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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长子中：当前农村社会稳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whyhoo 2011-11-6 20:18; 一、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些问题农村社会稳定关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局。随着时代发展，就我国农村整体而言，农村是稳定的、和谐的，但稳定、和谐并不代表农村没有矛盾、没有问题，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些隐患依然存在，并且随时代发展又有了新的不稳定隐患，需要给予应有的重视。一是城乡差距持续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持续拉大。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1，1997年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农民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甚至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包含许多不合理因素。如果农民群体的境遇长期得不到改善，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将会越来越差，整个社会就可能陷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恶性循环，会导致一部分人心理失衡，铤而走险，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这样会引起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二是社会保障及民生事业滞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窄、层次低、部分农村地区严重滞后。据2009年4月22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做的《2009年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报告》显示，截止2008年底，农村参保人口达到4284.3万，也就是说农村社会保障覆盖率不足5%。同时，区域统筹不够，东、中、西部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一些政策措施刚性不强，资金难以得到有力保证，与实际需要有一定差距，部分地区还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此外，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还处于起步阶段，合作医疗、救助制度、五保制度仍有待完善，未起到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此外，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较低。全国规划内仍有1.7亿左右农村人口尚未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规模化集中供水的覆盖率仍然较低；农村部分地区农民出行难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还有相当部分农户仍在危房居住。农村中小学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公共卫生服务条件仍较差，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比较多，广大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这些都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三是基层干群矛盾突出，管理能力弱化。当前，因干群矛盾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已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两个方面：一是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的矛盾。一些村干部把权力当成"摇钱树"，不带群众脱困，而是一心一意在村集体的资源上"做文章"，自己首先"致富"，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同时，由于制度建设未跟上，一些村官骗领国家给予农民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惠农补贴专款和村集体财产，或者巧立名目，用集体款办私事、违规提款等等，损害了农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如合肥市庐阳区村干部刘怀寅收受贿赂近1000万元。这势必导致基层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的恶化。二是村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有少数村因为家族势力、宗派势力斗争而产生选举矛盾，甚至大动干戈。特别是有的村干部为选举拉帮结派，操纵利用或参与普通群众与其它干部的矛盾，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滋生敌对情绪。三是少数村级基层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缺乏具有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村干部，对群众之间的纠纷不管不问，或互相推诿踢皮球，以致造成矛盾激化。四是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仍较严重。目前，农村社会治安状况仍不容乐观：一是各类侵财案件高发。近年来，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农村交通改善的便利条件,加之农民安全防范意识仍较淡薄，大肆进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钱财、摩托、家禽等生产生活资料被盗案件屡屡发生。二是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时有发生。公安部的一份材料显示：2006年1月至9月，全国农村地区共发生杀人案件8031起、伤害案件5.9万起，均高于城市，一次杀死数人的恶性案件屡有发生。三是乡村恶势力（地痞、流氓、村霸）等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特别是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案件居多，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安全感。四是涉农经济犯罪危害巨大。一些犯罪分子采用不法手段，将劣质的化肥、假种子、假农药、假柴油等卖给农民群众，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危害，激发起农民极大的不满。五是外出打工、劳务输出给农村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在一些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农村地区的自然防护能力，形成了社会治安"空心村"。如2008年发生在湖北京山县罗店镇徐杨村的一起命案，致6死1伤 ,均为老弱病残。而劳动力输出地蚌埠市政协一份"农村劳动力输出后社会治安状况"的调研显示,该市有260万农村人口，近年来，全市80％以上的盗窃、伤害、强奸、投毒、绑架案件均发生在农村。尤其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守家庭的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一些农民形象地说："养猪跟猪睡，养牛跟牛睡，收了粮食草堆睡，养了鱼蟹塘边睡，反正别想在家睡。"同时,在一些劳动力外流的地方，还出现了村霸、地痞、无赖骚扰留守在家的农村妇女，如村霸霸占留守妇女，老农民五旬过后竟横行成村霸等等媒体上时有此类报道。有关调查也显示，农村性侵害案件中有70%的受害者是"留守妇女" 。由于夫妻身处两地，极易造成夫妻间感情疏远，为此引发的仇杀、斗殴比比皆是，形成农村新的不稳定因素。以江西定南县为例，2006年审结离婚226件，涉及外出务工人员的176件，占78％。同时,农村"留守孩"因缺乏监管，违法犯罪时有发生。五是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资源开发等引起的经济纠纷日益受到关注。当前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自然资源的价值不断得到体现，一些过去被忽视的资源随着其价值的提升日益成为农民关注的焦点。其中尤其以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造成的纠纷最为突出。土地集农民生产、生活资料和社会保障功能于一体，最为农民看重，由于补偿不到位，以及不少农民失地、失业等多方面的原因，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而我国农民整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一定的公共参与渠道,当他们的合法利益受损后,一旦这种不满情绪在大部分农民群体中产生共鸣,他们就会在制度外寻找表达愿望与需求的渠道,采取大规模聚集、上访等过激方式给政府施压。对和谐农村建设以及和谐社会建设极具危害性。同时，市场经济，利益之上，由于农民个体之间交往增多，也产生了不少经济合同纠纷、经济债务纠纷、经济赔偿纠纷、资产权属纠纷等矛盾。这些集中表现在：(1)农民个体或家庭之间的矛盾纠纷。主要是由涉及邻里关系的田边地角、地界、沟渠和宅基地等琐事引发的。(2)农民个体与村集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主要是由于土地承包等原因引起的。前些年，外出打工人员比较多，弃田私自转让、送人耕种等现象普遍，而国家取消农业税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农民争地现象比较突出，由此引发的问题已成为农村矛盾的中心之一。另一些长期积累的土地、山林等权属不清、界限不明，土地流转手续不规范等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六是邪教活动入侵农村社会值得重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已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于是乎，各种邪教组织趁虚而入，纷纷上山下乡，将活动重点转向广大农村。他们充分利用农民文化水平低，识别能力差，轻信迷信的弱点，加强对农民邪教思想的灌输宣传，蛊惑人心，导致农民思想混乱，引发社会矛盾。其主要形式是：打着宗教、科学的幌子编造歪理邪说；神化邪教头子，对教徒实行精神控制；建立地下组织，秘密进行非法活动；不择手段地骗钱敛财；反对政府，仇视社会；宣扬"世界末日来临"，制造恐慌。特别是个别有政治头脑的邪教组织者开始向基层政权渗透，腐蚀、拉拢、胁迫基层干部。个别基层干部一旦被他们俘获，他们会借助基层干部的权力，不断发展壮大。此种现象虽属个别，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基层政权的稳定发展。加之邪教传播手段狡猾，行动诡秘，很难将其彻底根除，这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在思想领域方面存在的问题。二、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的一些特点一是日趋复杂性。当前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些问题，如矛盾纠纷，既有现实问题，又有历史遗留问题，涵盖面广，表现在其内容、层次和领域各个方面，纠纷主体也由过去的民与民之间的人身、财产权益纠纷扩大到了群众与干部、群众与政府、群众与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纠纷。且往往是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社会生活矛盾相互交织，形成十分复杂的矛盾网络。二是利益渐趋多样性。由于利益格局的多元化，现实生活中农村的各种矛盾纠纷大多是由利益冲突引发的。三是群体性特点明显。因"涉地"原因引发的问题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波及面广，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问题容易产生共鸣，极易形成集体上访，甚至集体闹事，群体性特点十分明显。四是具有突发性。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对称，加之个别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作风不实，与农民群众沟通不够，不能正确对待当事人的反映，以致积小成大，矛盾激化，往往会由于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而引发，使之爆发出来，使一些本来可以消除于萌芽状态的事件被迅速演化成一场突发性事件。五是兼具危害性。一些纠纷调处难度大，时间长，久而久之会引起群众对政府、干部的不满，降低政府的威信，影响了党群关系，反过来又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而群体性上访等对稳定影响更不可小视。三、完善农村社会稳定的思路（一）农村稳定的政治基础是村委会的稳定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随着利益不断调整，基层矛盾和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在维稳工作中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村委会是村庄的心脏，村委会的稳定将有助于村庄的稳定，就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健康协调发展。而一个不稳定的村委会，必然是不为大部分村民承认的村委会，也必然是不能协调乡村社会各种关系，为农村创造和谐、稳定气氛的村委会，同时也最容易激化民间社会的各种矛盾。因此，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政治组织是一种维护秩序、解决争端、选择权威和促进社区发展的安排，并推动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包括宗亲、宗教、种族、地域、经济等团体)之间的和谐与进步"。同时，事实已经证明，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对基层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并逐步使这种管理规范化、制度化，也是农村稳定的不可获缺的因素。同时，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却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伤害。阿尔蒙德指出："在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里，正规利益表达渠道很可能由富人掌握，而穷人要么是保持沉默，要么是采取暴力的激进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 "。因为在传统的强权政治逻辑中，地方和基层政府容易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来打压维权的农民，习惯性地使用暴力来迫使农民就范。结果或以暴力打压而平息事端，或以警民暴力冲突升级而危及社会安定。不管何种情况，暴力在社会治理中的滥用必然使政府公信力蒙受损失。因此，警惕地方政府以国家名义滥施暴力，是现代社会谋求善治的内在逻辑。而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表达的机制，引导农民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是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的首要环节，是构建和谐农村、稳定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二）农村稳定的经济基础是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建立和谐、稳定、繁荣的农村社会，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强大才是保障农民利益的根本所在。"仓禀实而知礼节"，温饱尚不能解决，农民必然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经济问题特别关切，为蝇头小利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就会不断出现。据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尚有3597万人处于贫困状态，这些贫困人群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火药库，一旦引爆，对社会的冲击力相当巨大。只有发展生产，使农民彻底脱离贫穷，才能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三）农村稳定的社会发展基础是加强社会保障及民生建设社会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缓解社会矛盾的最直接最有效手段。中国社会的稳定有赖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只有在农村建立起一种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在全国范围内筑起一道可靠的、保障社会稳定的屏障，有效地防范和应对社会风险。目前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社会待遇上，还是在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再加上其他一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导致城乡之间经济状况的巨大差别。而目前的状况是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导致农村出现了大量的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政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这部分人口的生计问题，就很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这种动荡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而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最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它不仅可以解决这部分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而且还可以起到平衡社会差别、缓和社会矛盾、稳定农村社会的作用。同时，据有关专家估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超过6000万，预计到2020年，还会有4000余万人进入失地农民的行列，如何让失地农民生计可持续，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无疑为我们的社会增添了一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器"。（四）农村稳定的道德基础是加强村规民约等文化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农村传统道德滑坡，农村良好的社会风气不断弱化，在困惑面前容易滑向道德认知的多元化甚至反主流道德倾向。而农村实际是一个熟人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如果不管发生什么纠纷，都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解决，反而容易激化矛盾。通过道德的力量，通过村规民约的评议，化解彼此的隔阂，找到相互妥协的交点，更容易加强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同时，农村是形成社会舆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社会舆论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道德运行的一个重要内驱力就是社会舆论，社会舆论通过影响人的荣誉、尊严、名声和其他方面，引导人们将言行纳入符合其道德价值观的范围内。加强村规民约的建设，则有助于提升农民的道德水准，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四、完善农村社会稳定的政策建议一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奠定确保农村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第一，要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帮助广大基层干部提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带领群众发家致富的能力，不断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切实解决基层组织建设的经费问题。第二，各基层组织要以实实在在的发展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把农民群众的致富追求、创业热情、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加快发展的目标上来，形成同心协力、大干快上的新氛围，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二是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第一，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让镇村干部进一步增强为民办实事、解难题能力，坚持"立足基层，着眼苗头，重在调解"的工作方法，做到"早排查，早发现，早处理"，将各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消灭在源头，提高驾驭市场能力和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本领，打牢构建农村稳定的组织基础。第二，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治相结合，全面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和村民议事制度，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选举权和监督权，切实纠正损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严肃查处涉农违纪违法案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村民自治是建设和谐农村的核心，是民主法治的根本。第一，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用党员群众认可、带领群众致富能力强、形象好的人任村干部。第二，要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用制度保障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让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尊重农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和首创精神；杜绝少数镇村干部以权谋私等违法行为，消除和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确保村民自治扎扎实实地朝着和谐稳定方向发展。第三，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积极引导农民、理性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把利益表达机制纳入制度化轨道，有效反映农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四是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民生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及救灾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增加对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弥补社会保险的统筹缺口，化解转轨时期的风险；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建立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的筹资机制，加大对农业众多人口的农业地区的扶持力度；增加对社会福利性社会救济和优抚的投入，加大对孤老病、残、困的救助力度，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同时，强化农村基础设施等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交通、国土、水务、农业等部门要以新农村建设和土地复耕整理为契机，加强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电网、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改水、改厨、改厕、垃圾处理等农村清洁工程，切实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努力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五是建立有效的预警防范、调处机制。第一，要增强农村的危机管理与防范意识。这是整个预警防范的起点。第二，建立完善的监测与预警体系。要建立一个反应灵敏、分析准确的预警信息系统。保证农村基层政府能够及时、全面、准确地捕捉和收集所有可能导致重大突发性事件的相关信息,以便通过对信息资料的分析,对各种可能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做出预测。第三，在处理涉农纠纷时，调处者面对情绪激动的双方，要沉重冷静地分析问题，要善于控制局势，不要人为地夸大事态情形。要尽量低调地处理，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不要激怒任何一方，防止使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六是加强村规民约等道德文化建设。要鼓励各地农村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并建立健全相关规范和监督的保障制度。积极协调司法、民政等部门，共同参与指导和审查，从程序上监督，从内容上引导，确保规约符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符合村民自治原则，反映绝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和意愿。要把宣传、落实"村规民约"与加强农民社会公德教育，开展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破除陋习和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融入农村日常生活。通过规约入户、定期宣传、创建评比等系列活动和措施，增强规约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促使村民信守规约，实现村民自主共建，从而把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国家法律法规和关系村民生产生活的政策，转化为村民共同遵守的规则。七是尊重和理性面对农民的利益诉求。一旦发生农民暴发的突发性上访事件，一定要地方领导干部出面"疏导"，尊重和理性处理他们的"诉求"，因为"在信访案件中，90%以上的群众要求是合理的"，要尽量避免使用警力或少使用（打砸抢烧的除外），因为这样容易激化矛盾。同时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矛盾的激化。《开放导报》2010年6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称我国村官缺少监督致损农事件日渐增多　2010-09-25　中国青年报媒体称中国基层权力监督缺位村官腐败不逊高官湖北6死1伤命案:男人外出打工农村无人保护脆弱的乡村治安生态2008-08-27中国青年报男子霸占村里10余名留守妇女被毒打致死　2008年04月23日　生活新报老农民五旬过后竟横行成村霸　2006年07月11日02:22重庆晨报　 "留守妇女"生存状况堪忧　中国妇女报　2006年12月5日离婚案件增多农民工婚姻为何频亮红灯?　中国江西网因为目前不少地方都一兼挑了，本文将集体组织概述为村委会，此村委会里包含有村支委。孙立平莫将民众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2010-9-17南方农村报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30页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至3597万人贫困发生率为3.6%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经济参考报，2005－07－01。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644; 106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社会稳定: dongzg101 2011-10-26 01:31; 辩论赛：女多男少的社会有助于社会稳定？还是男多女少的社会有助于社会稳定！; 875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利比亚：“沙里亚法”与“一夫四妻”: dongzg101 2011-10-25 22:47; 利比亚：“沙里亚法”与“一夫四妻” 10月23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班加西举行盛大仪式，宣布“全国解放”，并承诺将在“1周至1个月时间”筹组过渡政府，并“真正努力尽快准备选举”，选出取代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正式国会。这些原本是包括联合国在内，许多关注者所期待的，毕竟一个早已被联合国和众多国际组织、国家所承认的“新政府”至今还没有正式政府，终究不成体统，且过渡政府不成立，根据此前公布规则在过渡政府执政8个月后举行的选举，也就只能被无限期推迟。如今，至少可以看到一个粗糙的转型时间表了。但另一些声音则未必是许多人所乐于听见的：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在仪式上公开宣布，未来利比亚将实行伊斯兰教法治国（即所谓“沙里亚法”），卡扎菲时代废除的一夫多妻制将被恢复，而有消息称，鉴于《可兰经》反对房贷取息，利比亚未来可能引进“伊斯兰银行”，取代传统的商业银行体系。这一切都不免让人担心，利比亚的未来是否如许多人所憧憬的，从此走向民主、自由和文明。必须看到，卡扎菲时代的一些“进步措施”，有上世纪60-70年代阿拉伯复兴社会运动兴起，世俗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也有他本人出身底层和贝都因部族，又经过西式军校教育，受教法传统束缚较小的因素（如废除一夫多妻，就和贝都因人的传统有很大关系），而整个利比亚社会，却仍然有非常浓厚的宗教传统气息，这种气息在卡扎菲时代不过被强力压制，一旦强权解体便喷薄而出，相对于自由派和其它主张，这种传统显得更有组织性和生命力，在新社会中占据上风并不足奇。贾利勒本人一直就是个宗教保守派，在卡扎菲政权任职时就曾主张教法治国，在过渡委中，他的这一派得到更多地方和部族实力派的认同，而执委会主席贾布里勒的自由派主张则曲高和寡。卡扎菲死后几天，贾布里勒已多次扬言“将辞职”，事实上此前他也因组阁问题多次心灰意冷，贾布里勒的黯然神伤和贾利勒的高调，或许预示着宗教影响在未来利比亚政治生活中的抬头。民主和自由其实并不完全一一对应，比如伊朗的世俗民主较为健全，却是个恪守宗教传统的伊斯兰国家。未来利比亚会否也走上这条道路？很难说。从目前情况看，卡扎菲的死消除了新政府的大患，却也让原本建立在“打倒卡扎菲”基础上的过渡委各派共识无所依托，新的共识——或者说团结、妥协，将在什么基础上达成，甚至能否达成，仍待谨慎观察。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沙里亚法”和“一夫四妻”等，当做一个信号，而非一定将成为的现实。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之春”迄今成事的三国，宗教传统势力均起到重大作用（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党、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利比亚的“教法治国”），而从这些宗教势力在过渡期的表现看，有趋于保守的痕迹：突尼斯的复兴党为争取选举上台，承诺不实行沙里亚法，不恢复一夫多妻；兄弟会曾承诺宗教平等，但近来埃及教派冲突有加剧现象；到了利比亚，则出现了“解放日”公然宣布沙里亚法和多妻制的事。 “阿拉伯之春”意味着中东世界的剧变，但这种剧变究竟向什么方向，却值得人们认真研究和思索。; 1229 次阅读|0 个评论

