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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新探索: tianli99 2013-12-3 20:23; 国外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新探索作者：潘金娥、贺钦、荀寿潇、周淼 2013-11-07　　来源：东方早报文字大小：【大】【中】【小】在全球化纵深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积重难返的国际大势下，包括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虽难以独善其身，但均显现出了快于世界各国平均增长水平的发展态势，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抵御系统危机的能力。随着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命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亟待解答与创新的时代工程。2010年至2013年，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四国执政党先后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总结和反思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并制定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与规划，展现出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和道路。　　加强执政党建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坚定社会主义道路　　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在2013年6月27日与中国社科院学者进行交流时，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教授指出：至今，中共执政64年、越共68年，离苏共74年的执政节点为时不远，中越两党应该高度警惕，努力探讨如何避免重蹈苏共的覆辙，顺利跨越苏共执政74年这个坎儿。杜进森的话实际上表达了社会主义国家学者们的共同忧虑，而学者们的忧虑折射出社会主义各国执政党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一）加强执政党建设和理论创新，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　　1．越南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越共九大正式提出了建立 “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和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法权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并逐步丰富其具体内涵。这是越南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成果，也是其努力构建本国话语体系的体现。　　在越共十一大召开前夕，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苏辉若主持的、旨在形成越共理论体系的一项国家级重大课题就已经展开，并准备命名为“胡志明时代的发展主说”。但由于理论界对“发展主说”的名称有不同意见，因而其最终未能写进十一大通过的修订后的党的纲领和政治报告。但是，新纲领对胡志明思想的根源、地位和作用做了补充。据悉，越南共产党今后还将继续以胡志明思想为基础，形成越南本国的理论体系。　　为了提高越南共产党应对挑战的能力，过去一年，越南共产党从思想建设、机制建设和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加强党的建设。　　首先，越共中央继续按照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越共中央2012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颁布决议，开始在全党范围内进行自上而下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2012年10月初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政治局集体和一名政治局委员（暗指总理阮晋勇）在大会上承认在工作中出现了错误，请求中央委员会给予处分。这些举措，引起了越南国内百姓的高度关注。　　其次，越共一直以来对干部队伍的后备力量机制不全有所忧虑。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干部储备机制。2013年7月份，为期4个月的越共首届高层预备干部培训班在越南胡志明国家政治行政学院举行了毕业典礼。这是越共落实越共四中全会和六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干部规划和预备干部培训的有关内容，旨在对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其他高级职位的干部进行有计划的培养，使其今后进入领导岗位积累专业素质和政治素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讲话，对培养干部后备力量机制寄予高度期望。　　2．古巴　　马克思列宁主义、马蒂主义和卡斯特罗思想是指导古巴共产党和古巴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古巴官方意识形态重要的精神内核，而马蒂主义和卡斯特罗思想既是古巴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逻辑延续与创新，也体现了古巴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何塞·马蒂(1853-1895)是古巴伟大的民族英雄、诗人和思想家，他深刻的时代洞察力源自其丰富的革命实践与思考。马蒂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解放祖国的革命洪流，奔走于西班牙、美国等地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队伍，另一方面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笔耕不辍，抨击殖民政府的罪恶。马蒂有关建立“自由的、有尊严的共和国”、世界平衡、追求社会公正平等及 “我们的美洲”的思想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古巴化的历史性丰碑，是卡斯特罗治国思想的重要来源。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领导古巴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杰出领袖，也是20世纪国际舞台上最具影响力的第三世界领导人之一。自2006年逐渐淡出政坛后，卡斯特罗仍坚持思考与写作，指导和鼓励古巴人民科学清醒地认识世界形势，创新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内出版的《总司令的思考》(2008)、《卡斯特罗语录》(2010)等集中代表了卡斯特罗思想的最新成果。　　2012年1月28-29日，古巴共产党首次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重点讨论了古巴共产党的建设及思想观念转变等议题。会议还明确了古巴共产党未来的工作方向和目标，强调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即从党的领导、组织和思想上确保经济模式“更新”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会议决定，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实行任期制，任期最多不超过两届，每届五年，这意味着古巴将结束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　　3．朝鲜　　朝鲜劳动党致力于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建立本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方面，朝鲜认为“马列主义无法为现实的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不能教条式地服从马列主义。　　另一方面，在反思传统马列主义的同时，朝鲜当局强烈批判了与马列主义竞争的伪社会主义派别。2010 年9月28日，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会议决定修改党章。其中，劳动党的定义由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建的主体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改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政党”，党的最终目标由 “实现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改为 “实现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和人民大众的绝对自主”，删除了“共产主义”字眼。2012年4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修改了党章，把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确定为朝鲜劳动党的指导思想，会议还选举了党中央领导班子，推举金正恩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包括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4月13日，朝鲜第十二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宪法仍以主体思想和先军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2013年1月25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发布公报，宣布通过《关于建立朝鲜劳动党支部书记大会机制》决议书，表示将召开第四届朝鲜劳动党支部书记大会，并将该大会制度化。公报强调，在主体革命斗争伟业进入更新更高阶段的今天，要强化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和基石的党支部的作用、强化全党，为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带来划时代转变。　　1月29、30日，朝鲜劳动党第四届党支部书记大会在平壤举行。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大会与朝鲜2012年6月少年团大会、8月青年节庆祝大会、11月母亲大会等各阶层群众集会属于同一脉络，目的都在于凝聚民意，巩固加强朝鲜内部党、军队和人民的“浑然一体、一心团结”。　　（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1.越南　　2012年10月，越南国会通过了《对由国会和人民议会推选或批准的领导人投信任票》的决议。根据该决议，越南国会将对由国会和地方人民议会推选或批准的越南政府领导人履行任务的结果、执行权限、政治素质、道德和生活作风投信任票。也就是说，在每届政府的五年任期内将要进行两次民意测评，如果两次达不到半数信任票的，则请其主动辞职或上级给予免职处理。选票分高、中、低三种信任度。如半数以上的国会代表连续两年对同一名官员投“低度信任”票，这名官员将受不信任投票；若获“低度信任”票达到2/3，这名官员将立即面临不信任投票。如不信任投票通过，该官员将被迫辞职或被解职。在国会接受投票的47名官员包括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及各部部长等。越南国会6月份投票的结果显示，主管经济工作的官员多数获得低度信任票比例较高，其中总理阮晋勇的低信任票超过30%。　　笔者认为，越南实行对政府官员投信任票的做法，是越南政治系统革新的又一个尝试，也是越南沿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路径走出的一个具体步骤，然而，由于投票机制在制定时就已经留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因此借此达到弹劾官员的几率几乎不存在。也就是说，此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2.古巴　　古巴领导班子老化问题突出，2012-2013年这一问题有所突破。古巴通过调整领导班子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干部队伍有所年轻化。古巴同时还着手行政体制的改革，希望通过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解决腐败和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　　2013年2月25日，古巴举行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通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人大领导班子，并选举产生了包括国务委员会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在内的、由31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劳尔·卡斯特罗再次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据统计，新一届国务委员会的31名领导成员中有17位新面孔，占54.84%，其中13名为女性，12名为非裔和混血人种，平均年龄降至57岁。劳尔·卡斯特罗在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成立大会指出，要保持国家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古巴应通过渐进有序的方式，在未来5年内完成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劳尔·卡斯特罗还提议修改宪法，实行古巴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化，并明确表示这将是他最后一届任期。　　（三）加强反腐和意识形态工作，防范执政风险　　1.越南　　贪污腐败和浪费在越南被定义为“国难”。近几年来，越南的贪污腐败问题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严重和突出。在2012年举行的国会会议上，政府总理阮晋勇承认反腐工作指导委员会存在不足。　　2012年12月6日，政府反腐工作指导委员会通过了《防治贪污腐败和浪费的行动纲领》，制定了2012-2016年政府反腐的主要任务、措施和考核机制等。由于政府反腐指导委员会工作的不力，2012年5月闭幕的越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由中央总书记任组长、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党中央反腐指导小组，中央反腐小组办公室通过网站及时公布有关反腐信息。越共五中全会还建议重新组建越共中央内政部，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参谋机构，同时也是反腐指导小组的常设机构。　　为了鼓励对贪污腐败的举报行为，2012年10月召开的越南十三届国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政府反腐基金，把社会各界和国内外捐赠、没收的违法资金以及拍卖赃物所得等作为资金来源，并把其中30%用来奖励举报。此外，群众还可通过举报和信访渠道直接参与监督。　　2012年11月，越南国会还通过了《防治贪污腐败法》（修订案），该法从2013年2月1日开始生效。根据《防治贪污腐败法》(修正案)，越南的领导干部需在每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将个人财产申报清单在本人所在机关、组织或单位公布；越南国会代表及地方各级人民议会代表候选人的个人财产申报清单也须在选民代表会议上公布。这部法律还对领导干部个人所增加财产的各类义务加以规定，越南国会指定政府负责出台有关领导干部个人所增加的财产定价、申报人的权力与责任、申报手续与程序等的具体规定。　　笔者认为，财产申报只是采取内部公开的办法，而不是向全社会公开，因此还是有暗箱操作和互相包庇的空间，因而也还不具备很强的约束性。