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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罗宾逊：经济学女神: 热度 2 liyou1983 2017-5-12 19:19; 1956 年 6 月下旬，英国一个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了波兰第 25 届波兹南国际博览会，目的是看看波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然而，他们还突然看到了一场工人反对工人政权的罢工、游行和暴动，配置苏制坦克的波兰两个装甲师、两个步兵师对这次事件的镇压，以及至少 74 人死亡。官方新闻报道当然称事件是“帝国主义阴谋”的结果。在华沙一家旅馆的会客厅，波兰当局安排其经济学家与英国经济学家交流。布鲁斯、科瓦利克发表在 1983 年 9-12 月号《剑桥经济学杂志》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一文回忆，当双方心事重重却颇有礼貌地寒暄，会谈即将结束时，琼•罗宾逊（ Joan Robinson）站了起来。“诸位，我们不能这样，好像什么大事也没有发生。如果工人们起来反抗应当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府，如果人民在流血牺牲，我们必需敲响警钟，大胆地做出恰当的结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改变这种局面的方法。” 在此之前，琼•罗宾逊的形象是资本主义英国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她 1933 年《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和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共同建立了不完全竞争理论，她还热衷于给马克思主义出难题。当抗争和灾难发生时，一众似乎知识渊博、风度翩翩的男人退避或屈服了，挺身站立的却是一个他们曾经讥讽或反对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此后，波兰经济学家尊称琼•罗宾逊为“乔安娜”，一位优雅、智慧却刚直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 1903 年 10 月 31 日出生于英国的坎伯利， 1922 年进入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攻读经济学， 1924 年、 1925 年两次获得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二名，获得学士学位。 1926 年与奥斯汀•罗宾逊结婚，随丈夫去印度工作，了解了印度的社会状况，这与凯恩斯早年的经历颇为相似，或许也是后来他们夫妇、卡恩、斯拉法、卡莱茨基、卡尔多等人加入凯恩斯组织的讨论小组，她甚至成为了英国凯恩斯主义的新剑桥学派领袖的一个并非次要的因素。 1929 年，她在凯恩斯等人的支持下，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助理讲师，登上剑桥大学讲台， 1937 年升任讲师，但直到 1948 年才获得允许女性担任的全职教职，次年任高级讲师（副教授）。由于英国大学独特的教授制度，琼•罗宾逊 1965 年终于担任剑桥大学教授职务至 1971 年， 1973 年退休。 1953 年至 1978 年，琼•罗宾逊 8 次访问中国。她喜欢晚上跑进中国的剧院，白天则访问合作社、人民公社、工厂、博物院或某所大学。她一度被中国社会主义的某些新气象所吸引和迷惑，认为“中国似乎最终证明，共产主义并非资本主义之外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但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后，罗宾逊又理性指出：中国领导人已着手进行一项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事业，把积累和增长的宏伟计划与理想的自由化和公开讨论结合起来。从 50 年代起，琼•罗宾逊投入了很大精力，发展英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1953 年，她在“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 ”（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3, Vol.21(2):81 – 106. ）提出了关于异质资本的价值加总问题，引发了英国剑桥大学与大洋彼岸剑桥镇的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派之间关于资本、价值、生产、收入等基础理论的论战，这就是喧闹了六七十年代、至今难言结束的两个剑桥争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mbridge_capital_controversy ）。 1973 年，她与约翰·伊特韦尔针对萨缪尔森的新古典教科书，合作《现代经济学导论》，试图复兴古典经济学，结果并不成功，但约翰·伊特韦尔后来主编了全球最好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琼•罗宾逊 1980 年被哈佛大学授予最高荣誉的法学名誉博士， 1983 年在哈佛大学因病去世。 196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始颁发后，琼•罗宾逊以垄断竞争理论、资本积累和增长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等贡献，一直是呼声很高的候选人， 1975 年还进入了最后的小名单，但当年得主是以数学方法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苏联康托洛维奇和美国库普曼斯。据说把持诺贝尔奖委员会的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等人厌恶琼•罗宾逊的左翼倾向，虽然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左翼同胞缪尔达尔上年与哈耶克共同获奖。又据说琼·罗宾逊因批判新古典学派的资本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而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抵制，以及她是穿裙子的女性。尽管她的论敌、 197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后来说琼•罗宾逊应当获奖， 199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甚至抱怨琼·罗宾逊应当首届获奖。凯恩斯在 1936 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骄傲地宣称：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对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琼·罗宾逊却说：学习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不受经济学家的欺骗！; 个人分类: 胡天胡帝|2723 次阅读|5 个评论

第二编宏观调控观察第五章理论•现实•信心----救市观察: 王中宇 2014-5-12 10:18; 第五章理论•现实•信心----救市观察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已经严重影响到高度依赖海外市场的中国经济。2009年一季度，一些经济数据出现向好的苗头，有人据此认为，中国经济最艰难的时段已过，将率先复苏。 2011 年7月后，出口连续三个月下滑。其态势类似于2008年7月之后，而此后出口大幅下滑，到2009年2月降至2008年7月的47.48%（见图2.24）。这让一些分析人士再度紧张。这些年来，各种经济形势分析如同股评，权威专家们各说各话，令人莫辨南北。图2.24：进出口月度数据数据来源：海关总署网站月度进、出口报表认识经济形势，关键在于把握造成经济困难的根源，看这些根源是否有所变化。评估“救市”的效果，不仅要看其短期作用，更需看其是否能针对经济体的症结，对症下药。在第一编第一章中，我们详细观察了经济系统的症结，即利润极大化原则及其必然导致的四大失衡：社会产能与有效需求失衡、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追逐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资金失衡、货币供应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失衡。“救市”之策对这四大失衡作用如何？是缓解了还是强化了？ 5.1 “救市”之策 “救市”之策的核心是大手笔注入资金。2008年11月5日，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投资的两年经济振兴计划。4万亿相当于2007年GDP的16.2%，2006年财政收入的103.2%，力度之大举世震惊。现就职于世界银行的林毅夫表示： “ 中国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有助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到8%～9%的水平,这就是中国为全球经济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 从媒体报道看，这四万亿指向三个方面：其一：增加居民收入，减轻居民负担，包括： 1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标准，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2 、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3 、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其二：公共工程，包括： 1 、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2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 3 、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4 、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其三：支持企业，促进转型，包括： 1 、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 2 、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为此，要求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第一个方向针对不足的有效需求，无疑是正确的。此次金融海啸中，不少国家和地区由政府直接向居民发放“消费券”，直指要害。然而这种“补贴”性的支出能否解决经济体系根本机制造成的问题，值得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它能救急于一时，将矛盾推到以后。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危机源于实体经济的利润远不足以喂饱巨量逐利资金的胃口，而逐利资金拥有者的利润率决定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从“效率”角度看，给居民补充的消费资金，最终只有一部分能转化的资本渴求的利润，远不如直接给逐利资金拥有者注资效率高。这就是美国向华尔街“撒钱”的原因。另外需要指出：对其中的“游牧民定居工程”当地部分民众和生态学者、文化学者持有强烈的异议，宜谨慎行事。第二个方向从长远看为国家发展所需，但它能否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值得怀疑。投入工程的资金中，行政体系势必吸收一部分，工程最后由企业实施，企业必定要首先确保自己的利润，最后才可能是工资。只要经济系统运行机制依旧，这三部分的分配格局就不可能改变，而正是这种分配格局导致了今天的困境。大型工程中，单位投入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很有限的，而它却有超强的能力创造富豪。事实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就采取过由政府举国债大搞工程的对策。正是这期间，中国的两极分化急剧拉大，产能与购买力严重失衡，造成了今天这种难以处置的局面。第三个方向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间的利益调整。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相当热衷。既有站在私人资本立场上希望压缩政府在经济领域活动空间的，也有站在政府立场上要求控制经济命脉的。这种争论的背后往往掺杂着“主义”之争。然而从整个社会的视角观察，这不过是精英集团内部官、商之间的势力范围之争而已，根本不涉及问题的症结--社会公众疲弱的购买力。理论界还有相当多的声音将希望寄托于技术升级和创新。事实上，导致今天困局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在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企业最理性的行为是窖藏现金（无论来自那个渠道）以备过冬，而非投入前景莫测、风险极大的技术改造。从全世界看，今天的技术水平远超过的1929年，却发生了与之类似的危机。可见指望技术发展能解决经济运行机制造成的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从问题症结的角度看，只有第一个方向对症，可能生短期救急之效；第二个方向利弊参半、弊大于利；第三个方向基本不对症。注意：当年罗斯福从遏制资本积累的速度和增进社会公众的有效需求两个角度下手。而今我们完全没有遏制资本积累的速度的举措，相反却为加速资本积累打开新的渠道。由此可感受到，在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上，特殊利益集团影响力之巨大。这种扬汤止沸的药方，疗效可想而知。由此可见，“救市”之策，是“中国特色”的凯恩斯政策，它不可能缓解前述四大失衡。 5.2 凯恩斯VS哈耶克上述四大失衡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其实各派经济学家都清楚。只是有的人不愿正视，有的人不愿明讲罢了。面对这轮经济危机，主流经济学家明显分化为两派。一派以凯恩斯为旗帜，一派以哈耶克为旗帜。目前各国政府的“救市”举措带有明显的凯恩斯主义色彩，遭到了哈耶克主义者的严词批判。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源于需求不足，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就是政府介入市场，增加需求，从而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对此，哈耶克主义者批判道： “ 现在的经济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这叫‘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不管你是否喜欢张维迎，前述统计数据的证据都令人不得不重视他的警告。其实，哈耶克曾坦率承认自己受过马克思的影响。当初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过《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他赞赏《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见高歌：《从经济思想视角解读哈耶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160页）但哈耶克的理论回避了利润极大化的关键作用，而将责任放到政府的货币政策上。他认为：由人为的维持低利率造成的信贷扩张会误导商人，使他们热衷于冒险，而不管是否能够赢利。信贷扩张给出错误的信号，使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生产和消费计划的失调。这种失调首先会表现为某种“繁荣”，紧接着由于生产的节奏（time pattern）要适应经济中储蓄和消费实际的节奏而发生“泡沫破裂”。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就是：应该让自由市场来调节利率，而一旦出现了产能过剩，政府不应试图拯救濒危的企业，而应听任其破产，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不能忍受一系列小规模的调节，失衡势必积累起来，酿成重大的经济危机。 5.3 理论与现实哈耶克提供了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理论，并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但为什么美国人不遵循哈耶克的教诲？不但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如此，共和党总统布什同样如此。为了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布什政府在美国国会作了艰苦的斗争。当时美国有122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国会，反对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根据正是哈耶克主义。 “ 美国的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私人资本市场毕竟为这个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为了平息短期干扰而从根本上削弱那些市场是极其短视的做法。 ”（《美国百位经济学家致国会参众两院的一封信》2008-9-25第一财经日报）但10月3日，美国国会竟通过了总金额85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如此蔑视上百位经济学家，美国国会难道疯了？令人不解的还有格林斯潘。张维迎告诉我们，在格林斯潘1966年写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书中，这样解释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 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但在此过程中，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从而刺激了投资行为，并产生了一场荒谬的繁荣。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但太迟了，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地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结果，美国经济崩溃了。（见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这完全就是哈耶克主义的解释！然而当上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为了应对网络泡沫的破灭，却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助长了美国房价泡沫。如果不注明上述引文的作者和时间，人们很可能以为，是在描述格林斯潘主持的美联储。无独有偶，伯南克也是以研究大萧条起家。当年大萧条最显著的事实是资产价格的大幅度动荡，从疯狂飙升到一泻千里。对此，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应对？伯南克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货币政策本身不足以遏制资产价格泡沫，也不足以遏制泡沫破灭可能对整体经济造成的伤害。由此，货币政策不应该直接针对资产价格。换而言之，不管你华尔街怎么折腾，伯南克更关心实体经济，在他看来，通货膨胀率才是货币政策应首要关注的目标。伯南克说: “ 货币政策不应该直接针对资产价格变动，除非资产价格波动显示出预期通涨的变化。试图稳定资产价格的货币政策不可取” “我们几乎不可能知道资产价格变动是源于经济的基本面，还是非基本面，还是兼而有之。 ” （伯南克《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波动》） 2000 年在《外交政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用外行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倾向：“ 如果华尔街垮掉了，面向大众的金融业是不是也得跟着垮掉呢？不一定。 ”（伯南克的“救市”秘笈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13569/ce ）表明了他反对挽救濒危企业的立场，与哈耶克的主张一致。 2007 年2月，次贷危机浮出水面，已经身为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则一如既往地关注通胀压力，多次强调，绝不为投资者的失误埋单。直到2007年8月7日，美联储的声明仍强调，“ 关注的重点仍是通胀压力能否像预期那样得到缓解 ”。但到了2007年8月11日，美联储开始向金融系统注资。实施了著名的“量化宽松”政策：利率：从2007年8月开始，美联储连续10次降息，隔夜拆借利率由5.25%降至0%到0.25%之间。补充流动性：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至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期间，美联储以“最后的贷款人”的身份救市。收购一些公司的部分不良资产、推出一系列信贷工具，防止国内外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出现过分严重的流动性短缺。美联储在这一阶段，将补充流动性（其实就是注入货币）的对象，从传统的商业银行扩展到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主动释放流动性：2008年到2009年，美联储决定购买3000亿的美元长期国债、收购房利美与房地美发行的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这一阶段，美联储开始直接干预市场，直接出资支持陷入困境的公司；直接充当中介，面向市场直接释放流动性。引导市场长期利率下降：2009年，美国的金融机构渐渐稳定，美联储渐渐通过公开的市场操作购买美国长期国债。试图通过这种操作，引导市场降低长期的利率，减轻负债人的利息负担。到这一阶段，美联储渐渐从台前回到幕后，通过量化宽松为社会的经济提供资金。事实表明，坐在美联储主席的位置上，伯南克从哈耶克主义者转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格林斯潘和伯南克绝非泛泛之辈，他们对主流经济理论的理解至少不下于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却为何前后迥异，在学理上自掴其面？ 5.4 学理与信心细思量，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症结，凯恩斯和哈耶克都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愿如马克思那样明白说出来。他们政策主张的差异，其实源于信心。诚如张维迎指出的： “ 西方经济学界一般把对市场的信仰划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仰，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怀疑主义，摇摆不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就是主张政府干预主义的经济学；第三个层次是对市场经济非常信仰，但是也认为，必要的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这是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就认为，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让经济走出低谷；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坚定不移，完全信仰，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但这一学派当今的代表人物主要在美国。 ”（张维迎《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2009年2月8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哈耶克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只要听任失败的资本家破产，让经济体系毁灭过剩的产能，就能够实现自我调节，经济系统将持续运行下去。而凯恩斯没有哈耶克的信心，哈耶克视为正常调节的过程，让凯恩斯看得胆战心惊。经济系统毕竟不是象牙塔里的“孤立体”，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的动荡与衰退，直接威胁到社会底层大量居民的生存，威胁到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一旦弄到“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反待如何”的地步，连这个社会结构都无法维持，遑论其经济子系统的自我调节？