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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最多的小姑娘
热度 3 xupeiyang 2012-4-4 15:11
重庆苇子，90后女生，有3000余册藏书
个人分类: 名人传记|2781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全面着力 重点突破 切实提高重庆高等教育质量
whyhoo 2012-3-29 21:19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为了贯彻落实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我们把提高质量作为我市高等教育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把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作为改革的关键之举。 　　“十一五”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出台了《关于实施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实施了国家和市级“质量工程”，实施了国家和市级“示范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大力加强高等学校内涵建设，保障了高等教育又好又快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整体规模实现新突破，办学水平有新提升，教育教学改革有新发展，人才培养工作取得新成绩，师资队伍建设有新进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上新水平，开放合作领域有新拓展，办学条件有新改善。高校数量从45所增加到67所，在校生从50.2万人增加到76万人，毛入学率从20%增加到30%。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我们始终把提高质量作为高等教育的生命线，贯穿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中，全面着力，重点突破，实现了办学、师资、育人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一、扎实推进“三个工程”，着力提高学校办学水平 　　一是大学城建设工程。重庆大学城基本建成，计划入驻15所高校，已入驻的13所高校运转正常，2所在建，入住师生15万人。大学城高校平台共建、资源共享，“园校互动”深入推进。我市22所高校完成了新校区建设，全市高校校园占地面积达到4641万平方米。同时，继续支持校园及校舍面积不足的主城区高等学校向主城周边迁建并适度聚集。这为重庆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全市每年新增60亿发展教育，支持市属高校“质量工程”是其中重要的项目。全市高校累计建设国家级特色专业点73个、国家精品课程79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3个。在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评选中，在渝高校5项成果获得一等奖，20项成果获得二等奖，一等奖获奖数量居西部第一、全国第四。4所高校进入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三是教育对外开放工程。重庆高校已与60多个国家（地区）、国内15个省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流与合作关系。公派留学国别扩展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渝外国留学生人数达到4100人。聘请各类长短期外籍专家、教师2100余人。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12所。 　　 二、重点实施“三个项目”，着力提高干部师资水平 　　一是高校后备干部队伍“4050”工程项目。在全市选拔组建一支平均年龄40岁左右、每批数量50人左右、具有博士学位和正高职称的高校后备干部队伍，针对性开展培养锻炼，逐步充实改善高校领导班子结构。已有首批19名“4050”工程后备干部提拔进高校领导班子，全市高校领导班子结构更加合理。 　　二是高校骨干师资培养项目。推进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修订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条件，完善科研成果知识权利归属和利益分享机制。实施优秀人才支持、青年骨干教师资助、双语师资海外培训等计划，每年重点培养150名优秀人才、100名35岁以下富有潜质的青年教师，资助200名教师出国研修。 　　三是高校拔尖人才培育项目。实施巴渝学者特聘教授、百名学术学科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每两年资助100名学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的学科带头人，每年引进国内外学科领军人才50名，着力打造50个高水平的创新团队和教学团队。在渝高校现有“两院”院士8人，特聘院士31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72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专家41人，“长江学者”人选29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人选29人，国家级教学名师6人，教育部创新团队12个。 　　 三、切实抓好“三个结合”，着力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一是把培育大学生思想品德和专业素养结合起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开展“唱读讲传”、“读好书、强信念、跟党走”等主题活动，向全市大学生分别推荐了30本经典书目和30个网站，分发光碟1.5万套，做到各级各类学校“全覆盖”。全员培训“马工程”课程任课教师。切实加强网上思想政治教育，创建了“重庆大学生在线”网站、全国唯一的省级《大学生手机报》。重庆邮电大学的“红岩网校”被教育部授予“中国高校十佳思政类网站”。 　　二是把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结合起来。市委、市政府出台文件，在全市大学生中开展了带薪实习、种树、学农、学工、学军和社会调研为主要内容的“六个一”社会实践活动。市财政每年划拨专项补贴5000余万元，各高校按照学生每年学费总额0.5%-1%的比例落实社会实践专项经费。参与大学生已超过100万人次，有效地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提升，受到习近平、刘延东等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教育部还在重庆召开了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经验交流会。 　　三是把提升大学生文化素养和创业就业能力结合起来。加强音乐、美术、书法、体育、心理健康教育，推进高雅艺术进校园。设立“学生创业基金”，建立若干创业孵化基地，组织开展大学生励志成才巡讲活动，为在校学生提供小型创业项目，确定创新性研究项目。通过实施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提供创业扶持和创业技能培训指导与服务等方式，引导和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和自主创业。服务西部地区的毕业生比2009年增加8.2%。2011年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88.5%，比上年同比提高了2.5个百分点。 　　 四、努力做到“四个适应”，着力提高社会服务水平 　　一是主动适应产业发展升级的需要。在渝高校科研成果占全市总量的60%左右，与企业联合承担近50%的市级科技攻关项目，17所高校与16个区县开展“校地合作”。实施高校与行业企业产学研合作模式创新计划，探索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促进特色优势学科专业与特色优势产业对接，将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入产业链。鼓励走“产学研”结合的办学道路，与行业企业共同创办科技园，共建学生实习、实训基地。重庆市政府印发《关于支持重庆大学建设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把重庆大学基本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此外，重庆市政府还专门在高校成立了“重庆国际半导体学院”、“重庆大学集成电路与信息工程学院”、“重庆金融学院”、“重庆化工学院”，推动重庆“2+10”产业集群和“1+2+4+N”特色工业园建设。 　　二是主动适应文化传承创新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繁荣，建立了2个国家级和39个市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设立“重庆国学院”，加强重庆巴渝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的研究，较好地发挥了高校“思想库”、“智囊团”和“文化育人”的作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推进人文社会科学“产学研”高校试点工作，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建设，坚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提高经费保障水平。 　　三是主动适应民生快速发展的需要。围绕重庆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部署，实施《重庆市人民政府 国家教育部建设全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了一批校地合作联盟。在院校设置方面，新建高校重点布局在重庆主城二环区域和区域中心城市；在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领域，强化服务“三农”和民生，助推区域经济发展和“两翼”农户万元增收。 　　四是主动适应科技发展创新的需要。着眼于国家急需和社会发展，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围绕重点企业、重点园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鼓励高校科技资源进驻，共建研发中心，形成多种形式的产教和科教联合体。已建成高校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分别达到7个和15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分别达到33个和97个，建成一级国家重点学科3个、二级21个、重点培育学科8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6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个。 　　今后，我市将紧紧抓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这根主线，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招生考试制度等“三大制度”；建立人才培养质量标准、高校学科专业、高校科技创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等“四大体系”；夯实高校“思政”建设、人才建设、学科建设、创新能力建设、基础条件建设等“五个基础”；探索建立实践育人、创新人才培养、创业就业指导服务、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六个”模式，为把重庆高等教育建设成为西部教育高地而继续奋斗！ 原文见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338/201203/132585.html
个人分类: 教育|107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政坛急风骤雨 重庆领导班子料半数换新人
whyhoo 2012-3-28 12:45
中国地方大员人治治理特征现阶段仍较明显，因此中共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后，新上任的领导人撤换前任班底的骨干干部，实属意料中事。 　　重庆政坛连日急风骤雨，官场人事调动、分工调整接踵而来，更如奇峰突起的，是一名去年底死亡的英国商人疑因涉入“王立军事件”，而由英国政府向中方提出重启死因调查，令事件瞬间笼罩国际谍报色彩。 　　一般认为，中国地方大员人治治理特征现阶段仍较明显，因此中共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后，新上任的领导人撤换前任班底的骨干干部，实属意料中事，重庆市委领导班子的连锁震荡反应应会持续发生。 　　估计今年5月的重庆党代会之后，重庆市委新领导班子中大约有半数将换成新面孔。不仅如此，重庆38个区县主要领导、公安系统等政府机关单位也将大换血，重庆官场诚惶诚恐、如坐针毡。 　　上周五，青海省前公安厅厅长何挺，才从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存根手中接过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的任命书；岂料三天后，陈存根即被免去重庆市委常委职务。 　　昨天凌晨1时多，重庆门户网站华龙网少有地发布了午夜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陈存根不再担任重庆市委常委；徐松南任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常委。此消息也刊登于当天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头版。 　　60岁的陈存根今年1月起刚兼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他的其他职务变化，不过基于徐松南（56岁）接受新任命前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自治区党校校长，陈存根恐怕将不再担任掌握人事和干部升迁任免的重庆市委组织部长之职。 新任副市长何挺　 分管公安和维稳 　　昨天的《重庆日报》还报道了重庆市政府在本周一召开的常务会议上，研究调整市长、副市长及秘书长的工作分工。新任副市长何挺分管公安、国安、政府维稳、司法和信访工作。 　　这是重庆市政府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调整副市长的主管范围。 　　上个月2日，重庆前副市长王立军被宣布不再兼任公安局长，分工范围调整为教育、科技、文史等方面。 　　四天后，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并滞留一天，引爆震撼中国政坛的王立军事件。 　　鉴于该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在本月15日宣布免去薄熙来和王立军的职务。 　　尾随而至的，是一场举城上下以新任书记张德江为首的“誓师”大会。 南岸区委书记传被调查 　　两周来，从重庆市政府、政协、人大、各机关辐射到38个区县，重庆官场几乎每天都有学习大会，旨在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统一，领会“两会精神”紧抓民生，并坚决维护重庆的社会政治稳定。 然而就在这些会议中，几张熟悉的面孔正悄然淡出，传闻和薄熙来妻子谷开来接触甚密的重庆南岸区委书记夏泽良便是其中之一。坊间盛传他早在上周三（21日）已被有关部门带走协助调查。 　　根据南岸区政府网站公开信息，本月21日当天，该区召开干部大会暨区委中心组会议传达中国全国“两会”精神，夏泽良没有出席会议。 　　隔天，重庆中国国际云计算博览会开幕仪式后，陪同重庆市长黄奇帆参观展览会场的是南岸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宝亚。 　　夏泽良今年51岁，历任重庆丰都县公安局副局长、涪陵交通局局长、璧山县委副书记、重庆巴南区委副书记、荣昌县委书记，2009年10月升任重庆主城南岸区委书记。 　　外界盛传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居住南岸区某警备区，夏泽良身为该区第一把手，打造南岸滨江沿岸风景拉动旅游观光，受到薄熙来赏识，还曾有意把他培养成为王立军的接班人。 　　夏泽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本月20日（上周二）参加某照明品牌的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他的职务已由该区区长刘宝亚暂代。 谁是海伍德？ 　　据外媒报道，去年11月死于重庆的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或也涉入王立军事件。 　　英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告诉《华尔街日报》，英国政府最近收到在重庆的英国人圈子的反映，向中方提出关于海伍德死因调查的疑点并要求重新调查。 　　由于此事在中国境内发生，发言人称英国无权干预中国司法过程，不过已留意到外界对于海伍德之死与中国政治动态的猜测，但拒绝就此评论。 去年11月，海伍德被发现死于重庆一家酒店。当地有关部门随后宣布他死于酒精摄入过量，并将其遗体火化。 　　不过海伍德的友人之后向英国驻华使馆提出质疑，指出他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 　　海伍德生前在中国多以独立咨询顾问的身份，扮演中英经贸文化等活动的桥梁角色，也具有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和投资的相关知识。 　　伦敦一家情报公司Hakluyt Company接受法新社电访时说，海伍德长期为西方公司提供在华咨询服务，证实该公司曾听取过他的建议，并对其死讯表示难过。 　　英国媒体报道，这家情报公司是由英国秘密情报局M16的前情报员所设立。 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zg/zg120328_001.shtml
个人分类: 政治|1268 次阅读|0 个评论
西南脑血管介入论坛印象
harveyho 2012-3-25 19:30
西南脑血管介入论坛印象
刚参加完受益匪浅的中原肝论坛，又一个偶然机会参加重庆第一届西南脑介入论坛。 虽然冠名西南，全国一些名家也参加，所以皆具国家一流水平。 印象深刻的几个讲座，是华西游教授的hybrid治疗法，二军医大刘建民重建载瘤动脉概念，冯华团队李博基础研究的报告，冯教授血管痉挛的讲座。 介入技术，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从以前的推广期到目前的提高期。这次论坛经西南医院的组织，设备商的赞助得以圆满召开。重庆的发展有目共睹。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于基础科学研究者来讲也是具有丰富的营养。
个人分类: 会议点滴|347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崔之元：重庆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乔治、米德和葛兰西
whyhoo 2012-3-21 21:40
【3月21日】最近一些朋友和记者问我对"重庆实验"看法有无改变。​我看法不变， 理由是我去年 " 重庆实验的三个理论视角： 乔治、米德和葛兰西"​ 一文中如下一段话（再附上中文版，英文在"Modern China"）：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有句名言："行动就是一切。"​他似乎否定行动背后有"主体"。他的原话是： 行动背后并没有存在，"行动者"是事后发明出来的--​行动就是一切。 尼采对"行动者"的否定使许多学者和读者感到奇怪，是"​尼采研究"的一道难题。我觉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皮平（​Robert Pippin）教授解决了这道难题。​他解决的方式有助于我们说明"重庆实验"背后的"行动者"和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的意义。 皮平明确指出： 尼采并不否定行动主体的存在。他只是否定分离于行动的主体。​主体就在行动之中......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是拉如是说"中所言："​我希望你在行动中，就像母亲在婴儿中一样。 皮平这样来解释尼采的立场： 意图形成和表达总是在时间上流动的，​随着一项事业进展中的事件而变化和转变。​刚参与一项事业时我以为我的意图是X,但随着时间的迁移，我发现X并不是我的意图的准确或全面的表达，​也许我的意图是Y,再往后我可能又觉得我的意图其实是Z。除了在现实完成的行动中，​没有办法能确定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 如果说个人"行动者"的动机已经很难确定，​那么要确定重庆实验的"集体行动者"的动机就更难了。​但这正是我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的意义。​虽然重庆实验的参与者并不有意识地遵从这些理论，​但他们的行动和这些理论是一致的（consistent）。​黑格尔曾说，法国革命发生是为了一本关于它的好书可以被写出来-​-也许黑格尔这句话并不是那么荒唐。 Nietzsche, 2007: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First Essay, Section 13. Robert Pippin, Nietzsche, Psychology and First Philosoph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75-76. 同上，第78页。 本文尝试用亨利·乔治，詹姆斯·米德，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来解释正在进行中的重庆实验。作者认为重庆实验展示出城乡统筹发展，以及国进民也进的可能性。通过干部"大下访"和"三进三同"，进城农民工转为城市户籍，"唱红歌"，以及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公租房等等，重庆试图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 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发明"中美国" 1 (Chimerica) 一词的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2008年说的如下一段话很生动地抓住了人们的"重庆想象"： 在次贷危机爆发一年之后，我访问了"中美国"的东部即中国。没有地方比重庆更反映中国的高速发展。地处长江上游，重庆是今日世界增长最快的城市。在我以前对中国的访问中曾见证过不少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但重庆速度使上海和深圳都略显逊色。 2 有趣的是，重庆之行促使弗格森改变了他的"中美国"理论。在"中美国"中，中国的功能是储蓄，美国的功能是消费，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国内市场。但是，弗格森在地处西部和内陆的重庆所见到的"令人惊叹的建设场景"，使他认识到中国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从而预示着"中美国"的终结。 我认为，重庆使弗格森改变"中美国"理论是意味深长的：国务院2007年批准重庆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目的之一正是激活国内市场，因为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数倍于农村居民，从而使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从出口导向转变为以国内消费为主。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了第12个五年规划，以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基本国策。在这个意义上，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可以被理解为"局部向整体渐进"。 本文的目的是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在展开论述之前，我需要说明这一理论解释努力的性质。我并不是说重庆实验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有意识地按照这些理论行事。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有句名言："行动就是一切。"他似乎否定行动背后有"主体"。他的原话是： 行动背后并没有存在，"行动者"是事后发明出来的--行动就是一切。 3 尼采对"行动者"的否定使许多学者和读者感到奇怪，是"尼采研究"的一道难题。我觉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皮平（Robert Pippin）教授解决了这道难题。他解决的方式有助于我们说明"重庆实验"背后的"行动者"和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的意义。 皮平明确指出： 尼采并不否定行动主体的存在。他只是否定分离于行动的主体。主体就在行动之中......正如尼采在"查拉图是拉如是说"中所言："我希望你在行动中，就像母亲在婴儿中一样。 4 皮平这样来解释尼采的立场： 意图形成和表达总是在时间上流动的，随着一项事业进展中的事件而变化和转变。刚参与一项事业时我以为我的意图是X, 但随着时间的迁移，我发现X并不是我的意图的准确或全面的表达，也许我的意图是Y, 再往后我可能又觉得我的意图其实是Z。除了在现实完成的行动中，没有办法能确定一个人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 5 如果说个人"行动者"的动机已经很难确定，那么要确定重庆实验的"集体行动者"的动机就更难了。但这正是我从亨利·乔治、米德和葛兰西的理论看重庆实验的意义。虽然重庆实验的参与者并不有意识地遵从这些理论，但他们的行动和这些理论是一致的（consistent）。黑格尔曾说，法国革命发生是为了一本关于它的好书可以被写出来--也许黑格尔这句话并不是那么荒唐。 地票交易、户籍改革和" 亨 利 · 乔治定理" 2008年12月4日，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个城乡统一土地交易平台。到目前为止，它也是全国唯一的土地交易所。重庆的土地指标交易（以下简称"地票交易"）制度与我国的两项基本国策有关。一是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进程，必然要求一部分耕地转换成建设用地；二是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我国又必须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如何协调这两个有冲突的目标呢？2005年10月，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巧妙地要求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必须用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来平衡，从而保证耕地总量不变。重庆在各省的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创新亮点，在于发明了"地票交易"。 "地票"是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在土地交易所交易，转让给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对象。在城市化进程中，往往是近郊农村才能更多地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而偏远农村的农民则难以享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地票交易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能够远距离、大范围地转换，大幅度提升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例如，距重庆主城区600公里的城口县，一宗61.86亩复垦土地，当地出让起始价仅为1.13万元/亩，而到解放碑的土地交易所"地票"成交的均价就达到11.57万元/亩。 