但最近两年来，越共已敲下了治理贪污腐败的重锤，出台一系列政策并发起了自上而下的整顿党风党纪运动，因此，修订后的《防治贪污和腐败法》有可能从制度上对防止贪污腐败现象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　　与此同时，越南加大了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2013年1月4日，政府监察部对2012年检察工作进行了总结，公布全年涉及贪污腐败案件89起，涉案金额共计1045.92亿盾，已对其中2个单位的56人提起行政诉讼，移交检察机关24起涉及人员42人，并对20名机关首长进行了责任处罚。　　此外，2012年越南政局面临多方挑战，如和平演变加剧、土地纠纷增多、各种罢工和游行示威增多等。　　2012年11月，越南国会代表通过了《组织征集人民对1992年宪法修正草案的意见》决议。据此，从2013年1月2日到3月31日，越南通过各种方式征集对1992年《宪法》修正草案的意见，目的是发挥越南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同时创造越南人民在立宪工作中的共识，并让《宪法》“体现出越南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围绕宪法的修改，越南理论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各种敌对势力乘机而入，企图通过歪曲和肢解越南共产党的思想理论，进而达到瓦解越南政治制度的目的。其中，以政治异见分子为主联名提出的所谓“72知识分子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要取消1992年版宪法中的第四条，即取消越南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同时要求军队国家化，把“社会主义”从越南国名中去掉，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等。尽管越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和八中全会并不接受这些建议，宪法修正案也在2013年9月之后才会最终形成，但该事件对越南思想理论界和社会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甚至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外“民主人士”和媒体的追捧，其中也不乏故意歪曲事实以及以此影射中国政改的意图。　　敌对势力乘机大搞和平演变，引起了越共高层的高度重视。围绕这一问题，越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杂志》以及《越南军队报》等单位组织了理论研讨会，并且以专栏形式刊登了系列文章，其中不少是越南主要党政领导和著名理论家的文章。如2013年《共产杂志》第1期刊登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公安部部长陈大光的文章《关于当前我国反“和平演变”和“自我演变”的一些问题》；越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梅世阳的文章《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和监督工作，为防止“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取得成效做出贡献》等。　　2．老挝　　2012年4月26-28日召开的第九次组织工作会议全面总结了八大以来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取得的成绩及存在问题。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朱马利到会讲话，指出当前社会对党内部分党员干部革命意志消退、贪污腐化甚至蜕化变质反响强烈，亟须切实加以改进。会议按照九大提出的“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政党，成为有能力为民执政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政党，成为组织意志坚强和牢固团结统一的政党”的要求，制订了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并且出台廉洁从政和反腐相关规定。　　在第二次纪检工作会议（3月26-28日）上，中纪委书记本通作了“关于政府纪检和反贪污腐败工作报告”。朱马利强调要大力抓好党政纪检和反贪污腐败工作。近几年，老挝贪污腐败案件呈上升趋势。　　2012年10月4日，朝鲜平壤，两名女兵挎着时髦的手提包，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早报记者兰卉图　　此次会议制订了“政治局关于党员干部禁止事项的规定”、“政治局关于高级干部政治职责的规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关于新条件下加强纪检监督和反贪污腐败的决议”、“关于加强党委对党组织和党员监督工作的规定”、“2012-2020年国家反贪污腐败战略”（草案）和“关于领导管理干部财产和收入申报的总理令”六份重要文件。　　多维度谋求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完善与创新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关切的重要领域。能否充分释放社会主义生产力，平衡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直接关系到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及优越性的认同。社会主义四国结合各自国情，均进行了不同程度和侧重点的经济改革与探索，改革成效尚待观察。　　（一）越南：以国企改革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自2009年以来，越南经济在低谷徘徊，每年经济增长在5%-6%，远远低于2007年之前连续十多年年均7.5%的增长速度。宏观经济失衡越来越严重，表现为通胀率高企不下、汇率不稳、银行坏账比率接近10%、失业和罢工现象频繁发生等等。在2012年10月22日召开的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四次会议上，总理阮晋勇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越南政府将在2013年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并努力实现三项战略任务：一是着重促进发展人力资源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有效实施三年国家财政投资政策（2013-2015年）；三是促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和绿色科技，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然而，2012年，越南经济增长率创13年来最低，同比增长5.03%，预计2013年也难有起色。　　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力争到2020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确保经济增长质量，强化经济增长效益和竞争力的目标，2013年2月19日，越南政府总理签署了《关于2013年至2020年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经济增长方式向高质量、高效益和高竞争力转型的总体方案的决定》。决定提出的具体目标包括：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市场经济投入竞争优势强的产业和产品的开发，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二是基于改善和提高各经济产业、各地区发展水平，构建合理的经济结构，大力开发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以高科技含量及高增值产业代替一些科技含量和增加值偏低的产业，使之成为越南经济尖端产业。三是逐步巩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强对外开放水平，提升越南国际地位，维护政治稳定，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该决定还提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具体办法以及重点领域结构调整的方向，主要包括控制公共投资比例、金融领域和国有企业的改革等。　　可见，面对经济陷入困境，越南政府努力寻找新的发展突破口，希望提高经济的科技含量，改善经济结构。但实际上，思路和目标并不明确，没有新意，也缺乏具体的有效措施。过去几年来国有企业股份化和私有化的努力，并没有给越南经济增添发展动力。国有企业问题，进而到经济的所有制成分问题，将继续是今后几年越南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越南政府需要认真应对的问题。　　（二）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步伐加快，推出多项新措施　　2013年7月7-9日，古巴第八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对古巴经济模式改革的进展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取消货币双轨制和国企改革即将试水等努力方向。过去一年来，古巴推出了多项经济更新措施。　　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古巴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马利诺穆里略在古巴第八届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宣布，目前古巴的经济改革进入了对国有企业实施改革，给予国企更多自主权的重要阶段。目前古巴的国有企业尚存在计划经济性质，企业取得的所有利润都需要上交国家，而进一步的投资和员工工资及福利都由国家发放。而在此次改革之后，古巴将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在未来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将可以保留50%的利润作为生产投资，而连续两年不能够有效盈利甚至亏损的企业则会被撤销重组。同时也将企业管理权充分下放，让企业拥有可以自主处理废弃或闲置的生产材料的权利。　　实行新的税法。自2013年1月1日，古巴实行全面税收制度，这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并废除全部税收制度以来的第一部全面税法，内容包括遗产税、环境税、消费税、交通税、农场土地税、多种许可费用等19项内容。这项新税法主要针对个体户和小型企业主以及农场主。根据规定，年收入达到1万古巴土比索，约合400美元的人，将会被征收15%的所得税，而年收入达到5万古巴土比索，约合2000美元的古巴人，将会被征收50%的所得税。按照新政的征税范围，一般的工薪阶层、国家公务人员的无税时代并未真正终结。不过有古巴人开始觉得，国内的商品价格似乎正因此有所抬头。对此，古巴问题专家徐世澄认为：即便新的税收法出台，实际上对普通劳动者或者普通公务员还是起不到纳税作用，新的税收法主要针对古巴改革开放中一部分人，包括个体户、私人企业。新税收法的实施对古巴经济还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最起码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而且使收入差距不至于太大。　　颁布新移民法。2013年1月14日，古巴新移民法正式生效。根据新移民法，古巴公民只需出示有效护照及相关目的国的签证即可出境。而此前，根据1976年的移民法，古巴实行严格的出国限制制度，公民在获得外国签证后必须到内政部办理手续繁琐的“白色出境许可”方能获准出国旅行、探亲或留学等。　　放宽私有经济经营范围。从2010年10月25日至今，古巴共先后实行了178种行业的私有制改造，共有40万古巴人进入了私营经济行业，同时其中80%的人加入了工会。以国营餐馆个人承包为例，古巴的这项经济改革涉及到了全国接近14%的国营餐馆，一举改变了国营餐饮业萎靡不振、人浮于事的状态，将竞争和活力重新带回古巴市场。　　放宽贷款条件。2013年2月21日，古巴官方公报公布新规，古巴银行放宽对个体劳动者及个人建造自住房的贷款申请条件。此次新发布的补充规定，将允许申贷者提供其他资产进行还贷担保，例如珠宝首饰、车辆、避暑休闲住房等都可以用来作为担保。这些资产用于还贷担保时，其价值将按市场价格确定。　　扩大农民承包土地面积。2008年7月18日，劳尔·卡斯特罗签署法令，允许农民承包闲置土地，个人可承包的土地面积为13.42公顷至40.26公顷，承包期限为10年，到期后可延长。拥有法人代表的合作社和农场承包闲置土地的面积没有上限，承包期限为25年，到期后也可以顺延。2011年7月19日，古巴宣布，在2007年统计的全国190万公顷闲置土地中，67.7%都以承包形式提供给农民。2012年12月9日，新法令规定，允许农民承包土地的最高限度将从40.26公顷增至67.1公顷。　　上述措施增加了古巴国民的收入。据古巴国家统计局2013年7月6日最新公布的数字，2012年古巴在国有部门工作的职工平均月工资为466比索（折合20美元，23比索等于1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2.4%，即增加了11比索。　　对于古巴的经济更新，学者们也发表了看法。《古巴：从经济模式更新到发展？》一文指出，古巴经济模式更新大体可划分为三个方向：首先，减少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对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方式进行必要的改革与调整。其次，重组国家机器，促进国家行政机构的现代化。通过间接手段调控国民经济，使国有经济保持最大限度的独立。第三，解除限制古巴居民机会的各种禁令。《古巴复兴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一文指出，古巴的领导进行着一种战略性的努力，发起了一项新的旨在恢复“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纠正运动，包括更深层面的、向物质激励的急剧转变，包括一项涉及统一货币、减少津贴和酬金，以及有效地大规模征收直接或间接税的战略。虽然这一战略的初衷是反对收入的不平等，但它能否成功恢复秩序和承诺，也依赖于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古巴将必须发展其政治问责制以抵制行政惯性和腐败，并维持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法性。　　（三）朝鲜：改革前景不明，发展核武器抑或是为换取生存空间　　2012年朝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经济自由的新政策，包括允许更多的自由市场合法存在，将经济管理权力从军队收归内阁，吸引外资，重新开放金刚山旅游，扩大对中国和俄罗斯在罗津特区的承包与合作经营范围等。然而，2012年4月和12月，朝鲜两次发射卫星，2013年2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宣布废除《朝鲜停战协定》，发出战争宣言。对于朝鲜发射卫星和进行核试的目的，学者们众说纷纭。　　2012年4月金正恩发表讲话强调，朝鲜亟待解决的是人民的吃饭问题、粮食问题。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制定了“关于确立朝鲜式的新的经济管理体系”的所谓“6·28方针”，并组织学习和传达。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农业部门引入一种家庭农制度，2-6人一组的分组制生产方式，对产品，国家和农民按照7：3的比例分配。第二，对企业赋予很大的自律权，产品由国家和企业分享，而与生产相关的初期费用，由国家承担。另有报道说，朝鲜着手推进农村改革，并成立了“经济改革领导小组”。但是，这些消息并未得到朝鲜官方证实。日本《共同社》10月18日援引多名朝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金正恩今年废除了秘密资金管理组织“朝鲜劳动党38号室”。38号室被认为是朝鲜赚取外汇的组织之一，通过朝鲜的餐厅、饭店和外汇商店等流通、服务行业筹措外汇资金。废除38号室被外界认为是朝鲜要实行经济改革的信号。　　但朝鲜官方明确表示不会有政策改变：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所谓朝鲜“政策改变”和“改革开放”的传闻无稽可笑，强调朝鲜所有的政策都将秉承伟大领袖的思想和伟业，代代传承，不会发生丝毫变化，称将坚持“主体”、“先军”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　　尽管外界舆论对朝鲜改革开放期望很大，但长期研究朝鲜问题的中外学者基于对朝鲜国内外情况的分析，对朝鲜实行改革开放的前景仍持较为谨慎的看法。