由是观之，不难理解美国一百多位经济学家与国会的差异，经济学家只需在“孤立体”里构建逻辑体系，而国会却不得不面对来自整个社会的信息与压力。经济学家眼中的数据、比例，在国会面前表现为自杀的老板、失去生计而不得不犯罪的穷人和示威乃至暴动的人群。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奥巴马上台后，提出了超过了9000亿的经济复苏计划，比布什的胃口还大。遭到参议院狙击后，他真的急了： “ 如果什么都没做，这次衰退会持续数年。我们的经济将失去500多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逼近两位数，整个国家将滑向危机深处，难以挽回。 ” 这个救市方案的后果奥巴马当然清楚，在1月初他曾警告说，美国将面临“ 万亿美元赤字时代 ”。但“ 在目前情况下，拯救经济比控制财政赤字更重要。 ” 看来奥巴马对美国社会结构的信心也不足以让他遵循哈耶克主义，他不敢听凭经济系统的自我调节，而宁愿饮鸩止渴。政客奥巴马如此，正牌的主流经济学家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同样如此，看来只有张维迎信心满满，期待着“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毫无疑问，“饮鸩止渴”是张维迎对凯恩斯主义的准确评价，而格林斯潘、伯南克、奥巴马和美国国会宁愿饮鸩止渴，反映了美国一流精英群体对自己社会结构的信心程度。其实美国精英群体的信心是美国人的事，我们中国人需要思考的是自己的信心。统计数据告诉我们，利润极大化导致四大失衡愈演愈烈，导致国内市场无法满足逐利资金的胃口，使之不得不转向海外市场。国内救市措施不但没有遏制四大失衡，反而有使其强化的倾向。于是我们的信心只能寄望于海外市场的迅速恢复，使四大失衡造成的困境可以缓解，中国可以在以复兴经济的道路上再走一程，直至指数膨胀的资本欲望顶到海外市场的“天花板”。来料加工模式的对外依赖，挣的是加工费，表现在外贸统计上，就是外贸顺差（如果成了逆差，意味着产成品价格低于原材料和元器件价格，这样的来料加工是没法持续的）。图2.25展示了外贸顺逆差的演化。图2.25：外贸顺逆差演化数据显示，2008年11月，外贸顺差达到峰值，此后其平衡位置一路下行。这提示我们，来料加工模式的对外依赖，已难于为国内过剩的资本提供所需的利润。只要美国不再维持靠发票子输入商品的政策，追逐美钞利润的出口商就不可能重温往昔的好日子；而如果美国靠滥发钞票维持其内需，我们的依附型经济就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只是挣来的是明知要贬值的美钞，面对这样的前景，不知该如何建立“信心”？或许信心来自“全民放贷”？ 5.5 信心之旅--“全民放贷” “ 全民放贷”之风愈演愈烈。仅就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就有上海、江苏的苏州、常熟、徐州，泗洪，浙江的杭州、温州、宁波、丽水，辽宁的沈阳，福建的厦门、石狮，广东的广州，云南的昆明，内蒙的包头、鄂尔多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此忧虑地描述道：“民间借贷正在从两年前的江浙等沿海地区扩展到山西、内蒙等内陆地区，从制造业领域扩展至商贸流通甚至普通家庭。 ”（民间借贷月息5分还得靠关系“全民放贷”愈演愈烈新华网 2011年07月17日）对此人民日报发文称： “ 目前民间利率高企，全民放贷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泡沫在逐步形成，正越吹越大，极易陷入借新还旧、越滚越大的恶性循环，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发生巨额资金无法收回的局面，容易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全民放贷愈演愈烈民间高利贷酝酿大风险人民日报 2011年08月05日）信贷是储蓄与投资间的桥梁，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张茉楠正确地指出：“ 防止资金外溢、避免经济泡沫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后中国经济无论怎样转型都要以‘实业立国’为根本。 ”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他主张：需要加大改革力度，让电信、金融、能源、铁路等高利润行业真正向民间资本开放，消除民营投资的“弹簧门”和“玻璃门”，为民间投资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见（民间借贷月息5分还得靠关系 “全民放贷”愈演愈烈新华网 2011年07月17日））这个建议背后的逻辑是：私人资本因利润源枯竭而走向泡沫化，只要对其开放电信、金融、能源、铁路等高利润行业，就可以使其回归实业。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则建议：“ 要让民间资金告别暗流涌动状态，使其浮上水面。 ”认为，目前应放松金融机构准入管制，进一步通过金融业改革，对民间金融予以引导和规范，以使其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同上）总而言之，出路在于让金融业走向私有化，并带动电信、能源、铁路等行业的私有化。然而，这条道路会将中国引向何方？短期看，私有资本在新开放的利润领域中会如鱼得水，中国实业的最后一点地盘会迅速地被私人资本牢牢控制。回顾过去30年的利润极大化导向历程，尤其是1998—2003年间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国企领域，为利润极大化搬掉最主要障碍后，逐利资金迅速积累，导致消费资金相对萎缩，两者失衡高速扩大。2003年之后，实体经济已经无力吸收当年新增的储蓄，导致投向虚拟经济的逐利资金日渐膨胀，这是当今经济困境的总根源。与过去30年获得的总空间相比，李稻葵们如今寄望的金融、电信、能源、铁路等行业不过是小菜一碟。放给私人资本后，从全局看，逐利资金与消费资金的失衡的困局只会更加严重，绝无缓解的机制。正是这种困局，导致基于社会购买力的真实利润率下降，迫使逐利资金拥有者们相互吞噬，以求自保。于是以房地产泡沫为典型特征的，名为“虚拟经济”，实为“击鼓传花”的投机对赌愈演愈烈。这游戏将风险高度集中于金融系统，迫使当局不得不打压房地产。打压房地产最有效的手段是切断投机性购买力的资金来源，于是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以控制贷款规模。结果房地产企业资金链全面紧张。相关企业为自保，不得不依靠传销式的高利贷网络向社会大肆吸金，催生了全民放贷。其实，这个游戏的参与者深知这是个不可持续的过程，不过幻想自己能在泡沫波灭前提前抽身。在江苏泗洪的案例中，一位家具厂老板（报道中化名张然），称“人们都疯了。”，然而他依然纵身投入，放贷200多万。他上线的上线，利息3毛，上线利息2毛多，他1毛5，他给亲友则是5分至8分。报道称在泗洪，张然这样的四五线人员，有数百至上千人，他们靠近金字塔底层，借贷额在上百万到四五百万间。张然说，他知道这么高的利息不可能维持长久，甚至用数学公式就能算出高利贷崩盘时间表。他把抽身时间表定在秋季。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到5月底出现了停止付息的情况。6月29日，泗洪国土局在官网上公示解除两块地的土地出让合同，理由是“无力开发”，而这两块土地是这个吸金网络的命根子。7月16日，所有人都在相同时间要债，出现“挤兑”，上线四处躲避，泡沫就此破灭。破灭后的局面暴烈而无法收拾，绝望的下线“ 找到上线后，将人半埋进土里灌辣椒水，逼对方把钱吐出来。 ”人民银行泗洪支行一内部人士说，存款减少，从银行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 搞乱了金融秩序。 ”这只能由公安机关处理。但参与放贷的有一批公职人员，甚至有公务员从银行贷款后拿去放贷，“ 公安机关怎么查呢？ ” 最可笑的莫过于泗洪纪委，7月19日，泗洪召开“全县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抵制非法集资工作会议”，纪委副书记姚海波在会上说，对于已参加或涉及非法集资活动的党政干部职工，要迅速纠正到位，同时还要严格管好家人、亲友、身边人，督促他们不参加非法集资。但7月16日，泡沫已经爆裂。（有关报道见江苏泗洪全民放贷风潮资金链断裂残局难了2011年08月01日新京报）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的御前谋士李稻葵们，依然寄望于私有资本的利润极大化机制，不知他们想将国家带到何种境地。; 个人分类: 经济观察|1522 次阅读|0 个评论

第一编货币循环观察第二章利润极大化、凯恩斯主义与第四大失: 热度 1 王中宇 2014-5-2 09:38; 第二章利润极大化、凯恩斯主义与第四大失衡 2.1 “转轨”：从“按比例，有计划”到“利润极大化” 1949 年以后，中国经济体系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社会要素配置的主要机制是各级经济计划，理论上遵循“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计划经济”的思想遭到一边倒的批判，“有计划、按比例”原则被视为保守、落后，而利润极大化原则逐渐成为全社会配置资源的核心原则。不但个体户、私有企业如此，连国有企业也在“保值增值”的压力下转而谋求利润极大化。这就是学界大讲特讲的“转轨”。问题是，“利润极大化”何时成为我国经济体系中要素配置的核心准则的？ “转轨”前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政府操控的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不过是实体经济的会计、出纳部门，因而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密切。图1.14是现金投放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数据显示，1995年以前，两者大体同步波动，两者间存在弱相关性，控制现金投放量曾是政府调控经济增速的重要手段；而1995年后，两者的波动不再相关。可见对“转轨”而言1995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图1.14：现金投放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 “转轨”之前，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国有企业手中，“转轨”过程中城乡居民存款在金融系统信贷资金来源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到1996年后升势停止，这个比重开始缓慢下滑。这表明，1996年后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结束。（见图1.15）图1.15：城乡储蓄存款/资金来源合计银行系统的作用在于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转轨”之前，我国的存款不敷投资之用，“投资饥渴”是当时学者们讨论的热点问题，表现在银行系统就是大比例的“贷差”。“转轨”让这一比例持续下降，并于1994年发生逆转，“贷差”转为“存差”。此后“存差”持续扩大。（见图1.16）这表明，银行系统的存款越来越难于转化对实体经济的贷款了。图1.16：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平衡转化银行系统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工、商业的贷款。图1.17表现出银行贷款在工、商业中的地位变化。图1.17：工、商业贷款与其行业规模的关系历史数据表明，1993年以前，商业贷款/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在60%到70%左右波动，而1993年以后，这项比例开始系统性下滑，1998年以后更是逐年高速下滑。至于工业贷款/工业增加值，1991年以前呈增长趋势，1991年至1998年在50%左右波动，1998年后系统性下降。这一趋势被银行系统称为“金融脱媒”，视为“大兵压境”；而时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则视其为机遇，称要“ 顺应金融脱媒趋势，加速资本市场改革创新 ”（尚福林：顺应金融脱媒趋势加速资本市场改革创新新华网 2008年01月12日）。数据显示： 1998年是中国的“金融脱媒元年”。据前经贸委国内贸易局的调查，1996年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占93.8%；1997年又进一步扩大为98.4%，供不应求的商品仅有10种，占1.6%；1998年则已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供过于求和供求平衡的商品达100%（见万国雄扩大内需的思考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06期）。到1998年底，扩大国内需求已经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取向。购买消费品并为逐利资金提供利润，靠的是流通中的现金。图1.18展示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流通中的现金的比值，数据显示：1977年这一比值为7.45，即一单位的现金存量在一年内对应于6.18单位的社会消费品购买，转轨过程中，这一比例持续下降，到1993年下降到2.43。此后在2-4之间波动。这表明消费与现金间的关系已于1993年完成“转型”。图1.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流通中的资金一系列数据表明，1994--1998年间，中国经济已经完成转型，已经从科尔内描述的“短缺经济”转型为内需不足的“主流”经济，此后在这“主流”形态上已经运行了10年以上。赵志耘等在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时，利用11个指标建立了“市场化指数”，他们计算的结果见图1.19。数据显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于1994年基本完成。这旁证了我们的判断。图1.19：1978-2009年中国市场化指数来源：赵志耘等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 1979-2009年财经问题研究第9期(总第334期) 2011 年9月 “主流”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资本利润极大化。中国统计年鉴中，只有工业领域有相关数据，可供计算资本利润率。其各种统计口径中，覆盖时间区间最长的是“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从1998年到2009年。这个口径包含了中国工业资本的主体。图1.20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 1998年以后，资本利润率稳步上升，到2007年达到峰值，此后两年开始微降。从旁印证了我们经济体系追逐利润极大化的努力及其成效，也表明利润极大化过程遇到了天花板。图1.20：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可见，利润极大化机制在中国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已达10年以上。让我们进一步观察它的运行机制及长期后果。 2.2 “利润极大化” ：机制与长期后果 “转型”完成10年后，中国经济面对的矛盾已经全面转化，它们包括：就业压力、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中小企业失血、对出口的依赖、房地产与资本市场的疯狂、通货膨胀压力……。这一切都源于“转轨”后要素配置的首要机制---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资本利润极大化一方面要求降低成本，一方面要求扩大市场占有率。前者导致社会工资总额相对于GDP下降(见第一章图1.1)，相对于扩大的产能，社会公众购买力日渐不足。这导致产能过剩、现有生产能力开工不足（早在1999年12月1日，当时的国家机械工业局发出《机械工业产品结构调整指导意见》（国机规（1999）641号），就列出了32种“ 国内生产能力有较大过剩，市场供应远超过需求的产品 ”。此后，前计委、今发改委不断发出各行业产能过剩的警告。）产能过剩导致就业机会不足，我国有举世瞩目的GDP增长率和全球最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却不能为年均增长不到1%的劳力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现在连大学毕业生都就业困难。曾几何时，“海归”就是“金领”的同义词，但“2004年12月，全国青联海外学人工作部与《青年参考》报联合主办的‘海归搜索行动——海外留学与归国人员现状大调查’发现，71.3%的海归在回国后至少6个月才找到工作；一年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的占10.2%（《中国青年报》，2004年10月26日）。2005年，世界HR实验室对1500个海归样本的统计结果，35%以上的海归存在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待业而成为海待，受访者中已有3个月未找到工作的占30%，另有15%在5个月内都没有找到工作（《广州日报》2005年11月3日），2005年11月3日。而到了2006年，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关于自费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花了3～6个月时间才找到工作，甚至有6%的被调查者花了一年以上的时间找工作”（见王辉耀中国海归回国待业现象全解析 2008-02-18 ）以至于许多人无奈地自嘲：“海归”变“海待”了。就业机会不足直接造成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这些年，恶性矿难不断，矿业的生产条件如此恶劣，为什么矿工还要在那里就业？在这个持续危及生产者生命的行业，生产者为何无力形成现实的压力，迫使业主做出起码的安全投入？逻辑上只有一个答案：在与矿主的博弈中，矿工处于绝对劣势，不干你可以走人，而矿工们无处可去。劳动者谈判地位下降进一步降低总工资收入在总产出中的比重。这形成了一个使劳动者地位不断恶化、社会购买力相对于产能不断萎缩的正反馈回路。而扩大市场占有率的努力导致产能提高，资本利润扩张,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剧增，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它强力刺激所有竞争性行业的产能大幅扩张，形成了一个导致产能扩张的正反馈回路。正是这两个正反馈回路，造成了前述三大失衡：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失衡；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购买能力失衡；试图“以钱生钱”的货币与需要购买商品并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并且，这种失衡将持续恶化，导致劳力与资本的双“过剩”。这三大失衡直接反映到货币发行量的构成中，流动中的现金（M0）主要支撑最终消费品的购买力，而准货币（活期以外的其他存款）则需追逐利润。两者的比重持续下滑，表明了失衡的发展过程。（见图1.21）图1.21：追逐利润的货币与追逐商品的货币失衡在这样的基本格局下，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靠海外市场维持，而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资金只能投入赌博性的“虚拟经济”。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上述各种经济矛盾的深层根源，是经济调控当局面对的宏观背景。综上，可用图1.22说明利润极大化原则的作用机制：图1.22：利润极大化的作用机制我们前面观察到的三大失衡（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产能与内需失衡；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其根源就是利润极大化。这样的机制导致了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新上台的总统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原则有二：其一，限制资本的盈利能力，借以放缓矛盾聚集的速度；其二，用财政手段向大众提供就业机会，甚至直接提供货币补贴。这本质上是超额发行货币，以填补需求缺口。 1936 凯恩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就是有效需求不能消化过量的商品与劳务的供给，以致于形成投资不振、企业开工不足和失业。主张政府在进行公用设施建设时应实行积极的财政赤字政策。并做出不平衡预算来促使商品总需求的增加。为罗斯福的实践提供了理论辩护。凯恩斯主义本来是个短期应急之策，但上述三大失衡迫使金融当局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结果导致了第四大失衡。 2.3 第四大失衡：货币供应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货币用于度量可交易的财富，并扮演交易的媒介。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表征社会每年生产的可交易财富。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总量则表征社会积累的可交易财富。笔者找到的货币供应量数据自1985年始，将此年的各项数据均定为1，三者的演变见图1.23：图1.23：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财富的比较（均以基年为1）到2010年底，以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增长到1985年的10.26倍，笔者找到的统计数据只能计算到2009年的固定资产总量，历史数据可用多项式很好拟合，由多项式外推1年，到2010年，固定资产总量约为1985年的29倍。社会可交易财富相当于1990年的倍数，应为GDP和固定资产总量两者倍数的加权平均值，因而2010年只能在1985年的29倍以下。而货币供应量的同一倍数为148.61！数据显示，货币发行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持续失衡，“救市”之后失衡加速扩大。数据显示，在起初阶段，失衡是缓慢的。这意味着凯恩斯的策略在应对当前危机的同时，不至于造成难以承受的后果。这就是罗斯福新政能运行三届政府并将美国带进50年代顶峰的原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衡以指数函数的速度发展，显出不可控的态势，这时逐利资金的规模已远非昔比，喂饱它所需的额外货币遂成天文数字。这一背景将经济管理当局置于两难境地：喂饱逐利资金吧，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发行吧，无利可图的巨额逐利资金拥有者只能放空产能，从而导致广泛的失业。可见利润极大化机制必然导致四大失衡，而四大失衡则导致经济体中的货币不可逆地淤积为逐利资金，这表明经济体中的货币循环从长期看具有不可持续性：失衡的持续扩大早晚有从量变到质变的一天。 2.4 “保驾护航” 从各国的经验看，“主流”经济走到这一步往往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而我们在完成“转轨”后仅十来年，就走到这一步。这鲜明的“中国特色”根源何在？就在于全能的政府为利润极大化原则保驾护航。从三个视角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企业视角：推动资本向大企业集中承包、优化组合、减员增效、拉开收入差距；抓大放小、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这一系列的政策都在推动资本向大企业集中，产权向少数人集中。而广大国民就业的中小企业却在各衙门的严厉管制下，动辄得咎。以至于民谚云“ 十几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 ”。贵族化的金融体系靠行政权力垄断了从储蓄到的投资通道，而它只热衷于向大型企业注资，连理论上定位于农村的农业银行都是如此。《中国农业银行2005年年度报告》告诉我们： “ 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主要投向是：能源石化、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等重点优势行业。 ”其“ 积极营销和拓展 ”的对象是“ 系统性、集团性客户、跨国公司、事业法人客户以及重点优质项目 ”。其“ 重点关注的客户有：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华润集团等优质集团性客户，各大电力公司、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联合通信集团公司、首钢总公司等优质集团性客户，以及福建、重庆、大连等省市政府。 ” 同时，广大中小企业却融资无门，只好靠自我积累，在资金链紧张时，就难免落入高利贷的陷阱。与此同时，银行系统却面对着持续上升的存差（见图1.24）。从央行的月度数据看，存差总的趋势是扩大。2005年6月以后，尽管几次投资过热，几次宏观调控，几次救市，存差却维持在32%以上。图1.24：银行系统存差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历年金融机构信贷收支统计这样的政策倾向使资本向大企业集中，资源和权力向大企业的管理层集中。广大国民赖以为生的中小企业只好自生自灭，而他们的工资收入正是社会购买力的基础。