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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文学翻译大家——巴蜀译翁杨武能》序言和目录: gaoguanzhong 2019-1-19 17:56; 照片：新书立体封面照片：新书封面设计作者高关中（德国汉堡）2019/1/19 序言 2015 年秋，有一天文友杨悦发来电子邮件，说她父亲邀请我到重庆参加“杨武能著译文献馆开馆仪式”。这让我想起与杨武能教授的首次接触，那是在 2013 年，我亲眼目睹了在德国魏玛举行的隆重授奖仪式，歌德学会把歌德金质奖章授予杨武能教授。这在中国德语界是第一次，是对杨教授几十年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把全副精力献给翻译事业的最高奖励。当时我采访了杨教授，写出报道“ 译坛巨匠荣获歌德金质奖章——杨武能教授传奇 ”，引起了国内外不小的反响。通过采访，我对杨老的事迹有了一定了解，非常敬佩这位 “德语界的傅雷”。于是我立即回复杨悦文友，一定参加杨武能著译文献馆的开馆盛会。我自己主要是搞史地写作的，重点放在各地风土和人物传记， 2014 年底刚刚出版了《写在旅居欧洲时——三十位欧华作家的生命历程》，后来又出版了《大风之歌—— 38 位牵动台湾历史的时代巨擘》。我想，根据杨老的成就造诣和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完全够格给他单独写一本传记。我采访过杨老，对他的人生轨迹和成就有一定的了解；自己在德国生活 30 多年，懂德语，写过《今日汉堡》、《德国风土大观》和《德国精神》，对德国各方面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又写过传记类作品，并经常为华文报章采访报道，这些都是做传的有利条件。于是毛遂自荐，最后得到了杨老的首肯。他说，原来国内有作家，有意写他的传记，但因为不懂德语，对德国了解有限，没有答应，这次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这样，金秋时节来到重庆参加杨武能著译文献馆开馆活动的时候，我就把写传记的任务放在心上，除了写报道外，还两次仔细参观了文献馆，把大量第一手资料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开馆仪式后，蒙杨老祖籍武隆县邀请，考察游览，寻找杨老的“根”，又搜集到大量材料。杨老的弟弟杨武华赠送我一本家史《杨氏家风》，又蒙杨老赠送《薪火·桃李集》和《感受德意志》、《译翁诗草》，后来还收到了杨悦寄来的《圆梦初记》。加上我手头已有的杨译作品集《德语文学精品》，以及杨武能主编的《德语国家中篇小说选》（上下集）和他选编的《海涅抒情诗选》等书籍资料，就开始了工作。其间又参考了杨悦姐妹收藏的《杨武能译文集》 11 卷及其它译著，以及《三叶集》、新版《走近歌德》和《德语文学大花园》等杨老著作，使写作得以顺利进行。 2015 年 10 月份开始我就开始阅读相关材料，仔细进行梳理，经过反复思考，并不时与杨老、杨悦通话，微信联系，进行沟通，多次讨论， 12 月份基本敲定传记的框架。最后确定把传记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谈人生，一部分讲劳绩，也就是成就。全书细分为 19 章。人生部分以杨老所说他的人生 6 阶段为基础，即南大本科、川外任教、社科院研究生、德国访学、川外副院长、川大博导；前加上家世童年，后补师友、家庭和人生回眸，分为 10 章。劳绩部分从第 11 章起，把杨老对歌德的译介研究放在头一章，这是他一生最突出的成果。其次是扬老对 Novelle 的推介，他在中国有率先推介之劳绩。接着介绍杨老对海涅等人的诗作、对《格林童话》，对以《魔山》为代表的德国现代文学的译介。这样总共分五章来介绍他的翻译成就，这是杨老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事业重点。然后把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成就、在翻译理论和比较文学方面的建树分别列为三章，最后再用一章总括杨老的辉煌成就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历史地位。书末还有附录，包括杨老在德国获奖时德华媒体的报道，全文在国内难以见到，因此收录在内，末尾是杨老的著译目录、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目录、简历和年表等。具体化为目录的框架得到杨老的首肯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书得以杀青。有了初稿后，杨老又安排我到重庆、成都进行采访，并建立了微信 “采访”群，以便我与相关人员联系，并发来了他多年来与学者名流的通信扫描照片。感谢杨老各位亲朋好友、弟子们的热情帮助，得以进一步充实传记的内容。笔者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对杨老所经历的事件，当时的环境、背景，也略加叙述，这样便于年轻一代阅读与理解。书名《德语文学翻译大家巴蜀译翁杨武能》有德语文学四字，因此对杨老所翻译过的作品，对原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在德语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有意着墨，较细地加以介绍。杨老是翻译大家，就要重点叙述其翻译成就，对杨老翻译事业的经验，如有系统，抓重点，非经典不译，如抓住恰当时机发表论文和作品，紧抓翻译不放松，靠成果说话，等等，都予以详细的叙述。希望给后来者以启迪。笔者力求使本书具有可读性，生动性和知识性。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对杨老的人生及其翻译事业的成就得到较全面、较深入的了解；也可增加一些对国内德语界、翻译界、学术界、出版界、高校和研究机构，对德国的情况，特别是对德语文学和名家情况的了解，以开阔眼界。特别要感谢杨老，在关键问题上的点拨，在内容上的回忆增补，对文字的亲自审核；感谢杨悦、杨熹姐妹和杨武华先生，提供了大量书籍资料和鲜活的材料。