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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R哈佛PKD:回复志明兄
lincbacon 2009-4-3 10:18
王志明先生很热心,针对我的博客诉及的哈佛学术造假一事搞了个后同行评议PPR。昨天他又发了PPR哈佛PKD:给直接当事人的公开信一文, http://www.sciencenet.cn/blog/Econtent.aspx?id=224076 ,在文中要求我澄清一些有关事项。我现抽空回复,再次表明我的观点。并谢谢他对此事的热心关注。 志明兄: 澄清以下几点,并很严肃地谢谢你的工作。 1, 科学网的编辑在我的博文出现不久,就将之放在了博客头版第一栏。非常感谢他们。他们的见识和眼光不凡。我觉得这里的实名制很好。 不然,很多浑水摸鱼者就都来了。新浪和搜狐的博客为什么没有点击率,为什么还没传统媒体参与进来,这事不好评说。没有对科学界一定深度的了解,一般人不一定能看到这件事的重要性和社会价值。 2, 我给你发过两个emails。 第一个email想必你已收到。第二个用手机发出的,你可能没有收到。那封短email是提醒你请非PKD领域的有名的细胞生物学家来PPR的。我看了陈巨川先生的科学网博文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23187,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后已将email贴在你的公开信下,请阅。 我不想具体推荐细胞生物学家。我想这个事有不少关注,应该会有热心人来推荐。我还是避开好。如何PPR,是您的决定。 3, 我一开始就没反对您针对此事搞PPR。但一直觉得如果是小同行评议,可能得不到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我说了我的理由。运动员不能兼裁判,这道理很浅显。即使PPR,也要避开有相关发表的小组。你如果一定要这么做,我也理解你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一定意义。 但我觉得不太严肃,就只好看热闹了。 4, 志明兄好像很在乎我的观点。其实,我的观点不能改变这起事件的本相,是个别小组造假,还是集体无意识或有意识参与造假。这个事情的本相已在,已经不能改变。需要的是一个发掘真相的有效方法。如果你认为你的方法有效,你完全可以试,结果和我持什么观点无关。 5, 再重申一遍,PPR对我说的这一事的效果如何,我持有怀疑。但我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一些知识,适当参与评论一下他们的评论,就像先前做的对耶鲁罗肾宝教授的评论的评论一样。 6, 支持和赞赏您的开创性的科研评审尝试,PPR。 我觉得PPR对一般的争议论文有效,对本案的效果待验证。 因为我们谈的是小同行集体造假。如何能成功PPR,您需要多多考虑。完全由您决定,我只是提出我的建议。 7, 小同行评议,非常可能把一个学术不端案的调查搞成了无法分清是非和头绪的学术争议。现在已经有点这种苗头了。两位评审教授已经开始谈和以前相互矛盾的说法了。在公说公有理的学术争议中,大家很快就会失去方向。我们需要的是符合法律精神和程序的学术不端调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争论,更非哈佛医学院的这种先威胁打击科学不端举报的违法调查程序。在这一点上,我的顾虑得到不少人的认可。 8, 这个案件的本质和问题在于集体造假。如果不是多人多个小组的参与,而就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小组的造假或错误,其他人是不容易被误导的。但是,如果多个小组参与进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误导和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情形的发生就会和我在九阴真经是如何练成的描写的一样。 9, 再者,如果是个别人的造假和或错误,我相信哈佛是不会轻易做出保护造假的决定的。但是,很不幸,我发现的是群体将错就错式的造假。所以哈佛只好打击报复举报者,来维护学校抑或是大半个PKD界的学术名声。就象有人指出的,这里不排除有种族歧视的因素。 10, 如果最初的立论依据都是错的,假的,基于其上的学术讨论是否有点不严肃? 11, 针对本案的PPR评论不应该是学术性的解释。事情到了这一步,学术性的解释,已经没有很大意义了。评审的着重点应在,根据评审者自身的学识,原作者是否搞错了或造假了? 12, 把矛头指向某个造假者,对解决这件事,毫无作用和意义。为什么这样说,我以后会具体分析。 第一篇描述野生型PKD2蛋白(Polycystin-2)位于纤毛的文章不是从哈佛组出来的。但是,哈佛组的确将之发扬光大,发展成特吸引眼球的美丽故事。这样后来跟进者就多了。 最后,再次感谢科学网编辑们的工作。他们的见识和眼光的确不凡。 郭磊
个人分类: 学术和造假|8093 次阅读|5 个评论
PPR哈佛PKD:from Dr. James Whitfield
zmwang 2009-4-2 23:59
Personal comment from Dr. James Whitfield : Thank you for sending me this sad story ofa person being unable to repeata laboratory's improtant experiments. A person from my lab also once went to work in another lab and could not repeat their important published data, but unlike Dr Guo, hewisely left without making trouble. Surely this could, indeed should, should, now be resolved by doing exactly what Dr Chen has done. He appears to have found no or only a very low level of WTPC-2 in the cilia of his MDCK cells. This could mean that these cells don't concentrate normal PC2 in the cilium and that the PC2 that does get there eventually is a non-specific secondary intrusionand thatsome mutant PCs do somehow get in albeit slowly. But this seems to mean that the PC2 is not a normal cilial component. Thus, thekey fact from Dr Chen is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here which must be resolved for the sake of those of us who have written about the calcium-mediated mechanodriven signaling from the kidney cell cilium. I am surprised that apparently the Harvard people did not take a little time andeffort to defuse this problem by carefully arranging an independently monitored set of experiments to verify or definitively refute Dr Guo's potentially serious observations. - Dr. James Whitfield Researcher Emeritus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个人分类: 科技刊物|1992 次阅读|0 个评论
PPR哈佛PKD:给直接当事人的公开信
zmwang 2009-4-2 23:51
首先是郭磊教授。 郭磊的博客是非常有新闻价值的。郭也一直在请求新闻媒体的关注。哈佛医学院,再加耶鲁大学,自然等高端期刊论文,集体造假,N射线再现,诺奖可能竞争者出面,还有哈佛的打击报复,九阴真经,皇帝新装等等,这样的博客在科学网不火都难。郭又把这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浙江大学学术造假相比较,进一步指出“美国哈佛等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的那些造假的研究人员,才是真正的学术江洋大盗,才是现在学术腐败和科学造假的源头所在”。我倒是很诧异到现在居然没有新闻媒体满足郭的请求。有评论人说,郭以前就把相关博文发到海外的华人社区未名空间了。其实郭至少在半年前就在新浪开博宣传,只不过确实没几个人关注。郭是应该感谢科学网。 因为郭的博文涉及对同行评议机制的挑战,我就组织了对郭的博文及一篇有关论文的PPR后同行评议。一开始我就给郭发过短消息和电邮,请他推荐他认为合适的后评议人。我没收到郭就此发来的任何答复,却忽然看到了他给我的公开信,信里说已经提醒过我,希望我“能找几个有名的大范围的细胞生物学家来评论这些论文”。或许这中间有什么误会?请郭在此澄清一下。最好是明确指出在郭心目里谁是合适的评议人。 郭博客涉及两个方面的指控,一是以哈佛为首的PKD集体学术造假,二是哈佛就此对郭的打击报复。 我的上封公开信是发给PKD专家的。虽然同行评议本身有很多弊端,我还是认为应该首先尊重它,特别是因为我现在是开放获取的PPR,希望它能解开由郭博文引起的纷争。 请注意,“皇帝新装”指责不是,至少不仅仅是,造假的裁缝,更是对认可这新装的后来者。所以,PKD专家的必然反应,自然是,首先就用自己最熟悉的最有把握的工作来说话。也就是自己实验室的最近工作。这当然不是对裁缝造假指责的认可,而是对郭PKD集体造假的反驳。郭如果想把PPR的重点转移到以前发表的旧文,首先就要考虑一下是否应该撤销皇帝新装、N-Ray等集体造假指控。 很遗憾,郭磊教授对此很坚持,让我的PPR也无法深入下去。我将贴出更多专家对郭这一指控的答复。 如果郭磊教授具体推荐一些“大范围的细胞生物学家”来评论这一事件,我也会遵从。但是我不会自己去找这样的专家,因为当这样的专家出面后,一旦结论对郭不利,郭完全可以说他们不是PKD专家,没资格评论。我是分子束外延生长(MBE)专家。如果我要造假的话,我绝不会给大同行机会查出来。小同行想要发掘出来,有可能,但也很难。 实际上,郭磊教授对PKD集体造假的指控对自己非常不利。哈佛大学也就可以因此对他的指控不予理睬。因为按照郭的指控,没有专家有资格对此评论。就像按照郭的意见我无法进行PPR一样,哈佛也就无法继续进行调查。 所以,我对郭磊教授的建议是:写一份英文公开信,正式撤销皇帝新装或N-Ray等形式的集体作假指控,把学术作假指控局限于有限的几篇文章,最好是只有一篇,让PKD专家对此深入地进行PPR后评议。 我到目前为止,只选择一篇旧文PPR,就是要重点突破。只要一篇学术作假成立,自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所以,我也很不认可郭在评论里提议我PPR更多文章的建议。 郭不断扩大战区的做法对谁有利呢?那就是真正的作假者。 哈佛大学方面的直接当事人以Jing ZHOU教授为首。 同样,在刚开始就此PPR时,我就向ZHUO发出了电邮。ZHUO答复了,但两份电邮都是说因为我的博客是中文的,要我翻译成英文以后她才看。即使我解释了我的相关博文是英文的以后,她也如此坚持,令我很诧异。好几位不懂中文的西方专家都可以来看并答复我的博客,反而懂中文的ZHUO却看不了评不了。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呢?更多的人关注郭指控,也就更对哈佛方面不利。而且,我上面也指出,郭扩大战区的做法虽然会得到更多道义支持,但实际对他非常不利。这样下去只会对真正的学术造假者有利。或许他们会选择沉默。郭对哈佛的直接指控,只有哈佛出面,让大家看到双方面的意见,才有可能了解真相。 正如James Whitfield博士指出的,“I am surprised that apparently the Harvard people did not take a little time and effort to defuse this problem by carefully arranging an independently monitored set of experiments to verify or definitively refute Dr Guo's potentially serious observations.” 在哈佛保持沉默的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认为ZHOU就本事件发展到如此地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论至少ZHOU的实验室重复不了本实验室以前的报道。 科学研究出问题并不可怕,特别是无心之错,并非故意造假。像PKD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当年开创性的报告在今天受到挑战几乎是必然的。即使没错,也会被发现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仅仅是如此的错误,希望ZHOU勇于出面澄清事实。如果真如郭指控的那样是学术造假,澄清事实也比为掩盖事实而打击报复,错上加错要好。 因为Jing ZHOU教授有可能不看我的博客,我这封公开信的链接将随后以电邮的形式发给她。 请注意,我不欢迎看热闹和爱热闹式评论。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在科学网就此事找出真相。
个人分类: 科技刊物|3240 次阅读|2 个评论
PPR哈佛PKD:一封给志明兄的信
lincbacon 2009-4-1 15:42
志明兄, 哈哈,你挑了个好日子。不过你做事还是很认真的。非常感谢。 能告诉我你将此文 PPR 哈佛 PKD : open letter to PKD experts 都发到了哪? 前天 陈巨川 先生写了一篇很有趣的博文,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23187 , 题为提高学术造假技巧原来是爱国行为。 里面提到: 有人相信同行评议,事实上如果事件已到了需要确定谁是谁非的地步,同行评议往往对举报人是个灾难。因为一是 调查的范围只能是翻翻原始记录确定是否发生过捏造或篡改数据 ,而 不是裁判学术观点的分歧 ,需要的是 正直而不一定是小范围的专家 ;二是如今科学家名声不好,人品可疑,在是非场合不愿退避三舍,而是自告奋勇,勇往直前前来蹚浑水的,多是些 利害相关的是非之人 。 我看了以后, 觉得他的话有点道理。因此提醒过您,希望你能找几个有名的大范围的细胞生物学家来评论这些论文。 但你还是只发给了 PKD 的教授们?我理解你的意思。不过遗憾的是,我们可能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信息。 不过,既然你已开始做了,我们不妨看看热闹。 目前为止,是否可以说两位出来的PKD教授都没有就论文而论文。都只谈了自己本实验室的最新工作,是如何地和以前的发现不一致,或一致。 但大家是否看出,他们都直接间接地承认了我说的问题是可能也许的确存在的? 我这里要指出,如果问题真如我所诉,那么那个耶鲁的 罗肾宝 教授的学生怕查就是始作蛹者。 我相信罗肾宝老教授是不会有动机的。他都已经是耶鲁的名老教授了,也不缺文章了,不会亲自做实验了,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呢? 前年我曾写 e 信给 罗肾宝 教授,向他请教 PKD 和 cilia 的问题。前面几个回合他说的头头是道。当我问 PKD2 在 cilia 上定位是否特异,是否真的在 cilia 上工作的时候(当然我问的是哺乳动物 PKD2 ,是引起 PKD 的 PKD2 ,而非他的专业领域 Chlamydomonas 衣藻的 PKD2 ),他的科学之论嘎然而止,问我是那个实验室的。最后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自己找出我的实验室所在,拉着我的实验室老板,一起数落威胁我了一通。我和他的伊妹都还在。 顺便提一下,肾宝教授因为将他的衣藻和重要肾病挂上勾,这几年没少得奖,没少拿经费。 据说,他还有可能因此问鼎那个大家都想要的奖。 Believe it or not ! 此致, 敬礼 小涛
个人分类: 学术和造假|6403 次阅读|3 个评论
PPR哈佛PKD:from Prof. Joel Rosenbaum
zmwang 2009-4-1 05:19
PKD on cilia/flagella Reviewer: Joel Rosenbaum My lab is one of the originators of the ciliary hypothesis of PKD and was an author on the initial Pazour et al paper in Current Biology. Our recent work circumvents any problem anyone might have using immunofluorescence, as in the initial reports by Pazour, and then by Yoder, because we isolate cilia, and then the ciliary membranes, and show by Western Blots the presence of PKD2. I don't think that anyone believes that the total PKD2 of the cell is on the cilium, because it certainly is not....it is also on vesicles in the cytoplasm, we have isolated them, and believe they are being targeted to the cilium because other ciliary proteins are also present on these vesicles. PKD2 is also known to be at points of cell:cell interaction in the kidney. But some is, indeed, on the cilium, and when the ciliary dev is interrupted by use of IFT knockdowns/outs, PKD results. That's a fact, whether Li believes it or not. Joel Rosenbaum Porfessor, MCDB, Yale University ==== FYI, the laboratory homepage of Prof. Rosenbaum is http://www.yale.edu/rosenbaum/ .
