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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木山东缘断裂带晚第四纪活动特征及其构造意义: baul 2019-2-19 09:30; 榆木山断裂带位于青藏高原向北最新挤出运动的前缘，晚第四纪活动强烈，是祁连山 - 河西走廊活动断裂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周围其他主断裂的走向不同，该断裂呈弧形展布，依据几何形态可以分为北西西向的北缘断裂和北西向的东缘断裂两个分支。目前对于北缘断裂晚第四纪活动研究较多，显示其表现为左旋走滑为主兼有逆断，但东缘断裂上的研究多集中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受当时测年和测量技术的限制，其结果包含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对于弧形的榆木山断裂带的运动学机制仍不清楚。我们在影像解译的基础上，在黑河口和祁家台子两个地点开展了详细的调查，准确限定了榆木山东缘断裂全新世古地震事件和晚第四纪滑动速率的空间变化。探槽开挖和 OSL 及 C-14 测年揭示东缘断裂上全新世以来的两次古地震事件，分别发生在 7.37-5.24 ka BP 和 5.17-4.01 ka BP 。这两次古地震事件与西缘断裂最新两次事件时间上一致，表明榆木山断裂可能作为相互作用或整体破裂。断错地貌显示东缘断裂晚第四纪垂直滑动速率为～ 0.3-0.4mm/a ，右旋滑动速率为～ 1.0 ± 0.1mm/a 。而断裂北端附近主要表现为分散式的逆断或褶皱作用，垂直滑动速率为 1.1mm/a 。榆木山断裂的两个分支均表现为走滑兼逆断运动，但二者走滑方向相反。这种运动样式可能与青藏高原东北缘河西走廊地区北东向挤压作用下北西西至北西向的榆木山弧形构造的阻挡有关。考虑到该断裂上近 4000 年以来没发生过地震，其地震危险性值得关注。本项研究发表在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上（ https://doi.org/10.1016/j.jseaes.2019.02.006 ）。 Junjie Ren-JAES2019-compressed.pdf; 个人分类: 研究论文|3102 次阅读|0 个评论

听何磊张自强报告的几点思考: chenhuansheng 2018-11-10 00:06; 听何磊张自强报告的几点思考何磊拟采用 Constanz “生态服务价值”的概念，在生态环境变化和 LUCC 的背景下，评估中国北方干旱区近 30 年来生态服务价值的变化。 Constanz 最早在 1997 年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概念，核心思想是将不同的土地利用 / 覆被类型赋予不同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予以货币化表达。区域上每一各地块都将被赋予不同的价值，那么区域土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就可以汇总计算。因为土地利用 / 覆被是不断变化的，尤其是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面临着土地沙漠化和生态恢复措施的双重影响，土地利用 / 覆被的变化，可能是明显的。那么，区域说赋予的生态服务价值量理论上就存在变化。何磊认为，当前的研究存在几个问题——也是他的潜在的突破点和研究价值所在： (1) 现有结果缺乏年际变化研究。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一个时间节点的状态进行评估；或者利用两个节点的评估结果，给出这个时段内区域生态服务价值的笼统变化趋势。这么做的问题在于没有体现时间过程，没有年际变化特征。事实上，我认为人们之所以没有逐年开展这个工作，主要是长期以来没有办法取得逐年的土地利用 / 覆被数据。事实上，从逻辑上讲， LULC 的逐年变化可能不是那么明显的。何磊找到了欧空局生产的 1990 年代以来逐年的 LULC 分类数据，空间分辨率是 300m ，这解决了数据制约的问题。 ESA-CCI Land cover, global, 300 m,1992-2015 。 (2) 局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参数优化问题。 Constanz 在对不同 LULC 地类进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赋值的时候，他是在全球层面上考虑问题，它所提供的参数在中国的局部是否适用，这是存疑的；中国内的研究最热的是谢高地的成果，他是基于全国的参数，这些参数放在干旱区是否适用呢？何磊提出借鉴一种思路，考虑利用干旱区各类地块的平均 NDVI 与全国同类地块 NDVI 均值的比值，来取得一个系数，将此系数与对应地块在全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乘，得到一个调整后的系数。这里，也可以考虑用 NPP 、 EVP （蒸发量）等替换 NDVI 。 (3) 此外，何磊希望利用 NOAA/GMMS NDVI 产品，探测干旱区生态恢复明显的地区，看看这些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如何，以及他们对区域总的价值变化的贡献情况。其中，生态环境恢复的检测依据是多年 NDVI 的 Sen 斜率和 Mann Kendall 检验。 (4) 还考虑引入敏感性分析。我认为，何磊的研究思路，可能存在最大的问题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的变化，实际上依赖和反映的是土地利用 / 覆被的变化。而土地利用 / 覆被的发扽类系统是定性的、离散的，并不能有效地反映生态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微弱的变化。比如草地，生态环境的变化通常表现为覆盖度提高或者下降，微弱的覆盖度变化虽然是生态环境变化的反映，但可能不足以引起土地覆被类型的变化。那么，这时候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反映生态系统自身变化的指标比如 NPP 、 NDVI 等，就难以建立有效联系。王晓云和贺思嘉等，包括我认为，干旱区不同生态系统群落或者土地类型在区域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可能与全国或者全球尺度上的认识不一致，或许与过去的认知不一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耕地的地位，从他目前所采用的价值表体系看，耕地的食物供给价值远高于林地。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要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就是鼓励开荒哦？这显然在干旱地区是不科学的，因为水源供给的约束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我今天在会场上提出来的。