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I 本质上还是一维 NMR ，只不过多个方向上扫描。 二维 NMR 一般包括：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COSY), J-spectroscopy, exchange spectroscopy (EXSY), and nuclear Overhauser effect spectroscopy (NOESY) 。 COSY 原理很简单，可以找出两个有关联的 chemical shift 。会出现 diagonal peaks 和 cross peaks 。 TOCSY （ Total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跟 COSY 很类似，但除了可以观测到直接关联的 cross peaks ，还可以观测到间接关联在一起的 cross peaks. 【历史】 The first two-dimensional experiment, COSY, was proposed by Jean Jeener,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 in 1971. (Theoretically) This experiment was later implemented by Walter P. Aue, Enrico Bartholdi and Richard R. Ernst (1991 Nobel prize), who published their work in 1976. Ernst出席了13届生物物理大会(IUPAB)，我参加的是第8届生物物理大会（IUPAP），不要混淆。 【 chemical shift 】 In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 spectroscopy, the chemical shift is the resonant frequency of a nucleus relative to a standard in a magnetic field. Often the position and number of chemical shifts are diagnostic of the structure of amolecule . 参考复旦的实验原理！劈裂成两个方向，说明出现了类似 ising model 一样的两种自旋方向。当 RF 为二者之差时，低能向高能跃迁。 拉莫尔公式： 其中 γ 为旋磁比。进一步，原子核在磁场下的分裂的能级间距为： 质子的拉莫尔频率为 42.5MHz 。 Chemical shift δ is usually expressed in parts per million (ppm) ： 所以 ， 1ppm=1Hz per 100MHz ， 也就是 42.5Hz chemical shift。
时间到了 1950 年， Bloch 实验室的两名博士后， Warren Proctor 和虞福春，发现了化学位移现象，核磁共振开始在分析化学领域大显身手，接力棒由此也传到了化学家手上。 从事核磁共振研究的两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均为瑞士人，同在苏黎世理工任教。 Richard Ernst 对核磁共振波谱分析的方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发明的把脉冲波和傅里叶变换相结合的方法，不仅大大提高了实验的效率，也开拓出了多维核磁共振波谱这一有着广泛应用的领域。学习核磁共振波谱理论和学信号处理理论一样，让人由衷地惊叹造化赋予人的创造力之神奇。一个在形式上有着简洁与对称之美的数学变换方法，竟然能够在实验科学领域大显身手， Ernst 的工作堪称天才之作。 Ernst 的诺奖工作，是他于 1963 至 1966 年间在硅谷的 Varian 公司任职期间做出来的。这家公司由 Varian 兄弟创建于 1948 年，是硅谷最早的高科技公司之一。公司以制造电子真空管和医用直线加速器起家， 50 年代开始涉足核磁共振领域，因为拥有一批像 Ernst 这样锐意创新的科学家而成为核磁共振领域的领军公司。然而，在资本运作压倒技术创新的今天， Varian 于 2010 年不幸被 Agilent Technologies 并购。 2014 年， Agilent 领导层宣布关闭核磁共振谱仪的生产。一个曾经创造了神奇的高科技公司，在新的核磁共振技术依然层出不穷的年代却消失了，其命运令人扼腕。 Ernst 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对艺术也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爱好。他年轻的时候曾痴迷于大提琴和作曲，后来又迷上了绘画。 1968 年的一次亚洲之旅，又让 Ernst 和唐卡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开始收藏唐卡画，还利用学术休假的机会去北印度的一个小山村学习唐卡画。退休以后， Ernst 用诺贝尔奖金购置了一台拉曼谱仪，在家中搭建了一个工作台，开始研究唐卡画的颜料。上面这篇文章，发表在 2001 年瑞士化学学会的会刊 CHIMIA 上 (CHIMIA 2001;55:900-914) ，把他对唐卡画的研究心得娓娓道来。序言与结尾的两段话，也道出了他对科学与艺术的洞见，相信不少科学家伙也会有感同身受的体会。 There are indeed intima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rts and the sciences. Both fields require intuition and creativity, and in both fields greatness is measured by the mastery of inherent difficulties and nevertheless expressing eternal truths or achieving eternal beauty. For the author, art has been a constant source of inspiration in his professional research work. Perhaps art has contributed more than science to make our world hospitable and lovable, although science is of greatest importance for our survival. Together, in a creative symbiosis, they give us hope for a prosperous future in view of our physical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Enrst 的工作很快使得核磁共振成为分析化学不可或缺的工具，有他的工作奠基，用核磁共振来解大分子——蛋白质——的结构，多多少少是意料中的事情。虽然蛋白分子结构的复杂性和有机小分子不可同日而语，这一难题还是被 Enrst 的同事 Kurt Wüthrich 给攻下了。在冷冻电镜成为结构生物学的新宠之前，核磁共振和 X 光晶体衍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平分着秋色，相比于 X 光晶体衍射，核磁共振无需生成蛋白晶体，因此在研究蛋白与分子间的作用及药物设计方面更具优势。 Wüthrich 的诺奖名至实归。 再下来，就是我如今赖以谋稻粱的医用核磁共振成像技术了，这个话题扯开了怕是刹不住车，还是先搁一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我以前的一篇小文—— 理弦成像影憧憧 。 走过历史，为了是要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科学网的博主在微信上发问了：“还有能再得奖的工作吗？”嗯，这个问题还真需要好好想想，现实离得太近，未免难以看得真切。不过要论及核磁共振成像对生命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恐怕非脑功能成像 (fMRI) 莫属了。不为别的，人类对自身的好奇心由来已久，古希腊老头纸们发天问的时候，就已经想给这个问题寻找答案了。可是一直到了 100多 年前，脑洞大开的意大利生理学家 Angelo Mosso 才发明出了下面这个高端设备。他的假设是：人类一思考，血液就会涌向脑袋。 Mosso 的假设很大胆，然而它的求证却花了近 100 年的时间。最初是用正电子断层扫描 (PET) ，但直到有了 fMRI ，脑功能和脑图谱的研究才开始呈星火燎原之势。神经科学领域近二三十年来加速度般的发展， fMRI 功不可没。和这段历史平行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许多学子走出国门，加入到对人类认知活动的研究中。下面这张照片，是《神经影像》杂志纪念 fMRI 研究 20 年的封面照片，有许多对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从中可以一窥中国学人在世界舞台上的风采。 (from PA Bandettini, Twenty years of functional MRI: the science and the stories. NeuroImage 2012;62:575-588) 未来会是什么情形，我不太敢下结论。我一直不愿预测未来，一是觉得有扮巫婆之嫌，二是以严谨为标志的科学研究，其发展却每每超出了人的想象。下面的卡通来自微信群里的一位同仁，贴上来博看官一笑，当不得真。不过有一年大选年，还真有人试图用 fMRI 来偷窥摇摆不定的选民，引来《科学》杂志一篇谆谆的 editorial ，告诫人们： fMRI is not a crystal ball!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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