事业单位改革应坚持的方向: 热度 1 sfw111 2011-10-15 21:32; 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十几年，成败参半，目前，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口。我国的公务员据统计有700万，而事业单位吃“皇粮”的人员大概有4000万，事业单位的改革事关我国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如何改？有人把聘用制和企业化当做改革的方向，认为以此为方向，实施分类改革，显然，应该是改革中的中策而已。我人为事业单位的改革应该坚持雇员制为好，事业单位的核心管理层人员采取终身制，其他人员采取雇佣办法，对于雇佣的人员激励办法做出明确规定，这样有利于激发人员的活力，也会减少行政成本，是一个最可行的方法。; 个人分类: 哲学|523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dongzg101 2011-10-3 04:46; 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笑蜀 2011年09月22日 09:50 1409 人参与 77 条评论打印转发作者：笑蜀核心提示：为什么国人缺乏平常心，都那么浮躁，都那么狂热地追逐成功。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无非因为一点，即恐惧，即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恐惧。而全部恐惧，显然都来自作为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普通人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当这绝大多数人都有保障了，都安全了，社会的基础才牢靠。只有上层的安定那不叫安定，归根结底，那不过是流沙上的安定而已，幻象而已。睡觉前忘了关手机，结果天才蒙蒙亮，就被手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一看，全是垃圾短信：譬如赶紧打钱到某某账号，譬如某房产公司最新笋盘推出，等等。因为熬夜，所以很想睡懒觉，但睡意全被那些垃圾短信搅散，心中那个恼啊。平白无故被骚扰，被破坏心情，这样的事每天发生。侵犯你不多，就侵犯你一点点，你还没法还击，没法解决，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你一点辙没有，只能选择忍受。而这一切都是无端的，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你没有任何错，唯一的原因，或者说唯一的错，仅仅在于你是一个普通人。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切身感受。这感受，被最近的一则新闻印证。媒体报道，手机运营商手中都有一份神奇的“红名单”，只要你上了那份“红名单”，垃圾短信将远离你的手机。不过要上这名单，你得是一定级别的领导才行，至少得是省市级。原来，杜绝垃圾短信并不是技术上做不到，而仅仅因为，你不是领导。这即意味着，你不是省市级以上领导，进不了那个高贵的圈子，那么你每天被侵犯一点点，每天被骚扰被破坏心情，就是活该，就是天经地义，没谁会当回事。岂止手机短信二元结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典型的二元结构。一头是领导，依然至少是省市级以上领导；一头是我等普通人。领导的一切都绝对保障安全，绝对保障充裕，绝对保障物美价廉，交通如交通管制；医疗如耗用公共医疗资源85%的高干病房；教育如主要为领导子女服务的重点学校制度；一日三餐如正在全国遍地开花的特供食品基地。至于普通人，对不起，只好承受看病难，读书难，行路难，乃至一日三餐几乎找不出一种安全食品等种种高昂成本，所有那些高昂成本无一不透支生命，让人心酸，让人疲惫，让人绝望。在中国做一个领导感觉真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无微不至，比照顾婴儿更周到更精心。出门碰到下雨，都无须自己撑伞，自有撑伞的随员亦步亦趋；甚至六一节去幼儿园看表演，宁可让孩子们在烈日暴晒下献歌献舞，也要保证领导在阴凉处安然正襟危坐。作为比照的是，做一个普通人真苦。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往往是挣扎的一生，这挣扎往往无异于一场噩梦。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人缺乏平常心，都那么浮躁，都那么狂热地追逐成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无非因为一点，即恐惧，即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恐惧。而全部恐惧，显然都来自作为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我们常常谈到中国的二元结构，但都是城乡二元，东西二元等等，鲜有注意到，普通人与领导的二元结构。一旦不再是普通人，一旦进入省市级以上领导的圈子，恭喜你，你就自由了，解放了，就可以拥有审美人生了。但如果进入不了那个圈子，如果只是普通人，抱歉，你就在茫茫大海中苦苦泅渡，自生自灭吧。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于普通人的歧视，是以牺牲普通人的权利，普通人的幸福为代价。这当然不是正常现象。普通人是什么？普通人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当这绝大多数人都有保障了，都安全了，社会的基础才牢靠。如果这基础中的每个成员，每天都被侵犯一点点，每天都在惶恐焦虑中度日，那么基础不牢，社会稳定又何从谈起呢？只有上层的安定那不叫安定，归根结底，那不过是流沙上的安定而已，幻象而已，绝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放眼那些真正的长治久安的国度，就不难发现，在那里做一个普通人真幸福。做一个普通人，等于处于私人生活的堡垒之中，没有任何非法的力量胆敢侵扰，可以那么自由，那么安详，那么满足。而愈往上走，要牺牲的私权愈多，而且制约愈多，骚扰愈多，责任愈大，风浪愈大。侵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私权都是大罪，都往往导致身败名裂，但对身处权力高层的人，则报纸上可以每天骂声不断，迎面碰上可以随手扔去一枚臭鸡蛋。从这比较中，可以发现这么一个原理：普通人的权利愈有保障，普通人的生活愈是安定，则社会愈健康。而这，恐怕才是社会稳定的真正奥秘吧。最新文章： · 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 重提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 强制合点并校完全没有人性的视角 · 卡扎菲不懂的逻辑：最好的安全是均衡 · 我有一个梦：让北漂南漂有尊严 · 动车惨案应成为终止人祸轮回的关键转折点 PN019 标签：普通人基石 width; 969 次阅读|11 个评论

[转载]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dongzg101 2011-9-24 05:15; 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笑蜀 2011年09月22日 09:50 286 人参与 13 条评论打印转发作者：笑蜀核心提示：为什么国人缺乏平常心，都那么浮躁，都那么狂热地追逐成功。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无非因为一点，即恐惧，即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恐惧。而全部恐惧，显然都来自作为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普通人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当这绝大多数人都有保障了，都安全了，社会的基础才牢靠。只有上层的安定那不叫安定，归根结底，那不过是流沙上的安定而已，幻象而已。睡觉前忘了关手机，结果天才蒙蒙亮，就被手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一看，全是垃圾短信：譬如赶紧打钱到某某账号，譬如某房产公司最新笋盘推出，等等。因为熬夜，所以很想睡懒觉，但睡意全被那些垃圾短信搅散，心中那个恼啊。平白无故被骚扰，被破坏心情，这样的事每天发生。侵犯你不多，就侵犯你一点点，你还没法还击，没法解决，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你一点辙没有，只能选择忍受。而这一切都是无端的，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你没有任何错，唯一的原因，或者说唯一的错，仅仅在于你是一个普通人。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切身感受。这感受，被最近的一则新闻印证。媒体报道，手机运营商手中都有一份神奇的“红名单”，只要你上了那份“红名单”，垃圾短信将远离你的手机。不过要上这名单，你得是一定级别的领导才行，至少得是省市级。原来，杜绝垃圾短信并不是技术上做不到，而仅仅因为，你不是领导。这即意味着，你不是省市级以上领导，进不了那个高贵的圈子，那么你每天被侵犯一点点，每天被骚扰被破坏心情，就是活该，就是天经地义，没谁会当回事。岂止手机短信二元结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典型的二元结构。一头是领导，依然至少是省市级以上领导；一头是我等普通人。领导的一切都绝对保障安全，绝对保障充裕，绝对保障物美价廉，交通如交通管制；医疗如耗用公共医疗资源85%的高干病房；教育如主要为领导子女服务的重点学校制度；一日三餐如正在全国遍地开花的特供食品基地。至于普通人，对不起，只好承受看病难，读书难，行路难，乃至一日三餐几乎找不出一种安全食品等种种高昂成本，所有那些高昂成本无一不透支生命，让人心酸，让人疲惫，让人绝望。在中国做一个领导感觉真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无微不至，比照顾婴儿更周到更精心。出门碰到下雨，都无须自己撑伞，自有撑伞的随员亦步亦趋；甚至六一节去幼儿园看表演，宁可让孩子们在烈日暴晒下献歌献舞，也要保证领导在阴凉处安然正襟危坐。作为比照的是，做一个普通人真苦。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往往是挣扎的一生，这挣扎往往无异于一场噩梦。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人缺乏平常心，都那么浮躁，都那么狂热地追逐成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无非因为一点，即恐惧，即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恐惧。而全部恐惧，显然都来自作为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我们常常谈到中国的二元结构，但都是城乡二元，东西二元等等，鲜有注意到，普通人与领导的二元结构。一旦不再是普通人，一旦进入省市级以上领导的圈子，恭喜你，你就自由了，解放了，就可以拥有审美人生了。但如果进入不了那个圈子，如果只是普通人，抱歉，你就在茫茫大海中苦苦泅渡，自生自灭吧。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于普通人的歧视，是以牺牲普通人的权利，普通人的幸福为代价。这当然不是正常现象。普通人是什么？普通人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当这绝大多数人都有保障了，都安全了，社会的基础才牢靠。如果这基础中的每个成员，每天都被侵犯一点点，每天都在惶恐焦虑中度日，那么基础不牢，社会稳定又何从谈起呢？只有上层的安定那不叫安定，归根结底，那不过是流沙上的安定而已，幻象而已，绝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放眼那些真正的长治久安的国度，就不难发现，在那里做一个普通人真幸福。做一个普通人，等于处于私人生活的堡垒之中，没有任何非法的力量胆敢侵扰，可以那么自由，那么安详，那么满足。而愈往上走，要牺牲的私权愈多，而且制约愈多，骚扰愈多，责任愈大，风浪愈大。侵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私权都是大罪，都往往导致身败名裂，但对身处权力高层的人，则报纸上可以每天骂声不断，迎面碰上可以随手扔去一枚臭鸡蛋。从这比较中，可以发现这么一个原理：普通人的权利愈有保障，普通人的生活愈是安定，则社会愈健康。而这，恐怕才是社会稳定的真正奥秘吧。最新文章： · 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 重提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 强制合点并校完全没有人性的视角 · 卡扎菲不懂的逻辑：最好的安全是均衡 · 我有一个梦：让北漂南漂有尊严 · 动车惨案应成为终止人祸轮回的关键转折点 PN019; 812 次阅读|0 个评论

2011-26·读者之声·: 热度 1 kejidaobao 2011-9-19 15:53; 值得关注的虚拟社交网络王飞跃等在《科技导报》2011年第12期上发表了题为“网络虚拟社会中非常规安全问题与社会计算方法”（简称“王文”），指出了这个与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关系重大的问题，值得一读。目前，国内外虚拟社交网络正在迅猛发展，社会上很多突发事件都是社交网络发起和演化而来的。如何来认识和防止这类社交网络的突发事件的发生和扩大，是各国今后必须面对的挑战。虚拟社交网络具有“诸多性”，如“网络复杂性、交互瞬时性、个体多变性、信息开放性、自组织性、自适应性、多关联性和不确定性”等，这使得发生的事件在虚拟社交网络上以空前的速度、广度和深度进行传播，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广泛影响。 “王文”比较深刻地分析了上述问题，简介了他们的研究进展，他们基于钱学森和戴汝为等老一辈科学家关于复杂巨系统的思想,提出了“人工社会+计算实验+平行执行”所谓APC的社会计算方法，颇有特色和参考价值。今后有待进一步检验和发展，人们也还需深入了解其具体算法和实际适用范围。由于社会网络具有上述“诸多性”，以及海量数据、动态变化和交互开放，并且存在“网络的网络”，问题变得非常错综复杂，就像物联网、恐怖网络和反恐怖网络等，并非一种方法和途径就能够完全解决的。因此，要达到“王文”建立一套可计算、可实现、可比较的社会计算与实验方法，我认为，还有许多难题需要坚决，特别需要进一步创新。此外，我还觉得，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网络科学和网络安全知识的普及工作尤其重要，除了期望《科技导报》今后继续报道和发表该领域工作进展外，还建议贵刊开辟一个“理论与工程”的新栏目，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研究和在网络工程中的应用。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方锦清敬业使生活对你微笑 ——读《科技导报》2011年第22期 “做什么要像什么”有感高校与研究所，教师群体可分为两部分：直接给学生上课的教师与其他工作人员。前者工作的好坏可参照学生的评价；而后者的工作，至今也没有什么良好的办法来评价。但他们的工作又非常重要，与学生、教师的日常事务息息相关，同时，后者也负责对外沟通和联系，是单位的折射镜。正如文中所说，有时候他们的工作可以被总结为“接电话”、“擦桌子”，琐碎平凡。如此日复一日地“磨损”，导致一些办公室成了令人不快的地方，那里的人总是气呼呼、烦闷闷，有些人甚至推脱工作、卸载责任，任由效率下降，生活胶着。常常有办事者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的消息。 “生活是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反之，亦然”。如此，在生活中，对方没法笑的时候，主角自己也没法笑。只有一条，自己先笑。平凡的工作都得处理，热情和效率会使自己和他人都高兴，为什么不呢？马臻说：“懈怠和优秀都是一种习惯”。当你选择优秀作为习惯，笑容和满意成为自己的常客，积极良好的心态作为常选，生活的愉悦就变成一种常态。面对职场，新人们要积极进取、认真努力。被职场打磨许久的人们也要防止懈怠和消极，在职场长期的琐事中抬起头，寻找意义和方向，抖落满脸灰尘，呼唤内心的力量，敬业爱岗，让平凡的工作开出美丽花朵，使自己微笑每一天。 ——河西学院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葛素红我的导师就是好导师看过好多关于什么才是好导师的讨论，觉得总是泛泛而谈难以界定。大家都有不同的性格，什么是好，可能也就是源于自己的判断。坦率地说，我觉得我的导师就是好导师，虽然苛刻、抠门以及其他种种不好，但是能让我学到东西，而且也比较绅士，整体上不错，那他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导师。我的导师比较抠门，奖学金涨工资了，他不给涨，把多发的收上去；我的导师比较苛刻，经常告诉我说在拿到学位之前不要享受自己的生活，一心要放在工作上；我的导师比较不近人情，一年到头最长的假期就是年假和中秋，只有三天，没有寒暑假，有时候没有周末。我要回家，准我假也不给好脸色看。我的导师比较“变态”，他经常让我们向他学习，讲他的故事，说他在美国的时候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每周日用来补一周的觉；我的导师比较矛盾，什么事情都要as soon as possible，但是我每次做完以后都说，你应该小心一点，认真一点，慢一点…… 可能在有的人眼里，这样不是好导师。但是我觉得，判断一个人不能总是去考虑他的坏，而应该也多想一想他的好。虽然他比较抠门，但是自从我来之后奖学金都够花，有一个学期没有申请到，他帮我交宿舍费，给我生活费；虽然他告诉我多花时间在实验室，不要享受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老婆、孩子来的时候，他帮我找房子，偶尔嘘寒问暖，还借我钱交保证金；虽然他不给额外的假期，也不喜欢我经常回国，但是当我准备回国面试的时候，他把我手里的事情安排给别人，让我有多余的时间准备和参加面试，虽然才一周；虽然他让我们疯狂地工作，当我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开车带我到私人医院做理疗，还放我两周假休息；虽然有时候我做快了他也批评、做慢了他也不爽，但是事情总是要尽快完成，而他只是告诫我要多多细心，少出错误…… 这样的导师，其实就是好导师。我有时候累了、烦了也会抱怨，记得我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导师连续让我改了半年多，搞得我差点崩溃；2009年，中秋、圣诞节、元旦几个大假期我都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到了过年的时候，教授说，我这有几篇文章你看一下，然后回来给我写个proposal……就三天假也不让人休息，能不烦么？可是总体上看，不能抱怨太多，我觉得工作上我进步很多，生活上没有太大压力，这就足够了，这是离不开导师的指导和帮助的。你想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快乐？那不是教授的责任。世上没有完美的人，所以，我导师就是一个好导师。 ——韩国国立江原大学在读博士丁甜（责任编辑李娜，张杰青）; 个人分类: 栏目：读者来信|285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底线: dongzg101 2011-8-5 05:49;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804/4353101.shtml 超越底线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如果以维护底线为目标，中国企业家只能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远。关于“底线”的讨论，实际上是如何构筑中国新商业文明中的一环。限制权力的边界，树立起法律应有的尊严，让法律成为最有力的底线，在社会成员的心中建立规则观念，以挤出权谋之术的泛滥。现代社会，权力的边界就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底线，这一边界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才能被证实其有效性。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下，法律早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性需求，如果政府权力的施行失去法律的约束与限制，必然会侵害个人与企业的利益，侵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政府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实现司法独立，淡化人治色彩，限制自己的权力，成为‘有限政府’维护公权力的公信力，守住法律这条底线，这些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才能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在接受《绿公司》采访时说。公权力应该加强监管的，应该是那些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例如环境污染，最近中海油因为漏油事故，污染了渤海湾840平方公里的海域。但在此前的通报会上，国家海洋局将油井作业者康菲石油公司列为责任人，并表示中海油是否承担责任，要看双方的合同内容。发生漏油事故的蓬莱19-3油田由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合作开发，中海油拥有油田51%的权益，康菲公司拥有49%权益，后者担任作业者，负责油田的开发生产作业管理。中海油是拥有过半股权的合作方，为何无须承担责任？对此，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王斌解释说，依据惯例，海上原油泄漏事故的作业方是直接责任者。 2010年4月发生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后，尽管英国BP石油公司不是作业方，也对一些作业公司提出了诉讼赔偿，但其自身也损失惨重，并设立200亿美元基金用于赔偿附近民众。在之前的发展思路中，企业造成的公众利益损害，所形成的成本往往没有内部化，而是由社会承担，或者虽有赔偿，与损失相比却也是九牛一毛，监管方面只有明确突破底线者的埋单责任，才能将这些外部成本内部化。人人皆是环境，在这场变革中，企业家何为？ 2009年，稻盛和夫到清华大学演讲，有人问道：“企业应该学习杰克•韦尔奇式的美国经营之道还是日本的管理哲学？”稻盛提出，美国有先进的管理科学，这些方面可以向美国学习，而管理哲学和思想还是要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 “敬天爱人”是稻盛和夫根本经营之道，其源头来自于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西乡隆盛，而西乡隆盛是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的忠实信徒。“敬天爱人”，是具有普世价值观的底线。创立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经历，稻盛和夫已经向中国企业证明：“敬天爱人”并非是虚无飘渺的道德要求，而是创造价值的可行路径。 “企业的眼光不能只停留在谋取利润上，这是经营之‘术’的层面，如今需要回到原点，进行经营之“道”的思考，重新树立‘利他主义’的价值观。企业要想得到发展，首先要认清一个重要问题：你做的事对社会有没有意义？”依文企业集团董事长夏华在接受《绿公司》记者采访时说。重构底线，不仅需要道，还要寓道于术，一些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也开始探讨如何建立现实环境下的中国“新教伦理”。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曾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发表《跨越历史的河流》一文，他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要摆脱原罪束缚，首先企业家内心要摆脱禁锢，正视问题、依法经营、守正出奇：“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商人精神，同时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叶檀就此评价，中国企业家开始重视自身新教伦理的问题，说明市场文化资源开始成为本土重要文化资源之一，受到了重视。事实上，建立新教伦理不只是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更是全体国民的大事。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不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注定荆棘丛生，每走一步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与高昂的成本。时代呼吁中国出现稻盛这样有大格局的企业家，为柳传志先生所说的“让社会空气更湿润一些”振臂一呼，就海外看，各大基金会发展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有威望的会长或顾问。他们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财富的支配权，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于工作中。虽然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但都是胸怀大志，动辄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都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着重治本而不是治标。; 131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基因种子是“特洛伊木马”: 热度 21 蒋高明 2011-7-31 17:37; 蒋高明粮食的极端重要性毋庸置疑。没有稳定的粮食来源，社会稳定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国农业如抛弃传统的精耕细作模式，放弃农民的互助合作精神，大规模引进转基因生物技术，搞所谓集约化大农场，将扩大这个不安定因素，不啻于接受威胁粮食安全的“特洛伊木马”。我们吃的一切食物都来自植物的光合作用，而要将光合产物收获为人类的食物，必须感谢农民的辛勤劳作，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粮食生产的关键就是种子，种子意味着希望，意味着收获。即便在最困难的时期，农民也不会拿用来保命的种子下锅。“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电影《金光大道》中高大全用留种的玉米(那个时候的玉米还能够留种)去救济揭不开锅的乡亲，他弟弟就就坚决反对。