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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积弱，根本不是因为“闭关锁国”而是“过度开放”: coltec11 2018-1-8 00:01; 清政府掌权后，把汉族官员赶出皇宫御书房，让西方传教士整理中国古代智慧典籍、整理古代科技仪器；在这些古代智慧里，有各种生产工艺，有武器制作技术，有蒸汽机..... 西方十字军尸臭巫婆，因此获得抢劫屠杀全人类的魔法跟战斗力。这个过程，是个过度开放的过程，甚至是敞开菊花任人肆虐的过程。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政府，能够比清政府更开放了。开放得，已经“献夷长技以灭己”了，近代历史，需要国人再次深刻认知中国的落后，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清政府不肯“师夷长技以灭夷而是因为在人类智商进化阶梯金字塔上，中国的过度开放，在金字塔顶层与底层之间，建立了“不该建立”的能量、物资、信息、人才传递链网。让人类智商金字塔的正向结构，被彻底颠倒了。西方的血腥发展过程，本质上，是人类智商金字塔底层的劣等智商，对顶层高级智商的逆向诱导、逆向抑制、逆向淘汰过程。; 1235 次阅读|0 个评论

清政府为明孝陵立六国语言碑警告洋人别涂鸦: yangguoxue 2013-10-25 10:38; 100年河东，100年河西，现在全世界都在为中国立牌：别随地大小便、别乱扔垃圾。有专家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了80%，我看中华民族在某些方面倒退了不只80%。清政府为明孝陵立六国语言碑警告洋人别涂鸦有游客游览明孝陵的时候发现，陵内有两块很特别的石碑，因为碑文上没有中文，写的都是洋文。扬子晚报记者了解后发现，原来该碑是由清政府所立，意在对喜好在明孝陵“涂鸦”的外国游客以警示。明孝陵内有两块只刻外文的石碑发现这两块写有洋碑文的游客徐先生告诉扬子晚报记者，这两处特别的石碑就位于明孝陵文武方门的东侧红墙下和门内碑殿东墙下，内容一样，最上面用篆书书写了“特别告示”四个字，然而让他不解的是，顺着这“特别告示”往下看，其下的内容却都是外文，着实让人看不懂。更让他感到不解的是，上面的洋文似乎有好几个国家的文字，有一排好像是日文。徐先生说，从两块碑体的风化年代来看，石碑看起来应该很有年头了，其背面周围还雕刻有精致的祥云龙纹，他弄不懂为何这些古代的石碑要刻上外文，这与明孝陵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外文是告诫洋人不要乱涂鸦昨天扬子晚报记者找到了徐先生所说的这两块神秘的石碑，粗略估计，碑体的高度在1.5米左右，厚度大概在60厘米上下，碑额是苍劲有力的篆书“特别告示”四个字，而碑面上果真都是洋文，和南京现存的古碑几乎都是用中文书写的显著不同，记者一时也不得其解。 “这个石碑确实很特殊，我们也找专家对碑文做过翻译。”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宣教处的王韦告诉扬子晚报记者，这些洋文其实是六个国家的文字，它的作用是用来告诫相关国家的游客不要在此乱涂乱画。整个告示碑是由清宣统元年（1909）两江洋务总局道台和江宁府知府会衔竖立。碑文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呢？王韦说，这碑文的大概意思是“鉴于明孝陵内御碑及附近古迹历年破坏、毁损情况严重，端方总督大人下令竖立围栏对其加以保护。有人越栏参观或者可能对前述御碑及陵区古迹造成损坏之行为，一律禁绝”。王韦说，清代末年，国门被打开以后，慕名而来的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在这些洋人中，有一些显然喜欢在明孝陵的建筑和石刻上乱涂乱画，令当时的地方政府很是困扰。总督下了两道“方子”治涂鸦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下令立碑之人为端方，其当时的身份为两江总督，根据管辖范围，这位两江总督所管辖的是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显然这么大一个官员亲自提出为“禁止涂鸦”立碑，不难看出当时洋人们的涂鸦行为已经让当时的政府忍无可忍。针对这种情况，两江总督拿出了两个“方子”，一是让两江洋务总局和江宁府在明孝陵设立“六国告示碑”，明确警告素质不高的老外游客们不要乱涂乱画；二是将明孝陵神道内的石刻全部装进木栅笼，这样一来，就将文物与不文明的洋人们隔绝开来，没有再顺手涂鸦破坏的机会。但尽管这样，在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上，还是能看到疑似清末俄国人留下的刻字。本文来源：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作者：陈郁; 143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每一次受屈辱，并不是因为经济体量不够大，而是科技不够强大: 热度 2 fengroad 2013-3-6 04:44; 总书记参加科技组讨论，有句话很是值得共飨，即这句话“近代史证明中国每一次受屈辱，并不是因为经济体量不够大，而是科技不够强大，没有起到支撑作用”。以前听过一个报告，说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依靠卖茶叶、丝绸等等，中国的GDP占世界30%，但是船不坚炮不利，败了！1895年，清政府开始洋务运动，中国起步工业化，被日本打败了！1936年，中国正在进行工业化，好像GDP也很高（以前老师上课说的），但是又被日本折腾了！所以科技的发展、军事的发展真的很重要！习近平参加政协科技组讨论强调科技创新：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3/275271.shtm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总书记最后的一段话。”歼-15总设计师孙聪说，他还没平复激动的心情。“他说，近代史证明中国每一次受屈辱，并不是因为经济体量不够大，而是科技不够强大，没有起到支撑作用。”孙聪说，这是对科技人员的殷切期望，也是最大的鼓励和深切的关怀。; 1603 次阅读|3 个评论

