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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的当任领导们：请问你们知晓幼小衔接的问题吗？
热度 4 wendylv2 2016-6-8 13:59
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是七八点钟的太阳，对孩子的重视程度能看到这个国家的未来怎样？！ 我感觉中国的教育在走二个极端，现在幼儿园不许教任何知识性的东西，之后幼小衔接的培训班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在幼儿园纯玩，之后孩子不得不跟着父母上各种班，拼音、识字、钢琴、舞蹈 。。。劳心劳力，费钱费时。 现在孩子心智还没有成熟，干嘛报班啊？多少家长不得已啊！ 问问一年级的孩子，哪个一年级班主任开班会后不会留下几个没上过学前班的家长，你家孩子要补补课了，一个班这么多孩子，我不可能为了你家孩子单独上课。。。 大气候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又是一年高考时，我想到了点孩提时候存在的普遍的问题，亲们你们是怎么看的？
个人分类: 漫谈|2832 次阅读|3 个评论
短信拜年
xuxfyuwp 2014-4-29 16:31
除夕夜，再编个短信发发，祝各位亲朋好友开心快乐！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大气候小气候都是气候 腊月里正月里都是严冬 东北风西北风都是寒风 爆竹声歌舞声都是欢乐声 有期盼有祝福都在不言中 过元旦过春节都是过年 送短息送问候都是有缘 都是过年，都是有缘 祝你快乐开心笑开颜 （原文写于2012-01-22 23:47:50 新浪博客）
个人分类: 杂记|177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一个老改革者的肺腑之言
sunapple 2013-12-15 21:12
李昌平 2013-11-19 　　 摘要: 90年代以来，几乎每项改革都背离了初衷。 我曾经自以为是坚定的改革者。我现在是改革的旁观者和质疑者，也是改革的建议者。我1983年元月参加公社工作，1985年担任乡党委书记。直到2000年离开体制，做过四个乡镇的党委书记。 　　在我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多年的改革实践中，搞过无数的改革，可以称得上最有改革意识的乡党委书记了。我主导过的众多项乡村改革，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瞎折腾”或“人走政熄”，极少有成功的改革。我在2009年出版的《大气候》一书中讲过我的一些“改革故事”。这里我不重复我哪些改革的陈年旧事了。 　　2000年我辞去乡镇书记的职务，由吃体制饭的“公仆”变成了吃市场饭的“主人”。 　　如果说在2000年前，我只算是个仅了解自己主导的改革或只知道局部地区改革的井底之蛙。但在2000年之后，我有机会到了更多的农村(在云南、贵州农村扶贫3年，还去过国内外很多地方的农村)，还在城市(深圳、珠海、广州、北京等)当了打工仔、暂住者、“二等工人阶级”、“二等记者编辑”、“非法NGO社会工作者”等，亲身经历了中国城乡弱势群体的生活;我还认识了好多国内外研究中国三农的知名专家教授和官员，被成为了“最有问题意识”的三农“爱好者”。我的这些经历，让我由一个在一个县工作了十七年的“井底之蛙”，变成了一个在国内外精英和草民、体制内和体制外、上层和基层、中心和边远、现代和落后、左派和右派……之间穿梭的“自由乌鸦”，让我有机会看到、听到、感受到、体会到了中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改革的炎凉感受。 　　改革和革命一样，确实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改革确实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每一个人。但是，改革发展到今天，赞美改革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改革寄托希望的人正在由多变少，对继续坚持“既有改革”持支持态度的人正在由多变少。 　　原因其实很简单：分享到改革收益的人正在由多变少，而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人正在由少变多;改革正在让绝大多数人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小，却让权力、地位等变成了极少数人的世袭之物;改革正在让“公平正义”和“有尊严的生活”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远去，改革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越来越深的不安全感、甚至恐惧情绪。 　　怀疑改革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怀疑改革的人远远超过了曾经怀疑革命的人。邓小平曾经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导致了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改革)走上了邪路。按照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改革定下的评判标准来检验改革，我们的改革正在走向邪路!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改革设定的评判标准没有错，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切身感受是完全一致的。 　　90年代以来，不仅我李昌平“主导”的乡村改革是“瞎折腾”，我党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的很多改革都正在背离改革的初衷。如：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可农民只在80年代获得了农村和农业改革的好处，进入90年代后，农民和农村迅速沦为了为改革付代价的对象; 　　80年代以来的医疗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增进全民的医疗福利，改善医患关系，可是改革后的实际情况是少部分人享受了医改的好处，少数人借医改发了大财，到90年代中后期，80%以上的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成为了为医疗改革付代价的群体。改革前，人们赞美医生护士是天使，现在，在越来越多的缺医少药者的心目中医生护士是“最值得警惕”的人; 　　80年代后期开始教育体制改革，在各级政府财政每年对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的同时， 全民也迅速沦为了为教育改革付出高昂代价的“学奴”。学校变成了公司，校长变成了首长，教授变成了叫兽，学生变成了羊。 　　起始于90年代的住房制度改革，体制内工作者和国有企业职工受益，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投机客发财，让无数的民众、特别是80后、90后、00后……付出代价，沦为了“房奴”，甚至有很多人连获得“房奴”资格的能力都没有了。 地方政府有权有钱，让千千万万的农民付出代价。矿产资源产权制度改革，基本上是黑社会、黑心官员和黑心资本家的一场联合抢劫，极少数人发大财，矿产所在地人民和全国消费者付出了代价。 　　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改制……创建资本市场等等改革，都避免不了改革等同于合法抢劫的命运。市场化改革数年，连人称“吴市场”的吴敬琏教授也坐不住了，惊呼：改革正在建立一个坏的市场经济制度。 　　几乎所有的改革，初衷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基本上都走向了背离。 　　2003年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一时间让人民看到了我党“反思改革”的勇气，重新唤起了人民对改革的期待。但“反思改革”还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就被“和谐”了。 　　2003年以来，中央财政确实拿出了更多的钱以改善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并无大的改善，有些方面还恶化了。如中央财政统筹义务教育了，每年数千亿资金到了地方，迅速集中配置到了市县的“教育城”政绩工程，好老师、好学校向县市的“教育城”集中，有钱的农村孩子不得不到县城上学，要交择校费、生活费、住房费……家长还要陪读等等，读书更贵了、更难了。没钱的农村孩子，厌学、逃学不断增加，读书的人更少了。中央财政拿出巨大的钱搞义务教育，本来是为了更多的孩子能够读得起书、方便读书、读好书，可结果恰恰相反。教育沦为了地方政府城市化的工具、推高房价的工具、搞面子工程的工具; 　　2003年以来，药品价格下调了20多次，每次都是两位数，可是，药品的实际价格不仅没有降低，而是实实在在的越来越高了，甚至过去弱势群体消费的便宜药也借政府降价之机退出了市场; 　　很多地方政府搞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是为了实现公民待遇均等化，而是把户籍作为一种奖励品奖励给少数所谓的“精英”人才，不仅没有解决既有的户籍歧视，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户籍歧视。