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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拒收美国转基因玉米引关注食用风险有多大: 热度 1 tomatoandpotato 2014-5-18 09:26; 作者：董峻周琳来源：中国青年报发布时间：2014-5-15 10:42:44 选择字号：小中大中国拒收美国转基因玉米引关注食用风险有多大国家质检总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从2013年10月至今，因为检出未经我国农业部批准的MIR162转基因成分，已退运了100多万吨美国进口玉米。对于转基因农产品，社会认识不统一。转基因玉米用途是什么？食用是否安全？美国人吃不吃转基因食品？为此，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走访了中国农业部、美国农业部、中国农科院的有关负责人及权威人士。拒收美国转基因玉米，是否涉及食用风险 MIR162玉米是瑞士先正达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特点是抗鳞翅目昆虫。这一品种2008年获得美国FDA核准作为食物和饲料，2010年获美国农业部批准商业化种植，还相继获得台湾、巴西、加拿大、日本、韩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批准。但目前为止，我国农业部还未批准。 “根据我国规定，只有经我国农业部安全批准的转基因产品，在向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申请报检并办理相关进口手续之后，方可向中国出口。”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说。农业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先正达公司已向我国提出转基因玉米MIR162的材料入境申请，在我国境内开展的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检测。此后，该公司多次提交进口用作加工原料安全证书申请，目前正在审批过程中。业内人士认为，这一品种在美国已经过批准允许商业种植，而美国并不实行转基因农产品标识制度，因此这种未获中国批准的转基因玉米可能是混入允许出口中国的玉米品种中。美国农业部部长办公室生物技术协调员迈克尔·沙克曼日前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种植的玉米90%以上是转基因品种。2012至2013年度，美国玉米产量中90%以上都本土消费。“主要出口国是墨西哥、日本、中国、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大多用于饲料，2013年出口中国玉米400万吨。” “对于转基因食品话分两句说：第一，凡是经过批准的都是安全的；第二，转基因食品存在潜在风险，所以要通过严格的科学评价和测试。”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不久前对记者说。转基因玉米用作饲料安全吗罗云波告诉记者，目前转基因玉米基本上全部用于饲料加工，市面上基本上买不到鲜食的转基因玉米。“ 一是进口有严格的用途监管，二是玉米品种的专业性很强，做饲料的玉米拿去榨油或者鲜食，口味和价格都是不合算的。”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介绍，我国目前共批准发放了7种转基因作物安全证书，如耐储存番茄、抗虫棉花、抗病毒番木瓜等。进口方面，转基因作物都是用作加工原料，其中转基因大豆数量最多。 “转基因食品入市前都要通过严格的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比以往任何一种食品的安全评价都严格。”罗云波说，各相关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和我国开展了大量科学研究，一致认为已经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不存在食用安全问题。 “ 美国商业化最成功的是转基因大豆，已有近20年历史，很多美国人用转基因大豆制成的豆油进行烘焙、煎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安全问题。” 迈克尔·沙克曼说，美国出口的转基因农产品和本土食用的转基因农产品是一样的。不久前，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毕美家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转基因作物大规模种植在世界上已有18年历史，迄今还没有发生一起被科学所证明有安全问题的案例。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一再表明，经过安全论证的转基因产品与传统农产品一样安全。罗云波介绍说，欧洲并非拒绝转基因食品，相反，它是转基因农产品进口和食用较多的地区。1998年欧盟批准了转基因玉米、油菜、大豆、土豆等在欧洲种植和上市。出于安全考虑，欧盟曾经耗资 2.6亿英镑对超过50个转基因安全项目进行风险评估，2000年、2010年的欧盟委员会报告中得出两个结论：一是没有科学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会对环境和食品及饲料安全造成比传统作物更高的风险；二是由于采用了更精确的技术和受到更严格的监管，转基因作物甚至可能比传统作物和食品更加安全。转基因玉米饲料，会否流入食品市场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在今年“两会”期间公开表示，目前批准种植的只有转基因抗虫棉和抗病毒番木瓜。“主粮中，请大家相信现在还没有商品化生产，肉蛋奶和水产品也没有。” 业内人士指出，我们常说的小番茄（圣女果）、紫薯并不是转基因产品。例如，圣女果是最原始的番茄品种，而我们常吃的大个番茄是通过不断杂交育种产生的；紫薯是特定地理条件和育种技术产生的。尽管国家规定转基因玉米不得用于鲜食，转基因大米不得种植售卖等，但是不能排除有部分转基因食品存在滥种或流入市场，却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标识。 2012年深圳市疾控中心的一篇论文显示，该中心在市面上购买了26份大豆和80份大豆制品进行检测，发现两个样品转基因阳性，且并未进行标识。2014年3月，海南省农业厅曾通报，发现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转基因作物研究试验的行为。彭于发介绍，上世纪90年代前，当时的转基因技术缺乏安全评价和法规管理，导致有些种子外流。“大米的情况就是历史问题，种子一污染，可能很多年弄不干净。” “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监管问题，而非安全性问题。”罗云波说，例如我们进口转基因大豆大多是大型炼油厂，品种也是高含油量的，用于制作豆制品并不合适。出现阳性的可能性很复杂，有可能是运输途中低水平混杂所致。“商家故意去拿转基因大豆做豆腐的可能性非常小。” 专家认为，对有的地方查出有转基因大米的情况，必须追查到底。但关于转基因的误解较多，目前农业部开设了“转基因权威关注”的网页，多方面进行科普，消费者可以前去查询权威信息。据新华社上海5月14日电（原标题：食用风险有多大？中国拒收美国转基因玉米引发关注）; 876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转】影响因子已扭曲科研本意: lifeangle 2014-1-12 20:37; 影响因子已扭曲科研本意记者高四维叶铁桥《中国青年报》（ 2013年12月20日 08 版）近日，《自然》和《科学》杂志在回应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提问时，都承认影响因子对科研界的影响已经走向了反面。《自然》杂志母公司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尼克·坎贝尔承认，目前科研界过度依赖期刊声誉以及影响因子。《科学》杂志高级对外联络官皮诺尔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学》杂志的首席主编麦克努特博士也认为，影响因子的使用已经扭曲了它的原意。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学》以及《细胞》杂志都是以高影响因子著称的，影响因子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期刊评价指标，一般来说影响因子越高，期刊的影响力越大。目前，三大刊的影响因子都在30以上，这在学术期刊中是极为罕见的，三大刊也因此被视为顶尖学术期刊，在中国科研界常被简写为“CNS”。然而，日前，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兰迪·韦恩·谢克曼却在媒体上宣称：“我的实验室将抵制顶级刊物，并且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 谢克曼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教授，同时也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的研究人员。12月10日，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了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就在领奖前一天，谢克曼在其报纸专栏中发表了题为《自然、细胞和科学这类顶级期刊正如何损害科学的》文章，呼吁“科学界应该推翻顶级期刊的暴政”。谢克曼认为，现行的机制，使得那些最时髦但不一定是最好的研究获得了最大的回报，这就像丰厚的分红导致金融业扭曲一样，一些专业性的奖励，比如在以CNS为主的著名刊物发表论文的权力，扭曲了科研界。在对顶级期刊的诟病中，谢克曼主要提到了期刊影响因子的负面作用。他认为，影响因子是一种噱头，这种衡量方法有重大缺陷，引用与质量并不完全相关，“一篇论文被大量引用可能是因为它是好的研究，也可能是因为它吸引眼球，或者是挑衅式的甚至是错误的”。谢克曼认为，顶级期刊喜欢接收那些容易引起噱头的论文，这导致它们在那些时髦的领域里堆起了泡沫，并且阻止其他重要的研究。坎贝尔不认同谢克曼对《自然》选稿标准的质疑，强调选稿以科学价值为导向。但他承认，目前研究界确实过度依赖期刊的声誉及影响因子。今年，自然出版集团一项针对2万名科学家的调查发现，这些科学家选择发表论文期刊的三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期刊的声誉、期刊的选题方向以及期刊的影响因子。坎贝尔说，《自然》杂志同仁也多次表达了对于过度依赖影响因子的担忧。《科学》杂志高级对外联络官皮诺尔也否认杂志扭曲了科研界，他说，《科学》一直在确保为在严格科学规训下的有趣的、具有突破性的和发人深省的重要研究提供平台，并且一直致力于保证全面和专业的同行评议。但皮诺尔表示：“《科学》的首席主编麦克努特博士并没有否认谢克曼博士的观点，即影响因子的使用已经扭曲了它的原意。麦克努特博士的前任、前首席主编布鲁斯·阿尔伯特博士曾签署关于科研评价的旧金山宣言。该宣言致力于停止使用期刊的影响因子来评估一个独立科学家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谢克曼将基于互联网的开放期刊视为更好的科学传播途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约翰·博安农显然不认为开放期刊值得信赖，前不久，他开了个大玩笑：编了不少假名、假单位，把假论文投给了全球304家开放期刊，而这些假论文，根据他的说法，“任何审稿者，只要有高中水平以上的化学知识，就会发现论文中的问题”。结果，超过一半的开放期刊给他发了录稿通知。博安农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顶级期刊虽然对科学研究有不当影响，但并非全都是不良影响。他说，发表在CNS上的论文帮助谢克曼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现在抵制它们，许多科学家认为他是自私的”。北京12月19日电; 170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自然》《科学》承认影响因子扭曲科研: cjxiang 2013-12-28 21:06; 《自然》《科学》承认影响因子扭曲科研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12-27 　　近日，《自然》和《科学》杂志在回应《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邮件提问时，都承认影响因子对科研界的影响已经走向了反面。　　《自然》杂志母公司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尼克•坎贝尔承认，目前科研界过度依赖期刊声誉以及影响因子。《科学》杂志高级对外联络官皮诺尔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科学》杂志的首席主编麦克努特博士也认为，影响因子的使用已经扭曲了它的原意。; 232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科研项目应取消“纵向”“横向”分类: xiaoyphebau 2013-12-23 16:33; 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纠正了横向科研经费属于项目负责人个人所有的观念。这位负责人强调，不管是纵向科研经费，还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中国青年报1月2日）育部在《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要求，高校优化考核与监督机制，其中包括创新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考核、评价和奖励制度，在笔者看来，取消“纵向”、“横向”科研项目的划分，取消将获得项目作为学术成就，关注学者的学术价值，而不是其学术头衔、身份，就是最好的“创新”。其次，通过完善年薪制，切割研究人员薪酬与课题经费的关系。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之所以把横向课题作为自己的经费，是因为“工资+津贴”的薪酬制度，让他们自己去挣津贴那一部分。于是谁的课题多、经费多，赚得就多，科研经费由此成为福利的来源，也制造大学里的贫富差距。这一薪酬制度，应该由年薪制取代，大学支付教授事先约定的年薪，教授不能再从课题中提成，科研经费完全用于学术研究（包括支付研究生资助费、访问学者费用等），这有助于科研经费回归本质，学术研究回归本质。对于普通公众，何为“纵向”、“横向”科研经费，往往搞不明白，在他们看来，科研经费就是科研经费，都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常识”，但这常识性问题，却被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异化，“纵向”、“横向”不仅体现科研经费的来源，更体现科研项目的“级别”、“层次”，是科研行政化的结果。比纳入财务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取消这种区分。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纠正了横向科研经费属于项目负责人个人所有的观念。这位负责人强调，不管是纵向科研经费，还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中国青年报1月2日）对于普通公众，何为“纵向”、“横向”科研经费，往往搞不明白，在他们看来，科研经费就是科研经费，都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常识”，但这常识性问题，却被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异化，“纵向”、“横向”不仅体现科研经费的来源，更体现科研项目的“级别”、“层次”，是科研行政化的结果。比纳入财务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取消这种区分。