清政府的洋务学堂: rxlhyr 2012-3-8 21:36; 清政府的洋务学堂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冲击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市场；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发起了洋务运动，与洋务运动相呼应，在教育领域出现了洋务教育。洋务教育与封建传统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内容上增加了西文和西艺的课程，但仍要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西文，就是外国语言文字。在这方面清政府设立的学堂有：京师同文官、上海广方言管、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所谓西艺，主要指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因为近代企业的科学技术生产离不开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清政府在洋务学堂中设立西文和西艺课程与外国传教士在教会学校设置的西学课程形式上都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早起维新派在改革课程方面也做了尝试，典型的有上海的格致书院和正蒙书院。清政府创办洋务学堂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体”，而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派兴办书院是为了学习西方的“体”。一种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或教育学说的产生，都是当时经济给、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清政府创办的洋务学堂，与资产阶级早起维新派创办的新式书院和学堂不同，它在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但在客观上却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潮流。; 个人分类: 杂谈|3196 次阅读|0 个评论

现在很少提实现共产主义了: huangyanxin356 2012-2-8 08:33; 新中国的建立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的历史状况是：清政府丧权辱国，被外强欺凌，割地赔款，中国人毫无尊严，能吃上饭活着都不容易。清政府倒台之后，整个中国一盘散沙，军阀混战，仍然是民不聊生。中国人需要一种理论指导创造一个怎么样的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恰逢其时，共产主义，理论上是非常美好的，作为一种理想是合适的。老百姓左右都是个没活路，再加上当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共产主义成为人们的理想或信仰，是有其合理性的，是有群众基础的。人们为了这样一个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是有其内在原因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对每个人的要求太高了。如果承认贪婪、恐惧、自私等是人的一种属性，那实现共产主义就不现实。因此，新中国建国之后，毛主席一直强调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甚至发动文革。毛主席是一代伟人，他痛恨贪官，他深知“私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核心障碍。但是，“私心”确实是人的本性，能有主席这种境界和高度的人又有几个？另外，不贪钱物而贪权力，其实也是一种私啊，是“私心”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因此，现在我们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要放在毛主席那个年代，应该就叫修正主义。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不管什么主义，以人为本，让每一个人过得好才是硬道理。; 3 次阅读|0 个评论

推翻: metanb 2011-11-30 08:59; 清政府的人都出生在清朝。; 个人分类: 魔鬼辞典|151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袁伟时先生访谈：百年辛亥，寻找历史的脉络: 热度 2 Helmholtz 2011-10-9 23:06; 袁伟时先生访谈：百年辛亥寻找历史的脉络　　 http://yangrangning.blogchina.com/1205765.html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晚清史专家。近年来倾心研究近代史，著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等书，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有扎实细致的梳理。近日，袁伟时在其寓所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一）　　问：辛亥革命过去一百年了，作为晚清史专家，能否从专业研究角度说说，为什么会有辛亥革命？这场剧烈的变革前也应该有“小震”吧？　　袁伟时：从1895年开始，革命派一再发动所谓革命，前前后后有十几次，但大部分是很小规模的军事冒险，都失败了。规模最大的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可以讲是同盟会的孤注一掷，使用的经费占了孙中山所筹集经费的40%。过去多数武装起义由地方会党或新军主导，伤亡不小，比较大规模的是广州倪映典的那次新军起义，死了100多人。但这次黄花岗起义集中了同盟会的精英，不少是留学生，也有会党的人，尽管孤注一掷，结果还是失败。这就是说，要是一直这样搞军事冒险，不一定能够成功。辛亥革命的成功，其实是清政府本身的失误造成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问：清政府错在什么地方？　　袁伟时：最重要的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或者说，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时刻，没有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从1910年开始有4次很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各省的民意机构--咨议局出面领导示威请愿，而且各省地方官员和驻外使节也上书朝廷要求开国会，实行改良。清政府表面上接受了，将原准备要用9年的期限提前3年，于1913年开国会。