过去的户籍歧视只是城乡二元，户籍改革不仅没有消除城乡歧视，还发展为城城歧视、省省歧视……每一个城市都像一个“诸侯国”，搞得我等体制外吃饭的人像“丧国之犬”，搞得每年数百万大学毕业生户籍没有安放之地，让悻悻学子离开学校时甚感泱泱大国“无立锥之地”。 　　我党一方面说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另一方面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却越来越远离党代表大会、人民代表代会、政治协商代会。党想得到、说得到，但做不到了! 　　2008年经济危机，出口依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进口依赖却日益严重起来;旧的产能过剩还没消化，新的产能过剩却更加严重;旧的结构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结构性问题却更加突出;…… 　　房价越控越高、“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轮番登场…… 　　三聚氰胺还没结束，转基因种子、转基因食品就偷偷摸摸铺天盖地了……腐败反了多年，战绩越来越大，腐败也越来越严重……改革发展到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似乎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政府想得到、说得到，做不到了! 　　吴敬琏先生近乎于对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绝望了，老先生是经济学家，现在极少谈经济体制改革了，吴敬琏先生更多的谈政治体制改革了。“吴市场”变成了“吴政改”。 　　温总理最近在深圳考察时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胡总书记最近在深圳特区30周年纪念大会上重申：“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突破”。 　　吴敬琏期待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 温总理所指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 胡总书记所指的改革是什么样的改革? 他们说的改革是一样的改革吗? 未来30年，中国怎么走? 中国有多少人明白了? 同意了? 相信了? 　　我们必须承认现实：明白未来30年如何继续改革的人越来越少了，参与和推动改革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少了，改革正在官僚化、口号化，甚至很多地方的改革正在“专制化”和“钟馗化”，其改革是在外国力量、资本力量、专制者力量、腐败分子力量、黑恶势力力量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人民大众越来越被所谓的“改革”边缘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对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中日益堆积起来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继续改革，迫切需要全党共识、全民共识，需要人民力量! 改革30年了，成绩是很大，代价也是巨大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的，应该坐下来对过去30年的改革做一次大总结、大反思和大辩论了。 　　当初邓小平提出“不争论”，是因为党领导人民对前面30年进行了大总结，进行了大反思和大辩论，全党、全民在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的基础上有了“改革共识”——“三个有利于”，党对改革的方向、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有了《决议》，绝大多数国民都是改革的推动者、参与者、受益者。 　　邓总设计师不可能万岁，“不争论”也不可能万岁，这是规律!改革走过30年了，“不争论”早该过时了，现在是对前30年、甚至60年的方向、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等展开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的时候了。不要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不辩论就不可能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我党要勇敢的重新领导一次对中国未来30年方向、目标、道路、旗帜、战略等等的全民大辩论，在全民大辩论的基础上，把认识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形成未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发展”的新《决议》，以新《决议》指导未来30年的行动。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集全民、全党智慧的《决议》来明确未来30年前进方向、目标、道路、旗帜和战略，指导未来的行动。现在，任意由文人墨客随意解读胡锦涛、温家宝等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讲话中的只言片语来“引导”未来改革或借洋人、假洋人之“信口开河”为指导中国改革之“圣旨”的混乱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默认国内外文人墨客们随意把党中央领导中国改革的一个司令部拆解成两个司令部、甚至多个司令部，改革一定会乱套的、改革会无法无天的、改革会导致天下会大乱的，改革甚至会导致亡党亡国的! 　　共产党应该找回78年前后探究真理的勇气和智慧，再次理直气壮的领导起对30年改革的大总结、大反思、大辩论。这既是共产党继续存在的需要，也是中国改革事业的需要。 　　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就在于她数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明确承认前进中的错误、并及时改正前进中的错误。这需要勇气、智慧和能力。如果一个政党连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勇气都失去了，这个党执政的时日就不多了。 　　我李昌平之所以还承认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我对这个党还有期待。如果这个党永远都“不争论”，永远都假装一团和气，永远都不反思、不辩论，永远都不开诚布公的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永远都不敢纯洁队伍，还永远都撅着屁股(鸵鸟)自诩伟大、光荣、正确，这个党就不值得期待了! 　　如果有一天，像我李昌平这样的共产党员都对这个党不抱有期待了，这个党恐怕就是赵本山的马甲了。但愿我曾经热爱过的这个党不要沦为一件任人想穿就穿、想脱就脱的马甲。
个人分类: 技术力论坛|678 次阅读|0 个评论
香港流感病毒数达警戒线：关注2013年太阳黑子峰值
杨学祥 2013-1-30 06:46
香港流感病毒数达警戒线：关注2013年太阳黑子峰值 杨学祥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指出，目前检测出的流感病毒数目已达警戒线。另一方面，医院的流感个案近两周上升了一至两成，有病房的使用率已超过110%。 据研究，流感爆发具有6大气候特征，其中，太阳黑子谷年中流感强度较弱，峰年流感强度较强。本周期流感爆发在2009年谷年发生，强度较弱，不排除在2012-2013年太阳黑子峰年变强的可能性。 2012年厄尔尼诺是否达到中等以上强度是关键，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太阳黑子峰值和强厄尔尼诺是流感大流行的两个重要条件。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77-620931.html 学者杨学祥 发表于 2009-6-27 11:07:29 点评：流感爆发具有6大气候特征，其中，太阳黑子谷年中流感强度较弱，峰年流感强度较强。本周期流感爆发在2009年谷年发生，强度较弱，不排除在2012-2013年太阳黑子峰年变强的可能性。 点评：流感爆发具有6大气候特征，其中，太阳黑子谷年中流感强度较弱，峰年流感强度较强。本周期流感爆发在2009年谷年发生，强度较弱，不排除在2012-2013年太阳黑子峰年变强的可能性。 2009年流感大流行预测得到证实 2009年流感大流行预测得到证实 摘要：根据流感大流行的周期和亚周期发生规律，我们预测2007年发生拉尼娜事件、2008年发生厄尔尼诺事件和流感大流行。事实上，2007年发生拉尼娜事件、2009年6月发生厄尔尼诺事件和流感大流行，我们也预测到这种后延的可能性。 流感大流行的周期和亚周期发生规律非常重要，根据这一规律，在拉马德雷冷位相的2000-2035年中，太阳黑子极小值年的2008、2019、2030年，太阳黑子极大值的2012、2023、2034年都是流感大流行的可能年份，我们可以集中力量预防这些年份的流感爆发（见表1）。 function CheckFileExt(fileName){var fileExt = fileName.substr(fileName.lastIndexOf (".")