所谓“纵向”经费，是指从政府部门（包括政府背景的基金）获得的课题经费；所谓“横向”经费，是指从企业、社会机构处获得的课题经费。在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纵向课题、经费往往具有更大的含金量，比如，有的高校、科研机构评职称，明确要求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者社科基金项目，而横向课题，即便经费多，含金量通常被认为不高。这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直接后果。纵向项目、经费之所以被高校、科研机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项目、经费来自政府，代表政府对研究人员的某种“肯定”，学者获得课题，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办学业绩，于是只要获得课题，还没有开展研究，学者就被宣传，而学校也将其列为办学成果，比较突出的就是长江学者，本来这是一个旨在帮助青年学者安心学术研究的计划，可是，无论是学者本身，还是所在机构，都把“长江学者”作为了重要的学术头衔，该做什么倒忘记了。而横向经费，来自民间，难以纳入学校的成果范畴。如此一来，大家争相去申报“纵向”课题、经费，并将获得课题、经费作为“学术成就”；对于“横向”经费，其更大价值就在于搞到一笔钱所谓“纵向”经费，是指从政府部门（包括政府背景的基金）获得的课题经费；所谓“横向”经费，是指从企业、社会机构处获得的课题经费。在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纵向课题、经费往往具有更大的含金量，比如，有的高校、科研机构评职称，明确要求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者社科基金项目，而横向课题，即便经费多，含金量通常被认为不高。这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直接后果。纵向项目、经费之所以被高校、科研机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项目、经费来自政府，代表政府对研究人员的某种“肯定”，学者获得课题，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办学业绩，于是只要获得课题，还没有开展研究，学者就被宣传，而学校也将其列为办学成果，比较突出的就是长江学者，本来这是一个旨在帮助青年学者安心学术研究的计划，可是，无论是学者本身，还是所在机构，都把“长江学者”作为了重要的学术头衔，该做什么倒忘记了。而横向经费，来自民间，难以纳入学校的成果范畴。如此一来，大家争相去申报“纵向”课题、经费，并将获得课题、经费作为“学术成就”；对于“横向”经费，其更大价值就在于搞到一笔钱。如此界定纵向、横向课题的“价值”，也导致高校、科研机构管理纵横向的课题的方式不同，对待科研经费的态度也不同。在大多高校，纵向课题的提成比例（也称劳务费用开支）比较低，经费管理比较严；而横向课题的提成比例，则相当高，甚至有的就被认为是项目负责人的经费。这种“双轨制”管理，直接造成经费管理的混乱，有的负责人既有纵向课题，又有横向课题，于是在纵向课题中报销横向课题的设备购买费用，在横向课题中列支纵向课题的劳务费。总之，用到学术研究的实际费用少之又少，最终有相当部分都想办法进了研究人员的腰包。其实，科研经费都应该用于学术研究，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学术水平，应以其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而不是获得的课题项目、经费进行评价。获得课题、经费，还没有做出任何成果，就被认为是学术成就，这使我国学者普遍关心课题的申报，而并不关心具体的学术研究。为此，我国有必要取消对课题项目“纵向”、“横向”的分类，对于所有科研项目都一视同仁。而根据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和《人才发展纲要》，政府部门必须转变管理方式，退出行政评价，让位于学术评价，这就要求取消各种行政性质的计划、项目、课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纵向课题，也不应该再继续存在。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纠正了横向科研经费属于项目负责人个人所有的观念。这位负责人强调，不管是纵向科研经费，还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全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中国青年报1月2日）对于普通公众，何为“纵向”、“横向”科研经费，往往搞不明白，在他们看来，科研经费就是科研经费，都是用来做科学研究的。这其实是一个基本“常识”，但这常识性问题，却被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异化，“纵向”、“横向”不仅体现科研经费的来源，更体现科研项目的“级别”、“层次”，是科研行政化的结果。比纳入财务统一管理更重要的是，取消这种区分。所谓“纵向”经费，是指从政府部门（包括政府背景的基金）获得的课题经费；所谓“横向”经费，是指从企业、社会机构处获得的课题经费。在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纵向课题、经费往往具有更大的含金量，比如，有的高校、科研机构评职称，明确要求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者社科基金项目，而横向课题，即便经费多，含金量通常被认为不高。这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直接后果。纵向项目、经费之所以被高校、科研机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项目、经费来自政府，代表政府对研究人员的某种“肯定”，学者获得课题，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学校的办学业绩，于是只要获得课题，还没有开展研究，学者就被宣传，而学校也将其列为办学成果，比较突出的就是长江学者，本来这是一个旨在帮助青年学者安心学术研究的计划，可是，无论是学者本身，还是所在机构，都把“长江学者”作为了重要的学术头衔，该做什么倒忘记了。而横向经费，来自民间，难以纳入学校的成果范畴。如此一来，大家争相去申报“纵向”课题、经费，并将获得课题、经费作为“学术成就”；对于“横向”经费，其更大价值就在于搞到一笔钱首先，不应该把项目、课题作为评价学术成就的指标。把项目、课题作为学术成就的指标，就好比种田不比收成，而比谁的肥料多。按照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一个人不断去弄肥料，不精耕细作，没有任何收成，会评为种田能手；而一个人不去向国家要肥料，靠自己的双手，种出好的庄稼，有不错的收成，反而被淘汰，原因是没有用国家化肥。这种评价体系，导致大量学术经费被浪费，学术氛围极为功利、浮躁，学术变为“课题学术”、“经费学术”。教育部在《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要求，高校优化考核与监督机制，其中包括创新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考核、评价和奖励制度，在笔者看来，取消“纵向”、“横向”科研项目的划分，取消将获得项目作为学术成就，关注学者的学术价值，而不是其学术头衔、身份，就是最好的“创新”。其次，通过完善年薪制，切割研究人员薪酬与课题经费的关系。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之所以把横向课题作为自己的经费，是因为“工资+津贴”的薪酬制度，让他们自己去挣津贴那一部分。于是谁的课题多、经费多，赚得就多，科研经费由此成为福利的来源，也制造大学里的贫富差距。这一薪酬制度，应该由年薪制取代，大学支付教授事先约定的年薪，教授不能再从课题中提成，科研经费完全用于学术研究（包括支付研究生资助费、访问学者费用等），这有助于科研经费回归本质，学术研究回归本质。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2e905.html ) - 科研项目应取消鈥溩菹蜮濃満嵯蜮澐掷郷熊丙奇_新浪博客; 1803 次阅读|0 个评论

读中国青年报有关浙大管敏鑫被解职文章有感: 热度 46 fdc1947 2013-12-12 08:08; 浙大管敏鑫教授被学校解除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本人对此的了解只是看了科学网新闻头版头条转载的《中国青年报》记载的两篇报道。我的目的只是浏览新闻，对于浙大生命科学学院的情况一无所知，用句近年新学会的话，我只是个“打酱油的”。不过，看了该报的第二篇报道《管敏鑫被“解聘”追踪：海归土鳖之争？》（科学网新闻 2013-12-10 ）中间的一段话，倒有了一点另外的感想。该报道说： “整天不见人，有他没他都一样。”张明新指责管敏鑫管理不作为。（张系与管关系不和的该学院副院长——博主注）张说，“他总觉得自己很牛，和我们讲他今天和谁喝酒，明天和谁喝酒了，都是有关系的人。他的口头禅就是‘找关系’。”但是，“他就是不和普通教授打成一片。” “我喝酒是为了谁？”管敏鑫听到这话后说。这引出一个问题—— 把海外高层次人才招回来，担任一个具有实权的中层干部即学院负责人，究竟该做什么？在张明新看来，“你不能团结教授，尤其是骨干教授，让他们安心地做好科研工作，你的作用在哪里？工作都搞不下去了啊！” 管敏鑫却认为，院长主要是打通国内学术界“高层”的关系，给学院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让教授们“有活干”，对外则是争取更多的校友资源，让学院在国际舞台学术地位上上一个台阶。看了这段话，本人的感想与张明新、管敏鑫两位教授无关，与浙大生命科学学院、与浙大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想的是：我们靠什么来维系学术界同仁的关系？科学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科学的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特别是在今天，孤零零的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发现。进一步地说，这种相互关系不但是交流信息、讨论看法，从而促进科学进步，而且相互关系涉及到研究经费的申请、分配，研究课题及项目的宣传等等问题，这往往影响到科学家本人、他所在的课题组以及学校等单位的利益甚至生死存亡。所以，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领导、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靠什么来维系和加强这种良好的关系？在当今的中国，在各种用以维系和加强上述关系的手段和物品之中，有两个极其重要的手段：喝酒和送礼。起初，在我们每一所大学之中，几乎都有一幢甚至几幢漂亮的大楼，名称一般为“某某大学学术交流中心”或者更加文雅一点的“某园（苑）、某某大厦”。但是，这些地方实际上只是饭店和酒，与大学的学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在那里吃饭、喝酒的总是有那些大学的教授，当然更多的是学校的领导，那些人虽然不教课、不做研究，但是却毫无例外的享有教授的头衔。当然，上面那些管钱、管人、管物的“钦差大吏”也常常光临此处。如果重要一点的，那就不在那些地方了，学校里接待的档次毕竟太低。后来，大多数重要的接待都离开了这些招人显眼的地方，到那些既隐蔽又高档的地方。在觥筹交错之中，他们之间的感情得到了很好地交流，很多事情就在那里基本上确定下来。当然，有些贵重的礼物是要另外送上门去的，需要在更加私密的环境中。另外一些则更加通行，比如，以邀请讲学为名，做一个报告摆摆样子（有的连样子都不摆），吃喝玩乐一通，再奉上一笔丰厚的某某费，甚至到某些不该去的地方“娱乐”。几次以后，双方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在各种奖励、科研立项、各类人物和各种机构的政策待遇等等都是分级分类的，各类之间彼此差别很大很大，这样就使掌管这些分类的的官员和参加评审的“科学家”手中握有了极大的权力。与他们有了这样的“铁”的关系，有些人就在评审时昧着良心，甚至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而最后吃亏的是中国的科学事业。这样恶劣的关系学是中国学术界的毒瘤之一。现在很多单位的领导或“学术带头人”，不管是海龟或者土鳖，主要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他们对于可能为他们所用的对象，利用本单位的公共资源，到处请客送礼，变相甚至直截了当的贿赂，以达到所谓搞好关系的目的。而搞好关系的首要受益者，就是他们自己。尚未弄到所谓杰青的弄个杰青，地位更高一点的想办法向院士进军。不论什么桂冠或实惠，凡能够弄到的，大小不限，都往自己脑袋上面放（当然，拿出一部分来敬奉上面的有关人员是必须的）。这是许多单位学院一级领导特别是年轻领导的常见病。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给本单位带来一定的利益。但是，由于很多单位都在这样做，能够给单位带来的好处实在有限，吃肥了的只能是掌握着权力的那极小一部分人，同时惯坏了或引坏了一部分曾经取得过一些成绩的科学家。而这样做的年轻领导，大多数本来还是个聪明人，如果引导得好，是有可能为科学事业多多少少做一点贡献的，现在把他们放在这样的位置，实在是害了他们自己。科学家之间无疑要交朋友，有友谊，但是应该是君子之间的友谊，而不是酒肉朋友之交。他们之间的友谊，表现在讨论问题、做学问方面，相互帮助、取长补短，有时也相互帮助对方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他们也会在一起游览、会餐、喝酒，但那是业余时间私人的事情。科学家也必须公私分明。在各种同行评议时，真正的科学家总是以科学标准为上，以国家利益为重，公平公正，而决不以自己的关系远近做判断，结党营私。去年这个时候，中央发了一个八条，使得各级领导机关明面儿上的吃喝之风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遏制，时下，中央有对公务接待有了一个进一步细化的规定。大学里的问题与党政机关还有一点不同，大学的领导，无论是校级的还是学院级的，都掌握着一部分所谓创收来的从而由领导支配也可以给大家发奖金的资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类似于企业。对于这些资金，从来就缺乏有效的监管，这也使得这些领导能够为所欲为。这是上面所说的学术界毒瘤所依赖的营养来源。我想，对于大学里的这些领导，也应该有一个有效的监管。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现在大学里的许多人，实际上是站在悬崖的边缘而不自觉，有人还自以为得计，沾沾自喜。如果能够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严格地监管，强制地使他们回头，对于这些人真是一件幸事，对于我国的科学界也是一件幸事。再次声明：本人的感想与张明新、管敏鑫两位教授无关，与浙大生命科学学院、与浙大也没有直接的关系; 个人分类: 科教与社会|24613 次阅读|41 个评论

