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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全球变暖逆转？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认为寒冷天气被夸大了: 热度 2 周少祥 2012-2-8 09:01; 小冰河期”来临？全球变暖逆转？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认为寒冷天气被夸大了（深阅读）刘毅 2012年02月08日07:2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手机看新闻　　2012年1月以来，欧亚部分地区寒流肆虐，气温持续偏低；我国自去年12月入冬以来，气候总体呈现偏冷态势，全国平均气温为1986年以来同期次低值。　　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已经改变？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培群表示，有关描述“对严寒的天气有所夸大。” 　　全球各大冰川都在减少，与一般意义上的冰期景象大相径庭　　记者：最近，一些媒体转载了美国世界新闻网“全球或迎来20年‘小冰河期’”和《每日邮报》“北极夏天海冰增加”的报道。“小冰河期”真的来了吗？　　张培群：美国世界新闻网和英国《每日邮报》的文章都使用了“冰期”（iceage）的字眼，来描述近年来冬季出现的阶段性寒冷天气，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在目前变暖的大背景下，已经开始或者未来20—30年将出现一段偏冷的阶段，为了突出这个偏冷阶段，使用了“冰期”一词。尽管《每日邮报》的文章将这样的冰期称为“小冰期”（MiniIceAge，准确翻译应为“微冰期”），以弱化冷的程度并区别于过去地球曾经历的小冰期（LittleIceAge,特指16至17世纪为主的寒冷阶段），但仍然对严寒的天气有所夸大。小冰期时期的温度明显低于现在。　　实际上，北极海冰面积在2007年9月份达到有观测资料以来的最低值，之后海冰范围每年都有波动，虽然到2009年夏季，海冰面积回升了不少，但是总体的趋势仍是降低的，到2011年9月，北极海冰面积降到了有观测以来的次低值，仅次于2007年。　　不止北极海冰，全球各大冰川也都在减少。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冰期景象大相径庭。　　最近，“小冰河期”、“全球最冷冬天”、“全球变暖逆转”等颇为吸引眼球的词语，被一些媒体频频转载使用，会使人误解气候变化的真相。世界气象组织指出，对比欧洲2009年至2010年那个冬季，那时寒潮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自2009年12月开始，贯穿整个2010年1月和2月的大部分时间。而2006年冬天，情况也比今年严重，可是冬季的阶段性寒冷天气过后，全球气温仍然转为偏暖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今年欧洲寒气袭人，同属北半球、尚处冬季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却连日出现反常高温。如果看北美的天气，恐怕人们只会想到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气温总体增暖的趋势没有改变　　记者：最近几年，“冰期”的说法经常出现，全球不少地方遭遇寒流低温侵袭，但总体增暖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吗？　　张培群：这两篇报道中使用的“冰期”或“小冰期”一词，并非有明确特别定义的科学名词，而是借用冰期的概念来描述当前或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冷期。按照文章的介绍，这种持续20—30年的冷期，实际上是气候中的一类年代际变化。在最近100年全球气温总体变暖的趋势里，我们也曾经历过这种20—30年尺度的气候波动。上世纪20至40年代是一个相对显著偏暖的阶段，之后的50至70年代，就经历了一个相对冷期。但之后的80年代开始，全球又进入一个变暖的时期。最近几年虽然全球气温没有逐年增加（2010年是最暖的一年，2011年依然偏暖，但比2010年有所减弱），但总体增暖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　　或许像这两篇文章所讲的，我们已经进入了又一个可能持续20—30年的冷期，但这样的冷期也是在近百年全球变暖总体趋势上的冷波动期，其间的冬季可能不会像上世纪80年代后的连续暖冬那样，甚至可能出现超过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寒冷天气，但目前看来这也是变暖趋势中的冷阶段，而不是真正的冰期。至少冰期中冰川范围扩大的特征尚未出现。上世纪50—70年代的冰川范围较16至17世纪真正小冰期时也要小。　　气候变暖在时间上并不均匀，有相对的冷期，也有相对的暖期　　记者：应该怎样科学、理性地看待这样的寒冷天气和全球气候变暖之间的关系？　　张培群：气候冷事件并不意味着全球变暖进入停滞期。　　全球气候变暖以全球平均气温波动式变化、呈升温趋势为特征，在这个过程中还受到太阳活动、火山活动和气候系统内部调整过程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形成年际（年与年之间）、年代际（十年至数十年周期）甚至更长的波动。从目前的监测来看，气候仍处在变暖的状态之下。　　全球气候变暖在时间上并不是均匀的，有相对的冷期，也有相对的暖期，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现有的观测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因个别地区某个时段出现的冷事件而发生改变。; 1770 次阅读|4 个评论

当今拍案123：人民日报头条大论“以德治国”: 热度 29 QFL 2012-2-6 11:48; 据人民日报“ 头条 ”爆料：…… 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有政德，看的是他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真心拥护，还是虚与委蛇；对中央决策部署是认真执行，还是阳奉阴违；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清醒坚定，还是模糊动摇；对人民群众是满怀真情，还是感情淡漠，… … 有政德才会有政绩。……各地选拔新班子时，要将政德作为重要标准；换届后的新班子，更该认真思考：为政之德如何修？ …… 博主批：首先，当局若大力鼓励国民们去讲道德，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对于官僚阶层，当局就不宜大肆进行如此教育。在目前历史发展阶段，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至少100年 )，只应该独推崇 “ 依法治国 ” 。若官僚们犯事，一律法办就是了，讲究个鸟道德；“治病救官 ” 、“交学费”、“免职”、“记大过、警告…” 等轻描淡写地处罚，其实完全是在抗爹(注：此处“爹”仅特指人民 )！最后，闲聊一下“以德治国”。天朝以德治国的最典型代表人物是尧、舜、禹、汤等四大圣主，但理论却应该是在孔夫子那里才得以阐明、并被孟夫子进一步发扬。孔夫子曾说： “ 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 ；其中 “ 五美 ” 指 “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 ，而 “ 四恶 ” 指 “ 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出纳之吝 ” 。自古以来，孔子这段话好像被认为是 “ 德治 ” 的最根本要求、是划分仁政和暴政的界限。齐宣王问政于孟夫子 (图片来自网络，仅欣赏使用); 个人分类: 当今拍案|3637 次阅读|28 个评论

[转载]杨元喜<<北斗：导航原理很简单工程很复杂>>: jlpemail 2012-1-30 19:55; 2012年01月20日 07:17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杨元喜一个人、一个国家都需要卫星导航我们最常见的问题是，打电话，我在哪儿？你在哪儿？我怎么去你那儿？遇到危险了，需要救援，我们怎么到你那儿？因此需要定位。北京西站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的回答是在地球上，你是正确的，如果说在地球的什么地方，你说在中国，更正确了。在北京，又精确了一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北纬39度53分，东经116度19分。这时候还不知道在哪儿。我们不仅需要定位，还需要一个参照物，要引导，要参照，这才叫导航，不仅仅是定位。所以，导航和测绘是密不可分的。我们行人借助地图，飞机利用无线电、航标导航，舰船利用无线电、航标、天文进行导航，汽车利用各种卫星导航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导航。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导航。汽车变成我们的代步工具，当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仅需要卫星的导航，可能还需要很多参照物。我们其他的载体，比如我们的飞机、导弹、坦克、火车、舰船等等都需要导航。我们生活在地球，大家知道，地形是极其不规则的，我们看到的地图又是极其规则、美丽的。从不规则的地球到规则的地图，我们最核心的一步是要定位，要做控制，否则这个地图是不精确的。我们定完位，把它移到一个球体上再到一个圆柱体上，然后再展开成一个平面，再做纠正，这样才能拿到我们手上的地图，所以关键环节是定位。一个国家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坐标系统，我们的卫星都在围绕地球运行，要确定这个坐标系统，卫星导航是最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我们生活在一个始终变化着的地球，日本去年刚发生过大地震，可以说每时每刻我们脚踩着的地球都在变化，监测这个变化的手段就是卫星导航。我们每时每刻每秒都在观测，把这个数据处理完以后，我们就会给大家提供这样一张图出来——中国的地壳是这样运动的。这就是导航定位。导航原理简单，卫星导航工程很复杂导航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其实导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古代，我们的猎人们根本没有什么知识，更没有导航知识，他走到森林里，他会做很多记号，这就是做导航，然后返程时通过记号回来。郑和下西洋，他用的是罗盘，也就是指南针，航海要进行导航。我们用地图、影像、地形做了这么多导航，还可以用星辰。我们看太阳，用脉冲星射线，还有无线电导航等等。如果有两个观测者，他们两人的坐标已知，相互距离也已知，测一个角度，就可以把位置点算下来，这大概是中学生也学过的知识。卫星导航的原理也是如此。利用已知多个卫星的位置，将所需的点的位置计算出来（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都采用三球交会的几何原理来实现定位——编者）。当然，原理即使简单，但是科学构成极其复杂。因此卫星导航是极其复杂的工程。大家知道，卫星在我们大气层之上，无线电信号是要通过大气层的，你不得不考虑大气各种因素对信号的影响；人生活在地面上，可能还有楼房等固体物体遮盖；我们还生活在电磁场当中，还有很多高压线，都可能产生干扰，你就不得不考虑这么多障碍物的影响。此外，还要考虑频率问题、信号捕获问题、时钟精度和稳定性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科学工程。中国最初的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原理就是双星定位，已知两个卫星的位置，测一个点测不下来，就加上地面高程，就能计算出这个点的三维坐标。它的导航原理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这个试验系统应该说解决了国家当时的急需，解决了有无问题，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发展积累了经验，也为中国电子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中国卫星导航争取了国际地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说，中国的北斗是世界的北斗，中国的北斗不仅为中国人作出贡献，也为世界人作出贡献。更多的卫星导航系统的存在，增加了精度，提高了稳定性，提高了可靠性。美国GPS，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欧洲伽利略卫星，以及北斗，群星璀璨的星空，北斗仍然会闪出它的光芒。; 个人分类: 北斗导航|2726 次阅读|0 个评论

我的老师之7江定仙: byk0104 2012-1-29 19:25; 一曲“徘徊”忆先贤_ 人民日报12月10日一曲“徘徊”忆先贤 —— 江定仙先生与《早春二月》鲍元恺人民日报 2011年12月10日8版　　2001年2月，美国20多个城市相继举办了中国电影巡回展，展出了上个世纪代表中国电影90年发展脉络的优秀故事影片。其中，60年代的影片只有一部，这就是1963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柔石小说改编，谢铁骊导演，由我的老师江定仙先生作曲的《早春二月》。　　1963年6月，在作曲系一年级期末考试音乐会上，由鲍惠荞演奏的我的《钢琴变奏曲》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几天后，作曲系领导决定，将我从苏夏教授班转到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江定仙教授班。　　按照惯例，我在暑假前拜见我的新任老师。那时候，江先生一家住在一号楼三楼，那是一间用粗糙的隔音板隔开的旧教室。江先生用以上课和写作的外屋不足10平方米。我走进这间简陋狭小的工作室，满眼却是吴作人先生那典雅雍容的字画。陋室与珍品，在格格不入中显示着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异。江先生和吴先生是在政协会上相识的。巧合的是，江夫人和吴夫人同名同姓，都叫萧淑芳，加上吴夫人还是本系教授萧淑娴的姐姐，由此往来密切，成为挚友。　　江先生告诉我，他正在为北影的《早春二月》创作音乐。他说：“汪洋（当时北影厂长）安排我到浙江的南方小镇去体验生活。我说，不用了，我就是从那个时代，从那样的地方走出来的。我一闭眼，那个时代，那样的地方，就浮现在眼前。看了样片，我心里已经有数了。”然后，他在钢琴上演奏了一段和声并不复杂的旋律，那旋律跟着江先生的手指，时而哀伤幽怨，时而现出希冀，时而消沉颓唐，时而激情四溢——这就是后来在影片中作为萧涧秋主题的那首著名的《徘徊曲》。我深为这段在清纯中蕴含着复杂心绪的音乐所感动。在影片中，导演以这首《徘徊曲》为背景，在连贯的琴声中切换镜头，使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画面转接充满诗情画意。第一次出现《徘徊曲》，是萧涧秋在芙蓉镇陶慕侃校长家演奏钢琴的现场同期声，钢琴旁的陶岚，随着音乐，回忆起他们在西湖偶然相遇的情景。于是，《徘徊曲》转向宁静，变成了湖畔情景的画外音。当镜头回到钢琴旁，与画面同步的琴声从沉思转为激越，那是被音乐激起爱慕之情的陶岚的特写镜头。一曲终了，鲜活的人物性格，错综的人物关系，观众在美妙的琴声中已经一一领略。音乐同画面，听觉与视觉，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它后来成为专业电影教学中的经典范例。　　因为天津闹水灾，我暑假很晚才回家，也因此有幸在假期经常到江先生家中，看他如何构思和创作这部电影音乐。在上世纪60年代那沉闷的气氛中，这部电影的音乐创作无疑成了江先生从那间陋室通向世外桃源的通道，他用深沉的回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空间与艺术空间。《早春二月》的音乐风格，没有强调江南的外在地域特征，而是倾尽全力，突出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在当时中国电影音乐中是不多见的。　　江先生一生作品并不多，然而，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真诚地表现了内心的真情实感，都倾注了自己巨大的创作热情。他从来没有违心地屈从于威权，把自己的艺术拴在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的尾巴上。鲁迅对柔石小说中萧涧秋的评价，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江先生为人和艺术的参照：“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然而，后来的事情是江先生预料不到的。如同影片主人公萧涧秋用革命者的爱心换来的是无情的诽谤，江先生以艺术家的真诚换来的是严厉的批判——这部影片尚未公映，就同上影的《舞台姐妹》一起，被当时掌管文化的康生宣布为“大毒草”，组织几十篇文章在报刊上连连围攻。1964年，对《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的批判长达8个月之久。1966年“文革”中，江先生和指挥演奏这部电影音乐的指挥家韩中杰，以及在影片录音和近景镜头中演奏《徘徊曲》的周广仁教授、朱工一教授，都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这部影片在葡萄牙获得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是20年以后，中国度过了漫漫严冬，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人间早春的1983年的事了。　　饱含江先生对温暖春天渴望的《早春二月》总谱，在那混乱的岁月中丢失殆尽。经江先生后人江自生、江桥授权，我依照影片中的同期声音乐记谱，整理出了《徘徊曲》的钢琴谱，收入最新出版的江先生钢琴作品选。徘徊于冷酷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寻找通向世外桃源的通道，这大约就是江先生一生音乐创作的写照。鲍元恺记谱整理的《徘徊曲》乐谱乐谱下载：徘徊曲.pdf(70.1 KB) 父亲1963年为江定仙先生治印; 个人分类: 良师益友|1437 次阅读|0 个评论

父亲手书毛泽东诗词之二十五：七律二首·送瘟神: byk0104 2012-1-25 10:15; 父亲手书毛泽东诗词之二十五：七律二首·送瘟神七律二首《送瘟神》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都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绿水青山枉自多，华陀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个人分类: 家族文化|949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实现粮食“八连增”，转基因贡献在哪里？: 热度 1 蒋高明 2012-1-22 19:15; 蒋高明 2011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张意轩文章：《中国粮食50年来首次“八连增”》。文章指出：2011年中国的粮食再获丰收，总产跨上1.1万亿斤的新台阶，达到11424亿斤，比2010年增加495亿斤。连续第五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是半个世纪以来首次连续八年增产，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产幅度最大的时期。文章分析了“八连增”的重要机理，即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4年的2626亿元快速增加到2011年的1万亿元左右；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减轻负担1300多亿元；粮食直补等“四补贴”资金由2004年的145亿元增长至2011年的1406亿元。也就是说，是政策因素促进了中国粮食的连续增加，即使在自然灾害面前、农民进城、地力下降等因素面前也取得了大丰收，且连年丰收(农业的规律一般是"一丰一欠二平", 我国打破了这一规律)。粮食增收不能不提科技的贡献，这些贡献是什么呢？人民日报的文章分析到："国家强化科技支撑，构建了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了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组织全国1万名专家和35万名农技推广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服务；探索了高产创建这一大面积集成推广实用技术的新途径，强化科技防灾工作，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不断提升"。上述文章的出处：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1-12/27/content_984305.htm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连续取得粮食“八连增”这一世界奇迹的科技贡献里面，找不到转基因的影子。事实上，粮食增产绝对不能、也不可能有转基因的贡献。中国农业部早就宣布，中国没有种植转基因作物。2010年03月15日，中新社北京3月15日电发表记者王彤消息："截至记者发稿日期，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中国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今天在此间指出，依据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农业部对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按照用途分三类进行管理：一是用于研究和试验的，二是用于生产的，三是用作加工原料的"。以上信息连接： http://www.chinanews.com/cj/cj-gncj/news/2010/03-15/2170505.shtml 农业部提到的中国农学家大干快上转基因研究的三项用途里，转基因本来是要增产的，但事实是，中国最近八年，不用转基因也连续增产了。在中国粮食生产的关键技术环节，国人至今没有看到，甚至还不可能期待到转基因会有什么贡献。那些转基因农学家们在向国家伸手要钱的时候，是将粮食增产放在首位的。我国粮食“八连增”，转基因零贡献，怎么解释老百姓下面的疑虑：“那些巨额经费花出去，会不会打水漂呢”？某转基因大腕亲口对全国政协委员坦承，转基因不能增产。既然不能提高粮食产量，国家投巨额资金研究那劳什子干嘛呢？现在的态势非常明了：中国在海内外培养了大批转基因生物科学家，他们担心丢了饭碗，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在欧盟实施的生命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里面，压根没有什么转基因重大研究。美国搞转基因是公司行为，中国政府动用上百上千亿人民币的经费研究转基因，将100多个自然作物、家养动物乃至中草药都转基因，是跟谁竞争呢？在这充满了风险的转基因食物科学研究领域，即使中国领先世界了，这是喜还是悲呢？; 个人分类: 建言新农村|2378 次阅读|1 个评论