还要感谢顾正祥教授、熊辉教授等学者，以及杨老的师友们、同学们、学生们，在各方面所给与的热情帮助。最后要说明一下，尽管笔者各地采访、梳理材料，认真写作，书中难免还有不足乃至谬误之处，这些完全由笔者本人负责。本书首先在欧洲“布拉格文艺书局”出版，印数只有几百册。作者有意把此书作为“征求意见稿”，先在小范围发行，给大家，特别是杨老的亲友、同好、弟子们，拿出一个供讨论的底本。希望经过充实内容，精心打磨后能在国内出版。事实上，杨老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是标杆式的人物，新近又荣获中国翻译界的最高荣誉奖项——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像这样的翻译大家，一本传记太少，希望本书的出版，抛砖引玉，能够引起各方面更大的兴趣和重视，从而出现更多有关杨老的传记和研究作品。高关中， 2018 年 11 月 21 日于德国汉堡目录序言引子，从杨武能著译文献馆隆重开馆说起第一章家乡和青少年时代 1.1 、祖籍武隆：今旅游胜地，昔穷乡僻壤 1.2 、祖辈筚路蓝缕，从武隆到重庆 1.3 、平凡而出色的父母 1.4 、自幼聪颖上学早 1.5 、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成长 1.6 、高中立志向，要做翻译家第二章就读南京大学 2.1 、从西南俄专转南大 2.2 、著名学府南京大学 2.3 、德语教育重镇 2.4 、那些年，想好好学习也不容易 2.5 、图书管理员竟是 “中国研究日耳曼学的元老” 陈铨 2.6 、师从叶逢植，课余搞翻译 2.7 、提高文学修养，走上译研结合路 2.8 、小三姐舒雨 2.9 、南大以杨武能为杰出校友第三章任教四川外院 3.1 、俄专升格川外 3.2 、走上川外讲坛 3.3 、《世界文学》与李文俊张佩芬夫妇 3.4 、文革袭来 3.5 、重逢叶逢植，又做翻译梦第四章社科院研究生院 4.1 、负笈北上，大龄考生跃龙门 4.2 、社科院办研究生院 4.3 、“黄埔一期” 4.4 、绿原力挺，主编主译《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 4.5 、研究生就译书多本 4.6 、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写条目 4.7 、活跃在北京文化圈 4.8 、供职“翰林院” 4.9 、抓住时机写歌德第五章感受德国 5.1 、初登国际学术讲坛 5.2 、初到德国的震撼 5.3 、海大的访问学者，热心的德博教授 5.4 、洪堡基金会伴终身 5.5 、多次在德研修，主攻歌德研究 5.6 、在欧亚美多国参加国际日耳曼学会世界大会第六章担任川外副院长 6.1 、“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研讨会 6.2 、发掘卫礼贤，在川外创立国外中国学研究所 6.3 、改版川外学报 6.4 、学院升格四川外国语大学 6.5 、藏书赠母校，创办歌德研究所第七章在四川大学当博导 7.1 、调入百年学府川大 7.2 、创办欧洲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7.3 、埋头译歌德，硕果何其多 7.4 、译协作协挑重担，马识途成忘年交 7.5 、老树发新枝，培养比较文学博士生 7.6 、弟子们谈恩师 7.7 、受聘西南交大，领衔国家社科基金大项目第八章师友情浓 8.1 、学贯中西的导师冯至 8.2 、南方的德语界宗师——张威廉教授 8.3 、文化昆仑钱钟书 8.4 、博学大师季羡林 8.5 、与作家王蒙的来往 8.6 、外交家翻译家戈宝权 8.7 、北大德语系教授严宝瑜 8.8 、民间翻译家钱春绮传奇 8.9 、译坛双璧，傅惟慈和董乐山 8.10 、自学成才的翻译家——刘荣跃 8.11 、民间藏书家，友情故事多——王新川 8.12 、惺惺相惜——德华学者顾正祥第九章杨家亲情 9.1 、贤妻良母——夫人王荫祺副教授 9.2 、事业有成写作忙——大女儿杨悦 9.3 、经济工程师——小女儿杨熹 9.4 、《杨氏家风》——兴旺的家族第十章回眸人生 10.1 、弟子贺恩师与《薪火·桃李集》 10.2 、六阶段三飞跃，圆了自己的中国梦 10.3 、译翁的人生感悟第十一章歌德译介研究为重点 11.1 、歌德：世界级大文豪和思想家 11.2 、歌德在中国的传播：第一代郭沫若，第二代冯至 11.3 、歌德研究的第三代：杨武能阶段 11.4 、《少年维特的烦恼》，新译印数过百万 11.5 、新译博大精深的巨著《浮士德》 11.6 、独立译成４卷《歌德精品集》，抒情诗及其他 11.7 、主编《歌德文集》 14 卷 11.8 、歌德研究成果丰硕 11.9 、剧作家席勒与杨译《阴谋与爱情》 11.10 、德语文学的奠基者莱辛和《莱辛寓言》第十二章率先引进 Novellistik 理论，系统译介德语 Novelle 12.1 、 NoveIIe ——德语文学多姿多彩的奇葩 12.2 、编选《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和《德语国家中篇小说选》 12.3 、志异小说作家霍夫曼与《赌运》 12.4 、 Novelle 的真正奠基者克莱斯特及其小说 12.5 、《施笃姆诗意小说选》和《茵梦湖》 12.6 、“写中短篇小说的莎士比亚”——凯勒 12.7 、迈耶尔历史小说选《护身符》 12.8 、海泽对 NoveIIe 的贡献第十三章译介海涅抒情诗 13.1 、德国抒情诗与汉译 13.2 、大诗人海涅和诗作 13.3 、翻译海涅抒情诗，主编海涅精选集 13.4 、《里尔克抒情诗选》第十四章杨译《格林童话全集》 14.1 、格林兄弟与童话之路 14.2 、“译林” 李景端，诚邀译童话 14.3 、最全的格林童话译本有特色 14.4 、艺术童话《豪夫童话全集》 14.5 、翻译更多的童话第十五章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翻译 15.1 、盘点德语诺文奖 15.2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 15.3 、刘硕良约稿译《魔山》： 20 年翻译记 15.4 、诺奖得主海泽与《特雷庇姑娘》 15.5 