审计为此写下注脚：审计2010年的99个支撑计划在研项目普遍存在不符合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及其他财经制度规定，课题扩大开支范围、未经批准调整预算、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会计核算不规范、课题突击花钱购买设备，其间手法多样、漏洞一一展现，涉及资金数以亿元计。 中国科协的一次调查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数据：科研资金用于项目本身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经费流失在项目之外。 “结余出来的资金，只是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无法用发票抵消掉的部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研究员介绍，更多与课题项目无关的经费已经在使用过程中进入了个人腰包。对一些科研人员而言，项目越多，也就意味着进入个人腰包的可能性越高。 科学界里一个广为人知的细节是：“汉芯事件”举报人曾对媒体回忆，2002年，陈进骑的是一辆28寸的自行车；“汉芯”发布之后，2003年四五月间，陈进花30万元买了一辆别克君威；到2004年，陈进的坐骑已经换成了宝马。买“马”的钱正是陈进骗取的科研经费。 姚卫红认识的另外一位教授买了一台彩电，发票的台头是“电脑显示屏”，这样可以用“设备费”的名义把彩电报销了。尽管这台“显示屏”和他所研究的地质方向没有一点关系，唯一说得通便是这位教授的经费申请单中有一项计算机设备更新费。而在校方资产管理部门贴上“固定资产”的标签后，只要他不离开工作单位，这台“电视机”便任凭他个人处置，抱回家“看电视”也不会有人来过问。 预算频频上演“移花接木术” 北京一高校土木专业的赵博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科研经费项目预算”的申请单。 这份申请单详细罗列了经费的用途：国际合作费10万元，专家咨询费7万元，劳务费10.5万元；在科研业务费中，差旅费10万元，出版费5万元，材料费23.5万元，化验加工费18万元，会议费3万元，设备费63万元。 这样一个总计150万元的项目中，按预算赵博士应拿到8000元劳务费。可在课题结题时，他只拿到2000多元，“这要看导师的脸色。”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课题申报表上，虽然都有预算一栏，但多是粗略罗列“资料费”、“会议差旅费”等名目。即便是将“科研业务费”细化到许多小项，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也难以照单执行。 “需要10万却申请了30万。”赵博士说，要想在账目上过得去，靠的是在发票上玩“移花接木”的把戏。 一名中部理工科大学化工专业博士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所在的课题组通常是隔一段时间，便有专人把科研经费支出相应的发票拿到财务处去报销，随之对应的是给学生派活儿——收集发票。 课题组负责人对学生的要求是，平时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尽量开发票，只要抬头是学校的名字，开的项目是办公用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额度一般都可以报销。 导师们最喜欢的票据是火车票。这位博士生说，火车票报销时弹性很大，比如北京到天津一来一回的火车票，中间隔五天的话，便可以按五天的标准来计算在天津的住宿、交通、甚至会议等费用，“而这些‘中间多出来的部分’通常不需要再拿出相应的发票。” 更有甚者，不是课题组成员的科研人员也能帮忙充账。 某机构地质研究所一位副研究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一个和自己研究领域八竿子打不着的课题组找到他，“我们的经费还没有花完，你买的东西拿到我这里报销就可以了，发票签谁的名字都行。” 在科研经费的发票报销过程中，一些财务处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有学发博文称，他付给秘书的劳务费，秘书用另外一个名字领走了。他专门找到财务处，财务处却说没关系。这让他头一回感到财务处的“粗心”。 还有一次，张有学去外地作报告的机票已经在科研经费中报销了，后来接待单位又报销了机票费用。张有学急忙把钱退给财务处。 财务处竟对他说，退钱做账挺麻烦的，你就当外地接待单位给的钱是报告费或劳务费。张有学不解：规定上不能这么报。财务处却说：那你下次报销时少报一些。 “中看”的国家经费常常向“中用”的企业经费低头 北京某重点高校化工系教授张超（化名）透露，每次项目评估前，课题负责人除了准备各种技术文档外，“调账”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所谓“调账”，就是按照项目申请书的要求列出科技经费使用的财务表，把其中与项目资金申请书不符的进行调整。具体说来，除了凑发票，就是纵向横向经费互换。 在科研圈子里，横向是指课题组承接来自企业、学校等平行单位的科研项目，纵向是指课题组申请的国家级、部委级的科研项目。后者说出去好听，对评职称等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在不少圈内人看来，由于管得太严太死，“只中看不中用”。 于是，纵向和横向便“结为同盟”，纵向经费中一些实在走不了的账，就通过横向经费抵销。 一些科研人员将能够正经花的钱都凑到纵向的账目上，比如张教授要购买一台200万元的仪器，李教授要买40万元的耗材，都可以通过纵向经费中设备费的名义来报销；而诸如私人聚餐、打车费等纵向经费难以报销的项目，则依赖于横向经费，若用不完就塞进自己的腰包。 不过，这种互换并非等价。纵向的经费由公家埋单，几十万元也算是少的；横向的钱是企业交到自己手上的，几万元也算是多的。 “中看”的纵向便常常向“中用”的横向经费低头，前者贬值，后者升值。圈内流传了“1/3”这样一个数字，即纵向经费的含金量是横向经费1/3，“你花我1元横向，我花你纵向3元。” 张超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只有在“调账”时，那些掌握着大把纵向经费的“大牛”才会低三下四，“手里的纵向经费多了，没有一定的名目又花不了，只好和人换横向。” 其实，“调账”并非只是在项目评估之时才有的。在科研经费审批通过不久，很多有经验的科研人员就知道哪些是可以走纵向的账，哪些是不可以走的，不可以的就通过横向经费来替换。 张超认识一个研究员，他花100多万元买了台对自己的课题一点用也没有的仪器。问他原因，这个研究员刚开始支支吾吾，不说话。后来张超才知道是他和卖仪器公司的老板是朋友，“可以吃回扣”。 这20多万元的回扣，便是从纵向的科研经费里“偷”走的。 在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科技部2010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显示，部分科研项目配套资金到位率低，有的虚假配套，这从横向纵向经费互换上便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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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大学生一天吃掉3亿 食堂价格倒挂致亏损严重【转】
laojing 2011-8-30 10:59
共同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导读： 高校联采项目 中国高校伙食物资联合采购 2011年08月30日 08: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物价涨！涨！涨！ 食堂亏！亏！亏！ 1斤猪肉，6月份是14.95元，过一个暑假，就涨到26元。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6.5%，创下37个月以来新高。 秋季开学在即，各高校食堂遭遇前所未有的物价上涨压力。 日前，教育部在济南召开高校学生食堂工作座谈会，商讨在物价持续上涨的形势下，如何做好新学期学生食堂工作。 “上学期学校食堂红烧肉每份是3.5元，开学了变成4.5元，学生就会有意见。”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会上说，“秋季开学在即，稳定食堂饭菜价格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今年以来，食品价格轮番上涨。北京市教委的调查，6月份，北京市肉蛋粮主副食15个品种平均涨幅17%，主要调料类9个品种平均涨幅在11%，熟食饮料类采集的14个品种平均上涨17%。其中猪肉6月份比1月份上涨46%，鸡蛋上涨10%，大米上涨9%。 “核算下来，北京高校学生每生每月生活成本，6月份比1月份又增加40元。”北京市教委委员叶茂林说。 上半年，上海市教委在高校中选择了161个食堂进行动态监测。根据监测情况，上海高校食堂原材料成本同比上涨19.3%，这直接导致高校食堂综合成本核算后同比提高10.24%。 另一方面，各类用人成本也在大幅提高。 北京高校食堂的勤杂工每月要1600元，还要包吃包住上 保险 ，一个小炒工，每月不会低于3000元；4月1日，上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用工保险提升，导致高校食堂用工成本增加8.5%，影响到综合成本上涨3%。据了解，即使上海2011年最低工资调整为1240元，但仍然很难招到食堂员工。 上海市教委秘书长蒋红说，今年1至6月份平均下来，物价和用工上涨因素两项相加，导致上海高校食堂综合成本上涨13.17%。 而同时，上海各高校食堂对学生的伙食价格，基本与去年持平。学生日均用餐费用在12~15元，大大低于社会同类大中型快餐25~30元的标准。据上海市教委的调查，上海高校食堂亏损额在营业额的5%左右。 北京亦然。北京市教委委员叶茂林说，北京从2006年起一直在控制价格，高校食堂从2006年起价格倒挂，核算到学生人头，每生每月亏140元，其中，学校食堂消化50元，市政府补贴20元，伙食联合采购消化20元，最终每生每月亏50元。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邹平说，云南65所高校，有学生食堂371个，学校饭菜价格上学期还比较平稳，但是学校亏损较多；江苏省教育厅官员则表示，目前，学校平抑物价能力不断降低，食堂长期保本微利甚至亏损，已无蓄水能力。 中国高校后勤管理研究会伙食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华中科技大学 校长助理兼后勤集团总经理龚守相说，由于近五年来高校食堂长期处在“外涨内不能涨”的局面，高校食堂饭菜价格尤其是可比性的品种的价格倒挂严重，如武汉市，100克肉包子高校食堂一般0.50元/个，超市是1.30元~1.50元/个。这些亏损严重的可比性品种必然要靠不可比性的品种(如混合型的配荤菜)来弥补，这种状况不仅使食堂很难持续运营，而且还很容易引发不稳定的事端。 安徽省教育厅副巡视员张培银说，从2008年开始一再要求食堂不能涨价，但实际上，饭菜数量和质量在下降，含肉量在下降，实际上是在变相涨价。 “原来食堂勺子比较大比较深，现在勺子变小了变浅了，而且厨师盛菜还要抖一抖。”教育部副部长鲁昕笑言，自己在安徽一所高校食堂，曾打了两勺菜，就没吃饱。 物价上涨变成常态 补贴非长久之计 教育部在秋季开学前夕，召开高校学生食堂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价格上涨是一种趋势，祈求涨上来的价格回到原点是不可能的，而且影响和决定价格的因素越来越复杂，高校食堂价格基本稳定任务将是艰巨的、长期的。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说，要从学生承受能力、财政支付能力和学校负担能力来保证高校食堂价格的基本稳定，这是长期任务，需要探讨长效机制。 2010年11月到2011年6月，全国各省都陆续出台了补贴政策，但都是到今年6月底为止。新学期开学在即，而物价上涨变成常态，各省教育官员都积极探问上半年出台的补贴政策是否延续，下半年是否有新的说法？ 据悉，教育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 税务 总局，制订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学校学生食堂工作的意见》，将在秋季开学前下发。 面对物价上涨压力，各地各高校后勤中心、后勤协会、后勤服务公司采取的一些做法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2001年开始，北京高校开始伙食联合采购工作，最初由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率先发起，仅对米、面进行联合采购。2002年，在北京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北京高校伙食原材料联合采购中心正式成立。截至2010年底，参加“伙联采”的高校已达到72所(部分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也主动加入)；采购品种已由最初的米、面两种扩展到除蔬菜、酒水、饮料之外的七大类，800多个品种；年采购额已突破3.8亿元，年采购总量达到8万多吨。 北京高校云集，师生百万，一日三餐食品原材料需求量巨大，其数量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地级市的食品需求。联采产生的庞大“订单”，不仅可以产生规模效应，同时拥有了溢价权。 据已开展区域联合采购的省市的统计结果显示，区域联采比单校采购能降低成本5%~8%，再加上若实现全国联采，则能降低成本10%~15%。 目前，教育部和农业部联合推出的“农校对接“工程也在积极推进中。 