正常来讲，9年不算太长，再提早3年只有6年就更短了，而且这是1911年做出的决定，到1913年实际只有2年。时间上不是太长。那问题出在哪里？一个是，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机会转瞬即逝，清政府没有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做出应有的决定。在实际行动上，5月8号宣布成立所谓“责任内阁”，13个成员，8个满族，1个蒙古族，汉族剩下4个，以前各部尚书是满汉各一个，现在相比反而少了。　　　　问：在这样的民意群情汹涌中清政府还是不肯放权。　　袁伟时：核心在哪里？就是一个基本观念：这个政权是主权在民，还是主权在官、在皇上、在朝廷？原来宣布预备立宪草拟的《钦定宪法大纲》完全是主权在皇上、在朝廷，所以国会也好，其他各方面也好，都是咨询性的，无论立法、司法，最后大权都在皇上。也就是说，立足点还是没有转过来，没有从主权在皇上转变成主权在民。这条不变，其他要改就很难。　　　　问：那清政府的另一个错误呢？　　袁伟时：保路运动，也是个大问题。1911年5月9号，成立皇族内阁的第二天，清政府就下令将民营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不但侵犯了私有产权，而且违法了。因为闹得最凶的川汉铁路公司是依法登记成立的，铁路干线的产权完全是合法取得的，一下子收回，补偿又很不合理，民众当然反对。一反，清政府就派兵镇压。9月7号，就是辛亥革命爆发前一个多月，成都32个请愿民众被打死，官逼民反，保路同志军开始围攻成都和其他城市，一打就是一个多月。实际上，武装起义在9月7号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和武昌起义汇合起来。所以说，辛亥革命爆发不是偶然，很多因素汇合起来，和平改革、和平转变在关键时刻就变成必然了。再加上清本身是少数民族政权，民间老早就有光复汉政权这样的思想基础。　　　　问：有说法是，革命派也不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就像他们曾派人刺杀出洋考察大臣。　　袁伟时：确实是有这样的意图，但在历史上不起大作用。因为即便有人想阻止，但当时整个社会发展趋势是向立宪这方面前进的。而且预备立宪确实也做了很多工作，虽然最关键的一步没有迈出去。比如，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宪政资料，也在民间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登记选民、进行宪政教育等等都做了。过去清政府没有编预算，后来预算、结算、登记选民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你不能讲它是假的，这是清末新政的功劳。但就是在关键时刻迈不开，激起了汉族、士绅阶层的强烈不满，本来他们希望清政府改革成功，现在转过来，至少不反对革命了。革命一爆发，他们愿意和革命力量联手，实现整个政权的转换，那就大不相同了。　　　　问：改革失败引爆了革命，但辛亥革命没有出现大的流血事件，比较平稳地过渡，被称为一个“好的革命”，你觉得呢？　　袁伟时：对，流血牺牲也有，包括陕西打了一下，江浙打了，杭州打了，南京也打得比较激烈，上海不算激烈。好些地方打了一下，但总体来说还是和平移交政权。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当时比较发达的民间社会，商会、商团、咨议局领导人的作用很大，商会有自卫力量，他们和革命派联合起来，一下子将政权转移了。而且，不少地方的总督和巡抚本来就认为应该实行改革，形势一变，认为移交政权理所当然，多数也不反抗，所以战争范围很小，损失相当小。　　　　问：有资料说，清末民初有近1000个商会，士绅阶层以及商会等民间力量的努力，是不是革命温和的一个重要因素？　　袁伟时：应该讲那是决定性的。上海就很明显，上海革命派有两方面势力在策动，一方面是李燮和，是光复会的领导人，他对民间武装帮会和新军有很大的作用，另外一派就是陈其美那派，这一派比较接近孙中山，帮会势力比较大，陈其美本身就是青帮的大头目。除了这些革命派，当时掌握上海整个局面的，是由一个上层商人选举产生的李平书领导的自治政权，它实质上是由上海总商会控制，上海在政权转移期间没有大的战斗和流血牺牲，他们的作用很大。他们召集开会，与革命派商量成立新的政府，李平书出任民政长，实际上日常的城市运作由商人管理，陈其美他们管军事。广东就更加明显，完全是商会操控了，商会决定宣布独立，当时两广总督张鸣歧最初还犹豫，想保持跟朝廷的联系，但在商人力量推动下，他不得不接受宣布独立，自己则逃跑到租界--沙面躲起来。其它各地几乎大都是这样的。总之大势所趋，民间力量起了很大作用。　　　　问：你前面也提到了曾主张改良的地方官员，这些人也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袁伟时：武昌起义后，外国领事马上承认这是交战团体，也就是列强表明采取中立立场，跟当时咨议局领导人汤化龙的作用有关系。汤化龙因为连续请开国会失败，对清政府已经彻底失望。当时新军将领黎元洪不愿意和革命派合作，革命派又推不出有威望的领导人来掌控局势，就请出汤化龙协助说服黎元洪接受都督的任命。同时，汤化龙也和各国领事联络交涉，发出通电给各省谘议局，得到各地支持，一下子局势就稳住了。当时湖广总督是满族人瑞澂，原来就带头上书请开国会，要求实行改良，所以不可能坚决地跟革命派战斗，于是跑到军舰上去了…… 　　　　问：清政府被推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建立，但你曾评价说推翻帝制其实不算大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　　袁伟时：有没有皇帝，这个实在不算大问题。辛亥革命真正的功劳，在我看来有两方面，一，一下子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建立起来，虽然很不完善，甚至还有很多违法的地方；二是公民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实现了，人们这个时候可以自由发表各种各样意见了，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样情况就变了。辛亥革命最主要的收获是这两条。经济上没有什么大变化，延续清末新政的市场经济制度。　　　　　　（二）　　问：清末民初，中国人寻求一种自救求生发展的新模式，当时面临着几个出路，立宪和革命就是两个路径。清政府错失了一次改良机会。但，现在也有人形容孙中山像个铁路扳道工，始终坚持将形势扳到革命一边。　　袁伟时：他“扳道”是在辛亥革命后期，因为老是想将权力掌握在革命派手上，没有把焦点放在民主法治等制度的建设、巩固方面，这直接影响后来国民党革命道路的选择。比如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本来可以通过法治的途径解决。