、诺奖得主黑塞与《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第十六章不忘作家梦 16.1 、文学翻译之路：《圆梦初记》和《译海逐梦录》 16.2 、用东方的眼和心《感受德意志》 16.3 、向文学爱好者展示《德语文学大花园》 16.4 、歌德诗传：《野玫瑰—— 歌德抒情诗咀华》 16.5 、开比较文学先河之作：《歌德与中国》 16.6 、研究歌德的学术名著《走近歌德》 16.7 、德语文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的研究结晶：《三叶集》第十七章翻译实践出理论 17.1 、 “译者主体说” ，翻译家是文学翻译的中心和主体 17.2 、翻译家、作家、学者“三位一体说” 17.3 、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 17.4 、文学翻译评价标准：“美玉与蜡泥” 17.5 、关于复译的看法第十八章开比较文学之先河 18.1 、比较文学： “影响研究 ” 与 “ 平行研究” 18.2 、 “影响研究 ”的范例：《歌德与中国》和《 Goethe in China 》 18.3 、“ 平行研究” ：首提“德语文学是思想者的文学” 第十九章翻译成就和历史地位 19.1 、德译界的傅雷：从 11 卷《杨武能译文集》迈向 20 卷精品集 19.2 、杨武能的翻译和学术成就 19.3 、在中国翻译史上有显著地位 19.4 、唯一荣获德国三大奖项的中国学者 19.5 、华夏译界第一馆：杨武能著译文献馆附录 1 、译坛巨匠荣获歌德金质奖章——杨武能教授传奇 2 、杨武能著译目录 3 、在国内外核心或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目录 4 、杨武能简历 5 、杨武能生平及著译年表; 个人分类: 人生旅途|390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信达雅：关于文学翻译的对话: 热度 1 xueshuhui 2016-3-17 11:51; 　访谈嘉宾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英美文学学者　　黑马 10卷本《劳伦斯文集》译者、作家　　刘锋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译林出版社总编辑　　有学者说得好,文学翻译无疑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但这种创造性必须以丰富的学养、认真的态度为基础,不然的话,就很有可能被滥用,成为众多糟糕和错误翻译的借口和托词。前些日子,由于冯唐翻译的泰戈尔作品《飞鸟集》所引发的争议及下架事件,使得平日里寂寞的文学翻译,一时成了大众关注的热点。　　借此契机,本报特邀陆建德、黑马、刘锋这三位有过翻译实践的学者,对当下文学翻译的现状发表了各自的意见。所见或有不同,但他们的这份关切还是有价值的。　　冯译《飞鸟集》:遗憾的“出格” 　　《中国社会科学报》:前一阵子,中国翻译界有件事比较夺人眼球,就是冯唐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引起争议。诸位对此怎么看? 　　黑马:翻译的基本原理,就是在目的语里找到所翻译的外语的对应词汇和表述方式,如在不同情况下可把house翻译成房子、屋子、住房、住宅等,但怎么也不能说成是与房无关的任何东西。作为一个名人,冯唐歪曲了翻译的根本意思。把面具说成是裤裆那是对泰戈尔的玷污,同时也是对翻译这个职业的玷污。仅凭媒体列举出来的所谓翻译诗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小说销量很大、粉丝无数的人在任性胡闹。所以我就很不屑参加这场“争议”,因为这种争议是没有逻辑和根据的,就不该有什么“争议”,有争议反倒说明没了是非。当我们在说翻译时,谈论的对象其实根本就不是翻译,这是件荒谬而又荒诞的事。　　刘锋:首先声明,对冯唐以“裤裆”译英译泰戈尔mask的过格做法,深表惋惜,极不赞成。不过,我觉得现在并不是从学术角度讨论冯唐译《飞鸟集》的理想时机。冯唐的“骚”笔,着实惊了世界,以致人们无法冷静下来,去体察他“出格”的译笔下原来也藏着许多“用心”。也许,5年10年以后回头看冯译,会理性些,更容易看出他的诸多追求,承认他甚至也有超越前辈译家的地方。但眼下,他很难得到这个机会,所以说惋惜。《飞鸟集》译者冯唐,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凭借不俗的中英文功底,刻意耍酷。有些酷,耍得太出格,不仅激怒了一些读者和同行,客观上多少也遮蔽了泰戈尔(至少英文里的泰戈尔)那份柳丝般的清丽。　　陆建德:关于冯唐译《飞鸟集》,曾有媒体打电话来让我发表意见。对我来说,评价此事比较困难,因为我对他的英文水平不是很清楚。假定他的英文水平很高,译作又如此夺人眼球,就更不想说什么了。文学翻译没有统一的标准,靠的多是大家的感觉。但无形中有一些规矩,偏差也不会太大,所以太出格的翻译大家不能接受。现在中国社会有一种戾气,或者说是痞子气,有时候也会反映到翻译中来。有些词肯定是可以用的,但在自己家里和公共领域还是有差别的。遇到这种情况,最好还是不予置评,敬而远之。　怎样理解“信、达、雅”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让我们现在真正回到文学翻译的正题上来。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现在,绝大多数人读的都不是原版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因此译作的好坏至关重要。可以说,优秀的译作引导读者,糟糕的译作误导读者。那么什么才是好的译作呢?清末启蒙思想家,也是翻译大家的严复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刘锋:“信、达、雅”一直是翻译界最能获得广泛接受的标准。这个标准,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信,强调的是说了什么,是内容;达,强调的是要用能让人明了的表达传达所说的内容,是起码的要求;雅,强调的是怎么说,是风格,是高级的要求。