[转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青年报》弟子举报院士事实胜于立场: wych199771 2013-11-26 20:09; http://cpc.people.com.cn/pinglun/n/2013/1115/c78779-23551289.html 弟子举报院士：事实胜于立场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王正敏教授被举报了，举报者是其学生兼前任助手王宇澄。11月8日，王宇澄在京向中科院递交了举报材料，内容涉及论文数目造假、专著抄袭以及临床试验造假等多个方面，还指控王正敏利用不规范的专著、论文获得了院士头衔。王宇澄曾是导师在单位最亲密的伙伴，一度代为打理其传呼机和个人邮箱。2005年，王正敏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家身份被增选为中科院院士。（《南方周末》11月14日）　　亚里士多德有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王宇澄的实名举报也许与热爱真理无关，而是出于个人恩怨。所以，有人质疑这“是一场利益纠葛下的闹剧”，甚至被安上“大逆不道”的罪名。还有人认为老师再不对，学生也不该举报，否则有违师生伦理。　　举报曾经数年授业解惑的导师，确显绝情，但现代社会中的师生关系，毕竟不是古典意义上的师徒关系，更没有父子关系中的血缘纽带，因此不存在所谓“亲亲相隐”。即便事起利益纠葛甚至是“分赃”不均，也无碍于举报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或可类比的是，一些贪官常被情妇举报，举报的原因是情妇认为被冷落，官员未兑现当初承诺。这种内讧式举报越来越多，我们不能因为官员情妇道德有亏或事涉利益纠葛，就否定她们举报的法定权利。　　就事论事，最需厘清的问题是，王宇澄举报的究竟属不属实？王正敏在院士评选中究竟有没有问题？比如，举报称，王正敏为当选院士“凑”论文数目，做法之一是将《耳显微外科》一书拆分成14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而该杂志自创刊起一直由王正敏担任主编。　　再比如，截至2005年4月3日，王正敏申报院士前，共发表论文271篇，但其中88篇在《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上发表。这88篇“论文”中，除了14篇是从《耳显微外科》一书摘取之外，还有40余篇是作为非研究性文章发表在“发刊词”、“专家笔谈”、“我如何做”等栏目的小品文。　　此外，最值得关注的是，王正敏的著作是否涉嫌抄袭？王正敏的第三本专著《王正敏耳显微外科学》，出版于2005年院士增选之前。王宇澄称，他参与了该书出版，“那本书中三百多幅图，两百多幅都是抄袭。数十幅图片都是我按照王正敏的指示从其他书籍上抠下来的，英文的说明就翻译为中文，后来成书中并没有注明这些图片的来源。”按照2011年《复旦大学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规定》的规定，“将他人论著中的内容，录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不注明出处”，“将外文作品的全部或部分翻译或改写作为自己著作的内容，而不加明显的注释的行为等”均属于抄袭。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表示，在候选院士的参选中，如果候选人有任何形式的造假被发现，必然会落选。2005年中科院增选院士时，一名候选人就仅仅因为论文署名排序不当而落选。　　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如果因为弟子举报王正敏就大肆挞伐，既是对王宇澄的不公，也是对公义的蔑视。当然，王宇澄的举报必须基于事实。他曾被王正敏冷落，因此心怀不满，所以，在举报情节上是否与事实有冲突，这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对于王宇澄的举报，不仅中国科学院应该介入，复旦大学也该介入，最好是成立联合调查组，最终还原事件真相。分享到： 1 (责编：方蕊娟、谢磊) 我的联系方式：18918609550. wanghui20120227@aliyun.com; 2024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青年报：61名院士要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名单至今不公布: 热度 1 蒋高明 2013-11-5 11:47; 同样质疑其中的猫腻。既然都上升到不搞转基因会导致误国的高度，那么这61名院士为什么不愿和公众见面，摆摆你们的事实，讲讲你们的道理呢？61名院士要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名单至今不公布 2013-11-01 07:14 中国青年报 13846 字号： T T 　http://finance.huanqiu.com/china/2013-11/4516536.html 关于转基因的争议越来越大。原国防大学教授朱国林近日透露，某位大力推广转基因食品的副部长，曾受聘于美国从事转基因研究的杜邦公司。这位副部长曾声称，“3～5年保证转基因大米占领13亿人的餐桌。”(《北京青年报》10月31日) 　　有报道显示，这位副部长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曾任杜邦公司顾问。杜邦公司直到2012年1月31日才补发其停职通知，称其顾问身份从2011年11月起结束。因为这种特殊身份，其力挺转基因的言论，难免会给人带来丰富的联想。　　此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湘穗也称，“少数政府部门人员、转基因科研人员与外国转基因企业存在利益关联”。这一论断是否属实，尚未可知。但这两件事带来的一个思考是，揆诸一个更大的视野，种种对转基因的讨论，是否完全基于学术，能否做到独立、公允？ - 　　前几天有消息透露，今年7月，我国61名两院院士联名上书国家领导人，请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种植产业化，并且上升到了“再迟缓就是误国”的高度。联名上书是一种很严肃的行为，既然签了名，那就应该对转基因的风险性有客观、科学的认识。可这61名院士到底是谁，为什么至今仍不公布？难不成61名联合上书的院士中，有些人只是出于面子，并不是真的出于科学精神？　　不仅正方如此，反方的辩驳也未必都经得起推敲。在对转基因的质疑乃至批判中，有人是真正从科学出发，真正出于对公众健康的担当，但也有不少观点的科学含量不足，甚至有些声音只是为了反驳而反驳——表现在对什么是转基因、转基因现状如何、国外状况怎样、风险到底多大，根本不了解或者了解不深。由此主导下的讨论，看起来很精彩，其实只是“外行看热闹”。　　转基因是一个很严肃的科学话题，对转基因的讨论，必须基于科学、摆脱利益、独立公允。近日，崔永元飞赴美国，对转基因进行“田野调查”的消息，引起许多人关注。崔永元在沃尔玛、有机食品连锁超市，对美国人和当地华人进行了调查，并且在微博上实时发布了在美国超市调查的结果和图片。崔永元是反对转基因的代表性人物，他并非业内人士，其调查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有待观察，但这种重调查、摆事实、讲道理的作风，却十分值得肯定和借鉴。　　针对转基因的讨论，只有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才会有实质性意义。否则，即使讨论得再热闹，也没有太多的正面价值。基于利益作出的判断，可谓其心可诛；基于热闹作出的判断，显然不能当真；只有基于科学作出的判断，才是值得肯定和有利于决策的。无论是转基因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应该进行深入调查，站在科学的角度上，抛出让人信服的观点。　　在这点上，转基因需要“崔永元式调查”。科学是极其神圣和严肃的，相关讨论应该非常认真和严谨。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独立更没有发言权。如果对此研究不深，存在利益关联，那还是闭上嘴为好。;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2128 次阅读|1 个评论

关于中国青年报发表我的发言的一个声明: 热度 9 gaoshannankai 2013-7-13 10:59; 今日，有关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最严研究生导师”能否让师生关系回归学术》提到我说过： “美国康奈尔大学植物研究所博士高山对国内研究环境感到失望，甚至觉得“烂透了”，所以他选择了出国。国外纯粹的师生关系让他“比较满意”，他告诉记者：“我常怀念以前的孔子学院，没想到现在只能在异乡实现科研的愿望了。” 这部分内容不是我说的，我从来也没有表达过此类意思。我想是中国青年报搞错了，或者是其他人表达的，或者是把我的话理解错了。我建议中国青年报，以后再发表类似文章的的时候，应该找发表观点的相关人员核对后再发表。谢谢我的原来意思不是中国青年报说的那些。我把我原意贴到下面，陈儒军老师可以证明我支持陈老师，从严管理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生中国当前的硕士生管理“烂透了”，毫无质量保证。相对而言，理工科的博士生因为有文章要求，特别是中科院和985高校的，管理要好得多。现在的局面是“没有毕不了业的硕士”，这是不对的所以，硕士生必须从严管理。; 2971 次阅读|9 个评论

[转载]【中国青年报】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除了苦读没有其他的出路: CAU05077 2013-7-12 11:31; 对于大城市的高中生来说，高考可能已并非首选，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名校，或者选择直接出国读本科。但对于大多数家庭贫困的农村学生来说，高考仍然是唯一的出路。在这个每月 3000 元已经算是高工资的城市，听记者说起 SAT 考试的花费后，黄蔚然吃了一惊： “ 出国对于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想都不敢想。 ” 　　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除了苦读没有其他的出路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黄冈中学读书的郑家豪记得，当时的普通班里，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约为 2 ∶ 1 ； 9 班的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则是 7 ∶ 1 。 2001 年，一篇名为《黄冈中学：我的地狱生涯》的帖子在网上被炒得火热，文章作者 “ 西门吹雪 ” 控诉黄冈中学是 “ 应试教育的地狱 ” 。郑家豪和他的同学们读到文章后却都很不以为然： “ 这不是学校的错，因为在黄冈中学，大部分人除了苦读，没有其他出路。 ” 　　一名目前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黄冈中学 2000 届毕业生，在一篇叫做《黄冈记忆》的文章中将黄冈中学的学生形容为 “ 出身草根，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 —— 拼得出足够优异的成绩，经得起层层的选拔，是他们改变人生命运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 　　他在文章中写道： “ 在成绩波动时，老师通常会这样宽慰你： ‘ 想想你们的父母，即便旱涝歉收，他们的庄稼还得年年种。 ’ 家庭背景让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奋发努力，否则 3 年后，面临着又将回到田野间和父辈学习耕耘。也正因为如此，黄冈中学的氛围是非常单纯的，只比成绩，没有其他。 ” 自古华山一条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今天农村的孩子，与30年前的大多数中学生一样，读书依然是改变命运的最最重要的“捷径”。金牌竞赛教练遭高薪挖角黄冈中学**** 2013 年 07 月 11 日 08:31 中国青年报　　黄冈中学昔日的辉煌，似乎在一点点远去。不少当地老师认为，优秀教师和生源的流失，是问题的关键。　　而不可否认的是，襄阳五中今年在湖北可谓一枝独秀，包揽了文理状元。为什么同样是地级市的襄阳就能留得住好教师和好学生？是黄冈中学 ( 简称黄高 ) 过去太优秀，树大招风，将挖人的学校都吸引过来？还是襄樊中学具备黄高没有的独特优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黄高老师分析：　　一是经济问题，襄阳比较富， GDP 在湖北省排前几名，而黄冈是倒数前三；二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流动的难易程度不同，襄阳离武汉车程四五个小时，教师都是拖家带口的，要挖到武汉，一家人搬家、迁户口不那么容易，而黄冈距武汉只要一个小时，很多老师单身在武汉工作，周末回家。从武汉去南方也很方便，高铁四五个小时就能到广州、深圳。同样的，很多优秀学生也被吸引到了距离黄冈不远的武汉的高中。　　为什么要离开地区间差异实在太大了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黄冈中学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教师的流失。学校负债，投入有限，教师待遇上不去，与此同时，深圳、武汉的高中趁机开出高薪挖人。 1994 年，黄冈中学举办 90 周年校庆的消息，在当天的新闻联播中排在第五条。也是在那一年，时任校长的曹衍清开始烦恼：来了很多考察团，名义上是考察，实际上则是动员老师到南方去或到武汉去。　　为什么要离开呢？用一位 “ 出走 ” 教师的话说，地域的差异实在太明显了。从黄冈中学出去读书的学生，也有同样的感受：在以往 12 年的学习中，他们似乎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大城市的同学。　　时至今日，仍然能从这所学校的一线教师身上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情怀。这里的大部分教师都多多少少有过被 “ 挖 ” 的经历，他们当中有的离开，有的仍然坚守着。 “ 老黄高之所以取得那样的成就，就是因为教师团结奋进的精神。在这里教书不能追求位置和金钱，如果看重这些东西，就待不下去。 ” 数学特级教师王宪生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任校长田忠杰、张庭良从校长岗位退下后，还一直在校园里住着；而 90 年代以后的几任校长离任后，都无一例外地去了南方。　　在他的记忆中，对于老黄高的教师来说， “ 校就是家，家就是校 ” 。 2012 年， 1992 届毕业生举行毕业 20 周年聚会时，学生纷纷提到，上晚自习总能时不时听见走廊上传来老师清脆的皮鞋声，因为老师都住在校园里的教工宿舍，吃完饭没事就会到教学楼里逛逛。　　十几年前教师的敬业和团结，也让 1998 届毕业生刘剑记忆犹新。令他最难忘的是集体备课制度。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黄高的教师在备课时就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以教研组或年级为单位，共同研究怎么写教案，怎么上好课。每个老师带到每个班的教案都是相同的，教学方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王宪生觉得，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林强、王崧、库超等人拿到国际奥赛奖牌后， “ 那时的兴奋是集体性的，荣誉不是属于一个老师的。 ” 而在竞赛主教练制形成之后， “ 荣誉开始集中到少数人头上，集体拼搏、与学校共荣辱的氛围慢慢淡了。 ” 和现在相比， “ 上世纪 90 年代的贫富差距不是很大，在这待着也不感觉经济上有什么困难。但不得不承认，地区之间的差异现在越拉越大 ” 。　　到南方去，到武汉去金牌教练大量流失　　王宪生归纳起老师流动的去向，先是 “ 到南方去 ” ，然后是 “ 到武汉去 ” ：上世纪 90 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老师主要前往广东等沿海地区； 2006 年建新校区以来， “ 往武汉跑的多了 ” 。数学组总共也就 30 多个老师，前前后后走了十多个，而且多数都是三四十岁的骨干教师，甚至是特级教师。 “ 老师的心态发生变化，应该和中国地产的兴起同步吧。 ” 刘剑 1998 年毕业后还和教自己的老师保持着联系，却发现在 2000 年左右， “ 他们一批一批地走了 ” 。他觉得这很正常， “ 老师也是人，人往高处走，要为自己和家人奋斗打拼。 ” “ 金牌教练 ” 成批地去往南方、武汉、东部沿海城市，给新学校的竞赛成绩带来了繁荣。在武汉，竞赛成绩独占鳌头的两所高中 —— 华师一附中和武汉二中，竞赛教练都不乏黄高教师的身影 —— 武汉二中的数学竞赛主教练肖平安、化学竞赛主教练施辉国，华师一附中的数学竞赛教练方牡丹等，均为 “ 黄高出产 ” 。 2004 年，黄高的物理竞赛教练姚学林去了深圳中学之后，实现了该校在物理竞赛奖牌上零的突破，至今他已经带领学生拿到了 3 块国际奥赛金牌。 “ 只要在黄冈待过的都值钱。 ” 黄冈市教育局长王建学说，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 2010 年的 20 年间是教师流失最严重的时期，黄冈的所有学校都在遭遇高薪挖人。