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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阴阳五行学说与四行体液学说宏观框架体系的比较研究: fqng1008 2020-8-21 21:40; 资料来源：朱明. 阴阳五行学说与四行体液学说宏观框架体系的比较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23（1）：1-5 随着改革开放，东西方医学文化交流日臻广泛深入。中医药学以其独特的哲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丰厚的临床累积，特别是令人信服的疗效，在世界医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中西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当为中西医学交流与真正结合的重要前提之一。而中西传统医学宏观框架体系的比较，则是医学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甚至是核心部分。在历史的同一断层，即公元前6～2世纪，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无论是在世界的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古代自然哲学发展的鼎盛阶段。在中国出现了以老庄、孔孟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古希腊有知名的自然哲学家如泰勒斯（Thales）、阿纳西门纳斯（Anaximenes）、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等，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大哲人的相继涌现；在古印度有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这一阶段可谓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辉煌篇章。中国与西方的传统医学理论在这一时期已基本形成，其重要标志为《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下文简称《希氏文集》）的成书。众所周知，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的宏观框架体系；而西方传统医学之产生和演化，则是以四行体液学说为基础的。四行体液学说的四行，即水、火、土、气，所谓四原性，乃寒与热、燥与湿四大属性（凉与温、干与润亦为四性，只程度不同）；四体液是指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四行体液学说强调“体液”的重要性，体液与四原性的不同配伍决定了人体的生理特点与疾病性质。由于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民族习惯等因素的不同，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中医药学源远流长，一脉相承，既没有因异族的入侵而完全取代，也未因为改朝换代而明显中断；阴阳五行学说以其合理的内涵，不断地兼收并蓄，丰富发展，成为中医学的基石。而西方传统医学则几经沧桑，受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战争与宗教的洗礼。它最初根植于古希腊哲学，以后与古罗马文化合流，后来又受到阿拉伯医学与哲学的深刻影响和重新再塑［1］，所以西方传统医学具有明显的历史间断性与文化异质的特点。但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四行体液学说都得以延续，并在医学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可以说是西方传统医学的主流。因此我们说，中西传统医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五行学说与四行学说的宏观医学体系的比较研究。以往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这主要是由于文字隔阂、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加之国内相关文献资料缺如的缘故。关于西方传统医学的起源与中医理论的比较研究，笔者已在以前的文章中有所论述［2］，曾试从东西方古代自然哲学的角度，探讨宇宙生成论与医学理论奠基的关系；并试从阴阳与五行学说的结合、四行与体液学说的结合，说明东西方哲学思辩与医学起源有过相似的轨迹。无论是四行学说，还是五行学说，都受到当时哲学的深刻影响。希波克拉底在《希氏文集·论古代医学》中说：“有些医生和哲学家断言，不了解人的人便不可能了解医学。”这说明西方传统医学从一开始，非常强调“人”的作用。中医学亦有“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之论（《素问·宝命全形论》）。希氏还在书中提到恩培多克勒关于人最初是什么、一开始怎样变成人、人的原始构造中有什么元素这类问题，恩氏还认为心是血管的中心，又是血液的发源地和灵魂所在，其观点很象中医所谓“心主血脉”、“心主神明”之论。恩氏还主张灵气学说，即灵气是生命的基础。后来到了古罗马时代，盖仑（Galen，公元129～200年）对《希波克拉底文集》进行了详细的评注，有如王冰之注解《内经》。盖仑认为：一个好医生应当是哲学家。这些事实都说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医学与哲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再来谈阴阳五行学说，它是中国古人用以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周易·系辞上传》曰：“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道”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宇宙的规律。老子《道德经》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些论述既是对“阴阳”哲学范畴的高度概括，同时也都是在讲宇宙生成的问题［3］。《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言：“清阳为天，浊阴为地”，说明世界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灵枢·阴阳系日月》中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总之，中国人把“阴阳”升华到了至高的哲学范畴，阴阳包括了天地、寒热、虚实、清浊、燥湿、升降、聚散、开合、刚柔、水火、动静等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国古人偏重讲宇宙的“有形”和“无形”；古希腊人则强调了世界的“有限”与“无限” ［2］。比较而言，希氏医学把寒与热、燥与湿四性作为事物的根本特性，或称为四原性；相对于此，其他属性如轻与重、稠与稀、前与后等被称为次性或继发特性。应当注意的是，有的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文化是“阴阳”二元论，这是不妥的，应为“气”一元论更合适。因为“气”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理念：它既是一种未形成具体事物的混沌状态（西方称为“Chaos”），又是事物的客观存在，而且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恰如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谓。中医的“气”是形而上之道，揭示了生命能量的理论和规律。如《灵枢·决气》指出：“黄帝曰：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中医的“气”既是精、气、神的相合，也内含先天与后天的统一。在西方，没有象阿纳西门纳斯（Anaximenes）那样提出“气”（Apeiron）的理念并进行深入拓展，希波克拉底在西方传统医学中强调的是“体液”（humors）的作用和体液与元素的关系。如希氏说：“人体内有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些要素决定了人体的性质。人体由此而感到痛苦，由此而赢得健康。”又说：“当这些要素的量和能互相适当结合，并且充分混和时，人体便处于完全健康状态。当这些要素之一太少或过多，或分离出来不与其他要素化合时，人体便感到痛苦。