个人分类: 科技刊物|1892 次阅读|3 个评论
学术界的皇帝新衣
热度 1 lincbacon 2009-3-31 10:56
我在 3 月 24 日的 Blog 中说了本人前几年在哈佛做医学研究时的经历。虽然很简要,但确是本人的真实经历。现在我已不想罗列什么证据去证明什么去指责什么。除了和他们对簿公堂,我还能做什么呢?在美国,他们就是公堂,就是威权,他们要造假,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我已经尽了力了,我对得起我的良知和良心,对得起那些可怜的 PKD 病人。国内的一些人,可能去美国没有超过 3 年,回来后就言必称美国如何如何,哈佛如何如何,华尔街如何如何。我想告诉大家,美国实际上是这样的,哈佛实际上是这样的。 若是国内有哪大报刊的记者想报道此事,我非常欢迎采访,采证。我想告诉大家,注意了,世界上还有一种科学研究可以这么做(见本人博文九阴真经是如何练成的),而且美国的部分科研机构,部分领域的 科学家 正是这么做的。在哈佛,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么做。当然这种搞 创新研究 的方法在十九世纪时就由安徒生先生在其童话《皇帝的新装》中就揭示过。我想基本上这里每个人都读过了这个著名的童话。记得在年少读这个童话时,只是把它作为童话来读。当时真没想到这个童话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如果它是皇帝的新衣,你有证据和没证据是一个样的。只要皇帝愿意裸奔,旁人还真要他不得。美国拥有当代大多数领域的至高无上的 皇权 ,它是有资格穿这种皇帝的新衣的。穿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某些国内院士的级别够吗? 不够档次底,还是老老实实穿自己的土布衣吧。你若谮越去穿什么次级皇帝洋新衣,洋大人们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剥去。 危机应该带来深刻反思。自中美建交以来,中国一直在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我们心目中的伟大的东西,都可以在美国找到范本。可以说对美国的仰视和模仿,成了过去 30 年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从美国回来的海龟精英,正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我国的各种重要岗位上。我们真的要睁大眼睛,好好审视一下,这些从留洋回来的所谓海龟精英,有多少是人才中的 次级债券 。这些次级精英的漂亮简历中,掺了怎样的三聚氰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造假就是最大的生产力破坏因素。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真的应该坐下来,讨论商量一个如何鉴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洋皇帝新衣的有效法规。在商量讨论出来之前,只能且让他们先穿着游街去。
个人分类: 学术和造假|9778 次阅读|8 个评论
哈佛如何处理学术造假
lincbacon 2009-3-30 18:24
最近网上热议李连达院士课题组造假一事。在这场声讨李连达院士课题组造假的全民大运动中,我发现其中很多的文章充满了对国内现行学术打假制度缺失或执行不力的指责。他们每每行文,必称如在美国遇到此类事情,会如何如何。我读了以后,总觉得此类评论,像作者们坐井观天梦呓般之臆语,很是苍白无力得有点可笑。最近我在哈佛医学院揭露了一起学术造假,因而不幸亲历了美国调查和处理学术造假的过程。现将情况简介如下。希望大家能通过此文,多少明白我国当今在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科研造假技术方面,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差距所在。国内造假后进们,实应好好学习,努力提高科研造假技术。千万不要再像李连达课题组一样低水平造假,以致被洋大人们轻易揭露,使我国科技界脸面尽失。 (以下是英文版故事,我在Nature,The Scientist等杂志的网上评论上发过,但马上就被删除了。在PKD的交流网上也发过,虽然不少人对我的故事表示相信,但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知识有限,自身重病缠身)。我多次联系他们,最后他们把我介绍到PKD Foundation(多囊肾基金会)。PKD基金会刚开始根本没理会,后来可能在病人的强烈要求下,由一个病人的妈妈(也是PKD基金会的雇员)代表他们主席发个了语焉不详的并有虚假内容的statement,掩盖PKD界内如此重大的弄虚作假,以平息病人的怒气。并又把此事推给了哈佛医学院。我将在随后的时间里介绍PKD基因会主席的statement, 并分析她为什么伪造有虚假内容的statement。中文版请见博文发生在哈佛大学的一起严重学术造假。两个版本分别写成,内容互相补充。) Dear PKD community, I am writing to you to ask for assistance in fighting with massive and egregious PKD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o uncover truth in PKD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s) research. I think the PKD community/families might be one of the groups who would be greatly concerned with massive falsification and fabrication in PKD research and might provide moral support to a whistle blower of PKD research misconduct. I was a biomedical scientist who complained about massive and egregious research misconduct in PKD research i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MS) and was thus retaliated against for my whistle blowing by the institute. Harvard Medical Schoolis still on a track to try to cover up the egregious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retaliation case. I am a biologist originally from China. I was a research fellow in PKD laboratory i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As one of my major contributions, I identified and cloned multiple novel PKD gene homologues and created and characterized multiple novel PKD gene knockout models. In recent years, a major research breakthrough had been published in PKD field. That is, almost all PKD proteins were immunolocalized on primary cilia of kidney epithelial cells. In Human, mutation in either one of two PKD genes (PKD1 or PKD2) causes Autosomal Dominan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ADPKD). Both PKD1 and PKD2 proteins had been immunolocalized on primary cilia of the kidney epithelial cells. The first paper that claimed PKD2 immunolocalization on primary cilia was published in 2002 in Current Biology Journal. In 2003, a paper from Dr. Zhou's lab published in Nature Genetics. This paper confirmed both Pkd1 and Pkd2 proteins are localized on primary cilia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story by provided data showing ADPKD proteins function as mechanical sensor of fluid flow on primary cilia. The published data showed that, the deficiency of the function of PKD1 and/or PKD2 protein on the primary cilia would lead to the deficiency of mechanical sensation of primary cilia in kidney epithelia, eventually the epithelia of the kidney tubule start to grow and cysts is generated. As a research fellow working on PKD, I was asked by my principle investigator, Dr. Jing Zhou, to do PKD research on this direction of PKD research. In early 2006, after repetitive experiments, I started to see more and more evidences showing that immunolocalization of polycystin-1 and polycystin-2 on primary cilia on kidney cells might be false or fake. I first found the evidences showing that the polycystin-2 immunostaining on primary cilium of kidney epithelial cells might be caused by nonspecific binding of the primary antibodies and thus could be false. These results explained why many fellows experienced the difficulty in repeating the immunolocalization of polycystin-1 or -2 on the primary cilia of kidney cells. I reported the results in the laboratory several times since those irreproducible data severely hindered the progress of my research. I also made complaints that nonspecific binding of antibody caused artifact results several times to Dr. Jing Zhou. But Dr. Jing Zhou seemed not very concerned about my complaints. She cannot explain what I saw in the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nd ignored my complaint and pushed me to do research on the ciliary PKD story. According to my findings, I suspected that Drs. Li, Nauli and Zhou might be involved in fabrication or falsification by omitting these critical negative data or results. I felt it was not right to do that since falsific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abou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s would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endanger the interests and safety of the PKD patients. During the daily interaction with my colleagues, I also found evidences that they were falsifying and fabricating scientific data.It was also scientifically obvious that, in some published papers, the cilia stories were flawed. For example, in one of the papers, the authors stated that in PKD knockout cells, the calcium wave response to fluid flow was abolished. However, according to my observation and findings, the truth is, calcium wave response was intact in either PKD1 or PKD2 knockout cells. In the papers, the authors obviously chose a portion of negative result to represent the PKD1/PKD2 knockout cells. This kind of research conduct, if done intentionally, was definitely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 May and June, 2006, I started to report to Dr. Joseph Bonventre, the director of renal division that there might be egregious research misconduct occurred in the lab. Soon after that, I was threatened by Dr. Jing Zhou several times that I would lose my position if I still stick to my scientific opinion. Dr. Bonventre seemed reluctant to pursue the scientific misconduct and just tell Dr. Jing Zhou. He was one of the principle investigators in an NIH-funded grant lead by Dr. Jing Zhou. Afterwards, as I continued working on the projects, I found more evidences that previous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might contain false or even falsified or fabricated data. On March 27, 2007, I sent an email to Dr. Margaret L. Dale, the officer of research integrity of Harvard Medical School raising the issues of research misconducts and authorship argument in the laboratory. I also sent an email to Dr. Bonventre stating the same issues. On April 12, 2007, I met with Dr. Dale and Partners attorney Chris Clark to raise the issues of falsifications and/or fabrications in the laboratory and the related authorship issues. I didn't receive any following-up message until May 8, I sent an email to Dr. Dale to inquire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investigation. On the same day, Dr. Dale replied to me saying that she was still contactingDr. Bonventre to set up a time to talk about this issue. On May 14, 2007,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Dr. Jing Zhou asking me leave my position. The email was also sent to Dr. Bonventre. I immediately responded to her email to say her email was not right and not appropriate. I felt I was under retaliatory action. I wrote emails to Dr. Dale to make the allegation that I was retaliated against by Dr. Jing Zhou because of my reporting of research misconduct of her laboratory. On June 21, 2007, Dr. Bonventre, Dr. Dale and I met in Dr. Bonventre's office. I was told by Dr. Bonventre that I had to leave on a designated date. I said I still felt that forcing me leave on a designated date was retaliatory action to my reporting of research misconducts in the laboratory. To obtain more time to protect my visa status and to accomplish more research, I had to agree to sign the letter. I then had to write to Dr. Dale to ask for immediate protection from the retaliatory action taken against me after I complained about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Dr. Dale replied to me that it was not retaliation because my complaint on April 12, 2007 was not formal allegation. I was shocked by her words. I suffered severe emotional distress in those days. But I still stuck to my scientific opinion that PKD cilia connection was false. I continue making research misconduct complaints to numerous officials in the institute. On Oct 17th, Dr. Jing Zhou came to me and asked me to go to her office. She threatened me by saying that everything going upper level would come back to her. I had to leave her office in order not to hear more threats from her. As arranged, on Oct 26, Dr. Handin, the vice chair of department of Medicine of BWH, Dr Zhou, and I met in his office. Dr. Handin first said that he thought there was no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here was no retaliation against me and I had to leave in Feb, 2008. During the meeting, He kept persuading me to drop my allegations by saying that Can you put this in your CV even if you can prove there is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hreatened me by saying How will you pay bills after March 1st, 2008, etc. He also said to me with scornful tone, You told so many people, nobody thought there was falsification or fabrication. Are you crazy? I thought the meeting was not fair to me and refused to withdraw the allegations. On Nov 14, 2007, I reported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he retaliation against me to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 a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 USA. However, ORI, knowing that I was complaining to be retaliated against by Harvard Medical School/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just request HMS/BWH to conduct self investigation. On Jan 5, 2008, the vice president of BWH sent me a mail. In the mail, she said that they would start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retaliation issues. Before investigation, Dr. Bierer, vice president of BWH, asserted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he retaliation were two separate things thu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separately. I raised the concerns about the fairness of the inside panels and the procedure of the investigations. She also threatened me that I would have to leave my position before any investigation started. On Feb 11, 2008, due to the tremendous pressure from the officials from BWH/HMS, I suffered from severe illness, so I sent Dr. Bierer an email to tell her that I was ill. After knowing my illness, Dr. Bierer pressed me again by sending me an email to say that my administrative leave date would be moved up. Since then, I had to see doctors for several times to prevent my illness worsening. I received the inside panel's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June 27, 2008. The report contained some false statements, ignored some important facts. It is an extremely unfair, unjust and biased report. The facts I discovered that the PKD proteins on primary cilia were false were of significant interests to PKD and field and patients. In recent year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had invested millions of money in the research along the direction of PKD and cilia connection. PKD foundation also invested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dollar in this direction. Everyone (including patients and scientists) was expecting breakthrough on pathogenesis and therapy of PKD by pursuing this direction. Many thought this could be the right direction to cure the PKD, provided the PKD and cilia connection were true. However, if the allegation I made be confirmed, the event might be one of the most egregious, notorious and massive research misconducts that involving multiple previously very prestigious institutions. However, as the whistle blower in PKD field, I had been fighting with extreme difficulties. From what they had acted, it was easy to tell that they knew clearly there was egregious and mass research misconduct in the PKD field as I reported. Bu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chose to cover up the mass research misconduct, ignoring all of the normal procedure in protecting the whistle blower's legal right. Harvard Medical School/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also got involved in imposing severe retaliation and threats against a good-faith whistle blower. I reported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to Harvard Medical School on April 2007. I had see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was slow in trying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On the contrary, Harvard Medical School was extremely speedy in retaliation against a whistle blower. Officials in Harvard Medical School/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started to seek to terminate me in a matter of days after I made the misconduct complaints with the internal officer of research integrity, Dr. Dale on April 12, 2007. The investigation panel to research misconduct had their first meeting on June, 2008, 4 months later after the job of whistle blower was terminated by Dr. Bierer, the vice president of BWH. After my job was terminated, they started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allegation I raised, asking me providing related information which would be only available to me when I was at work. Obviously, the inside panel was intentionally set up to cover up this egregious and massive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retaliation case. To help yourself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is PKD research misconduct, you should also consult your doctors, or other scientists/professors in the biomedical field.
