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环境史

标签: 环境史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科学史的坐标系: 热度 9 tian2009 2019-6-27 12:54; 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第 16 卷，第二期（ 2019 ）： pp23-39 专题：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再出发科学史的坐标系田松摘要本世纪以来中国科学史学科发展迅速，学术地理版图变化剧烈。很多高校建设科学史系，是为建制化的科学史。建制化之外还有很多学者从事科学史研究，主要一支是原自然辩证法建制的队伍，后来分化为科技哲学和 STS 等。由于自然辨证法的历史渊源，中国的科技哲学（加 STS ）是一个大学科，人数众多。而科学史则是一个小学科。但是在美国，科技哲学是一个小学科，科学史则是一个大学科。美国高校建制化的科学史系也不多，相当一部分科学史学者身在历史系。而国内历史系则少有学者从事科学史。并且，国内科学史界与历史学界交流不多。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内科学史也呈现多样化趋势。科学史需要走出去，关心历史学，尤其是关心全球史和环境史。科学史与环境史的结合，有望开出一种新的科学史或文明史。关键词科学史的建制化、自然辩证法、世界史、环境史、 STS 中图分类号 N092 文献标识码 A 2017 年 6 月 30 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正式挂牌，创系系主任吴国盛教授自豪地说，这是中国第一个纯粹的“科学史系”。因为中国高校此前有的十几个都是“科学史与某某系”。江晓原教授 1999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率先创建的，就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当然，中国最早的科学史专业研究机构，是 1957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 1975 年升格而成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2015 年，该所 28 位研究人员移驾中国科学院大学，与国科大原来的队伍重组，建立了国科大科学技术史系。这些年，不断有高校组建科学史研究机构，比如原北京科技大学李晓岑教授受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组建科学史系。中国科学史学术版图的板块运动还在进行中。虽然各家机构共享着科学史的名称，大家所理解的科学史是不一样的，所做的工作也各有不同。单就研究对象而言，中科院科学史所的传统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科学史；刚创建不久的清华科学史系，按照吴国盛教授的构想，只以西方科学史为研究对象；再如南京农业大学，长期有一支农史研究队伍；刚刚组建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史，则在其科技考古的优势之上关注气象史。 2018 年下半年，有两个科学史领域的大型会议。首先是 2018 年 9 月 19 日 —22 日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举办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再出发——庆祝中国科学院大学建校 40 周年学术研讨会”，国内科学史领域学者百余人到场。然后是 10 月 26 日 —29 日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2018 年度学术年会，与会学者达五百人。各路人马济济一堂，貌似中国已经有了一支庞大的科学史队伍。不过，考虑一下与会者所在的机构，又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与会者除了来自各科学史机构之外，还有相当于一部分来自哲学系（没错，是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比如我所在的机构就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以及某些冠名为“科学、技术与社会（ STS ）”的研究机构，比如北京大学名存实亡的“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名亦不存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而中国的科技哲学和 STS ，都能追溯到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自然辩证法。 1980 年代之后，改革开放，学界开始与（西方）世界接轨，发现“什么都能装的自然辩证法大筐”在欧美找不到对应专业。范岱年先生主持的学界旗帜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开始打出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旗号，与西方学界有了对接的可能。