因为当一种要素析出单独存在时，不仅使它停留的地方患病，而且必然泛滥成灾，由于积聚太多便引起疼痛。”（《希氏文集·自然人性论》）。中国的“五行”文化溯源于《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又言：“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国语·郑语》云：“故先生以土与金、木、水、火相杂，以成百物”，强调了五行化生万物的观点。古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几乎同时提出了四行学说，指出水、火、土、气四元素为万物之根。中医的五行多指“元行”，亦名“五气”；西方传统医学的四行则多是指“元素”。这时，无论是五行还是四行学说，已经超出了物质功能的简单概念，从而递进成为认识宇宙自然的一种思维模式。正如希波克拉底所说：“元素既是元素，又是整体”（《希氏文集·自然人性论》）。正是借助了整体的思维模式，阴阳五行学说与四行体液学说分别成为了中西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石。阴阳五行学说的应用，贯穿在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用以阐明人与自然的相关性，人体的脏腑经络，生理功能，疾病的病因病机与发展传变规律，并且是中医药物学与方剂学的基础，自古至今指导着中医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四行体液学说在西方传统医学中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两者都是古代自然哲学的产物，均具有宏观整体的特点与辩证思维的模式。两者之间有诸多可比之处。 1 　宏观框架的比较根据四行体液学说：木行对应木星，在季为春，着色为红，合脏器在心，在体液为血；此行在情性为自信、乐天；四原性中的热与湿结合与其相配。再如火行对应火星，在季为夏，主色为黄，在体液为黄胆汁；在情性为急躁、易怒；热与燥相合为其正常属性。对比中医五行学说的框架模式，是很类似的。详见表1、表2。表1 　四行体液学说宏观框架体系表 2 　五行学说框架体系四行与五行的医学体系均是内联情志、脏器、体液，外关方位、季节、星相、声色的宏观整体框架。这种框架体系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内外环境的统一性。正如《自然辩证法》所指出的：“生命是整个自然的结果”。五行学说以“五”为基数，而四行学说以“四”为基数，来阐释自然与人体内部的相关性，用于解释宇宙。五行是以金、木、水、火、土，四行是以土、水、火、气，为宇宙的基本组成，用于解释人体，即以内脏脏器、情志配属等说明人体生理与病理变化的特点，用以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四行学说则以自然界中的方位、季节、星相、声音以及颜色与人体的相互关系，说明人与自然形成的整体。所不同的是，中医的整体观，是以五脏为中心，配以六腑，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有机整体。四行学说则是以四种体液为中心，通过四原性的配属，维持和协调人体的平衡统一与虚实盛衰。具体分析比较中还发现，四行体液学说特别强调了人脑的功能。在四行配属中直接把“脑”作为水行之脏器，应于冬，合于北方，着色为白，上应月亮，在体液为粘液。古罗马盖仑描绘出人脑解剖图。中医学则认为脑为“奇恒之府”。《灵枢·海论》云：“脑为髓之海”，《黄庭经》称“脑为元神之府”。而在五行学说中，北方之水行配脏器为肾，肾能主骨生髓。《素问·五藏生成》说：“诸髓者，皆属于脑”，故肾与脑，以髓相关联。 2 　机体平衡观的比较我们知道，五行学说是在不断的相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机体的协调平衡。相生相克，不仅维持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且维持着人体的生理平衡。它既能反映出机体内部之间以及内部与外部的普遍联系，又体现出它们相互平衡协调的整体性和统一性。相乘相侮，则是由于五行中某一行的偏亢偏衰导致的失调。它反映出五行之间正常的生克制化关系被破坏后出现的病征与病理变化。五脏病的相互传变，既可按相生规律传，即子病及母或母病及子；也可按相克规律传，如刘完素在阐发《素问·六微旨大论》中“亢害承制”理论时提出了“反兼胜己之化”的观点。这些理论在现代临床上亦有验证与应用。随着五行学说的发展，还出现了“五行之中复有五行”、“五行互藏”的模式，以及“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生不全生，克不全克”等观点（《石室秘录》）。由此可见，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以“气”一元论为基础，通过阴阳的对立制约、消长平衡、互根互用、相互转化关系，还有五行之间的生克制化，达到机体的平衡调节与整合控制。这是中医学独有的特色。四行体液学说则强调四行体液与四原性的合理配属是人体健康的保障；反之则会导致人体平衡失调，产生疾病。进一步分析，与中医五行学说相似，由一行的太过与不及可导致机体的偏亢偏衰。如《希氏文集·论古代医学》说：“某种物质的缺乏是有害的，过多亦然”。按四行体液学说，春季当为血液主令（见表1），若血液过盛，易造成血实证。所以春季多出现鼻衄、齿衄等症。另如黄胆汁为夏季主令，希氏指出黄胆汁（亦称人体的苦味要素）过多而溢出时，就会伴有恶心、烧心和虚弱，严重的胆汁病变可出现黄疸。再如水行合于北方，应于脑。根据盖仑的观点，中风病属于寒病，病位在脑，多发于冬季，粘液质人（即忧郁型人）为易发人群。盖氏还注意到由于人体体质的下降，特别是伴随年龄的老化，体内的“天然热”（Natural Heat）减弱和降低（类似中医的肾阳虚），导致身体虚寒，造成痰凝血滞，积于局部，发为中风［4］。再如黄胆汁属火行，具温热与干燥之性。阿拉伯知名医家拉齐（Rhazes，公元865～925年）认为黄胆汁的腐热、沸腾是天花的主要原因（类似中医所说的“温毒”）［1］。若天花症见寒湿之象，与热燥之性不配，则病为危逆。 3 　辩证整体观的比较辩证整体思维模式在《希氏文集》中有充分体现。例如《希氏文集·论古代医学》指出：“如果身体中的热与冷同样混合，则无恙，因为热平衡冷，冷平衡热。”这与《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之理如出一辙。再如《希氏文集·自然人性论》中说：“医生必须知道，有余之病，治以泻法，因泻致病，治以补法。”还说：“运动过度，治以休息；安逸致病，治以运动。掌握一个总原则，就是医生要与疾病、体质、季节和年龄等特点相抗衡，急则缓之，缓则急之……。”其中所论的虚实补泻、劳逸缓急，与中医学的治疗和摄生原则基本相同。在具体疾病的分析上，古罗马的盖仑辨病多论寒热；有“阿拉伯医学王子”美誉的大医家阿维森纳（Avicenna，公元980～1037年）凡病多辨虚实。这些诊疗原则均体现出辩证法的思想内容。还应当注意到，希氏医学非常重视星相、四季与人体疾病和养生的关系。《希氏文集·梦论》中说：“如观察到日月、天空、星辰均清晰明亮，各在其位，表明情况良好。因为它们将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生物体，但这种状态必须紧密配合施行的摄生法方能维持”；同篇又说：“春季从春分至昴星团出现；夏季从昴星团出现至大角座出现；秋季从大角座出现至昴星团消失……”，说明了星相与季节运行的规律。首先，某些流行病受这一运行规律的影响。如希氏发现：Thasos岛之初秋，有非时之暴风雨。昴宿归位，其所主季节乃至，暴风雨方止。逢此年份，早春多疾病，开始多见眼炎……春秋季节多见痢疾（《希氏文集·流行病论一》）。其次，因季节变化而发病不同。《希氏文集·格言医论》第6条：“夏季如春时，一定预知发热时会大量出汗。”第11条：“若冬天干燥多北风，春天湿多南风，夏天必多见急性发热，眼病和痢疾，体质多湿的妇女尤易发病”。第13条：“若夏季干燥且多北风，秋季降雨且多南风，则冬季多见头疼、咳嗽、咽喉疼、感冒，有些患痨病。”看到这些论述不禁使人联想起《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泄，……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之条文，两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按中医观点，这些论述也都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中国古代天文学对五运六气、二十四节气、以及五纬、七曜、二十八宿与北斗七星位置的研究，还有通过九宫八卦对地磁和风水的研究，说明生物界，特别是人体的健康和疾病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之，中西传统医学与东西方古星相学（Astrology）、节气、历算的相关性，内涵甚丰，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研究和深入发掘。　　