地票还有两大好处。一是保护耕地。2009年，重庆耕地面积为223.76万公顷，在城市的快速扩张过程中，耕地不仅没有减少，还比2008年增加了0.17万公顷。为什么能做到呢？重庆市黄奇帆市长以江津区孔目村为例做了解释： 该村32户113人由小村落集中到农民新村，退出了47.5亩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户均安置面积175平方米，加上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安置总面积为10亩，共节约建设用地37.5亩。原宅基地及附属设施用地复垦为耕地后，经验收折算，并扣除农民新村安置面积，形成了36.2亩"地票"。按孔目村人均水平的80%保守计算，每人能节约建设用地指标0.26亩。未来2至3年，全市约有45万户农民由小村落集中到大村落居住，将节约出建设用地41.3万亩。到2020年，随着重庆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将节约出建设用地指标260万亩。 6 地票的第二大好处是助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重庆2010年8月15日正式开始了全国最大规模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给在主城务工5年以上、在区县城务工3年以上和在中心镇务工1年以上的农民工无条件的重庆城市居民户口，使他们在养老、住房、医疗、就业和子女教育上享有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待遇。更难能可贵的是，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并不必须退出他们在农村的"三权"：宅基地、承包地与林权。但如果农民工自愿退地，政府给予的补偿中，除了全国各地都有青苗费等补偿外，还有重庆特有的将宅基地复耕为耕地所产生的地票交易中的85%的收益。目前一亩地票的市场价值在15万元到20万元左右，总成交量6万亩，总成交额已达103.3亿元。表1为重庆土地交易所第一次"地票"交易的情况： 表1：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已交易地票公示情况 地票交易的本质是土地的发展权转移。我认为，地票不是形式上的土地供应量计划指标，而是土地"发展权"指标。发展权是不同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变土地用途"的权利。通过"地票交易"，重庆已经在实践上隐含地承认了农民拥有部分"土地发展权"，因为开发商必须购买"地票"--农民的部分"土地发展权"--才获得参与竞标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资格。这对于正在修订中的中国"土地管理法"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尚无"土地发展权"的概念。美国一些州实行土地"发展权转移制"（TransferofDevelopmentRights，TDRs）：在一个社区内，按照规划进行开发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从按照规划加以保留的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足够"份额"的土地发展权，方可进行土地开发。重庆的地票交易对农民在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上所作贡献的一种创新性的补偿方式，实际上是对农民土地发展权的隐含认可和发展权市场价值的实现。西方也没有出现土地发展权的交易所，只是在美国的一些州，有一些局部的交易。 7 因此，重庆的土地交易所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 最近重庆人大又立法规定转户农民工仍可以土地承包权入股，这是让更多群众拥有来自合法个人财产的财产性收入上的重大探索。因为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仍可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实际上隐含地将"物权法"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解成了"承包权"和"经营权"。 8 如果说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经营权的分离是"两权分离"，那么，按照重庆市委常委徐鸣的说法，重庆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目前已达230万人）仍可以土地承包权入股，则正在创造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离"。 地票交易，户籍改革和亨利·乔治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必须谈到孙中山。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重庆人纪念孙中山，最容易想到他首次提出三峡工程的宏伟设想，从而使重庆有了直辖市的机缘。但可能不少人已经遗忘，孙中山曾计划以重庆而非广州为革命根据地。这就不得不谈到孙中山极为倚重的重庆人--曾先后担任四川省长和广东省长且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起草人的杨沧白。 在重庆旅游名胜"洪崖洞"10楼的茶馆，前可远眺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壮丽景色，向后转身则可径直走到以杨沧白命名的沧白路。杨沧白（1881～1942年）是重庆辛亥革命的领袖，而四川在全国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清廷命端方率湖北陆军入川查办保路运动，造成武昌防务的薄弱，才使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10月13日，端方率军抵达重庆，使重庆主城的起义计划未能实施，但杨沧白发动了主城附近长寿、南川的起义。杨沧白的学生郭沫若后来称他为"四川革命党人的元祖"。 杨沧白任四川省长时，曾邀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蒋介石为警务处长，两人都已赴任上路，但因另一四川军阀熊克武的反对，两人都只好半路折回。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是美国土地改革理论家和实践家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一书最早的中译者，而孙中山多次坦言，他的民生主义中的"涨价归公"思想，直接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理论。 9 孙中山对土地"涨价归公"思想的最生动论述如下： 兄弟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方地主有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 10 在孙中山看来，土地价值上升，是社会集聚效应（特别包括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果，因此应返还社会，实现地租社会化。而有了地租社会化，"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就是亨利·乔治的"单一土地税"思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一文中证明了"亨利·乔治定理"： 在一个简单的立体经济中，如果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纯地区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规模是最优的，那么总地租等于对纯公共物品的支出--因为对地租征收一个充公性质的税收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也是纯公共物品融资所必需的单一税。 11 用通俗的话讲，"亨利·乔治定理"就是说，如果土地涨价归公， "私人永远不用纳（别的）税"。这对效率和公平都是有利的。当然，斯蒂格利茨证明"亨利·乔治定理"是有条件的，如"人口规模最优"，而中国现实中的城市都不满足。但该定理启发我们看到中国目前"土地财政"的两重性。目前社会舆论对"土地财政"的诟病，多源于对"高土地出让金-高地价-高房价"机制的批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正是由于"土地财政"占到了全国各地方财政收入的50%以上，企业和个人的税赋才没有进一步加大。因此，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土地财政"的两重性，既防止高地价导致高房价，又防止正常的土地涨价归公收益流失。而重庆这方面做得较好。2003年2月，重庆在土地储备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重庆地产集团，由市政府注资，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 黄奇帆市长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 有这个拍、挂、招的权力不等于你拥有土地的权利，土地可能是区县下边的街道、社区，也可能是居民在使用。如果有开发商想圈这块地，他可能现在只开发200亩，但是可能拍卖购买了2000亩10年以后才会开发的地，土地就被开发商储备了。如果一个城市，除已建成的用地之外，待建设的用地如果三分之二都到了开发商手里，政府手中就只有很少的土地，然后每年拿出一些土地来拍卖，就被开发商抬得很高的价格。一个城市如果土地价格一高，那么整个房价都会高起来......我们把三年、五年、十年可能要使用的地，从规划、管理上，由市级政府的土地储备中心把它给储备了。如果政府手中有比较多的土地资源，如果房屋价格卖得很高，就再多供几块地，实际上就把价格给控制下来了。重庆政府在过去5年，始终抱有一个宗旨，就是商品房拍卖的地价，绝不超过当时这块地周围楼面地价的三分之一。所以重庆政府拍地，没有起把房价往前推的这种作用。 12 但是，正常的"涨价归公"意义上的"土地财政"重庆也做到了：2002年，黄奇帆发现相同等级地价（征地动迁费，七通一平费和政府出让金），重庆只有成都的50%，就决定每平方米基准地价比成都多10元，因为山城重庆的七通一平费应高于平原成都，当年就将重庆土地财政收益从2001年前的2亿元上升到10亿元。到2010年，重庆土地财政收益达到980亿元。表2是2002年的重庆土地出让金标准。 表 2 ： 2002 年重庆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标准（单位：元 / 平方米） 土地级别 商业用地（40 年） 住宅用地（70 年） 工业用地（50 年） 1 840 590 440 2 660 500 300 3 530 420 170 4 450 310 150 5 380 270 130 6 330 250 120 7 290 210 90 8 260 160 80 9 240 110 10 220 100 11 200 90 12 190 80 来源：杨庆育 等 (2008) 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理论与创新: 兼析重庆实践。第187页。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地票交易、户籍改革和"亨利·乔治定理"的关系在于：第一，通过地票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的远距离置换，使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不仅为郊区农民分享，而且为更偏远地区的农民分享，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涨价归公"；第二，由于重庆市政府的充分土地储备，使重庆在全国得以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 13 ，而公租房的主要承租人群体之一正是转为城市户籍的农民工。 " 国进民也进"、"第三财政"和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 已故美国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Jay Hammond）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军飞行员曾驻扎在重庆。但他生长在纽约州，实在有些吃不消重庆炎热的火炉天气，故在二战结束后他做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选择：到美国最凉快的阿拉斯加州去。在以渔民为主的阿拉斯加， 空军飞行员出身的哈蒙德脱颖而出，三次当选州长，直至2006年病逝。他始终没有忘怀重庆，当1979年中美建交后，他是第一个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州长，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这是哈蒙德个人人生经历的重庆缘，但我认为更意味深长的是哈蒙德在阿拉斯加州推行的政策的两个亮点和重庆当前的民生政策有不谋而合之处。 阿拉斯加州的经济政策的第一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1968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普拉德霍湾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而阿拉斯加州宪法规定自然资源是公有的。1969年9月州政府从普拉德霍湾油田的开采权租赁中得到9亿美元的收入，这9亿美元相当于阿拉斯加从1959年建州后至1969年前各年州政府收入之总和。这笔巨大的公共财富使得阿拉斯加州政府可以进行很多社会经济项目。然而许多阿拉斯加人开始担心这笔石油矿产资源收入会很快被花完，今后的阿拉斯加人将不再能够得益于这笔公共财富。因此阿拉斯加州长哈蒙德1976年提出应当用这笔钱建立一个永久基金 (Permanent Fund)，以造福于世世代代的阿拉斯加人。1980年阿拉斯加州议会通过了哈蒙德方案，即永久基金分红计划。具体地说，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分红方案将每年及前四年平均下来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的50％发放给每一个在阿拉斯加州居住满6个月的居民。1982年秋冬两季阿拉斯加州40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000美元的支票的社会分红。从1982年起至今，阿拉斯加州已经连续28年给每个公民发放社会分红，在道琼斯指数最高的2000年，每个阿拉斯加州公民收到了1963.86美元的分红，永久基金市值284亿美元。为了防止通货膨胀侵蚀永久基金本金的购买力，州议会随后又通过了法案将剩余50％的永久基金投资净收入优先用于补充基金本金以抗衡通货膨胀。在补充基金本金后，再剩余的净收入则存入基金的收入储备帐户以供议会立法批准其他用途。 不谋而合，"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应有社会分红"的原则在重庆的民生政策中也得到体现。重庆市委的"民生十条"的第七条说： 发展6万户微型企业，新增30万就业岗位。重点支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按企业注册资本的30%-50%给予补助。 这就是说，重庆政府对微型企业进行免费不需归还的资本金补助，而在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中有1亿元是由重庆市国资委从国有资产的市场经营收益中提供，这是一种"间接社会分红"。因为重庆人口基数远远大于阿拉斯加州，像阿拉斯加州那样每个居民都直接得到社会分红对3200万重庆居民单个人意义不大，但用国资收益给微型企业资本金补助和"社会分红"的原理是一致的。在2011年7月23日通过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规定："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国有资本收益的30%上缴财政，用于民生，服务社会，充分体现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社会属性。" 阿拉斯加州的经济政策的第二个亮点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取消对企业和个人的州所得税，藏富于民"，这和重庆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使得政府有底气降低企业所得税又是不谋而合的。2000年开始，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是允许对工业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目前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但西部其他一些省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因此，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支持"藏富于民"的表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2009年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重庆的国资市场收益，成为了政府"第三财政"：重庆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主要不是来自一般意义上的财政收入，而是国资的市场经营收益，否则大学城和大剧院的投资还是要来自企业和个人的税收。黄奇帆市长精辟指出： 我们重庆国资和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国资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这个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在民生。我们重庆是财政的51％用在民生。为什么重庆能够把那么多的钱用在民生？整个中国31个省份，只有一个省符合教育法，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我们这几年年年在4％以上，只有重庆做到了，为什么这个穷地方教育能够支出4％呢？我们把国资赚的钱补了一块，如果国资不补，我肯定民生里就要少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为重庆的财政更多的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的意义。 14 重庆国资总量从2001年的1700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2万亿元，跃居全国地方国资第4位。但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2001年，重庆民营企业产值为重庆GDP的38.8%, 而到了2010年这一比重上升到61.2%。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来说明： 重庆乡村基快餐连锁公司于北京时间2010年9月28日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快餐连锁企业，也是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重庆企业。乡村基招股书显示，创始人李红和张兴强夫妇持有乡村基5320万股，占比66.40%，近200位乡村基的中层管理人员于2010年初以每股1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公司"原始股"，而李红也被称为"重庆上市企业最慷慨老板"，因为她拿出超过7%的股权进行了员工股权激励，总价值约3亿元人民币。乡村基的门店数已飙升至101家分店，被誉为"中国的 麦当劳 "，其中56家位于重庆，31家位于四川，14家位于西安、武汉、长沙、上海等地。乡村基的成功固然主要来自李红女士的经营方略，但是，乡村基得以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也是它成功的因素之一。 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的专著《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2010年出版了。他说： 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陆续出台了一批推动国内外社会资金流向西部的政策，其中税收优惠政策最具含金量。政策规定，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 而当时全国的企业所得税率是33%。初看起来，乡村基似乎不在"国家鼓励类产业"目录中，但"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却使乡村基得以享受15%税收优惠政策。该通知中的关键段落是： 促进市级重点工业企业的发展。凡经重庆市人民政府确认的重点内外资工业企业，除国家限制或禁止的投资项目外，从2003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上述政策执行中，对不能明确界定为鼓励类的产业，内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经委审核确定、外资工业企业只要经重庆市外经贸委审核确定为鼓励类产业的，也可按上述规定执行。 可见，重庆的确是"用好用足"了中央的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以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来投资。最近，重庆市又请示国务院并获批把15%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延长到2020年。 重庆市政府之所以有底气，敢于坚持用低税率吸引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和重庆国有资产的大幅增值有关的：国有资产发挥了"第三财政"的作用，"八大投"等国有企业直接从事修建大学城、大剧院等原属"第一财政"的工作。这恰恰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不谋而合。 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关于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努力工作。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做整体通盘的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很像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贡献。"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它不是依赖高税率来再分配，而是依赖"低税率"和"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同时实现效率与公平。 米德曾明确指出国有资产在降低税率上的效率优势： 就财产的私人所有制来说，要得到预算剩余，必须提高税率，而......将对经济刺激产生不利影响。就财产的社会所有制来看......政府可以在较低的税率水平上依靠预算剩余，达到一定水平的公共储蓄。由此可见，财产的国家所有制对效率产生的不利影响，要比平均分配财产的私人所有制更小。 15 但是，米德并不主张国有资产的无限扩张，而是探索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结合点。一方面，他指出： 财产所有权的社会化，将给政府带来更大的财产净收入，其结果是降低税率，或者向穷人支付更多的社会保障，同时也并不降低其它形式的政府支出。私人部门的总收入会下降，因为政府的国债利息支出减少了，或者是原来财产获得的利润转给国家了。然而，私人部门的净收入却没有变化，因为利率降低了，或者因为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 16 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 随着私有财产数量的增加，（1）税收的激励扭曲作用将加强，（2）从财产权上获得的安全感和独立感将增强。随着私有财产的进一步增长，由于（1）造成的额外损失将变得越来越严重，从（2）中获得的好处却越来越不重要。在某个水平上，可能达到一个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尽管我可能不能告诉读者它究竟在哪里......我们需要一种组合：财产社会化措施和更平等地分配私人财产的措施。 17 米德关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可以说为重庆"国进民也进"的机制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但重庆国资的发展并不是遵照米德的理论进行的，而是在不断试错中前进的。可以说，被迫接下私营企业"自身掏空"的烂摊子，例如重组"西南证券"，是重庆国企发展壮大的机制之一。西南证券是西部最大的一家证券公司，原来是一家民营公司，但是它被内部人掏空了。当时西南证券已经被证监会停牌，重庆市政府认为，好不容易有一家上市的本地证券公司，如果退出资本市场，对重庆的长远发展不利。重庆市政府主动接手西南证券，注资重组并最终上市。西南证券上市是2009年上半年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大事，参与重组的国资和民有资本都实现了增值。很多人讨论"国进民退"时没有注意到私有企业"自身掏空"从而国资被迫进入的现象。为什么不容易注意到？可能主要是大家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私有企业的老板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故意搞垮自己的企业？ 这里有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理论，即2001年诺贝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与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保罗·罗默提出"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在一定条件下，所有者也会掠夺本企业的总资产。其实原因很简单，在企业资产的会计恒等式中，"总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净资产+负债"，因此企业总资产中只有一部分是所有者权益，另一部分是负债，包括贷款、债券等。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股东有限责任制，投资者以出资额为限，只承担有限责任。这样大股东即便占有60%的股份，出现亏损他会承担60%的损失，但如果他能够将企业资产转移到自己另外的公司，只要转移部分大于他所投入的净资产部分，那么他就有动机把自己的企业搞垮。这在实际生活中非常普遍。例如，顾雏军通过收购在广东的科龙电冰箱，成为大股东，通过制冷剂关联交易，将科龙的资产转移到以其父亲名义注册的天津格林柯 尔工厂，从而将自己是大股东的科龙搞垮，自己损失了60%的股份。但他所转移的资产仍然大于他损失的部分，因此，他仍有很强的动机去这样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老板都这样做，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国资委是被迫接手破产的民营企业。2008年美国的救市，可以说是国家不得不接手被私营企业搞垮的烂摊子。 意味深长的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有毒资产"定价难题是美国经济不能从危机中迅速复苏的主要原因：私人股东认为"有毒资产"的目前市场价格太低，不愿卖出，而政府又不愿用太高于市场的价格来购买银行坏账。格林斯潘说，如果银行本身国有化或部分国有化了，"有毒资产"定价难题就可以被绕开了：这像钱从一个人的左口袋转到右口袋，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格林斯潘这种支持国有化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可以帮助我们深化对我国国有银行在执行中央经济刺激计划中的作用的理解。