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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的我见: 热度 4 nipy 2012-6-9 22:28; ”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 的我见龚明老师在他 6.5 博文 ”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 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有很大争议的问题，我试作一些分析，与龚明老师与科学网上朋友共同探讨。分配不公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吗？刘庆生老师在对龚明老师评论中给出了一个答案：“分配不公”，我觉得有一定道德。因为分配不公，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付出的劳动最多，最艰辛，得到的报酬最少，生活最艰苦，他们重新沦落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地位最低下的最贫困的底层群众；而少数掌握资本和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农场主和掌握特权的高官、贪官可以轻易地掠夺大量财富形成中国特色的大富豪和权贵资产阶级，从而形成严重的也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现状。据统计，中国当前社会贫富差距的有关指数已经名列世界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前茅。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差异就是矛盾”，中国社会这种急剧加大的贫富差距又必然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例如：数亿农民工及其家庭日益贫困的生活困境；社会上黄、赌、毒、欺诈、造假、甚至贩卖妇女、儿童、人体器官等极端丑恶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官场腐败、官商勾结、贪官携巨款外逃的情况屡治无效，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速度与人民消费水平下降的矛盾也很明显。这些社会现状又必然引起人民群众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信任程度明显下降，它可能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共产党政权的稳固。最近成都富士康千人骚乩事件就是一例！私有化是导致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不长的时间内在全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的革命，在广大农村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制度，在工矿企业建立了完整的国营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社会主义新中国无论从经济、科技、军事和人民生活水平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飞速发展。在新中国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消灭了剥削，保证了根本的社会公平和公正，生产关系的改变解放了生产力，工农劳动群众包括广大知识分子激发出的劳动热情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指导下，农村人民公社被解散转为包产到户个体生产体制，而土地流转又形成新的个人承包大片土地的农业大户和大农场主，大量国有企业通过改制转成私人企业，加上开放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又进一步推动中国私人企业的大发展，个体承包难以发展和土地流转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入城市成为中国特色的亿万农民工，又成为国内外私企得以剃削的廉价劳动力，也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据统计，中国私有企业的产值、税值、占用劳动力的人数等方面已超过公有制经济，虽然，吴邦国曾明确指出：“我们不搞私有化”，但实际上中国私有化进程仍在加速，包括最近要在能源、电信、交通、金融等要害部门积极引入私人资本的一系列政策，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已岌岌可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决定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价值，按资分配的不公平的分配原则，所以社会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本质上仍然是中国当前社会中新兴资产阶级、官僚权贵阶级与广大劳动群众、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虽然我们竭力回避谈阶级与阶级斗争，用民营企业代替私营企业、用民营资本代替私人资本、用农农业大户代替农场主和农业资本家，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当前社会矛盾种种残酷的现实，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这种阶级矛盾的本质是很难掩盖的。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以上这些由于私有化发展、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而形成当今中国的严重问题和矛盾，在底层百姓中几乎已是家喻户晓的共识，有人甚至已发出“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警告，邓小平同志也曾指出：“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导致贫富严重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许多领导的讲话和主流媒体却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仍然是一片歌功颂德、巨大成就、和谐发展。尤其是在两会以后和十八大召开前夕，有关部门突然把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民声网等一批主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对改革开放中问题进行较多批评的网站封杀了，实在令人不解。我也经常浏览这些网站，虽然我不一定赞同这些网站所有文章的所有观点，但感觉其主流方向确实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在国内某些人猖狂攻击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时代的逆流中，他们用讲事实摆道理的方法进行反击，相当程度上代表着广大热爱毛泽东、热爱共产党的底层群众的心声。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方针政策确实也有较多的批评意见，其中也可能有些偏激或错误意见，但主流也是为了改进政府工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也是一定程度代表着民声的。温总理在两会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这种封杀网站的做法，显然也是违背温总理这一讲话精神的。毛主席说过：“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封杀网站，不让人讲话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希望在十八在即将召开之际，能够真正放开舆论，在全国、全党展开一场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改革方向的大讨论，只有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明确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解决矛盾的关键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七大以来一直是我党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由于“彻底否定文革”导致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许多错误的批判、评价；一方面又提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造成党的指导思想的相当混乱，许多领导人，讲话中，有时只提马克思主义指导，有时只提邓三科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有时则把马列毛邓三科连接一起。去年两会吴邦国委员长提出我们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指导思想的这种混乱情况。但以后似乎没有进一步解决这问题。党的指导思想的混乱自然会影响改革开放实践中的路线、方针和道路、方向。私有化大发展、贫富两极急剧分化、官场腐败、社会道德沦丧等许多当前社会严重问题和矛盾，不能不说与党的指导思想的混乱，特别是动摇、削弱甚至放弃毛泽东思想指导有关！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中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作为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胡锦涛也曾指出：“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进一步明确毛泽东思想在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在全、国全党大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可能是解决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关键，也是我们共产党员对十八大最殷切的期望 ! 王涵老师 6.6 转载了求是网站上一篇文章：“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理研究”，论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值得关注！有关链接： * 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能丢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2499do=blogid=52764 * 关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2499do=blogid=498454 * 我们的指导思究竟是什么？ http://bbs.sciencenet.cn/blog-42499-495564.html * 读吴邦国 3,10 讲话有感 http://bbs.sciencenet.cn/blog-42499-426169.html * 读温总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有感 http://bbs.sciencenet.cn/blog-42499-560137.html * 在当代中国搞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倒退 http://bbs.sciencenet.cn/blog-42499-212710.html * 中国决不能搞私有化 http://bbs.sciencenet.cn/blog-42499-211900.html * 我对 “ 四个重大界限 ” 有关问题的评论 http://bbs.sciencenet.cn/blog-42499-358710.html; 个人分类: 传承毛泽东思想|2815 次阅读|5 个评论

情报发生的条件: bfzhao2001 2012-6-8 22:30; 注：摘自《情报论》一书; 个人分类: 情报学|171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北京日报5月18日评论文章《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 热度 1 jxsd95 2012-5-18 10:43; 北京日报今天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看后，无话可说，转载如下：《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近来，惹人眼球的一些所谓新闻中，不少是负面报道，食品安全、医患矛盾、建筑质量、官员贪腐等热点层出不穷。在一些媒体的炒作下，似乎中国所有的食品都是有“毒”的，所有的工程项目都是“豆腐渣”，所有的公职人员都有问题，似乎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发展前景迷茫黯淡。事实上，这只是个别媒体所营造出的一种错觉。中国的社会本身就很庞杂，现实又很复杂，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发展整体上是进步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这些问题更多是中国发展主旋律中的不和谐音符。作为媒体，就应该将一个真实的中国全面地介绍给国内外读者，毫无节制地纠缠于个别音符，有意无意地抹掉发展成就，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媒体所应有的报道取向。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媒体的目光如果老盯着犄角旮旯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恐怕多少版面都报道不完。一个社会所需的，不是大量负面新闻所暗示出的不安定感，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我们的社会有那么多的好人好事，我们的国家有那么多的发展成就，可一些媒体就是看不到，或是假装看不到。一段时间以来，这样的报道取向在国内一些媒体，尤其是个别小报小刊中普遍存在。他们要么是热衷于散布一些负面、极端的情绪和言论，要么是大肆炒作丑闻八卦，靠搞猎奇性、煽动性消息来吸引眼球。这些现象的出现，有的是受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观念所蛊惑，有的则是利字当头，为了赚取些廉价的掌声，抛弃了媒体的职业底线。一直以来，西方的那套新闻理论和新闻观在国内一些人中十分吃香。有的媒体工作者更是言必称西方，将“新闻自由”、“第四权力”等奉为金科玉律。在他们眼中，宣传国家的发展成就就是“虚伪”的，而揭黑唱衰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实际上，这恰恰是不懂西方新闻观的表现。在西方两党和多党政治形态中，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为了得到执政机会，大作负面新闻，相互攻讦，造谣抹黑是其惯用伎俩。我们的国情与西方不同，照搬这种“乌贼战术”，极易涣散和分化社会共识，不利于营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需要的，不是那些打着“客观报道”的旗号指手画脚的媒体，而是有责任、有担当，真正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媒体。我们的媒体，理应成为中国富强和发展的建设者和参与者，以积极的态度去促进社会的正向发展，营造出积极、鼓劲、向上的舆论氛围。中国当下利益高度分化，冲突对立客观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要做的就是站在建设性的立场去纾解矛盾、弥合对立、凝聚共识，而不是揣着利益的目的去围观起哄、煽风点火。中国的媒体要坚持自己的新闻观，西方的那套东西根本不值得效仿，照抄照搬只会造成无可预料的社会后果，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新闻媒体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要求我们的媒体在从事报道活动时，要更加注重国家利益和社会效益，不能为了那一点蝇头小利，就自降格调，甚至心甘情愿地被人当枪使。中国媒体要唱响主旋律，这是由中国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符合中国这个13亿人口大国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中国要发展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必须造就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这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所在，更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2525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杨继绳：社会矛盾就是改革的动力: whyhoo 2012-4-22 21:13; 杨继绳：1940年11月出生，湖北浠水人。著名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著作：《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等。　　已逾七旬的杨继绳，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亲历者，更是中国社会变迁的记录者。他撰写的30多篇调研报告曾获得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与他35年新华社新闻从业经历如影相随的社会变迁历程中，所有的伤痕与苦难，寂灭与坚持，都将被牢记，都将被刻进历史。在他的著作里，虽满纸沧桑，但从那里却能读懂未来。　　在他看来，转型中国的最大障碍是权力进入市场，形成权力市场经济，日益严峻的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是它的具体表现。也正是这些社会危机和矛盾，促使中国社会亟须再一次掀起改革的浪潮。　　而为今之计，要继续改革，就必须凝聚改革共识，必须拨开利益和观念的迷雾，在积极稳妥之上，建立一套制度体系，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同时让每一个个体都有公民意识，随时随地维护自身权利，发展民间力量，来助推改革继续向前。　　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是不公正之源　　因为权力受制衡的机制有限，市场很不完善，处处都有漏洞。另外权力也参与市场交易，这样，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结合，就是当今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也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华商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4年了，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改革处在什么状态？　　杨继绳：中国前三十年的体制是统制经济的基础上高度集中的体制。高度统制是指：农产品统购统销，工业企业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劳动力统招统配。统制经济一方面挫伤了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一方面由于宏观失误造成了浪费。其结果是贫困。改革开放基本放弃了统制经济，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结果，GDP持续三十年以9.8%的速度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各阶层的生活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政治上也比原来有更大空间。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由于政治改革滞后，基本上维持了前三十年的政治体制，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搞市场经济，这就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　　因为中国是政府主导型改革。市场经济是在政府的退让下形成的。而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还是改革以前的样子。因为权力受制衡的机制有限，市场很不完善，处处都有漏洞。另外权力也参与市场交易，这样，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结合，就是当今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也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吴敬琏先生用“权贵资本主义”来描述这种状况。我认为这种描述回避了权力的责任，也误读了资本主义。所以我用“权力市场经济”来描述。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行政权力控制市场运行、主导经济发展、参与市场交易的体制。强权力，弱市场。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可以变成商品，权力和资本共同垄断重要社会资源和社会的财富。