4　结语　　归结阴阳五行学说与四行体液学说的主要异同点在于：宏观整体论的框架相似；机体平衡观的内容不同。后者是指：中医学强调“气”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阴阳的燮理调和与五行的生克制化为其平衡观的主要内容。西方传统医学则注重体液的太过和不及与四原性的合理配属。两者在治疗的辩证观方面亦有类似。同时，“脏腑经络”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是对世界医学的伟大贡献。当今，针灸已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普遍接受。联合国卫生组织（WHO）西亚太总部已制定出“针灸经络穴名国际标准化方案”，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实施。这是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肯定。经络“内属脏腑、外络肢节”的功用是中医整体观的重要体现。另外提到的是，古印度的吠陀医学（Ayurvedic Medicine）亦是以地、水、火、风四行立论，可见其与西方传统医学不无相近之处。究竟历史上谁先谁后、谁影响谁，国际学术界尚无定论。这方面的研究对考证我国藏医学、蒙医学、回回医学以及维吾尔族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也可提供重要的理论背景资料。总之，所谓学尚本源，中西传统医学宏观体系中的许多观念，深深影响和渗透在当今东西方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许多学者已前瞻性地认识到：从事中西医结合与国际间交流，须发扬中医特色；要想真正发扬中医特色，须使中医学术早日走向世界。从人文科学领域寻找突破点，是使中医学术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立足于东西方医学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旨在探讨中西思维模式、认识方法论、宏观宇宙论、身心医学、医学伦理学和医学本身的发展，以期促进中西医结合与当今国际间交流；进而为中医学术体系真正走入国际学术殿堂提供理论依据和创造有利条件。参考文献 1 朱明 . 阿拉伯医学概述及其杰出的代表医家 . 国外医学 · 中医中药分册， 1999 ， 21 （ 2 ）： 58 ～ 59 2 朱明，戴琪 . 西方传统医学的起源与中医理论的比较研究，中国医药学报， 1998 ， 13 （ 7 ）： 105 ～ 110 3 朱明 . “ 论三 ”.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9 ， 22 （ 3 ）： 5 ～ 6 4 朱明 . 西方传统医学中风病概述 .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8 ， 21 （ 3 ）： 29 ～ 31; 个人分类: 医学史话|3617 次阅读|0 个评论

董洁林教授论“阴阳五行学说”: 热度 3 fqng1008 2019-6-8 17:05; 最近，董洁林教授的新书《人类科技创新简史：欲望的力量》已经出版发行了。她很久没有在《科学网博客》上更新自己的博客。2016年4月28日的博文“南辕北辙的‘阴阳五行’与科学素质”，是她的倒数第2篇博文。她是这样评价阴阳五行学说的： “阴阳五行、天人合一”这个“理论”很有意思，虽然历史上学者的理性批评之声从未断过，但它就像一只打不死的九头怪鸟，被一次又一次砍头却长得更旺。在本朝几十年前“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还被当成“封建迷信”来批判，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为“唯物论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了。为理解这种多变的性质，我读了一些有关学术论文，试图了解“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是如何产生的，它有过什么样的应用，在过去几千年之中它的内涵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流变。附表是一个简略的 “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历史源流情况。要点是，其一、“阴阳五行”的元素源自远古的巫术，战国时期巫术已经衰落，阴阳家邹衍重新包装推动这个学说，应用于解释和预测王朝变迁；其二、“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是从社会高层开始应用的，后来逐渐下沉到民间，成为很多人向民众牟利的手段；其三、儒家、道家等在该理论发展中推波助澜，各自揉进去自己的理念、诉求和利益。该理论一直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儒家求官，道家求利，王权求民心；其四、该理论从一开始就含混不清，而后代不断按自己的想象注解、修改定义和内涵，放进时代新元素、贴上新标签，让其“与时俱进”地正确，越老越显“博大精深”，其思想核心却一直在原地绕圈子，形成一个“斩不断、理还乱”国学体系。正如先秦史学家赵世超老先生所说:“邹衍的天人合一理论和它所自出的巫术原理一样,归根结底是错误的和虚妄的,它与科学之间的距离比宗教与科学的距离还要遥远,完全不是什么至今还需要倍加珍爱的“国粹”。附表： “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历史简述时间描述出处远古（具体时间不详）巫术：认为万物有灵，与人纠缠，同类相生；人有魔力，可以远距离操控自然神灵。不详周（具体时间不详）阴阳五行变为诠释以神灵的信号为主；占卜、祭祀：沟通天人。这些与巫术有渊源，但已向“顺神”的宗教转变。不详战国时代（具体不详）把“五行”与“金、木、水、火、土”五种东西对应起来，描述五行性质和关系。《尚书 · 洪范》战国：约公元前320年从“五行”推出“五德”概念，加上“天人感应”“阴阳消长”等，以“五德循环”解释和预测朝代运势兴衰。据传阴阳家出自“羲和之官”家们，远古巫师集团。邹衍（阴阳家）；没有发现他本人著作。秦汉时期（具体时间不详）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五行生克律”应用于年代循环之历法，解释一年四季循环和农耕活动。《礼记 · 月令》《吕氏春秋 · 十二记》《淮南子 · 时则训》西汉：约公元前150年更为详尽地表述“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把自然灾变与王朝道德、朝代兴衰结合起来。董仲舒(儒家) 西汉（具体时间不详） “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应用于中医，形成中医诊病的解释系统。《黄帝内经》等；道家积极推动。西汉末年（公元初）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制定年历；并用“五德循环”理论为历史上传说的王编制了运程体系，并预测未来帝王变换。刘歆两汉时期（具体时间不详） “五行堪舆”是阴阳五行在阴宅阳宅风水方面的应用。《图宅图》；道家积极推动。随唐时期更系统化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理论；阴阳五行算命、阴阳五行占星等为个人预测祸福。《五行大义》、《开元占经》等 2016年4月 “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科技部《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以上考证，并非局限于医学，从多学科讨论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应用领域。虽然带有贬义，但起码表明它是具有方法论作用，贯穿于多种学科。不过，她认为四元素说的基本思路是世界上的物质由四种元素土、气、水、火组成，是一个比较单纯的描述自然的假说，我却难以同意。因为在古希腊也有 “天人相应”的思想，四元素理论也被不同学科借用作为方法论来构建理论的。例如希波克拉底的“四体液学说”就是来源于“四元素说”，并成为古希腊、古罗马医学的病理学说统治医学理论1000多年。因为那时候离生理学、化学的诞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医学解释刻不容缓，由“四元素说”演绎的“体液病理学”以哲学的思辨成为那个时候最聪明也是最实际的“医学病理学”，直到16世纪以后医药化学学派的诞生，才开始被质疑、逐渐被取代。当然，她把阴阳五行学说比作“九头鸟”，是发人深省的。对于我们中医人尤其如此。因此，她的总结是对的：出现这种情况错不在古人，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留下思想和学说尽由后人评说。错在没出息的后代们......;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4198 次阅读|26 个评论