如果我们从2004年重庆渝富公司收购中国工商银行在重庆1000多家国有企业的坏账来看，可以说格林斯潘解释了渝富公司成功的原因。因为当时渝富公司用20%的账面价格向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坏账，而现在时过境迁，中国工商银行可能想当时若要求40%的账面价格更好，但因为他们都是国有，当时坏账的初始定价并不那么重要，关键要赶紧剥离坏账，重振旗鼓。 从尼采"行动就是一切"的角度看，重庆国资委当初注资西南证券的意图可能是"救急"，但几年后的今天，重庆国资委可能认识到重组西南证券的意图其实是探索米德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最佳点的"自由社会主义"!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 薄熙来同志2007年12月就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他近几年来在重庆党的建设上的工作是重庆实验的关键部分，也许可以从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1891～1937年）的不同于"支配权"(domination)的"领导权"(hegemony) 理论来加以阐释。 在墨索里尼的监狱中渡过漫长岁月的葛兰西写下了著名的《狱中札记》。借用恩格斯的话，葛兰西说："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 18 他同意他的意大利知识界的对手克罗齐的所说的"文艺复兴仍然是精英圈子内的贵族运动，而宗教改革则深入了普通人民" 19 ，但他批评克罗齐，因为克罗齐不理解"实践哲学及其广泛的群众运动过去和现在都真正代表一种与宗教改革相类似的历史过程，而自由主义则不然，它只是再生着局限于狭隘知识分子集团的文艺复兴"。 20 葛兰西要求意大利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以赢得民心。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薄熙来在重庆通过干部"大下访"，与农民群众"三进三同"所要做的。 2010年6月，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其中第10条规定： 深入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深化"三项制度"，倾听群众心声、解决群众困难。推动"三项活动"和"三项制度"常态化，并不断创新实践形式。区县党政领导干部每人每年下访12次以上，及时化解本地区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研究解决信访问题，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听、难题有人解、利益有人维护，两年内基本消化现有信访积案；建立重大事项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减少新的矛盾产生。各级机关干部每年至少7天、新招录公务员和新提任领导干部至少30天"三进三同"。"结穷亲"实现机关全覆盖、干部全部参与，与农村50万贫困户全都结对，结对干部每年深入"穷亲"家不少于2次。村和社区党组织要把落实"三项制度"作为刚性职责和看家本领，严格督促考核，做到接待服务全天候、入户走访全覆盖、办理反馈全落实。 截至2010年9月30日，全市已有10369个机关单位、17.1万名机关干部以及15.2万名职工参加了"结穷亲"活动，与53.4万户困难家庭结了亲，已"结穷亲"的机关干部占全市机关干部总数的99.29%，其中市级机关厅局级干部972人，占98.88%，市级机关处级干部4806人，占98.48%；区县级干部1648人，占100%，区县部门和乡镇级干部28569人，占99.98%；普通干部135465人，占99.17%。共送去帮扶钱物4.3亿元，送去脱贫致富项目14.4万个，帮助解决具体困难35.8万个，帮助就学4.8万人，帮助就业16.4万人。与2010年二季度相比，结对户数净增52839户，增10.98%。 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坦然说道： 过去讲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工人农民。问个问题，我们的工人得到实惠没有？我们的农民得到实惠没有？改革中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工农不支持我们，那么谁是我们执政的基础？先不说工人、农民上访，就连退下来的区县委书记和保卫国家浴血奋战的老战士也成为上访者，那我们到底依靠谁？个体户、民营经济觉得你给他的还不够，我们到底依靠谁？比如，薄书记说过一句话："上访群众就是什么理由都没有，但他如果非常困难，那就是理由，我们就不能不管，就得'伸出援手'。"我想，这就是个理念问题。 21 重庆干部的"大下访"、"结穷亲"活动，使人想起法国哲学家巴丢（Alain Badiou）所说的"圣保罗的群众路线"。在引用了圣保罗的话"虽然我独立于所有人，我使自己成为所有人的奴隶。对犹太人来说，我变成了犹太人；对法律治下的人来说，我变成了法律治下的人"之后，巴丢说道："这不是圣保罗的机会主义文本，而是被中国共产党人称之为'群众路线'的极致发挥--为人民服务。" 22 目前，西方媒体和部分国内媒体集中报道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但我认为，只有在重庆统筹城乡实验、十大民生工程和缩小"三大差距"的政策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唱红"作为重建党的群众基础和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的意义，否则"唱红"就成了简单的说教。 23 如果我们接受前面引述的恩格斯和葛兰西的说法"共产党在目前是唯一可以严肃地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教会相比拟的机构"，也许我们以英国基督教学者查斯特顿（G. K. Chesterton，1874～1936年）的如下一段话来结束本文并不是不恰当的： 当基督在一个象征时刻建立他的伟大社会时，他既没有选择智慧过人的保罗也没有选择神秘的约翰作为这个社会的基石，而是选择了普普通通甚至有些胆小的彼得......所有的帝国和王国都失败了，因为它们为强人所建立并依赖于强人。只有历史上的基督教会，是建立于弱者基础上的，因此它是不可摧毁的。因为没有链条比它最弱的环节更强。 24 1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 "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 International Finance , Vol. 10, Iss. 3, 2007. 2 The Ascent of Money, Episode 6 - Chimerica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i4Mut5jixk/ , accessed on Sept. 13, 2011 3 Nietzsche, 2007: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First Essay, Section 13. 4 Robert Pippin, Nietzsche, Psychology and First Philosophy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75-76. 5 同上，第78页。 6 黄奇帆：《农地交易的重庆实验》，载《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11月8日。 7 Richards, D.A. (1972), "Development Rights Transfer in New York City," Yale Law Journal , Vol. 82, No. 2, pp. 338-372. 8 我国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正式通过之前，有两个起草小组，分别由中国社科院梁慧星和人民大学王利明负责，梁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合同权利，王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物权，最终通过稿更接近王的观点。 9 今天知道亨利·乔治的人可能不太多了，但杜威曾经说过，"人们用不了两手的十指即可以数出世界上自柏拉图以来的伟大的社会哲学家，亨利·乔治是其中之一。" 亨利·乔治是土地价值税（也叫单一土地税）的最有影响力的倡议者，是十九世纪晚期西方国家土地改革运动之父。乔治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下半叶是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时期，人口增长也很快。乔治观察到，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提高了土地的价值，于是土地所有者可以向需要使用土地的人索要高价。但是，土地所有者提高土地价格的速度快于财富被创造出来的速度，由此造成劳动者工资在新增财富中的份额下降，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和普遍的贫困。乔治认为，人们在自然界所发现的一切，特别是土地，应当平等地属于全人类。由于土地的价值是由社会创造的，因此乔治认为土地租金的增涨应当由社会中所有的人来分享而不是归私人所有。他提议对作为私人财产的土地的价值每年征税，即土地价值税；他确信社会通过征收土地价值税可以重新获得人们共有遗产的价值，而不再需要对生产性活动征税（对生产性活动征税既不公平也效率低下）。 10 孙中山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民报 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8页。 11 斯蒂格利茨：《总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优城市规模》，载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文集》第5卷，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页。 12 "重庆为百万人建公租房不是摆噱头"--黄奇帆接受凤凰卫视《问答神州》栏目专访， 2010年7月5日《重庆日报》 13 公租房是重庆"民生十条"中的第1条。参见崔之元：《重庆十大民生工程的政治经济学》，载《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14 黄奇帆讲话，见"重庆为什么"《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赵忆宁、徐恺 专访黄奇帆， 2010年4月17日 15 米德：《效率、公平与产权》，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6 同上，第57页。 17 同上，第58页，我对译文有所改动。原文见James Meade, Liberty,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 New York University, 1993, p. 64。 18 葛兰西：《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李鹏程编） 19 Benedetto Fontana, "Hegemony and Power: One the Relation between Gramsci and Machiavell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40. 20 同注18，第594页。 21 "专访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 沉下去，再沉下去，二十万干部'大走访'"，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4月19日 22 Alain Badiou, Saint Paul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99。保罗的原话全文是："所以我虽然自由，不属任何人，却把自己给了众人为奴，为的是多多赢取。对犹太人，我就如犹太人，以赢得犹太人；对律法下的，就如律法下的--尽管自己已不在律法之下--以赢得律法下的；对律法外的，就如律法外的--虽然我并无脱离上帝圣法，乃是受基督之法的管辖--以赢得律法外的；对软弱的，我也软弱，以赢得软弱的。有什么样的人，我就如什么样，只求至少能救起一些。"见《新约》，冯象译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10年版。感谢冯象教授提供译文。 23 关于"打黑"，参见崔之元：《由李庄案引发的三个深层问题》，载《天涯》2001年第4期。 24 G. K. Chesterton, Heretics , Ayer, 1970, p. 67. 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880/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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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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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 文本出处： 博客中国 作者：吴祚来 2012-3-20 在宣布薄熙来免职后，“薄熙来事件”在民间沸沸扬扬，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认为，人们当成喜剧旁观的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 (德国之声中文网)薄熙来迅速被免职，网络与非网络媒体冰火两重天，官方媒体冷处理，而网络上一片喧嚣。一些反对或质疑重庆模式的人，为薄熙来被撤职而叫好，而挺薄的阵营，主要网站被关闭，一些人通过其它网站为薄的遭遇鸣不平，甚至有人将"撤薄"看成反革命事件。 一、唱红打黑不过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形象造势 在挺薄的群体中，引人关注的除了司马南、孔庆东，还有《环球时报》的编辑王文与人民日报社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王文强调的是重庆人对薄的高满意率、 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而林治波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 熙来是个好干部！"这部分人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也为此纠结，他在微博里说：因为所谓的重庆模式中包含着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们所担心的政治因素，一个是重庆老百姓从中受益的民生 因素。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否定前一个因素的人们与拥护后一个因素人们的对立。而到今天，可以看出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 笔者去年五月份去到重庆，接触到的人从大学生到出租司机，从洗脚女到市政府官员，通过自己的观察，如果让我回答，重庆人民喜欢薄书记吗？我该如何回答？ 出租司机说，每天的份子钱还得交二百多，与过去并没有多大改变，所以，许多地段只能拒载，堵车时间过长，拉不回份子钱，重庆的洗脚女说，现在比过去 好多了，出门上街不怕了，黑社会没有了，而一家集资入股创办民营企业的小股民们，却在重庆大礼堂前面广场穿冤衣，发传单，呼吁有关方面尊重民营集资企业发 展，不能通过没收处罚斩尽杀绝。政府官员对我说，百姓对薄书记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薄书记到百姓中间，那些老人们牵着书记的手，舍不得放开。我问重庆官员 ，如果薄书记离开重庆，还会有这样强力的人物，能造成这样的政治效果吗？对方无言以对。大学生说，唱红歌，学校里面组织一些学生唱，大多数学生不用参加。 即便是唱红，也不能做到大学生们或民间社会都唱红，说明薄的动员能力有限，毕竟唱红需要一定的物力支持，包括组织红歌到北京香港等地演出，还说明， 唱红是利用红歌在挟持民意，证明自己的红色正统地位，以挑战中央政府可能的政治改革。红歌因此也是一种基于个人政治需要的政治性宣传造势，它无所不包的内 容，也说明它机会主义的方式，不求红色的革命纯粹性，但求红色的政治宣传效果。 为了使重庆的"唱红"受到学界认同，重庆日报这样的媒体也不得不通过造假新闻，来满足薄书记的脸面。笔者发现重庆日报前年三次假借我个人名义，赞美 唱红歌可以提升精神，《重庆日报》2011-2月3日刊登《2010年知名专家"热评重庆"：很现代很亲民》一文。文中"引述"笔者的话，"红歌是精神食 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重庆市委、市政府就是在发掘和调动这种精神力量。"在我通过微博的强力抗议下，重庆日报第二天就刊登了道歉信，认为是自己报 社管理不严造成的，向我本人及广大读者致歉。 为了切身感受重庆民间红歌会，去年五月我在重庆花了两个晚上体验重庆大礼堂广场上的夜夜红歌会，发现市政府广播里，播的有三分之一是歌唱祖国歌唱党甚至歌颂毛泽东的红歌，而其它歌曲，则是流行歌曲，一部分老人是自带歌曲到广场上，主要是通过音乐健身。 无论是唱红还是打黑，无论是广种银杏树还是打击民间集资办企业，无论是给农民土地票还是建立廉租房，这一切，都由一只权力之手在操控着，他想提出五 个重庆，那不得有人提出六个重庆或四个重庆，他要种植银杏树，那就不能种植法国梧桐或本地槐杨，而他要打黑，即便是律师向被告眨了眼睛，也是一种犯罪。这 样无可制约的公权力，是给重庆百姓带来了一些实惠，但这样的实惠是可持续的吗？是正常的吗？ 表面的民生工程，使民粹与专制有了某种合法性或合理性，一时的稳定与繁荣，更使百姓感恩戴德，收获一片赞美之声。会操控经济的黄奇帆（民生）、会操 控警力的王立军（打黑），加上会操控政治宣传的薄自己（唱红），重庆的三驾马车，奔驰在通往文革的路上，与旧文革不同的是，它在保障民生方面，也不惜代 价，以谋取一时的经济繁荣或GDP数据。 薄书记比文革进步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多了一层关注民生的利益，文革时代非法打击地富反右，并没有给百姓带来物质利益，与文革相同的是用自己拥有的一已权力，来摆平一切他认为应该摆平的对象或事态。权力意志自上而下，目空一切，我代表真理来为人民服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平民百姓得到了一时的利益与稳定，与社会治安得不到保证之时相较，肯定有某种幸福感或满意度，但由于人们看不见任何公开的批评，特别是文革没有真正 受到清理与反思，人们对唱红歌、对极权控制下的稳定、对权力意志下的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反思，造成民意的扭曲与偏差。没有新闻的自由度与社会的开放度，执政 者得到的民意满意度，十有八九是虚假的，因为执政者掌握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工具，通过洗脑与单面宣传，造成繁荣与公正的假象，这是人们认可薄熙来的根本原 因。 关于打黑，本是政府份内之事，我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重庆开会，当时也是打黑后不久，负责会议的当地人士说，你们现在来重庆安全了，前不久上街 被抢，是正常的事情，女孩子傍晚都不敢上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重庆当地极容易产生黑社会，还是政府管理失当造成黑社会管治困境？如何解决重庆十年二十年 就必然通过重拳才能遏制黑社会坐大的势头？警匪勾结是制度因素还是地方人为的因素？薄熙来显然没有从制度层面找根本原因，而是通过打击一些行政力量或个别 官员，来达到警示效应与造成政治影响力。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客"作为，把自己当成政界"过客"，捞取政治名利之后，一走了之。什么是制度因素呢？就是司 法不独立，造成司法容易被某些政客控制，百姓不能通过独立的人大或政协来发出声音，也不能通过权力分立的监督来制约公权力，这样，司法与警力必然腐败，必 然为黑社会利用或控制。薄书记不仅在司法独立与权力制约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强化一已权力，将公检法与宣传的权力集于一身，把自己做成了独霸一方的领袖式政 治英雄。 二、没有民主法治前提的共同富裕是一个谎言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共同富裕是毛时代的谎言，毛时代通过共同富裕（共同进入共产主义），诱使农民将私有土地交给国家或集体，直到现在农民还没有要回自己的土地，而到了 邓小平时代，倡导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邓小平说，如果贫富差距拉大，那就证明改革开放是失败的。这里，我们看到，共同富裕的谎 言一直在继续，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国家要解决的一是社会公平正义，二是基本保障，要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医 疗、养老、失业保险，现在的政府连农民土地确权、农民孩子免费午餐、异地高考都不能解决，却想一步解决共同致富问题，这不是谎言又是什么？ 政客与政治家不同点在于，政治家致力于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政客则永远避谈政治改革，避谈民主法制的方式，不通过政治改革来建立社 会正常秩序，而只是通过唱红歌、搞运动、发展经济等等，来显示政绩，我们没有看到薄熙来在民主法治建设上有任何真正的举措，譬如独立候选人竞选人大代表， 重庆没有支持，出租司机与公司纠纷，他没有帮助工人组建工会，农民土地被强征，他既没有帮助农民土地确权，更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主张农民成立农会， 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来维护权益。薄熙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彰显自己的权势，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法治领域，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政治宣传，权力的色彩涂于一 身，自己浑然成为一个真正的符合革命法统的新领袖。 满足百姓的安全需求与基本利益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能收获百姓的好感，提升百姓对当政者的满意度，老百姓多是只问收成，不问天气，而重庆的政治天空一 直是被控制的，连电视台播放广告都被不允许。不仅不能在重庆媒体批评政府，连网络上嘲笑薄书记，都可能被当成危害国家安全，予以拘捕。甚至刚刚的两会期 间，重庆人大代表张明渝因为通过微博揭露了重庆某些领域的黑暗面，立即在北京寓所被强行押解回重庆，直到薄熙来被免职，才重获自由。信息封锁与宣传控制， 是人们不能认识薄熙来真相的重要因素，更多的重庆人只能被动接受重庆的媒体宣传与洗脑，所谓重庆人民喜欢薄熙来，原因也在此。 薄熙来事件本是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悲剧，但却被人们当成喜剧旁观。而政治改革没有真正启动的国家，悲剧总是以喜剧的面目出现。这些悲剧首先是那些受 害者承受，尔后，由悲剧的表演者承担。由于整个国家主流社会对文革没有真正的反思与批判，没有究责与忏悔，一些人总在期冀通过一厢情愿的权力，来直接"为 人民服务"，不通过制度，不通过社会力量，而是通过自己强大的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或改造国家，他们留下的只会是一地鸡毛，因为他们只会像一只斗鸡那样不 过一世，太阳必然会从东方升起来，但与他们打鸣毫无关系。 中国执政党要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教训，一是彻底告别文革思维与方式，通过揭开文革的盖子，使广大民众看到文革真相与巨大的危害；二是开启政治改革之 门，通过民主法治，使社会开放，激发社会与民间政治活力，让人民真正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靠政客的一时强权，当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 在，需要政治英雄勇敢地说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自由民主宪政。 作者：吴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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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黄宗智：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
whyhoo 2012-3-20 17:22
