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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有感(之二): 自我源于思考 2017-1-29 18:17; 元日有感西风东渐 1 逾百年，笑看粉丝 2 哈日韩 3 。当下欧美风云变 4 ，一带一路 5 趁风帆。中华崛起势已成，创新环保 6 尚须勉。百家学说 7 正激荡，新儒家 8 是弄潮儿。注： 1、自鸦片战争，闭关锁国的政策被坚船舰打破，西方的科学、经济、政治、人文思想不断被国人接受。 2、Fans体现的是一种明星人物影响力泛化的现象，是消费文化兴盛的具体表现。 3、日韩明星代表了消费文化的一种崇外倾向。是日韩影视作品表达的个人情感观、财富观、奋斗观，结合东方文化，更受青年人青睐。 4、西方在难民危机中开始排外，在伊斯兰教众激增引起的宗教冲突中逐渐右倾，英国准备脱欧，美国计划筑墙。 5、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出口带动产能激增，迫切需要世界市场。面对美国为首的竞争国家打压，开始推动以自己为核心的全球开放市场体系。 6、我国创新机制、投入、成果转化距离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我国能源消耗过多，环保未能并行发展，引起了一定后果。 7、福山的学说破产了，但唱衰中国的声音仍很大。特别是在我国对内面临港台问题、环保问题、民族问题，对外面临南海问题、朝鲜问题，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引领全球发展，任重道远。 8、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以自我为核心，完善知识结构和社会角色，不断提高自我。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研究经济，从权力监督的角度研究政治，致力于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和全球知识传播体系的发展。此为新儒家。欢迎加入新儒家文化QQ群： 155011723，一起交流现代思维，辨识时代潮流; 个人分类: 点滴|142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为什么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蒋庆为代表的新儒家: 热度 2 Mervyn1985 2015-8-12 23:20; 儒家说自己新，不是近一两百年的事情。汉儒自称不同于秦儒，到董仲舒形成第一波新儒家；后来王莽时期发现了所谓古本论语，有了历史上第一次儒家复古，这次复古是复的西周的古，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所谓的古经文派，这一派人信仰在孔府墙壁里发现的所谓的古本论语；与之对应，就是今经文派，信仰的是通常意义上的论语。汉朝这一新一古之后，儒家沉寂很长时间，一方面是因为战乱不断，一方面是因为佛教日盛，大量社会精英参与到佛教里面去，儒家失去了相当的智力支撑。唐朝的儒家尝试过独霸，以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为代表，拉开了儒家“复兴”的大幕，韩愈种下的种子在宋朝开了花、结了果，就有了所谓的宋儒，第二次形成新儒家。宋儒自己觉得自己别与汉儒，无非是汉儒没有机会摄取佛教的概念，而宋儒不仅偷，还不让人家说他偷，据说还有宋代大儒自己偷偷看佛经，却不让自己的弟子看。到了明朝，王阳明在内外交困中又一次投靠佛教，彻底地提出了心学，稍有佛学常识的人，就知道这个心学其实就是王阳明版的《六祖坛经》，这是第三次新儒家。清朝的几个大儒，王夫之、顾炎武和黄宗羲，其实都是明朝的遗老。到了民国，就有了梁漱溟、熊十力和马一浮，这是所谓的现代三圣，这就是第四次新儒家。在这次儒家新化过程中，面对狂飙突进的共产主义和张牙舞爪的资本主义，新儒家阵地全失，不仅不为当政者用，庶民百姓更是不随，在战后的两岸三地新儒家都成了隐学。近几年大陆儒家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将儒家和政治分开，一个是把儒家绑定在政治的车轮上，这算不算新一轮的儒家新化不得而知，但是最近儒学成了显学，却颇值得留心。我打算把政治儒家称为原教旨主义儒家，原教旨主义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好词，因为政治儒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社会主义在中国缺不缺根？有礼运大同篇在，社会主义在中国不缺根。我党执政缺不缺根？让我看，缺根。缺根就要寻根，原教旨主义儒家或许就是这个“千唤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根。这次政治寻根是怎么来的？在十八大报告里面说：“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原教旨主义儒家和闭关锁国没有直接关系，“内社会主义而外儒家”也不是改旗易帜，所以早有准备的蒋庆闻风而动，顺势也就成了新儒家的“领袖”。如果这件事情最后成了，我愿意叫它是第五次新儒家。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朝野欢欣，野主要指的是儒家，包括不是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朝欢欣是因为有了儒家这个民族主义的总根子，就能理直气壮地对冲西方普世价值观；野欢欣是因为原教旨主义儒家一旦和朝合流，就实现了他们“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命”的政治图景，帝王师的优越感得到了保障和满足。这么一种图景，好不好？不好。有多么不好？能多么不好就多么不好。儒家在不分是非这方面，比庄子来的彻底。儒家讲两大防，即华夷之大防和君子小人之大防。回顾历史，对儒家来说，谁给奶吃谁就是华，谁不爱儒家谁就是蛮夷。君子小人就更是别具风情，权柄在手都是君子，一朝失势，难免沦为小人。前几天看季惟斋《征圣录》说新中国华夷之防做得很好，就是君子和小人之防做得不好，这句话颇有深意。深思起来大概就是儒家一天不是官学，一天就是君子居于小人之下。我倒不惧当个小人，不知尊座几位君子？这种内心世界长着墙头草的儒家成了官学，只能比当下更差。为什么？儒家一直觉得自己比什么西方理论高级不知道多少倍，只是我们武器赶不上他们，有了原子弹，儒家就无往而不胜。这种自信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是这种自信和民族主义结合到一起就成了一波新的高潮。