读《短史记》“‘阴阳五行’用于治病，是历史开了一场荒唐的玩笑”: 热度 1 fqng1008 2019-1-26 23:40; 林兄，转来之文有让人阅读和思考的兴趣。我仔细看了文章和后面的留言，并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没有看到作者的详细介绍，只有一个简单的名头：谌旭彬，男，湘西才子，历史研究者。现任职于腾讯网历史频道，为频道主编。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感觉大多都是标新立异特意制造噱头那种，论证不太严谨，论据不太准确。读其他文章的时候，有人指出： “他是什么背景？百度上竟然没有他的词条？他是类似柏杨那种人么？还是说是个历史发明家？......腾讯制造这种噱头有没有什么风险？背后有没有谁授意？” 从专业角度看，我提几点看法供大家批评：（ 1）从医学史看，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种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最早是本能医学，随后是经验医学。但是，医学不仅仅是技术，还需要解释，最早是巫医学，随后是自然哲学。因此，医学始终包括两大部分，即医疗实践活动（无论是低级、简单的，还是高级、复杂的）和医药卫生知识（无论是系统、正确的，还是零碎、不太正确的，甚至荒谬的）。可以说，巫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第一次将医学本能和原始宗教相结合，创造了巫术医学。随后“巫医分家”，医学经验与自然哲学相结合，产生了我们今天仍然存在的五花八门的传统医学。（ 2）从发生学看，如果没有天人相应观念，阴阳五行学说、精气学说，就没有中医学。这些是华夏地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自然哲学，也是“巫医分家”的坚实基础。它们既是阐述医疗经验的说理工具，又是构建中医学的骨干理论；从知识体系讲，是中医学的理论核心，与医学经验融为一体不可分离。谌旭彬最大的“无知”是：这不是一场荒唐的玩笑，而是那个时代最精明、最智慧的选择。想想看，为了承担构建医学理论的任务，华夏地区在那个时代还有什么更好的学说可以利用？（ 3）从动力学看，因为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中医学不可能形成一种现代意义上严谨的学科体系。因此与所有传统医学一样，经验与哲学在中医学中的融合状态是一种若即若离的“拉郎配”关系。因为这些学说的特征是援物比类和思辨猜测，而不是经验事实基础上实证研究所获得的可以检验的内在机制。虽然可以解释医学现象和经验事实，但不能产生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水乳交融的互动模式，以及所带来的加速度效应。现代医学的诞生，是医学的又一次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的革命。它的基础与现代科学一样，以形式逻辑与实证研究作为前提，因此逐渐形成系列的基础医学体系。这些学科的形成，塑造了现代医学的基础理论，并极大地推动了临床医学的进步。另一方面，传统医学为什么步履艰辛，发展缓慢？关键在于经验与哲学的“拉郎配”关系，无法产生加速度效应。（ 4）从医学传承看，这些学说是理解中医理论的钥匙，有纲举目张的作用。但从医学创新看，这些学说必须与经验事实进行剥离，或者回归于经验事实，才能成为实证研究的出发点。例如青蒿素、三氧化二砷等，辨病与辨证（病理生理学指导下的）相结合的中西医结合临床模式等。因为传统医学要升华为现代医学，只有剥离其中的解释系统，才能有效完成这一过程。附谌旭彬：“‘阴阳五行’用于治病，是历史开了一场荒唐的玩笑” “阴阳五行”学说的鼻祖是邹衍。孔、孟不谈阴阳五行。是邹衍首次把阴阳五行糅合上升至“哲学高度”。不过，邹衍自己并不相信这套学说。他只是拿着 “阴阳五行”作幌子，来忽悠君王，变相推销自己“仁义节俭”的政治理念。这一点，《史记》当中讲得很清楚。《孟子荀卿列传》里说：邹衍认同儒家所提倡的 “仁义节俭”，但早于他的孔、孟，试图向君王们推销“仁政”、“王道”，全都失败了，且被讥笑迂阔不着边际。所以呢，目睹君王们奢淫无度、不讲德行、祸及黎庶，邹衍改变了推销的方式，造出一套“怪迂之变”，也就是阴阳五行。按邹衍的说法，每个政权的建立，都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某一德对应，得到了该德的支持。等到该德衰弱，就会被 “相生”的另一德取代，政权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土生木，木生火，黄帝的政权属于土德；大禹的政权则是木德；…… 《史记》里还说，邹衍将这套东西拼凑出了 “十余万言”，体量很能唬人。他希望拿它来节制君王们的私心私意。最开始，君王们觉得邹衍懂得推演“天运”，很喜欢他；不久发现他的真实目的是要节制王权，就对他没兴趣了。基于上述史料，学术界对邹衍及其 “阴阳五行学说”的评价，多倾向于对其动机报以“理解之同情”。李山说它， “实在是孔子学问一路走下来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徐复观也说， “邹子所说的这一大套，并不是代表他的真正思想，而只作为使当时国君接受他真正思想的工具” 。不相信 “阴阳五行学说”的邹衍，实在没有办法让君王们接受“仁义”，只好搞出这么一套怪力乱神的东西，来忽悠、吓唬君王。司马迁体察到了他的这番用心，遂将他的传记，放在《孟子荀卿列传》之中，将之与孟字、荀子归为一类。邹衍的 “阴阳五行”是政治产物，与科学无关。邹衍之后的“阴阳五行”，也同样是政治产物，与科学无关。秦统一六国，为论证自身统治的 “历史必然性”，曾直接将“阴阳五行”拿了来做宣传。秦政权宣布：按照“阴阳五行五德”的轮转，周是火德，秦是水德，理该取代周的天下；为强化宣传效果，黄河被命名为“德水”。到了汉武帝时代，又有董仲舒重拾邹衍故技。董先是用 “阴阳五行”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将之推上“宇宙终极真理”的高度。然后再鼓吹“天人合一”，声称人有“小节三百六十六”，正对应天每一年有366日；人有五脏，正对应天有五行；……由此“论证”出一个结论：“人身即是一小天地”。由上述两项结论，董再进一步，推论得出：人道运作，必然也与天道运作遵循着完全相同的规律。天道有阴阳，好比人道有刑德；天道阳气繁盛阴气肃杀，故人君治国，应采儒家之 “德”而非法家之“刑”；天道按“水火金木土”五行运作，相生相克；故人君治国，一举一动也都在天意的注视之下，有不合天道之处，就会降下相应的五行灾异来警告。图：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显然，董仲舒存有一种幻想。他希望以提升皇权的合法性（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饵，来诱使皇权接受 “天意”的制约，而“天意”的解释权则握于儒生之手。这当然只会是一场春梦。汉武帝爽快地拿走了 “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同时轻松夺走了“天意”的解释权。试图垄断“天意”解释权的董仲舒，被武帝扔进了死牢，赦出之后“不敢复言灾异”。但事情也并非全然在武帝的掌控之中。他的数十年暴政，搞得 “天下户口减半”、“人相食”，反刺激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学说在民间的传播。不少人拿这套理论来攻击汉帝国，说它统治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按照“五行生克”，汉朝的“火德”天命已走到终点，为免天谴，应主动禅让给“土德”。为应付这种舆论，汉哀帝曾举行仪式，宣布自己不再是 “火德”支持下的“汉朝皇帝”，而是承受了“土德”天命的“陈圣刘太平皇帝”。再后来王莽代汉，也用“阴阳五行”之说来粉饰合法性，说自己的天命是“土德”。进入东汉，光武帝充分吸取 “历史教训”，把“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之说，阉割成用儒家经典来算命卜卦的“谶纬之学”。公元 56年，光武帝下诏，由官方颁布图谶，严禁民间私造谶纬。这意味着，所有谶言只能出自官方图谶；所有谶言的解释权也全部收归官方。如果说， “阴阳五行”还有那么一点点政治理想的话，谶纬学就完全只是怪力乱神了，在思想上对皇权不再具有任何的批判性。终东汉一朝，政府长期致力诱导知识分子学习谶纬之学。只有搞谶纬，才能得到朝廷青睐，才能有学生门客追捧。当然，谶纬也有一个坏处，就是容易变成权臣们的工具，被他们拿来宣扬自己也有天命做皇帝（权臣们才不会在乎自己所玩的谶纬是否 “超纲”，是否突破了官修谶纬的范畴）。所以，从曹魏到隋，朝廷又转而严禁谶纬。简言之， “阴阳五行”是出于制约皇权的政治目的，而生造出来的一套理论体系。它被皇权利用、排斥乃至阉割，是必然之事。但它最后存身于 “中国传统医学”，并被发扬光大，则实属历史开了一场荒唐的玩笑。