农民留种子，是从当年收获的粮食中，挑选质量好的小心保存起来。因此，传统的农民，就是经验丰富的遗传育种“专家”。从收成中留种，是天经地义的，是很从容的，农民一点都不会为此感到恐慌。然而，转基因技术主导的农业正在改变这一格局，其巨大风险来自生物技术跨国公司，即转基因垄断巨头。　在中国，农民留种或买常规种子，是不知道什么知识产权的。今年的种子，如果收成好，他会留下一部分当来年的种子，省下种子钱。然而，转基因种子是有知识产权保护的，如果农民第一次买了转基因种子，获得了收成，尝到了甜头，想要继续留种的话，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转基因种子垄断企业，为了推广其产品，往往在最初几年免费或以优惠的价格向农民提供种子，似乎是农民捡到了便宜，殊不知，转基因垄断巨头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他国的种子市场。　　以后，农民再留种就困难了，也由不得你留种。具有知识产权，就是受法律保护，任何农民如果自留转基因粮食种子，就属于违法。他们会将“违法”农民列入“黑名单”，那些农民将得不到贷款，得不到农机具补贴，农产品也不能正常出售。更严重的是，他们会将农民直接告上法庭，最终制服农民。原来种地无忧的农民，变成提心吊胆地种地，任转基因公司盘剥，屈辱地活着。种地看别人眼色，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　　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转基因种子垄断企业为了防止农民留种，发明了“自杀种子”，即通过转基因手段，对种子实行改造。第一年获得收成后，其种子不可能再发芽，或者即使发芽也长不出好庄稼。这样，一方面免去了监视农民“偷窃”的成本，另一方面避免了控告农民的麻烦和负面形象，还可保证农民必须每年购买种子。将种地留种的权利拱手交给别人，尤其是交给那些认钱不认人的生物技术企业，对粮食主权的损害是异常大的。　　有人说，正是为了摆脱西方生物技术公司控制，中国才投入巨资搞转基因研究，用我们自己的转基因发明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果然如此吗？据报道，我国正在申请商业化种植及在研的8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没有任何一种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相反，上述转基因品系至少涉及了28项国外专利，专利分别属于美国孟山都、德国拜耳和美国杜邦三家跨国生物技术公司。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主粮，中国人并不拥有粮食生产主权。除专利外，转基因专用除草剂、化肥也几乎控制在人家手里。　　退一步讲，即使中国科学家获得了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转基因种子，也难以与美国等转基因大国抗衡。西方国家会以“自由经济、公平开放”为由，凭借强大的资本实力，鲸吞国内起步较晚、以跟风为主的转基因研究成果，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农业生物技术市场的垄断，更何况中国的转基因主流科学家与国外的生物技术垄断巨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利用转基因技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就不能不令人担忧。转基因种子供应商的垄断性，足以威胁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乃至社会稳定。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在美国，以及推广美国转基因种子的拉美国家，垄断企业通过种子和收购价格的控制，让农民的收入低到无法承受，最终不得不卖出土地，以其他方式谋生。小农经济被大型农场所取代，被人称赞为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如果这种状况在中国出现，数亿农民将失业，将会引发极为严重的社会动荡。　　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考虑，必须在现阶段严格控制国外转基因种子进入中国市场，必须接受东北大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必须警惕那些生物技术科学家，打着解决粮食安全旗号，牟取私利并出卖国家利益的做法。一旦水稻、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沦为大豆的处境，中国主粮生产将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南美两国的教训，我们不能不吸取。;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3439 次阅读|31 个评论

可真不该骂老蒋，该骂政府: 热度 5 iwesun 2011-6-17 12:59; 可真不该骂老蒋，该骂政府　　　　美国有个很好的经验。　　比如，有栋大楼，有人说应该拆了，有人说不应该拆。　　两伙人都游行，见面了，一说，意见相反，但结论是一致的，应该去骂政府，指名道姓的骂。　　两伙意见相反的人游行，可以握个手，分享一下水和食物，继续结伴而行，一起去骂政府。　　第三伙人，看大家出来吵吵，有点烦，政府也不出来管一管，也上街游行，也去骂政府不作为。　　这是个宝贵经验。　　很有意思，无论那伙人，左派嫌政府不够左，右派嫌政府不够右，从来没有说要捍卫政府的。　　军人说政府为了肮脏的政治，出卖了军人的年轻生命。　　反正政府就是挨骂的主，越是高层，越是该骂。　　　　这样做不是不利于社会稳定？　　错误！　　正是为了社会稳定才需要这样做。　　撕裂政府，尤其是元首，就几个人，不行就换，成本很小。　　政治这东西，本来就无对错，新鲜的就是比僵尸更有意思。　　民众撕裂，成本就会很大。　　不同政治述求的人很多，也很正常，一个家庭都可以有几种声音，但美国佬就不会因为不同的政治诉求，撕裂家庭，大家的目标一致，就是骂政府，骂最高元首。　　美国佬从来不会因为政治述求不同，闹离婚的。　　（也许有，但都是笑话。）　　中国不同，政府被指定为正义化身，带了三个表，你不能骂。　　于是乎不同政治诉求的人，只好对骂，最后撕裂民众，撕裂家庭。　　文革是个顶点，为了同一个主义，为了捍卫同一个元首，撕裂民族，撕裂家庭。　　政府稳坐钓鱼台，美其名曰：韬光养晦。　　　　更有甚者，还有无数小爬虫，在舔政府屁沟子，跟着政府喊韬光养晦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　　韩慧健：南海问题要相信和理解中央的决策　　大家去见识见识，啥叫为虎作伥。; 170 次阅读|6 个评论

[转载]专家称不可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利益诉求: geoallan 2011-5-12 23:27; 专家称不可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利益诉求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5月12日11:40 半月谈稳定，关键在于平衡　　编者按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稳定”、“改革”、“发展”是三条互相关联的主线：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在思考社会管理创新这个当今中国思想界最受关注的话题之时，这一“三位一体”的思维语境依然是我们探索出路的基本视野。　　如何正确理解“稳定压倒一切”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　　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再次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 　　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 　　这是邓小平对“稳定”的一系列表述，这些声音在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道路上回响不绝。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对于社会秩序和制度框架的稳定都有着自己天然的需要，这是维系社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之一，从这个出发点来说，稳定的意义不言而喻。　　近年来，“维稳”这个词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无论是各级政府对于“维稳”的理解和贯彻还是民间以及学界对于“维稳”的评判和解析，都体现出稳定在中国当前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特别吸引舆论关注的是，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于“维稳”的不妥当措施带来了网络上或者批判或者调侃的声浪，相关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青连斌在接受半月谈网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稳定压倒一切”的理解体现出了“片面化、简单化、纸面化”的趋势和现象，即片面地理解“稳定”即是“不出事”、单纯地压制“社会不稳定因素”，不问原因、机械地对待中央文件，采取简单粗暴的行政方式等等。　　同时，“维稳”近年来在部分地方的扩大化趋势和泛化趋势令人担忧。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就表示，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 “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也认为，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在网络上，很多网友也质疑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例如2010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2010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　　如果说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一般性矛盾和纠纷，将之统统上升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是不明智的草木皆兵，那么对于民众的权利诉求也当成“洪水猛兽”则是一种讳疾忌医。一个人在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在患处感到疼痛，这是我们自身的一种警示系统，如果只是单纯地注射止痛药或者包住伤口而不去治疗，待到病入膏肓为时晚矣。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某些地方政府对于“稳定压倒一切”的解读正悄然偏离初衷。于建嵘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树立科学的稳定观。既不能掩盖矛盾，粉饰太平，也不能对社会不稳定因素视而不见，而要顺应权利时代的要求，加强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提高对公民权利诉求的应答质量。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　　不能以行政管理方式来管理社会　　事实上，在各级政府实践“维稳”工作的过程中，以政府行为来实施社会控制的风气存在甚广。很多地方政府时至今日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行政大棒处理所有问题的管理思路，然而面对转型时期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分化的社会阶层和纷繁多态的社会心理，旧手段老办法不仅耗费着巨大的行政成本，而且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而会激化矛盾使事件升级。　　在近年来逐渐增多的群体性事件之后，是心理越来越“脆弱”的各级政府，他们在面对民众强烈的利益诉求表达时缺乏全面的理解，表现为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和客观公正的态度立场。不仅如此，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也将公民权利诉求看成自己优势地位的挑战者，汲汲乎压制之而后快。　　不少地方政府简单机械的维稳耗费了不菲的成本，而这些财政支出本可以用来改善公民生活水平、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这种本末倒置的尴尬是片面“维稳”所无法回避的。有一则法国寓言是这样的：我们砍光了森林来为那些长期见不到绿色而精神分裂的人们建造了一座疗养院。　　就在几天之前，深圳市住建局宣布将一份文件撤回，并向农民工致歉。这次道歉还要追溯到4月27日深圳市发布的一份通知，其中第六条规定，在严肃处理期间，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　　继“清退8万治安高危人员”之后，这座承办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城市，再一次在“维稳”问题上受到了山呼海啸般的讨伐声浪。一位农民工对记者表示，“作为在深圳的一名农民工，我为能在深圳大运建设做一份贡献感到骄傲，但是看到这个规定之后，心里头感觉很不平等。” 　　“措辞有误”、“尖锐批评”、“表示歉意”、“立即撤回”这些字眼是深圳市住建局宣布文件撤回时的表述，有网友评论到：深圳农民工能够受到政府的道歉，那些不为人知的“被维稳”者谁来管？要根除这些现象，在战略上来讲，还是要从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思路入手，通过创新来加强社会管理。新时期的社会管理不等于社会控制，社会控制更不应是简单的政府控制。随着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不断推进，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行政手段无法解决多元格局下的社会问题。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稳定？　　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因何而生？“行政手段压制问题”这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式“维稳”自然无法脱掉干系，但这一现象所存在的土壤更值得关注。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为什么会陷入“维稳怪圈”，与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僵硬的稳定观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社会为了这种稳定的思维定式，正在付出日益高昂的代价。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对阶级斗争的状态估计过重；现在，有些官员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估计过重，以致形成了“僵硬的稳定思维”。　　他提出，维稳需要新思维。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叶小文在接受半月谈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高速发展中“新的矛盾随着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增强不断涌现，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肯定是社会矛盾的凸现期”。　　细究当前最集中的“维稳”原因：长期存在并日益发展变型的腐败问题、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现象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的潜规则问题、 “二代现象”所体现的阶层固化问题、体现着道德沦丧的各类食品安全问题等等相互纠结，在这个特殊的历史坐标上，民众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呼吁不该成为“维稳” 的对象。孩子喊饿本身是不应该被喝止的，解决饥饿的问题才是应有的态度。　　只有将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突出矛盾尽力妥善解决，才是标本兼治的“维稳”。建设一个更健康和谐的社会并不是消灭民众的权利诉求，而是以真实合理的变革去消解社会矛盾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同样的，对于反映真实问题的民众呼声，我们应该拥有更加理性的视角。　　世界著名政治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曾表示，我不认为有绝对稳定、绝对和谐的社会，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其目标的标志。这就像一个好的婚姻里，双方常常发生争论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去善于管理冲突，而不是杜绝冲突。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也认为，社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就是说可以起到发泄释放的通道的作用。　　汪玉凯认为，正常的利益表达，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了。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事实上，自体内存在的局部“冲突”可以成为进化和发展的有益动力。一个动态发展的文明国家，不可能消灭所有的内部冲突，盲目压制这些冲突将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对自身改良的方向视而不见。中国需要在一个动态的、总体稳定的社会体系之下实现自己的发展，而这样的动态稳定才是我们乐于见到的。(半月谈网梁恒);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161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规范上网行为打击网络犯罪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黄安年 2011-3-6 07:48; 规范上网行为打击网络犯罪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转发北京日报署名文章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3 月 6 日发布规范上网行为打击网络犯罪 2011 年 03 月 05 日 10:16:14 　来源：千龙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保护公民合法言论自由的同时，禁止利用互联网、通讯工具、媒体以及其他方式从事以下行为：一、组织、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法规实施的。二、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三、组织、煽动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四、从事其他侵犯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管理部门将依法严加监管上述行为并予以处理；对构成犯罪的，司法机关将追究刑事责任。 ………………………………………………………………………………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1-03/05/c_13762293.htm 自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011 年 03 月 05 日 08:04:50 　来源：北京日报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开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汇聚京城，共同谋划“十二五”时期国家发展大计。首都北京正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正摆在我们面前。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努力，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显著提高。与全国形势一样，首都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但是，近来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值得我们警惕。　　去年底以来，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局势持续剧烈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群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生活陷入困境，动荡已经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值得注意的是，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把乱局引向中国。他们通过互联网煽动非法聚集，妄图制造事端，挑起“街头政治”。广大群众对此强烈不满，少数人的表演只能成为一场自编自演的闹剧，有境外媒体戏称其为个别人的“行为艺术”。一些满以为可以在中国制造和寻找中东式新闻的人，最后只能落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党的惠民政策顺民心、合民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人心思稳、人心思安、人心思发展，这是大势所向，人心所向。大家深知，稳定是福，动乱是祸，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维护稳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心声。　　总有一些境内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在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挑拨煽动，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自觉维护和谐稳定，抓住和用好当前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中国的前途一定会更加美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任思文）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lh/2011-03/05/c_121151263.htm 附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稳定是人心所向 2011 年 03 月 06 日 06:40 来源：解放日报作者：之信兔年之春，上海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正在为 “ 十二五 ” 开好局而高歌奋进。 “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 捷报正传，事关民生的住房、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正在积极改善。申城一片春意盎然、热气腾腾，人心思稳、人心思安，大家正在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市民安居乐业而共同创造新的佳绩。而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不愿意看到这一切，总是企图制造事端、干扰破坏。对此，我们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决不能掉以轻心。近来，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局势剧烈动荡，社会不得安宁，人民陷入灾难之中，国家发展严重受阻。就在此时，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风点火，企图在中国制造类似的 “ 重大新闻 ” 。他们通过网上串联、散发传单等，捏造谣言，挑拨矛盾，煽动非法聚集，伺机制造事端。他们的目的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借题发挥，蛊惑人心，企图挑起 “ 街头政治 ” ，最终搞乱中国。广大群众对此深为反感。那些别有用心，唯恐中国不乱的人，只能空闹一场。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广大人民群众是受惠者，人民群众拥护改革开放，希望国家稳定和谐、繁荣发展，反对瞎折腾。稳定，事关中华民族能不能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强盛起来，事关中华民族能不能保持和谐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大好局面。当前的上海，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我们面前，矛盾和困难很多，只有社会和谐稳定，才能不断破解难题，改善民生；只有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对于这一点，广大人民群众看得十分清楚，深知没有稳定，就不会有一个生机勃勃、蓬勃向上的中国，就不会有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福祉。稳定是人心所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和心声，这是我们有条件、有信心保持好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就要牢固树立党的群众观点，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群众工作。各级党政组织、广大干部要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诉求，多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政治高度，妥善处理当前物价稳定、房价调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重大工程建设等涉及群众利益的事项。广大群众要立足本职岗位，做好自己的工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高度珍惜和自觉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的挑拨煽动，要坚定立场，坚决不信谣、不传谣、不参与，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用我们的双手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3/06/4995783_0.shtml; 257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于建嵘: 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 brightzhang 2010-9-15 11:07; 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 ——在北京律师协会的演讲作者：于建嵘　　时间：2009年12月26日地点：北京财政部礼堂　　主持人：各位，近年来由于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腐败泛滥现象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冲突加剧，仇官、仇富心理严重。因为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法行政、司法不公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诸如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等，大规模的恶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律师代理的涉及群体性法律事务也有很多。那么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有些什么特征，律师如何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进行自我保护，避免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于建嵘教授为我们做题为《社会冲突与律师建设性作用》的演讲。大家欢迎！　　于教授系法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很简单。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底层政治》、《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和《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等等，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将以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与对策为核心，与大家今天一起分享他的成果和高见，相信于教授的演讲一定能给大家很多启发，引发深思，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和收获。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于老师为我们讲课。　　于建嵘：大家上午好！我实际上是1987年的律师，做了八年，现在在社科院农村所工作，所以没有再从事律师的业务。