个人分类: 学术和造假|9899 次阅读|0 个评论
PPR哈佛PKD: Prof. Xing-Zhen Chen's Peer Opinion
zmwang 2009-3-30 12:02
Dear Dr. Wang, Regarding whether polycystin-2 (PC2) localizes to primary cilia, it's possible that PC2 antibodies non-specifically bind cilia. However, so far, there seems to be no sufficient evidence to conclude that all reported or unreported PC2 cilia localization data are due to non-specific binding. In contrast, I would like to see that some specifically designed experiments can prove that PC2 can target to cilia in some types of epithelial cells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My laboratory has made several C-terminal truncation mutants of PC2, all tagged with GFP. We then examined their localization to MDCK cell primary cilia. The following is our finding: No WT PC2 (monitored by green fluorescence) was found in MDCK primary cilia up to two weeks after confluency and only a low proportion (5%) of cilia were green fluorescent at weeks 3-4. Similarly, no cilium staining was seen for up to two weeks for mutants R872X and E837X and for EGFP (as the control). In contrast, fluorescence of mutants E813X, T771X, R742X and S689X was observed in cilia 3-7 days after cilium growth (or 4-8 days after confluency) I attached a figure (Word file) to show the cilia localization of mutant S689X. These data did not use an antibody and thus have no concern of non-specific binding. Conclusion: at least some PC2 mutants can easily go to primary cilia. Hope this provides data somehow relevant to the discussion. Best Regards, Xing-Zhen Xing-Zhen Chen, Ph.D. Associate Professor AHFMR Senior Scholar Membrane Protein Research Group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Dentistry University of Alberta 7-29 Medical Sciences Building Edmonton, Alberta, T6G 2H7, CANADA Lab web: http://www.physiology.ualberta.ca/Home/People/Academic/chen.cfm Department web: http://www.physiology.ualberta.ca MPRG web: http://www.mprg.med.ualbert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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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R的开放获取:同行评议和集体造假
zmwang 2009-3-30 02:06
虽然科学网顶置了郭磊的《发生在哈佛医学院的一起严重学术造假》博文,我刚开始也没兴趣去读。哈佛出次学术造假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后来又看到张天翼的评论博文,才注意到这学术造假还没成定论,而且更有意思的是郭磊控告的是集体造假。郭磊说PKD的“几个学术权威,都是避而不答”他的科学质疑。而且他在评论里说“PKD或cilia的小同行,要么是他们其中一员,要么是怕得罪他们"。在我眼里,这就构成了对现有同行评议机制的挑战。 随着学科的细化,小同行越来越少。如果出现严重的集体造假事件,传统意义上封闭的同行评议,也就是发表前的同行评议,就成问题了。大同行甚至大众此时的监督作用就很重要了。而发表前同行评议是不可能公开获取的,因为公开获取就意味着发表,也就变成后同行评议PPR了。 于是我就决定组织一次PPR对郭磊所控告的集体造假进行调查,特别针对Nature Genetics 33, 129 - 137 (2003) 。 因为涉及集体造假指控,这次的PPR将是完全开放获取(OA)的。上次对三维伊辛猜想PPR是部分OA,有很多同行评议我按要求没有公开,我只是在博客的时候把这部分内容在态度上表现了出来。这也导致更多的压力落到我自己的头上。这一次PPR将不考虑任何不能公开的同行评议。好处是我个人的压力会小一些,但坏处也很明显,就是可考虑的同行评议报告会少很多。 和上次PPR相同的是,这次也不可能是纯的学术探讨,还是会同时涉及学术论文和郭磊博文的内容评估,也就会可能涉及或引来他人道德甚至法律探讨。 考虑到PKD的小同行很多不能阅读中文,我的相关博文将以英文为主,主要就是复制转贴后同行评议报告。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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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R哈佛PKD: Nature Genetics 33, 129 - 137 (2003)
zmwang 2009-3-29 20:08
The first and direct concerned publication: Nature Genetics 33 , 129 - 137 (2003) Published online: 6 January 2003; | doi:10.1038/ng1076 Polycystins 1 and 2 mediate mechanosensation in the primary cilium of kidney cells Surya M. Nauli 1, 4 , Francis J. Alenghat 2 , Ying Luo 1, 4 , Eric Williams 1 , Peter Vassilev 3 , Xiaogang Li 1 , Andrew E. H. Elia 1 , Weining Lu 1 , Edward M. Brown 3 , Stephen J. Quinn 3 , Donald E. Ingber 2 Jing Zhou 1 1 Renal Division, Department of Medicine,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and Harvard Medical School, 4 Blackfan Circle, Boston, Massachusetts 02115, USA. 2 Vascular Biology Program, Departments of Pathology and Surgery, Children's Hospital and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3 Endocrine-Hypertens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Medicine,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and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Massachusetts, USA. 4 These authors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Jing Zhou zhou@rics.bwh.harvard.edu Several proteins implicat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PKD) localize to cilia. Furthermore, cilia are malformed in mice with PKD with mutations in TgN737Rpw (encoding polaris). It is not known, however, whether ciliary dysfunction occurs or is relevant to cyst formation in PKD. Here, we show that polycystin-1 (PC1) and polycystin-2 (PC2), proteins respectively encoded by Pkd1 and Pkd2 , mouse orthologs of genes mutated in human autosomal dominant PKD, co-distribute in the primary cilia of kidney epithelium. Cells isolated from transgenic mice that lack functional PC1 formed cilia but did not increase Ca 2+ influx in response to physiological fluid flow. Blocking antibodies directed against PC2 similarly abolished the flow response in wild-type cells as did inhibitors of the ryanodine receptor, whereas inhibitors of G-proteins, phospholipase C and InsP 3 receptors had no effect.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PC1 and PC2 contribute to fluid-flow sensation by the primary cilium in renal epithelium and that they both function in the same mechanotransduction pathway. Loss or dysfunction of PC1 or PC2 may therefore lead to PKD owing to the inability of cells to sense mechanical cues that normally regulate tissue morph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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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R哈佛PKD: A Harvard Story from Lei GUO
zmwang 2009-3-29 19:35
English Version of Lei GUO's blog post (Comment #8): Dear PKD community, I am writing to you to ask for assistance in fighting with massive and egregious PKD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o uncover truth in PKD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s) research. I think the PKD community/families might be one of the groups who would be greatly concerned with massive falsification and fabrication in PKD research and might provide moral support to a whistle blower of PKD research misconduct. I was a biomedical scientist who complained about massive and egregious research misconduct in PKD research i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MS) and was thus retaliated against for my whistle blowing by the institute. Harvard Medical School was still on a track to try to cover up the egregious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retaliation case. I am a biologist originally from China. I was a research fellow in Dr. Jing Zhou"s PKD laboratory i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nd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As one of my major contributions, I identified and cloned multiple novel PKD gene homologues and created and characterized multiple novel PKD gene knockout models. In recent years, a major research "breakthrough" had been published in PKD field. That is, almost all PKD proteins were immunolocalized on primary cilia of kidney epithelial cells. In Human, mutation in either one of two PKD genes (PKD1 or PKD2) causes Autosomal Dominan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ADPKD). Both PKD1 and PKD2 proteins had been immunolocalized on primary cilia of the kidney epithelial cells. The first paper that claimed PKD2 immunolocalization on primary cilia was published in 2002 in Current Biology Journal. In 2003, a paper from Dr. Jing Zhou"s lab published in Nature Genetics. This paper "confirmed" both Pkd1 and Pkd2 proteins are localized on primary cilia and further develop the story by provided data showing ADPKD proteins function as mechanical sensor of fluid flow on primary cilia. The published data showed that, the deficiency of the function of PKD1 and/or PKD2 protein on the primary cilia would lead to the deficiency of mechanical sensation of primary cilia in kidney epithelia, eventually the epithelia of the kidney tubule start to grow and cysts is generated. As a research fellow working on PKD, I was asked by my principle investigator, Dr. Jing Zhou, to do PKD research on this direction of PKD research. In early 2006, after repetitive experiments, I started to see more and more evidences showing that immunolocalization of polycystin-1 and polycystin-2 on primary cilia on kidney cells might be false or fake. I first found the evidences showing that the polycystin-2 immunostaining on primary cilium of kidney epithelial cells might be caused by nonspecific binding of the primary antibodies and thus could be false. These results explained why many fellows experienced the difficulty in repeating the immunolocalization of polycystin-1 or -2 on the primary cilia of kidney cells. I reported the results in the laboratory several times since those irreproducible data severely hindered the progress of my research. I also made complaints that nonspecific binding of antibody caused artifact results several times to Dr. Jing Zhou. But Dr. Jing Zhou seemed not very concerned about my complaints. She cannot explain what I saw in the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nd ignored my complaint and pushed me to do research on the ciliary PKD story. According to my findings, I suspected that Drs. Li, Nauli and Zhou might be involved in fabrication or falsification by omitting these critical negative data or results. I felt it was not right to do that since falsific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about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s would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endanger