今年，针对一些学校缺乏储备能力的现状，北京市教委准备租用北京市粮食局的储备库，所需费用由政府承担。同时为解决从储备库到学校最后一公里的物流问题，政府决定对物流环节给予补贴。 这个假期，北京市教委和各高校的后勤人员并不轻松，很多人奔走在黑龙江、内蒙古、山东等地，寻找北京高校直供基地。按照规划，北京拟建14个直供高校食堂的主副食、蔬菜、食用油基地。 据了解，北京市政府已经连续6个月对高校食堂补贴，花费2亿元。目前北京高校补贴人群在94万人，压力很大。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上海就成立了高校后勤配货管理中心，积极组织高校开展大宗农副产品团体采购和合同储备。 据上海市教委的调查，上海高校食堂亏损额在营业额的5%左右，对于这种政策性亏损，上海市政府和学校各补贴一块，去年上海市教委补贴金额在2000万元。这种补贴直接到全部高校食堂，包括社会上进到高校的食堂。 据悉，很多省份也是采取集中和定点采购，降低成本，同时增加涨幅不大的食品供应。 高校食堂是走市场还是回归公益？ 从1998年到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由359万人增加到2356万人。如今，中国在校大学生，一天吃饭就是3亿元人民币。 1999年，国内高校开始后勤社会化改革。 山东大学 副校长，山东高校后勤研究会理事长张永兵说，10年来，高校后勤面临的问题和情况十分复杂。一个是发展中的问题，高校扩招对后勤提出挑战。像山东，1998年，山东普通高校在校生18.7万人，现有在校生170万人。“过去把精力放在了如何适应高等教育发展，为其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他说，最近几年凸显出来的问题，是社会物价水平上涨对高校后勤提出挑战。虽然政策扶持、财政补助、贫困生扶助等多项措施并举，但后勤压力还是很大。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后勤改革处处长朱宝铜说，学生食堂必须是公益性投入和市场化运营相结合。要体现公益性就必须保证投入，要比同类社会餐饮低15~20%才能体现公益性。 食堂的社会化和后勤的社会化并不等于市场化。但目前政府和高校都存在着对后勤公益性投入难以保障的问题。 公益性投入与市场化运营相结合的机制，就是一方面用市场的手段引导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用公共财政方式来购买公益性服务。政府要同时履行保障公益性投入和强化市场监管两种职能。 来自上海、黑龙江的教育官员认为，公益性食堂和市场性食堂应分清楚，特别要保证公益性食堂对学生用餐的保障，总需求量不低于70%。 济南会议透露的信息是，要进一步加大对学生食堂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补贴力度。要对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电、用水、用气价格分别按居民用电、用水、用气价格执行；按照有关规定，对学生食堂为学校师生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学生食堂建筑设施由学校提供，按照非经营性资产管理，不计提折旧，对服务实体实行“零租赁”，免收管理费。学生食堂的大型维修改造、大型餐饮设备配置和更新，空调、电梯、供暖等设施投入和运行费用由学校承担。 上海市学校后勤协会秘书长成冠润认为，应该建立学生食堂公益性成本的分担机制。学生食堂的公益性主要由学校承担，通过人员成本、水电费等补贴使公益性得以体现。 除了政府学校对学生食堂的公益性补贴以外，也要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充分了解在市场经济中，食堂价格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安徽实行学生代表直接参与高校食堂管理，每天都有学生代表了解原材料的价格。 济南会议提出，各学校要统筹财政拨款、学费及其他收入等资金渠道，根据在校生数，按照一定比例安排资金，设立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根据价格上涨情况，适时对学生食堂(包括社会企业经营的食堂)进行补贴，抑制饭菜价格过快上涨。同时，各学校要根据物价上涨情况，适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临时补贴或提高资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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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马尔乔内抛出“中国汽车威胁论”
dongzg101 2011-8-26 05:03
马尔乔内抛出“中国汽车威胁论” 2011年08月25日 07:56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王超 字号: T | T 1180 人参与 129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进入王超专栏主页 菲亚特 兼 克莱斯勒 集团首席执行官马尔乔内又坐不住了，在日前举行的美国汽车行业管理年度研讨会上，马尔乔内抛出了“中国汽车威胁论”，并表示西方与中国车企的竞争将不可避免。 马尔乔内发表此番言论的时候，菲亚特和克莱斯勒在中国正遭遇“高烧期”。今年上半年，两家公司在华销售量不足1.5万辆。这个让马尔乔内极为尴尬的业绩，让其在直面西方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起占中国车市近40%份额的自主品牌。他认为，是时候审视中国车企海外扩张的“危险性”了。 作为一个在中国有过失败经历，亟待踏入正常发展轨道的企业，菲亚特对中国车企抱有极为谨慎的态度，并不令人奇怪。在马尔乔内看来，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虽然中国企业生产的汽车几乎都在中国市场销售，但他们针对出口市场的未来计划十分重要。“即使假设中国仅把产量的10%用来出口，也会让我们在本土市场面临巨大风险。” 在研讨会上，马尔乔内对现场800多名企业高管说，西方车企如果没有准备好应对中国市场的崛起，那么将很难承受因此而造成的后果。“我们不能对处于上升期的中国制造商打无准备之仗，我们应继续努力，从而让自己的工业基础更具竞争力，因为‘决战’将不可避免。” 马尔乔内在担忧什么？ 在马尔乔内“中国汽车威胁论”出炉之前，其在巴西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并提醒西方同行对中国汽车保持警觉。因为中国车企在那里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了菲亚特的市场霸主地位。 在巴西，市场份额排名前四位的车企分别是菲亚特、 大众 、通用和 福特 。近年来， 奇瑞 、 长安 、 江淮 等车企纷纷进入巴西市场，并获得了不错的 口碑 。令马尔乔内懊恼的是，在巴西市场占有率最大的菲亚特，其品牌形象并未超越中国车。 不久前，由巴西主流汽车媒体《CARRO》评选出的巴西市场10款入门级 车型 ，奇瑞 QQ 拿下了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而菲亚特的派力奥屈居第二。此次评选对加速时间、制动时间、平均油耗、内部空间、后备厢容积、二手车价评估、分期付款利率、舒适性配置成本和安全性配置等13个指标进行评分，最高分130分。奇瑞QQ以总分100、领先第二名16分的成绩获得冠军，而 昌河 爱迪尔排名第五，位居菲亚特 UNO 之上。 今年1~7月， 奇瑞汽车 累计出口巴西22395辆，同比增长316%。7月19日，奇瑞汽车位于巴西圣保罗州的工厂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4亿美元，预计将于2013年9月建成投产，届时年产能将达到15万辆，首批计划投产 奇瑞A1 和 风云2 等车型。 今年上半年，菲亚特在巴西销售约29万辆，以22.4%的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地位，但这一优势将逐渐被中国车企赶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Matthew DeBord表示，中国车企凭借强大的实力，将日、美、德、意汽车制造商挤出巴西市场只是时间问题。 对中国汽车心生畏惧的不只是马尔乔内一人。此前，海外媒体多关注于中国低廉的成本优势，认为这是中国车企参与全球竞争的最有利条件。如今，产品质量明显提升的中国车企，为人们展现出在成本控制之外的另一面，与当初韩国车企向西方进军的场面如出一辙。这也是“中国汽车威胁论”成立的一大背景。 上汽 MG6 在英国的下线，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英国拥有87年历史的 MG 品牌，在上汽手中回炉重造，衣锦还乡之时，受到了英国人的广泛好评。MG6由上汽英国造型团队设计、英国技术中心开发，并由 上海汽车 临港工厂和英国伯明翰工厂合作完成制造，最终在英国上市销售。在上汽的计划中，英国只是第一站，未来，还有东欧、中东、北非和拉美市场等待MG品牌去开拓。 随着上汽成为通用印度工厂的大股东，上汽开始与通用联手开展印度业务，欲在这个新兴市场中分一杯羹。 上汽集团 董事长 胡茂元 曾表示，上汽将把内地有竞争力的低价位产品如新 赛欧 、 五菱 微车推向印度市场，此外还将为当地研发新产品。由中国人主导研发的新赛欧，是一款专门面向中国市场的小型车。在家轿市场刚起步的印度，新赛欧的定位十分契合当地中产阶层的需求。 “世界上没有一家像我们这样销量超过300万辆的公司，出口量却如此之少。”胡茂元说，“2015年我们的产销目标是600万辆。其中，80万辆在海外生产，520万辆在国内生产。” 奇瑞和上汽，前者利用自己深厚的研发基础和产品积淀进军海外市场，后者则通过收购或与外方伙伴合作，来加快自主品牌国际化的步伐。对于马尔乔内这样的跨国企业老总来说，前者让他们忌惮，后者则令他们恐慌。而像 吉利 这样的民营企业，恐怕会是他们的更大威胁。 上周， 吉利汽车 和英国锰铜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协议，将向英国市场出售汽车。据了解， 帝豪 品牌将首先登陆英国，未来1年内， 帝豪EC7 将在英国进行适应性试验，以满足当地的各项标准。目前，吉利持有锰铜19.97%的股份，是锰铜的最大股东。 通过收购 沃尔沃 ， 吉利汽车 正式进入世界500强榜单。去年第二季度，沃尔沃扭亏为盈，今年盈利增长将实现更高水平。今年上半年，沃尔沃全球销量同比增长20%，达到230746辆。中国车企的智慧与跨国品牌文化相结合，在全面融合的同时，仍能保持被收购品牌的独立性，并引导其向更稳健的方向发展，形成更明晰的企业发展战略，这正是中国民营车企的长处。 今年上半年，吉利共出口轿车1.33万辆，同比增长115%。实现三分之二产品出口是吉利的最高目标。同上汽一样，吉利、奇瑞的出口也开始向英美发达国家转移，而不再拘泥于发展中国家市场。 以信誉做赌注的“中国造” 马尔乔内说：“我们需要清醒认识中国 汽车 市场的现状和未来。很多人认为中国只是亚洲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中国自身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独立而且极具竞争力的经济实体。中国将像美国一样在汽车制造方面有所作为。如果有人认为可以忽略中国市场，那他们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马尔乔内看来，西方车企不能依靠亚洲市场的急剧增长来带动自身的繁荣，他们必须努力使自己在北美和欧洲市场的业务更有竞争力。否则，这些原来的“本土市场”很快也将成为中国车企的根据地。 马尔乔内的谨慎心态，说明了中国车企在国际上已经足具影响力，但这能否证明我们已经具备单兵作战的实力呢？马尔乔内的言论，或许并不是为了表达某种敬畏心理，相反，这可能仅仅是他对同行的一种提醒。西方车企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抱团心理已经极为明显，对于他们来说，在危机中毫发无伤的中国车企自然是最大的威胁。 2006年，商务部联合国家发改委确定长春、上海、天津等8个城市为“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并确定 一汽 、 长安 、 奇瑞 等160家企业为“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企业”。两部委还联合成立领导小组，计划在10个方面出台政策来扶持汽车出口，并设置专项资金进行支持。 从今天来看，政策的贯彻并不尽如人意。在鼓励汽车出口的同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企业经验欠缺，各自为战，在海外市场发生了很多失误。一个特别的例子是，俄罗斯曾是中国汽车的最大出口国，2007年，中国出口俄罗斯近5.7万辆汽车。但从2008年末开始，市场份额急剧下滑，2009年更是跌到“谷底”，当年出口整车降至数百辆。 “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汽车品牌只剩下拉达了，那是人家的‘国宝’。欧美车也好、日韩车也好，它们的车出口到俄罗斯，绝对不与拉达的产品发生正面竞争，就是为了给它留出一个生存空间。这也是奇瑞旗云在俄罗斯销售火爆，却因为一个安全碰撞测试，而退出当地市场的原因。”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研究部副主任金柏松，在谈到中国车企兵败俄罗斯的原因时，用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在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副司长支陆逊看来，中国企业的溢价能力很差，现在中国将近60种机电产品出口量全球第一，但80%的机电企业都是自己人跟自己人竞争，也就是国际竞争国内化。 