+1, fileName.length-1);if (fileExt.toUpperCase() != "JPG" fileExt.toUpperCase() != "JPEG" fileExt.toUpperCase() != "GIF" fileExt.toUpperCase() != "BMP" fileExt.toUpperCase() != "DOC" fileExt.toUpperCase() != "" fileExt.toUpperCase() != "" ){alert("只能上传 JPG JPEG GIF BMP DOC 格式文件.");return false;}return true;} 在2006年，我们根据1890-2004年的综合数据，得到流感大流行的6大气候特征：处于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及其边界；前一年或前两年为中等强度以上的拉尼娜年；20世纪50-70年代同时为中国强沙尘暴年；前后一年或当年为中国东北地区冷夏年（20世纪50-70年代同时为严重低温冷害年）；当年为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年；当年为太阳黑子谷年m或峰年M，m-1年，m+1年或M+1年。 1889-1890年、1900年、1918-1919年、1957-1958年、1968-1969年和1977年的流感爆发都满足这6大条件，同时，在1890年以来，满足这6大条件的只有以上6次爆发 。第7大特征是当年为冬季或夏季强潮汐南北震荡持续天数异常年。后三次流感世界爆发都满足这一特征。现在，至少在20世纪50-70年代，我们发现了禽流感爆发与沙尘暴高峰的一一对应关系。1900年和1977年的流感爆发，因为偏离标准较远，因而也较弱 。 厄尔尼诺事件是多因素成因，综合预测可以提高预测精度。2007-2008、2011、2015、2018-2019年是可能的厄尔尼诺年，2005-2007年、2013-2014年、2016-2017年是可能的拉尼娜年 。加强这些年份的地震和禽流感的防范和监测非常重要。如果2007年是太阳黑子谷年m，2006-2007年预测为拉尼娜年，2008年则是m+1年，预测为厄尔尼诺年，2008年为夏季强潮汐南北震荡持续天数异常年（44天），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的厄尔尼诺年（2000-2030年内）和太阳黑子极值年易发生低温冷害。这样，2008年就具有较高的概率发生流感爆发。2006-2008年是否是强拉尼娜与强厄尔尼诺相互转换是禽流感是否爆发的关键。2007年的拉尼娜现象及其伴随的强沙尘暴，为2007-2008年的禽流感孕育和爆发增大了发生几率 。 综合分析表明，流感大流行具有周期和亚周期的复杂性。根据近百年的资料分析，首先，流感大流行都发生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具有约50年的周期变化，受拉马德雷冷暖位相转变周期的控制。到目前为止已发生了两个完整的周期：1889-1919年和1957-1977年，第三个周期2009-2029年刚刚开始。 其次，在每个流感大流行周期中，流感大流行又受到太阳黑子极值的控制，具有9-11年的变化亚周期。在1889-1919年周期中，发生了1889-1890年、1900年（条件较弱，爆发程度也较弱）、1918-1919年（条件最强，爆发程度也最强）三次亚周期爆发；在1957-1977年周期中，发生了1957-1958年、1968-1969年和1977年（条件较弱，爆发程度也较弱）三次爆发。 根据流感大流行的周期和亚周期发生规律，我们预测2007年发生拉尼娜事件、2008年发生厄尔尼诺事件和流感大流行。事实上，2007年发生拉尼娜事件、2009年6月发生厄尔尼诺事件和流感大流行，我们也预测到这种后延的可能性 。 流感大流行的周期和亚周期发生规律非常重要，根据这一规律，在拉马德雷冷位相的2000-2035年中，太阳黑子极小值年的2008、2019、2030年，太阳黑子极大值的2012、2023、2034年都是流感大流行的可能年份，我们可以集中力量预防这些年份的流感爆发。 规律表明，在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全球强震、低温、飓风伴随拉尼娜、全球性流感伴随厄尔尼诺将越来越强烈。面对日益增大的全球灾害，准确的长期气候预报意义重大 。 表1 世界流感大流行周期和亚周期及相关条件表 （杨冬红，杨学祥） 时 期 1890-1924 1925- 1946年 1947-1976 1977- 1999年 2000 -2030 拉马德雷PDO 冷位相 暖位相 冷位相 暖位相 冷位相 流感大流行周期 爆发期 间歇期 爆发期 间歇期 爆发期 亚周期及相关条件 第一亚周期 (1888)-1889 1957-1958 2009 2012? 第二亚周期 1899-1900 1968-1969 2019？ 2023？ 第三亚周期 1918-1919 (1976)-1977 2030？ 2034? 太阳黑子 1889谷年 1901谷年 1917峰年 1957峰年 1968峰年 1976谷年 2008 2012? 2019? 东北冷夏年 o 和低温冷害年* 1888 o 1902 o 1918 o 1957 o * 1969 o * 1976 o * 2008? 2012? 2019? 根据流感大流行的周期和亚周期发生规律，我们预测2007年发生拉尼娜事件、2008年发生厄尔尼诺事件和流感大流行。事实上，2007年发生拉尼娜事件、2009年6月发生厄尔尼诺事件和流感大流行，我们也预测到这种后延的可能性。 流感大流行的周期和亚周期发生规律非常重要，根据这一规律，在拉马德雷冷位相的2000-2035年中，太阳黑子极小值年的2008、2019、2030年，太阳黑子极大值的2012、2023、2034年都是流感大流行的可能年份，我们可以集中力量预防这些年份的流感爆发（见表1） 。 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6月25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全球甲型H1N1流感病例达59814人，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统计数字还显示，甲型流感造成的死亡病例已升至263例。 世界卫生组织于本月11日召开紧急专家会议，决定将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的第六级，意味着宣布“甲流”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 。 2009年流感世界大流行的预测已经得到证实，2009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得到证实。 参考文献 1． 杨冬红，杨学祥，刘财。2004年12月26日印尼地震海啸与全球低温。地球物理学进展。2006，21（3）：1023-1027 2． 杨冬红，杨学祥。流感世界大流行的气候特征。沙漠与绿洲气象。2007，1（3）：1-8。 3． 林振山, 赵佩章, 赵文桐. 日食-厄尔尼诺系数及其应用 . 地球物理学报, 1999, 42（6）: 732－738 4． 杨冬红, 杨学祥, 刘财. 海平面震荡与地震的关系研究 . 世界地质, 2004, 23(4): 407-410. 5． 杨学祥. 厄尔尼诺事件产生的原因与验证 . 自然杂志. 2004, 26（3）: 151－155 6． 杨冬红, 杨学祥. “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的全球强震和灾害. 西北地震学报.2006,28（1）：95-96 7． 杨学祥。灾害链规律不容忽视。文汇报。科技文摘专刊（第 683 期）。 2008 年 3 月 2 日 第五版。 http://whb.news365.com.cn/kjwz/200803/t20080302_1777631.htm 8． 杨学祥.　正在被证实的三大预警：低温冻害、强震和流感爆发. 2009-05-15 光明网-光明观察.经济·科技.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15/content_921510.htm 9． 杨学祥. 2007年拉尼娜事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秋汛、冻害、流感. 2007-09-03 15:38:00光明观察. 学术·新知.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7-09/03/content_664962.htm 10．杨学祥.盘点2007年强潮汐预警：干旱、拉尼娜、地震、严寒、流感.　2008-01-03 　光明网-光明观察。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8-01/03/content_718587.htm 11．杨学祥. 中等强度的拉尼娜事件已初步形成：流感爆发还会远吗？ 2007-09-24 光明观察. 学术·新知。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7-09/24/content_675621.htm 12．杨学祥，杨冬红。流感流行预警升级：明年可能发生大流感。2007-12-24 光明网-光明观察。经济·科技。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7-12/24/content_714792.htm 13．杨学祥.2008年自然状况展望：气候变化持续异常. 刊发时间：2008-01-07 11:43:07　光明网-光明观察.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8-01/07/content_719991.htm 14．杨学祥，杨冬红。拉马德雷冷位相能给世界带来什么？ 2008-4-26 9:17:40 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3024 15．