现在回头看，其实有失偏颇。因为他说采用的那个表格中，就总价值而言，林地比耕地更高。但是换个角度，那是不是就鼓励退耕还林？这是我们上世纪 70 年代所提倡的，后来黄秉维原始提出明确的反对理由，目前人们对干旱半干旱地区造林运动的认识已经有所改观。何磊强调做生态服务价值评估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价值”，而是唤醒人们对资源珍惜和环境保护的意识。王晓云建议，可以从干旱区生态环境实际，去认识不同地表覆被的价值，重新、精细化地拟定指标体系。这可能是更加有意义的一个研究，当然也会更难。我说，去年听课知道王乃昂等在沙坡头和巴丹吉林沙漠建立了全国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他们倡议在干旱区荒漠生态系统尤其特有价值，而这是一直以来世人所普遍忽视和误解的地方。此外，有人在讨论时认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这个概念是不是过于陈旧了？不是前沿？何磊不这样认为，他坚持这还是一个热点，并举例说明国外还在陆续发表相关研究的高影响因子的文章。这让我想起以前有一年本科毕业论文答辩，王佑汉说本科生做毕业论文都开始玩生态足迹了，他说这些概念都被玩烂了，没有新意了。我当时也认为尚属前沿，没想到他是那么认为的。今天这个事情进一步说明，是不是研究前沿，一方面有个人主观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要有对相关学术成果的追踪。我的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研究，老师刚开始提出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炒冷饭的事情。他坚持要我做，我有点抵触。做到现在，我感觉这也不是一个特别过时的事情，还是有很多方面值得挖掘。张自强在何磊之后也作了报告。他先讲了一篇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 ）的论文，这是顶级刊物了。论文的作者汇集了欧洲、美国、香港和大陆多个方面的作者，分别比较 1400-1900 之间两个小冰期、两个间冰期的全球、北半球、欧洲和中国及东亚地区人口的变化，讨论了气候（温度）、人口规模、战争频率等不同要素之间的变化关系。其中普遍的规律是冰期气温下降、谷物生产受到显著，战争频率较高，人口因此减少。但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会对这种变化构成缓解或者延迟。比如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仍处于小冰期，但因为社会制度开明，人口出现平缓增长；中国在历次间冰期向小冰期过度的时期几乎都出现战争和人口下降，但是明代中期社会安定，人口的下降被推迟了；而在清末因为清政府讲北方游目民族与内地农耕民族纳为一体，小冰期到来并未造成历史上类似的游牧民族南下而导致的冲突等。张认为这些研究，对于他就河西走廊地区 2000 年来垦殖绿洲重建有借鉴意义。张整理了自秦二世以来河西地区的全部战争记录和规模、位置等，做出了战争冷热点分布图。目前正在着手恢复重建河西绿洲的空间分布情况。他提到范永新老师的一个根据年轮得出的 2000 年来的降水变化数据。通过初步分析，大致可以与历史时期我国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相吻合，基本上降水缩减的年代，就处于战争和动乱时期，比如东晋的五胡乱华和元末战争时期等；而相对降水丰沛的时期也就对应着太平盛世，比如唐宋时期。起先我觉得张有些不用心，很少在办公室来学习研究。没想到他居然梳理出来 2000 年来河西地区的全部战争记录，还是很不错的。此外，王小云认为，那片 PNAS 的文章其实很有问题。全球尺度的视角、欧州的视角，怎么可以同中国的记录直接比较？如不是因为作者都是大牌，估计文章很难发表。其实在张的讲解过程中，我也想，范永新老师他们基于祁连山树木年轮说恢复出来的历史时期降水过程变化特征，能不能用与新疆？我持怀疑态度。比较大的地理单元都不是一块了。还盼望着新疆昆仑山有没有类似的研究成果呢。、; 个人分类: 新疆绿洲|2 次阅读|0 个评论

萧山湘湖：最早的均水制？: jiasf 2016-9-28 01:43; 原来熟悉的是清朝陕甘总督年羹尧在河西走廊黑河流域实行的均水制：规定灌溉季节黑河沿岸各县的用水时间，当下游用水时，上游引水口必须全部关闭。每年芒种前十日寅时起，至芒种之日卯时止，十天内高台上游镇江渠以上十八渠一律封闭，所均之水前七天浇镇夷五堡地亩，后三天浇毛(目)、双(丰)二屯堡地亩。而且赋予下游县县令官大一级的权力，可以巡视上游各县取水口，并有对违规者“先斩后凑，格杀勿论”的权力！均水期间，由鼎新(今金塔县)知事兼巡河道，严格执行，并授权下游县官到上游督察，派出由下游各县组成的水使181名，坐守各渠口。近日读到上海师范大学2012级硕士毕业生黄强关于浙江萧山湘湖的硕士论文《萧绍平原河湖水利体系变迁和湘湖兴废之关系研究(1112-1927年)》，才知道早在宋朝湘湖就实行了均水制。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四月，杨时由余杭县令调到萧山，了解到崇化、新义、由化、夏孝等乡连年旱涝，就邀集乡里耆老商讨，亲自踏勘，在西山之阴寻得高阜之地，筑塘为湖，蓄水灌溉。又因风景优美似潇湘，取名湘湖。杨时修建湘湖之后，按“均包湖米”的办法规定了受益的八乡农田分摊造湖所淹没的农田的一千石零七升五合粮赋，合每亩七合五勺，但并没有规定怎么用水，于是水不够用时经常发生纠纷、诉讼。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县丞赵善举集塘长、上户等，议制《均水法》，“相高低以分先后，记毫厘以约多寡，限尺寸以制泄放”。湘湖在在秋旱禾苗最缺水时放水，立秋前三日开闸，白露后三日关闭，总共放水36天。各地块按面积分配灌水时间。这或许是中国最早的均水制。只可惜此《均水法》已佚失。好在二十余年后，淳煦九年（1182年），钱塘顾冲任萧山县令，进一步完善了赵善举的用水规则，于1184年制定了《均水约束》，并保存至今。同时，灌溉用户也扩大到九乡，把许贤乡也包括在内。九乡灌田“一十四万九千八百六十八亩二角，水以十分为准，每亩各得六丝八忽一秒”。其核心是按地势高低决定从高到低的放水先后顺序，每个口门规定放水时间，并规定每个口门的宽窄和深浅。其实质是以水量按面积均分为基础的轮水制！顾冲的均水制，为元、明、清所承袭，直到民国时期才废除放水时刻限制。; 个人分类: 水是杂谈|436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一路向西（4）——行进在河西走廊: 热度 1 jxz1963 2015-8-19 16:25; 7月30日中午，我们乘坐的列车准时从兰州发车，在告别兰州前，我们照例还是每人一大碗牛肉拉面，本想着吃饱了睡一觉就到乌鲁木齐了，可出了兰州后，一路的美景让人没有了半点睡意。一、河西走廊里的植物成片的沙地、草地、牛羊，偶尔会出现一大块的绿洲，有的地里种的红薯，有的地里种着土豆，有的地里种着棉花，有的地里种着玉米，还有一些地里竟也种着成片的向日葵，在火车经过处的远处低矮的山里，有一种到了无人地的感觉。