当年有人说太祖是五百年一出的圣人，这话不是别人说的，就是新儒家。新儒家几百年来都没变，平时说的都义正言辞，但是那颗 “渴望君上，盼望强权，希冀跪拜，渴求施舍，无时无刻不高潮”的 M 心理就从来没变过。有人把儒家比作太监，我以为很恰当。太监是生理上被阉割，儒家是精神上被阉割。生理上的阉割显而易见，不承认都不行；可谁会承认精神上被阉割了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能消失的事物，我一个学地质的，知道在人类之前死了无数的大动物小动物，大到一脚能踏平西安钟楼的恐龙，小到没眼没鼻子的单细胞，想死不想死的都死了。借尸还魂、刻舟求剑不是没有，也不是不能有，毕竟你有这个自由，但是总不能钻到龟壳里四脚朝天地说自己该是天下的共主吧？不雅观。谁都没有必须存在的先天真理，儒家没有，你没有，我也没有。没这个先天真理，什么“男有男道、女有女道、臣有臣道、君有君道”都是胡说八道。你钻到龟壳里自绝于化外，没人拦你；想要拉上我，我动手打你。我讲道理，和草木鱼虫飞禽走兽都讲道理；唯独和原教旨主义儒家不讲道理，“不与畜生语”是我的一个原则。蒋庆，你洗洗睡吧！龙场草木皆汝祖宗，先通了天地精神再探头。执政也别在原教旨主义儒家这里寻根了，弄个杂种出来，不好看。; 个人分类: 社会讨论|4147 次阅读|5 个评论

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 tianchuanhao 2013-4-22 19:48; 在谈**宗教、**历史、**家（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面临的是海量的文献、多元且互相冲突的思想，如何处理？如何能够说我这个才是真儒家，或者说儒家如何如何？是根据现实来选择我所需要的材料呢（这好像是王小波所诟病的历史学），还是承认多样性，但是强调，我们承认这样的多样性，但是我坚持其中的**想法。我不说别人不是真儒家，最多说我是新儒家。一种是回到当时，强调孔子怎么说，以考证孔子来为自己撑腰，这里就是context，强调环境对思想的影响，红楼梦学在这方面算是做到了极致；一种是抛开当时的环境，仅仅进行文本分析，那么文本就可以进行多种解读。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2860 次阅读|0 个评论

微博：郑家栋今何在？！: 热度 3 xcfcn 2012-7-30 23:25; 郑家栋的儒家学问没得说。李泽厚曾说：“郑家栋对新儒学的研究水平超过了新儒学的水平。”我自己看过很多他的文章，受益匪浅。据说他的个性不是很好，也算是科研屌丝了。而且跟自己的导师方克立彻底闹翻。我猜测，其中郑同学水平比老方水平高或许也是因素之一。 2005年，因为人蛇的缘故被捕判刑两年半，按道理，现在应该已经出来了，不知道现在在那里高就，真希望世界上还有他的立足之地。当时事件出来之后，学术界有着激烈的讨论，尤其是儒家论坛。很多儒家学者声称郑家栋的行为跟儒家本身没有关系，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儒家是身体力行的生命学问。反倒是，郑家栋自己对儒学看得很清楚，他深刻知道现代的儒学是一种书房里的死学问，而不像传统社会，儒学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知识体系。从这个意义上，郑家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彻底颠覆了现代新儒家的宏大理想。; 个人分类: 杂论|1748 次阅读|4 个评论

民族文化与民族复兴：新儒家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小议: 热度 3 pww1380 2011-7-17 22:21; 民族文化与民族复兴：新儒家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小议杨文祥长期以来，在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遍布国内外的新儒家群体是一股众所瞩目的学术流派。这一学术流派不仅涌现了为数众多的学术代表人物，而且以其深入地研究和丰富的思想成果形成了一种蔚为大观的学术气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儒家目前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主流学术思想。尽管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新儒家又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华文明现代化转型与建设的中流砥柱，却不可因此而以偏概全地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就是儒学思想的现代转型。就是说，无论如何，新儒家只能够解决儒家学术与学理的现代化转型，而不能够独立地承担和完成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与建设问题。本人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与建设必须是一种内外兼顾全面开放的历史运动过程，而不可以是一种局限在儒家和儒学自身的框架之内的封闭型研究。所谓内外兼顾全面开放就是指在深入发掘儒家具有普世、普适和恒久的人文价值学术精华的基础上，在中华文化的内部，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整理和研究还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建设都必须向以佛家和道家为主要代表的各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流派开放，兼收并蓄；而在中华文化的外部则必须面向世界各国，首先是各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开放。就是说，只有在吸收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文化资源和先进文明成果的有益营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具有足够先进性的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总而言之，只有超越儒家 - 儒教的学理局限，在全面整理国故精华的同时，吸纳世界优秀文化营养，构建起一个在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历史进程中主动与世界先进文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有效互动的文化建设模式，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富有现代生机与活力的实现中华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和政治建设的科学之路。参考文献： 1 ．马立诚《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fb8c780100stej.html#comment1; 个人分类: 天地悠悠(Lasting Forever Heaven and Earth)|3658 次阅读|12 个评论