朱辽野（编注：吉林省社科院朝韩所研究员）、许永根（编注：长春大学光华学院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分析认为，朝鲜以往的经济改革具有表面性及摇摆性，朝鲜经济改革的障碍因素很多，主要包括对政治稳定的担心、经济状况的制约、缺少领军人物与舆论准备、国际势力的干扰等，朝鲜经济改革存在曲折性和不确定性，但朝鲜经济改革也具有必然性，因为这是摆脱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实现政治稳定的必然选择、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条件。　　张慧智（编注：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院长）认为，朝鲜正在探索“朝鲜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在不触及朝鲜现有体制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改善产业结构，扩大对外经济合作，通过体制外改革，建立新的经济发展体系，探索实现“强盛大国”战略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朝鲜还需要国内外各种条件和措施的配合，需要克服许多困难。　　韩国学者金炼铁认为，朝鲜目前已存在局部的、阶段性的经济改革，而要扩大经济改革，首先要由“改革精英”行使经济方面的政策主导权，其次需要国际紧张局势缓和，先军政治发生改变，最后需要培养能推动改革开放的精英。对目前朝鲜媒体上反对改革的报道，金炼铁认为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落后于现实的变化。　　王木克对朝鲜2012年以来的变化进行分析，提出了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朝鲜此次很可能属于全局范围内的“体系”变化，此次的政策很可能涉及朝鲜国内和国外两大方面，理由是朝鲜“走出去”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思路越来越清晰，举措越来越务实。　　也有学者认为朝鲜不可能进行经济改革，或无意于进行经济改革。Victor Cha对朝鲜的历史、朝鲜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朝鲜的人权记录和朝美关系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朝鲜不可能进行经济改革，因为任何重大的经济改革都会威胁到现政权的生存。张琏瑰（编注：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认为，朝鲜不时显示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的迹象，并非真正发展经济，而是为发展核武器提供经济支持和为发展核武器提供“烟雾弹”，令世人的关注点从核武转向经济。朴熙珍认为，朝鲜是否会走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路，依然存疑。赵南勋认为，朝鲜当政者为维持政权，很难实施改革开放，但尽管不会出现有意识的改革开放，却会发生实际的自由化。张亨铢认为，朝鲜要实行改革开放，首先要保证既得利益层的利益不受损害，也就是要具备控制市场的能力。金锡镇认为，朝鲜并不会自然而然地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会经历一个积极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突破阶段，这对朝鲜当政者是一个考验。　　安德烈·兰克夫（Andrei Lankov）认为，朝鲜并不是一个非理性的国家，朝鲜的领导人并非意识形态方面的狂热分子，而或许是现代世界中最出色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通过成功利用包括核威胁在内的外交手段，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取了支持。该学者认为，尽管掌权者成功地维持了权力，但是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旧的政治制度会缓慢地瓦解，因此，长期来看，无论是否改革，朝鲜的政权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一旦朝鲜尝试改革的话，将会引发政权的垮台。本文认为，自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采取的一系列似乎难以理解的措施，是由于当前的国际环境挤压了朝鲜的变革空间，因而不得不做出一些看似令人捉摸不透的反应，以期出奇制胜。面对中东各国在美国等霸权主义的打击下政权瓦解和国家战乱的局面，朝鲜不得不把拥有核武器作为保住现有政权的最有效办法。朝鲜同时也期望能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只能在保住现有政权的前提下做一些努力，例如对韩国开放开成工业园区，一旦这种努力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朝鲜将放弃经济利益转向保住政权，这正是开成工业园和“六方谈判”时而中断时而启动的原因。总之，朝鲜实行“先军政治”，发展核武器是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做出的一种被迫性的选择，目的是换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四)老挝：落实“三建设”方案，全面推进革新　　2012年5月14-18日召开的老挝人民革命党四中全会要求把实施政治局关于“三建设”3 号决议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三建设”即“将省建设为战略单位，将县建设为全面坚强单位和将村建设为发展单位”的要求。老党总书记朱马利表示：“这是新条件下发扬民主并赋予地方基层主人翁权利的一场深刻变革实践活动”；其目的一是自村级开始，自下而上夯实人民民主制度；二是将九大提出的“四突破”精神变为现实；三是进一步明晰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体系，赋予地方更多权限与职责，努力提升地方党委领导能力；四是实现九大提出的到2015年实现全国贫困家庭仅剩10%的目标，为2020年实现摆脱国家欠发达状态并向工业和现代化转变打下基础。　　为此，老挝人民革命党成立了以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家副主席本杨为主席的“中央三建设试点指导委员会”，分别发布第11、21号命令和16号总理令，将全国51个县和108个村确定为“三建设”试点，政府还确定了优先扶持的64个重点地区。指定政府15个部直接派干部对口蹲点帮扶并提供资金支持，政策银行要向试点县村提供扶贫贷款。　　此外，2012年，老挝积极推进各项革新，包括土地制度分配、行政区划、教育医疗改革和企业的整顿等。并依照“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逐步建设发展国家”的目标要求，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战略规划等。仅七届国会第三次会议（6月20至7月13日）和第四次会议（12月5-9日）就审议和通过了21部法律，并修订了《农业法》和《劳动法》等，通过了9项战略规划，制定了年度7项经济和社会计划与方案。　　老挝积极推进革新获得了显著成效。2012年，老挝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GDP增长率达到8.3%，从而使人均GDP达到了1355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52美元（2011年经济增长率达8.1%，2006-2010年年均增长7.7%）。使得老挝过去几年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10个国家之一。　　鉴于老挝经济刚刚迈入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阶段，而且老挝政府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和积极的开放措施，中国和越南甚至包括美国都积极开拓老挝市场，这对老挝发展经济较为有利。我们预计，老挝今后几年将持续一个稳步增长时期。但老挝思想理论建设方面还很滞后，在开放条件下面对各种外来思想的冲击，老党需要得到更多的帮助。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正如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李远哲副教授所言：“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如果没有思想工作，社会主义制度就不会诞生，也无法存在和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就是生命，社会主义思想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思想基础。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是夯实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并据此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 　　越南、古巴、朝鲜和老挝四国都从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了各种思想理论和文化建设活动。　　1.越南　　2012-2013年，越南持续开展“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运动”、“全民团结建设文明生活方式”运动。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创作和传播有关胡志明和以“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运动”为主题的文学、艺术作品，倡导全民建设文明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品德，树立远大理想，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在思想理论方面，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继续发挥党和政府的决策智囊作用。2013年6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与越共中央智囊团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进行了座谈。根据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的介绍，2013年上半年，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要集中研究的问题包括：如何加强党对群众的动员工作；如何继续推进政治系统的革新和完善；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等。阮富仲提出，中央理论委员会的研究重点是集中研究基础理论和科学依据，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基础，为政策制定奠定理论基础，尤其是总结30年来革新的经验，为十二大做准备。　　2.古巴　　在2013年2月底举行的首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徐世澄研究员介绍了古巴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理念。他说，古巴党和政府强调要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主张“高雅”和“大众”文化同时存在和发展；政府允许自由选择创作题材和艺术表演形式，但不允许以此为手段，宣传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有害思想，强调要抵制帝国主义腐朽文化的渗透。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援引古巴前文化部长阿维尔·布莱的话，表达了古巴对外来文化渗透的观点：“要警惕文化全球化对我们的挑战。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之一，是让人们观察世界的角度趋于单一。有时，最可怕的是，我们消费的竟是好莱坞制作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漫画。古巴对此回应的方式是加强自己的文化和教育，从小培养人们的文化习惯，大量培养艺术导师。” 　　3.朝鲜　　2012年，朝鲜在人民生活福利、教育、保健、文化艺术、体育等文化建设的各个部门取得了成果。建成许多现代住宅、文化福利设施、公园和游乐园，如平壤的仓田街、绫罗人民游乐园、平壤民俗公园、平壤产院乳腺肿瘤研究所、柳京院、人民室外溜冰场、轮滑场、统一大街运动中心等文化福利设施。　　2012年9月召开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12届6次会议发布了关于全面实施12年制义务教育的法令，朝鲜认为这是构建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把人们培养为具有高级文化知识水平、强健体魄、高尚道德品质的文明人的社会制度和法律环境的一件大事。11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新设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之后通过国家性措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体育热，鼓励全国人民积极参加体育活动。金正恩亲自组建了符合新世纪要求的牡丹峰乐团。　　2013年1月1日，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提出，朝鲜建设的社会主义强盛国家是全体人民具备高级文化知识水平、强健体魄、高尚道德品质，在最文明的条件和环境中尽情享受社会主义文化生活，全社会洋溢着美好而健康的生活风气的社会主义文明国家。　　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学者金龙镇对朝鲜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发展过程进行了阐述，认为朝鲜社会主义是把主体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并在其基础上建设和发展完善的主体的社会主义，金日成是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他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主体思想，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主体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付诸实践，从而在朝鲜建立起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金正日在继承金日成主体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先军革命思想、先军政治理论，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的思想理论，进一步深化发展了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金正恩在深化发展主体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创的强盛国家建设战略，即一心团结和不败的军力加上新世纪的产业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强盛国家，还提出了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高举金正日爱国主义旗帜的思想。　　4.老挝　　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老挝人民革命党也高度重视马列主义教育。老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坎蓬·本纳迪在参加2013年首届社会主义国际论坛的发言中指出：老挝人民革命党将文化思想工作视为各个阶段革命的一个主阵地；对于文化的发展，必须将“保护和发展国家和民族的优良文化”与“放弃阻碍国家发展的落后风俗”紧密结合，同时还要有选择地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使之具有国家特点、先进特点和大众特点。　　