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实际上原来想叫《让宪法成为社会稳定的底线》。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想对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这几个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冲突的多发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社会会发生很大的社会动荡。这个观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议论的就比较多。认为中国在2009年和2009年以后会发生动荡的包括伍凡先生，包括一些英国国外的主流媒体。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在《财经》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虽然会发生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2009年应该不会发生社会动荡。也就是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结构，社会动荡离真正发生还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最近我访问了中国一批退下来的部级干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个核心智囊部门的核心人物。他有这么一段讲话，他说“你认为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动荡，我认为一定会发生动荡，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我还访问了一些重要的在职领导干部，他们也有这个结论，说中国的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真的会这样吗？我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迷惑，所以魏大忠律师和魏汝久律师请我到这里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实话我有点底气不足。这个问题我在国内外讲了一年，包括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中央党校，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底气。为什么？因为我访问了这些人之后，他们的判断在影响我的认识。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动荡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前两天有一批律师到我家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假如一些主要的精英人物都认为中国会发生动荡，我们这些法律人士应怎么办？我们当时的结论是宪法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底线。所以我今天临时把这个题目改成了《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想和大家讨论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寻找社会稳定的底线，这个底线又是什么？　　实际上年初的时候，中央的有关领导人也曾经认为2009年的日子不好过。虽然今天是26号，再过四天这年就过去了，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重。这种社会形势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事实上，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包括今年都超过了90,000起。最关键的是特大群体性事件的增加。这些增加的确在动摇执政者对国家的判断。表面上看我们有很好的楼建起来了，有很好的公路开通了，大家好像感觉到莺歌燕舞，但实际上有这些事情在动摇执政者对中国前途的判断。　　我首先要和大家探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几年我曾经对中国群体性事件做过简单的分类，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而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　　我先重点分析一下维权活动中工人发生了什么，农民发生了什么，市民发生了什么？把每一个部分的特点进行一个简单概括。　　当前中国农民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这本书我调查的是湖南的农民，写的是2004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我想回答一个问题：2004年以前中国农村发生了什么？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农村2004年以前主要是抗税斗争。（放PPT）这是我2002年在湖南农村调查时拍的照片，当时说坚决打击抗粮、抗税、抗合理上交的不法分子。抗粮，大家知道指不交公粮；抗税，指不交国税或者地税；抗合理上交就是抗费，不交各种名目的税外收费。后两者我们简称为税费问题。（放PPT）这是2002年我在江西农村拍的片子，它是政府在宣传“皇粮国税不可抗拒”。（放PPT）2002年12月22号，我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拍了这副图片。它说的是什么呢？这批农民在组织农会。当年毛泽东组织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地方，离这儿不远。这儿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夏明翰，说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个地方所有的农民都会告诉你这句话，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某某某，还有后来人。我在这个地方曾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组织农会？他们告诉我，组织农会就是要和地方的贪官污吏抗争到底。当中我心中充满了震撼，回来之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标题叫做《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我提出来，天下可忧的在民权，天下可惧的在民怨。这么多农民因地方的贪官污吏而产生民怨的时候，你这个政权要思考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报告出来之后，社科院以要报的形式报给了中央。后来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在2004年的3月5号，温家宝在两会期间宣告取消农业税。宣布之时，所有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向他鼓掌。　　农业税费的取消实际上与当时的湖南农民很有关系。（放PPT）这个人叫彭荣俊，他是当时组织农会的领袖。2008年12月6号，他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农民英雄。我今天想讲一句话，中国的政治改变并不一定是由于中央政治理念的改变，不是由于领导人的爱民或者亲民，而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压力。当时中央分析，这种社会压力下，征收农业税所获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还不如放弃农业税，从政治上、经济上考量之后，中央才做出了这么个决定。农业税取消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没有解决，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中央焦点访谈的一个数据统计。每天都有许多人打电话到焦点访谈去投诉，它专门有人记录这些投诉。我和它有个协议，它让我进入所谓的绝密系统，进去就会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告什么人，打什么官司，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每个月要给它提供两份报告，告诉它最近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什么。根据对焦点访谈电话系统资料的观察，从2004年6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　　我们先分析一下农村土地问题有什么特点。2004年9月2号，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焦点问题。　　首先双方当事人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省委书记被包围起来的一起事件。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想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想到农民把他认出来了，为了抢救他动用了武警。你们看一看这副图片，就会发现这是一些什么人？老年人，老年妇女。我在调查中国农民抗税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妇女，她的父亲被打死了，她家只有这一个闺女，所以她来抗税。而农民土地问题，你会发现大量的妇女和老年妇女走到了第一线。什么原因？两个。我曾经去访问她们，她们告诉我，第一，我们是老年人，我们要为子孙万代留下一块土地；第二，地方官员不敢对我们老人采取措施。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她们是软实力。你不要看这是一些老年人，地方政府的确怕她们，它不怕年轻人站到这里，拖你一下没关系，这个老人一拖可能到医院去了。　　其次控告的对象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控告县乡政府，而农民土地问题则控告市政府、省政府，一直控告到中央。　　再次地域也发生了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农民土地问题则主要发生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抗税主要发生在边远的农村，而农村土地问题就在城市的周边地区。　　最后方式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找不到人，见不到人，而农民土地问题他主动地走到你面前。　　农民抗税的时候，中央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动用警力去收税费。农民土地问题，现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说可以用警力，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谓社会重点工程等为名大量使用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所以农民抗税和反对征地时的暴力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外力介入程度也不一样。　　农民抗税费时，很少有外力介入的；但是农民土地问题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师和黑社会两种势力。大批律师介入，我分析了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年来，社会的公民教育、维权意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律师大量产生，他们介入到了农民土地问题。第二，农民抗税费时，你去代理官司收入很少；而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会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我不认为经济利益是错误的，但现实是很多律师介入农民土地问题，是由于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律师费用。　　另一方面，黑社会介入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也很严重。今天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会的背景。黑社会势力现在什么事都敢干，甚至真的开枪打农民。最严重的如2005年6月定州事件。定州市委书记动用黑社会抢农民的土地，现在判刑了。我曾经去访问他，我说你做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不容易，你可能要请客送礼、开后门，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才做一个市委书记，你怎么会动用黑社会去抢农民的土地呢？这个市委书记这么回答我：他说我很冤，我并没有组织黑社会，没要黑社会去，只是这个公司说你政府不能解决，我试着办行不行？我当时答了他一句话，“你去做吧”。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用黑社会真枪实弹去打农民。这个市委书记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去做吧。我发现这句话真是说不得，说了麻烦就大了。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我。我们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单位做了一个预案，和你们律师一样的开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后他来了，我们所有想到的问题都没有问。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你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们的预案里面没有这一条。（笑）我回答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内幕，这其中一件是我们一个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策划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其实他策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把材料给我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农村问题的最新发展，一个是对地下资源的掠夺在增多。大家可能知道2009年12月12号又打死了四个农民，也是真枪实弹地打，就是为了抢夺地下资源。第二个是林权纠纷在增加，我们分析五年之内可能都会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林地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第三，农村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并且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工业性的污染发展到资源性的污染，也就是因采矿等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水力发电等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　　上面讲了农民问题，现在讲工人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也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是安源煤矿当年毛泽东搞工人阶级运动的地方。共产党真正搞工人运动的地方就是安源煤矿，在这儿成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建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支部。中国共青团、少先队都与安源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到过安源。这儿我调查了四年写了一本书，就是安源工人他们在干什么。调查发现，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比较而言更加复杂。它因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等等原因比较分散，不像农民60%以上都是土地问题。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是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最新的两个很重要的抗争方式：散步和旅游。（放PPT）你们看一看，这是2009年4月3号保定市的工人到北京来散步。保定市到北京市137公里，我知道消息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走到徐水县的收费站了。当时北京很紧张，石家庄很紧张，保定市很紧张，派了大批的人和工人谈判，说你们不能这么到北京去。工人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旅游错了吗？没有错，哪条法律说我们不能到北京旅游。劝的人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到北京旅游。工人马上回答他们，哪一条法律说这么多人不能到北京旅游啊。再说你们不能这么走到北京旅游。工人说我没有钱怎么不能到北京走去呢。形势非常紧张，最后保定市没有办法，当场向工人表态，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解决。工人说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我们只是旅游的问题，你看我们没有拿上访材料，没有打标语口号，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上访，不告状，我们旅游。最后当场表态把他们的公司董事长抓了，这些工人才回去。散步大家可能知道最早是厦门，实际更早的就是安源煤矿。我对安源煤矿产生兴趣就因为此。有些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没有人理他们，到法院起诉不立案，打报告给公安局说我们要游行示威，公安局不理。最后这批人到北京来上访，因为超过了五个人，抓了一批人。最后没办法，他们约定在一天两万工人同时走进了安源所在的萍乡市，萍乡是一个地级市，两万人在马路上散步是什么概念？对于这种合法与非法与否很难界定的行为，我们最近也在进行研究。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趋势在增加。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发生了罢工，把总经理打死了。之后不少地方的老国企打出了标语口号，其中一个叫做“通化老大哥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吓得很多国有单位改制工厂的老板不敢上班。为什么？怕打死。这个事情之后我连写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我讲《劳资和谐需要制度建设》。全国总工会9月份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培训班，把全国各个省市的总工会主席、研究室主任叫到浦东去学习。我去讲课，工会的人都提出来，为什么现在工人不听我们的话了？我说凭什么听你们的话，你们不代表他的利益，他怎么能听你的话。现在闹事了，你们才想到为什么工人不听你的话了。我们判断，工人暴力化趋势在一个阶段可能会明显，原来已经好像解决了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安源煤矿早几年闹了，已经停下来了，现在又开始了。安源工人现在又是散步，又是旅游，各种活动又开始了，原来的历史问题重新掀起。　　出租车罢运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最典型的发生在2008年的11月的重庆。重庆的市委书记当时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他见了这一批人，一件他表态说你们的份子钱减下来，你们可以建立你们的工会。他一表完态之后，全国一片叫好。但是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全国其他地方怎么办？国家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表态？2008年11月10号三亚市也发生了出租车罢运，当地市委书记叫江泽林，是我们社科院农村所毕业的博士。他很紧张，不知道该不该见，但他没有办法，必须见。重庆的市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只不过是海南省的省委委员，你能比过他吗，他都见了你不见。后来江泽林不得不去见这些人，也不得不表态。但是中国出租车行业能真正代表司机的工会能不能建立？当时我们很少几个人在北大法学院开了一个会，我就提出来，根据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中国现在高层人士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析，我认为不会，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第二重庆的出租车行业能否就此健康发展下去？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所有的领导不再见这些人了。而被判刑二十年的黑老大黎强，被指控的罪状就涉及到组织重庆“11．3出租车罢运”。　　2008年以来教师停课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教师很聪明，没有一个教师说我们罢课的，他们只叫停课。为什么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关法律规定教师的工资不能低于同地区的、同类型的公务员的工资，这一点做不到。最新情况是由绩效工资不公平引起的。　　对于工人问题，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国有单位改制，劳资冲突将是工人问题的关键。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资冲突应该是工人将来发生的主要问题。　　对于市民的问题，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我有一个读博时的师妹，现在是党校老师，她的博士论文就专门写市民维权的。今年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四个博士答辩，我去了，有三个博士写的都是市民维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市民维权了，根据他们的研究，房屋拆迁问题是市民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房屋拆迁发生的纠纷最严重的是甘肃陇南，去年11月17号把市委砸了。我们分析市民的维权活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会增加，大家要密切关心。最新的事例是昆明螺丝湾拆迁引发的较大群体性事件。我前不久专门到了昆明，想去了解螺丝湾发生了什么。　　对于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行为，我前面讲了不同的情况，现在对其特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我认为市民维权就是为了利益。不论工人、农民或市民，维权活动最大的特点是：维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简单说要钱不要命。他只是要钱，不要你的权力，不是要你的官位；要钱也不是要命的要法，不搞革命，只是争钱。还没有人走向街头说共产党必须交出政权，地方官员必须交出政权。没有人提出来像文革一样造反夺权，哪怕把你的政府砸了，也是争利，而不是要你的权力。不是说把你政府砸了，我们再建立一个新政府，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利益之争是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　　我讲一个故事，2007年中国的广东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抄谁的家？抄村干部和乡干部的家。为什么抄他们的家？说你们把我们的地卖了，所以我们抄你的家。吓得很多乡干部、村干部往外面逃。当年5月7号我陪一个国家领导到广东去调查，5月8号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他说我们广东省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笑）这句话好笑，但是我认为他讲对了。当天晚上我约了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两个评论员，我说在我看来，像张德江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目前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这一点是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发生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规则意识大于了权力意识。（放PPT）这句话是这个人说的，她叫裴宜理，是世界上有名的一位政治学家。她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叫《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说1989年以后，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要崩溃，但是20年快到了，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崩溃。西方人一旦看见中国的民众走向街头就欢欣鼓舞，说共产党又要崩溃了，但是过了几天他们又回去了，为什么呢？她说我们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判断对，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我们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走向街头和我们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走向街头讲的是权利，而中国人走向街头的讲的是规则。　　这句话不好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走向街头？中国老百姓会说，你答应给我十块钱，为什么你现在只给我五块钱，你讲话不算数。你的法律说了村民应该选举，征地应该经过村民同意，现在怎么又不搞选举，不经过我们同意把我们地卖了，你地方政府不按国家的法律办。总而言之就是你讲话不算数。那么西方人走向街头会怎么说，他说给我十块钱凭什么？根据人权，根据自然权利，应该给我一百块钱，规则错了。　　中国老百姓现在大量的行为，我称为以法抗争，它按照你的法律来抗争你，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很少有老百姓会说法律错了，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你北京上访村去，你会发现访民常常复印大量的文件。他最多说地方政府的规则违背了中央的规则，没有人敢挑战中央的规则。裴宜理认为这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她说假如有一天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规则错了，你这个政权就危险了。因此，裴宜理说共产党身在福中要知福，你的老百姓太好了，你的老百姓只是说你没有按规矩做，你只要按规矩做，他还会拥护你。裴宜理在2008年的7月请我到了哈佛大学，我们讨论了一个礼拜，写了一篇文章，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叫做《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发表在《南风窗》。昨天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我和裴宜理一个新的对话，标题叫做《中国政治的活力和困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它还能活多久？　　第三个特点叫做反应性大于进取性。这个观点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的问题，是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一般不敢找你的麻烦。比如拆迁，他老百姓会说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不给我赔钱。哪怕他明知道这个拆迁有好处，也绝对不敢找你说，你怎么不拆我的房子。就是一般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不找你的麻烦。　　第四，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存在一个模糊的地带。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大量的活动是在一个合法性模糊的地带。以上就是目前占中国群体性事件80%以上的维权活动的特点。　　那么2009年6月17号湖北石首发生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武装精良的部队，在街头被老百姓打得丢盔弃甲，到底发生了什么？它和我们前面讲的维权活动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取这个名字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还“双规”了（笑）。