鲍元恺：一曲“徘徊”忆先贤（江定仙先生和《早春二月》）: byk0104 2012-1-20 16:01; 一曲“徘徊”忆先贤_ 人民日报12月10日一曲“徘徊”忆先贤 —— 江定仙先生与《早春二月》鲍元恺人民日报 2011年12月10日8版　　2001年2月，美国20多个城市相继举办了中国电影巡回展，展出了上个世纪代表中国电影90年发展脉络的优秀故事影片。其中，60年代的影片只有一部，这就是1963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柔石小说改编，谢铁骊导演，由我的老师江定仙先生作曲的《早春二月》。　　1963年6月，在作曲系一年级期末考试音乐会上，由鲍惠荞演奏的我的《钢琴变奏曲》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几天后，作曲系领导决定，将我从苏夏教授班转到时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江定仙教授班。　　按照惯例，我在暑假前拜见我的新任老师。那时候，江先生一家住在一号楼三楼，那是一间用粗糙的隔音板隔开的旧教室。江先生用以上课和写作的外屋不足10平方米。我走进这间简陋狭小的工作室，满眼却是吴作人先生那典雅雍容的字画。陋室与珍品，在格格不入中显示着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异。江先生和吴先生是在政协会上相识的。巧合的是，江夫人和吴夫人同名同姓，都叫萧淑芳，加上吴夫人还是本系教授萧淑娴的姐姐，由此往来密切，成为挚友。　　江先生告诉我，他正在为北影的《早春二月》创作音乐。他说：“汪洋（当时北影厂长）安排我到浙江的南方小镇去体验生活。我说，不用了，我就是从那个时代，从那样的地方走出来的。我一闭眼，那个时代，那样的地方，就浮现在眼前。看了样片，我心里已经有数了。”然后，他在钢琴上演奏了一段和声并不复杂的旋律，那旋律跟着江先生的手指，时而哀伤幽怨，时而现出希冀，时而消沉颓唐，时而激情四溢——这就是后来在影片中作为萧涧秋主题的那首著名的《徘徊曲》。我深为这段在清纯中蕴含着复杂心绪的音乐所感动。在影片中，导演以这首《徘徊曲》为背景，在连贯的琴声中切换镜头，使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画面转接充满诗情画意。第一次出现《徘徊曲》，是萧涧秋在芙蓉镇陶慕侃校长家演奏钢琴的现场同期声，钢琴旁的陶岚，随着音乐，回忆起他们在西湖偶然相遇的情景。于是，《徘徊曲》转向宁静，变成了湖畔情景的画外音。当镜头回到钢琴旁，与画面同步的琴声从沉思转为激越，那是被音乐激起爱慕之情的陶岚的特写镜头。一曲终了，鲜活的人物性格，错综的人物关系，观众在美妙的琴声中已经一一领略。音乐同画面，听觉与视觉，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它后来成为专业电影教学中的经典范例。　　因为天津闹水灾，我暑假很晚才回家，也因此有幸在假期经常到江先生家中，看他如何构思和创作这部电影音乐。在上世纪60年代那沉闷的气氛中，这部电影的音乐创作无疑成了江先生从那间陋室通向世外桃源的通道，他用深沉的回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空间与艺术空间。《早春二月》的音乐风格，没有强调江南的外在地域特征，而是倾尽全力，突出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这在当时中国电影音乐中是不多见的。　　江先生一生作品并不多，然而，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真诚地表现了内心的真情实感，都倾注了自己巨大的创作热情。他从来没有违心地屈从于威权，把自己的艺术拴在翻云覆雨的政治运动的尾巴上。鲁迅对柔石小说中萧涧秋的评价，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江先生为人和艺术的参照：“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 　　然而，后来的事情是江先生预料不到的。如同影片主人公萧涧秋用革命者的爱心换来的是无情的诽谤，江先生以艺术家的真诚换来的是严厉的批判——这部影片尚未公映，就同上影的《舞台姐妹》一起，被当时掌管文化的康生宣布为“大毒草”，组织几十篇文章在报刊上连连围攻。1964年，对《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的批判长达8个月之久。1966年“文革”中，江先生和指挥演奏这部电影音乐的指挥家韩中杰，以及在影片录音和近景镜头中演奏《徘徊曲》的周广仁教授、朱工一教授，都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这部影片在葡萄牙获得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是20年以后，中国度过了漫漫严冬，以喜悦的心情迎接人间早春的1983年的事了。　　饱含江先生对温暖春天渴望的《早春二月》总谱，在那混乱的岁月中丢失殆尽。经江先生后人江自生、江桥授权，我依照影片中的同期声音乐记谱，整理出了《徘徊曲》的钢琴谱，收入最新出版的江先生钢琴作品选。徘徊于冷酷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寻找通向世外桃源的通道，这大约就是江先生一生音乐创作的写照。附一黄亚蒙演奏的《徘徊曲》附二：影片《早春二月》中的《徘徊曲》（朱工一、周广仁演奏）》附三：鲍元恺记谱整理的《徘徊曲》乐谱乐谱下载：徘徊曲.pdf(70.1 KB) 附四：1963年父亲为江定仙先生所治名章; 个人分类: 良师益友|1314 次阅读|0 个评论

极端环保的逻辑，世界上不存在清洁能源: 热度 1 zbt92 2012-1-19 13:51; ---- 评 :人民日报的离奇文章《水电不能只管发电》文 / 水博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刊发的一篇题为《水电不能只管发电》的时事点评文章，不禁让人感到非常震惊。这点评文章的题目就是一句废话，水电当然不能只管发电，这种常识性的问题还用得着你点评吗？看过文章的内容，更令人难以容忍，如此低水平的文章，居然也能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再看到作者是一位来自某知名大学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就更不免让人担忧。目前，我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居然也有了这种素质的研究员。写出的文章就像小学生的作文，不仅缺乏基本的常识和起码的科学素养，而且还特别敢胡说，真是典型的无知者无畏。稍加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整篇文章除了炒作社会上的一些“时髦”说法，就是大言不惭地提出各种毫不着调的“建议”，真有点令人哭笑不得。下面我们就针对这篇点评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点评。对我国水电开发的评价要尊重事实首先，看作者的“纵观我国水电的发展，往往是一哄而上，江河领域上，一座座大坝耸立截流发电。结果，就连长江居然还有部分时段断流，流域内的大小湖泊见底，周边的大小城镇水系面临污染威胁。”的说法，就知道作者是一个不了解历史和不尊重事实的浮躁学者。所谓“水电的发展，往往是一哄而上”确实曾经是一些国内外伪环保极端组织诬蔑水电的口头禅。但是，由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人民日报上对水电进行这样公然的诬蔑，这恐怕还应该是首次。因为，正常的研究人员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应该先搞清楚：什么叫一哄而上？一哄而上的结果，又体现在了哪里？在我国除了个别违规建设的小水电，我们还很难找出的哪一座正规水电站的建设是绕过了勘测、规划、设计和审批等程序。如果所有这些项目的审批手续都是健全的，那么所谓的“一哄而上”又从何说起呢？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对国家鼓励水电开发政策心怀不满，所以，就故意诬蔑国家的积极发展水电的政策和规划本身就是一种“一哄而上”。不过，进一步分析，这种说法恐怕也难以成立，因为按照国家的规划，我国水电开发强度最高的时段，应该是在未来的“十二五”。如果我国的即将执行“十二五”规划，不是鼓励“一哄而上”的开发水电的话，那么我国以前的水电开发，就更谈不上一哄而上了。客观的说，我们国家的水电不仅不是什么“一哄而上”，而且甚至可以说是“几哄都不上”。因为，我国自解放以来虽然曾多次强调要大力、积极、优先发展水电，但是，其结果却是几十年来水电的发展极为缓慢。以至于我国当前的现实是，我国的水电开发长期滞后。截止到 2011 年底，开发利用程度也只有 27% ，大约只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我国的水能资源总量大约相当于每年 13 亿多吨原煤。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开发应用了 3 亿多吨。也就是说，我国每年还有近 10 亿吨煤炭的水能资源被浪费掉。有人算过一笔帐，与欧美发达国家优先利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的发展结果相比，我国自第一座水电站开发建设的百年以来流失掉的水能清洁能源总量，已经超过了我国有史以来开采出的全部煤炭。正是因为我国水电开发的严重滞后，我国的经济腾飞消耗了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化石能源，也遭受到了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国际压力。为此，我国政府已经做出国际承诺，要在 2020 年把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高到 15% 。具体来看，我们不得不把“十一五”期间引起了社会对水电开发严重误解的“有序开发水电”的提法，明确地在“十二五”中改成“积极发展水电”。同时规划“十二五”水电的开工量，比“十一五”提高了两倍多。这种变化足以说明，我国过去的水电非但不存在“一哄而上”的问题，反而是发展的严重滞后，需要加速和积极发展。为了说明我国和国际社会在水能开发利用上的差距和伪环保谣言的可笑，我们不妨再给大家对比一下国外没有“一哄而上”的水电开发和利用的普遍情况。上个世纪 80 年代，新中国水电的创始人李锐曾总结介绍说，当时世界上有 175 个国家，其中水电比重曾达到过 90% 以上的国家有 32 个，水电比重曾占到过 50% 以上的国家，共有 111 个（因为水能资源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这些国家随后其它能源的比重都已经逐步增加）。这说明，绝大多说国家都是优先开发利用水电。按照作者和伪环保们污蔑水电的说法，也可以说都各国都曾经是“一哄而上”的开发水电。而我们国家的水能资源总量世界第一，但是，非常遗憾我们“一哄而上”了几十年，水电却一直也没有达到过 30% 的目标。如果我们真的能像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挪威等）那样，真的做到“一哄而上”的优先、大力开发水电，我国的水能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那么我国今天的水电清洁能源发电量，仍然可以满足我国绝大部分的电力需求。我国水电的装机应该能够超过火电，成为我国电力能源的绝对主力。如果那样的话，我国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还不会成为世界第一，我国的人均碳排放也不会超过世界的平均值。作者长江断流的谣言根据何在？此外，作者说的所谓“就连长江居然还有部分时段断流，流域内的大小湖泊见底，周边的大小城镇水系面临污染威胁”的说法，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公开的造谣。如果作者不认可，就请作者告诉大家，哪年、哪月、哪个时段、哪个地方的长江曾经因水电站而断过流？一般来说，水电开发的水资源调节作用就是要蓄丰补枯，水力发电也不会消耗水资源，怎么可能会导致断流和湖泊见底呢？ 2010 年我国西南大旱，导致当地很多河流干涸，湖泊见底的原因，非但不是水电开发过度的原因，反而恰恰是当地的水电开发和水资源开发严重不足的结果。西南地区不足 7% 的水资源存储能力，迫使我们把 93% 的水资源都在汛期当作洪水的威胁排到了海里，一旦遇到了连续不下雨的天气我们能不遭遇干旱吗？至于说水电站导致“周边的大小城镇水系面临污染威胁”的问题，就更可笑了。作者自己请想想：为什么长江水污染的威胁不是发生在水电站的周围，反倒是“周边的大小城镇水系面临污染威胁”？。如果实在想不明白，我们可以告诉你。作者把水污染的因果关系搞颠倒了。因为造成水污染的，恰恰是城镇的污水、污物排放，所以，才会发生在城镇周边。事实上，很多情况下，非但不是水电站造成了“周边的大小城镇水系面临污染的威胁”，反而是水电站的存在大大减轻了“周边的大小城镇水系面临污染”对长江的威胁。不信的话，作者可以去检测一下，流过各个水电站泄水口的长江水，普遍都要比“大小城镇周边水系”的污染程度轻。因为，水力发电一定是一个集中“加气”的过程，非常有助于各种污染物的净化。更何况水电站进水口的拦污珊，还要把大量的飘浮污染物从江水清除掉。在长江的汛期，三峡大坝一天清除的飘浮污染物，能高达上千吨。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水电站的清污，长江的水污染，不知道要比现在严重多少倍。作者的水电站只“为了发电”绝对是公开的造谣随后，作者的“之所以如此，就是我们的水电站首先是为了发电，其次还是为了发电使然。”的指责，完全是睁着眼睛，胡说八道。与作者的阐述完全相反，除了个别的小水电和没有调节能力的径流式电站，重要的大型水电站的几乎都是多目标的。即便就是一些建设时明确了首要作用是发电的水电站，到了实际运行中，也没有一座水电站不是首先要服从于防洪和供水的需要。例如，我国利用世行贷款修建的二滩水电站，当初为了保障世行的投资收益，曾明确地把二滩电站的首要目标定为发电。但是，每当长江特大洪水来临之际，二滩电站也还是要无条件的执行防洪错峰的命令。我国 1998 年战胜长江的特大洪峰胜利，二滩水电站的重要用绝对是必不可少的。甚至也可以说，如果没有二滩水电站的话，就没有我们 98 年的抗洪战果。水电站首先保障防洪、供水是国家的法律规定此外，作者的“大中水电站则不同了，有数千万、数亿、数百亿乃至数千亿立方米的库容，蓄满了水留着枯水期时优哉游哉地发电，下游有多少流量则不管它的事。”也同样是信口开河的胡说。首先，作者对我国水库库容的描述，完全都不靠普。把我国所有的大小水库都蓄满了水，也就是 6 千多亿，作者如果能在中国，给我们大家找出来一个“数千亿立方米的库容”的水电站，那绝对是国家的大功臣。说实在的，我国水电和水资源开发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由于人口密度太高，无法建立特大库容的水库。所以，我们常常无法调节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尖锐矛盾。特别是在南方各流域，每到汛期，由于水库库容无法满足洪水的存储，为了防止出现洪灾，我国的防洪法不得不规定，水库必须保持在“汛限”低水位之下运行。以便让有限的水库库容，随时具有消减洪峰的能力。对比防洪法的要求，作者的所谓“蓄满了水留着枯水期时优哉游哉地发电，下游有多少流量则不管它的事”的说法，更是恶毒的诬蔑。违法不说，逻辑上也有问题。难道我们水电站的管理者脑子有了毛病，汛期反倒不想发电，不想赚钱，非要等到枯水期才“优哉游哉”的去发电吗？从河流的水文特性来看，水电站在汛期非常容易蓄水到最高水位，并保持在最高水位发出更多的电力。然而，正是由于我国的水资源开发程度普遍不高，水库库容极为有限，所以，根据我国防洪法的规定，大型水电站汛期必须要承担防洪的任务。因此，汛期里的水电站往往不容许蓄水到最高水位发电，只能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汛期”水位发电。但是，这绝不是汛期不让发电，更不是“下游多少流量不关它的事”。其实，我国的防洪法，之所以要规定水电站在汛期不能蓄水到最高水位发电，恰恰是因为水电站随时担负着解决“下游多少流量”的任务和责任。由此可见，作者的“之所以如此，就是我们的水电站首先是为了发电，其次还是为了发电使然。”的指责，有多么的离奇可笑。了解水电运行常识的人都知道，几乎所有水电站的调度原则都是电力调度服从水利调度。最典型的如三峡，所有的新闻报道都不断地强调，它的首要目标是防洪和供水、其次才是发电、航运等。对生态的理解，要知道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作者提出的“水电发展首先要设定几个硬性规定，要有个保障的顺序。笔者认为，保障的顺序应该一是生态，二是灌溉，三是防洪排涝，最后才是发电。”设想，让人更深切的感觉到作者的幼稚和无知。首先，这种硬性规定的前提就非常可笑，因为水电站的形式有所不同。比如说没有调蓄能力的径流式水电站。对于这类电站，根本就不具备所谓的防洪、灌溉能力，你怎么能把要求它首先去执行它不可能具备的功能，作为一种硬性原则呢？即使对于具备调节能力的大水电站，这种说法也根本就不可能成立。首先，作者自己应该搞明白，什么是生态？生态这个词既可以表示广义的大生态，也可以表示狭义的小生态。大生态保罗万象，防洪、供水、发电（替代煤炭减排）、灌溉、排涝都是最重要的大生态内容。而小生态则可以单指对某一种类植物或动物的影响和作用。从作者已经把生态与防洪等分开排列的表述来看，作者明确是在指小生态。关于小生态在水资源调度中的排位，我国的水资源管理部门早就有专门的文章论述。水资源管理的保障原则一般是按照“饮水保障、防洪安全、粮食自给、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五个层次来划分。实际当中，也完全是这样操作的，例如，为了满足北京的用水需求，永定河的某些河段已经干枯几十年了，河流的小生态肯定是受到了毁灭性的影响。然而，在南水北调的水没有来到北京之前，我们的水利部门还只能这样继续把河流的小生态放在最后考虑。这就是我们的河流水资源保障原则所决定的。在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澄清一个容易令人误解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水电开发的原则是“在保护生态和移民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所以，一些像作者这样根本就不了解生态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同志，就难免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概念，以为小生态也应该是水电开发的前提。其实，这绝对不可能，否则，任何一条鱼、一棵草都可以成为制约水电开发的理由。国家政策中提到的生态保护前提，一定是广义的大生态，而不可能是局限在某种狭义的小生态上。对于大生态而言，防洪、供水等目标，都是它最重要的基本内容。一旦当某个人把水电站的防洪、供水这些最重要的生态目标与生态环境保护割裂起来的时候，他一定是在特指某种狭义的小生态环境。而这种小生态，与人类社会的防洪、供水、替代化石能源等大生态问题相比，是不可能排在前面的。在实际当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到这一原则的合理性。例如，如果为了保护北京永定河中的鱼能够在水中自由的存在，就让你活活渴死的话，你恐怕也不会同意。民间谚语不能等同于自然规律再有，作者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说得太天真。那是不过是在古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污染排放的情况下，人们对某些现象的朴素的认识。这种民间的谚语在今天早已经完全不成立了。你不信就去看看，下水道里的水流不流，腐不腐？天然的河流也是一样，印度的恒河干流以及我国的淮河下游目前没有一座水坝，然而，流动的水照样产生了严重的水污染。当代社会的水污染问题，决不是喊喊“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能解决的问题，否则的话，我们人类还用得着建污水处理厂吗？如果我们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现实，不仅照本宣科的鼓吹“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还硬要说它“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那绝对可以算是自欺欺人的傻瓜。要注意水电站的调水和水库蓄水的本质区别作者的“其次是灌溉和城乡用水保障。城镇村落，都是逐水而居的产物，目的就是便于灌溉农作物和饮用。因此水利的功能要永远高于水电的功能，以确保农业灌溉和城乡居民社会经济之所需。当然，对城乡的调水应该给水电站一定收益。”表述也非常之糊涂。水利的功能和水电功能，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还必须相辅相成。