无权无势的人们不容易运用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和提高社会地位，所以，权力市场经济也就是官僚市场经济。　　华商报：您的《权力不能进入市场》一文，发表于1993年初，提出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但是时至今日，权力进入市场的状况已经相当明显。您当时为何提出这样的观点？如今，当时的担忧成了现实，您又怎样看待？　　杨继绳：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我既高兴又忧虑。忧虑的就是权力进入市场。1993年初，我在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上发表了这篇评论。我在评论中说，搞市场经济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公共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市场。权力一旦进入市场，权力就会失去公正，就会出现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很不幸，我的忧虑自1990年中期以后就逐渐变成了现实。　　孟德斯鸠说过，任何人掌握了权力，都有滥用的趋势。这是一个规律。权力是怎样进入市场的？因为权力滥用。权力滥用是有条件的。现在我们恰恰具备了权力滥用的条件。首先是权力缺少有效制衡。只要当了一把手，就可以说了算。另外，现在的经济并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半个统制经济。有很多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如土地、贷款、项目、短缺物资和行业准入等都需要官员审批。而这种审批又没有细致完备的条款和规章制度。因此，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员就成了众多“糖衣炮弹”密集进攻的对象。如果老婆、孩子不爱惜他，一不小心，好官就会成为罪犯。如今，当官成了最危险的职业。　　改革的目标：制衡权力　　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让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防止它收买公权，收买舆论，收买道德和良心。　　华商报：今年“两会”之后，改革共识的重新凝聚成为众望所归，您认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杨继绳：刚才说过，权力市场经济出现的原因是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建立一整套制衡权力、驾驭资本的制度体系。　　权力是一种社会能量，它的职责是管理社会。社会不能没有权力，否则就会混乱。要防止权力滥用，就需要对它进行制衡。没有制衡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经济竞争可以推动企业发展，使经济均衡。在权力机制内引进竞争就能促进政治均衡，实现权力制衡，防止权力滥用。显然，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但资本是贪婪的，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个毛孔都充满了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的特点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黑砖窑事件、毒奶粉事件等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让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防止它收买公权，收买舆论，收买道德和良心。　　危机促使制度创新　　如果，每一个公民随时随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公共权力也就不能为所欲为了。所以，发展民间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为关键的事。　　华商报：今年年初，社会各界纪念小平南巡20年，都对改革怀有极大的期待。但不少人认为改革动力不足，您认为改革的动力何在？改革的阻力何在？　　杨继绳：什么是改革的动力？改革的动力不是哪一个群体，不是哪一个领导集团。改革的动力就是由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所引发的。危机推动改革。社会出现了危机，现有的政策和制度不能够解决这些危机，就必须推出新的政策、新的制度。危机促使制度创新，这便是改革。　　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劳资矛盾和官民矛盾。这两对矛盾是针对资本和权力的。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仇官”和“仇富”的社会心理也由此而生。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正在激化的表现。这些表明，政治改革面临紧迫性。　　我记得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曾经阔气的人想回到过去，现在阔气的人想维持现状，没有阔气的人就想走向未来。回到过去和想维持现状，就是想维持没有改革的体制。当然，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人，有一些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劳动者，他们对现在社会不公正强烈不满，他们不了解或淡忘了那个时代不公正的情况。这样的人可以说服。当前阻力最大的是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处于强势地位。　　当前社会有很多思潮，其中对改革影响最大的有三种思潮：第一，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搞新民主主义；第二是坚持“ 中国模式 ”维持现状；第三就是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现在就是第一种思潮和第三种思潮进行博弈。　　我寄希望于民间力量，寄希望于每一位公民的自觉。制约公权最基础的力量是老百姓的公民意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如果，每一个公民随时随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公共权力也就不能为所欲为了。这就需要唤醒公民意识。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有了公民的意识，公权力的滥用也就没有基础了。所以，发展民间力量，加速民间力量的成长，才是最为关键的事。　　政改既要积极，也要稳健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失控，将会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　　华商报：在当前情况下怎样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呢？　　杨继绳：政治体制改革既要积极，也要稳健。不积极推进，社会矛盾就会积累，积累多了就失去了改革的时机。这就需要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用各自可能利用的一切资源，努力推进民主的进程。特别是执政者更有责任。我说的稳健，就是指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失控，将会进入一个无政府状态，专制是治疗无政府状态的最好办法。一旦群众忍受不了无政府状态，会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循环。　　改革以渐进方式为好。应先从党内民主开始。党内民主有很大的空间。第一，要完善选举制度：1.要让那些讲原则、有独立思考能力、党员拥护、敢发表意见的党员出任党代表；2.各级党委由差额选举产生。第二，实行党政分开。邓小平同志1980年提出来“党政分开”已过了31年，要尽快提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实施步骤和日程。第三，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第四，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在内部公开表达，党员有权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上述措施是符合党的基本原则的，有的是党章上规定的，有的是党的会议上曾经提的，实施这些措施是应当的，也不会有什么风险。　　当然，党内民主必须借助党外的力量，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互动。只有走出权力市场经济，才能防止文革重演　　文革那种方式我想不会再出现。但是因官员腐败、官僚特权而引起的社会震动要防止。怎样防止？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即尽快地走出权力市场经济。　　华商报：今年两会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防止文革重演的警告。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杨继绳：温家宝说要谨防文革重来的危险。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文革的一些基本要素，现在还存在着。文革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毛泽东说过，“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不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只知道“坏人在党内”、“腐败在党内”。现在社会的腐败程度比以前严重得多。毛泽东是通过阶级斗争手段来整治官僚，搞群众专政，造成了十年动乱，先是官不聊生，后是民不聊生。文革那种方式我想不会再出现。但是因官员腐败、官僚特权而引起的社会震动要防止。怎样防止？还是上面说的，制衡权力，驾驭资本，即尽快地走出权力市场经济。　　华商报：在您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在何时完成？　　杨继绳：我认为还需要三十年。1949年以后，第一个30年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加统制经济；第二个30年，通过改革，建立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再经过30年的努力，就能建成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一共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这次转型奠定了大一统的中华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延续了两千年的“秦汉模式”到19世纪中叶却再也无力维持下去。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之下，中华文明被迫作出“第二次的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第二次转型始于鸦片战争，即1840年，按照唐德刚的预计，第二次转型需要两百年，即2040年左右可以到达。　　无独有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也曾有过“四个三十年”的说法，1919到1949是第一个三十年；1949到1979是第二个三十年，1979到2009是第三个三十年，2009以后再经过三十年，即2039年左右中国才有希望进入坦途。　　以上两位智者对中国走入坦途时间的估计和我们面对的情况有着惊人的一致。下一个三十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时期。原文见 http://www.chinareform.org.cn/society/manage/Practice/201204/t20120422_1399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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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吴忠民：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来临及去向: whyhoo 2012-4-14 18:13; 一、从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到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　　随着现代化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推进，中国改革发生了一系列明显变化，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经来临。　　从改革总的进程来看，中国选择的是渐进型改革模式。与激进型改革模式不同，渐进型改革模式的主要特征在于：政府推动，即改革进程由政府主导和推动，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而不是由民间主导和推动，自下而上；循序渐进，温和推进，在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不断扩大新因素的增量，逐渐以新代旧，而不是试图通过一揽子改革计划的强行实施，以全体民众某个时期的“休克”为代价，全方面而且是一步到位地迅速完成改革任务。　　如果细分，渐进型改革在不同历史的时期又分为不同的具体样式，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则是其中的一种。　　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中国在改革初期的一种合理选择。由于当时中国的改革缺乏经验，还不可能有一整套新的社会运行规则体系和市场经济规则体系来取代以往者，且当时中国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社会结构、利益结构、思想观念等相对简单，所以，中国在改革初期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是合理可行的。　　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改革的弹性空间相对较大。由于没有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实际上是一种边干边总结的做法；是一种通过不断“试错”以求“少错”的做法。同时由于改革从局部切入，即便在改革过程中有所失误，对全局的影响也不是很大。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对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的失误，包容空间都相对较大。这种较大的包容空间，既包括政策空间，也包括时间限度。当然，虽然这种改革有很多诸如容易调动人们对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等优点，但也包含着一些弊端。比如，改革措施容易陷入只顾眼前不重长远的境地。同时也正因为改革的选择余地较大，所以人们往往采取先易后难的、在当时看来是相对理性的改革方式，绕过一些难题，选择相对容易进行的部分进行改革，而将难度相对较大的问题留到以后。　　第二，改革具有相对主动性。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已经十分清晰，需要改革的议题可谓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所以，改革的选择余地很大。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虽然没有足够的前瞻性，但由于当时有着较为广阔的选择余地，因而表现出一种主动选择的色彩。只要是想改革，除了少数当时看来是“禁区”的领域，其余诸多领域、诸多事情的不同方面都可有相对主动的选择。比如，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在农民经营权方面进行改革，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在企事业单位的奖励机制方面进行改革，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建立特区然后在特区中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有的地方政府选择在自主创业方面进行改革，等等。　　第三，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典型的增益型改革。在改革初期，参与改革者几乎全部都是受益者。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充分性，参与改革者普遍缺乏竞争对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社会空间的相对广阔，因而就一般情形而言，凡是参与改革者皆为赢家。参与改革者在利益方面的增进也并不损害其他人或群体的利益。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量农民直接获益；20世纪80年代，一些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奖励机制改革，职工得到了当时看来数额不少的奖金。因此，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往往意味着参与改革者普遍获益，容易得到改革参与者的积极认同，并形成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证明，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是一种成功的改革模式。这一模式的最大益处之一，就是稳健和安全。而稳健和安全对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共同体，中国的规模巨大，一旦出现“翻船”的情形，后果不堪设想。中国正是由于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才得到了平稳和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同时，需要看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毕竟是一个阶段性的改革模式，是改革初期的有效合理的改革模式。改革如果一直停留于这一模式，其自身所含有的一些不足之处便会逐渐显现出来，并对中国发展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历史地看，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模式的不足主要有三个：一是缺乏前瞻性，顶层设计不够；二是缺乏系统性，改革政策的整体化配套不够；三是由于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一旦遇到难题，就将难题往后推延。显然，在新的愈益复杂的时代条件下，前述缺陷的存在，使得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模式不仅难以有效应对而且还容易积累大量新问题、新矛盾。　　中国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一方面，中国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矛盾问题日益凸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发展全局。主要表现在：其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连带性很强。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之间往往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使得社会矛盾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特定条件下，原本属于个案的社会矛盾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其二，社会矛盾问题的势能越来越强，惯性越来越大，越来越会按照自我演化的逻辑加速度扩张。从社会矛盾问题演化的可能空间来看，现在只能说是开始不久，远没有到达峰值。比如，从影响面影响力较大的角度看，官民矛盾、劳资矛盾、贫富矛盾、由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由流动人口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以及由对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矛盾问题等等，皆有上升扩张的可能性。其中，劳资纠纷的数量迅速上升。从1997年到2006年，全国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每年的增幅在20%以上。2008年，当期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比上年增长98%。　　显然，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势，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实际已经来临。　　