贺郭齐勇师六十华诞并呈诸师友: 梅珍生 2010-11-23 22:37; 梅珍生乾坤未毁赖吾师 1 ，孔颜乐事躬亲之。耳顺犹作怒狮吼 2 ，中庸堪擎圣教旗。守先待后慧命续，返本开新育真知。最忆程门柳絮暖 3 ，雪舞红梅赋新诗 4 。注释： 1、熊十力夫子造有《乾坤衍》，郭师初以诠释熊夫子名世。吾师，兼指孔夫子也，郭夫子也。 2、郭师对儒家腐败源头论的批驳，真如狮吼也。 3、程门立雪，千古佳话。小子亦曾亲炙郭师謦欬，至今犹有如沐春风之感。柳絮，谢安侄女谢韫指雪名喻。 4、睹郭师所赐雪中新照，深感郭师不惧风雪，最具红梅精神。 2008年2月; 个人分类: 哲学动态|3725 次阅读|2 个评论

我所敬仰的方克立先生: 周可真 2010-7-21 09:16; 我这五十余岁的生涯中最佩服和敬仰的老师有三位：第一位是戴莲红老师，她是我读小学时候的语文老师，而且从二年级到毕业一直是我的班主任老师，在那个阶级血统论盛行的年代，她一直提倡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人生道路却可以自我选择，这对于我这样的家庭出身不好（奶奶是地主成份）的学生具有强烈的精神鼓励作用，正是这种精神鼓励，使我没有因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而自卑和自暴自弃，而是一直都有这样一种自信：只要自己好好努力，就会有出息。这种自小树立起来的自信是我一直能以积极的态度来直面现实人生的精神支柱，及至读硕士时读到黑格尔《小逻辑》中的有关论断，更加强了我的自信，以至于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第二位是崔绪治老师，他是我读大学时候的哲学老师，并且在我到苏州大学工作以后曾一直同处在一个教研室。崔教授不仅是同学中公认的课上得一流的好老师，而且在我看来，他的学术见识也是一流的，至今中国哲学界的管理哲学研究正是由崔老师首倡的，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致力于管理哲学研究，并且连续出版了三部专著，这些著作以及由他主持的全国首届管理哲学学术研讨会（1985年，苏州大学）对于启动和促进中国学术界的管理哲学研究曾经起到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只可惜后来他的视网膜出了问题，这使得他不再有条件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否则他对中国的管理哲学研究可能做出更大的学术贡献。第三位是方克立老师，他既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自投到他的门下以来，我一直都视之如慈父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位慈父般的导师，而且我的夫人在经过跟方老师的数次直接交往以后也有与我相同的深刻印象。对于方老师，我曾有两次公开发表我的看法：南开的三年，导师方克立先生的为人和治学风范，对我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使我懂得了为人与治学的一致性道理，并从他那里学到了平实二字，亦即：做人要平实，学问要平实，文章也要平实。平者，心平而不气盛；实者，实在而不虚妄。唯心平，方能物来顺应；唯实在，始能取信于人。平实二字，实在是我终身可以行之的要道。（拙文：《新起点》，载栾贵川主编《博士生谈自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方先生之为人，谦逊、平实、和善而乐于助人，尤其是乐于并善于提携后进。其心胸之开阔、磊落，盖非常人可比，这一点不是与其浅交者所能体验到的。我相信，这与他深得马克思主义之理与中国文化之道是密不可分的。至于其为学，则不但富于知，更深于识。其知之富，赖于其身心之勤苦，是常人所可及者；其识之深，则由于其心性之中和，非常人可及也。我确信，其心性之中和，乃是其马克思主义之理与中国文化之道双修之结果，是其理其道之体现。正是以其识，方先生遂倡文化综合创新论。此论对方先生而言，实是其中和心性在其文化观上的必然体现，绝非贬之者所谓人云亦云者。吾观且体其为人为学的一贯之道，深感方先生于理则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于情则归依于中国文化，故其所谓综合创新，无非是综合马克思主义之理与中国文化之道，以马克思主义之理来弘扬中国文化之道。（拙著：《哲学与文化研究.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在这个场合，我还想另外谈些感受：在我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之际，我与方老师曾有过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那次长谈是1985年仲夏的一个晚上在南开的运动场上进行的，我们边走边聊，当然主要是我聆听他的教诲。方老师对我说：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坚持史论结合，年轻一代想要超越前辈，尤其应该在论上下功夫。这话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并且对我后来的治学产生了实际而深远的影响。我向来把自己所从事的哲学史研究定位于历史的哲学研究而不是哲学的历史研究，就是受方老师的影响。历史的哲学研究是重在论（哲学理论），哲学的历史研究是重在史（哲学史实）。但是，方老师所谓史论结合，是要求论立于史的，所以我在研究顾炎武时，就自觉地根据这个思路，从写作顾炎武年谱开始，这是贯彻了方老师史论结合的方法论思想的。但是，就在我写作顾氏年谱的时候，我在大学的讲课一直都是既讲中国哲学通史，同时又讲哲学原理，直到90年代末、00年代初，我仍给本学院管理学专业的学生上哲学原理课。我之所以愿意上哲学原理课，正是因为我注重哲学理论。