过去,关于“雅”,发生过一些争论,甚至有人主张取消“雅”,主要是因为过于执着于“雅”的狭义。　　黑马:这三个字,首要的是信,也是根本。就是对原文的忠实与贴切。有了信,达才可能,也就是句子和行文通畅明了,读起来自然流畅如母语。至于雅,就因人因作品的格调而异。原作雅,译文自然要雅;原作充斥着俚俗,译文就不能为了雅而改变其俗。这说到底还是个信的问题。估计严复当年要求做到“雅”还是指翻译那些格调高的散文和诗歌作品,指的是文字总体上要符合规范吧。而小说要写世间万象,各色人等,就不能一味地雅,否则也是对原作的背叛。比如杨绛胞妹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就是极好的的例子。萨克雷的尖酸刻薄如此传神,18世纪伦敦小市民的恶俗语言如此逼真,我当时就是当中国人写的英国社会小说读的。如果这样的小说里没有俚俗,只顾文字高雅,就背离了原著,不能算是好的翻译作品,甚至是失败的作品。译者应该像个性格演员,有高超的模仿能力,如同写中文小说一样,写到什么人什么情境就该用符合那个时空和人物性格的语言,该破口大骂时绝不能吴侬软语,该之乎者也时绝不能有俗语夹杂其中。这就是信和达。　　陆建德:“雅”是中国士大夫的习惯。有时候我们读古人书信,会觉得“雅”是礼的一部分,两者是分不开的。英语写作强调逻辑性和清楚的表述,在此基础上如果能有比较细腻的感情,有更严密的思维,有幽默感,当然更好,不会去刻意求“雅”。钱锺书先生说得好:“翻译的最高境界是让原作‘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清末民初,那“富于弹性的文言”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严复生活的清末民初,西方文学作品及社会科学著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当时译者采取的是什么样的翻译策略? 　　陆建德:严复和另一位福建人林纾(即林琴南)都是大翻译家,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说。他俩也是好朋友。鉴于晚晴时期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加深,他们都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文化来启发民智,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在选择文本上,自然也服务于此目的。林纾第一部翻译作品是大仲马的《茶花女》,译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1898年首次出版),效果就特别好。为最大限度地避免读者的阅读障碍,也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发,他没有全文照译,而是适当增词、删减或改写,在内容上有所取舍。在林纾和严复的时代,中西两种语言的差别特别大,用什么词汇来翻译西方文学作品是个问题。林译用一种“自由式古文”,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富于弹性的文言”,描绘了茶花女的生活和感情,在当时的背景下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很多人读了小说都哭了。在翻译《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时,他也是有所取舍,如把基督教的内容去掉,以“爱国保种”取而代之,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编译”了。　　陆建德:这样容易被国人接受。在翻译的过程中,林纾注意到了不同文化语言的互相磨合,注意到了要让中国的读书人感到舒服,注意到了效果。所以说,林译小说比较对中国读书人的胃口。正因为如此,林译小说对一大批近现代作家文学倾向的形成、文学道路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朱自清、钱锺书等人都有读林译小说的经历。周作人就说过:“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模仿过他的译文。” 　　陆建德:再说严复。与林纾不同,严复选择的翻译文本多是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其《天演论》译自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且只是选译了部分导言和讲稿的前半部分,翻译时也是有选择的,甚至有所发挥。在当时民族存亡的关头,《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严复译介亚当·斯密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时,书名也没按原文直译,而是意译为《原富》。有意思的是,他将Economy(经济学)译成“计学”。当时他做这些选择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现在我们社会科学方面大量的双音节词汇都是来自日本,严复从古文中挑选的翻译词汇,现在流传不多。他对中外的差别是特别敏感的,一直强调中国社会改革的长期性,尤其重视教育的作用。严复对英美政治、思想和文化有些方面的认识超过了“五四”时期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毛泽东称严复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　　陆建德:除了严、林二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还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值得一提,就是章士钊。他在清末民初对译学理论作出过特殊的贡献。章士钊在1910年发表了《论翻译名义》,“讨论义译、音译之得失”。