水利的功能是水资源的利用，而水电的功能是人们管理水资源过程中，改变水的势能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副产品。一个是消耗利用水资源、一个是管理调控水资源，这两个水资源利用中的不可分离的阶段，怎么谈得上“水利的功能要永远高于水电的功能”呢？这种故意的挑拨离间，未免水平也太低了点吧？所谓“当然，对城乡的调水应该给水电站一定收益”的说法就更令人难以理解了。水电站只有放水才能发电挣钱，调水也是水电站运行的前提之一，你还给它补偿什么？当然，这里可能由于作者不懂专业，表述出了问题。作者的意思可能是水电站存蓄在水库里的水，如果不能用作发电，而需要另外调走，应该予以补偿。这时候，比较合适说法，不应该是说补偿调水，而是补偿水电站的水库蓄水。灾害防治是社会公益，减灾效益难以功利化作者的“再次是防洪排涝的保障。灾害经济学表明，水电大坝在防洪排涝上创造的效益要比发电效益要高。这一点要奖罚分明，应该把水电站对减少灾害损失所发挥的作用折算成其收益。这样对水电企业才是公平的，也有利于改变水电站只依靠发电一个获利途径，只顾发电不管其他的弊端。”建议。看上去作者似乎大胆的创新，但是，实际上却是作者无知的一种体现。根据这一条建议，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于水利水电的问题几乎什么都不懂。我们以 98 年抗洪的效益为例，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 98 年我国防洪设施的减灾效益高达 7000 亿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国家多年建设水库和电站的所有投入。如果按照作者的建议要“把水电站对减少灾害损失所发挥的作用折算成其收益”对水电站进行补偿的话，流域内的所有的电站都可以一次性收回全部的投资。这对电站的投资商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这笔钱从哪里来能？减灾的效益能兑现吗？假设你们家的财产是 100 万元，在今年的汛期因为三峡大坝的防洪作用，没有遭受到淹没损失。为此，你家大约避免了因灾的害损失 80 万元。这时候如果有机构要向你收取 80 万元，用来交给三峡大坝的运营者，以资鼓励。你会答应吗？作者居然不懂，防灾减灾这一类的社会公益是不可能用市场方式进行价值交换的。所以，尽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靠把减灾的效益补偿给投资人来鼓励和保障减灾工作的。以市场经济的楷模美国为例，他们国家重要的水利水电工程，绝对不容许民营企业插手，完全是政府机构专营。所以，防洪减灾是它们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而政府的收入和对于防洪设施的投入，都是来国家的税收。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后，虽然把开发水电的电力部改组成了几个电力集团公司，但是，这些国有独资公司的代表国家性质一点没有变，和美国的相关政府机构一样，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把社会公益放在首位。作者的这种对水电行业的社会公益性的幼稚看法，也体现在前面的文章中。他根本就不知道任何水电站在上马之前，都要严格的按照《水法》、《防洪法》、《水土保持法》等国家的法律法规办理相应行政许可手续，保证承担起防洪、供水、航运等一系列的社会公益责任。也正因为此，他才会听信伪环保反坝组织诬蔑我国水电一哄而上的谣言，以及想当然的对水电站进行“蓄满了水留着枯水期时优哉游哉地发电，下游有多少流量则不管它的事。”的诬蔑。也正是出于这种莫须有的担心，他才会想出用防灾减灾的效益补偿水电站的馊主意。还美其名曰“有利于改变水电站只依靠发电一个获利途径，只顾发电不管其他的弊端。”。事实上，别说很多水电站往往不是指依靠发电一个获利的途径（例如很多电站可以在库区开展旅游、养殖、林业等副业创收），即便就是水电站只有一个发电赚钱的途径，甚至它已经不能发电赚钱，法律也不准它“只顾发电不管其他”。例如，在 2006 年川渝大旱期间，为了保障成都市的供水，根据国家防总的命令紫坪铺水电站必须在发电水位以下继续放水，再比如，黄河的小浪底水电站为了保证下游河段不断流，也经常要在发电水位以下，不能发电、也放水。经济研究人员的“水火同价”炒作，非常愚蠢此外，作者的水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只有 2000 小时左右，不到火电的一半。因此要实行水火一体上网电价，甚至对那些担负上述功能为主要任务的水电站实行有补贴的上网电价”更是不敷实际的瞎说。目前，我国的水电利用小时数平均在 3000 到 3500 之间，虽然比火电低一些，但决不是只有 2000 小时左右。况且，这并不是水电本身的问题。一方面这是我国的很多流域的开发还没有完成，普遍缺乏有调节能的龙头水库。另外一方面还在于水电在电网中具有便于调节的优势，所以，我们在水电开发中常常会采取适当的增加装机，以便让水电站在电网中承担更多的调峰任务。更今后随着我国梯级水电开发的逐步完善，水电机组的利用小时数还会不断地提高。另外，作者此番言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火电电价经常高于水电的最大成本因素 -- 燃料。作者在诬蔑了水电一番之后，又利用一些水电开发商希望能提高利润率的心理，鼓吹水火同价。事实上，诬蔑水电开发和纵容水电开发商的逐利都是不可取的态度。对于一些开发成本很高水电站的上网电价，完全有理由高于火电，但是，完全没有必要利用水火同价的理由，要求提高所有水电的电价。更何况我国目前的现状是火电的上网电价高，还严重亏损，而水电的上网电价低，还都普遍能盈利。我们为什么还非要用鼓吹，让亏损的火电更亏损、让盈利的水电更盈利的“同价”呢？水电的低成本、低电价优势，在全世界都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全世界几乎都无一例外的优先开发利用它。我国《电力法》中确实有“同网、同质、同价”的要求，那不过是在提倡电力市场交换的一种公平原则，绝不是我们电力发展的政策。假如我们的电力政策一味的强调“同价”风能、太阳能发电，永远也不能发展。一些水电开发商出于自身利益的局限，呼吁水火同价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作为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研究人员也要大肆鼓吹水火同价，简直是愚蠢之极。保障我国水电清洁能源清洁利用的是法律最可笑的还是作者的“总之”，“水电站的收益应该尽可能来自于水利功能，发电收入应是副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清洁能源清洁利用。”。也许就因为作者是研究经济的，所以，就天真以为世界上除了经济手段没有别的办法。而实际上，由于水资源的天然属性，水利的防洪和抗旱往往只能是社会的公益，所有的水电开发商，要想开发水电，都必须承担这一社会责任。当然，对于水电开发商的能否保障社会公益的监管，确实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除了法律的规定之外，美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禁止民营企业进入重要的水利水电领域 ( 国家体制 ) 。我国目前也是通过国有独资和国有控股企业开发重要的水利水电工程的方式，来保证水电站管理的社会公益性。而我们的作者，即不知道水利水电开发的基本法律规定，也不了解重要的水利水电工程的投资中的国有资本的意义和（国家体制）作用。所以，才会提出“水电站的收益应该尽可能来自于水利功能”的愚蠢建议。其实，作者只要少为了解一下现实，就会发现我国（甚至全世界）保障水电清洁能源，清洁利用的方式是严格的法律和相应的国家体制。所以，作者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清洁能源清洁利用”的结论，完全是不切实际的胡言乱语。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作者的开篇语“水电，是清洁能源，大家都这么认为。但如果利用不好或过度利用，它可能就不那么 “ 清洁 ” 了。”是如何诬蔑水电的。其实，理由也只需要一句话：按照作者的逻辑，世界上没有任何能源是清洁的，所以，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清洁能源。难道不是吗？参考原文《时事点评：水电不能只管发电》 2012 年 1 月 14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张利宁（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水电，是清洁能源，大家都这么认为。但如果利用不好或过度利用，它可能就不那么 “ 清洁 ” 了。　　我国七山一水二分田，地倾东南，水力资源甚是丰富，不利用起来是可惜了。而且水力发电没有废气废物排放，从这一点来说它是清洁能源当之无愧。纵观我国水电的发展，往往是一哄而上，江河领域上，一座座大坝耸立截流发电。结果，就连长江居然还有部分时段断流，流域内的大小湖泊见底，周边的大小城镇水系面临污染威胁。　　之所以如此，就是我们的水电站首先是为了发电，其次还是为了发电使然。以电代柴的农村小水电还好，库容较小，蓄不住多少水，来多少水发多少电，过路的 “ 财神 ” 而已。大中水电站则不同了，有数千万、数亿、数百亿乃至数千亿立方米的库容，蓄满了水留着枯水期时优哉游哉地发电，下游有多少流量则不管它的事。那能不断流吗？水质能不受到影响吗？　　因此，水电发展首先要设定几个硬性规定，要有个保障的顺序。笔者认为，保障的顺序应该一是生态，二是灌溉，三是防洪排涝，最后才是发电。首先是生态保障。 “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 ，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我们要通过立法规定，凡建设水电大坝，可研报告环评的第一要素以及建成后的环境监测，要以原有的水文数据（流速、流量、水位等）作为基础计算其维持水系生态的或值，大坝的储水放水要在这个或值里运行，并将监测纳入水电站和环境部门实行联网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其次是灌溉和城乡用水保障。城镇村落，都是逐水而居的产物，目的就是便于灌溉农作物和饮用。因此水利的功能要永远高于水电的功能，以确保农业灌溉和城乡居民社会经济之所需。当然，对城乡的调水应该给水电站一定收益。　　再次是防洪排涝的保障。灾害经济学表明，水电大坝在防洪排涝上创造的效益要比发电效益要高。这一点要奖罚分明，应该把水电站对减少灾害损失所发挥的作用折算成其收益。这样对水电企业才是公平的，也有利于改变水电站只依靠发电一个获利途径，只顾发电不管其他的弊端。　　同时，应该实行同电同价。水电建设成本高，单位装机容量至少要比火电高出一倍，而设备利用小时数只有 2000 小时左右，不到火电的一半。因此要实行水火一体上网电价，甚至对那些担负上述功能为主要任务的水电站实行有补贴的上网电价。　　总之，水电站的收益应该尽可能来自于水利功能，发电收入应是副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清洁能源清洁利用。; 3036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谁在炮制谁在鼓吹 “重庆模式”？: dongzg101 2012-1-12 15:22; 谁在炮制谁在鼓吹“重庆模式”？ 2012-01-12 08:51:20 浏览 142256 次 | 评论 173 条重庆“两会”期间，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二十多家媒体组成“知名媒体看重庆”采访团来渝采访。10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领导黄奇帆、何事忠、翁杰明，与记者们座谈。各路媒体记者云集重庆吹捧重庆，是近几年国内媒体包括香港媒体的一大景观。面对媒体记者，薄熙来特别强调，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如果说重庆的发展有什么特点，没别的，就是老老实实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导向的路子走好。改善民生是“三个代表”的重要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强调，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既然薄熙来书记都说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那么，在重庆是谁在炮制谁在鼓吹“重庆模式”呢？去年9月16日，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等三位欧盟智库专家赴重庆与《重庆模式》一书的作者、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就“重庆模式”进行了交谈。针对为什么会出现重庆模式，什么是重庆模式、有哪些特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黄奇帆的个人关系，重庆模式能否持续，唱红的内容是怎么确定的，毛泽东与邓小平谁更伟大，薄熙来与汪洋有什么区别等问题，苏伟作了一一解答。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主办的中国期刊在线网站9月18日公开了全部对话内容，不少网站纷纷转载。苏伟表示，重庆模式的出现，离不开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市长黄奇帆的决定性作用。这两位中共精英像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绝配组合，因此高明的创新理念能通过高超的创新操作，化为实践和现实。苏伟还说，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大同小异。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风格有周恩来和中国元帅刘伯承“举轻若重”的特点，也有“诸葛一生唯谨慎”的特点；而薄熙来的风格有中共领袖邓小平“举重若轻”的特点，也有“魏征有胆敢作为”的特点。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861377.html 为台湾喝彩就是对台湾最美的祝福！以下是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等三位欧盟智库专家与苏伟教授对话全文如下：苏伟：与欧盟智库专家谈“重庆模式”六大特点及“蛋糕论” 2011年9月16日，“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第一个泛欧思想库）执行主任马克.莱昂纳德（MarkLeonard，代表作有《为什么欧洲会领跑21世纪？》、《中国在想什么？》）等三位欧盟智库专家拜访了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及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赵亮，就“重庆模式”进行了交谈。 ——为什么会出现“重庆模式”？苏伟：2007年中共召开十七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改革开放30年了，成就极其伟大，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重庆城从外表看，也比你们欧洲这个现代化的老家更“现代化”。但中国这些年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官方话语叫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用我们学者的话来讲，就是“以钱为本”的问题，就是社会两极分化、道德滑坡、贪污腐败严重的问题，就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内需与出口五大矛盾激化的问题，也就是中共中央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各个地方都在努力探索如何科学发展。沿海的广东、天津、上海，西部的内蒙、四川，还有我们重庆等，比较出彩，都有一些独特的创造。重庆的探索，可能由于旗号更加鲜明、措施更为有力、体系更为完整、效果更加显著，所以影响也就更大一些，被海内外媒体称为“重庆模式”。 ——什么是“重庆模式”？有哪些特点？苏伟：概括地说，我认为“重庆模式”就是中共的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地区的实践模式，它至少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特征要更鲜明一些。重庆模式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提得非常鲜明，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把它们作为“唱红”的核心内容，作为引导重庆前进的旗帜。同时，重庆模式还发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优良品质以及重庆人民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的精神，也把它们作为“唱红”的精神内容。此外，重庆模式还汲取了你们西方文明的精华，尤其是科学、民主、法治精神，《读点经典》一开始就选了美国老总统林肯讲“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讲》嘛。重庆“唱红”，首先把干部队伍和重庆人民的“精气神”唱起来了，这几年，重庆的干部们干劲特别大，有个“5+2”（每周五个工作日加上两个休息日）、“白加黑”（白天加黑夜）的口号，这样只争朝夕、踏实苦干，带领群众取得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绩。但是，也有人说重庆模式“左”倾，说“唱红”是“文革”那一套。这些人不是很多，然而议论集中，影响不小。这样说的人，大概有两类。一类是不了解情况，对“文革”心有余悸的人，他们说重庆模式尤其是“唱红”“左”，这可以理解，耐心解释清楚就是。这些人最好亲自到重庆来看看，“咬两口梨子，才知道梨子的滋味”嘛。而且，他们来了重庆还会发现，重庆“唱红”，正像是一群“棒棒”抬着巨石爬坡上坎，像一群纤夫拉着上水船一样，必须要喊号子一样。你总不能指责这群“棒棒”和纤夫“为什么喊号子，而不哼小调”吧。而另一类，是极少数别有用心有的人，即便他们很了解情况，仍指责重庆唱红是“左”。这是因为，他们想让中国“向右转”，走解体苏联那样的“右车道”。站在“右车道”上，看走在正道上、在他们左边的重庆，当然就会说重庆“左”了。正因为重庆“唱红”，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唱响了，把“民生为导向”、“共同富裕”的道路唱响了，把党的领导唱响了，所以，才一方面得到重庆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另一方面，又得到小部分反对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反对或不赞成社会主义，反对或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人士的强烈反对。作为朋友，你们理解、赞成还是疑惑、反对重庆“唱红”呢？第二，重庆模式的改革开放特点非常鲜明，措施也非常有力度。这几年，重庆通过努力改革创新，已经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为中国最大的一个内陆开放战略高地，而且，是直接与你们欧洲大开放的大平台。今年1月，一列货运专列从重庆出发，由“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经新疆进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直达德国的杜伊斯堡，将来还要延伸到荷兰的鹿特丹。今年4月，一列货运专列反向由德国的杜伊斯堡直达重庆。以前，这条铁路在物理上是相连的，可是，国家的分割，体制机制的分割，却使得直达专列“难于上青天”。重庆深化加工贸易体制机制、交通运输体制机制、海关体制机制、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等“连环”、系统的改革、开放，终于打开了以重庆为大门的中国与欧洲的开放通道。除了要直通你们欧洲那边的大西洋，重庆之前就直通了我国沿海的太平洋，还要从西南方向直通印度洋。请想想：中国腹地的重庆（重庆是中国的地理中心）联通“三大洋”，将会给中国的经济格局、物流格局等，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这就是“畅通重庆”的深层次内涵。这说明，重庆模式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改革开放型模式。莱昂纳德：噢，“五个重庆”不仅仅是口号啊。苏伟：是的。“五个重庆”的政策内涵都丰富得很、具体得很哪。此外，重庆模式中的“国（国有经济）进民（民营经济）也进”、大规模公租房建设、大规模户籍制度改革、大规模发展微型企业、大规模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交巡警平台、“三进三同”等干部作风建设等等，尤其是缩小城乡、区域、居民收入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12条战略措施，都是率先于全国的改革开放新措施。重庆模式充满改革开放精神。不但有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且有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比如“三进三同”推进的干部制度改革，比如“打黑除恶”推进的民主法制建设等等。第三，重庆模式的“民生导向”特点非常突出。改革开放，中国早已经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但养老、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不少地方一度认为靠“市场化”机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不少地方的政府放弃了自己主导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把它们全部推向市场，结果使它们成为老百姓愤怒地称之为的“新三座大山”。