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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活应该有点激情，而不是迷茫: 热度 15 lqs321 2012-3-4 18:55; 看到江西农业大学一位管理学院本科学生给中国青年报编辑写信，反应自己在大学本科学习中感到很迷茫。从一些媒体中也经常看到大学管理者和老师抱怨当今大学一部分学生对学习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我也亲自看到个别大一学生沉湎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经常挂科，丧失了一个大学生最基本的学习理念。这表明在当今大学本科生（甚至包括部分研究生）对学习缺乏激情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必将降低大学本科教育质量，浪费国家资源，影响学生及他的家庭和社会稳定。那么这种现状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应该引起科学网网友，尤其是大学管理者和教师的讨论。我们应当如何唤起大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趣，让他们在整个大学期间过得充实、有意义和有收获。我想起两件与此有关的事。第一件是 2004 年我收到过菲律宾大学地质系一个高年级学生来信，他索要我当年发表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学会通报（ AAPG Bulletin ）的一篇论文。信中说他们有一门文献调研课程，就是要求学生去检索他们感兴趣研究方向的最新文献资料，最后老师依据学生对文献调研和分析水平作为这门课的考试成绩。来信学生通过公共网络搜索到我论文的摘要，所以他来信向我索要全文，我当然非常乐意和及时给他寄去了。我当时很感慨，一个发展中国家大学本科教学就安排有文献检索课程，而这样的内容我们通常是在研究生阶段才安排（一般在博士生阶段有一个大型文献综述课程）。第二件是耶鲁大学校长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报告上说：我们的本科新生很幸福，因为我们安排他们每周有一小时和我们的知名教授交流。哈佛大学校长也说：大学生在本科期间课堂外收获应该大于课堂内。我儿子也曾告诉我，西方公立大学教授不得无故拒绝学生上门交流要求，否则可向校方上诉。两件事一个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一类出现在发达大国。但他们共同之处都是针对本科生的陪养机制、理念及相关有利于本科生健康成长的各种科学合理安排。前者是让学生本科阶段就与国际学术成果“亲密”接触，后者是让学生经常与知名教授交流，强调大学课堂外多元化学习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大学环境中学习他们还会迷茫吗？他们的课外时间被大量阅读文献及与教授交流所占用，而且还有大量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这样的大学生活一定过得很充实。因此，我认为，对当下大学生迷茫负主要责任的应当是学校管理部门和教师。因为，尽管大学生已经成年，但远没有成熟，需要我们精心“调教”。如果我们能够像安排课堂教学那样去认真安排学生的课外活动，让他们能够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看书，能够经常聆听各类知识广泛的报告，亲自设计和动手做一些科技实验，经历某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教授们能够主动（即使被动，当学生找上门时不要轻易拒绝）和学生交流。我想迷茫的大学生会大幅度减少。; 6867 次阅读|26 个评论

[转载]陕西渭南受捐建“逸夫”小学被村委会租给4S店: 热度 1 miran 2012-2-19 13:22; 陕西渭南“逸夫”小学被租给4S店学生回旧瓦房上课 ( 2012年02月19日03:51 中国青年报）由香港慈善家邵逸夫先生捐款，陕西渭南市交通局、渭南高新区白杨办事处赵村村委会共同筹资 190.60 万元兴建的“赵村逸夫小学”，于2009年年底建成。然而，在学生上课仅两周，赵村村委会便以学生上学不方便、存在安全问题等理由，将校舍以10年期限 175 万元的租金出租给了陕西渭南威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逸夫小学变成了汽车4S店，80多名小学生被迫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的瓦房里上学。多年来，村民曾多次上访反映无果，今年1月21日，渭南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才责令赵村村委会恢复“逸夫小学”教育用途，但直至记者2月17日走访时仍无改观。;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90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湖南株洲房管局发函替“文才最好”受贿女处长求情: dongzg101 2012-2-17 05:47; 湖南株洲房管局发函替“文才最好”受贿女处长求情 2012年02月17日 03:49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叶铁桥 4 人参与转发株洲市房产管理局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原处长尹春燕写的悔过书中，开头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名言，被办案纪检干部称为“文采最好”的悔过书。司海英/CFP 近日，株洲市房产管理局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以下简称“房管局产权处”）正副处长都因受贿罪被法院判刑。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在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二审判决书中，由株洲市房管局出具的请求法院对两名被告人减轻处罚的函件赫然出现在所列举的证据中。对此，有评论认为，株洲市房管局出面为被告人求情的举动，显得十分突兀。也有声音质疑，行政单位工作人员触犯刑律后，由原单位向法院出具请求减轻处罚的函是否合适，这样的函件是不是证据，法院是否应将该函件作为判决依据？正副处长双双落马株洲市房管局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和副处长刘鸿刚都在株洲市房地产局工作多年。尹春燕1991年进入株洲市房管局，2004年被株洲市人民政府任命为产权处处长，全面负责产权处的工作。刘鸿刚于1996年进入市房管局工作，2004年被任命为产权处副处长，分管产权处下辖的房地产担保公司。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1月17日作出的二审判决称，2006年至2011年间，尹春燕、刘鸿刚利用负责办理房屋产权证、管理株洲市房地产担保公司等职务的便利，滥用职权并收受他人贿赂，其中尹春燕收受他人贿赂款人民币81万元、价值人民币16.9万元的房屋一套，刘鸿刚收受他人贿赂款人民币44.7万元。 2011年4月14日，尹春燕被株洲市纪委调查，4月19日被宣布“双规”。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尹春燕担任产权处处长以来，株洲市纪委陆续收到关于尹春燕涉嫌违纪的各类材料，“尹春燕正式进入株洲市纪委调查视线，则源于2010年查处的涉案金额近亿元的保利（株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田国来等4人骗取贷款案”。判决书透露了相关情节：2006年6月21日，保利（株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株洲市房地产担保公司借款270万元。2007年，该公司董事长田国来请求尹春燕为其办理保利大厦十个自然人业主的分户证提供帮助，在尹春燕的关照下，田国来缓交了办证的相关费用，并办理了分户证。 2007年3、4月的一天，尹春燕在株洲市新天宾馆打牌，田国来发给其底资0.5万元。2007年8月的一天，田国来为感谢尹春燕对其借款及办证给予的关照，在尹春燕家里送给其现金人民币30万元。2010年夏天，尹春燕退还人民币2万元给田国来。其余人民币28.5万元尹春燕予以收受。 2007年4月，田国来请刘鸿刚帮公司完成揽储任务，刘鸿刚用房地产担保公司的1000万元资金帮保利（株洲）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了揽储任务，公司副总经理彭炎君送给刘鸿刚现金人民币80万元，2007年7月，刘鸿刚退还52万元，对其余的28万元予以收受。此外，两人还有其他犯罪事实。尹春燕在“双规”期间的《悔过书》记录了她犯案的心路历程：“是有些开发企业送到办公室或家里的现金，我确曾收下了。”“在钻研业务的同时，我逐渐放松了对自己廉洁自律方面的警惕……开发企业或其他人有求于我，无非是看重我手上的权力，或是为了贷款，或是为了登记或办事方便，或是为了让我帮忙进人或提拔。目的性、功利性一览无余。我利用手里的权力，为他们谋取便利，并收受他们的钱物，已经构成犯罪。” 在二审判决中，尹春燕案维持一审原判，尹春燕被判刑8年；刘鸿刚则因在二审期间检举了他人盗窃的犯罪事实，并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由一审判刑5年改判4年。行政机关出求情函是否会妨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尹春燕《悔过书》的末尾，她“恳求组织上充分考虑我的所有积极表现……拉我一把”。从株洲市房管局的做法来看，该局的确是拉了尹春燕一把：株洲市房管局向法院出具了请求对两名被告人减轻处罚的函件。尹春燕、刘鸿刚二审判决书中，“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列举的第14个证据是：“请求减轻处罚的函，证明株洲市房产管理局请求法院对二被告人减轻处罚”。 2月16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拨通了株洲市房管局局长刘希山的电话，询问函件的具体内容，他以已经接受过媒体采访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在湖南本地报纸《长株潭报》上，记者看到了刘希山的回复。据该报记者称，刘希山表示：“尹春燕被刑拘，对她来说已经是教育和处罚了，在不违背法律宗旨的前提下，希望法院从轻审判，这符合人之常情。我们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她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她。尹春燕无论在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方面，都是佼佼者，她出事，对于单位来说是种损失，从业务方面来说，她是个难得的人才。当然，帮尹春燕求情并不代表对她所犯错误的原谅。” 中国青年报记者问：“出具该函件是集体决定还是个人行为？”刘希山说是代表单位的意见。该案二审审判长欧阳大志也没有透露该函件具体内容，他表示“找不到了”，记者问将该函列入证据是否合适？他认为，“合理，没有问题……有这个东西肯定要写（进去）”，他否认该函件会干涉到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称两人被从轻处罚“是因为本身有法定的减轻处罚的情节”。然而，株洲市房管局为贪官出具求情函却受到了一些律师和法学专家的质疑。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认为，这样做“肯定不合适”，有干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之嫌。《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刑事诉讼法》第五条也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兰亭认为，该函肯定不能算证据，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法院没有约束力。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认为，房地产局作为政府行政部门，是公权力机关，对于法院而言，也会因为办公楼、家属楼的建设等事务要与房管局发生联系。“对于房管局出具的函件，法院虽然可以置之不理，但也可能会因为现实利益的考虑而有所顾忌，将房管局的意见考虑进去。所以，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行政权妨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案例”。他认为，将该函件写入判决书也是不合适的，“请求减轻处罚的函不是证据。如果存在减轻处罚的证据，办案机关可以收集，律师可以取证。由行政机关出示就不合适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小建也认为，请求减轻处罚的函件，不是法律规定的减轻处罚的因素，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但她认为房管局出函没什么问题。她还表示，该函能不能列入证据，关键看是否说明了案件事实，如果不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列入判决书就没有必要了。 PN006 标签：株洲市房管局函件; 999 次阅读|20 个评论