后来又发表了《论逻辑》《释逻辑》,指出日本人将Logic译成“论理学”,严复译作“名学”,还有人译作“辨学”,都不如严复原来所译后又放弃的音译“逻辑”。章士钊认为翻译西方的新术语,应准确涵盖其全部意义,如果“义译”达不到,不如取其音译。这是很有见地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所以,他极力主张的“逻辑”的译法,也为我们沿用至今。　　陆建德:总的来说,在近代中国那个草创阶段,翻译是比较灵活的。像林纾的译文确实很“达、雅”,但在“信”这一点上似不能过于追究,因为每个时代的理解都不一样。翻译是一仆二主,须有敬畏之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林纾和严复两位大师是译界先驱,已经在翻译上走出了一条路。那么后来者…… 　　陆建德:后来当然完全不一样。“五四”之后,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有一大批人从事翻译,包括鲁迅、周作人、茅盾、郭沫若、冰心、巴金、郑振铎等在内的许多作家,都是既从事创作又从事翻译。那时候的作家不少人都留过洋,会外语的也多。加上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现代汉语已经变得跟西方语言很接近,翻译起来也不像以前那么困难。现代汉语比较注重语法,也比较西化。鲁迅先生在翻译外国作品时,还故意保留原有的语言风格,希望通过翻译改变思维方式。直译让汉语的句子变得比较欧化,也凸显出某种陌生性。那时的译者,学养深厚、汉语和外语都有很深造诣的不在少数。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中国出版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可以说是相当严谨和有质量的。这主要是因为从译者到编辑,态度都特别认真。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总量很小,跟现在完全无法相比,译者和编辑对一本书可以反复修改、字斟句酌,而现在有版权期,几个月就得译完。另外那时翻译报酬也比现在要高,傅雷等人专事翻译就能养家,叶水夫译了《青年近卫军》能买一座四合院,当然那时四合院也比较便宜。但无论如何,译界先贤和前辈对待文学翻译那种敬畏和认真的态度,值得现在的年轻译者学习。　　黑马:这点我深有感触。在过去20多年中,我有幸采访了30多位前辈翻译家,包括萧乾、冯亦代、叶君健、杨宪益、杨绛、英若诚、傅惟慈、吕同六、李文俊、飞白、劳陇、杨武能等。聆听前辈的教诲,如同上一堂又一堂的专业翻译课和人生历史课。他们对所翻译的作家作品都是敬畏的,如杨绛在文章里所说,翻译是一仆二主,既要吃透原著对得起作者,又要能翻译成地道的中文让中国读者满意。所以这些老翻译家工作起来总是殚精竭虑,过的是“一名之立,旬月踯躅”的日子,译稿总是改来改去,就是为了求得译文的准确和贴切,让“二主”都满意,当然自己在这个求索过程中也就获得了洗礼和锤炼,对自己学术良心的锻造也是一种必需。听这些人谈心得体会,不能不被他们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傅惟慈先生在其临终前两年曾在给我的书上题词说:“翻译这潭水要多深有多深”,因此一辈子都加着小心。他这是至理名言啊。我记得自己最早翻译《劳伦斯传》时,刚刚研究生毕业,自我感觉还不错。但经过我的老师劳陇校订时一改,就把我仅仅是翻译“对”的句子改成了“好”的句子。如我翻译的“被世界拒斥的人”,被老师改成“世界的逐客”。这就是浅水和深水的区别。杨绛先生曾说过,翻译完后要再进行一次“点烦”,去掉啰唆的词句,使句子凝练隽永。有时我们会发现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个版本,字数会差很多,多数人就是省却了“点烦”这道工序,翻译出来的句子冗长啰唆。　　刘锋:作为出版从业者,最大的幸运,就是有机会接触到有意思的人和书,自然也会有幸碰到不少出色的译家,其中不乏令我敬仰者,如黑马提到的傅惟慈先生。而对我本人文学翻译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力冈先生。他译《查米莉娅》的经历,是一段译苑佳话。力冈先生朴素地将一个文学译者的素养要求,概括为“敏锐的美感,细腻的文思”,说的是文学译者的感受力(理解力)和表达力。这十个字,我一直作为箴言。理解文学作品时,审美感悟力要强烈而敏感,词语的丰繁语义与声响,句子的抑扬顿挫与节奏,段落的起承转合与左牵右连,语义及逻辑上的前后呼应,有时句子或段落的某个位置、某个词语或声响会成为一道光,照亮这一页、几页甚至整个文本,这一切,一名合格的文学译者,不仅要敏锐地感受到、捕捉到,还要如蚕吐丝般一一传达出来。我发现,优秀的译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翻译的敬畏之心。中国译界的两种乱象　　《中国社会科学报》:德语文学翻译家叶廷芳曾对媒体说,现在文学翻译粗制滥造现象严重,外文、母语、翻译技巧上都有问题。法国文学翻译家余中先也感叹道:这些年来,颇有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每个行业都在急功近利,一切都向钱看,出版界也不例外。　　刘锋:中国译界乱象横生,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假冒伪劣作品盛行,以致劣币驱逐良币。有人说,在当下的出版界有一群“影子译者”,谁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他们什么都能译,而且译的都是各国的传世名著。第二种乱象是译者本人并非水平不高,有的还是大学教授,但其学术译著中竟然出现一些无法容忍的低级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你列举的两种乱象确实很有代表性。　　刘锋:第一种乱象,实际上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状况在翻译领域的一种表征,并非仅存于翻译界。