二、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特点　　近年来，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对整个改革的情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改革（并非所有改革）就是在社会矛盾倒逼的情形下得以推动进行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来观察一些具体的事实：劳资矛盾凸显引发政府及社会对劳动政策的关注，劳动政策取得了明显进步，如“体面劳动”的倡导、农民工拖欠工资问题的解决、工会功能的激活、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集体协议方式的倡导、三险覆盖面的扩大，等等；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引发政府重视收入分配政策；屡屡发生的自焚事件引发拆迁政策的重大变化；矿难事件多发引发整个社会对安全政策的重视；三鹿奶粉事件引发政府对食品安全政策的重视；郭美美炫富事件引发网民不满，进而推动中国慈善公益事业政策的反思和改善；动车事故事件引发政府对公共投资政策以及安全政策的反思和改善；网民对一些政府部门经费使用状况的抨击引发了政府“三公”（公款用车、公款接待、公款出国）经费逐渐公开；社会矛盾问题的日益凸显使得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事宜；等等。　　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仍然属于渐进型改革，但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相比，呈现出以下一些明显特征：　　第一，改革共识形成难度较大。在中国现阶段，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社会整体利益结构要进行全方位调整，社会各个群体的经济位置和社会位置要重新洗牌。在社会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此群体的利益增进，往往意味着彼群体的利益损失，反之亦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各群体之间现在已经形成了某种非互惠互利的局面，参与改革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在企业主获益巨大的同时，则是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同劳动投入不成比例。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在按支出法统计的地方GDP构成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降至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降至40.6%。（汝信等主编：《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反映在具体的改革政策方面，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获益相对较多的社会群体与获益相对较少的社会群体形成共识的难度无疑会增大。　　第二，改革阻力相对较大。不能否认的是，在改革进程中，一部分先富起来，或者是占据了社会经济明显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者。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有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具有公正合理性，而有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财富或优势位置则不具有公正合理性。比如，有些垄断行业通过控制上游产品来源，同时又垄断下游产品定价权而获取暴利。再比如，有的官员与企业主形成了利益结盟并获取了巨大利益。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危险。（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396页）而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矫正这些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问题在于，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能量巨大，既拥有较强的实际控盘能力，又拥有着较强的社会话语权。这一切，无疑增大了改革的阻力。　　第三，改革弹性空间相对较小。中国现阶段，由于社会矛盾问题所造成的广泛压力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对改革失误的包容空间大幅度缩小。对此，可作如是理解：一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包容空间在缩小。同改革初期不同，大量社会成员基于基础民生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急切期待，往往要求改革政策必须恰好符合自己的利益要求，并且人们对于改革的要求由于多个参照系的存在，而变成了千差万别的期望；同时，人们还往往要求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尽快到位。二是允许政策试错的空间缩小。现实的情况是，政策一旦有误，很快就会形成直接的现实负面影响，进而使得相关的社会群体产生不满。三是时间包容限度缩小。客观上看，某项改革政策一旦有误，社会矛盾问题就会累积，而且很有可能会引发别的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时间的缓冲余地在缩小。　　第四，改革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被动性。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相比，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的主动性明显减弱，相对被动性明显增强。如果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摸着石头过河型的改革还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主动选择改革议题并主动回避改革难题的话，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则是一种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社会矛盾问题的改革。同时还需要看到，同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相似的是，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缺少顶层设计、前瞻性以及配套性，因而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时就表现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被动性。以往摸着石头过河型改革所回避的大量难题时至今日已无法回避，急剧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大量新的难题也迅速增多。这种情形下，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可供选择的议题及范围在大幅度缩小，不可选择性则大幅度增强，被动性越来越明显。　　第五，改革不确定性较强。中国现阶段，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问题无论是对改革者还是对改革政策，均形成了巨大压力。这就使得人们容易将关注点集中在社会矛盾问题方面。问题在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矛盾问题具有复杂性、广泛性以及突发性特征，如果只是关注当下具体的社会矛盾问题，那么，对于整体化的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就势必出现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何时会出现社会矛盾问题，不确定；会出现何种社会矛盾问题，不确定；社会矛盾问题会引发怎样的后果，不确定；这一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是否又会引发另外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不确定；应当用怎样的方式去缓解、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不确定。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很难从长计议，制定并实施配套化、整体化的改革政策，相反，却往往会不自觉地、本能化地采取短期行为、短期政策，试图立竿见影地解决眼下的社会矛盾问题，以渡过难关。这种改革政策的实施结果，往往是不仅效率低下，有时连短期行为也很难奏效，致使改革过程呈现出一种随机性和不连贯性的情形，而且，改革政策措施容易失误失当，前后左右的政策措施很难衔接，容易为以后的改革留下隐患。例如，有一些地方官员往往采取花钱买稳定的作法来解决社会矛盾，而不是从民生、民众基本权利的维护等源头层面解决问题。花钱维稳这种做法尽管成本很大，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时间不长，很有可能又会遇到相同的社会矛盾问题。　　三、以整体化推动型改革逐渐替代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　　有效地推进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并使具有被动性、不确定性等缺陷的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逐渐升级换代，就要借助于社会矛盾的倒逼，变被动为主动，整体化推进改革。换言之，要以整体化推动型改革逐渐替代社会矛盾倒逼型改革。具体来说，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对于改革的全局一定要有通盘考虑。一方面，要有明确的顶层设计。应当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理念进行基本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安排。真正的社会公正，不应只对某个特定群体有利，而是应当对所有群体都有利，即：不仅要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而且要为每位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空间。基于社会公正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安排，能够为社会各个群体所接受，因而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需要制定周全、长远的改革任务时间表。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顶层设计，那只能是空中楼阁。顶层设计需要变为具体的改革任务。所以，应当将经济领域的改革、社会领域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文化领域的改革等各种改革任务分门别类准备好，进行合理配套，择机推出。　　第二，把握改革的主动权。在改革过程中，不能只是被动应对，一定要变被动为主动。对此，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具有时不我待的历史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勇气。改革的主动性既来自对现实状况的清醒判断，也来自责任和勇气。改革是一场巨大的变革，是历史潮流，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所在。开弓没有回头箭。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的那样，“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人民日报》2012年3月15日）不管面临的矛盾问题有多大多严重，我们都不能回避，更不能违背基本的政治伦理，寻找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文过饰非。二是要注重在宏观层面上进行主动的改革。宏观层面上的改革如果没有实际行动的话，比如如果不在规范公权、理顺利益格局、治理行业垄断、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改善民生、藏富于民等大的事情上进行改革，而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拘泥于微观层面的改革，那么改革就不可能前行。　　第三，注重连带性的改革策略。改革既需要理念，需要长期的改革议程或改革任务时间表，同时也需要智慧。应当看到，只要立意改革，并积极寻找方法进行改革，那么方法比困难多。其中一个重要方法是，以解决某项具体社会矛盾问题为契机，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一旦发现哪个方面出现了或即将出现，而且又恰好是公众所十分关注的某个社会矛盾问题，那么可以以解决这一矛盾问题为契机，进而借助于整个社会关注的压力以及共识，带动相关领域相关部位的改革。这种做法，不仅可以相对有效地减缓改革阻力，而且可以有效扩大改革成果，取得连带性的、事半功倍的改革效应。　　第四，将民生和法治作为推动改革最为重要的突破口。改革的任务千头万绪，影响改革的变数太多且非常复杂，所以选择好恰当有效的突破口，对于有效推进改革进程至关重要。就此而言，重视并努力改善基本民生状况和建立完善的现代法律制度，是中国有效推动改革进程的两个最为有效的突破口。对民生基本状况的改善，有助于民众对改革形成一种积极认同的态度，有助于社会的安全运行，进而有助于改革进程顺利推进。而以建立完善的法治为契机，不仅有助于确立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秩序，使社会各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有章可循，使改革和发展得以有序推进，同时可以有效维护公众的基本权利，有效防止公权的扩张，有效解决既得利益群体问题，进而有效减小改革阻力。只要下决心推进法治建设，维护并遵守法律，任何一个群体都不敢藐视和挑战法律的权威性。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sh/shjs/201204/t20120411_150552.htm; 个人分类: 社会|87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吴敬琏：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热度 1 xupeiyang 2012-3-25 16:52; 吴敬琏：中国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2lingnan/20120325/5800667.shtml; 个人分类: 经济问题|1643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吴敬琏：经济矛盾及社会矛盾接近临界点: mpmhpu 2012-3-25 16:12; 首届岭南论坛今日在中山大学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目前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管控，造成很大权力寻租空间，腐败蔓延不能有效制止。经济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这种矛盾的激化、问题的到处发生，就使得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推动我们改革的前进。现在“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这个主线能起作用，它的动力是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特别是今年要开始党政领导换届，在换届以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全面促进改革的新形势。”吴敬琏道。在谈及顶层设计问题时，吴敬琏指出，1992年已明确的顶层设计是市场经济改革，可如今人们数典忘祖，忘了这个改革目标。吴敬琏认为，改革发展30年情况下，国家不再需要另起炉灶，再造一个顶层设计。以下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吴敬琏的发言实录：谢谢刘明康院长！前面几位我们的高级官员都有比较专业的领域，所以讲起来就比较言之有物，我是教书的，做研究的，可能讲起来就比较空洞。我想讲五点意见：第一点意见，20世纪最后20年，我们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取得了很重大成就，通过改革开放，在20世纪末期把生活水平、市场经济的框架建设起来。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基础。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支持了我们30年来的快速发展。它主要有几个具体因素： 1.把中国人民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能力，从旧体制的压制下解放出来。不用我多说，我们看一看广东的大地、我们岭南的大地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过去民间是不能创业的，并称之为资本主义为大，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有几千万的民间企业成长起来了，这是支持我们经济快速发展，支持我们经济崛起的最基本的力量。 2. 原来低效利用的资源，首先是劳动力资源转向比较有效的使用。过去低就业状态的农民大概将近2亿人转向了城市非农企业，效益得到了提高。另外一个资源就是土地，改革开放以来，相当爱尔兰面积的农村土地转城市了非农使用，使资源利用效率大大提高。 3.开放。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两个有力支撑：一个有利的支撑就是，我们原有的增长模式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消费率下降，所以最终需求不足。而对外开放以后，净出口大量增加，也就是出超，弥补了国内需求不足，支撑了高速增长。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我们自主创新、技术创新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缩小了我们跟先进国家的差距，提高了我们经济的效益。所有这些，就在两个方面使得我们能够高速的增长，一个方面就是投入的增加，另一方面就是效率的提高。这里说的都是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即市场化改革所为增长提供的动力。政府也有很大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市场还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动员资源的功能、协调的功能也发挥了作用，这是在市场改革的情况下才能发挥的作用。在讲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二点，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离十四次次党代会，1992年设定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中共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的时候，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什么叫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说到底就是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它能够引导资源的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是由价格所引导，所以它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按照这样要求来看，我们在20世纪末期形成起来的市场经济框架还是有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的特点跟我们的历史有关系，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主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过多，另外一个就是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太大，而且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具有行政赋予的权力，妨碍了市场的有效性作用。所以在2003年，中国共产党就通过了，即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有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造，使它得到完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执行得并不好，有不同的原因，我们这里不能够详细分析。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改革进入了深水期，涉及政府官员的权力和利益。另一方面改革有阻力有难度，第三因为上个世纪改革很成功，日子过得很好，官员一方面要很喜欢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缺乏这方面的压力和动力，于是改革就放慢了。所以2003年中共中央的决定执行得并不好。