the interests and safety of the PKD patients. During the daily interaction with my colleagues, I also found evidences that they were falsifying and fabricating scientific data. Also, it was also scientifically obvious that, in some published papers, the cilia stories were flawed. For example, in one of the papers, the authors stated that in PKD knockout cells, the calcium wave response to fluid flow was abolished. However, according to my observation and findings, the truth is, calcium wave response was intact in either PKD1 or PKD2 knockout cells. In the papers, the authors obviously chose a portion of negative result to represent the PKD1/PKD2 knockout cells. This kind of research conduct, if done intentionally, was definitely scientific misconduct. In May and June, 2006, I started to report to Dr. Joseph Bonventre, the director of renal division that there might be egregious research misconduct occurred in the lab. Soon after that, I was threatened by Dr. Jing Zhou several times that I would lose my position if I still stick to my scientific opinion. Dr. Bonventre seemed reluctant to pursue the scientific misconduct and just tell Dr. Jing Zhou. He was one of the principle investigators in an NIH-funded grant lead by Dr. Jing Zhou. Afterwards, as I continued working on the projects, I found more evidences that previous publications in the field might contain false or even falsified or fabricated data. On March 27, 2007, I sent an email to Dr. Margaret L. Dale, the officer of research integrity of Harvard Medical School raising the issues of research misconducts and authorship argument in the laboratory. I also sent an email to Dr. Bonventre stating the same issues. On April 12, 2007, I met with Dr. Dale and Partners attorney Chris Clark to raise the issues of falsifications and/or fabrications in the laboratory and the related authorship issues. I didn"t receive any following-up message until May 8, I sent an email to Dr. Dale to inquire the consequence of their investigation. On the same day, Dr. Dale replied to me saying that she was still contacting with Dr. Bonventre to set up a time to talk about this issue. On May 14, 2007,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Dr. Jing Zhou asking me leave my position. The email was also sent to Dr. Bonventre. I immediately responded to her email to say her email was not right and not appropriate. I felt I was under retaliatory action. I wrote emails to Dr. Dale to make the allegation that I was retaliated against by Dr. Jing Zhou because of my reporting of research misconduct of her laboratory. On June 21, 2007, Dr. Bonventre, Dr. Dale and I met in Dr. Bonventre"s office. I was told by Dr. Bonventre that I had to leave on a designated date. I said I still felt that forcing me leave on a designated date was retaliatory action to my reporting of research misconducts in the laboratory. To obtain more time to protect my visa status and to accomplish more research, I had to agree to sign the letter. I then had to write to Dr. Dale to ask for immediate protection from the retaliatory action taken against me after I complained about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Dr. Dale replied to me that it was not retaliation because my complaint on April 12, 2007 was not formal allegation. I was shocked by her words. I suffered severe emotional distress in those days. But I still stuck to my scientific opinion that PKD cilia connection was false. I continue making research misconduct complaints to numerous officials in the institute. On Oct 17th, Dr. Jing Zhou came to me and asked me to go to her office. She threatened me by saying that everything going upper level would come back to her. I had to leave her office in order not to hear more threats from her. As arranged, on Oct 26, Dr. Handin, the vice chair of department of Medicine of BWH, Dr Zhou, and I met in his office. Dr. Handin first said that he thought there was no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here was no retaliation against me and I had to leave in Feb, 2008. During the meeting, He kept persuading me to drop my allegations by saying that "Can you put this in your CV even if you can prove there is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hreatened me by saying "How will you pay bills after March 1st, 2008", etc. He also said to me with scornful tone, "You told so many people, nobody thought there was falsification or fabrication (in Dr Zhou"s research). Are you crazy?" I thought the meeting was not fair to me and refused to withdraw the allegations. On Nov 14, 2007, I reported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he retaliation against me to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ORI) at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 USA. However, ORI, knowing that I was complaining to be retaliated against by Harvard Medical School/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just request HMS/BWH to conduct self investigation. On Jan 5, 2008, the vice president of BWH sent me a mail. In the mail, she said that they would start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retaliation issues. Before investigation, Dr. Bierer, vice president of BWH, asserted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the retaliation were two separate things thu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separately. I raised the concerns about the fairness of the inside panels and the procedure of the investigations. She also threatened me that I would have to leave my position before any investigation started. On Feb 11, 2008, due to the tremendous pressure from the officials from BWH/HMS, I suffered from severe illness, so I sent Dr. Bierer an email to tell her that I was ill. After knowing my illness, Dr. Bierer pressed me again by sending me an email to say that my administrative leave date would be moved up. Since then, I had to see doctors for several times to prevent my illness worsening. I received the inside panel"s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June 27, 2008. The report contained some false statements, ignored some important facts. It is an extremely unfair, unjust and biased report. The facts I discovered that the PKD proteins on primary cilia were false were of significant interests to PKD and field and patients. In recent year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had invested millions of money in the research along the direction of PKD and cilia connection. PKD foundation also invested tens of thousands of US dollar in this direction. Everyone (including patients and scientists) was expecting breakthrough on parthenogenesis and therapy of PKD by pursuing this direction. Many thought this could be the right direction to cure the PKD, provided the PKD and cilia connection were true. However, if the allegation I made be confirmed, the event might be one of the most egregious, notorious and massive research misconduct that involving multiple previously very prestigious institutions. However, as the whistle blower in PKD field, I had been fighting with extreme difficulties. From what they had acted, it was easy to tell that they knew clearly there was egregious and mass research misconduct in the PKD field as I reported. Bu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chose to cover up the massive research misconduct, ignoring all of the normal procedure in protecting the whistle blower"s legal right. Harvard Medical School/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also got involved in imposing severe retaliation and threats against a good-faith whistle blower. I reported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to Harvard Medical School on April 2007. I had see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was slow in trying to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On the contrary, Harvard Medical School was extremely speedy in retaliation against a whistle blower. Officials in Harvard Medical School/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started to seek to terminate me in a matter of days after I made the misconduct complaints with the internal officer of research integrity, Dr. Dale on April 12, 2007. The investigation panel to research misconduct had their first meeting on June, 2008, 4 months later after the job of whistle blower was terminated by Dr. Bierer, the vice president of BWH. After my job was terminated, they started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research misconduct allegation I raised, asking me providing related information which would be only available to me when I was at work. Obviously, the inside panel was intentionally set up to cover up this egregious and massive research misconduct and retaliation case. To help yourself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is PKD research misconduct, you should also consult your doctors, or other scientists/professors in the biomedical field. L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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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哈佛医学院的一起严重学术造假
热度 5 lincbacon 2009-3-24 16:42