在我看来，就哲学史研究而言，相对说来，史是属于这个领域的知识之知的方面，论是属于这个领域的知识之识的方面。我所敬佩的崔绪治老师和方克立老师之所以都具有非常人所能及的深识，其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具有非常好的哲学理论素养和高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史论结合，其知识论意义就在于知识结合。一个有作为的学者，必要富于知而深于识才行。富于知是学之博，深于识是学之渊。富于知而深于识，是之谓学问渊博。在我心目中，方克立老师就真正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位学问渊博者。当然，这个领域中学问渊博者，更有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冯契先生、任继愈先生、萧箑父先生等等。方老师的深识首先表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开辟了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方向并且首先指导了这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并且以其学术专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成为该研究方向最重要的奠基性著作之一。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从把哲学史理解为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到把哲学史理解为认识史的历史性转变的重要标志。1983年在西安召开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学术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就是方克立先生，也就是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初次结识了中国哲学领域的一大批先辈学者，他们之中如张岱年先生、冯契先生、杜维明先生、李锦全先生、蒙培元先生等等都是这个领域中当时或后来的大师级人物。方老师的深识更表现在当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时，他又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开辟了新儒家研究方向并且以首席主持人身份（另一主持人是中山大学的李锦全教授）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课题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方、李随后联络国内高校、社科院系统十多家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课题组，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工作的帷幕。1987年9月，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在安徽宣州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暨工作协调会。会议对现代新儒家的学派界定、阶级属性、形成原因、思想特征、学术成就、历史作用、发展阶段、代表人物以及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方法和工作安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课题组成员比较一致地同意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钱穆、贺麟、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亦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的指导思想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以及辩证法精神。此后，现代新儒家研究便以国家课题组为主体而稳步开展起来。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及其影响面的扩大，又由于这一课题本身所蕴涵的理论深度以及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精神魅力，还由于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后学在国内的积极推扩，并且不排除某些重建精神家园的企念乃至疗救人伦病态的动机，致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之中。（参见胡治洪：《近20年我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http://www.chinakongzi.org/rjwh/lzxd/200709/t20070923_2488552.htm 。）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活动，不仅开启了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家研究工作，也带动了这个时期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使这种研究最终演变为中国大陆的儒学热。我在拙著《哲学与文化研究》的《后记》中曾如此评论方克立老师的新儒家研究：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对于新儒家的研究，便是他以马克思主义之理为指导来弘扬中国文化之道的具体表现。这是方先生欲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种努力。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我坚信其努力的根本方向是正确的。这里我更想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人们怎样来评价方克立先生的儒学观，但他对于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开展和与之密不可分的儒学研究乃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发展都起到了特殊的历史作用，这种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以我个人的理解，见诸出版物的方先生的儒学观不过是其冰山一角罢了，其真思想决非是有些浅薄之辈所能窥见的；他的深识也正是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政治环境下才能显示出来，只是以我之私见，关于这一点，是暂时尚只可意会而未可言传的，但历史终将会揭示出其究竟原委。黑格尔的原话是这样的 :人应当尊敬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个人分类: 儒家.儒学|7920 次阅读|20 个评论

