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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 标签 人口政策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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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瑞典仲夏节展开谈谈瑞典的人口政策
AlecXu 2019-6-23 02:29
但凡在瑞典生活过的人,恐怕都听说过仲夏节,这是瑞典一年中非常重要的节日。听说过瑞典仲夏节的人,都知道它和夏至日的关系。这个传统有迄今500到600年的历史,相当于中国元末明初时期。在这一天,瑞典未婚的女孩们要在屏息静气的情况下采摘七种花制成花环,男男女女们手拉手围着一个巨大的顶着三角形冠,有两个大花环悬挂于两侧并被枝藤缠绕的大木桩跳舞(见下图)。按照传统,这个庆祝要持续到半夜之后才结束的。 大家不知道的是仲夏节背后更深层次的渊源。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特殊形状的柱子时会阐发什么样的联想。如果做一个点破而不说破的提示,这个传统其实是散发着浓烈的荷尔蒙气息的——我要说明的是,这不是来自于我的个人想象,只要能阅读瑞典语,这都不是秘密。瑞典媒体总会不厌其烦地给大家科普关于瑞典的社会常识,比如瑞典最大的晚报Aftonbladet报道的 11 saker du inte visste om midsommar 。让大家围着柱子跳舞,其实就是提供给人们一个相互认识的情景。关于年轻女孩的花环,其实我也没有介绍完,这个花环按照传统要放在枕头底下陪伴她们入梦,去会见希冀的男子。临近仲夏节,瑞典的国家广播电台Sveriges Radio甚至还有一个另类的科普节目,介绍如何在仲夏节进行野合—— Knulla utomhus på midsommar! 在国家广播电台谈如何在开放的空间做羞羞的事情,这应该是有着含蓄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不敢想象的事情。当然,如果不是Aftonbladet的介绍,我也不会知道原来瑞典此前,还会存在年轻人们在仲夏节大清晨赤身裸体一同踩着露珠去踏青的传统,据说这样就可以保持秋冬时节的健康——科学的解释大概是这样可以多吸收点阳光,多产生一些维生素D。话说,因为近年来的女权运动,在瑞典某些地方还出现了绕着个枣核型大花环跳舞的新传统。我就不做过多解释了,见下图。 我个人觉得Aftonbladet的报道中最有趣的是文章最后一段所援引的一个统计数字,即瑞典人最密集的出生日期就恰好是仲夏节九个月之后的3月22日。 也许阅读文章之前大家还对我的文章标题感到很莫名其妙,相信现在很多人都会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了。事实上,与瑞典国家广播电台的另类科普节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瑞典国家电视台SVT(相当于中国央视一套,就是此前公开播放辱华节目的电视台)的一个每年一季的纪录片——Gift vid första ögonkastet “初见即婚”。事实上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一个纪录片,不如说是瑞典政府参与组织的社会学实验。这个社会学实验的执行者是一群专业的婚姻心理学专家,他们的工作是负责从全国报名参加节目的数千人群中挑选出来在外在条件(包括颜值、身材、工作收入和居住地),内在性格相匹配的男女,并且考虑他们对另外一半的要求,然后直接对他们进行配对,被选中的民众直接参加由节目团队安排的婚礼,亲戚朋友也都应邀参加,并且证婚人,主婚人全都不落,所有仪式全部依照瑞典传统方式并完成正式注册登记,而当事人也有权选择直接退出。而但凡在结婚现场选择完成仪式的,按照实验安排都将直接共同生活一个月——包括蜜月旅游以及双方在男方和女方家同居生活。这个月期间节目组会一直跟踪拍摄参与者的生活,并且心理学专家会根据双方的互动提供一些建议或心理咨询。试婚一个月后,参与者可选择继续保持结婚状态,或者选择离婚。对于选择在一个月试婚期后继续的参与者,节目组会在9个月之后再次回访。 从实验目前的结果来看,瑞典婚配专家的匹配成功率非常低(也许他们还不如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媒婆),从2014年开始对数千报名者中筛选并配对到现在一共尝试12组,只有一组目前还保持婚姻状态,并且这唯一保持婚姻状态的一组还是今年刚播放出来的最新一季的,即新婚一年左右的。我没有看往年的节目,从今年播放的三组参与者的故事来看,成功的这一对非常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价值观和理念一致,能够做深层次精神交流的伴侣。下图是去年参加实验,今年春天在SVT节目播放的三对。 我大胆预测,如果说婚配专家成功将婚配模型优化,瑞典社会将来可能会进入基于大数据监控的,由心理学专家直接为民众配对的婚姻组织形式。这个节目由瑞典国家电视台启动,配备多名专业的心理学专家长期跟踪,尽管从2014年第一期开始起就饱受争议,但显然节目组完全没有因为收到的批评就作罢,而是持续进行这样的社会学实验可以推测,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娱乐节目,而很可能是为国家未来的婚姻家庭组织形式做探测性尝试。我知道很可能不少国人会怀疑我这个推断,认为这是一种过于大胆的阴谋论假设。但是从西方实践过婴儿生育工厂的历史(二战时德国曾经在本国及多个被占国家实施 Lebensborn——“生命之泉”计划,包括波兰,挪威等)来看,这种由专家给民众配对的方式显然更易于被民众接受,只要这种配对模型被验证是有效的。我相信只要成功的案例积累到一定数量,相应的社会学研究论文一定会被发表出来,此后被应用并推广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此外,从逻辑上否认这不是一般的娱乐节目的另一个根据是,不论媒体上怎么铺天盖地得为同性恋做意识形态浓厚的政治宣传,这个由国家电视台主导的电视节目根本不考虑为同性恋者配对,尽管从话题度和新鲜度的角度来说这未尝不可,但这显然与瑞典增加人口的国家战略是相抵触的。 瑞典的精英非常明确的知道,在这个领土面积比德国还要大,人口却只有德国八分之一的国家,要保持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人口资源是非常重要的。瑞典长期实行鼓励生育政策,为育婴期的父母提供各种国家补贴和福利待遇,以及提供公共财政负担的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免费的从初等到高等教育,都是为了配合提高生育人口,保障人口素质,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国策而实施的。
个人分类: 社会科学|2747 次阅读|0 个评论
可否实行差异化的人口政策在资源贫瘠地方更加严厉地限制人口?
热度 4 chenhuansheng 2018-9-27 01:40
左宗棠说陇中苦,甲天下,这是大约150年前的事了。这里的陇中主要指今天的定西地区。前几年的母亲水窖也主要资助这些地区,缺水是这个地区最大的发展制约。这属于自然条件,人工几乎无力改变(近几年的引水工程另说)。 今晚上网上看到一个(以前的)报道说,在最近引水工程以前,家里娶媳妇的最重要资本就是水窖,因为缺水女子都外嫁,光棍现象特别突出。 自然禀赋无法改变,他对人口的发展会形成约束。人口应该不会大规模增长。定西地区恰好也是这样。刚才查了《定西地区志》,解放时人口规模约190万,但2000年左右达300万(大致)。解放以后50年,人口增长不到一倍。而同期全国人口从4亿增长到12亿,增加了两倍。所以定西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 此段数据有误,见附录更改。定西地区人口增长速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在如此资源匮乏的地方,有如此高的人口增长,确实值得思考 ) 但是换个角度看,像定西这样的几乎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为什么人口还在持续增长?我们通过发展农业科技,发展医疗卫生条件,让自然对人口的选择——疾病,饥饿——某种程度上失去作用,只要出生了的人口就会尽量存活下来。发展农业科技短期内可以提高粮食产量,供应更大规模的人群。但是,人口的增加似乎总是跑在粮食等资源供应的前面。不仅定西,甘肃、新疆(乃至陕北)很多地方(局部县市)都是这样。 这就像城市里修路与堵车一样。早期是因为堵车所以要扩宽道路,结果导致更多的车辆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堵车程度。一直修路,一直堵车,越修越堵。 城市可以通过限号、限制汽车贸易来抑制堵车问题。但是国家或地区想过限制人口来适应资源供给吗?我们80年代开始的一孩政策,现在放宽到二孩了,有人预计以后会全面放开。 我们在一些缺水、易旱、土壤盐渍化、沙漠化严重的地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试图改变环境,但是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人口需要养活。这是个矛盾体,不解决迟早要出问题。比如天下都有民勤人就是这个矛盾的最后崩溃。 与其如此,我们是否想过,在这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实施相对严格的人口控制制度?也就是有差别地人口政策! 当然,这又会带来公平的问题。 PS1: 据《定西地区志》,今天的定西地区包括定西县、通渭县、陇西县、渭源县、临洮县、彰显、岷县。1949年,上述定西各县总人口124.45万;1958年151.40万;1990年256.53万;2003年296.35万。2003年,人口数量是1949年的2.4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同期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42亿增长到2003年的12.92亿,末期人口是初期的2.38倍。 由此看,定西地区人口增速与全国平均平均水平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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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借鉴新加坡人口政策
热度 7 fealock 2016-9-6 10:08
发表于9月5日的《联合早报》。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去年确定的全面放开二胎的人口新政,从今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明显、“失独”(独生子女离世)事件的发生、出现较为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都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2013年单独二孩实施以来,效果不如人意,生育率不增反降。这些都是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背后的主要促进因素。 然而,全面放开二胎就能解决以上问题吗?让主要承担生育责任的女性做出生育决定,需要扫清一系列障碍,需要一整套社会政策的支持。但从现有的政策及相关的修订来看,笔者认为新政的效果会非常有限。在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对于鼓励婚育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策体系,但是生育率仍然不断走低,在去年的世界生育率排名中甚至成为世界倒数第一(美国中情局《世界概況》)。或许,考察新加坡的相关政策体系,辨析其优势和不足,可以为中国在推进人口新政过程中提供借鉴。 新加坡在人口政策方面出现过两次大调整。第一次在1970年代。当时,政府推出了类似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第二次人口政策的调整发生在1980年代后期。当政府发现随着单身和晚婚者的增多,人口出生率极速下降、人口结构老年化趋势加强后,开始调整政策,鼓励人们积极生育。直到现在,政府还在不断调整补充各种鼓励政策,以期提高生育率。 新加坡在减少单身或迟婚、鼓励结婚方面,主要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即住房和媒介平台。因为大概80%的国民住在政府组屋,组屋政策对国民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目前的组屋分配是与鼓励婚育相呼应的,单身人士在申请组屋时受到诸多限制(例如必须年满35岁才能提出购买申请),而已婚或计划结婚的人士则能得到优先照顾。另外,政府还通过设立“社交发展网”,为单身者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鼓励多社交和参加活动。 对于已婚夫妇来说,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主要包含在创立于1987年的“结婚与生育配套”内,涉及生育医疗费用、育儿教育费用、工作—生活支持等三大方面。这份配套从创立至今调整过多次,激励措施不断增多加强,其中女性的法定产假不断延长,从最初的8周延长至12周和目前的16周,给职业女性的津贴也在不断增加,雇主解雇孕期女性将面临更大成本的惩罚。更值得注意的是,从2000年开始,政策也开始导向鼓励男性对于育儿的参与。另外,从明年开始,更多对母亲的照顾性措施将生效,例如父亲可享受两周的带薪陪产假,未婚妈妈生产也可以享有16周的带薪产假等。 托儿设施建设方面,新加坡也在不断加强。不但托儿中心的数量在增加,还有越来越多的托儿中心建在工作区域。根据幼儿培育署的信息,现有390个托儿中心设立在工作区域,占全部托儿中心的31%,比2012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铆足了劲鼓励婚育,不仅措施多,还根据时代和家庭概念的变迁不断进行调整。但从目前的生育率数据来看,效果也并不理想,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考虑到社会期望与社会结构,同女性现有生活模式的不兼容。 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新加坡的公共职场领域也存在明显的性别鸿沟,无论横向(产业之间)还是纵向(职位之间),女性都集中于劣势地位。但另外一个现实是,女性的教育程度已大幅提高,也因此会拥有更多的就业和晋升机会。如果不考虑女性群体的这个改变,整个社会仍然抱持女性生养子女、男性赚钱养家的传统观念,对雇主而言,处于育龄阶段的女性则意味着风险与成本。雇主的观念和选择会加大现有职场男女的差距,让婚育男性处于更加优势的地位、婚育女性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父亲红利”(Fatherhood Bonus)和“母亲惩罚”(Motherhood Penalty)。 正如2013年就父亲身份的感知调查所揭示的,新加坡社会仍然将女性的角色定位于家庭之内,期盼她们担当好贤妻良母。没有考虑女性在职场中的地位和选择,并将其整合到婚育政策配套中,所期望的生育目标定然无法达成。 对此笔者建议,通过改变劳动条件,推动更多职场人员(无论男女)积极参与家庭照顾活动和社区照顾活动,在打破公私领域对立的同时,让人们(特别是雇主)认识到家庭和工作的协调,可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更有利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瓦解,促进全面性别平等的实现。在这个基础上,职场的歧视和障碍能得以不断清除,男性会积极参与家庭照顾活动,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在感受到支持友好的环境后,才会愿意选择生育更多的孩子。 中国的人口新政自今年生效以来,全国各地已经陆续开始修订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但所修订的内容非常单一,仅仅是延长了产假和设立了男方的陪产假。这些修订还远不成系统。鉴于中国与新加坡在文化和人口结构及政策方面的诸多相似,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相关配套政策,同时在政策制定之初,就将促进全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建立纳入配套政策中,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个人分类: 政策分析文章|5543 次阅读|9 个评论