杨学祥，杨冬红. 厄尔尼诺将敲响流感爆发的警钟：全球正处在大流感预警期. 发表于2008-7-22 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2973 16．杨冬红，杨学祥. 世界流感大流行周期和亚周期及相关条件表. 发表于 2009-6-26 16:05:10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40426 17．杨学祥，杨冬红. 流感流行具有周期性但间隔并非日益变短. 发表于 2009-6-25 2:33:48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40114 18．世卫宣布全球感染甲型流感患者近6万人 263人死。2009-06-27 6:45出处:龙广在线。原始出处:中新网。 http://www.hljradio.com/radionews/ztshow.php?id=26240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40605 学者杨学祥 发表于 2009-6-26 16:05:10 世界流感大流行周期和亚周期及相关条件表 世界流感大流行周期和亚周期及相关条件表 （杨冬红， 杨学祥 ） 时 期 1890-1924 1925- 1946年 1947-1976 1977- 1999年 2000 -2030 拉马德雷PDO 冷位相 暖位相 冷位相 暖位相 冷位相 流感大流行周期 爆发期 间歇期 爆发期 间歇期 爆发期 亚周期及相关条件 第一亚周期 (1888)-1889 1957-1958 2009 2012? 第二亚周期 1899-1900 1968-1969 2019？ 2023？ 第三亚周期 1918-1919 (1976)-1977 2030？ 2034? 太阳黑子 1889谷年 1901谷年 1917峰年 1957峰年 1968峰年 1976谷年 2008? 2012? 2019? 东北冷夏年 o 和低温冷害年* 1888 o 1902 o 1918 o 1957 o * 1969 o * 1976 o * 2008? 2012? 2019? 参考文献 1. 杨冬红，杨学祥。流感世界大流行的气候特征。沙漠与绿洲气象。2007，1（3）：1-8。 2. 杨学祥. 厄尔尼诺事件产生的原因与验证 . 自然杂志. 2004, 26（3）: 151－155 3. 杨冬红, 杨学祥. “拉马德雷”冷位相时期的全球强震和灾害. 西北地震学报.2006,28（1）：95-96 4. 杨学祥。灾害链规律不容忽视。文汇报。科技文摘专刊（第683期）。2008年3月2日第五版。 http://whb.news365.com.cn/kjwz/200803/t20080302_1777631.htm 5. 杨冬红，杨学祥，刘财。2004年12月26日印尼地震海啸与全球低温。地球物理学进展。2006，21（3）：1023-1027 6. 杨学祥.　正在被证实的三大预警：低温冻害、强震和流感爆发. 2009-05-15 光明网-光明观察.经济·科技.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5/15/content_921510.htm 7. 杨学祥，杨冬红. 流感流行具有周期性但间隔并非日益变短. 发表于 2009-6-25 2:33:48科学网。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40114 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40426 注：天文学家最初预测2012年为太阳黑子峰值，后来更正为2013年。 港府：流感病毒数达警戒线(图) 2013年01月30日04:57 南方都市报 ( 1 ) 　　南都讯 记者何薇发自香港　香港医管局此前曾预计，随着踏入流感高峰期，香港在春节期间流感个案还将攀升。随着预期的临近，近日流感暴发已见升温。香港卫生防护中心指出，目前检测出的流感病毒数目已达警戒线。另一方面，医院的流感个案近两周上升了一至两成，有病房的使用率已超过110%。 　　屯门一家幼儿园暴发流感 　　香港屯门一家幼儿园近日暴发流感，受影响的20名学童包括10男10女，其中1名受影响学童的鼻咽样本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据统计，截至上周六的一周，卫生防护中心中心共录得8宗流感暴发个案，涉及4所幼儿中心或幼儿园和4所小学，共49人受影响，而之前一周仅有4宗流感暴发个案。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前日公布，截至上周六的一周，检测到的甲、乙型流感病毒共有106个。而甲型H 1及H 3型流感比例前周为45：46，上周为49：46，乙流病毒也一直随之攀升。 　　H 1及H 3流感病毒的检测数目在同一周相若的情况并非罕见，2008年香港曾有过一次H 1及H 3同时流行的情况出现，当时大批学童患病，当中3人死亡。面对今年有可能再次暴发“双流”的情况，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表示，虽然目前检测出的流感病毒数目已达警戒线，但病毒量达100个不是流感高峰唯一指标，中心会密切监测流感暴发及定点监测数字。 　　病房使用率已超过110% 　　由于香港公立医院急诊室医护人员流失一直较严重，虽然医管局已未雨绸缪，在流感高峰期杀到之前，已决定从下个月起在辖下7家医院急症室斥资700万元港币启动“急症室支援时段计划”，以缓解急诊室人手短缺的情况，但还未等计划试行，逼爆情况已开始“崭露头角”。 　　作为香港大型公立急症全科医院之一的玛嘉烈医院，目前接获的流感个案近两周已上升一至两成，而病房使用率更已超过110%。香港传染病医学会代表曾德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该院已多增设一个病房收留病人，但前日该院的传染病中心仍再增设一层楼，以多提供18张病床应付床位不足的情况。曾德贤表示，随着流感个案的攀升和春节假期的来临，床位紧缺的情况会出现。 　　一红嘴鸥感染禽流感 　　南都讯 见习记者陈紫嫣 1月25日，一只红嘴鸥在香港屯门路边被人发现后死亡，昨日，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公布该鸟对H 5禽流感病毒的初步测试呈阳性反应，怀疑感染禽流感。目前，港府有关部门正在作进一步的确定测试。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已加强清洁及消毒有关地点，渔护署已致电家禽农户，提醒他们加强预防禽流感及生物安全措施。渔护署发言人表示：“市民应避免接触野生雀鸟及活家禽及其粪便，并应在接触过禽鸟后彻底洗手。市民如发现病鸟和死鸟，包括野鸟和家禽尸体，可致电1823联络渔护署跟进。” http://roll.sohu.com/20130130/n365023988.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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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脸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热度 2 大毛忽洞 2012-12-10 20:05
不要脸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不要脸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某种场合常言道：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某种官场秘诀：一不要脸，二不要脸，三不要脸！ 南方日报微博：【比利时王国驻广州领事馆回应义卖】领事馆 @ 南方日报回应，第一，参加此次由广东省外事办公室举办的活动，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赞助，企业一分钱都没收。第二，价格全是生产价而不是市场价。第三，所有利润（高于七千元）我馆都捐款了。所有同事星期六一天也都是为了慈善！有什么好丢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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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步高：从名校校史看中国大学校长的素质
胡业生 2012-2-9 23:50