于是自然辩证法从业人员或转向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栖身哲学系；或自立门户，成立 STS 。名字虽然改了，很多人依然保留着自然辩证法的惯性，既从事科学技术哲学，也同时做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拉卡托斯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蹩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短视的。从事科学哲学的学者常常很重视科学史，甚至科学思想史原本是科学哲学下面的研究方向。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的科学史会议上，极少有历史系的学者参加。与此类似，虽然在学术建制上科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但是每年的科学社会学年会上，与会者大多来自哲学系和 STS 机构，很少来自社会学系。中科院科学史所成立之初以整理中国遗产为宗旨，早期所里从事各学科的前辈都来自相关自然科学领域，比如我的导师陈久金先生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董光璧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可以说，在科学史所里，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史。其优势在于，能够进入相关学科内部，尤其是早期科学史以内史 - 学科史为主，没有受过足够的科学训练，无法入手。在中国文理分科的教育体制下，就把文科生排除到科学史之外。科学史这门学科也具有了某种特殊性，虽然学科名称中有一个“史”字，科学史的前辈并不认为科学史是历史，而认为科学史是科学。这也导致了另外两件事儿。其一，科学史所原本由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代管， 1977 年 7 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独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科学史所顺理成章地被归入社科院，但是所里的老先生坚决反对，不到半年，科学史所就在 1978 年 1 月 1 日回到了中科院。其二， 1997 年学科调整时， 1990 年曾经设定的两个一级学科自然科学史（理学）和技术科学史（工学）险遭取消，或纳入哲学门类，在当时的各机构科学史学者一致抗议、申诉、公关之下，合并为“科学技术史”，归入理学，而不是人文学科。 1997 年，在为幸存的科学技术撰写简介时，当时的前辈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科学技术史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属于基础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的范畴。它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探讨科学技术发展的阶段和规律，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让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下面这段话：“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本身存在着历史结构与逻辑结构辩证统一的互补关系，它与科学技术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考古学等关系密切。” 虽然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但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学科中，偏偏没有历史学。从历史上看也的确如此，一方面，从事科学史的绝大部分学者来自相应的理工科专业，没有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另一方面，从事历史学的学者，也不大碰科学史。与科学史关系最为密切，交往最多的，还是自然辩证法。曾经作为理工科研究生必修课的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大学科；相比之下，科学史则是一个小学科。当然，这个版图在发生变化。随着自然辩证法的必修课地位被严重弱化，原从事自然辩证法的一部分人员并入正在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技术哲学和 STS 都有收缩的趋势。与此同时，虽然某些单位的科学史遭到挤压，总的来说，科学史学科是在扩张之中。当然，惯性还在，就目前而言，从规模上看，自然辩证法仍然是大学科，科学史是小学科。反观大洋彼岸的另外一端，情况恰好相反。美国的科学史是一个大学科，科学哲学和 STS 则是小学科。美国科学史学会每年一次年会，每次程序册都是厚厚一本。而美国的科学哲学则要小的多，并不是每个大学的哲学系都有科学哲学，即使有，也只有寥寥数人从事着相对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美国科学哲学学会每两年开一次年会，有趣的是，这个年会是与科学史年会联合举办的。就是说，每两年，就会有一次科学史 + 科学哲学年会，程序册都印在一起，正好可以提供比较。