只能寄望于社会建设和诚信机制的逐步完善,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第二种乱象,成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对翻译缺乏应有的了解和尊重,以为只要懂点外语就能翻译,致使众多本无资格从事翻译的人实际干出了不少翻译“伟业”,此类现象积零为整,形成令人瞩目的景观。最典型的例子,是风景名胜区笑不尽的翻译笑话。二是译者对翻译缺少敬畏心。或心态浮躁,胆大心粗,望文生义;或急于求成,追求速度,萝卜快了不洗泥。　　《中国社会科学报》:该如何治理? 　　刘锋:针对两类乱象的治理,目前只能力求加大力度治表,而出版机构在其中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可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政府或行业管理部门,要尽快制定行业规范,核定出版单位(包括民营图书公司)译作出版资质、翻译编辑资质,同时加大对问题严重译作出版者问责力度。二是出版单位要站在诚信经营高度,认识和对待翻译出版,制定翻译作品编辑规范,要采取处罚奖励并举的有效措施,提高编辑责任意识和职业水平,让他们始终牢记鲁迅先生对译者的忠告:词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　　黑马:应该说所有的源头截流都在出版社。如果出版社有人把控住,又怎么会闹出将“Lesbian” (女同性恋) 译成“黎巴嫩”的笑话!最难翻译的社会科学著作很多出自大学教授之手,可惜的是,有的人学科上出色但外语很差,有的人外语过关却欠缺知识结构,有的人态度很不认真,匆匆译完不检查就交稿。但是,出版社只要有外文编辑对照原文或请专业人士校对,就不会出那种低级错误。这是需要成本的,而有些出版社一味压缩成本——主要是压缩稿费和校对费——那就什么笑话都能出。　　谢素台和《安娜·卡列宁娜》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看来要消灭劣质翻译作品,出版社是关键,其中编辑的责任意识和职业水平又是重要的一环。　　黑马:编辑把关产生名译本的最好例子就是谢素台老师校订周扬译的《安娜·卡列宁娜》。据说由于编辑付出太多,周扬同志主动提出译者加上谢素台的名字。　　《中国社会科学报》:此事属实,记者为此曾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俄语编审张福生老师进行过求证。那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人文社刚成立那会儿的事。周扬原来有一个译本,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译本语言不错,托尔斯泰本人也看过,但是英国人爱删,所以原译本必须重新校订。黑马:周扬同志没有时间做这个工作,当然所有校订工作都是编辑谢素台做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而且还补译了很多。张福生老师说,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工作程序。不只是《安娜·卡列宁娜》,不少名著名译都经过编辑校订,如金人译的《静静的顿河》由文洁若(文先生也懂俄文)校订,梅益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由刘辽逸校订(补译了5万多字),等等。大家知道,这些编辑本身都是很厉害的译家。　　黑马:所以说出版社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当然不是说编辑都要具有谢素台、文洁若、刘辽逸老师那样的高水准,也不是鼓励编辑都来当合作者,那是不现实的。但编辑最起码可以比对中外文核查,发现问题退回去重新来过,这样就能消灭八成的乱译本。　　刘锋:在操作层面上,我觉得试译特别重要。无论什么作品、什么牛人,最好先试译一下。因为语言是千差万别的,也是很微妙的,能把这个人的东西译好,不一定能译好那个人的东西。举个例子,译林出版社有本书,就是西班牙当代作家阿尔韦特·桑切斯·皮尼奥尔的《冷皮》,它将主人公置于非常极端的境地,来拷问人性的本质,获得了西班牙评论之眼小说奖。找译者的时候,试第一个,没找到那种感觉,我们就接着再试,先后试了三个人,而且这三人也并不是什么新人,直到比较满意为止。　　总体翻译水平比过去高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果拿今天的一些译本与过去的相比,会不会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 　　陆建德:不,不是这样的。其实过去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好,就像有些人把民国理想化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现在的翻译特别差,民国时翻译中的问题其实也很多,“银河”(the Milky Way)还被译为“牛奶路”呢。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总体上翻译水平也比过去高了很多,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翻译家。只是现在是海量出版,比起过去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所以也很容易发现问题。　　刘锋:这点我也同意。整体上现在的翻译水平还是超过了以往,但是过去那种顶尖的译者也很难见到了。试问,今天还有朱生豪那样的大家吗?朱译《莎士比亚》以典雅传神见长,应该说达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谈中国长篇小说现状时用了“有高原少高峰”的说法,或许这也是译界现状。为什么现在产生不了大家? 　　刘锋:应该说从某种程度上,产生翻译大师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时代变了,大家生活的步子、节奏也都加快了,难以静下心来做好一件事。而前辈翻译家的那种学养,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今天的人难以企及。