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流失的高峰时期，一年要流失 320 人，现在每年约 150 人。 “ 究其原因，一是经济差距大，二是激励政策没有跟上 ” 。　　对比他读书的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黄高集结了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当时正是知识分子大交流的年代，很多教师是优秀的 “ 老大学生 ” ，他的班主任是福建人，数学老师是广东人，语文老师是鄂州人。　　黄冈中学校长刘祥认为，教师流失的高峰期是在 1995 年～ 2005 年，也是我国几乎所有高中的入学高峰期，全国的高中规模普遍扩大了几倍，学生数量随之剧增，黄冈中学就由一届 6 个班扩大到了 22 个班。在这段时间里，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普遍出现教师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 “ 国家政策本来就鼓励人才流动，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 刘祥表示， “ 很多人觉得跑掉的鱼都是大鱼，其实不一定走的人就是最优秀的，留下的人就不优秀。当初也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就没有走。 ” 　　在眼界知识面个人能力上都落后于大城市的同学　　一名到武汉教书的黄冈中学教师不愿意过多地谈自己 “ 跳槽 ” 的原因，但他承认，武汉和黄冈的差距是明显的，比起武汉那所高中向他提供的住房及优厚的待遇， “ 即便只是为我的孩子考虑，在武汉也能够让他接受比较好的教育 ” 。　　体会到地域差异的不仅是教师，还有从黄冈中学毕业的学生。农村学生很难与大城市的 “ 超级中学 ” 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即便是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培训的费用，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都是难题。今年入选物理竞赛国家集训队的廖忍就是一名贫困生，父母均在外地打工，有几次培训费都只能由学校或老师私人赞助。 2012 届竞赛班 “9 班 ” 的一名学生归纳出班里同学的特点是 “ 不太爱说话，喜欢做题，比较文静 ” 。在 9 班，农村学生的比例远高于别的班级，每一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庭贫困，父母则大多在外打工。 “ 可能是因为农村学生特别能吃苦，而搞竞赛正需要这种吃苦精神。 ” 物理竞赛教练曾献智这样分析。　　而即便是黄冈中学最优秀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后也会感觉到自己与大城市学生的差距。比起物质上的差距，综合素质上的距离更加明显。去年毕业的司文哲 ( 化名 ) 就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他感到有些底气不足，因为发现自己 “ 接触到的东西太少，眼界不够开阔 ” 。而来自北京四中、人大附中这样的名校学生则往往在初中、高中阶段就周游各国，参加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英语口语也比自己流利得多。　　在通过竞赛保送北京大学后，经过近一年的学习，他觉得专业课 “ 完全没有难度 ” ，但在哲学、计算机、英语和一些通识课上却感到吃力， “ 从小学开始都是机械化的学习多，在眼界、知识面、个人能力上都落后于大城市的同学。 ” 　　一所 985 大学在湖北的招生老师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近几年的招生面试中能够明显感觉到，城市学生与农村学生的差距越拉越大。 “ 我们心里也很矛盾，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才，但大城市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知识面的确要好得多，我们总说要实现教育公平，但公平和进步永远是一对矛盾。 ” 　　黄蔚然 ( 化名 ) 正在读高三，他来自黄州城区，家庭条件并不算差。在浏览黄冈中学的竞争对手、湖北省 “ 超级中学 ” 华师一附中的网站时，他注意到网站上方，最醒目的是国际留学实验班的招生宣传广告。而黄冈中学的网站上，大力宣传的仍然是高考与竞赛成绩，每年出国的学生屈指可数。出国市场显然还没有在这个城市里发展起来，大型留学机构也未曾将触角伸到黄冈这样的小城市。　　对于大城市的高中生来说，高考可能已并非首选，越来越多的优秀学生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名校，或者选择直接出国读本科。但对于大多数家庭贫困的农村学生来说，高考仍然是唯一的出路。在这个每月 3000 元已经算是高工资的城市，听记者说起 SAT 考试的花费后，黄蔚然吃了一惊： “ 出国对于我们学校的绝大多数同学来说，想都不敢想。 ” 　　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除了苦读没有其他的出路　　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在黄冈中学读书的郑家豪记得，当时的普通班里，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约为 2 ∶ 1 ； 9 班的农村与城市学生的比例则是 7 ∶ 1 。 2001 年，一篇名为《黄冈中学：我的地狱生涯》的帖子在网上被炒得火热，文章作者 “ 西门吹雪 ” 控诉黄冈中学是 “ 应试教育的地狱 ” 。郑家豪和他的同学们读到文章后却都很不以为然： “ 这不是学校的错，因为在黄冈中学，大部分人除了苦读，没有其他出路。 ” 　　一名目前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的黄冈中学 2000 届毕业生，在一篇叫做《黄冈记忆》的文章中将黄冈中学的学生形容为 “ 出身草根，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 —— 拼得出足够优异的成绩，经得起层层的选拔，是他们改变人生命运的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 　　他在文章中写道： “ 在成绩波动时，老师通常会这样宽慰你： ‘ 想想你们的父母，即便旱涝歉收，他们的庄稼还得年年种。 ’ 家庭背景让我们没有退路，必须奋发努力，否则 3 年后，面临着又将回到田野间和父辈学习耕耘。也正因为如此，黄冈中学的氛围是非常单纯的，只比成绩，没有其他。 ”; 个人分类: 生活与进取|139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青年报》惹众怒: 热度 3 lzxun123 2013-7-9 18:41; 在我印象中，《中国青年报》作为官办报纸，多少还算有些职业操守，相对于众多的官办媒体。看到网友奋力吐槽、极力抨击《中国青年报》记者情不自禁的恶心滥情：“ 如果她们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眯眯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 我立马找到“在青在线”的相关网页，但怎么也没有在《中国青年报》2013年07月09日05 版电子版（ http://zqb.cyol.com/html/2013-07/09/nw.D110000zgqnb_20130709_3-05.htm ）庄庆鸿的《花谢旧金山》中找到网友吐槽的内容，只看到其后的内容： 7 月7日，拥有928万多名“粉丝”的蔡奇在微博上发出了两个哭脸图形：“悼念在韩亚航空客机失事中遇难的两位浙江籍女学生！” 在我百思不得其解时，看到谴责文字里援引中国青年报官方微博：“行文确实不妥，中青报已删除电子报里的这一段，并诚恳接受所有的批评。”总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中国文人（往往通过传媒体现）中有不少对政治热情，对民众乏情的。他们文章里大量的的抒情是政治抒情，直接的，或间接的；高明的，或拙劣的。那些文章中往往只见空洞的外壳，而难见真实的血肉；只见高涨的宣传激情，而难见温暖的人性。大量文章充满了看似优美生动实则冰冷无情甚至冷酷的内容；大量的新闻报道，包括上次厦门 BRT 公交车爆炸案的相关报道，少见基本的新闻伦理，和做人的基本底线：多的是消费他人苦难、悲惨遭遇的颂歌和邀功，少的是缺少那种出自内心深处的慈悲、同情，以及有价值的反思。前不久，一个学生曾问我：为什么经典作品极少快乐的内容。我当时说，生活中快乐本来就少，所以就人生不如意常十之八九。现在想来，即兴回答过于肤浅过于片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017-706297.html; 个人分类: 随笔|2199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国青年报针对非转基因大豆发表文章: 热度 1 蒋高明 2013-6-1 21:55; 【本博注】针对转基因，主流媒体中国青年报沉默了4年后终于发声了，这是一个重大进步。2009年，针对转基因水稻和玉米获得安全证书一事，中国青年报率先在全国发表质疑文章《偷偷摸摸转基因》，由此引发争议至今。是否该扩大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 http://zqb.cyol.com/html/2013-05/31/nw.D110000zgqnb_20130531_3-02.htm 胡洋刘承本报记者吕博雄《中国青年报》（ 2013年05月31日 02 版）近日，一则哈尔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截获115千克来自美国的转基因玉米种子的消息，再次将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推向风口浪尖。长期以来，人们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从未间断。对湖南省衡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25名儿童做转基因大米试验的“黄金大米”事件，指责声持续了4年之久，至今仍被热议。尽管转基因商业化支持者认为，迄今为止仍无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证明，但黑龙江省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说：“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尚无定论的情况下，严格控制转基因种子的引进、种植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本次哈尔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截获转基因种子事件之外，早在2011年，深圳罗湖区检验检疫局就曾截获由美国先正达公司生产的250千克转基因玉米种子。之后不久，苏州检验检疫局连续查获了3批原产于巴西和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种子，共计7.2公斤。按照2001年5月9日国务院第38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必须取得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和相关批准文件。我国政府也决不允许在境内主食作物领域进行转基因商业种植。王小语担忧：“虽然我国对转基因种子控制严格，但仍无法排除转基因种子已经入侵国内的嫌疑。” 美国杜邦先锋公司选育的玉米杂交种先玉335曾在我国东北地区得以大面积种植。前几年，先玉335被质疑是转基因玉米种。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农业部承认在先玉335的父本PH4CV中检测到‘来源于花椰菜花叶病毒的35S启动子’，发现35S启动子，一般说明了先玉335为转基因或曾做过转基因修饰。” 虽然农业部科教司和其他国家转基因产品检测监测中心，以及欧盟认证认可的专业检测公司，分别对先玉335玉米种子样品进行检测，均未发现转基因成分，但是，先玉335和孟山都迪卡系列玉米种子都曾一度陷入“转基因漩涡”。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哈尔滨种子市场发现，部分种子经销商还在出售先玉335，但据商家介绍，购买先玉335玉米种子的种植户并不多，原因主要是该种玉米在产量上并没有太明显的优势。另外，其茎秆偏高，易被风吹倒也是种植户不太愿意购买的原因。 “转基因农作物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好。”王小语举例说，“我国种植的天然大豆没有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主要原因是混种混收。将高出油和高蛋白的大豆放在一起榨油，出油率肯定不高。如果单拿出国产高出油大豆和转基因大豆作比较，不见得国产的大豆出油率低。” 王小语说：“农业产品产业链中的原料、加工、生产领域都已基本被外资控制，唯有种植领域尚未被外资占有。一旦国外转基因种子占据了中国的种业市场，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业产品产业链就会牢牢掌控在外资手中，如此，必将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种业作为粮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在粮食主产区设立非转基因保护区，防止种源污染，培育国产优质天然种子（非转基因种子）。” 2012年6月，欧盟发出的《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通报》称，在中国输欧大米制品中检出“非法转基因”。不到半年时间，欧盟已经19次通过预警通报指出从中国进口的食品中检出非法转基因。对此，王小语说：“建立非转基因保护区，培育国产优质天然种子，绿色种植，就可以杜绝这种情况。” 去年全国两会上，来自黑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李继纯递交上了《中国非转基因大豆保护“迫在眉睫”》的书面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孙东生则更明确地提出“在大豆主产区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他们建议：在黑龙江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确保这块非转基因大豆的净土不被污染。去年6月，由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命名的“中国非转基因大豆核心保护区”在黑龙江农垦九三管理局落户，这是中国首个非转基因大豆核心保护区。猜你喜欢最热文章被暗算的大豆怎么办杨天龙：做一粒扎根西部的种子自然保护区“孤岛化”不利于野生动物保护黑龙江：“百日会战”夯实基层团建在大学生心中播下创业的种子 “梦想种子”在贵州生根发芽张学兵：培育梦想的种子 “黄金大米”试验违规相关责任人被撤职学有所用建功鹦哥岭在科研前线播撒教育的种子乐知女中学生被铐游街真相调查英舰申请登陆史料证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山东青州市公安局否认“民警诱奸女嫌犯公款私了” 官员为何敢在禁令下高调接受企业吃请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没有书香点缀的城楼政策变化的风险该由谁来承担女企业家实名举报豪车假牌法官、检察官详解如何“斩断”伸向儿童的性侵之手昆明“口罩实名制、禁售T恤”风波，没拿公信力当回事乐知;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1792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中国青年报》连续发文关注中国高校学报生存现状: JYH64J98Y99H 2013-4-15 12:49; 博主在科学新闻后留言如下：老熊说了很多正确的话，但这次他说错了！