这样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政府干预市场使得市场在发挥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的情况没有完善，甚至有的时候出现了恶化的迹象，这就出现了两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就是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转不过来。这个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已经提出来几十年了，特别是在1995年制定第9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正式把它写进了五年规划中，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九五”计划因为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大改革的情况下推进的，所以在改革上有所进步。到了21世纪之初，放慢了，改革的缺点越来越突出，加上21世纪最先开启的城市化的加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向旧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回归。我们想一想，大致上在2003年以后，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投资，用这种方式来支撑高速的增长。各个地方都要求走产业的重型化，增加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所以虽然要求转型，可实际上转不过来，甚至有恶化的状况。“十一五”就再次规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的时候就发现没有转过来。所以“十二五”在制定的过程中，就把这个议题提到更高的要求上。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又是“十二五”的主线。连续了这么多个五年计划，但是执行得不好。旧增长模式造成的问题，已经到了没有空间给我们了。我们资源匮乏的状况，环境的破坏的状况，以及宏观经济上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一直到劳动者的收入提高缓慢、消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权力对市场上午干预，对于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很庞大寻租的蔓延，这个腐败的蔓延，当然就会造成许多社会的甚至变成了政治上的问题。所以最近几年，经济上的矛盾、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到处出问题。这种形势，中国的改革都是在压力下近些年个的，大家上下一心采取的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这种矛盾的激化、问题的到处发生，就使得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推动我们改革的前进。现在“十二五”规划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这个主线能起作用，它的动力是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所以全面的推进改革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且“十二五”计划都提出来，要全面的推进改革，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各整体规划。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十二五”的执行过程中，特别是今年要开始党政领导换届，在换届以后，有可能出现一个全面促进改革的新形势。现在大家都很热烈地讨论顶层设计的问题，为什么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有些人一直认为它好像是一个新提出的问题，没有注意到中共中央建议里面说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那么为什么会提出要更加重视呢？我想是针对性，这是我的一种猜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其实过去有顶层设计的，那时候不叫顶层设计，那个时候用的词叫做改革的目标模式。大家知道，改革的目标模式经过多年的讨论，到了1992年十四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改革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就是顶层设计。但是这件事情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已经忘了，我看到报刊，很多人都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改革初期的一个口号，这个是80年代上半期的口号，80年代下半期我们做了很多的探索，最后在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了改革的目标，这就是当时的顶层设计。但是现在因为中国这几年不大讲改革了，或者是也讲改革，也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们从来就有一种数典忘祖的不好习惯。一个口号、一个提法经过讨论，或者是经过党政领导的决定，为大家所接受，这是有明确定义的，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它的内容就不知道了。比如说市场经济，十四大给它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就是通过自由的价格其作用。但是后来很多人都说，这个市场经济进入是可以管制的，价格是可以管制的，只要是买卖就是叫市场经济，就变了。什么事情方便，那就叫改革，比如说管制价格也叫改革。所以有明确目标，或者是有明确的顶层设计的这种改革，就变成了摸着石头过河了。所以需要有针对这个来提出明确这个目标，已经有顶层设计了。第二个针对性就是到了本世纪的初期，出现了另外一种顶层设计，各种毛病出现了，甚至看病贵，看病难，上学的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的问题，说是我们的改革被经济学家所误导了、方向错了。应有什么正确的方向呢？这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的北京共识，后来又叫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十四代表大会以来的模式，它不是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强势政府。今年年初的时候，英国的一本经济杂志里有一个专辑，说有一个世界潮流，叫国家资本主义，里面举了很多例子都是讲中国的，所以说我想这个顶层设计不是说我们要在改革开放30年后另起炉灶，而是继续我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十四次代表大会把它确定下来顶层设计。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实践，我们会有很多新的进步。另外我们这个市场本身也有发展，我们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是沿海地区，这个市场是很低级的市场，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叫做人格化的市场；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熟人之间的本地的小规模的市场。它对于制度的要求，对于法制的支撑，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顶层设计不是照搬原来，是在原来基础上有所突破。现在大家正在议论，在这个顶层设计问题上，有没有可能达成共识？我觉得现在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机会，一个就是矛盾，各种矛盾，改革停步会造成什么问题？另外这种新模式的一些典刑的事例，比如说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模式，它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呢？叫做“高铁奇迹”，因为高铁这个问题，它的真相，它的后果，用这样一种模式来，我不是说不要发展高铁，而是高铁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我们应该达到共识。达成了共识，就做自己的规划，在整体规划下，各个方面的改革都可以设计出互相互动的各方面的子系统的改革方案。说到顶层设计，不是说我们就否定整个改革，并不否定我们基层的，从下到上的各种改革创新和制度创新。刚才几位部长的讲演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进行了，因为他们的顶层设计上没有违背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以在外汇体制上，刚才易纲做了非常清楚的发言，在他这个行业里，改革已经在按照这个顶层设计进行。还有刚才肖部长讲的，这个改革就是从上海市启动的，它很快就得到了响应。当然我刚才已经说了，顶层设计得到了共识，然后有个从上到下的响应，我们就可以推进，但是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在产业转型升级和改革上采取主动的行动，通过这两方面的互动来进行推进。我讲一讲广东在这两年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个人分类: 转载|176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社会矛盾考验广东: DynamoChina 2012-1-18 10:05;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17日02:44 金羊网－新快报昨日上午，省委书记汪洋参加人大会议河源团分组讨论。新快报记者孟祝斌/摄　　新快报记者李文黎秋玲吴璇李斯璐牟晓翼　　昨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参加了省人大会议河源团的讨论。对河源发展，汪洋提醒，别走珠三角已经交过学费的路，“珠三角，堵车堵得人急死，喝污染的水臭死，空气也不好，呛死”，而要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发展。他特别提到，珠三角城市里，珠海虽然经济总量不大，但它的模式现在看来幸福指数高。　　别走珠三角交过“学费”的路　　汪洋说，希望河源能深刻理解“为人民幸福而发展”，走出科学发展的新路，“你们后发展，但没有先发展地区的包袱，可以少走弯路，也许十年以后回头看，你们的路是山区里面走得最好的”。　　汪洋说，转变发展方式最核心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更好，这话过去说过很多，但理解不深刻。许多地方是为发展而发展，一些地区经济总量增长很快，但人民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增加，“好像经济总量做大了生活就好了，不是这样，你看珠三角，堵车堵得人急死，喝污染的水臭死，空气也不好，呛死。美国也统计过，现在的经济总量比(上世纪)四十年代大多了，但人的幸福指数在下降”。　　“现在珠三角城市里，别看珠海发展得慢一点，但幸福指数要高一些”，汪洋说，珠海没搞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口没那么密集，水质是好的，交通不堵塞，现在看来，好像珠海的模式更好一些。　　“现在你们着急，但千万别走珠三角已交过学费的路，可能这一任发展慢些，但长期看是一条很好的发展道路，发展不要损失环境。你看广州，现在水质是好一些了，但花了300多亿啊。”汪洋向河源市领导说。　　汪洋强调，河源绝对不能为追求经济总量而破坏生态环境、牺牲群众利益。　　广东受考验的不是经济是社会矛盾　　“要为人民幸福而发展，这是一个最好的经验，也是最深刻的教训”，谈到社会矛盾问题时，汪洋说，发展不能以牺牲群众的当前利益为代价。他说，以前有大量失地、失业的农民，“把我的地征去了，你发展了，我生活没着落了”，农民只好到城里去，城市人口是增加了，但贫困人口也多了。　　汪洋说，过去一味讲发展，总觉得有些民生问题可以放一放，似乎发展起来了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但实际上，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屡屡爆发。所以，“现在广东受考验的不是经济，是社会矛盾”。　　汪洋还提到发展中的公平问题。他说，一定时间段内允许有差距，但机会要公平，“公平了，就算能力不如人家，收入少，但没得怨”。另外，发展中若一味由政府主导也要有问题，是政府“干了不该政府干的事，管得太多了”。　　现场特写　　汪洋点名让基层代表发言：“你的建议很好！我帮着反映” 　　距离会议结束还有半小时时，汪洋现场点名基层代表发言，“来，先让基层的代表讲一讲，我再讲。” 　　代表罗红英是和平县阳明镇龙湖村的村民，她听到书记点名，爽朗地笑着说，“我当代表十年，省委书记让我们谈，还是第一次！” 　　“农村垃圾到了要处理的时候了！现在的农村，垃圾不比城里少，扔在河里，流到大河、大海，对饮水安全等都很不好”，罗红英说，过去农村买东西都用纸或者稻草绑住，这些可以定期烧掉，还能做肥料，又没有污染，但现在，大家都用塑料袋了，不能烧；农村建房也没规划，“房子乱建，垃圾乱扔”；有时候，死猪、死鸡等垃圾扔到河里，遇到洪水时，会堵塞河道，水会冲上稻田，“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建议，省政府能不能给每个村委会配辆垃圾车？”罗红英说完，又加了一句：“还要配司机！”代表们都笑了，汪洋也笑赞：“有魄力！”汪洋说，农村垃圾污染是一系列问题，的确要放在重要位置，但具体怎么做要研究。　　接着，罗红英提到了退休村干部待遇差的问题。她说，很多退休村干部身体很不好，但每月只有300元不到的补贴，自己为这个事已经连续两年提建议，但回复都答非所问，“我明明提的是退休干部，回复里只讲现职的，退休的一点不提”。　　汪洋听了笑着说：“你的建议都很好！你把你的建议给我，我帮着‘反映反映’。” 　　精彩语录　　“好像经济总量做大了生活就好了，不是这样，你看珠三角，堵车堵得人急死，喝污染的水臭死，空气也不好，呛死。” 　　“过去总觉得有些问题可以放一放，似乎发展起来了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实际上，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屡屡爆发。现在广东受考验的不是经济，是社会矛盾。” 　　“做官也得先做人，就得品德好，不能把选(工商联)主席变成选五百强。再下来才是企业好。要是品德不好赚黑钱，做得再大也不能让他当工商联主席。” 　　“2015年把村干部工资补到平均2000元，希望能把能人吸引回来，不能‘8个支委5颗牙’，要能留住年轻人。” 　　 ——汪洋　　现场互动　　1　扶贫工作队就要离开咋办？　　汪洋：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就开扶贫会　　昨天的讨论中，省人大代表、连平县委书记罗小聪提出，扶贫开发“双到”对山区脱贫、社会和谐作用很好，但三年的扶贫攻坚期很快就结束，扶贫工作队就要离开，而有些扶贫项目正在建设中，能不能把“双到”工作再延期一年，并建立扶贫开发的长效帮扶机制？　　建议一提出，汪洋立即回应，“省委、省政府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积极响应人大代表的建议。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就开扶贫工作会。”汪洋说，今年底完成扶贫开发“双到”工作任务之后，下一步，就将解决扶贫开发的长期化问题。广东将把工作重点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2013年至2015 年，将以2012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3%为扶贫标准，这意味着扶贫标准将进一步提高。此外，2015年省财政对全省村干部补贴将提高到人均每月 2000元，为集体年收入3万元以下的村级组织提供每年5万元办公经费补助。　　2　工商联主席如何选人？　　汪洋：要是赚黑钱，做得再大也不能当　　昨天，省人大代表、河源市工商联主席张国权发言后，汪洋继几日前再次谈到了“做官”与“做人”的问题。他说，工商联虽然是群众组织，它的主席也是官，选这个官，首先政治上要可靠，其次要看的不是经济业绩，而是品德。　　“做官也得先做人，就得品德好，不能把选主席变成选五百强。再下来才是企业好。我跟统战部讲过，要品德好，要是品德不好赚黑钱，做得再大也不能让他当工商联主席。”汪洋说。　　 3　珠三角小企业一批批倒下？　　汪洋：形势没那么严重，危机是好事　　讨论中，有代表说到“珠三角小企业一批一批倒下”，汪洋更正，“是有倒下的，但一批一批倒掉的没有，形势没那么严重”。　　汪洋说，对广东来讲，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通过危机，企业重新洗牌，实现优胜劣汰，对广东经济长期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个意义上，“危机对广东是好事。金融危机来，如果广东都挺不住，中国没有几个地方能挺住”。; 1201 次阅读|0 个评论

2012对社会医疗有感而发: 热度 3 zhao8182 2012-1-17 11:34; 今天组会上，老板说到假期回家安全事项时，说着说着就扯到了现在社会最关心的三大职业：医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医疗健康）、教师（教育问题）、警察（维护社会安定平安），是构成当前社会矛盾的核心，觉得讲的很有道理，有感而发。且说一下医生。最近关于医患矛盾和医生的负面新闻多不胜举。本人身体不好较多去医院，总体感觉现在很多医生看病太过于依靠仪器设备的检查（都忘了基本的触诊），到了医院先开一堆检查单，也不考虑病人的痛苦，查不到结果就随便开几百的药了事。有一次，肚子痛去了医院挂了内科，那天病人确实很多楼道都排满了队，那医生一听腹痛也不听细说就开了一堆检查单（可能是为了节省时间，看更多病人，这我都能理解，可你总得了解清楚再做判断吧），把肚子里所有的器官都查了个遍（B超：肝、胆、肾、脾、胰，血常规，直肠粪检，最后胃镜也做了），折腾了一上午，该遭的罪都受了，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拿了所有检查结果给医生看时却说没问题，随便开了200多元的药了事。可是腹痛的问题还在持续，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此后都怕了去医院。后来腹痛有所加剧，去了医院，这次的医生还是很赶时间的听了几句就失去了耐心，还是开了胃镜检查的单子（还是抱着相信医生的心理去的），结果还是没找出问题就打发我回来了。后来，自己判断可能还是肠炎的问题，去了专门的肛肠医院，这次病人少医生还是比较细致，听我说完，就给我开了肠镜检查的单子。交了费医生帮我预约了肠镜检查（根据我们的时间确定的第4天上午做肠镜检查，并登记了电话），还仔细叮嘱了肠镜前的准备工作（清肠）并写了注意事项。可是一夜没睡觉灌药把肚子都排空了，第二天大早到医院那医生却说机器坏了，真是让人很无语。机器坏了，对于一个稍有责任心的医生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第二天要做检查的患者，通知患者不用做清肠准备，重新定时间均可，但这位医生却若无其事的告诉我机器坏了先开点药吃着。经过这些经历，真不知该如何认识医生了！钱花了不老少，痛苦却不减反增！庸医当道，这就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杯具吧！现在关于看病难、看病贵、看好病更难的讨论也是越来越多，本人也曾经跟几个学医的同学做过讨论。他们大多都强烈反对我的看法。可是医生看病、收红包、开药吃回扣，这些已不是什么秘密。现在是信息社会，近年爆出的由于医生和医护人员缺乏医德和责任心造成的低级重大医疗事故屡见不鲜（如最近的（2011年12月）佛山“活婴当死婴”事件，（2012年1月）12岁女童在医院就诊后死亡心脏被换，医院开错药致患者死亡的例子就更多了百度一下自然清楚）。当然在这里我也不得不承认，有一大批兢兢业业、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在支撑着我们社会的医疗体系，否则社会矛盾早就激化了。; 个人分类: 生活感悟|3046 次阅读|3 个评论