地域视角：推动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区域倾斜、提高中心城市的“首位度”、限制“低素质人口”、创建“＊＊城市”（这**会随时变化，与时俱进，诸如“数字化”、“国际化”、“学习型”、“卫生”、“文明”、“绿色”、“宜居”…… ）。其核心作用是使资本向大城市集中。从全国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获得的资源远超过各地，促成这些地方志得意满地提出：“ 率先实现现代化 ”。随着这些城市的超前发展，人口大量向这些城市聚集，导致这些城市的两会年年讨论“ 控制人口规模”“限制低素质人口 ”。有能力影响到国家决策的群体主要居住在这些城市，这里的“现代化”场景，使其误以为这就是整个国家的面貌，从而明显影响到国家的公共事务决策。而事实上，这些城市只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是远离广大国民生存环境的“飞地” 。上行下效，各省纷纷将提高省会城市的“首位度”作为发展战略，从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向省会聚敛资源。盛极一时的“市管县”改革，让各地级市都有了可以搜刮的地盘，以至于被基层讥之为“市刮县”。（见周雪松“市刮县”抬头撤县设区遭质疑中国经济时报 2010年11月16日）中心城市脱离国情、国力的超前发展，在观察者眼前展现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形象：一个与欧美不遑多让，形象工程与政府建筑之奢华傲视全球；一个凋敝败落，污染遍地，学校等公共建筑弱不禁风。当年的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曾感叹：“ 城市建设得像欧洲，农村发展得像非洲 ”。问题在于，“非洲”才是大背景，“欧洲”不过是这背景上的一块块“飞地”，而飞地上的人们却以“主流”社会自居，控制着国家的舆论和公共事务决策。社会视角：推动资本向富裕群体集中多年来，“亲商”成了各级政府自觉的政策选择，甚至“亲”到官商不分，官商一体的地步。“政策优惠”、“划拨”、“特事特办”、“三零政策” （以零资产、零税赋、零地价吸引客商），让前官员化身的商人，以极低的代价将大量名义上的公共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私有财产，并立法保护之，称之为“产权明晰”。结果是国民中的少数人口依赖行政权力，聚集大量资产，以实现利润极大化；而导致多数人口缺乏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我们数千年的古籍中，有两个词汇描述这一过程：“聚敛”、“兼并”，这历来被视为国家的乱源。这种聚敛的效率有多高？看看历年的胡润榜就知道了（见图1.25），请注意：图中表征财富的纵坐标是对数坐标，相邻两条主刻度线间差一个数量级。事实上，胡润的调查线索主要来自上市公司的公开报表。而许多富豪的财富见不得光，八十年代就提出的干部和家属财产、收入申报机制胎死腹中，可见聚敛的真实效率只能比图1.25显示的更高。图1.25：历年胡润富豪榜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聚敛起来的财富统统需要进行投资、以追逐利润。当年，学界将投资饥渴归之为计划经济的顽症。事实证明，在当前的投资饥渴远超过“接轨”前。就在提出“穷人经济学”的这几年，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的飙升速度远超出任何历史时期。在2007年，国民创造财富的55.65%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追逐着未来的利润。到2009年这个比值竟高达91.07%。试用用不同的函数探寻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可能的趋势。指数函数和幂函数单调上升，暗示此趋势可能持续；而3次以上的多项式有数次逆转，次数越高，逆转越多、越剧烈，这暗示此趋势不可持续。拟合计算表明，统计数据的走势远离指数函数和幂函数，3次多项式的拟合效果明显优于二者，而6次多项式则优于3次多项式。这暗示了前期走势的不可持续性（见图1.26）。图1.26：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正如图1.10显示，国内市场根本不可能满足产能的需要，只好依赖海外市场。2004年后，出口急剧增长，造成了巨额外贸顺差（见图1.27）图1.27：外贸顺逆差（单位：亿美元） 2008 年宏观调控中降低出口退税的措施，使得中国的纺织企业叫苦不迭，迫使当局不得不放缓，可见我们的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到了什么程度。对利润极大化的保驾护航就这样帮助国内、外的资本将我们的经济系统置于几无回旋余地的处境。对此，“宏观调控”几乎是束手无策。请注意各图中的平衡位置，它们表征着我们经济系统的“标准弹道”，如果它们显示的长期趋势不能扭转，这“主流”经济的“标准弹道”会将国家引向何方？沿着这“标准弹道”外推，能看到什么样的前景？有什么力量能够扭转这样的“标准弹道”？; 个人分类: 经济观察|1617 次阅读|9 个评论

澳洲系列（12）奇闻异事：水陆两栖装甲车、动物园、会议中心: 热度 1 hep 2013-12-5 23:35; 我是一个比较宅的人，平时闲下来也很少会到处乱跑，在澳洲那一年更是宅得很。因为前面说过，公共交通实在不便，车次少，路程绕，平时去趟学校得一个多小时。我同办公室的哥们儿Imam更夸张。据他本人说，他住在堪培拉最南端的一个山脚下。翻过这座山，就到了新南威尔士州了。这段距离，平时来一趟得俩多钟头。这时间放在北京得从中关村到通州了——所以说我大北京的地铁、公交还是很给力的。上次说到2010年7月份出去开会，先去的是布里斯班，后去的是凯恩斯。当时在澳洲是冬天，在堪培拉已经瑟瑟发抖了，到了布里斯班就得穿秋天的衣服，而到了凯恩斯就像是夏天了：又潮又热，植物也完全是热带亚热带的风格，比如……算了，我也不认识。我们开会的地方在海边的一个会议中心，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楼上楼下是大大小小的报告厅。这两天听到了不少好报告，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W.Ketterle教授。开幕仪式也挺高雅的，节目表演居然是澳洲土著人的舞蹈，头上扎着羽毛，脸上涂着油彩，赤裸上身，穿短裤，光脚板，随着有些诡异的音乐起舞。主持人还介绍说，这是模拟土著人捕猎、采集、休息等等生活来编排的，后来我们在雨林公园（Rainfore Station?忘记怎么拼了）又看了一遍，之前在悉尼歌剧院旁边也看见过类似的卖艺行为。一句话概括，就是：土著人好原始啊…… 说到雨林公园，对我这个不爱出门的宅男还是挺开眼界的。记得当时我们坐到一辆很大的旅游车，怎么描述呢，就跟一辆没有炮筒的敞篷装甲车差不多吧，而且方向盘不是英联邦风格，而是像我们这样在左侧。（英联邦国家和地区方向盘都是在车的右侧）后来似乎明白了，这恐怕就是军工厂出品的吧。只见我们前面的路是在密密麻麻的树丛里面硬开出来的小道，崎岖狭窄。别说轿车，就是一般越野车进来也够呛能顺利出来。只有我们前面那位师傅手把方向盘，一路披荆斩棘地杀进去。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前面居然一大片浑浊的水域，司机师傅径直开了进去，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们的车就像船一样在水里漂浮前进！水域还挺宽，一会儿看见对面一辆同样的车（还是船？不好定义了）分开水浪游了过来，上面载着我们开会的一帮教授们。看到我们过来，他们高兴地摆手、大声打招呼，不管认识不认识（这都什么教授啊，一点都不严肃……）一会儿我们转了一圈回来，又看见一辆同样的车，也是我们的人，于是我们也高兴地摆手、大声打招呼，不管认识不认识（我们也不严肃，咳咳）我们还参观了他们的动物园，里面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动物。室内有放在玻璃罩子隔间的蛙类、蜥蜴等等，灯光昏暗也看不清楚；室外笼子里有长得像狗的Dingo（我翻译成丁狗，还是狗嘛……）木桥下面有好几条七八米长的大鳄鱼，正趴在那里睡觉，估计吃个人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当然我们比较期待的还是考拉和袋鼠。据说考拉一天能睡20多个小时，因为它们的食物桉树叶有毒，需要足够时间排出去（你说你直接吃点白菜叶子不好吗？）我们比较幸运，有一个醒着的，一脸呆滞的表情，照出来还不错。当然袋鼠就比较平易近人了。这边都是些小号袋鼠，它们的场地允许随便进出，所以大家纷纷蹲在小袋鼠旁边照相。杨先生以耄耋之年，仍然举着DV，兴致勃勃地给青春阳光的翁女士拍照，真是甜蜜的一对啊。中午吃饭在一个露天的日本餐馆，还是偏西方口味。不过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有筷子！所以吃肉排的时候，我就不笨拙地用刀叉切成小块，而直接用筷子夹着吃。搞得Imam等外国同学惊奇地说：“嘿，你看他能用筷子夹起这么大的一块。”我心说：羡慕去吧，这就是中国功夫，哼哼。不过且住，咱们这篇是说什么主题来着？开会是吧？那应该说说开会的事情啊。我们开会的地方在海边的一个会议中心，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楼上楼下是大大小小的报告厅。这两天听到了不少好报告，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W.Ketterle教授……这些好像都说过了，咳咳。我们开会的时候都背着电脑去的。凯恩斯最可恨的事情就是：无线网卡不能用。在堪培拉、在布里斯班都能用，就这个破地方不能用。可以像手机一样漫游，但是费用很贵，所以我们只能在会议中心上网。好在会议中心有无线网络，而且信号很快。我们到了地方一坐下，就掏出笔记本来就上网，新浪、搜狐、网易、QQ、百度……然后，那个，咳咳，我们是来干吗的？统计物理大会研究方向挺多，比如开场第一个报告是Sachdev的，他用AdS/CFT研究凝聚态体系中的量子相变；获Boltzmann奖的John Cardy讲共形场论（好像是，反正我没听懂，而且他说话太结巴）；Ketterle还是讲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的实验；杨振宁先生讲一维强关联体系的近似解。然后一群做可积系统的，一群日本人做自旋玻璃的，一群做冷原子的，还有一大群我也听不懂做什么的……这次还算研究范围广泛的。2009年底大洋洲统计物理年会在ANU的Union Court（好像是数学系的地儿）召开，然后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做可积系统的，像我们这边流行的铁基超导体、拓扑绝缘体，乃至超弦、宇宙学等等，统统没有。给我的感觉就是：研究方向冷门且单一。后来在布里斯班和我导师在一起的时候，我把这个情况跟他说了。他笑了笑，说：因为Baxter在这边啊。那倒是，Baxter算得上是这边理论物理的泰斗了。他几十年磨一剑，做了一辈子的可积模型。他最著名的工作是Yang-Baxter方程，其中Yang就是杨振宁。所以大会的时候他们两位老人坐在一起，大家噼里啪啦抢了很多杨和巴克斯特合影的镜头。其实二者是独立提出的，杨先生研究的是一维量子气体，而Baxter研究的是顶角模型，二者殊途同归，让人感觉到物理学的妙不可言。其实，我还是得抓紧时间上会儿网再说，谁让我们住的地方没有网络呢。; 个人分类: 澳洲生活|5546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新凯恩斯主义VS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谁胜谁负？（写的真好，转载）: zhangwei4573 2013-9-9 21:49; 2 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Peter A. Diamond，Dale T. Mortensen，Christopher A. Pissarides，表彰他们在劳动经济学上的突出贡献。简单地说，他们发明并拓展了宏观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搜寻－匹配模型”，并使得它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石，进入了主流教科书。众所周知，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以一部《通论》开创出宏观经济学这门学问。宏观经济学有别于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几乎是从天而降，直接改变了人们对于经济学的理解。今天人们嘴边的GDP、需求不足、金融泡沫、货币政策等概念，全都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但是宏观经济学有天然缺陷：“缺乏微观基础”。微观经济学是从最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一点一点推衍出来，已经圆融贯通，毫无破绽。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并非从基本逻辑推出，而是直接就搞出总供给、总需求，用它来指导经济政策。正因为凯恩斯主义获得奇效，也就获得了合法性。可等到6、70年代，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经济实践中碰壁，不再灵验，这时怨声四起，指责它“不够科学”。许多凯恩斯的徒子徒孙们坚信凯恩斯理论的正当性，积极为它补充微观基础，即所谓“新凯恩斯主义”。另有一批学者更相信微观经济学的坚实基础，主张抛弃凯恩斯，另起炉灶，以微观经济学为工具，也从最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构筑一套新的宏观经济学，又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以前获奖的卢卡斯，普雷查德，普雷斯科特，再加上这次获奖的几位，全都属于这一流派。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两派对峙的局面已成。而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高手辈出，既掌握了最新、最复杂的数学工具，又不惮辛劳地编写了很多教科书，隐隐已有一统宏观经济学的气象。芝加哥大学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源地之一，诺奖得主卢卡斯放出狂言，“我已经成功地让我的学生不知道凯恩斯何许人也。” 所谓宏观经济学，就要讨论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这三大市场的问题，又要涉及经济增长、经济波动、货币问题、经济政策等诸多敏感问题。“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每一个领域都要硬拼，对抗。区别两者的差别非常容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笃信市场，因而总是操持“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而“新凯恩斯主义”仍然继承了凯恩斯怀疑市场的传统，认为市场总要失灵，需要ZF的积极干预。就从这一点来区别，百试不爽。各个领域的对抗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多出奇招。比如在经济波动问题上，它们有“商业周期理论”；在经济增长问题上，它们有“代际交叠模型”；货币领域，金融领域，更是它们的地盘，不可动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统一的微观基础，每个领域的新模型、新理论，都可以潜在地支持其他领域的研究，彼此通气，相互借力，最终成就体系。新凯恩斯主义虽然在某些领域也有创新模型，但终究缺乏微观基础，以至于各种碎片无法串成一体。那么新凯恩斯主义何以还能屹立不倒，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相抗衡？原因在于他们守住了最后一块阵地，即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上流动的要素是劳动力，也就是人。人的流动远比货币、商品的流动困难，市场失灵之处比比皆是，于是这里成为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滑铁卢。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在这里屡战不利，却不愿承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这么宏大、系统、有微观基础的理论无法解释劳动力市场。本届诺奖三位得主捣鼓出来的“搜寻－匹配模型”，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用于对付新凯恩斯主义的杀手锏。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念，极端放任的市场总会自动平衡供需，达致最优的效率。商品市场上的非均衡，就是商品过剩，或者生产力过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解释说，此乃不够市场化之故。只要破除市场阻碍，商品过剩或者生产力过剩都会自然消除；资本市场上的非均衡，诸如通货膨胀，信贷不足，金融泡沫等，就更容易解释了。只要放开市场竞争，所有问题全都迎刃而解。轮到劳动力市场，麻烦的问题来了。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均衡就是失业。完全自由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真的能完全解决失业？弗里德曼都承认的“自然失业率”（就是无论ZF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消除的一部分人失业的状况）也能被自由市场消除？ Peter A. Diamond，Dale T. Mortensen和Christopher A. Pissarides这几位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改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利的现状。他们的“搜寻－匹配模型”是一种高度支持自由主义的模型，认为充分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最多只存在“摩擦性失业”，而不存在非自愿失业。换句话说，市场上之所以存在失业，是因为“有人正在找工作”以及“有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罢了。失业问题不是宏观经济学中不能克服的顽疾，劳动力与其他商品一样，也可以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达致效率最优的市场均衡。搜寻－匹配是劳动力市场常见的情形，信息不对称之故，在其他市场上并不多见。比如说，我们去超市购物，看似也是一个搜寻－匹配的过程，即我们搜寻品质－价格对于自身都合适的商品。而生产商品的企业也通过价格等待着认为它的品质－价格合适的顾客。但这个搜寻－匹配的过程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不会过多耽误。至于金融市场上的搜寻－匹配，效率更高。股市和其他金融市场，每天都在撮合不计其数的交易，瞬间完成，没有争议。可是劳动力市场，与其他市场相比，可就困难许多。每天都有许多人在找工作，每天也都有许多劳动岗位在招人。我们同样有大量报纸、杂志以及招聘网站做着联络劳动力供需双方的事，可是两方面的缺口（即劳动力方面的失业和企业方面的缺乏合适劳动力）仍然同时存在，未见得减少。搜寻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已故芝加哥经济学家、早期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勒，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在一篇研究失业的论文里涉及搜寻问题。当时数学技术还不发达，作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础的动态最优控制理论尚未成型，因此斯蒂格勒只是研究了一种特殊的、不连续的情况，很难推广。到了七十年代，麦考尔和约万诺维奇的研究基本奠定了搜寻－匹配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其中麦考尔研究的是搜索，约万诺维奇研究的是匹配。搜索这样刻画失业者的心态：失业者每一期时间里都要进行判断决策，手中已经握有一个Offer，一旦接受，以后就都要在某个给定的工资水平下工作。同时，失业者也可以拒绝本期的Offer，而憧憬下期拿到更好的Offer。失业者对未来工作机会、工资水平必须有一个准确的预期，从而找到一个最佳做出决断的时刻。匹配模型跟搜寻模型非常接近，只是把工资理解为一个更复杂的参数，该参数描绘了一对关系（不管是工作者－工作岗位，男人－女人，还是银行－贷款人）之间的匹配质量。这时候，研究者不再设身处地地站在搜寻者的一边，为他操心何时决断，而是化身为全能的上帝，慈悲地看着一对关系，希望它们能组成最合适的组合。显然，这时候的信息复杂程度更甚于搜寻模型。对于搜寻者而言，他只需要思考以后是否会找到更优秀、更高水平的工作，而工作或者工资本身，对于他是透明的。而在匹配模型里，匹配对象的情况变得难以琢磨，适合不适合，只有配上去试验了才知道。所以匹配模型对应的故事更为精彩。比如用它来解释年轻人为何频繁跳槽就很合适。因为年轻人对工作都不了解，缺少经验嘛，做了一期，知道不适合自己，于是就跳槽了。而等到岁数大一点以后，对各种工作的了解加深，误判减少，流动性自然也就降低了。同样地，我们可以用这个模型来解释，银行如何甄选优秀的贷款人。还可以解释男人或者女人的择偶方式，以及离婚成本的经济学分析。应该说，搜寻－匹配模型非常精彩，抓住了劳动力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核心特质。人不同于商品，更不同于股票。超市货架上的商品千篇一律，只要看看标签，看看价格，就能对商品有个评估。股票就更容易了。而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年龄、专业、自我介绍、毕业院校、过去经历，都不见得能够准确概括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合适不合适，非得面谈，乃至于试用了才知道。正因如此，劳动力市场很难被市场调节得完全均衡、毫无阻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这是劳动力市场的唯一的、内在的阻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不认同这一点。过去几十年里，新凯恩斯主义开发出不下十种理论来解释劳动力市场上的非均衡，他们称之为劳动力市场的“刚性”或者“黏性”，阻碍市场自发地向均衡水平调整。他们经常使用的理论，包括“工资刚性”、“内部人－外部人模型”、“锦标赛模型”、“菜单成本”等等，我们挑几种来看看。 “工资刚性”理论这么解释失业，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可以保证原有的市场均衡。可是且慢，工人们能接受自己的工资下跌吗？商品可以削价，股票可以暴跌，但对于工人而言，工资只能涨，不能跌。这就是工资的“刚性”。企业家也明白这一点，既然不能减工资，那就只有裁员，以此来控制在劳动力上的总支出。这样一来，劳动力市场上自然平添许多失业。再来看“内部人－外部人模型”。这种理论认定，任何企业、任何行业都会形成“内部人”的小圈子，并且对“外部人”进行歧视。比如说，媒体业，某家大型媒体，有人辞职，或者升职，公司需要招人补充。该公司会从市场上毫无偏见地找一个新人并加以培训吗？即使企业领导愿意这样，公司剩余的其他员工也未必愿意。大家总是要找“内部人”，“外部人”是很难杀入圈子的。这样一来，“内部人”把持就业岗位，外人进不来，自然又给劳动力市场增加了许多麻烦。再看一种“锦标赛模型”。公司需要一个中层领导的时候，高层领导是否必定会找人（或者内部选拔）来担任这个职位？未必。有一个常见的管理策略，即虚席以待，故意空着这个岗位，然后让底层员工通过工作来竞争，过一段时间后，选拔在“锦标赛”中胜出的员工担任这个职位。领导这样故意造成岗位空缺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对于整个劳动力市场而言，就导致了非均衡的失业。够了，所有这些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失业。它们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强调的“搜寻－匹配”模型相异之处何在？很简单。搜寻－匹配模型认为失业原因全都应该归于市场自身，而非到市场以外找借口。专业术语称之为“内生”。而新凯恩斯主义认定自由市场本身不可能完全解决失业。劳动力市场极为复杂，导致失业的原因千奇百怪，怎能单纯地用“搜寻－匹配”这样“摩擦性失业”的借口囊括一切？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新凯恩斯主义的解释更贴近现实，更为现实数据所支持。若非如此，它在形式优美、逻辑严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面前，早无容身之地。即便如此，本次诺贝尔经济学奖仍然颁发给了“搜寻－匹配模型”的几位创造者，以表彰他们用形式优美的理论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统江湖所作的努力。 1996年的诺贝尔奖给了卢卡斯，表彰他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上的开拓之功。2006年的诺贝尔奖给了普里查德和普雷斯科特，此二公创造出“真实周期理论”，在经济波动领域全面地击败了新凯恩斯主义。而这次的经济学奖，颁发给三位“搜寻－匹配”模型的开创者，无疑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又一次重要鼓励。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下一城，但是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竞争，还远未真正地分出胜负。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经管书评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bbs.pinggu.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502page=1fromuid=141259; 个人分类: 未分类|265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视频RAP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共两回: zhoumeng 2012-8-27 20:43; 这个有意思，说学逗唱学宏观经济，估计反凯恩斯主义者编写的,凯恩斯看了会气坏的; 个人分类: 经世济民|3643 次阅读|0 个评论