发信站:虎踞龙蟠SBBS(WedFeb817:57:142012),站内 ——读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校史有感 我长期在东南大学（其前身为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任教，退休后又任教于清华大 学，由于要撰写《东南大学校歌》、《东南大学百年碑记》和《清华大学赋》的缘故， 我研读了大量与这两所名校及北京大学的有关的史料，我对东南大学史料非常熟悉，我 给该校的教师、学生以《六朝松下话东大》为题近8年已讲座39场次。这三所大学加上浙 江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北洋大学等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学。这些学校之所 以有名，有一个共同点，都曾经有一个到几个了不起的大教育家在该校长期任校长，校 长的素质部分决定了学校的命运。这些校长任职时期，都是这些大学腾飞的时期（在极 端不利的大气候下也是相对损失最小的），晚清、民国时期如此，新中国时期也如此。 那么，大学校长（尤其是著名大学的校长）应当具备怎样的素质呢？这些著名校长与其 他校长的不同之处何在呢？ 首先，我认为一流的大学校长应当是思想家兼教育家，二流的校长是教育家，三流 的校长是学有所长或教有所长的好科学家或好教授，如今的大学校长有相当一部分并不 在此三者之列，有的只是水平不高的党务工作者或活动家，他们在高校工作多年，却基 本不懂教育的理论与规律，他们的作用是“误事”大于“成事”，“误人”多于“成 人”。 思想家并不神秘，匡亚明先生把政治、军事、文学、科技、教育等领域卓越的人物 也都称为思想家，我是赞成的，没有自己的系统思想，做什么都只会是二流以下的。恩 格斯说：“一个民族想站在科学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证 法》）在教育领域要卓有成效的做好高校的领导，没有思想家的素质是算不得一流的， 他们的思想主要是教育思想，使得他们往往又是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有历史的意 义，如历史上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等，其影响甚至远超出教育领域，其 甚者如孔子不仅成为“万世师表”，而且成为人们思想的渊源。朱熹的哲学思想对毛泽 东写作《矛盾论》影响极大。现代教育思想家有影响的如北京大学蔡元培、清华大学梅 贻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郭秉文等，其影响空间上大大超出一校范畴，时间 上也大大超出其担任校长的任期。究其思想的内容，大都具有时代的超前性，他们说出 了同时代人说不出，历史却证明是真理的真知灼见。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 包”“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的办学理 念；梅贻琦关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和“通识为本，专 识为末”的观点；郭秉文强调“知识”与“技能”的平衡,“计划”与“执行”的平 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都是极有见地，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真理。在蔡 元培领导时期的北京大学是该校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三个创始人陈独秀、李 大钊、张申府全都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新青年》杂志也移至北大。鲁迅等也都到北大 任教，北大成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蔡元培本人实际是“五四”学生游行 的幕后策划人。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常为新 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历史怪圈 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钱理群《论北大》） 然而，当时也有辜鸿铭等前清的遗老在北大任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才使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学子仰慕的地方。这些思想家兼教育家当政的时期都是这些高校 飞速发展的时期。美国教育家杜威云：“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 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的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 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并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 培，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转引自钱理群《论北大》）梅贻琦主政清华大学从1931 年10月14日受命开始，从此清华大学的发展几乎是一日千里。该校1928年才正式改名为 清华大学，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短短九年，清华大学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也是梅贻琦主政，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 的奇迹。梅贻琦主政清华17年，他使清华大学具备了成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基本条件。郭 秉文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主持校政，是他创建起东南大学，为后来改名中央大学奠 定了基础。如果他不是在校内的矛盾中被迫离校，东南大学的发展将会快得多。尽管如 此，当时人们已将之称为“东方的剑桥”，且有所谓“北大以文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 世”之说。 优秀的大学校长应有民族责任感与历史责任感，最近看到一所著名大学18名学生黄 山遇险，被警察解救，一位警察牺牲，而这些大学学子竟冷漠到拒绝参加这位警察的追 悼会。这样的“精英”培养了何用？“中国人有个传统，就是希望家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将来光宗耀祖。”进这类重点高校的学生是我们国家最有出息的孩子，你们肩负着复兴 我们民族的重任，这些学生的道德水准如此，令人寒心。近日写《清华大学赋》，读老 一辈清华人的传记，恍有隔世之感。清华陈鹤琴学长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在 童年时代，我的人生观无非是显亲扬名，在中学时代，我的人生观在济世爱众，在大学 时代，我的人生观除济世爱众之外，还能注意到救国呢。这种救国的观念是在清华园形 成的，清华创办的历史我很明白的，清华的经费是美国退还的庚款。庚款是什么呢？无 非是民脂民膏而已。所以我觉得我所吃的是民脂民膏，我所用的是民脂民膏，将来留学 美国所用的也都是民脂民膏。现在政府既然以人民的脂膏来栽培我，我怎么能不感激涕 零呢？我如何不感恩图报呢？所以爱国、爱民的观念油然而生”。清华物理系1935届校 友彭桓武也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玻恩教授，当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1947年他毅然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他 中断的研究工作中有两项由继任的研究者攻克，获得了诺贝尔奖。当有人问他当年为什 么要回国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倒需要说说理由”。建国 以来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而很少进行道德情感和中国传统美德教育，在阶 级斗争时代还鼓吹“亲不亲，阶级分”，鼓吹出身不好或父母政治上受迫害的子女要与 自己家庭父母划清界限，新时期同样只讲意识形态，不讲传统美德。所以才会培养出像 那18个被救学生那样的“精英”，而马家爵、药加鑫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校长们要时 时想着自己肩负的民族兴亡之任。 优秀的大学校长应当有过人的“气量”，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当然并非 每个宰相肚里都能撑船，“气量”应是好宰相的重要素质，因为他要与皇帝和众多大臣 打交道（正常情况下这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虽居高位，受气却不可免，要听最多 刺耳的话。大家不敢骂皇帝，把脏水都泼到宰相身上。宋代御史台有弹劾宰相的权利， 御史台一弹劾，宰相须立即停止职务，听候皇帝处置。看来好宰相也很不好当。大学校 长没有宰相之权，却要受宰相之气，他们要与中国最不好打交道的一大群教授们打交 道，教授大都会坐而论道，有一番见解，其实他们的观点大都并不可行，却个个自以为 高明。如今的校长权力受上级的制约很多，他们并无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好校长常常每 天受气，为经费、评估、检查等忙得焦头烂额，一年忙到头，回头看看，谁都不满意， 自己也不满意。教授、中层干部中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他们的意见常常淹没在每天 接受的大量信息中，要从一片奉承话和不可取的书生之见中把这些意见过滤出来，听进 去，实行之，一个学校才搞得好。校长要听得进逆耳忠言，容得下经常跟自己唱反调的 正派人。小鸡肚肠，动辄搞打击报复，甚至拉帮结派的人不可能当好校长，尤其是重点 大学的校长。 优秀的大学校长都具有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一定预见性。最 有说服力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央大学曾计划在南京城南石子岗 一带征地建设新校区，后因抗战爆发，新校区未能如期建设。接着发生“8·13”淞沪抗 战。