大学学报一般是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阅读利用率低，但期刊管制，形成中国特色。引用率是指标，但指标不能片面。事实上，大学学报折射了中国学术现状，对学报的指责几乎等于指责大学、大学研究人员、大学领导者！岂能拉大学学报做替罪羊！老熊！您错了！中国青年报，纯属小青年信口雌黄！制造垃圾的高校学报不如停刊 2013年04月11日来源：中国青年报学者熊丙奇将高校学报讥讽为“最大的垃圾产地”，说它“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而且造成了我们国家文科学术产品质量非常恶劣的名声。”按照《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数据，高校学报的平均影响因子不及全部学术期刊平均影响因子的一半。（《中国青年报》4月10日）《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报道，让人看到了一些高校学报尴尬难看的现状：目前初步认定的2700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竟有约500种学术期刊在7年中没有被引用一次；为提高转引率，有的学报曾经提出，如果想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 就必须在文章中引用该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50次以上；学报成为发表论文的机器，高校领导、行政官员、各种关系户，纷纷加入“攒论文”的流水线…… 估计一些人看到这些会惊愕，进而愤怒，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发表学术论文、交流学术观点的高校学报，不说神圣，起码该有一份严肃自尊的学术气质，何至如此乌烟瘴气？不过仔细想想，一切又都释然。别的不说，只要你评职称，就对发表论文不陌生。中级、副高、高级职称，每过一个门槛，都需要完成一系列考核指标，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就是发表论文多少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认真真写出了有一定“创见”的论文；更不知道，对一些职业，比如记者而言，专业论文到底有多大意义。但是，身处其间的每一个人，都得为这些没有多大意义甚至毫无意义的指标奔忙。写作与发表的过程“八仙过海”，结果殊途同归——评职称的人，都发表了规定数量的论文。还好，如此的论文写作，仅仅是一些人职业生涯中偶尔的章节，但对高校教师而言，这却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论文数衡量着一个老师是否合格，有无科研成果，当不当得了教授，做不做得了博导……据说，一个教授要是几年内没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足够数量的论文，就会被解聘。论文如此重要，结果，中国的论文数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发表论文的需求如此庞大，学报等学术期刊大行其道，收费、卖版面、出假刊物，无所不用其极。然后，就是各类职称评比、考核、上报材料中“好看”的成果、数据，其实很多都是无人问津、浪费纸张的学术垃圾。谁都知道，一个国家的科研创新能力，不是靠论文堆砌的；一个教授的学术水平，不是靠论文数衡量的；一个外文编辑的专业素养，不是写几篇《外国小说中的人名如何翻译》就能提升的，可是，对论文的指标性考核无处不在，其强大控制力有增无减。为什么学报不能脱离高校独立存在，如同熊丙奇所设想的理想方式，让第三方机构去办，以保持其独立性？是不是核心期刊，能否不由行政主管部门来认定？一本小小的学报，可能会牵扯出太多的利益纠葛、现实难题，学术环境中的种种不良生态，从中大约都可见一斑。高校行政化被认为是学报异化的根本原因。如果学术不独立，在以行政化为主导的考评方式中，急近功利的指标化考核，创造出来的将不只是学报垃圾，更有学术造假、剽窃等一系列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梳理起来千头万绪。但或可寻找一个尝试的突破口，不将发表论文当作考核指标。一个老师是不是称职，统计学生的出勤率是不是比申报学报发表的论文数量更真实？我们的大学，也并不要求所有老师都是科研型人才，对一些实用性很强的学科而言，一味地强调科研创新，舍本求末之余，也制造出一堆无用可笑的研究成果。对论文数量的要求不那么严苛了，那些毫无价值的学术论文就不必发表，学术期刊也就不会供不应求。制造垃圾的学报就此寿终正寝，起码可以省些纸张。前不久，一份存活长达13年的“假刊”终结了。这份名为《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曝光下，露出了没有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且在出售版面、大肆敛财的尾巴，随后被相关部门亮出红灯，予以注销。　　“假刊”被踢出了正规军的队伍，其身处的高校学报群体却暴露在了公众的视野下。　　在中国9000多种期刊中，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约占四分之一，有2800余种。其中，高校社科学报又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其论文产出数量和相应的影响力却不成正比，按照《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数据，高校学报的平均影响因子仅为0.1102，是全部学术期刊的平均影响因子0.2227的49.5%。　　于是，教育学者熊丙奇将高校学报讥称为“最大的垃圾产地”，“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而且造成了我们国家文科学术产品质量非常恶劣的名声。” 　　如今，中国论文数量已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引用率却排在100名开外的尴尬境地，作为论文高产地的大学学报，能否逆转这一尴尬局面，洗去“垃圾产地”的恶名，值得高等教育界深思。　　为提高引用率高校学报相互转引　　东北师范大学学术期刊社主编王亚范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社科学报的一个大问题就出现在“小”和“弱”上面：发行量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小，相应的学术影响力小；质量弱、实力弱，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弱，“难与中国社科院所办的综合性杂志相比，更别说与各专业杂志抗衡。” 　　原因很简单——刊发的内容质量差。大量的低水平稿件、人情稿、关系稿、权力稿刊登在学报上，学者们对学报的批评不绝于耳。早在2006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叶继元教授就统计过：在目前初步认定的2700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中，竟有约500种学术期刊在7年中没有被引用一次。　　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另一面则是在社科学报领域，对高引用率的重视，以及过分重视之后的学报异化。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副编审曾新撰文表示，一些高校社科学报为争取在期刊评价中获得较高位次如进入核心期刊系列或在核心期刊排名中位居前列，便一味追求期刊评价指标的提升；或者仅仅为满足某些作者追逐学术地位、评奖、评职称、搞课题的需要，降低甚至忽视文章的学术水平。　　具体来说，对文章能否被引用和被转载的预估成了文章是否发表的重要考量指标。曾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为典型的特征是“名人效应”和“扶强不扶弱”。“对待名人的稿件来者不拒，只要是知名人士，无论稿件内容如何，学术质量如何, 哪怕只是一篇普通的会议发言稿都乐于登载。”曾新说。　　更为重要的是，为提高转引率，有的学报要求作者在引用文献中引用该学报曾经发表过的文章，甚至有数量的要求。此前，国内就有一本学术期刊曾经提出，如果想在该期刊上发表文章, 就必须在文章中引用该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50次以上。　　一种“循环”就这样诞生了：几个学报之间事先约定，互相转引，以提高他引率。湖北某重点高校编辑部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这种情况多了，引用率高的文章学术水平未必真的高，而这正是学术期刊异化的后果，说得重一些，就是搅乱了整个论文的评价体系。” 　　学报成行政权力染指学术的缩影　　学报期刊上出现一些含有水分的文章，在外界看来通常是“学报审稿不严”，甚至认为期刊把刊登论文当作创收和谋利手段，才导致被刊发出来的低劣论文层出不穷。　　王亚范向记者透露，高校学报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有的教授原本“基础不怎么样”，但评审时间快到了，急于出论文成果，于是期刊只好“放放水”；有的老教师都要退休了还没评上教授，教学水平还行，但论文“拼了大力气”才完成，而且选题和质量都“不怎么样”，这种“个别情况”期刊也得“照顾照顾”。　　事实上，“照顾”最多的却还是那些行政领导干部。湖北某重点高校编辑部的老师说，在当今大学，学者们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 可以获得一定的行政权力，即“学而优则仕”；而掌握着行政权力的官员，也可以通过自己掌握的权力和各种资源，获取学术声望来稳定并提升自己拥有的行政权力，即“官大学问大”。　　这一点在高校学报阵地尤为明显，《南京大学学报》主编朱剑就曾以“变革中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为题做过这样的论述：长期以来，社科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被定义为主办单位（高校或院所）科研的窗口，是本单位科研人员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在民间，它则被称作是本单位教授、副教授的摇篮。　　更进一步说：从经营运行来看，高校学报只是一个发表论文的机器，一些高校领导和关系户优先开采学报资源，通过这条内部生产线，实现论文的流水发表。　　本是学者交流平台的学术期刊，近年来却出现了不少“非学者”的身影。“发论文的不仅仅是教授，有的是企业的、事业单位的、搞行政的等等，但他们都不是教师。”王亚范说，这些“非学者”往往为了职称评定就会加入“攒论文”的行列。　　高校学报变成高校行政权力的寻租之地，学报交易的情景成为行政权力染指学术的一个典型缩影。　　究其原因，王亚范告诉记者，学报作为学校的行政部门，人、财、物权都是由学校的相关部门掌控，自身没有决定自主权。这就导致了学报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学报都成为本校教师发表学术成果的“自留地”。　　不解决学术独立性，就没法谈期刊独立性　　也有人将矛头指向学术评价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的失当，使得高校社科学报走上“重量轻质”的道路。王亚范就向记者举了个例子：“听说一位教授在3年内没有在一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到五篇，就不会被某校继续聘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近些年见诸报端的也不少。用王亚范的话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每个被冠以专家身份的人都在呼吁评价体系要改变，但为何那么难改呢？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是：在专家身份的背后，不少人在现实中还有行政领导的头衔。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熊丙奇给出了一个较为清晰的逻辑—— 　　学报异化的问题归根到底还在于高校行政化。他表示，目前的社科学报考核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化的评价方式，论文数量、SSCI引用等等，这种急功近利的考核方式只是方便了考核一方即手握行政权力的人，而从中受益的同样是这一拨人。因此，要改变这种评价方式，就必须从行政管理方开刀。　　“学报异化的问题在于，大学都不是独立的，没有真正的学术自治，那你怎么推进学校内部的机构摆脱行政的干扰？”熊丙奇告诉记者，比较理想的方式是，学报期刊让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去办，以保持其独立性。　　这一点可以用教育部在“名刊工程”上的尝试为例。在王亚范看来，该工程的推出，是想通过评比建设一批名刊，带动整体学报的发展。但是，由于评比的要求条件较高，追求大而强，不少地方院校学报认为“距离较远而缺乏信心”，因此难以起到激励的作用。　　《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认为，“教育部名刊”工程的实施，对改变学报的形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只能影响到少数高校学报，主要是名校学报。而绝大多数学报依然故我，看不出明显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其多数名刊都被部属院校学报所占据。　　正如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所说的，为什么明显不合理的评价制度可以通行无阻？因为中国的学术权力并不在学术共同体手中，而在相应的行政机关掌握中。所以，要打破这个学术习惯，则需要学术权力向学术共同体回归，但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 个人分类: 边看边说|152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学术之春”运动评价【网文选摘】: xscb 2013-3-9 13:21; “学术之春”运动——西方学者反西方学术操控霸权黑幕，世界最大出版商遭万名科学家集体抵制。“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爱思唯尔公司（ Elsevier ）拥有《细胞》和《柳叶刀》在内的2000多家学术期刊。任何学术从业者都很难避开这些期刊”。 http://www.humeweekly.com.au/news/national/national/education/academics-join-world-fight-against-publisher/2461976.aspx 《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报道，题目是《科学界与出版界再燃战火》。说的是，全球已有一万多名科学家签名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爱思唯尔 Elsevier 。说到 Elsevier ，科学学术界大概都非常熟悉。我们要阅读大量的学术论文，都是从它旗下的各类期刊中读到的。当然，购买 Elsevier 电子期刊的价格非常昂贵，这也才导致全球科学家要抵制它的原因。很多研究院所和高等学校的图书馆，都购买了 Elsevier 旗下的不少刊物，而且由于它实在太贵了，估计没有几家能把它所有的学术刊物都能买全的。国内估计也就清华有这财力，其他院校就不好说了。如果说清华也没买全，那就说明 Elsevier 实在贵得太离谱了。文章说，这一万多名科学家在发起人的网站了签了名。 “ 他们发誓，不在爱思唯尔旗下的期刊发表论文，不做审稿人，或者不担任编辑。 ” 有人把这场抵制运动说成是 “ 学术之春 ” ，大概是模仿中东、北非的 “ 阿拉伯之春 ” 这样的称谓吧，那意思也很明显，这简直就等同于一场革命了。不过，抵制 Elsevier 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因为任何学术从业者都很难避开这些期刊。文章说， “ 科学家们抵制出版巨头的原因很简单：它们使得人们获取 ‘ 知识的代价 ’ 过于高昂。 ” 现在连最富有的哈佛都受不了了，他们要另辟蹊径来发表学术论文，以避开 Elsevier 如此昂贵的价格。据报道，这类电子期刊的价格 8 年来上涨了 145% 。问题在于，科学家的这种抵制会有怎样的效果？