最早把邹衍、董仲舒等人的 “阴阳五行”理论照搬过去的中国传统医学典籍，是著名的《黄帝内经》——该书很多词句照抄《史记》，可知其成书时间，当在西汉中后期《史记》外传之后，“黄帝”二字不过是托古，这是当时的一种潮流，《汉书.艺文志》所载书目，有十三家十九种挂靠在“黄帝”名下。图：《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中后期之后这种照搬，可以说是中国医学史上的一场灾难。本来，董仲舒并不是什么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医学家。但是，他为了证成自己的政治理念，不惮于用 “阴阳五行”大讲特讲“天人合一”。说什么人有366个关节，对应天一年有366天；人有12个大关节，对应天一年有12个月；人有五脏，对应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对应天有四季；人眼有开合，对应天有昼夜……这些东西，稍通逻辑者，即可知其纯属牵强附会，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单就关节而言，董仲舒就没有把数目数对；某些不死心的当代“国学家”，把关节替换成骨头，也还是凑不足366块。《黄帝内经》大量照抄了这些说法，一如章启群所言， “《黄帝内经》是董仲舒思想的细化和深化”。因其 “医学理论”袭自政治理论，所以在《黄帝内经》的作者看来，最好的医生，不是职业大夫，而是“圣人”。书中一再不厌其烦地称赞 “圣人之治病”，要如何如何懂得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之道。比如，被春天的东风吹伤了，那一定是 “病在肝”；被夏天的南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心”；被秋天的西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肺；被冬天的北风吹病了，那一定是“病在肾”……今天，稍有逻辑常识、医学常识者，都可以看出，这些话完全是在扯淡。可惜的是，《黄帝内经》所开启的 “圣人治病”的医学传统，究竟对中国传统医学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迄今并未得到任何学术检讨。各种医疗保健广告中，《黄帝内经》仍在以权威典籍的身份，频频出镜。参考资料：《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汉书·五行志》；徐复观，《阴阳五行及其有关文献的研究》，收录于《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三联书店，2001；章启群，《秦汉思想史与占星学》，商务印书馆，2013；李山，《先秦文化史讲义》，中华书局，2008；吕思勉，《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李零，《从占卜方法的数字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等。;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5380 次阅读|2 个评论

聪明的中医：2007年的小帖子: fqng1008 2018-9-3 08:56; 刚才从故纸堆里搜索到一个小文件 —— 聪明的中医。贴在这里，作为资料。科学目的就是回答事物、现象 “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以及为了回答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怎么办” ）。科学精神就是 “一丝不苟地澄清事实，千方百计地拷问自然”，就是“认真” 。这种认真，包括遵循逻辑规则，采用实证手段孜孜不倦地逼近真相。这种认真，是对胆略、本钱、能力的考验，取决于对认真必要性的充分认识。严格的说，中医学是不太认真的学问，因为它是自然哲学的知识体系之一：（ 1）顾左右而言他的潇洒（类比思维）；（ 2）约定俗成的固守（缺乏假说 -检验机制）；（ 3）拷问圣人的虔诚（经学传统）。 1．睿智从容的歧伯 2．大智若愚的神农 3．随机应对的张仲景 4．顽皮捣蛋的吴又可附：中医究竟是什么？中医研究应向何处去？一群中青年科学家近日在中国科协主办的 “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中相聚，不同观点的撞击，直指一个主题—— 中医研究如何 “破冰” 《健康报》 2007.01.183版中医专刊编辑：祁芳作者：王雪飞这群中青年科学家当中，不仅有从事中医、西医研究和管理的 “圈内”人士，还有搞物理、化学、微生物和自然科学史研究而对中医很感兴趣的“票友”。据悉，这是中国科技界首次对中医进行如此多学科的集中研讨，而且研讨的方式十分独特：强调平等、强调发散思维，鼓励质疑、鼓励畅所欲言。研究对象不可等同于指导思想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程伟教授对于中医的基本把握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说，在一个相对宽泛的 “科学”定义下，可以称中医是科学，它是关于自然界的一个方面（部分）的系统化的知识。然而，中医又是经验科学，中医基础理论并没有摆脱其自然哲学的特征，说它是朴素的唯物论、自发的辩证法，是事实而非贬低。以往，我们过分强调了以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过分强调突出中医药特色而没有对其经验科学性质作出根本性把握，把有待分析的对象看成只需证明的对象，把以古代自然哲学为基础的中医药学理论看成了简单、待证明的经验事实。 “过分强调坚持中医理论指导弊大于利”，程伟直言，很多强调坚持中医理论为指导的课题，确确实实走得比较窄。过去我们说外国人把中药当天然药物来研究，不符合中医的思路，但是，如果没有这部分研究，后面什么思路都谈不上。青蒿素的诞生就是用现代科学方法揭示了传统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也给现代医学从学术思想上带来了震动，如果能有更多类似的成功，那将给中医学也给现代医学带来突破。中医要讲 “普通话” 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和训练的人，回过头再来看中医，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中医与西医之间 “隔”得厉害，有的时候好似“鸡同鸭讲”。沙龙的召集人、大学本科学过中医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廖育群教授说，不管有多少质疑、非议，中医肯定亡不了，不必为此担忧。但是我们怎么做好中医研究，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它的价值很重要，难道中医只能永远说着我们中医认为如何如何这类的话语？比如现在在电视健康咨询节目上看到中医专家说的 “中医认为这叫上火”，什么是上火，怎样算上火？你的语言不被大家所理解，这是站在时代之外，自己把自己边缘化，所以难以进入科学文化的主流。对于中医出现的困境，中科院研究生院生命科学史方晓阳教授认为，主要还是中医向外宣传的模式与途径出现了障碍，致使中医的有效性受到了普遍怀疑。他说，与其他学科相比，医学更偏重于实践、偏重于技术，更偏重于实用，因此也更容易用实证的方法加以验证，也更加易于采用诊治是否有效作为其重要的判别标准。因此，以中医的有效性为突破点开展工作是非常重要与迫切的。他建议，利用媒体面对公众构建三个平台，即中医有效性发现平台、中西医学交流平台和开放性研究平台，从而挖掘散佚民间的中医瑰宝，促进中西医学诊治技术的实质性交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医奠定通畅的对话机制，奠定中西医相互研究借鉴的基础。呼唤中医界的 “吴文俊” 有人说，当前的中医学界，是战略家太多，实干家太少。对此说法，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副所长黄龙祥教授不能赞同，他认为，中医界不是战略家太多，而是缺乏真正的战略家。黄龙祥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医的理论研究一般不被重视，到底什么算理论研究，理论研究应该解决哪些问题，怎么去做，都很糊涂。现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中医受到置疑）下，我们没能有称职的理论家站出来，解决他应该解决的问题。搞理论研究为什么门庭冷落，以往大家都说，决策部门不重视，各方面的环境都不好，但实际上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去年国家拿了很多钱搞了 “三个一”工程，其中要资助100部原创性的科技著作，假如你从事了原创性的理论研究，你就会非常容易得到这个资助。但是中医研究领域进入这一百部原创性创作工程却非常难。