消解形而上学何以可能?: 梅珍生 2010-4-19 23:17; 读《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梅珍生由于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家对传统的形而上学采取了两种绝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受经验主义影响的哲学家走上了一条拒斥形而上学的道路，这一派以严复、胡适为代表；一种是为了弥补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缺陷而走上了重建形上学的道路，这一派以熊十力为代表。二十世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就是在重构与拒斥形上学之间摇摆着的。徐复观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被誉为勇者型的儒者，与牟宗三、唐君毅同出新儒家的开山大师熊十力之门，但他的学术致思取向却与熊十力学派的其他成员完全相反，走向了一条消解形上学的道路，这实在是令人玩味。那么，在徐复观那里，消解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它又有哪些思想特色？李维武教授的《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为我们了解徐复观的心路历程，及其消解形上学的致思特征，提供了一把登堂入室的钥匙。第一，该著以一种以人知人，以心印心、以问题为中心、与研究对象相对话的解读文本方法，深入地探求了徐复观的文化生命，真切地展现了他的精神世界。徐复观在对中国思想史作现代的疏释时，曾指出，由古人之书，以发见其抽象的思想背后，更要由此抽象的思想以见到在此思想后面活生生的人；看到此人精神成长的过程，看到此人性情所得的陶养，看到此人在纵的方面所得的传承，看到此人在横的方面所吸取的时代。一切思想，都是以问题为中心。所以，治思想史的人，先由文字实物的具体，以走向思想的抽象，再由思想的抽象，以走向人生、时代的具体，经过此种层层的研究，然后其人其书，将重新活跃于我们的心目之上，活跃于我们的时代之中。徐复观所提示的这一解读文本方法，在思想史研究中具有普遍的意义。李维武教授秉承这一方法，把徐复观放在二十世纪中国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这一历史背景中，并对影响徐复观其人其学最为深刻的三个因素即农村、政治、思想界作了充分的揭示。徐复观终身认定自己是农村的儿子，认定中国的劳动民众是中国文化的母亲，农村的生活成了徐复观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初的同时也是根源性的体验。而在时代的激流中，由于政治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生活的中心，徐复观也象同时代的诸多学人一样，从青年时代起，便因着革新中国社会的理想而卷入了现实政治的大潮中，并有机会进入当时高层政治圈，对以国共两党的斗争与联合为中轴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有了深刻的体验和了解。李维武教授认为这种人生历炼，是造就徐复观致思倾向与熊门其它诸子迥异的关键因素；在为学过程中，他的目光专注于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之间，把儒政治理想与民主政治追求结合起来，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眼光在对中国文化进行的阐释中，消解了形而上学。第二，该著将徐复观对中国文化的现代的疏释，准确地归结为消解形而上学的创造活动，并对消解形而上学的意义作了同情的阐释，突现了徐复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独特贡献。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只有认识和把握了这个特点，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的个性。由于重视现实的生命存在，强调心是通过活动、实践，文化创造呈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就存在于现实的人文化成之中，而不是形而上学所能昭示的。由此，徐复观对熊十力、唐君毅诸师友重建形而上学的基本思路进行了批评，认为象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那样，希望借重建中国哲学本体论，用形而上学来昭示中国文化的精神，恰恰是背离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因为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无论是在最初的形成过程中，还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所凸现的对道德精神的自觉，始终是以重视人的活动、重视人的实践的性格为主体的，而不是一种重知识，重思辨的性格。对于徐复观这种消解形而上学的努力，李维武教授并没有采取学界流行的态度，对之一笔抹杀或认为他不懂哲学，相反，他对之作了以心印心式的同情理解。李维武教授认为徐复观消解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在于，现代新儒家的形上追求和本体建构与现实的生活世界不能打成一片，因而，徐复观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认真反思：本体论怎样才能更好地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从而更富有生命力？