杨智平在《老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思想理论教育》一文中指出：老挝人民革命党在深刻认识本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在思想理论建设和理论教育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革新路线必须坚持“六项原则”和“五个观点”，开展了党员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学习。　　老挝人民革命党过去主要从越南学习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近几年来，老挝逐步加大了执政党之间的交流，老挝社会科学院也表达了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强烈愿望，在理论方面也希望能够学习和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由于老挝把本国定位为人民民主时期，因此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很感兴趣。目前，老挝学者加强了对凯山·丰威汉党建思想和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可以预见，随着革新的深化和理论研究的成熟，老挝将形成以凯山·丰威汉思想为框架的老挝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上述材料我们观察到，四个社会主义国家都重视思想文化建设，但越南除了在实践层面有所努力外，在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而朝鲜和老挝则更多地在实践层面致力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　　冷战以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新一轮改革势在必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家谋求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前提。尽管各国对改革主体、改革对象、改革动力、改革节奏、改革方式等问题在理论层面与实践领域尚存分歧，但各国各具特色的改革动向已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股不容忽视的历史潮流。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加强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创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只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充分把握社会主义的发展大势与命脉，才能真正抢占构建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先机与话语权。　　结语　　1.只有认真分析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新动向，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坚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探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历经了60多年。60多年中，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有的国家成就辉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有的国家却教训惨痛，国家解体、社会动荡、经济倒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为什么同样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究其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指导思想不同导致了改革结果的不同。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不改革，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完善和发展。但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因此，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如此，我们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只有认真分析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新动向，才能吸取各种经验教训，借鉴各种有益的思想理论观点和各种新实践、新探索，不断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我们要不断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就必须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实践新探索，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一些新理念新主张，各国进步人士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无疑为我们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了富有启益的思想资料和实践做法，这必将有益于我们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促进我们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不断前进。■ 　　（课题组成员：潘金娥、贺钦、荀寿潇、周淼。专题编辑：吴英燕、郑景昕，工作邮箱：wuyingyan@wxjt.com.cn） !-- 相关文章 ·美国如何避免“失去的十年” ·外媒：中国要成为世界第一须转变发展方式 2011-06-20 ·第三世界的困境与发展新模式 2011-06-20 ·英国银行业改革计划失之偏颇 2011-06-20 ·俄罗斯在利比亚问题上是“大变脸”？ 2011-06-22 --; 个人分类: 网络文摘|3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热度 1 mpmhpu 2012-9-2 22:10; 《财经》：在过去30年，中国“两头冒尖”的轮廓显得更加突出和鲜明了。从光明面看，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度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而且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GDP总量增长并不足以说明问题。特别严重的是，近年来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愈演愈烈；腐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贫富差别悬殊，威胁到社会稳定。在这种“两头冒尖”的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变得愈来愈尖锐，形成了几种互相对立的主张。吴敬琏：我在上世纪末期多次说过，在这种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下，中国社会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在此基础上，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大体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取向：第一种观点主张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方向，逐步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基于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者称“法治的市场经济”。第二种观点把“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看作一种可能的体制目标。2008年以来被炒得很热的“中国模式”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宣称，中国经济能够在近二三十年中创造世界公认的优异成绩，根本原因正在于中国拥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和具有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这种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国家战略，不但中国应该继续坚持现有体制，世界各国也应该学习借鉴。而一些代表寻租活动特殊既得利益的人们，不但积极维护现有体制，还力求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在前面两种社会力量展开对战、而社会实际生活中权贵资本主义的影响日益显化的情况下，第三种社会力量公开亮出了回到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主张。他们极力要让人们相信，目前中国遇到的种种问题，不管是腐败猖獗、分配不公，还是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都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甚至要求重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再来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在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理性的讨论受到压制的情况下，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腐败日益猖獗、弱势群体受损害感日益强烈的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把反对的目标从权贵既得利益者转向市场化改革，试图把大众引向歧途。《财经》：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所以，这些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虽然也与大众一起声讨腐败等丑恶现象，但是他们找错了病根，也开错了“药方”。可是，借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煽动，他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吴敬琏：这是最值得人们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中国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一个极端，中断现代化的进程，陷入新的混乱状态。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造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在“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的历史怪圈里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中国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用顾准的话说，“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却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财经》：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因为目前改革迟滞，所以这种悲观论调很有市场。吴敬琏：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传统社会结构的产物。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正在中国迅速壮大。假以时日，随着新中等阶层的发展壮大，我们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谓中国历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财经》：但令人担忧的是，在不同思想观点的碰撞和交锋中，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理性思考和冷静切磋往往被反击谩骂乃至造谣污蔑所排除，在习惯于用语言暴力取胜的情况下，各种不同诉求都有趋于极端化的势头。吴敬琏：正如波兰改革派经济学家科尔奈所言，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目前各种社会思潮能够在理性的平台上充分争论，对于推动中国实行平稳的社会转型，将是很有帮助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诉求都趋于极端化的情况呢？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在中国社会中积累起许多社会矛盾。中国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可是近年来靠的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力”的加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如果不能靠稳健有序的改革主动消弭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各种极端的解决方案就会赢得愈来愈多人的支持。所以，中国克服社会弊病、避免历史悲剧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为近年来中国改革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财经》：若要重启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议程，在改革大方向或者叫做“顶层设计”确定以后，就要进一步讨论各方面改革的具体内容了。吴敬琏：在经济体制方面，进一步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建立和健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使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对平等竞争市场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对一些重要产业的垄断；第二，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改革也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进行。《财经》：国有经济的垄断，既表现为经济性的垄断，即国有企业凭借由政府倾斜政策所支撑的巨大经济实力，足以压制竞争对手；也表现为行政性的垄断，就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保护与自己的利益有关的国有企业(也包括某些本地的非国有企业)，排除竞争对手或者限制竞争。吴敬琏：对第一种类型的垄断，治本之策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并且把其中大部分投入到盈利性的企业中去，与民争利。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应当坚持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的方针，国有经济逐步从一般性的竞争性部门退出。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公共品。目前许多公共品供给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例如，社会保障基金、公租房建设都有很大缺口。这些正是据称为“全民所有”的国有资本用得其所的地方。