人口政策背后的知识与知识分子
热度 9 lvnaiji 2015-10-31 09:29
吕乃基 国人对人口的理解,从封建社会的“多子多福”,大跃进时代的“柴多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到80年代“只生一个好”,再到今日全面开放“二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到底生几个为好?为何时多时少?从“多”到“一”再到“二”,走的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吗? 从根本上说,在这一曲折过程和问题的背后是“真”与“善”的关系,也就是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与主观意愿的关系,或者是博主所提出的“非嵌入编码知识”与价值观和其时独特语境的关系。 经济、社会和人口增长皆有其规律,这就是“真”,是非嵌入编码知识( 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特征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6327 什么是非嵌入编码知识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6138 )。任何价值取向都必须建立在“真”,建立在“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之上,非嵌入编码知识的一个特点是,顺之未必昌,逆之必然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生2.1个左右符合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当然,这只是形形色色现象的抽象,现实世界实际上不存在与之严格吻合的社会,价值观也往往因人因时因地而与之偏离。 仅就中国而言,多少年来指望“多子多福”,上升到社会层面是“柴多火焰高,人多力量大”,旋即又变成“只生一个好”,云云,都是价值判断。在价值判断之“善”与规律之“真”之间存在差异,发生类似于经济领域价格围绕价值规律的波动。这样的差异和波动还关系到特定的语境。 先说“多子多福”。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可以容纳并需求更多人口,特定的语境(农耕、自然经济、儒家文化)培育并容许特定价值观的实现,于是中国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普遍规律。然而,这种对规律的偏离只能在一定范围(时间、空间、幅度)内,否则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倒退甚至崩溃,以“硬着陆”如灾难和改朝换代等方式走向反面,造成人口的急剧减少和增长率下降。 再看“柴多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单独拿出来看,似乎并无大碍,只不过强调了一方面而没有看到另一方面。然而问题在于,那“另一方面”恰恰是被作为意识形态对立面的马寅初提出来的,或者说,马寅初因提出不同的观点而划到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为干掉马寅初,就把那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一起干掉了。本来落后的经济基础就难以承受庞大的人口基数,再加上意识形态之争,人口还要多多益善,特定的语境,造成了双重背离:违背经济规律,以及违背人口增长规律。失去了经济支撑和“另一方面”的制约,恶性膨胀的“一方面”在60年代初即遭遇重创。 接着是“只生一个好”。80年代初,钟摆又摆回来。强大政权凭籍其强大的执行力,在短短的30余年,也就是略多于一代人的时间,硬是“拨正”了航船的方向,剥夺了多少人“生的权利”。这些年来,中国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比来比去,这或许才是世界现代史上最大的奇迹。钟摆带着巨大的惯性越过平衡点朝着相反方向飞去。由人口第一,到出生率最低,到老龄化最严重。一言以蔽之,矫枉过正,矫枉必须过正。过正之后再矫枉。 如今,则是“二孩”。 这样的过程,那里是否定之否定,分明是折腾,甚至灾难。 一般来说,党派在野时会积极发挥对执政党决策的批判职能,然而一旦大权在握往往走向反面,我行我素,听不得不同声音。在上述过程中依然如此,权力成为这些症结的最终推手。先是把马寅初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批倒批臭,之后也没有及早吸纳梁建章等人的建议而调整政策。 本文主要分析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数千年来,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多子多福深入人心。上世纪50年代,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语境下,为避免站错队,一些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便划清界限,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马寅初,给原本与主体、客体和语境无关的非嵌入编码知识打上资产阶级的印记,为违背规律的意识形态张目。80年代的计划生育虽可谓不得已而为之,然而知识分子依然一边倒,给“基本国策”造势,各路专家从各种角度出来论证,只生一个好,既没有全面给出人口增长的规律,也没有觉察问题的存在与积累。举国上下,那些雷人的口号标语随处可见。在舆论的终极轰炸中,生二孩、多孩,给父母、子女、家庭和社会带来的灾难刻骨铭心。 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或热衷或被迫与权力保持一致,时时处处论证权力的正确性,以至每每为权力的错误运行鸣锣开道,其结果不仅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到头来也损害力图维护的权力本身,更严重的是给社会带来灾难。 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揭示各个领域之“真”,给出非嵌入编码知识:规律,给出相应的事实,也就是现实与规律的偏离,分析造成这一偏离的语境和决策者价值判断的不当之处,以及给出调整的可操作的建议。再也不能每当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就附和叫好,论证英明正确,而是要警惕政策的负面影响,警惕负面影响的积累。在此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功能就在于“抹黑”。 知识分子,当划清与权力的界限,划清与资本的界限,这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孩,但愿不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个人分类: 社会评论|4153 次阅读|26 个评论
延续中的全球关注的人口政策和移民、难民政策PDF版
黄安年 2013-1-12 06:49
延续中的全球关注的人口政策和移民、难民政策PDF版
延续中的 全球关注的人口政策和移民、难民政策 PDF 版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3 年 1 月 12 日 发布 笔者的《当代世界五十年, 1945-1995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现在开始发布 PDF 版。新世纪以来 全球人口爆满和移民潮正在延续中 , 在某些方面更有愈演愈烈之势,从来没有一个国际法规和协定来制约世界人口的流动和发展变化。 全球人口容纳在唯一的地球家园中 , 保护一个健康的、可持续运行的地球人口环境,也已经成为制约全球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本书已经绝版 , 而网上收费的文字及 PDF 版未经本人授权,为免费资源共享在我的博客上发布。我曾发布若干篇《当代世界六十年, 1945-2005 》,由于种种原因除总论部分若干篇外 , 分论部分未及继续 , 转眼就到 2015 年,就是当代世界七十年了。 我曾在 2006 年 9 月 28 日 ,我在学术交流网发布 《当代世界六十年经济卷》 《 可持续发展篇( 6 ):世界性人口政策和移民、难民政策》 黄安年文 2007 年 4 月 2 日 , 请见: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1055.html 本文的 PDF 版第 146-162 页,共 17 页。现在的文字版以同题 在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2 月 5 日 发布 **************** 全球关注的人口政策和移民、难民政策 已有 1391 次阅读 2008-2-6 10:25 | 全球关注的人口政策和移民、难民政策 黄安年文 发表:《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版;黄安年的博客 /2008 年 2 月 5 日 发布 本文发表在笔者《当代世界五十年》( 1945-1995 )全球篇中第 7 专题(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版,第 146-162 页。网上发表时,“本世纪”改为“ 20 世纪”。学术交流网 / 世界历史研究 /2003 年 1 月 25 日 首发。现在已 是 11 年后 , 情况又有新的变化 , 这是需要注意的。 ************************************************ 全球关注的人口政策和移民、难民政策 黄安年文 发表:《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版;学术交流网 / 世界历史研究 /2003 年 1 月 26 日 网上首发 7 . 全球关注的人口政策和移民、难民政策 一 . 引起全世界各国关注的人口问题 引起人们对全球性人口问题的重视是 70 年代以来的事。这主要表现在几次有关人口的国际会议的召开和各国政府逐步采取限制人口发展的战略。 1954 年 8 月 30 日 -9 月 10 日 , 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在罗马召开 , 有 70 国的代表 455 人参加。主要涉及人口理论和人口问题。 1965 年 8 月 30 日 -9 月 10 日 , 第二次世界人口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 , 88 个国家和地区的 852 名代表参加 , 交流观点和经验 , 着重探讨人口发展趋势和原因 , 人口变化和社会经济关系 , 人口政策以及人口学方法和技术问题。 对全球人口问题具有重大影响的是 , 1974 年 8 月 19-30 日召开的第三次世界人口会议 ( 布加勒斯特 ), 197 个国家和地区 3,000 多人参加 , 这是一次有政府代表参加的政治性、政策性会议。会议涉及人口发展趋势 , 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开发 , 人口资源与环境 , 人口与家庭以及人口行动计划等。这一年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人口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强调 : 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 人口目标和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各国的主权 ; 一切夫妇及个人有自由地、负责地决定其子女数目和生育间隔等基本权利 ; 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 ; 并在男女平等基础上保障妇女参与教育、社会经济和生活权。 1984 年 8 月 , 又召开了国际人口会议 ( 墨西哥 ) 。和 1974 年相比 , 人们对人口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趋于稳定 , 普遍注意到人口增长影响到在发展方向所做的努力。 148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 大会通过的 世界人口行动计划 涉及粮食、环境、妇女和老年人口等问题 ; 强调了降低生育率与发展的相互关系 ; 关于家庭和奖惩的立法和政策主张既不是强迫性的 , 也不是歧视性的 ; 关于妇女问题强调要使妇女取得与男子一样的真正的平等 ; 从社会经济方面保证妇女对繁育人类后代担负起大部分责任 ; 妇女控制自己的生育能力是它们享受其他权力的基础。〖 1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估计 , 1987 年 7 月 11 日 18 点 23 分 46 秒出生的婴儿 , 将是第 50 亿个人 , 这一天被宣布为“ 50 亿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 1993 年世界人口日前夕 , 发表的 1993 年度世界人口状况 宣布 , 1993 年世界人口已达 55.7 亿 , 发展中国家增长的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 95 %。 1994 年 9 月 5-13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又召开了第 3 次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 有 182 个国家的 3,500 名政府代表、联合国有关机构以及其它 40 个国际组织的 700 名代表与会讨论今后 20 年世界人口与发展的行动纲领 , 此外还有非政府论坛会议的 5,000 名非政府组织代表和 3,800 名各国记者。会议通过的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 , 涉及世界人口的现状与趋势、人口政策、人口与发展、计划生育、妇女地位与保健、人口与生态环境、人口与教育、国际合作等内容。会议在生育权和生育健康等问题上争论激烈。会议强调不应按统一的模式解决各国的人口问题 , 各国可根据本国实际 , 自主决定人口政策、目标及实施方案。联合国机构估计如该行动纲领得到执行 , 则世界人口会从目前的 56.7 亿 , 增加到 2015 年的 72.7 亿 ; 如果得不到执行 , 则届时世界人口会增加到 79.2 亿。