而重庆模式率先强调政府应该承担起主导性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这几年，不但市级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直接用于民生，更创新了一系列体制机制，如大规模建设公租房、在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向贫困地区儿童提供免费午餐、给全部农村老人提供养老保险、解决基层群众“文化民生”问题等措施，尤其是，重庆模式提出了“民生10大工程”和“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12大措施”，它们将有效地解决许多已经很急迫、很尖锐的民生问题，使得重庆模式得到了重庆人民的广泛支持。在这里，我也想向欧洲的朋友们提一个问题，你们的市场经济已经搞了好几百年，积累了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你们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呢？第四，重庆模式“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特点非常突出。重庆模式也是一个积极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同时积极应对它们带来的资源和环境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模式。在近代史上，作为工业化中心的伦敦曾长期为污染问题困扰，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中国人也都熟悉。那种重污染的背景下，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更叫人难受。后来你们把重污染治好了。重庆跟伦敦一样，也被人称作“雾都”，又是一座重化工重镇。如何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治理工业污染，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实际上，重庆也因中国要修建世界最大的水库——三峡水库——而直辖，所以直辖之初中央给重庆的“四大任务”之一，就是既要工业化，又要生态安全。近几年的“五个重庆”中的“宜居重庆”尤其是“森林重庆”，就是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的。搞了快三年的“森林重庆”，一年就种下过去10年的树，主城区的污染企业都搬迁、改造、升级了，生态也开始“平安”了。第五，重庆模式的鲜明特点，是集中体现并弘扬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想。重庆人民、整个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是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离不开精神的力量。全世界争论了一百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代化为什么只在西欧发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给出的答案，是由于新教伦理起了决定性作用。就是说，资本主义现代化得益于新教伦理的精神支撑。中国包括重庆搞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靠什么做精神支柱？其实我们自己就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就是毛泽东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就是毛泽东讲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强调的也都是这些。但是，共产党坐江山坐了60几年了，改革开放，又强调利益驱动，所以，很多共产党人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群众、表扬与自我表扬”；把“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变成了“骄傲自大、贪图享乐”。这样发展下去，肯定亡党亡国。中共中央清楚这些问题，要求加强党建，解决这些问题。重庆模式中的党建创新，主要是著名的“三项活动”，即“大下访”（变群众上访政府为干部下访群众）、“三进三同”（干部与贫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结穷亲”（干部与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象），就是弘扬与发展党的宗旨与作风，解决政治精英宗旨、作风问题，保持执政党内部纯洁性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正如新教伦理能催生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由重庆模式部分而鲜明体现的中共伦理，一定能催生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第六，重庆模式自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特点非常鲜明。你们欧洲搞市场经济有几百年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大概是1825年爆发的吧，到2008年由美国传过来的经济危机爆发，周期性确实突出，危害确实大，现在来找社会主义的中国来帮忙，确实有意思。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30几年，大的经济波动，已经出现过几次，将来会不会出现经济危机？谁也不能断定。所以我们要学习你们搞了几百年的经验，也要注重吸取你们的教训。中国有后发优势啊，一开始就强调要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握起来，当然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事，但地方政府也大有可为呀。重庆在这方面就做了多方面卓有成效的创造，例如，把这个结合的核心问题——公有制怎样与市场机制结合、怎样与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就有一个开始成功的解决，与其他地方激烈争辩的“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不同，重庆创造了一个“国进民也进”的模式，使“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成为一个伪问题。又例如，重庆“促进共富12大战略措施”正在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怎样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还例如，重庆的“唱红”，还在解决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又一个重大问题——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怎样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相结合。如此等等。正因为重庆模式有这个特点，所以，即便是中国的“右派”，在激烈批评重庆模式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甚至欣赏其中体现“市场经济”的那些内容；即便是中国的“左派”，在热烈赞扬重庆模式的时候（当然他们赞扬的只是重庆模式中的社会主义成份），也不得不回避甚至批评其中体现“市场经济”的那些内容。这，也可以说是重庆模式引起如此巨大争议的一个内在原因吧。我介绍的时间也到了。以上概括，挂一漏万。下面请各位提问。 ——“重庆模式”与薄熙来、黄奇帆的个人关系是怎样的？苏伟：唯物史观认为是整体的人民群众决定历史趋势，但个别的历史人物可以决定历史事件。重庆模式的出现，是一个历史事件，当然离不开薄熙来、黄奇帆个人的关键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这两位中共精英被香港媒体称之为“稀奇组合”，确实是绝配，有点像我们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绝配组合（再次强调是“有点像”），因此高明的创新理念能通过高超的创新操作，化为实践和现实。但是，即便是其他同志这几年主政重庆，也会努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也可能会形成一套较系统的方针、政策、措施，即什么什么“模式”的。这是中国的大趋势，是重庆的大趋势。正如二战中如果你们英国没有“丘吉尔模式”，英国人民、世界人民会停止反法西斯战争吗？肯定会有另外一个“张吉尔”或“李吉尔”等，出来领导反法西斯战争。有可能会困难得多，暂时失败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最后胜利肯定是英国和世界人民的。道理都一样。 ——“重庆模式”能持续下去吗？苏伟：美国罗斯福总统当年去见上帝了，反法西斯战争就不胜利了吗？一方面，大的社会实践启动之后都会有历史惯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重庆模式给重庆3200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得到他们衷心的支持和拥护。重庆的书记、市长经常到各类普通群众中去，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和欢迎啊！中国有句古话叫“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们总是流动的，“人走茶凉”的情况多的是。但是，“五个重庆”会凉吗？内陆大开放会凉吗？统筹城乡、民生10条、促进共富12条会凉吗？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唱红”会凉吗？弘扬中国共产党人宗旨和作风的“三进三同”会凉吗？至于“打黑除恶”，已经打掉几百个黑社会组织并且开始治本了，我们正希望它不（大规模）持续了。但是今天早上中国电视新闻讲，国家正式在全国范围部署“打黑除恶”，这是重庆模式扩展到全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前，中共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经要求全国政法系统，就是包括公检法司和武装警察等在内的国家重要强力部门的所有单位和人员，都要“唱红”；今年以来，中国的湖北、广东、陕西、山西等省都大规模地开展了类似于重庆的干部联系群众活动。所以，即便是重庆模式中社会争议最大的内容——唱红打黑和党建创新，也得到了中共党内普遍的支持和效仿。因此，重庆模式，不但将持续，而且已经在扩展了。 ——“唱红”的内容是怎么确定的？我们注意到《读点经典》甚至包含了马克?吐温的作品，请问这些经典是根据什么标准由谁来选择的呢？苏伟：是的，《读点经典》这套书既包括中国古今的经典，也包括西方古今的经典。我随手给你们翻一本，你们看目录，既有中国孔子、孟子的语录，又有马列主义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语录；既有中国诸葛亮讲“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诫子书》，也有美国老总统林肯讲“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在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讲》，等等。我们的这个活动实际上继承了毛泽东的一个思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批判地继承；西方的先进思想，也要学习。邓小平也是这样要求的。莱昂纳德：由谁来选择篇目呢？苏伟：古今中外的理论、文化经典，早有公认，中国、各国早已出自了好多种。重庆号召人们读的都是一些大家早已公认的经典，编的《读点经典》，做的是精选、综合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与西南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毛泽东与邓小平谁更伟大？苏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很有兴趣知道你们对毛泽东的基本看法，以及毛与邓关系的基本看法。莱昂纳德：不可否认，毛泽东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领导人民革命，建立起一个新中国，又搞了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邓小平在毛之后扮演了一个建设者的角色。苏伟：我请问你对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来自哪里？莱昂纳德：来自香港的甘阳（译音）先生的介绍。苏伟：我认为这个认识的前半部分是对的，后半部分则不对。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但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则与历史相悖：文革中的1967年，中国成功爆炸了氢弹；1970年，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东方红号”，后来成功收回卫星；1970年还成功试航了第一艘核潜艇；1972年，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1974年，中国军队海陆空联合作战，一举从美国全力支持的南越手中收复西沙群岛，国威、军威达到鼎盛，谁敢在我们国家的门前庭院撒泼耍野？何来“中国被摧毁”之说？当然，这些都不但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反而是在中共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全局性错误的情况下，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惯性力量”，由于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而取得的成就。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新中国的成就会大得多。回到“毛泽东与邓小平谁更伟大”的问题，中共中央（十五大）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出了三位伟大人物，就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是并列的。邓小平自己在1978年说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也就是说，他是把自己也看成是毛主席的学生的。他在著名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讲：他就是相信毛主席的实事求是，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当然，“弟子不必不如师”，但毛主席和邓小平的关系，似乎相当于中国儒家领袖孔子和孟子的关系，孔子创立儒学，孟子继承发展为“仁政”理论；也有点像中国汉朝的汉高祖刘邦与汉文帝刘恒的关系，刘邦开国，但纵容夫人干政，杀功臣，刘恒则进行改革，开创“文景之治”。哎呀，说了这些比喻我自己也想否定它。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何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拿封建主义思想家和封建帝王来比，真是亵渎我们的领袖了！ ——薄熙来与汪洋的政策有什么区别？苏伟：一句话：大同小异。所谓大同，有两层意思。一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共党内最坚定、最积极地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坚人物，所以虽然率领的军团不同、面对的改革攻坚堡垒不同，但共同点是都自觉地当了“先锋将”，共同在奋力为继续开拓这同一条道路而冲锋陷阵。二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有“一整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策、措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而且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重庆的叫重庆模式，广东的当然叫广东模式了。然而，重庆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大家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模式中，百花齐放的小模式。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大模式”的共性，去谈论各个“小模式”的个性；更不能夸大各个“小模式”的差异，挑起“内斗”；尤其不能用一个“小模式”的个性去否定别的“小模式”的个性，去攻击、否定“大模式”的共性。所谓小异，也有两层意思。一是薄熙来和汪洋的领导风格是相异的。作为我们重庆的新老书记，我观察的感觉，汪洋的风格有中共领袖周恩来和中国元帅刘伯承那种“举轻若重”的特点，也有“诸葛一生唯谨慎”（这是毛泽东对诸葛亮的概括）的特点，而薄熙来的风格有中共领袖邓小平那种“举重若轻”的特点，也有“魏征有胆敢作为”（这是苏某人对魏征的概括）的特点。二是由于汪洋主政的广东与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发展差距巨大，可能比你们欧盟内部的德国和波兰发展的差距还要大，所以具体的政策肯定有、也应该有差异，但能说德国和波兰的政策有原则上、方向上的差异吗？莱昂纳德：我们听说薄熙来与汪洋有不同的“蛋糕论”？苏伟：确实，他们有不同的“蛋糕论”。薄熙来认为：只有分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因此要一边分好蛋糕，一边做大蛋糕；而汪洋认为：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但我觉得这个不同，仍然是“大同小异”的那个“异”。这个“大同”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是在强调我们中共同一条基本路线的同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提出有差异的“蛋糕论”的。相同的基础——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会有有差异的“蛋糕论”呢？我觉得，关键在于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关键词——“经济”——的不同解读上。在讲我的看法前，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是怎样理解“经济”这个概念的？莱昂纳德：您是说“经济”这个概念吗？我认为，从狭义上讲，“经济”就是GDＰ的增长；从广义上讲，“经济”还包括社会的发展。苏伟：确实，对“经济”概念不同的解读，会引出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不同理解，会得出不同的“蛋糕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解读，“经济”，正如马克思在《序言》中讲的，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以此理解“经济建设”，就是要不断扩大社会再生产，保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命题本身，就既包括了“做大蛋糕”的内容，也包括了“分好蛋糕”的内容，二者是统一的，应该强调一边做大蛋糕，一边分好蛋糕。不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便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从亚当?斯密到保罗?萨缪尔森等，也都认为“经济”既包括生产，也包括分配和消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因而影响很大的“百度百科”对“经济”的解释，却讲：基于西方经济学，可以对“经济”概念给出很多定义，而第一种定义“就是指财富”；进而认为，“经济”“就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就是如何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即在各种主观与客观、自然与人际条件的制约下，选取代价最小而收效最大的那种选择”。从这种对“经济”的解读出发，“经济建设”，就只有“做大蛋糕”——增加财富——的内容，而没有分配财富——“分好蛋糕”——的内容。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也有“分蛋糕”的内容，但没有“分好蛋糕”的内容。因为，“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就是以最小的物质成本和人力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也就是给“做蛋糕”的人们分最少的“蛋糕”，从而让剩下的“蛋糕”“最大化”。