在科尔奈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体系，分别有其自洽的逻辑，也是完全敌对的逻辑。资本主义的关键是其经济抉择来自基于供求规律的市场价格信号，由此而达到资源的最合理配置。对科尔奈来说，资本主义的这个特点和私有产权是不可分割的：正是私有产权，相对于国家所有制度，才会导致市场经济的"硬预算约束"而不是官僚经营制度下的"软预算约束"。与此不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济抉择，不是来自市场信号而来自官僚抉择，因此造成极其不合理的资源配置。为此，社会主义经济下会呈现惯常性的"短缺"，这是因为其物品生产并不考虑消费者真正的需求。需要的物品经常短缺，而不需要的则可能过分充裕。对科尔奈来说，两种制度分别遵循其独有的逻辑；两者的混合只可能导致高额的"不协调成本"。(Kornai, 1992: 尤见第11、15章) 科尔奈的观点影响极其强大，不仅在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的西方，在放弃了计划经济和接受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原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如此。科尔奈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影响是如此之强大，它们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几乎达到了一种霸权话语的程度，在经济学领域特别明显，但也可见于其它社会科学（黄宗智2010a）。作为一种霸权话语，它包含的不仅是一种范式，也是作为理论建构基础、被认作不言自明的基本前提和信念。要说明不同的现实和逻辑需要经过一番特殊的努力。 本文将提出，重庆市（2009年人口3.3千万，其中2.3千万农民--《重庆统计年鉴2010：59）的发展经验，代表的是一个不同的"模式"，验证了一种既不是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而是经过两者部分特征之重新组合的新颖的可能。它的来源不是任何现存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实践中的创新。它是一个仍然在形成过程中的工程，而本文也同样，因为它只来自对该试验的初步总结和认识。之所以在这里发表主要是为了邀请其他学者来和作者一起思考重庆经验的重要含义；它说不定会成为中国转向的前驱。 简单言之，重庆的领导一方面展示敏锐而实用的市场经营才能，另一方面则展示深层的社会公平决心。他们使用初步被概括为"第三只手"的做法，其依据是"第三财政"。他们的经验提出，科尔奈关于计划经济"短缺"弱点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科尔奈认为唯有私有产权下的公司才可能利用市场信号的看法，则是错误的。重庆依赖的是国有的企业公司，以及它们的市场收益和增值，来为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它证实，国有公司可以根据市场信号和动力来运作，而其目的可以不是私家利润而是公共效益。本文简单总结主要经验证据以及它们所阐明的道理，并将从最普通的经验开始，逐步进入其特殊、反直觉的方方面面。 重庆的"龙头企业" 在极力招商引资方面，重庆的行为和其它地方政府性质基本一致，虽然也许更具想象力，也更成功。2010年年中以来有许多关于重庆与国内外企业达成醒目的协议的媒体报道，涉及多家公司。我们这里将集中于四个较关键的（赖以带动发展的）"龙头企业"：美国的惠普公司（Hewlett Packard），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公司；台湾的富士康（Foxconn)，全球最大的电子零部件公司，是制造苹果iPod, iPad, iPhone的公司；德国的巴斯夫BASF公司，全球最大的化工产业公司；以及长安汽车公司--中国第四大汽车公司，包含和美国福特（Ford）公司合资的长安福特公司。它们分别代表重庆的主要不同经济部门，包括在源自国民党政府抗战期间迁都重庆之后兴起的（普通）武器产业基础上建立的汽车产业，与天然气相关的化工产业，以及最新的信息产业。 与惠普的协议，源自重庆发展战略的关键人物黄奇帆，他之前曾任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等, 2001年任重庆市副市长，2009年以来任市长和国资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解读重庆模式》，2010）。 2008年，黄奇帆组团亲自访问惠普公司总部，提议惠普投资重庆。他指出，在金融海啸之下，全球笔记本电脑销售量仍然持续上升，今后几年可以预期更大的市场需求（可能从当前的1.6亿台达到3亿台）。他邀请惠普把相应新需求的生产设于重庆。 但是，据说，惠普的领导们指出，惠普迄今只投资于中国东部沿海，采用的主要是进口零部件后加工而后出口的"两头在外"模式，这也是当时中国出口加工贸易普遍的做法。惠普如果投资重庆，等于在两头都要加上2000公里的运输，其物流费用实在不可考虑。 对此，黄奇帆的答案是，他设想的是另一种模式，零部件将就地生产，乃是"一头在外，一头在内"的新模式。惠普如果能够下一个2000万台笔记本的订单，他就能够组织其余。 对此，台湾的巨型零部件富士康公司乃是关键。黄因此再去了富士康的台湾总部，以惠普的订单为引诱，说服他们在重庆的新信息产业园区建立生产基地，于2009年8月8日签订协议（黄奇帆，2010.12.11; 亦见2010.10.20）。 据黄奇帆说，惠普将投资50亿美元，而相关的零部件生产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显然，整套交易的关键是黄奇帆所促成的惠普和富士康的协议（同上；亦见黄奇帆，2010.9.19）。 这里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设立简化的高效率出口程序。货物只须在重庆的保税区一次性报批、审检、过关，便可以直接通过深圳盐田港出口，节省了重复手续的高额成本。实际上，能够比从上海出口快两天到达欧洲市场（黄奇帆，2010.10.20）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从重庆经铁路运输到欧洲市场的大胆设想。重庆用分享利益来赢得哈萨克斯坦和俄国的支持。经过与铁道部和海关总署的协调，货物将从重庆经兰州、新疆、哈萨克斯坦和俄国运到德国和荷兰的鹿特丹港口（全程9000公里），要比从上海或深圳海运到欧洲市场快20天，比从上海经府拉迪沃斯托克用西伯利亚大铁路到德国（10000公里的行程）要快六七天。根据黄奇帆2010年10月20日发表的报告，中、哈、俄三国海关部门已经签订了货物互通便利协议。（黄奇帆, 2010.10.20; 亦见Lee 2010）2011年5月，黄奇帆进一步报告说，"渝新欧"这条新路线已在运行，12天便可到达欧洲（黄奇帆2011.5.20）。 最近的预测是重庆的新信息产业园区一年后将生产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第二年4000万台，2015年可达到8000万台， 参与的不仅是惠普，还有台湾宏碁（Acer）和其它电脑公司，也不仅是富士康，还有美国广达（Quanta）和台湾英业达（Inventec）等公司。惠普公司对此项交易的重视，可见于其把自己的亚太结算中心从新加坡迁到重庆的决策，这本身便是对重庆发展金融产业以及建立全球化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推动。 在信息产业之外，重庆的另一重要经济部门是化工产业，这与其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直接相关。这里的关键是德国化工产业巨头巴斯夫公司。在重庆，它将主要生产MDI（二苯基亚甲基二异氰酸酯），这是生产聚氨酯的主要原料，被广泛用于冷热保温，是食品药品低温生产、储藏、运输的首选材料。2011年3月18日，国家发改委公布批准巴斯夫公司在重庆兴建全球最大的氰酸酯生产基地（包含完善的安全与环保措施）。巴斯夫公司将投资350亿元。这将是重庆化工园区发展的龙头。（"三百五十亿!"，2011） 为了免得误导读者以为重庆的发展将主要由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推动，这里需要指出，FDI所起的只是前沿的作用。其实，黄奇帆明确指出，重庆的发展战略的一个主要部分是要扩大内需（下面还要讨论），目标是要做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0%在国内消费，30%出口，最终依赖的将主要是国内的企业而不是外来企业。（Lee, 2010） 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另一个"龙头"--长安汽车公司。重庆为惠普、富士康、巴斯夫所提供的激励条件，其具体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长安的案例可以为我们提供比较详细的信息。据报道，众多地方政府为招引长安公司而竞争得非常激烈，最后成为重庆的主要竞争对手的是北京市。发源自重庆本地的长安汽车公司，本来计划要在重庆新区建设新工厂，用地2000亩，投资25亿元。但北京的招商计划则打算划出5000亩地，长安则预计投资115亿元。项目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书记刘淇直接参与，并于2010年6月9日举行了合作协议签字仪式。 但黄奇帆积极投入竞争，凭借的是"千亿汽车城"的设想。其中的关键是划地一万亩给长安（1500亩=1平方公里），一倍于北京的计划，而且每亩地价格才5万元（而重庆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花费起码相当于这个价格的4~6倍，公开拍卖价格可达几百万元一亩，工业用地也要50万元一亩）。如此的招商引资，当然和许多其它地方政府招引竞争相似，也是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的关键动力。（黄宗智2010a） 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下，企业同时面对高额的"交易成本"以及高额的（可以称作）"交易收益"。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中国僵硬烦琐的官僚制度打交道的交易成本非常之高，甚至不可能克服，但是，受到政府积极招引的企业则可以在官僚体系中通行无阻，更可以获得像长安那样在土地交易上的巨额收益，通常还可以得到附带的税收优惠、廉价或免费能源供应，低息贷款等，甚至于显性或隐性的补助。（黄宗智2010a）其中，土地部分至为重要。此次竞争的结果是长安从其与北京的协议退出，并把在重庆的投资额从25亿提升到350亿元，预计2015年将在重庆生产80万辆汽车。（"长安汽车"，2011） 上述的都是非常可观的商业交易，也是大家容易从惯常的直觉来理解的交易。除了土地交易方面，上述的信息多可以在西方媒体报道中看到（例见Lee 2010; Larson 2010）。但是，要充分理解土地及其开发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 上海和重庆的"土地财政 " 和在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土地财政"是重庆发展的钥匙，其型式曾被称作 "浦东逻辑"--来自黄奇帆所在工作十多年的上海浦东新区的经验。简言之，它所指的是地方政府凭借建设用地的增值来支撑发展所需的财政。我们可以通过上海市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突出其中的道理：1843年，上海未开发的土地价格才6~10银两一亩；到1902年上海外滩的地价已经涨到3万两一亩，1906年更达到10万两，1925年17.5万两，1933年36万两。增值的总幅度是3.6万到6万倍。（赵启正，2007：195） 当然，其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等的私有产权的约束。改革时期中国的土地，在理论上最终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民有农地的使用权（下面还要讨论），其所有权则在理论上属于集体，但国家保留为公共用途征用土地的权利。在实际运作中，中国之和西方国家的不同在于它改革前是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因此，私有产权必须经过一番挣扎才可能树立，而西方的情况则相反。在美国，地方政府要援用所谓"政府征用土地权利"（right of eminent domain）必须面对重重的阻力和障碍。 中国地方政府的强大的地权是浦东背后的土地财政所以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因素。（黄宗智2010b：第4章；亦见Lin 2009） 在实际运作中的含义是，地方政府一旦拟定开发一块土地的计划并投入通过征地（以及拆迁）而来的土地，便可以预期其增值。它可以使用如此的增值来为建设基础设施融资。而"毛地"一旦具备为居住、商业、工业用地所需的基础设施而成为"熟地"，地方政府便可以把地按照比其原来征地和基础设施成本高出多倍的市场价格"出让"（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给开发商--除非，像长安汽车公司的案例那样，它要折价来招引投资。进一步的发展将带来更高的增值，而地方政府可以买回部分已经出让的土地而后"转让"或"出租"给别的商人，或用作抵押来向银行贷款，所得收益再次用于发展。整个过程可以用从土地到发展的"滚动"来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1990； 赵启正，2007） 正如众多学者已经指出，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在这个过程中亏本出让土地来吸引投资是因为它可以预期获得更多的税收（企业增值税的25%以及企业所得税的50%；其余要上交中央），更毋庸说从这些"龙头"所带动的其它企业的集聚，以及为这些大企业提供服务的一连串小型企业和商业之兴起。 它们将会为地方政府带来营业税和所得税，而那些是全部归属地方政府的。（黄宗智2010a；亦见陶然、汪晖2010；陶然等，2009；天则经济研究所2007） 凭借如此的土地财政，重庆政府在最近六年每年平均为基础设施投入300亿元（2008年380亿）。在这个面积82000平方公里的直辖市里总共修建了2000公里的高速公路、5000公里的"高等级公路"、20座大桥、150公里的地铁和轻轨（《解读重庆》，2010）。这些是添加在原先基础上的--早在2003年重庆已经完成其"八小时重庆"计划，即在这个山区众多的地方修建各县区在8小时内能够到达市中心的公路系统。新目标是要把八小时减半，到2012年实现"四小时重庆"。（《从'八小时'到'四小时'》，2007；亦见苏伟等，2011：101） 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温州形成鲜明的对照。温州是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模式，它以私营企业为主，其所占GDP比例高达98%，但是，其公共部门则相对落后，在基础设施方面远远不如重庆。据报道，温州最近已经下定决心要模仿重庆建设基础设施的模式（《激活国企，温州复制重庆经验 》，2011）。毋庸说，重庆的基础设施也是其成功招商引资的部分原因。 笔者已经在另文中指出，十分有利的投资条件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廉价劳动力的搭配，是外资在中国获得高回报率的基本原因（黄宗智2010a）。根据美国公共政策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中国投资回报率总额在1979到1992年间从25%降低到1993到1998年及其后的约20%。如此的回报率（用同样方法来计算）要高于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包含众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样本。" （Bai, Hsieh and Qian 2006：62）在如此的回报率下，难怪中国会被广泛认为是全球最理想的外资投入目的地--譬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联合会（UNCTAD）2005年的一项对专家和跨国公司的问卷调查发现，中国在全球排名第一。（黄宗智2010a：145） 上面描述的重庆土地财政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和上海浦东基本相似的；但是，重庆经验在国内媒体中吸引了比浦东更大、更强烈的关注。我们需要再进一步深入才能理解其原因。 重庆的"第三只手"和"第三财政" 重庆经验实际上和其它地方有多方面的不同，初步被概括为"第三只手"和"第三财政"。这两个概念仍然比较含混，是正在形成和变动中的概念，展现于实践多于理论。我们这里只能试图初步勾勒出其轮廓。 "第三只手" "第三只手"是由黄奇帆首先使用的表达（《国企托底重庆发展. . . . . .》，2010）。笔者的理解是，它是用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市场"看不见的手"和与其相对的国家的"看得见的手"的概念。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以私有、分工和竞争为前提的，认为市场能够自律并导致最高效率的资源配置。至于"第二只手"，我们可以理解为各种各样的政府干预，包括监督与管制市场，宏观调控以及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第二只手当然也可以被理解为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但是，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下，似乎更应该被理解为，国家基于来自土地出让收入的所谓"第二财政" ，为发展经济所做出的各种行动。） 第二只手的目的不是否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为了促进其更完善的运作。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中，我们可以在这个范畴下更纳入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的行为，以及2008年中国国家为了应对金融海啸所做的（类似于美国的）投资和支出。重庆的"第三只手"则不同，在和其它两只手共存的现实之上，它也是对它们的根本性挑战。 其历史起源，来自在1990年代后期以后的国企改革中，重庆用来处理负有大量"坏债"国营企业的方法。 在计划经济时期无所谓坏债问题，因为当时的国营企业是由不顾盈利和亏损的政府官僚机构拨款来经营的。但是，一旦被置于市场的动力之下，亏本的企业必须向银行贷款来维持经营。许多企业很快就无法负担其债务，而同时，在国企改组程序的众多漏洞中，许多企业领导和国家管理官员非法贪污国有资产，因此造成大量的企业坏债。以重庆的金融业为例，其五大银行的坏债高达其总资产的50%。其中，西南证券公司的例子尤其突出。这是一个被黄奇帆引用和媒体报道的例子。据说，该公司资产37亿元，但坏债总量达到33亿，其中三分之一是被侵占挪用的资金，三分之一是被抽逃的资金，其余是受到诉讼纠缠的资金。2004年底，该公司只剩500万元流动资金，而其正常开销每年便需要2500万元。（苏伟等，2011：184；黄奇帆2011.3.4给出的数字与之稍有不同） 重庆该怎么办？根据严格的"看不见的手"的逻辑，地方政府应该简单让这些金融机构破产，但那样的话，将会造成许多存户的严重损失。另一可能是，地方政府可以根据第二只手的逻辑，像美国的"问题资产解救计划"（Troubled Assets Relief Program, TARP）那样，由政府来为它们输入大量资金，但那不一定会导致它们真正的改组。在黄奇帆的领导下，重庆的做法是把这些企业接收过来，而后改组为新的具有活力的国有企业。 第一步是建立国有的渝富资产管理公司，2003年首先从中国工商银行一次性买下涉及1160家国有企业的157亿"不良资产"，买价是资产价值的22.5%。渝富由此从工行接收处理这些坏债的责任。据黄奇帆说，工行如果自己来处理这些坏债，兴许只能收回其5%。最后，渝富总共接收了1700亿的国有资产，涉及60个集团公司和1700多法人（黄奇帆，2011.3.14; 《解读重庆模式》，2010；苏伟等，2011：182数据略有出入）。 这些措施是一个整体发展计划和工程中的一部分，其做法是建立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国有企业公司。它们主要是八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国有投资公司，简称"八大投"，包括城市建设、高速公路发展、高等级公路、地产、城市交通、能源、水务（包括水资源开发、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水力发电）以及水利（灌溉和水资源管理保护等）。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如此的国有公司所起的作用，首先可见于重庆国资委主任崔坚所给出的一个例子：中央政府划拨了一笔（100亿元）用国债筹得的专款给重庆用来筹建16个污水处理厂（因三峡水库导致的水流减缓而造成的污染），用意是让重庆自筹100亿元。但是，作为一个地方政府，重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预算可以动用（也不能够像美国地方政府那样靠"市政债券"来为此工程融资），而经过改组的国有八大投，作为公司，则可以用其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借此来启动这项工程（崔坚2011） 正是如此的国有企业肩负了重庆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大桥、大量的廉价公租房（下面还要讨论）、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和电力供应、商、工业区和信息产业园区等。问题是：我们该怎样来理解重庆这方面的经验？这些工程到底是怎样筹得所需资金的？ 一种理解是重庆主要得益于其廉价购买的国有资产，尤其是2003年以资产22.5%的价格购买价值157亿元的坏债。根据这样的分析，渝富之所以能够以如此的低价购买资产，是因为重庆1997年以来的（继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市而获得的）直辖市地位及其与中央的关系。工行毋庸说是个国有银行，而重庆所购买的1100多家企业也都是国有的。这些国有资产从2002年的1700（1746）亿快速增值，2009年已经超过1万亿（10500亿）之数--亦即增值不止六倍（王绍光，2011：图4；亦见苏伟等，2011：182，数字略有不同） 如果从这些事实的表面来看，很容易像许多人那样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庆经验是独特的，得助于时机和特殊关系。正因为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源，才能获得特殊的快速资源增值。 因此，它是个不可复制的经验。 这样的观点所忽视的是土地在重庆第三只手中所起的作用。正如重庆国资委主任崔坚指出，重庆八大投组建的秘诀，在于重庆市在黄奇帆的领导下储备了足足30万亩（20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而许多其它地方政府则把大量的土地出让（或允许管辖下的工厂或其它单位出让）给开发商，放弃了政府对土地的控制权。重庆把这些土地资产全部划给国有的八大投资公司，使它们能够把土地作为抵押来筹资，其后则凭借开发了的土地的增值来还债，而经过进一步的发展和增值，再用来为其它的建设融资，像雪球似地滚动。按照出让给开放商阶段的价格（10万元/亩），八大投仅其土地资源便达到300亿元的市场价值。按照完成建设之后的市价计算，则更高达3000亿或更多（以每亩100万元价格计算）。（崔坚2011） 与重庆所购买的15.7亿"不良资产"相比，土地资源价值的规模显然属于另一层次。相关的另一个例子是2007年重庆钢铁公司的迁移。渝富购入重钢的7500亩地，出价100万元一亩（由此为之提供迁移所需资金），但购入的土地很快便增值到几百万元一亩，最高达到600万~700万元，亦即420亿的总值，为八大投提供了可观的利润（《解读重庆经验》，2010）。另外，朝天门长江大桥也是一个相关例子。它连接了三个中央商业区。一旦竣工，其周围的7000多亩土地也被纳入城投的土地储备，同样快速增值，足够在支付建桥经费之上为八大投提供可观利润。（苏伟等，2011：194） 简言之，重庆国资的快速增值，主要来自重庆的快速发展，而不是来自其偶然的廉价购买国资。其中原因主要是"水涨船高"。如今重庆国资已经从2002年的1700亿超过10000亿，进入到北京、上海和天津所在的行列。其中关键显然是"土地财政"。因此，是一个具有比较广泛的可复制性的经验。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理解重庆处理国有资产的做法？首先，它明显和旧计划经济下的官僚经营很不一样，因为市场力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别开了盈利和亏本的企业、确定了资产出售和购买的价格、决定了银行融资的数额以及确定了其后的市场增值。 它显然也和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导下经过私有化的国企不同。后者的前提信念是，唯有私有财产的激励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真正的竞争性。如此信念下的私有化始末可以用一个具有特别翔实资料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即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国营酒厂（它的高端产品已经达到1000元/瓶的价格）。在国企改组的初期，那个企业采用的方案是由其全体职工来共享该企业的特高利润（在工资方面，管理层和职工的待遇基本相同；住房条件方面也基本相同）。当时的主导改革思想是借用（行政和经营的）"两权分离"来激活企业，采用承包性的"资产经营责任制"。但是，那样的做法具有明显的弱点，等于是用"企业大锅饭"来替代"国家大锅饭"，只能惠及盈利企业的职工。1990年代后期开始，在"市场化+私有化"主导思想的影响下，逐步走向了所有权结构的全面改制。在其后的改革模式之下，酒厂在2000年代初期进入完全的私有化。在这个后期的改制过程中，职工被限于股份的13%，其余的归管理人员（以及几家投资公司）。结果工厂的总经理成为巨富，获得20%的股份和9700万元的巨额股息。 重庆的国有八大投的不同是没有进入那样的私有化。它们运作于市场力量之下，包括供求、盈亏以及市场增值等，但它们遵循的是政府决定的公益目的，而不是私家的营利。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重庆的国有企业和美国的一些公共机构略作比较，这也许会有助于进一步说明重庆的特点。重庆的国有投资公司首先应该区别于由美国政府发起的联邦国民按揭联合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简称Fanny Mae）以及联邦住房贷款按揭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简称Freddie Mac)。后者虽然具有隐形的政府支持，但实际上股份都属于私人所有。和一般私有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它们要服从为私人股份所有者争取最大利益的资本主义原则。重庆的八大投则是国家所有。 它们也不同于美国的全国铁路乘客公司(National Railroad Passenger Corporation, 简称Amtrak)，因为后者虽然在创始之初的原意是要自负盈亏，但近年来实际上每年都要由美国国会拨款10亿美元来支持，在那方面更像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国营企业。（"Amtrak," 2011）重庆的国有投资公司也不能等同于美国国有的公共广播公司（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简称CPB），因为重庆的国有公司完全没有像后者的公共广播服务(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简称PBS)和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简称NPR）那样的私人捐款援助--近年来占据到它们总收入的大部分（2006年是60%）。（"Corporation for Public Broadcasting," 2011） 重庆的八大投也应区别于美国凭借地方（州、市）政府发行市政债券（municipal bonds）来支持建设工程的组织方式。后者依赖的完全是借贷，绝对不是从国有资产所获得的收益和市场增值。它们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来自其所得利息可以免税的特征，由此来提高它们的回报率，使他们更具有与（利息率相对较高但必须付税的）美国国库券（U.S. Treasury bonds）和（利息率更高的）私家公司债券竞争的能力。重庆的国有投资公司所依赖的，则不是政府借贷，而主要是国有资产（尤其是土地）的增值来支撑公共建设工程。 归根到底，主要差别是美国和改革时期中国的不同政治经济环境。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利润追求应该被限定于私有单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政府，作为公共单位，只能征税和带息借贷，不可以从事利润追求。如此的公、私截然二元对立是一种基本的信念，可以被追溯到西方现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是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它完全由税收来支撑而其基金完全投入政府债券，从不纳入私营公司的证券。即便是在面临破产的压力之下，作为由政府设立的基金，它一仍其旧地不能像一般私有退休基金那样投资于（增值率较高的）私有公司证券。（"Social Security," 2011） 美国因此绝少有像重庆那样的第三只手型单位；有数的几个例外好比汪洋中孤立的几个小岛。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创立于1971年的政府所有的海外私营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简称OPIC）, 其目的是促使美国私营资本在所谓的"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投资，主要提供贷款、担保和（针对政治风险的）保险，每个项目最高可以达到2.5亿美元。从其建立至今，OPIC总共扶助了4000个项目，所提供资金总额达到1880亿美元。与美国的全国铁路乘客公司和公共广播公司不同，在全球化和（美国企业）"外包"("outsourcing")的大潮流下，OPIC作为私营企业在外的投资媒介和伙伴，一直是个盈利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2011) 重庆政府也扮演过类似于OPIC的角色。一个例子是其为重庆钢铁公司搭桥铺路，在澳大利亚以25.8亿美元购买30亿吨铁矿石的矿山，由此为重钢解决多年未能解决的原材料供应问题。(《重钢收购澳洲铁矿》，2010) 另一个例子是协助重庆粮食集团公司在巴西以57.5亿美元购买300万亩（2000平方公里）的大豆产地。（《国企托底重庆发展 . . . . . .》，2010） 其不同当然是，重庆钢铁和重庆粮食集团都是国有而不是私有公司。因此，以上的例子所显示的不仅是重庆政府之像OPIC那样，为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铺路，而更是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其市场化了的而仍然是国有的公司之间的密切合作。比购买矿山和大豆产地的例子更突出的是其前提到的，重庆政府带头促成与俄国和哈萨克斯坦连同组成的"渝新欧"铁道运输路线，以及其引进众多"龙头企业"入驻重庆，借以推动别的企业和商业之向重庆聚集等举措。它们远远超越美国OPIC的作为。 毋庸说，政府和国有公司的合作意义巨大，戏剧性地显示于这样一个事实：2011年有61家中国公司被列名《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之中（2001年才12家），其中59家是国有的。（"61 Chinese companies make Fortune 500 list, 2011.7.9）这些公司在与众多境外国家和公司签订商务合同的过程之中，都享有政府的积极帮助。显然，一个创业性的威权政府，可以比一个私有公司做得更多，而其企业也因此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和重庆八大投最相似的，可能是1933年在美国罗斯福总统新政下建立的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公司(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简称TVA)，其目的是为贫穷和萧条的田纳西河流域推进发展和现代化。