估计很难说，这一万多名科学家的签名抵制，会让爱思唯尔有一点点触动，但是动不了什么根本。科学家在出版商面前，还是太弱势了，出版商完全可能无动于衷。出版商完全可以言之凿凿地说，他们是付出劳动的，而且现在出版业各方面成本都在上升，我们为什么不能提高价格？你们科学家手里都有那么一大笔经费，多花一点钱用在学术方面难道不是用在正地方了吗？当然科学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我们撰写论文并没有收什么钱，为什么我们要拿回我们的知识产品却要付这么高昂的费用？这个理还真不太好说清楚。反正现在就是资本主宰的世界，你爱怎么抵制就怎么抵制吧，但基本很难撼动出版商这棵大树。这里似乎又涉及到有关知识产权领域里的问题了。虽然学术论文的著作权归作者所有，但是这份著作权是不是就能转化为可以用货币衡量的价值，就不好说了。一般是申请了专利的，肯定就能受保护，而且也有可能转化为价值，但是论文似乎并不能申请为专利，所以如何计算价值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包括著作权、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其实一直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在人们的共识中，知识产权当然是要保护的。而且，论文一旦被期刊录用，版权就不再是作者的了，而成为出版商的了。所以出版商当然会理直气壮地说，我的期刊是有版权的，你要用期刊中的论文，当然要花钱购买。至于这些期刊要卖多少钱，那也是市场说了算的。现在需要量大，供不应求，价格抬高了你又能奈我何？我们是商人，在商言商，能多赚为什么不多赚？你们有权利来抵制，我也有权利反抵制，看谁能扛到最后。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居里夫妇。他们用自己的辛劳发现了镭元素，但是他们放弃了专利的申请，目的就是让人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金钱去购买这个专利，他们的劳动直接为人类的福祉服务。但是在这个资本横行的社会，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而且也不太可能多起来。知识产权一方面保护了发明人和产权人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知识交流和传播的门槛。这根本就是一个两难的境况。要鼓励发明吗，就要保护知识产权。要保护知识产权吗，就要花钱购买你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阻碍，谁有钱，谁就能得到更多的知识，谁就能更快地得到知识。你如果没有钱，那么对不起，你就往后稍稍吧。而在这个所谓知识经济的时代，谁有知识，谁就有可能更加富有。所以，这样一个制度就必然是造成富有越富。穷者越穷的后果。顺便说一句，据我所知，有个高校有生物工程专业，学校图书馆购买了爱思唯尔下的生物专业的电子期刊，但是没有购买农业专业的电子期刊，结果，很多发表在农业期刊上的，但是涉及到生物工程领域的论文，生物工程专业的师生们就无法看到。同样，外语专业的师生只能看到英语顶多再加上俄语方面的期刊，但是由于德语使用面较小，所以学校就没有购买德语方面的电子期刊，结果德语专业的学生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资料可以使用。不是图书馆不想买，各专业要买的电子期刊太多了，学校的经费实在有限，加上这些电子期刊价格如此昂贵，谁也顶不住。一个高校的图书馆，一年的经费光花在购买电子期刊之上的就几百万人民币，这样的烧钱太伤不起了。这一切还得归咎于目前的科研体制使得高校里面发表论文成了一股不正常的风气，导致文献需求量剧增，而一般的图书又不能满足科研的需要。学术之春:世界最大出版商遭万名科学家集体抵制 http://news.sctv.com/gjxw/hqsy/201207/t20120706_1187562.shtml 出版巨头让人们获得知识的代价过于高昂　　最近5个多月来，在美国一个名为“知识的代价”网站上，已有全球12196位科学家签名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有人用“学术之春”形容这场运动。　　吹响号角的是大名鼎鼎的英国数学家威廉·提摩西·高尔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今年1月21日，这位来自剑桥大学的菲尔兹奖得主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号召同行行动起来，抵制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爱思唯尔集团。　　读到这篇博文的泰勒·内伦(Tyler Neylon)——一位目前在硅谷开公司的数学博士当即给高尔斯教授留了言。第二天，他建立了一个网站，命名为“知识的代价”。　　泰勒事后回忆，自己读到那篇博文，就意识到可以做点什么。在他看来，高尔斯是一位拥有号召力的“超级明星”。　　迄今为止，1.2万多名科学家在泰勒的网站上签了名。他们发誓，不在爱思唯尔旗下的期刊发表论文，不做审稿人，或者不担任编辑。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爱思唯尔拥有《细胞》和《柳叶刀》在内的2000多家学术期刊。任何学术从业者都很难避开这些期刊。　　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出版巨头并非第一次受到科学家的批评。过去多年里，陆续有一些科学家拒绝向其投稿或担任编辑。　　科学家们抵制出版巨头的原因很简单：它们使得人们获取“知识的代价”过于高昂。　　一直关注此事的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孙博阳认为，问题的实质是，通过传统的同行评议期刊进行学术交流和传播的模式，已经成为阻碍科学交流和发展的因素。　　孙博阳说，学者是知识的创造者，但他们无偿地将研究论文转给了出版商，又有无数学者义务为期刊做论文评审。而学者要想看到论文，还要花大价钱将他们创造的知识买回来。出版商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另一方面，她认为，大部分情况下，知识是纳税人投资产生的，现在却只有付得起钱的大学图书馆、少数读者可以利用，这在道义上也是讲不通的。　　汕头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教授梅志平对此也表示：“我们投稿、审稿都是义务的。研究成果都是国家纳税人的钱，为什么到后来我们的研究成果成为他们的摇钱树了呢？” 　　期刊出版商不断涨价哈佛大学图书馆称“防守不了” 　　事实上，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也已承受不了学术期刊的高价了。今年4月17日，哈佛大学教授顾问委员会向全校教师公布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哈佛大学图书馆遇上了“防守不了的形势”。　　教授顾问委员会说，大的期刊出版商不断涨价，已经使得目前的学术交流环境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哈佛大学每年花在期刊上的钱达到了375万美元。一些期刊每年订阅价格高达4万美元。在过去6年里，两家出版商的电子文献价格已经涨了145%。　　该委员会向哈佛大学师生征集意见，如建议哈佛师生将自己的论文提交到“DASH”——哈佛自己的向所有读者提供免费访问的知识库；或者考虑向免费的“开放获取”期刊投稿。如果教师担任期刊编辑，可推动该期刊成为“开放获取”期刊，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考虑辞职。　　“开放获取”期刊，即免费向公众公布研究成果的期刊。　　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arXiv.org”，是世界著名的“开放获取”电子文库。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证明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的论文，就是发表在这家网站上，而不是学术期刊上。　　但在目前，学术界的主流仍是将论文发表在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孙博阳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国的科技评价政策，鼓励科学家在国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已经成为SCI论文大国。“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好的文章都发到国外去了，再花钱买回来。少数富裕的图书馆才能买得到。” 　　国外科技期刊不断提高价格国内教育科研机构不堪重负　　2008年以来，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商提高了针对中国订户的价格。几乎每一次提价，都会引起图书馆界的争议。　　当时，爱思唯尔中国区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表示，该公司在中国的定价，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每篇论文下载价格为46美分，还不到同期全球均价的17%。但是，该公司将逐渐减少对中国的高折扣，最后与全球定价持平。　　据悉，北京大学图书馆2008年购买爱思唯尔科技期刊电子数据库的费用为54万多美元，2009年涨到57万，2010年是61万。　　一位学者曾对记者形容，出版巨头低价进入中国市场，培养了科学家的阅读习惯，使大家养成“外刊依赖”。现在欲罢不能，就像“吸毒上瘾”，要戒掉很难。　　2010年9月，在一次会议之后，国家图书馆、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中国30多家图书馆的代表联名发表了分别致读者和出版商的两封公开信。　　公开信透露，近年来，国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数据库的价格不断提高，有的出版商全文数据库的价格连续多年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上涨，个别出版商的全文数据库甚至出现年度涨幅20%~30%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迅速膨胀。其中个别出版商利用自己的垄断性地位涨价，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用户使用其全文数据库的论文篇均成本提高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　　“持续大幅度的价格增长已经严重威胁到所有教育科研单位的科技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这些图书馆表示，为了使我国教育科研机构不受国外出版商垄断价格的“胁迫”，将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抵制个别国际出版商的大幅度涨价做法。　　他们呼吁担任国际出版商学术期刊编委、审稿专家、顾问的我国专家学者，积极向国际出版商“施加影响”。　　他们警告“任何无视用户权益、不顾市场现实、肆意攫取暴利、破坏科技文献长期可持续保障的做法”，不仅会损害用户的合法权益，破坏市场的长期稳定性，也必然会伤害个别出版商的自身利益。　　从获利能力来看，国际出版商的确是令人羡慕的。国外有人根据苹果公司与爱思唯尔公司等企业的公开数据算了一笔账。著名的苹果公司的利润率，在2011年为23.4%左右。而在过去的10年里，爱思唯尔的利润率从来没有低于过30%，2011年高达37.3%。　　这位计算者认为，出版商不是不可以获利，而是要考虑市场的耐受程度。他提醒科学家说：“当你花37.95美元下载一份爱思唯尔的杂志，有13.56美元直接进了爱思唯尔股东的口袋里。” 　　“有时候，引起雪崩只需一块小石头。”有国外媒体这样评价今年的这场“学术之春”运动。然而，“学术之春”能否真正为科学界争取到春天还很难说。这些年来，科学界与出版界，这两个文质彬彬的行业，总在“知识的代价”这个问题上唇枪舌剑。　　号召科学家抵制的做法并不新鲜，2004年，斯坦福大学学术委员会就“强烈建议全体教员，尤其是高级教员，不要为漫天要价的出版商和期刊投稿、编辑或审稿”。　　“学术之春”的发起人威廉·提摩西·高尔斯表示，对于这场运动，自己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相信不会虎头蛇尾。　　“学术之春”的发起人威廉·提摩西·高尔斯说，自己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 173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委员当习近平面背诵《沁园春-霾》引一片笑声: 胡业生 2013-3-6 12:39; 时政新闻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张国 2013-03-06 08:19 我要分享 1297 转播到腾讯微博 2月28日，当日北京的天空再次被雾霾笼罩，全城多地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级别。图为熊猫雕塑被大雾笼罩。中新社发韩海丹摄中青在线 3月5日电 3月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驻地看望了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的科协、科技界委员，并参加他们的联组讨论。中科院院士、政协委员姚檀栋当着习总书记的面背了几句被大家调侃的《沁园春·霾》，“北京风光，千里雾霾，万里尘飘……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现场发出一片笑声。姚檀栋告诉记者，他是临时想到的。相关阅读：《沁园春·霾》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尘飘，望三环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跑道，欲上六环把车飙，需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面，白化妆了！唯露双眼，难判风骚。一代天骄，央视裤衩，只见后座不见腰。尘入肺，有不要命者，还做早操。; 1051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青报鼓吹打赢中国科技翻身仗：根本不可能: 热度 59 laserdai 2013-3-1 22:28; 看到为了舆论造势，《中国青年报》没有任何刺激竟然也叫喊：打赢中国科技翻身仗两手都要硬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3/275146.shtm 全文附在最后，这里先讲完全不可能。 1. 唯论文论：目前的困难是，全国上下，从最高到最低领导，到基金的评审专家，都是只看中论文的，数量，杂志引用因子，引用次数，这样的观念和科学技术创新严重冲突，但是这样的观念在今后几十年内很难改变，改变以后也需要几十年才能见到明显效果。所以，今后50年，中国的科技方面重大突破根本没戏。 2. 人的思维局限：科技方面的重大突破，首先要求有个别人（超级精英）有这个能力，这样的人中国13亿人的基础上肯定有，但是，目前的教育系统，这样的人根本冒不出来，也许正在某个城市捡垃圾。 3. 人才是不可以管理的：真正的牛人，一定根本不甩乎其它人，不管你头上是什么样什么颜色的乌纱帽，比如苏联的卡皮查和朗道；钱老好像也不哈领导，反倒是把领导叫到床前给与指导甚至训导；杨振宁遇到中（国）南海请吃饭的电话也给拒绝掉的。这跟人才管理的基本观念绝对冲突，这个人才管理的观念和国策，最近50年之内根本改不掉。另一方面的理解，哈领导者一定不是真正的牛人。 4. 人才的评价问题：正确的方法需要1.）真正有水平的专家，2.）这些专家态度正值（不是政治）真诚。现在的人才评价要么使用1中的论文体系，要么使用人脉关系，这两条都和着正确的人才评价相违背。50年之内这些改正不回来。 5. 人才的任用问题：正确的要求唯才是用。但是我们要求人才首先政治正确，然后道德正确，最后才考虑个人才气。看看段院士的结局就知道了，我也说过，为什么顶尖科学大师很容易私情泛滥？ 50年之内这些根本不可能得到改善，所以真正的顶尖才人得不到重用，耽误的是国家。其他方面以后再回来补充。就这些已经足够说明，打赢中国科技翻身仗纯粹是单相思甚至意银。