迷茫的大学生与大学的迷茫: 热度 22 Terrace 2012-1-27 15:45; 【摘要】本文以江西某大学生给中国青年报的一份信为话题，提出现代大学生普遍的迷茫心态，并着手开始分析这一问题，学生精神上的迷茫会导致行为上的萎靡不振，由此阐述了要重视大学生学前教育的具体措施，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但是迷茫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大学生迷茫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迷茫，大学迷茫。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合格人才，培养他们的水平能力和素质，社会现实追本逐末，一味地强调结果，而不注重中间培养的质量。可惜的是，一方面我们大学精神沦丧，一方面我们没有精神家园的必然结果，导致我们找不到自我，迷失了自我，失去了自我。社会和大学迷茫问题不能立马解决，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我们只能接受不可以改变的，改变自己可以改变的，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尊重内心的感受，它会告诉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以及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在真实中生活，生活在真实中，按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过好每一天，所有的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最后也呼吁要注意对青年人的人生哲学进行引导。【关键词】青年迷茫大学教育精神家园人生哲学最近，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收到的一封来自江西某大学学生的一封信。这名同学是我们国家千百万大学生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在信中坦承地诉说了他目前的迷茫和焦虑：一方面他曾经忙碌于社团活动，但是没找到自我，又不想被动的在考证中失去自我，想按自己的意愿简单生活，可又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找不到奋斗目标。中国青年报的那些有责任的编辑们认为，这种焦虑和迷茫并不是这名同学独有的状态，而是有一定的共性。这确实点中要害，我认为，现在大学生之所以迷茫，原因很多，社会的，学校的，老师的，等等，就大学生自身而言，上面这些，他们都暂时改变不了，那只能关注自身原因，这样最直接，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我，失去了自我，迷失了自我。这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代人的问题。恰好，我认识一个老师，就在这个江西某大学当老师，据他所述，他们那边基本都是这一个情况，老师上课学生打不起精神，睡觉的睡觉，看四级的看四级，因为四级不及格是影响毕业的。有的老师曾经建议说，不要四六级考试，不设坎，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学生好好学点专业知识，但是估计那时候学生就都睡觉了，连四六级都不看了，呵呵。为什么呢？因为学生没有自我，没有魂，干什么事情就不会有什么精气神，精神上的迷茫会导致行为上的萎靡不振。要分析学生为什么没有自我，还得回到故事的开头。学生高中时代，大部分思想不成熟，在老师家长社会的诱导下，努力学习，迎接高考，因为高考是指挥棒，那时候生活相对单一，没什么精神上的深入思考，没有自我这个问题还没有凸显出来，老师也给学生鼓劲说，大家拼了这几个月，到了大学就是天堂，其实这话大错特错，我在这里也呼吁那些高中老师不要这么讲，学习其实是一项事业，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根本谈不上天堂地狱之说。学生来到大学，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班主任在耳边呐喊了，就好像孙悟空没了紧箍咒，一时间没有自我这个问题就一下子当头棒喝，很多学生开始思考了。大学前期主要是一个适应期，不幸的是，一些学生受到社会上网络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开始迷失自我，挥霍青春。大学生就在这种迷茫还徘徊中度过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作为家长，作为老师，你放心嘛？！其实，不仅我们大学生迷茫，大学也很迷茫，各类学校办学特色不明显，千篇一律。大学能做什么呢？前面我们说了，学生来到大学迷失了自我，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是大学学前教育没搞好。现在高校的普遍做法是，一来让学生军训，军训完了以后各个学院老师同学坐到一起开个会，领导们讲讲话就结束了，这样显然不行，学生该迷茫的还是迷茫。首先，我们要重视学前教育，而且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一方面要把它提到和军训同等重要的位置，军训确实能增强意志，强健体魄，说实话，新一代年轻人营养都不差，相比于身体上的健康，精神上的健康更重要，这个时候学校学院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学前教育和思想上的引导，这时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事半功倍。有四个方面的工作要尤其注意：第一，心理健康。重要性我就不说了，当年马加爵事件以后，全国高校的心理健康协会纷纷成立，时隔这么多年看来，很多协会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是沦为一般性的学生协会组织，这是不适合的。高校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仍然不够，一般都有一个工作室，有问题才去找，这不应该像校医院，有病才去看，看了还不一定管用。一定要把心理健康教育，包括心理疏导，减压排压，性知识等等，这一系列知识在一开始就交给我们的大学生，这对他们走向成熟至关重要，一句话，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学生。心理健康这些问题，现在这些年日益突出，所以一定要引起我们领导老师的高度注意，光重视还不够，还要践行，这是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也是基础。从学校层面来说，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不仅要组织活动，增加心理健康工作室老师的数量，同时也要对一些一线的教师队伍进行培训，让他们也懂得教授一些关于心理健康的知识，当然形式可以多样一点，比如一个小故事，一天教授在专业课的课堂上讲一个出来，真的可以起到以一当十的作用，尽管那时候，学生可能是高年级的学生了，正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个人认为，这才是教书育人的境界。第二，职业生涯规划。这个也很重要，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大学里面，尤其是大一就讲职业生涯规划，有点早，而且走上社会以后，讲得都没用。但是，我要说，还是要讲，为什么呢？这个可以带动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主要的目的也是引起学生的思考，以后干什么，怎么干？说实话，我们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我们好多学生高中的时候都不懂，虽然有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显然不成熟，来了大学以后，很多人的思想被颠覆了，更加没有信仰了。这个问题很敏感，但是还是要谈，我希望我们的哲学家也关注这个问题，好好研究这个问题，就是青年人的信仰和幸福的问题。旧的世界轰然倒塌，你怎么办？就我个人而言，我特别欣赏哲学家哈维尔所倡导的那样生活：“在真实中生活，生活在真实中，按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旧的信仰崩溃，那该信仰什么呢？哈维尔对其回答说：“我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我不需要它们。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热爱生活又高于生活，这应该成为我们青年人新的人生哲学，既要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尽情体验享受；又要对生活“作壁上观”，尽力超越逍遥。用我们官方的话语系统来解释的话，应该是一方面注重报效祖国，一方面要克己修身，这也符合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写下了《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上面讲到一个重要的观点，既要遵循人类的幸福，也要遵循自身的完美，这也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谋而合。我们在给刚入学的大学生讲职业生涯规划的时候，这些思想和细节一定要讲得生动透彻，引起他们广泛的思考，这才是职业生涯规划的目的，真不在乎你教他们多少求职技巧或者社会潜规则，那是后面的事。第三，教授的力量。在学前教育中，领导老师辅导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讲专业课的教授，也要参加进来，因为在我看来，学前教育这个问题，以前比较忽视，一般也就走走过场，现在我们要重视起来，应该不亚于一门主干课。教授有教授的魅力，其他老师替代不了，教授从自身成长的经历出发讲出来的自然不一样，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好多教授讲一些亲身体会，真的，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很多老师他们还不熟，教授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蛮神圣的，这时候有个教授来给他们讲故事，引导他们，这其实就是最生动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等等，有奋斗，有泪水，非常具体生动。也许我们的学生就因为教授的一句话，从此走上了学术道路，这种例子不是没有，而且还不少。为什么呢，学生大一的时候还是有点浪漫主义情结的，太现实的人搞不好科研，当然太浪漫的人也不行，有点浪漫主义情结刚刚好，一方面有大干一场的勇气，一方面对未来充满憧憬，这都是好的，以后的现实可能把你击得粉碎，但是谁不是这样成熟起来的呢？！第四，学长学姐的力量。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学校都注意到了，会有一些新生见面会的活动。但是这些活动都流于形式，真变成见面会了，混个脸熟，也演变成各大社团招人拉人的会议，这并不合适，学长学姐的力量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榜样的力量，真的很重要。信仰生活的人，身边一定要有活生生的成功案例才能激励他们前进，否则会沦为生活享乐主义。学院里面应该多找一些优秀的学长学姐来做报告，现身说法，工作找得好的，学习好的，有特长的，出国的，考研的等等，五花八门的都来讲一讲，这些老师可以不出面，可以包给一些社团来进行，比如学生会，科协，心协等等，一定要多搞这样的活动，真是那句老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且还是身边的榜样，这就更不一样了。前面我花了很长的篇幅，有概述，有细节，具体讨论了一个让我们高等教育专家学者普遍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学学前教育的问题，而且认为，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的，因为磨刀不误砍柴工。这里要提一下，有些学者建议，本科生入学前保留学籍一年去参军，建议是好，但是一来家长普遍反对，二来军队系统一下子接受不了这么多兵，要吃要喝是个大问题。所以这个建议不现实，不可操作。但是大学生没有自我，没有魂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而只说了一个可能解决迷茫的措施而已，即便这个措施是具体的，可操作的。为什么大学生迷茫，部分是因为我们的大学迷茫，社会迷茫；反过来说，大学不迷茫了，大学生是不是就不迷茫了呢？