当然法治也有困难。　　　　问：当时上海检察厅都向国务总理赵秉钧甚至发了传票，在此情况下，发动二次革命是不是鲁莽了？　　袁伟时：二次革命不应该搞，应该不断追究。假如追究下去，即使不能把赵秉钧、袁世凯赶下台，但至少可令他们在政治上很孤立。这是一个错误。　　　　问：二次革命发生的根源是什么？　　袁伟时：实际有它的必然性。革命派就是希望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上。国民党没有决心成为反对党，去监督袁世凯执政，或者变成参政党，和袁世凯结成联盟，共同执政。袁世凯也提议联合执政，国民党不接受，只想自己执政，这个太脱离实际了。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和袁世凯决裂是必然的？　　袁伟时：本来通过选举转移政权，是民主社会的常态。问题是，通过革命实现政权转移以后，一个政治家就要考虑实际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承不承认政治的现实--当时，袁世凯是最大的实力派，他接受共和制度，国内外都认为能够稳定大局的就是袁世凯，这就是现实。承不承认？原来达成协议，总统归他做。这样一种态势下，抛弃原来的协议另搞一套，想把权力马上夺回来，人家当然不干。　　　　问：中国历史上多有造反夺权以改朝换代，是不是这种“传统”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辛亥革命？　　袁伟时：这个讲法有一定道理。把这次革命看成改朝换代，换人做皇帝，这当然是一种解释。但是，同盟会、国民党的领导人完全不同于那些改朝换代的农民领袖，他们其实也想成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权，但有一种心态：革命的多疑症。老是感觉别人不可靠，只有我是革命的，代表民主，代表共和，其他人不是。当然，这也是各国革命的通病。这里面牵涉到政治家的水平。怎么做对民众最有利？他们没有想透，没有彻底理解清楚，这是由当时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决定的；也说明当时领导人的思想观念并没有成熟。虽然那些人，包括草拟宪法文件的人，基本都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但没有真正深刻的理解民主和宪政理论，对这些基本问题没有理解透彻。　　　　问：当然，按民间说法，革命不是吃客吃饭，好像夺权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和袁世凯不应该妥协。　　袁伟时：过去说是孙中山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妥协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反而是过激了，而不是妥协不对，不应该。辛亥革命是三派力量联合的结果，妥协是非常正常的，政治本来就经常需要妥协。为什么孙中山会被抛弃？各地绅商原来和革命派合作，后来把国民党看成“暴民专制”，就不再合作：再这样搞，我的生意没办法做了！他们要求现在就是要稳定。也就是说，我要求稳定，你就不稳定；我要求整个社会实行民主，实行法治，你就不往这个方向努力。国民党、孙中山看不到这一点，结果大家反对他。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一个多月就全军覆没，脱离群众是主要原因。后来长期翻不过身来，就是被资产阶级抛弃了。　　　　问：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辛亥革命其实可以分前后两阶段？　　袁伟时：辛亥革命前，革命派的努力值得尊敬，特别是黄花岗那些烈士，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精神是非常伟大的。但革命后，在制度建设方面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袁世凯北洋势力也有破坏民主法治的行动，但更大的失误还在于革命党这方面。它没有及时转变为民主政党，反对党或参政党，换句话说，革命党成功以后不能一直是革命组织，必须转变。　　　　问：该怎么评价这种革命党人的这些失误？或者说，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失误？　　袁伟时：辛亥革命后，有关经验没有被正确总结，一再宣称要革命，革命以后还是要革命！没有总结为什么法治制度不能确立，民主选举制度不能确立。很明显，《临时约法》是民国初年政局变乱的一个根源，因为当时《临时约法》没有规定解散议会的权力。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本来应该互相制约，而当时国会是在革命派支配下，那个国会很腐败，议员受贿成风，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曹锟贿选，根本就不好好干活，十几年连宪法都没制定出来，直到曹锟要当大总统了，才匆忙通过。　　　　问：也有人说还有个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工农？　　袁伟时：这个论点很荒唐。当时，工农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受历史条件限制，当时工农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帮会。所谓民间武装，有些是绿林好汉，有些是当地自卫团、保安团。这些组织很多土匪气很重，到处杀人、抢劫、奸淫；有的报复剿匪的武装力量，杀人很残忍，当街生劏，挖取心肝炒来吃；当时的报纸白纸黑字记载得很清楚。再充分发动工农，全国变成一个大屠场。当时的民间武装，工农结合就是这个水平，再发动就会天下大乱。　　　　问：民国初期也在尝试转变，比如制定宪法，但似乎没有多大作用。　　袁伟时：制定宪法，需要各方共同商议，各方都能接受，才有办法施行。但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会制定了一个“天坛宪法”，完全脱离实际，没有通过最后的立法手续，不能生效。《临时约法》本身漏洞百出，不能规范各方的行动，国会胡作非为的时候，行政根本无能为力。而行政权之间，总统府和国务院还有“府院之争”，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临时约法》本身规定就非常含糊。　　　　问：民初宪政试验，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可能也是前无古人的一条路？　　袁伟时：问题是，那时世界上已经有经验，民主已经是世界范围内逐步推行的制度，你还走错路！而且，当时这些人大都是留学生，知道现代政治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还能站在中国传统的角度讲“前无古人”吗？