支陆逊认为，我国汽车出口仍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企业多是依靠拼价格、拼规模来扩张。特别是很多产品同质化严重，出口的产品主体也太多，企业的品牌缺失，境外的营销网络缺失，质量得不到保证，出口秩序混乱。“我们有很多车，在非洲市场已经引起抱怨了，有大使馆给我们发电报，反映非洲朋友的意见，问我们为什么好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差的产品出口到非洲。” 不难看出，中国车企之间的无序价格战，以及投机心理，让他们在一些海外市场断送了自己。随机性出口如一次出口几千台，其战略意义并不大，却有可能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在产品卖出去之后，没有服务网点可以支撑，这让中国车企的信誉度丧失殆尽。 在 长城 汽车董事长 魏建军 看来，出口的汽车代表着“中国造”，必须有相应的产品品质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中国车企在海外的名声不好，恰恰是这种压力，使长城在产品打造上分外小心，按照国际最高标准、各个国家不同的法规研发、生产适应国际市场的产品。同时，企业还成立了专门的法规部门，投入了大量资金，请国外咨询公司来研究。 “在海外，我们并不回避召回，上半年我们在意大利、 澳大利亚 都有召回。召回得快，处理得好，是对中国产品形象的提升。中国汽车一定要走过低质低价、物美价廉、物有所值这三个阶段。”魏建军说。 中国汽车出口从2001年开始起步，到现在经历了三个阶段：2001～2007年是快速增长期，整车出口年均增长速度将近60%；2008年、2009年是快速下滑阶段，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汽车整车出口连续15个月出现负增长；2010年至今，则呈现恢复性增长趋势。 事实上，自主品牌从出生起就受到外资品牌的重重压力，在中国这个竞争极为激烈的市场上，能存活下来的自主品牌都有其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但在应对国外市场，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市场时，中国市场的这套竞争法则就不适用了。2008年自主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迅速下滑，其实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目前自主品牌在品质和服务上还存在不少缺陷，今年前7个月市场占有率大幅下滑更是体现出其快速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对于马尔乔内的“中国汽车威胁论”，大可不必在意。在中国车企向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保持极为谨慎的态度和质量服务为先的 理念 ，总有一天，马尔乔内的“威胁论”会演变为“敬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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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孩子扔纸飞机求救 “七楼在上奥数,请救救我们”
dongzg101 2011-8-25 07:58
孩子扔纸飞机求救 “七楼在上奥数,请救救我们” 2011年08月24日 07:05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供图 176 人参与 23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交大电脑城楼上扔下了3个用学生作业纸折成的纸飞机，其中一个上面写着“7楼在上奥数”的字样(图片来源：华商报) 值班人员：“补习班”已持续一个暑假 这个奥数班在西安交大电脑城7号楼的7楼。电梯只能上到6楼，学员从北门口上去后，还需要走一层楼梯。 8月22日10时许，记者通过楼梯上到5楼时，看到楼道铺着一个凉席，一名红衣男子坐在上面，警惕地看着经过的人。6楼和7楼之间的楼道被焊接了一个铁门，门口没有任何门牌或标志。门本来是开着的，有人上楼后，红衣男子迅速将门锁上，然后下楼继续坐在凉席上面。据6楼一单位的值班人员讲，7楼是一个补习班，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很多学生从楼道上到7楼。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一个暑假了。 记者询问红衣男子这里是不是在上课，男子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却有孩子们的吵闹声从楼道传了下来。 路人：“该死的奥数” 记者下楼和教育局进行联系，在等待教育局工作人员前来时，有纸飞机从楼上飞了下来，短短几分钟就扔下来了4个纸飞机。纸飞机落在地上。记者捡起来一看，这是一张中小学生数学作业纸，上面用油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行字：“7楼在上奥数，请救救我们可怜的孩子。” 这纸飞机也让过往的市民张先生捡到了，他也是位学生家长。看到上面的字后，张先生眼圈都红了，他把纸飞机打开又小心地折好，气愤地说：“该死的奥数！” 10时40分许，碑林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赶到交大电脑城。检查人员上到6楼后，任凭在铁门口如何呼唤，都没有人来开门。之前在楼道凉席上坐着的红衣男子还在，让其联系负责人时，这名男子也是反复推诿，一会儿说不知道，一会儿又说负责人电话停机，就是不给联系。 孩子：老师让藏黑房子躲检查 等待持续到11时许，楼下传来孩子们的吵闹声。检查人员迅速下楼，发现孩子们背着书包从南边5楼的通道里跑出来。通道是南北走向的，检查人员一边疏导孩子们，一边从北边走到南边，上到7楼楼梯口，还是铁门，怎么叫门都没人应声。 下到1楼，因为还没到放学的时间，孩子们只好从一个小门进到交大的校园。据一名学生讲，他们上的班叫“敏学堂”，大约有50名学生，都是5年级的，的确是在上奥数，那些纸飞机也是他们折好扔下来的，“我们不想上奥数，但是家长硬是让上，没办法，只好求救了。”还有学生说，这个学校的老师姓唐，平时收费很高，折纸飞机的本子都是强制要求在班里购买的，“有时候有陌生人来了，老师就让我们到一间黑房子里躲避着，十几分钟都不让出来，害怕得很。今天是听到有人检查，就想了想办法，扔了纸飞机。” 家长：不要只是发现一处查一处 孩子们在校园里等待家长，也有老师过来照看孩子，但是却让孩子们在校园里四处走动，躲避着检查人员。 有家长陆续过来接孩子，一位家长说：“今年的学费翻了几番，以前是六七百元，现在20节课费用是1400元，也太黑了。我们也想这些奥数班被取缔，但是期待教育部门出台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不要只是发现一处查处一处，这样，苦的只是孩子和家长。” 碑林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说，这个“敏学堂”未进行注册，是个“黑班”，他们会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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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茅盾文学奖评选,论功劳还是论苦劳》
lzxun123 2011-8-24 07:41
来源： 中国青年报 8月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张炜《你在高原》、刘醒龙《天行者》、毕飞宇《推拿》、莫言《蛙》、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5部长篇小说榜上有名。 　　张炜《你在高原》共10册，39卷，450万字，被称为“史上最长小说”。须知，是严肃评审，不是闲时乱翻书，浏览加跳读；以一天20万字进度计，即要23天才能通读一遍；而茅奖的正式参评长篇小说多达180部，即使8月16日公布的获提名作品，尚有20部。那么，张炜的《你在高原》，评委们都会认真看完吗？ 　　8月21日《京华时报》的报道，评委盛子潮说：“至少有十几个评委通读过，大多数评委看过四五部(该书共10册)，评奖期间我也看了其中的三部。”评委麦家表示，没有读完去投票的确不严肃，但他读完了。“《你在高原》进入前20之前，我看了6册。进了20之后，我觉得把它看完是我的责任，所以咬着牙用一天半的时间把它读完了。”也无怪乎《收获》杂志执行主编、作家程永新要质疑：《你在高原》只有十几个评委通读过，却得到58票(评委共61人)，“这是褒奖作家的过往还是在评具体的作品？这是严肃的评奖吗？”——正如俗话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通读尚且不能，更何谈鉴别、欣赏？莫非这评选，打的印象分，投的人情票？抑或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草菅人命”？ （不用看评审材料就能评出不同等次的奖项是这些茅奖评委也是其它许多奖项评委的独门绝技。评审走形式甚至视评审为儿戏早已成为“潜规则”，这一“潜规则”也已经成为我们现时文化起码是评审文化的瑰宝。所以，我们不要过于相信那些评委的职业操守，更不要迷信他们“评选”出来的奖项） 　　评论家、北大教授张颐武说：“《你在高原》的特点就在不可思议的长度，写的长就是独特性。这可能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这也确实超出了我的“理解力”！ (谁说中国理论缺少原创性？长就是就是独特性，这一惊世骇俗高论的原创性就足以成为中国文艺理论傲视世界的资本） 　　既为长篇小说，归属文学作品，则要论艺术质地，内在质与外在量至少要均衡、对等。长则长矣，却也未必优点，长也可以形容裹脚布之臭长。即以历史通俗演义论，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卷轶浩繁，凡11册500余万字，论长度罗贯中《三国演义》远不能比；但论艺术质地、文学成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则与《三国演义》完全不在一个段位。现代小说的经典，钱钟书《围城》也好，沈从文《边城》也罢，都非鸿篇巨制；而今张炜《你在高原》长则长矣，不见评委、专家称道其艺术质地，只看到褒扬“长”得“独特”，夸赞以长称雄，莫非这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乃是不论“功劳”，单论“苦劳”？ （在以质量取胜的评审中，以“苦劳”而不是以“功劳”为标准，体现了评委迥异于一般人的禀赋。而这一独特禀赋也是他们脱颖而出担任评委的基本条件） 评不上领导的奖，一般都不具备权威性 http://bbs1.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3017do=blogid=47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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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青报：饶毅身上最可贵的是批判精神
胡业生 2011-8-19 23:19
作者：王学进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1-8-19 11:34:49 选择字号： 小 中 大 中青报：饶毅身上最可贵的是批判精神 果不出所料，此前呼声很高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止步于院士第一轮评审。此消息在科学网上挂出不到1小时，饶毅在科学网实名博客上予以回应，标题直截了当：“ 从今以后不候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有意味的是，这篇写于今年3月5日的博文，迟至8月17日由作者添加了日期后才公布。博主称“早就预计到了这个结果”，“任何学生物的人都会知道原因”。（《中国青年报》8月18日） 笔者不学生物，因而不知其落选的真实原因。我感兴趣的是，3月5日写的博文为何要推迟到8月17日公布。在这5个月内，不知饶毅进行了哪些科学研究，只知道他在预知结果的情况下，依然不改其敢言的本色，写了一系列批评中国学术界的博文，尤其是那篇批评学界浮躁的博文在网络掀起轩然大波，影响特别大。虽然不知此文是否影响到评审结果，但不利于其评审当有可能。 在评审过程中，候选人竟一再撰文批评当今学界，这对其将会造成怎样不利的后果，饶毅不可能不知道。为此，有人遗憾饶毅在关键时刻没有忍住，即使在评审的半年里，他也对早已饱受诟病的中国科研体制多次发出批评的声音。一个为很多人接受的观点是：暂时地收敛一下，评上院士拥有更大话语权，此后的呼吁更有利于科学界环境的改良。饶毅是怎么回应这些好心劝告的？他掷地有声地说：“有些人妥协一小步，之后就会步步妥协了，只会夹着尾巴做人了，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还表示，自己不满足于只做一个泡在实验室和文献中的研究员，“除了做好本职，‘智识分子’对其他问题也要有自己的看法。看到问题，就要说出来。如果不敢说，那还怎么做？” 久违了，我终于从饶毅身上看到了失落已久的知识分子道统。在院士头衔的巨大诱惑之下，饶毅依然坚守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不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独立自由的理想抱负，抨击当今学界的种种丑态。希望日益犬儒化的中国学术界，能从饶毅身上感知自己的渺小和堕落。 对饶毅来说，当不成院士，无非是失去了一个光鲜的头衔和一些待遇，但绝不会影响到他的科研成就；对大众而言，失去了一个院士，但拥有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大众将有更多的机会听到来自一位独立知识分子的批评声音，看到中国学界包括其他公共领域存在的种种黑暗现象和腐败内幕，这有何不好呢？ 其实，中国的知识分子（古代称之为“士”）并不缺乏批判精神，从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到西南联大那些常为人称道的人和事，在两千多年间，形成了一种知识分子道统，也可称为“士”的精神。1940年冯友兰受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的委托给当时教育部长陈立夫写的那封信，通篇贯穿着现代教育独立于权势的理念，集中体现了“士”的精神即知识分子的道统。时至今日，这一道统失传了。原因何在？答案就在同一个冯友兰身上：只要看看其在某个时期唾面自干、全盘否认自己学术成就的屈辱表现即可探知其因，无需多说。 饶毅的表现让我想起一个命题，即当下中国需要重建知识分子道统。怎么重建？我赞成资中筠先生的意见，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饶毅是海归专家，熟谙中西方文化和现实，他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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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许可拍卖是国际通例？(图)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1-8-10 21:42