我曾赶上过一次，从在会议手册看，科学哲学部分大概只有科学史部分的五分之一。从程序册上还可以看出，美国科学史的研究领域扩展得非常之宽、非常之泛，几乎所有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科学史的名义下进行，包括 STS ，这使得美国的科学史很像是中国的自然辩证法，成了一个大筐。如果自然辩证法这个学科依然存在建制的话，它最好的对接对象，不应该是科学哲学，而应该是科学史。我虽然人在哲学系，但是三次去美国访问，从未去过哲学系，两次科学史，一次 STS 。虽然，美国的科学史是一个大学科，但与中国类似，独立的科学史机构并不算多。只有少数几个大学像哈佛大学那样，有独立的科学史系，与历史系、哲学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等人文学科并列。而在更多大学，科学史学者在历史系。所以，在美国盛大的科学史年会中，与会学者少数来自专门的科学史研究机构，更多学者来自历史系、人类学系、或者社会学系，罕有学者来自哲学系。所以在美国，科学史天然是历史的一部分。扩张中的中国科学史已经走出国门，与欧美的科学史有着越来越多的交往，也开始有在欧美获得科学史学位的青年学者回国。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的科学史与历史学的交流极为有限。就我有限的了解，刘华杰教授曾有一位作博物学史的博士，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硕士，来自历史系；吴国盛教授有一位作化学史的博士，去社科院世界史所做了博士后，并留所，走向历史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的科学史学者，无论出身于专业科学史机构，还是来自哲学系和 STS 机构，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史学训练；而历史学领域的学者不愿、不敢、不能碰科学史，这不能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有一本书的更名可以作为一个象征。 2003 年，詹姆斯·麦克莱伦第三（ James McClellan III ）和哈罗德 ·多恩（ Harold Dorn ）的著作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World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译本，题为《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中文书名虽然精准地符合英文原文，但似乎不符合中文习惯，有一点儿别扭。 2007 年，此书再版，更名为《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就通顺多了，但世界二字，又有点儿多余。这个新书名呼应了国内科学史的扩展，也打破丹皮尔、梅森对科学通史的长期垄断，深受欢迎。不过，对于书的名字，我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几年以后才忽然明白，麦克莱伦第三写的根本不是“科学史”，而是“世界史”。 “世界史”是一种新的历史写法，它不是各个国别史的集合，而是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对象加以叙述。正如通史，也不是各个学科史的集合。 1963 年，威廉 · 麦克尼尔（ William McNeill ）的《西方的兴起》出版，被普遍认为是 “ 新世界史 ” （全球史）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麦克尼尔从全球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的做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逐渐得到史学界的认可。这种世界史 1970 年代从美国兴起，到了 1980 年代，就成为大学学科。大多数欧美学者认为， “ 世界史 ”“ 新世界史 ”“ 全球史 ” 三个概念并无多大差异（而且它们经常被混用），都意味着一门区别于已有国别史和地区史的新学科，主要标识是以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从广阔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 20 世纪 90 年代末，当这一史学观念传到我国时，一方面因为我国已有自己的 “ 世界史 ” 概念和学科，另一方面为了体现其新史学的特征，我国史学界一般称之为 “ 全球史 ” 。中国的历史学曾经有两个二级学科，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其中的世界历史，其实是不包括中国的外国国别史。到了 2011 年，这两个二级学科都升格为一级学科：中国历史和世界史。一部分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接受了欧美的世界史概念，主动从不包括中国的世界历史转向了包括中国的世界史。在世界史的范式中，有一个分支，叫做环境史或者生态史。以往的历史中，不大关注环境，或者把环境作为背景。但是环境史中，环境则成为主角，不是被动的，而是一个行动者。在环境史的代表著作中，有一部《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作者约翰·麦克尼尔（ John McNeill ）正是威廉·麦克尼尔的儿子，这也正好符合世界史与环境史之间的血缘关系。