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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PDF版）
黄安年 2013-5-24 08:29
张友伦：美国史研究百年回顾（ PDF 版） 推荐 张友伦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3 年 5 月 24 日 发布 博主按：自23日起陆续发布《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 -- 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的 PDF 版。该书出版于 2003 年，今年 5 月 13 日是刘绪贻先生的 100 周岁，是他跨入第二个世纪的年代。 30 位美国问题研究者的 31 篇文章随后陆续发布。 这里发布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的文章，原载《历史研究》 1997 年第 3 期 , 收入 《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 -- 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第1-24页 时个别之处作了调整。 ********************** 　　一 　　在旧中国，特别是晚清，朝野上下对美国的了解都很贫乏，谈不上对美国史的了解。１８６７年，清政府甚至委任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为 “ 大清国钦差 ” 出使美、英、法、德、俄诸国。这在中国的外交史上留下了一个荒唐绝伦的笑柄。后来，在美国企图扩大在华特权而同中国进行修约谈判中，清政府又由于腐败和外交官的无知而丧权辱国。在经过种种羞辱和失败以后，一向只求苟安的清政府才痛感迫切需要了解外国，于是向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一批赴美的留学生亲眼看到了美国社会的发达、本国的落后和固步自封，以及自己过去对外界的无知，颇有 “ 坐井观天 ” 之感。他们当中有人把自己的见闻和感想写成游记和著作，其中含有不少关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历史方面的内容。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尤有参考价值。毫无疑问，这些书在介绍美国和美国历史方面曾起到一定的作用，直到今天仍是有价值的史料［ 1 ］。 　　另一方面，一批外国传教士，包括美国传教士，抱着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目的，在传教的同时也进行一些文化活动。他们或者通过宣讲，或者出版小册子和书籍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早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由在华的美英传教士和商人创立的 “ 中国益知学会 ” 就曾出版过有关美国历史的书籍。美国传教士高理文还在华人协助下翻译出版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之交，欧美列强进一步向外扩张，展开了重新分割世界的角逐，导致国际纠纷和冲突频仍，国际联系进一步增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成为列强侵略和争夺的对象而更深地陷入了民族危机，加之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失败后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促使一批思想敏锐、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更迫切需要研究、了解外国，以寻求救国之道。由于当时美国在世界上经济发展较迅速和民主体制较稳定，自然就成了他们了解和效仿的最理想国家。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孙中山在兴中会誓词中都曾提出以美国政体为蓝本改革政体的思想。正是在这段时期，涌现了一批介绍美国历史、美国独立战争和政治体制方面的中译本书籍。其中有裨治文的两卷本《联邦志略》（湖南新学书局刻本，１８９６、１８９７年），姜宁的《美史记事本末》（求我斋刻本，１９０３年）和《美国独立史》（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０２年版），俾尔德的《美国的竞争》（上海新文化书店１９１９年版）等。此外还有清人章宗元翻译的《美国宪法》（上海文明书店光绪二十八年版）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著的《美国独立战争》（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２年版）。 　　与此同时，美国一再排华和迫害华工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为揭露和谴责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和美国社会上迫害华工的暴行，一批小册子和文章相继出版发表，其中有上海平等社编辑的《美国华工禁约纪事》（上海平等社１９０５年版）和梁启超撰写的小册子《美国华工禁约记》（上海广智书局１９０５年版）等。随着中美之间交往和纠纷的增多，中国学者开始注意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不仅翻译了大量美国学者撰写的中美关系史方面的著作，而且自己动手撰写了几部书。其中有蔡元培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８年版），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年版），蔡恭晟的《中美关系纪要》（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０年版）。此外，《东方杂志》、《新青年》、《申报月刊》、《世界知识》等刊物上，也纷纷发表有关美国时事述评、政论文章和译文，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对华政策、禁止输入华工、杀害华人等问题和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述。其中以署名为色里的文章《美国人历来对于华人的屠杀》用词最为激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国从战争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因而国力大增，第一次在世界上以债权国的身分出现。威尔逊总统所扮演的 “ 和平总统 ” 的角色分外引人瞩目。在１９２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２２年２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又称太平洋会议）上，美国打着保持中国独立和完整的旗号，谋求 “ 门户开放 ” 、 “ 机会均等 ” 。尽管美国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提出这项遏制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但客观上起到了某些有利于中国外交的微妙作用。这项政策因而也造成了美国以友好态度对待中国的假象，引起了不少人的好感。有人甚至把美国当成中国的盟友，对它寄予厚望。陈震异还为此撰写了《太平洋会议与中美俄同盟》一书（北京大学１９２１年版）。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出版界还刊印发行了几种关于美国和华盛顿会议的译本和小册子［ 2 ］。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美国的在华利益虽然受到威胁，但它决不可能与日本兵戎相见，只是打着 “ 中立 ” 旗号，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尽量使其在华利益少受损害。中国舆论界虽然对美国的行为有所怀疑和警惕，但由于美国不是公开支持日本，有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还有所谴责，因而对它仍抱有希望［ 3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政府犹豫观望，直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被迫对日作战。并与中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不过，在这以前中国政府已经把美国看成最有可能帮助自己的强国，美国自然就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和中国报刊报道的中心。随着中美关系的日益加强，美国的政治动向、对华政策、社会状况也逐渐引起中国政治家、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最为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所发表的有关美国的评论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和方法。这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华日报》所发表的一系列呼吁美国政府做一点实际援华工作和评论美、英放弃治外法权、中美签订新约的文章，又为时事报道和评论开了风气之先。尔后，在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介绍、研究美国政治、经济、历史的高峰时期。相当数量的译著、著作和论文陆续出版和刊载，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美国通史、社会史、革命史、经济史、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等［ 4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援蒋反共，使中美关系趋于复杂化。在美国的 “ 调解 ” 下，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全面爆发。在蒋管区，由于国民党采取高压政策，知识界一般限于翻译外国学者的美国史著作，不发议论。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学者或者翻译苏联学者的著作，或者自撰有关揭露美国侵华活动和扶蒋反共政策的书籍。根据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调查材料：这一时期由中国学者和进步报刊编著的揭露美国的书籍大约有八种，其中有胡华的《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冀中新华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太原铁路管理局１９４８年版）和《美国侵华史》（华北大学１９４９年版）。此外还发表了大量关于要求美国改变政策，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援蒋反共的文章。 　　总起来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史的研究和教学都十分薄弱，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教学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前的近半个世纪里，只在部分大城市设立的大学里开设过１９门美国史课程，分布极不平衡。其中在上海高校设置的课程就有１４门，占绝大多数。这些课程都是因人而设并随着人员的流动而变动，既不系统又不固定，且时断时续，其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１９４９年以前，正式出版的有关美国问题的译著和著作共６４３部，其中历史方面的书籍只占７．４６％，且多为译著［ 5 ］。 　　诚然，这一切都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值得珍惜，但毕竟是太少了。撇开质量和观点不说，单是数量就同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 　　二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美国政府推行全球战略，争夺世界霸权，敌视共产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了持续几十年的 “ 冷战 ” 时期。美中关系也由于美国政府采取的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而导致双方断交并处于对峙状态。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美中关系恶化到极点。客观形势要求中国社会各方面人士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对手，中国学者也就责无旁贷地加强了对美国的研究。然而，由于中国当时处于被隔绝状态，资料来源有限，对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评论又往往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因此有组织的研究工作只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一般都是由中央涉外部门的研究机构来承担的。在一般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中，通常是由学者个人对不太敏感的或者能够配合形势的课题进行研究，发表成果。在新闻界则出现了大量揭露美国支持台湾当局，封锁中国大陆，发动侵朝战争的报道和政论文章、宣传小册子。这些文章和小册子曾经对清除盲目崇美、亲美思想起过积极作用，是中国美国史研究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不过，这些作品中大部分是适应形势需要而写的，缺乏深入研究的基础，严格说还不算学术性著作。其中比较系统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则要算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卿汝辑的两卷本《美国侵华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等书。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还被译为俄文出版，并被列入原苏联历史学家祖波克的《美国史纲》的参考书目。 　　此外，出版部门为了配合形势，曾组织国内学者翻译了相当数量的外国图书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文件汇编［ 6 ］。这些资料的出版对于日后研究美国外交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尽管当时的条件极为困难，但令人可喜的是，在美国史研究的奠基性工作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就是由中国留美学者、具有渊博学识和高度理论素养的黄绍湘先生编著的《美国简明史》，它是新中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材料丰富的美国史著作，曾得到原苏联著名美国史专家叶菲莫夫的称道。她的另一部专著《美国早期发展史，１４９２ — １８２３》也于１９５７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部书在出版后的３０年间，一直是我国高等学校广泛使用的教材，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是由于当时中美处于敌对状态，国内政治运动频仍，缺乏宽松的学术环境，《美国简明史》对美国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免有某些偏重批判而忽略全面分析之处。好在本书再版时作者又增加了许多新材料，并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对其中的不足有所弥补。修订后的书已经是一部洋洋６０余万字的巨著，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 ５０年代正是我国向原苏联全面学习的时期。原苏联学者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成为高校的主要教材和参考书，其中也有不少关于美国史的著作［ 7 ］。原苏联学者的著作，资料丰富，结构严谨，有相当深厚的研究基础，确实是很好的参考书，但由于受到 “ 冷战 ” 气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在观点和方法上不免存在着僵化和片面性。而这些负面影响又使本来就比较沉闷的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受到更多的束缚。美国学者的著作也有选择地被译为中文，如 “ 老左派 ” 史学家菲力普 · Ｓ · 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１卷、威廉 · 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出版后，很快就成为国内高校的重要参考书。 　　６０年代是国际风云多变的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既对抗又妥协；中苏两国交恶。中国需要改变过去倒向苏联的倾向，开展全方位的外交，加强同西方国家的交往，增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１９６３年底，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关于 “ 加强外国研究 ” 的指示，国务院随即按照这项指示要求在全国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关设立研究外国问题的专门机构。１９６４年，根据国务院的统筹安排，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最早研究美国历史的专门机构。两个研究室本应承担起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责任，但不幸的是，在成立后工作刚起步时就受到了 “ 文化大革命 ” 的冲击。研究人员被调离、遣散，资料散失或者被毁坏，研究工作被迫停顿达１０余年之久。留下来看守研究室的少数人员也只能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利用频繁的 “ 会议 ” 之余做些不引人注目的工作。例如，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在 “ 文化大革命 ” 的前夕和期间，编写《美国黑人运动大事记》和编译《美国霸权主义对外政策资料选辑》。但两部书稿均未正式出版，只留下了少量的铅印本和油印本，使用的范围十分有限。１９７２年以后，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恢复工作并取得了两项成果：《美国１８９８ — １９７８年大事记》和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美国的卡片，可惜均未能出版。 　　黑人运动史是新中国成立后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又因为６０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涨，自然就成了当时学术界议论的焦点。其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涉及的问题很多，包括奴隶制的由来及性质、废奴运动、黑人斗争、逃奴和南方黑人的土地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黑人运动的特点、民权运动和黑人运动的领袖人物等。在诸多的论著中，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黑人解放斗争简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受 “ 文化大革命 ” 影响，但仍不失为一本较完备、系统，资料丰富，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书。 　　从全国范围来看，６０和７０年代的美国史研究基本上还处于分散、自发的状态。不过，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美国史论文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文章的选题涉及面很广，归纳起来，大致有八个方面：１．人民运动，包括黑人运动、契约华工的反抗运动，谢司起义等；２．独立战争，包括对《独立宣言》的评价、独立战争胜利的原因等；３．美国的宪法和美国的政治制度；４．美国的经济危机和改革，对 “ 新政 ” 的评价；５．美国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外政策的思想依据、门罗主义，对非洲、拉丁美洲的干涉和侵略，对日本、朝鲜、中国政策和对华侵略，古巴、巴拿马问题等；６．美国的 “ 西进 ” 运动和农业发展问题；７．北美殖民地时期的土地和政治制度问题；８．对美国总统和思想家的评价，等等。 　　在７０年代，学者个人撰写的有分量的美国史著作要算刘祚昌先生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了。这是由我国学者撰写的论述美国内战的第一部专著，近５０万字，该书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黄绍湘先生于５０年代写的《美国简明史》，差不多也是在这一时期修订的，于１９７９年问世。后来，她的《美国早期发展史》的修订本 —— 《美国史纲１４９２ — １８２３》也于１９８７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７０年代末期以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在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它在多变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下，历经曲折，甚至被迫中断。由于 “ 双百 ” 方针不能贯彻落实，人们的思想被禁锢，美国史研究除了反映那些能够配合形势需要的内容之外，几乎都是 “ 禁区 ” 。 “ 左 ” 的影响已经深深地渗透这个学科，研究领域十分狭窄，对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也往往受这种影响而缺乏实事求是。 三 　　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为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１９７９年１月，由于中美建交，在报刊杂志上多少出现了一些关于美国的比较客观全面的报道，中美两国的学术交流也已启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然而，在经过长期隔绝后要使美国史的研究全面铺开，在短期内取得较大成就，尚有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研究人员严重不足，而且很分散；没有一个团结和协调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或组织。因此，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队伍建设。进行队伍建设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专门机构，增加科研人员；二是建立学术团体，密切与分散在各地的研究人员的联系，协调相互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以必要的支持和引导，使之能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推动全国性研究工作的开展。 　　１９７９年４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倡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美国史专家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邓蜀生等先生在武汉大学聚会，筹备成立全国性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他们的倡议下，同年１２月６日，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的有关学者发起，在武汉举行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学者一致推选黄绍湘先生担任第一任理事长，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任副理事长，秘书长由刘绪贻兼任。研究会成立后还聘请宦乡、陈翰笙、陈翰伯三位资深外交家和学者担任顾问。１９９３年，研究会还邀请著名外交家黄华担任名誉理事长。 　　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下列三个方面：１．在分期标准问题上反对 “ 单纯以阶级斗争为划分标准 ” ；２．在关于经济高速发展问题上，认为美国经济发展 “ 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停滞了，或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停滞了 ” 的说法不符合事实；３．主张重新评价罗斯福 “ 新政 ” 和罗斯福本人。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已度过了１８个春秋，举行了八届年会，选举更替了七届理事会。它不仅已成为交流和指导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中心，深受全国美国史工作者的欢迎，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累累硕果。十几年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共出版会刊《美国史研究通讯》７２期，论文集５部，翻译资料多种，并组织会员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该书由刘绪贻、杨生茂担任主编，截止目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卷：刘绪贻主编的第六卷《战后美国史，１９４５ — 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丁则民主编的第三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１８６１ — １９世纪末》（１９９０年），张友伦主编的第二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１７７５ — １８６０》（１９９３年），刘绪贻主编的第五卷《富兰克林 · Ｄ · 罗斯福时代，１９２９ — １９４５年》（１９９４年）。其余两卷正在撰写和加工中。这套丛书是迄今由我国学者集体撰写的资料最丰富，分量最重的一部著作，反映了当前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总体水平。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开展国际交流和推动学术研究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１９８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研究美国的多学科综合性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美国学开始起步，对于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另外，在美国研究所的筹划下，１９８９年初中华美国学会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全国研究美国的综合性学术团体，包括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内的有关学科的研究会都成为该学会的团体会员。中华美国学会成立后，不仅在指导各所属研究会的研究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组织中外学者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座谈。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华美国学会还通过不懈的努力，建立了出版补贴基金，缓解了美国学学术成果出版难的问题。近年来，仅美国史方面受到资助出版的著作就有十几部。 　　在建立学术机构方面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南京大学 —— 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成立。该中心拥有一流的师资，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丰富的图书资料，既起到了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又成了我国培训美国学研究人员的重要基地。不少美国史研究会会员都曾在这里接受过培训，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除此以外，自１９８４年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河北师院及一些外语院校还相继设立了研究美国问题的所、中心、室等机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美籍华裔学者万心蕙教授为九江师范专科学校设立的美国研究中心。经过几年的努力，该中心已初具规模，拥有几千册藏书，成为我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随着中美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术界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中美关系和美国社会的国际学术会议。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北京大学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首次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双方就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敏感问题坦率地交流了看法，从而增进了中美两国学者间的相互了解。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为纪念美国宪法制定两百周年在北京举行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关人士向与会的中美学者分别做了关于美国宪法史、宪法修正案、杰斐逊与宪法、宪法与文化、宪法与外交、分权与总统风格等８个方面的专题报告，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恐怕要算中华美国学会于１９９１年５月在北京召开的２０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原苏联、蒙古、日本、印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其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与山东大学于１９９３年８月共同在山东威海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就美国现代化问题展开讨论，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选辑《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１９９６年８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又与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在长春召开了美国城市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来华访问和讲学的美国学者日益增多，其中有按富布赖特计划和中美校际交流计划定期到我国高校讲学的学者，也有应邀短期访华的知名专家。应邀和按各项交流计划赴美访问、讲学、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通过考试或按照交流计划在美国的高等学校攻读博士学位。中美两国日益频繁的学术交流不仅增强了两国学者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且对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走向世界，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首先表现在论著的数量上。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７９ — １９９０年出版的美国学著作和译著近２７００种。其中２０万字以上的美国史著作约为１７０部，平均每年１５部［ 8 ］。同期发表的美国史论文４３０篇、译文４７９篇，资料１６１篇［ 9 ］。在我国从事美国史研究队伍较年轻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美国史研究的成就还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深入。过去，不仅研究领域狭窄，而且缺乏深度，一般只限于政治史，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禁区。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研究领域已大为拓宽，包含史学理论和方法、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移民和种族关系、国际关系、社会运动、宗教、城市史、地区史、工人史、妇女史、档案资料和书目等。 　　１９７８年以后，首先引起我国学者关注的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大家都希望从中探寻有益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借鉴。这方面的论著颇多，美国的经济思想及政策、工业史、农业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二战后的经济危机、经济发展速度和西部开发等各个方面。