狩猎许可拍卖是国际通例？(图) 时间：2006年08月26日08:19 　　 作者： 常纪文 8月9日，《中国青年报》率先报道了国家林业局将首次面对国外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的消息。此消息一出，立即招来广泛的争议。8月11日上午，国家林业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暂缓秋季国际狩猎野生动物额度拍卖活动。由于此次拍卖活动涉及国际狩猎问题，且有人认为狩猎许可国际拍卖是国际通例，故本文拟从以下三方面对此加以分析。 　　狩猎要事先获得许可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除了在动物福利法或动物保护法中对狩猎作出规定外，还专门对野生动物狩猎进行立法。 如英国早在1831年就制定了《狩猎法》，1860年制定了《狩猎执照法》，1944年制定了《夜间偷猎法》。罗马尼亚1976年制定了《狩猎法》，瑞典 1987年制定了《狩猎法》，意大利于1992年制定了《保护野生动物和限制狩猎的规定》。作为我们的邻国，蒙古于1972年制定了《狩猎法》，日本于 1973年制定了《关于鸟兽保护和狩猎法》。 　　由于狩猎需要武器，而武器涉及公共安全、野生动物的数量和野生动物的福利，因此这些国家还大多制定了规范狩猎武器及其使用的法律。如英国于1968年颁布了《武器法》，奥地利于1996年颁布了《联邦武器法》。英国的《武器法》要求，持有狩猎用的武器，必须到警察机构去登记，并且要获得许可；武器不得包括毒药等有害的物质。 　　在这些立法之中，狩猎许可已经成为国际通例。如爱尔兰2000年修订的《野生生命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捕猎受保护的野生动物要事先获得许可，并按照许可证上规定的条件捕猎，否则构成犯罪。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受保护的野鸟和哺乳动物的开放捕猎季节以及临时捕猎禁止。第五十三条规定，出口野鸟和受保护的其他野生动物及这些动物的尸体、身体部分或者产品，必须事先获得许可。 　　同样的，大多数国家规定，狩猎者必须为狩猎许可支付费用或者为狩猎许可证支付管理费用。如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利亚州政府规定，任何人要想获得狩猎许可，必须支付许可费。许可费分为基本许可、开放季节许可、领年津贴者的基本许可、领年津贴者的开放季节许可等10类。每类许可又分为1年期、3年期和5年期三种许可。许可期限不同，许可费也不同，总的说来，这些狩猎许可的费用并不是很高。 　　国际条约规范区域性狩猎 　　为了规范狩猎的国际合作，一些国家签订了一些区域性的国际条约，比较典型的有以下两个：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于1970年签署了《关于捕猎和保护鸟类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经济联盟条约》。 　　条约内容主要有：各成员国应当相互在开猎期和禁猎期的具体时间上进行协商；各成员国应当在武器、弹药、射弹、工具、器械、程序和方法方面进行协商；成员国批准的活生和死亡猎物的运输和交易期应当为特定猎物开猎期的当天至禁猎期满之后的10天；禁猎期满之后的第11天至下一个开猎期开始之时，特定猎物的运输和交易是否批准，应当由运输和交易所在国的法律来决定。 　　欧共体于1979年通过了旨在保护野生鸟类和限制狩猎的《关于保育野鸟的理事会指令》。指令禁止大规模和不加选择的猎杀和捕捉，禁止利用任何形式的机动工具来打猎。 　　但成员国在以下情况下可以作出变通的规定：一是保护公共健康和安全的需要；二是保护空气安全的需要；三是为了防止对农作物、牲口、森林、渔业和水体产生严重危害；四是保护动植物的需要；五是出于研究、教学、增加数量、繁殖、再引入的需要；六是在严格监管和有选择的基础上，捕捉、拥有或者采取其他明智的措施利用种类特定和数量有限的鸟。 　　狩猎主体多为本国公民 　　综观以上两个方面的介绍，可以把国外野生动物狩猎许可立法的经验总结为如下几点： 　　在狩猎许可的申请主体方面，大多数国家都定为本国公民。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本国的居民特别是某些地区的本土居民对于特定区域的野生动物的保护作出了贡献，理应享有一定的享乐权益。不过，在外国人作为本国公民的客人或者仆人时，少数国家也授予其随同打猎的权利。此外，这些国家大都对狩猎主体的年龄作出了规定，并针对不同的主体规定了不同的狩猎权利。 　　在狩猎许可的收费方面，大多数国家都实行许可收费或者许可证管理收费制度，有的还针对不同的狩猎证规定了不同的收费标准。总的来说，收费一般不高，各国不以狩猎许可收费作为创收的途径。可以说，许可收费是国际通例，但狩猎权拍卖目前还没有成为国际通例。 　　在猎物配额的确定方面，大多数国家都以物种的可持续保护和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在必要的情况下，一国的不同地区甚至邻国之间可以就某些物种进行交换或者赠与，避免不必要的捕猎产生。 　　在狩猎行为的规范方面，基本上所有的法治国家都对狩猎时间、狩猎区域、狩猎方法、狩猎武器作出了详尽的规定，要求狩猎者尽最大的努力保护野生动物的福利，使其在猎杀过程和死亡之前免遭不必要的痛苦，并且规定监管机关必须在现场对狩猎行为实行监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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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社会焦虑症：百姓要求高了 不满现状
DynamoChina 2011-8-1 10:43
社会焦虑症：百姓要求高了 不满现状 2011年08月01日 08:4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聂北茵 字号: T | T 3 人参与 0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社会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 怎么看待当下社会普遍出现的焦虑情绪？焦虑情绪产生的原因何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显示出哪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如何解决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国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近日，为回答读者的种种困惑，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接受了《思想者》的采访。 社会焦虑情绪说明了什么 《思想者》：近来，大家常常感到当下的社会似乎弥漫着一种比较普遍的焦虑情绪——从不久前“达芬奇”假家具的闹剧到小商贩往“萨其马”糕点中加入有毒硼砂；从地铁滚梯事故初现到高铁事故频发，人们几乎每天都在为食品安全、出行安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负面报道大伤脑筋……您怎么看这些现象？ 吴忠民：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 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 从历史上看，除了战乱年代，人们没有像现在如此之焦虑过；往以后看，以后人们也会焦虑，但社会焦虑的波及面和强度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思想者》：现在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焦虑，显然是对社会生活中的高房价、高 物价 、通胀、负利率、腐败、分配不公、垄断企业的高收入等等现象的直接担忧和不满。如果让您排个序，您认为，老百姓最焦虑的问题是哪个？ 吴忠民：每年的情况略有差别。但你恐怕已经看到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同基本民生相关的部位。 《思想者》：您怎么看待这种社会焦虑情绪？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社会急速的转型、变革，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大批社会成员社会群体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重新洗牌。 现代 社会意味着要面临着空前的社会风险。人们有时觉得无章可循，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这使得社会成员产生一种人生的不确定感，前景的不确定性，心里不踏实，人们对于未来不可预期。这自然就会形成社会焦虑现象。 《思想者》：按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从整体上看，毫无疑问是得到了大幅度改善；但为什么社会焦虑现象反倒出现了？ 吴忠民：我以为，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 《思想者》：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幸福指数相对提高了，不仅仅满足于温饱了，因此，人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才会产生焦虑。 吴忠民：是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 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由于过于追求 GDP 、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思想者》：您认为，最能反映民生状况的尺度是…… 吴忠民：尺度是多方面的。比如，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准、最终消费率状况，等等。像公共服务问题有很多人谈过了。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最终消费率问题。这些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在逐渐走低。最终消费率是一个能够反映民生总体状况的重要指标。2009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48%(1979年为64.4%)。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民众的生存状态，影响到民众对自己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而被人们比喻成 “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的问题 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思想者》：您觉得社会焦虑对于社会会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 吴忠民：不利影响很多。社会焦虑会引发一些社会成员非理性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出现，会大面积降低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意程度。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本土化”特征 《思想者》：有学者认为，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除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后，基本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成为城市的边缘人群。