平时都说中医都是原创的，自成体系的，可是真让你从兜里往外拿的时候，你却什么也拿不出来，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之所以开始对中医理论研究感兴趣，黄龙祥坦言是受了两件事的 “刺激”。一件事就是参加“97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的答辩，“我深深感觉到我们说的那些东西人家都听不懂，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第二件事是，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教授，一辈子获奖无数，成名很早，可是他一生中最看中的工作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挖掘和推介。数学界本来没有东方、西方数学的概念（医学领域至少还有一个替代医学的概念），可是吴文俊教授硬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并且搭了个桥，让国内国外都公认中国古代数学的伟大成就。我们呼唤中医界的“吴文俊”，我们也须找到自己的“桥”。求真务实找准位置解放军 302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刘士敬博士查阅了22种中医类学术期刊（2000 ~ 2005年），统计了乙肝、慢性肾炎、糖尿病、心绞痛等7种主要疾病的中医疗效情况，结果表明，凡是使用中药者，有效率均在92％以上，有些疾病主要指标的好转率，远远高于西药对照组，各种媒体中的广告宣传的中药疗效更是“神奇”。但是进一步查阅这些中药的国际认可程度以及国内外相关防治指南，根本没有或是极少提及中医药内容，按照循证医学疗效评价可靠性的5级标准，诸多发表的中医药学术论文，基本都在4级以下。刘士敬说，中药到底解决哪些问题，实际疗效到底如何，中医药治病是独当一面，还是只起辅助作用，这就要求中医临床研究必须要有严谨的科研设计，符合循证医学原则，尤其要注意 “负面”结论。长期以来，中医研究结果大都是“正面”的，如果是严格按照GCP原则，即使得到“负面”结论，同样值得重视，结果同样珍贵。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韩健平副研究员说，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医重观念，重整体，而西医重结构，重实体。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厢情愿的解读，还有待讨论。实际上，整体、结构、功能也是西方科学自己产生的东西，所以，说西方科学不重视这些东西有些说不通。还有，古人思考的问题产生于他们那个时代，他们不会思考今天科学家所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从中医里面看到的 “系统性”是靠不住的，从史学角度来考察是没有关联的。 “世上只有一种医学” 中科院微生物所所长高福教授曾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艾滋病新药评审。令他感到意外和不解的是，有些送审的材料说，艾滋病人服用某汤剂三个月后，抗体没有了。还有的材料说，半年后病毒没有了。 “这些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为此不仅免疫学理论要重新改写，诺贝尔奖都得颁给我们中医，因为全世界科学家努力多年没解决的事情让中医给解决了。”高福直言，把抗体、病毒等现代医学的术语生搬过来解释中医的医疗实践，文不对题，这实际上反映了中西医结合里面的一种值得商榷的倾向。 “我不提倡说中西医结合，而提倡中医、西医相互学习借鉴。”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现任中国科技馆馆长的徐延豪教授说，实际上传统的西医也没有多少优势，最开始也就是有几个抗生素。西医这些年为什么发展快，是它紧密结合了人类科学活动的重要成就，适时跟踪最新的科学发展，并把最新的技术用于自己的学科。中国科协常委、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物理学家张开逊教授认为，当前人们所谓的中医和西医是一种以地域和文化划分的文化，实际上，中、西医的共同使命是对具有相同生物学特征的人类给出合理的、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承担这种使命的医学只有一种，就是 “好的医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戴尔在2006年北京诺奖得主学术报告会上说，每一门学科都有很多学派，在他看来学派只有两种，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我们应该探究的是保障人类健康最合理、最正确的途径，中医和西医都应该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吸纳所有科学的成就。中医药学是原创于我国的独特学术体系，近年来 100多个国家引进了针灸与中医药，其中既有科技发达的欧美国家，也有经济落后的非洲国家，这充分说明了中医药学术特色是很鲜明的，也为中医药学带动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提供了机遇。发展中医药，需要政策、资金、舆论的大力支持，更需要中医界“扬旗击鼓，彰显个性，奋进于振兴之旅”。我今天的评论：同意当时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副所长黄龙祥教授的意见。有人说，当前的中医学界，是战略家太多，实干家太少。他认为，中医界不是战略家太多，而是缺乏真正的战略家。有意思的是，我院三名工程团队的高福院士也对中医感兴趣，竟然有这样一番经历：他曾参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艾滋病新药评审。令他感到意外和不解的是，有些送审的材料说，艾滋病人服用某汤剂三个月后，抗体没有了。还有的材料说，半年后病毒没有了。 “这些话的分量是很重的，为此不仅免疫学理论要重新改写，诺贝尔奖都得颁给我们中医，因为全世界科学家努力多年没解决的事情让中医给解决了。”高福直言，把抗体、病毒等现代医学的术语生搬过来解释中医的医疗实践，文不对题，这实际上反映了中西医结合里面的一种值得商榷的倾向。;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188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公民科学素质与中医科学性（一）: fqng1008 2018-8-29 17:07; 科技部、中宣部2016年4月颁布《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基准点第9条“知道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整体系统的方法论，并具有现实意义”，在科学和科学史界激起轩然大波。各种意见互不相让，延绵至今。本文谈一点“和稀泥”的个人看法。 1 苹果为什么从树上掉下来？昨天晚饭后，一家人在桌前意犹未尽。看到孙女们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突发奇想：“两个小东东，你们是不是在思考科学问题：苹果为什么从树上掉下来？” 话音刚落，6岁的大孙女脱口而出：“苹果熟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3岁的小孙女也鹦鹉学舌：“苹果熟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 有人说，孩子充满好奇心。大孙女如此神速而胸有成竹的答案，让我吃了一惊：牛顿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她们就能够这样回答？本来我想说，你这是经验阐述，而不是理论思考。但对两个孩子而言，能够应用如此艰涩而生僻的术语吗？只好调侃了一下：“真是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事实上，“科学源于好奇心”与“孩子充满好奇心”并不是一码事。他们（包括牛顿小时候）只是处在经验层面的好奇心，很容易被大人忽悠；而真正具有科学意义的好奇心，必须有待专业知识的培训和科学素养的提高。科技部、中宣部颁布《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这也许是其意义所在。但所谓“好奇心”，也就是“探索精神”（包括质疑），就是多问几个“为什么”，它确实是最重要的科学素养。 “苹果为什么从树上掉下来？”也许，小时候的牛顿轻描淡写地想一下就很快就过去了。到了1666年，23岁的牛顿成为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三年级学生的时候，黑死病席卷了伦敦，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大学被迫关闭，艾萨克·牛顿只好返回安全的乡村，期待着席卷城市的病魔早日离去。