我三次去乌鲁木齐，三次都是乘坐火车去的，但每一次行进在火车上所见到河西走廊的景色都是不同的，包括这里的山、水、草木、植物、动物，以及地上的沙石和天上的云彩，都有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这次让我最欣慰的是，在铁路沿线见到了许多绿色的植物，如有在石头下生长的蔬菜、豆类，有低矮的西红柿，还有一些像是格桑花的植物，但无法下车也无法确定。三十年前我去兰州开会时，在刘家峡附近就见到了石缝里生长的蔬菜。按照当地人当时的说法，这里极度缺水，这样做是为了土壤保水，不让太阳把土壤里的水分蒸发掉。但这次我却听到了另外的一种解释，说是为了防止大风把地上的土吹跑，用石头把土压住，以利植物在土壤里生长。不论怎么做、怎么解释，我都觉得是正确的，是劳动人民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为了生计而进行的大胆实践和伟大创举。二、没有了雪的祁连山这次从兰州顺着河西走廊向乌鲁木齐行进，在经过绵延的祁连山时，竟发觉此祁连山非彼祁连山，最让人不明白的是，祁连山上的雪没有了一丁点儿。在快到达新疆地界时，才隐隐约约地发现了远处山上的丝丝雪色。我第一次赴疆是20年前的1995年8月底，当时所乘火车比较慢，从西安去一趟乌市要经过三个晚上两个白天；第二次赴疆是11年前的2004年8月底，当时我们一行四个人所乘火车也比较慢，从西安到乌市要经过两天两夜；而我们这次从兰州出发，只有23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乌市。三次去乌市见到的风景真的是不一样的，难道祁连山真的变了，还是我们所乘列车车速快了，把神秘的祁连山最美的景色给罩掉了？这其中的道理真是让人一时难以解开。到乌鲁木齐时，我问了老同学李坚：“祁连山现在都没有雪了？” 他不假思索地说：“现在新疆的天都这么热了，全球气候变暖了，祁连山上的雪也应该融化了呀！” 不一样的河西走廊，不一样的列车速度，不一样气候变暖，祁连山的雪到底去哪里了？; 个人分类: 趣味人生|2188 次阅读|2 个评论

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游: 热度 4 bqzhu 2015-7-22 17:53; 每当你坐飞机飞経兰州附近上空时，感到下面是一片寸草不生的黄土地。然而就是这片黄土地，恰是孕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母亲河的上游，并联系着充满着神秘色彩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地理与地质上位于祁连山— 西秦岭北麓，华北克拉通 ( 古老地壳 ) 西南缘。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现代通向大西北的交通要道。照片1：黄河母亲兰州往南百余公里的临夏地区有一系列从新石器时代到早商的文化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时代距今约 5000 年 -4000 年。齐家文化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齐家坪，以甘肃兰州一带为中心广泛分布，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 4000 年左右。辛店古文化遗址位于洮河东岸的临洮县辛甸村，时代早于 3400 年。甘肃酒泉向北百余公里的沙丘中已发现了许多新石器至商早期（称为齐家文化）青铜器的采冶遗址，与遗址相近的北山白山堂铜矿资源密切相联系，并有使用稀有金属资源的同位素证据。这些遗址出土了巨量各种造型的陶罐。陶罐表面的彩绘与釉面艺术造型粗犷而又精美，是其它地区同时期陶罐不能相比的。这些陶罐被广泛传输到西域与中原。因此“ 丝绸之路 ”在新石器时代已存在了。照片2：临夏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早商文化遗址的陶罐这个带上有许多与河西走廊— 丝绸之路相联系，闻名中外的石窟。石窟内有大量充满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佛雕、壁画与藏经。位于河西走廊起点的是中国佛教四大石窟之一的天水麦积山石窟。该石窟是十六国后秦时期开窟造像，创建佛寺。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十多个朝代 1500 多年的开凿重修。麦积山为晚白垩纪的丹霞地貌。孤山陡崖，十分惊险壮观。我认为麦积山佛雕艺术造型精美程度应居国内石窟之首。千佛洞位于天水市西北约一公里的武山县拉稍寺，是天然岩洞。雕像具北周特点，部分造像含有西魏遗风。但千佛洞佛雕破坏得很严重，使人十分痛心。照片3：麦积山孤山陡崖上的石窟著名的莫高窟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 735 个，壁画 4.5 万平方米、泥质彩塑 2415 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该窟开凿在第三纪砂砾岩中，因此难于直接开凿出好的佛雕。照片4：莫高窟炳灵寺，位于刘家峡水库的上游，临夏永靖县西南 35 公里处的小积石山中，西晋初年开凿，分上下四层。佛雕只有一尊大佛，其余均为比例小于真人的小佛。炳灵寺风光优美主要是有山峰奇异的积石山相陪衬。刘家峡水库上游岸边的积石山由白垩纪红砂岩构成，红岩磷磷，奇峰林立，巍峨壮观。照片5：小积石山中的炳灵寺武威古称凉州，南依祁连山，北接腾格里沙漠。因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匈奴，为彰其 “ 武功军威 ” 而得名。作为中国旅游标梽的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为东汉青铜器， 1969 年出土于武威雷台的东汉墓。墓上有一后期建立的道观。然而去该景点旅游的人恰很少。照片6：武威马踏飞燕张掖市位于河西走廊中段，古称 “ 甘州 ”, 该地区应是河西走廊上的绿洲。祁连山冰雪融化形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其中最大的黑河流经张掖地区，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但内陆河中段用水过度，造成下游很快断流，生态恶化。张掖市的著名古迹有山丹县大佛寺，始建于北魏 ( 公元 425 年 ), 距今 1500 多年。殿内有彩绘泥塑 31 具，为西夏遗物。其中卧佛长 34.5 米，为中国现存最大的室内卧佛像，号称“ 天下第一佛 ”，值得一看。照片7：山丹县大佛寺在河西走廊上可看到不少古长城的遗迹。但一些地段快要移为平地了，看来没有保护措施。嘉峪关是古长城的最西关口，也是丝绸之路上重要一景。照片8：嘉峪关照片9：古长城遗迹河西走廊西北端的沙漠戈壁那是另一番旅游景象。鸣沙山中的月牙泉位于敦煌市西南 5 公里处。早在汉代就是游览胜地。月牙泉泉形似月牙，泉内生长有眼子草和轮藻植物，南岸有茂密的芦苇，四周被流沙环抱，虽遇强风而泉不为沙所掩盖。月牙泉曾在 60 年代干枯，后通过人工注入地下水得于恢复。照片10：月牙泉华北克拉通西南边界上有两个超大型矿床；金川镍矿与白银多金属矿。八十年代前，这两个矿是我国极为重要的矿冶基地。现在也面临资源枯竭的危机。它们将成为河西走廊上的另一类旅游资源。克拉通边界也是地震高发地段。民勤、古浪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 8 级强震。照片11：金川镍矿开采完后的大坑河西走廊上有许多特色食品，值得旅游者一品。手抓羊肉是第一选择。其余为牛肉拉面、子瓜瓜子、黄河密、李广杏等等。; 个人分类: 人文自然|6225 次阅读|4 个评论