从《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到《世界科学技术通史》，中文书名的变更，既反应了国内科学史领域对历史学的陌生，也意味着国内历史学领域对科学史的疏离。据说此书的策划、出身于 STS 的潘涛博士，清楚科学史和世界史的差别，仍然从商业推广的角度，更改了书名。实际上，两位作者在序中明确表达了“从一种全球视角来审视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想法” 。无论来自什么机构，至少可以说，中国的科学史已经有了一支相对庞大的研究队伍。在学科归属上，新一代学者应该没有几位依然坚持科学史是科学。如果确认了科学史的人文属性，或者，具体而言，认为科学史是历史，那么，继续与历史学保持距离，就比较奇怪了。至少，科学史学者应该关心一般的历史学领域，有哪些方法上、范式上的重大变革。在强调国际化的今天，中国科学史学者与西方科学史学界已经有了密切频繁的交往，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发生了交往。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科学史也有必要有意识地了解史学界的重大变革。换一种角度看，《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变成《世界科学技术通史》，并未引起多少注意，这恰恰表明，在世界史和科学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交叠。科学本身具有某种超越国界的特征，所以从科学史跨到世界史，或者以世界史来写科学史，都能够顺理成章、顺水推舟。长期沉溺于以往的科学史，常常会强化缺省配置中的科学主义，产生一种进步的幻觉。比如在美国科学史的创立者萨顿看来，只有科学是进步的，所以科学史就是文明史。而如果结合环境史看科学史，或者通过科学史看环境史，很快就可以消解这种对科学进步的幻觉。因为环境史，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环境史，直接呈现就是科学及其技术的负面效应所带来的全球性灾难。看到自己在学术版图中的坐标，对于未来的走向才会有相对清醒的判断。科学史有必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史，看环境史，看历史本身。参考文献翟淑婷 . 我国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的确立过程 . 中国科技史杂志 , 2011, 32 (1): 23—37. 刘文明 . 全球史 : 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 . 人民日报 , 2012-03-01: 理论版 . 詹姆斯 ·E· 麦克莱伦第三 , 哈罗德 · 多恩 . 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 . 上海 : 科技教育出版社 , 2003. 收稿日期： 2018-09-21 作者简介：田松， 1965 年生，吉林四平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科学哲学、科学史、环境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伦理、科学传播等。; 个人分类: 科学哲学|4250 次阅读|22 个评论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 江南环境史研究小札: 热度 2 sciencepress 2016-5-25 08:33; 生态文明史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过程。不同心态的人，不同的环境，共同编织着传统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下降期也是人文传统的丧失期、残酷政治的迫害期、环境的破坏期。道德与人伦败坏，往往伴随着优美环境的消失。（元）赵孟頫《水村图》中广阔的水环境江南的生态环境核心为水环境，丰富的水环境形成了丰富的生态与文化内涵。太湖、鉴湖、西湖是中国最为美丽的湖泊，长江、吴淞江、钱塘江环绕下的长江三角洲河网区有着最为发达的灌排系统，以水稻、小麦、油菜、桑树等作物为核心的种植业养活了大量人口，以水生植物和水面构成的景观以及由竹林、松林、太湖石等构成的园林与庭院景观，构成了人与环境关系的丰富审美内容。江南以其强大的生态承载能力，成为中华民族最纵深、最美好的家园，承载着几千年的汉民族的生息繁衍。采莲女、采桑女一年又一年地在这块水域和土地上劳作，华夏最优秀的士人在这块土地上浅吟低唱。陆机临刑，念华亭鹤声；张翰思退，忆吴中之莼鲈；李煜、白居易、苏东坡用最优美的诗词怀念江南，这是历代游子魂牵梦绕的故乡，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家园。古代江南有以水环境为核心的自然生态方法，这是江南生态文明非常核心的部分。古人会利用自然水利生态，维持水环境平衡，保护美丽的水乡。汉唐时期官方对大圩的管理，有极好的制度与规范。宋代是进入近代文明的一个时代，这里有范仲淹和苏轼这样谙熟江南水利的官员，也有像郏亶父子和单锷等民间水利专家。他们既有治理江南环境之能，又对江南的生态有丰富的审美情结。到明清时期，士大夫可以深入民间而珍惜自然环境，徐光启研究水灾后稻苗的生长，林应训精通治水和地方水利，耿橘和孙峻精通江南水学，他们不但熟悉江南的水流动态，也继承了士大夫热爱自然的传统。