不是的，大学不迷茫，大学生还有一些可能迷茫。但是如果所有的大学生都不迷茫了，都有自己的目标，那么大学肯定不会迷茫，关系就是这样的。坏就坏在，社会现实是，大学生和大学都迷茫。我上面所说的目标，绝不是指大学生都去考研，去出国，去工作。大学生读书的个人目的可以是为了考上研究生，出国或者找到个好工作，但是我们培养学生的目的不是这个，这是两码事。我们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合格人才，培养他们的水平能力和素质，可是现在有点追本逐末，一味地强调结果，而不注重中间培养的质量。质量上去了，结果怎么可能不好呢？大学没有魂，没有大学精神，这个很多教育专家都指出了，我就不再赘述，我也没准备在这一篇文章里面提出什么新建议来改变什么，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一个试验或者一个改革所能彻底扭转的局面。我要说的是，大学不注重中间培养的质量，类似这种放羊的教育，我们的大学生的生存状况是什么呢？很多大学生把时间精力放在打游戏和看黄色录像上，这不得不令人堪忧。很多大学生一个班或者一个宿舍都组成游戏联队一起打，或者分享着看黄色录像，这里面表现得团结协作得真的令人瞠目结舌，问题远远比我们想象得要严重的多。一些985,211名校的学生可能好点，学习的氛围可能浓一点，但是说实话，学英语考级考证考研等等，这些方面刻苦努力根本上不能说这个学校学风好，很多学生不学专业课，考试作弊等等现象特别严重，其实部分不能怪学生，很多学生反映，学了没用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确实一些专业课知识过于陈旧，一些教学活动重记忆，轻逻辑轻演算轻推理轻文化底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地方一般大学的情况就更糟糕了，很多时候，我们把责任都推给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高校迅速扩张膨胀等等，当然这也是重要原因，那是不是可以代表地方高校管理不作为呢，负责一线的老师不作为呢？显然不是，不管外部怎么变，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从学校的层面，可以转变办学思路，提高办学质量，抬升办学特色，等等，只要开动脑筋，总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从老师的层面，就更具体了，比如你作为辅导员，能影响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学生，那可是活生生的人才啊。比如作为授课老师，哪怕只有一个学生听，不要泄气，你也要讲好，也许这个学生就是以后的领军人才呢，那岂不是功德无量嘛！从学生自己的层面，那就更多有所作为了，自己管好自己，养成很好的学习习惯，终身受益，在大学中开拓视野，做自己认为对的，自信并且听取他人意见。最后，我想说，这名同学只是个案，但是我，编辑们，以及很多老师同学都知道，他的这种焦虑和迷茫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代人的问题。这也是一方面我们大学精神沦丧，一方面我们没有精神家园的必然结果，导致我们找不到自我，迷失了自我，失去了自我。怎么办？我们只能接受不可以改变的，改变自己可以改变的，每个人只要做好自己，尊重内心的感受，它会告诉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该往哪个方向走，以及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在真实中生活，生活在真实中，按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过好每一天，所有的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其实我说的这些话，绝不仅仅在说高校改革的哲学，而是在说青年人的人生哲学，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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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清华大学报告：中国须警惕 “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dongzg101 2012-1-9 06:39; 清华大学报告：中国须警惕“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2012年01月09日 01:40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本报记者庄庆鸿 1569 人参与 0 条主评论 64 条评论 0 条总评论打印转发清华大学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研究报告”—— 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 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今天发布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后，国内的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最新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幢烂尾的大楼中，人们简单装修一下就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 报告认为：“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经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盘点五大症状：用“维稳”的理由，拒绝改革报告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把这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症状之二是，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都在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症状之三是，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就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应当说，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但近些年来，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大维稳”模式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以及大维稳模式，最终结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症状之五，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an{background-image:url(http://y0.ifengimg.com/mappa/2012/01/04/d519868d1480b47d3bf6dbe914995645.jpg);} 1 2 PN029 标签：连河转型陷阱既得利益; 140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高职院校:实训课不能取代一切: dongzg101 2012-1-3 23:30; 高职院校:实训课不能取代一切 2011-03-28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北京)　跟贴 297 条手机看新闻核心提示：“3D设计的灵魂是创新意识与思路思维。”中国工程图学学会副理事长何援军教授指出，一些高职、技校很强调学习软件工具，但是，软件只是设计工具，如果不懂设计，表达再好，也只能做流水线上的熟练工。中国青年报讯时钟在讲台上滴滴答答地走着，每个参赛队员都在电脑前埋头设计自己的3D作品。有的在设计拖拉机，有的在绘制螺丝，也有的团队成员分头设计自己的部分，这个设计机头，那个设计机尾…… 不懂设计，将来只能做流水线上的熟练工这是前不久在常州科教城举办的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以下简称3D大赛）现场总决赛工业与工程方向组比赛中的情形。看着同学们速度飞快地完成一项项任务，让人不禁感叹：现在的学生不仅软件用得炉火纯青，项目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强。但大赛的评委却不以为然。“虽然要求学生现场设计出自己的参赛作品，但其实他们都在下面演练了很多遍，只要背好了到现场重复做一遍就行。我们真正能看到参赛选手的现场能力也就是最后的5分钟ppt答辩，看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怎么样，看这个作品有没有创意。”工业与工程方向评委、山东大学机械学院张慧教授遗憾地说，“我们在比赛中发现，现在的学生缺乏对项目开发、投入生产、市场运作等环节问题的考虑，对项目产品的整体把握不足。而且，真正是学生自己的创意或者自主完成的项目很少，很多好的作品其实都是从老师项目中拿出来的小项目，也有的是已经帮企业做了很久的项目。” “3D设计的灵魂是创新意识与思路思维。”中国工程图学学会副理事长何援军教授指出，一些高职、技校很强调学习软件工具，但是，软件只是设计工具，如果不懂设计，表达再好，也只能做流水线上的熟练工：“这次全国3D大赛中反映出一些团队的设计缺乏框架性与本质的表述，而停留于制作过程、表层化的描述就反映出这方面的缺失。” 本届全国3D大赛的参赛学生超过100万，而高职院校的学生占到了其中的47%。虽然参赛选手熟练掌握了各种软件工具，但在专家评委看来普遍缺乏创意策划、项目开发、市场管理运作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以及自主完成项目尤其是整套项目流程的经验。实训课不能取代一切近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发展迅速，尽管“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教学模式得到了众多职业教育院校的认可，但能否具体落实到课程设置和教学培养等环节中呢？ “目前我们的高职院校还缺少让学生锻炼项目全过程的机会，就连专业综合实训课程也只是分组来完成设计、制作环节，工科专业的综合实训也几乎没有考虑带市场和经济成本的学习环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钟健教授认为，高职院校应该培养的是具备包含专业能力（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法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学习能力）和社会能力（沟通交流和团队精神）三方面综合素质的高技能型人才。高职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很好地锻炼自己的综合素质，导致他们的就业能力差，不能马上适应新的岗位，还要在新的岗位上去重新学习如何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黎倩是一名学机械的高职院校学生。上个学期，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校开设的CAD课程，她用所学的UG、ProE、Solidworks等软件设计的作品也是像模像样。这让她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颇具信心。但当小黎带着自己设计的作品参加了一场面试之后，她在学校积攒了许久的信心却垮了。原来面试官看过她的作品后，要求她说说自己的作品具有哪些方面的市场竞争力，怎样才能销售出去。小黎想了半天，脑子还是一团糨糊：“老师倒是教我如何使用软件，如何设计外观造型，可工艺问题和结构等工程知识我们都很少涉及，更不要说什么销售环节了。” “虽然很多高职院校强调实训课能让学生下工厂、学技能，但实训课课时有限，制作又仅限于项目的某一个环节，很难培养学生的项目综合素质。而且除了实训课，其他课程依旧是照本宣科，期末仍然是笔试测试书本知识。”张慧教授说，有些高职院校虽然做到了项目导向，但只是让学生参与设计、制作环节，其他环节就忽略了。她打了个比喻，如果生产一台电脑需要市场调研、产品设计、选取材料、加工制作、生产销售等全过程，现在的学生可能就只负责设计，不用考虑市场、不去考虑选材，很难具备市场意识。老师自己没项目，怎么带学生做项目 “高职院校的教师大部分都以教学为主，很少能做科研。教师自己都没有项目，怎么带学生做项目？”张慧教授一直为几个高职院校的工科专业做指导，她认为在一些高职院校，“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培养模式之所以无法真正实现，师资是一个主要瓶颈。青年教师通常一毕业就来教书了，很少有工厂经历、工程经历，很难结合项目、结合实际来进行教学。