其实已经有大量的先行者，但不是中国的古人，国外有大量经验你就不吸收，这个是不能原谅的。　　　　问：说辛亥革命，不能不提及袁世凯，现在也有人总结认为如何处理与袁世凯这样实力派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当时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政治课题？　　袁伟时：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主要支柱之一，这点是没疑义的。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第一，他不是“窃国”，因为是通过合法程序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和正式大总统。第二，他最初也做过很多工作，也想尊重原有的政治架构，但国民党一直在企图立即用选票和其他方法，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夺回来。比如制订《临时约法》把袁世凯手脚给捆起来。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实行总统制。袁世凯当选第二届临时大总统，立即制定《临时约法》改为内阁制，用革命派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将权力夺回来。这等于把袁世凯架空，袁世凯当然不干了。　　　　问：曾是清末新政的积极推行者，算是体制内进步力量，但袁世凯让人记住的更多是“称帝”中的那个丑角形象。　　袁伟时：袁世凯的主要错误，集中起来就是在“称帝”这点。他也践踏民主，也不遵守法治。但他基本的错误，是将三权分立架构给摧毁了，将国会这条线给摧毁了，这是很大的错误。　　　　问：那又怎么评价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孙中山？　　袁伟时：可以分两个阶段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有很大功劳。一方面，他作为革命旗帜，革命领袖人物，提出一套理论，这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是筹款，有人计算过，以孙中山为主筹集的经费有58万银元左右，40%花在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他犯了好多错误，主要是发动三次战争，现在看来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二次革命；第二是袁世凯死后发动护法战争。护法战争本身不合法，800国会议员他只拉了200多人，不够法定人数，所谓护法并没有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当时国会确实有很大问题。比如，一战，中国是应该参战的，参战才能收回我们的利益和主权，但孙中山、国民党坚决反对参战。背后他接受了德国人的钱，发动护法战争，拉拢海军程璧光率领舰队南下，都用的这个钱。这个有确实的史料，德国外交部有档案，另外蒋介石日记也有。第三，就是北伐战争。他接受了苏俄的支持，接受苏联给钱、给枪，给军事顾问。实践的结果，是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变为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你说这样的战争对还是不对？　　　　问：历史人物，大都存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局限性。　　袁伟时：特别他本身还有接受中国专制传统的一方面。1914年，他草拟一份《中华革命党章程》，里面要求所有党员宣誓“服从文一人”，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个人，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愿意接受这条，结果造成国民党分裂。中华革命党本来就是小众的小团体，到后来袁世凯称帝时，它起到的作用非常小，反袁的旗帜掌握在进步党手上，蔡锷、梁启超才是旗手。到国民党改组以后，党内很不民主，有反对意见的都开除，一大帮人，有些是国民党元老，然后在党章写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就是一个人能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凡有民主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不要神化某个领导人、某个领袖，否则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　　　　问：孙中山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袁伟时：他的继续努力，就是想搞武装，搞北伐，要动刀动枪将权力夺回来。　　　　问：可以说，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虽然革命总有它的道理和理由，但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革命”不能被频繁使用。这可能也是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留下来的启示？　　袁伟时：社会转型，成本最低的是逐步改革，革命是不得已而为之。民众有革命权但那是最后手段。不要沉迷于革命，不然社会转型的代价太大。革命不是正常的社会进步方式，暴力是不正常的现象。　　　　（三）　　问：清末以来一直的主题是救亡图存。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了。　　袁伟时：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不要学西方，要不要接受现代文化或者现代文明，然后是怎样吸收现代文明。基本上就这两点。鸦片战争以来170年一直在辩论这个问题。清末鸦片战争后60年花在这上面，到了人民共和国成立又有30年，170年中间有90年是在辩论要不要接受现代文明，剩下80年，是怎么学西方的问题，清政府学了10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前学了27年，一共37年。抗战八年，内战三年，去了11年。共产党也有30多年学习西方，接受现代文明。　　　　问：但当时思想领域的碰撞似乎还是集中在小众层面，对于底层百姓影响不大，与民众有点脱节？而不像美国建国之初那样大规模启蒙底层民众，就像至今被津津乐道的《联邦党人文集》。　　