为了江南的美好，他们在这片负担着沉重赋税的土地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小圩与河道的研究，《筑圩图说》中的溇。江南是北方社会混乱的缓冲之地，是中华民族恢复文化与文明的地方。瘐信的《哀江南赋》，讲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关于江南的故事。唐末，韦庄在《秦妇吟》中讲到北方城市沦为自然野生地的过程：“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动乱中的人们期望着逃向江南：“妾闻此老伤心语，竟日阑干泪如雨。出门惟见乱枭鸣，更欲东奔何处所？仍闻汴路舟车绝，又道彭门自相杀。野宿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我们的民族在惨遭家国沦丧时，先民们一心要逃向这块避乱之地。宋末，江南遭到一次大规模的洗劫，园林被毁，水道封闭。而真正的破坏出现于明末，嘉定园林遭到了大规模破坏。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用很长的篇幅详述了嘉定园林被破坏的惨状。动乱之后，西湖依然美丽，南湖上的烟雨楼再废再建。在传统时代，再大的生态压力都难以摧毁生态系统的水环境基础。传统社会末世的江南，遭受到越来越强的剥削压力和人口压力，却一直保持着传统时代的基本风采，这一区域是中国最不贫穷的地方，士人学子都集中于此。20 世纪初，美国的土壤学家富兰克林·H.金对江南农村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科学考察。其书中的细节与清人钱载等人的描述对比，大体一致，由此推知，古人对江南的描述也大多是可信的。明清时期，尽管生态出现衰退，但生态与发达的文化相结合，江南仍然是生活与艺术审美最为发达的地方。苏州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是生态文明最发达的地方。传统时期的战争破坏并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崩溃，真正的损害更多源于和平时期的愚昧，鉴湖消失，吴江成陆，黄浦改道，都是过度开发引起的变化。人们对公共环境管理的冷漠，加上人口增长和开发过度，环境衰退往往造成难以逆转的后果。20 世纪下半叶以来，江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挑战。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环境也随之大变，清风明月都难以看到，优雅的传统只是少数人的怀旧。上海在大规模地扩展，苏杭等地失去了那种依赖密集河网的小生境园林。城市建设搞填浜筑路，现代化高楼林立。河道污染，水稻土污染，河网之水不再活水周流，沉水植物因为没有清透的水质而不再生长。古人在野外生境减少后，退守在小生境的庭院下，对清风明月仍然保持着艺术审美。现代化的污染，几乎使人不再有优雅的私人环境可以隐逸。传统的江南不但生息了最为密集的人口，也培育了最为优美的文化。古代人追求天人合一的情怀，在自然审美中赞美造物主的安排，通过一草一木的审美追求心灵的净化。自然美被破坏，伴生着文化衰退与心灵败坏。历史与自然的对立，往往伴随着文明的衰退。庞大的帝国废墟往往诉说着生态环境崩溃的故事。生态系统衰退，景观破碎，污染产生时，往往也是人与人关系紧张、仇恨与压迫空前的时期。人心里面的美好遭到大规模的破坏，社会动乱也随时会发生。心灵家园荒废时，欲望过度，人性扭曲，兽性泛滥，其结果往往伴随着美好家园的消失。就江南的生态环境整治而言，许多人完全知道应该怎么做，却无感于环境的破坏与崩溃，这是当前社会的重大危机。环境衰退能否止住，可能不在乎技术的发明创造，而在乎家国天下情的复兴。忆江南唐 ▪ 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王建革著《江南环境史研究》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9787030477057 《江南环境史研究》以水环境为主体，围绕与之相关的湖泊与河道、圩田与地形地貌、水旱灾害、桑基农业、水生植物、园林景观和环境认知等几方面展开论述。可以概括为太湖以东长三角地区水环境的演变和形成、嘉湖地区水乡生态、人与环境审美感知和江南生态文明演进的特征。本书将自然与人文有机结合，将环境史、农业史、历史地理的问题推进至生态文明史的研究，对当时生态建设与传统文化的继承，有积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一起阅读科学! 科学出版社│微信ID：sciencepress-cspm 专业品质学术价值原创好读科学品味点击文中书名、作者、封面可购买本书; 个人分类: 科学书摘|5034 次阅读|4 个评论