多年前就有过这样的建议，应当将万亿元的国有公司股权划拨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用以归还国家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做实”他们的个人账户。近年来，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研究、择优采纳的好建议。例如陈清泰教授建议实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并将现在滞留于一般产业的国有资本的30%、或许50%划转到社会保障和其他公益性基金，使国有资产回归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我赞成陈清泰教授的建议。为了实施该建议，可以建立特殊的法定机构来配置和管理国有资本。这一机构负责制定所属基金的运营规则，并对它们的运营状态进行监督。《财经》：根据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和中国一些地区过去的经验，不少人担心，如果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会发生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吴敬琏：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国有企业改制的情况，并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有的国家和地区法制比较健全、社会监督比较有力，或者采取的办法比较得当，国有经济改革的效果就比较好。消极地避开改革，并不能免除权贵以其他方式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危险。因此，应当要求和督促政府负起责任来，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权力在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财经》：由于国有经济原有规模十分庞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有相当部分的国有资本驻留在盈利性的领域。吴敬琏：对于这部分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作为特别法人由国家垄断经营外，绝大多数企业都应当改革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它们作为企业，仍应努力做强做大，但它们应当与其他经济成分平等竞争，而不应享有任何特殊权力和得到政府的任何政策优惠。对于执政党来说，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可靠基础，应更加注意不要按照所有制的性质把企业分成三六九等，而要对它们一视同仁。《财经》：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全面落实中共十七大“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要求这样一个大课题了。吴敬琏：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要消除国有企业以及某些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非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特权；另一方面，要实行“非禁即入”的原则，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还要教育和支持民营企业家群体抵制个别人结交官府、靠依附权力、依附国企寻租的不良行为。《财经》：您在前面提到的消除中国市场中的行政性垄断，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和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现行体制是从计划经济演变而来，至今仍然保留着“国家辛迪加”的许多遗迹。一些国有企业和个别受到政府特殊照顾的非国有企业拥有政府给予的垄断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严重损害了市场秩序。正像有的学者所说，“行政垄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公害”。许多法学界、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经济中的行政性垄断现象和《反垄断法》为何对此无能为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制止这种行政性垄断行为的积极建议。但是这些意见似乎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注意。吴敬琏：完善反垄断立法和加强反垄断执法，是改善中国市场制度必须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公平竞争秩序遭到行政垄断的破坏，的确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这方面的问题变得如此严重，既是由于现有体制存在重大缺陷，也有反垄断不力方面的原因。从反垄断立法方面说，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虽然保留了有关行政垄断的章节，即第五章《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但是它只把违法行为的范围限定在“滥用行政权力”，又把“滥用”的范围限定在“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这就意味着承认一切不涉及地区保护的行政垄断行为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对于违反《反垄断法》的经济性行政垄断行为，是由国家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调查处理的，而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等违法行为的处理办法，却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众所周知，在中国有关行政机关和组织(包括企业)的行政性垄断，通常都是由依据党政主管机关的法规或指令设立的。要这类行政机关“责令”自己管辖的企业去“改正”由自己制定的规章或自己发布的指令所导致的违法行为，岂非与虎谋皮？所以，在中国行政性垄断泛滥成灾，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财经》：正因为这样，不少学者都认为，监督政府的行为、防止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损害市场竞争，应当成为中国《反垄断法》的主要内容。吴敬琏：为了制止垄断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除了坚定不移地进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外，还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垄断的司法改革：第一，修改《反垄断法》或另立针对造成行政性垄断的党政机关的《反行政垄断法》；第二，设立超越于党政机关之上的反垄断执法机关，不但负责处理经济性垄断案件，还应负责处理行政性垄断案件；第三，由于行政性垄断通常与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有关，因此应当修订行政法，授予法院监督政府行为，纠正不当行政作为的权力。《财经》：由于现代市场中经济活动日益繁复多样而且变动很快，为了建立和保持正常的市场秩序，除了法院的执法，还出现了其他执法形式，如行政监管这种准司法的执法形式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在这方面，目前也存在不少问题，亟须加以解决。吴敬琏：这方面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用行政命令的个案干预取代合规性监管，这也为寻租提供了方便之门。例如，在证券市场的监管中用实质性审批取代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严格执行，滋生了种种弊端。在这方面，也要通过积极而稳妥的改革来加以解决。《财经》：不管是经济性垄断，还是行政性垄断，都与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有关。大量事实说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然而，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滞后于实际的要求。这已经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话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但经济体制改革难以深入，而且诸多社会矛盾也无法解决。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需要做些什么？吴敬琏：首先应该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我认为，这里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和实行宪政。法治 (the rule of law)，即法的统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有以下三点：(1)法律是决定对人进行惩罚的唯一依据；(2)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3)法庭的决定是维护个人权利的最后防线。它和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法制或者古代法家所说的“任法而治” (rule by law)有根本的区别。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不过把法律作为自己意志的体现和统治臣民的工具，而现代社会的法治是以体现公认基本正义为依据的法律的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历史上，法治和民主二者的进程是有先有后的。以英国为例，1216年的《大宪章》开始了法治的进程，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是建立民主制度的开端。但是更重要的是，二者相互依存，确立民主制度才是实行法治的根本保障。《财经》：不过，民主制度也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或“直接民主”制。另一种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逐步完备起来的宪政民主制。“文化大革命”实行的就是雅各宾式的民主。吴敬琏：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只能是宪政民主。我们知道，宪法是一个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章程，而宪政的要义在于，要求每一个行使权力的主体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不允许任何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因此，和名义上主权归于大众，而实际上主权归于少数“克利斯玛”(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的所谓“激进的人民民主制”不同，宪政民主要求权力制衡，因而比较容易防止个别人篡夺公共权力，保证主权在民真正得到实现。《财经》：法治、民主和宪政之间是紧密联系，甚至是相互界定的。然而，它们的建立和完善，又不可能一蹴而就。从中国现实出发，从哪里入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最可行的路径呢？吴敬琏：从世界各国实施宪政民主的经验看，结合中国实际，我认为从法治入手进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设，也许是最容易取得成效的。而且，当前人们对于建立法治的要求非常迫切。中国市场已经从以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熟人市场”发展为以非人格化交换为主的“生人市场”，双边和多边声誉与惩罚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需要建立一个以正式法庭为主的第三方执法体系来保证合同的实施。可是，由于这一体系极不完善，“司法地方化”成为合同执行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世界银行编制的各国法治指数排名中，中国的得分一直偏低，况且还从1998年的52.4分降到2004年的40.6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家不能依靠正当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权力对自己的荫庇和自己的竞争优势。《财经》：这种做法扭曲了市场经济规则，不但导致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动力不足，弱化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而且使得行政腐败日益严重，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现代的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所以人们要求建立法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吴敬琏：为了建立法治，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工作。第一，要在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法治观念是当代先进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不仅与中国“君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传统的专制皇权思想相对立，也与“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一类自称的“革命意识形态”有根本原则的区别。它要求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切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导成员，都必须和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方面，完全有必要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真正建立起现代核心价值观”。第二，建立符合公认的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首先，法律和行政机构的政令都必须符合宪法。宪法的主要内容和功能则是进行权力的配置：它一方面要确立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这些权利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侵犯公民权利。其次，在法治的条件下，法律必须具有透明性。透明性有以下的基本要求：一是立法过程要有公众的广泛参与；二是法律要为公众所周知。按照现代法治观念，不为公众所周知的法律，是不生效的法律。现在有些政府官员无视人民的知情权，把反映公共事务处理过程并与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当做党政机关的“内部文件”，并加以“保密”，或者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政府内部寻求处理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不法官员很容易上下其手，枉法害民。三是法律应当适用于全社会的一切行为主体，保持稳定和不追溯既往，这样才能使公民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有稳定的预期，从而安心发展自己的事业。否则行为主体就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只能靠找关系、送贿赂等办法央求具有很大自由裁量权的官员帮忙开特例，才能办成自己的事情。第三，实现法官的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是建立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而司法人员的腐败和行政干预是实现这一基本要求的主要障碍。