袁伟时：基础不同。美国老百姓的文化基本来自英国文化，而中国从精英和民众全部都要接受新的东西，在制度领域用新的文化代替传统文化。大体上说，90年的辩论中，有人把现代文明说成西方文明，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旗帜来抵抗现代文明。　　　　问：辛亥革命也是一个启蒙的进程。今天看来，为什么在长时间的辩论中似乎没有真正达成共识？　　袁伟时：这个不奇怪。精英阶层在分化，民众也分化。民众要求稳定，要求改革但又要求秩序。精英阶层分化很厉害，反对接受现代文明那股势力就用爱国主义装潢实际上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大家。加上中国人一向有两个思想包袱：一个是文明古国，老子“祖上”原来很辉煌的；另一个，中国人是深受外国侵略压迫的弱者，是受苦受难的民族。这两个包袱压住了中国人，使得中国人不能冷静地去想：我怎样接受现代文明？　　　　问：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一个社会的思想走向，受精英阶层的影响很大。这种情况下，辩论很重要，精英阶层的辩论会影响到整个社会民众的行动。这个时候说什么话，一定要有所选择。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在精英阶层或者中产阶层，多数人比较冷静，那些极端的东西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　　　　问：总体上说，社会在辩论中前进。都说是理越辩越明，还存在哪些需要继续辩论的方面？　　袁伟时：中国启蒙方向在于，必须将大量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在民众当中普及。要承认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知识、思想文化的“洼地”，还要吸收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东西方文明的结晶，是人类优秀文明汇合起来形成的，我们还是要吸收这些东西，让那些常识性的东西在中国进一步普及、落实。比如，私有财产不能侵犯，有矛盾打官司不打架，官员要受监督，这在我们还是个问题。　　　　问：现今艺术圈、文化圈正流行、泛滥着一种娱乐历史、消费历史乃至虚假的历史主义的风气。作为历史学者，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你觉得国人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　　袁伟时：过去大家对历史都不太清楚，现在历史知识大普及，而且大家各讲各的，不完全按照一个调子。那就是还原历史。在这个多元的努力下，人人都有凭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言，在比较里面，大家会知道，哦，历史原来是这样子的。这个很好。当然，人对历史的认识总有个过程。除了历史教科书的正统观点，现在通过影视剧来了解历史，甚至相信影视剧也无所谓，公众接触、阅读下去，慢慢接近真相。混乱产生疑问，进而追寻真相，慢慢在比较里面学会自己判断，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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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韩寒：动车脱轨反射脱节的国度: 热度 2 sivaxin 2011-7-27 11:23; 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丧心病狂，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克制忍让。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颠倒黑白，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公正坦率。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包庇凶手，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愧对炮友。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掩盖真相，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透明开放。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生活腐化，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艰苦朴素。你一直问，他们何以如此的骄横傲慢，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姿态低下。你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也觉得自己很委屈，他们认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老百姓连电视机都看不上，现在电视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是多大的进步。他们觉得，我们建了这个，我们建了那个，你别管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也别管这是给谁献礼，至少你用到了吧。你以前从上海到北京火车要一天一夜，现在只要不被雷劈，五个小时就到了，你为何不感激，为何充满了质疑？偶然发生一个安全事故，中央最高领导都已经表示了关心，我还派人来回答你们记者的问题，原来赔17万，现在赔50万，甚至撤职了一个兄弟，事情都做到这份上了，你们为什么还抓着一些细节不放呢，你们的思想怎么反而就这样不开放呢？你们的大局观都去哪里了呢？为什么要我谢罪呢，我又没犯罪，这是发展的代价。迅速处理尸体是我们的惯例，早签字多发奖金，晚签字少拿赔偿，这是我们的兄弟部门在强拆工作中被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手段。掩埋车厢的确是当时一个糊涂做出的一个决定，况且是上头叫我们这么做的。因为上头觉得任何可能引发的麻烦都是可以就地掩埋的。错就错在大白天就开始施工，洞挖太大，而且没有和宣传部门沟通好，现场的摄影记者也没有全控制住，准备工作比较仓促。这次事故最大的教训就是以后在就地掩埋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物体的体积和工作的保密。还是低估了。他们认为，总体来说，这次的救援是成功的，及时的。