徐玮的《美国近代经济史》（黑龙江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和胡国成的《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略》（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两本专著，均从总体上论述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线索、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政策、经济立法和现代经济制度的由来。黄安年的个人文集《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则以变革为主线，阐述了美国经济所取得的成果。 　　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原因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比较密切，因而也成了这一时期的热门课题。１９７９年，张芬梅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后来居上 —— １９世纪末美国经济跃居世界首位的原因》一文。第二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又收入了徐玮的《美国南北战争后经济高速度发展原因浅析》，黄安年的《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张友伦的《试论１９世纪美国工业革命后来居上的几点原因》３篇论述同一问题的文章。这几篇文章认为，美国历史上不存在封建制度，两次资产阶级革命又消除了从欧洲带来的封建残余，因而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基础上；交通运输业先行；雄厚的农业基础；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外资；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政府的扶持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的和平环境；领土扩张和对印第安人、黑人的掠夺；两次世界大战和侵朝、侵越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和刺激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集中探讨了美国经济发展较快的某一方面的原因，使这一讨论更加深入。 　　美国农业发展道路是过去经常论及的问题，近十几年来围绕这个问题又作了重新探讨，提出了新的观点，所发表的论著相当多。潘润涵、何顺果的《近代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 “ 美国式道路 ” 》（《世界历史》１９８１年第１期）和张友伦的《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初探》（《世界历史》１９８２年第２期）对 “ 美国式道路 ” 的内涵，形成的历史条件，开始和确立的时间、特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潘、何的文章还强调 “ 美国式道路 ” 是通过斗争，包括革命战争才得以实现的，而强大的民主力量则是实现这条道路的决定性原因。随后，张友伦的专著《美国农业革命》又结合美国农业发展历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并强调这条道路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变革。 　　工业革命也是美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著述颇多［ 10 ］。多数论著都沿用传统的观点，但也有不同看法。陆镜生认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始不应当早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因为在此以前，美国还处于依赖欧洲，特别是依赖英国的地位，不具备工业革命的条件［ 11 ］。冯承柏则认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端与工厂制的建立有关，大概发生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 12 ］。此后，徐玮和龚淑林又对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了探讨［ 13 ］。 　　随着我国开发西部构想的提出，美国西进运动引起了越来越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８０年代发表的有关美国西进运动的论文将近４０篇。早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就有学者对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作用和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除了土地扩张、屠杀印第安人的阴暗面以外，它还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创业经历和 “ 广大移民披荆斩棘、吃苦耐劳的精神， …… 它不仅直接推动了农业，而且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和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 ” ［ 14 ］。不过，最早著文明确指出西进运动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的是杨生茂先生。他在《试论弗雷德里克 · 杰克逊 · 特纳及其学派》一文中写道： “ 西部土地对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无论用什么动听的字眼来形容，恐怕也都不能算作过分的 ” ［ 15 ］。随后，何顺果对美国西进运动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美国西进运动初探》（《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３年》，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西进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等论文，并于１９９２年出版了专著《美国边疆史 —— 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何顺果在论著中阐明了西进运动兴起、发展、结束的历史过程及其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西进运动除了负面影响以外，它更是一场群众性的拓殖运动，而拓荒农场主则是它的主要动力。张友伦着重对西进运动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见解，认为美国西进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发广大西部的群众性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性，但决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阴暗面而贬低，甚至否定其重要作用［ 16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从另一角度对美国西进运动发表了看法。 政治史是一个旧课题，但过去探讨的深度很不够。在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政治制度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全面地较为客观地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作用。它的涉及面很广，包括美国宪法、两党制、国会、总统制、院外集团、联邦制与州权，国家政权形式的演变和文官制度改革等内容。在这个领域的专著有沈宗灵的《美国政治制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陈其人、王邦佐、谭君久的《美国两党制剖析》（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和李道揆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等。其中李道揆的著作是迄今论述这一课题最全面，内容最充实、影响最广泛的著作。 　　如何评价美国宪法？是中国美国史学界讨论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余志森认为，就美国宪法的性质来说，它是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对美国人民实行统治的根本大法［ 17 ］。宋子海认为，同封建专制相比较，美国宪法无疑是一个进步，它所采用的分权制衡原则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民主［ 18 ］。刘祚昌对美国宪法的保守性和民主要素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 “ 三权分立 ” 本来是保守派为了限制人民权力而设置的体制，但相互制衡也 “ 可以防止出现独裁或暴政，可以保障资产阶级民主 ” ；美国宪法虽然加强了中央权力，但也把相当多的权力留给各州，从而 “ 保障了人民自由及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 ；此外，确立共和制、 “ 实行民选政府制度 ” ，由文官政府控制军权，规定宪法修改程序等民主要素也都显示了这部宪法的进步性［ 19 ］。 　　美国两党制问题也是史学界注意的焦点。学者仍对两党制的产生、确立、性质和作用，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党政治进行了探讨，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 20 ］。其中《美国两党制剖析》一书对这个问题论述得比较全面。而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是两党制形成的时间。曹绍濂、陈其人等几位学者认为，美国两党制是在内战后形成的。黄德禄和黄绍湘认为两党制形成的时间是在内战前［ 21 ］。黄柯可则认为，两党制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产生，到５０年代中期确立，其标志是两大党轮流执政形成制度［ 22 ］。除此以外，还有不少文章涉及美国文官制度改革、国家职能、政权形式的演变、州权和市政改革等问题［ 23 ］。 　　美国外交史、特别是中美关系史是近年来成果十分突出的研究领域。据统计，仅在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９年的十年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就有６５３篇、译文２９４篇，资料６５３篇［ 24 ］。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内容广泛，既有综合性论述美国和几大洲的外交关系史，也有专门论述美国重大外交事件和人物的文章。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尤为我国学者注意。从美国推行孤立主义、新孤立主义、绥靖政策、反法西斯同盟、雅尔塔秘密交易、美国对日政策、对华政策的演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 “ 遏制 ” 和 “ 冷战 ” 等问题都是学者们深入讨论的课题，并发表了大量有见地的文章。一批经过深入研究，很有影响的著作也陆续出版。其中有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李庆余的《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战略》（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１９１１ — 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时殷弘的《敌对与冲突的由来 —— 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０》（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王晓德的《梦想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等。１９８９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中华美国学会合编的文集《中美关系十年》。 　　随着亚太地区地位的日益重要，引起越来越多中国学者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８》（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王玮主编的《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１７７６ — １９９５》（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赵学功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相继问世。在美国和其他美洲国家的关系方面也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著作。其中有洪国起、王晓德的《冲突与合作 —— 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和杨令侠的《加拿大与美国关系史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等。 　　美国社会运动史是新中国成立后比较受重视的一个领域。它包括工人运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等内容，发表的文章很多［ 25 ］，近年来又有几部专著陆续出版。其中有陆镜生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张友伦、李剑鸣主编的《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与政府改革》（天津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张友伦、陆镜生：《美国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等。 　　８０年代，美国黑人史研究继续取得进展。唐陶华的《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奴隶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一书对美国奴隶制的形成、发展和废除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并揭示了种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和顽固性。刘绪贻的《从合法斗争到非暴力群众直接行动》和侯文惠的《马丁 · 路德 · 金和美国黑人运动》两文侧重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黑人运动，强调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群众性、坚决性和正视现实的斗争精神，并指出这是一种符合美国国情的斗争方式。 　　在美国史学流派、专题史学、史学家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弗雷德里克 · 杰克逊 · 特纳的边疆学派是中国学者评论的焦点之一。杨生茂、丁则民等曾著文介绍特纳的学说，但侧重揭露它为美国对内对外政策服务的一面［ 26 ］。１９８４年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一书问世，对特纳及其学说进行了全面的评介，既指出其为美国政治服务的一面，也充分肯定其在美国史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特纳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 “ 无疑是美国历史编纂学中一个里程碑。 ”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国史学的发展， “ 新左派 ” 史学和其他专题史学都有评述。其中有罗荣渠的《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１９８２年第５期），余志森、王晴佳的《略论美国当代史学研究的演变》（《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６年第１、２期），张广智的《美国 “ 新史学 ” 述评》（《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２期），李世洞、武剑榕的《美国历史重大问题史学观点评介》（《美国历史研究资料》１９８９年第１期），杨生茂的《试论威 · 阿 · 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黄绍湘的《评美国 “ 新左派 ” 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２期），张友伦的《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２期），张友伦、倪亭的《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世界历史》１９８５年第６、７期），冯承柏的《关于美西战争起源的美国史学》（《南开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期）等。 美国史研究取得进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争鸣的气氛已初步形成，学术空气日趋活跃。学者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争论的问题很多，包括美国历史的开端、孤立主义、对汉密尔顿和林肯的评价、《门罗宣言》、工业革命的起迄时间、美国对待中国领土的态度、传教士的作用、华工问题等。其中争论最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是 “ 门户开放 ” 政策，二是罗斯福 “ 新政 ” 。 　　汪熙在《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１９７９年第３期）中对 “ 门户开放 ” 提出了新见解，认为它一方面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要求贸易机会均等；但另一方面又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客观上对列强侵略中国有所抑制缓和。丁名楠和张振鹍不同意这种看法，指出 “ 门户开放 ” 政策的目的是保持和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并进一步剥削中国人民，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 27 ］。罗荣渠则认为，尽管这个政策是根据美国利益提出的，只反对列强排斥美国的在华利益，但在中国的国际政治中还是起过某种微妙作用的［ 28 ］。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罗斯福 “ 新政 ” 的评价是不全面的，曾称之为 “ 彻头彻尾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 ” 。８０年代初，邓蜀生、黄安年、戴志先等率先提出重新评价 “ 新政 ” 的问题［ 29 ］。刘绪贻的《应当重视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作用》（《美国史论文选，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９年》，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一文对 “ 新政 ” 做出了全面的评价，认为如果只看到 “ 新政 ” 维护美国垄断资本利益的一面，而无视扭转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崩溃，恢复美国社会信心的一面，那就无法解释 “ 新政 ” 开始后美国国家得以恢复，民主制度得以保存的事实。所以应当把它看成是 “ 美国垄断资本主义部分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突出事例 ” 。刘绪贻在随后的几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新阶段， “ 新政 ” 符合凯恩斯主义，为以后的美国社会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它不限于罗斯福任内，一直延续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甚至更晚［ 30 ］。 　　黄绍湘也曾就此问题连续发表文章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31 ］。她不同意刘绪贻的观点，认为新政的指导思想是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同凯恩斯主义接近，但并不等同。新政只是一种解决严重经济危机的应急措施，于１９４３年底即告结束，并不 “ 符合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 ‘ 新政式 ’ 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 ，也不可能 “ 使３０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新规律 ” 。邓蜀生认为， “ 新政 ” 不是凯恩斯学说的实验，但它加强了 “ 新政 ” 派本来就有的某些想法。１９４３年底，应罗斯福的要求，美国报刊不再使用 “ 新政 ” 一词，新政实际上已经结束。胡国成认为， “ 新政 ” 从１９３３年３月开始到１９４１年３月结束，为期８年， “ 新政 ” 和以 “ 新政 ” 为开端的美国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是两个概念。延续下去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32 ］。 　　此外，围绕 “ 新政 ” 的作用问题也有不同意见。大家在原则上肯定了 “ 新政 ” 挽救严重经济危机，巩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但对其作用的大小评价不一。一种意见认为， “ 新政 ” 并未实现美国的经济复兴和劳动者充分就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强的扩军备战才使美国摆脱了１９３７ — １９３８年的经济危机［ 33 ］。 “ 新政 ” 的影响只限于４０年代上半期［ 34 ］。另一种意见认为， “ 新政 ” 虽然只是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而不是摧毁它，但在三方面留下了深远影响：通过国家干预，解脱了大危机的威胁、遏制了美国的法西斯势力，保护了民主制度；奠定了美国 “ 福利国家 ” 的基础；大幅度扩大了联邦和总统的权利［ 35 ］。第三种意见对 “ 新政 ” 的积极作用肯定得较为充分，认为它缓解了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在某些方面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避免了国民经济的崩溃和法西斯上台，维护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传统；在对外政策方面实现了美苏关系的改善，密切了与拉美国家的 “ 睦邻关系 ” 。从总体上说， “ 新政 ” 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现象，那种持 “ 功过参半 ” 的论点是欠妥的［ 36 ］。 美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是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跨学科领域。民族问题和移民史是近年开辟的新领域之一。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美利坚人的民族性格，认为它具有勤劳、求实、革新、求变、追求独立、兼容各种文化的特点，但也有压迫黑人、印第安人的一面。对美利坚民族中的土著人 —— 印第安人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印第安人来自何处？印第安人的遭遇、觉醒与斗争，印第安人在城市中的生活，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却少有论述［ 37 ］。青年学者李剑鸣近年来连续发表了《两个世界文明汇合与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命运》（《历史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美国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与作用》（《历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文化接触与美国印第安人社会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等论文多篇，并于１９９４年出版了《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书。他在注意印第安人种族特性、经济因素的基础上，侧重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关系。他的结论是： “ 文化征服虽然不见刀光血影，却同样是一场严酷的战争。 ”“ 印第安人在其中所受创痛之深巨，所受损失之惨重，完全可以和物质与肉体的灾难等量齐观。 ” 他还认为，从体质上和文化上同化印第安人是不可能的，只有实现 “ 平等的自治 ” ， “ 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才能走上正常的变迁轨道 ” ［ 38 ］。 　　丁则民、高鉴国两位学者在对美国民族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主义进行论述的同时，揭示了 “ 熔炉论 ” 、 “ 一致论 ” 被文化多元论所取代的过程和原因［ 39 ］。 　　８０年代初期和中期，丁则民、李其荣开始探讨外来移民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和新移民所遭受的歧视和限制［ 40 ］。随后，邓蜀生又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历史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３期）、《美国犹太人同化进程初探》（《世界历史》１９８９年第２期）等文章，并于１９９０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关于美国移民史的专著《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一书问世。两位学者都借鉴和采用了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把美国移民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城市史也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９０年代初，围绕美国城市化道路、西部开发与城市化的关系、西部城市的起源与类型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中王旭的专著《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最具有代表性。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西部开发与西海岸城市兴起到西海岸四大都市区形成的全过程。由于作者使用了跨学科理论和方法，使该书的视野和研究范围更广阔，因而令人耳目一新。１９９６年８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中美城市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即将出版。 　　与城市史有某些联系的美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也已经起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文集（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为这项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该文集收入了２３篇论文、６篇论文提要，基本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出版社还于１９９６年出版了张少华的《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一书。 　　此外，军事史、宗教史、历史人物传记、教科书等方面也都出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成果［ 41 ］。其中刘祚昌的《杰斐逊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尤为出色，不仅资料丰富，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显示了作者对杰斐逊的深刻理解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研究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也是一个过去被忽略但又待深入的领域。在这方面，青年学者杨玉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曾与辛逸、胡玉坤共同编辑出版了文集《我说美利坚》（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并发表了《美国西进运动研究在中国》（《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等文章。 　　当然，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尚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我们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还需要提高，否则很容易在西方学者论著的海洋中迷失方向，分不清精华和糟粕。其次，需要进一步端正学风，杜绝互相吹捧、主观武断和随意抄袭的现象，提倡敢于争鸣，互相切磋，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此外，还应当采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尽可能采用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计量方法，力求缩小同国际水平的差距。 　注释： 其中有魏源著《海国图志》卷三八；梁廷枬著《合省图说》。 其中有项衡方编《太平洋会议之参考资料》，《上海申报》１９２１年；罗家伦《华盛顿会议》，北京晨报社１９２２年。 例如关天的文章《美国是否有诚意援华》（《太平洋》第１卷第１２期，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日）、沈静的《美国的援欧助华政策》（《世界月刊》第２卷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日）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这种情绪。 其中有〔美〕班兹著，白达译《社会科学史纲 —— 史学》，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０年版；〔美〕内文斯、康玛哲同撰，刘尊祺译《美国史》，重庆外文出版社１９４５年版。稍早一些还出版了几本中国学者撰的书，如姚绍华著《美国史》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版；胡明恳《美国独立》，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３６年版；熊大经《美国经济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见黄安年编《百年来美国问题书目：１８４０ — １９９０》上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１９９０年刊印。 正式出版的有：人民出版社编《美国侵华史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１年版；《１７６５ — １９１７年的美国》，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１、２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１９６０年版；国际关系研究所编《美国外交研究资料》第１辑，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国情咨文汇编（１９４６ — １９６２）》，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等。 影响较大的著作有：叶菲莫夫著《美国史纲（１４９２ — １８７０）》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祖波克著《美国史略》，三联书店１９５９年版等。 黄安年编《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１８４０ — １９９０）》上、中、下册。 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９》，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０页。 张友伦、林静芬、白风兰：《美国工业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戴志先：《１９世纪的美国工业革命》，《湖南师院学报》１９８１年第１期；徐玮：《１９世纪上半期美国工业发展的特点》，《北方论丛》１９８１年第６期；杨惠萍：《美国早期工业革命几个问题探讨》，《辽宁大学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１期。 陆镜生：《美国工业革命开始年代问题》，《南开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冯承柏：《美国工厂制确立年代质疑》，《历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徐玮：《试论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历史》１９８９年第８期；龚淑林：《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与联邦政府的政策》，《江西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张友伦：《美国史研究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 · 杰克逊 · 特纳及其学派》，《南开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２、３期。 