我先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 7 年有余。分别从 1998 到 2000 年 , 任哈佛医学院和 Brigham and Women 医院 Research fellow 。 2003 到 2008 年,任哈佛医学院 Instructor , Brigham and Women 医院肾病科 Research fellow 。哈佛医学院和 Brigham and Women 医院肾病科的科研是相当有名的,历史上曾出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从 1999 -2000 年, 2003-2008 年 , 先后共近 7 年来一直在此科一大实验室里从事多囊肾( PKD )相关基因的功能和病理机制研究。在前两年( 1999 年 -2000 年)的研究中,我做的相对顺利,发了多篇文章。 2000 年底回国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任教。 2002 年被浙江大学聘为教授,博导。 2003 年中,我应哈佛实验室老板邀请,再次到哈佛医学院,继续 PKD 方面的研究。 PKD1 或 PKD2 的突变能导致 PKD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严重遗传病。在美国,对这种病的研究很热门,获得 NIH 资助的机会也较大。 2002-2003 年间,当时在 PKD 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发现突变导致 PKD 的 PKD2 基因编码的 Pc2 蛋白被定位在细胞的原纤毛上。我刚去的时候,实验室刚刚发了一篇重要文章在《自然遗传学》( Nature Genetics , 2003.2 )上。这篇文章主要说, PKD1 , PKD2 编码的蛋白质都在细胞纤毛上,起着感觉细胞周围机械运动(如尿液流动)的作用。而这两个基因中的任何一个突变了以后呢,其在细胞纤毛的机械感觉作用缺失,以致细胞中的下游信号传导通路失去正常刺激信号,细胞重新开始生长。这个相对完美的故事当时在生物医学界引起很大轰动,因为它完美的解释了 PKD 基因的突变为什么会引起多囊肾。 这个突破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一时间众多科研小组纷纷跟进。在很短的时间( 2-3 年)内,几乎所有突变引起多囊肾的蛋白都被发现定位在了细胞的纤毛上,类似的 文章竟达数十上百篇之多,其中不乏 Nature , Cell 等所谓顶级杂志的文章。这些小组来自美国甚至世界各地。一时间, PKD 蛋白位于细胞纤毛上,多囊肾的病理机制为细胞纤毛感觉功能的缺失,成为了多囊肾领域,细胞生物学领域和神经感觉领域等几大生物医学领域的白热点。这个发现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对长时间来人体细胞纤毛为无用的进化痕迹细胞器的重大科学共识提供了一个重要反例。所以,这个发现被誉为生物医学科研的重大突破级发现。 2003 年我在刚至哈佛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将科研方向定在了这个被多个小组验证的重大突破上。 然而,我在这个方向的科研中,碰到了很大的困难。我的研究表明, PKD 蛋白在细胞纤毛上的现象,好像似是而非。刚开始我一直将信将疑,以为是自己技术上的原因,后来又怀疑是试剂上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么多的不同小组都发现了这种现象,应该可以说这个发现是不可怀疑的。期间我用不同的细胞,质粒,试了各种不同的条件。而实验结果还是不很确定。实验室其他博士后也在议论纷纷,对 PKD 蛋白到底是否在纤毛上,开始有一些疑问。这一段时期的确是我科研生涯中最痛苦的时期。 2005 年 9 月份,实验室另一博士后因故离开,实验室主任把那个博士后的课题转到了我手中。由于他的课题直接和 Pc2 和纤毛有关,使得我接触到了他们发表所用的同样试剂。我用这些试剂一做实验,很快就得到了让我大吃一惊的结果。我的结果表明,那篇发表的文章中所观察到的 Pc2 在纤毛上的现象,其实是实验方法和试剂导致的假象。而这种假象是由抗体的非特异性结合造成的。根据我的观察, Pc2 很可能不在细胞的纤毛上。为谨慎起见,我又做了很多不同的实验,重复验证了我观察到的现象。 实验室老板和其他博士后都不能解释我观察到的现象。很多同行研究人员私下里也认为我的发现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但是,如果他们承认我的发现,必然要否定原来已被科学界接受的重大理论突破,甚至在这个方向上已申请到的所有 NIH 课题都要半途而废。而且,对他们来说,更不能接受的是,如果他们承认我的发现,就要承认先前很多小组发表的论文,在关键数据上是造假或犯错而得的。 这时,我回过头来重读这些文章,就发现很多论文中明显不符科学逻辑的地方和明显造假的地方。如 Polycystins 1 and 2 mediate mechanosensation in the primary cilium of kidney cells (Nature Genetics , 2003.2) 一文, Cellular and subcellular localization of the ARPKD protein fibrocystin is expressed on primary cilia ( Hum Mol Genet. 2003 Oct ) 一文。在这两文中,作者都犯了同样低级的技术错误。就是在用间接免疫荧光技术进行两种蛋白的共定位实验中,采用两个来源于同种动物的一抗。这种低级技术错误,不管是作者故意或无意犯下的,应是致命的硬伤。 我的发现揭示, PKD 领 域这一重大科学进展,竟可能是这样一种皇帝新装式的东西。这种群体造假骗局,严重威胁了病人的利益和健康,对社会危害极大。良知和良心驱使我多次顶住实验室主任的压力,在实验室和科系的学术场合报道了我的发现。在科研报告会上我多次阐述我的发现和观点,并对那些文章和工作的科学性提出质疑。在很长时间内,哈佛科研同事中无人能从科学逻辑上有效反驳本人的观点。实验室老板对我的发现很不安,也一直让我重复一些无谓的实验。后来,我知道她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我也曾多次向我们的科主任 Dr. Bonventre 谈及我对这些 PKD 论文的疑虑。 Dr. Bonventre 基本上没有正面回应我。而后本人多次受到他和实验室老板的暗示性言语威胁。但是,基于基本的科研道德规范,他们表面上也只好安排我继续验证我的发现。 从 2003 年来,实验室里也多人多次想用细胞内表达 Pc2-GFP 融合蛋白,观察是否能在细胞纤毛上观察到荧光蛋白的方法,来验证 PKD 蛋白到底是否在细胞纤毛上,以排除抗体非特异性因素的干扰。但是一直没有成功。这也是我的发现和质疑取得科研同事一定层面认同的原因。 2006 年 4 月,耶鲁大学一同行科研小组发表了一篇支持 Pc2 在细胞纤毛上的文章( Polycystin-2 traffics to cilia independently of polycystin-1 by using an N-terminal RVxP motif.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2006.Apr )。 文章声称于细胞纤毛上观察到了 Pc2-GFP 融合蛋白的绿色荧光。我所在实验室主任向此课题组索要他们所用的质粒。这个索要的过程相当曲折漫长。第一次,他们寄过来装在 eppendorf 小管中的小量质粒溶液,我们实验室不能将其重新转化克隆为质粒。第二次,我们实验室又再次索要,他们寄过来一个破裂的 eppendorf 小管。第三次,我们让他们将质粒溶液滴在滤纸上寄过来。这次我们重新转化后得到质粒。经测序分析,应为正确的 Pc2-GFP 的质粒。但是,我们按照他们发表的详细步骤,经过多次实验,不能重现他们的结果。而后和他们联系,他们又说可能我们所用的细胞系有问题。我们实验室又向他们课题组索要来细胞系以后。我们重新作多次实验,还是不能重复出他们的结果。 期间,我也联系了其它 PKD 界有名的教授和科研人员,提出了我的质疑。但几个学术权威,都是避而不答我的科学问题。 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岁月里, 我真的花了很大精力来验证此挑战整个 PKD 领域的科学发现。 我又采用各种不同试剂,反复重复实验,基本排除了技术和方法上的问题。这样,我相当相信自己的发现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在此过程中,我还无意中发现了本实验室其他博士后其它方面的造假现象和证据。这更验证了我对这个重大理论是造假而得的怀疑。 在实验室主任和科主任对这种重大科研不端嫌疑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本人因其时对哈佛医学院的科研信誉还相当有信心,遂于 07 年 4 月向其主管科研诚信的副院长 Margaret Dale 当面报告了这种发生在本实验室的很可能的科研造假现象,希望她能出面调查这一重大群体造假丑闻。 然而,在一个小时的会晤过程中,我从她嘴里听出了旁敲侧击的威胁。我坚持我的看法,并提供证据,希望她能展开调查。而且我明确表示,如她决定开始调查,我将提供支持和配合。她答应就此事进行问询。 在会后二十多天后,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写 email 给她,询问她是否已经决定开始调查我报告的科研不端事件。此 email 发出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实验室主任要我走人的 email 。 这是很直接的威胁和打击。我向本人所在的系里反映这是对举报者的打击报复。希望系里能改正这种违法行为。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主管科研的副系主任 Dr. Handin 强词夺理地说我的检举是在我收到要我走的 email 之后,因此不是报复。 我对 Dr. Handin 明目张胆的说谎没有办法,只好向哈佛医学院主管科研诚信的副院长 Margaret Dale 求救。 Margaret 回复我 email 说,我在 4 月份与她的见面不是正式的检举;所以要我走人不是报复。后干脆矢口否认了我曾与她会见并举报学院内科研不端行为的事实。 我对哈佛大学医学院对我举报的群体造假一事的处理方式及哈佛医学院科研诚信副院长 Margaret Dale 的赤裸裸的谎言和强盗逻辑惊诧不已,并因此经受了长期的心理压力。 此期间,实验室主任,以及科主任 Dr. Bonbentre 多次对我进行言语的威胁。哈佛医学院又无人真正关心此事。 我走投无路,于 2007 年 11 月向美国健康和人类服务部的科研诚信办公室( ORI )报告,说我由于举报科研造假不端行为受到了哈佛医学院的组织报复。 哈佛医学院在 ORI 的问询下,只好成立了两个内部的调查组来调查科研不端和报复二事。我以学院的科研诚信副院长涉嫌说谎威胁和报复举报者为由,要求 ORI 成立外部独立调查组,调查此性质极其恶劣的重大科研不端事件。 然而, ORI 并没有考虑这一正当的合理合法的要求。这使得内部的调查完全流于形式。而我也在这种完全不公正的内部调查中,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和折磨,以至一度相当抑郁。针对报复案内部调查组在经过非常不公正的匆匆调查之后,下结论说我的工作终止与打击报复无关,只不过是时间上的巧合。 到目前为止,哈佛医学院针对此严重的群体学术造假,据说还在调查之中。也许,哈佛医学院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的对我举报的科研造假的调查。哈佛医学院对此案的调查 , 很可能像他们处理诺贝尔奖得主 Linda Buck 课题组一案一样,不了了之。 此案从我 2007 年 4 月份向哈佛医学院科研诚信院长 Margaret 举报开始,到我 2007 年 11 月向美国政府机构 ORI 举报哈佛学术造假和威胁打击举报者,直到现在,我还没见到哈佛医学院的此学术造假案的调查组对此学术造假案的任何调查情况说明和报告。 学术造假,剽窃抄袭除外,一般是同事首先发现和举报,而且大多数举报者会受到造假者和 / 或单位的报复。学术造假泛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正义的揭露造假的科学工作者,使得正义无法得到充分伸张。爱因斯坦说过,世界的危险不在于某些人的邪恶,而在于人们对此漠不关心。 浙大校长说,贺海波是学术小偷。相比美国哈佛一类科研机构的群体学术造假,贺海波的学术造假的危害的确有限。我们要看到,美国哈佛等世界一流科研机构的那些造假的研究人员,才是真正的学术江洋大盗,才是现在学术腐败和科学造假的源头所在。正如美国华尔街起源的高级金融造假会冲击全世界一样,哈佛起源的高级学术造假,若不能及时揭露和制止,必将蔓延到全世界,祸害整个人类社会。 比起美国对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浙大这次对李连达一案的处理是迅速,及时和坚决的。在当今世界的学术和政治环境中,我觉得浙大的处理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从李院士一案中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中国互联网进步对中国社会的巨大积极影响。应该说,只要中国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消除学术腐败的威胁,中国是很有希望在科学技术上快速赶超美国的。 作者注: 我这里所说的只是本案的简要。本案涉及到学术造假的最高层面,时日迁延,以致相当复杂,一时不能尽诉。欢迎国内各媒体针对此事进行采访,取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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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阴真经是如何练成的
热度 1 lincbacon 2009-3-18 11:36
最新生物医学成果鉴定的一般方式是同样或类似的结论由不同的实验室相互验证。一个新的科研成果如果能被不同实验室相互独立证实,通常在较短时期内就很快被界内同行认可。 愚蠢的造假者如贺海波,聪明的造假者则利用这种公认的潜规则,由两个或多个科研小组,或有意或无意,几乎同时编造一件美丽的科学新衣。 他们在编造的过程中,时或通气交流,时或心照不宣。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要把大众的钱申请进自己的腰包。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深谙皇帝新装的制造密法。 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本领,都掌握了一至多种独特高级技术和独特复杂原料。 由于他们的故事的完美性和创造性,这些故事都发在科学的顶级杂志上,篇篇都光彩眩目。 于是众多科研小组跟进。 众多小组一起竞争,结果却是假胜真汰。首先发文章,声称重现光彩新衣的必是那些造假者。 能做出和他们类似的结论,并有所发展的,也都或多或少分到一些好处。或发文章,或得课题。 N多岁月过去了。在华丽的科学皇帝新衣周围,聚集了一堆忠实的盐巴。 这个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人对这个美丽的新衣提出疑问。 有人提出疑问,造假者们不慌不忙。 先是质疑你所用的试剂是否符合要求;再呢,就说生物个体具有多样性;最后是干脆暗示你的实验技术不过关,科学水平不行。 想想也是,这么多的不同课题组都看到了,怎么我会看不到? 同样是一个班级的同学,差距咱就那么大尼? 痛苦啊痛苦,不在痛苦中死亡,就在痛苦中痛苦。 很多人在痛苦中慢慢死去。 你本来很自信的,这么一来,就开始有点不自信了。 只好回实验室披星戴月重复做,五遍七遍地做。 很多生物实验,一个周期从准备到完成,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一年半载。 五遍七遍地做。还是看不到!看不到怎么办? 看不到就没文章,没文章就没课题,没课题就没工作 于是又有更多的人投降了,举手声称自己也看到了辉煌奇妙的新衣。 怎么办?你再看不到你就要失去你的五斗米了,你折腰不折腰? 文章如此多娇,引无数学者竞折腰。 说自己看到了的都有文章,有课题,至少还能在科学界混饭吃。 又N多个日夜过去了 那些声称自己还是没看到的,就基本上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真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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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图书馆的二十条训言:此刻打盹,你将做梦
金镇 2009-2-3 11:08
哈佛图书馆的二十条训言    1.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2.我荒废的今日,正是昨日殒身之人祈求的明日。   3.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4.勿将今日之事拖到明日。   5.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未学到的痛苦是终生的。   6.学习这件事,不是缺乏时间,而是缺乏努力。   7.幸福或许不排名次,但成功必排名次。   8.学习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既然连人生的一部分学习也无法征服,还能做什么呢?   9.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   10.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勤奋地努力,才能尝到成功的滋味。   11.谁也不能随随便便成功,它来自彻底的自我管理和毅力。   12.时间在流逝。   13.现在流的口水,将成为明天的眼泪。   14.狗一样地学,绅士一样地玩。   15.今天不走,明天要跑。   16.投资未来的人,是忠于现实的人。   17.受教育程度代表收入。   18.一天过完,不会再来。   19.即使现在,对手也不停地翻动书页。   20.没有艰辛,便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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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真理的哈佛精英培育法则 (摘自我学网)
jesonlee 2008-10-23 23:37
多年以来,在美国的学术界渐渐形成了一种学术标准,对真理的认真探索以及道德水准的提高至今仍然是这一标准的核心,而这一标准的源头,正是出自于哈佛大学。   追求真理的哈佛精英培育 法则   哈佛的创办者是一批从英格兰远道而来的清教徒,在他们的思想中,折射和衍生出一种求真求实的做人态度,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哈佛人,教导他们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曾着重指出:大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随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   哈佛学子威廉?詹姆斯在1903年开学典礼致词时说:真正的哈佛是无形的哈佛,藏于那些较为追求真理、独立而孤隐的(学生)灵魂里这所学府在理性上最引人称羡的地方,就是孤独的思考者不会感到那样的孤单,反而得到丰富的滋养。   的确,在哈佛,真理被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求学的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不断地掌握知识、探索世界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   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威廉姆斯?艾米思的这句名言、哈佛的校训,为哈佛学子提供了学习和为人的第一准则。可以看出,哈佛校训强调的有两点:   哈佛重视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深远的智慧,所以哈佛不大可能出现全盘反传统、全盘反历史的疯狂现象。   哈佛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哈佛大学校徽   哈佛的校徽主体部分以三本书为背景,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刻的是TAS这组字母,VERITAS在拉丁文中就是真理的意思。   几百年来,哈佛大学正是在追求真理和勇于开拓的信念鼓舞之下,始终不遗余力地引导学生为理想、为实现人生价值进行不懈的追求和奋斗。也正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熏陶之下,哈佛才得以在美国的名牌大学中始终保持着独一无二的特色,从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在各种领域中做出许多影响重大的贡献。   哈佛大学塑造的精英之一、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在一次联谊会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学者的讲演。在演讲中,他强烈抨击了美国社会中灵魂从属于金钱的拜金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劳动大分工使人异化为物的现象,强调人的价值。