今后50年内没有任何希望。全文如下，立此存照！几乎是同一时间，程基伟听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试飞成功，另一个是这架拥有快速远程机动能力的飞机，其发动机是俄制产品。多年的专业训练让这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习惯了这样的联系，当一个重大科技成果诞生让科技工作者喜笑颜开之时，似乎总有一个关键性的科技难题让他们皱起眉头。这是一种尴尬，且并不少见—— 基础研究领域，中国的SCI论文数已经排在世界第二位，却至今未能夺得一项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工业技术领域，前有神九嫦娥上天、蛟龙深潜入海等国防科工领域的新闻频频爆出，后却有航空发动机、汽车关键零部件仍靠舶来品供给的警钟不停敲响…… 这同样是一种昭示，在偌大的中国，一些关键的科技难点尚未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攻克。就像程基伟眼中的中国优质钢材的研发问题，交给厂里的技术人员解决，囿于知识和学术基础，解决不了；交给高校、研究院所的博士生，又没人愿接这样的活儿。解决问题尚且如此，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则变得更难。其背后的真正问题在于，当中国的科学家们抱怨论文数量崇拜造成一堆学术垃圾，工程师们对关键性工艺技术的改进又无法被纳入学术成果时，我们长期沿用的英美模式的论文评价体系仍在继续。要打翻身仗，中国科技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包抄和追赶：工业化进程中“追赶”工艺技术，信息化大潮中“包抄”前沿科学宏大命题的背后，总有小的切入点。程基伟想起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对他讲的一段话—— 我军从正面攻击，敌人跑了，如果两者速度相差无几，跟着原路追则永远追不上，只有包抄才有希望，科技界同样如此。靠什么包抄？基础研究，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知识创新中有多少灵感、多少顿悟的可能性出现。然而，在工业技术上，就只能吃着不断追赶的苦，扎扎实实搞工业基础，这一点没有捷径可言。如果有，就是所谓的“山寨”和“拿现成的产品为我所用”。程基伟认为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在他看来，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中国当下所处的一个两难的现实——一方面是工业化中期，有许多课程需要补，另一方面，适逢信息化大潮，前沿科学上的探索又不能落下。具体来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样的高速发展靠什么？但凡有些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工业、制造业的成长至关重要。作家王蒙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大家都在说打工的人怎样辛苦。他到农村调查看到，打工的人的确辛苦，但他还听到一位农民这么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政策就是让我能够到城里打工，我打了工才可以赚到钱，回家才可以盖房子，才可以娶媳妇。” 于是有人感慨，在中国还有数亿人没有享受到工业文明成果的时候，就说工业化应该停止了，不仅不现实，也是有危险的。但就在中国工业化想停都没法停的时候，信息化大潮来袭，把中国工业化打了个措手不及。传统制造，变成了数字化制造，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辅助工程分析、辅助工艺规划和辅助生产加工等；传统的产品生产，也成了产品智能化，从家电、汽车到飞机都在越来越多地运用自动控制和人工智能技术。这些新事物的不断涌现依靠的多是科学上的积累，而这也正是中国高校、科研院所乃至军事研发部门不愿放弃，并一直努力“包抄”的领域——基础研究。 “为什么不公开反对论文崇拜，因为我们还需要它！”程基伟告诉记者，可以反对论文数量崇拜，SCI崇拜，但对于论文——科学发现的现实载体的崇拜却很难去公开反对它。在他看来，我们在知识创新、科学探索上的欠账是历史造成的，后来人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积累，不否认在积累的过程中会冒出一些垃圾，却也是在所难免。就像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描述的那样：“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更具体一点讲，中国人造出了火药，却没有在重复试验中寻找原理，没有创立物理、化学学科，以至没有深入地研究，错过了近代科学的起源，甚至错失了近代工业文明的优势等等。 “李约瑟难题”警示一直悬在心头，在科学上，我们一直处在落后的位置。《为纯科学呼吁》是1883年亨利·奥古斯特·罗兰所作的一个著名演讲。该演讲的文字随后发表在当年的《科学》杂志上，并被誉为“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一个多世纪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董事长林左鸣重读这篇演讲时“十分激动”，有感于中国科技界存在的急功近利、浮躁浮夸现象，他还专门以“科学是技术之母”为题撰文一篇。在文章中，林左鸣引用罗兰的话写道：罗兰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落后，并不是中国没有科学，而是将科学退化成了技术（应用科学），不去寻根问底。他以洋务运动为例称，为了快速改变落后中国的面貌，当时的清政府大量从西方引进的是造船厂、兵工厂，引进的是技术，人们却视之为引进了科学，中国依然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中国落后的面貌并没有得到改变。按说，在航空工业领域，技术应是重中之重，林左鸣本人也是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但他却如此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这一点本就值得琢磨，再看他文章里那句毫不客气的话，就更令人深思——“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从西方引进了某项技术或者技术图纸并且很快转化为生产力，以为这就是科学。这种认识的误区，在航空领域也屡见不鲜，也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 科学与技术：盛产论文，还是升级技术，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然而在中国，却常有这样一个问题，当一件事物被捧到某种高度后，其他事物就显得无关紧要，甚至被边缘化，正如新事物出现在聚光灯下后，旧事物就黯淡了不少——信息化大潮来后，不少媒体的版面开始更多地关注信息化对于工业化的拉动作用，但对如何走好工业化道路的声音则开始式微。正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可否认，有些舆论对传统工业存在一定偏见，对我国工业化处于何种阶段也有不同认识，以至客观上导致对工业重视不够。” 事实上，我们只需回顾下那个分析经济危机原因的经典说法，就能理解李毅中话中的“紧迫感”—— 迄今为止，所有的经济体都没有建立起技术创新产业的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类的产品始终没有按照人们的预期及时向市场提供，创新成果的推出速度大大低于传统产业扩张的速度。而当创新成果不足，原有产业却继续扩张时，生产过剩就不可避免，这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200余年间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的确，科学，决定着人类的认知，也决定了技术的发展空间，而技术却决定着人类能否改变以及改变这个世界的程度。因此，当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前不久回顾前5次科技革命时谈到这样一番话，什么是科学革命，什么是技术革命，科学革命应该是显著改变人类的思想观念，技术革命显著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要厘清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并不难，只需简单梳理一下过去的科技革命史即可。最开始，没有科学，只有技术，人类花上百万年的时间制造石器，才有了最初的机械加工工艺，被科技史专家称作工程技术的最初萌芽。即便是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也鲜见科学的影子。比如蒸汽机、炼铁炼钢技术等等，再到后来的蒸汽轮船，这些发明虽符合力学、物理学规律，但多是靠工匠或工程师的经验积累创造的，很少有自然科学家参加和科学理论的“自觉指导”。但到了第二次，一切就都不一样了。当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在1819年发现了电流的磁效应之后，过了半个世纪，德国人西门子才制造出第一台自激式直流发电机。此后，科学与生产技术之间有了一个新的开端，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科学开始走在生产前面，并起着引导作用。科学与技术这般相融相生的关系，如同中国科技命题的两部分，盛产论文，还是升级技术——一个在程基伟看来的伪命题，至少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选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经历就是一个直观的例子。西方国家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才从第一代照排机发展到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而我国却从落后的铅字排版一步就跨进了最先进的技术领域，使我国印刷业的发展历程缩短了将近半个世纪，并且使印刷行业的效率提高了几十倍。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成功的技术“追赶”，并由此引发了我国印刷出版业的产业革命。早在2006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就已占据了中国报业99%，海外中文报业80%的市场份额。但另一方面，汉字信息处理及电子照排机的研制，实际上已超出工业化的范围。比如，用计算机自动生成精确的各种字体的汉字，并自动排版，要处理的信息量非常巨大，必须靠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的方法才能解决。王选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他研究出一套新的算法，才使得计算机能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又是基础研究领域“包抄”的成果。事实上，这般分兵两路，既踏实做技术研发，也追求论文发表的现实主义态度浸染着整个中国科技界。 2011年年末，“北斗二代”开始试运行，这枚被称作中国人自己的GPS开始真正进入和GPS竞争的轨道，而这正是“北斗”团队在基础研究上下大功夫“包抄”出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高校中也不乏针对GPS的研究团队，东南大学还分别于2005年、2006年举办了两次有关伽利略定位系统的国际研讨会，而他们就是那些在“北斗”光芒之下踏踏实实跟踪追赶技术的团队。创新与补课：期待一个包容“补课”的评价方式庆幸的是，在基础研究这条包抄创新的路上，不管是科学家持续增强的自觉性，还是舆论上不断高涨的呼声，都让人欣喜。然而，对于技术追赶，这堂课补起来却没那么容易。早在10年前，程基伟对此就已感同身受。那时，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他在英国伦敦大学材料系做访问学者。留学期间，他发现，一般认为不会腐蚀的玻璃钢，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仍然会应力腐蚀开裂，这引起他的兴趣，为此，他以玻璃钢的应力腐蚀为题做了研究。回国后，他想继续做下去，在申请科研经费时却被泼了一盆“冷水”。反对的意见是“玻璃钢是传统材料，研究没有太多的新意。”直到今天，玻璃钢的应力腐蚀在国内仍鲜有人关注。对那时的程基伟来说，脑海里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我们的确需要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做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探索，但对于那些已经被探索出来的知识，在实践层面上遇到了问题，当然也需要去攻克。这一点无可争议，问题是，要谁来攻克？很明显，不管是10年前，还是如今，高校、科研院所里的高材生都不以此为荣，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层面的科研项目里，其评价指向对此同样十分吝啬。不过，有一些科技工作者在较这个“真儿”。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吴刚就是一个例子。3年前，他是东南大学最年轻的学院掌门，被看作“非常有想法”的中层干部，那时，他给出一份学生培养改革方案，把将近一半的教学时间交给学生自由选课，其中绝大多数课程和培养动手能力、实践技能有关。如今，历史走到了又一次新科技革命的前夜，石墨烯、3D打印机、页岩气革命、后摩尔时代等成了热词，不少教育官员、科学家们都热衷于围绕这些科技热点搞些“新动作”，或是推出个“新计划”。吴刚却并未因此而改变，甚至，他都没有再动过那份方案。原因很简单，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搞不出像样的高端材料来，不在于生产工序或者基础理论跟不上，而是在于工艺技术。而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在他看来是弥补这一落后的必经之路。这位36岁的教育、科技工作者身上，有种中国年轻人不服输的精神，勇于挑战那些我们被封锁的科技领域。然而，当个人努力的方向与整个大环境发生冲突时，阻力便不请自来。他的坚持，有种“逆向而动”的意味。的确，这是单凭科技工作者自身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在资源投放方面，有学者呼吁，增加国家设立的重大科技专项的覆盖面和数量，并增设一般科技专项系列，将长期未能实现国产化的民用技术和产品列入其中，并在社会上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征求研发者。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当今的中国之所以在军工、航天、农业科技不至于“落后”，恰是因为国家在这些领域还担当着需求者的角色。前不久，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对外发布的《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的一组数据佐证了这一观点：“包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内的5个产业中，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外资市场控制度一直保持在20%以下，外资市场控制程度最低。” 而政府“撒开手”的领域则是遍布洋旗，该报告显示，仪器仪表制造业的外资市场占有率在2004年就已经超过了72%，到2006年开始下降，但仍维持在50%的控制水平。高技术产业总体外资市场控制率更“令人咂舌”，2004～2008年已超过70%。进一步细分行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的外资市场控制度最高，在2000年就已突破80%，2003年突破90%大关，直至2007年达到了95%！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已是人心所向，2012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传达出一个重要意见就是“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然而，在“大企业溺于技术购买、小企业无力于技术创新”的转型过渡时期，由谁挑起技术创新的大梁，则又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用吴刚的话说，在追赶、包抄两条腿走路成为共识的前提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要从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事实上，不管是在企业，还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有人擅长搞基础研究，就有人擅长做工程攻坚。这也引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人才在那里，行政决策者如何激发起他们的潜力和斗志，建立一种科学的评价体系，既给那些包抄创新的科学家开路，也不能漠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需要的“补课”。说白了，如果只有一把“尺子”，就会要了中国科技的命。; 个人分类: 社会文化历史|7155 次阅读|181 个评论