张友伦：《评价美国西进运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余志森：《华盛顿与美国宪法》，《世界历史》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宋子海：《简评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贵州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刘祚昌：《论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３年》，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 谭君久：《试论美国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政党的演进》，《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６期；韩铁：《试论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世界历史》１９８３年第６期；邓蜀生：《美国联邦主义的历史演变》，《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３年》，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 黄德禄：《略论美国的政变制度》，《河北师院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４期；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 黄柯可：《美国两党制的形成及其特点》，《世界历史》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参见《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 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９》。 如《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万松玉、刘一林《美国妇女运动初探》，《河南大学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张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与问题》，《美国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时春荣：《战后美国女权运动的发展及其影响》，《世界历史》１９８７年第４期。 参见丁则民《特纳的 “ 地域理论 ” 评介》，《吉林师大学报》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 边疆学说 ” 与美国对外扩张政策》，《世界历史》１９８０年第３、４期；《特纳与美国奴隶制度》，《世界历史》１９８６年第１期。杨生茂《 “ 新边疆 ” 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 —— 兼论美国 “ 边疆史学派 ” 》，《美国史论文选》，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论弗雷德里克 · 杰克逊 · 特纳及其假说》，《南开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３期。 丁名楠、张振ｋ ū ｎ＠ ① ：《中美关系史研究：向前推进还是向后倒退》，《近代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２期。 罗荣渠：《关于中美关系和美国史研究的一些问题》，《美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 邓蜀生：《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与罗斯福新政》，《外国史知识》１９８２年第１１期；黄安年：《关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史学译林》１９８０年第１期；戴志先：《湖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１期。 参见刘绪贻《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世界历史》１９８４年第５期；《有关新政的几个问题 —— 与黄绍湘同志商榷》，《世界历史》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世界历史》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参见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３年》；《评罗斯福新政从杜鲁门延长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见解》，《重庆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３期；《关于罗斯福实施新政的指导思想》，《河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１期；《评有关罗斯福新政的几个问题 —— 答刘绪贻同志》，《世界历史》１９８５年第８期。 参见胡国成《关于新政的分期问题 —— 兼与刘绪贻先生商榷》，《世界历史》１９８６年第７期。 参见黄绍湘《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评有关罗斯福新政的几个问题 —— 答刘绪贻同志》。 参见张谦让《论罗斯福新政的历史作用》，《山西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参见邓蜀生《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参见黄安年《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性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参见赤林《美洲印第安人是土生的还是外来的？》，《世界史研究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６期；万心蕙《美国印第安人的觉醒与斗争》，《外国历史知识》１９８１年第１２期；李家添、戴国华《从考古学看美洲印第安人的起源》，《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８４年第２期。 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第２、３４９页。 参见丁则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族裔史学及其发展》，《东北师大史学》１９９４年第１期；高鉴国《试论美国民族多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世界历史》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参见李其荣《外来移民在美国近代历史上的作用》，《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 —— １９８３年》；《美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外来移民》，《兰州学刊》专辑，１９８６年７月；丁则民《美国的新移民与文化测验》，《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其中有：陈海宏《美国军事史纲》，长征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黄兆群主编《美国宗教史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雷雨田《上帝与美国人 —— 基督教与美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顾学稼、林霨、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余志森《华盛顿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李剑鸣《伟大的历程 —— 西奥多 · 罗斯福传》，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刘文涛主编《美国历届国务卿传》，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PDF 版 24 页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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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张椿年、刘道玉、张友伦： 贺刘绪贻百岁华诞(一)
黄安年 2012-5-13 15:52
袁伟时、张椿年、刘道玉、张友伦： 贺刘绪贻百岁华诞 ( 一 ) 黄安年辑 袁伟时、张椿年、刘道玉、张友伦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2 年 3 月 13 日 发布 今年 5 月 13 日 , 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美国史学家、社会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的白寿之喜。 武汉大学将在这一天为刘绪贻先生举行隆重的百岁华诞庆典和刘绪贻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这里集 缉了袁伟时、张椿年、刘道玉、张友伦四位先生发表在 《野老丹心一放翁 —— 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5 月版）中的纪念文章。 ********************* 袁伟时：一代学人的楷模 —— 祝刘绪贻老师百岁华诞 时间 :2012 年 5 月 4 日 作者：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 来源 : 野老丹心一放翁 我和刘老的交往是从 2006 年《冰点》事件开始的。那一年 1 月 11 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重新发表了我 2002 年 12 月在广东《东方文化》上发表过的旧作：《现代化与中国教科书问题》。有关部门看不顺眼，下令惩处，引发一场震动遐迩的《冰点事件》。一天突然收到刘老师的电邮，说没有找到这篇拙作，请发给他一份。我立即将拙作呈正。过了几天，刘老回信说，文章说的都是事实，他不理解为什么会弄出这么大的风波？（因我的电脑重装几次，迄今没有找到原件。也许刘老的电脑中还有。） 当时朝野各方正在围剿拙作，有的人号召 “ 全民批判袁伟时 ” ， “ 汉奸 ” 、 “ 卖国贼 ” 、 “ 洋奴 ” 帽子满天飞，而刘老不怕惹祸上身，主动关注了这场风波。一个 95 岁的老学者，仍然那么关注思想文化动态，十分罕见。更令我佩服的是他是非分明的鲜明个性。国内各著名大学大致都有一批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归国的学者。经过反复的 “ 思想改造 ” 和政治运动折磨，他们大都变得谨小慎微，生怕卷入各种是非，像刘老师那样风骨依旧的不多见了。 这种刚直的风骨来自他的学养和对祖国命运的关怀。刘老在自己的自传《前言》中说： “2002 年完成了《美国通史》的撰写和主编工作以后，我纵观国际国内形势，认为应该把余生全部贡献给呼吁民主与法治，反对儒学的糟粕 ” 。只有深刻了解世界历史和现代文明进展，全面掌握中西文化的成败得失，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没多久，刘老师寄来他新出版的旧著《中国的儒学统治 —— 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5 月北京）。这是他 1946—47 年间在芝加哥大学写的硕士论文， 50 年后翻译为中文出版。他在《出版说明 —— 为什么要出版半世纪前写的小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 两千年来中国的朝代一变再变，但都只换了皇室姓氏，而建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总结构，特别是它的政治和宗法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不变而且日益强化的 …… 总的说来，儒学统治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是具有重大阻碍作用的。 ” 这个论断有别于中国传统社会是 “ 儒表法里 ” 等等流行论调，而与陈寅恪、瞿同祖等前辈学者断定中国传统社会是儒学制度化大体在同一时期，可谓经得起反复论难的定论。 更加振聋发瞶的是，他秉笔直书： “ 经过研究，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极难迈出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是和中国 2000 年的儒学统治分不开的。 ”“ 因此之故，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便一直成为我知识活动的主流。 ” 基于这样的不同流俗的见解，因为严厉抨击儒家华夷之辨误国误民而引发冰点事件的拙作得到刘老的关注，可说是顺理成章。 随着中国经济较快发展，儒家思想哺育下滋长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痼疾又在蔓延。表现之一是盲目美化所谓 “ 中国模式 ” 。 2010 年 5 月 4 日 12:02:04 ，我将拙作《中国模式再审视》呈请包括刘老师在内的诸位师友指正。 按一般习惯，这类群发邮件，完全可以不回应。但他两个多小时后（ 2010-05-04 14:36:25 ）就写了回信： 伟时教授： 拜读大作，完全同意。 著祺。 刘绪贻 一位 97 岁的长者，那么快就作出回应，甚至可能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阅读，令我十分感动。拙作涉及中国发展的基本问题，是学界正在争论的问题之一。我想，这是刘老师正在密切关注中国的未来的表现。所谓 “ 中国模式 ” 缺乏的就是刘老师念念不忘的民主与法治。 对我说来，刘老师是亦师亦友的前辈。但在交往中，他展示了满腹经纶的长者和学人固有的谦和、亲切和潇洒的风度。 　　 2010 年 4 月 1 日 ，他寄赠刚刚出版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上卷）繁体字版。 2010 年 4 月 7 日 刘老师来信： 伟时教授： 前几天给你寄去了一本《箫声剑影 —— 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收到后请用邮件告诉我一声。祝全家康乐！顺颂 研祺 刘绪贻 10 天后，我给他回信： 刘老师： 您的口述自传《箫声剑影（上卷）》今天收到。一定好好拜读。 前好些天，向《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陈明洋提议，派记者访问老师，好好宣扬您的思想、学术和人格。他非常赞同，并索取了您的电话和电邮；估计他们已与您联系。 祝 一切顺利！ 学生 伟时上 2010-04-18 出于对刘老的尊崇，我向《时代周报》《超星图书馆》等有关人士提出，应该好好采写刘老。 拜读他的自传后，的确给我很多启示。一部好的自传，不但展示传主的人生智慧，还能揭示当时的社会百态。刘老师的自传正是这类优秀自传的标本。书中不但描绘了师友的遭遇和各大学的实况，为中国教育史特别是知识分子苦难史增添了难得的细节，甚至为经济社会史提供了可靠的例证。第一章详细介绍家乡湖北黄陂县罗家冲的阶级关系和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与当时的宏观经济资料足以相互引证。他说： “ 罗家冲不能说没有对社会不满的特别贫困的人，但一般群众对政治冷漠无知 …… 我们家虽然是小土地出租者，也雇过雇农 …… 不过节日，没有红白喜事，饭桌上没有荤菜，遇到荒年，还要考杂粮、野菜填报肚子。 ” 在这里 “ 绝大多数为自耕农、佃农、雇农。仅我们刘家有一家小地主兼工商业者，两户教员兼小土地出租者，其中两户有过雇农 ” 。（ 5—6 页） 又如，他从自己在重庆的生活经历中确信，直至 1940 年 “ 经济上通货膨胀只在萌芽，尚未明显影响人们生活 ” （ 169 页）。 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有用，尤其对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长的中青年一代了解 “ 旧社会 ” 的日常生活弥足珍贵。 在自传中，刘老师坦率地披露了自己的爱情和日常生活，潇洒，风趣，实在。年轻时，是吸引众多美女倾心的才子，到了金色的晚年，读者也会由衷赞叹：风采不减当年！与这样的长者交往，不会有任何拘束。 2009-12-24 16:57:27 刘老师在来信中写道： 伟时教授： 新年快到了，我的小朋友赵晓悦为我和老伴制作了合影贺年片，现发来给你，祝全家幸福康乐！ 刘绪贻 我随即写了回信： 刘老师，您好！ 看到两老如此健康、甜蜜，非常高兴！ 您是我的榜样！ 祝新的一年健康。幸福，一切顺利！ 学生 伟时上 　　　　　　　　　　　　　　　 2009-12-24 2010 年春节前（ 2 月 21 日 ） 16:46:03 ，友人发来贺年卡，生动，好玩。我想刘老也会喜欢的，便立即转发。当天 17:10:30 收到他的回信： 刘老： 祝虎年一切顺利！ 袁伟时 送您魚一條　祝您年年有餘 ! http://zqbbs.netsh.com/usr/12/12_191_17.swf ( 一定要移動滑鼠 ) 很快就收到他的回信： 伟时同志：非常感谢。敬祝在新的一年中身心康乐，并写出更多振聋发瞆的大作。 刘绪贻 刘老是前辈，但不容否认，我亦垂垂老矣。这张贺年卡，是两个老头好玩本性的流露吧。 刘老的道德和学术，不愧为一代学者的楷模。与此同时，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也十分深厚。自传中各种诗词佳句信手拈来，用得十分贴切；而对传统糟粕的批评，则一针见血。对僵化制度的揭露和对文化遗产的珍视，浑然天成。这正好表明那些食古不化之徒认为批判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制度，就是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是如何浅陋。目前，这种论调甚嚣尘上，反过来证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青年刘绪贻的学术观点至今锋芒不减。 刘老百岁华诞，无以为寿，献上拙作，聊博刘老一粲。 2012 年 2 月 9 日 星期四 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发布 2012 年 5 月 4 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910type=1001 ********************88 张椿年：我心目中的刘绪贻先生 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 作者：张椿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来源 : 学术批评网 刘绪贻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史学界的前辈。我和他是在制定中国世界史规划的过程中相识的。 1978 年，全国史学规划座谈会在天津召开。这是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后史学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但因时间己过去几十年，会议讨论的具体内容是我己记不清楚，但有两件事是不会忘记的。一是在会议过程中，得知郭老（郭沫若）在京去世，与会学者十分悲痛，一些参加会议的郭老的故交纷纷离会，赶回北京，与郭老作最后的告别。二是在讨论和贯彻座谈会的精神时， 很多学者提出编写一部适应时代需要的美国史，希望刘绪贻先生和杨生茂先生主持这件大事。我们世界历史所的领导朱庭光同志竭力支持这个建议。我那时在所内负责世界史的规划工作，为落实建议，不时要向刘先生请教一些问题，他总是耐心地给以指导，在长期接触中，深感他为人真诚，工作严肃认真，我敬佩他的高尚品德。 刘先生是研究美国史的资深学者，他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由研究美国史的学者来谈要比我更为深刻和全面。我这里只是说说刘先生在几个方面的学术功绩。 一、创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刘先生是中国美史研究会的创建者之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会议于 1979 年底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选举黄绍湘先生为理事长，刘先生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由刘先生主持研究会的日常工作。所以，在 1979—1990 年，美国史研究会的秘书处一直设立在武汉大学。 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后，在缺乏经费，又无专门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工作做得很出色，如定期召开年会，出版《美国史研究通讯》，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尤其重要的是，组织全国美国史专家撰写《美国通史》。美国史研究会为推动中国美国史的发展，提高中国美国史的学术水平做了很多工作。 1990 年，我们接到指示，要对研究会进行整顿，在整顿中，必须裁减一部份研究会。我们认为挂靠在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会对本学科的建设都做了积极的贡献，所以我们尽最大能力和有关部门沟通，想方设法把所有的研究会保存下来，虽然那时我们也听到对美国史等一些研究会的工作有点议论，但我和我所分管研究会工作的陈启能等同志坚定地认为这些研究会大方向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应该继续存在。我们没有受一些意见的影响。张友论同志接任美国史研究会的会长后，研究会的工作同样很出色，说明美国史研究会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团体。 刘先生为美国史研究会所做的工作，功不可没。 二、主持《美国通史》的撰写，培养新一代美国史学者 上面已提到，由刘先生和杨先生主持撰写的《美国通史》，是在落实 1978 年天津史学规划座谈会的精神时提出来的，是世界史《六五》规划中的重点项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领域内的精品力作。 以刘、杨二位先生为首的学者们为这部著作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为出色地出版这部书，人民出版社的邓蜀生先生也做了很多工作。在编撰本书的过程中曾遇到种种困难。如有的学者承担了写作任务，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一拖再拖，影响了工程的进度，先生对此很焦虑，他曾给我写信，商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这件事，我记得邓蜀生先也找过我。诸如此类的问题，肯定不少。为克服这些困难，要耗费刘先多少精力啊！ 现在《美国通史》已成为研习美国历史者和美国问题者必读的书，同时，这部书还培养了一代美国史的学者。 三、学术创新 刘先生撰写了很多有关美国史论著， 先生的贡献在于他在学术上的创新，在于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起了开创的作用。他提出的某些学术观点使人眼睛一亮。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改革阔步前进，但在学术方面，因受 “ 左倾 ” 教条主义的影响，略显沉闷。要想推动美国史研究的前进，就需要打破这种思想上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刘先生开始对罗斯福 “ 新政 ” 和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提出 了一些新的观点。刘先生认为， “ 新政 ” 使资本主义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了资本主义仍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刘先生认为，应肯定 “ 新政 ” 的积极作用。 刘先生关于 “ 新政 ” 及美国资主义的多篇文章，是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当时朱庭光同志看了这些文章，对刘先生的观点深表赞同。 在上面，我只是简略地谈了谈刘先生对美国史研究工作的贡献， 必须知道，他对我国整个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也十分关心。 1978 年，《世界历史》杂志创刊，并将刊物寄赠刘先生。他看完几期后，给刊物编辑部，写了好几页纸的意见，列举刊物中的错误。从错误所在的页码看，先生把刊物从头到尾都仔细地看了一遍。先生的精神感动了整个编辑部。若不是出于对刊物真心的爱护，若不是出于对世界历史学科的关心，若不是他的历史学修养很深，谁会这样去做呢？谁又能提出那么多中肯的意见呢？ 在 2008 年，《世界历史》创刊 30 周年之际，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庆祝〈世界历史〉诞生 30 周年》的文章，特别提到了这件事，对刘先生为发展世界历史做的任何贡献，我们都不应忘记。 刘绪贻先生届满百岁荣寿，理当热烈庆贺。太平之世多长寿之人，先生寿登期颐，但身体健康，至今仍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为我国学术界少有。先生无论在做人还是在治学上都是我们的榜样。他从来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不苟合、不随风，重创新，为我国美国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的国家需要有先生这样的学者，引领我国学术事业的前进。 敬祝刘先生健康长寿！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野老丹心一放翁 —— 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5 月版） 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发布 2012 年 3 月 16 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922type=1008 刘道玉：风骨凛然的杜鹃精神 —— 祝贺刘绪贻先生百岁华诞 时间 :2012 年 5 月 4 日 作者：刘道玉（武汉大学前校长） 来源 : 野老丹心一放翁 刘绪贻先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和社会学著名的学术大家，他虽然已离休快 30 年了，可是他一直笔耕不辍，晚年的学术成果累累，经常发出震聋发聩的声音，成为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典范。他的论著和他追求真理的精神，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高度的赞誉，也鼓舞着许多有理想的青年人。 先生出生于 1913 年 5 月 13 日 ，他比我年长 20 岁，是我的师辈。我们同是湖北人，他是黄陂县人，我是出生在湖北枣阳县。我虽然没有受业于先生，但他却是我心目中的楷模，是我永远的精神导师。今年是先生的白寿之喜，古人以汉语语辞的蕴意，或以汉字的笔画或是拆字法，来形象地寓意各个年龄段的寿庆，如喜寿（ 77 ）、米寿（ 88 ）、白寿（ 99 ）、期颐（ 100 ）、茶寿（ 108 ）岁等。按照传统的习俗，给老人祝寿是祝九不祝十，因此先生在校内外的学生和朋友们，准备出版一本《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年华诞纪念文集》，以此作为献给绪贻先生百年华诞的寿礼。该书编辑委员会来信约我写篇序言，我感到诚惶诚恐。但是，为了表达我对绪贻先生的崇敬之情，尽管我才疏学浅，但我还是不揣冒昧，以拙笔叙述我与先生交往的一些轶事。 我是 1953 年秋进入武汉大学学习的，当时绪贻先生已不在学校，但他解放前后在武大的轶事还是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先生 1947 年 9 月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旋即受聘到武汉大学任教。他思想进步，解放前被吸收入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任武汉大学分会教授支部书记，并被选为武汉大学教授会主席；武汉解放后，他被选为 “ 协助 ( 中共军代表 ) 接管委员会 ” 主席，协助军代表做了一些工作。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他不无遗憾地离开了学校，曾在武汉市 ( 当时是直辖市 ) 和湖北省担任过多种职务。但先生无意留恋官场，在追求学术真理的驱使下，于 1964 年重返武汉大学执教。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成立了全国最早的美国史研究室，在美国史学界素有南刘（绪贻）北杨（生茂）之誉。 那时先生正值天命之年，是学校比较活跃的教授之一。我于 1963 年由苏联辍学回国，与先生同住在武大珞珈山 18 栋。它们位于山南半麓，掩映在青松翠柏和香樟林中，是上个世纪 20 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专为教授建造的别墅式的住宅。先生住在 14 号，我家住在 6 号。我们上下班时常相遇，先生也偶尔询问我关于苏联国内形势的问题。 我第一次与先生接触是 1981 年 7 月出任校长之后，他是我利用暑假拜访和求教的 60 多个教授之一。我主要是向他了解芝加哥大学的情况，也询问他关于武大解放前后的历史，听取他对办好学校的有益建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热情很高。当时历史学系是学校实行学分制试点单位之一，曾得到绪贻先生的大力支持。那时，大学生的思想也十分活跃，成立了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组织。有一个叫快乐学院的社团，历史系 77 级学生赵林是一个活跃分子，常常提出极有创意的问题。《中国青年》杂志 1980 年第 5 期发表了署名 “ 潘晓 ” 致编辑部的信（作者是潘祎和黄晓菊二人的合名），标题是《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由此发起一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一个星期日的上午，赵林去系资料室看书，他突然看到 “ 潘晓 ” 的那封信，他的思想就像触电一样激动，立即给《中国青年》杂志写了一封致潘晓的信。编辑部根据他的观点，发表了署名赵林的公开信，题目是《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发表在该刊第 8 期上。文章刊出后，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不乏其人。批评者说：赵林是一个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者，是丑陋灵魂的大暴露。当时，正在开展清理所谓的 “ 精神污染 ” ，中央的一位主要负责人指示把柏华的《苦恋》、王若水的《人性异化》和赵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作为全国批判的重点。一瞬间，赵林遭到了巨大的压力，但在校内，我们却采取了 “ 大事化小和小事化了 ” 的低调处理方法，事实上保护了赵林。 赵林自幼喜欢哲学， 1981 年，他报考了我校哲学系的研究生，虽然他的考试成绩达到了录取标准，但哲学系以他的政治表现不合格为由，拒绝录取他。在这个困难的时刻，赵林就读的历史系伸出了援助之手，曹绍濂教授录取了赵林，但他对导师的研究方向不感兴趣。经学校与刘绪贻先生沟通后，很快转到刘绪贻教授的名下做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美国现代史。真是名师出高足，刘绪贻先生不仅保护了赵林，而且为赵林成为一名杰出的学者奠定了基础。二十多年后，赵林在回忆往事时写道： “ 当年，若非刘绪贻先生慷慨同意接纳我到他的门下，我的学业就会半途而废。同样， 1985 年我毕业之时，若非刘校长的保护、热心关怀和亲自安排，我至今还不知流落在何方。二位刘姓前辈，一位是我授业之恩，另一位是我知遇之恩、大恩大德，难以为报，唯有兢兢业业地投身于学术事业，以微薄的成绩还报恩师。 ” 在我出任校长之初，曾经把 3—9 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国际问题、数学、空间物理、功能材料、病毒学等作为学校的重点研究方向。在国际问究方面，包括国际法、美加经济、世界史、西方哲学等，在这些学科方面，我校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其中包括刘绪贻先生领导的美国史研究。他在美国史研究方面著述甚丰，特别是研究罗斯福新政的权威，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新的学术观点。 《中国的儒学统治 —— 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一书，是先生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的硕士论文，后来由他的两位私淑弟子翻译成中文，于 2006 年出版。我十分想读到这本书，可是不知何处购买。 2008 年 10 月，我与夫人散步经过先生门前的小径，正巧遇先生由外面回家。故人相见，自是情切无比，我们站着谈话 15 分钟，先生已是 95 高龄，但思维清晰，精神矍铄，身板硬朗，这是人生之大幸。我们的谈话广泛地涉及改革开放，对 “ 总设计师 ” 提法的质疑，还谈到了当今国学热的问题。他说：纵观历史，凡是改革者都是批孔的，如孙中山、鲁迅、胡适、陈独秀等，而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尊孔的。最后，先生说要送我一本书，于是我随他到家中得到了我一直想看的这本书。令我吃惊的是，绪贻先生写这本书时年仅 34 岁，对儒学透视得如此之深刻，实乃一家独到之言。 我怀着新奇的心情，一口气读完这本书，的确受益菲浅。这部 18 万字的论文，是在芝加哥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威廉 • 奥格本和路易斯 • 沃思的指导下写就的。由于见解独特新颖而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他也被列为芝加哥大学 “ 杰出的中国校友 ” 。在论文中，首次提出了诸如 “ 中国儒学统治 ” 、 “ 儒学既得利益集团 ” 、 “ 儒化社会 ” 等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什么叫 “ 儒学既得利益集团 ” ？绪贻先生解释说： “ 儒学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由 ‘ 皇家和儒生阶层 ' 组成。