2007年10月30号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做演讲，我讲中国目前发生了一种新的群体事件，它和维权活动不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将其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是老百姓对社会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对什么不满？对公权力和有钱人不满。第二个是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　　11月8号我一回到北京，麻烦来了。手机一打开，接到一条短信，我们所的党委书记给我发的，叫我回来之后马上与他联系。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书记我回来了，你有什么事？他说你回来了吗？我说刚下飞机，还没进海关。他说你马上回单位来。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很严重的事情。我说明天来行不行？他说不行，必须今天来，必须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单位是不坐班的，不去根本没有人管你，平时我一年难得去几次，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顺访社科院，顺便去访问他一下。（笑）但是他这一说没办法啊，我听了感到很严重啊，我又拿人家的工资，没办法背着包就去了。一进我们单位，见了我们书记，我说书记什么事情？我们书记拿了一张纸给我看，是有一个部门，专门给中央打小报告的部门给中央领导写的一个报告，标题叫《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在美发表演讲》，第一句话叫于建嵘说中国发生一个什么泄愤事件，主要是由于对公权力和财富的不满，就是仇官、仇富，大概三百多字。有一个刚从地方到了中央领导，在旁边做了个批示。他批得很好，很委婉，叫建议社科院与于建嵘同志谈一谈，著名学者要注意影响，签了个名。这一搞麻烦了。　　这个报告到了我们单位，就是大事，单位的大领导又不在，秘书很生气，在旁边做了个批示，农村所好好和于建嵘谈。（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拥护我们政府的，哪有愤可泄呢？！既然人民没有愤哪有泄愤事件呢，你不是胡说八道嘛？我们领导就说叫你不要乱讲，你到处乱讲（笑），现在不是麻烦了，你看看。我说这有什么麻烦呢。他说怎么还不麻烦，中央领导批示要我们跟你谈，我们必须要和你谈，而且所有谈话记录要回覆到中央去，这是一个规矩，你不谈怎么办？我就问我们领导，我说你看过我的演讲稿吗？他说没看，你这个家伙到处做演讲，从来不给领导看演讲稿。（笑）我说你听过录音吗？他说没听，你在美国讲我到哪里听呢。那我说不谈。他说为什么不谈？我说你们的祖师爷毛泽东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我在美国讲了三个小时，凭什么三百个字我就和你谈，不谈，要做调查，没调查不谈。我就躺在那个沙发睡觉了，我说倒时差。我们那个书记讲话轻言细语的，我一不谈，书记麻烦了。最后所里党委一开会，开完之后书记来向我传达了一个决定，说党委讨论了，你说现在不谈也有点道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要讲道理，那么好，党委决定，你可以今天回去，但这个礼拜之内不能离开北京，随叫随到。我说那不是“双规”了嘛。（笑）。等了五天，书记给我打电话，因为他知道我最喜欢到处跑，哪个地方发生问题，我都想去看一下，所以他知道把我关到北京不准走我心里很难过。我说书记怎么样了可以谈了吗？他说不要谈了，我说为什么不要谈了？他说我们从伯克利大学的网站上把你演讲的录音下载下来了，请了一个懂湖南话的人（笑）把这个演讲录音变成了文字，我们党委都看了一遍，我们认为你没有错，你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同志（笑，掌声）。听完这个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在伯克利的演讲，《南方周末》和南方报系很多报纸都讲了。　　现在社会泄愤事件是大家通用的概念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用。特别去年发生“瓮安”，今年发生“石首”之后，很多人开玩笑，说于建嵘你有先见之明，你发明一个定义，发明一个概念，你了不起。实际上我没有先见之明，中国早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只不过是大家没有注意。　　我最早注意这个问题，是2004年10月18号重庆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姓于的挑夫在挑担换肩的时候撞了一个姓郑的妇女，这个妇女就骂这个姓于的，说你瞎了眼啊，挑担都不会挑。于挑夫在外面也做了很多年了，心里想开个玩笑把事情过去了，他就说我怎么瞎了眼啊，我的眼睛在前面，你是在后面，后面的眼睛瞎了，前面的眼睛没瞎。这一讲麻烦了，姓郑的的老公过来了。老公甩了姓于的一巴掌，说你撞了人，你还不认错，你还强嘴啊！姓于的把担子一放，把扁担一拿，说你怎么打人呢？我撞了你，撞伤了你，我把你送医院，撞坏了你的衣服，我赔你的衣服，你凭什么打我呢？这一下就发生争吵。一吵之后，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说对啊，你怎么打人啊？你城里人什么了不得的，怎么打人呢！　　这个老公讲了一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话，他说我是国家公务员，打了你又怎么样呢。（笑）麻烦了，老百姓越来越多，公务员又怎么样了，很多人围过来看，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一问，说不得了，一个国家公务员打死了我们一个“棒棒”“（重庆话“挑夫”之意）（笑），还说白打死，那怎么行呢！所以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事情到了派出所老百姓包围派出所，要派出所交出尸体交出凶手。派出所说没死人。谁说没死人，都说死了人。最后把派出所砸了，砸完派出所之后，说派出所归政府管，干脆把政府砸了算了，又把政府砸了。　　这个事情发生后，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带了一帮队伍去调查。当时我们也想这么一万多人把政府砸了，是不是像原来说的有黑社会。但调查发现，根本就没有，非常偶然。　　事情经过的发生，就是那么个小事，突然来了，打完之后都走了，回去喝酒去了。（笑）我们当时还想到底有没有动员，结果发现没有组织，不但没有正规组织，也没有黑社会，什么都没有，就是非常偶然的。最关键一个问题，这批人与这个事没有关系。当时抓了一批人，我们去问，你们认识姓于的挑夫吗？不认识。你们认识姓郑的吗？也不认识。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去砸政府？说我们要为我们死去的挑夫报仇啊，我们要为他主持公道啊。我们又问，你们这个公道是怎么来的？他说就是当官的人打死我们的人还不当回事，我们不为这些老百姓主持公道，谁为他们主持公道啊！　　接着马上又发生了一起新的事件，2005年6月26日在安徽的池州。有个老板开着部车，挂的是江苏的牌照，在一个路口撞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刘亮。老板车子停下来了，司机很紧张，但是发现刘亮站起来了，开车的心态你们知道，先是很紧张，一看到站起来之后声音嗓门就大了。就骂这个孩子，说你走路怎么走的，刚才我不踩刹车，不把你撞死了嘛。刘亮是高中生，人很高大，但吓哭了，说你撞了我，你还怎么样，就扑到车子上。两个人就撕扯起来了，刘亮就把反光镜那个地方扳了一下，可能扳过来了，车里面几个人就围过来把他拦开。这时候来了两个踩三轮车的人，围过来说你撞了人，不送医院不抢救，你还怎么样啊，怎么还打人啊！司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不是没有撞着人嘛，不是好好的嘛。这个老百姓说那怎么知道好的呢，不送医院，不照一个片子，怎么知道好的呢。现在好，等一下不好怎么办呢！这时车里一个乘客讲了这么一句话，说不是没撞死人嘛，就是撞死了人，在你们安徽也就是赔三十万嘛，有什么了不得的。麻烦了，老百姓越来越多，外面的问里面的人发生什么了。不得了，江苏的老板开着车撞死了我们一个孩子，还在尸体上踩了两脚。（笑）还说安徽人算什么，不就是死一个人三十万嘛。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池州，老百姓说安徽人民算什么，胡锦涛还是安徽的。（笑）那怎么办呢？砸他们的车子，把和他有关系的一个超市全部抢了，到了派出所砸派出所。　　凭着这两个案件的调查，我当时心中产生了一种疑惑。我在想中国社会是不是发生了某种变化。一听你是当官的、公务员，一听你是有钱人，就心中充满了怒火。参与者与这个事情没一点关系，他们根本不认识刘亮，也根本不认识开车的这个人，更不认识那个开超市的老板。他们心中就是知道有钱的人压死了我们的人，欺负了我们没钱的人。调查完之后，我开始在想，这种事情和维权活动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能不能用一个新的定义界定？我想来想去就想到怨恨、愤怒。所以后来我称之为泄愤事件。　　泄愤事件的第三个特点，是没有权威信息。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短信，现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了权威信息。（放PPT）这是2006年8月在浙江瑞安市。瑞安是温州下面一个不大的城市，但是很富，这个人跳楼了，她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学英语的大学生，嫁给了瑞安的一个做模具的老板的孩子。灰姑娘嫁给了白马王子，她应该幸福地生活着，但是她跳楼了。她一跳楼老公就报案了，公安局一看说这个不就是自杀嘛，她家属不同意，特别是她学生不干了。学生把这幅图片贴到了网上，在网上问了全国人民，浙江人民、温州人民、瑞安人民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会自杀吗？（笑）全国的网民马上回答不会。（笑）她怎么能自杀呢，你看她那么漂亮，那么充满阳光，眼神都在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她怎么会自杀呢！所以有很多网络上的人在分析，她应该是他杀，那么怎么杀的？应该这么杀的，杀了之后这么丢下去的。她的学生一看分析，全国人民都说不是自杀，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为老师主持公道。怎么主持？（放PPT）你看上街砸他们家工厂，冲政府。　　所以我说，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态。很简单，你戴一个很好的手表，大家手机都有拍照的功能，给你拍个照片上网了，说这个人是国家公务员，是个某某领导，凭他工资怎么能戴一个几十万的手表呢？网上开始搜，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来了，你老婆在干什么，你儿子在干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贪官。这个结论可麻烦了，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凭块表告贪官，市委书记看了可能说声无稽之谈。现在老百姓只要在网络上形成一个观点，说你是贪官，你的麻烦就来了。不要以为你的市委书记不查你，老百姓就会放过你了。不会的。老百姓开始说，这个人是贪官，为什么他们市委书记不查他，开始把市委书记又要搜，这个市委书记是干什么的，一搜两搜，发现这两个家伙原来在一起做过事。这个市委书记一看不能搜我呀，还是搜他吧，查他。（笑）所以市委马上就决定立案调查，老百姓好不查我啊。一查果然不错，贪官。现在人不经查啊。（笑，掌声）有网络之后，你要害人也很容易，我们开会的时候，你买一包很好的烟给他，两百块钱一包，他进来开会坐到这里，把烟送过去，再拍个照片，又上网了。你一个国家公务员你怎么能抽这么好的烟呢？一查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贪官。前不久一个检察长开部好车，网上一查麻烦了，又有贪官之嫌。所以有了网络，它马上会把一个“细枝末节”变成一个公共事件。　　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利用网络这个力量，可以先把一些腐败现象先变成公共事件，再变成一个法律事件。我经常在思考，现代社会的科技已经改变了很多政治生态。今天来了一个上访的农民叫张居正，有一次我在政法大学做演讲，他带了一个包去，拿出了一个像一个录音笔的东西，我问他是什么？我以为是录音笔，这个东西我们多的很，这不是，还有针孔摄像机！我一看很惊讶，我说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搞特工的（笑），他说什么搞特工，我买的，我到中关村200多块钱买的。我不相信，他告诉我真的是买的，我给他钱，说这个卖给我了，他隔两天又帮我送一个过来，还告诉我还有钮扣那么大的东西，多少钱？两百多块钱。我当时很惊讶，到了中关村去，果然不错，到处这个产品，什么手表、钮扣什么都有。所以我现在和人家谈话，首先看他带笔了没有，（笑）这个钮扣对不对，为什么？没办法。原来这个都是高科技，尖端特工才有的，现在老百姓都可以使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用上了。　　我曾经讲过自从有了复印机，就改变了中国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你们可能知道，找你打官司的农民，口袋里复印了很多中央文件。你们不要小看复印机，假如没有它，农民跟政府的关系就不一样。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在湖南调查，那些湖南农民走到政府那里去，会把文件拍到桌子上说，你反对中央，我们才是中央的政策执行人。那个政府很惊讶，说我们什么时候反对中央？农民说你看看中央文件说收税不能按人头收，你怎么按人头收呢。那个政府官员一看真的有，很紧张，麻烦了，你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文件了，我怎么没看见？他可能打麻将去了（笑），而老百姓他打官司，他天天琢磨这个事情，很多老百姓复印的文件有时候比我们律师还多。假如没有复印机，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你把文件放到某某领导桌子上，那个领导把桌子一拍，伪造中央文件。你不管抄得多好，总会抄错一个字吧。　　我在湖南遇到这么一个农民，我书里写他是农民宣传家。他是一个什么农民呢？这个农民我没见他之前，我想象他是能说会道，相貌堂堂的。我见了他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老实的不能再老实的农民。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当时收税费的时候，他在广东打工，不在家，地方政府官员把他的棺材抬走了。他回来听说棺材抬走之后，工也不打了，买了一个扩音器，买了一个录音机，把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叫人读了录下来。从此以后，他就是每天挑着担子到你政府门口去放，你到什么地方收税，他什么地方放高音喇叭，中共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文件，搞的那个地方官员特别恨他，但是又没办法对付他，因为他宣传中央政策啊（笑）！　　我曾经去问过这个农民，你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录下来？他说第一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我说话不流利，每次读我很麻烦；第二最关键的问题，我请老师录下来，录下来之后，我告诉地方政府，我这个文件录音带很多很多，我放在很多地方，你们不要想对付我，因为我没有讲错一句话，都是这个中央政策那个文件。就算将来有一天他要抓我坐牢的时候我也不怕，我有证据啊，我没有乱说话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都是中央说的。（笑）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我写书的时候对他做了很多访谈，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的智慧和农民利用国家法律对付不法政府的勇气。假如没有复印机，他敢说吗？没有这个录音机，没有这个录音带，他敢去宣传吗？他不敢。因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说你伪造中央文件，你搞反动宣传。所以我们律师这方面有的还不如农民呢。我一再建议大家，要多利用现代科技，不一定需要我拿出来作证据，但我起码要保护我自己，我当天讲了什么，我有录音录像。　　第四个特点，无规则底线。前面我讲维权活动的时候，我反复讲他们讲规则。而泄愤事件没有规则底线，打、砸、抢、烧的行为经常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假如没有的话就不叫泄愤。今年一年也发生了几次很大的泄愤事件，有海南东方事件，四川的南充事件等等。　　讲了维权，讲了泄愤，再讲骚乱，骚乱和泄愤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看一看这个，（放PPT）2008年9月湖南发生了骚乱。你们看把人民政府的招牌砸了，这个事情经常发生；关键看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超市，老百姓把这个超市抢了，最后发现这个超市与这个事一点关系没有。这就是维权活动、泄愤事件和骚乱最关键的区别，骚乱会攻击无关人员。维权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侵权人和政府，泄愤事件它针对的是政府和侵权人，而骚乱它针对的是无关人员。那么你再看，这像不像过狂欢节一样，抢超市了，抢商店了，高兴得不得了。2008年10月国庆节期间，那儿商店基本上全部关门不敢开，最后真正用的野战军部队进去才恢复秩序。这种行为我们称为骚乱。骚乱可能还有一种由意识形态引起的。2008年3月拉萨的问题我也认为是骚乱，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它针对了无关人员。今年新疆发生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它是恐怖活动，我认为不是，还是骚乱。　　这就是我对目前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简单归纳。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有比较明确的利益诉求，泄愤事件它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主要是发泄心中的怨恨。骚乱和泄愤最关键的区别在于骚乱它主要针对无关人员，即无辜的人。一旦你发现这起事件针对了无辜的人员之后，这个问题就是骚乱。　　根据我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和特点，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这表现为中国政治统治是统一的，还没有发生反对中央政府的行为。我们政治学研究政治首先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有人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现在中央很弱，中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分析方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地方领导敢站出来说反对中央。你看中国所有地方领导人，只要中央开了一个会，不管心中再不服，再不满，他一定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团结在某某人周围。不敢说不表态，不表态要下台，这是我们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需求，现在没有人敢公开说中央错了。而社会管制还是有效的。不要看到今天发生很多问题，共产党现在还是有能力把社会管理住。比如说非典来了，猪流感来了。比如要搞那个国庆节庆典了，我们在北京生活最了解这个问题，它可以动用一切的力量来维护所谓的管制秩序。只要一声令下，那些老太太都戴着袖章，站到那个路口：“你是什么人！”就开始了。你不要看老百姓说我怎么不服它了？真正有那一天，它现在还是有这个能力。我们都知道国庆节期间，谁敢踏近一步，那些老头、老太太马上把你揪出来，人民战争共产党还是可以打。所以我得出了第一个结论，目前中国社会应该还是稳定的。　　但我第二个结论是这种稳定是刚性的，刚性稳定是我今年发明的，借用了自然科学特别搞建筑科学的一个词，我认为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真正的社会稳定它讲的是社会持续的稳定，讲的是国家法律持续的稳定，而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稳定围绕着一个目标，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就是共产党怎么垄断权力是它一切重点的重点，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四个坚持其它都可以不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要。其他都可以改，就这个不能改。为什么？权力垄断性是目前我们这个政权最关键的特点。它垄断和封闭权力，不允许其他人进入，也不允许挑战政府权力垄断的一切行为，这一点是共产党的底线。这个底线就说明我们的稳定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的稳定就是怎么保护宪法持续的稳定性、法律持续的稳定性，你政府是可以改变的，你这个人当不当总统没关系，但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宪政制度不能变。我们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基本制度怎么样无所谓，但是我共产党的权力不能变。所以刚性稳定的第一个特点就叫做权力的垄断性。　　第二点，本来正常社会行为的都可以被当成不稳定的因素。比如把游行示威、罢工，罢运这些行为都视为不稳定，现在还把上访也变成不稳定因素。地方政府的很多文件都说，现在不稳定因素主要是上访，哪些人上访就是不稳定，以什么方式上访就是不稳定。其实上访是你宪法规定的权利，是你信访条例规定的权利，为什么也变成不稳定呢？因为它们认为对地方权力的冲击也是一种不稳定，不只是对中央权力的冲击，对所有的权力冲击都是一个不稳定，所以这一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三，刚性稳定它控制社会不是主要依靠司法，而是主要靠国家的暴力，靠意识形态，靠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所以说这种稳定是刚性的。假如要评价社会稳定指标，中国社会稳定远远高于西方的社会稳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非常刚性的稳定。但是刚性稳定它有巨大的风险，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所谓稳定，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这种稳定也扰乱了整个国家，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碰到最大的麻烦；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你一切想法都完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一切改革、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一切制约住了。所以我们为了要“不折腾”，我们可以牺牲改革，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法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因为它触犯了所谓的稳定。而这个稳定唯一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点不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看到，实际上很多人都看到。现在为什么流行着这么一种悲观情绪？就是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稳定能持久吗？我告诉你不会，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那么该怎么办？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时候，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司法部、公安部、武警总部、法院，包括信访局都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核心的观点就是控制社会上所谓对政权挑战的一切行为。这些办法行吗？我想来想去不行。那么怎么办？到底怎么才能稳定？　　我最近反复讲一个故事，我在台湾访问的故事。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我去访问，请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个演讲，他们给我15天的吃住玩。当时我提出来，我说能不能这样，我做完演讲之后，你给一张地图给我，你再派一个司机，我说到什么地方，你就开车到什么地方，按照地图走行不行。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想看一下，台湾的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他说没问题，我们台湾你可以随便看，我们老百姓想什么你随便问。但是我说还有一个，你要派个买单的，因为要包括吃包住嘛。（笑）没问题，派个买单的。　　我演讲完之后，他们就开一个车，我说到什么地方，就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我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笑）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我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我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我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老百姓都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笑，掌声）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笑，掌声），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我说有可能，他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我说不可能，他说有可能。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笑）。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阿扁”啊（笑）！但是我我不甘心，我还要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人家告诉我：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从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这么个结论。我今天讲台湾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包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我到过很多国家，我问了他们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基本结论逻辑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讲台湾？因为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我们经常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我们中国，没关系，你现在不是说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既然台湾也是中国，为什么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们不要看中央电视台今天说台湾打架了，明天说台湾骂马英九了，没关系，台湾的基层社会十分地和谐稳定。　　我到了台中地区，住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一个种花的老农。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陆人。他说今天我请你吃饭，我们不在家里吃饭，我们到镇里面去下馆子去好不好？我说好啊，下馆子当然很高兴啊，但是不要让我买单。他说怎么能让你买单啊，当然不让你买单。他就开着车带我去，他开着汽车，后面放着花，前面是坐人的，我们就走，走了两百米左右，我说停下来，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我们走的时候，我在最后一个走，没关门啊，我们大门没关，小门也没关啊，没关门，不行。他说没关门怎么不行啊？我说东西在家里。他说没事，我们家里装了电子摄像头，来了什么人，对着电子摄像头说一下，我就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我回来他还给我就行了。我心里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恐怕电子摄像头都没有了（笑，掌声）。　　所以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不可能呢？我想来想去，想一个社会为什么它是和谐的？首先它的产权是明确的，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要是我的又是你的。中国产权明确吗？不明确。今天我们去问，假如地方官员给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我们中国老百姓肯定不敢说不可能。你出去买馒头的时候，房子没有了，这些不都发生了嘛。我们哪一个农民敢说这句话，说我的土地他不敢卖我的，谁敢说？没有一个敢说。只要想一个办法，你那个土地就没有了，而且打官司打不过人家。想拆你的房子，你不同意我就想一个办法，说你是非法建筑嘛。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很难说这个产权就是我的。　　