为了消除这种障碍，除了完善制度，主要要靠提高法官的素质和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要通过自己的党员干部对党组织严格遵纪守法和司法工作的合宪性和合规性起监督保证作用。但是，这种监督保证作用只针对人员任命和审判程序的公正性，而不是直接任命官员、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和决定审判结果。《财经》：如果说，法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那么政府改革就是政治改革的关键内容。目前，中国的政府仍然是“全能政府”体制，虽然一些官员也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口号写在墙上，挂在嘴边，可是他们实际上处在“社会的主人”和“群众的首长”的地位上，以“国家目标”和“公共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在一切问题上包括关系人民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替“治下”的“百姓”做主。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这种完全颠倒了的关系甚至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地方官员被百姓称为“父母官”，为政清廉的官员，被誉为“民之父母”，都成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的事情。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些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才会使一些负责官员在一些关系大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采取极不负责的态度。还有一些不法官员不但不为选民和纳税人服务，还利用自己的权势恣意侵犯他们的利益。许多地方发生的强制拆迁事件，就是官员恣意侵犯公民利益的典型。吴敬琏：13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反复申论，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列宁的“国家的辛迪加”发展而来的“全能政府”体制，其最大弊病，就是颠倒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政府改革就是要把这种被颠倒了的主仆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建立起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要求的政府体制。邓小平曾经根据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历史教训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由于政府既是政治改革的对象，又是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成为推进政治改革的关键。《财经》：虽然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政府要改革，但是对于政府改革的目标，争议很多。有人主张“小政府就是好政府”，有人主张加强政府的控制。吴敬琏：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在我看来，政府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所谓有限政府，是和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无限政府)相反的政府形态。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它所掌握的资源限于与公共物品的提供有关的资源，而不能任意扩张。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的角色应当由市场去担当。所谓有效政府，则是政府应当在纳税人的监督之下，改善政府的管理，杜绝贪污和浪费，做到低成本、高效率地为公众提供服务。《财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有限政府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有效政府就是要求政府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务？吴敬琏：对。一个好的政府，就是一个既能谨守自己的职责，又能为民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政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从当前看，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政府签署的《世界人权公约》对人的基本权利有明确的规定。人民群众的这些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人身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受任何侵犯。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因此，现代国家都有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立法。除了由于涉及国家安全并经法定程序得到豁免的公共信息，都要公之于众。只有建立起信息透明的制度，公民才能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政府和政府官员才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所以，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各级政府必须支持而不是限制公民行使《宪法》赋予自己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职责。第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实现依法行政。在目前的中国，各级政府在配置土地、资金等资源方面拥有过大的权力，对政府活动边界又往往不够明确，这样就使官员掌握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在削减各级政府支配经济资源权力的同时，切实保证所有政府官员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严格遵纪守法，防止他们以国家的名义侵犯公民的基本权益。近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法律法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些法律法规得到切实的执行。在依法行政问题上，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中国共产党党章》所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邓小平根据自己担任国家领导工作数十年的体验以及针对过去在“左”的路线下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情况，反复重申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实现“党政分开”。他还提出过一系列实现这一原则的具体办法。其中一部分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的一段时间中曾经得到过实施。它们的实施经验需要认真总结，存利去弊，加以推广。第三，完善基层选举制度，逐步扩展民主。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从基层选举做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明确提出了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农业“包产到户”以后，创立了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在1982年的《宪法》中明确肯定了这种基层自治制度。1987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1998年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改进了直接选举的程序。截至2010年，全国农村村委会普遍进行了六次换届选举，数百万名“村官”实现了由任命制到直接选举的转换。有些地方还开展了乡镇直选的试验。但是，目前基层选举的选举文化还有待培育，选举被操纵乃至贿选舞弊也时有发生。此外，村自治体的领导体制问题也有待解决。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基层选举上，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完善。第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代社会利益多元，社会活动五彩缤纷，公共事务不能仅仅靠党政机关和行政官员来处理，还要发展民间社会，广泛实行各种社群的自治。然而，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的充分扩张和民间社会活动空间的尽量压缩，因此在1956年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1958年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以后，除了独立性岌岌可危的家庭，其他的社群组织都已不复存在。整个社会的三百六十行，不论属于什么行业或领域，都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这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纤维化的硬结”，或者叫做“没有社会的国家”。如果政府领导做出决策和下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的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但是，这样的体系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社群缺乏自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命令，任何非国家规定的项目或未经官员允许的活动都只能停顿下来，或者举步维艰。在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中，必须提高民间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放手让社群组织自行处理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繁荣。《财经》：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意味着各级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放弃部分权力和增加新的社会服务职能。而割舍自己的权力和进行自我革命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某些政府官员往往成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阻碍力量。他们或者竭力阻挠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力求保持寻租的阵地，或者力图在改革中加进自己的私货，把改革扭曲为新的寻租机会。吴敬琏：确实，作为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治传统很少的国家，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伟大然而极其艰巨的任务。100多年以来，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最近30年，中国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了历史性进步，但是改革仍未过大关，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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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开土地红线请取消预售制度: 热度 1 creator 2012-7-16 11:12; 从目前的动态看，极有可能放开土地红线的限制。外贸不济是实实在在的，房地产调控造成今年经济数据很难看，钢铁、煤炭、海运、工业用电、PMI等没有一个好看的数据，为了接下来几个月的经济数据和就业，他们极有可能放开土地红线，打10年之政的最后一针鸡血。茅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哪红线确实也没啥用，实际的土地浪费和开发浪费很严重，即使放开，中国每人一套房也不会把耕地减产多少。调控政策有点穷途末路的感觉，土地资源不放开，商品房成本就很难下降，除去货币超发的影响，房价的主要上涨动力还是来源于土地，炒房者的作用还是次要的。大量释放新地块，一是可以使土地价格降低，同时量的增长可以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GDP在短时间有保证，给今年的经济数据挣回点面子。但有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放量土地最好取消预售制度，否则下届政府兜不起这个结果。第二，最好是按照小城镇优先，大城市为次，按照人口基数和城市化比例以及当地的GDP及投资综合给予土地放量指标和银行贷款指标（希望是最后一次计划干预了）。第三，小产权房最好有条件的放松，即限制时间或者补缴土地出让金。第四，放量土地最好别只针对商业地产，对实业以及机场、旅游、养老基地的建设最好给予相应的优惠待遇，特别是实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取消预售，理由是当下房地产企业正在进行一次洗牌，套牢了大批人和资金，如果有了低价土地，以此为基础圈住老百姓的钱，而银行和其他融资渠道又不可能继续放大量的资金出来（货币如果再发，死的很快），将出现大量的烂尾楼，下届政府是接不住的。如果取消预售，那么这些投资必然在3年后才能出售，给现在的炒房者或者现在的方式留出一个缓慢释放的时间档期，来得太快，可能遭遇极大的风险。因为低价的土地可能是低价的房屋（大量公租房和小产权），对现有的存量是一个大的冲击，特别是对在建已预售的房屋。小城镇的城市化率最好优先考虑，因为中国还有户籍，很多农民工没有医保、社保养老，没有一个中小城镇化的缓冲，接下来10年的改革将会越来越困难，放老百姓一条生路吧。小产权房15年放还是什么条件放，最好是有明确法律指导。纯商业地产的土地放量将会造成新的不均衡。所有上述政策，可能重点在于可供参考的对话标准，4万亿我们没有标准，90万亿我们也没标准，老百姓没有与政府对话的权力和参考的政策走势，只有投机和被剥削的份。如果放量多少土地的标准和依据没有，也将出现大问题，所以按照一定得刚性指标或者可以让民众和资本家与政府有平等对话权力的法律出来才可能保证这支鸡血下去，下届政府还能不亢奋或者活着。倦了...; 个人分类: 经济生活|1156 次阅读|1 个评论