这一演讲轰动一时,在民众中造成了巨大的反响。   要知道,爱默生极有可能因为这样的言论而遭到社会多方人士的指责或抨击,但哈佛的教育给予了他强大的精神动力,他觉得他有义务说出事实的真相,揭露出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以及人们心中的不良思想。即使因此遭到打击或不公的待遇,也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和说法。   他认为,作为学者,其根本任务便是自由而勇敢地从事物的表象中揭示真实,以鼓舞人、提高人、引导人。通过对哈佛求是崇真的校园思想的深入认识和解析,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思维,爱默生终于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提出了依靠自我,尊重自我,独立自助,崇尚个性的观点。   相信你自己,在追求真理旗帜的影响下,追求并坚持你认为是正确的道路。爱默生正是本着对真理对事实的不断探求,不因压力而违背自己的思想认识,才最终树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人格魅力。   哈佛学子心中对于真理的探寻和执著精神,同样离不开其作为领导者的校长对于学校精神的坚持和发扬。   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遴选校长,新卸任的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被提名。但哈佛很快就把这两个人排除在外,解释理由是:克林顿和戈尔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所大学,领导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丰富的学术背景,而克林顿与戈尔都不具备。   后来,原任美国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萨默斯被挑选为新校长,因为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做到了一流,是国际知名学者。   虽然萨默斯最后被迫辞职,但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他在学校管理方法和领导作风方面存在问题,导致他与同事的关系紧张并严重影响哈佛的团队精神,于是哈佛的教授纷纷向萨默斯投下了不信任票。   尽管萨默斯在财经界赫赫有名,但在哈佛这个校园里,他不能享有一丝的特权----这是哈佛精神的生动诠释,反对特权、崇尚平等,无论他的身上有多少光环,只要他是哈佛人,就要传承和发扬哈佛的精神,如此,学生耳濡目染,才会深受其思想精髓的熏陶。   也正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哈佛人对于优良传统的秉承和不断努力进取,哈佛对于追求真理这样一个最初的思想,最终形成一种学校的传统精神和培养哈佛精英的重要学术标准和道德标准。   耶鲁:校园环境影响能力培养   在耶鲁,校方非常注重校园的学习环境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为了培养和提高学子们独立的思辨能力,提供一个自由良好的生长环境,耶鲁做了以下努力:   首先,耶鲁所设置的必修课相对来说比较少,绝大多数学生都能选择自己喜爱的课程。但是有一个条件,学生必须学习一些不同领域的课程。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有这样一个观念,就是在学生头两年的学习中,他们需要广泛地涉猎各种各样的学科,而在后两年的学习中再确定自己的专业----这和很多国家包括我国的大学在大一刚进校时就让学生确定自己专业的做法有所不同。   耶鲁认为,如果刚进大学就分专业,那么学生对很多学科都还没有直观的认知度,选择的余地也非常狭小,一旦进入一个系,就等于为自己找好了一条已经确定的路,必须一步步走下去,没有什么可以探索的,空间很小,想转个弯都很难。而让学生涉猎不同的专业,则有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到底适合什么,并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自己该选择什么。   其次,耶鲁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办法,由教授们组成教授会,参与学校的教学和具体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工作。   耶鲁大学的教学力量一直是它引以为傲的重要资本,耶鲁认为,教授当家做主可以更好地保证学术的自由与发展。在耶鲁,教授们习惯于我行我素,各人的教学方式也出现了很大的自由度。   小型的研讨班是耶鲁课堂上经常见到的学习方式,教授们通过这样的形式鼓励和激发学生发表自己的想法并努力捍卫自己的观点,而且随时欢迎学生在课堂上对自己提出问题和质疑。   学术自由带来的积极后果,就是一个学生想往哪个方向发展,都会受到教授的鼓励和帮助,只要那是一个合理的发展方向,不管你的思维往哪个方向突破,教授们都会帮助你,扶持你。在你的独特思维形成的过程中,没有任何框框的束缚,也没有锁死的框架,没有人逼着你按照预先设定好的方向往前走,也没有人无端地阻止你限制你。这对于一个人思维素质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就像种子在良好环境下健康发芽,小树在自由空气中茁壮成长一样,耶鲁整个校园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耶鲁的教授一个个都桀骜不驯,敢于上书政府,敢于批评美国参军征兵法,法学院的教授甚至敢于直面美国国会。这种敢于挑战的精神和强烈的思维刺激,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激励,使得他们敢于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在学术和为人处世上形成自己独到的新颖的新思想而不屈服。   第三,耶鲁大学始终坚持学术的独立性。为了维护耶鲁的传统独立精神,历届校长一直抵触来自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越战时期,美国政府下令:凡是自称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战者一律不准领取奖学金。当时美国各个名校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唯有耶鲁大学,始终不移地坚守着自己学术独立的阵地,仍然以申请者的成绩为奖学金的评比标准而无视战争和政治的因素。为此,耶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失去了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几度陷入困境。但当时的校长金曼布鲁斯特,却在耶鲁学子中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和尊敬。社会的发展需要学生大胆地质疑社会现实,敢于向权威说不,这种学术为上、学术独立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子们,让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和为人理想,绝不屈服。 耶鲁提倡讨论式课堂授课方式。   一位西方教育家讲过,大学的本质在于把一群优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专著,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大学的教学如何为学子们创造一种更有成效的互相激发智慧和创造力的环境。   曾经有位在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在耶鲁已经三年,竟然一次大课都没有上过,几乎都是研讨班形式的课。这种研讨班,五六个或十几个学生与教授围坐在一起,就自己的查阅的资料和思考的结果各抒己见,教授只是起引导协调的作用,学生的讨论才是最重要的课堂内容。这就是所谓年轻人智慧的互相激励。   最初,这位中国留学生十分不适应美国大学的课堂方式,学生如此的积极,而他几乎完全只听不说。结果,没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封教授写的委婉的信,信中问他,为什么上课总是不说话,有什么原因吗?这时,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也逐步放开自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课堂讨论中去。   即使是本科生,在听完教授的理论课之后,必须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研讨班。可以说,在耶鲁,研讨班贯穿了大学教育的始终。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学生的角色已经不仅仅是受教育者,而同时是教育者。学生不仅有学的义务,更有为他人、课堂讨论贡献智慧、交流所得的压力。并且,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能让不同背景的学生将各自的不同阶层、种族、文化中的经验带进课堂,社会各个集团的思想在这里交锋、整合,使学生接触到更多元化的信息和知识,培养了多角度的思辨能力。这样的方式让学生在毕业后很快融入社会,为社会、国家贡献他们的智慧,同时也为社会的融合和稳定提供了部分基础。   斯坦福:敢于挑战,勇于冒险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在谈到斯坦福的办学理念时说道:   我们的理念是要追求新的知识,推动我们的学业与学生进行交流,因为我们不断地进行研究,不断地进行教育,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财产就是要双方都达到优秀,在教和学方面相互影响,而且都达到杰出的效果,这是我们大学的一个理念。   而对于这个理念具体表现在哪里,亨尼斯是这样说的:   斯坦福最有特点的、区别于很多世界其他大学的就是它有不断冒险的精神,在教学和研究方面都有这样的精神,不断地寻求和探索新的方向及新的理念。   很多新事物的出现或者新旧事物的更新换代,都离不开一些冒险和挑战的成分,如果只是在固有的圈子里面打转转,那么世界对你来说也就只有这么小了。在斯坦福这样的校园,处处显露出不断拼搏的踪迹,也处处充斥着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新鲜空气,身处这样的环境,自然无时无刻不被其影响着。   斯坦福的教育者认为,鼓励青年人自己去发现他们追求的答案,不是一种最容易的学习方法,但却是回报最丰厚的一种学习方法。教育能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条贡献,就是发展学生追求创造性方法的本能和好奇心。   要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过的许多东西都有可能会被忘记,但是一个人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对于提出问题和找出答案的能力却未必会消失。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的学校,都应当明白这个道理,并认真汲取这个经验,因为学生能够接受到这种教育制度是他们作为教育者的重要职责,而学生能否接受到这种教育制度,亦是关系到他们自身能否在未来成长为精英的一个重要砝码。   对此,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的化学家保罗?伯格有着自己的见解:   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自己的幸福之路。1980年,我在瑞典接受诺贝尔奖时曾说过,我是获得了双重幸福的人。因为除了诺贝尔奖给我的声誉之外,研究工作本身也给了我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欢乐----新的发现、开创新事业和进入无人涉足过的新领域----这些都使我感到无比激动和愉悦。这种巨大的幸福不仅科学家能够体会到,从事文学、音乐、艺术甚至商业的人,也可能获得可与之比拟的回报。每一个愿意在未知领域里冒险的人,都有可能获此殊荣。这种冒险极富挑战性和诱惑力,值得我们为之竭尽全力。   此外,斯坦福精英、雅虎创始人杨致远也曾经说过:青年人要有鸿远的梦想,要敢于尝试。尝试会有风险,但失败并不值得羞愧。只要敢于冒险,你定会前程致远,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   在美国,鼓励不断挑战和冒险的学术教育方针并非只针对大学生。很多同学在其青少年时代,就开始被灌输这样的学习思维。老师对于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往往不会给予直接的回答,他们并不认可学生采用那种不费脑筋的学习方法,而是鼓励他们到有关的书籍中自已去寻找答案,此外,他们还经常引导学生通过到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或者亲自做实验的方法去寻求答案、解决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会在若干时日后发现自己所得到的收益比预想的要多得多。   在进入高等学府之后,老师同样会鼓励同学们提出超出他们知识和经验以外,甚至是超出老师本人的知识和经验以外的问题,思考那些还未得出答案的问题和事物。   保罗?伯格大学期间成为学校课外科学俱乐部的成员,他的老师鼓励他通过实验来解决某些与自然界相关的问题。   他说:一开始,我只是重复已经做过的实验,随后,我被要求设计新的实验方法来解决我自己提出的难题。   在成为斯坦福的教授之后,保罗不仅自己始终对未知新领域秉持这样的冒险态度和研究精神,对于他的学生,也采取了同样的教育方式。他清楚地了解到,在任何时候,对于探索未知世界的激情并找出答案的强烈欲望,都是一个人向精英迈出的一个步伐。基于这样的校园文化以及对校园文化精髓的领悟,保罗终于成为病毒繁殖、侵袭正常细胞并使之癌变的最早研究者,获得了198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而斯坦福大学第五任校长史德龄,还把斯坦福的创建本身看作是不避风险、敢于革新的表现。当然,在步骤上他却表现得十分稳妥,在破旧立新之前,要把新东西看准。他常常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结果,在他治校的19年间,新事物层出不穷,各项业绩都非常可观。   坚持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以挑战自我,勇于冒险为育人法则,通过追求知识与技术的不断革新,不断探索,斯坦福以此为基点来培养第一流的学生,使得有些斯坦福学子,即使在很久之后,还流淌着这样的血液。   造就挑战与冒险的理念,由此便派生出来许多类似的奇迹,斯坦福的精神,就是这样被催化、被辐射出去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创校的初始阶段,同美国东海岸的其他大学相比,斯坦福大学只不过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大学,但是到了1985年却被评为全美大学第一名的关键因素。属于后起之秀的斯坦福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源于其本身的成长历程便是一条不断挑战自我、锐意革新的艰苦创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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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广角之四:“信”与“知”──从哈佛的校徽谈起
麦立强 2008-9-5 05:00
信与知──从哈佛的校徽谈起              基甸 哈佛大学是美国着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但今天很少人知道哈佛大学在历史上曾经以认识上帝为建校目标。最早的哈佛校徽上,有拉丁文Ve-ri-tas(真理)的字样,分布在三本书上,周围环绕着pro Christo et ecclesia"等字,翻译成中文,就是为基督及教会(的真理)。校徽中的两本书是向上翻开的,另一本书则朝下扣着。翻开的两本书,象征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知识;扣着的那本书,则象征人类对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奥秘,人对上帝应该有敬畏之心。今天,你在哈佛的校徽上,还能见到Ve-ri-tas 的字样,但是三本书都是向上翻开的,其余的字也不复存在了。 知识、真理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基督教为什么会有神学?神学不是人的学问吗?基督教信仰不是与人本主义相左的吗?这个问题不但非基督徒会质疑,基督徒同样会有困惑。少数比较极端的基督徒,甚至把神学视为属魔鬼的东西。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信与知,即信仰与理性两者的关系的问题。 按照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人因为犯罪堕落与上帝隔绝,已经没有能力靠自己的理性认识关于上帝的全部真理。人获取终极全部真知识的唯一途径,是接受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启示有两种:1)普遍启示,即如康德所谓在我头上的灿烂星空,在我心中的道德律令。2)特殊启示,即圣经与耶稣基督。(培根用两本书来比喻这两种启示。所谓的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圣经。)一方面,上帝的启示是完整清楚的,人足以从中了解人的得救和人与上帝的和好;另一方面,上帝有他的奥秘,而人的理性有严重的局限,因此正如早期的哈佛校徽所表明的,上帝的真理,人不能全部掌握,因此人需要谦卑,同时需要努力追求认识上帝的真理。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想当然地以为,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反智、反知识,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迷信、盲信就好,信了就上天堂,知识越多越反动。可这真的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吗?因信称义真的引向反理性、反智的盲信吗?基督教信仰真的是反理性的吗? 基督教信仰当然是讲信而得救的。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相信,人认识上帝,必然出于上帝自己超越的启示,即自上而下的神找人,而不是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的人找神(参见《哥林多前书》一二等章,《约翰福音》三章,及《罗马书》等)。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反而给理性适当的位置,在一定的范围内肯定理性的价值。 这样的理性观,正是跟传统基督教的以信求知的思想一致的。正如神学家、早期教父奥古斯丁,是相信因信称义的恩典神学的,但是他同时强调信心本身并不是人得救的条件或者得救的原因──就是说人不能指着自己的信心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2:8)。 用同样强调因信称义的马丁路德的话来说,因信称义是人通过信被上帝称为义(即被宣布为无罪),而不是因为信就得称义──上帝以恩典称人为义,人以信来领受。信心是人得救的工具和媒介,而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 信心既然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那么信心的功用是什么呢?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信心只用于未见之事,能够看见的事不需要信心。对得救、属上帝的人来说,上帝及上帝的道,就是未见之事。所以基督徒认识上帝,是以信开始,而以眼见来完成。