河西之东 2008-05-10 09:14: taodeng 2014-2-6 21:06; 武威飞车赶路近凉州，日落苍茫倦客忧。欲借神驹超燕雀，归途万里片时收。民和山中见月月出寒山满地辉，翻惊鸟雀绕枝飞。阿訇高塔传宣礼，白帽高低向晚回。; 个人分类: 行旅之诗|1820 次阅读|0 个评论

高台不种棉花了吗？——张掖“禁转令”的疑问: 热度 1 jiangming800403 2013-11-6 21:37; 今天才想到高台县也属于张掖管，但是现在哪里才能找到非转基因的棉花种子。难道高台就此不种棉花了？由于地势关系，甘肃河西走廊是越往西北越温暖，因此，在张掖西部和酒泉可以种棉花，而在走廊中部主要种玉米，在走廊东部的武威和金昌则以春小麦为主。当然，张掖是全国重要的玉米制种基地，而玉米是风媒异花授粉作物，因此保持遗传环境的纯洁是必要的，但问题是现在并没有准基因玉米商品化种植，我国唯一大规模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就是抗虫棉。其实，河西的地势也是一种隐喻。; 个人分类: 农业、食品与农村发展|2451 次阅读|3 个评论

雪拥蓝关家何在？: 热度 1 blownsand 2012-10-21 11:27; 近几年宅在办公室当寓公，很少去野外。几天前与两三位同行去河西走廊，很不顺利。乌鞘岭大雪，无论高速还是国道，车队足足排了几十公里，令人望而却步。返回时，某收费站特意在岔路口立了一块牌子，说明左边的路是兰州方向。进入后才发现是相反方向，于是从几十公里外的出口下来，到处询问回家的路。晚上十点钟到达盘旋路时，想到“雪拥蓝关家何在？”可以很恰当地概括这次野外工作路上的遭遇。韩愈晚年因言获罪，被贬到八千里外的潮州，其后全家亦被驱逐出长安，女儿死在了路上。在他到达蓝田县时，侄孙韩湘追来同行。悲歌当哭，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全诗如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3073 次阅读|2 个评论

啊，敦煌！: 热度 2 benjaminliu 2012-10-6 20:47; 按：本文是我即将出版的新书《别写错我的名字》中的一篇，先放上来给大家看看。啊，敦煌！　　敦煌是一个奇迹。　　奇迹之一在于它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的历史。“春风不度玉门关”，长久以来，这片荒漠中的绿洲都是游牧民族休养生息的宝地，它离那个宽衣大袖、水饮蔬食的东亚农业文明是那么遥远。然而在公元前121元（西汉元狩二年），敦煌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年夏天，年轻的将军霍去病率军越过居延水（今天的弱水河），直扑敦煌附近的祁连山，大败这里的匈奴军。从此，被匈奴盘踞百年之久的敦煌地区，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收入了西汉皇朝的版图。这一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武威郡和酒泉郡（郡是比县高一级的行政单位，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十年之后，又从武威郡析置张掖郡，从酒泉郡析置敦煌郡，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从此，敦煌就成为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敦，大也；煌，盛也。“敦煌”这个名字充满了盛世的自豪和自信。　　奇迹之二在于它光辉的文化。河西走廊是一个风沙漫天、离开绿洲不远便是一片萧索荒寂景象的地方。“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按照流俗的“地理决定论”，像这样的苦寒之地，似乎只能出骁勇果敢的猛将。的确，河西走廊在历史上曾经几次成为军阀割据的要地，但是这里却决不是文化沙漠；恰恰相反，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是个学术重地，从这里走出了众多的文人学士，其中不乏大师鸿儒。比如说，西晋的索靖就是敦煌人，不仅善诗，书法尤绝，而最使我佩服的，是他在西晋发生贾后乱政后不久，就于洛阳坊间的一片祥和气氛中，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天下大乱。他指着洛阳宫门外的一对铜骆驼说：“我大概会看见你身在荆棘之中吧！”（“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很快，匈奴族首领刘渊就在北方起兵反叛，最后攻入洛阳，西晋灭亡，北方陷入一百多年的大分裂、大黑暗时代。“铜驼荆棘”实在是我在中国的史书上看到的最惊心动魄、让人久久不能释怀的典故。　　当然，敦煌最大的奇迹，非莫高窟莫属。莫高窟是无与伦比的佛教艺术宝藏和文史档案宝库，它从十六国的前秦时代始修，经历了隋唐的鼎盛，见证了“归义军”在吐蕃围困中追随中原王朝的忠心，最终在明朝初年被废弃。千年的营建，积淀了活生生的历史，而平素为人诅咒的寒旱气候，这时却是让历史瑰宝能够禁受住岁月磨洗的保证。时间就这样又流逝了六百多年，直到1900年6月22日这天，在莫高窟居住了8年之久的道士王圆箓终于一锄头敲开了藏经洞的入口。　　这是美好的时刻，这是苦难的时刻。藏经洞在那样一个时代重见天日，使中华珍宝注定要开始它们颠沛流离的劫难。第一个前来掠宝的外国人是俄国人奥勃鲁切夫（F.A. Obruchev），他在1905年仅用一点点随身携带的俄国物品就换取了大量的敦煌文书。接着，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 Stein）在1907年来到敦煌，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席卷走了藏经洞中众多的珍贵写本。第二年，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也赶到敦煌，凭借他精湛的东方学知识，又从斯坦因挑剩的写本中裹挟走了大量的珍品。斯坦因和伯希和的行为引起了中国学界的警觉，他们上书清政府，要求尽快运送莫高窟劫余的珍宝进京。但是，就像余秋雨在他的著名散文《道士塔》中所写的，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在进京途中“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这一回，敦煌终于没有再迎来奇迹。　　上面提到的伯希和，在抵达敦煌之前，已经在新疆考察了一年，在库车的收获尤多。1907年7月28日，伯希和以及与他同行的军医瓦扬（L. Vaillant）在库车附近采集到了一种禾草的标本。