[转载]分配扭曲、阶层分化和集体行为－－对中国社会危机窗口的估计: whyhoo 2012-1-9 15:23; 收入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在中国已经日益严重，然而其最终的影响还远未体现。本文通过构建收入分配的两阶层和三阶层模型，提出并回答了三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会进入不稳定期；为什么在目前社会还能维持基本的稳定；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这种趋势，导致社会结构不可持续的总危机会在何时爆发？根据对数据的分析，文章认为，如果不改变当前的分配趋势，最危险的状态是这一危机点很可能在此后10～15年间到来。　　（中经评论·北京）毋庸置疑，当今中国社会已经面临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社会矛盾加大、阶层对立、腐败等各种社会问题凸显（王晓娟，2010；王宏伟，2007；邓伟志，2010），使得整个社会面临着较大的内部压力，影响到社会稳定。正因如此，社会管理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和政治研究的主要问题（俞可平，2011）。在种种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中，收入分配不公及其延伸形成的种种社会不公正，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严重的因素（王占阳，2011；温家宝，2010）。收入分配不公从总体上会产生两点危害：一是在短期内制造社会矛盾，形成阶层冲突；二是在长期会导致社会危机出现，从而导致反社会意识的形成，引发对原有社会结构的破坏性的变革。对于后者的研究尚付阙如。基于此，本文借助收入分配的两阶层和三阶层模型对中国的社会危机窗口进行分析，探讨分配扭曲、阶层分化和集体行为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方法与假设的提出　　　　对于社会行为的变革，存在经济方法和非经济方法等两种不同的研究出发点。典型的经济方法认为社会行为最终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种经济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个起源：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即经典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次是20世纪60年代起源的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的本质是通过经济方法研究政治和社会现象、范式及其相应的研究者集合，其基本思路是将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即效用最大、成本最小等基本假设引入到投票等政治现象中，用以解释现象和构造投票策略，研究最优的政府规模等。非经济的研究方法自18世纪乃至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其典型的代表是文化决定论或者制度决定论。这种研究方法认为，某种文化、制度或者社会心理是导致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的根本力量。　　　　（一）研究方法的比较　　　　经济与非经济的方法孰优孰劣，至今依然没有定论。然而，本文依然延续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危机与潜在的制度变迁，其理由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方法符合人类行为的一般属性，具有微观基础。经济方法的最重要特点是从人的微观角度出发，通过研究个体的行为，从而自下而上地搭起整个群体的社会行为。在经济方法的研究中，对研究个体（人）的基本假设，例如趋利避害、利益最大化等假设符合人的基本属性，因此具有微观基础。而非经济研究方法，例如制度决定论并不能满足这种基础的微观假设，也就缺乏微观基础的支持。　　二是经济方法有大量的历史和宏观证据的支持。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定性研究，还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世界各国民主化进程和其他社会政治现象的定量解释，经济方法都有大量的历史证据和宏观现象的支持，具有相当大的解释性。而非经济方法首先是不能够量化的，其次在历史和宏观证据上也缺乏系统的解释力，这一点在下一条也有解释。　　三是经济方法具有完整的研究体系和内在逻辑的自洽性。这一点是经济方法最大的优点，即相对于其他方法，经济方法形成了从微观基础到宏观证据完整的内在逻辑结构和相应的体系，成为一种系统的、逻辑上内洽并可以量化的“科学”。非经济方法则从微观到宏观，在体系化的系统和内在逻辑结构方面都有所缺乏。这也就是研究中的基本逻辑，即在研究中，如果要提出一个新的因素，比如文化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就必须首先要从微观上说明文化是怎样影响个人行为的，其次要说明文化是怎样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产生影响的，最后要说明在从少数的群体行为累积到整个社会行为之间，文化是怎样产生影响的。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解释体系和链条。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塑造用一种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时，必须要保持内在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如果是文化决定论，就不能说文化只在某些国家适用，而在某些国家适用于法律，某些国家某些现象又适用于社会心理解释。　　四是经济方法也不排斥非经济因素。这一点是往往被文化学者和其他社会学者所误解的。即，非经济方法研究者往往用某些片段性的社会文化制度因素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来否认经济方法的研究意义。实际上，经济方法并不排斥非经济因素在社会行为和社会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绝大多数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最终都是通过经济因素实现的，只要承认趋利避害、效用最大化等假设是人类个体和人类群体基本的行为属性，那么，任何其他的非经济因素都要通过这些经济因素来最终影响人类社会行为。因而，这就为构建以经济方法为主线，以非经济因素为辅助解释的系统解释框架打下了基础。从此意义上说，经济方法依然是最具有解释力和最有可能更加全面接近真相的解释。　　　　（二）经济方法解释社会行为一集体行为的逻辑　　　　在讨论经济方法如何解释社会行为时，必须提到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Olson，M.，1965），并且这也是本文的出发点。尽管该理论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但其重要意义依然远没有被充分认识，并且往往错误地被学者批判（杨光斌，2006）。　　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在集体行为中，行为人是以个人的边际利益而不是群体利益作为行动依据的。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经济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两种流派中，即马克思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都做出了重大的突破和贡献。　　首先，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突破和补充了马克思的二元阶级分析观。马克思最早用二元的阶级斗争分析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运动，无疑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并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了其正确性。但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将社会严格地分为二元结构无疑过于简单化了。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突破了将社会一分为二的简单化分析方法，而是将社会变迁看作由于利益形成的多个利益集团互动的结果。这就极大地改变了原先马克思的二元方法的局限，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建立了经济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桥梁，建立了利用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分析社会行为的理论基础，从此，经济学的系统方法可以被有效地运用在普遍的社会分析之中。奥尔森从分析人的边际利益出发，进而分析集体，再分析社会行为，完全是采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方法。这就使得社会分析的方法与具有扎实系统性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体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打通了社会分析与经济分析之间的隔阂。　　这产生了三个明显的效果：使得原先对社会行为的空洞分析同样建立在基于人性的微观基础之上，使研究具有了坚实的逻辑和行为基础；原先系统性的基于边际效用的新古典框架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被使用在社会分析之中，从而使社会分析正式成为了一门可以纳入科学体系的一门学科；建立了社会现象与经济现象的紧密联系。奥尔森的集体行为理论实际上证实了人类的社会现象（比如政治行为）与经济现象（如市场上的买卖行为）一样，本质都是来自于人类的基本行为属性。这也就间接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往往是高度一致的，例如稳定的民主往往产生在那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之中，而发达的市场经济背后往往有稳定的民主制度作为支撑。　　　　（三）研究假设　　　　根据集体行为理论，我们提出了支持本文研究的以下三个基本前提假设：　　假设1：边际收入决定了社会中个体的基本动机和意愿　　假设1实际上来源于基本人性假设，社会中的个体行为是基于其趋利避害的基本属性的，边际收入是决定人的个体利益的主要因素，它决定了社会中个体利益的基本动机和意愿。　　假设2：集体行为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个体采取一致性行为的结果　　假设2也是基于集体行为理论之上的，也就是说，当在一个群体中大多数人都同时采取一致性的个体行为时，集体行为就产生了。　　假设3：社会变革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群有一致意愿产生的行为结果　　假设3实质上是假设2的推论，社会变革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集体行为，集体行为必然由参与行为的绝大多数个体的一致性行为所构成，而一致性的行为最终产生于一致性的社会意愿。　　　　二、中国的收入分配变迁分析　　　　（一）中国各阶层在总体收入中的分布事实　　　　收入变迁和社会结构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会导致社会总危机的最终到来。我们认为收入决定了人们的个人效用，也决定人们行为的基本动机，而变化的收入引发人们行为的改变。收入结构的歧化导致社会内部的对立，最终形成大多数人群对少数人群的对立，并导致改变社会秩序的一致性动机的产生。这时，社会就将进入到极度不稳定中。　　图1显示了国家统计局在过去历年将社会进行7个阶层划分所得到的各阶层在总体收入中的分布情况。图中的一个明显结果是，在过去的20年间里，除了最富有的10%的人群所占有的财富在快速增加和次富有的10%的财富缓慢增加外，几乎所有人群的财富在整体财富中的份额都有所下降。特别是最低收入人群出现了最大幅度的下降。　　（二）中国社会富裕阶层的变迁　　　　由于中国种种传统（如不露富心理）和现代因素（统计手段的缺失）的影响，对中国财富分配状况的研究一贯困难，因此，准确描述过去若干年的富裕阶层变化也异常困难。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的变迁经历，根据一些片段的研究.大致描述一下富裕阶层的变化（顾朝林、胡秀红、刘海泳、宋国臣，1999），将改革开放三十年划分为以十年为期的三个阶段：1985～1994年，1995～2001年，2002年至今。　　1.1985～1994年：私有经济的繁荣和第一代富裕阶层的兴起。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在中国农村推行。自1985年起，城镇改革也继而开始。也就是从此时起，中国的私有经济开始快速发展起来。在城镇，小手工业者、个体户等就构成了第一代富裕阶层。在乡村，大量乡镇企业逐渐由农村集体兴办，种田大户和乡镇企业家构成了第一代的农村富裕阶层。总体来说，这一阶段的富裕阶层主要是在宽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个人努力的结果。而这一阶段，也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真正的自由经济时代，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的时代（Huang，2008）。　　2.1995～2001年：外资职员、民营企业主。从1995年开始，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扩大导致中国在南方逐渐建立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此时，原有的乡镇企业也逐渐转制为民营所属，而在这一转制过程中，兴起了第二代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逐渐构成了第二代的富裕阶层。与此同时，外资企业逐渐进入中国市场.最早的外资企业的中方职员也因为其高收入成为了稳定的高收人群体。这一阶段的富裕阶层表现为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的结合。　　3.2002年至今：快速的富裕阶段，权力经济的兴起。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改制的完成、新的重化工业发展热潮，以及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贫富差距开始增大，这一阶段也成为令人有些眼花缭乱的快速富裕阶段。尽管我们无从知道到底详细的富裕阶层的构成和财富分配是怎样的，但我们大体知道了他们是由如下群体构成的：私营企业家。应该承认，在这一阶段，私营企业家依然是富裕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企业家横跨制造、营销等各个领域。腐败的政府官员。腐败现象是与经济发展中的寻租密不可分的，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官员腐败也越来越严重，近年来，亿元以上的大案已经屡见不鲜。而腐败的官员，也已经由原先的财务、人事、工程建设领域向各个领域发展。腐败的政府官员及其相应的家族，成为当代中国富裕阶层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国有垄断企业高管经营者。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完成，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重新成为了富有阶层的产生器。根据相关报道，国有高管的收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千万年薪的国企高管也经常出现。房地产开发商。之所以将房地产开放商独立于私营企业家之外，是因为私营企业家主要是通过个人努力（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实现财富的积累，而房地产开放商，主要是通过与权力的结合，通过垄断性地获取土地和经营资质来实现快速的财富的积累。矿业主。这一群体包括煤矿及其他矿业拥有者。与房地产开放商类似，这一群体也主要是通过与权力的结合获得垄断性的经营权从而获取暴利的。部分学者。部分学者的暴富使得学者第一次成为近年来新生的富裕群体。部分学者一方面通过申请高达千百万的纵向与横向项目经费，一方面通过大量招收研究生来完成这些项目，而所给的报酬少得惊人。这就使得部分学者成为制度下的投机者，成为迅速暴富的阶层。　　可以看出，在以上六类中，除却第一类的富裕阶层是通过自身的智慧努力和企业家精神积累的财富外，其他五类群体都是由于对某种权力的垄断来实现自身的快速财富积累的。我们可以得到两点中国财富的变迁规律，一是最富有阶层的财富在快速增长，而这一增长是以侵占其他阶层的财富增长份额实现的；二是最富有阶层与权力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中国正形成一个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到文化教育权力的特权精英阶层，这一精英阶层已经成为中国占有财富最多并且其财富依然快速增长的群体。　　　　三、收入畸形、阶层分化与社会危机I－－一个两阶层的模型　　　　我们首先构造一个两阶层模型，将社会划分为垄断权力的精英阶层和非精英两个阶层。　　　　（一）财富增长趋势的两个因素　　　　各个阶层的财富收入变化的基本公式是，一个社会阶层所掌握的财富是由总体的国民财富和所在阶层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共同决定的。在此，我们还需要引入两个基本的事实或者前设。　　前设1：任何国家的GDP都不会无限制持续地快速增长。这一假设是基于国家发展的基本事实来的。尽管从长期来看（数千年的历程），伴随着历次的技术革命，人类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不断递增的过程。但是从中短期来看（例如几十年），在技术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会快速地无限制地发展。以典型的发达国家为例，发达国家在起飞阶段，普遍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的接近10%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无一例外在平均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开始放慢脚步，并在2万美元的时候基本增长就接近停滞（如果考虑价格因素，大量发达国家的经济实际上为负增长）。　　前设2：精英阶层会利用手中控制的财富分配权尽可能地扩大自己所占有的份额，而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这一假设来自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首先从理论上看，任何阶层都有扩大自己阶层利益的动机，但是由于精英阶层比非精英阶层占据更多的资源和分配权力，因此，精英阶层具有更大的优势来扩展其自身的份额。其次，从现实上来看，根据对中国既往收入分配数据的分析，也支持了这种前设。　　一个相应的问题出现了，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是我们所有论述的关键，即是否有可能改变这一趋势。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根据集体行为理论，在集体行为中，行为者仅凭借个人的利益而不是集体的利益来行为。当个人利益增加到损害集体利益时，行为个人也会采取行动。在现实中，尽管在一个社会中统治精英集团从整体上能够清晰地认识到权力寻租行为导致自身利益增大后有可能会失去政权，从而使原有精英集团的整体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但是，精英集团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体的短期寻租行为带来的个体额外收益远远大于远期精英集团失去政权后引起的个体利益损害。因此，无论精英集团整体上如何清楚地认识到其危害，由集团内个体行为引发的这一趋势几乎是不可更改的。　　　　（二）两阶层模型的收入增长趋势　　　　在图2a中，横轴是年收入，纵轴是时间轴，图中表示精英的曲线和非精英的收入曲线。图2b是收入增长趋势曲线，从数学上讲，图2b和图2a是同构的曲线，是图2a的一阶导数的曲线。我们分析的关键是图2b，但为了便于理解和直观，我们将图2a和图2b放在一起来分析。　　在图2a中，我们大致以改革开放时间为原点，从那时起，精英和非精英的收入都有了较快的增长。但由于非精英的经济动力被长期压制后才得以释放，因此，非精英的收入在一开始的增速快于精英。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权力经济的兴起，精英阶层的收入快速赶上了非精英阶层的增长。进而，在未来，整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逐渐停滞，加之精英集团垄断分配权力使得自身的份额更大后，非精英集团的收入开始停止增长甚至开始下降。相反精英集团可以保持在整体经济低迷下的自身收入增长，因此会持续保持加速状态的收入增长。图2b是相应的收入增长率曲线，从数学上，也可以直接对图2a求导得到。　　在图2中，有两个节点非常重要，即A和B点。A点为精英与非精英之间收入增长率相等的交点，B点为非精英阶层收入增长由正转为负的时候。根据OAB三点，整个的收入分配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非精英阶层收入快速增长的OA阶段：在OA阶段，正如之前所述，非精英阶层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极大释放了潜在的经济活力，收入增长很快，并显著高于精英权力阶层。在这一时期，占大多数人群的非精英阶层对社会总体状况和未来生活的预期非常满意，整个社会秩序较为安定，这一阶段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对应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阶段。　　2.精英收入增长快于非精英的AB阶段：在AB阶段，由于精英阶层逐渐在快速发展的经济过程中利用权力通过垄断和寻租行为获取更多的收入分配，这时，精英阶层的收入增长开始快于非精英阶层。此时，由于精英阶层的收入更多通过不公正的与权力结合的方式获得，非精英阶层开始逐渐对分配方式不满。但是由于整体经济依然快速增长，因此尽管非精英开始不满，但是其自身的收入绝对值依然可以保持增长，因此，虽然社会不公开始出现，社会依然能够保持基本的稳定。这一阶段，大体就对应于中国当前的阶段。　　3.在B点后，进入极度的不稳定状态：B点是我们整个分析的关键。在B点之后，由于整体国民经济速度逐渐放缓甚至停滞，但是精英阶层依然通过自身掌握的权力实现自身的分配优先，因此，其自身的收入增长速度并不放缓，而占大多数的非精英的收入由于被直接或者间接的侵吞（例如通货膨胀），使得整个群体的绝对收入开始下降。这时候，社会就在非精英的大众中形成一致的不满意识，不公平更加剧了这种不满。因为任何对制度的变革，都有可能使得非精英阶层获得更多的福利改善，因此，变革社会结构的一致愿望就趋于形成。此时，社会就进入了极度不稳定状态，大规模的以社会变革为目的的群体性事件一触即发。　　至此，对中国未来危机窗口的基本分析已经大体完成，一个基本的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的社会变化趋势已经大体描绘出来。但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依然存在，即如果根据集体行为理论，其实不待B点出现，在AB期内，社会就可以形成一致的动机。因为在AB期，精英阶层的收入已经远高于非精英阶层，任何有可能的社会变革都会增加非精英阶层的收入预期。因此，在这一阶段，改变社会结构的一致性意愿应该已经出现。但为什么社会依然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两阶层的模型就不能够解释了。