它的经验曾经一度被美国政府认为是适用于第三世界（尤其在越南）的一种美国式发展模式。TVA和重庆多有相似之处：它是为扶贫而设立的；重庆的40个县区包含20个贫困县区（其中14个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多在三峡库区和位于和湖北交界的武陵山区）。TVA是为了建设水坝防洪以及利用水力发电来提供公共用电而设立的；重庆之成为直辖市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协助120万的三峡移民探寻致富之路，也是为了建立水力发电厂 。(苏伟等，2011：152-153)（TVA后来更建立了三个核电厂）。但两者相似之处仅止于此，因为重庆国资委和八大投的经济活动范围要远远大于TVA。即便如此， TVA在美国一直是个争论非常多的议题--（共和党保守派的）里根总统的政治生涯便是从攻击TVA为 "社会主义"型单位而起步的。（"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2011; 亦见崔之元，2011.4.19） 美国的OPIC和TVA这两个案例，也许会对理解重庆第三只手的性质和逻辑有帮助。它既不是基于官僚经济抉择的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两者特定部分之间的结合。它把高度发展的市场和私有经济当作前提，但它是政府所有的，并以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或公司利润为目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它是处于政府和市场、公和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连接体。 "第三财政" 和第三只手概念紧密相联的是"第三财政"。黄奇帆是这样解释第三财政的："我管了七年财政，从来都是把重庆的财政一分为三，预算内的财政"保吃饭"，包括政府机关运行经费 . . . . . . ； 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 . . . . . . ；第三财政就是国有资产预算。"（引自崔坚，2011）与此不同，一般地方政府的概念只有预算和预算外两部分，亦即黄奇帆说的第一和第二财政。新鲜的是黄奇帆的第三部分。 一份媒体报道是如此表达这个概念的："黄奇帆把地方税收视作是'第一财政'，卖地收入为'第二财政'。他把重庆地方国资称为'第三财政'的原因是：重庆国企每年为各级政府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入300亿到400亿元，重庆市政府的财政因此能够减少在基础设施上的很大一部分投入，更多地把钱用到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事业、公共服务上。"（黄奇帆，2009.9.21） 由此可见，关键概念是用国有企业及其资源的收益和增值来支撑政府工作，尤其是基础设施。它源自重庆把计划经济的国企成功地改革为充满活力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私人牟利的国有企业。 崔之元多年来一直强调这个论点，他部分借助于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的理论。应该说明，米德之所以得奖，主要是因为他在国际贸易方面所做的研究（Meade, 1977)，但他自己则认为他最好的著作是他1964年出版的书--《效率、公平与产权》。（"James E. Meade," 2001）崔之元借用的是米德在那本书里提出的重要洞见：他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政府财政都被限定于税收和债务，不能 借助于政府所有资源的收益和增值。（见崔之元2010：10，引用米德，1992：54）崔之元把这个观点置于他提倡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核心，把重庆经验看作比较符合他自己多年来为中国提出的理想和出路（并因此从2010年开始挂职于重庆任国资委主任助理）。（Cui Zhiyuan 2005; 崔之元2008a, 2008b, 2009） 另外，崔之元指出，孙中山的土地"涨价归公"是指向和重庆经验同一方向的思路。（崔之元2010）孙中山这个概念来自美国政客-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后者敏锐地看到，美国19世纪后期的土地增值幅度要远高于工人工资。 乔治认为，问题来自占有大量土地的私人地主，他们尽量提高地租（以及地价），由此导致技术和经济虽然日益进步，但产业工人普遍陷入贫困的悖论（他的书因此命名为《进步与贫困》）。乔治因此提倡土地归公，认为土地作为自然资源，其性质和一般源自人们的努力所创造的个人财产不同，应该归属全社会。 他认为，在经济进步中出现广泛贫困的问题应该用单一的土地（增值）税收来解决，把该税收用于公共利益（George,1879 : 尤见V.II） 乔治的这些概念之所以对孙中山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也许是因为孙中山注意到同样的土地增值（例如上海外滩）, 同时也因为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中带有土地最终属于国家（皇帝）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孙中山认为，平均地权和土地涨价归公是中国应该采纳的途径，借此达到社会公平。他甚至还提到运用土地增值来支付地方公益措施的想法。（王昉、熊金武2010；亦见崔之元，2011.1.28） 但是，新近的研究还指出，在民国时期的战乱和社会动荡中，孙中山和其后的国民党都没有真正的机会来实施关于土地的这些想法。等到最终在上海市试行的时候，已是1948年的9月份了，前后执行不过8个月，而其效果去孙中山的设想很远，所征到的土地税才相当于同时期税捐收入的2~3%。（王昉、熊金武2010：39） 但乔治和孙中山对土地之与其它财产不同的认识，确实是对一般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挑战。后者惯于把土地和劳动视作同样稀缺的资源，与资本一起组成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重庆的经验很好地说明，土地和劳动力十分不同：尤其是在中国，土地是非常短缺的资源，在市场需求动力下，它的价值只可能比其它要素快速上升，市区居住用地则更加如此，因为中国对此的要求几乎是无穷的；同时，鉴于中国的劳动力过剩，工资的上升只可能远远滞后于土地。在如此的情况下，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几乎必须对土地的增值进行重新分配而用于公共利益。这也许是我们对亨利·乔治和孙中山关于土地的思想所应有的理解。 对重庆和中国来说，土地之所以在改革的实际运作中变得如此重要，是由于几个不同历史趋势的交叉。首先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大量国营企业的国有资产，达到美国政治经济环境中所不能想象的程度。其后是它们市场化的改组（多包括私有化）。在重庆，这个改组主要是通过土地投入及其增值来为国营企业重新筹集资金，而后把那些企业改组为公共服务性的国有企业公司。这一切都发生在其经济最强势的"起飞"阶段，其部分动力来自地方政府通过优惠条件和廉价劳动力而吸引的外来投资。结果是重庆国有企业和经济整体的快速发展， 其GDP增长率近几年达到15%/年（苏伟等，2011：113）。伴随那样的发展而来的是重庆所储备的建设用地的戏剧性增值，而市领导把其投入政府所选定的公益用途，而不是让它归入商家私囊。这是重庆经验重要的一面。 但是，以上的分析，仍然不足以把重庆的经验和此前的浦东经验充分区别开来。浦东同样依赖土地财政的滚动发展。浦东政府的"四大开发公司"（分别负责新区的四个不同地区）同样为城市发展起过主导作用。 重庆与浦东的不同也许部分在于其组织方式：浦东当时还没有2003年以后被广泛使用的以国资委为国有资源的所有"法人"的模式；浦东的政府资源仍然比较含糊地归属地方政府。浦东也没有像重庆的八大投那么明确的针对性，而是根据地区分组开发公司，更像政府型的组织。在这些方面，浦东也许更靠近国家经营的老组织方式，虽然是在市场化之下运作的，而重庆则可能去旧制度更远一些，更像一个"第三只手"（赵启正2007； 袁剑2003；《开发公司的浦东实践》，2010； 曾刚、赵建吉2009） 在一般的经济学家看来，重庆的组织方式要比浦东更接近"现代企业制度"。在他们的眼中，旧制度和新制度的不同，鲜明地体现于"国营企业"这个旧名词和"国有企业"新名词的不同。他们认为，后者更清晰地区分所有权和经营权，因此更加符合"现代"（即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方式。（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第1章） 但如此的区别在我看来还是比较模糊的。要真正理解重庆的不同，我们下面要讨论其第三财政的更出人意外的使用， 它不仅被用于基础设施，更被用于社会公平建设。这是一个被国外媒体忽视的方面（也许因为它是如此地反直觉）。但是，对中国人民来说，在三十年的不公平发展环境之下，它是重庆之所以具有极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 公平发展 重庆领导十分强调社会公平，所用表述是具有悠久古代和现代传统的"民生"一词。 这对重庆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和其他三个直辖城市（北京、上海和天津）不同，它包含20个贫困县区。在3300万（2900万常住，余暂住--《重庆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人口中，农民户籍人口占据足足2300万（包括在外地以及在重庆城镇打工和居住的农民工）（"China's Chongqing to Refor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2010）。重庆政府声称，它已经连续三年把政府支出一半以上用于民生，远远高于全国其它地方。2009年的投入是682亿元，相当于总支出的51.7%（《国企托底重庆发展. . . . . .》，2010； 亦见黄奇帆，2011.3.4；王绍光，2011：表3）。2010年的投入是887亿元。（崔坚，2011） 起关键作用的是薄熙来于2007年底出任重庆市委书记（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前曾任大连市市长，后任辽宁省省长，2003年任商务部部长）。（"Bo Xilai"， 2011）薄熙来把社会公平置于重庆发展战略的首位和其中心。在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之后，他补加了这样一句："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没道理'"（孙伟等，2011：207）。 关于农民工问题已经有许许多多的研究。在全国范围内，2009年在"城镇"（即县城关镇以上的城市）打工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数达到1.45亿人（另有1.5亿"离土不离乡"的在乡镇企业打工）。最新的国家统计局调查再度说明，农民工从事的一般是最脏、最苦的工作，平均工作时间每天11小时、每周六天，远高于国家劳动法的规定，但其报酬则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60%，而且是没有计算医疗、失业、养老保险和教育方面的差别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10；中国统计年鉴2009：表4-2；黄宗智2010a：145-147； 亦见黄宗智2009，2011）他们是改革时期中国社会不公平现实的最显著的体现。长久以来，改进他们生活的呼声已经充满全社会。 重庆市2009年3200万的人口总数中，有400万是农民工，其中330万已在城区工作三到五年以上（另有从重庆到外地--主要是东部沿海--打工的450万农民工）。（苏伟等，2011：221-222）和其它地方一样，这里的农民工普遍租用破旧的房子或地下室，住市区的穷街陋巷或住郊区的农村平房，租用借此机会多挣点钱的地主们的房间/房子。即便在首都北京，他们面对的也是可耻的待遇。缺乏失业保险，他们一旦失去工作便会失去生计。缺乏医疗保险，他们一患重病便可能陷入漩涡而不断下沉。缺乏子女们上公立学校的权利，他们要肩负极其沉重（各种各样名目）的择校费，否则就只能自己另组学校。 重庆政府是第一个针对农民工问题实施大规模举措的地方政府，其中最突出的是建造廉价公租房。重庆已经动工建筑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将于三年内竣工。以每人居住面积15~20平方米计算，这个工程将解决2~3百万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也就是3.3百万已在重庆工作三到五年以上的农民工的很大部分。租费预期10元一平方米，一家三口60平方米房子的租金将约600元/月。为了避免形成公租房贫民窟，新建筑将分布于21个不同的商品房大组团。那样，公租房将享有与一般商品房同等的社区公共设备和服务。符合条件者可以在租用五年之后购买公租房，但不可以在一般市场上出售来获得高额利润（只能把房子卖还给房管部门，预计利润不可超过20%）。（黄奇帆，2010.7.30；苏伟等，2011：218数字略有出入）2011年春，首期的"民心佳园"已经竣工，共有17900户定期入住。 公租房的建设是由八大投中的两大投--地产和城投--负责的，所用的方法和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一样。政府为主城区的2000万平米的工程划拨了3万亩土地。如果出让给开发商，其价值起码50万元/亩，也就是说总值150亿。建筑落成之后的价值更高，最起码300亿。这是政府主要的投入。整个4000万平方米的工程所需投入是1000亿元（约2500元/平方米），其余由银行贷款、中央政府拨款等来凑合。将来所收房租则用来支付利息和物业开销（黄奇帆2010.7.3；亦见崔坚2011，其数字略有不同）。贷款本金则除了土地的进一步增值（譬如，通过出租商业空间来实现）之外，可以用房子出售（给租用五年后想要买下房子的租户）所得资金来偿还。（《细剖公租房贷款账本》，2011.5.14） 重庆的作法和其它地方政府不同的是，它不是在完成基础设施之后便把全部土地出让给开发商，而是由其国有企业保留相当部分土地并且由它们来建筑这些房子。因此，等于是把后期的土地增值部分投入公益而不是私家钱袋里。如果没有土地增值部分的投入的话，整个工程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政府的税收收入总共才1167亿元一年。（苏伟等，2011：219） 国内的土地市场一般被区分为所谓"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两部分。一级市场指的是政府直接把土地"出让"给开发商（一般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完之后），因此也可以说是由政府"垄断"的，但具有一定的市场价格。二级市场 指的则是其后（进入为实际使用的建设过程中）在商家们之间进行的"转让"、"出租"和"抵押"，其价格一般要远高于初级市场。 当然，两个市场并不一定可以那么清楚区分--譬如，浦东经验中便有开发商在基础设施完备之前便通过关系从政府廉价购买土地（袁剑2003），而在重庆经验中，政府则常把土地保留到后期的建设和市场。虽然如此，两者的区分对我们理解重庆政府的行为有一定的帮助：政府没有把自己限制于初级市场，而是保留了土地并自己经手房子建筑，由此获得二级市场的更高增值。 另一例子是上述的重庆市政府在重庆钢铁公司迁出市区的时候从重钢买进7500亩土地，其后土地很快增值。政府所储备的朝天门长江大桥周围的7000亩土地也是一个例子，大桥串通三个中央商业区之后，其价格最高达到6~7百万元/亩。政府的这些举措，也可以用来说明黄奇帆之所谓第三财政的具体含义。 重庆在住房方面的总体战略，是建立一个"双轨制"来解决城市的巨大住房问题。改革时期的中国原来打算主要依赖政府补贴的经济房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后来逐步走向了主要依赖商品房的实际。结果是公共住房人口实际上只占到城市人口的3%~5%，而商品房的价格则越涨越高。重庆实施的计划则是用廉价公租房来解决30%人口的住房问题，其余60%依赖商品房来解决，剩下的10%是高端奢侈房，要另加征物业税。（黄奇帆2010.7.3；亦见苏伟等，2011：218） 同时，重庆政府严密控制了土地市场，把土地价格限定在楼盘的三分之一幅度上。时至今日，重庆房价仍然是合理的6~7000元/平米，和北京、上海市区的起码3万元/平米形成鲜明的对照。（黄奇帆2011.2.16） 重庆的公租房工程在全国吸引了广泛强烈的关注，并已经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将作为在全国推行的模式。2010年11月16日，"三部委"（财政部、发改委和城乡住房建设部）发出通知要在全国推广廉价公租房的建设，并要求把指标落实到地方官员的"目标责任书"层面上 。 （《三部委要求全国推广重庆公租房融资模式》，2010．11．17；亦见《三部委：土地出让净收益可用公租房发展》， 2010.11.16) 公租房背后的主导精神，可以部分追溯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1992年~2003年）的经验。大家知道，多年以来拆迁（以及征地）一直都是国内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众抗争事件的主要动因。地方政府多倾向尽量压低拆迁成本，借以提高政府收入。薄熙来则完全不同--在大连涉及100万人口（全市人口200万）的拆迁之中，基本没有发生过群体性抗议，主要是因为政府提供了较优厚的拆迁条件。100万人中有近半数（45万）不用另外花钱便可以迁入新住处。在薄熙来的领导下，1999年大连甚至获得联合国"最佳人居环境奖"（UN Habitat Award）("Bo Xilai," 2001)。 到重庆之后，薄熙来把大连的经验转化为"五个重庆"的目标--即宜居、畅通、森林、安全、健康五个重庆。（苏伟等，2011：第5章；亦见王绍光2011） 在大连任职期间，薄熙来已经提出了所谓"经营城市"的概念。他是这样说的： "城市本身是国有资产，是值钱的，而且可以通过经营城市这份国有资产来挣 钱。"（薄熙来，2003：11） 当时大连可以用于建设的可支配财力只有21亿元 而光是45万被拆迁民众的房子便需要花110亿元。钱从哪里来？薄解释说，主 要来自政府的土地资产，其价格在1993年~1999年间上升了足足五倍。市区90多 个企业的迁移资金也得自同一来源。（薄熙来，2003） 2007年底任职重庆之后，薄主持了1200万平方米面积的拆迁，涉及几十万人口，其基本政策是为被拆迁民众提供比原居住面积多半倍的新房。在这样的政策下，黄奇帆（在和薄熙来等重庆代表团一起回答中外媒体提问的公开会议上）指出，整个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一起上访事件。（薄熙来2011.3.18） 此外，重庆发动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农民工转城市户籍的改革，目的是要让农民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和教育权利。原来的计划是要在三年之内办好300万农民工的户籍转换。但从2010年8月启动以来到2011年的3月份，已经办好200万人的转户，现在预期在2011年底便可以提前完成计划。（吴邦国，2011）长远的计划是之后每年吸纳70万~80万（新到的）农民工，到2020年完成总共1000万农民工的转户（黄奇帆，2010.11.4） 由于城乡福利的差别，如此规模的农民工转市民工程将需要一定的成本。正如黄奇帆说明，目前重庆的企业要为一位城市户籍的职工缴纳其月薪20%的养老金，但只要为农民工交12%。其间差别相当于大约1000元/年。在医疗保障方面，主城区的企业要为市民职工交1400元一年，而为农民工则只交450元。差别也约 1000元/年。这样，300万的农民工转户在这两项上便需要支出约50~60亿元一年。 此外还有间接的配套成本，诸如公租房、教育、公共卫生等。根据黄奇帆的估计，约需20亿元一年。 （黄奇帆2010.11.14） 这样将近80亿的年支出将从哪里来？黄奇帆解释说，主要将由企业来负担，但重庆政府将会投入其中几十亿。我们可以看到，成本虽然相当高，但对一个2009年为民生支出900亿元的政府来说，应该负担得起。其经费的主要来源正是上面讨论的土地收入和第三财政。据黄奇帆说，2010年重庆市政府仅出让土地的收入便达到980亿，远高于2001年（系统储备建设用地之前）的2亿元（黄奇帆，2011.2.18） 事实是，重庆政府已将社会公平作为其主要目标。用薄熙来的表述来说，重庆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2015年要把当前的城乡差距从3.4比1降低到2.5: 1，并把全市的基尼系数（用来测量社会公平，0等于完全公平，1等于最大的不公平，是世界银行所用指标）从目前的0.42降低到0.35。（薄熙来2011.1.4）那样的话，将把此数降低到接近毛泽东时代做到的0.33。 鉴于重庆市的特殊状况（包含20个贫困县区，全市人口大多数是农民），这将是在社会公平方面的很大进步。 经济上可持续吗？ 我们要问：在社会公平上如此的政府投入在经济上能够持续吗？土地财政是会耗尽的、发展速度是会减缓的、支出成本是会上升的，那样的话，社会保障的支出不是会成为不可肩负的重担吗？抑或，像黄奇帆和薄熙来所设想那样，社会公平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动力？ 黄奇帆的设想包含诸多相互关联的方面。首先是这样的社会公平（民生）工程将会扩大中国的内需和市场。他解释说，每一位农民转入城市将会增加起码1万元的消费，300万人就等于300亿的消费。这将为重庆正在兴起的工业和服务业提供强有力的刺激。（苏伟等，2011：222） 此外，城市预期每年添加70万到80万农民工来就业于上面所讨论由国内外投资建立的新产业（以及其所需的服务）。和已在城区的农民工一起，他们将组成对外来投资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廉价劳动力（目前的工资要相对低于较高度发展的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地），也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同时，黄奇帆指出，全市农民半数迁入城市，将会为留在村庄的农民释放出相当大量的土地。在我看来，那样的变化将会允许更多的农民家庭农场接近其"适度规模"，尤其是那些邻近交通路线、从事"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的高值农产品生产（诸如蔬菜、水果和种养结合）的"新农业"。笔者最近发表了关于这方面的"隐性农业革命"的专著，这里不再赘言。（黄宗智2010b） 较难看到的也许是农民城市化将会"释放"一定数量的"农改非"城市建设用地。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耕地政策：中央政府规定，为了保证中国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供应，一定要保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因此，中央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征用耕地来建设城市；但同时，中央政府也立法允许通过农村非农用地复垦来扩大城市建设用地的定额。这个政策叫做"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08）。农村宅基地（作为"非农"的农村"建设用地"）符合政策条件。这样，每亩复垦为耕地的宅基地原则上可以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来补加一亩的城市建设用地。由于城市建设用地带有高额利润，农村复垦宅基地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据估计，重庆农村居民宅基地平均面积是0.26亩/人。因此，2010到2020年的1000万转入城市户籍的农民，蕴藏着释放出260万亩城市建设用地的可能。（黄奇帆2010.11.9） 为此，重庆率先建立了一个颇为奥妙的"土地交易所"制度，其主要目的就是为复垦宅基地所释放出的建设用地组织市场。在原地机关出具复垦证明之后，农民便可以把"地票"投入交易所出卖。每一亩如此的地票相当于一亩建设用地的许可证，因此它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迄今为止，地票的主要购买者是开发商（其中约五分之一是大型开发商）和重庆市政府本身（购入约一半的地票）。2010年年底和2011年年初，交易所一亩地票的价格是10万元左右。（黄奇帆2010.11.9；亦见《重庆'地票'继续试》，2011.1.18） 从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通过这种途径进一步储备土地，可以补充其原有的30万亩建设用地。不然的话，按照每年3万亩的使用率来计算，十年便将耗尽（这是崔坚给出的数字--崔坚2011）。市政府如果每年购入被释放的26万亩的一半土地，这意味其今后十年可能每年补加13万亩土地的储备。这样，市政府将可以在相当一段时期维持其土地开发和土地财政，凭此来支撑其第三财政。（《重庆'地票'继续试，2011.1.18》 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考虑，这样的购入是划得来的，因为开发完毕之后的土地价值将会是其收购价的许多倍。 至于对出售地票的农民来说，这样的交易也划得来，对远离城市的偏僻地区农民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没有地票交易所，在那样的地方，他们土地市价才约1.1万元/亩（《重庆'地票'继续试》，2011）。通过交易所，他们能够获得和城郊农民基本同样的价格。对要改变户籍迁入城市的农民来说，这将是可供购买房子按揭首付或在城市开创小生意的一笔重要资金。鉴于重庆政府为"微型企业"提供的特殊条件--政府为投入10万元的微型企业补贴5万元并安排15万元的贷款--这笔资金更加重要。（黄奇帆，2010.7.30）因此，重庆的地票交易所等于把少量城郊农民的"好运气" 扩延到全市所有农民， 由此促进了社会公平。这也是重庆使用市场增值（把它转给农民）来促进社会公平的例证。当然，目前地票交易所制度还处于试验阶段，还没有得到中央的最终正式认可。但从重庆的角度来考虑，它是其带有社会公平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称作"公平发展"，与此前三十年的不公平发展十分不同。 当然，如此的公平发展战略，甚或是用公平来促进发展的战略，到底能持续多久尚待观察。显然，土地财政不可能永远持续，近年来的高速增长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但从重庆之可能通过地票交易来补充其土地储备来看，其财政在一、二十年的近、中期中是应该可以维持的。 重庆的土地财政之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和其它大城市不一样，（上面已经提到）其6000~7000元/平方米的房地产价格仍然比较合理，与北京、上海等地的起码3万元/平米十分不同。那就意味，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有的人会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不会对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带来同样的风险，直接威胁其凭借土地增值（以及以土地为抵押的贷款）来支撑的财政。在这方面，重庆的公平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相对低房地产价格，正是其更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和人们一般对政府社会福利负担只可能妨碍发展的直觉理解正好相反。 至于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富士康公司总裁郭台铭同样点出了出乎意料之外的考虑，说明社会公平对外来投资者来说可以是好商机。众所周知，在深圳雇佣50万工人的富士康公司（公司在大陆共有工人100万），在2010年出现严重的劳工问题。公司一直把劳工们组织在军事型的纪律和兵营似的宿舍和社区之下，其超常压力导致一系列的工人自杀事件（全年共14起）。在重庆，面对（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提问：富士康在东部沿海有许多工厂，为什么要到内地来投资？郭台铭回答说："一是重庆建设公租房，减少了企业的负担，可以专心做生意；二是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解除了员工的社保、医疗、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三是重庆打黑除恶，建设'森林重庆'，发展环境好。"（吴邦国2011）据报道，富士康将从深圳的50万工人中转移20万人到内地（ "Foxconn to move 200,000 of its workers," 2011） 到此，我们可以返回到重庆的国有企业和上海浦东模式到底有什么不同的问题上来。在我看来，前面提到的组织性不同，既可能重要也可能并不重要。新组织形式的用意是进一步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但未知的因素是其是否真会导致更有效的制度化企业监督机制。