人从接受上帝的恩典开始,直到最终能够明白看见上帝恩典的成全,就是信仰寻求理解的过程。信心是基督徒最初领恩的媒介,信仰是基督徒得救以后知恩所构成的理解。信心引导我们寻求对得救的理解,正如保罗所说,知道所信的是谁(《提摩太后书》1:12)。 对奥古斯丁而言,真正的信仰,必然需要寻求理解明白,谁只相信他所不知道的事,谁就不能说是寻见了。更进一步地说,真正的信仰就是真正的明白。因为基督信仰并非一种心理作用,而是终极关怀,人要相信明白的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真理之为真理,绝不取决于我们心理上的认同。所以对真理的终极追求,就是对真理的信仰和明白。因此人凭信心接受上帝的启示与救恩,而信心必然寻求理解,从而形成系统化的信仰。 信心引导理性不断寻求更深的理解与明白。所以按照基督教信仰,基督徒都是以蒙恩得救开始,继而以信求知,以至最终明白真道。因此基督徒信了之后,还要去理解、去明白,要深知道所信的是谁,不但相信神,而且也要知道、认识神。当今广受欢迎的福音派神学家巴刻(J. I. Packer),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书名就叫《认识神》(Knowing God)。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 以信求知,并不是只信基督教信仰限于理性能够确认的部分。信仰超越理性,它能够承接由启示而来的真理,而这是理性难以理解的。理性的角色是在启示所得的知识上建造、探索其含义究竟为何。中世纪的思想家吉尔松(Gilson),将基督教信仰体系比喻为华丽的大教堂,它建立于理性的基石上,但是其巍峨的建构,却高出理性的基础,远超过理性所能了解的。所以奥古斯丁所谓的理解力,也并不是如康德所批判的纯粹理性,而是结合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全人的对真理的追求,正如奥氏在《忏悔录》中所描述的、人寻找上帝的心灵之旅。 从以上的角度来看,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对神学有什么用的回答,就应该很清楚了。当然,基督教有两千年的历史,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数以亿计,基督教神学的体系的确是繁杂和多元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批评的经院神学,其实只是历史上天主教神学的一派,并不能代表基督教神学。 在阿奎那(Thomas Aquinas,AD1225-1274)的时代,经院神学为了基督教神学系统化和显明内在理性的需要,开始从希腊哲学中寻求支持。当时的神学家们,似乎对亚里斯多德情有独钟,认定他的理念可以为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提供理性的基础,也可以用来对抗反对基督教的人士,护卫基督教信仰。这也就是后来的天主教的护教学所采取的进路(这种护教的进路,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也许仍然有其影响)。阿奎那的雄心壮志,是要建构一种兼具信仰与理性的知识体系,这也就是后来经院哲(神)学无所不包的神学大全的由来(阿奎那的巨著就叫《神学大全》)。今天我们一提到经院神学,就会想到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之类的迂腐得可笑的课题。而阿奎那证明上帝存在的五法,更是著名。 在福音派新教基督徒看来,阿奎那等人的知识论和护教理念(即所谓自然神学),有一个致命的先设,就是人的理性尚未完全堕落,所以人可以通过中立"的理性来认识上帝,甚至仅仅依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而这是不符合圣经所启示的知识论的。圣经清楚地表明,人背离上帝犯罪堕落,而人的堕落是全人的,包括理性的昏暗和蒙昧。堕落的罪人会压抑真理(《罗马书》1:19-23)。因此圣经断然拒斥人可以仅仅靠着理性归回上帝的可能性。 经院神学以后,基督教神学一直在发展。及至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改教家们倡导唯独圣经和唯独信心等,实际上是对经院神学中的理性主义进路的逆动和抗争。马丁路德(1483-1546)极力反抗亚里斯多德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统治,提倡正本清源回到奥古斯丁以信求知的原则,强调人的理性必须被信仰所引导。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强调教义和教理,将教义与信仰生活紧密相连。加尔文重新以真知识(认识神)作为神学的主旨,也是溯源以信求知的理念。加尔文讲的知识,是救赎性的以信求知中的知,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而路德和加尔文,正可以说是新教神学的代表。 从改教到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言说,逐渐走向多元化。对此议题有较多、较深入探讨的神学家,包括了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或译祈克果)、注重信仰经验的士莱马赫( Schleiermacher )、强调历史意识的特洛尔奇(Troeltsch)、关注处境化的蒂利希(Tillich,或译田力克),和注重先设护教的范泰尔(Van Til),等等。不过在二十世纪西方多元化的神学中,最引人注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大概还是巴特(Barth)的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新正统神学。巴特希望建构的神学大厦,乃是一方面确立传统的教义学(巴特的巨篇代表作即是《教会教义学》),一方面又力图与种种现代思潮对话。巴特仍然视神学为信仰寻求理解,他认为神学是人关于上帝的言说。面对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巴特奋起抗争,竭力批判(然而范泰尔等认为,巴特仍然接受了自由派神学和世俗哲学的一些先设)。 西方现代神学经历了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的冲击,今天又面临后现代思潮的泛滥,对信仰与理性的反思仍然在继续。毋庸讳言,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当今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看法是多元化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是两千年的古老问题了。基督徒中虽有极端反智的,但是大多数基督徒,并不把理性和信仰绝对地对立起来。 基督徒的信仰建立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之上,因此基督徒信仰的对象是客观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信则灵。上帝,还有上帝创造的自然律,存在就存在,不依赖于我们的相信与否。人的堕落是全人的,上帝的救赎也是全人的。基督徒的信仰,认真地说,并非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不是只在礼拜天做礼拜,却跟自己的生活世界完全无关。正如神学家、教育家、新闻家、政治家凯帕尔(Kuyper)所说,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个生命(生活)体系,是涵盖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等等整个人生与社会层面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基督徒可以而且应该,努力在各个领域荣神益人,当最好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政治家而且既然上帝有普遍启示,现代自然科学也好,哲学人文也好,对基督徒来说,都不会没有价值,都是上帝显明其普遍启示的管道,当然也都可以用来见证和荣耀上帝。加尔文说过假如我们相信,上帝的灵是真理惟一的源泉,那么不管真理在何处显明,我们都不应该拒绝或藐视,要不然我们就是侮辱上帝的灵了。 当然,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人本主义,与基督教信仰渐行渐远。宗教被视为跟生活世界完全隔离,是形而上学的二楼,表面上似乎很超越,实际上却虚无缥缈,是非常业余和私人性的爱好。在1836年以后的哈佛校徽上,那本象征敬畏上帝的书,也变成朝上翻开了,意味着人已经不再需要敬畏上帝,教育和宗教不再搅在一起,上帝被逐出知识和思想的领地。不要说世俗的大学,就是今天的一些自由派的神学院,也都不把认识上帝当作目标,其神学研究可以完全跟信仰分开,变成完全的学术性研究。目前中国的一些基督教研究机构就是这样的,甚至接收了许多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 ──虽然,在很多基督徒看来,一帮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在那里穷研究上帝,多少是有点搞笑的。 参考文帖: 凯帕尔着、王兆丰译《加尔文主义讲座》 http://godoor.net/jidianlinks/kp/kp.htm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 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ReformationTheology/institutes/institutes.html 基督教研究机构与学术刊物 http://www.godoor.net/whjdt/yjjg.htm 本文其它参考资料: 1. 陈佐人,《教义、神学与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香港,1997。 2. A.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中译本《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琦译,校园书房出版社,台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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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广角之三:哈佛,为什么世界一流
麦立强 2008-9-5 04:57
到底是什么奠定了哈佛全世界一流学府的地位呢?除了上面说的那些幸运的人无意中 获取巨大的能量,使他们成为顶尖人物,进而使哈佛名震世界之外,从整体意义上说,答案是它对知识财产绝对的尊重。但为什么是绝对的?为什么在哈佛绝对?这还是要归功于金字塔能。 美国的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校徽、校训,甚至自己的颜色,这在排名靠前的学校身上尤为突出。如耶鲁大学是蓝色,人称最亮的蓝星,芝加哥大学则是凝重的灰绿色校色,这与骄傲地把自己描绘成美国所有高校中最严肃和理论化的说法相得益彰。在代表色下,每一个大学都有与之相适应的个性特征和传统:名气深藏不露、课程繁重艰难、环境危险可怕、气候爆冷爆热的芝加哥大学,严于治学,毫不犹豫地督促学生们打好根基,全面发展,提出独特的理论比实践更重要的教育方针;实施布朗教纲的布朗大学,学生们则没有必修课,不及格的成绩也不会在成绩单上露脸,一个学期学生只需要上四门课,是所有美国常春藤大学中要求课程最少的一个人们以一则需要多少个学生换一个电灯泡的趣闻,来揭示美国顶尖名校的个性特色和文化底蕴。我在美国加州就曾听到这样的评判当地四所大学的说法:如果很会读书,家庭又富裕,就念斯坦福;如果很会读书,家庭不富裕,就念伯克莱;如果不会读书,家庭却富裕,就念南加州大学;如果既不会读书,家庭又不富裕,那就念加州州立大学。这当然有几分调侃了,但调侃中也透露出美国高等教育成功的最大秘诀,即公私结合,多元发展;层次分明,各自精彩。美国的高等教育始于1636年成立的哈佛大学。但美国的高等教育能够享受到今天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实际上是二战之后的事。在此之前,它学英国,学法国,学德国,直到19世纪末才搞出了有美国教育特色的大学。在此基础上,私人资金和政府资金成了美国大学发展的强劲推动器,它们最终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天时地利,一举全面超过欧洲。美国大学的成功秘诀就是多元化和灵活性,是一个物种多元各自精彩,就像一个百花园,既有玫瑰、海棠、月季、仙人掌、也有灌木丛,甚至杂草。这种物种多元既表现在发展方向、管理体制上,也表现在资金筹措、市场定位等各个方面。它带来了百花争艳万紫千红,也带来了争相斗妍欣欣向荣。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各类大学各显精彩,满足了社会各个角落的人的需要。所以,美国不是一个单向发展的国家,而是一个多元发展的国家。 对企业而言,Logo就是企业的象,它将企业的理、企业的追求寓于其中,是对企业这个整个体的抽象而凝炼的概括,是企业形象最重要的视觉传达要素,也可以说是整个企业形象的系统灵魂,更是整个企业的图腾,如同远古时代人类对图腾的崇拜也是源于对精神信仰的执著一样。Logo还是是企业商战中屹立不倒的帅旗。它以精练的形象表达一定的涵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能力,传达特定的信息,这种功能很强,很多情况下,它甚至超过语言文字的作用。对一个学校来说,校徽是一个学校的LOGO,是他们的守护神,是他们与外界沟通的识别标志,它将学校的理念、信仰、追求凝炼地概括出来了。 刚才谈过了 常春藤盟校。从校徽上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与众不同。作为一个联盟,它们的基础和背景是一个盾牌。这是承袭英国大学传统。盾牌是骑士重要的护卫工具。盾徽是西方贵族的家徽,象征着庄重、荣耀、高贵与典雅等多重喻意,这与英国大学养成绅士的教育理想是相契合的。绅士作为一种理想人格,具有高贵典雅的精神蕴涵,以盾徽显现其风貌,诚为恰切。如形成于12世纪的牛津大学,其校徽即为盾形,校徽主体部分由三颗王冠组成(上二下一),中间为一本展开的书,上写DOMINUS ILLUMINATIO MEA(主照亮我),这表明了中世纪宗教对大学的影响,强调启示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校徽上的王冠则昭示着大学教育的高贵与荣耀,这与英国大学培养绅士的大学理念是息息相关的。还有剑桥大学等等高校,其校徽皆为盾形。 现在让我们单独来看哈佛的校徽。 哈佛大学是常春藤群星中最闪亮的一颗,当然也便是全美3000余所大学中当之无愧的王者之王了。哈佛大学的代表色是奶油色加紫红色构成的红色----王者之红与哈佛大学在高等教育之林的身份形成了绝配。哈佛大学有一个名为深红色钥匙(The Crimson Key)的学生组织,专门主持哈佛校园的旅游事务。哈佛校徽是深红色的,所以深红色钥匙有打开哈佛校门,让前来哈佛观光的人饱览哈佛校园风光的含义。 常春藤盟校校徽 哈佛的校徽 校园环境具有陶冶、导向、凝聚和规范功能,是一种潜在而强大的教育力。其中色彩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耶鲁大学的蓝色,在一年一度的耶鲁与哈佛之间进行的橄榄球比赛中,身着蓝色球衣的耶鲁队倍受人们的注目。在色谱中,蓝色是冷色调,但是他又是青色与品色相融合的颜色,冷静中多了几分感性的情感。蓝色是充满梦幻的色彩,始终保持清澈、浪漫的感觉。蓝色也是大海的颜色,具有沉稳的特性和理智、准确的意象。在商业设计中,强调科技、效率的商品或企业形象,大多选用蓝色当标准色。但蓝色也代表忧郁,所以,我们看哈佛和耶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知道为什么骷髅会会在耶鲁那里生根而不是在哈佛。蓝色早就了耶鲁不同与哈佛的精神。天天生活在这样的耶鲁蓝环境中,就会感到一种超越时空的寥远意境正如理查德莱温校长所说:教育人们服务于社会并不意味着教育必须集中于掌握实用性的技能。耶鲁追求为学生提供一个宽广、自由的教育面,而非狭窄的、职业性的教育,以便使他们具备领导才能和服务意识。耶鲁大学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尊重的社区,并且珍视自由的表达和对世间万物的探寻。在这个社区中人们的互动模式同样服务于社会。永远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感、蔑视权威、追求自由和崇尚独立人格被认为是耶鲁精神的精髓,它是耶鲁人奉献给世人的一份宝贵财富。比较贡献,耶鲁仅次于哈佛。在美国历史上,有5位总统毕业于耶鲁: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 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 , 乔治布什 、 比尔克林顿 和现任总统乔治W布什。耶鲁凭借其优秀的学子创造了一个政坛的奇迹。所以,耶鲁素有总统摇篮之称。教员只见经常开的玩笑就是:一不小心,你就会教出一个总统来。除了总统之外,它还培养了众多美国政坛上光彩夺目的领袖人物:如现任副总统切尼、第一个通过民选而获得参议员的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利伯曼、参议员詹姆斯杰福兹、前国务卿万斯、印第安纳州州长罗伯特奥尔、密苏里州州长约翰阿合克罗夫特、俄亥俄州州长理查德塞莱斯特,甚至还有韩国前国务总理李洪九等一些外国政治家。据相关数据统计,自1789年以来的美国内阁中,9%的成员来自耶鲁,10余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曾在耶鲁学习。耶鲁毕业生还成为众多著名大学的创始人或第一任校长,如普林斯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并因此将美国学院之母的桂冠奉献给自己的母校。那就不必说担任美国企业领导的耶鲁人、演艺圈大批光彩照人的文艺明星等。耶鲁的名气、耶鲁的美丽和庄严,以及夕阳西下时站在校园中央向四周环视时那种凝重的历史感吸引着世界各地优秀的学子们。 但是,在哈佛的校徽上,最重要的还是盾牌背景上的3本书和刻在书上的文字。哈佛校徽诞生于学院于164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一次会议。那天的会议记录中清楚地记载了其图案设计:它以3本书为背景(两上一下),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印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而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则印刻有TAS一组字母。3本书的背景则是一个盾牌图案。那次会议是由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邓斯特主持的。可是,有谁能料到,这个图案是在200年之后才被启用的。原来,邓斯特校长在主持了那次会议后,就随便将会议记录丢置在一堆文件当中,一直无人问津。直至200年后,当时任哈佛校长的昆西在筹办200年校庆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他把这份失而复得的校徽图案作为本次校庆的一个重要项目推介给师生,大家在欢呼之余,无不感慨万分。 书是知识的象征。3本书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是一个倒立的金字塔。与牛津大学校徽主体部分由三颗王冠组成模式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倒立的金字塔的顶点与象征荣誉的盾牌的顶点方向一致,共同指向最下面的Harvard。而书上的文字是Veritas,它是拉丁文真理的意思。它似乎在昭示着人们:不会被遗忘的真理是永远都属于哈佛。于是,就有了哈佛大学的理念: 办校方针:求是崇真。   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 这种理念被金字塔能不断放大,笼罩了整个哈佛,并形成了巨大的能量场,几百年有不断得到加强。 就让我们来看看哈佛如何使这些新生成为世界一流的毕业生吧:可能你想不到,哈佛大学对新生的第一课就是正直诚实的求学作风,与校徽指向完全一致。也就是说,他们从踏进学校的大门就被神秘的金字塔能所笼罩着。 新生一进校园,都会得到一本哈佛学生指导手册 Dont plagiarize!Plagiarize。 这是源自希腊文,原意是偷别人的孩子的人。现在的意思是:不要去剽窃他人的东西。 哈佛每年都有因误用了别人的IDEA而被迫离去的学生。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这种事绝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的话,那是过于自信了。你或许不会有意去剽窃,但是不小心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对于中国人来说,要大得多。 每年上万毕业生的论文,每年数百本教授们的专著都有着真金白银价值。这是一笔什么样的财产。它们在得到尊重的同时也在增加着哈佛的身价。 还有哈佛许多学院至今仍实行末位淘汰制。这使得哈佛学子每天保持着竞技状态。哈佛学生中有一个有趣的习俗,每年新年前夜哈佛园里有学生裸体奔跑活动,有上百年历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统?是因为期末考试压力太大,学生们不得不想办法来寻求释放负能量。 所以,360多年来,哈佛尊重培养学生个性特长兴趣爱好,不受制于传统说教、更不文过饰非的务实开拓创新精神,让这方崇尚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的圣土成为了美国顶尖科学家和领袖人物的摇篮。也正是哈佛的这种独特精神和魅力,才催生了像梭罗、爱默生、朗费罗、基辛格等一批光华四射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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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广角之一:哈佛的传说