两千年以来，中国的朝代一变再变，但那只是换了皇室的姓氏，而建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总结构，特别是它的政治和宗法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小农经济，一直是不变而且日益强化的。 ” 他进而分析道： “ 这种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既得利益一致的社会分层模式，使得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抵制社会变革的力量。 ” 儒化社会就是以儒家思想来治理的社会，统治者以儒家的思想维护其统治，而儒生又从统治者那里得到擢升和利益，是一个由独裁者与儒生相互勾结和利益均沾的社会。正如绪贻先生所云： “ 儒化社会的弊端在于必然形成帝王控制儒生，儒生治理百姓的自上而下专制独裁 —— 一个社会只有皇帝与儒生极少数人成为儒学既得利益集团，社会既得利益如此单一而非多元化，这个社会必然是不公平的，必然难于改革，必然危机四伏 ” 。 学习了绪贻先生的论著，对于一个长久困惑我的问题，忽然茅塞顿开。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我国大学的教育改革难于进行，也正是当今的 “ 儒学既得利益集团 ” 。这个集团是当今靠任命（而非民主选举）的最高领导者和新生的 “ 儒士 ” ，也就是当今所谓的知识分子相结合的。古今对比，何其相似乃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评论家爱德华 • 萨义德（ Edward W•Said ， 1935—2003 ）曾说： “ 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护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 ” 可是，中国现在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吗？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趋炎附势的人，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批评强权的统治者。现在体制内的有权势的人，包括教育部官员和大学的领导人，他们虽然也拥有高级的学位和学术职称，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仅仅只是把 “ 改革 ” 、 “ 创新 ” 、 “ 和谐 ” 等口号挂在嘴边上，几乎没有一个在位的领导者敢于打破掣肘教育改革的禁区。试问：如果没有 “ 敢于下地狱 ” 的殉道精神，怎么可能有教育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突破呢？ 2011 年 4 月 25 日 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北京《看历史》杂志准备约请 10 个文化人，各给清华大学写一封信。我问他们有哪些人，回答说有李泽厚、刘心武、周有光、易中天等。我又问有什么要求和限制，回答说体裁不限、观点不限、长短不限。鉴于观点不限，所以，我就接受了约稿，并信手写了一篇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筹备委员会的信，题目是《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字数有五千多字。绪贻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又是清华老校友。于是，文成以后我第一个送先生审查，是否有不妥之处，请先生为我把关。 我的信文如下： 绪贻先生：早上好！ 今年 4 月 25 日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看历史》杂志邀请 10 个文化界的人士各给清华写一封信，我是其中之一，现把我写的信发给您审查，您是清华的老校友，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有不当，请赐教为盼。 学生 刘道玉 2011 年 3 月 21 日 绪贻先生看了我的信后，立即给我回了信，他写道： 道玉同志： 我仔细读了你给清华的信，真是金玉良言，苦口婆心。我敢断言，这样的信，恐怕只有你能写、敢写，其他 9 个人是不能、不敢写的。只有这样的信，才对清华有用，才是对症下药。我担心的是，他们不一定听得进，即使他们听得进，教育部也不会让他们听。作为清华校友，我感谢你。顺颂 时绥！ 刘绪贻 2011 年 3 月 22 日 得到了绪贻先生的首肯，我心里踏实多了，相信不会有太多的谬误。于是，我就把这封公开信发给了《看历史》杂志编辑部。《看历史》于 4 月初正式出版，遗憾的是编辑部删去了其中关于当今大学以及教育部没有反思精神原因的分析。这当然引起我的不快，邃向该刊声明保留以适当方式说明的权利。编辑部还算恪守信誉，他们随后在网上发表了我的公开信的未删减版。让我所料不及的是，这封公开信在各网站予以转载，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东方早报》等许多报刊也都予以转载，各大学的教师也以电子邮件相互传播这封信，一时成了人们谈话的主题。我感到很欣慰，毕竟说出了很多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北京华通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先生在网上评论道： “ 刘道玉的公开信，比清华百年庆祝大会上任何一个人的发言都要好，应当送到中央电视台播发，在全国展开讨论。 ” 我在国外的不少学生，也纷纷发来邮件表示： “ 你的信真是太棒了！我们为是您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 绪贻先生进入高龄后，我不敢轻易造访，唯恐打扰他的静思与写作。但每逢春节，我都会打电话向他表示节日的祝贺。今年是先生的白寿之喜，我特地去府上给先生拜年，并赠送了一盆盛开着的 128 朵鲜红的杜鹃花。那是一个精致蓝瓷花盆，由于盆体太大，我的小儿子刘维东开车送到先生家的路边，再帮助搬到先生的家里。我喜欢杜鹃花，更喜爱古代和近代诗人以杜鹃吟咏的脍炙人口的诗句。清末黄遵宪在《赠梁任父同年》诗中的后两句是： “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 。难道不是吗？当今我国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正是像杜鹃忧天一样地在忧国忧民吗？不正是像精卫鸟不知疲倦地希望填平东海那样，在无穷地为改革而呐喊吗？宋朝诗人王令在《送春》中两的两句诗是： “ 子规半夜欲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 诗中的子规，也就是杜鹃。这是一种情结，是我国当今一批追求改革的知识分子喊出的心声。无论时势如何艰险，他们都没有放弃，更不言退却。他们就像杜鹃一样，昼夜不停地啼鸣，直到啼出鲜血而死去，不正是为了唤回改革的春天，呼唤民主、自由、宪政和富强的现代文明中国吗？ 刘绪贻先生的道德文章，正是体现了这种风骨凛然的杜鹃精神。我们晚辈后生应当以刘先生为榜样，为追求真理而不懈努力。 谨识 2012 年 2 月 6 日 （元宵节） 于寒窚斋 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发布 2012 年 5 月 4 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911type=1008 ****************8 张友伦：童颜鹤发胜当年 —— 恭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 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 作者：张友伦（南开大学教授） 来源 : 学术批评网 国内外知名的美国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刘绪贻教授，即将迎来百岁华诞。这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大喜事，也是中国学术界的大喜事，值得庆贺。 听说刘先生及门与私淑弟子和武汉大学美国史同仁筹划出一本祝贺文集，祝贺刘先生的百岁华诞。我很高兴，也想写几句话表示我的衷心祝贺。 我虽然不曾在武汉大学工作，但作为晚辈，我有幸同刘先生在研究会共事多年，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无论是在做人方面还是在教学研究方面，我都获益良多。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课，但我始终认为他是我一生中的良师之一。 我是在 1979 年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时认识刘先生的。他当时已年近七旬，但却精力充沛，生气勃勃，显得很轻松，给我留下了一个积极进取的实干家的印象。这个感觉在研究会成立后的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研究会虽然不大，但会员分散在全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要把大家动员组织起来很不容易，秘书处的工作是相当繁重的。研究会成立后，刘先生被公推为研究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不但要处理这些日常工作，而且要组织年会和筹办研究会通讯。这两项工作是研究会赖以联系会员和推动工作的重要措施，但也是费钱费力的事情。研究会是民间学术团体，没有雄厚的财源，全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每年不多的拨款和会员的少量会费。承办年会的单位既要出钱又要出人，在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敢于主动承担。谁来承办第一届美国史年会顿时成了一个大难题。我当时在研究会没有承担任何职务，是出席会议的普通会员，对理事会的讨论和安排不太了解，但知道这事有点难办。听说刘先生为此颇伤脑筋。我私下曾同孙宝珊同志聊到这个问题。他说此事相当难办，经费和预订火车票问题都不好解决，如果实在找不到承办单位，他可以利用自己的人脉，在不惊动学校的情况下，用简单节省的办法办这届年会，但前提是研究会领导要充分理解他的难处，对会务上出现的问题要给以充分的理解和必要的包容。我估计，理事会完全接受了他的要求，第一届年会就在烟台举行，并且办得很好。 刘先生在担任秘书长期间，为筹办每一届年会都要费心劳神，精心准备。在他统筹主持下的几届年会，都办得很成功。在人民出版社邓蜀生先生的支持和配合下，研究会还连续出版了几本年会论文集。研究会的影响不断扩大，研究会的凝聚力也随之增强，出现了大家关心研究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的大好局面。 在担任研究会秘书长期间，刘先生还同杨生茂、丁则民、邓蜀生等先生筹划了一件对美国史研究会非常重要的大事，那就是编写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这项工作既然是研究会的集体项目，那就会涉及不少的单位和个人，顿时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好事，都毫无保留地赞成和支持，但也有不少人担心这个集体项目可能流产。考虑到参撰人员分散在许多单位，研究会对他们又没有约束力，完不成编写工作的可能性很大。另外，还有人认为，黄绍湘先生的《美国通史简编》已经出版，从原来的 35 万字扩充到 63 万字，已经相当完备，没有必要再写一本。会下还有人谈到许多集体项目问题成堆、不得不中途散伙的教训，认为这次很难操控的编写任务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做也罢。好在刘先生和邓蜀生几位前辈的态度很坚决，编写《美国通史》的事情才决定下来。记得邓蜀生先生曾在会上激动地说：黄绍湘先生独自一人都敢写一部部头不小的《美国简明通史》，难道我们这么多人都不敢写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吗？ 在 1983 年，《美国通史》选题被列入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国通史》六卷本在 2002 年出齐后，好评如潮，曾多次获奖。这套书后来又被收入中国出版集团收入的国家文库（史学类），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 年研究会的领导层大换届，据说是学会和研究会的领导层都要年轻化，而且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其实年轻化说一个大趋势，具体到一个学会或者研究会，就不一定合适。当时研究会在刘先生的带领下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刘先生虽然已年过七旬，但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完全可以继续干下去，中途换帅并不妥当。当刘先生在年会上宣布他不参加新一届理事会选举时，大家都想不通，愕然相向。失去老一代学者的指导和帮助，新一届理事会在成立之初总感觉有点茫然。好在刘先生离开后对研究会仍然很关心，新一届理事会还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帮助和指导。此后，我虽然少有同他接触的机会，但还记得他爽朗的笑容、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对研究会的无私奉献。 从武汉大学老师们那里，我了解到刘先生是一位自我要求严格、十分勤奋的学者。刘先生对待《美国通史》的态度和丰硕的论著，更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美国通史》是一个二百多万字的大项目。刘先生是总主编之一。审阅各分卷的书稿就是一个重大的负担。当时，他还是《美国通史》第五、六两卷的主要撰稿人，并实际承担了两个分卷的主编工作。《美国通史》第五卷共 12 章，他撰写了十章。几项工作加在一起，总工作量之大十分惊人，但他都出色地完成了。当《美国通史》第五卷出版的时候，我很高兴，同时又感到惭愧。因为我负责编写的第二卷远远地落到了后面。刘先生为我树立了榜样，除了奋起直追，别无选择。 相比之下，出一份通讯的难度就要小一些。但是，办通讯贵在持之以恒，组织稿件也并非易事。如果没有刘先生领导下的团队的不懈努力，也是办不好的。通讯也是在刘先生主持秘书处工作时期打下的基础，到现在还一直出版。 刘先生和他的同代人离开美国史研究会理事会后，办好研究会的重担就落到了新一代人的肩头上了。尽管新理事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但刘先生打下的雄厚基础使他们比较容易地接上了班。最能稳定军心的是，刘先生在处理研究会事务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范例。秘书处仍然留在武汉大学，由原班人马操持，李世洞同志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秘书处仍然承担着研究会的大部分日常工作，并可以就近得到刘先生的辅导和帮助。 研究会本来是民间学术团体。其领导职务，既无报酬，又无任何特殊地位和待遇，完全是义务性的。但因为它是学术团体，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荣誉、一种学术地位。所以，往往也有争当理事的事情发生。刘先生对于担任理事会领导职务一事，从始至终都是泰然处之，十分淡定。研究会需要他的时候，就挺身而出，要换届及一刀切的时候就淡然退出，没有丝毫不满。也许他对一刀切有自己的看法，但却顾全大局没有表露，而是对移交工作做了细致、认真的安排，甚至推荐了下一届理事长的人选。刘先生的做法为研究会开创了很好的传统，使得以后研究会的历届换届工作都是在协商团结的气氛中进行的。 刘先生是一位勇于创新的学者。在罗斯福新政问题上有独创的见解，而且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研究，自成一家之言。如果有人要在中国学术界寻找一位研究新政的权威专家，那就非刘先生莫属了。 不久前我看到了一副对联，用在刘先生身上非常贴切。联曰： “ 柏节松心宜晓翠，童颜鹤发胜当年 ” 。 我谨在这里祝愿刘先生百岁后焕发第二个青春，并且胜过当年。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野老丹心一放翁 —— 庆祝刘绪贻教授百岁华诞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5 月版） 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发布 2012 年 3 月 16 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3921type=1002
个人分类: 学术问题评论(07-11)|347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张友伦教授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
黄安年 2011-5-9 21:37
张友伦教授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祝贺张友伦先生八十华诞 转原祖杰、秦珊、张聚国、杨令侠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9 日发布 ( 按 : 2011 年 5 月 8 日是我国著名美国史、工人运动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八十华诞，本文转发学术批评网 2011 年 5 月 7 日发表原祖杰、秦珊、张聚国、杨令侠文《张友伦教授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祝贺张友伦先生八十华诞》 ) ********************88 杨玉圣按： 明天，即 2011 年 5 月 8 日，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原会长、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八十周岁生日。 为了祝贺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北大李剑鸣教授、南开杨令侠教授主编了张门弟子的祝贺集——《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北师大黄安年教授在其主持的学术交流网上发布了《祝贺张友伦先生八十华诞》的贺信。我本人也曾在一年前在学术批评网（后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版《学术共同体》）写作了《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恭祝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 大约春节前后，为了迎接张友伦先生八十周岁生日，我和剑鸣兄等商量，希望张门弟子能写一篇全面记叙、评述张先生学术历程及其成就的文章，在张先生八十岁生日之际，由《社会科学论坛》“学界人物”专栏发表。十多天前，原祖杰、秦珊、张聚国、杨令侠等四位张门弟子终于写就《张友伦教授的学术道路与史学成就》，我即转《社会科学论坛》赵虹主编，但因出版周期的限制，此文最早只能由今年第 7 期发表，这样既错过了张先生八十岁生日，也赶不上 6 月中旬的祝贺会议。为此，本网先行发布该文，以祝贺张友伦先生八十岁生日。副标题是笔者加的。另，本网发布时，注释略。该文全文，请见《社会科学论坛》 2011 年第 7 期。 2011 年 5 月 7 日 在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美国史学界中，张友伦先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曾担任中国学术界重要职务， 还因他的强烈的职业责任心，以及为追求学术进步殚精竭虑、无怨无悔的奋斗历程。他在学术研究、梯队建设和学科谋略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老一代和新一代史学家之间的桥梁。他是中国美国史研究承前启后的功勋。 一、学术经历 张友伦先生的学习路程和研究经历极其复杂。在他精力最充沛的年华里，我们国家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的巨变。 1931 年 5 月 21 日张友伦先生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初中和高中都是在蜀华中学度过的。张先生的学术视野与文字修养和他年轻时下的功夫关系很大。在小学阶段，他曾利用假期入私塾，初触四书五经。“我应当感谢我的母校蜀华中学。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国文和国学知识。几位语文老师在这方面都很有造诣。在他们的熏陶下，学到了一点国学知识和运用古文的能力”；“在今天开来，能够在青少年时期获得这些知识是很幸运的”；在读中学时他还受过前清举人指导古文写作，张先生“自觉从中受益良多”。 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四川省立成都会计专科学校， 1951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南文教部高等教育处工作。他在 1952 年加入共青团， 1953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追求理想、积极进步青年。这奠定了张先生终身的奋斗理念和不惧困难的品格。 20 世纪中期中国和苏联关系友好，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他被推荐参加留苏考试，并被录取， 1954 年 8 月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张先生原来是学会计的，乘上去莫斯科的火车才知道自己是去学习世界历史。由此，张先生开始了他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重新学习－重新工作的传奇学术生涯。 在苏联学习期间，他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张先生回忆说，他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可是一下子把他放在离自己所学所用专业迥异的、异国的世界历史的课堂中，他真的手足无措了。“俄语没学过，全靠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二部强化学习一年那点可怜的基础。到国外名大学学习自己几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而且有严重的语言障碍，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开始听课时，他几乎完全听不懂，后来发现预习对提高听力很有帮助。此外，用俄语写作也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然而，在苏联紧张的、日以继夜的学习没有白付出，张先生最终顺利通过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并得到苏联教授的好评。 1959 年张先生从苏联学习结束回国到南开大学工作，曾一度在历史系社会主义概论组工作。在苏联学习的马列主义和世界历史的深厚基础，都使张先生首先选择国际工运史和国际共运史这两个研究方向。他在 20 世纪 60 － 70 年代发表的成果，大都与此相关。而后，他对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兴趣一直持续至 80 年代末。 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天津日报》上，内容是谈法国首相弗朗索瓦·皮埃尔·基佐的阶级斗争学说，虽然只有三千多字，但这是他的处女作。 1963 年，他投给《历史教学》的第一篇学术文章也发表了。这篇一万余字的论述 1910 － 1917 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文章，使用了多种俄文资料，因此内容饱满，是国内极少数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之外的语言研究墨西哥史的文章。张先生对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评介也是中肯和客观的，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不仅当时、即便现在，这篇论文依旧在材料的运用和全球史的视野上独具特色。这篇论文的发表大大增加了这位年轻学者的研究动力和自信心。此后，他参与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自 1963 年始由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中，有他撰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巴枯宁》（合著）和《蒲鲁东》（合著）等部，印数达到百万册左右，还发行过少数民族文字版，是新中国以来国民研修外国史的重要教材。他说，“ 共产主义者同盟 是我大学三年级的学年论文。指导教师要求我阅读所有有关著作和 马恩全集 中的论述。这应当是我积累最厚的课题”。 从 1959 年至今，国内学界研究这个方向论文和著作乏陈，而其中张先生独著与合著的相关著作就有六种、论文九篇。 张友伦先生早年的研究，尽管也同中国的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带有一定程度的时代局限，但其客观、稳健的学风和厚重、平实的文风，保证了其研究成果的持久学术价值，让广大后学受益匪浅。 60 年代初，张先生被调到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工作。在这段教学科研的日子里，张先生先后开设了“世界近代史”等课程。他的研究课题也是与世界近现代史相关的。 文革结束后，考虑到加强美国史研究的力量， 1977 年底，南开大学历史系内部作了调整，决定把张友伦先生从世界近代史教研室调到美国史研究室。虽然领导也考虑过他的俄语背景，但最后还是做出调动决定，这完全基于多年来对张先生学术能力的认可和人格的信任。在一个系内调整工作岗位、改变部门和研究方向，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研究者语种的变化非同小可。语言是学者的首要功力，而外国语言则是研究世界史的工具，离开它就寸步难行。张先生 23 岁始习俄语， 46 岁转学英语，理论上讲，都错过了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他在被调到美国史研究室之前，不仅没有去过任何英语国家，而且根本就没学习、接触过英语。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像道钉一样，被放在最需要的地方，而他们的学术轨迹也深深地烙上时代的印记。他回忆刚调到美国史研究室情形时说，“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很差，看书离不开字典，一小时不过看一两页，既不能听，也不能说。如果两三年内不能突破，那就拿不出研究成果，也不能接待来访的美国学者。这等于让我第二次留学，面对留苏初期的那种困难。而这次我已将近 50 岁了，精力有限。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背水一战。记得有两年时间，脑子里装的都是英语，整天听录音、练口语，看英文书。现在回想起那些日子都不知道是怎么打发过去的”。在当今语言学习条件和生活水平如此优越的年代，真的很难想见张先生当初面临的困难有多大。这也反映出张先生超人的毅力和服从大局的风格。大约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张先生就具备了同美国专家交流的能力，甚至可以为美国教授讲课做同声翻译。作为中年教师，他顶起了南开美国史研究室的“屋脊”。用他的话来讲，“这时我才觉得自己有资格在美国史研究室待下去了”。张先生称这次工作调动是自己学术生涯中的“转折点”；“可以说，我对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没有什么基础和准备。转到美国史领域以后一切均需从头做起，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不过也有有利的一面，那就是集中研究方向，从头做起，并全力以赴”。由于在过去世界史的教学科研中，张先生偏重国际工人运动史部分，况且在列宁格勒大学读大学期间，他“就喜欢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阅读过程中又对国际工人运动，特别是西欧的工人运动有所了解。随后就自然而然地去阅读一些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书籍”；“改变专业以后，我自然倾向于美国工人史。” 这是张先生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的背景。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张先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现代化之需，发表了一系列探讨美国工农业发展道路、西部开发和民主制度建设的著述。 80 年代末，他还担任过《日美问题论丛》（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主编之一，并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和人文学会理事会学者先后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堪萨斯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从 1981 至 1997 年，他连续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南开学报》上发表文章。他的所有研究成果显示，他是中国人数极少的、留苏学习社会科学中的佼佼者。 然而，张先生研究美国史的学术道路并非就此平坦，很快又受到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转瞬间，电子技术，如互联网、数据库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铺天盖地。年轻学者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这又是一种新的学术压力。可是他依然不停顿地孜孜耕耘，在 2005 年七十四岁时，他又出版了力作《美国西进运动探要》。年近八旬，张先生总结到，“我对‘教学相长’这句名言是深有体会的。唐代文学大师韩愈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事实正是如此，不少学生的成就都超过了我。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否则社会就很难进步了”。这是一位学术大家的宽阔胸怀。 二、学术贡献 张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专家，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他写作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达 20 余种。他先后完成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和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大概说来，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国际工人运动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美国史学史、美国劳工史、美国农业史和工业史、美国社会史、美国西部史等方面。 1 ，史学史 张友伦先生每开拓一个新领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对既往的相关研究进行全面地了解和梳理。改革开放之初，也是刚转向美国史研究不久，张先生就发表了“关于独立战争的美国史学”一文，对早期美国史的相关研究加以介绍和鉴别：从最早的威廉 ? 戈登、戴维 ? 拉姆齐和乔治 ? 班克罗夫特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种族主义学派和帝国学派；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学派，到二次大战后的和谐史学和 60 年代的新左派史学，美国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早期史研究流派在张先生笔下都一一得到评点。 同样，张先生在着手美国工运史和西部史研究时，首先关注的也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流派。张先生回忆到，“在确定研究方向以后，我一般都要了解这个方向的史学史。当然这种了解是逐步的，以后会逐步加深”；“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在于选择课题时心里有点底。” 在了解所选择领域的研究状况时，“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图书资料极度缺乏。我到美国史研究室（ 1977 年底）后就准备先研究美国工人运动史。我只找到了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 1 － 2 卷（中文）、福斯特的《美国共产党史》 1 － 2 卷（英文）、雷伯克的《美国工人史》（英文），还有康芒斯主编的《美国工业社会史文件汇编》 10 卷（英文）。这些书几乎都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以前出版的，对了解当时美国工人史的研究状况没有什么帮助。直到 1980 年、 1981 年，伯曼和方纳教授先后来访、讲学，除了口头讲授外，还带了近 100 本专著，使我眼界大开，受益匪浅，大体上对工人史的研究状况有所了解，并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 “我在研究美国西部史的时候也是沿着这个路子走的”。实际上张先生对加拿大史的研究亦循此路。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工运史学的研究殊为丰厚，并有独到见解。他在“初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运动史学始于何时，可分几个阶段，各个阶段又都有哪些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对于研究美国工人运动的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个必须回答但又难于确切回答的问题。” 而张先生对美国工运史的梳理，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学术脉络：首先是康芒斯学派的崛起。美国第一代劳工史学家来自经济研究领域。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理查德 ? 伊利在 1886 年出版了《美国劳工运动》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张先生认为这是“系统论述美国工人运动史的第一部专著”，但伊利的贡献要远大于此。 1892 年伊利转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并获得一份 3 万美元的研究基金。 1904 年他创建了美国工业研究所，旨在对美国工业社会和劳资关系作系统调查，并邀请他在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带出的得意门生约翰 ? 罗杰斯 ? 康芒斯主持其事。