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目前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是政府和企业人员的重叠。另一个问题是在市场化环境下，国有和国营企业同样具有使命不清晰的问题：它的目的到底是获取企业利润，或保护其国资及其增值，还是公众服务？不出意外，国内一般经济学家都接受了美国的基本信念，认为盈利行为应该限于私营企业；唯有公共服务才该让国企负担。（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第10章） 重庆经验的特殊性和意义也许正在于此。它是对美国把私与公、营利和服务截然对立的基本思维的挑战。它证实了从市场所获得的收益与增值可以有效地被用于发展社会公平。它也和浦东很不一样，后者虽然同样使用土地增值来建设基础设施，但在社会公平方面所做则和重庆的大手笔相去甚远。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另一个批评意见是，国有企业在资源使用方面占有垄断性的优势，譬如，可以免租使用土地，因此，歪曲了市场运作。他们坚持国企效率其实要远低于私有企业，因为后者才具备真正有效的激励制度。所以，他们认为国企应被限制于战略性以及服务性产业部门，竞争性领域应该完全归属私有企业。（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第1章） 这里首先应该说明，重庆的新国有企业其实一直都自我限制于公共服务领域。八大投从事的是基础建设和公用事业。黄奇帆一再指出，重庆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和私营企业竞争，所做的都是私营企业所不愿做的事。同时，重庆国有企业的发展并没有遏制非公有企业的发展，而正好相反：根据王绍光搜集的数据，黄奇帆就任重庆之初的2001年，重庆非公有制经济仅占GDP比重40%；2009年则已达到60%。（王绍光，2011：图5）另外，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重庆国企还积极进入了社会公平的建设，而那样的公益事业足可为它们享受资源使用优势提供有力的辩护。主流经济学视角所容易忽视的是重庆最主要的创新：即国有资源的市场增值可以有效地被用于公共利益。这才是重庆的第三只手的真正特点。 它显然不同于斯密的，基于私有经济个体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市场经济的第一只手。它也不同于第二只手的国家，为了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做出的各种干预。它的经济主体是国有，而不是私有企业，但是，它也不同于其前的国有企业，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国有企业自身的利润，而是为了追求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 最后，我们要问：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重庆这样的第三只手，是不是会和一般经济学理论中的垄断企业那样，缺乏竞争动力而因此陷于低效率？ 这里需要明确，重庆的第三只手后面，显然具有一定的竞争机制和动力。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它的兴起本身便源自第一、二两只手的不足。其所产生的"八大投"，为了成功地吸引外来投资，必须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得比其它地方更好，更高效率。从惠普到富士康到长安汽车，重庆都明显地在和东部沿海地区、深圳乃至北京等地方竞争。如果牟利性的私有企业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重庆这样的第三只手迟早是会被淘汰的。同时，在中央提倡社会公平目标之下（下面还要讨论），重庆的众多民生政策显然也在和其它地方竞争。如果国家干预第二只手的各种模式能够更有效地提供社会保障，重庆那样的做法也是会被淘汰的。其实，在全球化经济的大环境下，中国每一个地方政府不仅要和国内其它地方竞争，也要和国外其它国家和经济体竞争。我们已经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那里看到，重庆的公租房、户籍改革以及"森林重庆"，乃至下面要讨论的"打黑除恶"，都是其经济竞争中的重要条件。其用社会发展来带动经济发展之初步成效，可以见于2011年7月重庆被《财富》杂志选为全球新兴的15个商务环境最佳城市之一。（《〈财富〉:重庆为全球新兴商务环境最佳城市之一》，2011.7.12） 在近三十年来不公平发展的大环境中，重庆的公平发展是其所以从媒体吸引了如此广泛和强烈关注的重要原因。事实是，许多中国人仍然从中国革命传统承继了社会公平的理念。过去三十年的不公平发展固然有它的支持者（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和接纳了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人），但绝大多数的老百姓远远没有获得同等的利益，其中不少人对不公平的发展怀有一定保留。这种左和右的对立可以说是中国民众和知识分子中的最基本的分歧。重庆的吸引力正在于它跨过了这个分歧，而且有可能做到超越两者的综合。 重庆的"法律与秩序" 重庆经验的另一重要部分是其"打黑除恶"（相当于美国惯称"法律与秩序" 的含义）运动，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提倡"法律和秩序"的人一般多是右派分子，左派则比较倾向考虑到犯罪的社会起因（人为什么犯罪？），更多思考怎样改善社会环境的问题，不大会简单要求严刑峻法。但中国的政治环境十分不同，秩序更多被等同于过去的左派，而不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右派。后者反而对犯罪人比较宽容，要求像西方那样确立犯罪人权利。毛泽东时代（排除其"动乱"时期）反而被等同于有秩序的清廉治理。其犯罪率无疑很低，即便只是来自全能控制的结果。 伴随市场化和"转型"而来的是社会控制的松弛化以及卖淫、赌博、贩毒、甚至贩人的激增。此外，亿万人口流入处于法律边际或其外的"非正规经济"，容易滋生犯罪和黑社会（美国称为"有组织犯罪" ）。在许多地方，有组织犯罪与官员勾结，渗透政府机关，亦即所谓"钱权黑携手"。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了重庆的"打黑除恶"运动。 在薄熙来的领导下，重庆"打黑除恶"运动显示了军事行动般的精确性和高效。2008年6月，薄熙来（曾在辽宁当过省长）从辽宁引进具有全国声誉的打黑英雄王立军来主持这项运动。（苏伟等，2011：40-41）2009年6月20日，重庆"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织数百个公安、武警特别行动队，一次性突然抓捕了104个社会团伙以及其1000多名成员。在为期四个月的后续行动中，前后总共抓获2915人，查封、冻结、扣押财产17多亿元，无疑是当地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打黑运动。（苏伟等，2011：26） 该运动特别强调要拆下黑社会的"保护伞"。被逮捕的高级官员中，最突出的是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文强和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苏伟等，2011：26-27） 据说，文强的私人别墅占地20亩，价值3000万元。（《重庆打黑故事. . . . . .》，2009） 到运动结束，总共有十几名高级警察、司法和其它地方官员被逮捕（名单和职位见苏伟等，2011：42-43），可见得有组织犯罪已经渗透当地官场。2010年7月7日，经过展示多项贪污犯罪具体细节的审判过程之后，文强被执行死刑，是整个运动的一种象征（同上：46）。这个运动显然不仅是为了打击有组织犯罪，也清理了政府本身。在这方面，重庆和其它地方的"见'黑'不见'伞'"效果不同。（杨涛，2008） 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积极鼓励"群众举报"，前后总共收获4万份举报，其中有80%是署名的。像这样的举措，伴随整个运动所使用的军事型作风，促使贺卫方等批评人士回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群众运动和其专横的不顾程序的"司法"。（见贺卫方，2011） 其实，贺卫方在其公开信中所提的问题更多涉及整个中国刑法体系的结构，包括法院缺乏独立性，公安、检察和法院权限不清，刑讯逼供比较普遍，司法实践和法律条文多有背离等。实际上，这些问题更多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当今的法制，尤其是刑法，只可能是中国三大法律传统的混合体，即古代刑法、革命刑法以及从西方引进的刑法。 在我看来，把重庆打黑运动等同于刑法体系整体的结构性问题，未免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也完全埋没了重庆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成就。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讨论过上述的结构性问题，这里不再赘论。（黄宗智2010c） 要理解重庆的"打黑除恶"运动，需要把它置于改革时期，为了遏制与日俱增的犯罪，曾经多次进行的全国性"严打"运动传统来分析：第一次是1983年主要针对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流氓"）的运动，第二次是1996年主要针对严重暴力性犯罪的运动，第三次是2002年主要针对有组织犯罪的运动，第四次是2006年再次针对黑社会有组织犯罪及其保护伞的运动。它们都展示上述三大传统的影响，但也同时展示逐步的程序化。（Biddulph 2007; 亦见Trevaskes 2007；《中国法律年鉴2007年》：187， 217-218） 仅凭想象中的美国司法制度的理念来讨论问题，对理解重庆的经验实在没有太大帮助。 无可置疑的是，薄熙来的"打黑除恶"举措获得当地广泛的拥护。 2011年5月27日，王立军（在市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上）全票当选副市长。（《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全票当选副市长》，2011）在西方媒体中，薄熙来因此被选为美国《时代周刊》（ Time Magazine ）"2010年一百最具影响人物"之一，其评论特别强调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成效。（ "The 2010 Time 100"）。之后，海内外众多议论认为，（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很可能会被选入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 "群众路线"治理和"红色"意识形态 如果上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结合，以及经商本事和左倾理念与严刑峻法的结合使人感到诧异，那么重庆援用一些来自毛泽东时代的方法和思想则会更加如此。 众所周知，改革期间的"官僚主义"，既附有来自毛泽东时代的僵硬烦琐程序、官腔官调、谄上欺下等弊端，也有改革时期附加的粗俗商业性和利己性，包括十分频繁的宴会、酗酒、卡拉OK和夜总会娱乐以及办公室的丑恶钩心斗角等，这些都是被传媒广泛讽刺的现象。 重庆对这些现象的部分回应是"三进三同"政策（即进贫困县、进村、进农户；亦作进村、进户、进地；三同则是同住、同吃、同劳），要求区县领导干部每年如此"下去"至少12次，新干部和新任领导干部则要在下面待上起码30天。这样的举措当然会令人追忆到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和毛泽东时代一样，它的用意是要借此纠正官僚主义，促使官员更多接触老百姓和基层实际。 重庆还加上了把"上访"制度颠倒过来的"大下访"制度。据报道，2009年一年之中，共有20万干部深入基层协助解决了20万件上访事件。 （薄熙来，2011.3.8；亦见苏伟等，2011：242） 此外，重庆还要求每个干部"结穷亲"，每年至少要去看望他们两回，要和自己亲戚一样为他们做点事。（苏伟等，2011：233） 如此应对官僚"形式主义"的政策无疑也会导致其本身的形式化弊端，但是，起码在短期之内，它应该有助于改变该地的官场文化。动员全体干部来协助解决未曾处理好的上访问题，也应该会有一定的作用。结穷亲的政策，同样应该有助于官僚们对贫穷问题实际的认识，也是探索和推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举措（上面已经看到，作为一个包含20个贫穷区县的直辖市，重庆这方面的问题特别艰难）。它对真正解决农村发展问题能起多大作用，尚待观察。（重庆的农村发展问题整体，以及市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的工程，在三年之内要"两翼"农户每户增收万元，需要另文讨论）。 伴随这些带有"群众路线"色彩的反官僚主义措施而来的，是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举措，简称"唱读讲传"，即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这方面也引起不少争论。薄熙来解释说，它们的主要目的是重建人们的"精神文明"，针对的无庸说是改革时期意识形态真空中的粗俗商业性和利己性。 在其表面看来，这个运动似乎是一个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的宣传计划，甚或是思想控制；但是，薄熙来的用意，显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极端的毛泽东思想。"红歌"所指的不是文革时期的那些所谓革命歌曲，而是从革命历史整体中选出的歌曲，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振奋人心的歌曲。"经典"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语录，而是从革命传统整体所选的众多思想家，也包括外国思想家。薄熙 来特地提到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位代表，认为他们"个个都是理论家、宣传家，他们掌握真理而且善于宣传真理 . . . . . . 终于'唤起工农千百万'. . . . . ."（引自苏伟等，2011：71~72）同时，他指的绝对不是毛泽东个人而是"古今中外几百、千年大浪淘沙留下的精华"（同上：77）他亲自参与组织"读点经典"的系列丛书工程，用他的话来说，其中包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文天祥到林则徐，从马列到毛邓，从方志敏到白求恩，从爱因斯坦到居里夫人的经典之作 "。（薄熙来，2011.5.2）"讲故事"和"传箴言"方面的做法基本相同。（苏伟等，2011：80，82~83）重庆电视台最近播出的"重庆故事"和"信念"等节目，其主要内容是展示无私服务精神的人物，其中既有精英也有普通人民，既有古代的也有当代的。总体来说，薄熙来的重点是价值观念和服务精神，而不是狭义的政治思想。他的所谓"红色文化"看来是相对宽阔和包容性的，不是狭窄和排他性的。其最终用意是，面对当前的金钱主义和信仰真空，重建中国人民的精神和价值核心。 批评者们把他的"红"言论等同于毛泽东思想的极端部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专横（部分人也许更回想到文革中的无限伤痛，涉及数以百万的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但是，这样的批评似乎并没有真正的事实根据。和他的批评者一样，薄熙来本人也遭受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父亲薄一波被关押十年，母亲（李琼英）则被红卫兵逼死。他的不同是和他父亲薄一波同样，在如此的经历之后，并没有放弃原来追求的理想，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变得完全敌视中国革命。其实，他的（可以称作）"精神重建"运动的内容，使人联想到他妹妹薄小莹所追忆的从父亲薄一波那里得到的教诲（薄小莹，2008）。在一个对革命的过去和改革的现在都处于近乎分裂的矛盾心态的中国政治环境来说，薄熙来的思路也许是迈向比较均衡和健康整合的一步。 但它还不是很清晰的瞻望，也许也带有过分偏向"红色"的倾向。譬如，苏伟（与杨帆、刘士文合作撰写比较高调的《重庆模式》书的作者之一）便提出这样的理解：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方面是失败的，但在精神建设方面则是成功的；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是成功的，而在精神建设方面则是失败的。在这样的理解中，"重庆模式"乃是两大优良传统的结合。（苏伟，2010）像这样的"精神"与"经济"的二元分析，一定程度上使我们联想到一百多年前张之洞的"体、用"中西二元概念。它似乎还没有达到重庆在经济领域中超越左右、计划和市场的第三只手那样的高度和深度。 最后，"群众路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再次提醒我们重庆的两位领导薄熙来和黄奇帆对整个重庆经验是多么的关键。重庆老百姓无疑从这两位真正关心民生的领导获益良多，但是，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没有如此杰出的领导的情况下，又将如何？怎样才能在他们之后保证政府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重庆的部分答案是重建党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基础，这无疑十分重要，但另外也许还需要找到一条建立制度化的、具有实际权力的民众监督机制的道路。 中国的朝左转向？ 我们下一步要问：重庆经验是否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 的大海中的一个孤立的小岛？它有没有可能变为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试验？ 众所周知，改革时期的历史经历，一方面充满左的修辞，一方面充满右的行动，可见于对《财富》500强投资的积极招引以及对劳动者权利的漠视。 虽然如此，世纪之交以来，国家政策显示了朝左，也就是说社会公平的转向。首先，把所谓"三农问题"提到施政纲领上来，之后取消农业税、提供9年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王绍光，2009）等。多处地方政府也为农民工们采纳一些建设性的措施，诸如放松户籍制度，提供低额社会保障等。 崔之元指出，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上，中央政策一直在不断修改原来的方案。（崔之元2011.3.20）。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的主导思想是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则补加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 . . . . . 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收入"(江泽民， 2002)。到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改作"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2006）。2008年（十七大报告）更抛弃了原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表述，而改用了"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主导思想，更加明确显示朝左的转向。（胡锦涛，2008）重庆实际上是中央指定的如此转向的试点。 可以见得，重庆试验是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模式的。《人民日报》在一系列的报道中显示对重庆经验的认可--包括其户籍改革、公租房建造、"三进三同"干部政策、 "唱读讲传"以及对黄奇帆的专访等--便具有这样的含义（《人民日报》，2010.7.29; 2010.9.12; 2011.3.21; 2011.2.24; 2010.11.19等）。到重庆"调研"的中央领导，包括习近平（习近平, 2010）、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等，都公开表示对重庆经验的认可，也指向同样的可能。看来，重庆确实代表有竞争力的国家新政策可能模式之一。 结论 作为一个还在进行中的工程，重庆经验还不完全清晰，也具有一定的未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确实代表一种与以往改革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它把社会公平置于其发展战略的首位和中心。它建立了一整套的新型国有企业，它们与旧计划经济的国企不同，也和经过私有化的国企不同，和当前一般的国有企业也十分不同。它们的资产（尤其是土地）的市场增值和收益，不仅只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而是明确地被用于推进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的公益性建设。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一旦市场化和城市化，建设用地的价值只可能比工资上升得快得多。在那样的情况下，一种可能是让土地的增值归属开发商或地方政府，或由两者分割，一如改革迄今的实际那样。另一种可能是像重庆那样把土地增值用于民生。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 和"涨价归公"，到共产党革命的土地改革和全民所有企业制度，再到重庆的"民生工程"，其中其实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重庆经验都非常成功。 此外，重庆在"法律和秩序"（打黑）以及建立清廉治理方面也相当成功，和其它地方的贪污以及有组织犯罪与官员勾结的状态很不一样。它采用的军事型行动方法显然成效颇高，虽然其"严打"方法难免引起不少争议和批评。整个打黑运动是在其重建精神文明的意识形态运动下执行的，也因此引起一定的批评。实际上，其精神运动援用的主要是一些崇高的理念，既来自中国革命传统，也来自古代儒家传统，既包含"为人民服务"，也包含"仁政"，整合成为"民生工程"。在重建党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基础方面，重庆做了许多。但是，重庆尚未建立具有真正权力的、稳定的制度化民众监督机制。虽然如此，重庆经验所展示的结合体，显然已经获得许多民众的拥护，被认作可以跨过甚或超越左右分歧的道路，也是可能打通今天的改革和过去的革命的道路。 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引用科尔奈的理论来批评计划经济和提倡市场化，这肯定是对的；重庆经验其实已经吸纳了他们的观点。但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还坚持要建立绝对清晰的产权制度，全盘私有化以及完全依赖私有企业（非营利的国家安全和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如此的对"市场+私有产权"的信仰使他们容易忽视不清晰的产权在中国发展实际中所起的作用，也忽视地方政府在领导和推进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最重要的是，他们看不到国有企业可以利用市场动力、利润和增值来推动公平发展。这才是重庆的第三只手的核心含义。 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指出国外（和国内）资本剥削性地使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呼吁要更多关注社会公平，这肯定也是对的。但是，任何教条性的劳动价值论、把阶级关系简单等同于剩余价值榨取、把外来投资简单认作只可能是资本主义剥削，都会忽视市场动力和全球化贸易在重庆的公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重庆经验所展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市场动力可以被用于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营利。 我们在上面看到，重庆的第三只手的运作的背后是有竞争机制和动力的。其兴起本身源自市场的第一只手和国家的第二只手的运作中的不足；它既挑战又借助其它两只手。在三只手并存的现实下，第三只手是要和第一、二只手竞争（以及配合）的。事实是，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全球化经济的大环境下，重庆的第三只手必须不仅和国内其它地方，也要和国外其它国家和经济体竞争。唯有在那样的竞争下成功地推进经济发展，才有可能成为全国广泛使用的模式。也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经济中，把公平发展建立为一个实在的选择。由于重庆"试验"的实例，这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或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可供观察和正在演变中的现实。 -- -- -- * 作者这一年来一直在跟踪重庆的演变和发展，主要依赖的是公开发表的新闻报道和访谈。这里要特别感谢崔之元（2010年开始暂时离开清华大学挂聘重庆任国资委主任助理）引导我关心重庆的经验，发来众多材料，并提出许多很有启发的想法。也感谢 白凯（Kathryn Bernhardt）, 萨列尼（Ivan Szelenyi）、汪晖、安德森（Perry Anderson）、王绍光、张家炎以及尤陈俊的反馈和建议。本文中英文版同时发表，英文版载Modern China，2011年第6期（11月）。 REFERENCES "Amtrak," 2011. www.wikipedia.com Bai, Chong-en, Chang-tai Hsieh and Yingyi Qia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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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动手预防犯罪，就先犯罪了
热度 2 seawan 2012-3-19 22:33
俺五音不全，不喜欢唱歌，神马歌也不能唱； 非要让俺唱，俺就合唱，张张嘴。 看网上说某些城市某些事情不合法律程序， 俺也很不平；甚至读读某大律师的慷慨陈词， 觉得非常佩服乃至认为是当今施洋再世 ——当然施洋是“劳工律师”，不是老板律师。 不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吧？ 俺还是佩服。 话说回来，看到科学网诸位博主对此次政府的“工作调整”称赞有加， 总觉得有些别扭。 首先，我不是渝人，仅去过一次，短暂逗留2天， 因此没有资格发言。 那么，诸位博主，可有资格？？ 一个城市是否建设有成，是一回事； 不厚等人是否别有用心，是另外一回事。 真正的民主，在于让老百姓决定： 你哪怕是fake做样子，只要有效，就用你； 那天你的马甲破了，拉你下马，不商量。 这才是民主。 现在问题是： 不撕破马甲， 唱歌的麻烦似乎百姓也还可以忍受， 没有“原形毕露”， 就动手，早了点吧？ 理论推导？ 预防犯罪？ 这是哪门子道理。 你先动手预防犯罪，就先犯罪了。 有人说了， 他们有问题。 那就揭开缸盖，暴露问题， 看看到底应该如何处理。 好归好，孬归孬。 不吭不响地休假去鸟，算哪门子“正确处理”？ 还有人说， 中国老百姓素质低， 不能完全@#￥@#￥，民粹@#￥@#￥，blablabla。 俺听不太懂： 大家讨论是否应该民主的时候， 可是反对过“百姓素质低”的啊！ 说到底， 这次处理不光明， 没有解决问题， 是以一张不透光的布， 替换另一张不透光的布， 而已。 当然， 你说我幼稚， 说当前哪有什么@#￥@#￥￥@#！问题， 都是派系问题而已， 我说的都是废话。 我赞成，你说的对！ （只当我没放了个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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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重庆扫黑风暴系列深度报道之三
热度 4 nqed 2012-3-19 21:46