此时的牛顿已经具备一般的科学素养和专业训练。思考开始转向理论层面：是什么力量驱使月球围绕地球转，地球围绕太阳转？为什么苹果会落地，而月球却不会掉落到地球上，苹果和月亮之间存在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地球不会掉落到太阳上？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牛顿结合专业知识和创新意识，最终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 “苹果为什么从树上掉下来？”这件事，让物理学家牛顿获得了最精彩的发现。但对于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的答案也是这样吗？我想，他们的专业角度和出发点，结论和意义肯定大不一样。那么在神学家眼里，苹果何时何地从树上掉下来，也许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安排，不容置疑。而在“五行学家”那里，“金克木”无疑是一个最佳阐述。因为秋风肃杀，有如金刃，类比推理是其所向无敌的武器。 2 拷问大自然的三种意识形态毫无疑问，《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科学”二字肯定不单单指狭义的“自然科学”。但为了删繁就简，本文尽可能讨论自然问题。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包括三个层面：经验、理论和技术，即“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依据自然观的不同，我将其归类为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见表1）：表1 三种拷问大自然的不同意识形态宗教自然观自然哲学科学精神目标崇拜神圣，不可侵犯追求实用，不求甚解追求真相，崇尚理性理念不容置疑，终极真理崇尚经典，多元并存无穷质疑，推陈出新方法学经学传统经学传统+实际经验强调实证，淘汰谬误技术关系无法开展科学研究经验应用，基础研究缺失基础与应用研究水乳交融发展关系停滞慢三步加速度（1）宗教自然观：也可分为三种。一是把自然界看作是神的体现，视自然界为神圣不可侵犯。其宗教仪式往往多以各种方式进行祈祷和献祭，以祈求自然的赐福，并安抚主宰自然力的神以实现降雨与驱逐旱灾，消灭地震，结束瘟疫和洪水等灾害。二是超自然的神不仅统治着自然，而且也统治着人。人和自然居于同等地位，例如对农民的从事耕作是受神的委托而照顾土地，因而要求农民像服务于神一样来管好土地，不要破坏自然系统。基督教中的本笃会（本尼狄克派）持这种自然观，他们强调人在世界上是作为神的仆人，要照料好自然。三是把神放在人之上，而人又在自然之上。起源于西南亚的基督教与犹太教认为，神创造了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动物、植物以及生活在世界上的人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圣经》中的上帝赐福给挪亚中提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因此，就鼓励人们去开垦土地，排干沼泽、砍伐森林、建立聚落。（2）自然哲学：主要指产生于远古时期，一些神学家、哲学家和大自然探索者企图借助于已有的经验知识，以及宗教、哲学的抽象思辨，从而构建起解释自然界的学说。在自然科学诞生之前，人们还不能比较完善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界中诸多现象和过程及其客观联系，经验知识和哲学、宗教混为一体，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共谋发展的一种过渡性模式。把“自然哲学”推进到真正系统化阶段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而最后完成者是G·黑格尔。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恩格斯这段话的意思是，在自然科学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在许多自然领域内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认识的空白区的情况下，“自然哲学”采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这种作法和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曾“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3）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源于近代崇尚理性、注重实证的唯物主义传统，是与人文精神一道携手并进的，在引导人类摆脱愚昧、迷信和教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它集中体现为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尊重实践，弘扬理性。科学精神倡导不懈追求真理的信念和捍卫真理的勇气。科学精神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学术自由，用继承与批判的态度不断丰富发展科学知识体系。科学精神鼓励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鼓励知识的创造性应用，尊重已有认识，崇尚理性质疑。科学精神不承认有任何亘古不变的教条，科学有永无止境的前沿。科学精神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求对任何人所作的研究、陈述、见解和论断进行实证和逻辑的检验。科学精神强调客观验证和逻辑论证相结合的严谨方法，科学理论必须经受实验、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检验。科学精神具有三个层次，它在认识论层次强调科学认识的逻辑一致性和实践的可检验性等规范，在社会关系层次主张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论；在价值观层次要求通过求真，达到求美、求善的目标。（4）三种意识形态的相关关系对于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观，我之所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因为感觉到：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尖锐冲突性和难以调和性。以至于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经常看到意识形态相左的人相互撕咬、大打出手，恰恰是因为他们处在不同的“频道”，“各吹各的号，各谈各的调”。 19 世纪的著名英国哲学家伯特兰 ·罗素（ Bertrand Russell ， 1872 年－ 1970 年）有一段话评述了三者的关系：科学诉之于理性，神学诉之于权威，哲学（可以理解为自然哲学——本文作者注）则介于两者之间。罗素对哲学评价的意思是说：自然哲学如科学般地强调理性，但又如神学那样反映了人类对不确切事物的思考。当然，冲突是一方面，渗透和利用则是另一方面。在我们今天的多元文明里，神学也要从自然科学中寻找自己的理论依据，科学家常常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躺在神学的怀抱获得宽释。至于自然哲学，仍然要一边向两个方向伸手寻求援助，一边坚守自己的阵地。 3 自然哲学与科学精神的一步之遥（未完，待续）; 个人分类: 思考中医|1034 次阅读|0 个评论