1912年，法国植物学家当吉（P.A. Danguy）认定它是一个新种，于是就用伯希和的姓氏将其命名为 Stipa pelliotii （ Stipa 是针茅属的属名，针茅是欧亚温带草原上最常见的禾草）。1955年，苏联植物学家格鲁波夫（V.I. Grubov）为它“改姓”，将它从针茅属转移到细柄茅属，于是有了现在最常用的学名 Ptilagrostis pelliotii 。它的汉语名字是“中亚细柄茅”。　　在一个查询植物物种信息的网站上，我看到了伯希和和瓦扬采集的中亚细柄茅标本的采集信息。采集地点赫然注为“突厥斯坦，扎木什塔格，海拔1700米的裸露山坡上”。的确，20世纪初的这些西方人不屑于管新疆叫“新疆”，正如当下还有不少西方人附和一些分裂分子，管新疆叫“东突厥斯坦”一样。　　今天，中国的经济已经腾飞，屈辱的历史已经远去，然而，内忧外患依然存在，新疆的民族问题就始终让人忧虑。我的耳边，有时候也不免会再响起敦煌人索靖那一句被称赞为有“先识远量”的苍凉感喟——“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中国是否能够克服这所有问题，创造新的奇迹？我将用我的一生，来见证这个问题的答案。; 个人分类: 植物科普|6915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六十三：消失的冰川: 热度 2 蒋高明 2012-4-13 22:37; 蒋高明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笔下祁连山一带的壮阔景象，终年积雪的祁连山曾让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笔迹。然而随着气候变暖，祁连山冰川急剧萎缩，甘肃省气象局的气象专家们预测说，很可能在数十年后祁连山冰川完全消失。祁连山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处的一群平行排列山脉，东西向绵延约1000公里，其中5000米以上的高峰有26座，冰川总面积约1970平方公里，为典型的高原冰川祁连山冰川冰雪融化成为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是甘肃河西走廊绿洲的水源基础，是维系河西500万人民生存的命脉所在。但近年来祁连山冰川融水已经比上世纪70年代减少了大约10亿立方米。据甘肃省气象局气象专家们介绍，气温升高导致祁连山雪线上升，冰川和积雪面积缩减冰川局部地区的雪线正以年均2米至65米的速度上升，有些地区的雪线年均上升竟达125米至 225米预计祁连山雪线会继续升高，将由2000年的4400~5100米上升到4900~5600米冰川冰面将继续减薄，冰川的萎缩态势也将继续预计面积在2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冰川将在2050年前基本消失，较大的冰川也只有部分可以勉强支持到本世纪50年代以后。祁连山一些地方的积雪面积也呈减少趋势，根据卫星遥感资料对比分析，2007年1月29日与2006年1月31日相比，祁连山东段积雪面积减少了65%，中段减少了87%，西段减少了186% 。冰川退缩、雪线上升除自然气候的因素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口膨胀，超载放牧，过度开垦，破坏了冰川区域的生态环境这也是导致河西走廊沙漠化、成为中国沙尘暴策源地的原因之一。同样的变化还发生海拔更高的喜马拉雅山，那里，高处的冰川正在以超出我们预想的速度融化，这将使得生活在南亚的近10亿人面临着失去水源供应的危险。目前，印度、中国和尼泊尔境内的多达15000条冰河已经是零星点缀在喜马拉雅山脉，那里高出海平面7200米，长年空气稀薄气候寒冷，但由于全球变暖的影响，原来看似用之不尽的冰川似乎也快到尽头了。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的高山冰川都在缩小，科学界并没有给出一份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对于世界各地冰川融化的速度也没做出科学的推测，大家都认为全球变暖导致各地高山冰川融化的速度都一样，作为印度河和雅鲁藏布江两大河流的源头，人们认为喜马拉雅山脉高处的冰川融化的速度也和其他地方一样。 2006年，一个美国研究小组前往喜马拉雅山脉中部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研究纳木尼峰冰川，试图寻找冰川融化速度的一些数据。但当研究小组采集到的冰川样本后，研究结果却让他们震惊：冰川融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人们预想的速度，虽然高山冰川所处在的环境十分的寒冷，但冰川对于全球变暖的反应比我们预想的要敏感的多。科学家可以通过研究冰芯里的放射性物质痕迹，来确定冰川的发育年代和融化程度。上世纪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苏联、中国期间进行原子弹实验留下的放射性物质，理论上讲，如果如融化的话，可在冰川里发现。但是，美国科学家在纳木尼峰的冰川样本中，没有发现任何放射性物质的痕迹，纳木尼峰表面裸露的冰川起源于1944年，这表明冰川已经融化了非常之多。随着全球变暖，更多的热量停留在大气层中，同时携带着更多的水蒸气，水蒸气在高海拔的地方浓缩，然后释放热量对高山冰川的融化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这样全球的温度升高就导致了高山冰川的加速融化。科学家预测：由于气候变暖，地面最高的地方的气温每10年上升0. 3 °C，也就是到 2100年，全球地面温度会上升3°C，但高山冰川的地区上升的温度至少将是地面上升温度的两倍。这样，我国高山冰川融化就可能面临严重的形式。青藏高原是我国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三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而水源则来自夏季冰川缓慢的融化，如果冰川随着气候变暖在短时期内消失，那么，中国的东部和南都将失去清洁的水源供应，其深刻的影响就远远超过冰川融化本身。; 个人分类: 环保呐喊|4427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几乎停滞西线至今仍未开工: xushui 2011-7-25 21:34; 海水西调：现实离科幻有多远？　　“海水西调”的科幻式设想，令局内人尴尬、局外人围观。然而关于大调水的新争论却再次揭示自然的定律：在当前水资源的开发过度和利用低效的双重背景下，脆弱的中国水系上再容不得任何违背规律的动土　　本刊记者/崔晓火　　许多水资源专家在被问到“海水西调”和“引渤入疆”时，都面露难色。　　在这群专家中，有大胆者直言，这种科幻式的想象丢弃了对自然和科学最基本的敬畏；有谨慎者称，这是一个只能论证其“不可行性”的调水项目。　　然而这样一个“不可行的”的疯狂设想，却拥有一个史诗般的思路：　　从源头天津附近的渤海口凿洞，让海水通过8米口径的玻璃钢管横穿海拔1200米的内蒙古高原，跋涉5000公里，流入河西走廊疏勒河自东向西的天然河道，再灌入塔里木盆地东缘的罗布泊，并填满拥有地球上第二大沙漠的塔里木盆地，最终在中国最大的地区形成人造的雨水循环。　　