好文评点：东亚最有可能出大事的国家: 热度 4 dulizhi95 2011-4-21 08:54; 好文评点：东亚最有可能出大事的国家作者：安庆仁文章发于：乌有之乡点击数： 14358 更新时间： 2011-4-18 为节省读者时间，下面本人对该文进行摘要：在世界舆论聚焦北非和中东的时候，我们更不能忽略身边的越南，其内部聚集的矛盾已经或正在逼近爆炸的临界。概括起来分析当今越南社会，主要存在五大问题，一是政改失败。二是经济改革不成功。三是社会分裂，阶层、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四是来自外部势力的颠覆。五是对外战略失败，恩将仇报，认敌为友，终致在国际上孤立无援。一、越南政改话应该从黎可飘说起，他曾是越南人民军的高级将领，后来担任越共总书记，人比较清廉，而且疾恶如仇，担任总书记期间，严惩腐化堕落行为。但此时，越共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树大根深，谁反对他们谁就下台， 2001 年 4 月，黎可飘黯然退场，农德孟在越共九大上全票当选，接替了黎可飘的总书记职务。农德孟是个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本身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自己的主张，越共党代表们所以推举他，那是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不会构成危害，正如当年前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保持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你们不把我赶下台，想拿什么尽管拿，想怎么做尽管做。二、经济改革并不成功就这个意义来说，越南经济前景一片漆黑，曾经有人讲过这样的话： “ 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 ” 也就说，在现阶段，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他的分析非常精准，越南，被他说着了。据说，因为胡志明的一句话， “ 剥削别人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 ” 越南理论界至今还围绕着 “ 资本家能不能入党 ” 的问题争论不休，而事实上，越共中高级领导层，早都变身资本家了。三、社会分裂，阶层、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越南工会只帮资方说话，不帮劳工说话，但这并没能阻止工人罢工。据一份来自网络的资料说，自 2000 年以后，越南工运越演越烈，无论是私企还是国企，无论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的罢工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罢工活动，动辄就有多达数万名工人参加，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稍有不慎，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四、来自外部势力的颠覆五、对外战略失败，恩将仇报，认敌为友，终致在国际上孤立无援下面是本人的点评： 1，关于越南政改对这种并非真正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领袖非常重要。对越共而言，即使没有像我们的毛那样的强力领袖，至少也必须有像邓那样的领袖。毛的特点是强力惩治，邓的方式则是协调约束。何为协调约束呢，各位？即在高层实力阶层之间制定统一的利益平衡规则，个体必须遵循群体规则，而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搞捞好处方面的“社会主义劳动大竞赛”，同时对搞得太过头者加以必要的约束直至惩处。对统治集团而言，若是“选出”太平庸、太懦弱者作为领袖，以致连协调约束的力量都没有，那无疑不利于集团的整体长久利益，前景危唉。 2，关于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关键是必须逐步形成生产和分配的科学合理的秩序，而不是混乱无序，以使人民有安全感，社会有大致的公平感，从而无论富者贫者都觉得心安、自安，这也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前提。 3，关于社会分裂关键是保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世袭不说禁绝，但必须限制，太过贪婪最终只会自食恶果。 4，关于外部颠覆所谓内因外因也。内部搞好了，也不怕外部颠覆。 5，关于对外战略这就是重用人才问题了，而不是只用世袭纨绔，或一些迂腐的“专家”。我们的毛当年就最瞧不起知识分子型的所谓专家。写博客得罪人与人的直觉错误经常写一些关于贪官的博文，纯粹是为了闲聊、开心和吸点人气，绝不意味着得罪真贪官和并非贪官的官。正如我曾经声明过的，我个人无论是主观心理上，还是客观行为上，绝无可能敌视真贪官以及并非贪官的官，或对贪官构成任何威胁。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作为小民，跟贪官干是绝对不明智的。一旦你与贪官开战，你得罪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贪官群体。就算你战胜了某个贪官，你以后还想不想混？其实，单个的贪官，哪怕是职位高，权力大，个性嚣张的贪官，也没什么好怕的，很脆弱，小意思，其不可一世与身陷囹圄之间仅隔着一层薄纸。但贪官作为一个群体就可怕了，这样的群体小民是断断惹不起的。我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尽管也希望看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但，一是这种希望仅停留在希望的层面上，并不强烈，二是只要在我个人头上稍稍公正一点我也就足够了，别的我可没兴趣去瞎参合。然而，人总是喜欢以想当然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一个喜欢在博客上大喊大叫的人，一个喜欢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的人，往往会被认为是口没遮拦，容易出麻烦的人，而客观情况则可能恰恰相反。最近认识了一位网友，感觉可能是政府机关的，有一定职位，交流了一些人生哲学，和互相了解了一些信息之后，其人看了我的博文，一看竟大肆攻击嘲弄贪官，以为我是危险分子，不愿再与我做网聊朋友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若深入一点看的话，本人不仅不容易出麻烦，反而比通常的人要安全得多，我的安全度无限接近百分之百。为什么？我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我的一个朋友，在一位领导手下打工，该领导由于不够慎重，出了点小状况，其实人不错，绝非贪官。省纪委将我这位朋友叫了去，要求其交代那位领导的“问题”。我这位朋友态度非常强硬，他对办案人员说：“当官的怕你们，我不怕你们，我连党员都不是，你们管不了我。我在该领导手下干，只是干规定给我的本职工作，其他一切我既不干也绝不知情。你们需要我向你们详细讲解一下我的工作职责吗？”结果，省纪委只好客气地让他走人。倘若我处在这位朋友的位置，我会比他干得更漂亮。为什么？因为我对相关的政策法规和类似的案例都有很深的研究，同时我相信我的语言逻辑力量以及心理素质会优于纪检官员。所以，直觉有时是害人的！; 304 次阅读|5 个评论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介绍: fouyang 2010-11-11 11:10; 金雁和秦晖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4）在我看来是一本研究苏东波的很好的资料。那些希望超越片面，局部地评论苏东改革功过的人，可以在该书中找到比较完整全面的政治经济资料，包括统计数据和不少民意测验的结果。在比较苏东和中国的改革实践时，该书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他们认为苏东是完善的计划经济。国家计划是通过大规模计算机模型得到的，并得到相当严格的遵守。苏联的计划研究人员甚至在此过程中得到很多数学上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有相当高的效率的，只是和资本主义相比不够人性化（产品不能切合人的需要），也许也缺乏活力。但是如果任何改变扰乱了计划，总体的效率就会大受影响。所以，局部，渐进的改革是很困难的。而全面，迅速的改革必然会造成短期内的经济下降甚至动荡，但当困难时期过去后，恢复和发展也是可能的。事实上东欧的大多数国家现在都已经过了阵痛阶段。相比之下，中国的计划经济是很不完整的，特别是农村。所以任何合理的改革都会带来立即的收益。对中国来说，转型要容易得多，也没有阵痛的阶段。这个差别是双方的初始条件决定的，而不是不同改革策略的结果。该书还分析了东欧各国的改革历程，指出他们经济的升降和政治上的左右漂移很多是客观规律的结果，而不是休克疗法所决定的。通过对这些历程的分析，该书还比较了各种私有化方案的利弊。关于俄国经济好转原因的分析（制度，油价，以前基础等），使我想起八十年代初关于资本市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争论。当时对五小龙成功的原因，也有这样的分歧。但是，关于苏东波的讨论是在一个不同的语境系统进行的。据我所知，没有人用苏东的成功来证明中国改革的失败，或者提出中国要走苏东的路。（主张中国应该马上进行政治改革的人是有的，但他们并没有用苏东的成功作为论据。）相反，苏东的讨论是因为很多人认为苏东的改革是失败的，因此中国应该反其道而行之。要反对这样的看法，只要证明苏东的改革并不失败就行了。从这点上说，有人指出俄国的情况并不像国内宣传的（至少是很多人印象中的）那么糟糕，还是在点子上的。如果承认这个事实的话，那么要坚持说俄国的改革是失败的，光是指出俄国经济好转还有其他原因是不够的。而是需要论证如果没有这样的改革，俄国的经济要更好。不管怎样，苏东改革的实践提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难得的社会学实验室。很多理论和预言都可以在那里得到检验。即使抛开对中国的意义，苏东改革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件事。; 个人分类: 书山有路|4557 次阅读|1 个评论

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改革的特点: 黄安年 2008-12-19 16:17; 20 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经济改革的特点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12 月 19 日发布今年 11 月 6-29 日 , 我为超星数字图书馆讲授《 20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研究》课程 ( 实况录像 , 制作后供高校图书馆和社会使用 ), 总共 20 讲 60 课时 , 其中第八讲西方国家经济改革和政策调整。分以四个问题讲授 : 一 , 20 世纪初的主要改革运动；二 , 三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经济改革的异同；三 , 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异同；四 , 20 世纪以来经济社会改革的特点。现在发布的是第四部分的文字稿主要部分。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成绩和经验是全球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奇葩 , 世界各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坚持和完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 当前协调好经济、政治、社会改革 , 坚持通过完善和深入改革来着力解决多年来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 , 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尤其是协调初次和再次财富及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 , 缓解各类社会矛盾 , 保障在稳定发展中通过继续深入改革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新发展。 ***************************************************** 四 , 20 世纪以来经济改革的特点　　 20 世纪资本主义在上半叶经历了和平发展和世界大战的交替。下半叶以来则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潮流。整个说来，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是和不断的改革和调整政策分不开的。　　在 1945 年以前则是被动的、个别时期的行为，并没有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 1945 年以后往往成为政府的主导行为。 80 年代末期以来又出现了放宽政府干预的政策趋势，目前面临新的转折。　　 1. 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调整在整体上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就西方发达国家来说 , 改革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主体的历史命运。西方资本主义在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竞争中从改革成就中获得了好处。在和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中 , 也处于有利地位。对比 30 年代前后、 80 年代前后、 90 年代中期以来对于三次经济危机的对策 , 以及苏联集团改革上的受挫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成熟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子。这里需要特别强调说明的是 : 1) 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改革是三十年代以来的事在这以前 , 传统的看法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比优越 , 不需调整和改革 , 从而阻碍着对大危机的有效延缓和防止。大危机的深刻教训给人们以危机两重性的新认识 , 推动由坏事向好事的转机。从这个意义上说 , 像罗斯福新政这样的改革对于整个世界的改革运动都富有启迪。它也是 20 世纪以来第一个成功改革的例子。 2) 本世纪西方经济的发展是和不断的改革调整政策紧密相联的　　以美国为例，美国现代史上四个发展阶段是和四次改革调整浪潮相联系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 , 发展和改革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对孪生兄弟。　　　　 20 世纪初的 15 年是美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改革高潮 , 史称进步主义运动改革 , 这次改革高潮和反对或纠正托拉斯兴起时期的弊端相联 , 其结果巩固地确立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地位。　　 20 世纪 30 年代是美国现代史上的第二次改革高潮 , 这次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减轻危机恶果 , 尽快度过危机 , 其结果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25 年 , 是美国现代史上的第三次改革高潮 , 它面对的是对外称霸全全球 , 对内保持繁荣和防止大危机重演的双重任务 , 其结果巩固地保持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强化了国家垄断资本的统治。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始了美国现代史上的第四次改革浪潮 , 它面对的如何解决经济滞胀 , 振兴经济和重振国威的问题 , 其结果初步摆脱了经济滞胀的困境 , 适当调整了垄断和竞争间的相互关系。到 1997 年美国取道了经济年增长 3.8%, 保持低通胀、低失业率的好势头，以及 1998 年预算消除赤字的好成绩。这种成绩的取得仅仅归之于克林顿政府的改革措施是不够的，它和 70 年代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调整政策都有关系。 3) 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已从从单纯应付危机型改革到结构性调整型的改革如果说 , 三十年代及以前的改革主要是单纯应付危机型的 , 那么 , 战后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的改革注重结构性调整。发达国家已经从被动防范型转向主动开拓型调整。从单纯应付危机型改革发展到结构性调整型改革。一些国家还从单纯意识形态型发展到超越意识形态型 , 西方国家注意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成功经验。 4) 各个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国家和市场在改革发展中的互补功能 20 世纪前 25 年到 70 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改革 , 显示了由国家强化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到控制国家干预 ,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这里可以看出尽管市场和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有着不同的变化 , 但是它的互补功能却越来越受到注意。 