业内专家说，从目前高职院校应用型项目的数量、水平和项目到账经费就可以看出，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师技术开发能力还远远不足，也就是说相当多的教师还不具备独立承担项目的能力。而且目前高职院校在引进教师时，对学历要求较高，一般都需要博士毕业，这种纯理论体系下教出来的人，缺乏项目开发的实际经验，这成为制约教学改革的瓶颈。上海某职业学校学生王宇赞，学的是电脑设计专业，因为在学校里从没做过项目，他在寒假兼职时出了问题。单位第一次派给王宇赞的任务是用Photoshop设计一个喷绘，本来老板对他的设计比较满意，交代他当晚去印刷厂打印好，第二天拿给客户看。但跑到印刷厂，王宇赞却傻了眼，原来他连喷绘的存储格式都没搞清楚，本应存成cmyk的印刷格式，却存成了rgb的显示屏格式。喷绘一打出来，清晰度只有印刷要求的几十分之一，整个设计变成了马赛克。第二天就要见客户了，设计却要一切重来，这让老板气昏了头，可小王却委屈万分：“教Photoshop的老师从来没有讲过这些，他只是讲设计，连做PS要分图层都没有告诉我们，更不用说制作工艺时要选择照相纸还是亚光了。” 像设计存储格式这种最实用的知识，不仅老师上课没有讲，教材里也没有。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电脑美术设计专业的李平老师在一家企业常年担任设计主管，他引入了包括上海世博会最佳城市实践区“热电联供系统”展示项目等十几个大项目带着学生做，算是学校里颇具实践经验的老师了。他翻阅了自己专业的几十本教材后，却发现只有两三本是真正有实际经验的教师写的，其他的都是左搬右抄，从理论到理论。“好的工科教材应该由老师和工程师合作编写，教师负责设计教材的结构和理论基础，工程师编入大量最新的应用案例，这才是完美的教材。”李平说。李平认为，目前各类高职真正做到“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的还不多。尤其在校企合作的深度上，要从企业引入项目还存在很多困难。“往往实训基地只是挂个牌子，项目多为模拟的项目，实际的项目引入的不多。”李平说，如果企业和学校之间没有亲密的联系，很多企业就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比如客户资源、商业机密等。同时学生参与企业的制作过程也有两方面的困难，一个是企业不愿负担相关成本的支出，一个是企业不愿意承担学生的保险等安全责任。 (本文来源：中国青年报 ); 1162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留学否？海龟否？起薪3000元，投入产出值否？: 热度 1 Flyingriver 2011-12-30 08:35; 　　（联合早报网讯）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对于23岁的沙叶舟来说，出国留学原本看起来很美。不管是在家里翻看曾在德国任教的姥爷带回的德语书，还是听曾在法国进修的爸爸讲起的海外轶事，出国都是件挺带劲儿的事。　　直到今年夏天，被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录取后，沙叶舟拉着妈妈参加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的留学行前交流会。没想到在这里，他却听到了一个“不想听到的事实”。　　据英国大使馆统计，沙叶舟攻读的金融专业的硕士留学生，归国后平均第一次就业率只有60%，起薪在3000元到4000元。　　沙叶舟并非选错了专业。根据最新发布的一份对7000多名海归调查所得的《海归就业力报告》，如今，海归的起薪一般在3000元左右，58%受访者的工作职位是普通员工。　　这个数字就像一根针，刺破了这个准留学生充满期待的希望气球。“没想到就业形势已经严峻到和本土大学生同工同酬的地步了，那还花这么多钱出国干吗?”沙叶舟反覆问自己，一时找不到答案。　　海归们最常问的一句话是：“花了这么多钱，耽误这么多时间，结果怎么会这样?” 　　从交流会回家的路上，沙叶舟和妈妈各怀心事地沉默着，这时距离他出国的日子只有一个月了。到家后，这个学校辩论队的选手召集全家开了个小型家庭会议，议题就是：从投入产出比上看，出国读书到底值不值? 　　就在一年前，全家开会讨论是否出国的时候，沙叶舟论点很明确：“作为家里学历最低的本科生，考虑到金融业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前景，出国对我来说是恰当的选择。” 　　那次，他赢了，家人一致通过此提议。　　这次，他的论点依然明确：“出国是笔大投入，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需25万元到30万元，可它的产出却和同年国内应届毕业生相当，我可不希望在很长时间内，投入收不回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遭遇就业瓶颈，能为沙叶舟的论点提供佐证的人并不少。今年4月从美国完成本科学业回国的叶梓，直到现在还在寻找自己的“产出”。　　在找工作期间，她发现自己昂贵的学费能换来的，只有在接受群体面试时的一句提问：“有国外求学背景的这位同学，你怎么看待这个话题?”尽管如此，她最终还是没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让她有点郁闷的是，每当她自信满满地想要详述在国外留学期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时，面试官都会打断她：“我明白，就是英语好，是吧?” 　　这样的冷淡遭遇显然跟很多人选择出国的初衷背道而驰。根据启德教育机构的调查，58%的留学生把“增强就业竞争力”作为出国目的首选项，而“专业排名”和“就业前景”则是他们最为优先考虑的因素。　　无奈现实却不如想像中美好。曾在招聘会上做现场心理咨询的李智回忆说，在100多家企业参加的留学生专场招聘会上，招聘单位展台前并不热闹，很多企业早早收摊走人。反倒是她的咨询室前人头攒动，海归们最常问的一句话是：“花了这么多钱，耽误这么多时间，结果怎么会这样?” 　　“别看都是海归，一点看不出什么优越感，反倒一个个眼泪汪汪的。”李智说，“大部分人不能接受，高学费换不回高薪工作。” 　　在沙叶舟看来，留学应该是他的简历上最昂贵的加分项，可它的重要性却未必能在工作的开始阶段凸显出来。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想一年收回成本，月薪就得达到1.6万元，那不是一个应届毕业生能找到的工作啊!” 　　他开始悄悄期待各种取消留学的可能：签证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延期，最好取消;英国骚乱升级，学生不能前往留学…… 　　尽管最终沙叶舟还是按原计划踏上了留学路，他却学会了更加直面现实：他让自己尽量忘了此前对留学生活的美好期望，在行前的一个月时间里，到处打听回国后的就业形势。　　我只希望能尽快毕业，尽快回国，尽快回去找工作　　到达英国伦敦，开始从小就期待的留学生活，沙叶舟的形容是“郁闷”。在多雨的伦敦，他一个人拖着两个20公斤重的大箱子，面对伦敦街头还没有结束的暴乱，揣着对回国惨淡就业前景的担忧，“硬着头皮开始了新生活”。　　他发现，实际开始的课程除了所处经纬度跟国内不一样，似乎和国内大学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上课用的是同一套经典教材，授课方式依然是“点名-讲课-问答-下课”的模式，除了站在讲台上的是异国面孔外，这一切并没让他感到“物有所值”。　　今年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澹宁也有着和沙叶舟一样的感觉。短短一年的留英生活常常让她产生怀疑每天只是上课下课，没学到多少跟国内不同的东西，连英语也没有提高很多，就这样在英国呆了一年，回去就能跟过去不一样，就能找到工作了吗? 　　“出国前，我觉得自己是一颗不起眼的土豆，别人都说，留学回来就变成金子了。可是现在我回来了，觉得自己还是个土豆，金子在哪儿呢?”澹宁说。　　喜欢用自己所学的经济学知识解读世界的沙叶舟，把这一点归为海归贬值的原因：“以往信息通信不发达，留学生可以带回国外的先进知识，作为一种稀有信息持有者，价值自然高。可如今一切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海归身上那层‘金’自然就渐渐脱落了。” 　　另一方面，不管校内校外，走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沙叶舟所在的金融学专业里，150名学生中有三分之二的中国面孔。而他在伯明翰大学读书的同学则告诉他，自己所在的班上只有十几个外国人，“整个儿一个中国班”。　　恐怕将来他还会看到更多的中国人。据教育部统计，中国去年新增出国留学人员为28万人。有留学机构预测，今年出国留学人数将超过35万人。　　如此一来，这些漂洋过海来上学的学生回国的时候，也会面临一个庞大的竞争群体。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达63.22万人，预计“十二五”期间，留学回国新增人员将达50万人以上。　　用沙叶舟的话来说，这样的形势让留学这笔买卖“套利空间减少”。在他看来，毕业生是一种商品，商品没有决定自己价值的能力，它的价值来自于它的固有价值和市场对它的评价。而出厂的商品变得多了，市场定价自然不会太高。　　更何况，这些出厂的商品还大多是同一个品种。据《海归就业力报告》，59%的海归留学时选择的专业是经济、管理类的商科专业。负责调查的郑启煌解释说：“商科最热，原因很简单，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回国好找高薪工作，见效快嘛。” 　　而现在，“学金融的海归起薪3000”这个数据像锥子一样刺痛着沙叶舟。这个以前几乎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为了“抓紧时间为自己增加附加值”，现在的生活变得像一本严格执行的计划表找一份实习，因为有了国外工作经验，回国找工作会加分;在毕业前发一篇论文，这样回国进学术机构会比较有利…… 　　就这样，“尽快”成了沙叶舟频频提到的一个词：“现在我的出国期望并不是很高，我只希望能尽快毕业，尽快回国，尽快回去找工作。” 　　就业也成了身处异国的中国学生聚会的热门话题。下课后的教室，自习的图书馆，路边的咖啡店，都是沙叶舟跟同学讨论回国就业话题的热门场所。但每次聊起来，大家脸上都是“一片愁云惨雾”。　　“不管决定留在英国，还是回国就业，几乎所有人对于未来该干什么都没底儿。”沙叶舟说。他只能一边用大道理安慰别人，一边自己心里发慌：我的未来该怎么办? 　　沙叶舟算了一笔账，只算学费的话，每小时的课程折合500元人民币　　从沙叶舟9月入学到现在，他见到中国同学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去投简历。” 　　“对于未来，大家都迷茫，可是我们没有资本迷茫。”沙叶舟说，“下半年一迷茫，欧洲企业招聘错过了，过了年再一迷茫，中国企业招聘又过去了。你一迷茫不要紧，所有招聘都打水漂了，又要等一年，迷茫不起啊!” 　　这个对未来充满规划的小伙子每周都会登陆国内的招聘网站，搜索企业招聘时间，还会定期查收学校的就业办公室提供的实习信息邮件。现在，一切跟“招聘”有关的事，不管是中国企业招聘计划，还是英国公司招聘要求，甚至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招聘时间，他都能有条有理地细数一番。　　这个学金融学的小伙子和隔壁的博士生室友一起算了一笔账，只算学费的话，每小时的课程折合人民币500元，这让他很心疼：“比如说你上课走神或者压根就逃了这堂课，那这500块钱都白白浪费了。当然了，要是连生活费都折进去，这个数字更惊人。” 　　在一些家境条件好的留学生看来，这个数字不过是一顿饭的价格，但随着越来越多工薪阶层送子女出国留学，这种开销却让他们十分在意。在启德教育机构对于有意出国留学的学生的统计里，家庭年收入在30万元以下的占52.28%，报告称，这个数据说明留学越来越平民化，越来越多家庭将留学当成一种教育投资。　　而这笔投资能否保值，成了人们心头的疑问。在心理咨询师赵明遇到的咨询对像中，一名杂志版面主编就成为了海归贬值的牺牲品。原本为了升职而出国进修，却在回国后发现，与他一起竞争的海归越来越多，自己连原来的职位都应聘不上了。　　这样的例子动摇了很多人出国的信心。在大学做心理咨询的李智常常遇到学生掰着手细数“出国的投入和产出到底值不值”，“耳朵都快听出茧子来了”。　　不过现在，“出国值不值”已经不再是一个困扰沙叶舟的问题了。在他看来，今天的留学生就是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商品是没法给自己定价的，一切要看市场的评价。　　刚入学不到半年的他已经向国内的几家企业投递了简历，现在他甚至还收到了几份面试通知。　　“这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沙叶舟摇着头说。转自： http://www.zaobao.com/wencui/2011/12/hongkong111229e.shtml; 1890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被蚕食的低保：富人笑，穷人哭: miran 2011-12-25 12:46; 【转载】活人吃“死亡”低保,穷人情何以堪直隶巴人发表于：2011-11-12 来源： http://club.news.sina.com.cn/thread-937108-1-1.html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对河北永年县李沟村低保情况的调查中发现低保“合格率”不到一半，“死人保”、“亲属保”、“富人保”、“关系保”……现象严重，有67人被要求清退低保。而《河北农民报》10月29日头版刊发的报道《永年县李沟村低保“保”了谁？》所披露的数字更是惊人：在127名低保对象中，仅有十几名是合格的，其余110多人要么死亡多时，要么是开着小轿车、住着楼房的，要么是村干部直系亲属。（中青报11月11日）更让人吃惊的是村支书的姐夫是非农业人口不是本村的也赫然出现在低保名单上，可见李沟村的低保乱象到了何种地步。富人吃低保，穷人没保障，近几年在一些农村低保已失去了它的意义，很多人把能吃上低保做为一种炫耀，能吃上低保说明在村里的关系和地位不一般，而那些真正的穷人却只有无奈和生气的份。国家出台低保政策本来是对那些贫困或低收入家庭补贴的好政策，有了这几百块钱穷人的日子可能就好过些，没有就会雪上加霜。而对那些富裕户来说也许他们并不看在眼里，但政府的钱不要白不要，即便拿出一部分来打点人情还是划算的。骗保现象越来越严重，根本在于缺乏公开和监督。政策规定申请低保需要经过“三道关”，有村、乡、县三级审查和核对，最后公示，但在李沟村名单报到乡里“扣个章”直接送到民政局，而民政局低保科只有5个人，低保对象超过3万人，民政局负责人说忙不过来，要想杜绝“骗保”真没什么好办法。果然在这次清理后，村支书姐夫的名字依然出现在新名单上。看来低保乱象还会持续下去，穷人依然会更加穷，而那些贪婪的人会更加肆无忌惮，在人情大于法的社会，穷人的肚子永远比不上一些人的“面子”。就在9月29日河北省正式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决定近期将向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一次性发放3个月的临时价格补贴。讽刺的是这么好的政策，再次提高低保标准恐怕只会是“ 又闻富人笑，谁听穷人哭 ”。残疾乞讨者两度捐款倾尽所有;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93 次阅读|0 个评论