罗家伦意识到战争在即，就用建新校区的钱在四川重庆的重庆大学旁营建新校舍。 又买下许多木板，打了大批木箱，把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全都装入木箱。正好四川爱 国资本家卢作孚为政府运兵到南京，空船返回四川。罗家伦就联系让卢作孚免费为中央 大学运图书、仪器。到日军即将攻入南京，中央大学的礼堂都遭日军飞机轰炸，中大的 重要物资早已搬到重庆。仅剩下农学院一些良种猪、马、牛、羊和家禽未运走。本想放 弃，而农场技师王酉亭，带着几位工人，在日本鬼子打进南京的前三天，分乘四条木 船，渡江到浦口，然后步行23个月走到重庆。中央大学完整内迁，完全是罗家伦校长具 有远见卓识所致。除了完全无法带走的房子树木，“鸡犬不留”，中央大学完完整整迁 到重庆。第二年暑假后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招生数就超过了原先在南京的数目。抗日战争 八年，中央大学的发展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到抗战结束，该校达到建国前历史的最辉煌 时期。校长的超前眼光也缘于其对国际教育的深刻了解，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都有长期 留学的经历。梅贻琦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前还是我国留美学生的主管（由清华派出）。 熟悉西方教育，容易看到我们教育制度的不足，又不是一味崇洋媚外，就能有世界的眼 光，就易于有超前的认识。 优秀的大学校长也都有爱惜人才的特点。梅贻琦关于“大楼”与“大师”的名言是 对此最好的表述。梅贻琦平易近人，谦虚平和，作风民主，到职之后一直竭力表示尊重 教授。他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抗 战期间的1940年，清华在昆明的校友为他举行了一个“服务母校二十五年公祝会”，梅 琦贻致答词时，他则侃侃地说了如下一段话：“清华这几十年的进展不是也不能是某个 人的缘故。……给诸位说一个比喻，京戏里有一种角色叫‘王帽’，他每出场总是王冠 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 的‘王帽’，因为好戏通常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 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己有荣而已。”（《在清华学做事》）他这种态度 深得教授们的赞许。在清华大学校园里有名师的纪念碑（王国维），有名师、著名校友 的塑像（孔子、闻一多、朱自清、吴晗、张子高、梁思成、曹本熹、陶葆楷等13人）， 却没有一位担任高官的校友的塑像。清华大学建校初期就规定教授分四级，职员的最高 级与教授的第二级相等。东南大学在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优秀校长不是一味给当红教授捧场的，而是要给有困难受压抑体制外教授教师撑 腰，给受打击教授教师遮风避雨的，让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边缘人物感到温暖。1957年南 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反右中，为了保护一些著名教授不受打击，院长兼党委书记 汪海粟自己挺身而出。他说：“高校的学者专家和广大教师是办学的依靠力量，反右中 涉及到具体人的定性、处理，务必十分慎重，不能无限上纲，否则会挫伤群众积极性和 影响党群关系。”为保化工系时钧教授等，他力持异议：“对高级知识分子这样搞，中 央将来会发现其严重后果的。”南京工学院以汪海粟校长为代表的部分校领导，坚持不 扛顺风旗，结果3人被定为右派，两人开除党籍，党委改选后11个委员被去掉（原共19 名）。汪海粟是周总理任命的院长兼党委书记，不仅在反右中期就被撤销党委书记职 务，运动后因为反右不力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降职为南京机床厂副厂长；他的 助手校长助理管致中被开除党籍（“文革”后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在大气候恶劣时 期，好的校长要像汪海粟一样做教师学生的挡风墙，做师生可以信赖的靠山。表面上， 没有一个校长会说自己不爱惜人才，任彦申在《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一书中说：“人才 难得，其实一般的人才并不难得。”普通的校长也爱惜“人才”，其实他们爱的只是听 话又肯干的人，与出类拔萃又极具个性的真正人才风马牛不相及。在风平浪静时爱惜人 才与汪海粟挺身而出保护人才还是有很大区别。我们东南大学历史上李瑞清、吴有训等 校领导都有过在危难时候保护自己师生的经历。大学是用人才，育人才（甚至是用大 师，育大师）的地方，但常常也是埋没人才（大师）乃至摧残人才（大师）的地方，熟 悉中国高等教育史者对此不难理解。作为大学校长，应当力求防止后者的发生，即便出 现反右、“文革”那样的情况，也应如汪海粟那样。我相信如果蔡元培、梅贻琦反右时 还当校长，他们也会像汪海粟一样。 优秀的大学校长都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具有很大的个人魅力。著名高校的历史上 总有一些堪称道德楷模的校领导，由于他们的言传身教，使学校形成好的校风和传统。 我们东南大学在中央大学时期就有多个这样的校长，其中如吴有训，他曾是清华大学物 理系教授、理学院院长，到中央大学当校长前在中央研究院任职。当时学校分给他一栋 别墅，他把它分给几位教授，自己还住在原中央研究院的两间房子里，两家共用8平米的 厅，家里人多，儿子只好在中央大学附中寄宿。他平时衣着朴素，去教育部开会仅坐黄 包车，有时甚至被教育部守门者挡在门外。他母亲去世，蒋介石让人送来几百大洋，他 婉言谢绝。宁可到校财务科预支两个月工资。据《在清华学做事》一书云：梅贻琦“在 西南联大期间，身为名大学校长，他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一顿菠菜豆腐 汤，全家就很满意了。”又据龙应台《纵论清华人文精神传承》一文云：“1955年他 （梅贻琦）到了台北，开始筹划新竹清华大学的成立。”“梅先生初到新竹，家眷仍留 在美国。他微薄的薪水无法应付两地的开销。梅太太以62岁的高龄，不得不出外做工贴 补家用。曾在衣帽工厂，首饰店里做过工，在盲童学校做过看护。而梅先生在新竹亦很 艰苦。开始的时候租房做办公室，买了地之后，一直不肯买一套沙发，只肯用矮藤椅。 他当时掌握著所有的庚款基金。但是，他说，清华是有点钱，但要用在图书，仪器，和 聘请教授上。”“他一生两袖清风，个人没有什么积蓄，去世前病危住院的医疗费用、 去世后的殡葬费等，都是由他的学生和校友捐助的。”（《在清华学做事》）郭秉文校 长曾形象地把“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比喻东大的校风。其实他们自 己就是最好的实践者。两江师范学堂学监李瑞清便倡导“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 训，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中，曾流行过：“想为官者上北京，想发财者去上海，唯 我心甘情愿在南高（东南大学的前身）。”之所以如此，“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犹 在，东南大学有郭秉文这样的校长，便有一批和他一样乐于奉献的教授，心情舒畅地安 贫乐道。在基本生活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知识分子大多对受尊重比金钱待遇看得更重 的。 优秀的大学校长都应具有不唯上、不唯官、敢于与上级唱反调的勇气、实事求是的 批判精神和“骨气”。大学校长有行政级别，而且为厅级、副部级，是官，也不是官， 大学与军队、警察不同，与一般行政机关也不同，大学是学术机构，不能完全用“下级 服从上级”那一套。建国61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有许多对学校的规定是不符合教育规 律的，是不利于人才培养的，不仅“文革”年月，也不仅是“文革”前的17年，管教育 的上级领导都做出过许多错误的决定，如果不折不扣执行上级指示，一定办不出一个好 大学。没有“骨气”一味“跟风”的校长绝不是一个好校长，从不敢与上级领导唱反调 的大学校长也绝不是好校长。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在“人口论”问题上与国家最高领导 唱反调是尽人皆知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从上到下学苏联，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对苏联 专家提出把清华办成水土专门学院的主张如果不抵制，你想清华如今是个什么样 子？“文革”前上级推行毛主席语录“进课堂”，蒋南翔在给有学校关部门的信中 说：“施加压力的办法，强调就是‘人人用，堂堂用，全面开花’，恐怕难以收到预期 的效果……要注意防止简单化的做法。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将会事 与愿违，把好事办坏。”蒋南翔反对把毛主席语录当作“白莲教”的符咒来念，反对到 处乱贴标签。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顶峰”，蒋南翔敢于抵制，说：“不能说毛泽东 思想是顶峰，只能说是高峰，如果是顶峰就不能再发展了。”“文革”即将开始之时， 他说要把清华的“围墙”筑得更高些，要“开万人顶风船”。（见胡显章等《世纪清华 人文日新》）这在那个年代敢于这样讲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要有何等的勇气！