在康芒斯领导下，威斯康星大学一批经济学和劳资关系学者先后编辑出版了十一卷本的资料集《美国工业社会文献史》（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和四卷本的《美国劳工史》（ History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张先生评价说：“这两部书虽然存在很多问题和严重错误，但影响了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整整一代人，是二十世纪上半期具有权威性的美国工人运动史巨著。” 张先生对于康芒斯学派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其职业意识论并不认可，但对康芒斯学派在美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却给予充分肯定。 崛起于世纪之交的康芒斯学派，与其他史学流派一样，受到当时甚嚣尘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以社会学和经济学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科学的影响，试图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康芒斯是西方经济学中制度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而他在劳工史方面的贡献丝毫也不逊色。康芒斯“把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归结为劳资谈判”，“认为美国工人运动是一种纯经济活动，不带有政治性质”。其弟子朴尔曼更明确提出“职业意识”（或“工资意识”）论作为美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特征。张先生对此批评说：作为劳工史学流派的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其理论的核心是所谓职业意识论，其要害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这与劳联的“纯粹的工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张先生认为，康芒斯学派的成果及其影响相对较小的挑战者们，包括老左派史学家威廉 ? 福斯特等人的著作，代表了美国第一阶段的工运史学。 将菲利普· S ·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于 1947 年的出版看作美国劳工史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未必能引起一些美国同行的共鸣，但却代表着张友伦先生在劳工史学方面的独立见解。在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到 60 年代新一轮社会运动兴起，这中间有近 20 年的政治反动期。一方面，我们看到走过辉煌的康芒斯学派日渐式微，另一方面， 50 年代横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让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与工人运动关系密切的劳工史学也概莫能外。而能在工运史方面填补空白的，恐怕也只有被主流史学家们视为异端的独行侠菲利普 ?S? 方纳的四卷本《美国工人运动史》。所以，张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阶段划分，要比那些自觉地遵守政治正确性的美国工运史学家更为客观、公正。 张先生认为， 60 年代新劳工史学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劳工史学发展进入第三阶段；而促成新劳工史学形成的关键是 E. P. 汤普逊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张先生指出：这本书提出了两个新问题：第一，工人运动史决不仅仅是有组织工人工会会员的历史，而是包括非工会会员在内的全体工人的历史；第二，工人运动史决不仅是工人的工厂和车间内的斗争、活动的历史，而是包括工人文化生活在内的历史。这两个问题恰好是康芒斯学派所忽略了的问题。汤普逊的皇皇巨著直到 2001 年才由钱乘旦教授等人译成中文，而早在 1984 年就在文章中系统介绍 E · P ·汤普逊及其著作的张友伦教授，可能是最早接触汤普逊思想的中国学者之一。张先生并不完全认同新劳工史学，但他却花了很大篇幅介绍新劳工史学的来龙去脉、优劣得失，足以反映其客观、理性的学术素养。 张先生将新劳工史学分为三支：其一是汤普逊—加特曼学派，强调文化的作用，将“工人文化”置于劳工史研究的突出地位；其二是戴维 ? 蒙哥马利代表的一派，将“工人控制”作为衡量劳工状况的重要尺度；其三是一批从地方史和家庭史角度剖析美国劳工状况的年轻学者，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加特曼学派对“工人文化”的重视，并将工人的“社会舞台”细化到社区和家庭。张先生认为，同康芒斯学派相比，新劳工史学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是扩大了研究领域，将少数民族、移民和传统意义上有组织劳工之外的社会群体纳入研究范围；二是将“发觉被人们遗忘了的普通工人的历史”作为学术研究的目标之一，摆脱了过去只围绕工会上层人物的叙事风格。同时，张先生也注意到美国新劳工史学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关注普通劳工、少数民族和新移民的同时，忽视阶级斗争和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倾向。 回顾张先生二十多年前对美国劳工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一方面，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在对美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中更为重视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表现出很强的原则性；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尽一致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他在指出其“错误”倾向的同时，又能完整、客观地加以介绍，为中国的美国史学工作者观察美国社会提供更多的视角，表现出一位严谨学者的学术素养和学术良知。在 80 年代初期许多研究领域还禁忌重重的情况下，张先生的良苦用心是难能可贵的。举例来说，张先生虽然对康芒斯学派只重视有组织劳工的倾向持批判态度，但对于这个学派在 80 年代的衰落似乎不无惋惜之情。在列举了这个学派的最后几位代表人物之后，他还特意提到罗伯特 ? 齐格尔 (Robert Zieger) 为劳联及其领导人的辩解。他写道：“对劳联和保守工会主义的攻击也应当慎重。”他不赞成人们指责“龚帕斯及其助手醉心于组织熟练工人并且总是通达公司及其政治同盟者进行妥协和合作”，他认为，“敌对的环境极难维持工联主义的生存”，同时“龚帕斯为有组织的工人奋斗了半个世纪，如果他不犯错误，不让步，那才真是令人惊异的”。 在这里，张先生只是引用了齐格尔的话而未作任何评论，读者可以从这种看似无意的缺失中看出作者有意的同情与认可。对于美国劳联等有组织工会在改善工人处境、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缓和社会矛盾中所起的作用，今天的学者也许会看得更为清楚。但在新劳工史学如日中天的 80 年代，作为中国的美国劳工史专家，张先生的评断显然要更为客观、公正。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西部史学的探讨，也为国内美国史研究作了前期铺垫。 张先生在 1985 年和 1995 年分别发表了“试论美国西进运动史学”（上、下） 和“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和当前面临的挑战──再论美国西部史学” 三篇文章。前文侧重点放在西进运动，后文从地区史的角度来考察西部史学的发展和问题，基本勾画出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和前沿动态。对于美国西部史学在 1981 年在圣安东尼奥举行的西部史学会年会所遭到的挑战，即西部是不是能够作为独特地区单独存在，有没有所谓的美国西部史问题的提出。张先生在分析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的原因后，根据对西部史的研究，肯定了大多数美国西部史学家的观点，即从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西进运动就是西部各州共同经历过的历史进程。正是通过这个共同的历史进程，西部各州才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从荒凉的原野和丛林变为交通便利，经济发展，人口激增的地区。即使他们发展的程度和速度很不一致，但发展的道路是共同的。从这个角度说，研究西部各个州的过去同研究整个西部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由此推导出美国西部史作为美国历史的一个分支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同时他指出了西部地区很多共同性的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发展成为专史，如印第安史、西部城市发展史、西部矿业史和妇女在开发西部过程中的作用等。在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根据美国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美国西部史已取得研究成果，张先生指出：“过去西部地区史有许多共同问题可以研究。即使在西部各州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形成的差异日益扩大的情况下 , 仍然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可以研究。应当说美国西部史学尽管遇到严重挑战 , 仍然会继续存在下去 , 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美国印第安史学的兴起” 和“美国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应当澄清的几个问题” 这两篇论文中，张先生探讨了美国西进运动史学的独特分支——印第安史学。张先生介绍了上世纪 60 年代印第安人史学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对印第安人历史研究的方法等，指出在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偏见和重新认识、评价印第安人历史的困难。他认为，在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长期占统治地位是种族主义观点，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印第安人的历史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严重歪曲；这种困难的状况使新的印第安史学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其中清理过去的错误观点，消除种族偏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刻不容缓的课题；由于印第安人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污蔑和歪曲，需要矫正和澄清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就是国内开展印第安史学的研究的一个空间。 张友伦先生在 2005 年新作《美国西进运动探要》 中，对西部史学又作出新的贡献。首先他进一步完善了西部史学史研究。在先前发表的论文中，在研究西部史的方法论上，张先生曾提出了要结合美国西部社会的发展，研究美国西部史学。在《探要》第一章，这一提法发展成“社会史研究对西部史学的影响”，将西部拓荒者的生活、活动、社区的形成和发展、传统习俗和道德观念以及价值观的变化、社区种族的构成和不同种族之间的交往和矛盾以及妇女的地位和作用都系统地涵盖到西部史研究的范围中。其次，在《探要》中，张先生对国内西部史研究状况的介绍也发展为独立的一节，将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分为：评价特纳和边疆学说、介绍和论述西进运动史学、评介西进运动、西进运动和美国农业大发展、西部公共土地私有化和美国政府政策和美国领土扩张等方面的论述，较全面地介绍了国内史学界美国西部史研究状况，既肯定了国内现有研究的成绩，也提出了研究的发展空间。 张先生在美国西部史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推动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非常有益，一是有助于从事该领域研究的认识掌握美国的研究概况，二是提出了可研究的专题空间，三是在探讨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过程中，张先生对史料也进行了介绍与识别，为后来者提供了详实的文献综述，减免了在查找资料时所花费的消耗。 总之，张先生对美国工运史学史和西部史学史的研究，在宏观方面，紧密地与美国社会发展相联系，详细地考察了其演变过程中的社会变革需要；在微观方面，则通过对西部史学史家和历史著作、历史观点的评介，丰富了国内美国史学界对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知；为国内的美国研究可以达到和美国学者沟通、对话起到了良好的媒介作用。 2 ，劳工史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承接了他早期有关国际工运史的研究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研究总是具有一种宏观的比较视野。从 80 年代初开始，张先生将美国劳工史作为主要研究课题，从 1982 年到 1997 年发表了包括文章和专著在内的一系列成果，开辟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为后来更广泛意义上的美国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张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向国内学术界评介美国劳工史研究动态。中国学术界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是文革之后出现的新的学术增长点。改革开放之初的美国史研究，很多地方还能感受到过去的意识形态制约，基本上是以政治批评为主。当时作为美国史研究重镇的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其主要科研方向仍然延续着对美国外交上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内政上的阶级和民族压迫的揭露和批判。现在有的学者对于过去一些带有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已经不屑一顾，甚至全面否定。岂不知，意识形态的制约和学术氛围的影响即使在标榜学术自由的西方国家也是无处不在的；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个时代所特有的学术倾向。而真正扎实的学术研究，是不会因为其所拘于的某些意识形态框架而丧失其本身学术价值的。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批判，就不会有中西学术界对现代国家制度、社会结构乃至人类文明的全面思考及其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观察南开的美国史研究，我们也不难发现，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研究的全面介绍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深刻分析，包括杨生茂先生对美国扩张本质的透视与批判、对美国史学流派的评介与梳理，都是我们后来更为全面地研究美国社会与文化、内政与外交的基石，有着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友伦先生对美国劳工史的研究并没有被动接受当下一些流行的美国史学派系的影响，而对独立于美国主流史学之外的劳工史专家菲利普 ?S? 方纳的研究格外垂青。 活了 84 岁的方纳一生出版了 100 多部专著，对于并不追求发表数量的美国学者来说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这或许要归功于年轻时遭受的政府迫害所激发的写作斗志。出生在纽约的方纳是俄国移民的后裔， 1932 年从纽约城市大学毕业后，又先后于 1933 年和 1941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方纳就开始任教于纽约城市大学，而在获得博士学位后， 31 岁的方纳就因其思想激进与他在纽约城市大学的其他 60 名同事一起，被纽约州议会的拉普—库德特调查委员会（ Rapp-Coudert Committee ）辞退。这个委员会旨在对纽约高等教育中的亲共分子展开调查，而受到波及的显然不只是大学教师。被清退的人员中还包括菲利普 ? 方纳的三个兄弟：任历史系教授的孪生兄弟杰克，在注册处工作的穆尔以及在一所纽约中学代课的亨利。 这样违反人权的事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也许难以置信，但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却是司空见惯的。失去教职的方纳只好到一家出版社任职。政府的迫害并没有泯灭方纳的学术热情，他在 1947 年出版了其成名作《美国劳工运动史》第一卷，表现出对美国历史上工人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重视，从此奠定了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地位。方纳偏左的学术立场让他在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上赫赫有名，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团体之外，而在前苏联和中国却是最受欢迎的美国学者之一，他的《美国劳工运动史》先后在两个国家出版。大约 30 年后的 1979 年，纽约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式向拉普—库德特委员会的受害者们道歉，这对于许多被迫放弃他们的教学生涯而转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来说已经为时已晚，方纳虽然也受害颇深，但其学术研究并没有中断。 1967 年，美国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方纳得以重新回到学术界，在宾夕法尼亚州一所主要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林肯大学任教，直到 1979 年退休。方纳一生可谓著作等身，除了他的代表作十卷本的《美国工人运动史》之外，他还撰写和编纂了上百种其他著作和文件集，主要涉及美国劳工组织和黑人劳工群体等领域，其成果之丰富，在当代美国史学界独领风骚。美国当代学术史界不乏特立独行的反潮流斗士，而能够像菲利普· S ·方纳那样勇敢地面对政府的迫害和学者同行的排斥的人却并不多见。 早在 1956 年，三联书店就出版了方纳的《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 1963 年，第二卷也由同一出版社出版。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翻译的美国史专著，当然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美国史学者接触到的第一批美国史著作。张先生在转到美国史教研室之前曾在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任教，虽然没有专门研究美国史，但由于他在国际工运史方面的兴趣和研究，对方纳的著作并不陌生。调到美国史研究室以后，他选择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这既是个人背景和兴趣的作用，也是政治环境使然。而菲利普·方纳及其著作，对张先生早期美国史研究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1981 年，菲利普·方纳作为中美建交以后邀请的第一批美国学者，来到了当时的中国美国史重镇南开大学，张友伦先生担任全程陪同，并在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师大和苏州大学的演讲中亲自担任翻译。之后，他根据方纳的演讲和研究成果撰写了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和《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对方纳教授眼中的美国劳工史学和美国现代史学进行了系统介绍。 方纳的美国劳工史代表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 1947 年《美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卷的出版，标志着“菲利普· S ·方纳马克思主义学派诞生了”。 方纳美国劳工史学的主要特征就是挑战威斯康星—康芒斯学派的“职业意识”论，强调美国历史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张先生根据方纳的演讲，将方纳与康芒斯学派的区别总结为如下几点： 1 ，方纳教授不否认美国工人运动的特殊性，但必须承认美国工人运动和欧洲工人运动的共同性，即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存在着阶级斗争。 2 ，方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美国工人运动是产生过积极影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美国工人运动都做过贡献。例如，美国工人在内战前积极投入废除奴隶制的斗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号召的结果。甚至劳联的成立也是同马克思主义战胜拉萨尔主义有直接关系的。龚帕斯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一点。 3 ，方纳主张写所有工人的历史，其中包括妇女、黑人工人、华裔工人以及所有少数民族工人的历史。而康芒斯学派则只写劳联和白人工人的历史。 4 ，康芒斯学派只注意工会运动的发展，完全无视美国工人阶级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例如，他们的著作中有两章专门讲殖民地时期的劳工运动却没有提到独立战争中美国工人阶级的活动和贡献。方纳的著作特别注意这方面的情况。 除了对康芒斯学派的批判之外，方纳还向中国学生介绍了当时正在美国崛起的新劳工史学。而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E · P ·汤普森作为新劳工史学的奠基人也是由方纳首先介绍给中国学生的，张友伦先生又根据方纳的演讲，首次将这位传奇式人物及其划时代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然而，当年的中国学者经历了长期的封闭禁锢，大多数人还难以充分领会汤普森学说的学术价值，直到 E?P? 汤普森本人得到邀请于 1985 年访问中国，他要在南京大学的演讲的消息首先在各国留学生中引起轰动，才让中国学者意识到“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张先生虽然认可方纳所强调的汤普森学说的贡献，即对“工人阶级的文化史”和“工联以外广大工人的活动史”的强调，但对于美国的汤普森—加特曼学派的学术方向却并不完全赞同，认为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于强调“工人的文化是一切问题的中心，是美国工人运动唯一重要的研究课题”。张先生对美国新劳工史学的批判态度无疑受到了方纳的影响，但也可以看出，对国外学术的取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出自他本人的独立判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美国学术界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尽管许多美国学者也意识到一种学说的流行自然会形成对其他学说的压制，但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标新立异，因此也就听之任之。而张友伦先生等中国学者却不必受美国主流学派的影响，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择善而从，选取的是一条正确的学问之道。具体而言，张先生取方纳而舍新劳工史学既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持守，也一点不违背他的学术良知。只是后来中国学术氛围的变化让劳工史学逐渐边缘化，也影响了新劳工史学在中国的介绍。 从 80 年代初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学术钟摆在补偏救弊的同时也在向另一个方向摆动：过去学者不敢问津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又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而对于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却因审美疲劳而逐渐淡化。其实，对人权的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一直是知识分子良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方纳在逆境中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着眼于对工人、少数民族和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研究，本来就应该受到中国学者的尊敬和学习。而张友伦教授可能是受方纳学说影响最著的中国学者，“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礼记·中庸》）。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与方纳在学术上的相通之处。 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的第二个贡献是开创性地用国际比较视野来研究美国工运史。 张先生在转向美国史研究之前，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国际共运史研究，甚至在从事美国史研究之后，仍然没有放弃对国际共运史的关注，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散见于《历史教学》、《世界史研究动态》、《国际工运史研究资料》、《国际工运史研究》、《美国研究》和《河北师院学报》等期刊或连续出版物。张先生对国际共运史资料谙熟于心，对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在欧美各国的活动观察细微，对国际共运组织和人物的评价有很好的把握，其深厚的研究功力尤见于“重新评价共产主义者同盟在欧洲 1848 年革命中的作用”、“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理论意义”和“第一国际纽约总委员会和北美联合会的关系及其主要活动”等重头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张先生在国际共运这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下研究美国共运和工运，自然带有其他学者难以企及的比较意识，其判断也就更为稳妥、全面。张先生发表于 1996 年的“试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一文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早期美国工人运动的理解，在此结合张先生其他著述略加评析。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一是没有经受过革命风暴的考验，也没有经历过激烈的阶级对抗，而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合法斗争形式。” 在这里，张先生将美国早期工运与同时期欧洲工人运动进行比较，发现欧洲工人阶级无论是在早期的反封建斗争中还是后来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中，都带有鲜明的政治诉求。例如，法国工人就在二月革命中提出了“社会共和国”的要求。而同一时期美国的工人关注的却是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一方面“争取缩短工时”，另一方面通过选票“把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选进地方政府和议会”。张先生指出，关键性的差异在于“美国工人已经得到了选举权”，而欧洲工人则不然。 根据张先生的观察，“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二是理论上的贫乏和思想上的混乱”。 与欧洲相比，美国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建树自然是微乎其微，不值一提。但是没有系统的理论不代表没有任何思想。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建立在新大陆的移民社会，不仅在种族上，而且在思想上表现出多样性；除了各地移民带来的复杂思想之外，新大陆特殊的自然环境也为这种多样化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张先生在文中特别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批评过的德国移民克利盖。后者曾提出把美国尚未落入投机分子手中的 14 亿英亩土地保留起来作为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以此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张先生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这种歪曲共产主义，误导广大民众的思想给与了驳斥和批判；并认为此类思想“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国工人队伍的思想混乱，从而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 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三是其“和美国工人党的成立同时开始的”，而美国工人党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工人政党，缺少应有的纲领和章程，“纯粹是为竞选而组织起来的，并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也没有经常的党务工作”。 张先生认为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之四是工人运动开端早，但工人阶级形成晚。在张先生看来，“西欧的工人运动应当始于 19 世纪 30 和 40 年代，而美国的工人运动则始于 20 年代后半期”。张先生还注意到，在这一点上威斯康星 - 康芒斯学派跟方纳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把美国工人运动的开端定在 1827 年的费城。“在那个地方，美国工薪阶层第一次不分行业地作为一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雇主”。尽管已经有了工人的联合行动，但是，按马克思的说法，美国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一样还没有固定下来。 张先生所总结的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上述特点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有益指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加上与同时期欧洲工人运动的比较视野，让张先生对美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观察更为透辟、深刻。研究美国历史总会遇到“美国例外论”问题，而这一问题在劳工史领域又表现为两个互为关联的具体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和“为什么美国工人阶级缺乏鲜明的阶级意识”。不难看出，这两个问题与上述张先生所总结的第一个特点关系密切。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多年来，美国例外论者一直认为，美国的工人运动是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欧洲暴风雨似的运动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任何激烈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形式和社会主义目标都是不适合美国国情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问题的起源。 1906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 Sombart) 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该书出版后，引发美国学者的广泛讨论，并在 1911 年被翻译成英文，从而也成为美国例外论的基石。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埃里克·方纳在内的许多美国著名史学家都参与其中。 张友伦先生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说法提出客观冷静的评析：首先，“从历史上看，美国并非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国家。恰恰相反，当欧洲刚刚开始流传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美国很快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广阔活动场所。” 他举出欧文的试验，傅立叶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有关美国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沃土的见解，说明“美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故乡”，其实践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准确的例证”。