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正 我对饶毅教授印象一向是不错的，做实事多于嘘吹，虽然不知其具体为人处事如何，但客观公正的形象起码还有努力的趋势，不象其他甚多学者，给人破罐子破摔的感觉。饶毅教授近来发文批判苛责转基因者，我快读之时，都投了赞成票，然而，时间却巅倒了我的初始印象。 饶毅相关文章随后受到了美国相关领域专家刘实的嘲笑，不禁让我疑窦纵生，于是乎针对饶毅的文章做了点考证，实在是大失所望。 中国史官不乏脊梁强硬之辈，比如有名的太史一家，齐庄公荒淫无道，嫖别人老婆嫖到自己总理头上去了，结果给英明的齐国首相崔杼给灭了，崔首相要史官记录齐庄公死于疟疾，太史伯于史书上写崔相国轼君，崔杀太史伯，太史伯弟太史仲复写史，仍然写崔相国轼君，也被砍了头，太史叔也步其后尘，最后临到太史族幼弟太史季，伸长了脖子让崔杼杀，杀得手软的崔首相终于良心发现，给中国人留下一粒诚信写史的种子，可惜，继承崔首相遗志的远比继承太史兄弟遗志的要多，中国人被外族入侵的时候杀，本族翻身后变本加利地杀，终于中国历史尤如盆境一般，漂亮了不少，但原生基因也被转化得所剩无几了。 饶毅的相关文章，让人觉得他是中国近代史官的转世灵童，这春秋笔法也整得太过了，让人觉得不鸣不足以正视听。 咱们研究饶毅教授力作《转基因在美国的遭际》吧： 一个刚刚拿到哈佛大学助理教授职位的科学家，目睹群众示威游行、耳闻诺贝尔奖得主严厉声讨他正投身的新兴科学技术，面对地方政府“不准做”的禁令，只好望风而逃。 这是1976年发生在美国的真事，被吓跑的科学家叫Maniatis。他是1970年代基因工程所需要的系列技术中几个重要技术的发明者之一，42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1985年任哈佛大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主任，200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系主任。他在1982年主编《分子克隆》一书，是全世界学习基因技术的教科书。 美国在1970到1980年代初，曾经出现一批人围剿正在起步的基因克隆和操纵技术。虽然从1950到1970年代美国的科学飞速发展，还是有人怀疑重组基因技术的安全。有些怀疑是因为不理解刚刚兴起的基因技术所导致，但有些是超越自己知识范围越界扮演权威的蛮横所造成。比如哈佛的George Wald教授，因为研究眼睛中光化学获得1967年诺贝尔医学奖。但是，Wald并不懂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曾犯过非常初级的错误。在1970年代，他公开出面反对基因工程，有些用词听上去很吓人。那时还有人说基因工程用的细菌会特别危害妇女，吓的一些女性不敢在实验室附近工作。 Maniatis于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助理教授职位，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他无法去哈佛上任，而是先逃到纽约的冷泉港，发明了一些迄今仍然常用的基因克隆技术。几年后，他发现哈佛还不能做基因克隆，就跑到加州理工学院。直到麻省松绑以后，才到哈佛任教。 三十多年来，转基因技术并没有带来最初危言耸听者所预言的可怕后果；对于此技术进一步的应用，导致转基因食物的产生。 饶毅教授这一番煸情的描述，我们得到了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转基因的反对者们是如此无知，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仍然幼稚到犯低级错误，他们反对转基因是因为愚蠢，他们的愚蠢从Maniatis身上得到了印证，几乎毁了一个转基因大师！中国的文人学者之高明，没有比将真相部分地组合后给你一个完全相反的“真相”与“故事”更历害的了。 在我进一步详述真相前，我要申明，我之所以推荐饶毅文章，还更多地是因为立场，我不反对转基因，完全支持转基因的研究。因此，转基因的说客不要把精力浪费在劝服我转基因有多么重要多么必要多么伟大之类的重大科学课题上来，我都理解信服与支持。我感到失望与不能理解的，是支持转基因者们超乎寻常的热情与超越科学的霸道与蛮横。 不，饶毅教授的支持者会大声反驳，饶毅教授此文不正点明了是反对转基因者们“蛮横”么？我对国内众多的转基因争论的主观印象正是如此，“蛮横”与否，要看作者写作的笔法与技巧，而不是内容的科学性。饶毅教授的支持转基因文章事实上跟其他转基因的狂热支持者没有两样。反对转基因者，要么认为转基因技术尚未证明其安全性，要么认为转基因不安全，多在内容上做文章，他们针对转基因的推崇者的批评多是怀疑后者有利益关系；而转基因的支持者则认为转基因技术已经成熟，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他们针对反对者的批评从来是不屑一顾，以饶毅教授与方舟子为代表的“科学代言人”从来都习惯于揭露对方多么幼稚无知，对科学带来了多大的阻力。什么是“蛮横”，反转基因者试图在推理中取胜，而转基因信徒则处处攻击对方不够资格讨论转基因——学识不够，即使得了诺贝奖的全球知名学者G.Wald仍然不够格。只要你反对转基因，你就不够格，这就是中国式的“蛮横”。 饶毅或许不是开批G.Wald缺乏专业知识的先河，但此种“蛮横”无疑是中国式的，我查询相关资料时，甚少看到外国作者这样地对待G.Wald这样的大学者——这种大学者的学术地位即使是饶毅教授，也需要更多的努力才能勉强靠近，终身恐怕都难以企及的，我觉得多少有些讽刺，你觉得呢？ G.Wald真如饶毅教授所言那般不堪么？不，饶毅教授的春秋笔法在我细读之时就一眼看穿了。他在描述G.Wald犯“初级错误”后使用的是障眼法，他说张三很愚蠢，然后举证说李四吃西瓜不知道吐西瓜籽儿。G.Wald是科学界少有的热心公共事务的科学家，曾做过苏联总统哥尔巴桥夫的顾问（更多请 参阅英文维基 ），在公共事务上公开坦诚是他的习惯，而他的学术与公共事务上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言论有举足轻重的作用。G.Wald的地位，决定了他的有关言论成为最常引用的反对转基因的言论，如此而已，如果你真对他的言论感兴趣，不妨参阅有关资料，迟致今日，还远谈不上过时（ 参见Epstein教授的相关讨论 ）。