调度合理，统筹规范，善后满意。唯一的遗憾是在舆论上有点失控，他们觉得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舆论不归我们管。他们认为，从大的来说，我们举办了奥运会，我们取消了农业税，这些你们不赞美，老是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是什么居心。我们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鲜更紧，在经济上比苏丹更穷，在治国上比红色高棉更狠，因为我们拥有比他们更多的军队，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做，你们不感恩，却要我们谢罪，我们觉得很委屈。这个社会里，有产者，无产者，有权者，无权者，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委屈。一个所有人都觉得委屈的国家，各个阶层都已经互相脱节了，这个庞大的国家各种组成的部分依靠惯性各顾各的滑行着，如果再无改革，脱节事小，脱轨难救。国家为什么不进步，是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泽东斯大林时代的他们来衡量自己，所以他们永远觉得自己太委屈了，太开明了，太公正了，太仁慈了，太低姿态了，太不容易了。他们将科技裹着时代向前走的步伐当成了自己主动开放的幻象，于是你越批评他，他越渴望极权，你越搞毛他，他越怀念毛。有一个国家机器朋友对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文人，要是搁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枪毙了，你说这个时代，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我说，你们就是不知足，你这样的观点，要是搁在九十年前，早就被人笑死了，你说这个时代，他到底是进步了还是。;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257 次阅读|4 个评论

历史上的今天 3月27日: 热度 1 xupeiyang 2011-3-27 08:10; 3月27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86天（闰年第87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279天。 1898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1958年，赫鲁晓夫接任苏联总理 1981年，现代文学巨匠茅盾逝世 1996年，我国人群中发现庚型肝炎病毒 2007年， 2008北京奥运会奖牌样式发布; 个人分类: 我的日记|1747 次阅读|0 个评论

历史上的今天 2月4日博主日记: xupeiyang 2011-2-4 07:22; 今天立春，北京已经有新春的感觉，天天大晴天，一点也不冷啊，应该去庙会看看。芝加哥大雪，我的孙子6号才能回北京。　2月2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行人从被大雪困在路上的汽车中间走过。芝加哥地区2月1日以来遭暴风雪袭击，导致两千架航班取消，大部分高速公路中断。 1898年，清政府印造昭信股票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 1936年，物理学家丁肇中诞辰 1959年，中国与苏丹建交 1999年，“ 中国南极长城站 ”站名在南极揭牌; 个人分类: 我的日记|2416 次阅读|0 个评论

访问武夷山下梅古村: 热度 1 HeYujian 2011-1-17 17:33; 2010年下旬，在参观了武夷山五夫镇后，回市途中，我们顺道访问了下梅古村。由于该村在梅溪下游，故名。其位于武夷山市东部，距武夷山风景区8公里，武夷山市区6公里，2千多人口。商周时期就有了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村落建于隋朝，兴于宋朝，隆于清朝中期，衰于清后期。清康熙、乾隆年间，下梅村曾是武夷山的茶市，兴盛一时。据说是当时晋商的茶道起点。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武夷岩茶顺闽江而下就可出口，武夷山地区的茶市中心从下梅转移到赤石。盛极一时的下梅慢慢走向衰落。下梅仍保留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古民居30多幢，它们集砖雕、石雕、木雕艺术于一体。村落中祠堂、古井、老街、旧巷与民谣、山歌、龙舞、庙会交融出村落独特的魅力，蕴藏着丰厚的人文景观资源，是武夷山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欣赏着这些古人遗留下的精美结实的有文化内涵的村舍之时，很感慨现在毫无情趣与内涵但却贵得惊人的水泥楼房。。。图1 下梅村口图2 精美豪华的邹氏祠堂图3系列：村中即景; 个人分类: 美好家园|6562 次阅读|0 个评论

清政府赠给美国人的“中国大百科全书”: 黄安年 2010-11-4 10:07; 清政府赠给美国人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推荐陈鸿彝文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11 月 4 日发布这里推荐中国公安大学教授陈鸿彝先生的文章《清政府赠给美国人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原载学术交流网 / 网友文章专辑 /2010 年 11 月 4 日首发。该栏目还首发了陈教授的一些精彩的文章。 **************************** 陈鸿彝文学术交流网 / 网友文章专辑 /2010 年 11 月 4 日首发 ( 按 : 感谢陈鸿彝教授惠寄 , 本文为首发 )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曾说过：我们经常查阅的最大的百科全书是《图书集成》它是一件无上珍贵的礼物。的确，《古今图书集成》这本超大型工具书，在现存的古代所有类书、丛书中，其科学性与适用性都是无与伦比的。它成书于清初康雍时期，刊行后即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亿六千多万字， 1 万余卷，囊括古今群书，包罗万象，其卷帙之浩繁，类书中罕见其比。雍正六年初版时，以铜活字印，计印 64 部，每部 5020 册。这本工具书能满足各种查检需要，有它的独特之处。其最主要特点是体系清晰、分类科学。全书内容按性质分为 6 大汇编、 32 典、 6109 部，每部再依 10 项详目作介绍。逐层展开，路径清晰，使宏富而庞杂的文献资料各有所归，查检十分方便。