这样的逻辑再进一步，就会将“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就会将“分好蛋糕”排斥于“经济建设”之外；就会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以做大蛋糕为中心”。然而，这样的理解，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符合西方经济学对“经济”范畴的主流观点吗？作为西方学者，请你们也“帮我们”谈谈“蛋糕论”吧。莱昂纳德：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很遗憾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了，以后有机会继续探讨。谢谢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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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人民日报：书写反腐倡廉新答卷: whyhoo 2012-1-11 11:00; 2011年，走过90年辉煌历程的中国共产党迎来了新的征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勇立潮头为党的各项事业保驾护航，为净化社会风气频出新举措，既扎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又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用扎扎实实的业绩交上了一份令党和人民满意的新答卷。　　服务大局，为重大决策保驾护航　　2011年9月16日，陕西省大部分地区遭受了50年一遇的连续强降雨袭击。天色已晚，山路泥泞，在铜川市王益区七一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现场，一行人正冒着大雨和山险在项目现场勘察，差点被洪水拦住了归路。雨大得连雨伞都不能正常使用，但来者不顾浑身湿透，仍坚持下车仔细察看，还不时询问有关情况。　　这是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第十检查组在陕西省检查的一个镜头。从16日晚7时到18日下午4时，检查组遭遇持续45小时的降雨，但他们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谨细致的作风，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克服雨情、汛情、险情等困难，顺利完成了检查任务。　　2011年恰逢“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为确保“十二五”规划的贯彻落实，经中央批准，由中央纪委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个部门为成员单位，成立了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并于9月起组建10个检查组分赴20个省（区、市），对各地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策部署情况，特别是加快水利改革发展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情况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集中检查，涉及67个市（地）、172个县（市、区）、222个项目。中央巡视组也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巡视监督的重要内容，对6个省（区、市）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纲要情况进行了巡视检查。　　201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参观了“严明换届纪律、匡正换届风气”主题展览。参观过程中，贺国强不时驻足停留，认真听取介绍，仔细询问有关情况。他指出，做好省市县乡四级换届工作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严格执行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既是中央的一贯要求，也是广大干部群众的热切期盼。中央对严肃换届纪律工作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央纪委会同中央组织部下发通知、召开会议，对严明换届纪律作出部署，明确提出了“5个严禁、17个不准和5个一律”的纪律要求，并派出督导组对各地换届风气进行督导。据了解，此次督导实行普遍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明察与暗访相结合，采取个别访谈、问卷调查、民主测评、受理举报、查核问题等多种方式，全面了解被督导地区贯彻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部署要求，落实严密组织、严明纪律、严肃教育、严格公开、严厉查处、严加考核等“六严”措施的做法和成效。各督导组还在当地设立并公开举报电话，直接受理反映换届问题的举报。据统计，督导期间各督导组共受理举报525件，对其中涉及换届问题的99件举报都进行了认真核查。　　围绕中心谋发展，服务大局奋向前。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监督检查，到惩治和预防体系建设各项任务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从落实《廉政准则》的专项监督检查，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监督检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了腐败现象发生，有力推动了中央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　　严惩贪腐，给人民一个满意交代　　2011年12月30日，一则关于赖昌星案侦查终结、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新闻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7月23日，潜逃12年的赖昌星终于被遣返回国。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境外缉捕和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这两项工作建立起了联络协调机制。各有关部门积极履行工作职责，加强协调配合，防逃追逃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批外逃犯罪嫌疑人被缉捕归案，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和政府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维护了我国法律的尊严，震慑了在逃和企图外逃的犯罪分子，同时有力地说明，任何企图逃避惩罚的腐败分子，无论逃到哪里，都难逃法律的严厉制裁。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年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统战部原部长宋晨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一批腐败官员受到严肃查处，再一次充分展示了党和政府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对任何腐败分子，不管涉及谁，我们党都要坚决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一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应对社会重大突发事件，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严肃问责违纪违法官员，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2011年12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作出处理，包括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在内的54名责任人受到严肃追究。　　一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集中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及时化解干群矛盾和社会危机。2011年12月，被社会广泛关注的广东陆丰县乌坎事件迎来转机，以广东省委副书记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21日进驻陆丰，倾听民众诉求。省委书记“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批示，工作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真诚表态，让一度情绪激动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公布的调查结果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认同，乌坎事件也因此成为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的样本。　　一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机关在查办案件中善于发现苗头性问题，力求发挥查办案件的治本作用，防止同类案件的再次发生。一年来，中央纪委、监察部牵头召开多次发布会，通报了食品安全问题、重大事故、工程建设领域、内幕交易等方面的典型案件，各地纪委也相继通报了不少违纪违法案件，对贪腐者起到了震慑作用。　　改革创新，从源头预防贪腐滋生　　惩治腐败固然大快人心，而预防腐败、防患于未然更能避免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损失。一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机构大胆创新各项工作，力求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　　2011年，中央99个部门先后向社会公布了“三公”经费—— 　　中央部门“三公”数据首次集体亮相，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正面评价。舆论普遍认为，“三公”数据的公开是我国在建设廉洁透明政府之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　　2011年，各地紧紧围绕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各级党委、政府重点抓住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环节和领域，开展清权确权，梳理工作流程，排查廉政风险，制定防控措施，着力推进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31个省（区、市）全部开展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55个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驻在部门中，有48个部门采取不同形式开展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中央国家机关93个部门中，有70个已开展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2011年，遏制“车轮腐败”顽疾频出重拳赢得社会广泛好评—— 　　自2011年8月起，浙江杭州的市管干部不再配备公车。杭州车改因其力度之大，被认为是目前“最有效”的公车改革。杭州车改，恰是纪检监察机关遏制“车轮腐败”这一顽疾的新鲜注脚。2011年4月，中央专门成立了公务用车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截至目前已清理出违规车辆17.95万辆，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　　2011年，纪检监察机关敞开大门，让中外媒体零距离观察中国的反腐倡廉现状—— 　　列出每个责任人的职务风险点，描绘每个部门的权力运行图，用电子眼监督权力运行的每个步骤……2011年9月，江苏南京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龙翔详细地向中外记者们介绍南京的“E路阳光”招投标平台运行情况。这是中央纪委、中联部、外交部首次联合组织的中外媒体集体采访行动，30多名记者一周内赴江苏、浙江6城市了解当地反腐倡廉工作情况，记者们纷纷表示此举有助于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清廉透明的中国。　　2011年，也是廉政文化入脑入心的一年—— 　　从动漫短片到曲艺作品，从楹联大赛到故事会，各地涌现了一大批弘扬时代主旋律、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优秀廉政文化作品。2011年4月起，中央纪委宣教室、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联合组织开展了全国廉政公益广告创意征集活动，共征集创意作品642件，评出获奖作品60件。如今，无论是在地铁站还是在大型广场，无论是在社区还是在电影院，无论是在旅游景点还是在工作场所，到处都能发现廉政文化宣传片的身影，廉荣贪耻的意识正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　　实际上，改革创新之举还远远不止这些：从武汉直播“治庸风暴十大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到南京“民主评议政风行风，携手共建幸福都市”媒体联动直播活动现场群众当场打分；从浙江村村都有便民服务中心，到河南开封月月“三公”经费公开……一项项长远部署渐次见效，一个个防腐新招陆续出台，2011年，人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反腐倡廉工作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力求做到让党员干部不敢腐败、不想腐败、不愿腐败。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站在新的起点，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以反腐倡廉为己任的纪检监察队伍将用更大的热情、更足的动力投入工作，不断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薪火相传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记者姜洁）原文见 http://www.mos.gov.cn/mos/cms/html/3/27/201201/11643.html; 个人分类: 政治|88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官媒痛斥官场“酒文化”: whyhoo 2012-1-11 09:00; 春节临近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昨天发表长篇文章，痛斥如今中国官场盛行的“酒文化”散发着浓浓的腐败之味、乖戾之气、愚昧之态、谄谀之风。　　文章引用民谣描述官场“酒文化”的现状：“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同志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同志不能要。” 　　“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中层干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基层干部不喝酒，一点希望也没有；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有。” 　　“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为了本单位。”“穷也罢富也罢，喝罢！兴也罢衰也罢，醉罢！” 　　文章说，当下官场，不仅几乎是无酒不成席，而且是无好酒不成席。因为是公款吃喝、公款招待，用不着掏个人腰包，所以，酒要档次高，才能显示规格高；酒要喝好甚至直到把人喝倒，才能显示热情。在公款消费的助推下，官场上的饮酒之风可谓登峰造极。文章还批评，“酒兴”如此这般地畸长，并未使酒之文化气味愈来愈浓，反而使之与“文化”二字渐行渐远，与歪风邪气越走越近。　　它形容，在酒风日盛且越来越被庸俗化、低俗化的今天，酒这种醇香清澈之物已被腐败的官场文化“发酵、蒸馏、勾兑”得面目全非：酒不仅被用来勾兑感情，还被用来勾兑业绩、利益、权力甚至情色；有人设高档酒宴取悦上级，有人以酒送礼谋取私利，有人用劝酒灌酒罚酒作为一种乐趣，有人把命令下属喝酒视为一种权威，有人因嗜酒醉酒而忘乎所以、不理政事、贻误工作、丑态百出，有人不想喝酒陪酒却欲罢不能、痛苦不堪，有人因终日陪酒而伤身害体、家庭不和甚至“以身殉职”，每年因公款吃喝而糟蹋的食物、浪费的钱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文章警告说：从“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到“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中国酒文化特别是腐败官场的“酒文化”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是该清醒地思考一下了。酒可怡情，亦可丧志，还可亡国。　　《人民日报》昨天也刊登了一些读者来信，表达对官场“酒文化”的无奈。其中一名因饮酒过度而需要做肠胃手术的张姓副乡长说：“副乡长就是个酒囊饭袋，陪吃陪喝比工作还累。政府部门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了保证主要领导不喝醉，酒桌上要硬着头皮抢着喝，替了书记替乡长，酒一个劲儿地往肚子里灌，宴席结束还要送人。一天下来筋疲力尽，肚子里除了酒精没有别的，实在受不了。” 　　针对酒桌上一套套的“劝酒词”，有网民在微博上发布了“超级实用的拒酒词”，其中包括：“只要感情好，能喝多少喝多少”；“只要感情到了位，不喝也就会陶醉”；“只要感情有，什么都是酒”等等。有报道说，这些“拒酒词”短短时间就被转载数万次。公款吃喝不在整治之列　　另一方面，昨天闭幕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发布公报说，今年要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贪污贿赂、失职渎职案件等8类案件。但官场盛行的公款吃喝之风并不在整治之列。　　北京有关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官方曾多次要求制止公款吃喝，也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考察时要吃“四菜一汤”工作餐，但都没有收到过成效，公款吃喝之风反而越演越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各部门的财务缺乏公开透明，没有有效监督，因此公款总能被用来吃喝。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zg/zg120111_002.shtml; 个人分类: 政治|97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记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参观柏林中国文化中心: whyhoo 2012-1-10 15:06; 新华网柏林１１月４日电　人民日报记者曹鹏程　新华社记者魏建华　班玮　　１１月３日，位于柏林市中心的中国文化中心张灯结彩、鼓声隆隆，迎来了中心成立以来不寻常意义的一天。　　上午１０点，正在德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专程来到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参观视察，亲切看望、鼓励致力于中德友好合作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工作人员和在中心学习培训的中外学生。部分在中心学习的德国学生们在大门前以中国传统击鼓和舞狮热烈欢迎来自中国的贵客。动人的鼓声和优美的舞狮引来过往行人快乐好奇的目光。　　一进大厅，正在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作品”展展品和中国民间艺术家用纤维甚至筷子创作的各种艺术品顿时映入眼帘。一件件漂洋过海，凝聚着中华民族聪明才智和文化情怀的艺术精品，发挥着增进中德友谊的作用，也无声地迎接着贾主席的到来。文化中心负责人不无自豪地说，中心每年定期举办的“欢乐春节”、“中心开放日”、“春夏秋冬四季音乐会”等活动和京剧、昆曲、民乐等各种演出，以及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参加的“发现中国”系列讲座等，迄今已举办近３００起，恰似一曲曲交相辉映、连绵不绝的中华文化交响乐。　　“这些活动德国公众喜欢吗？”——贾主席关心地询问道。　　“非常喜欢。”中心负责人回答并介绍说，中心的活动吸引了大量德国主流社会成员和青少年。今年中心曾举办“梁祝”音乐会，大厅里座无虚席，连地板上都坐满了观众。“国际联欢日”这一天，来参观的德国观众达１２００多人，他们都希望在参观护照上盖上中心的图章。