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跟我本没有关系，因为我根本就没考上过高中。所以，那场考试留给我印象最深的，竞然是拉了一直喜欢的小学同桌的手，小学同桌当然是女生。 我是工厂的子弟，自然读工厂的子弟小学。父亲是当时厂里少数几个大学生之一，虎父应无犬子，母亲更是心高，于是还没入学，就已经学了一、二年级的东西，入得小学，自然是经常双百，科科第一。然后，中苏关系紧张，我们那个地方离苏联不过百十公里，可能怕苏联红军把我打死，家里送我回苏北农村读了两年农村小学。再回来，成绩一落千丈。按我妈的说法，一是我在乡下学坏了，二是我就不是好坯子，把之前学的东西得瑟完，就完蛋儿。那时候，弟弟也开始上学，考试都是双百，于是我在家里就不咋受待见。 他们不待见我没关系，教室里有漂亮同桌，上学就有乐趣。看我同桌现在大妈的样子，真想不起当年她是什么模样。那时候，她是中队长，我是中队委，经常一起组织活动。后来，她成了大队长，我被老师要求不许佩戴两道杠标志，只能坐在下面巴巴地看她主持大队日活动。不记得是什么节日，只记得她穿朝鲜族小朋友的服装，鹅黄幼粉轻纱曼妙，我当时一定是看得傻了。 那时候我们有英语课，不是后来那种李梅之类的，是很有趣生动的教材，但时间很短就停了，所以我的英文也就学到了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的水平。我爹大学毕业，英文不错，同桌家长想让我爹教她英文。我学习不好，大队辅导员想让她帮助我学习。所以每天早上，她都会来我家，我俩头顶着头地I have a pineapple一番，那是我小学最美好的回忆。但是英文老师不这么想，有次课间我和三个小伙伴玩儿得太疯，踩铃进教室，她就把我们罚站在教室外，不许上课。《四个小伙伴》哪待得住，竟然逃了课，上山学雷锋，帮一对老夫妇种了一天土豆。然后，我就不再是中队委，我觉得那是我不好好学习的开端。每天人在心不在，课余不是去摘花，就是去捉虫，倒还满开心。偶尔会有些失落，因为小伙伴里有人去少年宫学做航模，我因为成绩不好，家里不准去。再后来，作为子弟成绩丢人丢到山那边，妈妈脸上无光，把我转学到其他学校。转学以后，虽然一个厂区里住着，却再也没有见过同桌，甚至后来楼上楼下地住，也没见过。 好不容易上了初中，玩儿心不减，成绩在后面晃，高中顺理成章地没考上。而我那可爱的小同桌，居然从子弟中学考到了自治区重点中学，哪还有见面的份儿。 到现在我也没彻底弄明白，我怎么就有了高中学藉，只知道妈妈花了好大力气。不管怎样，我上了一所从来没有应届生考上大学的高中，我考上大学之后，那所中学的高中部就被取消。我的高中同学，都来自重点初中，就是我小同桌去读高中的那所中学的初中部，后来那个初中部也被取消，想想也是有趣。我的同学都来自重点中学，瞧我还很是不起，有的还经常欺负我，也许是因为我上学早，比他们要小两岁的缘故。整个高中，就是举班齐玩儿，很是欢乐，我更是想摘花摘花，想捉虫捉虫，晚上也从没熬过夜。奇怪的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的成绩居然好了起来，每次考试，都要比第二名高出二三百分，后来甚至都替物理老师上课。学习这东西，越好越好。我的成绩越来越高，惊动了学校，校长书记都来亲自上课，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书记给我们讲“雨霖铃”时，坐在第一排的我，脸上湿呼呼的，是他的口水，还是我的泪水。 饶是我的成绩比同学高得离谱，我也没有当年考上大学的准备，毕竟学校没那记录。所以高考紧张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什么生物卷子举起来给同学抄啊，政治用了一半时间就离场之类的事儿都干了。倒是我爹，亲自下厨做饭，睡前嘘寒问暖，显得非常奇怪。更离谱地是，他居然找了辆大卡车，送我去考场，因为下雨。 卡车停在楼下，我那小学同桌跟我在一个地方考试，于是一起走。我先上车，她下楼，多年未见，大姑娘了，明眸皓齿的。工厂卡车的车楼很高，她上不来，伸手让我拉她，车窗外细雨蒙蒙。跟后来的报志愿比，跟后来的交学费比，跟后来的自主择业比，跟后来工作上的蝇营狗苟比，那轻轻一握实在太美。 怎么能比，高考那么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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