中国政府提出 : “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发展问题”。“由于国情不同 , 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各异 , 各国应该根据本国实际情况 , 制订适宜的、有效的人口政策。这是各国的主权 , 应该受到充分尊重。”〖 2 〗 二 . 当代世界各国两类人口政策 当代世界基本上分为两种政策 :  即鼓励人口增殖和控制人口增长。 1. 鼓励人口增殖政策 从人类历史上看 , 几乎所有国家在前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都采取了鼓励人口增殖政策。其基本措施是通过税收、补助和精神奖励 , 鼓励结婚、早婚 ; 谴责和反对独身或晚婚 ; 鼓励多育 , 限制和禁止堕胎和节育。 根据联合国 1978 年的调查 , 世界上倾向于鼓励人口增殖的国家有 36 个 , 人口共 5 亿 , 占全世界人口的 13 %。其中发达国家 13 个 , 发展中国家 20 多个 , 大部分在西亚、原法属非洲尼日利亚和美洲的阿根廷等国。阿根廷信奉天主教 , 主张不节育 , 宣布人工流产为非法 , 严禁避孕药品进口。玻利维亚实行鼓励生育政策 , 关闭计划生育诊疗所 , 禁止实行人工流产和绝育。在古巴政府鼓励局部地区的人口增殖。在非洲人口增长率为世界之最 , 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把人口过剩看作是一个问题。喀麦隆鼓励生育 , 冈比亚则宣布人工流产为非法。在亚洲地区以色列鼓励生育 , 老挝禁止使用避孕药品 , 沙特阿拉伯也鼓励生育。在欧洲宣布鼓励生育政策的是法国、联邦德国和爱尔兰。在近二三个世纪中 , 法国人口一直低于邻近大国 , 战后鼓励一对夫妇生育三个孩子 , 对于儿童的补贴占社会福利开支的 1/5 以上。 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普遍实行鼓励人口增殖政策。苏联学者Б·Ц·乌尔拉尼斯强调 : “目前 , 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政策的方向是鼓励生育”。把鼓励人口生育政策和社会主义性质相联系 , 反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实际上 , 早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 , 俄国就是行鼓励人口增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 苏联损失人力 2,000 万。苏联宪法规定 : “对多子女家庭发给补助并给于优待以及其他家庭补助和救济以表示家庭的关怀。”苏联政府规定多子女职工 , 有 4 个和 4 个以上子女及其他被赡养者的所得税减收 30 % ; 对未婚男子和无子女夫妇应缴相当于 6 %的无子女税 ; 凡生育 5 个及 5 个以上子女者 , 有权到 50 岁时领取退休金。在匈牙利政府规定 , 1974 年起 , 凡有医疗证明的未婚妇女已有 3 个子女的妇女和 40 岁以上的妇女才可实行人工流产。在保加利亚 , 实行鼓励多子女的家庭补助金制度 , 第二个孩子是第一个孩子的七倍 , 母亲生育第一个孩子 , 可得四个月产假期间的工资 , 第三个孩子是六个月产假期间的工资。在住房方面 , 凡有 3 个或 3 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可享有特别急需住房的规定和借款建房的优先权 ; 多子女家庭和不到 26 岁有 2 个子女者则有购房优先权。在民主德国 , 政府不断扩大对多子女家庭的优待。凡有五个子女及五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可以享受无息贷款、减交税款的待遇 ; 税收等级以子女人数多少递减。尽管如此 , 苏联和东欧国家并没有控制住人口的低增长率趋势。〖 3 〗 2. 控制人口增长政策 对人口的真正控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的事。 首先 , 相当一部分国家公开申明人口增长过多 , 要加一控制。 1978 年联合国公布主张控制人口的国家有 46 个 , 占全世界人口的 60 % ; 其次 , 主要控制人口增长的国家超越了社会制度个宗教信仰的界限 , 信奉天主教的国家 , 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也无例外 ; 第三 , 一些国家由不明确到明确宣布控制人口增长政策。例如 , 1947 年墨西哥政府颁布 人口法 , 鼓励人口增殖 , 到 1973 年底 , 墨西哥政府修正了 人口法 , 开始控制人口增长 , 开创了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先例。泰国政府在 50 年代 , 鼓励人口增殖 , 主张早婚、早育 , “孩子越多越好” , “早婚繁荣民族” 但是到了 70 年代末 , 泰国政府宣布了降低人口政策。突尼斯是在穆斯林国家中首先提出人工流产合法的国家。日本则在 1948 年倡导优生保护法 , 目前正转向限制生育 , 控制人口增长政策。 主张控制人口的基本依据是 : 高出生率引起人口增加 , 从而人口抚养费用增大 , 抑制储蓄率增长 , 妨碍国内资本形成 , 延缓人们生活环境和教育机会的改善。从全球情况看 , 它将带来粮食短缺、营养不良、环境毫竭等问题。〖 4 〗 根据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所编的世界五大洲——非、美、亚、欧、大的计划生育情况 , 在 123 个国家的计划生育协会中有 77 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正式的计划 , 另外还有 52 个国家向人民提供了避孕服务。经验表明 , 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与绝大多数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非洲已有 26 个国家的政府或民间机构提供服务 , 有 10 个国家可以从私人医生或数量有限的医院中得到帮助 , 有 5 个国家已经制定了引导计划生育的规划。在美洲 , 美国是计划生育的先驱者 , 几乎所有已婚父母不论其收入多少都使用某种避孕方法。拉丁美洲国家则在 70 年代中期以来改变了冷淡以至敌视的态度。在亚洲 , 多数国家开展了全国范围的计划生育运动。新加坡实行少子女的产妇津贴、税额减免和多子女住房不于优惠政策。泰国规定生第二胎的妇女不能享受产期工资照付的待遇 , 多子女家庭的住房不予优先照顾 , 已绝育者的子女上小学可享有优先权。在台湾地区 , 1973 年起取消了对有两个孩子以上的雇员的补助 ; 对进口的避孕用品免征进口税。在南韩 , 1977~1981 年的四年计划中 , 把计划生育列入更优先的地位。近 20 年间 , 西欧、北美和东亚国家 , 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已达 65-80 % , 平均每对夫妇有两个孩子 , 发展中国家也有 55 %以上的夫妇采取了避孕措施。 发达国家经济高度发展 , 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水平较高 , 还有发达的社会福利措施 , 然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则长期停留在低水平上 , 这表明 , 人口的发展 , 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指标相适应。一般说来 , 发达国家的传宗接代思想不浓 , 妇女就业机会不多 , 一旦有了就业机会不愿为生育孩子而放弃就业 , 所以 , 大多数的年轻人结婚后拼命地工作挣钱 , 充分地享受 , 最后才考虑何时要孩子。 在我国 , 把实行计划生育 , 控制人口增长 , 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基本国策 , 提倡晚婚晚育 , 优生 ,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对农村中确有实际困难的夫妇 , 可以有计划地按排他们在间隔几年后生第二个孩子 ; 对少数民族地区 , 在要求上可以适当放宽。在本世纪末 , 要把人口控制在 12 亿人口左右 , 关键在于能否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在 1962~1985 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 3.6 亿人口 , 现在已陆续进入婚育期 , 这种情况要持续到 90 年代中期 , 如果控制不严 , 则在本世纪末有可能突破 13 亿人口。 1988 年 6 月 30 日 是“亚洲三十亿人口日” , 中国总理发表电视广播讲话 , 他说 : “我们把实行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 , 把控制人口增长作为一项战略任务 , 首先要力争做到在本世纪末把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左右 , 并且还要逐步改善全国人口结构 , 使之有利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实行计划生育 , 控制人口数量 , 提高人口素质 , 是一项关系到中国四化建设 , 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繁荣和家庭幸福的伟大事业。”〖 5 〗 综上所述 , 无论是鼓励还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都涉及到 : 第一 , 用立法程序规定最低结婚年龄及其它有关婚姻法、家庭的条例 ; 第二 , 许可或禁止堕胎和自由出售避孕药品 ; 第三 , 实行对无子女者或多子女者的税收和补助政策 ; 第四 , 在社会福利、住房分配和房租分配方面给以优待或限制 ; 第五 , 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宣传。 此外 , 在人口政策上 , 还有一个提高人口素质问题。这涉及到优生优育 ;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 ; 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人口素质是人类发达程度的综合指示器 , 在一定意义上人口素质反映了整个民族的素质 , 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 是最积极最活跃的生产力。一般说来 , 低人口素质和高生育水平 , 高人口素质和低生育率往往有着相关的同步性。 值得注意的是 ,198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 W ·舒尔茨 (Schultz, Paul T.), 1960 年美国经济学会主席 , 在 1963 年出版了 教育的经济价值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一书 , 1971 年又出版了 人力资本投资 : 教育和研究的作用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of Research) 一书 , 1972 年还出版了 人力资源、人力资本 : 政策问题和研究机会 (Human Resources Human Capital: Policy Issue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一书 , 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 : “人口素质的优劣决定竞争力的高低” , 素质是现代生产力的决定因素。“生产的决定因素不是空间、能量和耕地 , 决定因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他强调人力资本 ( 健康、知识和技能 ) 远比物质资本重要 , 国家间人口质量的差异是后天能力差异的结果。这里包括 : 提高农业经营者的能力 ; 儿童质量投资 ; 教育投资以及健康积累。他认为教育进步是人口质量改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对于提高调整有关经济现代化的不平衡能力具有普遍的、显著的影响 , 它不能仅仅看作是现行消费 , 福利费用的增加和积累的减少 , 而要看作是一种投资 , 是未来收入和享用的基本投资。人力资本论涉及强调教育立国、智力兴国、健康和体育强国 ; 重视人力投资战略 , 克服短期行为 ; 改革劳动就业制度 , 把安置就业改为保障就业 ; 推行计划生育法和优生法 ; 以及控制疾病 , 推行保健和营养方案。从长远的观点看 , 我国的命运、民族的兴衰 ,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 经济发展和振兴 , 要靠技术 , 而技术取决于人才 , 人才取决于教育。根本的问题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 , 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 , 国家、民族的振兴和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 . 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对策 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经引起有关政府的高度注视。日本人的寿命在增长 , 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长的 , 到 1989 年 9 月 , 日本 11200 万人中 , 百岁以上老人 2668 人 , 日本政府给每位百岁老人发奖一个银杯。 1988 年 6 月 , 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 日本经济发展五年计划 (1988~1992), 提出“实现富裕的国民生活” , “伴随高龄化、国际化、信息化和价值观的多样化等现象的进展 , 出现了多样化的居住形态 , 对居住生活的选择也正在向多样化和高档化发展。” 主张“建立与高龄化现象相应的社会保障与促进自助努力” , 实现独特的“日本式福利社会”。 在 1984 年 6 月日本“人口白皮书”中提出 : “不应总把老年人作为受赡养的人来对待 , 如果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 , 就应该利用他们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能力。” 日本的退休制从原来的 55 岁改为 58 岁、 60 岁 , 现在又普遍要求延到 65 岁。根据测算到 2010 年 , 55 岁以上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 27 % , 存在着确保老龄者的就业机会问题 , 这种就业得适合老年特色 , 而不能过劳 , 从而提出“软着陆体制”问题。日本 经济学人 在一篇文章中说 : “这一代人能否及早为美好晚年作准备是日本的老龄化社会能否安定的关键因素。”文章提出应为美好的晚年作好的十种准备 : 为退修作准备 ; 养成有规律的营养平衡的饮食习惯 ; 尽快把自己的业余活动纳入地区社会 ; 扩大交友超越利害关系的朋友 , 不要仅靠退休金 , 尽量向办法增加个人的储备 ; 能敏感地知道自己身体的异常变化 , 经常简单的检查就能进行在早期治疗 ; 让精神年龄主导自己 ; 对学习抱有热情 , 除自己读书外 , 要参加研究会 , 讲座等 ; 努力寻找并坚持珍惜时间的习惯等。