大象退却之后的人类命运: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5-5-30 08:12;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伊懋可著，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68.00元中国古代环境史的真实画面，与我们在主流文化典籍中所领会的深刻智慧之间，存在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言行不一”之处。当年中国古代水利技术的发展模式，可能给当时的官僚结构和水利工程专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沉重的负担。大象退却之后的人类命运蒋劲松《中华读书报》（ 2015年05月27日 10 版）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历史学是一门纯粹文科的学问，主要围绕着帝王将相、宫廷政治展开，很少有人会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理解历史的变迁，很少有人会将人类的命运、族群的冲突、政治的纷扰放在环境演变的大背景下审视。这种视角的缺乏，折射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偏狭，严重地阻碍了对于历史的深刻理解。《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作为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迥然不同的中国历史画面，在这幅画面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与自然的命运密切相关，彼此缠绕，演绎出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悲喜剧。作者伊懋可教授，作为一位西方汉学家，以难以想象的博学和勤奋，从大量少有人问津的“非典型”资料中爬梳出隐秘的联系，从而对中国环境史给出令人极具启发性的洞见。作为一位外行，对于这样一部学术地位已有定评的学术名著，除了赞叹之外，也许最好的评论就是介绍一些自己的阅读心得。正像评论一个人，不能只听他自我标榜的言论，而必须要将其言行放在一起考察，对于言行相悖之处必须严加审查一样；我们对于一个社会的评论，也不能只援引精英阶层的典籍文献，而必须要如实考察这个社会的实际状况，尤其是对于文献典籍所提倡的价倾向与实际情形的巨大反差必须细致研究深入思考。中国古代儒释道典籍中充斥着关怀自然、“天人合一”的高论，直到今天，这些深刻的思想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成为我们可以不断汲取的思想源泉。然而，在中国环境史上却又存在着令人触目惊心的对环境的无情掠夺和摧残的历史事实。中国古代环境史的真实画面，与我们在主流文化典籍中所领会的深刻智慧之间，存在着令人难以想象的“言行不一”之处。《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以详细的研究证明了这种“言行不一”的普遍存在。这种巨大的张力，可以做多种层次和角度的阐释，有人因此而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观的不足；而我则主张，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论说，正是对当时丑陋现实的批判，这种张力正体现了批判并非无的放矢，正说明了思想的价值所在。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言行不一”的巨大张力，昭示了一种理解思想与实践关系的新视角。因此，如何将传统文化中令人赞叹的环境观、自然观落实在具体实践中，而不至于沦为徒具虚文的陈词滥调，就成了当代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任务之一。除了加强宣传教育，将传统文化作为“启蒙教育”的重要组成内容之外，应该结合环境史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影响环境问题“言行一致”的深层机制，分析在环境问题上，不同层次上意识观念的矛盾之处，改革掉影响人们将高尚、深刻的环境观念落实的种种制度障碍。那样一来，也许现代社会才是检验中国传统文化环境观合理性的真实现场。这听起来很诡异，但是，我们如果不把现代与传统割裂开来，不认为传统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历史正是在跨越时空进行思想对话中不断前行的。人们常常认为现代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技术的使用造成的，也许是误用或者滥用。然而，中国古代水利技术的使用居然也有一个类似现代技术的异化现象。《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指出，水利技术在上古、中古曾经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很大，后来却逐渐成为一种严重的束缚，最终则阻碍了经济结构的任何轻易的变革。最后，水文系统不断摆脱自诩为主人的人类的掌控，逐渐干涸、淤塞、抑或泛滥、改道，因此耗尽了用来控制和役使它们的资源。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像中国古代那样不遗余力地大规模地重塑它的水利景观，但是长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却将从前的某种力量转化为虚弱之源。我不知道别人如何解读这一现象，我不认为这专属于中国古代不发达不够“科学”的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基于实验科学发展出来的技术同样也无法逃脱这样异化的命运。中国古代水利技术的发展命运，正是现代技术发展命运的完美演示。比如，农药的发明曾被认为是解决虫害确保丰收的撒手锏。然后，昆虫巨大的适应能力，使得它们总是很迅速地获得了极强的抗药能力。