如今，在遭遇了同“通天大运河”“凿山引暖流”相似的全盘否定之后，这项源于一名国土资源部机关退休干部的“大胆构想”却未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作为引发跨流域调水工程新一回合讨论的引子，它理应提醒主张大兴水利的人士们更多。　　 “只论证不可行性” 　　自1999年“海水西调构想”首次被退休干部陈昌礼发表在权威杂志至今，已满10年，但是这份对调水工程多年的执着并没有为陈昌礼赢回最终的肯定。　　这位年过古稀的国土资源部原地质矿产部勘查技术司干部，自从1955年在新疆工作期间看到“沙进人退”的危机后，便致力于研究解决西北干旱的办法，直至退休。　　今年11月24日恰逢陈老先生八十岁大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要在这一天再发表一篇文章，回应近期工程院院士们的质疑，并“回顾海水西调这十年的进展”。　　“我相信，我的构想在20年内可以获得共识。”这位耄耋之年的老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国土资源部退休后，陈昌礼被中国地质大学返聘为教授。1999年至2004年，他发表了6篇关于“海水西调构想”的论文，有关“构想”的材料还曾作为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学习汇报报给了党支部。这一举动多少令国土资源部离退休干部局的工作人员尴尬。他们只得在给老人的回信中，委婉表达“对于这种构想的可行性……不敢妄加评论”，但对“一名老科技工作者退休多年后仍对理想孜孜以求，仍关心社会、民生的可贵精神……深为敬佩”。　　“既然南水北调可以建，那成本更低的海水西调就可以建。”陈先老生表示。这句话如今已失去意义，但它还是印证了一个老人和他的大胆构想在体制内一起走过的曲折路径。这一路，国内学界既是这个构想的起点，也成为了它的终点。　　2001年10月，中国工程院院刊《中国工程科学》以专题报告形式刊登了陈昌礼的论文：《海水西调与我国沙漠和沙尘暴的根治》，并在封面刊登了陈老先生绘制的“海水西调”走向图。　　9年之后，11月16日，同样是来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在传闻是“被迫”举行的工程院记者会上，彻底否定了这一构想。　　一名与会的泰斗级水利专家在匿名的前提下果决地表示，“海水西调，只能论证其不可行性，而不是可行性。”在场的另一位中国工程院权威同时强调，“不需要用工程院的尊严来讨论这个问题。” 　　此言一出，媒体立即将陈昌礼先生的构想与引雅鲁藏布江调水北京的“大西线调水”和“从喜马拉雅山凿洞引印度洋暖湿气流”相提并论。事实上，有关“海水西调”的提案也曾被提交到水利部，但随后以“盐水失衡”的理由遭退。　　然而，作为仍然支持“海水西调”方面的人士，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海洋分会秘书长张宝印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质疑，应该到了立项之后再解决。　　“(他们)质疑调水调那么多，所需能源从哪儿来，产生的效益会多大，盐碱化问题能否解决…… 这些问题不可能解决，也不需要解决。”这位年迈的秘书长表示。“谁来解决？谁需要去解决？只有在实用部门真正立项了，那是需要解决(的时候)。” 　　这些想法都源于美好的愿望：“有水了就是人间天堂，没水就是戈壁沙漠。海水过去填满新疆一系列湖通过蒸发形成降水，改善气候条件，不仅新疆、内蒙古能得到改善，华北地区也都能得到改善。另外，将来大规模调来的水，沿线都可以用，可以发展多种养殖业、海水种植业。” 　　对于海水西调的支持者来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海水西送工程”便是他们眼中“引渤入疆”的样板。虽然负责工程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泓元海水淡化公司坚称“项目已批准立项”，并前期开工，但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获知，目前尚无关于海水西送工程立项的决定。　　和陈昌礼不谋而合的海水西调设想的另一位专家，西安交通大学生态环境与现代农业工程中心霍有光教授通过计算认为，利用新疆现有的东高西低的地理条件及现有河道，海水在引入新疆后，可形成自流，还能对冲前期的投入成本。　　“海水西调工程如果按照一方水1元钱计算，从渤海调一方水到新疆的成本只要7块钱，比南水北调的20多块便宜数倍。”他说。　　但在科学面前，这些美好的愿望被逐一驳斥。　　在工程院召开的记者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原主任李泽椿院士表示：“我和我的同事讨论(海水西调)，大家都不想讨论，因为它忽视了大气物理上的最基础的原则，不是有了水气就能下雨。” 　　在他身旁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原副主任宁远研究员直言，无论是管线展设、工程造价还是终极水的配送，这个题目都“没法想象”，只属于“科幻题材”。话音刚落，记者席间响起一片解脱式的笑声。　　在长期关注水利史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看来，海水西调等荒诞设想之所以有传播空间，或许源于当下国内水资源开发过度的客观现实。　　 “动土”的规律　　中国的水资源研究者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一边是近千年来形成的河网水系，一边是当前中国水利史无前例的高速建设。　　据新华社去年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水利建设的累计投资已超过9545亿元，为改革开放前的17倍。而在今年3月举行的全国水利建设与管理工作会议上，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表示，中国的水利建设进入了大规模建设的高峰期。　　他透露，2008年和2009年是国内水利投入最大、在建项目最多的两年，也是水利保障能力提升最快、水利惠及民生效果最明显的两年。他还表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水利建设还将迎来历史高峰期。　　目前，中国不仅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枢纽和多座巨型水库，还在分段推进包括南水北调在内的多个跨流域调水工程。　　然而，包括水利水电权威潘家铮院士在内的多名学者均曾指出，中国水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对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与对水资源的低效利用——甚至浪费——并存。　　潘家铮院士曾指出，在工农业和城市用水上，中国最突出的问题是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用水效率的惊人低下。比如，在北方地区，黄河水资源利用率已超过67%，而海河更是高达90%，均远超合理程度。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引发了湖泊干涸、河流断流、地下水超采和河口及干旱地区生态恶化等一些列问题。