这也就是集体行为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即突破马克思主义原先的二元对立的社会阶层分析框架，建立多元的结构模型。　　　　四、收入畸形、阶层分化与社会危机II--个三阶层的模型　　　　社会中并不仅是二元的阶层冲突结构而是多元的结构。中产阶层已经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为了解释上一节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到中产阶级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中产阶层在当前的社会稳定中起到异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按照现有的趋势，这一阶层的利益最终可能会受到损害，并导致社会进入极不稳定状态。　　如图2一样，图3显示了引入中产阶层后，三个阶层各自的收入变化。图3等同于图2b，只是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取消了收入差异图而重点观察收入变化率的差异。决定人际行为的关键是对边际收益的预期，也就是真正决定行为的是收入的变化。在图3中，中产阶层和最低收入群体其收入变化曲线的趋势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不拥有分配财富和权力寻租的能力），但是由于中产阶层更加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等，其收入的增长会更多一些，因此衰减时也相对慢一些。而精英阶层由于其优先分配的权力，依然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趋势。　　根据三条曲线的变化，就形成了A、A.、B、B1四个关键点。A和A1分别是最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收入率开始低于精英阶层收入增长的临界点。B和B1是最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收入率开始变为负值时的临界点。根据这四个关键点，就形成了以下的阶段：　　OA阶段：最低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收入快速增长，社会呈现稳定状态；AA1阶段：从A点后，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开始低于精英阶段群体，最低收入群体的不满情绪开始累积，但其绝对收入可以增长。此时，中产阶层的收入预期依然增长，因此，社会依然保持稳定。A1B阶段：在A1点后，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开始低于精英阶层，此时，中产阶层开始逐步对不公正产生不满。但是由于此时非精英的两个阶层的绝对收入都依然能够增长，因此，社会能够大体保持稳定。BB1阶段：在B点以后，随着总体国民经济收入的增长放缓和经济与权力的结合，最低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开始下降，由此，最低收入阶层变得极为不满。国家开始进入不稳定期，但是由于此时中产阶层的绝对收入还可以增长，因此，社会依然有保持稳定的力量。B1阶段以后，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长变为负值，此时，非精英的两大阶层的收入增长都为负，社会就形成了绝大多数群体间的一致的改变社会结构的行为动机。此时，社会进入极不稳定阶段。结合目前的状态，当前，我国大体处于A1和B之间的阶段。也就是中产阶层和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低于精英阶层，并开始下降，但是其绝对收入依然可以增长。　　根据以上的分析，上一节提出的问题就很容易回答，即在A点过后特别是在A1点后，社会的绝大多数群体已经形成了一致的不满情绪，但为什么社会依然能够保持稳定。这就是中产阶层的稳定作用。因为尽管中产阶级相对于精英阶层收入增长更慢，但其依然能保持绝对的增长。在B1点出现之前，任何的社会变革都最先损害的是中产阶层的利益，而不是精英阶层，因此，中产阶层有可能会因为变革而变得更坏，因此，社会虽然普遍不满，但是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行为动机，当前社会依然保持大体稳定。　　　　五、讨论和结论　　　　如上所说，如果目前的分配格局不改善并且继续恶化下去，中国迟早会进入极度不稳定的社会动荡期，并产生一致性的改变社会结构的行为动机。那么，这一时期大概在什么时候到来，就是本研究无法回避，同时也是非常现实和敏感的问题。　　　　（一）动荡临界点的估计　　　　正如模型所述，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变化是受外在经济增长和自身所在阶层的份额收入变化决定的。因此，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状况就成为一个判断的基本依据。现有的经济估计认为，中国目前至少还能保持10～20年间的高速增长，那么，仅从经济增长计算，如果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话，可能在2020～2030年之间，中国会进入极度的不稳定期。当然，临界点的到来还会因为其他因素被推迟或者加速：一是收入分配结构扭曲速度的改变。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是建立在收入结构当前的扭曲状态会进一步加剧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也知道这一趋势很难在现行的制度下扭转，但是如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和制度化的方式，例如合理的税收体系、公正的司法体系、完善的社会服务系统等，这一趋势的确是有可能改变的。如果这一趋势得到缓解，其社会危机的到来就会大大推后甚至消失。这也正是我们的建议。二是国际环境的改变。如果其他的因素，例如经济发展和分配结构扭曲的趋势不改变的话，国际形势的改变也可能使得社会结构变得更加稳固或者不稳固，例如干涉战争的爆发往往使得一个民族的内部结构更加稳固，社会结构保持更久的时间。　　　　（二）结论和建议　　　　在此，我们对文初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回答：一是为什么社会会进入到不稳定期？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或者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的话，认为经济动机是影响社会行为的最基本的力量，那么，根据我们对已有数据的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不稳定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依附于权力的收入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对立；二是为什么当前社会依然能够保持大体的稳定？根据分析，社会当前能够保持稳定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尽管当前收入出现了不公正现象，但是不掌握权力的非精英阶层的绝对收入依然可以增长，一致的改变社会结构的经济动机虽有出现但是尚未形成；其次，中产阶层在当前制度结构下存在收入和阶层的上升空间，因此，在非精英内部依然未形成一致的反对精英集团的社会行为动机，社会依然暂时稳定。三是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趋势，什么时候这种暂时的稳定状态会消失？当依附权力的最上层阶级的收入能够增长，而除却这一阶层的其他所有阶层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时，社会绝大多数群体便产生了一致的变革动机，这时，社会就进入了极度的不稳定阶段。　　中国社会危机到来的窗口时期，很可能是未来10到20年以后的时间。因此，我们建议，在危机窗口到来之前，抓住当前最为宝贵的10多年时间，尽快完善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律体系，作为对权力寻租行为的约束；建立合理的税收机制，作为二次分配的调节；建立系统全面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对最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只有这样，收入分配畸形导致一致性的社会动机才不会形成（甚至收入分配畸形本身也会改变），国家和政治结构才能得以保持长治久安，而本文基于当前趋势所做出的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预期前景也将不会出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中央编译局，何哲）原文见 http://www.cctb.net/llyj/xswtyj/zfcx/201108/t20110809_29041.htm; 个人分类: 经济|158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whyhoo 2012-1-8 09:34; 随着社会矛盾增多，社会稳定已成当今社会的一个"结"。它既是现实，也是心理的。担心社会不稳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忧患情结。今日的中国是世界上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严重的国家吗？显然不是。今日的中国是世界上发生社会动荡可能性最大的国家吗？显然也不是。但中国是在维稳上投入力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我国目前正处在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需要对一些重大问题做出准确判断和抉择。如何判断目前的社会矛盾，判断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失序的可能性，从而对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正确抉择，已迫切需要解决。急需降低的维稳成本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这一恶性循环也表现在，"民众被提供了一种误导性的预期：如果你想让你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如果你连'稳定'都不会威胁，你的问题就别想得到解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近年，各地维稳投入急剧上升，已成为地方政府一项占相当比重的常规支出。据统计，我国今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亿元。据《2009年预算执法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将再增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目前还要大量人力投入。由于"零指标"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地方政府不但要把维稳当作首要任务，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而且往往大规模动员，力保辖区无事。对于部分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员，采用"多跟一"，实施24小时监控。这给基层干部带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地方政府有时还会发动大量志愿者，配合相关部门。在一些地方，维稳已经对政府的正常工作造成影响。非常时期，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基层政府许多工作人员都有"承包"的任务。如果不改变现有的维稳工作方式，维稳成本无疑将会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一个日益沉重的负担。这种维稳方式不仅严重增加成本，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是非观、公正观等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削弱了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更不利的是，为完善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的一些重要改革，可能因此被延迟。有的政策和措施虽然短期内可能带来一定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社会波动，但从长远看，有利于理顺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它们往往被搁置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因此错失时机，导致不均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坐大，社会甚至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制约。超越维稳与不稳定的循环现有的一些做法，较难避免一个循环：越是要强调社会稳定，部分基层政府就越不能接受民众的利益表达，利益格局就越倾斜。由于正当的利益要求不被接受，一些群体或个人就只能采用体制外的方式表达不满，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维稳只好被不断强化。社会矛盾的解决原本是一种博弈的过程，一旦"是否影响稳定"成为官员解决问题时的选择标准，可能影响稳定的，就努力解决；不会影响稳定的，则尽量拖延。长此以往，民众或许会将所谓"闹"作为博弈的一种手段。"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就是由此而来。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正视。不当维稳易变成维护强势群体利益的工具目前我国社会结构高度分化，不同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开始出现明显差异。这些利益本身往往并无"对与错"的差别，只要是合法的，都是正当的。问题是，不同群体或阶层追逐自己利益的能力明显不同。诸如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缺乏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和利益谈判能力，不仅无法影响事关切身利益的政策制定，也难以通过谈判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一些占有大量资源的强势群体，则已初步显示了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公共决策的能力。如果以稳定为由不允许农民工集体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不允许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进行讨价还价时，维稳工作就容易变成维护不法企业和承包商利益的工具，成为维护开发商掠夺被拆迁户利益的工具。这类结果，需要尽量避免。正常利益表达可以遏制社会失范正当利益不能顺畅表达，可能助长社会基础秩序的失范：腐败盛行；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有相当部分是以灰色甚至黑色的渠道进行，贫富悬殊的趋势难以遏制；潜规则盛行于社会；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社会公平正义遭受侵蚀；人们对统计数据失去信任感；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在流失；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出现疏离，缺乏平等有效的沟通和互动......这些问题，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真正的长期的祸患。现代社会中，最根本的规则就是法律。在处置矛盾比较集中的计划生育、征地拆迁、国企改制等重大社会问题时，不能以行政方式替代司法方式。否则，某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虽然得到权宜性的解决，但却同时导致社会生活的无规则化。运动式治理易陷入"治标不治本"困境对某些基层政府的一些做法，需要认真反思。目前，部分基层政府以垂直命令、政治动员的方式，在某些特定的时期集中调动力量，以解决一些比较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方式具有行政主导、不计成本、"一刀切"、"一阵风"等特点，是一些地方政府目前运用最为广泛的维稳工作方式。实践证明，运动式的治理模式可化解一些各种久拖不决的遗留问题，成功完成诸如"平安奥运"、"国庆大典"这样的任务，也可以有效应对SARS等突发性的公共危机事件。在可预见的未来，运动式的方式也不能一概否定，比如对某些"历史遗留问题"，采取集中精力、各部门联合办公解决，仍属必要。但同时要看到，运动式治理往往追求一时功效，更多地依靠权力或权宜措施，工作轰轰烈烈，但很难形成制度化的积累。在面对复杂而琐碎的以利益冲突为主的常规化社会矛盾时，易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境。这种方式还可能忽视法律的作用，容易把正常的利益表达上升为政治问题和刑事问题。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这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在处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防卫过当。"严防死守"、"消灭在萌芽状态"等，成为维稳工作中经常而普遍使用的语言。有时，这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反使政府成为矛盾焦点。之所以出现体制性防卫过当，一是由于对社会冲突严重性的判断出现偏误，另一方面则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处理社会矛盾时缺乏自信，担心小冲突导致社会动荡。地方官员也往往两难：要积极推动经济，难免引发新的利益纠纷；又必须保持地方稳定，杜绝任何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恶性事件。上级要求"把矛盾解决在基层"，然而，条块分割造成的矛盾或者国家不同政策法规之间的冲突等，基层政府又不具备解决这些矛盾的资源和权力。这样，当面临可能"威胁"地方稳定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时，地方领导人往往缺乏周旋的空间，进退失据。他们只能自上而下"层层加码"，只求尽快平息事端，尽量在任期内不出事。 "花钱买平安"也可能带来后患近年，在面对那些基于具体利益冲突，同时又不具有扩散性的社会矛盾时，一些地方政府更多地使用经济方式来解决问题，即"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普遍设立。用经济手段解决利益问题，比用高压方式来解决利益冲突前进了一步。但"花钱买平安"也可能带来后患。因为它往往无法可依，有时是政府用公共财政来为一些企业或相关方面埋单，缺乏规范。这会助长民众中存在的"不闹不解决"的预期。如果只求息事宁人，不仅会严重增加化解社会矛盾的成本，不能真正促进社会公平，而且会破坏全社会的包括是非观、公正观在内的价值理念。维稳理想目标是做到"案结事了" 任何社会对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到此为止"的机制，在司法程序中，就是终审判决。维稳工作的理想目标是做到"案结事了"，形成一个矛盾基本化解、各方都能接受并遵守执行的方案。目前，由于缺乏程序性和法律效力，信访制度难以有效地终止矛盾和纠纷。我国已建立起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基本框架，但行政权力仍是社会的中枢。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政府的权威仍远远大于司法的权威。一旦利益受损或受到不公正对待，人们总是习惯于通过上访等渠道向政府求助。然而，进入信访渠道的案例，只有千分之一左右得到解决。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上访人员，可能寄望于"青天大老爷"而一访再访。地方官员迫于对上负责的政绩压力，采取截访、销号、拘留、劳教等手段阻挡上访。这会产生更多新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可能影响全局。与此同时，一些矛盾和纠纷并未能进入司法渠道。那些即使进入了司法渠道的矛盾和冲突，也可能由于相关各方对司法裁决和判决缺乏足够的尊重，而出现 "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和"再审难"。现实中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例的大量出现，正表明许多案件是在司法渠道和信访渠道中并行甚至不断往返的。这种情况下，破除传统的维稳思维，形成关于社会稳定的新思维至关重要。维稳不是要消除利益冲突，而是要设立规则近年的冲突，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是主要起因。基本是利益之争，属人民内部矛盾。其实，多数矛盾并不存在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只是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一个多元现代社会，这些冲突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冲突。利益矛盾不同于政治矛盾，也不同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它可以用谈判、讨价还价等理性方式解决。因此，维稳不是要消除利益冲突，而是要为其设立规则。