转 两年前未刊稿）重庆扫黑风暴系列深度报道之三：打黑颂扬声后的坊间争论 2012-03-19 14:57 重庆扫黑风暴系列深度报道之三 打黑颂扬声后的坊间争论 晶报记者 黎勇 岁 末年终，曾引发无数国人关注的重庆打黑除恶风暴，高潮隐退，日趋沉寂。这场 2009 年最受瞩目的地区性官方事件，在展开伊始的数个月内，得到了包括重庆市民和重庆以外地区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叫好者中，有人登广告，有人送锦旗，有人放鞭炮……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对政府工作的支持、赞赏与配合度，达到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新高。然而，随着近日北京律师李庄的被拘，在重庆打黑一片颂扬声的背后，一些在坊间争论和非议许久的话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凸现在人们面前。 不仅仅是李庄被拘引发的争议，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与主流民意不一样的声音，在坊间流传…… 争论一：“行动”成了“运动”？ “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行动，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写保证、写自我交待、检举揭发他人、签保密协议，有点类似于‘文革’时期了。”一位身居高位的重庆官员苦笑着说。 10 月 25 日 晚，在重庆市渝中区的一家酒店里，重庆一家重要媒体的采访部门负责人，向晶报记者讲述了他所亲见的一个场景： 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被抓后，“打黑英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召开了一次全市公安系统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事先都安排好了座位。会议开始，王立军提醒，各人都要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千万不要坐错了位置！参会人员到齐后，进来一排武警，站到了 6 个人中间。这 6 个人顿时吓得浑身发抖，手脚哆嗦。但那些武警却没有任何动作。过了一会儿，坐在武警旁边的其中一个人精神崩溃了，伸出双手对武警说：“你把我铐住吧。”武警说：“不是来铐你的。”那名参会人员说：“铐我吧，不管你们是不是来抓我的，我都坦白，我有问题……” 这位重庆媒体记者告诉晶报记者，在打黑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重庆官员都特别怕“开会”。因为文强、彭长健、徐强等被抓的政府官员，都是在开会时被带走的。这个场景，就是在强大的打黑气氛和“气场”威慑下，重庆官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一个小小缩影。 “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行动，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写保证、自我交待、检举揭发他人、签保密协议，有点类似于‘文革’时期了。”一位身居高位的重庆官员苦笑着说。 不仅官场如此，在商界，一个接一个“亿万富翁”、“商贾名流”作为黑社会团伙头目先后被抓了进去。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一些企业界人士如坐针毡，深恐哪一天“噩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有媒体报道，当时曾有一些富豪卖掉自己在重庆的产业悄悄出逃。 而最为引起争议的是在审判阶段。黑社会团伙系列案件开审之后，法院部门组织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每一场庭审之后再邀请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听取他们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定罪量刑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重庆相关法院的官方网站新闻稿称，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这些意见与建议，“合议庭将在评议案件时予以参考吸纳”。 法律界人士立即指出，法院合议庭成员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对法官具有投票权的人大代表直接就具体案件发表看法，被指严重违宪，干扰法院独立审判，“政治气氛太浓了。这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了，搞运动也不能违反法律呀”。 9 月初，在打黑系列案开审之前，重庆市司法局已专门发文，要求办理涉黑案件的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泄密，对苗头性问题要及时报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律师告诉晶报记者，这份文件下发后，很多重庆本地律师不敢或不愿接涉黑案，一些涉黑案件当事人家属，则不得不到重庆以外的地区聘请律师。 到了后期，即 12 月 18 日，新上任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在一个律师工作座谈会上，公开要求代理涉黑案件的重庆律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必须“顾大局、守纪律”。这引来全国媒体的强烈批评，不少媒体指其缺乏基本法律意识，讲话有违法治精神。 率先公开指出重庆打黑有“政治化、运动化和扩大化”之嫌的，是曾长期在深圳为农民工讨薪和维权、以敢做敢言闻名的重庆律师周立太。他在 10 月上旬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 打黑除恶不应该运动化，更不应该变成政治运动。 “ 打黑本来就是政府分内的事情，如果运动化，很多事情就会扩大化。” “重庆自成立直辖市以来，有 60 万件案件没有破，也就是一年 5-6 万件 …… 打击犯罪，要建立起长期、良好的常态机制，不能是突袭式的、政治运动式的。往往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完成的，都会扩大化。” 周立太担任了涉黑案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有人认为他说这些话是为黑社会开脱。他的观点随即遭到了猛烈抨击，无数网友将“砖头”砸向周立太，痛骂他是“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他不得不专门开设博客、不停地接受媒体专访来为自己辩护。重庆官方也出面说明，称打黑“不会扩大化”。 但是，关于“打黑行动”是否已演变成“政治运动”的争论，并未因此而停歇。 争论二：“打黑”变成“黑打”？ “欲加之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猜测。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打黑系列案件中的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证，才是“打黑”变成“黑打”的最值得诟病之处。 重庆媒体界资深人士指出，重庆打黑风暴中的这些行动，其实与 2007 年底重庆新领导班子上任以来所实施的几项重大举措，思路一脉相承。 2008 年 6 月开始， 重庆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简称“唱读讲传“）活动。在外人看来，这更像是一场运动。以“传箴言”为例，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每人必须发 N 条短信，各个单位也下达了发送短信总量的任务。有区县更是成立了“红色短信研发中心”，组织专门人员创作编写“红色短信”。市主要领导亲自创作并上传的一条短信，据《重庆日报》报道，到 2009 年 6 月已被转发了 1600 多万次。 官方称，这项运动的目的，意在“传播主流价值，丰富群众文化，培育城市精神，提升市民素质”，以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 然而，“塑魂工程”似乎并未达到“提升市民素质”的目的。 2008 年 11 月 3 日 ，重庆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全城 8000 辆的士司机罢运事件，引发海南三亚、甘肃永登、云南大理等全国多个城市的的士罢运连锁反应。事件平息后，重庆市领导召开座谈会，听取的士司机的意见。会上，重庆渝强公司的代表黎强竟然粗暴地打断了市主要领导的讲话，拍着桌子吼道：“你刚来重庆，对重庆的情况不了解，我来说给你听！” 如此张狂、“没有素质”的市民，竟然还是市人大代表，而且据事后调查正是他幕后指使和策划了的士罢运事件。有着红色革命传统的重庆怎能任其肆意胡为？ 据说，这成为引发重庆打黑风暴的导火索。 有消息证实，最开始，黎强案即被列为重庆打黑第一案。后来，因牵出文强，黎强案才退居第二位。 10 月 26 日 ，晶报记者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记者一起，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旁听了黎强案的开庭审理。走出法庭，不少记者私下交流，大家都一个共同感受：黎强不像是黑社会。“黎强确实很可恶、有许多违法犯罪行为，但硬要给他戴上‘黑社会’头目这顶帽子，还是有点底气不足。”一位上海记者说。 面对公诉人长达 59 页、宣读了 3 个小时的指控，黎强的辩护律师赵长青在第一天法庭调查中只花了不到 10 分钟，问了黎强几个问题，就使旁听者明白了指控黎强为“黑社会”为何不合法理。 75 岁的赵长青是中国刑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曾参与 199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正是在 1997 年的修订中被第一次写入刑法。对什么是黑社会犯罪，赵长青可谓最权威的研究者和解释者之一。他 认为，要认定黎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必须解决“载体”、“行为”、“领导”三个前提，但这三个前提黎强都不具备。因此他完全否定了检方对黎强“黑社会”罪名的指控。 除赵长青外，黎强案中的其他 42 名律师，事前互相之间并未经过任何沟通，但也都在庭审中全部否认了 检方对各自当事人的黑社会犯罪指控。 有律师认为，这不是因为律师和当事人有何预谋或死不认罪，而是根据事实和证据，各当事人确实不符合黑社会犯罪的构成要件。 那么，专案组和公诉机关为何一定要把黎强“往黑（社会）里‘整’”呢？ 黎强案庭审旁听席上，坐在晶报记者身边的是一位平头、夹克衫、休闲裤的精干小伙子。他自称是“普通市民” （但普通市民是进不了法庭的。根据法院提供的信息，进入法庭旁听的只有案件当事人家属、记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后来记者获知，还有一种人就是该案件的专案组成员，他们一般悄无声息地坐在旁听席最后几排，不透露身份。这个“普通市民”刚好符合这些特征）。 他向晶报记者透露，出租车罢运事件，是重庆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但这次事件对重庆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有人想把罢运事件的责任推给企业，推给黎强和“黑社会”。这次有人提出要“重新审视和注释罢运事件”，“查出罢运事件的真正黑手”，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出租车罢运事件后，渝强公司当时就已被处理过，有几名参与闹事的人被抓，后来黎强想法弄出了两人，但放出的当天下午，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就带人把这两人又抓了回去，还撤了放人的巴南公安分局一名副局长。 不只黎强案，在初期开庭审理的杨天庆等 9 人、刘钟永等２２人、李义等２６人、谢才萍等２２人涉黑系列案件中，各个涉黑“老大”及其他被告人，也几乎都对其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指控表示不认罪。“黑社会”组织成员却全都不承认自己是“黑社会”，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 “欲加之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猜测。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打黑系列案件中的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证，才是“打黑”变成“黑打”的最值得诟病之处。 赵长青以法律界的泰斗之尊，在黎强案开审之前，也只见过黎强两次。而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律师周立太，担任李义案涉黑被告人李志刚的代理律师后，他声称，“提前见不到被告人，看不到案卷，看不到证据，只能在法庭上瞎说”。 “被告人不管犯了什么罪，不管严重到什么程度，他都有委托律师的权利，律师有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有会见权，而在本案中一律不得会见。在审判阶段，所有律师都看不到案卷。所有的案子也都是快起诉、快审理。如此办案，律师如何发挥辩护权？”周立太质问。 而在此之前，已有外地律师在华龙网、天涯社区重庆版等网络上，讲述自己代理涉黑案，却见不到人、看不到案卷的窘境，称“涉黑案律师摸不着黑”。 法庭上和法庭外，律师们都发出了“打黑不能黑打”的呼声。 这种呼声在李庄案出现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争论三：“舆论”源自“官论”？ “一家曾有着光荣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的大报，在此次事件中却沦为警方的打手和工具，这是中国媒体 2009 年最大的耻辱。”在新闻业界的专业论坛上，业内人士发出如此长叹。 北京律师李庄的被拘，使坊间对重庆打黑的非议之声达到了顶峰。 12 月 14 日 ，《中国青年报》以《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为题，披露了重庆打黑案中的一桩案中案：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因帮助被告与他人串证，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等谎言，唆使其向法庭提供虚假供述，被检察机关逮捕。 这篇报道的内容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与以往所披露的案件中公众的反馈多数支持政府打黑不同，这次有为数相当多的民众认为，这是重庆公安司法部门“杀鸡儆猴”，是对代理涉黑案件的重庆市外特别是北京“有背景”律师的“敲山震虎”。李庄会见龚刚模时向其眨眼是“教唆其翻供”、李庄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却被称为“伪造证据”等指控，以及仅仅依靠举报人的举报就予以逮捕，李庄 12 月 12 日 被拘留、 13 日批捕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14 日刊出长篇报道、不到一周即起诉，事前似经过周密部署等问题，都成为各界质疑的焦点。 有意思的是，披露此事的《中国青年报》这篇报道本身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篇报道被指为“文革”腔调，堆砌大量形容词，主观倾向明显，甚至声嘶力竭。“从专业上看，它是典型的‘黄色小报’体写作，用危言耸听的描述来吸引读者”。在没有司法定性前，记者已将李庄定性为“混迹律师界十余年”，“为捞钱”、“有背景”的一个混混。记者“违背基本的新闻公允原则”，只报道警方的说辞，却不给当事人李庄澄清、质证和辩驳的正常话语权，是一篇“专政报道”。当天晚上，在央视“新闻 1+1 ” 节目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何兵 教授作为节目嘉宾就对这篇报道存在的问题予以了批驳。 就在采写这篇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博客上回应称为写这篇报道“做了很多采访”时， 12 月 17 日 ，《新京报》刊发该报记者的报道称，李庄被批捕当日，重庆警方曾组织人员写了两篇通稿，其中一篇与《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基本一致，只是略有删改。 “一家曾有着光荣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的大报，在此次事件中却沦为警方的打手和工具，这是中国媒体 2009 年最大的耻辱。”在新闻业界的专业论坛上，业内人士发出如此长叹。 实际上，重庆打黑开始以来，一只无形之手一直在操控着舆论的进展。关注着打黑案的各地记者对此深有体会。而此次，这只无形之手只是有意或无意地露出了它的几个小指头。 最早的案例发生在文强被双规之时。事实上，不是记者，而是官方主动但匿名地在网上公布了文强被双规的消息，以试探群众的反应、搜集更多的证据。 重庆华龙网是重庆有官方背景的新闻网，其“打黑论坛”堪称重庆打黑的“权威消息来源”，经常有用官方语言写作的“网友”，在上面披露一些打黑的零星独家消息，而且几乎都和后来官方正式公布的完全吻合。显然，这些“网友”不简单。 不仅如此，每当有不符合官方腔调的声音出来，论坛上便会出现大量围剿、反驳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与官方的基调一致，“文采斐然”，决非一般网民能够写出来。有资深网友认为，这些“舆论”基本来自“官论”。比如央视“新闻 1+1 ” 12 月 14 日 报道李庄案之后，由 于何兵 教授认为无证据证明李庄有罪，华龙网几天之内立即出现了十几篇反驳和谩骂何兵的评论。而支持何兵的则几乎没有。网上几乎只有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 然而，这已不是一个一言堂、一种声音的时代。重庆打黑，不可能再是“警方雷厉风行抓人，法院三五两下断案，媒体异口同声报道，民众奔走相告叫好”的模式。只有当非议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多，争辩才能越来越明、真正和真相才能越来越清楚，而社会才能越来越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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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龚是非：漫谈“唱红”、“打黑”以及“不怕左”
热度 1 zhutx1945 2012-3-19 20:08
龚是非：漫谈“唱红”、“打黑”以及“不怕左” 时间:2012年3月18日 作者：龚是非 来源:賀衛方的博嘮閣 关键词: 贺卫方按：这篇文章原始链接已经失效，也许是被网站删除了。发表时间仿佛是重庆“唱红打黑”高潮迭起的2010年1月。我当时读到，觉得写得很好，就下载到自己的硬盘里。在重庆局势峰回路转的此刻，重读此文，真是令人扼腕不已。实际上，对重庆当局的种种作为，批评之声一直是持续不断的。但是，主政重庆者一律斥之为别有用心的“说三道四”。假如那个时候能够有所收敛，降低红色文化的热度，强化司法过程的公正，抑制营造个人崇拜气氛的冲动，又何至于有今天。在文革之后，重庆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教训。只是，以史为鉴，看来也是一个难以达到的境界呢。 一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笔者本以为不值一哂的“唱红”，已经开始蔓延，居然成了气候。据新闻报道，唱红始作俑者重庆的邻居四川，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唱红”，资阳精神病院首拔头筹，勇夺唱红比赛第一名。接着，南方某省也计划于今年全力展开，要放声高歌。最近，广西不甘落后，在形式上有新突破。大冬天的，纠集了一干人等，打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我们不怕冷”等大型标语，令人喷饭地群起冬泳。 其实，我一直秉持这个观点：文革从来没结束，只是在形式上、程度上、技巧上有变化。我也一直乐观地认为，即使本质上是文革，但形式、程度、技巧上的变化，早晚会颠覆这个本质的。可惜，我还是太善良太轻率了。 唱红歌，本来就一直在唱，报刊上铺天盖地多年不衰的“主旋律”，骨子里不就是唱红嘛。这个关系不大，你提倡你的，只要你不假公权力非逼迫我唱。如果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唱红也好，唱黑也好，不违法就成。君不见北京的许多公园里，当年的红卫兵们，或者是追念“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是靠歌声回味已逝的青春，或者真的就“心中想念毛泽东”了，总之，数九天寒他们也无所谓，照样唱得激情澎湃。我每每路过，听见看见，都莞尔一笑。 但现在不同了，从重庆开始，“唱红”成了当地执政者主导的必须参与的运动。去年回重庆老家，不但见识了唱红，还见识了发红短信。重庆各区都组织唱红歌，一时间，每单位组织红歌演唱团参加比赛，成员不但经常上班时间去练唱，还得到一套质地优良的演出服（可平时穿），个个心里乐开花。 最乐开花的是中小学音乐老师，他们平常几乎没什么机会捞外快，而今，各单位的红歌团，请他们去作声乐指导，有的中小学声乐老师一个月下来，报酬多的甚至上万。常年贫困的中小学音乐老师高兴地说：我们愿意红歌天天唱，月月唱，年年唱！ 老家的朋友还讲：几乎天天收到红短信。原来，重庆每个区都成立了“红短办”，红短办天天发些短信给市民，几个月下来，短信枯竭，于是，下令各基层单位，必须按定额编造上交红短信，其情形与当年小靳庄全体农民写诗一样。上交的短信经红短办审查后，再择优群发给各市民。许多人嘲笑而厌恶地说：老子一看红短办发来的骚扰短信就立即删除！ 写到这里，我悚然惊觉：唱红一旦成为个人无法自由选择的规定动作，动辄以公权和税款，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唱多大规模就唱多大规模，想花多少纳税人的钱就花多少钱——那与文革又有什么两样呢？ 二 果然，红歌甫毕，行动开始。 去年，重庆掀起比唱红得民心百倍的“打黑”。一时间，如风卷残云，整个重庆沸腾了。用某书记的话讲，打黑是被逼的，不打实在不行了。黑社会猖狂到了在朗朗共产党乾坤之下，居然逼迫执政者去横扫，可见其厉害。果不其然，不打则已，一打遍地皆是，几个月内，抓了小一万的黑社会分子，累得好几位人民警察活活死在打黑岗位上。 要是倒退四十多年，抓完就往劳改农场送，干净利落，人民还拍手称快；要是倒退五十多年，送都懒得送，太麻烦，罪大恶极看不顺眼的，就地正法就是了。当然，时间无法逆转，因此，这一次“打黑”，还必须经过法律的检验，而这正是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于是，赵长青律师出场了，打黑最著名的黎强案，赵律师依法逐条驳斥，虽然法院不采纳，但赵律师的结论是：没有一条证据能证实黎强是黑社会犯罪。这个结论令舆论哗然，网络上一时群情激奋，谩骂赵律师是黑社会帮凶。大戏演到这里，我开始怀疑。这样运动式的打黑，会不会再现83年严打甚至文革中那样大量的冤假错案呢？不过我还在期待和自我安慰，我想，这些年来，国家的法律健全了不少，司法、执法实践，也进步不小，应该说，只要经过了公、检、法、辩四方力量独立较量、彼此监督（奇怪的是重庆居然把这四方“联合”起来了），那么，错案和冤案的可能性就应该大为减少。 接下来，龚刚模案闪亮登场，我的期待落空了。 龚案牵引出杀鸡儆猴的李庄案，这些天来，成了舆论的焦点。正是这个焦点，使我终于有兴趣和机会，通过报刊及网络，了解到重庆打黑的太多瑕疵，这些瑕疵令人震惊。如果用不带情绪的准确的法律术语来描述这些瑕疵，那就是：在李庄案中，重庆司法执法当局，严重违背了法律，甚至践踏了法律。这不是我的结论，而是根据大量网络分析文章包括李庄案两位优秀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词和起诉书，完全可以有理有据地得出的结论。在已经知道的事实面前，我认同这个结论。 三 好了，猛然惊醒，唱红的必然逻辑结果是什么？就是现在的李庄案。 利用完全控制的舆论先行造势，利用民众的积怨借机进行道德审判，民众拍手拥戴，然后痛下杀手。文革就是这么红红火火地搞起来的。打黑不能成为黑打，这个道理许多网友已经分析透切。我非常疑惑的是，为什么只能选择以“黑打”的方式来打黑呢？ 李庄这个案件发展到现在，我特别不赞同一些网友的妥协，甚至，我觉得高律师那样谦和也没必要。那些赞成妥协的人，其实是太善良了。这个典型的案件，无妥协可言，无退路可言。实际上，打黑以来的种种违法事实，已经在预示这个国家和社会未来的走向，是重返人治的假借民粹的政治运动的“文革”来治理国家呢，还是向前进步，逐步明确法治，严格执法，以推进这个社会向法治转型。从这一点看，的确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回到人治，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再一次回到动乱和极左专制之中，再一次回到鸦雀无声之中，人民将饱受摧残，前景一片黑暗；力行法治，我们国家才能走上政通人和、健康成长的坦途。以黑打来推进所谓的打黑，绝对是令中华民族堕入万劫不复深渊的末路！极左的殷鉴不远，我们要警惕。 蔑视法律，以为权力高于一切的人，最终会受到惩罚，我坚信这一点。因为这样的权力的傲慢和对权力的崇拜，完全否定了“一切权力来自人民”的宪法精神；无耻地塑像造神、为个人歌功颂德，也完全否定了《党章》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而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早就把“文革”钉上了“大浩劫”的耻辱柱，那些企图翻版文革的人，就是公然背叛决议——违背党纪国法，放肆践踏党的决议，怎么可能不受到惩罚！ 因此，我并不像很多网友那样，太多地看重李庄到底能否脱罪。李庄不能脱罪又如何，本来就没依循法治，李庄不能脱罪那不是辩护人的失败，也不是李庄的失败，那是其人治企图昭然于天下，那是他们违法胡作非为的彻底暴露。 四 突然从一篇报道中看到，某人自信地宣称“不怕左”。好在我记忆力还不很坏。记得小平先生92年南巡讲话里有一句：“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先生当时语重心长地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这个东西害死人哪，好端端的东西，一左，就全部毁坏了。 “不怕左”，我不知道这个“左”的内涵是什么。但从唱红，发红短信，运动式践踏法治的打黑来看，这个“左”与党的历史上的“左”没什么两样。 固然，当今社会腐败盛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要解决这些问题，依靠什么？是依靠唱红歌，是依靠煽动民粹仇富情绪，不问青红皂白地消灭有产阶级因而全体变成无产阶级？是依靠胡乱地“打土豪、分田地”，瓜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的钱财？是依靠不讲法治抓人判罪的“黑打”？显然不是！这些手段，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使用过，结果如何，是获得了社会进步还是退步，是富裕了人民还是赤贫了人民，是促进了文明还是孳长了愚昧与野蛮？这些，早就有历史事实给出了答案。 毋庸讳言，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又到了一个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头，如果我们走回头路，甚至拜人治之恶煞为治国之神圣，那么，从五七年反右、六六年文革等等以来，在人治极左社会钳制下痛苦呻吟的人民，在疯狂道德主义虚伪光环下野蛮践踏人权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历史，就必然重演。 请一些盲目的激愤的网友，冷静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的生活中黑社会猖獗，我们需要依靠什么来治理？我们只能依靠民主，只能依靠法治，只能依靠每一个人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包括我们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结社的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信仰的自由。如果非要我唱什么歌，我愿意为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歌唱，绝不愿意再去唱什么乌烟瘴气的“大救星”！ 自由、民主、法治、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国家未来正确发展之路，舍此别无选择。那些文革余孽，别做春秋美梦了，历史不会重演，人民不会再愿被愚弄。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2012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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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有福，有人不舒服
热度 13 ailincnj 2012-3-19 20:00
重庆有福，有人不舒服