相对贫困人口扎了堆儿断了炊，大伙儿怎能不焦虑呢？ 您怎么看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能否概括一下它的特征或特点？ 吴忠民： 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 中国是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 现代 化建设的 。 其一，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其他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巨量的事情，必然会造成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社会和经济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出现了一种十分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这就使得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导致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 其三，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迅速被中国各个阶层广泛接受和认同。这对民众影响巨大：民众空前重视现实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空前重视自身权益的维护。虽然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但在近期内客观上势必会对一些有碍于以人为本理念实现的现实问题提出质疑、形成不满，进而造成某些纠纷和抗争的行为。 其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中国推动型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两重属性。除了其积极作用之外，还有着一定的负面隐患，这就是公权容易扩张、腐败容易形成，等等。这些隐患进而会同民众形成抵触。 所以，特殊的时代背景条件，使得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吗 《思想者》：我们知道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些后发国家步入中等发展发达国家行列之后，很快就盛极而衰；在这一阶段，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经济和社会都受到严峻的考验。请问，作为后发国家的我们，能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吗？ 吴忠民：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社会共同体——其人数规模比欧洲、美国、日本三大共同体总合还要大的国家来说，我们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发展面的优势，即：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的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二是，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 《思想者》：您能否举几个例子，具体讲讲中国能够跳出“发展悖论”的陷阱，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吴忠民：首先 人心普遍思定 。中国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这就是：无论何种类型的折腾，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而言，几乎没有赢家，几乎全部都是输家；社会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以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条件。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珍惜社会稳定。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 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 其次，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在这方面，2003年中国抗击“非典”的行动、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救灾行动，都是典型的案例。 第三，务实、平和、宽容精神的传统。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而且，由于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 第四，家庭的重要缓冲作用。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比如，中国的房价飞涨，大批年轻人依靠自己的收入根本买不起住房，所以其中的许多人是依靠父母和祖父母的帮助购买住房。类似生活困境的缓解，能够使受到家人帮助的社会成员不至于产生过多的社会怨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第五，互联网的减压作用。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4.85亿人。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着两重意义的广泛影响。一方面是互联网对社会矛盾问题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运用得当，互联网则能够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产生积极影响——比如，有效减压、有效辟谣、有效批评、有效建议。 显然，如果能够将网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之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则可以获得大量的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从而有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是缓解。 主动正视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 《思想者》：我们知道，“七一”讲话中特别强调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前面我们说的最终消费率逐年走低等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如何化解社会焦虑情绪呢？ 吴忠民：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 现代 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 应当看到的是，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规范市场经济、建设法治社会、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显然，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就此而言，我认为，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目前猪肉价格首现环比下降；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 保障房用地 ；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 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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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周瑞金：勇于解决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热度 1 DynamoChina 2011-7-30 17:20
周瑞金：勇于解决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2009年10月28日 08:15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 大 中 小 】【 打印 】 共有评论 6 条 2008年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众多记者前来采访。本报记者 赵青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个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起步，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31年的改革开放，新中国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 人民共和国的60年并非一帆风顺。辉煌的成就来自沉痛的教训。国庆期间文化部组织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用4分钟的时间表现“文化大革命”，不回避不渲染，值得肯定。勿忘历史教训，方能鉴往开来。正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那些年的种种失误，才有了邓小平同志主导的伟大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避历史教训，只讲辉煌60年，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凭借我们党和人民百折不挠的韧性和灾难修复的能力，在至少整整两代人流汗、流泪，甚至流血奋斗的基础上，新中国60年才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外国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只要不带政治偏见，都会承认这一点。美国纽约帝国大厦在今年9月30日晚至10月1日清晨，首次为中国国庆亮灯，“向中国人民致敬”，是一个代表。 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人民，有理由也有信心抱一分美好的期待。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国庆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所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也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晚年谈话的警醒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 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16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以其极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国庆60周年大典过后，是我们勇敢地正视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时候了！ 我作为一名先后在地方党报和中央党报工作近50年的老兵，现已退休多年，个人了无牵挂。在新中国60华诞之时，谨以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一分痴诚，有责任知无不言，直陈己见，同时也可以说是概括和转述了党内很多老同志的一些忧虑与思考。 纠正利益格局的倾斜 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改革语境比较单纯，就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松绑，减少行政权力的干预，让城乡老百姓和公有制企业的普通职工有独立谋生、自由创业或自主经营的空间。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让利、让权的过程。 这样的改革唤起民间极大的创业热情。非公经济创业和公有制企业承包经营对年轻人的感召力，从当时的一个流行语“出生入死”可见一斑。而当时大多数机关干部尚能安于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福利，对利用所掌控的社会资源与市场勾兑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约束。