中心已经成为向德国公众介绍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使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在德国人心目中具体化，促进了德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缩短了他们与中国的心理距离。　　在中心德方工作人员引领下，贾主席来到中心前厅，身着练功服的德国学生为贾主席分别表演太极剑和太极拳。悠扬的音乐伴着流畅的动作，让人亲身体味到了中国太极天人合一的优美境界，引来代表团啧啧称赞之声，贾主席赞扬他们一招一式非常到位，他还幽默地说：“以后我每天早晨也应打两遍，对身体有好处。但是没你们打得好，你们把体育和舞蹈结合起来了。”在场的德国学生会心地笑了起来。　　中心２层是图书馆和阅览室。图书馆馆长给贾主席介绍说，这里有１１５００册中文藏书，５００多册西文藏书，还有许多中文和德文的报刊，都对所有德国公众开放。当贾主席问到平时来这里的中国人多还是德国人多时，馆长回答说，来这里的德国人很多，有不少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德国汉学家，也有正在学习汉语或者想去中国工作旅游的普通德国人，许多德国人从中国旅游归来还会把游记发给中心工作人员看。　　“图书馆有没有中德文对照的书籍？”——贾主席继续问道。　　“有很多译成德文的中国名著和各种图书，也有不少译成中文的德国作家作品，很多德国作家会专门来到这里看自己著作的中文版。” 　　“这样很好，”贾主席说，“希望使用图书馆的德国公众群体层次越多越好，既有汉学家，也应有初学者，有适合他们的文化产品。” 　　图书馆隔壁的阅览室里，几位白发苍苍的德国学者和几位朝气蓬勃的德国青年正在读书，贾主席轻轻走进去，认真地观察坐在前排的两位老人。拿文克莱·卡琳女士看的是一本描写梅艳芳的中文图书，旁边的汉学家米勒先生看的则是《老北京》。发现贾主席走了进来，他们热情礼貌地站起来与中国领导人握手致意。卡琳女士当场用毛笔写下“中国文化中心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经常来。这里的节目很精彩”。请贾主席点评，贾主席风趣地说：“你写的很好！还盖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印章！可以列入‘书法家’行列了！我们应留下来作纪念。”贾主席还发现另一位名叫贾勒的先生打着一条写着汉字的领带。这位从事德中经贸工作的贾勒告诉贾主席说，这是一条印着《论语》的领带，其中有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在和米勒先生的交谈中，贾主席得知，米勒先生曾在北大学习，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都很有研究，经常到文化中心来查资料、做研究。贾主席向他介绍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不少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他渊博的知识和对中国文化很深的造诣让米勒先生由衷地佩服。他说，我一生都在尽力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更多的德国人，现在我已经快８０岁了，今后要让下一代人做更多的工作。　　贾主席非常赞许地点头说，看到你们这样热爱并真诚地研究中国，我很受感动。我们在德国看到了很多博物馆、美术馆，了解到德国也有很多优秀的文化成果。中德双方应该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我们愿意吸收别国的优秀文化，也愿意弘扬中国的优秀文化。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积极向德国社会和民众介绍中国，特别是希望年轻学生向老一辈学习，继续发挥中德桥梁作用，促进中德友谊。　　告别了阅览室的德国朋友，贾主席又来到文化中心教室。在中文教室，几名德国学生正在听中国老师讲课，贾主席的到来立刻使得教室里的气氛热烈起来。教中文的徐老师请贾主席给学生们上节课，在德国学生的掌声中，贾主席指着黑板上写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道，这是孔子的名句，体现了中国人民热情好客、重视交流的传统。过去我们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现在我们仍然愿意与远方的朋友、尤其是德国朋友交流。这几天，外界高度关注中国的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成功对接，这个重大项目中就包含着中德两国科技合作。我在德国考察的宝马和奔驰等公司，也在同中国企业开展各种交流与合作。中德合作与交往体现在各个领域。语言是最好的交流工具，中国政府鼓励年轻人学习外语，也愿意帮助外国朋友学好汉语。只有学好对方的语言，才能加深相互了解、增进友谊。贾主席的一席话，引来了在座德国学生的热烈掌声，也坚定了他们学好中文，为中德友好交往和发展搭建桥梁的愿望。　　中心开办的“阳光学校”是加强我驻德使馆工作人员子女中文学习的地方。走在中心走廊，“阳光教室”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阵阵传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贾主席不禁停下脚步，走进教室仔细听孩子们读书。　　“贾爷爷好！”——看到贾主席进入教室，同学们欣喜异常。贾主席向孩子们问好，他说：“这是唐朝杜牧写的古诗，如果他能看到德国的秋色，可能这首诗会写得更好。”孩子们听了哈哈大笑。贾主席即兴给孩子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他说，中国的古诗不仅咏物、而且言志。这首诗用山路、人家、白云、霜叶等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秋色图，展现出秋天山林的优美景色，体现了诗人豪爽向上的精神。每一首古诗都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而是要表现诗人的精神世界。老师和同学们用掌声回应贾主席的精彩讲解，贾主席鼓励这些中国外交官的后代们刻苦学习祖国文化，多和德国朋友交流，做中德友好的小使者。　　离开前，贾主席勉励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继续坚持“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德友谊”的宗旨，奋发努力，开拓创新，让中华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德决定全面推进战略伙伴关系，仿佛筑起了坚硬的河床，文化则是其中川流不息的河水。这是中德关系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关系的缩影。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是这个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应该作出的伟大贡献。原文见 http://www.cccweb.org/cn/bdypl/10056.shtml; 个人分类: 文化|957 次阅读|0 个评论

当今拍案115:人民日报说:酒可怡情,亦可丧志,还可亡国: 热度 5 QFL 2012-1-10 09:26; 图片来自网络，仅欣赏使用博主批：在此，先赞一个！自今年以来，这是“人民日报”刊发的、最有 “ 人民 ” 味的文章之一，其中一些观点还是蛮实在的；例如，“ 特别是在公款消费的助推下，官场上的饮酒之风可谓登峰造极，以至享誉华夏的茅台酒已经事实上跻身奢侈品行列 ”。以下为全文转载： -------------------------------------------------------- 官场“酒文化”酿出了什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2-01/10/nw.D110000renmrb_20120110_3-19.htm?div=-1 《人民日报》（2012年01月10日 19版）中国人在酒文化中浸淫已久。五千年的酒文化延绵至今，伴随经济的大发展而异常繁荣。特别是在公款消费的助推下，官场上的饮酒之风可谓登峰造极，以至享誉华夏的茅台酒已经事实上跻身奢侈品行列。 “ 酒兴 ” 如此这般地畸长，并未使酒之文化气味愈来愈浓，反而使之与 “ 文化 ” 二字渐行渐远，与歪风邪气越走越近。如今在喝酒已成 “ 重要工作 ” 的某些官场，充斥其间的，是浓浓的腐败之味、乖戾之气、愚昧之态、谄谀之风。有民谣为证：　　 “ 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同志要调走；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同志不能要。 ” 　　 “ 公家出钱我出胃，吃喝为了本单位。 ” 　　 “ 穷也罢富也罢，喝罢！兴也罢衰也罢，醉罢！ ” 　　 “ 领导干部不喝酒，一个朋友也没有；中层干部不喝酒，一点信息也没有；基层干部不喝酒，一点希望也没有；纪检干部不喝酒，一点线索也没有。 ” 　　酒喝到这份儿上，还有何文化可言？！　　当下官场，不仅几乎是无酒不成席，而且是无好酒不成席。因为是公款吃喝、公款招待，用不着掏个人腰包，所以，酒要档次高，才能显示规格高；酒要喝好甚至直到把人喝倒，才能显示热情。酒不仅被用来勾兑感情，还被用来勾兑业绩、利益、权力甚至情色。有这样一种 “ 理论 ” ：只要没把公款装进个人腰包，吃了喝了算不了什么，有不少人对于在官场多年 “ 吃了个肚儿圆 ” 颇为坦然。　　酒本是一种以粮食、水果等为原料，经发酵、蒸馏或勾兑而成的神奇之物。自古以来，人们用 “ 琼浆玉液 ” 、 “ 陈年佳酿 ” 来赞美酒的品质。酒文化被视为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芳香独特。有人这样描述酒的文化之美： “ 葡萄美酒夜光杯 ” 的景色， “ 斗酒诗百篇 ” 的激情， “ 借酒消愁愁更愁 ” 的比喻， “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 的洒脱， “ 莫使金樽空对月 ” 的气概， “ 酒逢知己千杯少 ” 的喜悦， “ 绿酒一杯歌一遍 ” 的心情， “ 酒不醉人人自醉 ” 的意境， “ 红酥手，黄滕酒 ” 的苦痛， “ 一醉方休 ” 的痛快，《祝酒歌》的豪放，《酒神曲》的粗犷 …… 酒有酒义，亦有酒谋。酒谋乃 “ 醉翁之意不在酒 ” ，而是把酒作为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在酒风日盛且越来越被庸俗化、低俗化的今天，酒这种醇香清澈之物已被腐败的官场文化 “ 发酵、蒸馏、勾兑 ” 得面目全非：有人设高档酒宴取悦上级，有人以酒送礼谋取私利，有人用劝酒灌酒罚酒作为一种乐趣，有人把命令下属喝酒视为一种权威，有人因嗜酒醉酒而忘乎所以、不理政事、贻误工作、丑态百出，有人不想喝酒陪酒却欲罢不能、痛苦不堪，有人因终日陪酒而伤身害体、家庭不和甚至 “ 以身殉职 ” ，每年因公款吃喝而糟蹋的食物、浪费的钱财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 　　从 “ 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 到 “ 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喝酒 ” ，中国酒文化特别是腐败官场的 “ 酒文化 ” 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是该清醒地思考一下了。酒可怡情，亦可丧志，还可亡国，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个人分类: 当今拍案|2121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青壮年学者要加油:): zlhua 2012-1-9 11:16; 看了人民日报:院士什么"最高"这篇文章后,对院士的理解更加客观了,院士应该是国家对曾经在某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或最高学术成果的学者的承认.他们给青壮年学者树立了一个榜样,授予他们院士的同时也告诫了青壮年学者,少壮应努力!有耕耘就会有收获,耕耘时一定要认真,不要老想着收获,功到自然成,工夫到家了,收获自然是水到渠成的.因此,年轻人做学问一定要认真,一定要注意积累,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甚至是否定!失败是成功之母,不断学习,思考,实验,总结...人的一生终将因此而充实而快乐:) 写完上面一段文字时,我想起了国际上的一些大奖,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也是遵循了这个道理...呵呵,所以,年青人一定不要妄自菲薄,要再接再厉,以非功利的方式做学问,会收获更多:) 扩展阅读:人民日报：院士什么“最高” 无论是《中科院院士章程》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章程》，都把院士界定为科学技术和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因此，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无疑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界的最高水平，每一位院士也都是所在领域的学术权威。换言之，院士就是“最高学术水平”的代名词。然而，在前不久举行的新当选院士证书颁发仪式暨座谈会上，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的一番话，却让人耳目一新：获得院士荣誉称号仅仅意味着既往的学术成绩和贡献得到认可，但科学探索和创新之路永无止境，最高学术称号并不能与最高学术水平直接画等号。我们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深刻认识到院士是科技界一员，千万不要自我陶醉，更不能以权威自居。仔细想来，白春礼院长的这番话，是实事求是的“大实话”。首先，评选院士的依据，是该科学家过去（多为青壮年时期）所取得的成果，而非其当下的学术水平。当今世界，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更是日新月异，由于年龄的增长、精力的衰减，任何科学家都很难长期与科技进步的步伐并驾齐驱，更不可能“永立潮头”。科学家被评为院士，已经是他们获得最佳学术成果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的事情，自然已很难再言“代表当前的最高学术水平”。已故院士王选，生前曾谆谆告诫世人：“错误地把院士看成是当前领域的学术权威，我经常说时态搞错了，没分清楚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他以自己为例说：我38岁，站在研究的最前沿，却是无名小卒；58岁时，成为两院院士，但是两年前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到现在68岁，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靠虚名过日子。其次，从我国院士的年龄结构来看，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最高学术称号并不能与最高学术水平直接画等号”。据统计，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平均年龄为73岁；中科院院士的平均年龄，也高达72岁。科学家固然不能以年龄论英雄，但年龄却是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科学研究表明，25—40岁是人生体力和脑力的黄金时期，是最具创造力和最可能出杰出成果的时期。统计结果显示，20世纪的100年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共159人次，他们做出自己的代表性工作的年龄分布为：30岁以下的占29%，30—40岁的占67%，40岁以上的仅占3%。因此，无论从院士群体还是某位院士而言，与最高学术水平直接画等号，既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有违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由是观之，就会发现时下的许多做法，实在是很不靠谱：科研立项必须要有院士牵头，否则就不够权威；申请课题必须要有院士领衔，否则就难以通过评审；成果鉴定如果没有院士主持，就变得“没有档次”；学术会议如果没有院士坐主席台，规格就不高；许多大学把拥有多少院士当作炫耀的资本、吸引生源的招牌，一些地方甚至把“填补本地区院士空白”当作衡量官员“科技政绩”的重要指标…… 院士荣誉称号仅仅意味着对既往学术成就的认可。科学探索和创新永无止境，如果院士俨然成为最高学术水平代表、不容置疑的学术权威，既阻碍了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更严重挤压了青年科技人员成长的空间。科学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创新不是迷信权威，而是要打破权威。消除盲目的院士崇拜，恐怕要在“最高学术称号并不能与最高学术水平直接画等号”的共识基础上，三管齐下：有关部门在分配科研资源时改变“凡事必有院士”的陈规，吸引更多虽无院士之名却有院士之实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参与立项、评审；社会公众对院士崇尚而不崇拜、尊重而不盲从；院士们宜严格自律，不以权威自居，干所长之事，尽应尽之责。; 个人分类: 自省自立|269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浙江省将开展低空空域开放试点: 热度 1 shxf 2012-1-9 10:47; 2012-01-05 04:42:00　来源: 人民日报 (北京) 本报北京1月4日电浙江省政府与中国民用航空局日前在北京签署《关于加快推进浙江民航发展的会谈纪要》。根据纪要，双方将共同加快浙江通用航空发展，推进浙江省开展低空空域开放试点，将浙江作为通用航空机场布局规划试点省，支持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投资设立通用航空企业。浙江省民航旅客吞吐量多年居全国第五位。“十二五”期间，民航局将积极支持浙江省机场建设纳入《中国民用航空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并加快实施。抓住国家开放低空的有利契机，结合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国家战略的实施，民航局将浙江作为通用航空机场布局规划试点省，逐步开展以政务保障、医疗急救、应急救援、海上交通为主，空中观光游览、公务飞行为辅的通用航空业务，并逐步向集制造、运营、维修、保障、培训为一体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 个人分类: 信息快递|1976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人民日报：分好“蛋糕”促和谐怎么看分配不公: whyhoo 2012-1-8 19:28; 2010年两会召开前夕，新华网开展了“你最关心的话题”网络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分配不公问题在18个选题中位居第一。两会期间，分配不公问题也是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大热点，成为议案提案涉及最多的问题之一。这从某种程度说明，分配不公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广大群众对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缓解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充满期待。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 当前我国存在哪些分配不公现象？　　公平，一般地讲，反映的是人们追求利益分配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　　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许多群众对此反映比较强烈。　　比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比如，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尽管这里面有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是呈逐年下降趋势。有学者认为，当前初次分配中“强资本、弱劳动”趋势不断强化，劳动在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比如，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而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　　再比如，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一些行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涨价；一些行业人员收受红包、回扣、出场费等。这些被称之为“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的部分，往往难以统计，也难以纳入收入调节范围。　　还比如，违反分配政策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及时，与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不相符。一些企业不执行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不按规定给工人缴纳各种社会保险，随意压低、克扣工人工资，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久治不绝。