麦立强 2008-9-5 04:54
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比哈佛晚65年。所以,哈佛与耶鲁之关系,一直犹如兄长待小兄弟一样。其实,两兄弟之间是恩怨参半。 首先,耶鲁大学之成立,要从哈佛大学的一批毕业生说起。17世纪下半叶,哈佛大学的办学越来越脱离清教徒教义,走向学术自由化。这引起了部分哈佛大学毕业生(他们大多是公理派教会的信徒)的强烈不满,他们指责校方在办学上的日益放松,要求恢复原来的清教徒教义。可院方并没有理会他们的要求。 无奈之下,这些人于1701年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镇另建了一所学院,把它取名为康州联合学校,并推举哈佛大学毕业生亚伯拉罕?皮尔逊做第一任校长。1718年,另一位名叫考顿?麻特的哈佛毕业生给这所学校起了一个新校名耶鲁学院,以感谢英国商人伊莱休?耶鲁对学院的慷慨捐赠(价值562英镑的货物和417本图书)。有趣的是,麻特本人却不受哈佛大学的青睐,他一直渴望成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他的父亲曾出任过哈佛大学代校长),却两次遭校董事会拒绝。对此,麻特一直愤愤不平。 随着岁月的流逝,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之间在办学思想上的恩怨越来越小,却在体育竞赛上的恩怨越积越深。特别是自19世纪末以来,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之间的年度橄榄球比赛,一直是两校学生的盛事。如果是哈佛的校队赢了年度比赛,则在这一年中哈佛的学生都感到压着耶鲁的学生一头。相反,如果是耶鲁的校队赢了年度比赛,则在这一年中耶鲁的学生都感到得意洋洋。像这样看重一场赛事的学校,在美国只有哈佛和耶鲁两家。 耶鲁大学的建校得益于哈佛毕业生,连其校名也是哈佛人给起的,这笔耶鲁人欠哈佛人的人情债在耶鲁建校229年后终于得到了偿还。在那一年(1930年),有一位名叫哈克尼斯的耶鲁毕业生给哈佛大学捐赠了1300万美元,以建立七所特别的住宿学院。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的捐款。按照哈克尼斯的建议,每所校舍可住350名至450名学生,此外还包括住宿院长一名、住校舍辅导员数名和非住校舍辅导员数名。哈克尼斯想通过这一住宿制度来增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情谊。 有趣的是,哈克尼斯本想帮助母校建立这样一个校舍制度,可惜校方最初的反应十分冷淡。一气之下,他就去找了哈佛大学,结果很快建立了他心目中的那种住宿学院制度。而待耶鲁大学悟过劲儿来再找到哈克尼斯时,他给母校的捐款能力已是大打折扣了。 至此,哈佛与耶鲁之间的恩恩怨怨是既消了一笔,又添了一笔。 哈佛大学校徽的故事 哈佛大学的办校方针是求是崇真。 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这句话原出自威廉姆?艾米思。自哈佛建校以来,它就一直是哈佛学生所信奉的做学问和做人的准则。 哈佛大学的校徽是Veritas即拉丁文真理的意思。 哈佛校徽诞生于学院于1643年12月27日举行的一次会议。那天的会议记录中清楚地记载了其图案设计:它以3本书为背景(两上一下),在上面的两本书上分别印刻有VE和RI两组字母,而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则印刻有TAS一组字母。3本书的背景则是一个盾牌图案。那次会议是由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邓斯特主持的。应该说,这个校徽设计是很有创意的。 可是,有谁能料到,这个图案是在200年之后才被启用的。 原来,邓斯特校长在主持了那次会议后,就随便将会议记录丢置在一堆文件当中,一直无人问津。直至200年后,当时任哈佛校长的昆西在筹办200年校庆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他把这份失而复得的校徽图案作为本次校庆的一个重要项目推介给师生,大家在欢呼之余,无不感慨万分。 它似乎在昭示人们:真理是不会被遗忘的,纵使它一时半会儿可能被人们所忽略。 哈佛大学校长的趣闻逸事 1640年,哈佛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伊顿牧师被迫辞职,原因是他的太太没有将收购来的牛肉做给学生吃,还有就是贪污了学生饮用的啤酒。这在当时是一桩巨大的丑闻。 1683年,约翰?罗杰斯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发现次年毕业典礼的日子(7月2日)恰巧是个日全食的日子。他认为这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所以将毕业典礼提前到7月1日举行。次年7月1日,毕业典礼顺利举行,可第二天罗杰斯却在日全食结束时突然死亡,死因至今不明。 1848年间,在艾佛雷特任哈佛大学校长时,校方决定招收一位名叫威廉姆的黑人入学,这引起一些白人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到校长办公室提抗议,威胁说如果校方招收这位黑人学生,他们将会退学。对此,艾佛雷特校长静静地回答说:如果这位黑人学生通过考试,他将会被录取。如果你们退学,则哈佛的收入将会被用做这个黑人学生的教育费用。那黑人后来成为哈佛校史上第一位黑人学生。 1853-1860年间,詹姆士?沃尔克出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他为大学课程增添了音乐课。而有趣的是,沃尔克本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聋子,什么都听不见。 1870年,在查理斯?艾略特出任哈佛大学校长时,他找到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想聘请他出任中世纪历史的教授。对此,亨利?亚当斯谦虚地说:校长先生,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懂中世纪的历史。而艾略特校长则客气地回答说:如果你能够为我举荐出一位学者比你懂得更多,那我就聘请他。结果亚当斯接受了聘请。 1884年,一对名叫斯坦福的夫妇找到艾略特校长。他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向艾略特校长请教用多少钱可以建立一所大学(他们当时想在加州办一所大学,以纪念他们新近离世的儿子)。艾略特校长在听完了他们的讲述后,一脸认真地说:这起码需要500万美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吧。 听了这话,斯坦福太太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眼睛直视着艾略特校长,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沉默了良久,斯坦福先生开口说:亲爱的,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拿出这笔钱的。 那我就祝福你们了。艾略特校长笑着回答说。 艾略特校长没有料到的是,这对夫妇用其姓名命名的斯坦福大学后来会与哈佛大学齐名。更难预料的是,在艾略特校长卸任后60年,斯坦福大学一位名叫博克的毕业生竟会成为哈佛大学的校长,并且主政哈佛20年,其任期之长仅次于艾略特本人。 哈佛大学最早的中国留学生 20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向哈佛大学选派留学生。 首批留学哈佛的中国学生于1909年毕业,他们当中有罗邦辉、秦汾、金岱、李嘉同、马岱君和刘瑞恒等人。1909至1922年,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留美学生中,在哈佛大学求学的有21位。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哈佛大学外国留学生中,以中国学生为最多。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我国与哈佛大学的往来日益密切。9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再次荣登外国留学生之人数冠军宝座(包括港台学生在内),已经是九连冠了。 早年在哈佛大学留下足迹的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有: 赵元任语言学家,作曲家。1915年入哈佛攻读数理哲学,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陈寅恪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18年至1921年在哈佛大学研究古文字学和佛学。 林语堂作家,语言学家。1919年入哈佛大学,后获文学硕士学位。 杨杏佛我国现代科学倡导者。先在康奈尔大学攻机械工程,后转哈佛大学读工商管理和经济学。 竺可桢科学教育家,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1913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质系攻读气象学。 李济人类学家。1920年进哈佛研究人类考古学,1923年以学术论文《中华民族的形成》获博士学位,并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梁实秋文学家,翻译家。1924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受教于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璧德。 梁思成建筑学家,梁启超的长子。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后,入哈佛大学美术研究院进一步研习。 1936年,时值哈佛大学300年校庆,中国哈佛大学校友会给母校捐赠了一座龟背大石碑,这是中国留学生在哈佛校园留下的一片集体足迹。 哈佛雕像的由来 哈佛大学的创始人约翰?哈佛本人于1638年9月去世,没有留下任何画像。而随着哈佛大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提议给哈佛塑一座雕像,这该怎么办呢? 1882年,校董事会一致决定,无论如何也要为哈佛雕塑一座铜像。为了给这位誉满全球的哈佛奠基人塑造光辉形象,他们决定在哈佛学生中物色一位长得像古典英国人的英俊小生来做哈佛的模特,结果一位名叫谢尔曼?霍尔的应届毕业生中选了。于是,雕像家就按照他的样子塑出了哈佛坐像。 哈佛雕像出世后,它便名列美国摄影留念最多的四大名雕像之一(其他3座分别为:自由女神像、林肯纪念堂林肯坐像和费城的自由纪念馆前的富兰克林雕像)。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们无不想在哈佛雕像前留张影,以证明与哈佛的缘分。据说谢尔曼?霍尔后来也在哈佛雕像前留了一张影,之后意味深长地说:与哈佛雕像合影,是我一生的荣幸。 对哈佛雕像,一位名叫大卫?麦克库德的哈佛校友在哈佛大学300年校庆时(1936年)写了一首小诗: 那是你吗, 约翰?哈佛? 我对他的坐像问。 啊,是我呀。约翰回答说, 可那是在你走了之后。 哈佛大学校长名言录 任何学生都不得在没有征得父母、监护人和个人导师的同意下买卖或交换超过6美分的物品。这是哈佛大学第一任校长伊顿的一句名言,它后来成为了一条校规。 祈祷,然后去学习。这是哈佛大学第2任校长邓斯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努力已经排除了知识路途中的许多障碍,让我们继续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碍。这是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对入学新生和毕业生的期望。 让我们齐心协力,把哈佛大学建设成美洲大陆最出色的大学。这句话是哈佛大学第20任校长希尔在美国南北战争刚结束时提出的办学目标。 人类的希望取决于那些知识先躯者的思维,他们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过一般人几年、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这是哈佛大学第21任校长艾略特对哈佛教授们的期望。 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对什么事物都懂一点,但对个别事物懂得很多。这是哈佛大学第22任校长洛厄尔说过的一句大白话。 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质量。这是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科南特对哈佛大学办学方针的总结。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这是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普西对开发学生创造力意义的理解。 学生一代接着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着一浪地冲击着陆地。有时是静静的,有时则带着狂风暴雨的怒吼。不论我们认为人的历史是单调的还是狂骤的,有两件事物总是新鲜的,这就是青春和对知识的追求,这也正是一所大学所关心的。我们学校的年纪已经可以用世纪来计算,但只要它热切地追求这两件事,它就永远不会衰老。这是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在第340届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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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所名校争相录取 美国华裔男孩选择进哈佛(组图)
麦立强 2008-9-4 00:00
今年被13所名校争相录取的洛杉矶华裔男孩李可歆(Kenneth Li)虽然没有SAT满分,但他认为自己的成功秘诀是条理性强和比别人先行两步。 点 击 图 片 看 原 图 李可歆的全家福。(受访者提供) 点 击 图 片 看 原 图 李可歆在参观哈佛校园时的留影。(受访者提供) 据美国《侨报》报导,洛杉矶拉肯纳达高中的华裔毕业生李可歆被13所著名高校录取,其中包括所有的常春藤学校,并有全额奖学金,最终他选择了哈佛大学。 在谈到自己时,李可歆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孩子。虽然我在学校很用功,但这绝不是我生活中的唯一重心。我有着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的爱好,喜欢同朋友出去玩。李可歆认为自己的成功秘诀是条理性强和比别人先行两步。 他认为不应该过于重视分数。他解释说,取得高分数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我的许多同学都取得了SAT满分,但并没有被常春藤学校录龋我的哈佛同学们SAT成绩大多都在2150左右。 比分数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找到自己的最大爱好,然后带着热情和眼光来不断追求。 对于李可歆来讲,他的最大爱好就是电影和医学。他曾经同其他同学合作制作了一部关于皮肤癌的电影短片,不但采访了海边的晒黑族,还采访了医学专家,对于该癌症的预防和治疗做了介绍。他说,在我的申请作文中提到这些就会为我增色不少。 李可歆的体育爱好也使他打破了亚裔男孩的刻板印象。李可歆是学校高中水球队的队员,并和其他队员一起取得了南加州的冠军。他说,我的许多好朋友只是和我在一起打球,并不知道我的成绩如何,也没有像我选了那么多的AP课程,当他们知道我被哈佛录取时,都很惊讶。 更可贵的是,这个阳光男孩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当拉肯纳达当地的媒体得知他的故事后要采访他,可他却婉言拒绝了,因为他说,我的好多同学都没有被名校录取,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报纸伤心。但他的父亲认为他的经历对于华裔学生会有所帮助时,他就欣然接受了本报的采访,并希望对华裔社区的父母和孩子有所帮助。 父母言传身教李可歆健康成长 从16年前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蹒跚步入美国的小男孩到今天的哈佛大男孩,李可歆的父母百感交集。他们认为孩子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华裔家长切不可将国内的教育方式和思维照搬美国。 李可歆的父母认为除了孩子自身条件好,父母多年来也付出了许多。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一定将孩子送入名校,孩子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他们教育孩子的原则就是让他学习和工作要努力、有效、按照美国习惯(Work hard, work smart, work in the US systmen)。 首先,在孩子较小的时候,就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包括好阅读习惯和条理性。由于他们夫妻都是知识份子,家里的学习气氛很浓,孩子模仿父母,自然也就会读书。另外,要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负责儿童刊物的图书员都知道每个年龄段的阅读要求,并会推荐一些优秀书目。 其次,不能只重视分数,要重视综合素质。孩子除了学习,还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比如,李可歆就有绘画、钢琴、合唱、篮球、棒球、水球等爱好。 还有,家长和孩子切不可互相攀比,因为这样做毫无益处。他们解释说,攀比有两种情况:一是将自己孩子的长处比人家孩子的短处,自己会自高自大;还有就是将自己孩子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自己会很自卑。父母从小就教育李可歆说,世界上有许多颜色,都是好的颜色;世界上有许多好的生活,都是好的生活。 再有,对孩子要多鼓励,没做好也不要紧,但要善于总结。还要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中华民族一些传统的美德也不可丢弃。 对于孩子的成就,家长自然很是欣慰和骄傲。但父母认为,进入哈佛是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我们希望他以后更加健康、快乐。同时他们也希望孩子今后可以不再仰视和俯视,而是以平常心平视一切。 转自 http://www.popy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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