因此，前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成果，基本上做到了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老百姓从改革中得到最多实惠。 在农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的铤而走险，得到万里同志等开明官员的同情和庇护，最后由于邓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热情鼓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开来。改革前，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之中。改革后，广大农民怀揣发家致富的冲动，推动了农村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创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迹。从1978年至2007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1479万，减少了2．3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也主要造福平民。在两三千万“知青”回城的压力下，政府鼓励自谋职业，恢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个体劳动者代表，赞扬他们自食其力，为国分忧“最光彩”。由于总书记的这句话，私营经济在新时期也被称为“光彩的事业”。出身草莽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三次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照，指示政府不要动他，“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改革年代。正如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所言:“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城市“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1984年10月新中国35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学生自发打出标语“小平您好！”这正是来自底层的民众以最朴素的情怀，表达了对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由衷拥护和感激。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市场经济的大发展扫平了道路。1993年以后，朱镕基总理在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支持下，主导实施大规模的国企改革、税制改革、外贸改革、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如果说1980年代主要是非公经济的增量改革，规模有限，那么1990年代推进的则是公有制经济存量改革，涉及国家的经济家底，撼筋动骨，影响深远。在战略上，政府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在理论上，明确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大规模的五大改革，特别是中小型国企改制，终于撼动了长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也为人民大众自由地谋取利益，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拓展了广阔的道路。五大改革带动了1990年代私营经济的发展大潮，加上对外资扩大开放，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私营企业在内资企业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成多。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介绍，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占全国城镇就业的70％以上。市场机制在我国已发挥基础性作用，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所占比重已分别达到95.6％和92.4％。可以说，经过几十年清一色的公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的曲折教训，新中国已经成功地扬起了市场经济的风帆，创造性地开辟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新航道。 国企改制中出现了管理层MBO、员工持股、破产改制等多种产权改革做法，虽然存在国家监管不力、交易不够透明、国有资产流失等严重问题，但是如果当时不痛下决心改革，国有资产在市场发展的度量衡中会流失（贬值）得更快。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发生了对于市场化方向的改革争论以后，另一种政策取向占了上风。一种观点转而强调扩大国企的市场份额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认为只有强化国企特别是央企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于是，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出现了超大型国企，块头之庞大直逼世界500强企业（但经济效益，如资源产出率等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它们不仅保持着经营高度垄断，而且影响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场定价权和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向。 与此同时，普通民营企业介入大中型国企产权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内部人收购办法也被基本叫停。虽然在党内外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2005年2月1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承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对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与公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但实际上非公经济在金融服务、通讯电子、新闻出版等近30个产业领域仍然存在市场准入阻碍。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揭示:从税费制度看，民营企业创业门槛越来越高，收费越来越多，创业积极性受到打击；从融资体系看，民营企业融资还不及全社会的10％，银行对非公企业的拒贷率超过56％，超过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2008年11月制定的4万亿元投资扩大内需计划，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舆论普遍担心大多被“国”字号切走，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市场和政策空间会受到进一步挤压。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不少民营企业界政协委员呼吁:让民企共同参与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产业振兴要多考虑民企，保增长和保就业的重点是保民营企业，因为数量巨大的民营中小型企业是中国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然而，与全国“两会”的呼声背道而驰，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中小型企业的日子很不好过，钢铁、地产等行业频频出现了民营企业因经营困难而被国有企业收购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强”或“安全整顿”为名，侵占私有产权的现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现。 在1990年代的“国退民进”中，人们担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锅饭”，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现在的趋势倒过来了，是“国进民退”，民营中小企业受到损害。改革进行了31年，国企还没有从很多竞争性行业退出，或者退而复进，在银行信贷等方面仍然是国企优先。1993年启动的大规模“国退民进”在很多领域被喝止，由此出现了新的问题:一些国企管理层和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的某些政府官员勾兑，与民争利，贪腐成风。如果说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中曾经存在透明度不高、政府监管缺失，那么，今天超大型国企的内部管理如利益分配等透明度更低，政府对于其管理层薪酬、税收贡献、贪污受贿等问题的监管更加乏力。 “国进民退”的新格局，“非公经济36条”贯彻乏力，暴露出普通民营企业的发展困境。但是，这并不妨碍某些掌握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亲属以民营企业身份，通过公权力，以各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国有企业财产，大肆攫取各种公共资源。例如，在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金融等中央纪委反腐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都有他们长袖善舞的身影。 在改革启动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显然，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较少受到政府经济管制的普通民众。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而鼓励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而且，只有依托市场自由竞争的谋生、谋利方式才可复制，才谈得上别人“向他们学习”，才有可能成为“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严厉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艰苦创业，“反对特殊化”，防止“成了老爷”，并称之为“一场严肃的斗争”。在经济改革进入第31年的时候，我们的改革政策取向，是否极大地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而压缩了经济自由化的空间，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给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生活先好起来”的努力机会，在多大限度上能有效地制约政府机关和国企党员干部的“特殊化”和“成了老爷”，值得深刻检讨。 遏止局部基层权力的失控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四中全会连用三个“严重”发出警告: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当前，人民群众对中央践行“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的执政宣示和巨大诚意抱以期望。特别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开展的“汶川地震灾区居民需求快速调查”，灾区群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感与对家人的信任感几乎持平。中央政府以人为本，倾情高效的救援，感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体察民意果断暂停奥运火炬传递、设立国家哀悼日，深得人心。去年5月19日14时28分，天安门广场上神圣的国旗第一次为死难平民而低垂，那一刻党心和民心，政府和人民水乳交融，是“非典”应急处置以来“胡温新政”的又一个民意高峰。 然而，从近几年的一些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也要看到，民众心目中，政府的公信力和美誉度，呈现逐级下降态势。特别是一些基层政府，比如群体性事件高发的县城和县级市政府，对于民众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权，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胡作非为，到了惊人的地步。 