前不久不是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嘛，广西一个信访办主任成了上访的，他的房子被拆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哪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的权利完全得到保护了吗？你不敢说，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明确的权利，因为人家可以想一切办法，把你的合法权利变成非法权利。　　其实发生纠纷不可怕，现代社会都发生很多纠纷，但社会和不和谐，要有一个权威的司法机构。西方也好，台湾也好，你说发生纠纷怎么办？人家告诉你到法院去告他。我们老百姓会说吗？我们老百姓不会说，你说到法院去告他，老百姓一律说法官怎么能相信呢（笑）？相信不得的（鼓掌）！问我们律师能相信吗？他说律师也不能相信（笑）。因为我们没有能将法律作为我们一个底线，没有这么一个制度啊！那么老百姓就想，我不管你法院怎么判，我就上访！上访又能相信吗？也不能相信。有一个美国人叫茱莉，她就是一个到北京来上访的洋人，为了她中国丈夫的事。她到我家里去访问我，向我请教。我就问她一个问题，你在美国怎么办？她说我肯定到法院去告。我说那你怎么在中国要上访呢？她说因为中国的法院不听话，不听中央的话，所以我直接到中央来告，希望中央让它听话。我说你告的有效果吗？她说没有效果，我不告它还不抓，一告把老公抓了。因为一告之后，地方政府说这个问题麻烦了，一定要把它做实，做成铁案，所以把他判了。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司法制度。　　再次，我们有真正的代议制度吗？我们也没有。今天在座的律师，我们有几个人真去投票选了我们的人大代表吗？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代表是谁，知道也没有用。人家说我又不是你选出来的，我只知道三个代表，可是我们找不到这三个代表啊（笑，掌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代议制度不健全。　　最后，我们有开放的媒体吗？我们也没有。不要认为今天的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空间，那个互联网是人家没有办法啊！如果有办法，人家连互联网都希望不要啊！现在新疆不是没办法上网了嘛，你们法律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贺卫方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在石河子。他告诉我，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联系，短信收不到，上网上不去，怎么办呢？我说谁叫你被人搞到石河子去了。　　我们常说，现在我们开放多了，但这是科学的原因，不是政府本身的原因，不是由于它执政理念发生了变化。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地方政府说你批评我吧，有些当官的说你们批评我吧，你真的敢批评他吗？你说些不疼不痒的事情他做做秀可以；真正批评他，你马上下岗，你马上被跨省追捕！所以我想来想去，一个和谐的社会它应该要有明确的产权，有权威的司法结构，真正的代议制度，要有开放的媒体。　　由于我们今天都很难做到这些，我特别感觉到法律的重要。（放PPT）这是我18号在苏州做演讲的时候拍的，街上出现的一副“打倒无法政府”的标语符号。什么原因？拆迁。这个无法政府很有意思，没有法律的政府。老百姓现在不说腐败政府，说它是无法政府。在我心目中，法律可能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所以我反复讲，我们的司法能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底线呢？我认为我们的司法应该成为我们的底线，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的司法现在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司法地方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司法由利益集团控制越来越明确。政党兼理司法，这是你们的魏汝久律师他的观点。“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这是你们法律界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的话，跟中央领导讲课的一个人的话。他讲完课不久，中国政法大学请我去给学生做演讲，讲土地问题，讲完之后本来要走了，学生提了一个想法，说于老师你能不能对我们政法大学生提一点建议。我说我又不是名人，又不是国家领导，我提什么希望和建议呢？学生说你提一提吧，我说既然让我提，我认为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在中国这个政府已经失去了部分合法性的国家，在中国政党的意识形态已经趋于瓦解的国家，我们法律人士要守住法律这个社会的底线，守住了社会的底线，就守住了社会的未来，守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守住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掌声）　　我一讲完这个之后，本来背着包要走了的那个人——他现在是政法大学的大领导，他很高兴，把话筒抢过去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刚才于老师说要我们法大的人守住底线，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我们守得住吗？我们守不住啊（笑）！他说，前两天，我们政法大学要开校庆，湖南省高院的副院长到学校来。说某某老师，现在是书记管着帽子，哪个人当法院院长，哪个人当检察长还是听党委的；市长管着票子，你的经费在市里面啊，你要盖楼，市长说不同意你拿不到这笔钱啊；政法委管着案子，我们没办法，我们有良心没办法啊！　　那个人讲完之后，我心想也算了，背着包要走了。那个政法大学的学生又站起来，说于老师你评价一下刚刚某某院长这句话？我说这不能评价，人家请我来做演讲，还给了钱，我怎么好评价呢？（笑）　　学生说不行，你还是要评价一下。我说真的让我评价，我就做个评价，我说我没有想到，这种所谓的知名法学家他有什么资格站到我们政法大学讲台上！什么叫“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我们所有的法律人士，我们都敢提着乌纱帽来对抗的时候，不是有办法了嘛。麻烦了，我讲完之后背着包就跑，因为不好意思。第二天网上有个帖子，叫于建嵘怒斥某某某，说我骂了他一通。这个人几年都不理我，我们平时一起开会，他装作不认识我。但是现在关系好了，前不久有个土地案子，他又请我去开会。他就问我，于建嵘你给我讲心里话，我当时讲错了吗？你这个家伙比较坏，你要我的学生都去提乌纱帽，他们都下岗了怎么办？　　我说你没有讲错，中国的现实的确是书记、市长和政法委管着，但是你怎么能在我们的学生面前让他们失去信仰呢！中国需要一大批信仰法律维护法律的人士，只有我们都坚守了法律这个信仰，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未来（热烈的掌声）！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怎么敢和你的学生说这句话呢？（热烈的掌声）　　中国要改革，怎么改？包括中国政权怎么改？我最近也提出一个想法，大改改不了，中央我们先不动，中央政法委不动它，最高人民法院不动它，我们能不能从基层做起？因为直接关系民众的利益主要是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从这两个开始行不行？我们不叫司法独立，叫司法制衡好不好？我们不说制衡共产党，我一说制衡你你共产党肯定不高兴，我们叫司法制衡地方政府好不好？我们拥护你共产党的领导，但我们用垂直的司法来制衡地方政府，因为地方它直接面对民众的利益。　　所以我最近开了几次论坛，专门请了中央党校的很多人来讨论能不能这样做？但人家不理我啊，写了报告上去人家不理我，说这个还是不行。但是我想中国的问题的确也在于此。所以我反复地讲，中国现在面对这么多问题到底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靠法律。我们脱离一切意识形态，不要再回想当年毛泽东时代怎么样，也不要说邓小平时代怎么样，我们就去守住我们的宪法。中国社会现在没有东西可守了，我们在一节一节的败退，我们的最后底线能不能守住？中国社会是不是会发生动荡？将来会发生多大的问题？就看我们最后的底线能不能守住。　　曾有人忧心如焚地问我，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制度改革有没有可能？中国还有没有希望向好的方向转变？我的回答是有希望，这希望就在于面对社会压力时的理性选择！　　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最为基本的选择。其一，对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担心，会促使各个利益群体走向理性的妥协，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其二，也有可能因没有这种妥协而发生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动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的冲突能获得控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存在利益冲突和政治冲突的阶层如何才能实现有利于社会结构稳定的某些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特别是冲突的各方能否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　　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　　魏汝久：各位同仁，我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专业委员会的魏汝久律师。在这个寒冷的周末，大家来听这个讲座，我向大家表示敬意！因为参加这样的讲座，是不会给各位的律师工作带来直接的好处的。如果一位律师参与代理群体性或者敏感性的案件，这位律师反而有可能要倒霉。比如我就曾经因为办理了这样的案子，被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开除了。这个律师所随后出台了一个规定：如果谁敢再办这样的案子，就解除聘用。我把这个书面规定拍成了照片，准备将来放到“中国律师博物馆”。所以，我对于那些没有来听讲的律师表示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大家关心我们的宪政建设、关心基本人权保障这样的题目，表示诚挚的敬意！　　如果我们不正视真实的社会现实，不去捍卫宪政和法治建设的底线，那我们就会被人家称为只知道“捞钱”、“混迹”于律师界多少年等等的“讼棍”！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一职业的未来在哪里；就不知道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关心我们国家的宪政建设和基本人权的保障，都来关心我们宪法委员会的工作，都来参与到我们宪政建设和人权保障的事业中来！　　下面我们就和于老师互动一下，大家可以自由地提问任何问题。首先由我对于老师的这个讲座提出三点批评，我认为于老师有三个“严重的错误”。　　1、于老师犯了一个法律错误。于老师说他几乎是被“双规”了一个星期，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双规”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其《党章》对它的党员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党纪措施。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来规定，但《党章》这一党的文件却凌驾于法律之上，规定党可以限制党员的人身自由。我们知道于老师不是党员啊，你想被“双规”的资格都没有，你怎么被双规了呢？这是一个法律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观点错误。于老师说要维护宪法的权威，要实现宪法司法化，这是错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公开说“宪法至上”、“党的利益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但是最高法院却发了一个内部通知，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规定法官办案不能适用宪法；也不允许法官参与宪法司法化的研讨会；也不允许法官发表关于宪法司法化的文章。“宪法司法化”成了一个口号而已。大家看这叫什么“宪法至上”，这叫“牌坊至上”。　　第三个是政治错误。至于是什么错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们宪法专业委员会，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关于“律师要讲政治”的指示；要认真学习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律师要顾大局的讲话。这个局长的前任不是东西，这任司法局长到底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向于老师请教，请大家提出来。谢谢。　　于建嵘：汝久说我刚才犯了一个法律错误，是他本身搞错了，因为那个党的规定不是法律，所以没犯法律错误。是魏汝久律师刚才犯了一个法律错误，把一个不是法律的说成法律的。　　于建嵘：（看纸条）这位律师第一个问题是转户口的问题，说宪法规定公民可以，但现实中为什么不行。外地律师户口一直不能调到北京，小孩在北京长大，又要回湖南高考，怎么办？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说这方面律师和农民工差不多，一样的待遇，不要认为律师就享有了比农民工更多的权利。当然律师也不应有高于农民工的权利。最近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的课题，现在户口本身没有太大意义了，关键是说户口背后的东西怎么办？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高考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个制度问题，要从户籍制度建立起来的过程来考察，并做到逐步地将附着在户籍上的东西剥离。　　第二个问题是说他没有参加选举，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跟你一样的看法。我也没有参加选举，我认为没有一个真正的选举制度，我们没有必要陪人家玩这个游戏。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心中，还有那么一点信仰，还有那么一点东西，我总希望能够坚守这点东西，不愿意同流合污。　　李庄那个案件，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妖魔化律师制度不是正确的态度》，批评的是中国青年报。它错误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不管李庄这个人怎么样，你报纸不能随便引申到说我们律师制度怎样了。说律师只有5%的胜诉率，5%的胜诉率了不得了，哪怕1%都是中国律师的伟大胜利啊。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我们当事人的权利就是最大的胜利。　　有的律师想进入政界的，我告诉你，将来一定会是这样。因为将来你看一看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它都是从英雄时代之后，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工程师时代，最后都要进入法律时代，就是法律人士的时代。法律最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国家政府最后的底线。今天的律师为什么没有进入政界？就是说很多人都不想进去或者人家不让你进去。但是我相信，将来中国真正管理这个国家的一定是法律人士，而且很多人可能就是律师出来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是世界性的趋势。　　于建嵘：（看纸条）这位律师说让讲一讲骚乱的特点。骚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针对无辜的人。泄愤事件是对法律底线的突破，它开始突破法律，放火，砸你的公安局，但是泄愤事件有一个底线，社会的道德底线它不突破，你与这个事无关，我就不针对你。而骚乱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不管你什么人，我们都要抢，我们都要打你，所以这是与泄愤的区别。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叫“政治”？司法部长说律师要讲政治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叫《司法部长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什么叫“政治”？我认为律师最大的政治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做法律让你做的事情。法律让你干什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政治，是我们唯一的政治。律师不需要顾全大局，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做到这一点，就是维护了这个国家的底线、社会的底线。这一点假如我们做律师的、我们学法律的、法学博士、法学硕士们都不知道的话，我认为很危险。　　于建嵘：（看纸条）能不能谈一下法L功的问题？对法L功，我没有调查，不好发表意见。我不是怕政治问题，而是没有做过调查的事我从来不讲。　　但是我最近调查过家庭教会，去年我们曾经就此写了三个报告，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要关心。根据我们的调查，全国现在仅基督教的信教群众大概就有7,000万左右，而三分之二是家庭教会。政府现在对家庭教会的态度是视而不见，当作没看见，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去年我们在北大做了演讲，呼吁应该要正视家庭教会，首先是要“脱敏”、要讨论，装作看不见是不行的。我基本上不认为家庭教会本身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多大的问题，我主要担心的是共产党对它的态度。　　但是家庭教会本身有一个问题我是担忧的，是什么？就是家庭教会的培训学校。假如你们将来有兴趣办这类案子，我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我在温州调查的时候，南方周末的笑蜀等得到消息都赶过去了，那天晚上我带他们见了他一生中都震撼的事情。我们通过很多关系，进入一个一般的居民楼里面，那里有将近20个全国各地来的孩子，在封闭进行家庭教会的培训。我为什么担心？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教了什么，不知道他们学了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他们对这个东西怎么看，所以这个问题我很担心。魏汝久曾经办过一个案子，他把材料给我看，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秘密化有利于邪教的传播，只要公开化就不可怕。所以我最近一再呼吁，一定要让家庭教会公开化，我反对的是秘密化，你越秘密化可能越麻烦。所以我最担心的不是家庭教会的聚会，而是地下学校。我建议在座的律师多关心家庭教会的一些事情，对家庭教会应该在发展过程中间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我们不要说去辩护、去代理，起码要有一些研究，我分析将来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谢谢。　　提问：我提一个问题，您认为律师在这个社会群体事件当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除了当辩护人之外，在制度、程度设计方面您有什么考虑？　　于建嵘：我认为律师可能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当这个事情还没发展成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假如他找到你，你应该给他提一些比较好的法律方面的建议。如果律师能真正介入的话，效果可能会比较好。第二才是发生后的作用。但律师在群体性事件中间的作用，确实是存在瓶颈。根据我的了解，中国很多大的群体性事件，特别维权活动，事件发生之前都找过律师。但是他找律师，律师没办法，因为人家不立案，律师有什么办法呢。而政府也不支持。你们大家可能知道，云南孟连事件发生之后，说是律师在怂恿、唆使胶农，起到坏作用。我认为政府这个态度是错误的。另外，一些律师也不想做，因为当事人交不起诉讼费、代理费，很多事没闹之前也没有名。实际上现在社会对律师的评价是分离的。最近李庄事件发生之后，我写了一个妖魔化律师制度文章，很多人评论，说谁来妖魔律师了，是你律师自己妖魔自己。所以我还认为律师还是应当多介入弱势群体的维权案件，特别是土地问题。但为保护自己，我还建议我们律师协会能不能做一个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规范，比如说这个案子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自己有个规范，可能就是保护我们的一种方法。　　提问：比如这个规范，规定了律师不能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必须要合伙人回避，必须要向司法局和当地司法局备案等等，那怎么办？　　于建嵘：那有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不接受外国人采访是对的，我同意。我们何必给自己惹麻烦嘛！我从来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凡是外国记者打电话给我，我一定说没时间。如果外国记者打电话到我们单位去，说我们要采访于建嵘，我们领导人肯定告诉他找不到我。你外国人找我必须经过院里面批准，而且还必须正式文件告诉我，不然我不见。不见对我没有损失，对你有损失。（笑）。所以我倒建议这种问题我们不要和它纠缠，没有必要纠缠。在今天中国有时候做律师也好，做社会人士也好，做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好，你还是要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底线。　　但是法律中哪些东西有利于保护律师的，我们要列清楚。发生或可能发生维权、泄愤事件这种情况下，律师如何参与，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做一个规范，不怕麻烦。有时候我们需要妥协，在中国需要有生存智慧，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也需要寻找我们行为的规范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我们去维护这个法律的尊严，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个是很重要的。　　提问：于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制度改革有没有可能？您刚才也谈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等机构不愿意撤销，那更谈不上司法独立。还有整个体制新的转型的问题。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出口在哪儿？这个改变还有没有希望？　　于建嵘：我认为还是有希望，这种希望在于社会压力。现在看来，这代领导人有没有这个想法很难说。但是这个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寻找共识和底线了。我早两年说让宪法成为我们社会稳定的底线，大家可能会笑话我。今天我告诉你，没有人笑话我了，因为我们没有底线了。我们在退，我们一直在退，我们没有东西了，这个民族都没有东西了，到了今天，假如执政党它还想执政的话，假如这些执政的人还想对这个民族抱有责任的话，他就是要寻找到社会各种力量都能接受的底线。这个底线不是什么政治，不是什么三个代表，我认为就是宪法。相对而言，中国的宪法现在有很多规定，我们很难挑出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动荡？我认为假如不寻求这个底线，会发生。但是发生动荡会不会彻底地把社会秩序打乱？也不会。发生之后，大家可能重回底线。因为通过暴力夺取的政权它一定要用暴力来恢复，那么这个民族又重新走向了一个60年以前走过的路，这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社会发生动荡，反而可能促使大家认识到，唯一能走的是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去维护这个底线。否则，社会动荡将可能带来一个很大的灾难。现在大家在妥协，不停地妥协，双方妥协；双方争论，压力越大，政府开始妥协。我认为这就是在找底线，最后找来找去，没有其他东西，什么顾大局、讲政治都是空话，唯一的东西就是宪法。而这个宪法就是我们共产党都认可的宪法，你全国人大制定的宪法。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底线。当然宪法中间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还不满意，那我认为那是可以改变的。我的判断大概是这样。　　于建嵘：（看纸条）这位律师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在中国还能起作用吗？昨天下午就有一个维护传统文化非常有名的人陈明到我家里去。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社会是需要的，但是目前靠传统文化去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很难。靠传统文化是没有办法作为中国社会稳定这个底线规范的。我这几年调查基督教问题，我认为想从文化方面找到中国的共识已经很困难了。这点可能与我们学法律的有关，法律人很多是讲规则，而中国传统文化很多规则是模糊的。有人现在提出来要重回孔孟之道，孔孟之道能救中国吗？救不了。在我看来，唯一能救中国的只有宪法。我们大家都坚持这个宪法，把宪法的原则变成社会规范的底线，可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主持人：时间已经快到了，今天于教授给我们做了很精彩的演讲，有一些答案，他是从宏观的角度给了大家启发，需要大家思考，深深地思考。让我们最后以热烈的掌声对于教授的讲课表示感谢！　　（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以下是部分网友的评论如果于先生也被清理，那这个政权就真的无药可救了！于先生是主张改良的，改良是最困难的一条路，从集权制转向分权制，或从专制独裁走向法治民主，需要统治者的意愿和智慧，需要统治者放弃自己的一些既得利益，在自己尚未丧失政权的时候能够主动让出部分权力，建立一套新制度，这非常困难。所以改革总是危机下的产物，只有统治者认识到现有的统治方法或统治技术已经无法继续统治时或失效时，统治者才会迫不得已进行改革，但仅仅有改革的意愿还不够，还得有改革的智慧，苏联改革失败就是有意愿而无智慧的结果。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不是想该就能改好的，成功的例子总是少数，而失败者却比比皆是，很简单，人类对于国家、政府、政治体制等等政治现象的认识到现在还处于瞎子摸象的蒙昧时代，政体改革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改革者的政治智慧。于先生的建议就是中国政体改革先从司法开始，通过地方司法的独立约束地方各级组织，实现地方层面的法治化。有人可能会说谁来约束那个“上”呢？或干脆这岂不是回到更加集权的状态了吗？这样做的确会使权力集中于“上”，但这样的集中却不是毛时代那种通过个人的权威实现的，而是一种通过加强司法权力的方式实施的集中；另外，改革总是由特定的人实施的，是在可以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必须有领导，而且还须是强有力的领导，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只有中央才有条件和资格进行政体改革，所以加强中央的权力也是改革所不可缺少的。于先生的建议非常好，最具有可操作性，只需重新调整一下司法体制，建立责权分明的司法体制就可以办到，而且司法机构独立于地方可以解决地方各级组织权力集中问题，控制地方各级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违法行为，落实国家的法律，可以基本解决上访问题。毫无疑问，地方司法的独立由于会削弱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使之不得不依法办事，必然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无非是这样搞是“不要党的领导”，或会削弱党的领导之类的理由，这些理由根本就站不住脚，因为司法独立是落实法律的，而法律毫无疑问是党制定的，违法行为就是一种反党的行为，司法机构落实法律恰恰是就是维护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改革是一个过程，新制度的建立颁布一大堆法律就可以建立起来的，制度说白了就是人的行为，不同的制度就是不同的行为，一种行为要让人们学会并形成习惯，需要一定的时间。政体改革总要有个切入点和开端，不可能一下子铺开，而司法改革则是最安全、再保险的切入点，即便失败也不会造成政局的动荡，无非就是重新回复原有的体制而已，非常不明白的是为何还不进行司法改革，这显然不是智慧的问题，傻子都知道这有利于集权与上，可能是反对者太多之故吧。我非常赞同于先生的主张，根据本人对政治的理解，认为这是政体改革最稳妥的渠道，政体改革舍此别无他途，只是现在仍有不少人还未认清这一点，比如现在仍有人在极力主张先搞基层民主或党内民主，殊不知在集权体制下选举出来的组织与非选举的机构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必须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加以仲裁才能使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被任何一方所侵夺。