〖 6 〗 我国国家统计局 1987 年 11 月 1 日 公布的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 人口中位数为 24.2 岁 , 0~14 岁占 28.68 % , 15~64 岁占 65.86 % , 65 岁以上占 5.46 %。而 1982 年时为 4.89 %。如果以 60 岁以上老年人计算占中国人口的 8.4 %。根据预测 , 到 2000 年 , 老年人人口达 1.3 亿人 , 占 11 % , 届时我国已进入老年型国家。“白发浪潮的冲击”将带来许多新问题 , 如社会劳动力资源相对减少 , 社会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 老年人的社会保障特别是保健 , 长寿、婚姻和家庭生活、文化生活及离退休后发挥余热等问题都提上了日程。〖 7 〗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 , 1990 年美国有 6,350.4 万人超过 50 岁 , 而 1980 年只有 5,896.2 万人 , 1990 年的总人口是 24,871 万人。今后 30 年 , 年龄在 85 岁以上的预计有 1,500 万人 , 增加 4 倍。百岁老人 , 1990 年有 36,000 人 , 而 1980 年时只有 14,000 人。 1990 年 , 美国人口的中值年龄为 32.9 岁 , 而 1980 年为 30 岁。美国人口老龄化的急剧增加 , 对决策者来说是一项挑战。老龄人口对于谁会当选总统和应该制定什么政策比过去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许多 65 岁或以上的人正处在颠峰状态。他们的精力、经验及技能往往是那些 20 多岁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望尘莫及的。〖 8 〗 四 . 战后美国的移民政策 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限制移民法案 (1921 年的紧急配额法 , 1924 年的约翰逊——里德法 ), 其结果使来自欧洲的移民减少 , 其中东欧和南欧移民的配额只占 1/5; 来自亚洲的移民 ( 菲律宾除外 ) 几乎完全停止 ; 来自西半球的移民大增。〖 9 〗二战以后 , 由于种族偏见减少 , 宗教争论减弱 , 容忍精神增强 , 对移民美国的宽松舆论大增 , 从而推动在配额以外的局部性的放宽移民限制的专项法案的颁布。 1946 年美国国会颁布 军人新娘法 (War Brides Act of 1946), 允许美国军人和外国籍新娘及其子女入境。据此共有欧洲生女子 15 万人 , 及其子女 2.5 万人。 1947 年又通过了补充法规 , 增加 5000 名中国新娘和 800 名日本新娘加入美国籍。 1948 年根据杜鲁门总统的要求 , 国会通过 流浪汉法 (Displaced Persons Act), 1950 年又通过了修正案。据此 , 越 41 万流离失所的人员可进入美国。这些人主要来自东欧和中欧因战乱而无家科归的人员。 1952 年 6 月通过了 麦卡伦——沃尔特法 (McCarran--Walter Act), 接纳技术工人和美国公民的亲属 , 废除了亚洲人不准入籍的禁令 , 并给远东每国每年 100 人入境的配额。 1953 年 8 月 , 根据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建议 , 国会通过 难民救济法 (Refugee Relief Act), 在三年内另给欧洲难民 21.4 万以入籍的机会。 1956 年匈牙利事件后 , 国会通过了接纳 29,000 名难民的法令 , 主要是来自匈牙利、南斯拉夫、中国和古巴的难民。从 1945~1965 年间 , 难民入境人数高达 100 多万人 , 占这一时期移民总数的 1/3 以上。〖 10 〗 1963 年 , 肯尼迪发表致国会的咨文 , 认为国民来源说“在逻辑上和理智上”都没有根据 , 既没有满足国家的需要 , 也没有达到国际交流的目的 , 在当今世界共存的时代 ,..... 实为一种歧视。在这同时 , 一多半的移民来自西半球 , 尤其是加拿大和墨西哥 , 还有非法入境的流动农业工人 , 在 1924~1969 年间 , 这种流动农业工人达 550 万人 , 1954 年一年超过 100 万人。 1965 年国会通过了具有重要意义的 移民和国籍法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 of 1965) 在 1968 年 7 月 1 日 正式生效。这一法案规定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只要在精神上、道德上、健康上和经济上的情况符合要求 , 经批准就可以移民美国。来自东半球移民配额每年 17 万人每国每年不超过 2 万人 ; 来自西半球的每年移民 12 万 (1976 年后改为每国每年不得超过 2 万人 ); 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 父母、配偶及子女 ) 获准入境 , 不计在内 ); 义移民先来先办的优惠制取代国民来源原则 , 优先照顾家庭团聚、事业和难民。实行这一法案的结果 , 1968 年后美国每年入籍的在 40 万人以上 , 而 30 年代总共才 52 万人 , 50 年代平均每年也只有 25 万人 ; 墨西哥移民受到限制 ; 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激增。〖 11 〗 1975 年进入美国的印支难民有 50 万人 , 1980 年有 12.5 万古巴人涌入佛罗里达 , 以“特殊入境者”身分进入美国。根据 1980 年的难民法 , 每年可入境难民达 5 万人。 根据 1981 年 7 月 30 日 生效的新移民法又使几百万非法入境的外国人脱离困境。它规定自 1980 年 1 月 1 日起 , 连续居留在美国的人享有有限的合法地位 ; 每年许可 5 万人在指定地区从事指定的工作 , 发给临时工作证 ; 在过去则规定需居住 15 年才能申请归化 , 且不许和家人团聚 , 要交纳税收 , 不能享有补助金 , 精通英语。这是自 1965 年以来的首次重大修正。里根宣布这是 : “保持我们接受踏上我国海岸的外国人的传统 , 不过要通过可控制的有秩序的办法接受他们。” 1990 年 4 月 11 日 , 布什总统以保护旅美中国大陆公民为由 , 发布编号 12711 的行政命令 , 其后适用范围逐渐扩大 , 数达几万人。 1991 年 3 月 4 日 , 美国国务卿以电报 (No. 91-STATE-068325) 通知美国驻外使领馆 , 要求尽量放宽受行政命令保护的旅美大陆人士的近亲来美申请 , 据此又有相当一批人获准来美。至于到了 1994 年 1 月 1 日 以后怎么办 ? 这要看几个利益集团的反复较量 , 1993 年美国政府提出经国会批准通过了给予愿意申请绿卡和入籍的上述中国在美人员以特别的优惠。据此 , 从 1993 年秋起 , 陆续会有数以万计的中国学者和旅美人员获得绿卡或入籍。 199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移民法 , 总的说来 , 放宽了对移民美国的限制。其中有关华人 , 美国国务院编号 (No:91-STATE-118033) 的备忘录 , 综合了 90 年新移民法关于共产党员的规定 : “从 91 年 6 月 1 日 起开始生效 , 申请非移民签证者 , 共产组织成员 , 不再是拒绝给予非移民签证 , 或不准签证持有人身分进入美国的理由” , “但是另一方面 , 从 91 年 6 月 1 日 以后 , 属于上述组织成员 , 仍旧继续是否决移民签证的因素。”关于中国大陆难民 , 有 1959 年陆续逃亡的西藏难民 , 还有 1989 年后逃亡的民运分子 , 其它偷渡香港、澳门、台湾和日本人士被视为非法经济移民 , 而不具备难民的地位。以婚姻关系移民美国 , 是美国移民法注重家庭团聚原则的重要环节 , 华人移民美国的一个重要来源 , 是以配偶身分取得移民签证” 1991 年 2 月 ,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莫内汉提出一项新移民法案 , 要求允许获有美国大学科学学士 , 以及自然科学、工程或电脑硕士、博士的外藉人士移民美国。 同年 2 月 , 美国国务院公布了有关香港移民美国签证有效期延长的办法草案 ( 可到 2000 年 ) 。 86 年 11 月 10 日 , 里根总统颁布的移民法修正案 , 包含了国会制定的给予婚姻移民的约束 , 有关“假结婚”的规定 , 不论是与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结婚的外籍配偶及子女 , 如果在申请取得居留权时 , 结婚尚未到两年 , 只发为期两年的“有条件居留”。新移民法修正了 86 年的法案 , 保护了受虐待的“过埠新娘”。新法案有延期强制离境的条款 , 它不是合法签证 , 与合法的非移民签证的自动延长不同 , 只是延缓执行当事人的出境。但他和非移民护照延长者一样 , 都可以取得工作许可 , 在美国申请合法工作。也可申请调整为移民或非移民身分。还要提到新移民法有关投资移民的规定 , 从 1991 年 10 月起 , 正式接受申请 , 名额为 1 万人 (1991.10.1~1992.9.30), 它规定投资移民需投资 100 万美元的资本 , 成立投资移民的有益于美国的新企业 , 并雇用至少 10 名美国公民。这对于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均有吸引力。〖 12 〗美国的新移民法对移民选择制度、移民、国籍与入籍、帮助难民等作了修订 , 其中第 1182 条拒绝入境的外籍人中 , 仍规定了属于 33 类情况的外籍人不得入境 , 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和歧视性因素。〖 13 〗 1994 年 10 月 7 日 ,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移民法修正案称 : “台湾的总统或其他高层官员 , 为与美国联邦或州政府官员讨论下列事项 , 而申请访美时 , 应获准进入美国 , 除非该官员为移民法禁止入境。”〖 14 〗但是移民法条款中又规定美国国务卿如认为某外籍人士入境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严重不良后果时接拒绝入境。 五 . 80 年代以来的世界难民潮及其对策 前已指出 80 年代以来的世界难民潮人数之多是历史上少有的 , 目前有 5,500 万人流离失所 , 在 20 年中在联合国难民专员办事处登记的就从 1,000 万人增加到 2,300 万人。难民潮的冲击主要在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西方发达国家。如在德国申请避难的人和难民不及德国人口的 1 % , 而索马里高达 20 % , 马拉维 10 % , 亚美尼亚也占 10 %。在巴基斯坦和伊朗有阿富汗难民 300 万。 1992 年世界上接受难民最多的前 5 位国家是伊朗、南斯拉夫、巴基斯坦、马拉维和约旦。〖 15 〗 造成难民潮的扩大只要是战乱和政治动荡的直接影响。其次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推动赤贫地区的人口外迁 , 还有长期以来的民族、种族纠纷造成的后果。如在前苏联分成 15 个独立国家后出现了大规模民族迁移的可能性 , 仅以俄罗斯来说 , 不仅有 6,000 多万前苏联人没有生活在现在的民族国家 , 而且还有 2,500 万俄罗斯人生活在非俄语地区。〖 16 〗 难民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悲剧” 〖 18 〗 由于难民潮的影响 , 欧美国家普遍加强了对移民的限制。在德国 1989 年有 100 多万人迁入当时的联邦德国 , 其中有 3/4 具有德国血统的人。 1990 年在大约 40 万移民中 , 只有一半难民或申请政治避难的人前往德国 , 他们当中 80 %的人具有东欧和东南欧的血统。 1991 年申请政治避难和其它难民的人数共 75.6 万。 1993 年 1 月 1 日起 生效的德国移民法对敌后的法律作了修改 , 规定 : 凡由原来东欧国家迁来的移民根据基本法的第 116 条被确定为“新移民”。〖 18 〗欧洲强化限制移民政策突出反映在规定申根协定的签字国及期望参加的签字国,如移民被一国拒绝,则其他签字国一概拒绝。 注释 :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 : 世界经济百科全书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7 年。 联合国手册 第 10 版。 〖 2 〗参见人民日报 1994 年 9 月 1 日 。 〖 3 〗 Б·Ц·乌尔拉尼斯主编 : 世界各国人口手册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赫茨勒 : 世界人口的危机 , 商务印书馆 , 1963 年。 塔皮诺等著 : 六十亿人——人口困境和世界对策 ,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邬沧萍主编 : 世界人口 , 中国人大出版社 , 1983 年。 吴斐丹主编 : 人口问题与人口理论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1986 年。 〖 4 〗同上。 〖 5 〗人民日报 , 1988 年 7 月 1 日 〖 6 〗 下隆 : 试论弃老、养老和乐老 , 《经济学人周刊》 , 1993 年 2 月 9 日 。 〖 7 〗人民日报 , 1987 年 11 月 12 日 。 〖 8 〗 吉姆·谢维斯 : 延年益寿 , 享受人生 , 《交流》 , 1993 年第 1 期。 〖 9 〗 亨利·康玛杰编 : 美国历史文献 , 第 422 、 453 号 , 新泽西 ,1973 年。参见黄德禄、黄安年选译 :1917-1939 年的美国 , 第 54-63 页 ,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 〖 10 〗 美国国会出版署编 : Congress and A Nation, 1945-1964, 美国国会出版署 , 1965 年。 〖 11 〗同上 , 1965-1968 年卷。 〖 12 〗 1990 年美国新移民法。 〖 13 〗 世界各国法律大典 总编译委员会 : 美国法典·宪法行政法卷 第 12 章移民和国籍 , 第 621-743 页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 14 〗 世界日报 1994 年 10 月 8 日 报道 : 台中华民国总统及高官访美条款另辟蹊径 。 〖 15 〗孙常敏编译 : 欧洲人口迁移新浪潮 , 《上海译报》 ,1994 年 6 月 20 日 。 〖 16 〗王德峰编译 : 世界移民潮 , 参考消息 ,1994 年 8 月 20 日 。 〖 17 〗《难民: 20 世纪的悲剧》,转自《参考消息》, 1996 年 2 月 26 日 。 〖 18 〗孙常敏编译 : 欧洲人口迁移新浪潮 , 《上海译报》 ,1994 年 6 月 20 日 。有关人口政策、难民政策书 目,详见黄安年主编:《二十世纪世界史导读》,上卷,第 112-114 页,北京师范大学, 1996 年。 (下接下篇) [2003 年 1 月 26 日 说明:本文发表在《当代世界五十年》( 1945-1995 )全球篇中第 7 个专题(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版,第 146-162 页。网上发表时,“本世纪”改为“ 20 世纪”。网上发布时分上、下篇) 学术交流网( www.annian.net ) / 世界历史研究 /2003 年 1 月 26 日 重发 本文引用地址: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15-15443.html
个人分类: 世界历史研究(07-11)|2788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口政策调整没什么大不了!顶尖人口学者不要只打口水仗!