此外正如陆老师所说,那时候总量小——量小机会就少,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淘汰机制。而现在是海量,有些出版社买了版权,就顾不了那么多,找个人就翻。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就是好东西也被淹没了,很难出来。　　陆建德:虽然很难出大家,但总体翻译水平不差。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还是有机会修正的。　　刘锋:只要译者、出版者坚守底线,公众理性地行使监督与批评权,管理机构措施到位,我们的翻译出版终究会越来越好。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午荷; 个人分类: 学术汇|901 次阅读|2 个评论

文学翻译质量亟待提高: Bobby 2011-2-15 17:33; 翻了一下双语的《魔鬼辞典》（ The Devil’s Dictionary ）和双语版约瑟夫·康拉德《生活笔记》（ 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 ），感觉问题不少。虽然不关我的事，还是想说一说。中国科学界培养的人才存在不少问题，中国文科界培养的人才也问题不少。;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596 次阅读|0 个评论

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 carldy 2010-7-13 22:04; 读书笔记，贵在坚持。今天的读书中，有一本是蔡新乐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有些地方写得很有道理：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史来看，我们很难看到参与的双方各自敞开门户，进行跨文化的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交流的例子。西方人研究东方甚至非西方，在 16 － 19 世纪，是把对方当成其所拥有的财富和掠夺的对象， 19 世纪后期以前，非西方研究均是描述性、资料性、工具性的研究，它的研究目的不是理论验证和分析，而是服务于侵略和掠夺的情报搜集。（王铭铭， 1998 ： 5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类学只是西方学者对异文化（ other culture ）的他者（ others ）的研究得出的概念系统，因而不过是殖民主义的侵略性话语的系统集结。由此产生的实质结论大约有二：一是西方把非西方视为传统社会，而西方本身才是现代社会，因而非西方成为西方的包袱或负担；而是西方把非西方视为遥远地区的异类，这样的异类不仅需要新的资源配置，而且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以及精神状况。更有甚者，亚洲民族的觉醒竟然悖论性地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的主动驱力。（王铭铭， 1998 ： 340 ）所以萨伊德（ Said, 1978:121 ）愤怒地指出：现代东方学者对自己的定义是，他们与别人有所不同，他们的研究重构了东方已消失的语言、习俗甚至精神在东方学者看来，东方学的技巧如同词典学、语法学、翻译学、文化阐述学等，服务于古代的、古典东方的文化价值的复原和弘扬，同时对哲学、历史、修辞学、学术流派具有贡献总之，把东方转变成为现代世界的一分子之后，东方学者便可以对自己的成就和地位加以庆贺，为自己作为世俗化的创造者感到骄傲，他们的骄傲来自他们把自己当做新世界的创作者，这样的骄傲与神创造旧世界时的感觉是一样的。为了殖民，为了宣扬一方的思想观念，并且为了扩张自己的境界，不惜牺牲他人的精神以及生存空间。西方学者对异的研究所走的路线，类如曾到过西太平洋一个小岛住过两年，并且做了许多实地调查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1884 － 1942 ）的生活历程。那便是他的生平阶段：在这里（ being here ） , 到那里（ being there ）以及回家里（ coming home ） P63 － 65 如何抑制或消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话语，恢复人之为人的根本，自然成为人文精神振兴的一种机遇。由于含意本体论认为，时间万物都符合一种精神：它们既然已进入存在之域，因而都自有其根本的含意。所以翻译的艺术哲学才有必要以此为出发点重新对人的精神加以审视和思考。就间的翻译作用来看，从上边分析可以看出，它的离间性是极强的，因为人类往往产生偏重自我的倾向，同时忽略甚至蔑视别人。这样，人的总体性便被一再悬搁在遗忘的角落。在世界上只有一种精神之明显现的时候，人类自然孤独感日益沉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多元论与相对主义成为一种哲学思潮：它们要求并且认可文化的多元并存、价值的多重性，以及各种文化在相对存在中的多元格局。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 (Herskovits, 1972: 32) 。 p 67 可以把翻译的作用发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居间性。第二：居中性。第三：中和性。贺麟（ 1940 ）在《论翻译》中谈及人的共性或普遍性：总之，我们要把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真义。心同理同的部分，才是人类的本性，文化的泉源，而此心同理同部分亦即是可以翻译的部分，可以用无限多的语言去发挥表达的部分曾觉之（ 1931 《论翻译》）的观点正好相反：理同心同，悬说而已，实际则千差万殊，各因时地而有异，决然断然，不能以含糊语概括。我们单就文学作品上讲，我们当晓得，一种伟大的作品是由血与肉写成，不单是作者个人的血与肉，全一国家与全一民族的血与肉，都似凝聚在此里，纸笔与墨水乃最好最外的材料，字句与篇章乃最浅最浅的符号。