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已经进入一个死胡同，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受贸易与货币战争影响逐渐萎缩，同时导致实体产业劳动者报酬难以提升，就业危机也越发严峻，而在实体产业低迷阶段投资只能依赖政府财政，最终又造成每年必须增印23%的货币来缓解投资压力，进而导致长达十余年双位数的通货膨胀，虽然投资拉动了少量就业但依旧受实体经济低迷影响无法拉动劳动者报酬增长，而且过急的投资建设下已经将金融杠杆拉得过长，金融风险也已经非常严峻，此外房地产作为内需产业的经济支柱又被过度依赖，致使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不顾经济质量疯狂拉动房地产，造就高房价，随后受财政与经济需求的不断膨胀，对房地产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导致政府对房价上涨的期盼越来越高，因此房价问题将越来越难以遏制。　　受长达十年房价收入比距离拉大所影响，当前房地产问题与民穷问题过于突出，房地产已经不仅是经济问题，正在逐渐演化成为社会问题，已构成政治危险的不安因素，当然许多人并不重视社会问题，但是如果社会问题中掺杂着时局问题，就不由得不去重视。这一点从国际言论与时政中可以显而易见，从军事国防时局中看得更加清楚，在国家安全遭遇四面楚歌之际，民穷的政策却正在分化民心，这只利于分裂并不利于和谐稳定，更谈不及统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好像”正在崛起，但是代价却是民穷，质量只是以物易物，并且是以低过成本价格的资源贱卖来维系，从中美物价对比中可见，目前中国制造的物价在国内与国外的价格差异是3：1，也就是说中国制造的物价在国外仅是国内的三分之一，仔细研究生产问题可以发现，国内物价的三分之一仅是成本，很多商品价格在去除物流关税等费用后已经低于成本。同时受物价差异与经济结构问题影响，劳动报酬与居民生活成本的反差不断加剧，贫富差距太大越来越大。　　十年前导致贫富差距问题的是出口型经济结构问题，历史我们无法改变，十年后导致问题逐渐严峻的是房地产问题，是高房价在不断吞噬民间财富，房地产投资与投机行为已经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根源，因此不解决高房价问题贫富差距只能越拉越大。　　从《资治通鉴》、《史记》以及诸多历史资料中可见，中国历朝历代的兴衰问题皆源自民穷，因此在当前财政收入占GDP八成的今天，民穷状态已经远超五千年历史可寻，堪比秦隋末年，远胜唐宋明清末年，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显而易见，再加上以美国为首推动周边国家军事扩张的政治危局，从毛邓晚年关于国防与经济等方面的警世言论中也可以印证，内忧外患的局面已经生成。　　当然多数人依旧不相信当前时局的危机所在，也不相信民心向背的危险系数，但是我们必须正视当今是否还有成吉思汗的金戈铁马，是否还有唐宋时期的百万雄师，尽管不能称霸天下，是否还有固若金汤的万里长城，是否还有天堑可以阻隔海陆空的立体进攻。如今我们什么都没有，唯一所剩的就是民心，而从民心角度看，已经远不及朝鲜，中国时局之危以不言自明。　　从中国四大发明与世界科技发展史鉴证科技，民富是科技进步的唯一根源，历史上任何战乱以及民穷的朝代，皆都是经济倒退与科技停滞，建国60余年，用中国科技的发展与历史印证一下，可见民穷是当前科技发展滞后的根源，受民穷影响，高新技术人员滞留海外，高新技术开发创造力低下，军事发展缓慢，国力仅存于政府豪奢，社会结构千疮百孔，经济质量体无完肤，民生累积民怨，社会问题也不断在民族问题中体现，中国真的是崛起了吗？　　高昂的房价、高昂医疗费用、高昂的教育支出，不断在挤压居民生活，抬高居民生活成本，房地产的投资与投机属性致使富人不断在掠夺穷人的财富，民穷趋势越来越重，民间的生产力与创造力都因消费困境所被遏制，没有科技产业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到尽头，继续依赖房地产的经济发展只能令社会倒退，高房价的存在也已经成为阻碍复兴最大障碍。底线不过是个笑话。在一个堕落的社会，高尚的人往往竞争不过卑鄙的人。为了生存，高尚的人不得不把底线降低，直至同化于卑鄙者的行列。看看《驻京办主任》就知道好人是怎么变坏的。统治者有把握权力的底线，人民有生存发展的底线。如果人民的底线被突破，统治者想继续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也将成为幻想。在天涯博客发布的红蓝体制中，用坚持党的领导，合理分权，引入真正的异体监督和市场化等措施来实现中国的高层实行威权政治，中低层实行权力制衡的方案。这应该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下面是关于红蓝体制中权力制衡部分的摘录，如果真能在中国推行，应该能够解决于教授所提出的社会问题：红蓝体制在我国建立中国特色权力制衡体系的思路 1.1 西方发达国家权力制衡体系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力制衡大多遵守如下四项原则：１分权或平行地位制衡者不能是制衡对象的部属或附属体，其地位必须与制衡对象平行或更高。如果政府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无法设立与政府平行或更高的机构，就只好把政府权力分散到几个相对独立的平行系统，以具备相互制衡权力的功能。同时，新闻媒体拥有言论自由权利，可对任何政府机构和官员进行报道和评论，作用也很突出。 2 选民拥有最后和最高制衡权根据西方国家的选举法，选民可以用选票“选贤举能”，组成政府，选民的投票权保障了选民最后也是最高的制衡权。 3 制衡动力来自私心西方国家用私心驱动下的进取与竞争之心，来实现权力制衡的目的。 4 手段重于目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式的权力制衡常常造成决策效率不高。但从长远看，真正有效的权力制衡却有纠错的功能。 1.2 我国的权力制衡现状中国的权力结构具有决策高效，执行快速的优势，但一旦发生重大失误，优势会变成劣势。其原因在于权力结构中集权化倾向严重。国内有的学者提出，可实行人大常委会、政府、两院的三权制衡。但是，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权力制衡结构的改革还远没有到位，权力监督的难点还没有真正解决。　　有学者认为，建立合理的权力制衡结构，至少有五大难题需要破解：一要破解人大对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难的问题。尽管从我国宪政理论上说，人大有权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但是，究竟通过什么途径使这种理论上的监督权变成事实上的监督权，却是一大难题。二要破解如何建立宪法监督机构和违宪审查制度的难题。按照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具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有权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各部委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违宪情况进行审查。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几乎没有动用过这一职权。这里遇到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我国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宪法体制性障碍。三要破解各级人大如何有效地对同级政府计划和财政预算的审查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难题。四要破解如何使地方司法机关摆脱地方人财物管理体制的束缚，解决我国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难题。五要破解如何科学界定党委同人大、政府之间的职责权限的难题。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法律和党内规章对“地方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归属的规定不一致，在实践中，人大的决定权往往让位于党委，这种状况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红蓝体制认为：在我国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如果没有适当的体制和机制变革，上述难题事实上将很难找到答案。 1.3 红蓝体制建立我国权力制衡体系的独特思路解放思想，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出发，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创造的全部政治文明成果，是红蓝体制的出发点。 1.3.1 找到真正的权力制衡主体 1.3.1.1 权力制衡主体应具备的条件红蓝体制认为，权力制衡主体双方（或多方）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权力制衡主体之间彼此实力相当这里所说的实力，是指权力制衡主体本身确实拥有的真实权力，而绝非仅仅是名义上的、事实上无法充分行使的权力。例如：美国司法部门拥有受宪法保护的、能够与行政权和立法权相抗衡的真实权力。而我国的司法部门却容易受各种其他权力制约，其真实实力肯定要远远小于名义上的实力。至于我国各级人大的权力和能力，更是和英美的议会相差甚远！只有权力制衡主体之间彼此实力相当或相近了，权力制衡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绵羊永远不会去制衡老虎，并非不愿，而是不能。实力相差太大！二是权力制衡主体之间要有利益相关性权力制衡主体之间不管是出于权力的竞争，还是出于利益的考虑，必须要有利益相关性。也就是说，权力制衡主体之间必须要因制衡对方而获益（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也无论是长期利益还是短期收益）。这样，才会有相互制衡的动力。例如：西方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就会为赢得选举而激烈竞争，他们争夺的其实是同一个国家的执政权。再如：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三方（议会、政府、和法院）也在不断地为维护和扩大自身的权益而斗争着，在有的历史时期，议会的权力占上风，而在另一些时期，行政权又独占鳌头。真可谓是此消彼长，没有尽头。鲸鱼再强大，也不会去制约老虎，因为二者没有利益相关性。三是权力制衡主体之间必须能够遵守共同的制衡规则完备的法制和较高的执行者素质是权力制衡主体之间能够彼此遵守共同的制衡规则的最基本保障。很多发展中国家盲目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然而效果却往往不理想，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当权者喜欢用武力和算计而不习惯于用民主和法制的形式解决问题，权力制衡的实现对国民的政治文化素养有较高的要求。四是权力制衡主体之间不能有彼此妥协的余地俗语说，一山容不得二虎。尽管老虎是兽中之王，但猎物也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所以，对于相对有限的食物资源，老虎为了生存，必然会与其他老虎和食肉动物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其实是出于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动物园里的老虎没有必要再与其他老虎竞争，因为饲养员会定时足额给老虎喂食，没有了竞争压力，几只甚至几十只老虎之间都可以和平共处，一山容不得二虎的事情绝对不会在动物园里发生！封建社会的官员往往都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有足够的老百姓供他们鱼肉，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去相互制衡。而没有制衡的结果必然导致官官相护，百姓受损，腐败猖獗，政权更迭！西方发达国家的权力制衡主体则更象是野外的老虎，由于这些国家信奉“主权在民”，民权非常强大，欺负不得！相反，民众选举权和舆论监督权反而会对各权力制衡主体产生监督制约作用。所以，权力制衡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才成了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一个国家民权的强弱往往是这个国家能否实现权力长期有效制衡的最重要条件！ 1.3.1.2我国目前还没有适当的权力制衡主体由于共产党在中国各政党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仅起民主参政的作用。所以，我国是不大可能在政党之间出现权力制衡主体的。尽管我国也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但在现有体制下，三者之间是不容易相互有效制衡的。一是因为三者之间实力相差悬殊；二是由于我国民权太弱，三者很容易官官相护；三是三者都受同一个党领导，很容易彼此相互妥协，而非相互制衡。因此，我国目前实际上还没有适当的权力制衡主体。 1.3.1.3 红蓝体制的对策没有权力制衡主体，就不可能实现权力制衡。所以，如何产生权力制衡主体，应该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以行业为单位，在保留行业总部的情况下，将同一个行业划分为实力相近，作用平行的两系统，是红蓝体制适合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这是因为： 1 依照我国目前的国情，除划分行业还可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制衡主体外，已不可能在短期内再找出产生权力制衡主体的其他方式。 2 红蓝体制中将决策与执行分开，由行业总部执掌决策与裁判权，而由红蓝两系统分别执掌执行权，能够形成两方面的制衡：一是形成决策权与执行权之间的制衡；二是形成红蓝两系统间的相互制衡，这是红蓝体制的重点。 3 将市场化因素引入政治体制是必不可少的，这为我国的权力制衡提供了永久的动力。 1.3.2 合理利用广大公务员的逐利动机贯彻权力制衡，如同人类一切经由灵性思维主导的行为那样，也要有私心原动力为支持，方属真实、有效。上面这段话虽然来自于物欲横流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对于现阶段腐败比较猖獗、道德相对滑坡的我国，至少在短时期内也同样适用。红蓝体制正是在目前状况下赞同这一观点的前提下，主张在政治领域适度引入市场化运作。市场化运作的目的就是用适度的利益引导众多个体的个人努力方向，并使其成为我国权力制衡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动力。 1.3.3 公平有序的竞争是权力制衡的灵魂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处于垄断状态，而缺少最起码的公平有序竞争，那么这种权力是不可能持久运作的。在红蓝体制中，采用独特的分权方式、引入真正的异体监督和适度的市场化运作等来构建我国的权力制衡体系。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在实践过程中得到不断完善，那么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应该能够在我国形成。事实上，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与权力制衡体系互为因果。 1.3.4 党和人民拥有最终裁决权在现行体制下，我国的权力制衡体系为什么运作不起来？按道理说，我国是一党执政国家，党是全心全意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党，各权力机关又都在党的控制和领导之下，应该是党想叫这些国家机关怎么运作就应该怎么运作，党想叫这些国家机关怎么制衡就应该怎么制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在现行体制下，我们并没有事实上的权力制衡主体。所以，我国的权力运作，实质上就是各级别单位之间所存在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博弈过程中，领导者大多占据着表面上的优势。例如：中央有什么指示，没有谁会公开站出来在口头儿上表示不执行，但实际操作起来，往往是对自己有利的就下大力气去做，而不利于自己的，则会被不同程度的打折扣，甚至会阳奉阴违。在利益集团普遍存在的今天，“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也就成了不幸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党中央国务院一心为民，但中间环节的不作为、少作为和乱作为使很多努力都付诸东流。在红蓝体制中则不然，红、蓝两系统间被制订了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当然也相互支持的互检规则，市场化的适度引入使彼此之间极大地增加了去监督制约别人的积极性。在遇到冲突的时候，正确的一方由于问心无愧，所以敢于面向党和政府以及新闻媒体寻求支持。所以，在红蓝体制中，党和人民总会拥有最终裁决权。而党和政府所要做的，则仅仅是顺水推舟地当好裁判而已，只要政策制定得当，高效、廉洁、公平、公正等都将不再是梦想。 1.3.5 权力制约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红蓝体制和我国现行体制相比，在权力制约方式上有了革命性的转变。 1.3.5.1 由监督制约自己改为监督制约“真正的别人” 在我国现行权力框架内，很难出现“真正的别人”。一是在同行业同部门内，不管是上下级之间，还是同级同事之间，即便是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工作关系，彼此之间也很容易成为“一家人”。二是不同行业和不同部门之间，虽然跨出了行业和部门门槛，却没有跨过地域限制，同在一片蓝天下，自然也容易“和睦相处”，天长日久了，一般还会“亲上加亲”，你利用职权为我谋一些好处，我利用职权为你提供些方便，一张张覆盖整个地区的关系网很容易形成。在没有“真正的别人”的情况下，官官相护是在所难免的，这种在同一张大网下的监督其结果可想而知！红蓝体制则不同，监督方与被监督方可以既不在同一个系统内，又可以不在同一片蓝天下，甚至你连对方的真实名字都不知道，就被对方监督了。相对于监督方与被监督方来说，彼此都是“真正的别人”。既然是别人，在监督和执行过程中自然也就没有了顾虑，当然也不再会有说情、批条子、怕报复等现象的出现，真正的异体监督将会发挥无穷的威力。 1.3.5.2 权力制约力量的逆转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由于缺少适宜的监督制约机制，所以，官官相护、利益集团、黑白两道、黑社会组织等字眼早已灌满了人们的耳朵。黑恶、阴暗势力的强大已到了让人咂舌的地步。相比之下，正义的力量却相形见绌，这正是目前我国腐败现象高发的主要原因。在红蓝体制下，这一切都将会发生逆转，阳光终将照耀大地。 1 明与暗的转变在现行体制下，正义力量往往在明处，而丑恶力量往往在暗处。在红蓝体制中，正义力量绝对在暗处，而丑恶力量却相对在明处。 2 强与弱的转变在现行体制下，正义力量往往表现乏力，而丑恶力量却往往劲道十足。在红蓝体制中，正义力量找到了力量的源泉，而变的无比强大。而丑恶力量却相形见绌，最终不堪一击。 3 截然不同的成本核算在现行体制下，监督者畏缩不前往往是因为不愿意做亏本的买卖。在红蓝体制中，监督者奋勇向前是因为稳赚不赔。 4 监督方式的转变在现行体制下，其实总是用少数人去监督管理多数人（主要是上级管下级），往往是既管不了，又管不好。在红蓝体制中，总是相对多数的人在监督管理相对少数的人（以平级监督平级为主，也包括下级监督上级和上级监督下级，且多是异体监督），力道强劲而又游刃有余。以上权力制约力量的逆转意味着我国权力制衡难题将迎刃而解。 1.3.5.3 市场机制的适度引入将使我国政治体制永葆青春和活力市场机制的适度引入一方面会利于权力的制衡，使我国的权力运作规范化；另一方面，经济人固有的逐利动机还会促使人们按照党和人民的需要去进步，去创新，从而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永葆青春和活力。 1.4 红蓝体制中对于最高层的监督制约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权力被从最高端分成了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几部分。即便是总统、议会和最高法院也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制约。可是红蓝体制却以单个行业为基本权力划分单位，这意味着只有省部级以下的各级各类官员才会受到来自于不同系统或自身系统的监督和制约，而更高级别的官员，主要是中央首长，均不在监督制约之列。这是为什么？在红蓝体制中，对此是这样考虑的： 1 红蓝体制还只处在建议阶段，至今并没有实践机会，所以，可先用省部级以下单位进行试点。如果可行，再推广至最高层。 2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在省部级以下推广红蓝体制成功，那么实际上可能已经没有必要再将红蓝体制的运作形式推广至最高层。这是因为：首先，除了中南海，全国已经形成了红蓝体制的大环境，已不容易再有不和谐音符出现。在这种大环境下，即便是中央领导，也不再有多大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天而行。袁世凯复辟失败事件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其次，最高层领导归根结底都是从下面一步一步上去的，如果红蓝体制是有效的，那么这些领导人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民主与法制环境的足够熏陶，其自觉性应该已相当可靠。再次，如果红蓝体制在中国可行，那么这种制度就会深入人心，得到全体公民发自内心的认可，没有人会想到破坏这一制度。例如：在美国，绝对不会出现两党、议会、总统和最高法院联起手来坑害公民的事情，因为三权分立和多党制早已深入人心，任何倒退都已不再可能发生。 1.5 红蓝体制的权力制衡与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例）权力制衡的简单比较 1 制衡方式的异同不同点：红蓝体制主要用的是异地同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而美国主要用的是本地不同派别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相同点：二者实质上都是真正的“异体监督”。 2 制衡动力均来自于各自的利益驱动在美国，不管是两党、三种权力、媒体还是选民，出于对自身权力或利益的考虑，都有不同程度的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动力，这些“力”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美国式的权力制衡。在红蓝体制中，市场化运作是权力制衡主体之间进行相互制衡的动力源泉。在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官员、群众、媒体、各类组织都将会被不同程度的按照党和国家划定的路径吸引进来，而各自 “吸引力” 的源泉应该主要也是各自的利益。利益的驱动力越强，权力之间的彼此制衡应该越有效！ 3 各自的成本简单的说，美国方式费选票，而红蓝体制费车票。在美国，几年一次的各类选举让人应接不暇，尤其是总统选举，不光兴师动众，而且花费巨大，其巨大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可以说都花在了小小的选票上。在红蓝体制中，因为主要是异地监督，所以，花费应该主要在车票上，这应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和其所获得的巨大收益比起来，肯定会相当划算。事实上，红蓝体制如果能够在我国得以顺利实施，除了要归功于人们日益觉醒的民主意识外，主要应该归功于我国日益发达的交通、通讯设施！ 4 各自的收益在200年的时间里，美国不光在经济和军事上赢得了毫无悬念的世界老大位置，而且还自诩为人权卫士，不断地向外界输出其先进的民主模式。这所有的一切确实与其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方式密不可分。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美国的这一套只能在二十多个发达国家有效，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却大多“水土不服”。红蓝体制应该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权力运作模式，它将一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较经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被动局面。其效果有待检验。但如果被证明红蓝体制的权力制衡方式果然是有效的，那真不知道是否中国也会被西方列入“民主国家”的行列？我喜欢这篇文章，很感性，也很有内容。尽管还没说到位。守住底线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一个脓疮要溃烂，早点的时候能守住，晚点的时候就还是开裂出脓的好。没办法的事情。中国百姓有希望国家动乱的没有？上上下下恐怕都没有。然而，动乱不是百姓搞出来的，如果是他们，早就动乱了。动乱是社会冲突的最高形式。社会矛盾的日益积累，如果的不到缓解，就会酿成冲突。因此关键问题即在于社会矛盾是否能够缓解了。如果想缓解社会矛盾，前提是先干预正视矛盾，而是不遮掩或者靠所谓正确的舆论导向来粉饰。例如：越反越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食品越来越不安全，社会治安越来越糟糕……这些问题最终都会指向体制。这就要求执政党不说空话、套话、谎话和吓人话，真正地拿出具体的措施来，真正站在多数人民的利益一边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可是你以为那是可能的吗？你恐怕就幼稚了。因为二十年的经营，官僚体系已经形成，他们只对上负责对富负责，也就是他们是权贵的代言人。他们不是不懂得什么是应该的，而是不愿意那样去做。因为一旦做了，就会失去自己的地位。于是，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恐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当一个消防队员。把民众的不满情绪“控制”在某种程度中。控制的办法依然是首先有“正确的舆论导向”，另外还可以“杀鸡骇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网络管理”，还有就是领导会适时适刻地说点“一定要……”“必须要……”“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要……”等等的讲话安抚人心。确实，我们不能搞体制改革的大跃进。不能盲目地要求什么民主。因为那样的做法必然带来国家的分裂和人民的苦难。那才是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时刻，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只有不负责任的人和傻瓜才希望那样。中国至少到今天为止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搞政治运动了，经济的告诉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使中国人在世界面前有了抬头作人的实力。从民主建设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比今天中国百姓更加认清民主的重要性的了。社会现实已经给了多数人很好的教育，让他们看清世界也看清自己。中国的革命先辈们努力建设共和，但是真正有如此大面积和深度的民众认识基础的时代应该是今天。我们唯一的出路便是稳步地推行民主建设，渐进式地发展民主。不能下猛药。当然，最关键的是领导者应该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如果连渐进也不让进，恐怕守住社会稳定就很难了。; 个人分类: R2史政经|4261 次阅读|1 个评论

群众话语权、权力滥用腐败和社会稳定: ysughb 2010-6-10 11:06; 这里的话语权指的是指向大家表达个人言论的权利，尤其指通过网络发表言论的权利。前两天由一点小事发现学校的局域网上竟然没有一丁点给普通教师自由发帖的机会，对于新闻报道的实名评论也要在公布前通过审核，所以评论基本上是空白。这两天不免多想一点。想了很多，这里录下困难，大家也未必有时间看，这里就写一下思考的结论吧。看一个单位的权力滥用和行政腐败程度，通过单位网站中（如果有）普通工作人员的自由发帖权限控制就可得到相对于纪检委立案调查要更客观和准确的结论。如果群众言论自由（对文明发帖没有限制）则虽不能保证该单位没有任何问题但至少公权力的行使可面对国家社会和公众，那么该单位的稳定状态将是小事不断大事无犯；若对有自由言论平台但发帖有技术上的严格控制，那么说明该单位公权力的行使必有见不得光的腐败，但也说明该单位公权力的社会责任心和良心尚未完全泯灭，如果整治尚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必要，而该单位的稳定状况在当前状态下是最糟的；如果对群众言论全面彻底的封堵，那么该单位的公权力滥用和腐败必然是已经横行无忌，该单位的局部社会环境趋向为是非颠倒黑白不分，而该单位当前的稳定状况是出奇的好（必然是一片和谐繁荣景象），而彻底的崩溃已完全由时间安排。再顺便说一下对应三种单位的领导。第一种领导手中的公权力由信仰和社会责任诠释，他们支撑着我们社会越来越微弱的希望，但往往现实中必然成为强大的腐败群体的眼中钉并最容易被找到把柄而在政治斗争中牺牲是当前的命运，但理想信仰的坚持会使其在向人民群众的回归中得到生命的升华；第二种领导手中的公权力同时带给他们现实欲望的满足和理想信念的折磨，不论社会历史车轮方向如何，最终不伦的形象和不堪的人生已成注定；第三种领导已经对党、国家和社会命运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现实中驾驭着权力为所欲为的演绎腐败并非仅仅是个人欲望的癫狂，更是大厦必塌的信念中为个人后路的疯狂挖掘。当然，如果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前途还有希望，那么他们的后路将正是他们的坟墓。或许，每个中国人应该思考，当然不仅仅是思考。; 个人分类: 国家与社会命运|3077 次阅读|2 个评论