“阴阳五行和中医等是中华文明的桎梏”一文值得商榷: wenfengzhao 2010-5-16 00:42; 看了张文卓（下文简称“作者”）的大作“阴阳五行和中医等是中华文明的桎梏”(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1969 )，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文笔。但觉得文章中有几点不妥之处，值得商榷。首先要声明一下，我是学西医（也就是现在大学里的临床医学专业）的，在大学里修过一学期的中医课程，对中医可以说了解甚少，同时不太了解历史，又文差字劣，所以不敢妄言。这里只是自己的一点拙见。错误之处，恳请大家多批评！从19世纪开始，有不少人开始反对中医或提出废除中医，但是每次都引起不小的争论，而且每次都没有成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开始尝试废除中医，并取得了部分（partially）成功。但是，在1920s日本掀起了“经络疗法”运动，要求恢复中医。另外，至今许多日本的医生仍在用中医治疗。（以上参考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nese_traditional_medicine ）。我想，日本现在都没有完全废除中医，而一些来自中医发源地的人却高呼废除中医，难道这些日本医生确实比这些要求废除中医的人傻吗？全文介绍了阴阳五行在古希腊文明中所对应的学说，这些可以说明“阴阳这种二元论学说和五行这种相生相克的体系不是中华文化的独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作者罗列的这些提出各种“二元论”的人的生平或宗教的年代，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波斯的国教——索罗亚斯德教：公元前六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德斯所创；周文王（前1152年—前1056年）；老子（约前571～前471）。根据这些实例，说明二元论确实不是中华文化的独创，但是根据年代，可以说是中华首创吧。另外，中医不是简单的二元论和五行说，而是将阴阳五行学说应用到了人体，用来指导预防、诊断和治疗疾病，这个算是独创吧。作者说“亚里斯多德这样的全才在中华文明历史最关键的春秋战国时期没有侥幸出现。” 我不知道作者所讲的全才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以提出四元素说认为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年)为全才，那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确实没有全才。但是，别忘了，战国时期的邹衍（约公元前305年—公元前240年）提出了五行相胜（克）相生的思想，且已把胜（克）、生的次序固定下来，形成了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模式，自发地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及其整体把握的思想。就在这个时期，《内经》把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这对研究和整理古代人民积累的大量临床经验，形成中医特有的理论体系，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以作者的标准，战国时期的邹衍算是什么样的才？根据作者提供的网址 http://en.wikipedia.org/wiki/Dualism ，我学习了一下，发现里面讲了阴阳学说，并且提到阴阳相互转化促进人体的“稳定”，与西方人所说的homeostasis（稳态）相似。这并非是落后啊，只能说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把同一种研究结论用了不同的称呼而已。作者说“后来人家文艺复兴了，理性思维复兴了，启蒙运动也出现了，开始研究这些药真正的成分，研究究竟那些因素再起作用。中国人依然煮着汤药，依然靠经验尝试。李时珍固然伟大，可是他找不出各种草药真正的药效成分。”首先，我必须承认中国对药物成分的研究落后于西方。但是，明朝李时珍(1518—1593)的《本朝纲目》在药物发展史上有巨大贡献，是我国传统医学的经典著作，目前在国际上有七种文字译本，是研究中药的必读书籍。而在18世纪，生理学和化学的发展为药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意大利生理学家F.Fontana(1720-1805)通过对动物实验对千余种药物进行了毒性测试，得出天然药物都有其活性成分。作者认为，李时珍时期西方已经在研究药物成分，不知是否有据可证？盼指教。如果没有证据，不能拿西方18世纪的研究和中国16世纪比吧，这个没什么可比性啊！！！另外，作者认为“于是他（李时珍）只能收集民间秘方，连人便和裹脚布这些东西也不假思索第写到《本草纲目》里。”其中“只能”和“不假思索”两个词，是有历史记载，还是作者“不假思索”的想象出来的呢？最后，作者说“中华几千年也没人找得到，也没人有条件去找。”建议作者去学习一下“青蒿素（Artemisinin）”，再决定是否下这个结论吧。作者文中说“我们的中华文明呢？那时还在用着阴阳五行，直到被人用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可悲的是到现在还没有反省，认为现代科学就是西方的，东方的神秘东东不比他差。”保留中医，不代表国人没有反省，而是认为中医有它一定的好处。我目前也没有听到有人说“东方的神秘东东不比他差”。倒是中国现在在中医的基础上多了一门学科——中西医结合。很多人应该听说过白血病，但大家听说过用砒霜治疗白血病吗？上世纪 90年代，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张庭栋教授等应用传统中药三氧化二砷（砒霜）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取得疗效的基础上，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血研所陈竺（现任卫生部部长）、陈赛娟研究员等用三氧化二砷成功治疗全反式维甲酸耐药复发的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并发现砷剂诱导白血病细胞分化和凋亡的双重药理学机制。这说明，中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在研究中医治疗疾病的机制了，并非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西方人肯这么做，中国人懒惰到不去这么做，还总找借口死要面子不承认自己落后的根源”。现在，更多的中国人正在利用先进的生物医学技术研究中医。必须承认，以前一些技术和研究是没有西方人开始的早，但不能把所有这些都归结为“中国人懒惰、甚至总找借口死要面子不承认自己落后”啊！这些有很多原因在里面，譬如时代和文化背景等。作者现在还没有对中国中医学的发展和现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是中国人没做，而是作者不知道。另外，作者说“实践上是最 naive 的逐一测试分类方法。 ”作者见过现在有中医对患者逐一测试吗？经过几千年前人的探索和总结，现在中医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而不是所谓的“最naive的逐一测试分类方法。”譬如中药分为解表药、清热药、消导药、催吐药，补益药等，还有人们对病因病机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中医，并非仅仅是作者文中介绍的阴阳五行和中药，还包括针灸、推拿、指压按摩（日本人称作しあつ，Shiatsu）等。中医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的预防思想，望、闻、问、切，辨证施治，脏腑经络等有很多都是传统的精华。作为一名“西医”的医生，我发现不少西医无法治疗、甚至需要手术的患者，有的采取中医治疗只需几张膏药就能恢复健康，我不得不感叹中医之神奇。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弊端就要完全否定它，而是要权衡利弊，如果弊大于利，再完全否定它也不迟。综上所述： 1.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虽然在西医迅速发展的今天，有些人说他早已够不上中华民族的骄傲，但现在如此盛行尚不能说他是一种耻辱。 2. 中药存在的时间越久不代表中华民族的求知能力和创新能力越差。中华民族的求知能力和创新能力是由中药是否存在来决定的吗？ 3. 中医在发展，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努力把他的精华发扬光大，利用这些精华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参考文献：金有豫.药理学(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 李家帮 .中医学（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 个人分类: 观点|5844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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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阴阳五行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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