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农业灌溉水的利用系数仅为先进国家的一半，全国工业单位产值用水量却是先进国家的5到10 倍。多数城市的自来水管网的漏失率还维持在20%的高位。　　“不少水利专家主张水利开发，计划在所有流域都搞工程，结果是许多地方环境形势相对混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表示。　　多年参与重大调水工程的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院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目前水资源的科学利用率低是事实，但是判断水资源开发过度，还为时尚早。　　“从水能利用来看，我国的已开发量占可开发量的比例还不足一半，还有可以开发的地方。从水量利用来说，虽然大流域上的工程已经具备调节水量的能力，但目前中小流域，如经常旱涝交替的湘江，就还是需要蓄水能力充足的项目。”沈院士说。　　他同时强调，面对每项跨流域调水工程，都要从水文、环境上进行细致研究、勘察和调查。“没有科学数据，没有深入分析，工程不能轻易动。” 　　中国的水资源专家们十分清楚，如果跨流域调水工程范围内有许多污染源，不采取措施就会调配出遭污染的水，从而引发咸水倒灌，水质恶化，破坏河口及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　　前苏联就曾建有15项大型调水工程，其经验可谓中国的前车之鉴。　　当时，前苏联“北水南调”的年调水量达480多亿立方米，是今日中国的数倍。但是最终因为调水引起源头河流水量减少，使沿途水域无机盐总量、矿化度、生物性堆积物增加，导致生态灾难。　　除生态环境等因素之外，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复杂水系，也让调水的问题变得更复杂。如何顺应自然赋予的脉络进行水利布局，是当下调水工程师们需要面对的课题。　　“秦汉以来，黄河、淮河流域的工程都失效了。京杭大运河真正有经济价值的只有淮阴至杭州段，济宁以北的河道长年干涸。”邹逸麟教授指出。他还曾指出，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古代时期最大的“南水北调”，也违背了自然条件。由于其流域地势中间高，两头低，通过泰山山脉时完全通过水闸人工抬升水位才能通航。　　与京杭大运河不同，中国古代还有两项极为成功的水利工程：连接湘漓两水的灵渠；分流岷江的都江堰。在邹逸麟教授看来，这两项工程之所以成功，主要因为它们都并非以主观调水为目的。“这两项工程本身都不是水少水多的问题，而是如何控制水量，都是顺应自然状况而建造的。” 　　相比之下，关中地区最早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虽然曾在战国末年就西引泾水东注洛水用以灌溉关中平原，但数百年前就不复存在了。1949年后，郑国渠又经历了三次修护，如今依然滴水不进，渠首只剩了几块孤单的名牌。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专家周魁一教授经研究发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在降水量没有大幅改变、水利工程能力逐渐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的水患灾害不减反增。他认为，这说明社会因素对灾损程度同样有着巨大影响。　　“水利工程建设对自然应该有适当的避让和尊重，确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重视历史积累的治水观念，应当成为水利规划和水利建设者的追求。重拾古代整体、综合、辨证科学思维的中国智慧，不失一个明智的选择。”2007年8月，周教授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中如此总结。　　 “难”水北调　　距离“通天大运河”的争议已过去12年，但在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国舫院士眼中，仍有不少人对当年那个“只嫌其小，不嫌其大”的南水北调“大西线”设想念念不忘。　　1998年，由13名军队和部委人士提议的“大西线”建议书形成。这项一鸣惊人的方案设想从穿越国境的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三线同时取水，导入黄河，并在五年内完工。由于这一设想过于“前卫”，一直被坊间称为“通天大运河”，有关它的争议直至时任水利部长汪恕诚以“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的理由否决，才算落幕。　　“大西线，也就是‘藏水北调’。这个设想我们早就持否定态度，最近也不怎么说了，但是还有人对此耿耿于怀。”沈院士告诉记者。　　当前国内水利水电研究者已经达成基本共识：调水工程的距离越长、规模越大，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就越复杂。　　沈国舫院士认为，南水北调工程进度被拖慢，即是如此。　　南水北调工程作为规模空前的跨流域调水项目，其工程东线的主要问题是沿途的水质污染。而已“迟到”四年的工程中线，也因为涉及到庞大的移民工程，并纠结于调水沿途缺水省份的补偿和分配问题，几乎停滞不前。　　即便在“拨正方向”后的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了八年之后，原规划中拟从长江上游干支流调水入黄河上游的工程西线，至今仍未开工建设。　　沈国舫院士表示，学界并不反对西线的建设，但其复杂性要求专家们继续研究：一旦西线开始调水，用何种方法穿越当地的庞大山脉，以及作为调出地区的四川省，自然环境会受何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学者对逐步实施中的南水北调东线、中线沿途区域环境、气候负面影响的分析，并不少见。当然，这些负面效应也曾在南水北调开工建设前的环评报告中，也都占有重要篇幅。　　今年1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在《地理科学进展》发表了一篇报告，其中说明：相比调水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负影响”处于强烈或明显的状态，并存在调水实施后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报告称，南水北调对有关流域水质、土质、社会生产和水生生物的影响幅度上限均超过了40%。　　早在2001年，西安理工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三位水资源专家就联合发表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汉江中下游气候的影响研究》，报告指出：由于调水量规模过大，汉江稀释自净能力下降，因此发生浮游藻类爆发性生长繁衍的可能性增大。此外，汉江缺水还将引发航道水深减小，河沙淤积。　　专家似乎不幸言中。