文化、经济和GDP的随想: weijia2009 2010-5-17 00:54; 想坐下来写个博客，但这几天和这几个月来发生的儿童惨案让我不知该写点啥，很多人在说这是贫富差异持续拉大、社会文化缺失的一种结果。恕我无知，个人觉得上层建筑的那些东西我们这些做自然科学研究的也不见得就看不明白。如果哪天搞自然科学的或者农民们能把纷扰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们的问题给一一解决了，我也不会感到奇怪。解决问题首先是需要有人去思考问题的，现在劳心者们忙于政治学和佛学，能用自己脑袋做简单、理性、线性思考的，只剩下在实验室摇试管的和在乡下修理地球的处于食物链下端的劳力者了。我在去年年底写的博文《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中说过，感觉今天的社会文化已经行进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们需要预测这条折线前行的走势，否则就被动了。今天我就顺着这个思路再想一会儿吧。我们做科研的喜欢设计模型来预测结果，我现在新编一个三角模型来分析文化的走势。一个三角形，顶端就是理想境界，是真善美，那么我们芸芸众生就生活在这个三角的底线上。我们的文化意识是分散的，在底线的左右分布了左倾和右倾思想，左端是日暮途穷下的暴力精神，右端是穷奢极欲下的豪夺意识。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社会下的文化应该是符合高斯分布的，即主流的意识集中在底线中段，因为那里离顶端的真善美最近，和谐社会就是这样的模式。几十年以前我们所处的位置在底线很左的地方，尽管我们当时有理想有抱负，但恕我直言，那时离顶端很遥远。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开始从左向右移动，从甘贫转而拜金。本三角模型的第一条定律，文化的移动通常不经过中间地带直接从左侧跳至右侧，越是极左意识的人，在条件变化后越容易极右，而两端的极端意识之间的互换最快，实际上它们是一样的（类似于处于原子内电子跃迁相同的低能级状态）。这一点看看过去30年来我们社会的文化变迁就不难理解了，无须举例说明。很少有社会能做到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经济的异常发展是有文化代价的，因为刺激人们对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的欲望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模型第二条定律就是经济的快速发展驱使很大一部分人群的社会文化快速右移，趋于功利、贪婪、和拜金，但这个移动不是单向的；与此同时，很大一部分社会底层的文化意识在左移，趋于失落、不平和仇富。这种文化上的反向移动跟社会财富的相对分布和流动是平行的和同步的。从这一点说开去，这样的左右分流就是社会的倒退。从这个模型上看，经济的发展不能代表社会发展，西方国家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历经危机和衰退，结果都是以重创经济为代价而得以维系了文化（在模型中间地带）的凝聚，保住了社会。第二定律的另一层定义是文化的向心力，底线左右两侧的文化分支在任何时候都有向中间核心汇聚的引力，形成维系社会稳定的文化趋同，即主流意识尤其是分配关系和价值观的认同。由此推测，社会将以各种表现方式对任何分裂文化核心的外力施加反作用力，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以进行适应生产关系的结构性调整有其必然性。用行政力量等非自然手段对经济发展的加温只能加速资源分配结构的失调，进一步加剧来自于社会关系的反作用力。两者角力，结果很可以预测，要么经济崩盘，要么社会崩盘。减速重构，协调发展似乎是稳定我们社会的基本出路，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什么高深理论或佛学上的蹈空玄谈能够引导一个包含高速经济和稳定社会的长久发展模式。那么，科学技术这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会导致文化上的两极分化吗？我想科学研究的特点注定了它必须在求真务实的文化范畴－基线的中间地带能得以蓬勃发展，与人文的发展相得益彰。在偏左或偏右的境地创新型科技是发展不起来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和对文化的撕裂也就不足为虑了。另一个问题是GDP的下降是否意味着我们社会财富开始缩水了呢？答案也许是相反的。据统计中国社会的GDP 在历史上的大多时间段高居全球榜首，宋朝是人均GDP的顶峰时期，这一点被很多专家拿来说事，对我国目前坐三望二的形势做注解和乐观性的展望。但换个角度看，历史只是告诉了我们追求GDP以及它的排名一点用处都没有，天朝大国千百年来还不是崩盘了很多次？倾巢之下，岂有GDP可言？GDP代表不了国力，连社会财富都代表不了。从根本上说，应对外敌的掠夺和侵略靠的是民族凝聚力，而民族凝聚力取决于社会财富是否被处于高斯分布下的大多数公民所拥有这么一个基本事实。; 个人分类: 未分类|7794 次阅读|19 个评论

[转载] “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何而来？: gl6866 2010-5-6 12:10; 按：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004/19/t20100419_21292760.shtml 近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首届清华社会发展论坛，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会上发布了《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路。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何而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课题组专家说。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报告指出，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报告分析，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这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而现有维稳模式又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投入。报告指出，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报告表明，甚至在一些地方，维稳已经对政府日常工作造成冲击。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是不少地方出现过的行政实况。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课题组专家认为，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维稳工作方式，维稳成本无疑将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日益沉重的负担。报告指出，目前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课题组认为，长远来看更为不利的是，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进行的一些重要改革，往往由于担心造成不稳定而被束之高阁。有的政策和措施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它们往往被搁置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社会甚至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制约。课题组专家说。社会冲突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课题组专家指出，近年来，大量举国震动的公共事件案例都反映出以上的问题。这是因为现有维稳思路往往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这在基层政府的工作模式中体现尤其明显。报告显示，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我们应当认识到，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不可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的，其中能够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因此，报告提出：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由此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维的关键之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改变目前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性机制。显而易见，规范化、受控制的表达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和影响，远远小于不规范、不受控制的方式。因此，提高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要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特别是强调基础制度和基础秩序的建设与落实。要承认这些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才可能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对其加以规范，确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课题组专家说。破除不稳定幻象课题组还呼吁，目前需要破除普遍存在的不稳定幻象。这种幻象是指，一种看起来似乎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激化、社会稳定面临严重现实威胁的感觉。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尽管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但总体而言，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这些现象加起来，当然会变成一个吓人的数字。而由于缺少应对社会冲突有效措施，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成为一种越来越敏感的现象，有时连正常的讨论和研究都不能进行。报告认为，这种敏感性不完全来自事实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缺少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造成的棘手感。而现有的维稳思维和方式所产生的效应，其本身就有制造紧张空气、自吓吓人的效果。报告预见，当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各种合法方式进行正当的利益表达，尤其是可以利用规范化的群体性利益表达方式时，我国社会将会遭遇一个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井喷期。这也是考虑制度化建设思路时人们不免担心的一个问题。对此，课题组专家认为，对此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草木皆兵。首先，井喷现象并非制度化造成的，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渠道，让以前被掩盖的社会矛盾以规范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并藉此得到可能有效解决的机会。报告也预见了可能存在的社会忧虑。比如担心推行制度化解决后，会不会出现连锁反应？推动利益凝聚的社会组织出现后，政府会不会无法分辨出群众和别有用心的一小撮？课题组认为，实际上这些担心也是不稳定的幻象的表现。我们应该看到，今天，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提供了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而政治框架的基本稳定则提供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中，人心思稳。尽管中国不同利益群体呈现出更大差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用折腾和动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报告建议，为了尽量平稳渡过井喷期，从实际出发，可以考虑过渡性措施。比如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对历史累积至今的矛盾问题采用集中处置，而今后出现的新个案则采用制度化设计。其次，也可采用渐进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机制建设。可以选择对社会和政府形象负面影响较大、涉及人员较少的社会矛盾，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制度化解决试点，给基层官员、矛盾各方以及全社会一个学习和适应的时期。大家都关心到底怎么制度化解决？这里所说的制度化，实际上就是法治化。课题组专家说。别再把民众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由此报告提出：维稳的工作不是要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利益矛盾和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要为这类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渠道与方式，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这一机制包含6个子机制：第一是信息获取机制，比如保证公众阅览非保密卷宗、参与政策听证等的权利。去年本报报道揭露的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代表伪造身份，让相信政策听证了就有公平的社会公众及舆论哗然。第二是利益凝聚机制。目前我国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出现明显差异，本身往往并无对与错之别。但问题是，不均衡的利益格局伴随着产生了农民工和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与一些占有大量资源的强势群体之间不均衡的利益表达能力。因此，集体表达、沟通与协商对于弱势群体就显得尤为必要。课题组专家解释：利益要求的凝聚和提炼，关键在于形成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组织形式。当权利受侵害的人们还是一个个分散独立的个案，分散的、散射的要求是很难在政府决策层面上进行处理的。经验表明，经过凝聚的利益诉求也更容易通过谈判和仲裁的方式获得解决。第三是诉求表达机制。第四是施加压力机制，专家举了目前典型的方式之一：诉诸媒体。第五是利益协商机制。第六是调解与仲裁机制。能够担任最后仲裁者角色的，是政府和司法机构。政府尽管不必直接包办一切，但可以对协商谈判体制起规范作用，既是谈判平台的提供者，也是谈判规则的制定者，更是谈判结果的保障者。课题组专家强调，政府还要注意防止用运动式治理体制化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设。报告中的一段话精彩地概括了两者的差异：制度化的核心是法治，而体制化的核心是人治；制度化要求法律在权力之上，而体制化则是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制度化的关键是权力的适当分散与制衡，而体制化是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制度化的渠道是司法建设和社会建设，而体制化是架设更多的政府部门和过度行政化；制度化相信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体制化则相信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报告指出：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容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这便是制度化建设的两个主要目标。最后，报告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就此而言，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课题组专家说。; 个人分类: 文章转载|1712 次阅读|0 个评论

期待压力下的中国自上而下的改良！: zhangxf0303 2010-4-30 10:55; 人既然活着都有一个活着的原动力，而人活着到底需要什么？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其实说白了，就是给人以希望，让他们有希望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有希望在一个安全的社会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但所有有希望的前提是目前他能够生存（不至于为了一顿饭去杀人放火）！曾看到一个新闻，说一些流浪者为了避免被人欺负。主动感染艾滋病，然后如果谁欺负他他就咬谁，依此来获得自己的相对安全。还有些艾滋病人，感觉自己活得很没有意义，在生活得不到保障时，他会报复社会，他会用自己的血来让更多的人去感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而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我不想危言耸听，我只想思考人做事的动机！而政府究竟需要扮演着什么角色！我主张政府应该毫无条件的保护一些弱势群体（先不谈话语权上的弱势），所有的流浪者，所有的孤寡老人，所有的残疾人，以及所有的绝症患者。让他们可以体面的生存下来，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人性！让他们可以给这个国家一种信任！在一个有power（权力）的政治体制下, 政府应该有能力，有希望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包括廉洁高效的政府，合理的社会利益分配，完善的法律法规执行监督！在一个还没有完全拥有right （权利）的社会，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去为自己的合理的权利去呐喊，去战斗！其实我们已经失去了一次好机会：不得不佩服当年朱镕基的睿智，他的雷厉风行式的反腐廉政改革，曾一度让中国人民感觉到廉洁，公平的政府形象。可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来自政府内部的阻力过大而使得此次改良收效甚微。现在我们期待中国暴风式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因为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充满希望！这是改良中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而当这个时机过后，事实上当少数人绝望后，后果也已经不堪设想！最近的几次极端的报复社会的事件，足以给政府敲响了警钟，当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恐怕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我已经麻木了一个词语的出现成为一种口号，一种运动，从廉洁，到创新，到和谐，到发展.........！我为那些孩子及家长们伤心，因为无辜的他们承受了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我很痛恨那些杀人刽子手，因为他们动摇了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希望。而我不希望看到的只是政府的安抚与同情！社会即人，人即社会！结尾引用我的一片博文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9098 的话！这个社会的现在，就是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难道我们只是欣赏着历史不断再现的看客！人，生有限，思无涯！欢迎批评指正！; 个人分类: 冷眼思考|2508 次阅读|1 个评论

抑制房价是治国安邦的重大决策，北京房价可能会下降80%: chrujun 2010-4-29 20:51; 最近，国务院出台措施抑制房价。与前几次一样，房地产开发商或亲自出马，或是请利益代言人制造房价还会上涨的谬论。其中一个说法是，开发商不差钱，炒房客不差钱。但看看银行统计数据就知道了，有天量贷款流向房地产领域。暂且不谈开发商的谬论如何，我想谈的问题是：为什么抑制房价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房价要降到什么水平才算到位？房价是双刃剑，房价升高，往往伴随着交易量的扩大和房地产的投入增大。国家通过拍卖土地和各种税收可以增加大量财富。增加的钱用处很多，一是国内的各种基础建设，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等等；二是控制国外资源，获取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矿产；三是买美国国债，与美国加深相互依赖，避免美国扼杀中国。可以说，房地产就是政府最大的提款机，它以隐蔽手段回收居民的货币财富。因此，房产价格升高，政府往往乐见其成。然而，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往往潜伏着惊人的风险。这是因为，贪婪的商人和贪婪的民众往往会把房地产像吹肥皂泡吹爆，将肥皂泡式的美丽和快乐化为乌有。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强国都因房地产而遭受重大打击。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局部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已高得惊人，不仅是产生灾难性金融风险的温床，更可怕的是造就了一大批绝望的人群，可能会给中国的社会稳定造成致命的威胁。我在这里不是危言耸听，从近期发生的几起大规模砍杀学生的情可以发现一些端倪。目前，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几倍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政府不对房价上涨的速度加以控制，最终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将进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如果我们看看几页历史书，就知道中国社会动荡的惊人破坏力了。因此，政府这次下定决心抑制房价，可不是闹着玩的。炒房者必将遭受股市一样的损失。房价要下降多少？我这里给出一个合理的估计：北京、上海、深圳和海口等房价疯涨城市，房价最少下降80%。长沙等价格洼地，房价最少下降50%。只有降到这个水平，才能够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个人分类: 中国观察|3848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垃圾焚烧项目已成中国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 qlms 2010-3-7 13:45; 本文作者是韩方明中国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以下为个人观点。本文转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本文网址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00303.shtml 截至2008年，中国垃圾焚烧厂达86个。而据《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纵览表》的统计，仅2010年，国内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就多达41个。各地草率上马垃圾焚烧项目，使得垃圾焚烧的现状与中央政府规划时的初衷背道而驰，不仅可能制造生态灾难，而且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严重威胁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以焚烧的方式处理垃圾，虽然在部分发达国家确实是重要手段，但绝非简单地一烧了之，而必须具备以下前提：　　1、健全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垃圾焚烧的科学性，即不该烧的不烧，该烧的才烧。　　2、在项目立项、选址、环境评估等全过程中，都必须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3、严格的流程控制，无缝隙的全方位监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焚烧质量，把焚烧产生的毒副作用控制到最低。多数垃圾焚烧项目违法操作　　但实际运作中，具备以上前提的垃圾焚烧项目寥寥无几，多数项目往往从立项开始就对周边居民欺、瞒、打、封，违法暗箱操作。例如遭到抵制的广州番禺项目，在2006年就决定建厂，但地方政府一直秘而不宣，公众并不知情，直到2009年9月底随着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随即引爆冲突。　　其次，由于项目涉及巨大的商业利益，许多过程存在若隐若现的权力参与、利益输送的影子。同时，在环评以及专家论证等环节，利益驱使下的学术腐败，也破坏了论证的中立性。在番禺项目中，媒体就披露了地方政府未经过招投标就把25年的广州生活垃圾处理终端特许经营权给予广日集团承包，据估算该集团将因此可得至少500亿人民币的财政补贴；环评中，专家仅以利益为导向而论证等问题。这些都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与恐慌情绪。　　再次，由于焚烧过程完全不透明，厂家偷工减料的现象普遍长期存在，焚烧质量无从保证。尽管多数垃圾焚烧厂都声称自己的焚烧质量达到欧洲标准，但中科院选择国内19家垃圾焚烧厂调研二恶英排放发现，16%的厂家达不到中国标准，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　　这就意味着，各地是在不具备相应社会配套机制，没有基本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大干快上垃圾焚烧项目。这种过于粗放、不顾一切的盲目焚烧，严重威胁国家生态安全，以至于中节能都承认该行业存在环境隐患，并抱怨他们的白鸽湖项目被深圳平湖垃圾焚烧发电厂拖累，他们环保不达标，经常冒黑烟和臭气，反倒使我们在建的电厂停工200多天。多数居民不接受焚烧无害说法　　更重要的是，垃圾焚烧的盲目性使得项目附近居民普遍不接受焚烧无害的说法，他们会利用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持续抵制垃圾焚烧项目，使所在地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联合早报》曾报道，2008年10月，在江苏吴江平望镇，投资3亿多元人民币的吴江垃圾焚烧发电厂被紧急叫停，主要因为数千当地居民聚集该厂点火，并一度拥堵了国道。而这仅仅是近两年众多因垃圾焚烧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例。　　北京市规划的五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因当地居民的顽强抵制，至今未能开工建设；　　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番禺、李坑、花都、东莞，深圳白鸽湖，武汉盘龙城，苏州平望，各地民众均采取散步、上访、堵路、车队游行等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质疑乃至反对，涉及人口达数百万人之多。其中，广州李坑村民经常到广州市、广东省两级环保部门上访。　　与征地、拆迁、司法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相比，因垃圾焚烧而起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所构成的威胁更大。　　其一，涉及的人数更庞大。为了不影响卖地收入，地方政府大都不肯把垃圾焚烧项目设于人口稀疏的远郊，而往往选址城市人口稠密区。以番禺项目为例，选址地已为广州市确认的城市副中心，四周均为大型楼盘，涉及到的周边总人口在70～100万之间。根据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对选址范围8公里左右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7.1%的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发电厂，其中半径2公里内的居民反对率更是达到100%。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反对，其对社会稳定的威胁绝非一般事件可以比拟。　　其二，动员力特别强。因涉及生命健康，群体性恐慌与激愤更容易被放大，所以无分老幼，无分贫富，形成利益共同体，极容易登高一呼，群起响应。这已为去年广州番禺市民11月23日的散步事件所充分印证。尤其是处在城市人口密集区，受影响的居民中精英云集，他们都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都会最大限度调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事件因此容易扩大和升级。垃圾焚烧厂周边群众会长期抗争　　其三，持续时间长。一般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历时都很短，混乱大多会很快过去。而垃圾焚烧项目则不同，只要项目运行一天，与周边群众的矛盾对抗隐患就会存在一天。　　总而言之，垃圾焚烧项目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项目，它对社会配套机制高度敏感。发达国家可采用垃圾焚烧，是因为它们有成熟的法治监管、舆论监管和民众参与。我们必须承认，由于中国的各项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之中，权力的制衡以及公众参与都还存在较多缺陷，对垃圾焚烧的有效监管暂时还没有能力做到。这种情况下匆忙大规模上马垃圾焚烧，随时可能激怒民众。对社会稳定而言，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提请国家发改委注意，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中，应吸取十一五规划的教训，对垃圾焚烧项目的布局持克制和审慎态度，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不是不可以上，但必须以程序健全、社会配套机制成熟，因此焚烧带来的社会生态损失和社会震荡最小化为前提。; 个人分类: 联合早报网|2009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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