其次，美国（纽约）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成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在欧洲革命失败后纷纷来到美国，并在那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三，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党”。 1876 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出现也曾让北美的社会主义运动看到了一丝曙光，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均未获得充分发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政府借机迫害和压制左翼思想，阻止了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传播。张先生的分析既指出了社会主义在美国所获发展的实事，又从实际出发，说明了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所在。 此外，张先生还对美国学者围绕桑巴特疑问的解释一一作了评析，包括路易斯 ? 哈茨的“自由主义传统”说和 P.A. 索罗金的“社会流动”说， 为中国读者进一步探索、研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全面、详备的学术参考。 张友伦先生对中国的美国劳工史研究作出的第三个贡献在于他对美国学界关于“职业意识”与“阶级意识”的介绍与评析。 美国工运史上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美国工人阶级是不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阶级，有无鲜明的阶级意识的问题。美国学者经常引用爱尔兰出生的《民族》杂志主编戈德金（ E.L. Godkin ）在 1867 年写的一段话用以说明美国工人与其欧洲同行的区别：“罢工中的（欧洲）工人不只是要求更多工资的劳工，他是社会中一个鲜明阶级的成员，所进行的是一场对其他阶级的合法战争。……他的雇主不只是一个他要求分享其利润的资本家，而且是一个敌对阶级的成员。……如果希望加入其中就会被认为是卑鄙的背叛。不必多说，这样的感情在美国工人中是不存在的。在这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界限是模糊不清的”。 戈德金时代的美国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工人阶级队伍尚不够壮大，不能说明后来 30 年中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但一些美国学者却将其说成是美国工人阶级的一般特征， 20 世纪初崛起的康芒斯学派更将阶级意识全部抹煞，认为“美国工人阶级从来不具有阶级意识”，美国工人运动只能产生“职业意识”。 对于否认美国工人阶级具有“阶级意识”的说法，张友伦先生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曾引用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不少有关美国工人阶级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证据”。事实上，当海伍德在 1905 年 1 月世界产联的预备会议上阐明世界产联的宗旨“是要工人阶级掌握经济权利、生活手段，控制生产和消费机制”时，当他在几个月后的世界产联成立大会上宣布 “这个组织将要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和建立”时，当世界产联率领的美国产业工人公开与联邦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为敌，将建立一个行业工会“政府”来管理工业和其他社会活动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时，大概已经没有人怀疑他们强烈的阶级意识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威斯康星—康芒斯学派会对这些公开敌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视而不见，反而强调“职业意识论”呢？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世界产联人数相对较少，活跃时间也不够长久。而大多数美国工人并没有认同激进主义和参与激进活动。康芒斯学派的朴尔曼明确指出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意识。他写道：“对于美国整个工人阶级队伍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职业意识’。” 尽管后来崛起的新劳工史学不再满足于“职业意识论”解释，强调“工人文化”和“工人的控制”，但“职业意识论”在美国工运史上一直不绝如缕。 张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总结说：“从总体来看，美国工人运动受工联主义影响极深，总是把眼前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职业意识论”颇有市场”。 与“职业意识论”相关的是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即认为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因此不会出现欧洲那样激烈的阶级对抗。有关美国中产阶级论，最经典的说法来自于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受历史学家基佐的影响，托克维尔抱着“中产阶级最有前途”的信念，在美国找到了他理想中的社会——一个缺少封建传统，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并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基础。从此，中产阶级意识成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据称， 1940 年《财富》杂志在美国所做的一次调查中，有 80%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美国历史上，中产阶级意识也被看作是消解等级观念和阶级矛盾的一剂良药。工作性质相当、收入水平相近的人，在英国可能会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一员，而在美国则会自认为中产阶级。张先生注意到，美国学者对于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有不同的理解。他引用了范内曼和坎农在《美国人的阶级观念》一书中所采信的希腊马克思主义者尼科斯 ? 波伦查斯的观点，即认为：“中等阶级是使工人处于受压迫地位的阶级结构的一部分，是资本和劳动冲突矛盾中附属于资本的部分。他们和资本家不同，不掌握生产资料，同工人阶级不是雇用和被雇用的关系。他们的任务是管理工人，设计工厂，负责对贫苦工人进行帮助等社会工作。他们既不是资本家又不是工人。” 而实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仅存在着客观标准上的不同，还存在主观感觉上的差异；既包括收入、职业、教育水平等通行标准，也包括因种族、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带有倾向性的主观判断。张友伦先生在其著作中对各种因素和各种解释都进行了深入剖析，其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美国学者所说的中等阶级，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阶级，实际上是中等收入的社会阶层。它本身并不稳定”，又经常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美国学者把许多明显属于社会下层的人物划入中等阶级”，造成概念上的混乱。界定标准上的差异，调查方法上的缺陷（譬如问卷中通过栏目划分误导调查对象）以及包括被调查者在内的受到主流文化影响的广大民众在主观认同上的倾向性，都造成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扩大化。 张先生通过对美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结构的分析，审视了美国社会从早期到二战以后发生的诸多变化，不仅为我们研究美国劳工史提供了指导，而且能够帮助我们准确地把握美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 3 ，工业史和农业史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中国的美国历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崭新阶段。美国快速崛起和稳定发展的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学者首要关注的问题。因此，美国经济史成为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他们希望能够从美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探寻有益的经验，吸取其失败的教训，以便能够为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经济腾飞提供借鉴。在这种背景下，张友伦先生在 1980 年发表了“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后来者居上的几点原因”，指出独立革命和内战扫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解放了生产力；而大力优先发展交通运输和农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创新等措施，使美国在的工业在较短时间内后来者居上，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大国。不久，张先生与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同仁们抓住了美国经济现代化的两大“助推器”——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先后推出了《美国工业革命》 和《美国农业革命》 两本书。 《美国工业革命》是当时中国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美国工业革命的起源、发展和影响的专著。要对美国工业革命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当时学术界争论的美国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的问题。如在当时，关于美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学术界至少有四种说法： 18 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开始之后不久美国工业革命也相继启动； 18 世纪 90 年代； 19 世纪初期； 19 世纪 50 － 60 年代。张先生赞同第二种说法。他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把 1790 年美国“制造业之父”塞缪尔·斯莱特引进英国新式纺纱机并应用于美国的纺织工业作为美国工厂制确立的标志，作为美国工业革命的开端。关于美国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张先生结合马克思的精辟之论提出，用机器制造机器、即机器制造工业的机械化是工业革命完成的主要标志。同时，张先生注意到了美国工业革命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美国北部，从 19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用机器制造机器，北方的工业革命也在那个时期基本完成。而南部，由于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掣肘，工业化进程举步维艰。直到内战彻底扫除了南部落后、野蛮的奴隶制毒瘤之后，南部的工业化才走入正轨，并在 19 世纪 80 年代得以完成。 张友伦先生及其同事撰写的《美国工业革命》对于后来有关美国工业革命的研究起到了“铺路架桥”的作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张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就美国工业革命的起讫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在启动时间的问题上，国内有学者提出了 1812-1804 年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以及 19 世纪 30-40 年代等说法；而在完成的时间上，则有 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 20 年代等不同的说法。 可见，张友伦先生等人有关美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在当时确实属于开风气之先。 美国的工业革命的进程并非完全是一路凯歌、创造辉煌的田园诗般的历史。我们在研究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时，不能忽视其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面。对于这一点，张友伦先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工业革命》一书中在谈到美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和局限性时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他写道：“美国工业革命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和进行的，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原始积累阶段。跟英国不同，美国的原始积累阶段没有经过圈地运动和大规模的殖民掠夺，而是通过奴隶贸易、剥夺印第安人、剥削移民来进行的。这些血淋林的事实和圈地运动、殖民掠夺相比较，同样是十分残酷和惨无人道的，在美国工业革命史上写下了极为暗淡的一页”。张友伦先生在书中用两章的篇幅讲述了美国工业化启动之前殖民地时期以来，剥夺土著美国人土地和生命、非洲黑人的自由和劳动的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而对于这一点，多数美国研究工业的学者都视而不见，讳莫如深。 关于美国工业革命的条件，张友伦先生除了分析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和黑人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之外，还注意到了农业、教育、科技、政府政策、移民、交通运输革命和以蒸汽机的应用和普及为标志的动力革命。这些个体的因素后来分别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研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们提出，各国在享受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方便和安逸的同时，为了实现现代化也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代化是传统社会的解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生活方式必然摧毁和取代旧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导致社会失调，暴力（战争和冲突）爆发，社会陷入混乱状态。美国工业革命作为美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现代化带来的普遍性问题。张友伦先生指出，美国的工业革命，造成了美国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之很快超过英法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工业革命造成了工人阶级和垄断资本家的产生和资本、生产、社会财富以及政治权力的过度集中和垄断，有此造成的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成为 19 世纪末美国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而美国在实现工业革命之后，则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成为一个“对外进行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强国”，将拉美和亚洲国家卷入了现代化的漩涡，给相关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在《美国工业革命》完稿之后，张先生又转向了美国现代化的另一个重大主题——农业现代化， 1982 年发表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一文， 并在此基础之上于 1983 年推出了《美国农业革命》一书。全书紧紧围绕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问题，阐述了其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形成过程、特点与性质、影响与局限性。当时的国内学者，包括张友伦先生，依据列宁的有关论述，将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称为“美国式道路”。这种道路的基础是“自由农场主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经济”。也就是说，独立的自由农民在“自由土地”上不受封建残余的束缚自由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它不同于改良式的“普鲁士式道路”，即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缓慢而逐渐地走上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农民长期遭受这种改良遗留下的封建残余的压榨和痛苦。 关于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发展的进程，张先生认为，农业资本主义“美国式道路”的起点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铲除了殖民地时期从英国带来的封建土地制度残余，为农业资本主义的“美国式道路”奠定了基础。独立战争后国有土地的产生和分配是“美国式道路”开始的重要标志。而内战期间林肯总统颁布《宅地法》实现了无偿分配西部土地的原则，造成了大批自由小农，小农自由土地制度的彻底确立，标志着“美国式道路”的形成。而 19 世纪末期农业资本家和农业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农场在农业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标志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即“美国式道路”的最后完成。 张先生指出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同于“普鲁士道路”的鲜明特点，即“在自由的小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获得最纯粹的发展”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美国式道路”的基本条件和主要特点； “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一条革命的道路，代表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趋向具有鲜明的典型性。” 这种革命性除了表现在通过独立革命扫除了阻碍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残余之外，更多的是体现在它与生产力发展相辅相成的互动作用。张先生指出：“‘美国式道路’之所以是革命的道路，归根结底就在于它同迅速发展生产力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它不仅比封建制度优越，而且比改良道路优越。在一个多世纪当中，美国的农业生产一翻再翻，一直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地位”。这种论断，在当时社会“左”的遗毒尚未完全肃清的政治气氛下，无疑显示了一位学者的良知和唯真求实的作风。 在张友伦先生之前，国内有学者主要从生产关系变革（即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和农业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的角度阐述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 张先生认为，农业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与工业革命一样包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变革，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他在强调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关系变革的一面的同时，也同样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即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机械化。 他写道：“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大机器生产就没有近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没有农业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 美国的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一样，由于奴隶制在南部的影响，同样产生了地区性差异，使南部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北部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宅地法》并未触及南部的土地问题。内战摧毁了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经济之后，出现了大量分成制佃农，保留了一定封建残余，因而南部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基本上属于普鲁士道路的类型”。 张先生也指出了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美国式的道路”的矛盾和局限性。首先，生产“过剩”的危机成为美国农业发展长期存在的“慢性病”。其次，盲目追求利润，滥用和浪费自然资源，乱砍滥伐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在美国南部大平原的沙尘暴向沉睡在繁荣与富足中的美国人敲响了来自环境的警钟。第三，美国的农业革命也是建立在驱赶屠杀印第安人、榨取农业雇佣工人的血汗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土著美国人和广大小农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土著美国人被无情杀戮，土地被强占，而大批小农则在资本主义大农场的竞争下走向破产，失去土地，陷入贫困。“‘美国式道路’也是一条少数人发财致富、多数人贫困破产的道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美国的农业是在印第安人的垒垒（原文如此—笔者注）白骨上，用小农的血汗浇灌发展起来的”。可见，美国农业革命作为经济现代化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在牺牲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为基础的。 从张先生有关美国农业革命的研究来看，那个时代的中国美国史学者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其研究从立论上已经开始出现不同于美国学者的“中国特色”。他们能够依据马恩列斯的一些经典论述，对美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作出独树一帜的解释。 研究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式道路”，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美国崛起过程中特定历史条件和发展特点的理解。在后来，一些学者在张友伦等先生研究的基础之上，接着对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进行了一些更为深入的探讨。直到今天，这个课题依然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 而《美国工业革命》和《美国农业革命》为后来的研究奠定的基础，成为后学教学和研究的必读书目和重要参考书。 4 ，西部史 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张友伦先生在美国西部史、西进运动史的研究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内最早开始对西进运动和西部史研究的美国史学家之一；二、在概念上厘清了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关系与区别；三、打通了美国西进运动史与西部史的关联；四、是国内对美国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研究较全面、综合、系统的史学家之一；五、张先生的研究富有强烈的史学家责任感，服务学术研究、服务国家发展在张先生的西部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西进运动是美国拓展西部疆域和开发广阔的西部的过程，历时大约一个世纪。西部史研究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即便是美国西部史专家的巨著，也不能包罗万象。 张友伦先生在他的《孔见集》“自序”中说，美国西部史是他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研究的课题。实际上，早在 1979 年，张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收录的论文“试论十九世纪美国工业后来居上的几点原因” 一文中，就已论及西进运动、开发西部、开发西部交通，以及西部雄厚的农业基础在美国工业后来居上其中的作用等问题。同年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史学术讨论会上，张先生在“美国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文中对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性和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提出了质疑，较早提出了在对西进运动的评价上，除了土地扩张、屠杀印第安人的阴暗面外，还应看到西进运动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创业经历，直接推动了农业，而且带动了交通运输业和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的积极作用。在 1982 年《世界历史》第 2 期“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一文中，张先生又以广阔的西部国有土地的存在和分配标志着“美国式”道路的开始，初步探讨了美国政府在西部土地立法对西进运动的作用。 与同期开展对美国西进运动研究的历史学者相比， 张友伦先生的研究着重在对西进运动的评价问题上发表见解。在“评价美国西进运动的几个问题” 一文中，通过对西进运动的主流、美国政府在西进运动中的作用、如何看待屠杀和驱赶印第安人、以及西进运动史学的演变等具体问题的探讨，张先生肯定了西进运动的主流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发美国西部土地的过程，是美国历史发展上的战略性措施，对美国的发展曾经起过决定性作用。在美国政府的作用方面，张先生肯定了其重要性。首先，没有美国政府的参与，美国西部广阔的土地是不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开发出来的，主要表现为西部广大自由土地的存在和美国政府处理西部土地的政策是西进运动的前提。第二，美国政府发展交通运输的政策吸引大量私人资本投入建设通往西部的交通体系，对西进运动的迅速开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开发西部不可缺少的重要措施。此文深化了在他在“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初探”一文中就已探讨的政府作用。在印第安人惨遭屠杀和驱赶的问题上，张先生提出美国西进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资本主义制度下开发广大西部的群众性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性，但决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阴暗面而贬低甚至否定其重要作用。在当时思想解放刚刚起步阶段，要进行这方面的探索难度是非常大的，一是难在敢于对国内长期以来以揭露西进运动的阴暗面为主流的批判论调的反思，这需要极大的学术探讨的勇气；二是难在提出反思后的事实材料的支撑。当时的对外交流有限，研究工作刚刚恢复，图书资料极度缺乏，就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张先生查阅了当时所能查阅到的中英文资料，根据翔实的史料，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对所查阅到的这些史料加以科学分析研究，拨开历史的一个不全面的说法，客观地看待西进运动的本质。 在研究西部史的方法论上，张先生认为：美国的西部史学是随着美国西部的开发及其地位的变化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倾向。因此撇开美国西部社会的发展，孤立地研究美国西部史学的发展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根据对美国西部社会的发展状况研究，张先生在概念上厘清了西进运动史和西部史的关系与区别。他在一文中指出：“西进运动虽然是美国在 19 世纪所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它毕竟是一个已经终结了的历史过程。进入 20 世纪以后，尽管还有人不断移往西部，但其规模和作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失去了西部史研究中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时，西部广大地区建州的过程已经完成，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均趋于成熟。西部本身和西部诸州的发展逐渐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西部史的研究领域也随着扩大，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开始关心 20 世纪的西部地区史，并对特纳的学说进行检讨和批评。美国西部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时期。” 在《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六卷本《美国通史》第二卷）中，作为分册主编的张先生针对过去主要揭露西进运动的阴暗面而对其所起的重要作用却一笔带过现象，以及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的发展实际所起的作用，设置了独立的一章来谈这个问题。张先生对这一安排作出这样的解释：“西进运动对美国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 , 决定了此后美国的命运。所谓的西进运动就是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广大土地的开发过程 , 包括西部疆域的扩张 , 群众性的土地开发 , 对印第安人的掠夺、屠杀。如果没有西进运动 , 美国就不可能成为横跨美洲大陆的泱泱大国 , 不可能在 19 世纪末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另外 , 美国人在西进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危险 , 以及所采取的方法和克服过程 , 甚至他们的失误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 都给国际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单列一章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比较详细的全面论述。 张先生在对美国西部史研究的领域内有一个着力点是美国政府在西进运动和西部开发过程中的作用。在“关于美国 1787 年西北法令的评价问题” 、“略论水利设施对美国西部开发的重要意义” 和“ 19 世纪美国西部开发中的三大核心问题” 等文章中，张先生通过对美国西部土地、交通、水资源等核心问题的研究，考察了立法在西部开发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能为中国西部开发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而且为中国在不断完善的政府行政管理和如何有效的实施行政干预变量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中，张友伦先生对美国政府从邦联时期制定的有关处理西部土地的法令予以了介绍，并对 1787 年西北法令出台的历史背景、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其后对美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认为，西北法令第一次在政治上确定了处理西部土地的原则，即西部新州“在一切方面均与原有诸州平等的地位上”加入邦联，消除了东部各州打算西进的居民惧怕丧失原有政治地位的顾虑，使西进移民受到极大鼓舞，也使西部地区可以按照自己的模式组建政府，从而扩大了联邦的版图，加强了联邦的实力。