[转载]解析“中国梦”的钥匙: cjxiang 2013-2-27 16:26; 黄宗良:解析“中国梦”的钥匙日期： 2013-01-21 信息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年01月15日10版）解析“中国梦”的钥匙 ——我读《国家大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伟大的“中国梦”。要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不是迷信，也不是轻信，它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百年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对现实矛盾问题的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的信念。阅读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浩雷博士撰写的《国家大势》一书，觉得这是一本有助于我们坚定“三个自信”的好书，政界和相关学者等都值得一读。该书抓住民族复兴这一主题，以中国的“国家大势”——百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所呈现的趋势为主线，从总结中华民族复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入手，探讨了解决中国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作者确实驾驭住了这么大的课题，写出了高度。比如，对三大历史事件的规律的总结，作者突出了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却仍有人不想认同的大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共产党取得民心、取得了政权。对于改革开放，作者中肯地提出，改革开放是被“逼出”来的。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党“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和世界发展的潮流”，最终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抉择。没有比较宽厚的历史知识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没有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很难说出这些“平淡如水”且富有哲理的大实话。该书对当前面临的风险挑战和应对之策是看得比较准的，并将其归纳为“搞好改革开放”、“继续解放思想”、“夯实长期执政基础”、“实行民主”、“选准人、用好人”、“走向世界”等六大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新鲜，人云亦云、东拼西凑、敷衍成篇并不难。但作者不是这样，他凭借深厚的积累，给读者提供了丰富鲜活的历史故事和精辟论断，既有较强的学术性，又有知识性和可读性，使著作很有厚度和立体感。比如关于民主这个具有强烈现实感的老话题，作者引述的就有许多人们并不熟悉的历史和理论资料。作者还提出，民主是“带刺的玫瑰”，推进民主既急不得，也慢不得，“小步快跑”较为有利，“小步”符合“稳妥”的要求，“快跑”展示“积极”的姿态，很有新意。该书值得一读还在于它很有力度和深度。在不少问题上，作者不取两个极端之论却不显平庸。他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却不是“中央文献解读的复制品”。在不少重大理论问题上，作者有理有识，有一定的创造性和前瞻性。比如关于我国当前存在的矛盾问题，与改革设计缺少战略远见和统筹规划有关的评论，关于我党历史上能够认识和改正自身错误是因为党内不存在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论述，关于当前中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比加快经济发展更紧迫的观点，关于如何破解当前中国阶层固化、让人人都能怀有一个“中国梦”的分析等，发人深省，给人以新的启迪，使人增强解决发展难题的信心。何谓精品？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精品者应是有精当的论断、精辟的分析、精确的论据、精彩的表述。从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这几个方面自觉地下了不少功夫，做了不少努力，值得借鉴和提倡。目前中央正在大力改进文风，文风影响作风，希望今后理论界能够多出有深度又能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精品理论佳作。(黄宗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548 次阅读|0 个评论

'惠民生'不能乱扣帽子,搞清科学问题需要孔乙己——驳中国青年报: 热度 1 swjtuyangcheng 2013-2-8 05:25; 中国青年报刊出了惠铭生先生的大作——《“窃书不算偷”的闹剧该收场了》　　 http://zqb.cyol.com/html/2013-02/07/nw.D110000zgqnb_20130207_2-02.htm 文中最主要的观点是说徐腾飞老师以孔乙己式的咬文嚼字将河南的桥梁事故，解释为“落梁”而非“坍塌”，是“ 是耍小聪明，目的是逃避问责，维护所谓的部门和地方形象 ”。我认为，在没有最终搞清义昌大桥事故原因之前，各方工程技术人员还在小心求证的过程中，惠先生自己没列举一个具体的事故细节，没做过任何有科技含量的分析，就抛出这样大扣帽子的言论，是不理性，不严谨，也不负责任的，有失惠先生“ 干过教师，混过机关，现主持《济南日报》评论部工作；山东广播电台新闻频道特约评论员 ”的读书人兼大媒体背景的身份。徐老师的博文，是以搞清楚义昌大桥事故原因为目的，做出的有一定程度依据的分析讨论，切入点是“落梁”还是“坍塌”。因为引起坍塌的可能性有很多，而以桥墩为代表的竖向结构率先失效，导致结构体系的连续倒塌，是最常见的坍塌，也是大部分非专业人士心目中的坍塌。尽管，按徐老师的分析落梁引起桥面板将固定铰支座一侧的桥墩拉垮，也属于一种连续失效，姑且可以认为落梁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连续垮塌。但提出“落梁”最大意义在于把分析引向了“烟花爆竹是否是事故起因？”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按徐老师的分析，冲击将桥面一侧振落，进而引起后续垮塌。而否认烟花爆竹是事故起因的一方认为，桥梁质量有问题，是结构本身被压垮的，是不折不扣一般意义上的“坍塌”，就像豆腐被压垮了一样。显然，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其最后的责任方和责任程度是有很大区别的，但如果依据这个就说徐老师是在给政府部门开脱，未免有些武断和意气用事了。现在对义昌大桥的事故原因还没有最终搞清楚，至少让人信服的依据还没有完全提出，即便是那些支持“因为贪污腐败导致桥梁质量问题”的网友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说大桥少放了钢筋的，是否需要将设计图纸和实际摆放钢筋方能对比得出结论？说混凝土强度不足的，是否需要将设计计算书和事后混凝土取样试验方能对比得出结论？至于大桥是否应该有能力抵抗一车烟花爆炸，需要看看这个爆炸当量和影响多大，且设计规范里有没有这样的设计要求，我很赞赏那些将烟花爆炸冲击和地震冲击对比的科学网博友，这是理性的态度，因为他们知道，抗地震的桥，真的未必抗一车烟花爆炸，科学不是想当然。　　徐老师和各位理性的科学网网友的分析是有图有依据，甚至有一定计算的，比如搞爆炸的，搞力学，搞岩土地质的专业人士，无不是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观点不一，但大家都是以科学论证为最终准绳，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基于民间科学力量的自觉参与，事情正在一步步地搞明白，连2月7号的《纽约时报》也评论“一个从来未曾进入公众视野的专业名词如今已经耳熟能详：简支梁桥”，我想这恐怕有徐腾飞的一点点功劳。如果“孔乙己”更注重科学理性严谨分析，提高老百姓的科学素养，有助于将事故原因搞清楚，这样的“孔乙己”多两个有何不可？　　针对一起典型的工程事故，个别媒体和个别评论缺乏必要的科学素养，急匆匆地把徐老师一篇普通的博客文章归结为“ 逃避问责，维护所谓的部门和地方形象 ”，试问，扣上这顶脏帽子的依据何在？惠先生分析过“落梁”和“坍塌”背后不同的桥梁失效机理，乃至事故起因的具体差异吗？如果“落梁”和“坍塌”真会导致对事故的判定结果不同，乃至事故责任方不同，那么凭什么就不准主张“落梁”的一方说说理由呢？如果认为这样的概念区分纯属矫情，完全是贪污腐败导致大桥施工质量的原因，那么请基于科学概念拿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我想这样的理由，是需要数据和图表的，因为科学不是想当然！徐老师的博文里有一些图表支持他自己的观点，但我暂时还没看见那些能够证明“徐老师逃避问责，维护所谓的部门和地方形象 ”的确凿证据，可能时间还不够。如果拿不出来，仅凭着一腔“针砭时弊、横眉冷对”的忧国忧民的热情，怕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且是有悖公平、误导苍生。　　 1994 年，美国出了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控辩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证据堆积如山，闻名世界的大辩论和大审判，辛普森最终还是没有落上谋杀罪名。然而民间的看法却一直是一边倒的，甚至直到 2004 年 N BC 所做的调查显示，抽样的 1,186 人中，有 77% 的人认为辛普森有罪 ( Race factor tilts the scales of public opinion . 今日美国报 . 1997-02-05 ) 。可见人神共愤也不能代替以事实为依据的理性求证是的，民意不可违，但必须有理有据。光有“惠民生”的口号和一厢情愿是不够，乱扣帽子不但无利于惠民生，而且有害，胸怀天下的书生们不但应该四处发文为人民利益鼓与呼，还应该平心静气事先做好功课。另一方面，如果“孔乙己”们都能以事实为依据，以科学为准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严谨地区分那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帮助弄清事情真相，这样的孔乙己，真的多多益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真的相信是这样，但并不因为这是大人物说的。; 1752 次阅读|0 个评论

好大一顶帽子——“窃书不算偷”的闹剧该收场了: 热度 10 soar1120 2013-2-7 14:12; 今天早上北京一个好友突然打电话来问，是不是我出什么事了了。说今天早上出租车上广播骂了我十多分钟。我上网一看，原来被点名批评了，呵呵。原文转播，级别还不错，被中国青年报批评，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业绩呀。 http://zqb.cyol.com/html/2013-02/07/nw.D110000zgqnb_20130207_2-02.htm “ 窃书不能算偷。”这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经典人物孔乙己，在偷书被抓狡辩时的“经典语录”。偷就是偷，一个“窃”字成不了遮羞布，更无法把自己和窃贼划清界限。“窃书不能算偷”，如此迂腐、可笑的怪论，既难欺骗自己，也难欺骗别人，只能贻笑大方，给后人留下笑柄。然而，现代版“孔乙己”从未绝迹，而且齐吟“窃书不算偷”怪论—— 　　2月1日，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因货车爆炸坍塌，致10人死亡，11人受伤。于今，事故原因至今调查未明，遇难者家属和死难者家属伤痛未已，公众质疑也未消弭，但是，桥梁工程专家徐腾飞站出来发表“高论”——说义昌大桥这次事故是“落梁”而非“坍塌”；针对“桥断面钢筋过细”的说法，徐腾飞称，铺装层中的钢筋并非受力钢筋。　　“落梁”与“坍塌”有啥区别呢？不妨聆听专家徐腾飞的诠释：坍塌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可以认为是桥梁失去承载能力的一种统称。而桥梁失效可分为两大类：构件失效（例如主梁断裂）或者结构体系失效，但这次事故是外力导致梁体坠落而形成的结构体系失效，所以应该是“落梁事故”。　　既然坍塌是通俗说法，落桥事故也是坍塌，这与孔乙己的“窃书不能算偷”论调何异？徐腾飞绕来绕去，咬文嚼字，意欲何为？假如，徐腾飞在科学讲坛上对义昌大桥是“落梁”还是“坍塌”予以解读，这尚可理解；但对媒体和公众高谈阔论，除了有哗众取宠、不分场合卖弄专业知识之嫌外，也似乎是在刻意为官方推卸责任。　　当然，像徐腾飞的现代版孔乙己不是个别。2月3日中午12时40分许，外来务工人员小秦骑电瓶车途经上海北翟路协和路附近时，随身携带的17600元现金散落一地，遭遇路人哄抢。虽然，散落的钱通过各种途径找回7800元，但有近万元“随风而出”。对于这起事件，当地警方称：不能定性为“哄抢”。　　这是一个令人哑然失笑的“定性”——视频清晰记录着，当农民工的钱撒落后，一些市民就是在忙着捡钱，然后溜掉，这不是“哄抢”是什么呢？再者，路人捡钱不还，即便说哄抢，也不过分。但是，当地警方为何言之凿凿，强调该事件不是“哄抢”？我认为，刻意玩文字游戏的背后，不过是推卸自己责任，维护所谓的地方形象而已。捡钱不还溜掉而不是“哄抢”，典型的“窃书不能算偷”怪调。　　若说“窃书不能算偷”，莫过于对陕西“房姐”龚爱爱身份的定义——2月4日，“房姐”龚爱爱被神木警方刑事拘留，同时，警方声称：经查，神木农商行属企业法人，龚爱爱系长期合同工，非国家公职人员。“房姐”龚爱爱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拥有N个假户口、房产N套，价值上亿，原来她是一个“合同工”？是的，神木农商行属企业法人，但也是一家国有性质的企业。当地警方强调“房姐”是合同工，而非国家公职人员，依旧没有逃脱以往官方推卸责任的“老套路”——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这，何尝不是现代版的“窃书不能算偷”怪论呢？！　　孔乙己说“窃书不能算偷”，是因为迂腐和自嘲；而现代版个别专家和官方的“窃书不能算偷”论调，却是耍小聪明，目的是逃避问责，维护所谓的部门和地方形象。“窃书不能算偷”，这样的滑稽闹剧该结束了！惠铭生; 3360 次阅读|1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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