从"资本主义"到"人本主义": newniu 2012-6-3 00:08; 在维基百科中，“资本主义”如下定义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其特色是个人或是企业拥有资本财产，且投资活动是由个人决策左右，而非由国家所控制，一般并没有准确之定义，不同的经济学家也对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定义，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归私人所有，并借着雇佣或劳动的手段以生产资料创造利润。在这种制度里，商品和服务借由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投资的决定由私人进行，生产和销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业控制并互相竞争，依照各自的利益采取行动。按常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是“资本”，社会存在两类人——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自由决策投资活动，工人自由选择劳动职业，他们的自由依赖“市场”机制，人与人之间通过市场“契约”关系。政府只是为资本主义高效运转提供“支持”，保证财产权，契约执行等。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助长了政府的权力，凯恩斯观念得到实行，社会由单一资本转变为“资本”和“政府”并存。资本体现效率，政府体现平均。在市场环境下，资本弱肉强食，有法而无天；在政府环境下，平均至上，打土豪分田地。凯恩斯要求政府加大投资，提振需求。政府的资金来自何方？说到底还是拿富人开刀，滥发货币，提高税率，还是让有钱人出血，滥发货币提税率只是形式问题。随着福利社会的提出，又进一步说明了此问题，政府从平均行为中得到利益，政客从中得到了选票。 “政府”无论怎么折腾，始终离不开“资本”，没有收入，政府都开不下去，更不要提其它。“资本”始终是社会的主导力量，是经济的发动机。随着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核心名词“资本”已失去原本含意。纸币被发明出来，现代社会成为信用经济，资本不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阻碍。经济发展需要两个条件：资本和人，由于资本不再成为阻碍，那么“人”成为主要矛盾。由于当代社会以“资本”为核心构建，人们始终在忽略“资本”的负面作用，现在“资本”不再成为问题，负面作用开始显现。马克斯提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即是“资本”的负面作用之一。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结果只能是需求减少，经济无法持续，出现资本主义危机。凯恩斯提出了治标的方式，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福利制度，社会贫富差距保持了稳定，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资本家变富的手段不再是压榨穷人，而是从科技维度获得财富。简单讲一下，即是通过科技让穷人变富，富人同步致富。美国中产阶级社会，即是让穷人致富，资本家同步致富的典型。从过去的掠夺穷人转变为全社会同步致富，社会贫富差距保持了稳定。比如说1920年，穷人平均拥有的财富值一辆车，资本家相应有5辆车，那么到了2000年，穷人增长为10辆车，资本家相应增长到50辆。财富比例保持了稳定，社会也保持住了稳定。 “资本”主义的负面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然而另一个问题，即“资本”在社会中的位置成为关键。由于纸币存在，社会中不存在“资本”缺乏，但“资本”又决定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公司以出资多少形成占股多少，公司员工无论做出多大成绩，余下都是老板的。那么“人”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人”的位置应该处于“资本”之上，我们需要一个“人本“社会。“人本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是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借用卢梭的一句话“人生来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本社会”应是人卸下枷锁的社会。人的创造力、创新能力、思想不再受到资本的压制，而得到自然发挥。我们可以设想一种社会形态，资本只是企业的一种要素，占有一定比例，但会随着企业发展，比例会越来越小。员工在公司工作即是入股公司，随着工作时间变长，股份持续增长。当员工离开公司，股份随之按比例缩小。具体比例参照不同公司类型，有的公司是资本密集型，资本自然要比例大。对于知识型企业，资本投入小的企业，资本显然就要占比少一些。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在社会中有生存权，每个人无需工作，即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类似于现代欧洲。然而，我们也看到欧洲经济正在变差，那么原因何在？人们工作需要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乐趣。欧洲一方面实行福利社会；另一方面仍在实行资本主义，人们在工作中得不到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乐趣，自然不会去工作，而是享受社会福利。欧洲受到宗教影响，有大批人依靠宗教完成自我实现，而不是通过为社会创造财富。因此，欧洲问题实际是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福利达到了，人们可以不用为了生存而工作；与此同时，人员工作仍然是”工作“，而不是实我实现和自我创造。; 个人分类: 经济真相|2423 次阅读|0 个评论

凯恩斯主义与经济刺激：真是灵丹妙药吗？: 热度 8 fouyang 2012-4-10 06:58; 随着２０１２年总统选举拉开帷幕，民主，共和两党的“大小政府”的理念之争又将成为主题之一。在美国自从里根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小政府”的理念已占上风。然而在遭到“九一一”恐怖袭击以后，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权力和资源急剧增长。前几年金融危机以及近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也使得政府干预经济的呼声在美国越来越高。在此联邦赤字与债务双超历史记录的时候，仍然还有自由派学人认为应该加大经济刺激力度。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次选举的热点，有必要对政府经济刺激的理论基础与实际状况有一个了解。经济刺激的理论根据是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凯恩斯认为，自由市场具有盲目性，表现在产能与需求并不总是匹配，而造成经济衰退与过热的周期。而政府可以通过金融与财政政策来调节需求，从而让经济平稳运行。具体来说，就是在经济衰退，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政府花费来提高社会需求，而在经济过热，产能不足时采取相反措施。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后，为了应对当时日趋恶化的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国会于２００９年２月通过了“美国恢复与再投资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ARRA），定于在两年内以近８千亿美元的附加开支来刺激经济，扭转衰退。这个法案也被称为经济刺激法案（stimulus package）。这些经费被用于减税，增加福利和资助基础建设工程。在２０１２年预算中，开支总数被增加到８千４百亿元。为了增加透明度，关于这个法案经费分配和项目进展的详细情况在政府网站 www.recovery.gov 上公布于众。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衰退而且利率几乎降到零的情况下，阻止经济增长的瓶颈是需求。而政府花费，不论是直接购买还是通过减税，补助等形式付到民众手里，就直接产生了消费需求。不光如此，这种消费还促进了其他有关的消费（例如工人花钱多了就使得商店生意变好而增加店员的消费），所以每一块钱的政府消费会带来多于一块钱的GDP增长，称为乘数效应（multiplier）。GDP增长意味着产出增长，也就是对应的投入（工作）的增长。但这个增长不完全是新的工作岗位，也有生产效率提高和工作时间延长。根据欧肯（Okun）法则，在经济衰退期期，GDP每增加２到３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一个百分点。根据这个理论，经济刺激法案导致政府开支增加，其直接效果就是增加了GDP，减小了失业率。问题是，经济刺激的效果到底有多大？量化的关键就在于上面说到的乘数效应。对于这个问题，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CEA）每个季度都发表效果调查报告。但每篇报告不同的只是实际支出的数据，而研究方法是一贯不变的。根据第八篇报告（截至２０１１年６月）的估计，经济刺激法案总支出（包括已经承担的支出义务）当时共有七千八百亿美元，提升了该季度GDP２.９％，增加了４.１百万的就业。美国失业率在２０１１年６月为９.１％，有约一千四百万人失业。所以根据以上估计，经济刺激法案降低了失业率２.６％（不然的话会是１１.７％）。 CEA 估计经济刺激效果的主要方法是如上所述，通过经济刺激对GDP的作用和GDP对就业率的作用这两个“理论”来决定其影响的数量。其中凯恩斯的“乘数（multiplier）”是根据不同性质的支出取不同值的。其中直接消费（项目合同，对州里的资助和对失业者与穷人的救济）的乘数在１.１与１.５之间，其余开支主要是减税，其乘数均小于１。至于从GDP变化如何推出就业率变化，报告中没有交代。CEA的结果与文献中，特别是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的结果相符合。而在CBO的报告中，凯恩斯乘数是根据文献调查给出一个范围。但此研究没有给出从GDP到就业率（欧肯法则）中的系数，而只是说“根据历史上两者间的关系”来决定。 CEA估计经济刺激效果的第二个方法是“假定法”，也就是把实际的GDP与就业数据与“假如没有经济刺激”的情况相比较。那个“假象情况”是基于相邻时段内GDP与就业人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而这个模型是用１９９０到２００７年的实际数据来标定的。当然这个模型的精确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最近几年的经济衰退是史无前例的，而不是前二十年历史的重复。CEA和CBO采用的另一个方法是根据接受资助的企业和机构关于就业情况的反馈。显然这种反馈只涵盖了政府直接消费中的一部分，而不包括减税，救济等花费。所以是这也是不全面的方法，只能作为一个佐证。除了以上方法之外，在文献上借助经济刺激法案研究凯恩斯乘数的工作也不少。一个方法是“横向分析”，也就是比较各州的情况。由于各州接受资助的数量不同，其增加产出和就业的效果也不同。通过统计手段排除其他有关因素后，就可得到经济刺激法案对于各州经济的作用。当然这种统计的结果也是众说纷纭，因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太多了。甚至有作者报告，因为使用各州经济报告的不同版本，就能使得对于凯恩斯乘数的估计从０至３变到１０。由此可见这种方法中可以推敲的地方太多了。另一种途径是“时间序列分析”。这种方法把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看成在支出发生时间开始的“脉冲”，加在本来平滑的经济变化曲线上。通过政府支出与经济变化的相关性，可以导出政府支出对经济的作用。当然这种做法也有很多复杂性。不少政府支出（例如经济刺激法案）在发生前已经广为人知了，用“脉冲”来描写并不精确。另外，经济状态也影响政府支出的决定，所以两者的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有人指出，由于决策过程的延迟，政府经济刺激往往是到了经济恢复的时期才得以实施）。虽然凯恩斯主义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提出，但这个“经济刺激法案”应该是世界上至今最大规模的实验。而且因为政府“透明化”的措施，关于该法案实施情况的数据也非常丰富。所以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刺激法案”的实施情况也就提供了研究和证实凯恩斯理论的极好机会。然而如上所述，目前似乎还没有可靠方法从实际数据中衡量政府支出的经济效果。各种研究估计得出的凯恩斯乘数也大相庭径。总的说来，我们知道政府直接花费的乘数在１与２之间，而通过退税，补助等付给民众的资金，其凯恩斯乘数就小得多，在０.５左右，甚至可能是０。而在理论上，凯恩斯理论也显得过于简化，而面临不少挑战。人们最常说的，就是“预期”的问题。政府的额外开支是通过借贷得来的，而今后必然通过加税来偿还。而民众因为预期到了目前额外收入的暂时性以及未来的加税负担，就不会把所有额外收入花掉而是把一部分用作储蓄。佛里曼学派的“永久收入”理论也认为，一个人的消费水平不是取决于当前的收入而是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过去与未来）的收入平均值。所以政府增加开支导致民众短期的收入增加不会有效增加需求【注一】。不光个人如此，各级政府拿到联邦政府的资金后也不见得全部用于消费，而是可能用于缓解自己因经济危机而面对的预算和债务困境。基于此，出现了所谓“新凯恩斯主义”，以更复杂的经济模型来预测政府开支的效果，而通常得到较经典凯恩斯理论更低的乘数估计。除此之外，我认为凯恩斯主义还有几个文献上不常谈及的问题。首先，它的效果极其有限。如上所述，即使按照白宫的估计，经济刺激法案花了８千亿美元，将失业率降低了２.６个百分点。目前的失业率是８.２％。为了降到正常值３％，还需要降低５.２％。如果靠经济刺激的话，政府开支还要增加约１万六千亿美元。这相当于把目前的赤字（２０１１年为一万二千亿）再增加一倍多。显然这在政治上是不现实的。所以，经济刺激即使有正面作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经济刺激的代价很大。说经济刺激会增加GDP，基本上是同义反复，没有意义。关键是此举对降低失业率的作用。按照白宫的数字计算，通过经济刺激创造工作，每个工作的花费差不多是２０万美元，而其他有些研究所估计的数字更大，可高达５０万美元。如果光是要解决就业问题的话，还不如直接给失业者发补助，代价要低得多。当然，经济刺激所创造的工作并非吃白饭，它们也产生了对社会有益的输出，如新的公路桥梁等。但因为政府政策的需要，这些项目并非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进行。这其中的社会代价，目前似乎还没有系统的估算。更重要的是：经济刺激的效果是短期的。一旦资金不再投入，“刺激”形成的工作又会消失。而从长远看，刺激的花费需要偿还，而这意味着相应的需求和工作减少。而且研究表明，公共债务会减缓经济发展。国际基金组织的一篇工作报告根据全球各国的经验得出估计：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每增加１０个百分点，GDP的年增长率就会降低每年０.２个百分点。所以在债务偿还之前，它减缓GDP增长的积累效应可以是很大的。我们都知道经济衰退是一个“自反馈”过程：由于需求降低造成失业增加，而失业增加又进一步降低了需求。那么经济刺激引起的短期效应有可能打破这个“自反馈”，而促进经济恢复的到来。但另一方面，经济刺激所造成的需求也有可能扭曲社会资源配置，而消减了经济衰退本来应有的整合资源配置，淘汰劣质企业的功能。既然经济刺激不能有效减低经济衰退的冲击而且只有短期效果，那它对于缩短经济衰退的作用应该是其存在的重要理由。然而，我却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研究，证明经济刺激有着正面或负面的长期作用（除了造成更多政府债务以外）。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的根基还有一个重要缺陷。在美国的现实条件下，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考虑因素：政治意志力（political will）。凯恩斯原来的理论是：政府在经济衰退时增加支出，而在经济过热时减少，来“平滑”经济周期的冲击。但是一个政治现实是：增加支出容易，减少可就困难得多。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政府的支出不管经济情况如何，都一直在增长。现在两党的预算之争，也都是在目前巨额“刺激”的基础上的讨价还价。不管谁的方案，在最近几年都没有显著减少政府支出的可能。所以，来一次“经济刺激”，就等于把政府支出和赤字提上一个台阶。这就有点“引鸩止渴”的味道了。最近欧洲一些国家因为债务危机而被迫在最不应该的时候（经济危机时）减少开支，而可能对经济产生极大损害。所以，没有偿还能力的经济刺激等于埋下了定时炸弹。我们在考量经济政策时，不能相信政府总会做最优的事，而必须把政府的政治能力考虑进去。凯恩斯理论是当今政治和经济理念对话中的一个重要声音。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它的理解都很肤浅。在媒体上，我也没有看到全面分析其得失的文章。目前，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美国如何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而且关系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长远走向。在这个背景下，以“经济刺激法”为实例，全面检讨一下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验证，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注一】弗里曼的批评者认为，“永久收入”理论假定人们拥有无限的借贷力，所以消费不受当前收入影响，这是不现实的。当然消费与收入的背离不一定通过储蓄或借贷来实现。但是应该承认个人的当前收入对于消费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也就是说，用于提高民众收入的那部分政府支出，其凯恩斯乘数小于１，但不是０。; 个人分类: 政治经济|4308 次阅读|19 个评论

主权债务危机是“凯恩斯综合症”的集中发作: xuxiujiang 2012-3-1 13:25; 欧债危机是“凯恩斯综合症”的集中发作欧债危机是政府过度借债导致的危机。政府借钱太多，超出了其正常的收入水平，入不敷出，就形成了主权债务危机。欧债危机标志着靠政府举债维持繁荣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通过政府借债来“买”繁荣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其特点是把政府支出当做促进经济增长的助推剂，通过发新债还旧债，长期保持赤字财政，建立了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缓解了社会矛盾，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繁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赤字规模越来越大，负债水平越来越高，终于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的集中爆发。欧债危机是西方国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长期误读和滥用的恶果。以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本来是凯恩斯为应对 20 年代的大萧条提出的一条应激性的应对之策。可是，战后西方国家却把它当成了维持经济活力的保健品，有事时吃，没事时也服。没病乱吃药的结果是，西方国家经济普遍患上了“凯恩斯综合症”。 “凯恩斯综合症”的症结是政府支出依赖症。把政府支出当成了灵丹妙药，政府支出就蜕变成了经济鸦片。经济运行一旦离开了政府支出，就会没了神、丢了魂。西方国家这种借钱过富日子的生活最终成了政府骑虎难下的负担。凯恩斯主义政策虽然剂量越来越大，但疗效却越来越差。越来越高的债务使发达国家每年要拿出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还本付息。有机构计算，在未来 30 年内，主要发达国家要将财政收入的 30%~50% 用于还本付息。这样下去必将会有更多的债务危机爆发。其实，实施凯恩斯政策是有条件的，可是有关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限制。政府举债的极限是由政府收入决定的自然边界。关于这个边界，经济学界一直没有研究清楚，各国政府却在现实中，不断用经验试探着这个底线。终于，主权债务的链条在欧元区一根根陆续崩断了。; 2796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海的颜色----澳大利亚凯恩斯绿岛所见: 热度 7 tongqb 2012-2-6 12:55; 大海的颜色 ---- 澳大利亚凯恩斯绿岛所见我从澳大利亚旅游刚回来不久，我的小背包里还放着那枚在凯恩斯的绿岛的海边沙滩上拾到的贝壳，贝壳的花纹有种自然的精细，而且它的边角上有一抹橙红色。这枚贝壳此刻就在我的手边。我不时会拿起它，欣赏它的小巧和美丽。这就不能不让我想起了 1 月 22 日的绿岛之游。我们驱车来到海边，这是南太平洋边上的一个海湾，南国的椰子树的大片绿叶在风中摆动，海湾里停留了当地富人的许多游艇。游艇的桅杆直插蓝天，海水是“蔚蓝色”的。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形容大海的颜色经常用“蔚蓝色”这个词。给海的颜色加上“蔚蓝色”这个形容词是正确的吗？我以前见过不少海，中国的东海、渤海和南海，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美丽的亚得里亚海，巴萨罗纳旁的同样美丽的地中海，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所濒临的大西洋的科帕卡巴纳海和依巴内玛海，俄罗斯彼得堡的芬兰湾和符拉迪沃斯地克的濒临日本海……但是，我只是欣赏它们的无比的辽阔、白色的浪花和美丽的沙滩，从未深究过大海的颜色。这次到正当盛夏的凯恩斯的绿岛，是穿着短裤和拖鞋去的，比较悠闲，我们在那四周被海包围的小小的绿岛上，整整玩了一天。我们乘坐玻璃底船欣赏了海底的珊瑚和海洋生物，大的鱼，小的鱼，长的鱼，短的鱼。小鱼形成的“雁行”，也蔚为奇观，它们是小鱼，却不弃不离，集合在一起，在海水中摆成各种形状，忽而一字形，忽而椭圆形……还有不知名的动物，也都一一引起我的兴趣……，这些珊瑚在澳大利亚南太平洋绵延二千多公里，形成大堡礁，被称为世界第七奇迹。我们还有很充裕的时间在浅水的漫步。我沿着绿岛的海滩，踩着白色的细细的柔软的沙滩，独自一人走了很远很远，一边低头拾贝壳，一边瞭望大海。我终于拾到那枚美丽的爱不释手贝壳。那天艳阳高照，我在海滩漫步的时候，我不停地望着大海，突然，我发现那大海的颜色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蔚蓝色”，大海的颜色是十分丰富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最靠近沙滩的一段是白色的，因为这段海水的底色是白色的沙子，这是明摆着的。再往外的一大段的颜色是黑色，这也容易理解，因为这大段的海水下面是黑色的水草和水草下的珊瑚礁。可你从这黑色的一段再往远望，海水突然变成浅蓝色的了，甚至有时变幻成绿色，我觉得很奇怪，不可理解。我就在想，这段海水下面是什么呢？为什么是浅蓝色的呢？从浅蓝色的这段海水再往前看，海水变成深蓝色，这又是什么作用的结果？我感到茫然。最后我望到了最远的海平线，那海平线可以说是深紫色或黑色的了。海的颜色如此丰富这一发现，让我兴奋不已，我连忙掏出相机，要把它拍摄下来。但我的镜头显然分辨力不够，并没有把我的所见，完全地摄入到镜头中。我感到有一丝丝的沮丧，但我继续看着海的丰富的颜色，有时觉得它是四层颜色的，即白、黑、蓝、紫，有时觉得它变成五种颜色，即白、黑、浅绿、蓝、紫，有时觉得它变幻成六种颜色，即白、黑、蓝、绿、深蓝、深紫……这时刻，我觉得大海真实是太美了，你不仅以辽阔的波涛开阔了我的视野，也不仅以白色的浪花冲击我的心扉，也不仅以美丽的沙滩让我感到悠闲，你还以你丰富的变幻的颜色引起我的好奇。黄昏时分，我们坐着返航的游船要回到凯恩斯，夕阳西下，那海边的夕阳一道红，一道澄，也是变化无穷。但当我回头再往远方的海水的时候，发现海水的颜色是灰蒙蒙一片，那四层、五层或六层的颜色消失了，连海平线也是灰蒙蒙一片。这时，我似乎相信大海是有生命的，她会自我调整，她知道什么时候该露出微笑，什么时候该收起自己的微笑。第二天，我们乘飞机到达黄金海岸市，那天，大雨下个不停，但我还是要求导游带我们到黄金海岸边上，哪怕看一眼这蔓延长达七十公里的海滩呢（其中有 40 公里是不断的）。导游说，你们看了会感到失望的。我不相信，我们还是来到大雨大风中的黄金海岸，果然，我们所看到的是海，已是浊浪滔天，汹涌无比，海水变脸了，它愤怒了，她的颜色近乎黑色，连海鸥也不再飞翔，我们没有看到高尔基在《海燕》中与风浪搏击的海鸟，它们只龟缩在海滩上。海水的颜色怎么会只是灰黑色呢？可这就是那天海水的现实。大海的颜色变幻的，从微笑的颜色，变成愤怒的颜色，又会从愤怒的颜色，变成微笑的颜色，还有别的颜色的种种变幻，哦，变幻的颜色才真正是美的吧！（ 2012-2-6 ）凯恩斯海港景观凯恩斯港湾中私人游艇。看那水中桅杆的倒影。凯恩斯港口热带景色凯恩斯港口热带景色港口花园中的花还是那花这就是游人可以进入的凯恩斯绿岛。据说不久要关闭，为了保护环境。从玻璃底船上看到的珊瑚。这种珊瑚和堡礁蔓延二千里，成为奇观。这是典型的正在生长的珊瑚还是海水中的珊瑚我们的船吸引了鱼群来赶热闹请仔细看海的颜色。这是在绿岛的沙滩所照。还是沙滩上看海水的颜色。白色，黑色，绿色。蓝色，紫黑色。专门照海水的颜色，可以从白色看过去，海平线那边是紫黑色的近似的照片。海水的颜色难道仅仅是蔚蓝色的吗？小鱼在海水中像雁行那样小鱼的雁行; 9678 次阅读|7 个评论