农村小学并校的官方益处: 热度 2 陈龙珠 2011-12-24 08:02; 中国青年报近日对农村中小学并校10年来的利弊，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述评。在我看来，对农村小学并校，当地县级政府得到的好处是，可以因此大幅减少师资（其中包括不少非师范院校毕业的代课教师）而能显著减少教师薪酬和学校日常性支出，而省下来的这笔钱却会并不全部用在对留存扩大后的那些乡镇小学之配套设施和师资待遇的提高上，这才是出现弊端的根源所在。中国青年报：并校十年难言成败（ http://zqb.cyol.com/html/2011-12/24/nw.D110000zgqnb_20111224_1-03.htm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为64所。撤并的理由当然很充分，也是大势所趋，如生源的减少、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考虑、农村孩子到城镇上学有利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等，然而，从更广阔更深层次的背景上审视，这一公共政策也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每一所学校的减少，往往意味着这所学校周边学生上学路途的增加，虽然由于计划生育的影响，农村人口也逐年下降，但下降的只是绝对人数，村庄并没有消亡。由于农村路况的糟糕和交通工具的落后，由此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悲剧。撤并的另一直接后果是，学校集中后，一些中心小学变成了巨无霸，巨型班级里人数多得连课桌椅都摆不开，由此给学校的管理和教育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带来巨大难题。而且，即使发展了农村寄宿制学校，但由于学生人数太多，学校资源不够，这些学校学生的住宿、吃饭、运动、卫生、安保等条件也都存在短缺问题，几十甚至上百个学生挤一个房间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学校因为提供不了午餐，导致孩子饿肚子，由此也导致免费午餐项目成为了今年蔚为壮观的民间公益行动。但问题远远不止这些，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就发现，因住宿学生增加，教职员工承担了大量本该由家长承担的养育教育任务，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年龄太小的孩子住校学习，生活也难以自理。上学路途遥远，不论寄宿与否，都会使农村家庭教育成本增加，即使在西部偏远地区，这种增加额度也在千元以上，这也由此导致在农村一些地区出现了较多的辍学现象。中国青年报驻云南记者发现，就在今年，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天鲜乡发白村完小学校5年级的一个班就有10个学生辍学，“无论老师怎么劝说，家长和孩子都不愿回学校。”; 个人分类: 社会思考|3691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转载]【中国青年报】农村孩子读书改变了什么: tianyalang 2011-12-23 12:06; （致那些伟大的父亲）在租住的宿舍房里，韩培印给儿子韩胜利生活费韩培印（右一）和工友们在路边等活儿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　　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他并不知道，2002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1998年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即使那些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的骄傲。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　　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韩培印拦住了他。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这位父亲说。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位父亲理直气壮的口吻让好几个路过的人都围了过来。在他身旁，一位扛着锄头等活儿干的工友甚至听得“眼睛都直了”。　　“我当时只了解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这位西安电视台的编导正准备拍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生存的纪录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过极端，有的又流于平淡。直到找到韩培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另一些时候，这个有文化、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他会把这些自豪写在那个小小的笔记本上。2003年2月，在韩胜利进入大学半年后，他写道：“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也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 　　“学校不在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后写道。要学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　　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李军虎在纪录片里拍摄了一次借钱的过程。韩培印走进一间同乡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大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笑呵呵地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了挠头，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絮絮地说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回答，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地钻到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太尴尬了。”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可韩培印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那天晚上，磨了几个人之后，他最终跟一位老乡借到了10元钱。老韩接过那张皱巴巴的钞票，马上掏出自己那个黑色的小本子，在空白处把账目记下来。　　“借点还点，还点借点。”他一边写一边说，“等还钱的时候，我再把它们划掉。” 　　在本子发黄的纸页上，那些被划掉的账目，就显眼地穿插在他关于人生的感悟文字中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可他依旧是充满乐观的。坐在大通铺的床上，他对着李军虎的摄影机笑呵呵地说，希望儿子在大学里能好好学习。　　“要学个一技之长，做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来。”他的脸上带着止不住的自豪神气，“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在这里打工、吃苦。” 　　当他终于凑够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就会打电话让儿子骑车过来。　　“这里一共是200，一个月够不够？”韩培印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了换好的两张整钱。想了想，他又把兜里剩下的零钱全部塞到了儿子手里：“一共是220，够不够？” 　　“给我200就够了。”韩胜利说着，又把零钱塞回了父亲的手里。　　“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父子俩坐在那张大通铺的床沿上。韩培印从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掏出了从家里背来的苹果，说是“你妈非要给带的”，又问问儿子有没有考过英语四级，有没有学好专业课。　　另一些时候，他会拿出自己的小本子，翻开自己写下的内容，给儿子念几句励志的话：“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胜利我儿，你每天都有二三十元的付出。”念到这里，韩培印停下来，扭头看看儿子，“你想你这交学费一年4000多、住宿费800，加上书本费，一年下来就是……” 　　停了几秒钟，因为算不清楚，韩培印又扭过话头，继续说道：“头一年你交了7000多元，第二年连生活费下来，八九千，将近一万元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一算，平均一天二三十块钱的付出……” 　　在他的身旁，韩胜利一直坐在床头，安静认真地听着，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　　事实上，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这样的生活与他的距离，也真的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学也会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过来，放在宿舍阳台一角的纸箱里。　　“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说。捡瓶子的时候，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神，而胜利就在心里“当他们没看见”。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父亲的乐观情绪也许感染了他，也许，也让他多了些压力。韩培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繁复缠绕的句子，有时，也会念给儿子听：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父亲再支持你，也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如果你学习再好，父亲没有能力支持你，你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都是要靠你的努力，修好你人生的道路，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这位骄傲的父亲用各种方式传递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和工友租住的宿舍房编一幅对联，有时候强调“自己勤劳是靠山”，有时候希望“智慧修出光辉道”。