　　本人《有感于“重庆人民有福了”》一文发表，得到了开博以来的最多评论，有些人不赞成我的观点，这很正常，必竟大多人没有开口。看看我以前的博文就知道，本人是推崇民主的普世价值。为了给那些挺薄同志的集中回答，我想有图有真相，结论由你们自己得出，我是不希望中国有个新皇帝，出个金太阳…… 　 　跟着书记，跟着党 红歌天天唱，向着红太阳 比一比，吓一跳 让我回到那年代，想起那首歌： 金色的太阳， 升起在东方， 光芒万丈， 东风万里， 鲜花开放， 红旗像大海洋。 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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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旁观者眼中的王立军
热度 6 蒋高明 2012-3-19 14:06
兼析重庆的敌人都是谁 (2012-03-19 13:39:38) 原文地址： 旁观者眼中的王立军————兼析重庆的敌人都是谁 作者： 冷眼向洋看世界 博主注：接友人函，特转发，内容可供参考。 旁观者眼中的王立军————兼析重庆的敌人都是谁 作者：白虎堂 写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 【注：本文作者曾有机会亲耳听取王立军对一系列问题的论述。】 一、 公安局长关注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一石激起千层浪 2011 年两会前夕，许多代表、委员都表达了对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两会期间， 3 月 9 日，王立军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 2011 年 3 月 11 日，王立军接受采访谈到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时说，“现在三代人守一个单亲链条。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我们这一代不考虑，下一代怎么办？” 王立军曾到一些幼儿园、福利院考察，见到很多残障儿童，非常震撼。这些受到伤害的孩子，至少 80% 以上与有毒食品有关。见到这些孩子，他们那种惨烈活着的场面让王立军震撼。当时主要是为了研究，但过程中王立军觉得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健康和民生更重要，所以把课题的研究成果总结上升为人代会的议案。 王立军认为，食品药品领域不安全的状况，已经成为现在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危害。经济形势不好，五年十年可以调整；社会秩序不好，也可以通过法律、行政和体制的办法调整， 但食品药品不安全造成的健康危害，会伤害一代人，如果破坏了遗传基因，还会祸及子孙，用百年的时间都不足以弥补。 正是因为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这个主管治安问题的公安局长，投身到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研究。 王立军议案的中心内容是“严刑峻法杀无赦、倾家荡产一场空”。议案中提到，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主观方面是放任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致人死亡、重伤的犯罪，直接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对因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不得适用缓刑、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此外，上百万元罚金的制度设置，也让其再无犯罪的经济能力。 该议案的核心是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犯罪严密法网，加大刑事调整力度，改进罚金刑的处罚方式，大幅提高罚金刑幅度，对最具社会危害性、主观极为恶劣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无期徒刑等刑罚，并禁用减刑、假释。对于一些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创设了 10 个新罪名予以规制。 同时，处以巨额罚金，剥夺其所有非法所得及再犯能力。通过并处罚金、加处罚金、无上限罚金等技术方式，加大罚金力度，个别犯罪的罚金刑起刑点为 200 万元。 特别是不安全食品、药品致死罪，使存在严重业务过失或者严重疏于管理的相关违法人员，也对其致死行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对相关产业的违法行为起到强烈的震慑效果。 王立军表示，严刑峻法的目的在于，让在食品、药品领域的犯罪者，无力再犯。“现在要阻止食品、药品违法这种强大惯性，只有依赖更为严格的惩处措施”。 王立军说，现在，触目惊心的有毒食品充斥百姓的餐桌：瘦肉精、毒奶粉、地沟油、陈化粮、毒豇豆……“现在有谁敢说自己和家人没有吃过这类东西？”“这严重弱化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弱化了社会的制衡力，严重弱化了老百姓的安全感。在这种状况下，社会稳定都会面临很大挑战。” 王立军认为，正是因为法律存在盲区，人们对这些危害无可奈何，只能生活在一个高危的食物链条和医疗链条当中。 与此同时，无法忽视的还有地方利益、行政保护、地方保护主义等，这些都在制约对食品药品犯罪的打击。 “这种包含多种利益的巨大惯性很难让其停下。”王立军举例说，“就像贩毒一样，人人都知道会判死刑，但是它巨大的诱惑力还是会让人铤而走险。” “所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采用制定特别刑法的形式，以严密而细致的罪名设计，有效遏制该领域的犯罪行为。”王立军说。 王立军不仅提出了议案，更重要的是， 王立军对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的违法行动已经开始重拳出击了 ！ 2011 年 4 月 26 日，重庆市公安局宣布，将集约刑警、经侦、治安、网监等警种上万名警力，集中开展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百日专项行动，像打黑除恶一样打好此次专项攻坚战，并将长期保持对此类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这说明重庆警方在取得打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成果后，又要“移师”食品药品领域，挟打黑除恶雄风，把打黑除恶的宝贵经验，复制到对食品药品领域犯罪行为的打击。这样的决定和决心，使重庆再次走在了全国前列，其结果必将对重庆乃至全国的食品药品市场秩序和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当有些地方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展现“不归我管”态度的时候，重庆市公安局又谋划开展打击食品药品犯罪。重庆警方似乎总是能够抢得“先机”，从中展现出来的工作主动性和责任心，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决心，令人刮目相看。 二、 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 2011 年 10 月 11 日，重庆市公安局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侦查总队透露，因涉销售假冒“绿色猪肉”，沃尔玛在渝 13 家门店被当地工商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15 天。沃尔玛超市多家在渝分店涉嫌用普通猪肉假冒“绿色食品”猪肉销售，被重庆警方查处，已有 37 名涉案人员被抓获，其中 25 人被刑拘、 2 人被执行逮捕。 　　重庆警方查明，自 2010 年 1 月以来，沃尔玛多家在渝分店以普通猪肉冒充“绿色食品”猪肉对外销售，共计销售涉嫌假冒“绿色食品”猪肉 6 万余公斤，涉案销售金额 190 余万元人民币。 　　重庆警方称，根据侦查情况，沃尔玛在渝分店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截至目前，警方已抓获涉案人员 37 人，其中逮捕 2 人、刑事拘留 25 人、监视居住 7 人、取保候审 3 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重庆官方消息称，自沃尔玛 2006 年入渝以来，因销售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虚假宣传等行为，已被工商部门处罚过 21 次。沃尔玛在渝的 10 家分店被责令停业整顿。 2011 年 10 月 21 日，沃尔玛全球副总裁贝思哲先生专程来渝，与市长黄奇帆会面，就假冒“绿色猪肉”事件向重庆的广大顾客诚恳道歉。贝思哲说， 沃尔玛对假冒“绿色猪肉”事件给客户造成的影响及给工商、公安等部门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沃尔玛将通过整改，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 跨国公司向中国一个地方政府道歉，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如果不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极其罕见的一次。 王立军领导下的重庆市公安局，依法查处了沃尔玛，抓获 37 人，这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概真的是第一次。 那么，沃尔玛是何方神圣呢？沃尔玛是一家美国的世界性连锁企业，以营业额计算为全球最大的公司，其控股人为沃尔顿家族，总部位于美国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 沃尔玛主要涉足零售业，是世界上雇员最多的企业，连续三年在美国《财富》杂志全球 500 强企业中居首。 作为世界首富，沃尔玛集团每年的收益比很多小国中央政府一年的财税收入还要多，这样的财团横行世界，而国内这些年来各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的政绩早就把这些本身就牛气冲天的跨国财团给惯的更加不可一世了。 除了重庆，这些年来谁听说过沃尔玛在国内其他地方被查处的？ 难道沃尔玛就仅仅在重庆造假？用脚趾头算一算都可以知道，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其他地方政府面对这类造假行为，为了 GDP 指标可能早就视而不见了，没吃死人就不是大事，真要吃死了人也不会去追究沃尔玛，借口多的是，超市毕竟是个中间环节。 但是重庆警局在王立军领导下，竟然对沃尔玛依法查处了！ 如果这次王立军成功了，那其他地方政府也要这么干，沃尔玛得损失多少？ 面对蓬勃崛起的国内其他超市集团来说，沃尔玛输不起在华业务，更重要的是，面对欧美等国金融危机而惶惶不可终日的跨国财团来说，稳定的中国经济市场谁也输不起。 重庆市和王立军对跨国财团的强硬态度和对其违法行为依法惩处的手段让他们愤怒，对于沃尔玛的大老板，对于华尔街的大佬们，对于美国资本豢养的美国政界代理人而言，对于国内的洋奴买办和卖国贼们来说，重庆市和王立军的行为堪称“是可忍，孰不可忍”。 华尔街的老板和国内洋奴买办们会咽下这口气么？ 三、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很少有人意识到，王立军的上述行动，将会给自己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在 2011 年两会之前，王立军的敌人主要集中在国内。但是，当王立军 2011 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公开指出 “我们变相地成了国外一些生物制剂的试验品。这是在用人的生命作代价啊！” 之后，尤其在 王立军依法查处美国沃尔玛下属企业 之后 ，王立军的敌人已经扩大到境外势力了。 那么，王立军是否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了呢？他是无意识为之，还是有意识为之呢？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重庆召开的“转基因技术与人类安全”国际研讨会上，王立军在点评会议代表发言和回答问题的时候，谈到了如下问题： （ 1 ）作为前线总指挥，作为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参加了 2005 年扑灭当地禽流感的战斗。王立军描述了这场战斗的恐怖场面，不亚于一场生物战争。 王立军更指出，这场禽流感的源头竟然是疫苗生产厂。 （ 2 ）王立军明确指出， 反对转基因商业化的斗争，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他并表示了反转人士的敬意。 （ 3 ）王立军在回应外国专家关于把重庆建设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无转基因城市”的提议时说，尽管重庆不是第一个“无转基因城市”， 但重庆有信心成为全中国第一个治理转基因危害的城市。 （ 4 ）韩国前农业部长金成勋教授在发言中明确提出，提到国防，并非只和穿军装拿武器的军人有关， 粮食生产和农业也是国防 。金成勋教授在总结发言时动感情地说“ 中国一定不要投降 ”（ China cannot surrender! ） , 因为如果中国顶不住转基因巨头进攻的话，那么韩国等亚洲其他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就失去了最后的希望。王立军认真听取了金成勋教授的发言并做了点评。 （ 5 ）王立军谈到， 被美军占领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粮食被强迫转基因化 ，数十年后，这两个国家人民的身体健康将被毁掉，前景十分悲惨。 （ 6 ）王立军在研讨会总结发言时表示，虽然参会人数不多，但是意义重大， 这次会议必将被历史所铭记 。 2011 年 12 月 3 日下午，在“医学与社会 2011 重庆峰会”和“转基因技术与人类安全研讨会”会议期间，王立军应邀向与会专家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 在历时近 3 小时的学术报告中，王立军不仅谈到了国内问题，更以相当篇幅谈到了国际政治问题，给人以深刻印象。 （ 1 ）谈及食品、药品的当下危害和未来危机，王立军一针见血：食品、药品安全关系到国民的身体健康和国家经济贸易的健康发展，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是一个高度的政治性问题，食品、药品安全与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息息相关。 （ 2 ）王立军充满同情地告诉我们， “ 由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舞蹈千手观音给人们震撼，参加这个舞蹈表演的全部都是聋哑演员。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些聋哑演员中，绝大大部分都是由药物导致的耳聋。 千手观音 21 位演员中 18 位因药致聋 ！” （ 3 ）王立军还告诉我们，由于担心误食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而造成兴奋剂阳性，天津柔道队自办养猪场。运动队的食品安全都没有保证了，老百姓吃的东西怎么办？ （ 4 ）对于抵制转基因食品的危害，王立军将其喻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作为当下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将不懈努力，把这项工作做深、做透。 这一表态引起现场听众热烈的掌声！ 　　（ 5 ）王立军指出，自然界的危机是自然界客观发展的规律，是世人所面对的，我们正在面对之中；政治危机也十分复杂； 但是更大的危机，是共济会。共济会才是“看不见的手” ──它策划了战争与革命，推动一些国家走向繁荣，驱使另一些国家走向崩溃。 （ 6 ）王立军尖锐指出， 美国政府“翻脸比翻书还快” ，并以李承晚、戈尔巴乔夫、拉登、萨达姆、卡扎菲等为实例，论证了“ 谁和美国拥抱，谁就会很快死掉 ”。 （ 7 ）王立军指出 比尔·盖茨是继希特勒之后又一个杀人犯，并介绍了与比尔·盖茨过招的精彩过程， 比尔·盖茨来华高调劝捐并享受座上宾的待遇，在一次公开演讲的场合，王立军派人给比尔·盖茨递了一个纸条，内容是比尔·盖茨关于用疫苗降低世界人口的问题，比尔·盖茨顿时语塞变色，情绪失控达数十秒。 （ 8 ）王立军对电子技术和电子战进行了精彩解读，具体指出无人机的弱点， 预告了无人机在对方纵深被电子接管和俘获的场景 。（仅仅 5 天后，伊朗即宣布成功俘获美军一架无人机，王立军预言之准确令人震惊！） 综合 12 月 2 日、 3 日两天王立军讲话中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到， 王立军不仅是一个出色的刑警和刑事鉴定专家，而且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有准确和敏锐的把握。王立军对国内政治经济十分熟悉，对国际政治也相当了解，对国际关系有深入的洞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王立军完全打破了国内主流官员学者对美国、对比尔·盖茨的盲目迷信，看透了其本质。 王立军对普通百姓的感情，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美国的清醒认识，以及对美国转基因战略的深刻洞察，是留给与会者的最深印象！ 对于疯狂推广转基因商业化的利益集团来说，王立军的横空出现，绝对将成为致命一击！ 转基因利益集团的基本手段，不外乎挟洋自重（用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国际机构尤其是世界卫生组织来欺骗国人）、以技术权威自居而剥夺质疑者的话语权、以媒体控制来给大众洗脑。 但是，王立军的出击将使转基因利益集团的全部手段失效——王立军已经指出了国际组织的虚伪，指出了比尔·盖茨的伪善，更为关键的是，王立军本人是刑事鉴定技术专家，他的团队中既有刑警和法医，更有军事医学专家， 这些人对转基因技术危害的揭露，相比于农业部的所谓专家们，具有压倒性的技术优势 ，在中央领导和全国人民面前，具有一锤定音的决定性力量！ 如果出现这一幕， 将使美国苦心经营逾 20 年的用转基因套牢中国的战略布局彻底破产，将使国际国内转基因利益集团遭受致命性的打击 ，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下子不仅赢得国内民心，同时也赢得整个第三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尊重。 这一幕，是美国战略设计者们和以共济会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所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因此， 他们必然采取一切手段来中断王立军团队的事业 。而他们在中国内部，已经安插了足够多的代理人，更通过数十年的意识形态渗透对许多人实现了洗脑和控制——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国内公共知识分子热衷造谣传谣，甚至一度如过节般狂欢，恰恰证明了是谁在急切地希望王立军倒掉！ 四、 人民爱英雄，恶魔恨英雄 当王立军关注转基因问题的时候，当王立军关注共济会的时候，当王立军关注比尔·盖茨的时候，王立军已经看穿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整体布局，王立军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中美两国战略博弈隐形战争的最前线，成为国际资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绝对是风口浪尖，刀口刃尖！这是中美世纪决战的最前哨！ 王立军无疑是一个英雄。在今天这个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被嘲笑，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被解构的时代，王立军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更承载了人民群众对英雄人格的呼唤。 正如 2012 年 3 月 9 日薄熙来所说的那样，“王立军 “ 打黑英雄 ” 的称号是群众给的。不是市委市政府给的。给称号是人民群众的自由。” 凡是英雄，一定有敌人。那么，王立军有没有敌人呢？ 王立军是中国公安战线仅有的几位还活着的一级英模之一，身上有 20 多处伤。早在东北期间他就是公安系统出了名的 “ 打黑局长 ” ，黑社会曾出价 500 万买其人头，并派杀手半路打黑枪。因做事很有个性、执法不讲情面，他曾被同僚排挤、诬告，多次接受调查，甚至当过 18 个月的被告。从 2009 年 6 月起，在王立军的带领下，重庆警方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打掉了黑恶团伙近 300 个，抓获约 3000 名涉黑嫌犯，一大批黑恶势力的 “ 保护伞 ” 被关进大牢。——这些人对王立军会心存感激么？下面附表列举了对王立军怀有刻骨仇恨的各种势力。（当然，针对王立军的许多动作，真正的目标是重庆市委市政府所推行的政策。） 附表 王立军所面临的敌人及相应威胁程度 序号 敌对力量 对王立军（以及重庆市）造成威胁的能量 暴力 组织能力 经济实力 舆论能力 技术手段 政治实力 1 零散犯罪分子 ★ 2 黑社会 ★★ ★★ ★ ★ ★ 3 已经暴露的黑社会保护伞 ★ ★ 4 未暴露的黑社会保护伞 ★ ★★★ ★ ★★★ ★ 5 食品药品犯罪分子及地方保护主义势力 ★★★ ★★ ★★★ ★ ★★ 6 国内转基因利益集团 ★★★ ★★★ ★★★★ ★ ★★★ 7 沃尔玛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在华买办及美国的后台老板 ★ ★★ ★★★ ★★ ★ ★★★ 8 重庆的国内政治对手（贪腐分子和卖国分子组成的利益集团） ★★★★ ★★★★ ★★★★ ★★ ★★★★ 9 比尔·盖茨和共济会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及反华势力 ★★★ ★★★★★ ★★★★★ ★★★★★ ★★★★★（含心理战和特种战） ★★★★★ 从上表不难看到王立军所面临的敌对势力有多么强大，其中前 4 类主要涉及个人私仇和小团体私利；第 5 类涉及到了地方利益，第 6 类涉及到了巨大的行业利益，而这种行业利益又有着外国资本和美国国家战略的影子；第 7 类已经能够对王立军及重庆市构成实际的威胁，第 8 类又甚于第 7 类，第 9 类则是集中了整个国际垄断资本的全方位力量。 尤其要警惕和重视的是，第 6 、 7 、 8 、 9 类敌人勾结在一起，会形成巨大的能量 。 如果王立军所在的团队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防范，敌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找下手的机会，并且绝对会不择手段下毒手。 以王立军的刑警生涯所积累的经验，应不难察觉到所面临的危险。所以，“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绝对不是抽象的托词。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不管是英雄还是偶像，作为一个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完美，之所以这个不完美的人会成为英雄或偶像，那是因为他在某一时间、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超出常人的牺牲精神与贡献精神，犹如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照亮那片灰暗的天空，给人们带来希望与光明。如果有人一定要拿完美的标准来进行衡量，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人民群众有理由问一句，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或东西是完美的？又有哪个人敢说自己比重庆更干净？ 五、 弹冠相庆为哪般？ 作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证据，我们注意到，在王立军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著名门户网站腾讯网 2012 年 2 月 10 日在首页推出“今日话题”——“共济会是操控世界的黑手吗”， 该专题公开对王立军进行嘲讽，影射王立军对于共济会和转基因的揭露乃是相信了地摊文学 。 王立军是全民瞩目的打黑英雄，副部级领导干部，在组织上调查还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腾讯网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落井下石， 准确地抓住王立军揭露共济会和转基因这一事关重大但并未大范围宣传的关键情节对王立军进行嘲讽和妖魔化 ，很难说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跳的最欢的，是亲美派的自由知识分子和境外反共势力；蹦的最高的，是腾讯网在转基因问题和共济会问题上对王立军的嘲笑；内心最为得意的，是转基因利益集团；最为深藏不露的，是美国战略情报机构！ 这很好地印证了薄熙来所说的“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也生动地证明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深刻论断：“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思想文化领域是他们进行长期渗透的重点领域。我们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警钟长鸣、警惕长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应对。” 六、 结束语 作为旁观者，我不知道真相，更不知道细节，也许真相已经被遮蔽————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最想让王立军倒下的，正是本文表格中所列举的那些势力，那些中国人民的敌人，那些中国共产党的敌人——刑事犯罪分子、黑社会、黑社会的保护伞、食品药品犯罪分子及地方保护主义势力、国内转基因利益集团、跨国资本、贪腐分子和卖国分子所组成的利益集团、以比尔•盖茨所在的共济会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反华势力与美国战略设计和执行机构及其在华代理人！ 一个案件发生了，从刑侦破案的角度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最期待案件的发生， 谁最有作案动机 ? 如此看去，真相已然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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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在人人表态
热度 10 xupeiyang 2012-3-18 21:38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定和要求上来。 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坚决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各区县（自治县）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以张德江同志为班长的重庆市委领导下。。。。。。 重庆警备区 市委办公厅 市级机关 财政税收 农业农村 民生保障等系统 。。。。。。 万州区、涪陵区、黔江区、渝中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潼南县、铜梁县、荣昌县、璧山县、梁平县干部职工表示 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北碚区、城口县、丰都县、垫江县、武隆县干部职工表示 綦江区、大足区、渝北区、忠县、开县、云阳县干部职工表示 巴南区、长寿区、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干部职工表示 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南川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干部职工表示 这方面，文革过来的人都知道的。
个人分类: 社会文化|2093 次阅读|9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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