5) 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注意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协调发展　　一般说来 , 改革已由单一模式向协调发展过渡 ; 西方国家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同样注重政局稳定优先原则 ; 在经济和社会改革中 , 逐步重视公正和效率的协调原则；注意富裕和贫困共生间矛盾的协调。 6) 西方各国注意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 20 世纪以来的经济改革史上 , 已经开始走出所谓美国道路、日本模式而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西方国家日本的发展道路不同于美国 , 也不同于西欧 , 她的强化政府主导型的混合经济管理体制 , 以世界经济为动力 , 推行灵活外向型兼顾内需的贸易 , 金融立国 , 兴国政策 , 她的西方民主政治与日本特色的兼容 , 欧美文化与东方文明的结合 , 弘扬日本文化 , 吸收新儒学和西方文明等均富有日本特色 , 并一度引起世界瞩目 , 而 90 年代以来日本泡沫经济的恶果和持续经济低迷有引起人们对日本模式的疑问。　　事实上美国以引导世界新潮流自居 , 但美国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美国特殊性 , 即使英国也不加照搬 , 其他西方大国多有保留。而日本模式也以走向 21 世纪领航人自居 , 但日本模式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日本的特殊性 , 东亚国家也不加照搬。 7 ）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佼佼者，往往和改革的成功与否关系紧密东亚 70 年代 --90 年代初小龙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作佐证。第一，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民族化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像伊朗巴列维国王那样不顾本国国情 , 全盘西方的政治民主化政策却导致了失败。像非洲某些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导致了失败。一些国家逐步清醒地认识到需要走自己的路。它们慢慢地从西化、苏联东欧化型到开始探索符合本国特色型的改革道路 , 她们既不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也不按苏联模式行事 , 从而开始出现民族化改革即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第二，从半殖民地、殖民地残余的、封闭性的、市场经济不够发育的经济到对外开放转型与世界市场接轨使一些发展中国家走上脱贫道路 , 步入中等发达国家，其中的一条重要经验即发展外向型 , 全方位开方 , 把本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但是，当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相连时，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与世界接轨，在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统治的情况下，本国的实力处于劣势，必须采取十分谨慎和较为稳妥的策略，否则就有可能被外国经济势力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外贸市场中所左右以至给本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蔼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三，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要走。要求按照西方的民主化模式和进程来安排时间表显然史不妥当的。在东亚一些国家的改革，强调在保持政局稳定的前提下，在稳妥和逐步进行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改革时，着力进行发展经济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 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而如果不顾实情推行政治民主化进程，则可能导致动乱，并最终影响改革进程。西方国家的民主改革模式不能生搬硬套。　　　　显然，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将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不改不行，停滞不行，急转弯不行，改改停停也不行。看来有步骤地、持续不断地进行改革是较为有效的途径。　　 8)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深刻教训前已指出现代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不断推行改革和政策调整。在这个 20 世纪的时间里，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曾经通过新经济政策进行重大改革，但是实行了不到六七年后，改革被斯大林和联共 ( 布 ) 中央所终止了 , 此后在 30 年代确立了僵化的苏联模式 , 以至没有或基本上没有改革。所以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苏联显然落后了约莫半个世纪的时间 , 就改革的经验来说 , 苏联无疑是很不够的。同时 , 理论上的滞后和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形成了对于苏联模式改革的极大阻力 , 从而使激化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难度大得多。在这方面苏联和中国是两类不同的典型。苏联从迟迟不进行认真的改革到冒险推行全面的改革，到向资本主义转轨后的休克疗法的急剧变革，给苏联和独联体带来的是一场大的灾难。社会主义的苏联迟迟不改，带来了积重难返的严重后果；而冒险全面改革触发了各种危机的全面激化，最后使得苏联垮台，失去了超级大国地位。即使转轨急剧推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自由化路线，俄罗斯迄今也没有扭转解体的影响。和西方国家不同 ,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国以来总结正反两个方面国内国际经验教训的产物 , 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改革从农村开始 ,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 , 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蕴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 , 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在中国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 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搬用别国的模式 , 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 妨碍人民群众和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中国强调改革是第二次革命 , 目的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主张利用资本主义 , 发展社会主义 , 坚持走自己的路；主张改革需要对外开放 , 对内开放就是改革；主张改革是全方位的；主张改革要善于把握时机；主张改革开放胆子要大 , 要坚决 , 要争取较快的发展速度；主张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强调判断是非的主要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 主张正确处理好发展、改革和稳定的辩证关系。 1978 年以来的 30 年改革之路被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跨入九十年代以来 , 上述当代世界改革潮的特点具有强化趋势 , 从而 , 使这些特点也具有跨世纪特色，同时又在发生新的变化。新世纪 , 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格局的变迁和世界大国的沉浮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各国改革战略的正确与否及其后果。改革兴国，改革强国。 2007 年的金融次贷款危机和 2008 年秋以来的美国和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在这种严峻形势下 , 面临新一轮的改革需求 , 在新的改革大潮中谁拔头筹，人们将试目以待！　现代化是全球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课题。在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 , 我们要特别注意研究全球性现代化发展与改革趋势中的共同课题。中国特色离不开现代化与改革大潮的共性 , 他山之石 , 可以功玉 , 借鉴五大洲东、南、西、北的各国现代化与改革进程中的经验教训 , 是为了中国化 , 为我所用。; 个人分类: 世界历史研究(07-11)|4228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有办法救经济——让房价从1万奔1千，摆脱经济危机(转载): newniu 2008-10-16 21:09; 现在国内经济发展疲软，需求不旺，政府整天想到怎么才能让需求旺起来？我想大家都明白一个基本原理价格低，销量大。让需求旺起来最好的办法是让价格降下来。许多人也许会提出让粮食价格降下来，让医院价格降下来。不过粮食价格再降，一个人也不能一顿吃十斤米饭，也不能把医院病房当旅馆，更不可能没事了出去冻感冒，就是为了吃点便宜药，这叫脑子有病。什么东西的价格应该降下来？自然是那些需求弹性大，价格虚高，垄断性强，对经济影响大，人们不得不买的商品。选来选去，最好的选择就是房产。有人说房地产垮了，经济也会垮。我说经济不仅不会垮，而且还能摆脱未来的经济危机。房地产怎么会垮？只有垮的企业，没有垮的产业。房子价格只是下跌罢了，根本不是垮。房子价格下跌，某些房地产商会跨。经济会垮，这是房地产商给所有人上的套。在世界历史上，人们一听到发展什么产业，首先想到的是某产业成为经济瓶颈，价格畸形地高，必须大发展，降下来。比如说我们要发展IT业，电信业，为什么发展，是因为通信费用高。从来没有说发展电信业，发展了十来年，通信费越来越贵。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发展农业，越发展越吃不起粮食，吃不起菜。越发展越贵，这叫发展吗？这叫倒退。现在房地产正是越发展越贵，实际上是房地产越来越倒退，简单说叫做与历史对着干。前几年，政府提出房地产是支柱性产业。很显然，支柱性产业与历史对着干的结果将是什么？将是经济的衰退。让房地产价格降下来，越发展越便宜，这才是历史的进步。房子价格下降，人民能住上大房子，能买得起房子，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用几个房地产名人的话讲房地产将拉动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为什么房地产成为火车头，不是因为房子价格高，而是因为它带头水泥，基建，建材，钢材等等一系列的消费。那么我们会问？房子暴利有利于此类消费，还是房子处于正常价位有利于些类消费？结果是很显然的，房子正常价，销售量大，自然有利于此类消费了。可是许多大腕却给大家喝了孟婆汤，分不清东西，以为房子降价必然引发地产崩溃，阻碍消费。恰恰相反，正常价格销售房子，只会使房子销量更多，需要更多水泥，建材，钢材，更能拉动经济发展。北京等地的房子价格仍然处于高位，销量上不去，许多人买不起，这不是人民不愿意消费，而是你不让人家消费，那么高的价格，房子难道是黄金屋吗？如果在全国平均利润率的合理价位，相信北京房子销量会大涨，许多人的需求会释放出来，中国的内需不愁上不去，国外经济危机对产业的冲击会小很多。从根本上讲，房价回归正常，有利于经济渡过难关，希望能引起决策人士的注意。有人会问，这会不会引起土地浪费？那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浪费？比如占着茅坑不拉屎叫浪费，海吃烂喝叫浪费。多吃了一碗米饭也叫浪费，就有点过了。多建房并不是建别墅，为什么说浪费？除非说以后没有人在这里住，白建了。那么我们会不会白建？现在在城市打工的人很多，每年毕业这么多大学生，这些都需要房子，担心没有人住吗？显然不是，让房子平民化，实现杜甫老先生千年前的愿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们的经济学家们需要对经济有更多的理解。长痛不如短痛，我们不怕银行破产，也不怕出口衰退，就怕经济学家瞎忽尤，影响政府决策。; 个人分类: 经济流转|3242 次阅读|0 个评论

私家老板为何懂得尊重与善待顾客？: 可真 2008-7-29 14:20; 我到过全国许多地方，上过许多不同的饭店，住过许多不同的旅馆，进过许多不同的商店，一个总的印象是，无论其客观条件优劣，在私人开的店铺里，总会受到自己所期待或至少不失望的尊重和自我感觉良好的善待；相比之下，在公家开的店馆里，这种受到尊重与善待的机遇就十分稀罕了，而经常则会有自觉无奈或悔此一来甚或自感屈辱一类的不悦感受。公私之间这种服务态度与服务质量上的反差，在我是主观感受的不同而已，在店家亦或有主观上的原因，但这里更有其客观必然性，并且也许正是由于自觉地意识到了其客观必然性，才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措施，从而才有了这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但是，仅仅从经济方面来理解这种反差并依据这种理解来开展经济改革，还是不够的，因为一定的经济是有相应的政治作为其保障的，离开这种政治条件，其经济是难以为继的，所以尚需从政治方面来理解这种反差并依据这种理解来开展政治改革，以便使已然被革新了的经济获得适合于自己的政治保障。比较公私店家，为何私家老板远比公家老板懂得尊重和善待顾客？从政治方面来理解，就是因为公私店家的老板与顾客之间有其不同的关系性质：公家老板与顾客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顾客不能直接决定公家老板的去留，因为公家老板的任免是由其上级决定的，所以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和考虑问题，他们只需对其上级负责，如果其上级并不关心其店家的经营情况，而只考虑下级对自己的亲疏关系，据此决定他们对下级的亲疏态度，那末，公家老板就根本不必顾虑其经营状况，从而也根本不必在意顾客的感受，尽管顾客对其店家的感受直接决定着顾客与其店家之间的亲疏即离关系，并由此决定着其店家的兴衰成败之局；反之，私家老板与顾客之间则有直接的关系，顾客能直接决定私家老板的去留，因为私家老板的任免是由其店家的经营状况来决定的，如果其经营不善以致顾客稀少甚至都没有了顾客，其店家就得关门，其老板也就当不成了。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和考虑问题，他们内在地需要对顾客负责，为了使自己的店业兴旺，以图自己老板地位的巩固抑或能做更大的老板，他们不能不关心其店家的经营情况，不能不考虑顾客与自己的亲疏关系，从而当然不能不在意顾客的感受他们希望顾客满意而归，以便其再来或招徕更多的顾客。其顾客越多，其店业就愈是兴旺，其老板的地位就愈是稳固，而且其老板可能会做得比原来更大。由此可见，公私店家所以会有不同的经营状况，其对待顾客所以会有不同的态度，是由于其老板与顾客之间的政治关系性质不同公家老板与顾客之间的政治联系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私家老板与顾客之间的政治联系是直接的而非间接的。进而言之，公家老板的职位及其地位的高低非直接取决于顾客的选择，而私家老板的职位及其地位的高低却是直接取决于顾客的选择。要之，私店老板之所以懂得尊重与善待顾客，其政治原因就是由于顾客是私店老板的直接决定者。据此，应当怎样来开展我国的政治改革，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个人分类: 散文.随笔|4538 次阅读|7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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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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