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城乡之间看，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36∶1，扩大到2009年的3.33∶1；从区域之间看，东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09年浙江、贵州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4611元、12862.5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007元、3000余元；从不同群体之间看，高收入阶层财富增长较快，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而另一方面，我国绝对贫困人口超过4000万人，低收入群体还有2.7亿人。　　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基尼系数处于0.4—0.5，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0.5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约为0.47。对我国这样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国家，虽然基尼系数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但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个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贡献高低造成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必然的、应该的，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现。　　因此，理解分配不公关键是要明确分配公平的标准是什么。在初次分配中，主要应看分配与劳动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是否相称，贡献多则收入多，反之则收入少；在再分配中，主要应看政府是否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社会福利等手段对分配进行必要的调节；在三次分配中，主要应看高收入群体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拿出部分财富帮助困难群体。知识点　　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　　基尼系数是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它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A/A+B）。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小，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洛伦兹曲线的弧度越大，那么基尼系数也就越大。　　知识点　　三次分配机制　　社会分配机制主要有三个层次：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对国民收入贡献的大小进行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　　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把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出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系统进行重新分配，主要由政府调控机制起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的制度和机制，是社会互助对于政府调控的补充。 ● 现阶段分配不公问题原因何在？　　对于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社会十分关注，要求改革分配制度的呼声也很高。对此，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这些年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为什么不公平感似乎还强了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认真分析分配不公问题产生的原因。　　有社会历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来是近些年的事情，但实际上，有些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问题。比如，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导致城乡之间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自然、历史等客观条件形成的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有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目前我国还处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而有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仍然存在，体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同时，由于不同地区、领域、行业改革推进的先后和力度不同，因而享有的机会、占有的资源也不尽相同，就会导致利益分配的差异。　　有相关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分配问题并不单单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约。比如，受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限制，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劳动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基本社会保障欠缺等。比如，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对社会困难群体的保障力度不够，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据统计，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的不足20%和31%。　　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同时，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比如，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逆向调节”的现象：2009年6300多亿元的个税中，工资、薪金项目占了40%以上，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对某些“灰色”和非法收入也缺乏有效的监管。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公平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的诉求日益强烈，因而对分配不公的感受更加强烈。一旦对分配不公现象有直接感受，或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人们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呼声，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益。 ● 为什么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事不公则心不平，心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难和谐”，这句俗语道出了公平的重要性。正像有的专家所指出的，目前收入差距已经接近社会所能忍受的“红线”，成为广大群众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分配公平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调节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　　分配不公制约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作为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分子，每一位劳动者都有权利平等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有权利获得公平的收入分配。分配不公造成收入差距过大，是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违背的。更加注重分配公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根本体现。　　分配不公阻碍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近年来，内需不足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工资性收入增长缓慢，制约民众的消费能力是内需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高收入者消费需求增长空间不大，而低收入者虽有消费需求，但无力增加消费支出。结果就会出现“有钱的人不想消费，想消费的人没钱”的局面，使消费需求这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发挥不出应有作用。　　分配不公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分配不公会使部分低收入者生活困难、社会地位下降，降低他们对改革的认同感和参与改革、投身建设的积极性；而部分既得利益者害怕改革触及自身利益，则会成为改革的阻力。同时，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会导致激励机制扭曲，使部分低收入者对通过勤奋劳动改善处境失去信心，从而丧失工作和创造的激情，使社会发展丧失活力。　　分配不公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分配不公会使部分经济困难的群体产生心理失衡和被剥夺感，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从而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孵化器”。当前出现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许多群体性事件，很多都源于分配不公引起的贫富差距悬殊。分配不公还容易影响社会风气，造成人们价值观的扭曲，使“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容易泛滥。　　可以说，分配不公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一大障碍，并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今年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突出强调，要“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调节收入分配是一场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变革，必须照顾各方面的合理诉求，协调好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在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取得共识。同时应看到，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各方面承受能力增强，有条件、有能力逐步解决这一问题。要以攻坚克难的精神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管齐下、多策并举，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使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切实得到提高，使再分配的各项调控机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更加有力、有效，使三次分配的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等在促进分配公平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努力，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和规范的收入分配秩序，切实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网友提问　　网友：促进社会和谐要保障公平，发展市场经济又要讲求效率，那么应如何看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呢？　　答：公平与效率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不可分离。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公平的实现，而分配的公平也有助于激发社会的活力、促进效率的提高。必须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要看到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也要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既要有紧迫感，也不能在短期内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把胃口吊得过高。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应以降低效率来追求低水平的公平，而应主要着力为困难群体提供发展机会、提高发展能力。　　● 如何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　　4月的北京，春暖花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随后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在社会上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可以说，总书记的话既切中了分配不公问题的要害，又指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　　当前，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解决分配不公问题，首先要切实提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收入，扭转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使劳动者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相匹配，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　　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是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提高工资收入是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的主要途径。据报道，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相比而言中国则差距较大。要完善和落实工资正常增长机制，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的变化，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和平均工资水平。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就应改变工资由企业单方决定的现状，增加工人的发言权。近年来，不少省份开始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截至2009年，全国签订集体合同124.7万份，覆盖企业211.2万个。应逐步全面推行这一制度，扭转“劳方不敢谈、不会谈，资方不愿谈、拒绝谈”的局面，有效发挥对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保障作用，更好地协调劳资关系，切实维护普通劳动者合法权益。　　大力促进农民增收。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农民增收仍然困难，要完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财政支出、国债资金、土地出让收入都要向农业农村倾斜。提高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价格，扩大涉农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加强对农民创业的金融和财税支持，培育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继续抓好农村扶贫工作，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器”和“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应进一步完善保障体系、扩大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标准。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积极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 ● 如何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新时期以来，很多人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抓住机遇、勇于开拓，通过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等方式，率先富了起来。对他们的合法收入依法予以保护，同时进行必要的调节，这是促进分配公平、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5月31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税征收力度，将高收入的重要来源——财产转让、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纳入个税征管对象。这是通过税收手段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将产生积极意义。　　应该说，“调高”不是简单的“抽肥补瘦”、“劫富济贫”，更不是“均贫富”，而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使高收入群体的一部分财富交给国家，用于二次分配。当前，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制度和政策，加大调节力度，既充分保护人们劳动创业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又有效缓解收入差距过大趋势。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步伐，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领域，引入竞争。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国家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在垄断行业的权益得到保障。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　　加大税收的调节作用。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减少税收流失。　　积极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大力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鼓励先富起来的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建立健全鼓励和引导社会捐赠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款项实行全额税前列支或抵扣。