热度 3 wya 2012-11-2 13:23
博主注: 1、放开二胎,是对各省市计生条例具体款项的修改,而不是基本国策的变动。 2、放开二胎,体现的是国家对家庭自主生育决策权的下放。其原因绝不应该是为了所谓的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教条化的学术术语。如果要让以“抚养比”为指标的人口红利持续,就要维持一个纺锤形的人口结构,理论如此,现实如何办到?可见人口红利不是简单的抚养比指标,“需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的影响,而不是像有些人误解的只依靠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同时,随着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重复的,也不存在所谓“源源不断”的人口红利(来自百度)”。 3、放开二胎 不是为了给剥削者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放开二胎更是可耻的提法!劳动者有权力追求更高的福利待遇,不能把底层劳动者刚刚出现对自身权利的觉醒和追求看做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例如,劳动者创造了10元价值,由于剩余劳动力过多以及垄断剥削,市场只给2元报酬,现今劳动者提出想要5元就觉得劳动力成本上升,承受不了。非要通过多生增加剩余劳动力来维持劳动力低工资,是多么卑鄙的想法! 4、今天的小孩就是未来的老年人,今天多生一个小孩,60年后就会多养一个老人,这是简单的算术题。以老年人口比例这一相对指标度量的“老龄化”加速问题,存在理论的缺陷。多生能解决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吗?解决老龄化问题需要的是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巨额投入,即财政蛋糕要多分一点给国民做福利、作保障,而不是一味做储备或买美国国债! http://news.sina.com.cn/c/2012-11-02/021325491772.shtml “ 调整人口政策需要未雨绸缪,仅仅靠放开二胎还远远不够,诸如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放开户籍制度、加大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投入都需要跟得上 ” 5、放开二胎影响面究竟有多大,需要启动第三方独立的科学调研。不妨将我国人口分为三类:富人、官员等权贵阶层;普通公职人员;底层群众。第一类人有钱有权有办法规避超生罚款,几乎没有成本;第三类人或者逃避或者交纳几万元的罚款了事,这对他们正常生活损害有限。只有第二类人,可能会面临失去稳定职业的风险,影响最大。而这类人中不乏北京杨支柱这样的人才和单位,不仅没有丢失饭碗反而换岗增薪。所以,放开二胎这一政策调整究竟影响多少人需要第三方独立科学评估。 6、放开二胎有多少人会生,也需要进一步评估。 从个案看,希望生二胎的家庭可能要具备下面几个条件: (1)经济条件允许。有房,不能太小;有钱,不能太少。 (2)孩子有配偶、老人、保姆等照顾。育龄群众多为劳动年龄人口,夫妇能够全职照顾小孩的应该为数不多。 相反,那些在大城市收入不高(如北京家庭年收入8.8万以下),只有小房(60平米及以下),夫妇二人全职工作且老人无力照顾小孩的家庭即使有政策也不见得立即就生二胎。 可见,人口再生产不是物质生产,不是一放开政策就能解决问题,就会按既定设想进行。回想80年代初政策紧缩时的生育率不降反升,也不难猜测即使放开二胎也许并不可怕,不会一下子迸出无数婴儿。 科学研究不是照搬西方教科书,不是硬套指标、概念和公式,要真正理解人口学基本原理,更要了解中国国情实际。独立、科学、严谨的调查评估比所谓的20多个顶尖人口学者拍脑袋、吐口水、背洋书更有说服力。 在中国民众普遍认识提高和经济压力双重驱动下,也许放开二胎的政策调整并不那么难以抉择。 但无论放开与否,请不要与人口红利和老龄化等教条术语挂钩,此事应只关乎群众自由生育权利。 媒体还真会忽悠: http://news.sohu.com/20121101/n356327906.shtml 中青在线讯(记者刘世昕) 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出生性别比失调等问题。 国内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 历经两年的研究指出,我国的人口政策亟待转向,尤其是生育政策应该调整。 (怯怯问一句:那20多位顶尖人口学者都是谁啊?人口学是个很小的学科,全国知名的纯人口学者加起来有20位没有(可不要把所谓的人口经济学、人口地理学、人口社会学、性学...的专家们都塞进来哦!)?人家蔡昉好像自己承认不是人口学家的哦...?非人口学家领导20多个顶尖人口学者写了一个国家级报告?数了一下名单,除去政府和项目官员,与泛人口学沾边的不过十个左右,纯人口学的没几个。) 课题组名单 顾问: 王梦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陈 元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项目总协调人: 卢 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研究员 主报告作者: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建民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背景报告作者: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建民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谭 琳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 何宇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胡 英 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副司长 王萍萍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主任 都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郑真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 丰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陆杰华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陈 卫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彭希哲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 风笑天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美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吴 帆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学院副教授 冯文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副研究员 刘 蓓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官员,副研究员 项目办公室主任: 方 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 项目协调: 冯文猛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副研究员 人口太多仍是中国最大问题之一 http://www.rmlt.com.cn/News/201211/201211020952406001.html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日发布《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建议到2015年中国全面放开生二胎的政策。报告集纳了 20多名著名人口学家 的观点,是迄今为止要求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影响力最大的呼声。   中国人口政策会调整,这已是上下共识。分歧是怎样调整以及调整的速度。必须指出,这场争论的 政治色彩很小,改不改涉及的都是全社会利益,而非“集团利益”, 因此中国人应能够以很冷静、理性的态度做好这件事,走一步往前多看几步,切不可再给未来制造麻烦。   新人口政策在未来产生负面影响是可能的,因为今天的人没有能力看那么远。当初中国鼓励生育批评马寅初人口学时,没想到后来的人口爆炸。搞计划生育,又没认真评估几十年后的老龄化会这么严重。我们不知道再过几十年地球上的资源情况,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今天的预测不会太准。   我们坚决主张逐渐放开二胎,在政策方向上与上述报告发起者有很大认同,但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社会再做如下提醒:    今天中国的低生育率是社会付出了代价后换来的,可谓得之不易。 它有负面因素,但对降低中国人口总量功不可没。中国面临重重发展难题,老龄化逐渐突出,但中国人口太多仍是国家的最大问题之一,在解决其他问题时,切不可把终于得到控制的人口总数问题重新激活。任何调整都必须以有这个把握为前提。    老龄化是一两代人的问题,它是降低人口总数必须经历的阶段。用增加新生儿冲淡老龄化,也是以当代人的利益为出发点。 当代人利益优先,这在政治上最稳妥,也更容易受到公众欢迎。   然而当年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除了当时的利益,还融进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很多考虑。比如当时曾有过设想,中国人口应逐渐回落到7亿左右,为此几代人都应分担一部分代价。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需要为几代以后子孙的利益操心吗?想想看,如果中国人口出现缓慢的回落并得以持续,和它不停地增长下去,一个世纪以后,子孙们看到的中国会是多么不同。   如果我们使人口形势的箭头重新拐向上扬,会不会有一天,有一些后人会指责21世纪1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的这次反转呢?   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对未来的责任感不应少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决策者们。我们今天的权利也要,对后代的责任也不能丢,我们应十分谨慎地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    人口红利是描述短期利益的经济学术语,但计算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既要拨算盘珠子,也需要我们有胸怀和眼界。   千万别理解为我们反对开放二胎,我们只是想多提供一些视角,鼓励更缜密的思考。少一些激动,宁静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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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研究连载1:80年代初就人口政策写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
热度 1 wya 2012-3-22 09:32
中国人口研究连载1:80年代初就人口政策写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
“十二亿以内”和“十二亿左右”攸关群众命运 八十年代初,依据航天部和中国社科院“合作”完成的人口预测结果,国家在相关文件中提出了本世纪末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的人口政策目标。 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客观、科学的人口预测结果?依据该结果制定的人口政策在实践中是否可行? 针对这一关系国家发展和群众命运的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决策,本书作者耳闻目睹了一些地方群众与基层政府的恶性冲突,在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责任感的驱使下,冒着当时巨大的政治风险,对中央的人口控制目标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要知道,在那个国内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当看到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后,有些高层领导正处于“人口还能预测”的惊奇之中,并称“大饱眼福”,为该成果欢欣鼓舞。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巨大风险,向党中央、国务院递交了该研究报告。这无疑是给政府高层泼了一头冷水。不仅当时几乎无人敢在报告呈报单上签字,甚至秘书都不敢交给部委领导看。 幸好我们的两位国家领导人客观评价了该报告,不然作者的命运尚难揣测: 7月30日,赵紫阳同志批示:“我认为此文有道理,值得重视,所提措施可让有关方面测算一下,如确有可能,建议采用。本世纪人口控制目标,可以增加一点弹性,没什么大了不起”。 8月5日,胡耀邦同志批示:“启立、建秀、兆国同志: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我主张按紫阳同志提出的请有关部门测算后,代中央起草一个新的文件,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发出”。 直至今日,有人仍旧喜欢并大力推崇计算机政策模拟,不去严谨探求模型的适用性和参数的可行性,不去研究输入数据的可靠性,不惜花费巨额国家财政经费,以所谓的垃圾入垃圾出的计算机“模拟结果”来辅助政府决策的案例层出不穷,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幕仍在重演。这些以国内外书本教条为依据、与客观现实极为不符的伪科学研究,不仅浪费纳税人数千万的科研经费,更可怕的是对国家政策的错误引导。 希望各位能从该文中看出一个学者为了国家和群众利益,不顾个人安危,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良心。也围观一个科学、严谨、有理、有据地进行学术批判的经典过程。 以下是大体按页码顺序的导读: 1、指出如果严格执行人口控制目标,则计划生育工作难以达到“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央七号文件要求。 2、作者当时认为是宋健等采用的TFR参数值过低导致人口预测结果出现较大偏差,后来作者创立“孩次递进生育率”指标,才找到人口预测失败的真正根源在于TFR指标本身的问题。 3、通过各种数据测算表明,二十世纪末中国总人口必定会突破十二亿。十二亿以内的人口控制目标肯定无法完成。 4、十二亿人口控制目标脱离中国客观现实,如果强制执行必定带来诸多弊病。 5、毛主席也教导我们:完全计划的生育,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只靠行政命令的强制,是不行的。可见,一个社会政策要想在实践中获得成功,必须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变成多数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行。如果多数群众不真心拥护,干部工作也不好做。 6、将人口控制目标从“十二亿以内”调整为“十二亿左右”是一项正常的工作,符合实际,合乎科学,没什么大不了。 7、被国外提出者自己否定的“适度人口”论,又被国人当做宝贝捡起来加以利用。作者指出人口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是达到人口与经济相适应的主要方面,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生育观念的改变。同时预见到,由于人口周期长达70年,如果通过快速收紧人口政策,试图用短短十年纠正多年造成的人口失误,则会带来更多、更大、更难解决的新人口问题。最后,指出学者梁中堂所提方案的主要缺陷。 8、建议通过制定《计划生育法》,使群众对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放心,不至于发生抢生现象。并允许各地在国家规划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制定自己的生育政策,避免一刀切。 参考资料: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1711do=blogquickforward=1id=347780 推荐一本好书:《人口控制实践与思考》马瀛通著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1711do=blogid=535116 人口预测的误区:科学辩论的典范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61711do=blogid=480697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的若干问题与科研体制问题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70036do=blogid=477782 《科学》杂志:中国人口导弹的推动和发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3f57f701000asb.html 宋健《人口控制论》浅析 http://tieba.baidu.com/f?kz=141340906 评宋健、于景元的人口测算 1984年7月30日,马瀛通与张晓彤写给党中央、国务院的研究报告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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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
热度 3 dongzg101 2011-7-24 22:07