良性的体制不是要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化解冲突。一定要避免将一般社会矛盾与威胁稳定的政治危机混为一谈。准确评估社会形势才能从容应对因此，需要对目前社会形势有一个基本判断。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经济快速发展；第二，政治基本稳定；第三，社会矛盾突出。总体而言，某些矛盾的表象虽然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并不足以构成对社会基本稳定的威胁，更不致影响人心思治、民意向稳的基本趋势。要准确判断，还要破除一种"不稳定幻象" 它是指一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看起来在不断激化，社会稳定面临严重现实威胁的感觉。这种幻象似是而非。它之所以产生：首先，有地方不加区别地将许多社会矛盾加总为不稳定因素。即使所谓群体事件，也包含了极为不同的内容，许多与社会稳定并没有直接关系；相当一部分幻象，仅仅源于缺少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造成的"棘手感"。破除"不稳定幻象"课题组还呼吁，目前需要破除普遍存在的"不稳定幻象"。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尽管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比如腐败、贫富差距等。但总体而言，酿成大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在许多部门和机构都有一份不稳定因素排查表，把日常生活中许多正常的、与稳定问题毫无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都列入，甚至有中学也列出一份长长的排查表，将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的意见，也列为'不稳定因素'。这些现象加起来，当然会变成一个吓人的数字。"而由于缺少应对社会冲突有效措施，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成为一种越来越敏感的现象，有时连正常的讨论和研究都不能进行。报告认为，"这种敏感性不完全来自事实本身，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缺少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造成的'棘手感'。而现有的维稳思维和方式所产生的效应，其本身就有制造紧张空气、自吓吓人的效果。"报告预见，当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各种合法方式进行正当的利益表达，尤其是可以利用规范化的群体性利益表达方式时，我国社会将会遭遇一个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井喷期"。这也是考虑制度化建设思路时人们不免担心的一个问题。对此，课题组专家认为，对此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草木皆兵。" 首先，'井喷'现象并非制度化造成的，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渠道，让以前被掩盖的社会矛盾以规范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并藉此得到可能有效解决的机会。"报告也预见了可能存在的社会忧虑。比如担心推行制度化解决后，会不会出现"连锁反应"？推动利益凝聚的社会组织出现后，政府会不会无法分辨出群众和"别有用心"的"一小撮"？课题组认为，实际上这些担心也是"不稳定的幻象"的表现。"我们应该看到，今天，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提供了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而政治框架的基本稳定则提供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中，人心思稳。尽管中国不同利益群体呈现出更大差异，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但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用'折腾'和'动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报告建议，为了尽量平稳渡过"井喷期"，从实际出发，可以考虑过渡性措施。比如"老问题老办法，新问题新办法"：对历史累积至今的矛盾问题采用集中处置，而今后出现的新个案则采用制度化设计。其次，也可采用渐进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机制建设。"可以选择对社会和政府形象负面影响较大、涉及人员较少的社会矛盾，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进行制度化解决试点，给基层官员、矛盾各方以及全社会一个学习和适应的时期。""大家都关心到底怎么制度化解决？这里所说的制度化，实际上就是法治化。" 如果将完全可以避免的"不稳定"排除在外，"不稳定幻象"就会大量减少。综上，只有正确定义矛盾冲突的性质，准确判断社会动荡的现实可能性，我们才能走出认识误区，以一种从容自信的心态应对，解决真问题，达到长治久安。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社会的稳定最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不要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当前，已经形成了以失地农民、进城民工、城市下岗职工、拆迁户等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在利益遭受侵害时，这些群体的资源相当稀缺，无法有效整合利益，无力通过利益表达维护自身权益。因此，在与强势群体发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时，往往处于一盘散沙、失语失声的境地，有时不得不寻求用体制外的方式抗争。而这些方式所带来的不稳定威胁，又使其受到进一步阻遏。大量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阻止合法的利益表达，则只会积聚矛盾，使社会更不稳定。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就此而言，新的稳定逻辑应该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才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建立利益均衡机制这种新思维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政府扮演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使法治成为解决冲突的长效手段；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冲突的社会机制。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是形成解决冲突新模式的核心步骤。这涉及到一系列互为条件的制度创新。以下机制的建立应进入决策视野： 1.信息获取机制。要求各方面对相关信息主动发布或经申请发布，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公众有阅览卷宗、参与听证等权利。只有信息公开、透明、充分、真实，公众才能及时了解事关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才能在第一时间保护自身的权益。信息的不公开及暗箱操作，是致使一些利益矛盾和冲突产生并激化的重要原因。 2.利益凝聚机制。要有效地解决利益矛盾和冲突，必须有一个利益要求凝聚和提炼的机制。分散的、散射的要求，很难在决策层面上处理。不同群体掌握的资源和表达能力差异很大，集体表达、沟通与协商对于弱势群体就尤为必要。经验表明，经过凝聚的利益诉求，也更容易通过谈判和仲裁的方式获得解决。 3.诉求表达机制。需要增加公众参与的环节。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上，以听证、表意、监督、举报等方式向公众提供表达的渠道。同时，也要设置相关制度，使利益各方均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等方式充分表达各自诉求。 4.施加压力机制。强势群体拥有的资源多，争取利益的手段也多；弱势群体要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必须得有特殊的施加压力机制。当然，施加压力的机制需要法治规范，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弱势群体的利益就无法保障。 5.利益协商机制。在利益诉求明确表达的基础上，矛盾各方按照法律的渠道和程序谈判协商，自主解决其利益矛盾。当社会群体在一定规则下，通过协商谈判公平有效地自行解决利益纠纷时，社会就初步实现了自我管理。这时，政府无需事事介入，既减轻了行政负担，也降低了社会成本。目前，迫切需要建立劳资双方的协商谈判机制。 6.调解与仲裁机制。它是一种矛盾终止机制。若矛盾双方无法达成妥协，第三方的调解或仲裁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程序。能够担任最后仲裁者角色的，就是政府和司法机构。政府尽管不必直接包办一切，但可以规范整个协商谈判体制，既是谈判平台的提供者，也是谈判规则的制定者，更是谈判结果的保障者。这六个方面，在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中相互配合，层层递进，缺一不可。其中，利益凝聚机制和施加压力机制特别重要。建立利益凝聚机制，关键在于形成利益诉求凝聚和表达的载体。体制化难以根治社会矛盾和冲突似乎存在一种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方式体制化的趋势：一方面成立"维稳办"、"综治办"等专门机构，各级政府设立专项"维稳基金"，从组织结构和资源安排上强化政府的维稳能力；另一方面强调"领导包案"、"属地管理"，推行干部考核中的"零指标"，从激励机制上提高干部的维稳动力。上述做法，是一种体制化。实践表明，这些安排，难以从根本上治理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可能与强调法治、规则、程序的制度化建设，并不一致。我们认为，制度化的核心是法治，要求法律在权力之上，关键是权力的适当分散与制衡，渠道是司法建设和社会建设。在制度化的维稳机制下，稳定和表达缺一不可，相信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容纳冲突，用制度解决问题社会矛盾处置工作中制度化建设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增强体制容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二是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和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因此首先要能够容纳矛盾、容纳冲突。增强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容纳能力，首先政府要用动态的稳定观来替代静态的稳定观。虽然利益高度分化，但相当部分是正常的利益博弈。将这些利益博弈消灭在萌芽状态，正常的博弈过程就中断了，能够及早暴露社会问题的机制被消灭了。试想，如果农民工在被拖欠工资时有和资方的正常博弈，有表达利益要求的制度化途径，如果农民工的抗议不是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何至于出现"跳楼讨薪"、"持刀讨薪"的冲突事件？又何至于要总理出面为农民工讨薪？有了规则和规范，社会冲突就犹如水渠中的水流，尽管有时看上去汹涌激荡，但是知道它流向哪里，流到什么地方就能恢复平静。如果缺少这样的渠，水来了，不知道有多大，也不知道会往什么地方流，于是就只能严防死守、顾此失彼。提高用制度化方式解决矛盾和冲突的能力，首先要将矛盾正确分类。一般所说的不稳定因素，包涵了小规模常规性的社会抗议、局部的社会抗议和全社会规模的社会抗拒等几种相当不同的类型。如果将小规模的、正常的社会冲突放大为不稳定因素，就可能防卫过当。准确区分不同类型的矛盾，才能对症下药，有效治理冲突。提高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要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特别是强调基础制度和基础秩序的建设与落实。例如，对公民权利，特别是群体利益表达要切实保证。显而易见，规范化的表达给社会稳定造成的冲击，远远小于不受控制的方式。承认这些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才能进一步确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使之成为其变化可以预期，其影响可以控制的体制化过程。再如，对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腐败现象，如果缺少有据可查、有凭可证的基础秩序的管束，就会呈现为不可治理的状态；仅仅靠"二奶造反"、"小偷行窃"、"内部互掐"等偶然因素，贪污腐败无从监督、难以曝光更无法杜绝。归根到底，唯有依靠基础秩序的建设，依靠作为制度创新的关键环节的体制改革，社会才可治理。（本课题初稿撰写者为晋军、应星、毕向阳，统稿者为孙立平、郭于华、沈原）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963; 个人分类: 社会|107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老文重温]中国的失误在国土资源保护方面: miran 2011-11-11 10:56; 中国的失误在国土资源保护方面文．仲大军摘自《新经济》　　20年前，中国人的经济观点十分简单：现行的制度已十分完善，中国的问题在于十年动乱的内耗和极左思潮的干扰。即便是当时最激进的改革派亦如此。20年过去了，中国人面临着由于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巨大生态和社会矛盾。现在经济学家正告诉我们：失误的制度将加大发展的代价，甚至使我们的发展看不到未来。道理大家都懂，但那么多年来我们却一直不遗余力地为这种「南辕北辙」执著。　　建国50年来，中国在各项工作中最大的失误在国土资源保护方面。这个问题至今社会上还没引起应有的重视，但相信不久即将突出显现出来。造成这种失误有诸多原因，长期忽略的有两个，即公地制度与户籍制度对国土资源的影响。　　最近中科院有关部门通过卫星遥感，对中国西部12省区的土地承载力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西部有1/5的土地承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如内蒙古科尔沁沙地、陕西北部、甘肃的河西走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都处于土地承载力超负荷状态。西藏的南部和西部、新疆的伊犁谷地以及南部绿洲、青海东部等地则处于满负荷状态。这种严重超载已经造成了很多地区环境恶化，如科尔沁地区土地沙质荒漠化，陕北高原水土流失，云贵高原喀斯特地区出现石漠化。土地承载力是指每平方公里土地上生长的绿色植物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即根据一个地区的降雨量、植被情况，来测算这个地区每平方公里适宜居住多少人口。例如宁夏西海固地区每年的降雨量仅有150毫米，按联合国沙漠化会议确定的标准，这种地区每平方公里只能生存7-20人，但西海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达110人，大大超过了国际界定的临界值。如此众多的人口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蚕食」，只能造成生态日益恶化。与天斗重于与人斗　　今天中国还有多少生存空间？有人计算了一下，原始荒漠及彻底荒漠化的国土如冰川、石山、高寒荒漠、沙漠、戈壁等，面积约为3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3。严重水土流失、正在走向荒漠化的国土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8%。生存条件较好的国土，面积约为300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29%。也就是说中国目前适宜生存的好地方只有国土总面积的1/3。　　绿色牧场：好像一群未成年的少女失去了生命。　　半个世纪来，荒漠化及严重水土流失地区的面积各增加了约一倍半，中国等于丢失了大约350万平方公里。如果这一数字属实，那就值得高度重视了。3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多大的一片面积啊！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不断地反对外国侵略，致使今天寸土都没有丢失。八年抗战赶走了日本鬼子，收复了东北三省。最近几年，把香港和澳门也都收回来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战斗，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反抗殖民侵略，保家卫国，保持领土主权完整。但是，建国之后，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却拱手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让给了沙漠和冷酷的荒漠化。我们在与人斗时，却忽视了与自然斗。没有意识到人类自身和险恶的大自然才是最凶恶的敌人，比外部帝国主义还要凶残。就连鸦片战争之前与俄国签定的尼布楚等条约割给俄国的那几片土地也没有350万平方公里。可见自然界的破坏力量有多么强大。这个对手是多么值得警惕！　　但是，等我们觉醒时已有点太晚了。50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如此计算下来，今天中国人的人均有效生存空间已被压缩为建国之初的大约四分之一。这就是当今我们中国的国土资源现状。这就是我们只注意与人斗、忽视与自然斗的惨重代价。50年来，我们没有被帝国主义所驱赶，却每每被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所驱赶。公地的悲剧　　「公地悲剧」是经济学界熟知的一个现象。1993年，笔者到内蒙恩格贝沙地植树点参观。汽车从包头向南渡过黄河后，便进入一片乾旱的荒原。正当笔者为这片炎热而赤裸的土地叹息之际，眼廉中却映出一群羊，在这片沙地上啃噬着零星星的最后一点绿色。这本就是一片几乎完成沙化的土地，只残留了少许灌木，但牧民的羊群却仍在无情地啮食。为什么无人保护？为什么土地的生态状况糟糕到这等地步，牧民仍在放羊？说到底是因为这片土地是公有土地。如果是自己的，牧民的放牧便会量力而行。公地悲剧说到底是一种制度悲剧。在这样一副状况下中国的土地能不迅速荒漠化吗？能不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就丧失掉3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吗？　　再举一例来印证「公地悲剧」。2001年1月19日北京电视台曾播放过一个题目为「闽清青山变坟山」的专题报道。福建省闽清县的山坡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墓，最大的占地有一亩，耗资几十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与我们国家的公地制度有关。从电视镜头中的村民谈话可以看出，山坡是村子的，归大家所有，村民随便占，有钱建大的，没钱建小的。于是大片绿树葱茏的山坡便成了水泥、石头的坟墓。可以说，这类公地悲剧现象在全国各地数不胜数。这种制度造成的国土资源浪费是罕见的。陕西榆林的一则报道，说那里将荒山坡都承包给了农民，荒地都有了主人，于是农民们便注意保护荒地上的草情，根据草量多少来放牧。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草地的退化和荒漠化。如果福建的山林也有一定归属，农民是否也会考虑它的用途？但是，榆林地区的做法已经为时太晚。建国之后如果这些草场和荒地一直是产权清晰的，土地的退化速度不会这么快，中国的荒漠化程度不会这么严重。解决中国土地荒漠化的问题要从土地制度上入手。要将土地的责任落实到人头。公地悲剧再也不能在中国重演了。　　另外还要落实谁治理谁受益的政策，让那些治沙者、造绿者获得切身利益，国家要在这方面有专门的资金投入和专项贷款。榆林地区定边县有个名叫石光银的治沙能手，已经将6万多亩（40平方公里）的沙地种上树，变成绿地，但因后续资金问题困扰，治沙工作难以继续进展，还负债300多万元。试问：这40平方公里的林地生态效益有多大？怎么用价值来衡量？怎么用资金来量化它？它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体人民，但石光银却得不到好处。另外，这6万多亩林地将来归谁？产权归谁，收益归谁？这些新问题都要新政策、新机制来加以解决。人口在移动　　中国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个人类活动的问题。从历史上看，由于人类的生存开发活动，西部生态不断恶化，导致中国人口不断向东南方向移动。100多年前，美国耶鲁大学一名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就提出了人口重心及其移动的理论。前些年，我国有学者对中国的情况作了研究，发现中国的人口重心点一直以年均0.43公里的速度向东南作直线运动，经过了长达1400年的漫长跋涉，已从黄河中游转移到长江下游附近。在这期间，由于明朝迁都北京、清末开发新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定都北京、50年代后实行户籍制度、以及后来的「三线建设」等国家干预因素，中国人口重心又向西北方向作微小幅度回弹。　　早在几十年前有学者发现，从黑龙江省的爱辉到云南省的腾冲划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直线，把中国分为两半，西北面积为全国64%，人口仅占5.6%；东南面积为36%，人口却占94.4%。今天东南人口的比例据说已上升到95%以上。文明重心向东南方向倾斜。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口重心点始终在东南靠海的一个地域徘徊。