例如湖北巴东县邓玉娇案，明明是邓贵大、黄德智这样的基层无良官员到色情场所索取色情服务，被拒绝后使用了暴力，涉嫌强奸，巴东警方最初却认为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让网民感觉官官相护。 再如贵州习水县嫖宿幼女案。在前后两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里，11名未满18岁的女生被有组织地嫖宿，犯罪嫌疑人有5人为公职人员，令人发指。事发后的调查过程也艰难曲折，如果不是迫于上级命令和舆论压力，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很容易被当成“一般卖淫嫖娼”案件处理。 在湖北石首市（县级市）骚乱中，青年厨师涂远高坠楼身亡，家属不服警方的自杀结论，不肯将尸体火化。上万名“不明真相”的市民和周边县镇群众上街声援死者家属，把前来抢尸的警方堵在街头。这起比贵州瓮安事件更为严重的官民对峙、警民对抗事件，表明我们的一些基层政权已经失去相当一部分民意的信任，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心存蔑视，这是很可怕的。 去年冬天以来，全国组织了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县公安局长、县级法院院长等一系列基层干部培训，不少省市组织了县派出所所长培训，都是要提高基层干部排解矛盾、聚拢民心的执政能力，夯实我们党持续执政的群众基础。郡县治，则天下治；郡县不安，则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无从谈起。近年来推行的“省管县”体制，除了财政方面绕开地级市、强县扩权，也有省直管县主要干部、强化基层权力监督的考量。这些都体现了中央的良苦用心。在加强和改进自上而下的监察的同时，还需要引入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选举机制。这就是继续推进和逐步扩大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基层自治思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委员长彭真1987年11月23日指出:“长期以来，我们自上而下的很多，自下而上的东西很少。”彭真寄希望于村民自治这样的基层民主实践，把一个村范围里的公共事业，交给群众用民主的程序来决定，一步一步地掌握民主的操作方法。“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把自上而下的勤政和反腐倡廉要求，与自下而上的选举、监督结合起来，可能是提高基层管制能力、解决激起草根民怨的吏治问题的治本之策。 基层民主需要一个有序推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但从各地非常事态频出看，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急迫性。从河南灵宝王帅案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吴保全案，以“诽谤政府”为由而“跨省抓捕”网民，成为某些基层政府面对批评而自保的本能反应。今年6~7月间，河南省杞县发生钴60放射源故障，在政府沉默一个多月后，老百姓纷纷举家出逃。结果，政府非但没有为这起现代版的“杞人忧天”向民众道歉，反而迁怒于在恐慌中交流不实传言的民众，宣布抓获5名“造谣者”，包括只是在网上复制粘贴核事故传言的网民。近年来，网络监控技术流入县市级，成为某些基层官员对付舆论监督的工具，尤其令人不安。要落实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任务，遏止某些基层官员的恣意妄为，基层民主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可以这么说，在今天，切实保障人民大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是对现阶段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有力补充。推进基层民主，揭露和制止基层官员扼杀民众表达和新闻监督的行为，就是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中央的政令畅通，保障新中国的红色江山不因那些无良官吏而变色。 反思维稳逻辑 唯求长治久安 社会转型的一个难题，就是改革要讲求节奏，发展要保持稳定，维稳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维稳工作中孰轻孰重，涉及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伦理，其短期效果和长期效应也大不一样。 维稳的第一层次是不出事，或者出了事尽快平息事态。因为如果地方政府门前出现静坐示威，或者村民维权占据了国道，非同小可，搞不好就会被问责罢官。现阶段地方政府在这个层次上煞费苦心，耗力甚巨。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没有公权力做不到的事情，关键要看在维稳过程中现在和将来要付出的成本有多大。 在平息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有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权力对强制手段的滥用。有的地方领导干部遇事不敢到现场去、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解决问题，而是动辄把警察推到前面。但警察不是解决矛盾的主体，而是一种辅助力量。“解铃须系铃人”，公权力的主要责任要由党委和政府来担当。前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民武装警察法》时，人大常委和社会舆论普遍认同武警“参加处置暴乱、骚乱、大规模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恐怖袭击事件和其他社会安全事件”，但不少人强烈支持该法对地方政府调动武警权限进行限制，认为以往一些地方政府把武警“当做拿枪的城管”而滥用的情况比较严重，必须予以纠正。 实际上，近年来“群体性事件”这个中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政府以现代执政党的思维，对聚众示威、罢工等行为作出了新的定性，从过去的“阶级斗争”观念，转变为政府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乃至冲突中维持秩序、维护正义的理念，依法处理，民主处理，科学处理。如果我们固守传统思维，对于群体性事件，总是习惯地以为大多数群众“不明真相”，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破坏”，一开始不能对事件性质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之后又不能对自己的错误处理方式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结果不但事态不能及时平息，甚至扩大了事端，酿成撕裂干群关系的痛心后果。这个教训应当记取。 维稳的第二层次，是认真对待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帮助解决老百姓的民生和权益保障等实际问题，用妥善调节利益冲突来构筑社会稳定。云南省委宣传部最近的一个紧急通知说得好: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实践证明，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绝大多数群众是讲道理的。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能一味指责群众“不明真相”，甚至给上访群众乱扣帽子。今年8月26日，云南陆良县村民与煤矿发生冲突，多人受伤，连带现场维持秩序的警车也被砸。事态平息后，县里工作组没有像过去那样追查“聚众闹事”的“幕后指使者”，而是与媒体一道走村串户，听取村民意见，并把互联网当成群众意见表达的新平台。县委、县政府组织多个职能部门现场办公，特事特办，逐一落实了村民的六条合理诉求，同时驳回了一条按人头补助、按庄稼赔偿的不合理要求，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谅解。云南尝试“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事件和维稳新思路、新机制，值得充分肯定。 维稳的第三层次是修复在突发事件和日常工作中被质疑和伤害的政府公信力，促进官民协商对话，化解政治对立情绪，增进社会和谐。每次网络热点事件的处置结果，相当于一种不成文的判例，会影响公众对社会正义的信念，对共产党领导的信心。近年来很多突发事件的处置由于没有达到人民群众的期待，事态降温和平息后，民间会以娱乐化的方式，比如“俯卧撑”、“躲猫猫”、“欺实马”、“被自杀”等网络流行词，给大众留下永久的记忆，从而也给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留下永久的伤害。对此为政者不可不察。不能简单地指责民众偏激，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官员过于傲慢跋扈，凭借公权力的绝对强势地位，甚至不屑于对老百姓讲一点沟通技巧，一次次“侮辱公众的智商”。我们可以要求人民群众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理性地看待官员贪腐、社会不公等问题，言论和行为不能走极端，更要在现实生活中抑制强权，扶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修复社会信心。希望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及时开展良性的沟通互动，而不是加剧官民对立，加剧当下弱势群体和官商“特殊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不认同。突发事件的不当处置，特别是如果存在颠倒是非、官官相护、社会不公等行为，将导致民心的进一步丧失，而一次次民怨的积累最终必将酿成大患。如果听任党组织和政府的公信力、党员和干部的纯洁形象在一次次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中不断磨损和溃散，最终将损害党在基层群众中长期执政的感召力甚至合法性。 能不能说，内在的社会和谐比表面的社会稳定，是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维护的目标？必要时采取强力措施压制社会骚乱、恢复社会秩序，是人民政府的职责和权力；但局势稳定后，还是要下大力气来面对和化解导致事态恶化的种种社会不和谐因素。一味依靠强制措施，甚至凭借蛮力，强行缔造的稳定，是遮掩甚至加剧了社会不和谐的表面稳定、暂时稳定，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各级政府要重视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平时更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培养对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消化能力。要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利益表达及博弈机制，推动政务信息公开，保障政府响应民众诉求、司法公正、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以及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的舆论监督，以增进社会和谐来保障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内在和谐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才是釜底抽薪、长治久安之道。 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维稳”成本问题。在不少地方，政府在常规制度建设和完善方面投入的精力太少，平时用很少一点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就是麻木不仁，甚至冷酷无情。非要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以后，才迅速出面:一手实施强制，公检法等机构超常运转，比如各地的“截访”就是一笔不小的人力和财力开销；一手实施“赎买”，用政府财政大包大揽的办法安抚闹事群众，一些地方有“人民内部矛盾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的说法。“强制”和“赎买”这两手，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维稳”成本居高不下，还与政府无视社会力量的存在、力图全面控制社会有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出现利益多元化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市场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开始蓬勃兴起。