在2006年年中的时候，他甚至兴冲冲地把来年的对联都拟好了。　　“在家创业业成就，出门求财财到手。”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着，“大家看有什么意见？这个切合实际不？” 　　在大通铺的另一侧，工友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没有人扭头。韩培印依然乐呵呵地坐着，自顾自地说道：“横批我想写……‘感谢上帝’。”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因为胜利的关系，这个商店也有了些令韩培印骄傲的感觉。他甚至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他对儿子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别人了。” 　　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李军虎说，西安每年有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同时找工作，对于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内陆城市，就业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更何况，胜利似乎并没有做好找工作的准备。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当他皱着眉头走出招聘会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李军虎忍不住了：“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有几家公司招通信专业的。”韩胜利说。　　“可我看你一直没说话啊？”李军虎觉得自己简直恨不得揍他一拳，“你知道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韩胜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说话，性格内向了一点。”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原文摘自《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html/2011-12/14/nw.D110000zgqnb_20111214_1-12.htm 纪录片《父亲》： http://video.sina.com.cn/m/fq_61553929.html; 0 个评论

[转载]【中国青年报】农村孩子读书改变了什么: zf20087 2011-12-23 10:26; （致那些伟大的父亲）在租住的宿舍房里，韩培印给儿子韩胜利生活费韩培印（右一）和工友们在路边等活儿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　　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他并不知道，2002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1998年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即使那些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的骄傲。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　　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韩培印拦住了他。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这位父亲说。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位父亲理直气壮的口吻让好几个路过的人都围了过来。在他身旁，一位扛着锄头等活儿干的工友甚至听得“眼睛都直了”。　　“我当时只了解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这位西安电视台的编导正准备拍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生存的纪录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过极端，有的又流于平淡。直到找到韩培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另一些时候，这个有文化、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他会把这些自豪写在那个小小的笔记本上。2003年2月，在韩胜利进入大学半年后，他写道：“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也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 　　“学校不在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后写道。要学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　　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李军虎在纪录片里拍摄了一次借钱的过程。韩培印走进一间同乡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大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笑呵呵地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了挠头，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絮絮地说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回答，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地钻到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太尴尬了。”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可韩培印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那天晚上，磨了几个人之后，他最终跟一位老乡借到了10元钱。老韩接过那张皱巴巴的钞票，马上掏出自己那个黑色的小本子，在空白处把账目记下来。　　“借点还点，还点借点。”他一边写一边说，“等还钱的时候，我再把它们划掉。” 　　在本子发黄的纸页上，那些被划掉的账目，就显眼地穿插在他关于人生的感悟文字中间，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可他依旧是充满乐观的。坐在大通铺的床上，他对着李军虎的摄影机笑呵呵地说，希望儿子在大学里能好好学习。　　“要学个一技之长，做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来。”他的脸上带着止不住的自豪神气，“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在这里打工、吃苦。” 　　当他终于凑够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时，他就会打电话让儿子骑车过来。　　“这里一共是200，一个月够不够？”韩培印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了换好的两张整钱。想了想，他又把兜里剩下的零钱全部塞到了儿子手里：“一共是220，够不够？” 　　“给我200就够了。”韩胜利说着，又把零钱塞回了父亲的手里。　　“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父子俩坐在那张大通铺的床沿上。韩培印从一个红色的塑料袋掏出了从家里背来的苹果，说是“你妈非要给带的”，又问问儿子有没有考过英语四级，有没有学好专业课。　　另一些时候，他会拿出自己的小本子，翻开自己写下的内容，给儿子念几句励志的话：“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胜利我儿，你每天都有二三十元的付出。”念到这里，韩培印停下来，扭头看看儿子，“你想你这交学费一年4000多、住宿费800，加上书本费，一年下来就是……” 　　停了几秒钟，因为算不清楚，韩培印又扭过话头，继续说道：“头一年你交了7000多元，第二年连生活费下来，八九千，将近一万元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概一算，平均一天二三十块钱的付出……” 　　在他的身旁，韩胜利一直坐在床头，安静认真地听着，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李军虎拍摄了其中的一些画面。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班上的同学觉得他条件差，送给他西装外套；表弟有了手机，送给他一块印着大学标志的手表，他也高兴了好几天，那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戴上手表。　　即使是同班同学，他也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曾经告诉李军虎，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你能想象吗？”他语调夸张地讲着，李军虎觉得，他“就像在描述一个神话故事”。　　事实上，对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这样的生活与他的距离，也真的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他甚至还时不时地凑到宿舍边的垃圾桶里翻来翻去，从里面找出一些能卖的东西。慢慢地，班上的同学也会把喝完的瓶子直接拿过来，放在宿舍阳台一角的纸箱里。　　“一般10个啤酒瓶能挣5块钱，矿泉水瓶便宜一些。”他说。捡瓶子的时候，有人会投来异样的眼神，而胜利就在心里“当他们没看见”。　　在同学的回忆中，韩胜利并不是一个合群的人，一名同班女生甚至想不起来两人说过什么话。同宿舍的其他5位室友有5部手机、3台电脑，还有mp3——在来到城市之前，胜利连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他唯一拥有的，就是宿舍里那部没人用得着的座机电话。　　李军虎常常觉得，胜利是一个很压抑的孩子，几乎没有主动跟他说过一句话。在长达一年的拍摄时间里，他们私下里很少聊天儿。不过有一次，在宿舍楼顶的天台上，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轻轻地说：“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你觉得你能留在这儿吗？”李军虎问。　　“我想……应该差不多吧。”韩胜利说。　　父亲的乐观情绪也许感染了他，也许，也让他多了些压力。韩培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繁复缠绕的句子，有时，也会念给儿子听：　　“我儿胜利啊，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你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父亲的支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父亲再支持你，也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如果你学习再好，父亲没有能力支持你，你也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都是要靠你的努力，修好你人生的道路，希望你早早成才，那才是你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 　　这位骄傲的父亲用各种方式传递自己的幸福感，他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和工友租住的宿舍房编一幅对联，有时候强调“自己勤劳是靠山”，有时候希望“智慧修出光辉道”。在2006年年中的时候，他甚至兴冲冲地把来年的对联都拟好了。　　“在家创业业成就，出门求财财到手。”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着，“大家看有什么意见？这个切合实际不？” 　　在大通铺的另一侧，工友们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没有人扭头。韩培印依然乐呵呵地坐着，自顾自地说道：“横批我想写……‘感谢上帝’。”