“文 革”中他身限囹圄，仍坚持实事求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说：“在与蒋南翔同志 共事的几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务实精神。他坚持实事求是思想作风，工作非 常扎实，敢讲真话，敢负责任，从不随风倒。”陈云同志为蒋南翔题字：“蒋南翔同志 一生唯实事求是献身党的事业”。宋任穷同志为蒋南翔题字云：“从少年到白头求是唯 实。”清华大学的发展与曾14年担任校长的蒋南翔不肯随波逐流是有很大关系的。院系 调整后，清华大学大伤元气，1956年教授分级，清华大学仅有一级教授9名，2级教授13 名。1-2级教授1名。而同期北京大学一级教授27名，二级教授54名，1-2级教授1名。北 京医学院（如今也并入北京大学）一级教授12名，二级教授5名。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的 差距是很大的，然而，如今清华大学的院士数、国家一级重点学科数等主要指标都据全 国首位。这与蒋南翔等领导逆势而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们东南大学也有相似的例子。1976年初周总理去世，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当时 名“南京工学院“）等校的学生在新街口等处贴出大字报，在南京开往全国的列车上贴 出大标语：“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矛头直指“四人帮”。当时江苏省委领导召开 常委会，责令南京工学院革委会主任林克立即回去清查，从严惩办。林克敢于顶着不查 不办，毕业生照样分配。如今全国的著名高校其历史上大都能找出几个在关键时候“胆 大妄为”，敢于与上级唱点反调具有批判精神的领导，否则这些学校也早不是现在这样 子。大学有“围墙”，不应隔断与人民、与社会的联系，不应隔断与国外高科技及先进 办学理念的联系，却必须力求尽量隔断高校与官员腐败风气的联系，隔断与社会浮躁利 欲的联系（至少校长自己别带头这样做），在过去，就会少受“反右”、“文革”之类 政治运动的影响，如今就会少一些“汉芯事件”，少一些肖传国之类的人物。 大学的优秀领导还应当具有较好的人文修养，“文革”前的著名大学校长文科出身 者居多，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是中文系出身，北京大学马寅初、周培源、南京大学匡 亚明、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复旦大学陈望道、苏步青……都有极厚重的人文修养。国 外据说也是文科出身的校长居多。新时期大学校长以理工科居绝对优势了，少数师范学 院和个别综合大学还能找到文科出身的校长，其他院校校长的人文修养大多不敢恭维， 像杨叔子那样的可谓凤毛麟角了。没有厚重的人文修养要办好一所大学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做几分钟报告也要秘书写好发言稿去照念（甚至还念不通）的人是不配当校长的。 他满脑子只有数字，只有领导的指示，没有自己符合教育规律又有创新性的教育理念与 教育思想，他本人就不是个人才，到哪里去培养人才呢？ ……… 我本人从未当过大学校长，在高校任中层干部的时间也不长。我先后在东南大学和 清华大学工作，在体制边缘从旁观者的角度也许看得更清楚。整天忙于应酬和公务的校 长们也许反而没有时间来思考。对照上述几点，目前高校领导不如人意的情况是否能看 得清楚些。国家搞“985”、“211”工程，是否同时应当考虑为这些“985”、 “211”高校选拔配备高素质而非很听话的教育家校长，放手让他们工作。让他们不拘一 格去物色一流的教授，不仅会盖大楼也会吸引和造就大师，让他们有足够的办学自主 权。要有国际一流的大学，先要有一流的大学校长，没有蔡元培、梅贻琦式的校长，没 有好的教育制度，没有既具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又先进的教育理念，要建成真正国际一 流的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 2010.9.27于清华大学西南楼寓所 2010.10-12多次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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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机构的“行政强化”：另一种改革思路
热度 3 techne 2011-6-2 00:49
中国科研机构的“行政强化”：另一种改革思路 （草稿，请勿引用） 王 键 　　在中国的科研机构/事业单位的改革过程中，“去行政化”问题是个让人头痛的难题。已经有很多学者就这以问题发表过看法，写过大量文章。无论是中国的大学高校还是科研院所，如何解决取消行政级别的问题，无疑已经成为中国科研机构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这个挥之不去的“行政化”顽疾，其来源应当是1949年后建立起的一套苏联式计划体制，在这套体制下，弄出了配套的建立在科层体制和行政级别之上的科研体系。但从1949年之前的中国科研体系来看，并不存在这样严重的“行政化”顽疾，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机构，相对于政府有很大的独立性。也包括当时的北大、清华、中央大学、浙大等一批著名学府，也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没有沦为当时政府的附庸，也为中国的革命重建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果从这一过程来看，目前的“行政化”顽疾，并不是中国语境下的必然产物，而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是，“去行政化”之所以难以做到，同目前中国整个大的环境密不可分。在这种大气候里，离开了政府，基本上什么事也做不成。因此才会有“跑部前进”的说法。那么大学高校也好，科研院所也好，带着行政级别同政府打交道，自然更有优势。行政级别越高，优势也就越大。尽管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但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仍然做出这样一个假设：也许，我们只能面对“行政化”这一现实。若唯有面对并接受这一现实，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疑问，“去行政化”是否是可能的？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改革派，其实都暗示并预设了“去行政化”这个假定在不太久远的将来会是可实现的，依此制定出一整套的方案。但在实际中，这究竟是否是可能的？在本文笔者试图换个思路：如果“去行政化”确实是不可能的，又该怎么重新理解改革的可行性？ 　　目前，在中国的科研体系中，虽然上存在国家层面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科院等科研实体，但在地方层面却又存在着大量零散的科研机构，由于这些机构的规模较小，人员较少，级别较低，往往只能依附于各级政府部门，无力在同政府机构的博弈中保持话语权和独立性。既然如此，如果在中国全面实行“去行政化”根本是不可能的，“去行政化”的改革方案可能也是行不通的——而且按照现有的改革方案，即使这些科研机构真的“去行政化”了，实现了自主性，实际上，它们可能维持不了几天就要倒闭了。因为这就是中国的现实，短期之内无法改变——脱离了政府，这些研究机构既没有财力，也没有权力和能力来保持自主性。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去行政化”，还不如换个思路，顺着“行政化”的思路走一走：既然政府的权力太大，不可替代，那么与其不切实际地要把这种权力从科研院所身上剥离，还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以“行政化”的方式来加强科研院所的行政权力，唯此才能实现相对于政府的话语权和自主性。 　　众所周知，目前全世界最成功的科研体系是美国模式，而它是个典型的分权模式。但中国是不可能建成这种美国式的分权模式的，毕竟国情完全不同。然而，尽管在宏观层面，中国模式同美国模式完全不同，但在微观层面中，美国的竞争活力是中国必须要加强学习的。应当在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将中国的科研模式加以区分，而宏观的层面同微观的层面并不必然相互冲突和束缚。在微观层面，是应当学习借鉴美国模式的。 　　按照这一设想，中国不妨尝试建立一种“宏观中集权，微观中分权”的科研体系。这个体系有些类似于中国的科学院体系，尽管宏观上存在着一个相对集权的科层体系，但在微观中这个体系的维持和运转却非常依赖于每一个科研人员的学术能力。因此，中国政府不妨将零散的政府下属的各级科研机构（事业单位）同各级政府相剥离，再整合到若干个大型的科研集团之中，通过提高这些相对独立的整体大规模集团的级别，进行利益整合，以此来加强科研院所的话语权和独立性。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科研人员的集体议价能力，来实现科研管理的分权模式，以及每个科研单位的学术独立。 　　不久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先生也撰文指出，中国的改革方向应当是朝着“强政府”和“强社会”的方向前进。虽然郑永年的这一提法，带有太多的理想色彩，同世界各国的实际操作经验也不太吻合。