在各种利益矛盾和冲撞中，市场中介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以及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公民伦理，本可成为调节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但是，在传统的高度集权逻辑下，习惯于把“公民社会”视为政府管理的对立面，把志愿者的公民伦理也下意识地视为对政府的离心倾向，心存防范和忌惮。例如，去年汶川大地震中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百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通过网上QQ群、BBS和网下民间社团自发集合，急赴灾区，救死扶伤，为政府救援力量拾遗补缺，表现出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可惜，这笔宝贵的道德伦理财富和社会组织资源未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社会力量的虚化，只会让任何地区性、行业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全部指向政府和执政党，使得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政府疲于应付各种琐细的具体矛盾，经常让政府自身也成为矛盾的一方，甚至是本可相互制衡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一致斗争目标，而失去了宏观调控的政治高度。 值得警惕的是，有些地方和职能部门常借维稳之名，任意夸大社会上某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以恐吓和绑架上级，换取更多的财政投入，制造政绩。这种不负责任的“维稳”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距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操守更远了。 古人云:“防为上，救为次，戒为下。”能不能对地方和行业的领导干部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为官一任，既要保眼前少出事，也不能得过且过，类似“看守内阁”的心态最要不得！出现群众“闹事”固然是个严重问题，但民意的能否畅通表达，民怨的能否合理宣泄，官场风气的清浊，社会人心的聚散，恐怕是对一届政府和领导干部更为重要的考核指标。早在2000多年前，孟子就警告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其民矣。”为官之道，贵在赢得民心。说到底，是作为执政党成员，人民的公务员，有没有历史担当的精神。不仅要平息眼前事态，而且要化解长远矛盾，保党和政府的一世英名，保国家和人民的万世太平。这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题中重要之义。 六十华诞，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如日月之辉，任凭谁人也抹之不去。而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政治清廉、民族和谐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更需要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千万不能只顾眼前，急功近利啊！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翻读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让人忧党忧国之心不减、百感交集啊！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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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一个水利会议何以惊动八个政治局常委一同出席？
dongzg101 2011-7-30 04:36
一个水利会议何以惊动八个政治局常委一同出席？ 2011年07月29日 10:13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卢跃刚 字号: T | T 0 人参与 0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核心提示： 前所未有的决心，前所未有的规格：7月8日～9日，中共中央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8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此次会议第一次把治水放到了治国的高度，并且制定了一揽子的防灾减灾、合理配置水资源的10年目标。这种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情景，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史，似乎只有2140年前汉武帝率百官赴黄河负薪草、堵溃口的情景与此相类似。 本文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07月13日09 版，作者：卢跃刚，原题：《一个水利会议何以惊动八个常委》 前所未有的决心，前所未有的规格：7月8日～9日，中共中央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8位政治局常委出席。此次会议第一次把治水放到了治国的高度，并且制定了一揽子的防灾减灾、合理配置水资源的10年目标。这种欲毕其功于一役的情景，回顾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史，似乎只有2140年前 汉武帝 率百官赴黄河负薪草、堵溃口的情景与此相类似。 今年春夏之交触目惊心的全国旱情和接下来的大暴雨，让中国经历了旱涝两重天。眼下由旱转涝，洪水形势从乡村到城市全面吃紧。痛定思痛：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没雨旱灾，全面地、直观地暴露了水利及水害防灾减灾等公共系统的脆弱与废弛。这无疑也是此次水利会议引起中央空前重视的主要原因。 管子说过：“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哪五害？水、旱、风雾雹霜、厉、虫。管子时期对地震还没有认识或地震危害不大，所以他说，“五害之属，水最为大”。 远的不说，1949年之后，造成重灾的大洪水，计有1954年大洪水、1975年大洪水、1991年华东水灾、1998年大洪水等。其中1975年8月的大水，致使河南省境内板桥和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竹沟、田岗等58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溃坝，29个县市1200万人受灾，淹死20多万人；京广线100多公里被大水冲毁，中断18天，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0亿元。1998年大洪水，受灾人口达2．23亿，直接经济损失1800亿元。 中国水患既有地理和气象因素，也有人类活动的因素，简要说是三个因素：季风气候、三级阶地——西高东低地势、高密度的人口分布及其反自然的社会利益结构。降水分布空间和时间的不均匀导致雨水要么没有，要么疾来疾去，旱灾、洪灾、涝灾几成常态，而趋利避害却相互矛盾的村社——县乡——省际——国家之间的利益“同心圆结构”，使“以邻为壑”成为痼疾。 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利用水资源、对抗洪涝灾害的主要办法是河道建坝，大江大河筑大坝成了现代化的标志，激发了文治武功的想象力。人们有所不知，1958年大跃进是被两个轮子拽着飞跑的，一个是大炼钢铁，一个是兴修水利。1958年水利大跃进累积下来的成果是，截至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共修建了17万多座水库，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大多废弃。而此次水利会议公布的8.7万个水库，据估计有三分之一属于病险库。 总体而言，建大坝，是“堵”的办法，这个办法的效果及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其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广受质疑。上世纪70~80年代，欧美国家在充分利用水资源的情况下，开始反思建坝带来的弊端，并成立了反对建大坝的世界性组织，强有力地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走向。 17万或8.7万，无论是哪个数字，都属世界之最。这个世界之最，不仅面对着世界潮流的质疑，同样也面对着中国传统智慧的挑战。 中国治水，向有堵、疏之争。从已有文献看，华夏文明的创始人之一大禹，不是一名水利工程师，而是一名政治家。他与父亲鲧的“堵疏之争”，不是治水方略之争，而是治国大政之争。华夏文明的奠定，以疏导胜出，说明中国曾经产生过极其高明的政治哲学。 古人早已明白，治水不单单是治水，兴利除害、防灾减灾的动机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以什么方法、什么思想治水，因此形成了传统中国独特的治水政治、治水文化，治水与治国自始至终，融为一体。 相传大禹诞生于岷江上游地区。大禹这种以疏导为手段的政治和自然哲学观，传导到了岷江的中下游地区。2260多年前李冰父子时期则把这种观念发展到了极致。 去过成都都江堰的人大多叹为观止：一个水利工程竟然如此精妙绝伦，鱼嘴、飞沙堰、宝瓶口，那么简洁明快地搭配在一起，集分水、排沙、防洪、灌溉为一体，协调不同季节，搭配合适比例，让川西平原两千多年享其利，旱涝保收，遂成“天府之国”。 治水秘诀便是都江堰二王庙墙壁上镶嵌的那6个青花瓷片字：深淘滩，低作堰。仔细考辨，这6个字的背后，则是对盆地气象、岷江水系、西蜀平原自然的逼真、谦卑且聪明的认知，即：因势利导，顺其自然。 此认知适用于都江堰，也适用于秦国另外两个今天仍在发挥作用的伟大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灵渠。 宏观而言，中国是个缺水的国家，同时也是水污染极端严重、水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国家。为了长治久安，水利建设当属必要。但是，一项公共建设，有利就有弊，利弊得失谁说了算？治水方式，早期的运动治水不可取；演变至今日，暗箱操作，利益集团治水，同样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担忧。 新制定的水利建设10年目标，中央下决心花大钱，对于水利利益集团而言，很简单，就是怎么能得到更多的钱。此前，并不算充分的三峡工程论证中，科学论证、民主论证只是昙花一现。之后的南水北调工程，以及总装机容量是两个三峡工程、目前在建的金沙江向家坝、溪洛渡、乌东德、白鹤滩4座巨型水电站，则饱受人大监督缺位的质疑。 水利工程向来耗费甚巨，涉及社会各方利益；水利是国家公共基础设施，关乎国计民生，公共决策、公众参与、媒体监督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能汲取古人智慧和当今文明转型经验，有长治久安之想，无长治久安之策，治水-治国的良善目标能否实现，将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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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李方
Passport 2011-7-15 13:14
想起10多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cernet刚刚起步,找到好的网站很难,对互联网的新奇，经常如饥似渴的浏览各种文学网站。由于是中国青年报的忠实读者,发现了中青在线,至于喜欢中青在线的原因,不外乎是本人接受了党的教育和培养,正统教育的观念在本人思想深处扎了根。所以本人学生时代现在想来还是有一些固执的天真，善良的美好以及可爱的单纯。 那是90年代最后一年的一天，本人无意中进入了中青论坛。相比较外面的榕树下、强国论坛等，本人还是偏好一些中青在线的“纯真”，之前看了名叫李方的人主持的青年话题，有些很是钦佩，发现中青论坛的版主也是李方。慢慢的，在论坛里和李方互相回贴，当时因为年轻浮躁，对李方肉麻的吹捧与歌颂，主要原因还是之前看了他的文章本人影响深刻，也深为感动与警醒。 后来工作了，一年中那么一两次上中青论坛，互联网论坛的高峰时期已经渐渐退去，大部分成了胡吹乱泡的垃圾场所，网络超级写手们也似乎江郎才尽,一些名人逐渐星光黯淡下去。 后来知道李方率众集体从中青报社辞职，再后来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碰到一个中青内部的人一起吃饭，才了解了一些详细过程。自此甚为钦佩李方的强悍与血气及豪气。确为本人心中的偶像。本人学生时代虽没有与之见面，但是在互联网上也算与之有一面之缘，文字之交。 近期得知,李方竟然作了腾迅网的副总编辑,对于李方这样的才子,还是没有离开他的业务范围。 本人中午时刻突然写这么一段并不是想拿名人来为自己贴金，第一个与李方有这么一段在早期互联网上的交流，非常愉快，常常想念起。第二个近日偶然拿起海子的诗，读起来十分痛快，感叹80年代中国文学的诗歌时代已经远离了我们，读起现在一些人的创作很是无味，海子也是北大毕业生。 以此记载，为李方，也为曾经中国文化的繁荣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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