因此有人说，汉文明正在逃离它的发祥地。为什么要逃离呢？当然是生存环境即自然环境所致。在中国科学院《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有这样一条信息：中国人每年搬动的土石方数量是世界人均值的1.4倍。中国的人类活动具有明显的破坏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3.5倍。这条信息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反映出中国人生存空间的狭小，只好通过改造自然、改造国土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相比起来，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可能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如此需要「人造」生存空间。户籍之痛　　第二个与荒漠化有关的制度是建国后实行的户籍制度，不许农业人口随便迁徙。其结果就迫使大量的、过剩的人口滞留在已经不适宜生存的地方，使那些超负荷的土地更加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贫穷与人口有个特殊的关系，那就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西部问题关键是人口问题，人口明显超载。西部人口为何超负载？一是工业化进程缓慢，生产方式停留在以人力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阶段，人仍然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以，越是落后的地区，生育的愿望越是强烈，越要多生多育，最后形成越穷越生的现象。第二个原因是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户籍制度，将农村人死死地固定在居住地上，不能自由流动，即使生态环境已经不适应生存，但也不能迁移，居民没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第三个原因是迁就落后地区的生产方式，允许少数民族多生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生态负荷。所以，从目前看，要减缓西部生态环境的压力只有首先减人。因为生态环境的恢复不是一年半载就可完成的，基本上是几十年才能见效的事。想立刻生态恢复好使其能够承载超负荷的人口，短期内不可能。所以，适当地放宽户口管制，允许西部地区的人们到内地或沿海发达地区投亲靠友，从而减缓西部人口压力，这是最可行的办法。但目前中国到处人满为患，往哪儿撤呢？向东，向南。向东，向南人烟随绿色稀少，流沙与荒山增多。　　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讲，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地区人口膨胀了将近10倍，照样可以很好地发展和生存。像东莞市，20年前人口仅有20多万人，现在达到400多万人，20年间人口规模膨胀约20倍，照样承载得了。这说明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水平有很大的人口承载能力。东莞是一个典型。至于说深圳，原先只是几个村庄，人口不足几万，现在已发展成400多万人的大城市。因此，中国人完全不必硬挤在西部生态恶化了的地区，适当地进行战略性的大转移是可行的。广东省改革开放20年来，至少容纳吞吐了5000万内地劳动力。江苏、浙江、福建、山东今后都有继续吞吐西部人口的能力。　　从电视镜头上看到东南部一些富庶农村的镜头，家家户户两三层楼，每家房子的占地面积有半亩地。这种畸形的不生态并且浪费土地资源的富庶值得宣扬吗？你那个村因为搞工业富起来就有权大肆挥霍土地资源？　　还要想到西部地区那些被户籍分割束缚在贫瘠土地上的农民。这些农民并不是天生就该受穷受困，而是因为计划经济下制定的不合理的户籍制度而被捆缚在那不毛之地上。如果没有户籍制度的束缚，西部某些地方的人口可能早已跑光。国际上通行的公民权利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迁徙的自由，即哪里易于生存就到那里去，不能一辈子吊死在一棵树上。如果是这样，看起来富庶地区的人口增加了，拥挤了，但西部贫瘠地区的生态压力减轻了，生态环境得到了休养生息。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中华民族长久生存的。等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变好了，出现了一个自然风光秀美的山川，那也是东南部人口的福气，让西部变成一个旅游的大花园，东部为人口居住密集地，工业加工生产基地，在国土上进行这样的分工，想必中国人民未来的生活质量会更好。但要想实行这一目标，首先要解决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户籍分割和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国民待遇。中国特色的歧视　　春节到了，铁路、公路等交通部门又要迎来一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千上万的农村民工要从大城市返乡过年。这种一年一度的人口大流动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不知要浪费多少钱财在路费上。假如没有户籍制度的封锁，这些打工者也许早就在外地安家落户了。试想如果20年前就实行户籍制度改革，允许人口自由迁移，那么至少有上亿西部人口已经迁到东南沿海，西部地区的生态恶化不会这么严重，贫富差距也不会这么悬殊。　　但20年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极大地影响了城乡间和东西部之间的平衡发现，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户籍制度和农业户口已成了农民甩不掉的符咒。盼望户籍改革、取消束缚农民40多年的户籍制度、实行城乡居民公平的国民待遇，已经成了广大城乡人民的心愿。　　四川绵阳地区三台县一位农民曾撰文言志，题目是「户口制度：中国特色的种族歧视」。他反映的事情是，尽管他们家早已离开村子搬到城里从事非农生产，但仍然要交纳村里各项税费。山东某村一位到城市的妇女，由于不愿让自己家里再摊义务工，孩子出生多年也未上户口。只要上了户口，家中一年就要摊派上20个义务工。这些外出的农民都与户口所在的村庄中断了任何生产资料的承租关系，没有任何交租的理由，但只是因为户口在，就要交纳各种税费。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的户籍制度目前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变相的纳税借口。向身份和户口徵税，已成中国农村的一大特色。这种税种的创造完全是中国特有户籍制度的变种，可见户籍制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扭曲到什么程度！一国两制，在中国城乡制度上真是体现到了极至。对工业一个样，对农业一个样。对城里人一个待遇，对农村人一个待遇，这种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引起的种种问题已成当今中国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笔者的观点是，当前中国重要的问题是城乡差别，其次才是东西部差别。而解决这种差别的最好办法就是「解铃还需系铃人」，首先是废除不合理的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种区别，统一户口待遇，打破城市保护壁垒，允许贫困地区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均衡财富。只有这样做，才能缩小差距，拯救濒危的西部生态环境，才能搞好国土整治。大国小农　　耕者有其田，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家所遵循的主张。但在今天，农村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将近1.5亿农民变成了乡镇企业的工人，将近1亿人外出到城市工作。如此众多的「农民」脱离了耕作，但延续下来的土地制度并没有改变。按人头承包土地还在继续，并且又通过延长承包期一包30年固化了这一制度。但劳动力是在不断流动的，不用说30年，就是在三五年间，人口就可能流动走了。那承包的土地又有何用？再转租给剩下的其他农户吗？　　现在许多地方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外出打工的农民携儿带女举家外迁，土地又无重新安排，更主要的是由于地租太高，农民种不起地而拒绝种地。这种制度最终造成一定数量的国土资源白白浪费。安徽省是个人均土地仅半亩多的省份，即使这样，许多地方还出现大片土地撂荒的现象。　　农村的土地制度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城市化浪潮到来之际。土地资源不能市场化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按规划，今后15年内至少要有1.5亿农民转入城市。他们转入其他行业的资本是什么？城郊农民一般是在土地被徵用后转入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土地徵用费是他们转产的过渡费用。非城郊农民怎么办？他们土地是否也能转化为资本，成为他们产业转移的保障？如果能将土地产权划归农民所有，他可以在进城之后将土地卖掉，使剩下来的人耕种更多的土地，使土地经营集约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大机械化。但现行的土地政策只能使有限的土地无限细分下去，这是一种典型的小农经济思想，已经跟不上历史发展和时代的步伐。　　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人需要认真反省：农村的土地承包制是否已经走到尽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情况下，小农经济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的大农经济？摘自《新经济》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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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度创新落后的根本原因: 热度 1 duke01361 2011-11-1 09:08; 中国的制度创新落后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国人理性思维的缺失；另一方面，我觉得事情可能更主要的是与既得利益者的贪婪有关。最近于建嵘发微博透露他和经济学家吴敬琏讨论关于既得利益者推动权贵资本主义以及因此有可能引发社会激荡的问题，我受到这些人的讨论的启发，想了一下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以及这一现象对中国制度建设和创新的影响，我觉得任何制度都会促成一批既得利益者，如果这些既得利益者不贪婪，理性对待权力和财富，能够做到与其他人民均利，那么就有可能为我国赢得时间和空间进行全民制度创新，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并输出价值。否则矛盾激化到暴力革命，那么只能使得我们的陷于一种制度轮回。因此，我觉得关键还是看一种制度下既得利益者的信仰和价值观念这些东西，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中国福利慈善制度的不完善略见一斑。如果我们的既得利益者变得更为开明，而不是更为贪婪，主动避免社会矛盾，而不是进一步促进社会利益的落差，那么我们的社会不但会更温馨更和谐，而且有可能为我们赢得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度创新，进行价值创新。那时候我中华民族才能为其他民族所敬仰！个人管见，仅供讨论！; 个人分类: My Ideas|4628 次阅读|2 个评论

围脖：和谐社会越来越远，社会矛盾越来越深，中西皆然: 热度 5 liwei999 2011-10-14 08:26; 上半年是反独裁争自由的右派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从非洲蔓延全球，很多城市的茉莉花运动是个代表。下半年来了，如今是反对金融资产阶级的左派群众运动星火燎原，从占领华尔街开始，已然波及全美，很可能蔓延全世界。这个世界，两极分化，民怨沸腾。和谐社会渐行渐远。; 个人分类: 其他杂碎|2046 次阅读|5 个评论

俞正声坦言:党内的腐败现象越来越泛滥！: 热度 2 warlong 2011-7-23 19:40; 解放日报记者25日电俞正声说：“党内的腐败现象越来越泛滥！就像每年的水灾，我看应该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近日在一场5000名年轻党员听讲的课堂上，从本身家族受迫害谈到当前社会矛盾与冲突，直指中共党内腐败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在上海交通大学新体育馆内进行的党课上，俞正声以老共产党员身份，主动谈到文化大革命等争议话题，也不避讳地触及腐败等社会敏感问题。俞正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新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收入差距扩大以及腐败：“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的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从普通养路工人一路擢升为中国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今年2月因“严重违纪”被免职调查。中国官方至今未公布刘志军的违纪细节。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日前指出，2010年遭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有14万多人。俞正声认为，解决干部腐败问题不能急于求成，不能采取文革方式。而是要找到新途径和办法，靠各方监督。他讲一个自己的例子，去年一次去崇明岛工作，下船后有游客打招呼，“第一句是俞书记好；第二句就是，你买（船）票了没有？我赶紧让秘书把票补了。” “还是要置于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之下，”俞正声指出：“我们总要找一种制度性突破，扩大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作为共产党发源地上海市一把手的俞正声，这堂党课在全国欢庆中共建党90周年之际更具特殊意义。但20日的演讲后，媒体都只发了简单通稿。俞正声也谈到当前社会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除了坦言部分是因为干部处理经验不足，他也把原因指向经济快速发展下难以避免的“阶段性混乱”，带来人们谋取利益的冲动。但他认为，社会群众谋取自身利益是正常的，“共产党无外乎是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不平衡，团结而起奋斗，共产党就是干这个的。革命为什么胜利？就是人民群众觉得我的利益在这儿，才团结在党周围。而现在的老百姓都普遍感觉他们的利益被党员干部拿走了。” 对党和利益团体的关系，他指出有人认为当官就要维护当官的利益。但他明白表示，党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共产党不是利益集团，而是能够反映各阶层意见的组织者。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说：“我参加政治局会议，我们很多问题都是敞开讨论的，经常开会，它反映了各种利益。” 对于当前网上热议的“独立候选人”问题，俞正声引述过去在湖北担任省委书记时的一段经历，指出“群众推荐不能认为是不正常现象”。他表示，处理这种问题的界限，就是对方是否赞成宪法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认为，中国的现实是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走上非常危险的境地。他相信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必须由坚强有力的党来统筹处理各种矛盾，不能像台湾一样搞多党制，否则会回到北洋军阀的时代。不过他意有所指地说，一些媒体正在宣传一种观点，认为北洋时代少一点控制，使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好时机，而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的思想却让民主共和的发展局面被破坏了。 “我是在哪儿看到这种言论的，是在我们上海的报纸上，而且是转载北京的报纸。”但他指出，中共正是在那样官僚无视群众死活的时代诞生的。俞正声也罕见地公开提到自己家族的历史。他母亲范瑾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奠基人，范瑾兄长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范瑾在文革时被打倒坐牢，出来以后从此精神不大正常，妹妹在文革时期是高中生，在学校被批斗，后来也得精神病自杀，亲属中有六七人在文革中死去。他表示文革是一场灾难，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错误，但是他仍表示对毛泽东持正面的肯定态度，对他“非常尊敬”，并且相信毛泽东搞文革“动机是无可厚非的”，就是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和防止工农重新沦为社会底层; 个人分类: 历史人文|1644 次阅读|2 个评论

我要好好研究《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年评估报告》: xupeiyang 2011-7-14 16:32;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如物价上涨压力加大，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过高，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物价上涨压力加大，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过高，违法征地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多，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受自然、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实现公民充分享有人权的崇高目标任重道远。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将落实《行动计划》贯穿于民主法治建设各个环节，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深入推进政务公开，不断增强决策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度，不断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着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个人分类: 社会文化|1415 次阅读|0 个评论

民谣解读深层次矛盾是如何炼成的: 大毛忽洞 2010-5-15 07:11; 民谣解读深层次矛盾是如何炼成的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民谣中的你＝ A ， B ， C ，是群众；他＝ X ， Y ， Z ，是非 A ， B ， C 。民谣说：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孔子 : 你和他讲孔子，他和你讲老子；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 个人分类: 背景和内涵|3111 次阅读|2 个评论

温家宝说真话：校园血案频发说明中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xupeiyang 2010-5-13 20:26;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iaoyuananbao/content-2/detail_2010_05/13/1514368_0.shtml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凤凰卫视访问时表示，频频发生的杀童案，说明中国社会存在深层次矛盾，而且日趋尖锐化，政府正在努力发挥基层的协调作用，维护公民的生命安全和权益，让社会更为和谐。中国两个月内发生五起幼稚园、学校凶杀案，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原因不仅仅是治安的问题。被问及深层次原因，以及政府如何管控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社会矛盾的深化和存在不公平问题是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源。他说政府需要发挥基层组织的协调作用，保证民众，不仅仅是儿童的生命权益。温家宝说：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陕西汉中周三弑童案后，公安部，教育部紧急部署，加强学校保安防范。不过，对于凶手的行凶动机，目前都没有清晰分析。社会舆论认为，亡羊补牢固然需要，但是不能仅仅以凶手精神不正常为理由；另外，民办教育机构的安全也是存在很大纰漏。当天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也表示要引导偏执者正确面对人生困难。; 个人分类: 突发事件|2473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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