牛顿其人、凯恩斯和杨振宁: tianli99 2012-1-20 16:14; 杨振宁先生在文章《关于理论物理发展的若干反思》（见附件文章）中提到了关于物理学家牛顿和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些相关轶事：“1936年, 在英国有一次拍卖, 其中拍卖了牛顿（Newton,1642-1727）的许多论文, 这是牛顿在离开三一学院赴伦敦时放在一只箱子中的。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Keynes, 1883-1946 ) 开始收集并重新编订这些论文,他成功地收集了其中的一半。在研读了这些论文之后, 他于1946年写了一篇令人感兴趣的文章, 标题为《牛顿其人》。这篇文章对牛顿在人类知识历史中的地位作了有洞察力的评价。” 杨振宁先生认为： “ 凯恩斯是正确的。在牛顿的总共有100多万字的论文中, 除了他的数学著作外, 还有他‘ 研究’神学问题和炼金术的大量记录。他深深地沉浸在神秘与奥秘之中。在如此大的干扰下, 他能够集中进行清晰的数学思维, 写出他的巨著《哲学原理》, 这必须被看成是伟大的历史奇迹之一。” 牛顿其人凯恩斯著郝刘祥译当我试图在牛顿自己的家中向你们讲述牛顿的真实形象，我确实有些怯意。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埋首于牛顿的手稿之中；我早就打算将我的印象和心得写成一篇文稿，在 1942 年圣诞节牛顿诞生 300 周年纪念会议上宣读。但战争剥夺了我来探讨这一如此重大主题的闲暇，也剥夺了我去查阅自己的图书文稿以便证实我的印象的机会。所以说，我将要在你们面前宣读的这篇短文，如果没有达到它本该达到的深度，我希望你们能够谅解。预先再说明一点。我相信牛顿不是人们通常设想的那个样子。但我不相信他的伟大会因此削弱。他没有 19 世纪精心描绘出来的形象那么平常，事实上他更为超凡。天才都是极为特异的。希望这里没人会认为我是在用描述的手法来贬低剑桥最伟大的儿子。事实上，我是在努力像他的朋友和同代人那样来看他，而他们无一例外地将其视为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18 世纪及其以后，牛顿就被认为是第一位、并且是最伟大的现代科学家，一位理性主义者，是他教导我们按照冷酷无情的推理方式来思考问题。我不这样看他。我不相信，有谁阅读过牛顿手稿箱中文本的人会这样看他；那个箱子是他在 1696 年最终离开剑桥时封装好的，现在已流传到我们手中，尽管其中部分手稿已经散落。牛顿不是理性时代的第一人。他是最后一位魔法师，最后一位巴比伦人和苏美尔人，最后一位像几千年前为我们的智力遗产奠立基础的先辈那样看待可见世界和思想世界的伟大心灵。艾萨克 • 牛顿， 1642 年圣诞节降生的遗腹子，是最后一位可以接受博士朝拜的神童。假如有时间，我很愿意向你们读读牛顿同代之人对其童年的记录。因为这份记录尽管传记作家相当熟悉，却从未完整地出版过 —— 不加任何评论、原样地出版。这份记录确实是编织这位年轻魔法师传奇的素材，是描绘这位天才的开放心灵的最为欢快的一幅图像，它略去了这位年轻学子内心的不安、忧郁和神经质般的紧张。尽管用现代流行的术语来说，牛顿是一个严重的神经过敏者，并非不常见的那种；但我要说 —— 依据历史材料 —— 他是最为极端的一例。他的至深天性是玄奥的、隐秘的、遁世的，对于向世人袒露自己的思想、信仰和发现感到极度的恐惧。 “ 我所知道的最忧虑、最谨慎、最多疑的性情 ” ，惠斯顿 (Whiston) ，这位卢卡斯讲座教授的继任者曾这样评论道。牛顿与胡克、弗拉姆斯蒂德 (Flamsteed) 和莱布尼兹之间广为人知的冲突和颇不光彩的争吵，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一点。像所有他这种类型的人一样，他完全远离女性。他不丢弃也不发表任何东西，除非在朋友们的极端压力之下。直到他生命的第二阶段为止，他都是一位专注的、神圣的孤独者，通过深刻的沉思（ introspection ）来从事自己的研究，其精神毅力或许无人能及。我相信，理解其心灵的线索，当在其全神贯注并且持之以恒的非凡的沉思能力之中找到。固然，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一个技艺高超的实验家，笛卡尔也可如此看待。牛顿孩童时代的机械发明的故事，是最迷人不过的了。他的望远镜和光学实验更是明证。这些无疑是他的核心性成就，是他那无可匹敌的全能技艺的一部分；但我确信，这些并不是出于他的独特天赋，特别是在他的同代人当中。他的独特天赋在于，他有能力在其内心中持久地抓住一个纯粹心智上的问题，直到彻底澄清它为止。我想，他的卓越要归功于天才人物所禀有的最强健最经久的直观力量。任何尝试过纯粹科学或哲学思考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何以能在自己的内心中暂时抓住一个问题并且集中全部力量来突破它，它又将如何从你的头脑中消失，直至你发现你所审视的是一片空白。我相信牛顿能够连续数小时、数日、甚至数周在自己的内心中紧紧抓住一个问题，直到该问题向他交出秘密为止。然后，作为一位超凡的数学技师，他将其包装起来，如你所愿，以便于解释和说明，但卓越不凡的是他的直觉。 “ 如此陶醉于猜测之中 ” ，德摩根 (de Morgan) 说， “ 以至于比起他有可能加以证明的东西来，好像知道的要多得多。 ” 证明，不论其价值如何，我已说过，是随后装扮起来的 —— 它们不是发现的工具。有一个故事，讲他告知哈雷关于行星运动的最基本发现之一的情形。 “ 是的 ” ，哈雷答道， “ 但你是怎么知道的呢？你已经证明了吗？ ” 牛顿非常吃惊 ——“ 什么？我已经知道多年了 ” ，他答道。 “ 如果你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会找到一个证明 ”—— 他及时做到了。还有，有迹象表明，牛顿准备《原理》时，在最紧要的关头被一道证明搁住了：如何证明我们可以把一个球体当成一个所有质量都集中在其中心的质点来处理呢？直至《原理》出版的前一年他才成功地找到一个证明。但他早就知道这是对的，并且多年来一直把它当作一个真定理来使用。毫无疑问，用来装扮《原理》阐释的特殊几何形式，与牛顿得出结论的心智过程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我猜想，他的试验通常不是发现的手段，而是证实他业已所知的东西的工具。为什么我称他为魔法师呢？因为在他看来，整个宇宙以及其中的万物只是一个谜语或一桩秘密，纯粹思考某些证据或迹象（ evidence ） —— 上帝有意布放在世界中以供哲学家作寻宝游戏的神秘线索 —— 就能把它解读出来。他相信，这些线索部分可以在天空的迹象和元素的构成中找到（因此将他看作是一个试验自然哲学家是错误的），部分可以在通过教友流传至今的某些文献典籍中找到（这些典籍的传承从未中断，一直可以上溯至巴比伦的原始天启）。他把宇宙看作万能之主设置的密码，就像他自己在与莱布尼兹通信时将微积分的发现写成密码文一样。他相信，通过纯粹的思考，通过心灵的专注，这个谜语就会向受启者泄露自己的谜底。他确实解读了苍穹之谜。并且他相信，运用同样的沉思中的想象力，他也能解读上帝的秘密，解读神明预定的过去与未来事件的秘密，解读从初始未分化的第一物质到各种元素及其构成的秘密，解读健康与不朽的秘密。他相信，所有秘密都会向他显露，只要他能坚持到底，只要没有任何外来干扰：阅读抄写和试验一切都由他自己来做、无人进来打搅、严格对外保密、没有不谐和的阻拦或批评。他怀着恐惧与畏缩来探讨这些半命定半禁止的事物，如同回到母亲的子宫一样爬回上帝的怀抱。 “ 独自航行在奇异的思想大海之上 ” ，不是查尔斯 • 兰姆 (Charles Lamb)“ 那种只相信像三角形的三条边一样清楚的事物的家伙 ” 。他就这样持续奋斗了大约 25 年。 1687 年，在他 45 岁的时候，《原理》出版了。在三一学院这里，向你们介绍他在做出最伟大成就的那些年是如何在你们周围生活的，最恰当不过了。教堂的东端比大门向东延伸得更远。在 17 世纪下半叶，三一大街和连接大门与教堂的建筑物之间的空地上，有一个带围墙的花园。南墙从大门的角塔伸向教堂，与教堂重叠的距离至少有现在人行道的宽度。因此，花园规模适度合理，正如洛根（ Loggan ）的版画（取自 Cantabrigia Illustrate, 1688 ）清楚显示的那样（见封 2—— 编者按）。这是牛顿的花园。他拥有一套研究员房间，在大门门房和教堂之间 —— 那套房子我想现在是布罗德 (Broad) 教授住着。花园连着一个楼梯，通往木柱支起的阳台，阳台从建筑区凸向花园。楼梯的顶部支着他的望远镜 —— 请不要与牛顿在世之时（但离开剑桥以后）设立在大门顶部的观测台相混，那是供罗吉尔 • 科茨 (Roger Cotes) 和牛顿的继任者惠斯顿使用的。这个木建筑物，我想是惠威尔 (Whewell)1856 年拆除的，代之以布罗德教授的石凸窗。花园的教堂那头是一个很小的二层建筑，也是木制的，那是牛顿的实验室。当他决定准备出版《原理》时，他雇用了一个年轻的男性亲戚汉弗瑞 • 牛顿 (Humphrey Newton) 来做抄写员（《原理》手稿在付梓时显然在汉弗瑞手中）。汉弗瑞与他一起呆了５年，从 1684 年到 1689 年。牛顿去世时，汉弗瑞的女婿康迪特 (Conduitt) 写信问他回忆录之事，我收集的手稿中就有汉弗瑞的回信。在这 25 年全神贯注的研究中，数学和天文学只是其事业的一部分，或许还不是他最投入的那部分。我们有关这些的记录几乎完全局限于他离开剑桥前去伦敦时保存在那个手稿箱中的文稿。让我对这些文稿的主题作些简要提示。它们的数量极其巨大 —— 我敢说留存至今的手稿在 100 万字以上。无疑，除了作为辅助我们理解这位最伟大的天才的心灵的迷人的侧光灯之外，它们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价值。且让我不要夸大其辞来反驳过去两个世纪精心创造出来的那个牛顿神话。他的疯狂极其有条不紊。他所有未发表的关于神秘事物和神学的著作，都带有这样的标记：精致的学识、准确的方法和极为严肃的陈述。假如它们的内容和目标不是魔法性质的，它们就会像《原理》一样健全和明智。它们都是在他进行数学研究的那个 25 年内写成的，可以分为几大类。牛顿很早就在三一学院放弃了正统的信仰。当时在知识分子圈中，索奇尼派 (Socinian) 是一个重要的阿里乌斯教派。牛顿可能会受到索奇尼派的影响，但我想他没有。他不如说是一位迈蒙尼德学派的犹太一神论者。他得出这一结论，不是基于比如说理性的或怀疑的立场，而是完全基于古代权威著作的诠释。他相信，天启的文献根本不支持三位一体教义，它是后来伪造的。从天国向我们显现的上帝只有一位。但这是一个可怕的秘密，牛顿怀着绝望的痛苦终身将其隐藏在内心。这就是他拒绝圣职的原因，为此他必须得到特许以保住自己的研究员和卢卡斯讲座教授的职位，并且不能担任三一学院的院长。甚至 1689 年的宽容法案也把反三位一体论者排除在外。流言是有一些，但不是在最危险的时期，不是在他担任三一学院的年轻研究员的时候。他大体上将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但他的手稿箱中的大量手稿泄露了这一秘密。在他死后，霍斯雷 (Horsley) 主教受命检查这个手稿箱，希望将它们出版。他看过内容之后万分惊恐，砰然将其合上。百年之后，大卫 • 布鲁斯特 (David Brewster) 爵士再次查看了这个手稿箱。通过精心选择和摘录，加上一些严肃的小谎言，他将那些痕迹掩盖了起来。最近的传记作家莫尔 (More) 先生更坦诚一些。牛顿大量反三位一体的文章，在我看来，是其未出版的手稿中最为有趣的部分。除了他的更为严肃的信仰宣言之外，我还有他的一篇完整文章，表明了牛顿认为哪些记录是极端不诚实的和伪造的。他认为，圣 • 阿塔纳修斯 (St. Athanasius) 对此负有责任，特别是诽谤阿里乌斯死于厕所一事。 7 世纪下半叶英格兰三位一体论者的胜利，不仅是彻底的，而且是辉煌的，就像圣 • 阿塔纳修斯当初大获全胜一样。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洛克是一神论者。我还见过有人论证弥尔顿也是一神论者。牛顿的记录中有一个污点：他的卢卡斯讲座教授的继任者惠斯顿因为公开承认自己的观点 —— 那是牛顿在内心已经隐藏了 50 年以上的秘密 —— 而失去了教授席位并被逐出了大学，可牛顿当时一言不发。保有这一异端信仰，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沉默、守密和内向的性情。手稿中的另一大类涉及所有门类的天启作品，从中他试图推想出宇宙的隐秘真理 —— 所罗门圣殿的规模、大卫书、启示录、以及大量其他著作，其中部分著作是在其晚年出版的。与此相随的是数百页教会史之类的手稿，意在发现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的真理。再有一大类，从笔迹上判断应是最早期的，与炼金术相关 —— 嬗变、哲人石和长生药。几乎所有检查过这些手稿的人，对其范围和性质不是秘而不宣，就是轻描淡写。大约 1650 年左右，伦敦有一个相当可观的团体，以出版商库珀 (Cooper) 为中心。他们在随后 20 年中不仅复兴了人们对 15 世纪英格兰炼金术士的兴趣，而且复兴了人们对中世纪以及中世纪之后炼金术士的译作的兴趣。剑桥图书馆藏有大量早期英格兰炼金术士的手稿。看来，剑桥大学内有个未曾中断的秘密传统，并且在 1650 - 1670 年间再度活跃起来。无论如何，牛顿显然已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就在其撰写《原理》的那几年，每年的 “ 春季 6 周和秋季 6 周 ” 他完全沉浸在炼金术的研究之中， “ 实验室的炉火几乎未曾熄灭过 ”—— 这些他对汉弗瑞只字未提。再者，牛顿全身心投入的，不是需要慎重考虑的试验，而是致力于解读传统之谜，发现隐秘诗句的含义，重复以往世纪的初创者声称做过的但实际上大多是想象的试验。关于这些研究，牛顿留下了大量的记录。我相信，这些记录的大部分是他从已有的书籍和手稿之中翻译和抄录出来的。尽管如此，实验记录的数量仍然相当大。我浏览过不少 —— 我想至少有 10 万字。无可否认，这些手稿完全是魔法性的，完全缺乏科学价值；同样无可否认的是，牛顿经年累月全身心投入其中。未来要是有某个学子，比我训练有素也比我更悠闲，来厘清牛顿与该传统以及同时代的抄本之间的精确关系，虽说无益，当是非常有趣的。在这些异质的和超凡的研究中，牛顿度过了人生的第一阶段 —— 做出了全部重大工作的三一学院阶段，一只脚踏在中世纪，另一只脚为现代科学踩出了道路。现在让我们转到第二阶段。《原理》出版后，他的习惯和生活方式有了彻底的变化。我想是他的朋友，特别是哈利法克斯（ Halifax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必须彻底摆脱在三一学院所过的生活，否则他的身心很快就会衰竭。总而言之，或是出于自己的动机，或是受到朋友的劝说，他抛弃了自己的研究。他接手了大学事务，在议会里代表大学；他的朋友在四处奔走，力图为他找到一个地位尊贵、酬金丰厚的职位 —— 国王学院院长、查特豪斯公立学校校长、造币厂总监。牛顿不可能担任三一学院的院长，因为他是一位一神论者，并因此未受圣职。他落选国王学院的院长，理由接近无聊，就因为他不是伊顿公学出身。对于国王学院的拒绝，牛顿极为不快，并且准备了一份长长的诉讼备要（现在在我手中），列举出他担任该院院长不是不合法的理由。不幸的是，牛顿获得院长提名之时，正值国王学院决定对抗国王的提名权，而这场斗争学院获得了胜利。牛顿足以胜任上述任何一项职位。诚然，牛顿性情内向，喜爱独处，一贯守口如瓶，每每心不在焉，但绝不能由此推论出，他缺乏处理自己选择从事的事务的能力。许多记录都证明了他的伟大能力。读一读他与副校长柯维尔（ Covell ）博士的通信就知道，那是他作为大学的议会代表期间，为处理 1688 年革命后棘手的宣誓问题而写的。他与佩皮斯（ Pepys ）和洛恩德斯（ Lowndes ）一起成了最伟大、最有成效的公务员之一。他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投资者，克服了南海泡沫危机，离世时相当富有。他拥有几乎所有种类的罕见智力才能 —— 律师、史学家、神学家，而不仅仅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当他的生活转变来临之际，当他将自己的魔法之书装箱之后，他就很容易将 17 世纪置诸身后，从而演化成 18 世纪的形象，传统中的牛顿形象。然而，他的朋友们劝其改变生活的建议来得太晚了。 1689 年，他深深依恋的母亲去世了。 1692 年圣诞节他 50 岁生日的前后，他得了我们现在所称的严重的神经失常。精神忧郁、失眠、受迫害的恐惧 —— 他给佩皮斯、给洛克、无疑也给其他人写信，致使他们都认为他的心智已经错乱。用他自己的话说， “ 他失去了往昔那种心智上的一致性 ” 。他再也没有像从前那样集中精力，也没有做出任何新颖的工作。神经失常大概持续了将近两年；失常之后，尽管有轻微的疯癫（ ‘gaga’ ），却仍然是英格兰最强有力的心灵之一，传说中的艾萨克 • 牛顿爵士。 1696 年，他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将他挖出了剑桥。在随后的 20 余年里，在他的同代人看来，他就像君王一样居住在伦敦，是那个时代、是整个欧洲最为知名的人物。当他的力量日渐衰退、性情变得更为和蔼的时候，同代之人甚至认为，他或许是一切时代最知名的人物。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家，和他的外甥女凯瑟琳 • 巴顿 (Catharine Baton) 住在一起。凯瑟琳无疑是牛顿在剑桥读书时的密友、也是他日后一贯忠诚的朋友、财政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查尔斯 • 蒙塔古 (Charles Montague, Earl of Halifax) 的情人。在康格里夫 (Congreve) 、斯威夫特和蒲伯的笔下，凯瑟琳是伦敦最灿烂、最迷人的女性之一。斯威夫特的《献给斯特拉的日记》 (Journal to Stella) ，使她的故事广为人知，从而大大提高了她的知名度。这些年，牛顿还是中等个，体重倒是增加了不少。 “ 当他乘坐四轮大马车时，两只胳膊都要伸到马车外面去 ” 。脱掉假发之后，满头雪白的头发，令人肃然起敬。粉红色的面容，益发显得仁慈而又庄严。在三一学院的后堂，安妮女王一天晚上为他加封了爵位。将近 24 年，他一直担任皇家学会的主席。对所有来访的外国知识分子来讲，他成了伦敦的一道主要风景，而他也慷慨地款待他们。他喜欢身边有聪明的年轻人来做《原理》各种新版本的编辑工作 —— 有时只是一些能说会道的年轻人，法齐奥 • 德 • 杜里埃 (Facio de Dullier) 就是一例。魔法已然忘却。他业已成为理性时代的圣贤和君王。正统的艾萨克 • 牛顿爵士形象 ——18 世纪的艾萨克爵士形象，正在树立起来，它与 17 世纪上半叶出生的那个孩提魔法师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伏尔泰在伦敦之旅的回程之中就这样报道艾萨克爵士： “ 那是他特有的福分，不仅出生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且出生在一个扫除了一切经院颟顸的时代。唯有理性获得了培育；人类只能是他的学生，而不是他的敌人 ” 。牛顿，就这样隐瞒了自己内心的异端思想和经院信念，那可是他毕生探究的问题！但他再也没有聚精会神过，再也没有恢复 “ 往昔那种心智上的一致性 ” 。 “ 他在众人面前讲话很少 ” 。 “ 他的表情和举止总显得有些倦怠 ” 。我想，他极少查看那个箱子，那里藏有他离开剑桥时装进去的、曾经在其位于大门和教堂之间的房间、花园和实验室里占满了他的头脑、汲尽了他的热情的事物的所有证据。但他没有毁掉它们。它们躺在箱中，令所有 18 和 19 世纪的窥视者惊骇无比。它们成了凯瑟琳 • 巴顿的财产，随后被其女儿普茨茅斯伯爵夫人 (the Countesss of Portsmouth) 所继承。牛顿箱中所藏的数百万字未发表的手稿，就这样变成了 “ 普茨茅斯手稿 ” 。 1888 年，数学部分捐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这部分已被编目，但从未有过编辑。剩下的，非常庞大的数量，被凯瑟琳 • 巴顿的后代，也就是现在的莱明顿勋爵 (Lord Lymington) ，于 1936 年在拍卖行里分散拍卖了。这一不肖之举，令我深感不安。我渐渐设法收集到散落手稿的半数左右，包括几乎整个传记部分，即 “ 康迪特手稿 ” ，目的是将其带回剑桥，并且希望它们永远不会离去。其余大部分被一家辛迪加所攫取，非我的能力所及；这家辛迪加希望借近期 300 年祭的机会高价出售，可能是在美国。当一个人盘思这些怪异的收藏品时，似乎就比较容易理解 —— 在另一方向不加歪曲地理解 —— 这个奇特的灵魂：他受到了魔鬼的诱惑，当他在这些围墙之内解决如此众多的问题时，相信自己利用纯粹的心智力量就能破解上帝与自然的所有秘密 —— 集哥白尼与浮士德于一身。译后记：本文由郝刘祥译自 Newton, the Man, in Newton Tercentenary Celebrations, pp. 27-34, Cambridge: The Royal Society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47. 凯恩斯的这篇演讲在《数学文库》和《物理学文库》中都有收录，见： The World of Mathematics, vol.1, pp.273-280, ed. James R. Newman, Redmond: Tempus Books of Microsoft Press, 1988; The World of Physics, vol.1, pp. 537-547, ed. Jefferson Hane Weav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这篇讲演 1997 年曾有中译文出版，见：《凯恩斯文集 —— 精英的聚会》 407-418 页（ J. M. 凯恩斯著，刘玉波、董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社， 1997 ），但该译文将 “ 怯意 ” （ diffidence ）译成 “ 差异 ” ，将 “ 笛卡尔 ” 和 “ 莱布尼兹 ” 译成 “ 卡特斯 ” 和 “ 贝内兹 ” ，将 “ 圣职 ” （ Holy Orders ）译为 “ 霍利奥达斯 ” 等等。《牛顿其人》这篇文章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 Joan Maynard Keynes , 1883-1946 ）为纪念牛顿诞生 300 周年而准备的演讲稿底稿， 1942 年在皇家学会俱乐部友人圈子内宣读过。由于二战之故，牛顿三百年祭推迟到了 1946 年 7 月 15 日至 19 日，其时凯恩斯勋爵已去世，留下的底稿是由其弟杰弗瑞（ Geoffrey Keynes ）于 1946 年 7 月 17 日在剑桥三一学院宣读的。凯恩斯何时开始对牛顿感兴趣尚不清楚，但他终生致力于牛顿手稿的研读和收藏。他的这篇演讲是牛顿研究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牛顿一直被认为是理性主义的化身。在此之后，人们开始注意到牛顿的神学和炼金术思想与其数学物理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在 17 世纪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来理解牛顿的伟大与超凡。 —— 译者注以上选自《科学文化评论》第 1 卷第 1 期 (2004) 附件文章：杨振宁关于理论物理发展的若干反思.pdf 阅读备忘，供大家参考; 个人分类: 人文社科|6140 次阅读|0 个评论