所以文学作品不可译，且有些不能为外国所了解，即因要懂得这些，必血管中流有与作者相类似的血，方得深深的体会与透彻。（不管是谁，他们都未能深入涉及到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者相反的理据。翻译的黑匣子性质，没能得到更本性的说明。当前翻译界只能满足于纯理论或纯实践的截然分界现象。两张皮的问题暂时没办法得到解决。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学科发展，可以为翻译提供一定的理论上的思路与方法，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可能非一日之功。）译论构建的立足点以及翻译的最高原则和境界（ P88 ）一是关注人的精神问题，也就是翻译的可能性的基础问题。离开了人的精神，无所谓理论构建，因为理论构建的实质在于印证某一方面的精神表现。两种精神的交流促成了这种跨文化活动，因而偏重于某一种精神无助于译论构建。可以看到，翻译取决于两种精神、两种文化。很多翻译理论（包括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精神的对话可能性。对话是指在试图超越文化界限时精神对其同类的异质思想产生兴趣，并因此导致的心性外倾在语言中的流露。精神在跨过语言构成的文化界限时，超出了具有封闭性作用的既成的传统境界的范围，与此同时它也才能内在地超越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人的自由。这样，精神外倾是必然的，人作为某一种也只有在这种必然性中才能与其同类互为自由的条件。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一种，正体现出这种自由追求。那么，对话的可能性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二是重视语言的作用，即重视人的生存含意与人的语言表达的关系问题。人的生存是有意义的生存，也可以认为人的生存是要寻找意义的或以某种意义加以说明、解释的。因此，人的生存意义绝非直白直露，而总是保持在含蓄、蕴涵状态。这便是说，人生存在含意中。人的言行是这种含意化生存的外显。这意味着，语言的运用内蕴着含意，因为语言对含意的包容才产生效用；反过来讲，含意同化着语言，因为任何语句的意义一旦给发现、发明出来，含意就被转化为字面意义或概念意义，因此便需要在新的语句中继续寻找。这说明含意之含是人的精神的本质运动方式，语言表现了这一方式才能成就自身。三是注意理论资源的利用问题。（ 2001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个人分类: 读书心得体会 Harvest|2217 次阅读|0 个评论

陈原老先生谈翻译：翻译八诫: carldy 2010-5-11 21:41; 【备注】今日偶读《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看到陈原老先生的《翻译八诫》，很受启发，特一字一字转录如下：【正文】我年青时不自量力译过几本书，略尝过一点译事的甘苦，却谈不上什么经验。受到编者三番四次的压迫，又不想当个交白卷的英雄，故胡诌几条诫律塞责，供补白用。一认真学汉语，学好汉语。能精确地用汉语表现复杂的感情和推理。一个好翻译家，首先应当能够纯熟地自由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而且能用自己的父母语准确表达你所要翻译的那种语言。二认真学外语，学好外语。能察觉语感和文体以及表现法的微小差异。切勿满足于通晓一般语法结构那是起码的基本知识，对于翻译家那只是起码的基础知识。三置备或取得机会利用大量工具书，包括语文词典、双语词典、百科词典，以及地图年表、百科全书等等。要知道门牌号码，会查会用，常查常用。千万不要过于自信，别过分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四扩大知识面。对于翻译家来说，读书无禁区。知识的积累不是以日月计算，而是以年份计算的。急不得不急也不行。固步自封、囿于狭小的知识天地即自以为可应付了的人，最好不搞翻译。那样，必然会找来痛苦，而被你翻译的作者也会受到痛苦的感染。五下苦功准备别拿起一部原文书就动笔翻译。要对书的内容，文体的特点，作者的生平和倾向，写作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作一番细致的考察，然后可以开始译事。拜伦的诗和雪莱的诗译成一种风格，屠格涅夫和谢德林译成一样通顺的文体，这不叫翻译。译一部书，先研读有关的十部书，这是起码的准备活动。六译事不同于写作不能避而不谈你所不熟知的东西。无论大的或小的路障，都要尽量查（书）问（人）予以撤除。还要思索仔细地想几想。实在弄不懂，宁可存疑，存疑之法或加注解，或在序跋中说明，或暂时译出，以后改正。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只有老实人才能打开科学殿堂的大门。七译事初稿，必定脱不了洋味。这时扔开原著，摇头摆脑细读一遍至几遍，往往急得出一身汗。这时你的大脑会发出修改的指令。一改二改三改，以致无穷，改完一看又变成不是异国的东西唉唉，过了头，只得又对照原文改过来。这样摆过来摆过去，最后略近于完善了，当然百分之百的完善是没有的。八宁可在原稿上多改几遍，切不可在校样上涂改那是一种罪过，尊重别人（校对的、排字工人的，是社会主义的道德。【引文出处】王寿兰. 编.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89: 488-490.; 个人分类: 我所景仰的学者 My Respected Scholars|317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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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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