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好好玩几天，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因为胜利的关系，这个商店也有了些令韩培印骄傲的感觉。他甚至直接用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这让韩培印几乎有一种马上要“解放”的感觉——4年的时间，一边出卖劳力，一边四处借钱，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现在像毛主席说的那样，你像燕子一样要起飞了。”他对儿子说，“咱们农村人没有后门，亲戚朋友也没有当官的。你要自己走出去，不能再靠别人了。” 　　可就业的形势却让人无法乐观。李军虎说，西安每年有几十万名大学毕业生同时找工作，对于这个人口不足千万的内陆城市，就业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更何况，胜利似乎并没有做好找工作的准备。2006年年初，胜利第一次参加了人才招聘会。在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他穿着灰色的运动服，挨个走近每一个摊位，看一看，又转身慢慢走开。两个小时内，他没有递出一份简历，甚至根本没有讲出一句话。　　当他皱着眉头走出招聘会的时候，跟在后面的李军虎忍不住了：“你觉得怎么样？” 　　“还可以吧，有几家公司招通信专业的。”韩胜利说。　　“可我看你一直没说话啊？”李军虎觉得自己简直恨不得揍他一拳，“你知道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韩胜利淡淡地笑了一下：“我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太说话，性格内向了一点。”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原文摘自《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html/2011-12/14/nw.D110000zgqnb_20111214_1-12.htm 纪录片《父亲》： http://video.sina.com.cn/m/fq_61553929.html; 个人分类: 爱生活|252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崔永元：如果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国家一定很体面: gaojiange 2011-12-18 23:23; 《我的抗战》和《我的抗战2》两部纪录片的相继推出，把崔永元的“不合时宜”一再放大。沧桑的老人，久远的故事，这样缓慢而沉重的纪录片，在当下五光十色的电视荧屏上注定不会抢眼，它引人注目的是每一个镜头背后透出的责任和担当。在主持人身份之外，央视名嘴崔永元做的事情更接近于个人理想化的尝试：花10年的时间，带领自己的团队抢救式地采访了4000多位抗战亲历者，收集的影音资料超过10万小时。崔永元说，他计划用3到5年时间做一个全数据系统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通过小人物的口述还原历史中国青年报：重新审视历史，除了你的个人爱好，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崔永元：现在大家越来越淡忘历史——我们有过什么样的胜利，什么样的失败，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痛苦，该就哪些方面的事情反思……这些问题统统都被边缘化了，这样下去挺危险的。中国青年报：《我的抗战》系列最想传达给观众的是什么？崔永元：想法特别单纯。不指望大家在其中了解抗战的全貌，也没有可能。大家看到的只是每一个独特的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境遇，我们不需要下判断。它给我们提供了超过我们以往教科书上对抗战的认识，包括讲故事的方式。比如在其中一集里，八路军被鬼子包围到群众中间，让群众指认。我们在以往的抗战片子中看到的，都是群众保护八路军，而这里是群众把八路军指认出来，因为不指认所有人都要受害。上纲上线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在诬蔑根据地的老百姓。这是很小很小的个例。其实，个体叙述就是这样千奇百怪。中国青年报：有很多网友问你拍这部纪录片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的回答是“了解真实”。你觉得自己做到了吗？崔永元：印在书上的就是真的吗？我们做的也只能是尽可能地接近事实。很多残酷的历史真相被遮蔽掉了，大家永远处在探寻跋涉的过程中，知道得越多就越糊涂。《我的抗战》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叠加出来的，我们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观众。我对采访团队的要求是，采访时，就让当事人讲自己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不要道听途说，不要加入后来认知经验的综述和评论，要细节要故事。中国青年报：对于这部真实再现抗战情景的纪录片，很多网友对于它将带来的影响很关注，你希望传达一种怎样的情绪？崔永元：《我的抗战2》描述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一定比故事片和电视剧更震撼心灵。我非常担心，年少的孩子们有没有毅力看完此片，我们甚至很困惑，要不要把事实真相这样告诉他们？会不会造成他们的困扰？最后我们选择告诉。因为不说不行，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拍这部纪录片，我们是想让大家记住历史，并不是煽动仇恨，也绝不希望简单地激起仇视和对立。我们想让大家知道，战争对人的残害到底有多严重，影响有多久。中国青年报：抛弃以往抗战题材着重描写领袖、统帅、将军等方式，《我的抗战》为什么选择个人角度口述历史，把镜头对准了战争中那些普通的小人物？崔永元：也许我们能够记住战场上将军振臂一挥，但是我们记不住冒着枪林弹雨冲上前线的士兵的身影。可是真正的历史，是由所有冲上战场的人组成。我们以前接受的都是大历史的叙述，“全民抗战”4个字概括了全部。但是做个人口述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每一个人的历史都非常鲜活，我愿意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选择”。有一个场景挺能说明这些问题：在开封火车站，卢沟桥事变之后，很多平津的学生都从北京跑到了这里，是继续跑，还是维持自己的生计先干点什么？正好来了一列火车，往哪开不知道，呼呼呼就上去了。有的火车开到了武汉，这些人很多就加入了国民党的队伍；有的火车开到了郑州，很多人就加入了共产党。你上不同火车，可能你未来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每一天，就是两个字：选择。到了21世纪，我们尽量少用大叙述，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尊严，每一个人都体面，国家一定很体面。拍纪录片不是为了赚钱中国青年报：和《我的抗战》相比，《我的抗战2》还推出了动画版，包括你在内的30位明星配音，另外还有网游、图书，看上去是一条挺像样的产业链了。因此，有人质疑这其中有利益、炒作的因素，真是这样吗？崔永元：这些质疑根本不靠谱儿，在国内做纪录片是赚不到钱的，这就是一次尝试。一个人一辈子也没有多少尝试，更没有多少尝试可以成功，所以要抓住每一次尝试机会。《我的抗战2》是接受了同事们面向市场、商业化的尝试，为的是让沉重的历史看起来更鲜活。要说我心目中的片子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老先生往镜头前一坐，说30分钟，休息10分钟，插点广告，再接着说，一口气说两天，那才叫“口述历史”，但是全世界也没有人这么做片子的。中国青年报：此前有传言称《我的抗战》投资高达1.3亿元，好像现在中国的纪录片还没有哪部有这样的大手笔？崔永元：1.3亿元是整个“口述历史”的投资，《我的抗战》只是其中一部分。现在许多商业片喜欢报花账，开口就说斥上亿巨资，为的只不过是吸引更多观众来收回成本。《我的抗战》和商业片不同，它是一部纪录抗战历史中个体喜怒哀乐、命运变迁的纪录片，这是一种宝贵的感情投资，没有哪个投资者在投资之初想过要收回成本。我最近其实也想了解下，到底我们的成本有多少，可实际上成本是没有办法估算的。中国青年报：听说最困难的时候，你们4个月没发工资，公司都闹“分家”了，当时是什么情况？崔永元：钱得先用来去国外买资料、采访，这事儿不能等。跟我干“口述历史”，可能每年都有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过几个月再补给你。我的团队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我，甚至很大一部分人都不理解我。那些孩子说，如果咱不做“口述历史”呢？如果咱做电视剧呢？咱做电影呢？哪会发不出工资来啊，只会一年比一年赚得多。所以决定把公司分了，一分为三，各干各的，所有的员工自由选择。做纪录片不是一个赚钱的买卖，它是给民族做一个“口述历史”的记忆，是一个大的慈善工程。中国青年报：纪录片在国内的市场一直不太乐观，你算公众人物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被区别对待？崔永元：2002年刚开始做“口述历史”时，出门吆喝卖片，我觉得这个片子应该比电视剧贵吧，去和电视台谈，人家说纪录片都是500块钱一集，小崔做的呢，就翻两番，1500吧……我一听都蒙了：纪录片在中国这么不受待见。在日本，NHK这样的国家电视台，每天黄金时段里播的都是口述历史纪录片，那种搞对象的节目午夜才播，我们这里反过来了。拍纪录片让我有了点骨气，宁肯贱卖我，也不贱卖自己的片子。中国青年报：身为央视名嘴，自己做的节目为什么选择在网络上而不是电视上首播？崔永元：这些年，电视台给弄得功利了，今天采明天就得播，后天就得有收视率。收视率这个水很深，我觉得应该有人去趟一趟。“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是我说的，但崔永元从来都没有做过收视率低的节目，收视率也没有对我们有过妨碍。我只是质疑用收视率来鉴定节目好坏、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个很可疑。《我的抗战》系列最想吸引的就是年轻人，显然网络是绝大多数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我的抗战2》在搜狐视频开播一周就突破千万点击率，打破了上一部开播一个月过千万的纪录。 “口述历史”留下和先人对话的机会中国青年报：“口述历史”已经做了10年，为什么这么多年执著于这件事情？崔永元：“口述历史”是记录历史的重要方式，早在1948年美国人就开始做口述历史，但中国目前做得很不够，比如我特别想看当年对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京剧名旦的采访，或者他们的口述记录，想听侯宝林先生讲讲最早的相声是怎么演的、演的都是什么段子、后来又怎么改变……全都没有。我参观过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相关机构，我们的“口述历史库”甚至比不过人家的一个大学。我们的GDP赶超了别人，但对历史的敬重、敬仰、尊重、珍爱，却比不过别人，为什么大家不觉着这件事丢人呢？我回来后就呼吁相关部门投资做口述史，但无人响应，只好自己筹钱做了。我们没花国家一分钱，所有的款都是我和我的团队厚着脸皮筹来的。中国青年报：你认为“口述历史”最大的意义在哪里？崔永元：于丹“论语心得”为什么火？是因为没有孔子的采访。如果《见证·影像志》一天一集孔子的采访，谁还听“论语心得”啊。我们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口述历史”最大的价值和特点就是真实，之所以做“口述历史”，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千百年以后还能和先人内心对话的机会。中国青年报：在这10年里，你有没有什么遗憾？崔永元：很多人都没有采访到，这就是最大的遗憾。差不多天天都能听到这个不在了，那个走了……我们一下子完成不了这么多，有的联系上了、约好了，等了两年还没安排采访。我们的口号是“与时间赛跑”，但拼不过时间。4000位受访者中，平均年龄在85岁以上，2006年我们在云南突击采访了103位抗战老兵，2007年再去寻访时，有一大半人都没了。再比如，大家都知道淞沪会战里的“800壮士”，采访时找到其中三位，才了解到，实际上“800壮士”还不到400人，叫做“800壮士”是为了壮声势，如果我们再晚两年采访，可能就永远没有人能说得清“800壮士”是怎么回事了。中国青年报：“口述历史”工程现在进展如何？崔永元：我们正在把这些素材做成数据库，有10万个小时了，但做节目用掉的还不到100个小时。我的想法是希望在三到五年内，做一个全数据系统的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任何人凭借身份证都可以搜索查看，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现在日本、美国、南非、英国都已经做到了。还原历史的全貌可能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不管是宏观叙述还是细节描写，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而它在最后写一句“部分资料取自崔永元‘口述历史’”，就行了。中国青年报：这件事做起来一定非常艰难、非常孤独，你准备一直坚持吗？崔永元：你随便到我们磁带库里拿出一盘磁带，随便抽出一个采访笔录看看，那里面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根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经历的。有人没评上金话筒，就要跳楼了。其实在这些老人面前，我们这些困难真的不值一提。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每天看他们经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这个年龄经历的所有的事都特别淡。; 个人分类: 观点碰撞【天下交通】|1189 次阅读|0 个评论