重新审视毛泽东时代的人口政策 2011-07-24 18:55:43 归档在 计划生育 | 浏览 1506 次 | 评论 0 条 杨支柱 叶檀在《中国还不能放开计划生育》( FT 中文网 2011 年 5 月 3 日)中说:“中国目前之所以计划生育,是为曾经的滥生支付迟到的罚单,是对未来地球与国家负责的态度,恢复均衡之后再谈放开生育不迟。” 赵晓、李慧忠在《计划生育可以休矣!》(赵晓网易博客 2011 年 5 月 2 日)中说:“ …… 国家提出鼓励生育的政策,尤其是在‘英雄母亲’、‘大锅饭’等政策的刺激下,百姓生孩子的成本由公家承担,收益却是自己的,进而使得百姓‘多快好省’生孩子,最终导致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其情形与‘公共地悲剧’如出一辙。”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以来,关于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讨论又热闹起来。无论是主张维持还是改革现行生育政策的一方,似乎都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政府曾经鼓励生育,导致人口过快增长,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本文不想加入计划生育存废问题的讨论,只想澄清一个事实问题:毛泽东时代究竟留给我们一个怎样的人口和人口政策遗产。 关于这个问题,人口专家穆光宗教授曾写过《马寅初誓死坚持“新人口论”:毛泽东为何由赞成转而强力反对》一文,最初发表于《人物》 2010 年第 12 期,后被《文汇读书周报》( 2010 年 12 月 24 日第 16-17 版)等多家报纸摘要转载。在这篇长文中,穆光宗教授告诉我们: 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每年人口增加过千万,随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表态赞成节育。马寅初先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抽样调查研究,提出他的“新人口论”的。 19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马寅初再次提出新人口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成其为计划经济”,得到毛泽东赞赏。毛泽东说:“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 1957 年 7 月 5 日,《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第 1 版全文刊发。但是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又回到了他 1949 年驳斥艾奇逊时提出的“人多力量大”的观点,把马寅初按比例发展的“综合平衡论”作为“反冒进”的理论依据进行了批判(从疯狂经济立场反对计划经济)。由于马寅初坚持己见,陈伯达、康生组织了对马寅初的大批判, 1960 年 1 月马寅初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接着中苏关系破裂,备战备荒,节制生育问题自然不再提起。 从其他文献中我们可以查知: 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达到 7 亿。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由于医疗技术的限制,更由于农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1970 年全国总人口超过 8 亿。 1971 年,国家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3 年计划生育全面展开。 1980 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如果尊重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时代不但没有像现在欧美日韩那样鼓励生育的切实措施,就连口头鼓励也不过是 1949 - 1953 年和 1958 - 1963 那么短短的几年时间,而其中 1959 - 1961 中国人口由于大饥荒而几乎没有增长甚至负增长。 1958 年以前和 1962 年以后,中国人口确实可以算得上爆炸性增长。但是: 第一,当时世界人口以几乎同样的速度增长,考虑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还慢一点而不是更快一点。正如易富贤所说,“中国大陆人口由 1950 年的 5.52 亿增加到 1980 年的 9.87 亿,增加 1.79 倍;与此同时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口由 798 万增加到 1785 万,增加 2.24 倍。大陆怪毛泽东,那台湾怪谁? 1950 年中国人口味 5.52 亿,全球人口 25.2 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 21.9 %; 1980 年中国人口为 9.87 亿,全球 44 亿,中国人口占全球的 22.4 %。这说明中国人口增长与全球同步,中国怪毛泽东,那么全球怪谁?”(易富贤:《大国空巢》第 50 - 51 页,香港大风出版社)在整个毛时代,台湾的人口增长率和人口密度都超过大陆,韩国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长率都超过朝鲜,西德的人口密度和人口增长率都超过东德,而经济发展方面则台湾、韩国、西德的成就远高于大陆、朝鲜和东德。这一系列同文同种背景下发生的鲜明对比,既驳斥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鼓励生育的滥调,也驳斥了人口增长快、人口密度高影响经济发展的谎言。 第二,“大锅饭”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刺激生育吗?“大锅饭”虽然节省了“养儿”的成本,但同样削弱了“防老”的动力。无神论进一步消解了来自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的生育动力。易富贤先生的研究用数据表明,前苏联东欧各国生育率随社会发展而下降的速度比西欧更快而不是更慢。(易富贤:《大国空巢》第 492 - 495 页,香港大风出版社) 第三,中国人的生育率从古代以来一直就跟毛泽东时代差不多,人口爆炸的真正原因是婴幼儿死亡率因为疫苗的普及而迅速降低,导致人均寿命从 1950 年的 35 岁延长到了 1980 年的 68 岁。人口爆炸的直接原因是死得太少,而非生得太多。但拿孩子死得太少来批判毛泽东,我不知道到底是批判还是赞扬?过去生一百个孩子要夭折三十个到五十个,毛泽东时代由于各类疫苗的普遍使用,只夭折不到十个了,这本身应该是大好事吧?被这种大好事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不是心理严重变态,就是别有用心假装害怕。 第四,任何国家的人口爆炸都只是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不可能持续下去。这已经被欧美各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也被日、韩、台、港及泰国、越南、印度等无数亚洲国家和地区人口发展的历史所证实。 第五,人口高速增长其实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兆,世界各国概不例外。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是由于“计划经济”(其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连计划经济都算不上,但也不是自然经济或市场经济,有学者称为“命令经济”)的低效率、高破坏和大搞阶级斗争、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养活的孩子过多当然也降低了储蓄率,不利于当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却为 20 年后的经济建设储备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正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 由此可见,所谓“错批一个人,多增 3 亿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谬论。相反,计划生育作为计划经济的配套措施,走出“大跃进”泥潭后倒是很快就纳入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并于 1973 年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只是那时尚未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新快报 2011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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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纪宝成做客人民网谈高等教育改革和人口政策
tangminqian 2011-3-13 13:15
2011年03月07日16:22 来源: 人民网强国论坛 人民网 强国社区 人民访谈 访谈回放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143124/147550/14081546.html 【纪宝成】: 各位网友好,很高兴能够在人民网与大家见面感觉到非常荣幸。 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    :]: 纪校长您好,现在不少高校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人大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您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有哪些标准,你们提出建一流大学是基于哪方面的自信?    【纪宝成】: 一流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必然要求。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固然是各有关高校有这样的愿望,同时,因为我们学校是国家办的,要体现国家的意志,体现国家的期望和要求。   人民大学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当然是人民大学自己有这样的愿望,同时也是国家的期望。早在2002年4月28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专程考察人民大学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衷心希望中国人民大学能够建成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去年教师节前夕的9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专程视察人民大学。在讲话最后也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希望,就是希望人民大学建成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在这个过程之中还有很多的领导人,比如说李鹏同志、陈至立同志、刘延东同志等都对人民大学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所以,人民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既是人民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愿望,同时,也是党和国家的期望、党和国家的要求,我们理解,在体现人民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和党的一意志。   这个目标的提出给人民大学的广大学生有极大的鼓励,更加增强了人民大学的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世界一流大学标准这个问题,应当说没有公认的标准,全世界没有任何机构、任何单位对“世界一流大学”下一个定义,但是在长期实践和积累当中,还是会有一些客观的东西。比如说你要有一流的生源,你得有一流的教师,你得有一流的学科,你得有一流的管理,你要有比较先进的办学理念,比较先进的办学体制,还有运行的机制,这些都是一些共性的东西。   但是一流大学因为学科的不同,也可能有一些区别。我们国家,包括教育部,包括一些名牌大学也曾经研究过,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究竟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所以就人民大学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有少量精干理工学科的,它的一流大学奋斗目标是哪一些呢?   我们理解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就可比的指标来看,能够与世界的目前大家比较认可的一流大学能够基本接近,或者达到这样的水平。比如说师生比,比如说生均投入,比如说生均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等,像这些基本的、可比较办学指标,可以接近或者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   第二,一流大学一定能够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在人才培养、人力支持、智力支持等方面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个贡献是世界公认的,我们觉得没有这一条,你在本国家,本民族都没有做出杰出的贡献,还谈得上什么一流大学,这个肯定谈不上。   第三,一定要有若干个一流学科。学科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丰厚的土壤。学科水平如何,就决定着你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水平。应当由若干个在国内是一流的学科,在国际上也可以进行交流、进行比较的。   第四,学术水准具有国际影响力。没有国际影响力怎么叫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影响力是两条:第一,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成果所表现的学术水准在国际上是高水准的,一流水准的。第二,如果不可比的,因为很多人文社会科学很多是不好比的,你也可以介绍出去,并且得到同行的认同或者认可,人文社会科学不一定是同一个观点,它是百花齐放的,但是作为一个流派人家感觉你是很有价值,人家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没有这种国际公认的学术影响力,很难你说你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学。   我想对于办一流大学除了要有一流的生源、一流的教师、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办学理念,一流的硬件设施等,我认为以上四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人民大学为什么能够提出要办一流大学,这不仅是人民大学的愿望,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主管部门对我们人民大学有这样的要求,这是从人民大学的历史、优势、特点出发,所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从创建之日起,或者从命名组建开始,人民大学就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大学办了起来,1954年国家确定了全国六所重点大学,以人民大学为首。后来每次重点大学人民大学都位列其中,现在还是“211”、“985”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所以长时间以来,国家对人民大学的发展给予高度的关注,一直是作为我们国家重点大学来建设的,而人民大学自己也有强大学科实力。人文社会科学很多的新的专业、新的学科,首先是从人民大学诞生的,然后走上全国。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奋斗建立了人大学术上的优势。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大学有八个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位居第一。有七个一级学科在全国排名第一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七个学科位居全国第一。还有哲学位居全国第二,工商管理位居全国第三,人民大学有14个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全部进入全国前12名之内。   再比如说发表的学术论文,根据CSSCI的统计,人民大学发表的学术论文2000年是全国第三位,2001-2003年是全国第二位,从2004年一直到现在,长期一直维持着全国高校第一的位置上。从学生培养来讲,在教育部每年都有博士论文的评选,一年一百篇,人民大学获得的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博士论文经过十届的评选,人民大学位居全国第一,数量最多。   所有这些数字都是从不同角度说明人民大学有强大的学科实力,有一批中国一流学科,而且其中有一些学科应当说已经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像人民大学法学院,是中国最好的法学院,人民大学商学院去年通过EQUIS认证,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商学院之一,目前我们国家通过这个认证的学院只有几所,所以没有这样一些优势学科我们是谈不上建设一流的,而之所以有优势学科最重要是这些学科拥有杰出的教师。人民大学在这些学科中几代人的奋斗,老中青几代学人进行了奋斗,也涌现了不同年龄的学术带头人。有的是大师级的,有的是现在学术骨干、学术带头人,将来有可能成为大师。比如说人民大学前不久去世的宋涛先生,这样的教师资格很老,他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生。   当然从人民大学培养的学生来讲也非常优秀。从1950年算起到现在为止培养了20多万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奋斗在国家各个战线,许多的人成为著名的专家、学者,成为著名的企业家,成为党政军各界的领导骨干,成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法律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国家希望人民大学培养优秀的建设者,建国时培养万千建国干部,是干部的摇篮,而现在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技术领域的优秀骨干,这些人毕业以后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他们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人民大学的最宝贵的资源,也证明了人民大学是有资格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 您好纪校长,现在校园里到处都是四六级、考托考G的小广告,而很少看到有专门就学术问题进行的探讨。除了考试就是求职,大学之大,似乎也难放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作为知名高校校长,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加强大学精神的培养?人大在这方面有哪些举措?    【纪宝成】: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就人民大学而言这个情况并不适合,尽管学生也考四六级,也有托福考试,但是人民大学的学术论坛是非常多的,每周都有,每周都有国际学术会议。既有学校组织的,还有院系自己组织的,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吸收自己所需要的营养。   我们自己认为学校是追求真理、崇尚学术的地方,应当是学术宝库,当然我们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来负面影响,急功近利、浮躁对大学生,或者对大学也有一定影响,但是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大学生需要静心,需要宁静,所以我们要打造宁静的校园,让学生潜心读书、老师潜心治学,是办好人民大学极其重要的方面。   在这些问题上学校采取了很多措施,既有管理方面的措施,激励方面的措施,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怎么样以学术为本,以强大的学术力量和魅力来吸引同学,这是最重要的,要有高水平的教授讲课、高水平的课堂,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教师,包括讲师、副教授他们讲课的效果非常好,他们以自己的行为引导学生、感染学生、吸引学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们还加强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这并完全是一个口号,而是以学校的行为,教师的行为来引导学生,潜移默化,来达到这样的效果。人民大学的学生都非常优秀,人民大学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氛围和学术氛围,绝大多数学生都是非常认真,非常勤奋,非常刻苦。    :]: 请嘉宾谈谈:对天安门广场,“国博”北门立孔子塑像的看法。    【纪宝成】: 历史博物馆在改扩建以后在北门竖了一个巨大的孔子像,因为临近天安门广场所以格外引人注目。2001年9月份人民大学当时竖立了中国高校第一尊巨大的孔子像,十年之后在历史博物馆出现孔子像。我们理解,中国要重视自己的历史,要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遗产。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不可能离开继承优秀传统的,共建文明家园是离不开历史资源和历史遗产的。因为是历史博物馆,根据博物馆的性质,孔子对于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方面是最具代表性的,是世界知名度最高的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孔子的身影,所以把孔子看成中国传统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我觉得也是恰当的。   所以我是赞同孔子像放在比较合适的位置,不要把它解读得太多。近百年来,我们国家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是有某种程度上偏差的,所以竖立这样的孔子像就意味着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要重新认识,要更加科学、全面的加以评价。    :]: :请问纪校长:“钱学森之问”发人深省,您能回答钱老先生这一提问吗?    【纪宝成】: 钱老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仅仅给学校提出来,而是向全社会提出来的,也是向我们政府提出来的。钱老主要想说的问题是大师级人物比较少,或者说没有。