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财富分配中的作用，促进民间自愿捐赠活动，吸纳社会资金帮助困难群体，推动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广大群众对收入差距拉大有意见，其实并不是对合理、合法的收入有意见，而主要是对通过违规、违法行为获得巨额财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强烈不满，对这些非法收入要坚决取缔和打击。应堵住国企改制、土地出让、矿产开发等领域的漏洞，深入治理商业贿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内幕交易、操纵股市、制假售假、骗贷骗汇等经济犯罪活动，切断违法违规收入渠道。 ● 如何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在一个社会中，中等收入者群体的发展壮大有助于社会稳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应该是一个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格局。这一观点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　　目前，我国中等收入者数量偏少，在全社会比重小。应通过多种措施，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规模，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加快推进城镇化。制约我国中等收入者阶层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长期偏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十分重要的就是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加强农民外出务工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劳动力平稳有序流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子女就学等问题，稳步推进进城农民逐步融入城镇，让更多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　　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积极引导人们自主创业，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渠道。应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劳动者创业的税收优惠、小额担保贷款、资金补贴、场地安排、工商管理等政策，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和风险，为更多社会成员提供创业的机会和平台。认真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研究表明，一个人接受教育水平与其收入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受教育时间越长，预期收益也就越高。因此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更多的人通过攀登“知识的阶梯”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加强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把低知识水平、低技能的劳动者提升到高技能的劳动岗位上，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衡量国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比重只有2.3%，且来源渠道比较单一。要规范和发展房地产、股票、债券、期货、黄金、外汇、保险市场，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投资理财渠道。完善法律制度，加强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力度，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　　有一位思想家说过：“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至高无上之美德。”古往今来，人类对于公平分配的追求从未停歇。当代中国，亿万人民必将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共同奋斗的过程中，共同分享自己创造的甘甜果实。观点声音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两头超载”、中间纤弱的“哑铃形”发展，必然是病态的发展。　　只有促进分配公平，才能避免部分社会群体产生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剥夺感，才能给全体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如果说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就是政府的良知。　　必须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一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　　企业提高工人工资要算成本账、收益账、良心账。　　深度阅读　　胡锦涛：《在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0年4月28日。原文见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2243419.html; 个人分类: 经济|84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现阶段中国改革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whyhoo 2012-1-7 09:56;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从高层到媒体似乎都对“消极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觉。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日前发表评论称：“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期，急需给权力套上制约的笼头；行政管理与市场经济的磨合调试，潜伏着寻租的隐患。……腐败文化存在，必定驱使‘能力’走向歧途，让‘精英辈出’、‘能力非凡’在错误轨道上产生更大危害。” 　　这一评论显然看出了中共腐败现象的外在因素及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作用，但仍未能明确点出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就腐败的根本原因而言，显然存在见仁见智的现象，有论者直指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论者称今天的中国为“权贵资本主义”。但笔者则仍倾向于将今天中国的乱象，归结为“非典型市场经济”体制。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的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摆脱情绪和政治立场的纷扰，沉下心来直面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转型期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府干预功能　　所谓“非典型市场经济”，正如笔者在之前的评论中所指出，其关键在于无法完成政府和市场的分离，同时无法建立独立的法治。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也不仅仅是经济，而是需要一套“市场、政府和法治”三位一体而又互相分离的关系。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当中国已经遇到一系列瓶颈之后，恐怕是到了人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一点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另一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三位一体的关系的深刻变化。这在中国的工业、经济和社会形态转型（亦即笔者归纳的中国三大转型）中，尤其是在社会形态的转型中可以看得尤其清楚。　　问题是：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究竟应该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但困扰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和政治学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只不过，今天的中国由于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人们的认识显得尤其混乱而已。　　几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当美国等自由经济国家强调政府干预的时候，不但中国媒体欢呼“中国经济和政治模式行之有效”，而且就连美国媒体自己也感叹“美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在西方国家，从亚当·斯密斯强调自由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作为“守夜人”的无为而治的角色之后，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干预功能，给罗斯福新政以极大的理论支持。二战后，德国实施社会市场经济，强调政府“可能时尽量少干预，必要时尽量多干预”。两者本质上都是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功能，但还是有些许差别：凯恩斯主义从个体经济活动的非理性和“动物精神”出发，强调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这样即便不能避免衰退，也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社会市场经济则虽强调政府的监管功能，但却要求政府尊重市场的主体行为。　　然而，今天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而又尚未完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所谓尚未进入市场经济，是指中国在政府职能上，始终未能完成向服务型小政府的转型。今天的中国，虽然企业和市场的运作已完全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甚至政府也已不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但在行政体制形态方面，中国则基本上还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或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干预功能，与今天中国的政府干预，不是在相同定义域里可以讨论的问题；前者是成熟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角色（虽然是有争议的政府角色），后者则是脱胎于旧体制、亟待改革但却又时刻受到旧体制思维牵制的政府角色。将两者混为一谈，很可能由此而模糊了中国现阶段矛盾的真正焦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阶段中国的最大问题（也是三十二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依然是政府职能转型的不彻底。正是这一问题，导致了中国的“非典型市场经济”状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和冲突。警惕计划经济思维死灰复燃　　现阶段中国的奇特现象是：一方面是经济形态已勉强披上市场经济的外衣，而另一方面行政体制则从机制到官员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都依然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的烙印或基因。虽然其表现方式已不再是政府直接决定生产规模、产品价格和销售渠道，但政府却拥有对经济项目审批的生杀大权。　　问题是，如果是纯粹的计划经济，那么经济活动虽如一潭死水，但毕竟没有寻租和腐败的土壤；相反，在经济一潭死水，人民毫无私有财产和权利的情况下，执政党的理想色彩和精神气质反而可以对人民构成吸引力。而“非典型市场经济”却既带有市场经济的外壳，又带有计划经济遗留的政府职能精髓，因而必然导致无限的腐败空间。　　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一方面，由于政府无法退出市场而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和机会；另一方面，当经济危机或风险发生的时候，传统的计划经济烙印又会十分自然地跑出来，以凯恩斯主义调控或社会市场经济的名义，实际上带来的是计划经济形态的死灰复燃。　　人们只要看一下这几年的一些现象，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四万亿投资、基建款项，最后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企业；为抑制房价疯长，各地纷纷出台强制性行政命令，有些甚至直接与户籍制度挂钩。　　众所周知，现阶段的中国，正面临工业化二、三十年后必然的城市化进程和难题；为拉动内需，城镇化建设将是未来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其关键就是彻底取消户籍制度。但在抑制房价的过程中，人们却明显看到了户籍制度的死灰复燃。　　一个本身荒唐的问题（如房价飞涨），不等于可以用另一个同样荒唐的手段（如行政命令和户籍制度）去解决。这种做法在本质上与凯恩斯主义或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大相径庭，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多层面的。 “国进民退”背后的文化基因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实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时，许多国有企业和资产被大量贱卖，当时的“民进国退”曾引起人们的忧虑。但这几年，“国进民退”则同样引起人们忧虑，甚至是更大的忧虑。　　如果说，“民进国退”是市场经济早期虽不健康，但却难以回避的历程，那么“国进民退”则折射了从体制到文化的的双重问题。从经济体制上看，如上所述，中国的政府职能还带有相当程度的计划经济基因，因此“国进民退”对许多政府官员而言似乎天经地义。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实蕴藏着相当多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的基因。在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程上，“国富民强”、“富国强兵”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但“富”的主体永远是“国”，而非“民”；市场经济重视个人权利和契约精神，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完全没有基础；儒家哲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衍生出小家永远服从于国家的观念，要确立“民富”思想以及私权与公权的博弈，其难度可想而知。　　体制的原因加上文化基因，导致中国虽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和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但一有风吹草动，计划经济和“国富”的观念立即死灰复燃。　　因此，中国现阶段有两个亟待理清和重视的问题：一、不能将政府职能转型不彻底而带来的政府强势，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功能混为一谈——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可能会沾沾自喜于所谓的“政府干预”或“中国体制模式”，而延误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进程；二、须重视中国改革进程中计划经济思维死灰复燃的情况——这一体制上的痼疾，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一系列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的成分，正在越来越多地使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在表面前进的背后，陷入实质上的停滞乃至倒退。作者是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10812a.shtml; 个人分类: 社会|101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人民日报：让高官与院士各走各的道: Fangjinqin 2012-1-6 15:47; 作者：柏木钉来源：人民日报发布时间：2011-12-29 11:28:21 让高官与院士各走各的道 ■高官、高管角逐院士头衔，不仅有违院士增选的初衷，还会助长不良的学术空气 ■只有厘清学界、政界和商界的分野，杜绝行政、金钱对学术的侵染，让学术回归学术，才能确保院士增选的公平与公正前不久中国工程院公布的增选院士名单，让许多人松了一口气：在新当选的54名院士中，在职和卸任的政府高官全部落选，企业高管也仅存3人。而在今年5月公示的工程院首轮有效候选人名单中，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竟多达44人，引发了公众的普遍质疑。在众多的反对声中，也有人站出来为高官、高管们鸣不平：许多高官和高管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商”，他们此前曾在工程科技领域做出过重大贡献，把他们拒之门外有违公平。这样的申诉貌似有理，仔细想来却值得商榷。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的最高荣誉性、咨询性学术机构，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无论是工程院还是工程院院士，其最重要、最本质的属性是“学术”，而非“管理”。国家设立工程院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聚集学术界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出谋划策、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每两年增选一次院士的目的，固然一方面是认可他们过去取得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在科技研发上更上一层楼。高官也好，高管也罢，无论此前的学术做得多么优秀，但既然已经弃学为官、为管，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势必会花在管理上，不可能再把做科技当做自己的主攻方向，很难再做出多大的学术成果。更何况，“在官言官、在商言商”，既然做了政府高官和企业高管，衡量其优秀与否的标准，当然是政绩和业绩，而非学术成果。因此，当了高官、高管之后还要挤破脑袋去参选竞争异常激烈的院士，既与国家设立工程院、增选院士的初衷相悖，更有违从政、从商的职责和本分。在我国的学术生态本来就不健康，特别是在学术行政化、利益化愈演愈烈的现实环境下，高官、高管角逐院士头衔，很可能会助长本已不良的学术作风。近年来，虽然工程院多次严格要求广大院士抵制助选贿选、拉关系、请客送礼、包装成果等歪门邪道，但在评选过程中依然屡禁不止，如果再加上权力和金钱助阵，“公正、公平”更难以保障。在竞争日益国际化、白热化的当今世界，学界也罢，政界也罢，商界也罢，一心一意、全力打拼还不见得有所建树，更何况一心两想、一身多栖？既然弃学从政、弃学经商，就应全心全意干好该干的主业、正业，不该再“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山望着那山高”。正如有识之士所言：只有厘清学界、政界和商界的分野，杜绝权势和金钱对学术的侵染，让学术回归学术，才能确保院士增选的公平与公正，净化科技殿堂和学术风气。希望工程院能顶住压力、顺应民意，让院士增选的去官（管）化成为常态。更多阅读政府高官全部落选中国工程院新增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至第二轮部分“高官”“高管”落选中国工程院候选院士名单遭疑央企高管政府高官在列相关专题： 2011年院士增选; 个人分类: 杂谈评论|1854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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