《古今图书集成》的体系的严整性、科学性首先表现在其六大汇编的分类上。它突破了刘向、班固以来突出经学地位的传统书目分类法，对古今所有文籍知识作了全新的结构性重组，不讲经、史、子、集，而是按天、地、人、物、学术、政事的结构来组织知识，这是很有意义的： ( 一 ) 历象汇编。收编关于天的知识，含乾象典 21 部、岁功典 43 部、历法典 6 部、庶征典 50 部，计 4 典、 120 部。专收历代文献中关于天文、气象、历法、农时及其灾变、异征的相关资料，其天文、历法方面的记录之翔实可靠而有系统性，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 二 ) 方舆汇编。收编关于地的知识，含坤舆典 21 部、职方典 223 部、山川典 401 部、边裔典 543 部，计 4 典、 1187 部。系统地归类整理历代政区沿革，山川的地理、地貌、地物，与周边民族区域状况。仅边裔一典就有 543 部，这比第一汇编的总数还多出一倍，足见本书有科学精神，注重实用。 ( 三 ) 明伦汇编。收编关于人的知识，含皇极 31 部、宫闱 15 部、官常 65 部、家苑 31 部、交谊 37 部、氏族 2694 部、人事 97 部、闺媛 17 部，计 8 典、 2977 部；这可供我们研究中国宗法制度下社会生态、政治生态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发展演变史。 ( 四 ) 博物汇编。收编关于物的知识，含艺术 43 部、神异 70 部、禽虫 317 部、草木 700 部，计 4 典、 1120 部；这里的草木、禽虫，实际上是中国的植物志、动物志，它贯串古今，包罗万有，且图文并茂，在古代工具书中独具魅力。至于艺术、神异之类，绝大多数是中原人不易一见的珍闻异物 ( 当然也有不少神异传说和迷信传言 ) 。 ( 五 ) 理学汇编。收编关于学术的知识，含经籍 66 部、学行 96 部、文学 49 部、字学 24 部；计 4 典、 235 部。这里的理学，意为理论与学术。这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分法中，大半是经部、子部范围内的知识。本书作如此安排，其科学勇气显而易见。它为我们进行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汇集。 ( 六 ) 经济汇编。收编关于政务的知识，含选举 29 部、诠衡 12 部、食货 83 部、礼仪 70 部、乐律 46 部、戎政 30 部、祥刑 26 部、考工 26 部等，计 8 典、 325 部 ( 另有 45 部外编 ) ；这里收录的是历代经邦济世之务，即国家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相关文献资料，为我们考察历代职官制度、租税制度、礼法制度、土地制度、产业制度、军事制度、刑法制度、手工工场管理制度等等提供了系统的可靠史料。比如《考工典工巧部》所收历代能工巧匠的史料就异常珍贵，《祥刑典律令部》所收康熙朝的刑法律令案例史料更为后出的《四库全书》所排斥，凸显了编者思想的可贵与先进。在微观上，《古今图书集成》各典各部的具体的资料编辑也有明晰的顺次，先后分作 10 项归类： 1 ? 汇考，条列相关的大事记，引用经史子集材料，述其源流本末； 2 ? 总论，采录历代相关的理论、观点、代表性议论； 3 ? 图，凡涉及疆域、禽兽、草木、器物、建筑者均以精美的图画示之，做到图文并茂； 4 ? 表，有些内容列表表示，简明清晰； 5 ? 列传，收录古今相关人物传记，起到学科史的作用； 6 ? 艺文，辑录相关诗文的词藻，供写作时采撷； 7 ? 选句，辑录相关成语偶句、名家语录，供学者采用； 8 ? 纪事，收录相关的社会传说，佚事琐闻，以广见闻； 9 ? 杂录，以上各项之外的资料； 10 ? 外编，有些拾遗补缺的资料归于此类。这样的类书编撰，真可谓体大思精了。我们现在如果将其作电子录入，这里有现成的菜单可用，可以直接拿来编写各种专业史、专科史。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本《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却是一位历尽了磨难、吃尽了当局给的苦头的大学者。此人姓陈，名梦雷 (1651 ～ 1741 年 ) ，字省斋，福建侯官 ( 今闽侯 ) 人。他博学多才而命途多舛。他 19 岁就中了进士，康熙帝让他当了翰林编修，正得意时，逢康熙平定三藩叛乱，有人诬告他附逆，被下狱论斩，康熙将他发配沈阳，一去十六个春秋。人到中年，康熙召他还京，让他担任皇三子的老师。他即利用其家藏之书及王府的丰富藏书，以五年时间编成了《图书汇编》，誊写了《目录凡例》一册，于 1706 年上呈于康熙。康熙帝认为体例可行，于是命开馆重辑，定名为《古今图书集成》。待至雍正登位，尽力诛逐其兄弟与异己，陈省斋又因为是皇三子的老师而再次被牵连下狱，以 72 岁高龄重贬沈阳。雍正帝知道此书的重要，便命蒋廷锡去接手主编该书。蒋只是做了点小小加工，就于雍正三年十二月定稿，上呈，到雍正六年 (1755 年 ) 初付印。雍正时内府所印的初版《古今图书集成》是铜活字本，只印了 65 部。光绪十年至十四年间 (1884 ～ 1888 年 ) ，英国人在上海开办的图书集成印书局出过铅字本，印了 1500 部、每部 1620 册。光绪十六年至二十年间上海同文书局用照相法影印铜活字本计 100 部，每部 5044 册。 1934 年上海中华书局影印铜活字本，附有《考证》，计 808 册，是现代通行的一种普及本。本书也是国外汉学家的手中之宝，日本文部省编有《古今图书集成分类目录》，英人翟理斯编有《古今图书集成索引》一书，瓦伯尔编有《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索引》等书，均有助于该书的使用。倘若要录入电脑，借助这些《索引》，那就更为简便了。值得一提的事是：庚子之后，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把一部分白银退还中国，一部分用于接受中国留学生和在中国办学校、办医院。满清当局为了表示答谢，回赠美国政府一批特产，包括四大部头的中国古籍，其中就有一整套《古今图书集成》，因为它足以代表中国的传统典籍。而今美国所藏中国古籍极为丰富，其数量仅次于大陆、台湾、日本地区，大多是庚子之后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取去的，包括清政府赠送的这一批在内。学术交流网 (www.annian.net)/ 网友文章专辑 /2010 年 11 月 4 日首发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5328cid=41; 个人分类: 学术问题研究(10-11)|4315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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