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也有不同意见,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对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没有高等教育的贡献是不可能,没有高等学校在党政军、科学技术、教育、文艺各方面培养了大批人才,怎么可能成为发展这么快的国家,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大概培养四千多万大学毕业生,没有他们哪有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能不能成为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还要在他踏入社会以后,长期实践中孜孜以求,很好的发展才有可能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涉及社会用人机制怎么样,成才的环境怎么样。我觉得,在用人机制通过改革开放30年正在逐步具备良好的条件,“两弹一星”不光是国外培养还有我们自己培养,至于现在新的航天航空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所以需要辩证地认识这样一个问题。 要保障和扩大大学办学的自主权    :]: 嘉宾您好,去年您曾反对高校简单地去行政化,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纪宝成】: 去年的观点今年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去年新华社的报道更为全面。去行政化问题,最重要是解决好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十二五”规划都讲了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哪一些权力是政府的,哪一些权力是高校的,要明确下来,要保障和扩大大学办学的自主权,要按照教育规律、学术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来办教育。   行政管理当然要,去行政化并不是不要行政管理,因为学校是公办学校,学校里要有行政管理,没有行政管理就不成为机构了,关键问题在于,大学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地方,怎么样创造有利于学术发展的自由环境很重要。现在都提倡创新,没有学术自由就不可能有理论创新,这就需要按照学术规律来办事,更好发挥高校自身的作用,这样可以解决问题。去行政化核心是反对官本位,要提倡真正的尊师重教。学校与生俱来的权利要得到保障,就可以比较好的解决,当然想根除这个问题还需要很长时间,最重要是全社会不要官本位,不要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一个人、评价一个单位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话,去行政化问题就解决了。    :]: 嘉宾您好,朱清时先生在深圳筹建南方科技大学,您觉得这一做法怎么样?您退休之后,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想法?    【纪宝成】: 朱校长应聘去筹建南方科技大学,对于著名校长来讲,无疑是一种新的社会选择,可以继续发挥他在教育方面的专长。对南方科技大学,说实话我至今没有得到完整的信息,只是媒体上看过一些支离破碎的报道,我感觉是他要探索高等学校发展的一条新道路,或者说一种新的模式。我觉得这个探索的本身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但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大学校长,我在人大时,我有两条,第一条讲规律,第二条讲规矩。讲规律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些规律,要从学术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科学研究规律的角度来管理这个学校。同时也要讲规矩。规矩跟规律不完全一样,“规矩”是要符合“规律”要求,但是一个“规矩”并不往往只符合一个“规律”要求,它可能要符合多种规律的要求,比如说按照投入产出价值规规律,这个造纸厂应该建,但是按照生态规律不能建,这时就要认真考虑。有时规矩往往有惰性,当一种规矩不能适应发展时,我们就要研究它。在转型过程中,各方面体制制度都不能说完全成熟,即使成熟的东西也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不能适应实际需要,所以要允许探索,鼓励探索,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我想朱校长会这样做。   至于我退下来以后,是不是也去大学,目前我还没有这个想法。    :]: 请问纪校长:北大等高校尝试校长实名推荐的方式选拔人才,您觉得这种方法是否真正有效?应如何防止推选中的腐败?    【纪宝成】: 据我了解实施这种办法的就是北京大学一家,我想这是北京大学自己决定的事情。北大认为有效,认为好,它就去做。我们人民大学不打算采取这个办法。如果大家都这样做了,中学校长可能会不堪重负。    :]: 您去年十一月去台湾访问了,台湾一行,以您的切身感受而言,台湾的高等教育有哪些值得大陆借鉴?    【纪宝成】: 我去过台湾不止一次。去年也作为大陆高校代表团团长参加了海峡两岸大学校长论坛。首先我想说,大陆有大陆的长处,台湾有台湾自己的优势。我体会台湾的大学制度有这么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一是国际性程度方面大陆高校比台湾差,我们要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是国际性程度,首先它的教师都应该有海外进修的经历,对于国外的情况比较了解,国际视野比较宽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面的差距。   二是台湾大学的法制化管理环境好象比大陆要强。比如说大学拨款、岗位设置等方面,它有比较系统的、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法规。我感觉大陆在这个方面还有差距。   三是台湾大学在经费投入方面要比大陆高校更加充裕一点,当然最近这两年大陆高校,特别是对重点大学的投入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个差距正在缩小。   四是在科研方面,从国际上发表论文数量上来讲,台湾比较优秀的大学,论文发表数量比较多一点,但是这方面,大陆优秀大学与其差距正在缩小,有的甚至超过台湾的有一些大学。   从2008年第一次在全国人代会提出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2009年提了,2010年又提了,今年是2011年,我今年还提,这是第四次提出这样的建议案。具体来说,就是调整独生子女的政策。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也提到了这样几句话,“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认为他提“逐步完善政策”这一条就应当包括调整独生子女的政策。   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提这件事?中共中央1980年曾经给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了一封公开信,那一个公开信最后讲了这样的话“三十年以后,将人口极度紧张的状况就会缓解,也就可以实行不同的人口政策”今年恰恰是30年以后的第一年,中央当时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30年以后极度紧张的人口状况就会大大缓解,现在就是缓解了,现在不仅仅是缓解问题,而且又产生新的问题,有一些负面的东西逐步在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它就需要加以解决,我认为现在就是到了解决的时候。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为国家立下巨大功劳,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非常的人口的方面条件,应当说给国家贡献巨大,这点可以充分肯定的。但是有利有弊,但是逐步就积累一些矛盾,在2009年我们自然增长率只有千分之五点零五,1970年是千分之二十五,现在是大幅度下降,所以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的状态,一对夫妇平均下来只有生1.7孩子,而世代更替需要2.1,才能够保证世代的更替,但是我们还要减少一些,不一定要达到2.1,1.7已经基本上维持了20年(低生育水平),所以整个人口的生育人数大幅度下降,负面影响就开始显现了,现在我们就是一年增加六七百万人,是这样的数字。   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什么?现在看来有这么几条,第一条,我感觉到青年劳动力正在锐减,从2000年无开始,青年劳动力在减少,2009年开始,20岁到24岁,在一个最具活力,最能接受新生事物的劳动力开始大幅度下降,在十年内要减少一半,这意味着今后几十年,中国的青壮劳动力是逐年下降,这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科学发展,没有青壮劳动力我们国家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劳动力的减少,比如现在青年的就业依然是困难,只要你仔细分析一下,现在青壮年难主要不是数量,而是结构上的矛盾。“民工荒”的出现当然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原因,但是和人口减少和青年劳动力大幅度下降绝对有关系。   第二,加速了老龄化的道理,未富先老,现在60岁以上人口大概超过12%不要很长时间,就会超过30%,老龄化社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觉得越来越成为党和政府需要重视的地方,而且作为家庭来讲,一对独生子女夫妇将来要抚养四个老人,甚至四个老人不止,这样带来社会和经济家庭问题会比较复杂。   第三,性别比严重失衡。出生性别比现在中国100:120,男性儿童比女性多了这么多,现在还是表象,后果显现期将在今后数十年显现出来,这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家庭、伦理道德等各方面会产生深远影响,会带来负面的局面,不能不加以考虑。   第四,现在独生子女现在有一亿四千万,而且平均每年还在以五百万的速度增加,独生子女如此之多,独生子女的成长、教育都带来一些特殊的问题,带来一些特殊的困难,这样的家庭纠占到家庭总数三分之一,这样家庭比较脆弱,独生子女一旦发生伤残、夭折或者其他什么问题,这个家庭会成为社会很沉重的问题,不仅是感情上的问题,而且养老保险、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问题都会产生,目前在农村里有一些困难户不少是这个类型。   总而言之,这个问题还很多,比如涉及到国防建设方面,人口问题关系到民生,也关系到国运,即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还关系到国家社会建设,还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人口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惯性,解决一个问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认为人口问题需要统筹考虑,深谋远虑,经过三十年的政策中央当年的预见恰恰情况如同当年中央预计的情况一样,我想现在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调整独生子女政策。   我的基本观点是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不准生三个,奖励不生育,这个奖励可以是退休时奖励,这对夫妇没有生孩子,到老龄时国家要给予奖励;再有,城乡同策,同地同策,不能说这个民族可以生两个,那个地方可以生三个;另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可以不受“生三个”政策的限制。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另外,对生三胎采取更加严格严厉的措施,坚决不允许生三个。   这样做,对计划生育的要求并不是降低了,对计划生育的工作在新的条件下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我国教育改革涉及多方面的改革,任重而道远    :]: 据媒体报道,您说“28岁至40岁的青年劳动力10年后将骤降一半。”,是这样吗?    【纪宝成】: 我当时讲的是,20-24岁青年劳动力10年后骤减一半。    :]: 嘉宾好:问一个老问题,有消息说,我们的大学培养的学生属于模仿性,缺乏创造力。请问嘉宾,这是为什么呢?谢谢。    【纪宝成】: 这应当说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的学生确实存在着过去的“满堂灌”,学生都是应付考试,没有很好的思考,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说中国的学生都没有创造力,这个判断我是不同意的。应当说,中国的大学生思想是非常活跃的。不光是我们人民大学,我们很多大学的学生思想非常活跃,他们在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也不随便苟同一个观点,而且现在学生由于网络非常发达,接受知识的渠道多样化,因此他们的知识不是单一的。我不认为中国青年学生创造力比别人差。   当然反映这个问题是希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这是对的。 从中国大学生和国外学生的表现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文化是倡导学生比较文静,强调尊重师长。像这样一些传统的要求或者习惯,和西方不完全一样,中国的文化有时也倡导比较含蓄,含蓄一点、文静一点,礼貌一点,当然这个礼貌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礼貌,并不等于这样学生没有创造力,不等于这些学生没有创新精神。对于大学生的培养,批判性的思维、建设性的思维是极其重要的。倡导学生独立思考,倡导学生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说中国的很多大学都在努力这样做,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也是这样倡导的。有人说中国传统教育思想是保守的,我不认可。讲求“苟日新,日日新”,这是中国创新的本质内容之一。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我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国外一些大学校长对我的意见还是很重视的,他们感觉中国的学生在国外不是这样的。当然了,也存在一些墨守成规、人云亦云的学生,但是我不认为他们占主导地位。    :]: 您觉得“十二五”期间,我国教育改革的瓶颈在哪?教育改革如何实现质的突破?    【纪宝成】: 教育改革是一个很重大的,也是很沉重的话题。教育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说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保证和扩大高校自主权的改革等等。我现在认为可能最重要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我认为这个改革是非常核心的问题。判断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成功失败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如同我们当年企业体制改革一样,最根本是政企关系改革,企业不是政府的附属物,高等学校同等不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和学校是独立的法人,我认为这个改革要到位是不容易。这个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涉及到财务体制,涉及到人事管理体制,涉及到教学科研管理体制等等各个方面,我认为这是核心问题。   第二,如何保障学术本位、学术自由创造这样一种环境?改革也需要多方的改革,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比较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涉及到体制和机制,如果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做得好,我觉得教育体制的改革就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就很重要了,当然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有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改革。    :]: 改革大学招生办法和办学模式是当前教育改革的瓶颈,详见:http://elianghui.people.com.cn/proposalPostDetail.do?id=167519boardId=3view=1    【纪宝成】: 宽进严出的问题应当说是一种办学模式。在一部分大学已经宽进了,但是它没有“严出”,高考录取线有的学校两三百分就可以进了,这个就是“宽进”了,但是至于“严出”可能还需要评估,是不是“严出”了?但是从我们现在毕业率这么高,我想“严出”做得不够,像美国这样的大学,四年就拿到本科学位的毕业率是很低,没有那么高的,达到50%就非常了不起了。可能五年、六年,这样的大有人在。   但是中国的“宽进严出”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资源至少在若干年是这样的,现在很难允许一个大学生在一个大学里待五年、六年、七年、八年,而中国大学是提供住宿,国外是不提出住宿,国外是一年级提供,二年级就不提供了,需要抽签决定谁来住,谁来不住的,但是大陆目前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宽进严出”受到校舍的局限,这个改革需要配套的改革,大学生不要在学校住宿,或者最多提供四年住宿,不能毕业就自己找地方住,这个地方就需要社会提供条件,所以“宽进严出”我认为这个提法是政府的,这个模式是可以的,但是宽进并不排除一些高水平大学是严进严出,这个不排除,国外都是这样。但是有一条,你大学毕业时你必须达到我的要求,达不到要求我绝对不会给你毕业证,所以没有一定基础他也不敢来。   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这个愿望是好的,也许中国有一天会这样的,应当说,现在是不是存在着“宽进宽出”的问题,怎么样创造这个宽进严出的条件,而且宽进严出还有一个观念更新,不仅学校这样,家长、社会都需要观念更新,我觉得可以这样来做。    【纪宝成】: 与各位网友在强国论坛交流感觉到非常愉快,网友们提出问题是对教育事业的关心,是对国家、科教兴国的关心,感谢大家和我进行交流,我也从大家的提问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向大家学习,向网友致敬,再见!    嘉宾简介   纪宝成 1944年11月生于江苏扬州。1966年大学毕业于北京商学院,1981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副教务长、教务长,商业部教育司司长,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兼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办公室主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学科评议组成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高校市场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韩友好协会副会长等,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系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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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现象是独生子时代的一种反映
caoman 2010-8-3 08:51