这边饶施输了=中国院士制度完蛋了 vs 那边凯恩斯输了=马克思赢了: 热度 2 laserdai 2011-12-11 02:54; 前几天，给了一个很简短的分析，断定施一公今年选院士输了，分析与点评：施一公为什么此时此刻对准空气污染踢一脚？ 2011-12-06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99360do=blogid=515595 随后，饶毅呐喊了，侧面证明这次施一公彻底输了，高于院士水平的北京副教授， 2011-12-8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37do=blogid=516092 公元2011年12月9号，最后的结果公布出来了，事实清楚了，这里的空气沸腾了，饶毅让中国院士走下神坛，陈儒军饶毅教授告诉我们，施一公教授彻底出局，黄秀清在中国，写博客的人评不上院士，吴宝俊饶毅和施一公双双落选是一场真正的悲剧，王涛然而，这沸腾的温度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最后会出现一个大爆发，这个爆发是一个历史上的里程碑，上面标志着，中国的院士制度完蛋了！！！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地沟油等等等等之后，这次轮到的是中国院士，今后没有人相信中国院士的学术水平真正‘ 高 ’了，当然，这些院士其他方面的高水平，是应该继续令人向往、敬佩与仰慕的。我觉得，施一公没有必要公开声称，今后再不参选中国的院士，但是更重要的是行，今后真的完全没有必要跟他们撤乎了，趟这浑水了。以后的称号，就使用，‘永远非中国院士’的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以后还会有更多人加进来的，最少有我。现在抛开这个话题，讨论另一个输赢问题，那就是，凯恩斯输了，马克思赢了欧债危机神马的都是浮云真正的悲剧还没有上演，文章来源: 凯迪希腊“破产”了，没事，还有欧洲诸国可以救援；欧洲“破产”了，没事，还有美国可以救援；美国“破产”了，没事，还有中国可以救援；中国“破产”了，没事，我们还有上帝。。。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这一条传导链上，中国处在最后一环；但也可能感到绝望，因为俺们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够拯救。 2008年至今，刚刚好三个年头，2009年全面复苏，2010年欧债危机愈演愈烈，2011年美债面临爆顶，2012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预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这一定是“结局”？过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挣扎？早在2009年，我曾经预见到这一天的来临。不是因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据历史“经验”的推导《“知易行难”注定是货币政策毕竟困境》一文中这样表述，“有限的历史告诉我们凯恩斯牌机车只善于高速行驶如果你不够油坚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减速，后果可能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不要被经济暂时好转的迹象所迷惑。不要认为自己会比1936年美国、1977年的日本更聪明好运。” 无知者无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历史会告诉他们，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奇迹。今天，希腊也好，欧洲诸国也罢，包括美国在内，他们的凯恩斯牌机车邮箱已经报警（堆积如山的债务消耗了所有动力）。至于中国，压根就没有“油量提示”这块仪表盘。经过三年的高速行驶，邮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缓一时，而无法救一世。这一幕恍如当年美国、日本的政客们所遭遇的悲剧在一年紧跟一年的巨额开支之后，日本的“管理者们”对于大幅增长的财政赤字皱起了眉头，开始选择快速缩减开支。1936年罗斯福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从执政者的角度，还是一般民众，都不会反对削减债务，这个决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可是，缩支和增税行为一旦开始，经济恍如被戳破的气球，好势头顿时烟消云散。信不信历史会重演？走着瞧！（反正我是信了）希腊债务已经出现“技术新违约”美国债务也面临着走向“技术新违约”的局面。除了缩支和增税，还有别的出路吗？答案是，没有！或许，你会说，中国经济不是早在2010年就进入了“紧缩通道”吗？没看到你说的悲剧上演啊？我的回答是，中国是最后一环，中国的财税收入傲视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就没有过“不宽松”，只是由极度宽松回到适度宽松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剧远还没有上演。选择凯恩斯，只是因为相机抉择所迫过去两年，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近几十年，货币学家“当道”，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政府破解经济困局的唯一“法术”试图通过强化货币供给，刺激全方位的消费需求，从而激活陷入衰退的实体经济。从现象上看，凯恩斯主义只是完成了“家庭债务”向“国家债务”的转移，并没有起到可持续拉动消费的实质作用。问题是，凯恩斯主义本身存在极限，即国家债务的承受上限。比如希腊，一个440万人口的小国，全国总负债竟然达到3400亿欧元。比如美国，债务上限的提升频率逐年加快，美联储、中国、日本一旦有一个“供血机”出现故障，崩溃不可避免。凯恩斯主义到底干了些什么？从本质上看，他只是财务技巧债务展期的一种方式而已。换句话说，庞大的债务从来没有消失，也不可能彻底消失。只是从一个显眼的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进而为迎来“希望中的复苏”争取宝贵的时间。所以，主权债务危机只是凯恩斯主义的“副产品”债务腾挪后的必然结果。那么，“凯恩斯困境”如何破解？凯恩斯主义并不是终极办法，它只是争取时间的一种财务手段。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将希望寄托于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奇迹般的扩张。不过，从人类经济发展的视野去砍需求创造的可行途径，历史告诉我们，除了战争和技术革命，没有第三种方法可以让实体经济的总需求出现自然扩张。战争，毁灭与重生叠加在一起，它将创造旧模式下的需求扩张，且有可持续性；技术革命，毁灭和创造同样叠加在一起，它将破除旧模式创造新模式下的需求替代，同样具有可持续性。货币学家认为，提高货币供应量也可以刺激需求出发经济循环开始运转，我认为这是“试错”。在过去几十年，从未有成功的案例，上世纪大萧条的美国？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并不认为美国经济能够走出低谷。罗斯福不是救世主，将美国从衰退的泥潭中拖出来的是“二战”，而几十年后的日本没有这样的好运气。难道，各国政治家们都没有我聪明？不知道凯恩斯主义的弊病？我相信，我应该是最蠢的那一个。我并不认为政治家们如此统一的愚笨，从策略而言，最差的选择不是错误的决定，而是没有决定。所以，政治家们选择凯恩斯，只是相机抉择所迫。简单来说，不选择凯恩斯主义，等于没有选择，这是一国政府无法接受的结果。凯恩斯主义是唯一应对大萧条的可选项。战争？技术革命？都不是可以“人为”推动的选项。所以，凯恩斯主义并不是最差的选择至少它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很遗憾，我并非伟人，除了翻翻历史书，实在想不到创造性破解“凯恩斯困境”的办法，除了战争与技术革命。不过，如果真的有一个伟大的办法出现，却是很容易鉴别它必须能够实现实体经济总需求的自然扩张，无论是毁灭还是替代。想起了中学课本描写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资本主义国家的农场主宁可将大量牛奶倒入河中而不送给穷人喝，太没良心，唯利是图。现在终于明白，他们一点都不愚蠢，幼稚的是那时的我。（上个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出现许多农场主因获利低微和市场滞销而把大量牛奶倒入河中）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 如果永远到不了终点，时速再快也没有意义。高铁如此，中国经济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我们谈了多少年，已经记不起了。直到今天，终于为了“安全”，我们必须“降速”行驶。中国经济的“显性”问题异常明显-依靠宽松货币拉动投资，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通胀上升已经到了忍耐极限。这一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零。中国经济的“隐形”问题同样突出社火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方债务堆积如山、围绕房地产所凝聚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金融风险由表内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变。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财富分配机制迫在眉睫。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拥有庞大的居民储蓄，我们拥有庞大的金融市场，我们拥有严苛的税收制度，即使多米诺骨牌最终推倒到中国，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只要我们下决心做一些改变。“穷则思变”，倘若预料之中的“悲剧”能够让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共鸣”，那么，悲剧结尾将会演变为一场喜剧收场。这并非绝无可能。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谓“中国模式”，而是“没有模式”。以五年为一节点，不难发现，这个神奇的国度总能找到正确方向，不至于迷失在某一次危机中。多数分析人士大跌眼镜的原因，莫过于错误估计了中国经济“转身”的速度。它一点都不像一个超级大国，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荣都在野蛮的生长，涂满了实用主义的痕迹。这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关。讲一个小故事。1937年9月，钱塘江大桥开通，12月，日军逼近杭州必须炸桥。茅以升说只炸桥面不炸桥墩的话敌人几天就能修好。工兵说桥墩没法放炸药。茅以升随后说出的话吓死小兵：建桥时就预计要炸，我在第二个桥墩专门为你们设计了放炸药的方洞。炸药在桥开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国，尤其是基层，处处显露这这种“转身”智慧。张五常老先生也曾为基层干部能灵活解决经济难题而拍手叫绝。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智慧？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确”一小段时间；因为，中国环境复杂，各地点不一，基层干部必须尝试不同的策略方法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并没有一个长期贯彻的政策制度可供实施。讲这么多，是要说明一点：市场亢奋时要记得风险，市场绝望时要看到希望。回顾历史，再大风浪我们都经历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是中国价值投资的重要前提。信心来自于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这需要充分的时间观察，而不是凭借表象累计而匆忙进行的判断。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羸弱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顽强的一面。不走极端，永远都有必要。中国“破产”了，谁来拯救我们？靠自己，考变化，靠发展。只有“让每一个中国人获得幸福而有尊严”的目标不变，其他皆可变。过去三十年，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也将一路走下去。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做好准备迎接改变吧！凯恩斯主义的“伪装”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千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日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纽约脱销。不同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中，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在“大萧条”年代，是凯恩斯之处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增加政府开支，创造有效需求。在这个今日天经地义的政策，70年前确实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满腹狐疑。直到1933年，美国才开始认真演技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的可行性。然而，经过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历史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个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但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萧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将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能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与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行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始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政府的“动物精神”更可怕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点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可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济，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弗里德曼有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是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的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讲“动物精神”作为政府的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经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决非完美的市场。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大规模的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根据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和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比国家的未来重要的多。个人的非理性冲动也是局部的，收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是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步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少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的政策制定者。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市一个实证问题，理论是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转型之重，重在法制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时期，特别是在大动荡和大灾难之后，例如1930年代的大萧条、19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在西方，当一场漫天大火行将毁掉大厦时，惊恐的居民将安全的希望寄托在消防队身上，为了避免灭顶之灾，人们愿意或者不得不放弃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权力，让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得午餐，扑灭大火之后，消防队并不想退出历史舞台，借口灾后重建以及防止悲剧的重演，他们得以保持强势的地位，继续干预社会的正常经济活动。在转型中，旧体制倒塌了，新体制却不能立即建立起来，经济的萎缩和社会的失序唤起人们对往日的回忆，政治家们如俄国的普京利用民众对现实的不满，对内加进控制经济和社会，对外高调与西方对抗，试图重建集权专制之路。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但似乎又是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经之路。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制体系，可见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市场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制度的支持。市场经济以自愿的交易为基础，交易即产权的交换，交易顺利完成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若无产权保护，市场就有可能变成战场，抢劫和欺骗将取代互利的计算，成为配置支援的主要方式。若想防止暴力配置资源，社会必须保护产权和保证契约的执行，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的作用是惩罚侵权者和违约者。法律如同核武器，并不天天使用，也没有必要天天使用，法律通过威慑也就是预期违约成本阻止违约的企图，法律系统自身的公信力因此就格外重要。纸面上的法律条文是否严谨，立法和执法者的态度是否虔诚，承诺是否庄重，对法治的公信力没有实质性影响，决定公信力的是法律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公众的权利和法治意识。为了保证公正性，法律系统必须独立，既对于政府，亦独立于公众，政府不得干预司法程序，民情舆论亦不得影响法庭判决。公众的权利意识和法制意识是法治的基础，公众要懂得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政府及其他社会集团对自己权利的侵犯。公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转型就越快。从市场经济和法治的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俄罗斯“大爆炸”式改革的短期结果是产出的下降和腐败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私有化，而在于法治体系和法治观念的缺失。以德意志为例，1848年的革命动摇了保守的普鲁士专制王权，1862年俾斯麦出任宰相，以铁血手段，重建国王政府权威，并通过战争建立了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的领带下，统一的德国很快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强权，同时也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1918年德国战败，孱弱的魏玛共和国内外交困，局势的动荡和经济的萧条使德意志民族再一次将希望寄托在强人身上。强人确实出现了，希特勒趁机攫取了政权，在短时间里扭转了局面，德国经济复苏，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希特勒随机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德意志民族如梦方醒，痛定思痛，彻底抛弃了权威主义的“德意志道路”，转向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适应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市场经济，至此方完成了长达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转型。与其他国家转型经济不同，中国以保持现有社会和政治结构基本不变为前提，在经济层面上推进有限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市场发挥了配置资源的作用，私有制对创新和勤勉工作产生了强大的激励。渐进式的改革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稳定的环境带来稳定的预期，资产所有者选择持续经营而不是出售套现，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避免了预期剧烈波动引起的产出收缩。 “可持续的增长”是靠制度而不是规划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只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捅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场所。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社会已形成多远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里可以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当若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持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堂皇旗帜。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他们必然要李彤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伤害消费者和企业的权利，破坏社会公平，从而丧失自身的公信力。消费者和企业这时会要求在制定规则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利，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为了维持现有均衡，缓和消费者和企业的不满，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冲动，只有不断地做大蛋糕，才能在保证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后，仍有剩余分配给消费者和企业，实现“有人收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告诉我们，紧靠资源投入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增长，资源再多终归有限，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越大，资源消耗越快，经济停滞或衰退的到来也就越快。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如熊彼得所定义的，创新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创新者在市场上敏锐的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以出色的想象力预见性地开发新产品，引导消费潮流和技术潮流，等待客户与市场的承认。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题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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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到亚当斯密[转载]: halcon 2011-11-22 22:54; 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Macro/Forward/201011/t20101122_52268.htm “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0)颁奖典礼”于2010年11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表示，并不是所有创新都代表进步，现在要告别凯恩斯理论回到亚当斯密，让市场更多的来做出选择；他再次呼吁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重新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那些政策。　　以下是张维迎演讲全文：　　张维迎：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我们这次会议是经济理论创新奖，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并不是所有的创新都是代表着进步，在科学研究当中，有一个词叫科学似的回归主义。回归主义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科学总是在进步的，今天比昨天的好，晚来的比早来的好。但是我们看一下历史并不成立，在自然科学当中这个也不成立。我们大家知道，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说，这是不对的，在公元前三百多年前，两百多年前，古希腊著名的天文学家阿利斯塔克最早就提出来日心说，大家都认为它错了，不对，地心说统治世界，1600年的历史，最后又回到日心说。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上也是一样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大体类似这样的状况。　　我们要讨论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别是最近提出增长模式的转轨，我给大家比较一下，从亚当斯密的角度和凯恩斯的角度，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亚当斯密的理论也蛮简单的，经济学家应该关心什么关心财富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财富的增加和发展从何而来，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生产力创新又依赖于分工，由于有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专心致志的研究和开发，最终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什么决定呢由市场的交易，包括市场的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展本身导致分工提升，导致技术进步，又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再进一步提升市场的规模，这样就形成正的循环。