由此可推 1787 年法令不仅直接关系到西部地区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到美国后来的富强。可见，在美国西部迅速开发和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正确的政府政策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 2005 年出版的《美国西进运动探要》中，张先生打通了西进运动史与西部史的关联，构建起美国西部史的研究框架体系，并对美国西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用“独立前的西部”和“第一个世界性殖民浪潮的冲击和美国的土地扩张”两章的篇幅，在时间和空间上勾勒出美国西部地区地域概念的动态发展和最终形成，描述了西进运动过程中的国际政治矛盾，并分析了作为土地扩张舆论准备的理论“天定命运说”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探要》还用了“美国西进运动史学的独特分支——印第安史学的兴起”、“ 西进中的印第安人问题”和“印第安战争”三章内容，探讨了印第安人在西进运动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命运。 张先生还在《探要》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对西部城市发展史、妇女在开发西部过程中的作用、西部社会史、经济史、暴力史等都加以研究，拓宽了传统西部史的研究范围。对美国西部社会史的研究拓展在《探要》还表现为对拓荒者淘金人的生活、对西部的宗教和教育、文学和艺术以及没有政府的社会等社会现象、社会文化和社会问题的描述与分析。尽管这些内容所占篇幅不多，在书中的比重弱于其他篇章，但与其他内容一起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美国西部史研究框架，为后来者在这一领域的发展予以了指引。 在这部著作的“后记”中，张先生犹感到意犹未尽，写到，“写完这部书以后我才进一步认识到美国西进运动的重要性。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给后来者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我们的前辈很重视历史，喜欢以史为鉴。 战国策 中就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以后又辗转相传，几乎成了‘座右铭’。的确许多历史事件都是值得借鉴，应当借鉴的。美国西进运动尤其如此”；“因为西进运动不是一般的历史事件。它关系到美国日后的发展。运动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以及对待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都非常重要，对其他国家有借鉴的价值”。“如果我们能够认真研究和对待西进运动留下的沉痛教训，并且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更多的失误。这对我们的事业是很有好处的。” 而事实是我们现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人员仍旧非常少。 相对于张先生的学术造诣和事业成就，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的呼吁更能突出他的学术道德品质。这在张先生的西部史研究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曾说，西部开发，“美国人民做到了，在这不长的时间内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壮举。事隔 100 多年，我国也面临着大西部的开发问题。历史条件和两国的国情虽然大不相同，但所面对的问题却有很多共同之处。过去美国人跨出的每一步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总结。” 5 ，通史 张友伦先生在美国通史的写作方面作了大量的贡献，最突出的是主持编写《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六卷本《美国通史》第二卷）。该卷本涵盖了 1775 － 1860 年从独立战争开始到内战前夕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十分重要，其中不少重大事件都可以写成专书。 对通史来说，首先要通。对张友伦先生来说，这 “通”的取舍标准是：美国这一年轻的共和国在开国阶段问题成堆，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走上正确的轨道，并迎来了初步繁荣的过程中，哪些事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属于这类问题的有独立战争、联邦制的确立、两党政治的形成、工业革命、农业发展、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以及南北两种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等。尽管政治史在第二卷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但是以政治史代替通史的倾向在该书中得到明显地纠正。经济、文化、民族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内容成为该书的醒目内容，文学艺术、学术、教育也占有了一定的篇幅。 其中，美国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各自独立成章。这是因为张友伦先生认为“工业革命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向大机器生产的转变，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获得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从而得到了巩固；同时它也使美国社会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两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从此构成美国社会历史运动的重要内容。” 工业革命的全过程和应当注意的主要问题在书中得到了详细地描述。 在农业方面， 19 世纪初期的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美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有许多东西值得研究和借鉴。该书对美国农业在大规模拓殖西部土地的基础上迅速地发展 , 并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美国农业在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提供的资金和农副产品的保障作用予以了较为详细地介绍与肯定。 从美国社会文化的角度考虑，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除去印第安人以外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习俗对美国的民族性格、社会风尚、行为模式、价值观念都有所影响。不了解移民就不可能读懂美国社会。为帮助读者了解美国社会。该书专设一章 , 对影响移民大批涌入美国的原因、移民的分布和就业以及美国政府的移民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西进运动因其对美国历史的发展所起到的决定了此后美国的命运的作用，在该书中也以专章的篇幅给予了比较详细的全面论述。 简而言之，《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一书的编排为读者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美国画卷，有利于读者客观全面了解美国社会的不同领域和侧面，避免用中国的社会文化去对照美国的社会文化，开阔读者的视野，减少认知误区。在修订版中，张友伦先生一如既往的保持了他在学术方面不断往精深进取的作风，根据新的认识又对美国宗教和土地问题加以论述。 译介工作是我们学习美国史的一个重要环节，张友伦先生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最有代表性的是参与《美利坚合众国成长史》的翻译和主持编写了《美国历史百科辞典》。 鲜为人知的是，他对中国的加拿大通史的编纂也起了奠基的重要作用。 90 年代初，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文化处的资助下，张先生带领美国史研究室的青年教师们一起撰写了一本《加拿大通史简编》。这部著作至今仍旧是国内学术品质上乘的加拿大通史。在此基础上， 1995 年这本通史的主编之一原祖杰为南开大学历史所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加拿大史”课程。如今，这门课程已经发展成为面对历史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全校本科生、分校本科生等至少五种选修课程。南开大学也成为中国加拿大研究的重镇之一（ 2004 － 2006 年为中国加拿大研究会秘书处所在地），是中国最先设立培养加拿大史博士生研究方向的单位，由此形成南开独具的北美史的研究阵容。 6 ，社会史 社会史的概念非常广泛，实际上，张友伦先生发表的一系列涉及美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大都冠以社会制度的研究，大体集中在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发展、问题和作用等方面。基于历史考察，张先生肯定了“美国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中民主制度比较完备而又颇具特色的国家。”同时指出美国社会制度“从形成伊始就存在许多问题”。 1994 年张友伦先生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现代化的开端” 一文中指出，“现代化绝对不可能发生在封建社会，而只能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出现”；“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开始。”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宪法的通过、联邦政府的成立是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确立的标志。张先生认为这也是美国政治现代化的开端，并且通过美国工业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说明了：“美国（经济）现代化的开端要略晚于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指出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化学习的过程中，这篇文章无论是在现代化的过程研究，还是在现代化的层面研究、领域研究都是有着积极开拓作用的。 在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方面，张友伦先生纵横比较了欧美历史社会背景，指出英国移民带到北美殖民地的反对宗教迫害、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观念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形成与巩固；在客观条件上，北美殖民地没有封建社会，也没有封建势力的直接干预；这为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保障。在问题方面，由于南部殖民地种植园中奴隶劳动的使用、为发展殖民地而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以及从欧洲带来的轻视妇女的思想，使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成为美国民主制度的两大缺陷。如何在发展中纠正美国民主制度的缺陷，张友伦先生指出：“在美国的历史经验中还找不到政府决策人主动纠正民主制度缺陷的例证。许多重要法令的出台都是在不同程度的社会运动的压力下完成的。而某些带有普遍性的和根本性的法令甚至需要规模巨大、形式激烈的社会运动的推动才可能颁布。”于是，张友伦先生总结道“社会运动是纠正美国民主制度缺陷的动力”。 张友伦先生在 1999 年出版了新作《美国社会的悖论》 ，在第一编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和问题中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与问题的由来是同步的；“美国在奠定民主制度过程中，与欧洲国家遇到的阻力不同，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也不同”；“美国民主化的阻力主要来自宗主国，因此它采取了独立战争的形式来摆脱英国的控制。美国人民在取得革命战争胜利以后创建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通过了宪法，确立了民主制度” ，并之初美国民主制度的特点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 这本著作举例印第安人的问题主要通过联邦政府印第安政策的转变而得到解决的。联邦政府政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社会的进步力量的推动。张友伦先生在肯定这一社会进步力量的同时，深刻地指出：“真正推动美国联邦政府改变印第安政策的力量是隔离政策本身所采取的保留地制度已不符合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美国社会的悖论》揭示了美国历史上存在的违背自由、平等、民主原则的事实，力图说明美国民主制度同美国的历史背景 和美国国情之间的联系和所受到的影响；说明美国民主制度的特点和缺陷以及由此形成的两大难题；说明解决这两大难题的过程和推动力以及存在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解决社会难题的过程中，美国的民主制度也得到了发展。此外，张友伦先生还论述了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现代化开端的关系。 三、学术风格 回顾张友伦先生走过的史学研究之路，我们可以发现他特有的稳健、中庸，不走极端、不慕时尚的学术风格。他的学术思想、对学生的培养方法和对历史研究的理解质朴而独到。 张友伦先生认为，对于搞世界史的人来说，国学基础非常重要。他说，“要求每一位世界史工作者都通晓国学自然是过于苛刻了，但多学一点国学知识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首先孔孟和诸子百家留下的思想财富十分宝贵、十分丰富。他们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各有千秋，高度概括地集中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思想、需求和崇尚，其洞察力和深度绝不输于西方的古代思想家”；“如果只知道古希腊的思想家而不了解孔、孟、老、庄，就是知识上的一大缺陷。多学点这方面的知识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活跃我们的思想”；“其次国学中的史学书籍同我们学历史的人有直接的关系。世界史和中国史虽然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学科，但理论、方法和研究目的却是相通”。张先生的这些治史思想和文章修养都体现在其学术成果的字里行间。张先生文如其人，却将其文集谦虚地命名为《孔见集》，取《盐铁论》“通一孔，晓一理”之意。而我们从其所著中，总能领略到先生自谦的“一孔之见”其实至深至远。 此外，张先生对于年轻学者的培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与一批又一批的学子朝夕相处，多少知道一些他们的追求和难处”；“厚积薄发是大家都承认的治学态度。但青年教师积累不多，发表几篇文章是不是就触犯了这个原则？对此我有自己的理解。世界历史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即使只选择某个断代做为研究方向，那也很难做到厚积。而且厚积又没有共同的尺度，也许十几年过去也没有达到发表文章的标准。青年教师等不起。如果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以具体题目为突破点，范围小了，厚积的难度就会小许多。发一点东西也就指日可待了”；“另外，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都是对观察问题、把握问题能力、逻辑思维、写作技巧、文字水平的全面检验和锻炼，有一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过程。一定要求青年教师一写惊人，那就是强人所难了。如果没有经过这个过程，即使积累厚了也不见得能发出什么东西”；“可见发的过程也是拓宽和加深积的过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张先生向学生反复告诫动笔写作的重要性，鼓励学生知难而进的勇气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尽可能给他们创造发表文章的机会。显然，这种指导程序令众弟子受益非浅。他曾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多种课程，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近 30 名，其中有的到国外深造，有的已成为国内学界的学术骨干。 对于目前对教师和博士研究生科研成果量化的问题，张先生认为，“量化也许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管理方法，但绝不是最好的方法。如果用得不当很容易引发弄虚作假的歪风。激发和引导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是最根本的办法”。 张先生一生遇到无数困难坎坷，但正如他所言，他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他的史学位置夹在两代学人中间，在老一代之下，在新一代之上。专业的转向、政治的动荡和改革开放的冲击，这些情况在所有新老学者身上都分别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对他这一代而言，则是全面经受。他曾经很多难处，但是他谦和忍让，宽容大度，识大局顾大体，避免了不必要的内损。在 1986 － 1996 年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长期间，他为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了大量组织和领导工作，赢得了广大同行的尊敬和赞誉。他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1986 － 1990 ）和美国史研究室主任（ 80 年代）期间，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和学术远见，稳定研究队伍、弥补缺失人才，传递薪火，在有限的范围内苦心经营。在研究条件相对艰难的改革开放初期，他多渠道争取研究经费，尽可能多地为年轻学者提供出版、发表成果的机会。在许多关乎学术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决策果断，公心唯上，勇于担当，使南开美国史研究室成为国内研究的重镇之一。他对年轻教师提携有方，或慧眼识珍，或指点迷津，保留了南开美国史研究队伍二十多年在国内的研究实力。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今天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能有如此的规模，张先生功勋卓著。 在此，以他的学生对他的描述结束全文，“怀忠恕之心，威严之中含爱意；持中庸之道，平凡之处见高深”。 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首发 2011 年 5 月 7 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740type=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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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前言和目录
黄安年 2011-5-9 16:39
《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前言和目录 转载该文集前言和目录 黄安年的博客 /2011 年 5 月 9 日发布 **************************88 李剑鸣、杨令侠：《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前言 时间 :2011 年 5 月 7 日 作者：李剑鸣 杨令侠 来源 : 学术批评网 2001 年 5 月，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的师生聚会，庆贺张友伦教授七十华诞。当时，我们几位同门商议，到张先生八旬寿诞时，一定要专门编一本文集作为贺礼。正所谓日月如梭，转眼即近十年。年初，我们向张先生提出编书之议，他的第一反应是辞谢。据我们的理解，张先生为人处事向来冲淡宽和，自然不想在做寿这件事上过于“张扬”；同时，他更不愿给别人增添任何负担或麻烦，即便这次的“别人”是他指导过的研究生。我们解释说，编一本书并不费事，对我们做学生的，不过是答谢师恩于万一；而且，以书祝寿志庆，学术界早就有例在先。经我们反复劝说，张先生终于同意启动组稿和编辑工作。 按照惯例，以编书为前辈学者祝寿，有几种常见的做法。一种是约请学界同行专门撰写论文，另一种是从同门弟子已发表的论文中编选文集。我们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这主要是考虑到，想约的学者在各学校和研究机构多为骨干，工作负担繁重，每年都有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指标；而论文集中的文章，又往往不能作为“有效成果”计入工作量。再者，约稿有时间限制，在短期内写出的文章，难免带有急就章的特点。如果从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挑选佳作，则更可能把有价值的论文集中起来，更好地展现同门弟子的学术水准。这种想法得到了各位同门的支持和响应。于是，这部文集很顺利地就编成付梓了。 我们这些曾受教于张先生的研究生，目前分散在国内外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各自的学术工作中，一直谨守师训，力争无辱于张先生的教诲。在我们的心目中，张先生在许多方面都树立了标范，给我们提供了终身受益的精神资源。 在我们的印象中，张先生是那种身教胜于言传的老师。当年我们在门下求学时，很少听他谈起他自己，包括他求学和治学的经历。我们对这些情况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张先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求学，回国以后一直在南开大学任教。他在国际共运史和美国史领域，都是公认的权威学者。对南开大学乃至国内的美国史学科建设，他所做的工作尤多；其意义在今天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兴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张先生精通俄文，其学术生涯的最初二十年，重点研究国际共运史。很多同行最早了解张先生的学问，可能是通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其中与国际共运史有关的几本，就是由张先生撰写的。从 70 年代末期开始，张先生转治美国史，并很快在英文的运用能力上，达到了我们很多人都未能企及的程度。张先生的学术兴趣集中在美国工人运动史，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领域与他长期从事的国际共运史研究有联系，同时也由于他觉得，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必要关注美国工人阶级的经历。国内美国工人运动史最活跃的时期，正是张先生专注于这个领域的阶段。为了更深入的理解美国工人运动史，张先生先后涉猎美国农业史、西部开发史、民主政治史和种族关系史；但他在这些领域发表的论著，并不是工人运动史的“副产品”，而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同样很受学界同行的推重。 在张先生执教的南开大学，美国史是一个特色学科，长期在国内史学界享有盛誉。杨生茂教授于 1964 年创建美国史研究室，经过多年惨淡经营，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已经颇具气象。随着杨先生年事渐高，正当盛年的张先生开始操持具体事务。 1986 － 1990 年张先生出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这期间他对美国史学科的事情，同样倾注了很大心力。特别是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国史研究室陷入低谷，老教师退休，年轻人出国，新成员尚待成长。应对这种局面，张先生殚精竭虑，一心要保南开的美国史学统于不坠，并在困境中求得发展壮大。在鼓励和扶持年轻人成长方面，张先生用力最多，许多事迹在南开至今有口皆碑。作为承上启下的学术带头人，张先生在南开美国史学科发展的关键时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张先生曾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达十年之久。这个学术团体创建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是全国美国史学人共有的学术平台，对美国史研究和教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老一代学者退出研究会领导岗位之后，张先生也担负了承上启下的重任。从 1986 年到 1996 年，研究会在处在一个难题接踵而至的时期，特别是 1990 年研究会秘书处搬到南开以后，张先生身上的担子更重。按照他的本意，早就想从理事长的位子退下来；但出于需要和大家的信任，他一直勉力支持，领导研究会度过了难关，并且取得了新的成绩。此外，张先生还始终参与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丛书”的评审，多次担任富布赖特项目的面试专家，以不同的身份，为美国史学科的发展做着相同的工作。 同学们当年对张先生普遍有一种敬畏感，在单独面见时，不免有些紧张和局促。这种感受来自于张先生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其实，只要同张先生有所接触，就不难发现，他待人十分随和平易。旧史称魏之管宁“名行高洁，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和易”；在我们看来，张先生正是这种“即之熙熙和易”的长者。无论是在受教期间，还是在毕业以后，我们都感觉到，张先生的教导和关怀，正如春天的微风，自然和顺，时时都给我们以美好的熏染。由于受张先生处世风格的感染，我们平时很少向他当面表达敬佩和感激之情。这次欣逢张先生八秩寿庆，终于有机会让我们展露一直深藏的心意。 这部文集的编选，得到了各位同门的关心和协助；在出版上则蒙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岳秀坤先生的大力支持。没有这些条件，本书是难以如此顺利地面世的。我们编选这部文集，除以志老师华诞之庆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对美国史研究略有助益。至于这些文章的学术价值如何，则只有留待同行和读者来评定。 目 录 前言 // 李剑鸣、杨令侠 大西洋视野中的北美黑奴新教：一种文化混合体 // 高春常 清教对殖民地初期马萨诸塞政治的影响 // 毕健康 “人民”的定义与美国早期的国家构建 // 李剑鸣 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中宪法译文的意见 // 周学军 论美国殖民协会的性质 // 张聚国 “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的公众舆论观念 // 马凌 天主教爱尔兰移民及其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1840 － 1860 ） // 原祖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和问题 // 张聪 论美国公共行政管制的发展与变革 // 谭融、于家琦 《农业人口外迁与美国的城市化 // 陈奕平 哈里森毒品法》与美国社会的毒品问题 // 翟帆 女性、阶级与种族因素的互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妇女史研究 // 倪亭 1913 年美国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决策过程 // 秦珊 “剩余品”时代美国的对外粮食援助政策 // 王慧英 战后初期美国原子能国际控制政策的形成及其失败 // 李胜凯 美国与加拿大史学界对两国关系的研究 // 杨令侠 平常的经历，肤浅的感受（代跋） // 张友伦 附录一：张友伦教授著述目录 // 杨令侠整理 附录二：作者简介 （《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李剑鸣、杨令侠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杨令侠，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感谢李剑鸣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发布 2011 年 1 月 27 日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2741type=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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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伦著《孔见集》提要
黄安年 2010-6-13 16:14
张友伦著《孔见集》提要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6 月 13 日发布 书名 : 《孔见集》 作者 : 张友伦 出版社 : 中华书局 发行 :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 : 王守青 封面题字 : 范曾 封面设计： 刘珞 开本 : 850X1168 毫米 1/32 印张 : 15 字数 : 360000 字 出版时间 : 2003 年 6 月第一版 版次 : 200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刷厂： 河北廊坊市印刷厂 印数 : 001-1500 册 价格 : 28.00 元 国际书号 : ISBN:7-101-03887-5/K 1607 一般附注 : 该书为南开史学家论从之一 18 幅是笔者依据该复制的。 本书包括六大部分：史学，论文六篇；国际工人运动史，论文四篇；美国社会制度史，论文两篇；美国西部史和农业史，论文五篇；美国工人运动史，论文五篇；其他，论文两篇。有转文称张友伦先生对书名的解读，原文出处待考。 一孔之见 是一句流行已久的成语。这句成语最早见于《盐铁论》。原文是 通一孔，晓一理，而不知权衡 。意思是说，从一个小孔里看东西，只能看到某个事物的一小点，看不到它的全貌，更看不到它同其他事物的联系。就算是你通了这个孔、晓了这个理，如果不加以权衡，不能够举一反三，那你所见和所知者都非常少。这是对那种狭隘、片面而又固执己见的见解的一种形象生动的比喻，是一个贬义词，让人一看就明白。听起来十分刺耳，谁也不想同这个词沾边。这个 评价 无论落到谁头上，谁都不会好受。即使是宽宏大度的人也未必能够以闻过则喜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 评价 。尽管他可以一笑置之，不会对评价者还以颜色，但内心里也会有所反应，多少有点不愉快。一般人，尤其是气量狭小的人一旦听到有人这样评论自己，往往忍不住要回敬几句。有时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弄得不欢而散，甚至有人挥动拳头大打出手。 　　记得在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场面令我至今难忘。我曾是成都市蜀华中学的学生，这所学校很注重古文教学和写作训练。同学们在课余相聚的时候往往喜欢舞文弄墨，说点成语典故互相取笑。这原本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没有人会因为被人取笑而大动肝火。不知什么原因，在一次相互斗口取乐的时候，突然有人对 一孔之见 这句成语大发雷霆，不仅向对手回敬一句相当刻薄的话，而且摆出一副要打人的架势。要不是大家把这两人劝住，恐怕动武在所难免。其实当时言者无心，听者却觉得自己的自尊大受伤害，非反戈一击不可。可见就连涉世不深的青年学子对这样的贬义词也是十分在乎的。 　　既然是成语，就应该是人们世世代代普遍认同的一种语言表达，其含义应当是十分明确的。从众多的注释中也还没有看到不同的解释。但不知为什么，我在看到这句成语以后觉得其中有值得肯定的东西，这就是 之见 二字。 一孔之见 指的所见极少，很不全面，但无论如何是有所见，同无所见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首先应当将有所见这一点肯定下来。哪怕这种见解很肤浅、很片面，但毕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如果获得这种见解的人有自知之明，不自以为是，不在人前炫耀自己，就不会闹笑话，更不会受到 一孔之见 的讽刺。可见问题出就出在不能正视自己的 孔见 。记得毛泽东也对 一孔之见 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这样写道： 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时一地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 毛泽东没有全盘否定 一孔之见 的作用和价值，但却点明死抱着一孔之见，不求深入、不求发展的态度是绝对要不得的。 　　作为教师和研究人员，我最初对 一孔之见 这种评价是颇有顾忌的，绝对不愿意别人把这句话加在自己的观点和科研成果上面。不过，随着经验的积累，年岁的增长，这种看法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 学然后知不足 ，这是前人的经验之谈，不由你不信。我曾从事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多年，所涉及的国家多、语种多、史料多。古今载籍，浩如烟海。在世界历史这个沧海中我所接触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粟。即使毕一生之力也未必能窥其堂奥。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己所积累的知识和见解也不过是 孔见 而已。这种 孔见 又有什么不好呢？ 　　如果我们把《盐铁论》里那句话的前半句加以推敲，那么 通一孔、晓一理 就可以理解为有所通、有所晓，不是视而不见，也不是人云亦云，毫无见解。有的人即使从小孔中看到了某种事物，但未必能够通晓所看到的那点东西。人若能对所看到的那点东西有所通晓，那他便不是不愿动脑筋的人，也不是没有观察能力的人。只要这种通晓是在观察、研究和思考过程中取得的，那就是一种心得、一种属于自己的见解，就应当受到肯定、受到尊重。即便这一点点通晓是肤浅的，或者不完全正确的，也应该给以善意的帮助和指正，而不应该嗤之以鼻。（ http://tieba.baidu.com/f?kz=108534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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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张友伦主编《美国历史百科辞典》提要（二）