你可以不同意G.Wald的看法，但挑战他在相关问题上的发言权，最好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资格。 Maniatis的全名是Tom Maniatis，饶毅教授对他的事迹介绍没有多大失误，如果你需要知道更多且懂英文，不妨 参考哈佛大学的相关介绍 。Maniatis，如果哈佛介绍中的观点可信的话，正得益于哈佛所在地剑桥市的相关禁令，没有这个禁令，Maniatis大师可能会大器晚成一些，正应了中国古老传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因为剑桥禁止相关研究，Maniatis躲到冷泉港全心投入研究，而非停留在剑桥还要从事教学与行政任务。 我们回到饶毅教授的“ 美国在1970到1980年代初，曾经出现一批人围剿正在起步的基因克隆和操纵技术 ”一说上，是G.Wald等人无知无聊发起来的吗？非也。在美国发起禁止基因克隆技术研究的人也的确是诺贝奖获得者，Paul Berg，他是生化学家，研究核酸，特别是基因重组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该不会有人说他不懂转基因技术了吧？说来话长，如果你想了解详细的史实，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1995年9月就发表过一篇详细的回顾文章（Berg, P. and Singer, M.F, The Reccombinant DNA controversy: Twenty years later, PNAS 1995,92:9011-13），介绍了1970年代转基因技术争论的前因后果，其中对1975年在Asilomar州立海滩公园举行的世界性的基因工程行会着墨甚多，如果嫌专业文章难读，不妨 查查英文维基 。该行会的成果是全球科学家自发性地禁止终止基因重组研究——颇有金庸大师的“欲练神功，先要自宫”的味道。 如果你熟悉社会科学，就明白行业自律是避免政府干涉的金砖大道这一金规则（我被一些中国医生气得要死，很多时候不必要的争吵就是他们愚昧到这个简单道理重复一千遍都懂不起所致，记得举证倒置的争论么？）。“自宫”了的科学界赢得了民众与政府的信任，这是为什么转基因研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迅猛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转基因研究者自宫一年彻底地消除了民众的戒心，为此后获取政府资助铺平了道路，还防止了许多未实现的法律限制。只有不囿于成见，不囿于一时得失的Berg这类大师才深通如此浅显的道理，中国的大师只会蛮横地讲“老子比你懂得多，所以你要听老子的”这类“科学”道理。 由于转基因研究者的自宫，美国大多数地方回避了在法律上对转基因研究进行限制的压力，可是，不幸的是，哈佛与麻省理工（MIT）所在地剑桥市却是例外，这个例外恰好是哈佛的饶毅味儿太重的缘故。哈佛被地方政府捆住手脚是一件尴尬而有趣的事情，以致于《科学》杂志都专文报道了（Culliton B.J. Recombinant DNA: Cambridge City Council Votes Moratorium, 1976, 193(4250):300-1）。剑桥市的市长对在哈佛遭受的白眼终于有了回报机会，在他的推动下，剑桥市的9名市政议员对相关议案进行了投票，难得地不停地召唤哈佛大学的难得一见的高人们对话，最终，这些平常只管财米油盐酱醋而对转基因一窍不通的外行投票决定禁止相关实验——这多半是哈佛傲慢的代价，而MIT跟地方政府关系要好得多，不过，遭了鱼池之殃，也一概被禁。 如果你了解这一段历史，就知道剑桥的基因重组研究禁令源于转基因研究内行们的行业自律行为，尽管G.Wald也是内行（难以想明白，饶毅教授怎么会认为他比一个生物化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对转基因更为内行，就因为自己支持转基因？），他恐怕算不得当时这一趋势的最强有力的推动者，他可能只是尽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讲出了自己的观点，但由于自己的科学地位与影响，导致了事隔多年，他的声音被重复得最多。支持转基因者如此对待Wald，令人寒心，幸好他不生在中国。他在美国并不被如此对待，1997年他去世时，《自然》杂志专文颂扬他在科学与社会公共事务上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最后说明一点，饶毅教授所杜撰的李四的愚蠢，也是当时内行的创造，其实际内容并非饶毅教授修改后那么不堪，而是在当时科学家中普遍存在一种担心，认为转基因技术如果不适当地控制，会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毁灭性的致病源——这一担心仍然没有消失，只不过扩大到了整个生物医学范围，比如时不时流行的针对滥用抗生素会产生超级细菌的担心，就是1970年代科学家们对基因重组技术担心的翻版。 当我们把历史回复本来面目，反对转基因的人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尽管他们的不少担心并未实现，他们的一些观点未必正确，但他们倡导行业自律，从社会的角度审视科学发展，都从客观上起到促进科学发展，回避不必要的政府干涉的作用。阻碍科学发展的罪名，不可妄加他们身上，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正是转基因研究的中坚力量。 我以G.Wald在诺贝尔获奖仪式上的演讲中一段话作为结尾： A scientist is in a sense a learned small boy. There is something of the scientist in every small boy. Others must outgrow it. Scientists can stay that way all their lives. 科学家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获得学识的小孩。在每一个小孩中都有科学家的特质，其他人肯定是在成长中放弃了，而科学家则终身不弃。 小孩会窜改历史么？
标签: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