从这个模型理解中国这30年的变革以及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这30年里边，重要的就利用市场，包括市场的规模。当我们走向国际，我们利用全球市场之后，可以利用全球分工上的优势导致他们的发展和进步。未来我们的潜力在什么地方呢仍然是在利用市场和利用市场的规模。去年我在这里讲的，中国过去利用国际市场应该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国内市场开发可能是不够的，未来怎么样开发国内市场，这一点非常重要。　　经常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我们用凯恩斯理论理解的话也蛮简单，凯恩斯一个公式，GDP等于消费加投资加进出口，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写上政府部分。GDP怎么样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三驾马车，这驾马车跑不动让那驾马车跑，出口不行了，我们去年靠投资，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现在投资不行了，太多了，靠什么靠消费，这就是理解我们增加的基本模式。从这两个角度理解未来转型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用亚当斯密理论理解的话，中国需要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但是用凯恩斯理论主义的话，就变成增加内需，凯恩斯说增加内需，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概念。下面我从这两个政策的含义，让我们分析一下，它有什么大的不一样。亚当斯密的理论来讲，它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但是从凯恩斯角度来讲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进一步讲，亚当斯密来看的话，企业家来创造新的产品，创造新的需求，从凯恩斯角度来说，开发国内市场变成增加需求，变成政府的功能，特别是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或者财政刺激政策增加总需求。打一个比方要更好的理解，凯恩斯主义需求不做了，大家都买电脑，政府补贴，原来一个人一台电脑，现在让你买两台，或者让电脑提前退休，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增加需求呢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就是真正的增加需求，真正开发国内生产。进一步延伸，开发国内市场必须要靠创新，这是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看，从凯恩斯角度来讲，开发国内市场并不需要创新，更多需要的是货币政策刺激它。货币政策的刺激抑制创新，但是一个企业家发现东西靠货币的扩展可以很容易卖的时候，没有企业家会真正认真搞创新，因为创新是持续长期非常冒风险的行动。　　从亚当斯密的角度来看，要开发市场，要靠企业家，而企业家靠什么呢靠激励机制，产权就必须要有安全的保证，创新应该得到有效的回报。我们再看投资，在亚当斯密来看，投资为了什么投资是为了增加未来生产率，我今天放弃一百块钱的消费，未来投资后能不能带来110、120，所以投资本身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的话，投资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投资，就可以增加总需求，所以需求那一块就会上去，所以GDP就会增加。按照凯恩斯主义增加的总需求是浪费性的，不仅效率不高，而且好多是完全是浪费。　　我们再进一步看贸易，用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充分利用市场，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工，进一步创新，市场靠自由的贸易，自由贸易是没有制度性的限制，尽量把交易成本降低，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发展。但是从凯恩斯的角度来讲，大家可以看到，只有进出口在增加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如果说净进口是正的话，对经济的贡献是负的，好比说这个国家出口了100万美元，但是进口了90万美元，净进口10万美元，一算一驾马车出口对GDP的增加是正的，另一个国家出口是100亿美元，但是进口101亿美元，进出口是负的，算出来发现贸易对GDP增长是负的，今年贸易不仅没有增加GDP，而且减少了GDP，非常地荒唐。从凯恩斯理论主义来讲，一定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只有少从我们这儿进口，从我们这儿出口才能增加GDP，从亚当斯密角度来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比如转型、发展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话，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油需求就好，在法制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什么是增加总需求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国有企业，去年中国经济刺激当中大量的贷款都留给了国有企业，从亚当斯密来讲这些国有企业本身是没有创新的动力，经济持续的增长是具有巨大的伤害，而不是积极的意义。　　从增加消费的角度来讲，如果说国有企业占到经济的比重那么大，现在仍然在35%以上，国内市场是没办法开发的，为什么 GDP不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十几年发生的现象，特别是过去几年发生的现象，居民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何谈经济的转型。刚才讲到了持续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经济学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关心短缺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如果一个短期的政策，给这个国家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仍然要坚持这样一种政策呢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政治家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凯恩斯主义也就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政治家使用，非常不幸，短期有时候太短，来不及逃的时候就发生了。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我们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政策，增加货币，增加贷款，降低利率，各种补贴等促进我们的需求。上个礼拜国务院刚开完会，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物价问题，甚至有必要的时候，要用行政手段干预物价，这是一个新的说法。实际上说白了，计划经济时候的价格管制。去年为了把经济提到8%，我们要付出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国有企业规模份额在扩大的代价，还有体制上的改革可能出现倒退的代价，所以我再次呼吁大家，我们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让我们重新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那些政策。谢谢大家!; 318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Cassowary: 热度 4 uqysong 2011-9-30 22:46; 最近刚参加一个澳洲国内的学术会议，会议在凯恩斯（Cains）这个国际旅游小城主办，著名的大堡礁就在这儿。其实，这里还有非常有名的热带雨林。这次，我提前一天到达，所以报了个一日游的项目，由于去过大堡礁，所以选择去热带雨林看看。离开这个小城南部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来到一片雨林景观，都是些各种各样的树木啊，我就不详叙。下午的时候，在山里面还有最后两个景点要看，一个是陨石坑(Crater)和瀑布(Waterfall)。我们正要沿着小道往里走的时候，只见一只鸟儿立在路旁，一看那个头不小，比孔雀还大，伸直了脖子够1米5以上。这是，导游（当地土著人）立马告诉我们停下来，我们还纳闷。导游说这鸟很危险，不能靠近，如果这鸟紧张上了，会攻击人。据说1935年曾经攻击过一个游客至死，爪子的力量特大，而且该鸟凶猛。所以，没人想成第二个遭殃的。在电视上也看过报道，说很厉害，没想到今碰上了。另外，这鸟听导游说就7-8百只了，也是个面临灭绝的保护动物。所以，就格外小心了。我们就想在那里等，想办法引导她走开，结果好像她好特好奇，这么多人，她偏盯着我们看，我们开玩笑说，澳洲人少，这深山老林更安静，好不容易来些人，这鸟也新鲜。结果我们等了1个小时，也没走成，最后这鸟可能是腻烦了，稍微往里走了走，我们趁机赶紧的溜过去了，很‘狼狈’的，而且举着上手，做投降状，据说可避免攻击。所以，我们迅速转移到瀑布和陨石坑看了下。由于天色已晚，加上林子里更黑得早。我们半个小时后就返回了，这是这鸟又回来了，好像还不舍得我们走，我们又被堵住了。几个同伴开玩笑，她这么凶猛，还是只能被她攻击，不能还手，过去不找死嘛。所以，又耗了半个多小时，有一个勇敢点、结实点的，先通过将鸟先引向他，来回几次，才将她引开视线。随后我们又悄悄地，举起双手依次而过。出来后，终于舒了口气。只见门口的拍子上，写了不准喂她，导游解释，如果养成习惯，她就会去抢食，攻击人了。终于返回车上了，可以回城了。感觉看到这个Cassowary这种鸟还是挺有收获的，游客都开玩笑算是一个探险了。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 7417 次阅读|7 个评论

马克思经济学开始的一点思考: 热度 1 acthinker 2011-9-2 21:3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应该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以及剩余价值学说。记得课本上在讲述剩余价值学说时，从人类早期开始讲起。古代人类的生产力低下，仅能产生较少的剩余产品，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的改进，生产力提高了，就产生了更多的剩余产品。这部分剩余产品一部分以税收形式被政府机构拿走，一部分以剩余价值方式被地主或资本家占有。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与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思想有根本不同。后者将劳动，土地和资本看作经济活动的三个平等的基本要素。马克思贬低土地和资本的贡献，其用意在于抨击资本主义这一生产方式，他希望能够用这一套理论来帮助劳动者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真相，进而鼓励工人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全体劳动者创造的所有物质和文化产品不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时好的产品总是被处于生产关系中有利位置的人占有，在市场经济中，被有购买能力的人占有。这时候的人类社会，生产力是满足人需求的瓶颈。当生产力上升到一定水平，大多数产品的数目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这个时候，人类社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既从数量的满足到品质的满足。当生产力很高时，所有人都能够享有高品质的基本产品。不过，由于人还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多的人还是希望成为富豪，企业主和官员们仍然不遗余力的扩大生产规模，拓展更多的市场。由于市场总需求被饱和，生产能力过剩。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需求管制进入到生产管制的阶段。由于环境和资源的有限性，生产管制会逐渐成为企业主和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是经济活动的核心机制。作为微观活动主体的公司，需要跟踪市场供需变化来调整自身的生产活动。这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是非常自然的道理。可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将微观经济活动的分工以及利润的分配赋以政治属性，从而使得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着重于阶级斗争，而忽视了经济活动的经济原理。提以上的一些内容是前几天偶然间遇到有管制的市场经济（凯恩斯）和自由市场经济（弗里德曼）的比较性思考。尽管很多人都鼓吹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这是经济学家在为市场经济中的强者做说客。君不见，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哪个公司不希望得到政府的救助，那个行业不希望政府能够去调节一下需求。对于有管制的经济活动，我认为是有存在的必要的。毕竟自由市场经济好比丛林经济，很多商业活动都是不透明的，这就是说，在以追求利润的竞赛中，每一个运动员所能获得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起跑线和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浮在水面上的供需信息不足以形成正确的商业判断。其次，在大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在不断变化，供求信息永远是滞后的。再者各行业之间的竞争和行业内的竞争不是在真空中进行，企业的成本与区域和政策环境有关。在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些过度的竞争和盲目的生产活动最终将导致很大的外部成本。到底管制多大程度合适，这是需要不断探索和调整的。（2010年初夏于宿舍）; 个人分类: 坐井观天|3150 次阅读|2 个评论

值得提倡的是特斯拉: 热度 2 liwei999 2011-8-18 21:55; 第一不能“待见”爱迪生，第二不能“待见”凯恩斯。值得提倡的是特斯拉。作者: mirror (*) 日期: 08/17/2011 21:46:27 “特斯拉”名字就顺。爱迪生与特斯拉的“争论”是直流和交流电的事情。交流电是以不稳为常态的事情，能理解的人不多（吴嫂又要说这是镜子的“陈词滥调”了）。比直流来，交流要多个“相”的概念。电压和电流可以不是一个相位，这就是投入资金和回收资金的时间差。学经济的人先要到电子系学一年，然后在搞什么经济理论才是。能把钱看成是“复数”的时候，各类关系就可以捋顺了。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钱是复数，我拿实部，你拿虚部。 - 吴礼问题是“虚部”在一定的时候就可以变实了、变大了。作者: mirror (*) 日期: 08/17/2011 22:23:05 股市的投资便是如此。 ---------- 就“是”论事儿，就 “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个人分类: 镜子大全|2223 次阅读|2 个评论

政经随想（2）美国经济困境与全球化: 热度 4 fouyang 2011-8-18 09:54; 传统经济理论预言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因为市场需求信息的反馈不完美，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周期性的过热（通货膨胀）和低迷（失业增加）两个时期。因此凯恩斯主义提出：政府可以运用金融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减少周期性变化的“振幅”。所以，政府对付经济低迷和高失业的“传统武器”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减税和增加政府消费来刺激需求，二是提供职业训练，帮助失业的工人转到工作需求更旺的行业。可是，这两招对于目前美国的经济危机都不管用。过去两年政府史无前例地大笔砸钱。虽然砸下的钱“制造”了需求和就业，但并没有“刺激”私人企业的投资与消费而造成良性循环。一旦政府消费停止，失业率马上回升。而职业训练也非灵丹妙药，因为整个美国鲜有“成长点”。事实上，回顾过去，美国这次的麻烦从上世纪末就开始了，那段时间里，失业率一直是个问题，只是被道康泡沫和地产泡沫掩盖了。所以这也不能算是“周期性”危机了。那么，美国的麻烦究竟是源于哪里呢？有个现在大家都熟悉的词儿：全球化。传统经济学中有个叫做“相对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理论。下面是维基上的一个简单例子。假定有两个工人A和B。A每小时能生产5双鞋子或6件衬衣。B每小时能生产4双鞋子或2件衬衣。如果两人交易的话，B专门生产鞋子，用1双鞋子与A换取一件衬衣，那么B就得到了益处（等于每小时生产了4件衬衣），而A也得到好处（等于每小时生产了6双鞋子）。可见，虽然B在两件产品上都没有竞争力（鞋子和衬衣的单位时间产量都比A低），还是能从贸易中获益。这个“相对优势”的理论通常被用来论证国家间的自愿贸易（包括全球化）一定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而不存在竞争力强的国家威胁竞争力弱的国家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有两个严重的缺陷。首先，上面例子的A和B并非两个个人，而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国家没有损失不等于个人没有损失。作为总体上得利的国家需要适当进行利益重新调整，来帮助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个人调整和适应。我赞成在目前情况下增加对富人的征税，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相对优势”理论更重要的，也许是致命的缺陷，是假定经济规模受生产能力的限制。拿上面的例子说，A和B的问题是如何用有限的生产能力（以小时计算）来生产更多的产品。而答案是把生产力配置在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A的衬衣和B的鞋子），而通过贸易来取得其他产品。但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很容易在整体上超过市场需求。而且由于现代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的研发费用很高而生产费用很低，产量越大的商家利润也就越高。这就在市场上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拿上面的例子说，当A和B面临一个统一的市场的时候，A可以生产市场所需的全部鞋子和衬衣而把B彻底排斥出局。而美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上，正是面临B这样的困局。那么为何美国的竞争力处于全面弱势呢？有很多人归因于美国工人的工资太高或美国人“好吃懒做”。这又引发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工资水平是合理的？到底是美国工资太高，还是中国，印度工资太低？为此，让我们考察一下另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工人工资是由“劳动力的成本”（即工人维持生命，繁衍后代和接受教育训练的需求）决定的。在工人的劳动成果中，资本家给工人支付了“劳动力”成本，而占据了剩下的一切。这个理论也有不少问题（例如劳动力的“产量”并非受“市场价格”来调节）,而最重要的是，它已经不符合当今的经济现状。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不平均分配，其后果是资本家得到更多的物质消费。而在今天，生产力极大地发展，产生了经典经济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即个人的物质收入会超过他消费的需要。具体来说，上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会使得资本家所得到的远远超过他们个人消费的需求。他们只能把剩余的资金用于投资。而工人则得不到足够的金钱来购买自己生产的全部产品。这就造成投资资金过剩（因而投资回报降低），而产品需求不足。这种情况自然影响到了资本家能得到的利润。这个由于分配不均造成的产能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可以通过政府行为（如征税造成的财富再分配或规定最低工资）和市场行为（如贵得离谱的奢侈商品，相当于“宰富济贫”）进行控制。结果是贫富差别维持在一定程度，而使得消费品的产力与需求达到基本平衡。有远见的资本家也会主动采取行动（如提高工人工资）来达到这种平衡。如亨利福特就通过付给工人高工资和提供贷款打开了大众化的汽车市场。所以我认为，在现代社会，工人的工资是由宏观的消费品供需平衡来决定的。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要让他们基本上有能力买回自己生产的产品。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所以我们可以假定，美国的工人工资水平正是这样一种“平衡”的结果。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平衡”并非需要在每个地区实现。就拿中国来说，由于巨量的出口，国内的产能与需求不平衡可以由出口来弥补。所以就形成了国内维持低工资，但宏观持有巨额外汇存底的局面。中国的工资仍然可以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按照“劳动力的成本”来决定。所以这样说来，中国由于低工资而形成的“竞争力”是不可复制的。假如全世界都像中国那样的低工资的话，全球经济将会陷入困境。这也就是说，中国由于高度的生产力水平造成产能过剩（以国内市场衡量）。而这个不平衡必须由其他国家，地区反向的“不平衡”来抵消。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也就是国内消费大于产出）就是一种反向的“不平衡”。仔细想来，美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包括制造业没有竞争力，工作流失，政府债台高企，经济泡沫层出不穷，都与这个不平衡有关。然而目前美国的债务继续增加已经面临困难，中国靠增加外汇储备和基建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的做法面临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我们已经不得不面对“总清算”的局面了。应该说，美国目前的处境，就像前几年在“房贷泡沫”中的借款人一样。当银行追着要借钱给你时，你对自己财富的估计就会膨胀，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而且如果你能善用这笔“飞来横财”的话，也能得到真金实银的好处。所以，虽然知道这是泡沫，也不等于必须拒绝参与。但是聪明的借款人必须知道，这种情形是不能持续的，总有需要还债的那一天。到那时，节衣缩食还债或干脆破产赖掉都是选项，但都会带来冲击。所以现在就要做好准备。可惜的是，看来美国大众和政客并没有这样的准备。而且美国政府和消费者都没有利用这个充足的资金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几乎全部花在眼前的消费上。这使得美国错失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机，非常可惜。而当泡沫面临破灭时，美国就陷入困境了。当然，“泡沫”也许是太夸张的用词。产能与消费平衡的重建也可以通过比较缓和的办法重建。方法之一是美元贬值，一方面赖掉已经积累的大笔欠债，一方面强制贸易平衡，避免新的欠债的产生。这个途径总的来说美国是赢家，但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会因为进口货涨价而降低（或者说是回归正常），直到美国国内制造业重新复兴。另一个办法是中国大幅度通货膨胀来降低人民币的实际币值（从而减少实际币值与名义币值的差距）。这样最大的赢家是中国政府，因为这等于把人民的储蓄“充公”了。也许实际的结果是中，美双方同时大量印钱，race to the bottom吧。当然，美国也可以通过税收和关税的方法限制中，美之间的资金和货物流通。这种经济界普遍反对的“保护主义”做法，虽然牺牲了经济效率但能迫使双方重建自己的平衡，也许在目前形势下倒是一个可取的对策。事实上，这个不平衡状态的逆转已经开始。已经开始有关于制造业回到美国的报道，当然还是极少数。目前中国的工资上涨使得到那里创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小。中国物价的上涨也开始使得她作为商业中心和“全球工厂”的竞争力开始下降。所以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中，美通过各自的生存应对与合作能重建平衡，而在一种平等的平台上共处和竞争。这个关于“平衡”的分析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美国的问题与以往不同，不能用常规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当然，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而这个领域不受国外便宜劳力的威胁。最近几年新型商业模式，如iPhone，Google，eBay，Facebook，Twitter等都起源于美国（尽管可能很快被“山寨”）。但是能参与创新过程的人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创新“虽然非常重要，但并不能解决经济困境。最后能解决问题的，恐怕还是时间。而在那以前，我们能做的只是尽量减少现在的不平衡与即将到来的“重新平衡”过程带来的冲击，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基本价值，并为将来在不同环境下的下一轮竞争做好准备。有关文章：《世界是平坦的》书评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57919 关于美国经济的对话 http://blog.creaders.net/fouyang/user_blog_diary.php?did=82211; 个人分类: 政治经济|4015 次阅读|7 个评论