杀死大量“害虫”的农药，为那些有抗药力的“害虫”的迅速繁殖清除了竞争对手，所以，很快田间到处都是有抗药性的“害虫”。结果农药与昆虫之间展开了永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在此过程中农药厂商和研发农药科学家、工程师赚得盆满钵满，而农民仍然要面对虫害的压力，除此之外他们购买农药的花费却节节攀升，而消费者则既要在食物的花费中支付农药的费用，又要吃进大量的农药残留。所有这一切，都源于这种人与昆虫争夺食物的战争模型！今天，科学家们又在兜售转基因技术，这回农药残留却成了转基因技术使用的理由。其实，这个游戏和农药当年的游戏一模一样，毫无新鲜感。抗虫棉在成功地抵抗某种昆虫的同时，其他危害棉花虫害却加剧了。一种“害虫”在短期内被成功地抵抗，正好为其他“害虫”的迅速繁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种专注对抗的战争游戏，长期看注定是失败的游戏，虽然它为科学家、工程师、相关厂商带来了巨大商机，但是却消耗了大量宝贵的资源，破坏了环境。正如当年中国古代水利技术的发展模式，可能给当时的官僚结构和水利工程专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沉重的负担。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牺牲环境，奴役动物而实现的，正如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是建立在奴隶们的悲惨命运之上的。可是，我们今天要如何选择文明发展道路？我们不会继续拥抱奴隶制，废除奴隶制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就，这种成就应该在普世价值的层面上得到承认。同样的道理，我们不应该继续奴役动物，不应该继续奴役自然，这种转变应该作为超越具体文化价值被广泛认可。大象退却之后的人类命运，取决于人类是否愿意克制自己的物欲，与自然和解。中国人向来提倡以史为鉴，在环境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重读这本中国环境史的巨著，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思考呢？ 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5-05/27/nw.D110000zhdsb_20150527_1-10.htm;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3014 次阅读|4 个评论

环境：观看世界的一副独特眼镜: jiangjinsong 2010-3-21 23:06; 环境：观看世界的一副独特眼镜读《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蒋劲松　《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并不是一本系统介绍世界范围内环境演变的历史著作。本书的副标题原文是Eine Weltgeschicte der Umwelt，严格的直译应该是环境的世界史，它的真正意思就是像作者在第2页中所指出的那样，把环境发展的历史作为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演变历史的组成部分。　　这里不是说译者翻译错误，而是要强调在环境研究方面，西方学术界与国内在深层理念上的巨大差异。世界并非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意义上的地理范围，而是海德格尔所谓在世界中存在意义上的概念。作者认为以往的环境史的研究，作为环境运动的产物，一般都主要关注尚未被权势阶层所占据的生态环境，研究对象往往处于人类活动的边缘，彼此之间缺乏联系，而且较少关注农业史、林业史、民族迁移史和传染病史等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核心部分，这样就无法形成一种对于环境的全面认识。　　作者的基本思路，是强调应该把环境史作为人类整个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中的组织、自我组织以及分界的过程，研究人类通过种种危机经验而形成对于作为人类生活和文化的长远自然基础的生态环境理解的历史。这实际上是将环境作为观察人类生活世界的一副独特眼镜。　　作为一本环境史专著，本书突出的优点不仅在于其丰富翔实的资料（参考文献及注释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达百页之多），更为可贵的是通过具体的史料对流行的环境观以及环境史编史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评。作者认为环境史的内在统一，最终将因为外在自然和人的自然之间存在着亲密联系，以及人类对这种联系的感知而得到保障。因此，他不赞成非人本主义的环境观，认为这会掩盖真实的人与环境的内在联系；反对将环境史写成一部对自然权利本身认识的历史，反对生态的原教旨主义，认为这实际上是将自然当作某种固定不变的前提，而非是在人类生活中所建构的结果。　　实际上在关于自然的理解上，不同时代、不同人群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例如，在森林管理人员与农民关于森林牧场问题上存在冲突，在看待山羊与树木关系方面不同的人之间也存在着冲突，正如作者追问的：为什么人们原则上都加入反对山羊的行列？为什么只有树木而不是山羊才能代表自然？　　