据近期媒体报道，汉江流域藻类爆发形成的“水华”现象，在调水建设后开始变得频繁。　　对于已经开工的东线，结果似乎也不乐观。　　2006年，淮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发布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概要》，该研究所曾参与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这份报告指出，东线工程对沿线的生态环境、土壤、地下水资源已造成相当的破坏，若南水北调及沿线截污导流工程的运行调度过程中，上游治污不彻底，还有可能发生干线水质迅速恶化，使局部水域发生“死鱼”等水污染事件。　　对于这些报告的结论，沈国舫表示，南水北调肯定有负面效应，但在专家眼中还是“利多弊少”。“这和三峡工程有利有弊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所有人只看其中的‘弊’，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 　　沈院士还强调，有关报告是否科学取决于研究者所处的立场。“有的研究实际是站在地方的立场，各省有各省的利益，有利害冲突。”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则认为，即便南水北调工程依设计完工，如果各地区用水总量不能减少，调水工程也很难实现灌溉北方的目标。　　而目前，国务院对于南水北调工程的方针，已被广泛解读为“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　　曾参与南水北调东线第一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部分环境学者曾建议中国参考美国跨流域调水立法的做法，每建一个调水工程，都设计一套相应的具体法案，在完善调用的水资源管理体制的同时，监督调水工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正是严格的法律程序让美国当前的任何一个调水项目都面临公众的投票和监督。比如，长达450多公里的拉斯韦加斯调水工程，经过四年的争论，始终未获通过。　　而相比之下，我国拟发布的《南水北调用水管理条例》自2006年被首次提起后，既没有再次公开讨论，也没有推动立法。　　沈国舫院士认为，造成立法停滞不前的原因是调水问题的复杂性，“要看一个项目究竟是适合全国立法，还是区域立法。” 　　邹逸麟教授则认为，要解决当前中国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看调水政策的出发点。“跨流域调水工程的实际作用都是有限度的。任何调水工程都应该是顺应自然，而不是违背它。” ★; 个人分类: 水利|1338 次阅读|0 个评论

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热度 2 cemart 2011-5-5 10:46; 2010年4月28日，工作闲暇之余，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 1936年10月，红军21800余人组成西路军经河西走廊向新疆前进，但因寡不敌众而兵败。西路军西征将士中，有七千多人阵亡，九千多人被俘，被俘者中有五千六百多人惨遭杀害。其余回到家乡者二千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参观让人唏嘘不已。参观过程中心情十分复杂。找到一段徐向前同志的回顾西路军惨败原因的评述：三大致命问题致西路军惨败　　回顾西路军这段历史，确有“不堪回首话当年”之叹。我是西路军的主要指挥者，这支部队的两个主力军（九军、三十军），又是我和其他同志从鄂豫皖带着发展起来的。西路军的失败，长期使我愧悔交加，余痛在心。　　西路军在战略上起到了有力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作用，对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西路军为什么终于惨遭失败呢? 　　第一，任务问题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　　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　　战场主动权问题，关系重大。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的外线进攻，历来强调依托根据地，实行战役战斗的速决原则。西路军则恰恰相反，不仅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与敌鏖战。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求援应没有援应，这样，还有什么战局中的主动地位可言呢？　　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 300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主要靠什么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就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人员伤亡一个少一个。要兵源没兵源，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像这样打法，焉能不败？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引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血战河西走廊》一章，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愿逝者安息。; 5278 次阅读|0 个评论

“怪圈”——求解释: lxwang 2010-5-20 09:01; 首先我承认，题目只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以下一组照片是我去年从乌鲁木齐飞回兰州的途中拍摄的，位置大概在河西走廊一带，当时发现下面的平原上有一个一个非常规整的圆圈，感觉好奇，就拍摄了下来，回到兰州之后问了几个人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发到这里，借助科学网的人气，希望了解的人帮忙解释一下，那些是农场还是别的什么？; 个人分类: 科普集锦，图片百科|2525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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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河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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