腐败：兽性回归与“异化劳动”----兼论腐败治理: 热度 2 brbaba 2011-4-4 12:17; 有人将腐败归结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我不完全同意该观点，因为虽然腐败现象是自古以来众多社会文化现象的一部分，但古今中外那里没有腐败？有人将腐败归结为一种制度的产物，我也不同意该观点，因为封建专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都有腐败产生；有人将腐败归结为一种政治体制的产物，我也不同意该观点，因为象台湾、美国、韩国等被标榜为典范的民主国家中，贪腐的例子同样是不胜枚举。因而将腐败单从历史、文化、制度和政治等方面来分析是不全面的。虽然对腐败的现象和本质的论述比比皆是，但对腐败产生本源的论断却少有人系统谈及。恩格思在《反杜林论》中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因而，我认为，从某种角度看，腐败也是兽性的一种回归，而对待这种具有兽性特征的腐败的治理，还要用对待兽性的方略 — 惩治与教化。一、腐败的兽性本源：一种“异化劳动” 人与动物的统一是人的基本属性，人与动物的对立即人的特殊属性。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劳动、意识、社会关系都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因而，有的官员也声称自己的腐败也是一种劳动，但实际上，我认为腐败充其量是一种“异化劳动”，这种异化了的劳动固然能为腐败官员生产出“奇妙的作品”，却替老百姓生产出穷困，腐蚀了党和国家的公信力、战斗力和生命力。凯恩斯在其传世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曾强调，人们的行为不仅仅受理性指导，也受其动物精神 (Animal Spirit) 影响。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因为人有思想、有理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物；有思想和理性就得遵守人类文明共同认同的道德行为准则，就得有自我约束的能力。那些不能遵守人类道德准则的行为决策，只能“被看作是动物精神使然”，它们来自于人们“想要采取行动的冲动”，是兽性的回归。所以人类社会也是一个充满兽性的世界，把握好并遵守人类道德准则，人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把握不好并违背人类道德准则，人就又回归原形，重新变为“禽兽”了。腐败的本质就是践踏人类文明共同认同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违背党和人民的意志，是一种“动物精神使然”，是人类理性的丧失和动物兽性的回归。二、腐败的兽性表现：欲望、贪婪和自私腐败的产生正是人类的欲望、贪婪和自私特性的全面体现。人类的欲望、贪婪和自私的兽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权力欲，二是财产欲，三是异性欲。从世界各地的腐败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大部分都有非常强烈的上述占有欲，都可以归纳为一种“兽性”。腐败官员及其同盟认为，只要人们愿意为某物品或服务付费，便会有这种物品或服务的供给，而不管这种物品或服务是否真的“应该”提供，而这种思想恰恰就是一种动物精神。“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和“二奶三奶”等词汇的出现，就是对兽性的最好诠释。如果有一天，腐败等兽性现象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成为人们在很多时候不得不遵循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那么说明，此时我们的社会是在倒退，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治理了。三、腐败的兽性文化：恶性循环与社会道德底线范冠峰先生概括了中国人对待腐败的实际态度：“对于老百姓而言，也并非仅仅痛恨腐败，许许多多的中国老百姓，往往都是在痛骂着腐败的同时也在羡慕着腐败，在享受着腐败带给我们的种种便利。” 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腐败官员背后嘴上骂娘，但在腐败官员面前又不停地讨好其欢心，一方面怕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更多情形是想从腐败官员那里得到有违制度的好处。于是乎，不管大事小事，去腐败当权者成了这部分人必须履行的守则。这实际是个毒瘤，若不治理，会愈演愈烈，越发不可收拾。三、腐败的兽性消退：惩治与教化有的人说“我痛恨无知百姓的程度，要远甚于痛恨贪官，因为，是他们给贪官提供了滋生和生存的温床。”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一方面，该论断中的老百姓绝不应该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老百姓，而主要是一小撮一心想投机钻营的附庸；另一方面如果你非要将其扩大为一种社会现象，那么我认为这也老百姓的一种无奈的社会适应性，而不能说是贪官的一种无奈的适应性，认为老百姓与贪官的动机不一样，能动性不一样，这是一种典型的不能倒置的逻辑，否则就是在为贪官寻找心理或其它方面的解脱。邓小平曾经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于腐败的兽性消退教育不应该是一个单独的教育，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校内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党风整治与社会风气整治的统一，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而不应该是阶段性的，也不是所谓的专项教育。因为象教育这种非工程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复杂的，绝对不会是一蹴而就并一劳永逸的。法制具有惩治与教育的双重功能，它对腐败的惩治代表了一种社会的文明水平；而道德是代表老百姓对腐败的容忍程度，是社会的一种良知层次，也有教育的功能。因而，法制要更加严厉对待腐败，党组织要更加迅速地对待腐败，社会教化要更加正面地突出人性。所以，我认为腐败治理的根本途径是惩治和教化，惩治是具有快速性，而教化具有持久性。从另一个角度说，要惩治也要迅速惩治，不能犹豫不决，不要态度模糊，要充分发挥其震慑作用；要教化就要持续教化，不能松懈，不要搞突击，要突出达到其潜移默化的效果。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形成一种更加人性化思维习惯，这也符合心理学的校正、强化与保持的原理　　;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253 次阅读|4 个评论

最近出现了最可怕的飓风和暴风雪: xupeiyang 2011-2-3 16:07; 飓风“雅斯”在昆士兰州汤斯维尔市和凯恩斯市之间的地区登陆，中心位于卡德韦尔与因尼斯费尔之间100公里长的海岸地带。飓风最大风速达每小时290公里，大风掀翻屋顶，将大树连根拔起，造成17万户居民家中断电。强劲寒风和冰冷冬雨使得美国大半地区的道路结冰，树木和电线杆被连根拔起。在遭遇暴风雪袭击的芝加哥，部分地区的降雪量超过63厘米。在美国东北部，厚重的冰雪导致一些建筑物屋顶坍塌。 • 冰雨暴雪席卷美国30州 13000次航班被取消(图) 东北网09:32 • 暴风雪袭击美国芝加哥严重影响城市交通国际在线09:31 • 暴风冻雨大雪在美国肆虐 5800架次航班取消(图) 搜狐01:27 • 美国遭遇大范围暴风雪袭击 6000余次航班被取消中国新闻网02-02 08:54 • 大范围暴风雪将再袭美国局部地区降雪或超15厘米解放日报02-01 05:51 • 大范围暴风雪将再袭美国一亿人生活将受影响中国新闻网01-31 07:27; 个人分类: 突发事件|2968 次阅读|0 个评论

经济中的"道"——再告诉你一点经济真相（15）: newniu 2010-10-29 22:50; 在我国，算命行业非常兴旺，算命先生人人带着太极八卦图，在人多的地方摆摊设点。他们就像那来自茹毛饮血时代的先知，经过几千年的脚步来到现代大都市。当城管出现时，他们一转身就变成行人或者宗教人士，汇入人流。他们中的很多人身着道袍，举着八卦幡旗。旗中间常常写有十分苍老的汉字——“道”，随着幡旗在风中飘。算命先生的这身行头已经流行了两千多年，他们玄妙的装束正好反映出他们与众不同，他们似乎来自于未来，洞悉每个人的前生和来世。算命先生的圣经是《道德经》，第一章开头即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半句话，三个“道”，关于第三个道的解释很多。比老子晚一点的庄子认为“道”是“无始无终，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道”即宇宙运行，自然变化的法则。系辞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经中的“太极”与“道”字相，通正因为万物由“道”所生，因此万物变化均由太极，化成两仪、四象、八卦。道就是变化规矩，法则。晋代的王弼则解释为“终极真理”。实际上这句话说也白说，"终极真理"也和"道"一样，谁也不知到底什么含义。古人对“道”还做了一些研究，而到了现代，基本上停滞了。南怀瑾被称为佛学大师，他提出最好的方法是“穿越回去问老子”。当然这是笑话，可见他对“道”也无能为力。还好佛学大师不是现代科学大师，南怀瑾错过了一次认识“道”的机会。各位如果对“分形数学”或“人工生命”了解的话，那就很容易理解一句话“简单的规矩能产生无数种无法想象的结果，十分真实，十分漂亮、十分炫丽”。如果不知道，那就在google或百度上查一查，其实很容易理解。然后再想一想近代数学里的“群”"环"等名词，再想想欧几里德在几何学里提出的公理和假设。在这些系统中，最大的特点是“简单的规则”生成复杂的系统。学文科的人可能有点困难，不过我们想一想朱元璋这个变态，也能明白。朱元璋制造了这么多冤案，杀了这么多人，就根据一条原则“要把朱家江山传下去”。任何案件，他都会先想一想“会不会损害我朱家江山”。“会”，杀；“不会”，留着吧。由以上分析，我支持孔子的意见，道就指这些规则。由此，我们进一步设想"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其实都有内的简单规矩"。"道"即是规矩，万事万物都有运转的规则。你要去送礼，有一本小册子专讲给什么样的人，因为什么事，送什么样的礼，说什么话，十分整齐，你看到只要按规矩来办好了。规矩是万事万物的首要因素。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孔子很重视“礼”，其原因就在于他认识到社会规则的重要性。结合近代科学，不妨再扩大一点。"天道",即上天运转的规矩，在科学领域那就是物理科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宇宙的运转都遵守这些规矩。缩小一点，地道，也就说自然界的规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自然界里动物，植物等生物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捕食关系。人道就指人类社会的规矩了，比如文化、法律、国家政府，以及潜规则。以上是说大“规矩”，各行业中存在着类似“规矩”。在社会中各行各业，各有各的规矩。行有行规，家有家规，而按规矩办事是生存的前提条件。在管理领域，有工作流程、法则；在政府机构，有办事程序；在经济领域，存在着大量的规章制度。规矩，就如那高速公路，减少了经济运行损耗。人们遵守诺言，就可以不要合同。人们互相信任，就可以加快财货流转。没有了规矩，人与人怎么协作下去？战国思想家荀子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荀子认为，人不如牛马而又制服牛马的原因，在于人能群，即能聚为群体，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劳动分工，提高了效率。由于存在分工，人们必须要协作，互为补充。单纯看协作过程，也需要消耗一些时间和精力。人们以分工的形式创造商品，而以市场的形式交易商品。分工提高了效率，而以市场方式进行的交易过程存在一定费用。20世纪初，科斯提出了企业边界理论。科斯小时就特别想知道大象为什么要长这么大，而蚂蚁却又能这样小。后来他当了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为什么有些企只有一两个人，而有的则数十万人。他发现市场交易并不是免费的，交易是有费用的，也就是说劳动分工也是有成本的。后来，科学的问题集中到“提高市场效率上”。这产生了新制度经济学，探索文化、制度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总而言之，市场运转必然有市场之道，即市场运转的规矩。好的规矩如高速公路，提高交易的效率。北京有北京板鸭，广州产荔枝、龙眼，通过高速路实现互通有无。我们看古人用字，也不是随意的，“道”与“道路”的意思还是很类似的。假设你驾车从上海某地到北京某地，应该怎么走？这里有一系列的步骤，先到什么地方，怎么拐弯，再到什么地方，……最后到达目的地。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宏观经济学》中提出了十条假设，其中第7条是“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再多进一步说“政府有时可以降低市场结果”。直接说，政府对市场有巨大的影响，而影响最大的是制度和法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规矩。经济中的"道"，即是说经济行为的规矩。下面，我们着重说明政府的影响。谈政府对经济的影响，不能不提两个著名人物：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上学期间，他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但成绩平平，1932年取得文学士，后来又到哥伦比亚学习计量经济学。以后的一些时间，他要么呆在学校教书、做研究，要么在政府任职。不过从他的简历，我们能够看出他有一种特别扭曲的气质。他数学本来不好，却学习计量经济学，这是一门对数学要求最高的经济专业。他在政府和大学里工作，这两个地方是凯恩斯主义者最集中的位置，他开始也是凯恩斯主义者，后来他却反对凯恩斯。他认为政府管理太多了，要求减少对企业的限制，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在企业界呆过。弗里德曼的自我表达能力非常强悍，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气质。与弗里德曼相比，凯恩斯家里十分富裕，他走的是一条英国绅士走了几百年的路线。14岁以奖学金入伊顿公学（EtonCollege）主修数学，毕业后以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入学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05年毕业，获剑桥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滞留剑桥一年，从师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以准备英国文官考试。然后就是成为政府官员。在那个时代，英国仍然属于日不落帝国，虽然已经到了黄昏时期。在凯恩斯早期，流行的理论仍然是自由贸易，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29年的经济危机使他重新认识经济规律，开始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明确提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主张。凯恩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需求，政府有义务干预经济，促进就业，增加需求。凯恩斯的想法类似于我国现在的扩大内需，经济发展依赖于需求。简单说，只有老百姓多花钱买东西，经济才能发展。然而，大家都知道只有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才有钱买东西。然而凯恩斯说，只有老百姓多花钱买东西，才能使经济发展。由是有人就问凯恩斯“你说老百姓都很穷，去什么地方弄钱买东西呀？”政府想了两个办法，一种是基础建设；另一种是战争。基础建设就是到处修路、修桥、盖大学、搞科研，反正是干什么花钱多就做什么。政府没有钱呀，那就发行纸币，造钱的纸总是有的。另一种是战争，29年经济危机，每个国家都很难受，为什么还要扩军备战，弄出来个二战，就是这个原因。战争和1929年的危机给凯恩斯提供了事实支持。在一战和二战中，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现，战争促进了GDP增加，失业减少，社会安定。为什么这样？兵工厂开足马力，钢铁厂，医院部门，所有地方都在开足马力，一心为战争服务。虽然造的枪炮不能吃不能喝，还会炸死人，但就是有利于就业。这种现象支持了凯恩斯的“需求决定一切”。有了需求，一切好办。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采用了凯恩斯的方法，真的就渡过去了。有支持例子，又有实践证明，凯因斯当然就牛起来了。弗里德曼比凯恩斯年轻近30岁，被人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常常与凯恩斯相提并论，凯恩斯被称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一般来说，人们常常认为他们的观点完全相反，一左一右。其实很多人错了，在货币的基本理论上，两个人的认识是一致的，不过凯恩斯微微极端了一点。之所以大家觉得两个人水火不容，是因为他们的解决方案不同。弗里德曼认为是政府管的太宽才引起1929年经济危机。政府先宣布他们任命了一些合法的医生，然而这些医生又是庸医。政府先入为主地以为自己能解决一切问题，并阻塞了市场提供解决方案的渠道。由于自己指定的庸医不合格，才导致29年经济危机。这个庸医就是——美联储——危机的根源。 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滞胀，这给凯恩斯出了难题，不过凯恩斯早早就死了，没有人去问他，而他的门徒们跟着倒了霉。此时，弗里德曼的理论正好成熟起来。弗里德曼认为政府要尽可能少插手经济，有点像〈道德经〉的观点——无为而治。最近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历了很好的光景，这应该算是弗里德曼的功劳。"无为而治"表面上很简单，实际上具有圣人的味道。单就这个话题就可以说半天。从质上说，两人的差异并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社会方面。凯恩斯相信政府官员的判断力，官员都很绅士，能够带领社会高速前进。在他看来，社会资本却是很坏的，他们想法掠夺各种财富。而弗里德曼认为，只有受到严格规范制约的政府才是“安全”的，政府里面勾心斗角，平庸官员无数，到处插手，把经济搞乱，而资本由于在市场中受到竞争压力，他们却能够活力四射，自动把事情做好。认识不同，结论不同。凯恩斯要对资本主义加以束缚；要对政府加以约束，放开资本的手脚，他相信资本将呈现恰当行为。他们认识的差异还是源自于个人经历。凯恩斯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大量收入，而自己把货币投资到股市中去时，赔得惨不忍睹，对资本的怀恨是自然的。凯恩斯常常嘲笑资本家的投资行为，例如他把股票市场比喻为“赌场”。弗里德曼家庭本来很穷，他是从社会底层向上看，看到的并不是什么快乐的东西，更多是政府的无能。因此，他强烈要求控制政府的行为，把自由交还给人民。弗里德曼虽然这样理解，不过他坦言，凯恩斯在大部分时刻更具影响力，因为它更容易被理解，也容易招政府官员喜欢。每当社会出现问题时，人们总是本能地想到，是坏人在捣乱，而政府应该制止他们，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坏人就是政府。我们在开始提到“道”，并举了“道路”的例子，是想说明政府制度和法律的作用与“道路”类似。在地球上，从某地到某地必须沿着道路走。从直线距离上看，并不是最近的，但人们必须顺着道路走。那么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我们也必须遵守“道”。道路修建是一件麻烦事。从上海到北京的高速路，经常到天津那里拐一下，距离长了好多，浪费时间不说，又费油，从个人来看，这路修得不好。然而又不好直接修一条路到北京，看来麻烦总是少不了，路总不会是直的。既然提到道路，政府马上面临着三个问题：设计问题、优化问题、施工问题。设计是考虑不周，日益增长的需求把路塞满了。优化问题，路打弯了，本来可以一次到，偏偏多了几步。当然，施工方还会把路修成豆腐渣。政府也不是万能的上帝，许多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经济运行需要一些规矩，政府无能，把规矩弄错了反而不如不弄。弗里德曼依此认为政府必须小心，要尽可能诱导市场自动产生规矩。在1927年前的中国，银行业就自动形成了自己的规矩，军阀混战，局面一天三变，大家还是同样必须遵守。开始可能有些人不遵守，不过银行家有的是钱，那个时代不要命的杀手多得是，他们解决问题有自己的土办法。无为而治并不是说政府真的没有事可干，曼昆举了三类例子来说明政府有利于促进效率和促进平等。具体包括：市场失灵，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外部性，一个人的行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市场势力，一个经济活动者对市场价格有显著影响的能力，即出现垄断。比如说股票市场中，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怎么办，经理把公司的钱转走怎么办，财务出现欺骗怎么办？政府还要解决社会公平性问题，教育公平，社会福利的问题。最后是垄断的问题，洛克菲勒牛气冲天，垄断了美国石油产业，不过再牛还是受政府管，把你拆了干瞪眼。这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干得好事。微软、intel等公司现在做事、说话都非常小心，弄不好被查一下，别管结果如何，钱是少花不了。那么现在对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做一个评价。凯恩斯强调政府的作用，显然是非常有价值的，政府要立规矩呀，不过强调政府无所不能，那就有点过了。当经济出了问题，政府解决不了，老百姓首先要找政府的事。弗里德曼有点小视政府，却出现了企业界的短视，其为明显的是环境污染和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在80年代让日本赶上，弗里德曼功不可没。不过美国还是找到了整制日本人的办法，弗里德曼是研究货币的，美国人在货币理论方面自然是水平很高。他们引诱日本人去玩一把，最后把自己玩死。后来，信息技术兴起，美国经济继续前进，弗里德曼引发的经济衰退被新技术革命冲垮，美国迎来新时代。弗里德曼现在去世了，以后出问题只有他的门徒倒霉了。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最大贡献在货币理论，他们认为货币就像商品，多了就便宜（对应通货膨胀），少了就贵（对应通货紧缩）。他们在货币理论上的成功，使美国政府过于依赖货币手段。把经济结构不合理引发的问题以货币的方式进行处理，经果是经济结构得不到调整，货币却发行越来越多，引起滞胀。在劳动分工的情况下，市场成为调配资源的一种手段。那么市场是否能够成功处理好，自然非常重要。以后，我们要进一步说说劳动分工的问题，还要谈谈产业链。郎咸平提出了6+1理论。其中生产只占1，其它方面占了6，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除了产品设计，其它都与市场的流通相关，即交易成本。美国的律师行业很赚钱，律师干什么的，解决交易中的问题。律师赚钱多，正说明交易成本在增加。市场很重要，所以只要控制了市场那就了不得。　我在第一节提到了算命先生，我想也有必要讨论一下算命先生式领导。这些领导者没有能力，但会通过一些方式让你觉得他能做好领导。有些人有显赫的学历，来自哈佛、麻省、耶鲁。西装革履，说话洋字不停出，各种新概念和名词让所有的人都十分糊涂。他们要让周围的人见到他们就崇拜和恐惧。实际上，这些人就完全是算命先生，什么事也干不成。他们还是那些什么病都能治的医生，越是难治的病他越能治得好，越显得有能力，实际上他也并不能治好你，只是在治得过程中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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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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