黄安年 2010-5-27 12:03
杨生茂、张友伦主编《美国历史百科辞典》提要（二）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7 日发布 书名 : 美国历史百科辞典 主编： 杨生茂，张友伦 副主编： 李青、齐文颖、冯承柏 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责任编辑 : 林益民 美术编辑 : 俞玮娅 摄影： 钱映芬 出版时间： 2004 年 2 月第一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X1092 毫米 1/16 印张： 37 插页： 21 印数： 1-3100 册 纸　　张： 胶版纸 字　　数： 1 ， 478 ， 000 字 页　　数： 552 页 定价： 86.00 元 ISBN ： 5326-1352-6/K 127 内容简介 　　由杨生茂和张友伦先生主编的《美国历史百科词典》于 2004 年 2 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辞典为美国史方面的一部中型历史百科辞典。全书共收词目 4231 条，共约 148 万字。该书基本上以殖民地时期为上限， 20 世纪末为下限（在本书出版之前适当增加了 2001-2002 年底的某些资料），取材广泛，所收词目包括北美印第安人历史文化，英、法等欧洲国家对北美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史，美国独立和独立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史等，主要名词术语、人物事件（尤其关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政党社团、组织机构、条约文件、民族民俗、历史地名、学校企业、科技发明、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学术流派、报刊杂志、社会生活宗教、体育、名胜和理论学说等方面等。本辞典正文后附有《美国历史大事年表》、《人名译名对照索引》、《美国历届政府主要成员表》、《美国五十州总表》美国领土扩张一览表、美国历届总统一览表、美国行政部院概览表、美国驻中国全权代表、公使及大使一览表、中国驻美国公使、大使一览表、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览表等供读者参考。书中附有插图 232 幅。 　　这本词典的编纂工作从 1986 年开始，历经四载完成。主要撰稿者是南开大学的教师以及部分硕士和博士生。北京大学的齐文颖教授和几位研究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严四光研究员也参加了词典的编写和审阅。撰稿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公正，言简意赅，并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图书资料，以使词条内容能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面向高等学校的师生、研究人员和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对于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录 前言 凡例 词目表 正文 附录：一 美国历史大事年表 二 美国领土扩张一览表 三 美国五十州总表 四 美国历届总统一览表 五 美国历届政府主要成员表 六 美国行政部院概览表 七 美国驻中国全权代表、公使及大使一览表 八 中国驻美国公使、大使一览表 九 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览表 人名译名对照索引 后记 杨主编词典的名称和译名的正确意见未被出版社采纳而十分遗憾，并诉诸学界同仁和媒体。 2004 年 5 月 31 日 , 杨先生写信给黄安年说 : 《美国历史百科辞典》于今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 1986 年该出版社来天津组稿， 1990 年底交稿。不料责任编辑（黄安年按 : 姓名这里发布时隐去）因国家政策变更 , 遂怠工压审。中间经过多次周折，经过多次补写，才于今年出版。其中经过一言难尽。我同责任编辑在书名上有分歧，我不主张在历史学科下加百科二字 , 这是画蛇添足，只能表示全书无序，而且全书也不够百科分量。 XXX （黄安年按 : 姓名这里发布时用 XXX 代替 , 下同）坚持己见 , 拒绝直接与我联系 , 所有事务都直接写给张友伦（二主编之一），再由张转告。最后书名仍用百科二字（即《美国历史百科辞典》更不幸的是 , 编辑在书封面上所译的英文书名 , 居然驴唇不对马嘴！（即 Dictionary of Amercian History Encyclopedia! ）我让友伦写信去质询 ,XXX( 是比较老编辑 ) 回信竟推卸责任 , 含混其词 ( 见 X 给友伦信的复印件 ) 。如何面对广大读者〉如何使读者相信书的内容？木已成舟，奈何奈何！我真想写一篇小文 , 总结编辑的经验 , 并痛斥唯利是图的编辑们。今寄去 X 信复印件，详尽面谈。出版社只给一本书 ! 无法转赠，亦祈见谅。 （《杨生茂先生较真美国历史词典名称和译名》，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6 日发布 ） 杨生茂先生终于在学术界 2004 年第 6 期上发表短文《一个不忍目睹的荒唐的译名》短文强调可信性是工具书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今在封面上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硬伤，的确触犯了编辑工具书的大忌。毋庸讳言，读者无法在眼中揉下这粒沙子。《辞典》的质量自然会招致某种疑惑，甚而对中文书名使用百科二字的适当性也会引起疑义。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加以修正。 ( 原载《学术界》 2004 年第 6 期第 139-140 页 ) 学术交流网 (www.annian.net)/ 学术问题讨论 /2004 年 12 月 10 日转发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11324cid=18 对此，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发表评论文章：荒唐译名三思以《美国历史百科词典》的英译名为例（学术批评网 2005 年 1 月 12 日）说 : 杨先生的短文反映了出版、传媒界存在的一些具有倾向性的问题。它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并说：早在去年（ 2004 ） 4 月 12 日，杨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就已很不安地写道：当我拿到成书后，瞠目结舌，惊愕不已。这个出奇的驴唇不对马嘴的大错误，怎么向广大读者交代？，黄安年教授在他的网上评论中也讲了杨先生三番五次给他写信、打电话、面谈此事。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除了文化素质外，主要还是在思想上把它看成芝麻绿豆而不予重视，因而在实践中缺乏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作风。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首发 2005 年 1 月 12 日 http://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5970type=1002 评论另见：评《美国历史百科词典》，付成双，《世界历史》 2004 年 4 期 附件照片（一） 26 幅 , （二） 15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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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茂、张友伦主编《美国历史百科辞典》提要（一）
黄安年 2010-5-27 09:21
杨生茂、张友伦主编《美国历史百科辞典》提要（一）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7 日发布 书名 : 美国历史百科辞典 主编： 杨生茂，张友伦 副主编： 李青、齐文颖、冯承柏 出版社： 上海辞书出版社 责任编辑 : 林益民 美术编辑 : 俞玮娅 摄影： 钱映芬 出版时间： 2004 年 2 月第一版 印刷时间：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X1092 毫米 1/16 印张： 37 插页： 21 印数： 1-3100 册 纸　　张： 胶版纸 字　　数： 1 ， 478 ， 000 字 页　　数： 552 页 定价： 86.00 元 ISBN ： 5326-1352-6/K 127 内容简介 　　由杨生茂和张友伦先生主编的《美国历史百科词典》于 2004 年 2 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辞典为美国史方面的一部中型历史百科辞典。全书共收词目 4231 条，共约 148 万字。该书基本上以殖民地时期为上限， 20 世纪末为下限（在本书出版之前适当增加了 2001-2002 年底的某些资料），取材广泛，所收词目包括北美印第安人历史文化，英、法等欧洲国家对北美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史，美国独立和独立后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发展史等，主要名词术语、人物事件（尤其关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其他社会运动）、政党社团、组织机构、条约文件、民族民俗、历史地名、学校企业、科技发明、文学艺术（戏剧、音乐）、学术流派、报刊杂志、社会生活宗教、体育、名胜和理论学说等方面等。本辞典正文后附有《美国历史大事年表》、《人名译名对照索引》、《美国历届政府主要成员表》、《美国五十州总表》美国领土扩张一览表、美国历届总统一览表、美国行政部院概览表、美国驻中国全权代表、公使及大使一览表、中国驻美国公使、大使一览表、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览表等供读者参考。书中附有插图 232 幅。 　　这本词典的编纂工作从 1986 年开始，历经四载完成。主要撰稿者是南开大学的教师以及部分硕士和博士生。北京大学的齐文颖教授和几位研究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严四光研究员也参加了词典的编写和审阅。撰稿者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客观公正，言简意赅，并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图书资料，以使词条内容能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面向高等学校的师生、研究人员和对美国历史感兴趣的读者，对于教学和科研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目录 前言 凡例 词目表 正文 附录：一 美国历史大事年表 二 美国领土扩张一览表 三 美国五十州总表 四 美国历届总统一览表 五 美国历届政府主要成员表 六 美国行政部院概览表 七 美国驻中国全权代表、公使及大使一览表 八 中国驻美国公使、大使一览表 九 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览表 人名译名对照索引 后记 杨主编词典的名称和译名的正确意见未被出版社采纳而十分遗憾，并诉诸学界同仁和媒体。 2004 年 5 月 31 日 , 杨先生写信给黄安年说 : 《美国历史百科辞典》于今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 1986 年该出版社来天津组稿， 1990 年底交稿。不料责任编辑（黄安年按 : 姓名这里发布时隐去）因国家政策变更 , 遂怠工压审。中间经过多次周折，经过多次补写，才于今年出版。其中经过一言难尽。我同责任编辑在书名上有分歧，我不主张在历史学科下加百科二字 , 这是画蛇添足，只能表示全书无序，而且全书也不够百科分量。 XXX （黄安年按 : 姓名这里发布时用 XXX 代替 , 下同）坚持己见 , 拒绝直接与我联系 , 所有事务都直接写给张友伦（二主编之一），再由张转告。最后书名仍用百科二字（即《美国历史百科辞典》更不幸的是 , 编辑在书封面上所译的英文书名 , 居然驴唇不对马嘴！（即 Dictionary of Amercian History Encyclopedia! ）我让友伦写信去质询 ,XXX( 是比较老编辑 ) 回信竟推卸责任 , 含混其词 ( 见 X 给友伦信的复印件 ) 。如何面对广大读者〉如何使读者相信书的内容？木已成舟，奈何奈何！我真想写一篇小文 , 总结编辑的经验 , 并痛斥唯利是图的编辑们。今寄去 X 信复印件，详尽面谈。出版社只给一本书 ! 无法转赠，亦祈见谅。 （《杨生茂先生较真美国历史词典名称和译名》，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16 日发布 ） 杨生茂先生终于在学术界 2004 年第 6 期上发表短文《一个不忍目睹的荒唐的译名》短文强调可信性是工具书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今在封面上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硬伤，的确触犯了编辑工具书的大忌。毋庸讳言，读者无法在眼中揉下这粒沙子。《辞典》的质量自然会招致某种疑惑，甚而对中文书名使用百科二字的适当性也会引起疑义。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加以修正。 ( 原载《学术界》 2004 年第 6 期第 139-140 页 ) 学术交流网 (www.annian.net)/ 学术问题讨论 /2004 年 12 月 10 日转发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11324cid=18 对此，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发表评论文章：荒唐译名三思以《美国历史百科词典》的英译名为例（学术批评网 2005 年 1 月 12 日）说 : 杨先生的短文反映了出版、传媒界存在的一些具有倾向性的问题。它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并说：早在去年（ 2004 ） 4 月 12 日，杨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就已很不安地写道：当我拿到成书后，瞠目结舌，惊愕不已。这个出奇的驴唇不对马嘴的大错误，怎么向广大读者交代？，黄安年教授在他的网上评论中也讲了杨先生三番五次给他写信、打电话、面谈此事。造成这类问题的原因，除了文化素质外，主要还是在思想上把它看成芝麻绿豆而不予重视，因而在实践中缺乏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作风。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首发 2005 年 1 月 12 日 http://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5970type=1002 评论另见：评《美国历史百科词典》，付成双，《世界历史》 2004 年 4 期 附照片（一） 26 幅 , （二） 15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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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伦著《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提要
黄安年 2010-5-21 10:29
张友伦著《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提要 黄安年文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5 月 21 日发布 书名： 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运动 作者： 张友伦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丛编项 ： 中华美国学丛书 责任编辑 : 罗莉 责任校对 : 李丽萍 封面设计： 王华 版式设计 : 王智厚 发行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印刷厂 :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版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50X1168 毫米 1/32 印张 : 13.5 字数 : 343000 字 页数： 423 页 定价 : 24.00 元 印数 : 1-1000 册 ISBN: 7-5004-2182-6 D 235 本书作者在自序中写道 : 1978 年是我教学生涯中的转折点。由于工作需要 , 这一年年底 , 我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现代史校验室转到历史所美国史研究室工作。在此以前我未曾专攻过美国史 。 半路出家 , 从世界近代史改为美国史，从俄文改为英文，而且年近五旬，博览群书显然是办不到了 , 但也不可能一头扎进美国工人史而不研究美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问题 . 于是我在研究美国工人史的同时 , 选择了对美国社会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变革和政治、经济事件进行研究 , 并探讨它们同美国工人运动的关系。 十多年来，我在美国工人史和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 , 围绕工人运动和美国社会变革、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发表过一些文章和著作。今年夏天，在整理旧作的过程中发现几篇可供参考的文章，于是决定选编一部论文集。原来打算只收录美国工人史方面的文章，但在选编过程中发现 , 如果把同工人史有关的其他方面的文章选编进去，可能对读者更有裨益。这样，文集就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 共 25 篇文章。三部分内容不同 , 但却互有联系 , 总的说来，还是一个整体。第一部分是有关美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发展、社会变革的文章，共 7 篇 , 主要是向读者说明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是有关工人运动本身的文章，共 14 篇 , 按历史顺序，对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基本特点、思想倾向和主要经验教训都有所论述大体上勾画出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第三部分是论述有关史学问题的文章，共 4 篇，起目的在于向读者提供一个点美国学术界研究工人运动和西进运动的信息 , 便于大家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理解美国工人的历史。 作者简介 : 张友伦教授，四川成都人， 1931 年 5 月 8 日生。 1959 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回国后先后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为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美国史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 1986 － 1996 ）和顾问（ 1996 －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美国研究》编委、中华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等。曾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学者两度访问美国，在明尼苏达大学（ 1982 － 1983 ）、印第安纳大学（ 1991 － 1992 ）和堪萨斯大学（ 1992.8-11 ）从事研究。 张友伦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专家，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他先后完成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一项、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项，都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他写作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达 20 余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农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美国工人运动史》、《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加拿大通史简编》、《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阶级》、《美国历史词典》等。这些著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美国史和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深入，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的获得了天津市和全国性的奖励。他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世界历史》及《美国历史杂志》等国内外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评论。他还参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所编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历史通俗读物，印数达到百万册左右，还发行过少数民族文字版。 张友伦教授教书育人，桃李盈门。他曾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多种课程，编写过大学世界史教材。他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近 30 名，其中有的在国外深造，有的已成为国内有关大学的学术骨干。他长期担任南开大学美国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为推进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 (1986-1996) ，对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了大量组织和领导工作，赢得了广大同行的尊敬和赞誉。 附照片 14 幅是由该书影印照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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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伦著《美国西进运动探要》提要
黄安年 2010-3-19 11:36
张友伦著《美国西进运动探要》提要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19 日发布 张友伦先生多年从事美国西进运动研究 , 并在这一领域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学术贡献 , 《美国西进运动探要》就是这一成果的集结。他在导言中说 : 美国西进运动进入我的视野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事，起初并不是我的研究重点。但接触越多就越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在教学之余尽可能多用点时间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阅读有关部门的书籍和论文 , 断断续续地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是，由于教学任务在身 , 能够挤出的时间有限 , 精力也难集中 , 不敢存有写成一部专著的奢望，一直到退休后才把这件事情提上议事日程。西进运动是什么性质的运动 , 为什么回发生在美国 , 对美国的发展起过什么作用，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这些都是应当在书中说清楚的问题在。 书名： 美国西进运动探要 编著： 张友伦 责任编辑 : 乔怀田 版式设计 : 卢永勤 出版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 出版时间 :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 13.25 开本 : 1/32 880X1230mm 字数 : 317000 字 页数 : 419 页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28.00 元 ISBN: 7-01--004993-9 作者简介 : 张友伦教授，四川成都人， 1931 年 5 月生。 1959 年毕业于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回国后先后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为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美国史研究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 1986 － 1996 ）和顾问（ 1996 －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美国研究》编委、中华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等。曾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学者两度访问美国，在明尼苏达大学（ 1982 － 1983 ）、印第安纳大学（ 1991 － 1992 ）和堪萨斯大学（ 1992.8-11 ）从事研究。 张友伦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专家，学识渊博，著述甚丰。他先后完成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一项、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一项，都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他写作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达 20 余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农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美国工人运动史》、《当代美国社会运动和美国工人阶级》、《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加拿大通史简编》、《美国社会变革与美国工人阶级》、《美国历史词典》等。这些著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美国史和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深入，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有的获得了天津市和全国性的奖励。他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世界历史》及《美国历史杂志》等国内外重要的学术刊物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和评论。他还参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所编写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历史通俗读物，印数达到百万册左右，还发行过少数民族文字版。 张友伦教授教书育人，桃李盈门。他曾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多种课程，编写过大学世界史教材。他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近 30 名，其中有的在国外深造，有的已成为国内有关大学的学术骨干。他长期担任南开大学美国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为推进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对发展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了大量组织和领导工作，赢得了广大同行的尊敬和赞誉。 目录 : 导言 (1) 第一章 西进运动史学的形成和发展 (20) 1 ．早期的记载和著作 (20) 2 ． 边疆学派 和西进运动史学的形成 (26) 3 ．对边疆史学的检讨和开展西部地区史研究 (37) 4 ．社会史研究对西部史学的影响 (47) 5 ．新的挑战和前途 (54) 6 ．国内史学界的研究概况 (68) 第二章 美国西进运动史学的独特分支 印第安史学的兴起 (73) 1 ．被颠倒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 (73) 2 ．印第安史学的形成 (79) 3 ．清除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的偏见任重而道远 (84) 第三章 独立前的西部 (92) 1 ．西部的地域概念 (92) 2 ．西班牙人捷足先登 (96) 3 ．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西部的活动和冲突 (99) 4 ．英国政府阻止殖民地人民西进 (103) 第四章 第一个世界性殖民浪潮的冲击和美国的土地扩张 (109) lI 地理大发现的影响 (109) 2 ．购买路易斯安那和西部探险 (114) 3 ．兼并佛罗里达 (118) 4 ．美墨战争、俄勒冈问题和 天定命运说 (122) 5 ．阿拉斯加购买和其他的领土扩张 (134) 第五章 西进中的印第安人问题 (140) 1 ．土地是印第安人问题的根源 (140) 2 ．谁是北美大陆的真正主人 (143) 3 ．如何对待处于社会发展较低阶段的民族 (147) 4 ．印第安人绝不是背信弃义者 (155) 5 ．是印第安人屠杀白人，还是白人屠杀印第安人 ?(159) 6 ．历史趋势不可扭转 (163) 第六章 印第安战争 (169) 1 ．殖民地时期的印第安战争 (169) 2 ．美国独立后西北地区和东南部的战事 (179) 3 ．《印第安迁移法》公布后的几次战争 (189) 4 ．印第安人的背水之战 (195) 第七章 西进和土地问题 (200) 1 ．殖民地时期的土地问题 (200) 2 ．公共土地的形成和处理公共土地的政策 (206) 3 ．出售公共土地和争取宅地的斗争 (211) 4 ．各种赠地 (220) 5 ．军人授地 (227) 6 ．土地投机 (233) 第八章 农业的大突破 (244) 1 ．拓荒者的农业 (244) 2 ．农业大发展的酝酿和准备 (251) 3 ．飞跃发展时期 (259) 4 ．南部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 (269) 5 ．小农户的困境和农民运动 (275) 6 ．农业大突破的经验教训 (283) 第九章 交通运输的重要作用 (292) 1 ．没有道路的世界 (292) 2 ．刘易斯 克拉克探险 (295) 3 ．俄勒冈小道 (301) 4 ．圣菲小道和其他西部小道 (305) 5 ．收费道路、国道和运河 (310) 6 ．铁路 (316) 第十章 西部城市的形成及其作用 (322) 1 ．城市边疆的出现以及西部城市兴起的原因和类型 (322) 2 ．农业边疆和拓荒者的城镇 (326) 3 ．矿业边疆、畜牧边疆和矿山城镇、牛镇的出现及其作用 (332) 4 ．西部沿海城镇的形成和发展 (338) 5 ．横贯大陆铁路的建成和西部城镇的发展 (343) 6 ．西部城市发展中的种族问题和暴力问题 (352) 第十一章 妇女在西进中的作用 (360) 1 ．撑起半边天 (360) 2 ．女传教士先行 (364) 3 ．拓荒者家庭的支柱 (369) 4 ．维持西部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374) 5 ．争取女权和社会平等地位的先行者 (378) 6 ．西部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382) 第十二章 西部的生活和文化 (385) 1 ．拓荒者的生活 (385) 2 ．淘金人的生活 (388) 3 ．西部的宗教和教育 (393) 4 ．西部的文学和艺术 (398) 5 ．没有政府的社会 (405) 后记 (409) 主要英文参考书目 (412) 美国西进运动探要简介 : 西进运动就是美国拓展西部疆域和开发广阔的西部的过程，历时大约一个世纪。所涉及的疆域是东自阿巴拉契亚山，西至太平洋沿岸的广大地区，约相当于美国国土的 3/4 。西进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开创性事件，其所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而且十分重要，绝非一两本书可以说清楚的。美国西部史专家帕克森、默克和比林顿的专著都是洋洋洒洒的巨著，对西进运动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至今仍然是这方面必读的参考书。即使这样，书中对西进所涉及的文化现象、社会结构的变化、移民的心理状态、少数族裔的状况、妇女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都语焉不详，或者根本没有提到。后来又陆续出版许多专题弥补了著作的不足。 提要附有影印照片 40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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