再如，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把人与自然协调一致当作环境问题的理想来追求。作者却指出，自然本身却可能是危险的，自然本身的发展趋势可能是在走向恶化，此时人与自然的发展趋势协调一致的后果就是灾难性的。而更让我们忧虑的是，现在我们人为造成环境的改变现在正和自然环境本身恶化的发展趋势相一致。　　作者援引了大量的史实，提醒人们注意：环境问题的解决有时比环境问题自身更具危险性，我们永远都不能迷信某个时代看似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往往恰恰是由于过去解决问题的手段所引起的。例如，农业改革以其对化学肥料的痴迷和土地私有化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现代农业生态缺陷的应答，并在某些方面确实使农业生态更加稳定，但随之而来的经济心理动力从长远看来却颇具导致不稳定因素的副作用。再如DDT在许多国家战胜了人类多少年束手无策的疟疾，但是DDT广泛使用所带来的危害却是唤起美国继而全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名著《寂静的春天》的主要原因。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对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为了个人或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肆意破坏环境的现象，许多人认为只有通过权力集中，诉诸国家乃至国际的机构的统一行动，才能解决环境问题。作者认为，环境问题只有依赖生活于环境中的社区和当地居民以及利益相关人士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好。而高层管理机构借环境问题聚敛财富，把持权力，未必真正能解决问题，常常是做官样文章，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环境问题。尤其是当可以从环境破坏者获得罚款，从资源使用者收取费用时，管理机构就或多或少地变成了环境破坏的共谋者了。因此，环境的历史历来都是权力运作的历史，它越是远离当地的实际问题就越容易陷入强权的控制。例如历史上国家以保护林业资源为借口，将传统上有权少量砍伐树木、拣拾树枝的农民赶出森林，不过是使得自己可以在更大得程度上成片砍伐森林而已。　　　与此相关的是，现代科学和技术越来越倾向于隐瞒其固有的地方性。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日益超越空间的距离，技术往往也就从其诞生和相适应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并因此而带来了新的环境危险。从这个角度上看，以知识和技术迅速扩散而自豪的现代化，和全球环境的迅速恶化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偶然的巧合了。殖民主义对全球环境的破坏不仅表现在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表现在无意和有意带来的新物种，也表现在知识上的殖民化方面。殖民者大量涌入及其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优势，动摇了当地世代延续最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地方经验。　　其他诸如宗教传统、健康意识、自然浪漫主义、甚至纳粹思想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本书中都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较之国内学术界颇为简单化的处理，其高下不可以道理计。因此阅读本书就像戴上了一副新眼镜去旅游，深刻洞见和思想启发的绮丽风光，常常令人目不暇接。在此只能挂一漏万地介绍一点读后印象较深刻的内容，要想全面地了解，只有亲自戴上眼镜去实地游历。　　坦率地说，本书的翻译存在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不尊重常见人名、地名和书名已经约定俗成的翻译，而且经常不统一，甚至连本书作者姓名也是如此，这样会给读者带来不少困扰和麻烦。另外一个遗憾是，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还是依照国内出版界的某种惯例，统统翻成了中文，不仅凭空给译者增加了很大的不必要的工作量，而且也使得书的利用价值打了折扣。按说这个道理不仅译者明白，出版社也应该是很清楚的，然而出版界的这种习惯虽为学界所诟病，迄今为止却很少改变，我不知道原因究竟何在？　　尽管本书的翻译存在一些缺陷，但平心而论这仍然是一本对环境研究颇有助益的好书，值得认真阅读。《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德）约阿希姆拉德卡著，王国豫、付天海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定：48元。　　 2004年7月31日加入　; 个人分类: 敬畏自然|2703 次阅读|2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环境史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