近年来, 80 后现象成了社会上讨论的热门话题,将 1980 年后出生的年轻人表现出的自私不奉献、自我不合作、脆弱不抗压、享受不吃苦的共性称之为 80 后现象,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 80 后现象的出现,起因不源于 80 后自身,而是 80 后的前两代人,是其爷爷辈的一代人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爸爸辈的一代人执行了。不仅涉及前两代人,还影响后两代人,前后各两代,中间三代人直接参与,每代平均 20 岁计,跨度达百年。因独生子引起,可称独生子时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独生子时代指的是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历史时期,可细分成前、中、后三个阶段,前阶段以第一代独生子的父辈( 50 、 60 年代人)为代表,中阶段以第一代独生子 80 后为代表,后阶段则以 80 后的下一代 00 后为代表。 80 后现象只是独生子时代的一种反映,其前后各两代的反映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已,身处这个时代的每个人都有独生子的烙印。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作为第一代独生子的父母,受独生子时代的影响最为深刻而直接。在思想不开化的年代,他们服从国家政策只生一个孩子,饱受老人的责骂和战胜自己的痛苦;在技术不先进的年代,为绝后患实施结扎手术,多少人因此留下后遗症;在变革时代,他们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上有老下有独生子,未来还面临自己的养老问题,他们是为这个时代奉献最多的一代人。 80 后作为第一代独生子,生在重物质给予轻精神传承的时代。小时候他们是家里呼风唤雨的小皇帝,受尽百般宠爱,吃不得一点苦,受不得一点气;成长时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学会分享,更不懂团队合作;进入社会他们不愿承受社会压力,没有能力承担责任;他们时常觉得精神空虚,北京奥运中的表现则说明潜藏在他们血液里的人文情怀可以被唤醒;在从温室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们感到无助、彷徨,一边忍受着社会的谴责,一边又不知道错在哪里;一边想担起责任成就事业,一边又经常被自私的本性占了上风,他们是独生子时代最无辜的牺牲者。 继 80 后又出现了 90 后和 00 后,除具有 80 后的属性外,还将会有一些特别之处。首先他们得到长辈的爱会更多,父母都是独生子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爱全部集于一身,这样强大的爱该会催生出怎样性格的新一代?崛起的大国要由他们来经营,更多的养老责任要由他们来承担,两个人养四个父母,再加上双方祖父母。温室越来越舒适,责任却越来越大,一旦打开天窗迎接风吹雨打,他们将成为独生子时代最可怜的花朵。 思考现在,回顾历史,是为了未来。在人口急速膨胀时期,独生子政策确实可起到速效救心丸之效,随着独生子时代弊端不断展现,透过 80 后现象窥视时代的变迁,完善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调整人口政策、采取补救措施是三代人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以人为本首先要体现在人口政策中,任何政策的出台不但要考虑其有利的一面,更要考虑到不利的一面,做到防微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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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的人口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zjcui 2010-3-19 09:26
转载自南方周未报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0318/ArticelA01003FM.htm 2010年3月18日 计划生育30年,变还是不变 二胎政策:历史关口,正在激辩 30年前,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后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   如今,计生政策实行已逾30年,中国也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人口政策的转折性时期是否已经来到?学界已有诸多呼吁,甚至连独生子女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田雪原也表态支持逐步放开二胎。而国家计生委仍然是最为明确的反对者。   □本报记者姚忆江发自广州本报特约撰稿梅岭丁婷婷   在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女富豪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生,然后再完全放开。   张茵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今年两会也有很多人提案计划生育,我是从养老问题上来考虑的,现在的出生比例很小,如果我们再这么下去,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不知如何应对。她的这一提案,无疑拨动了国人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焦在要不要放开二胎等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事实上,中国计生政策实行已逾三十年。   而在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这一公开信距今恰好30年,中国人口政策到底会不会有所变化?   在微妙的时间节点上   有关计生政策的调整言论上演了多次罗生门。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节点上,一切都变得微妙起来。   2010年1月19日,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组长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考察人口计生科研、管理服务工作时,提出要把人口压力转换为人力资源优势,且主题思想由人口控制变为了人口发展。此时计生第一总指挥对计生工作的先期发言,让许多人纷纷猜测,计生政策真要转向了?近两年,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   1月24日,有京城媒体报道称,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副主任彭彧华透露:生二胎的条件有望放宽,此外北京市有望取消妇女生育两胎须间隔4年的规定。然而仅仅一天后的1月25日,彭彧华却向媒体澄清。本市将稳定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放松,该媒体报道严重失实。多方猜疑中,2月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于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这一幕,让人联想起2008年两会。当年2月28日,路透社引述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的话,称中国将渐进式地改变(独生子女)政策:我无法回答中国何时会做出决定,但这已经成为决策高层最重要的议题。而计生委计划进行认真而负责任的研究,但要避免突然的改变,以免引发生育高峰。次日,香港《文汇报》就此询问计生委,一名宣教司人士却极力否认。称此报道不属实、不准确,稍后将在官网上公布消息不属实的声明。   时隔两年,这番如罗生门般的争论又再次上演,社会对调整计生政策的呼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此刻,知名民间学者易富贤却因这一蹊跷的现象,认为高层态度有微妙变化。   易富贤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口政策调整。2008年以前,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他称,其发表的帖子在短时间内都会神奇失踪。他写的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也一度成为禁书,当时给一些图书馆送书,图书馆都不敢要。转变发生在2008年中期。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08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易富贤文章,虽然不是直接与中国人口政策相关,但至少说明易富贤已不是敏感人物。随后,各级媒体如凤凰卫视、安徽卫视、《国际先驱导报》、《环球财经》等纷纷向易富贤约稿、采访,并公开发表。与此同时,北大、清华、中央党校、国家图书馆都接受《大国空巢》并上架,华东师大人口所甚至将其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写书评。人民网强国论坛版主甚至发短信问我为什么最近没有去论坛,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易富贤说。另有一些民间学者,也逐渐登陆主流媒体。   在易富贤看来,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重要节点上,产生这种种变化,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   更具有风向性的事件是,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由李克强副总理担任组长。以前的组长只是国务委员,而这次普查的组长却由常务副总理担任,可见中央对这次普查的高度重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查2000年之后出生的人口数,应该是为2010年(或者2011年开始的十二五规划)的人口政策调整做准备,因为2010年虽然要进行人口普查,但是生育率数据至少要等到2011年中期之后才能出来。易富贤认为,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二胎,权威学者从反对到赞成   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忽然抛出二胎方案,而长期支持计生政策的国情专家胡鞍钢也呼吁起人   口政策的重新调整。   要求人口政策调整的序幕一经拉开,便来势汹涌,更从体制外向体制内蔓延。甚至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保守的人口学者转舵,人口学界分裂成两派。   2009年末,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   他更爆出一条消息: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早在制定时就被冠以30年的期限。证据是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三十年之期似乎恰好解释了2008年以来人口学界热闹的原因。我国的公共政策的时限一般不会超过10年,而唯一不变的,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它持续了30年。胡鞍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于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场上的突然转变,他说:以前的政策我觉得它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胡鞍钢最初赞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出中国人均资源紧缺,应当进行人口控制以防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但是现在他提出,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胡鞍钢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此外,2009年7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坚守一胎政策,但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却提出二胎方案:夫妻双方有一个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的忽然转向,无疑给国内人口政策讨论抛出了重磅炸弹。去年12月,田雪原更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也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对此,易富贤认为: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开始十二五规划。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他的理由是,实际形势已经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   而民间学者何亚福更多的把视线集中在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上,其认为到了2020年,我国的老年人数量将达到2.28亿人。对于中国人口来说,21世纪上半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就业压力大,后30年养老负担重。   早在十一五规划时,人口学界也曾出现过此种异动:民间学者纷纷发言,建议调整人口政策。抢十一五的时候,他们赢了,我们输了,现在是抢十二五的时候了。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口中的他们即是计生委。2004年十一五规划前,国家启动战略人口发展研究,这项300余专家耗时两年完成的报告直接导致国家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党政第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稳定计划生育工作机构、队伍不动摇。   与保守派学者的转向不同。即使到三十年这一节点,计生委仍未有调整人口政策的任何正式表态。南方周末记者多次联系计生委官员,对方亦婉拒了采访。   二胎政策,放还是不放   人口学者顾宝昌教授认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而国务院参事马力认为,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据计生委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55亿,成为不折不扣的银发社会。   在老年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1.33。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中国人民大学中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顾宝昌教授说,我们已经为这个政策的放开努力了十年。不论计划生育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何亚福说。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另外有学者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易富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易富贤认为,日本就是被老龄人口拖垮经济的典型。有人总说日本经济发展缓慢是由于贸易、科技能力等等原因,其实这些是表象,本质上是因为日本在90年代末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消费不足导致。易富贤还认为,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会出现。   而田雪原认为,过去的三十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而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   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所言,目前人口学界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各级社科院。这一易富贤描述的不足300人,却决定了14亿人命运的群体,现在已经分裂成意见对垒的几大阵营,彼此各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计生元老们引爆的新一轮声势浩大的呼吁人口政策调整的浪潮面前,侯东民显得势单力薄。侯东民认为:不同于外界猜测,其实现在人口学界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像最近,田雪原、蔡昉都出来说话了。但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他们老是光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根本就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应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关于计生委在人口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侯东民认为,计生委只是一个国家执行机关,像这样的政府部门其本身是不可能表态,只能坚持和稳定现有的政策。计生委的专家委员会有建议权,但是这涉及到政策,政策稳定非常重要,怕下面搞乱了,所以不会公开讨论人口政策,所以我们只能从学术上探讨。现在人口学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侯东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的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探索二胎   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自从讨论人口政策之日,民间学者便与计生委针尖对麦芒。体制内外的两种声音很少取得过一致。从十一五规划闹到十二五规划,两者之间的纷纷扰扰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当全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统一口径一胎化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却提出放开二胎政策,并通过种种渠道获得了晚婚晚育加间隔的二胎试点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1980年制定计划生育政策至今,伴随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断,大众对于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易富贤称,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有些专家想象的那么高。计生委曾经做过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平均生育意愿在1.7-1.8之间。也就是说,即使开放管制,也不会出现暴增。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无生育子女的现象也在不断显现,在城市,生得起养不起的现状深刻的影响着家庭的生育计划,类似于上海这样的银发社会已蔓延到重庆,新疆等地。   去年开始,广东的二胎政策作了一些微调。原来规定,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群众,必须有4年的间隔期。但去年的新政策,取消了4年间隔期,即此类群体可以自由选择生育二胎的时间。   而上海市尝试着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人口政策的微调。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只有0.7到0.8,老年人口比例越来越大,新生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小,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说。   尽管上海市人口与发展计划委员会一再强调坚持一胎化基本国策不变,但近年来的上海具体措施却在无声地、渐进式地放开二胎,只做不说正在成为上海的主要的行为方式。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随处可见,生育权利不平等现象凸显;城镇居民的抚养和教育条件普遍比较好,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是城镇居民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现在形成了条件越好,生育越少的现象。而调查显示,教育程度高、经济收入高的双高人员,生二胎的意愿最高。   而这些矛盾,更待学界和社会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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