中国哲学本体论怎样才能更多地吸取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特点，从而更本质地把握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精神？李维武教授认为形上的追求和现实的生活世界两个方面对于哲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且也是重要的。中国哲学的发展，不能缺乏形上的追求，也不能远现实的生活世界。因而，对于如何在形上的追求和现实生活世界之间选择哲学的位置来说，徐复观的消解形而上学思想，就是推动未来中国哲学的更大发展工作中，不可绕过的一个环节。第三，该著展现了徐复观对中国的道德精神、艺术精神、史学精神的反思，揭示了《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以及《西汉思想史》这三部具有真知卓见的学术著作，在构建徐复观的消解形而上学思想中的支柱意义。在对中国道德精神的反思中，徐复观对中国道德精神的文化性格、形成过程和历史价值进行了富有新的再发现、再阐释。认为中国道德精神主要是由孔、孟儒家所开启和完成的。在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追求自然界的纯知识的逐物之学，而是立足于人自身生命、生活的重道德的为已之学。认为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是我们先人对于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再生于当今世界的根基。在《中国人性史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忧患意识这一关健性的范畴，认为忧患意识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文精神的最初跃动，奠定了中国人性论的特点和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李维武教授认为徐复观对中国道德精神的高扬，对立足于生命和现世进行道德追求的强调，正从人性的侧面展开了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本体论的消解。在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反思中，徐复观认为中国的艺术精神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由孔子所奠定了儒家艺术精神，这就是为人生而艺术；另一类是由庄子所奠定的道家艺术精神，即为艺术而艺术，后者最能代表中国的艺术精神。中国的山水画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要体现者，是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下，在一般士大夫的利欲熏心的现实下，想由人间世超越到自然界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的产物，它代表了艺术对社会、对时代的一种反省性的反映类型。它呈现的是冲融淡定，物我皆忘的和平境界，能给躁动不安的现代人类注入平静、安定、和谐的因素，所以，它在当代世界，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对精神自由的祈向和追求，代表的是中国人的生命跃动和生存智慧。在对中国史学精神的反思中，徐复观认为史之义，莫大乎通过真实的记录，给人类行为，尤是给政治人物行为以史的审判，此乃立人极以主宰世运的具体而普遍深入的方法。对这种史学精神加以弘扬、使之传世的大思想家首推孔子。在《春秋》中，为了探求历史事实的真相，他不畏当世的权贵，敢于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实现了历史的审判功能。同样，《史记》具有彪炳千古的真价值，也在于司马迁继承了孔子的道德理性的批判精神，在于他把文化的意义置于现实政治意义之上，代表了历史的良心。所以，李维武教授认为对中国史学精神的阐释和发掘，是徐复观对中国人的现实生命存在的思考由个体扩大到整个民族，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化重视现实、非形而上学的性格，使他的消解形而上学的主张，获得了更为深沉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总之，阅读该著，我深为作者掘井及泉的功夫所感染。作为国内研究徐复观的知名专家，李维武教授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就第一个将徐复观纳入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的全程进行考察和定位的，此后在徐复观专题研究方面成果累累。代表性的著作有收入《现代新儒家学案》的《徐复观学案》，有《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徐复观与中国文化》、《徐复观新儒家思想研究》、还编选了五卷本《徐复观文集》等，正是他在徐复观研究方面的深厚积累，使得《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材料丰赡，概括精当，文字优美，对徐复观思想发展脉络及同时人的影响梳理明晰，对他在思想史上的定位准确。《评传》展现了徐复观丰富的精神世界，让读者可以感受到他那颗跳跃不息的中国心，因而这既是研究徐复观人生道路、学术思想的典范之作，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中另一种思想倾向之于哲学发展意义的正名之作。在该著中，哲学家的语言与史学家的语言恰似水乳交融，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它将是徐复观研究中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 (《徐复观学术思想评传》，李维武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2月版。)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2年第2期; 个人分类: 一瓣书香|229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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