也论高校科研经费腐败（一）: husherong 2011-12-17 20:29; “如不尽快采取措施，掌握大笔科研经费的教授群体可能沦为新的腐败高发人群。”《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一位检察官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其实，从某种角度而言，可能事实将不会是这位检察官所说的那样，而是如“公仆”一样，抓其中的50%（指有科研经费者及其横向经费的管理者），有漏网的，抓100%，可能有冤枉的！ 2011年7月，中国科学院候选院士、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振豪之妻发帖举报，称其夫利用国家科研经费包二奶、养私生女，并挪用国家科研经费给几名情人各送一套房。随后,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就此展开调查。中国科学院方面称，段振豪虚报冒领差旅费，涉嫌贪污，已被刑事拘留。一个小小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会计--卞中，贪污挪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亿多元。其中：贪污的1262.37万元公款中已追回赃款人民币999.43万余元，尚有人民币262.93万余元不能追回；卞中挪用的19993.3万元公款中，案发前已归还11693.6万元，案发后又追缴赃款、赃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9.7万余元，尚有160万元未归还。卞中非法所得290余万元未追缴。自1995年8月开始第一次作案，至2003年2月，历经9年。据此，一中院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两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卞中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3年4月，吴锋主动找到单位领导谈话，并交待了与卞中共同将人民币1000万元公款存入中农信公司并获取200余万元利息的事实。吴锋与卞中的违法开始于1995年，当时，吴锋是会计。可以说，吴锋是一路带病提拔！据此，一中院以挪用公款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判处被告人吴锋有期徒刑八年。为什么挪用与贪污2亿多就处理两个人？管理者、提拔吴锋者呐？不仅仅是高校腐败！; 242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烟草院士研究成果被指是骗局：为推销更多烟草: miran 2011-12-15 12:54; 烟草院士研究成果被指是骗局：为推销更多烟草董伟 2011年12月15日08:22 来源：《中国青年报》新增院士名单公布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就想给中国工程院提意见。“院士是科技界最高学术称号和最高荣誉称号，他（她）的工作应该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建立在虚假命题上的研究者，一个帮助销售死亡的技术人员，怎么能当院士呢？”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烟草院士”的出现不仅是控烟失败的表现，更是科技界的遗憾。陈君石说的是谢剑平。谢剑平身为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主攻方向号称是卷烟“减害降焦”研究，以开发出“神农萃取液”而闻名。此前他已经两次递交院士申请，连番落选，这一次终于得偿所愿。但红榜发布之日却波澜陡起，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控烟办主任杨功焕和打假人士方舟子等纷纷指出该结果的不妥。对此，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在回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时称，院士的选举卫生部无从置评，但是中国控烟履约工作确实任重道远。 “他的研究就是一个骗局”？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目前，我国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者达120万人。吸烟带来的社会成本，已使烟草业的“净效应”成为负值。因此，烟草控制成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然而，烟草企业却不甘心退出舞台，不断推出新花招、新把戏来蛊惑人们。降焦减害乃是其中之一。世界卫生组织几年前就做过针对性的披露。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高级项目官员甘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上世纪50年代，西方卷烟公司推出了“低焦油”、“淡味”卷烟，其名称来自于吸烟机器测试时输送的焦油和尼古丁较低。“但这是烟草商故意设计了这些卷烟，在测试时释放较低的焦油，但他们完全知道这些机器测试指标并不准确反映吸烟者实际接受的焦油和尼古丁。 ”1977年“万宝路”公司内部数据显示，烟民实际焦油摄入量比机器测试数据高3倍。甘泉也曾亲自做过相关实验。他分析了中国成年男性吸烟者的尿液，并且比较了吸不同焦油含量卷烟的吸烟者喷出的烟草烟雾中的尼古丁副产品和致癌物质。结果表明，吸烟者尿液中发现的尼古丁副产品和致癌物质含量没有因为所吸卷烟的焦油含量而有所不同。实际上，其中一种有害致癌物质（亚硝胺代谢物）含量反而随着所吸卷烟焦油含量的下降而上升。 “市场上销售的低焦油卷烟并不比普通卷烟危害低。吸烟者的补偿方式是更用力地吸 ‘低焦油’卷烟。”他说。杨功焕则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谢剑平的主要“贡献”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卷烟“ 减害降焦”法，并引入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研制开发“神农萃取液”。在神农烟科的网站上明确写道：“低害卷烟的第一个充分条件永远是消费者喜爱它的口感与烟香，因此，‘口感第一，低害第二’始终是我们研制开发‘神农低害卷烟’的原则！这不是再明白不过了么？他的研究就是一个骗局。只是为了推销更多的烟草而已。” 她还注意到，“五叶神”品牌卷烟选用的“神农萃取液”。按照公开的数据，五叶神在1999年的销量不到1000箱，在获得此成果后，2001年达到1万箱，2004年为13万箱，销售额30亿元。连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都赞叹：一项技术救活了一个企业。“这是谢教授研究成果推广的结果。” 方舟子在微博上列出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条文：“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语属于虚假、误导、欺骗。吸极低焦油、低焦油卷烟患肺癌死亡的风险和吸中度焦油卷烟一样。”对于谢剑平的创新研究在卷烟中添加中草药，选择性降低烟气有害成分，他更不留情面：“降焦本来就够骗人的了，这中草药减害就更害人了。” -- -------------------------------------------------------------------------- 国际上早就拆穿了;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30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渣土车肇事”为何进不了舆论的风暴眼: miran 2011-12-7 12:39; “渣土车肇事”为何进不了舆论的风暴眼 2011-12-07 08:55:52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北京)　很多时候决定“新闻性”的并不一定是车轮下的生命，而是肇事车主的身份标签、领导对事故的重视程度、舆论对同类事件的关注热度，这些要素影响着媒体报道的取向进而左右了舆论的形成。微争议：西安渣土车应该取缔还是整顿作者：陈方在古城西安，运送建筑垃圾的“渣土车”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马路杀手”。继12月2日10岁女孩琪琪惨死于渣土车轮下之后，12月4日，一位76岁老人在买菜回家途中，被飞奔而来的渣土车夺走性命。5日凌晨，“渣土车”又夺走一名21岁西安男子的性命。 4日连夺3命，这只是12月以来西安渣土车创下的纪录。而据该市交警部门透露，今年以来因渣土车引起的重大交通事故已致51人死亡，渣土车的“疯狂”实在让人愤懑。如此密集的渣土车事故，事实上并未引起应有的强烈反弹。即便在很容易形成舆论焦点的微博上，相关转发和评论也屈指可数。偶尔有媒体报道一下，也很快轻飘飘地从信息海洋中飘过去；浏览网页，如果不去刻意搜索，你已经很难再记起渣土车造成了多少悲剧。是“渣土车事故”太个案而不具备普遍性吗？恐怕不是。当下中国很多城市都在大兴土木，渣土车随处可见。是“渣土车事故”不够严重吗？也未必。4日连夺3命的交通肇事频率足以令人惊悚，去年6月24日~28日短短5天里，石家庄、邯郸、张家口三地已发生5起渣土车侧翻事故，造成7人死亡、12人受伤，其中一起还是一家三口的灭顶之灾。渣土车因“疯狂”而造成的一起起惨剧为何不能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大概只因它不具备“新闻性”吧？所谓“新闻性”很多时候和眼球注意力有关，如果把上述“渣土车”全部替换成“宝马”，舆论还会像现在这样平静吗？为某种现象简单地“贴标签”并非好事，但同为交通肇事，如果车主开的是“宝马”，舆论便乌泱泱地关注，新闻跟进评论聚焦，宝马车主“插翅难逃”；如果是“渣土车”，再严重的交通肇事似乎也很难抓住公众眼球。是不是“渣土车”司机大多也是弱势群体，其谋生的不易激发了舆论的同情心？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一起起渣土车肇事惨剧早已无法激发公众对渣土车司机的身份同情。在一些城市，“渣土车”甚至也成为“特权车”，交管部门对其违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渣土车事故缺少关注，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在舆论的判定标准里，这样的新闻就和渣土车的名字一样“土”得掉渣，它们不像“宝马”那般惹人注目。舆论有时候确实势利。甘肃正宁发生了校车惨剧，一时间校车问题似乎成了舆论视野里最值得关注的事件。有些地方个别“校车”发生了侧翻，乘车的孩子们受伤了，媒体也倾力关注。不是说这样的新闻不能关注，我是怀疑，如果不是在目前“全民关注校车”的大环境里，媒体会去关注一起因侧翻而导致孩子受伤的“普通”交通事故吗？渣土车、宝马、校车，它们因交通肇事导致的悲剧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同等级”的，可事实上激起的舆论涟漪却有天壤之别。我们强调生命的平等，同样的悲剧却引起了非等级的舆论反响，我们说这是“新闻性”决定的。可是，很多时候决定“新闻性”的并不一定是车轮下的生命，而是肇事车主的身份标签、领导对事故的重视程度、舆论对同类事件的关注热度，这些要素影响着媒体报道的取向进而左右了舆论的形成。 “渣土车肇事”没能进入舆论的风暴眼，那民众为何不能自发地掀起舆论漩涡呢？只能说，很多时候我们对生命的关怀与敬畏都还停留在表层。对“渣土车”的关注如此，对那些弱势群体的救助何尝不是如此？跟着媒体跟着热点走，媒体和舆论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而真正的公民社会里，成熟的公民也应该独立于媒体和舆论的漩涡之外，学会自主地投放自己的关怀与爱。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37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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