实际上，“强政府”同“强社会”这两者之间经常是相冲突的，有了强政府，就很难有强社会，而有了强社会，政府的权力也必然会受到强大的约束。但在中国科研系统这个领域里，“强政府”和“强科研”的改革方向倒确实是有可能实现的。 　　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又要“科教兴国”，如此受中国政府的重视。那么如果中国政府下定决心，明确将各级政府机构中的科研单位剥离出来（如果必须遗留一些研究机构在政府机构中，则必须将这些机构“行政强化”，科研人员实现“公务员化”，以便和同级的政府职员平权），再将这些单位重组成若干具有较大自主管理权限的强大科研院所集团，此后科研界的话语权问题将得到大大的缓解。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此后应当极力限制任何具有政府背景的科研机构的设立，而进一步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具备民间背景的科研机构的创建和并购。在中国的“去行政化”顽疾难以驱除的情况下，采取这样一种新的思路，也许是个“曲线救国”的更好改革方案。 　　以上所说，只是针对各级和各地方的科研院所机构的重组。此外，针对中国的大学高校，则可以采取另一种办法来解决问题：以教育部为例，应当将各级高校的管理权从教育部剥离出来，归属于更高层的机构。今后教育部的管理权限，将只限于中小学校。而对大学高校的管理权限，在地方应当归属于当地最高长官来直接管辖（省长、副省长级别，或市长等地方最高官员，根据高校归属关系来确定）。而对国家级大学的管理权限，在中央的层面应当归为国务院总理（或副总理）的级别（国务院直属），甚至可以把大学高校直属于中共中央宣传部来进行直接管辖。通过这样一种升级“行政化”的方式，来加强各级高校的话语权，并保证学术的独立性。 　　总之，在中国科研机构的改革过程中，盲目学习美国模式很可能是不可行的（尽管美国模式确实很好）。从中国绝大多数科研机构的水平和状况来看，与其“去行政化”，不如“行政强化”；与其学习过于先进的“美国模式”，还不如学习更踏实些的“中科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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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昌平：大气候
ysughb 2010-6-17 13:38
第一部分 1.目录 序一1 序二2 第一章回首30年我们有最好的农民4 一、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4 二、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15 三、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19 四、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26 第二章新农村建设的大气候31 一、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31 二、表象、阻力与突破口37 三、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比较41 四、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了！45 五、菲律宾道路走不得49 第六章粮食与农产品安全52 一、粮食与农产品安全的现状与意义52 二、国际粮价飙升，我国或大有机会56 三、农民愿种粮，总理才不慌60 四、猪肉涨价该如何宏观调控62 五、农产品（食品）安全与农民组织65 第八章几篇扶贫日记66 一、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66 二、有这样一个医疗合作社70 三、百年石门坎74 跋78 后记81 第一部分 2.序一 杜导正（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前署长） 一直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同志，最近几年，虽然没有在农村基层工作，但仍然把下农村基层搞调查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昌平同志对农村有调查，有了解，而他又善于思考，所看、所思、所想后，就一定要说话，一定要发言。他要说的话，就形成了一本书。书稿出版前，他送给我，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我不是农村问题专家，应当说，对农村问题没有研究。但是，60多年的经历，使我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看法：我们党只有解决好了农村问题，我们国家的经济才能发展得好，社会才能安定。 从建国60年的历史来看，1949年至1955年，我们党的农村政策使农村在一场大的战乱后，迅速地恢复了元气。而到了1955年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我们就开始逐步地超越历史的发展阶段。到了1958年，我们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搞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应当说，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对农民欠债了。 人民公社存在的25年间，前后两次给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第一次大灾难表现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和正常出生率的锐减。第二次大灾难表现为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农业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相当大比例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顺应亿万农民的要求，连续发布关于农村问题的五个一号文件，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迅速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而且突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僵化模式，向商品市场经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功，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比改革前大有改善，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农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工农、城乡差距加速扩大；农村基层政府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收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不足，由此而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会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2000年3月，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的李昌平同志，看到了这些问题，在给中央的上书中，将其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流行一时的名言；三农问题也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农村问题老专家、我的老朋友杜润生同志说：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身份，系统提出、以数据说话、以亲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李昌平同志能做这第一个，说明他是一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 离开基层以后，李昌平同志继续保持了这种责任感，他不断地在农村搞调查，继续进行研究。这一本新书，就是他近一两年来的研究成果。 翻看了这本书后，尽管他在书中的观点不能完全代表我对农村问题的看法，但是，他书中所弥漫的那种对国家饱含责任感的情怀，依然让我很感动；他对农村问题的思考，也可以引起诸多农村问题专家的关注。尤其在国家致力于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今天，正需要更多的情况调查和建议，作为政策的参照，而这也是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理由。 是为序。 第一部分 3.序二 一本为农民寻找出路的书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1年的夏天，李昌平到办公室见我。因为都是搞三农的，一见如故。他说：我想做你的博士生。我说，考社科院博士生的外语关不好过，恐怕一两年你考不下来。中间，他问，初来北京，不知做什么？怎么做？我说，你最好先读几年书，更要读懂社会这本书。自此，我们常有来往，成了知交，谈得多的是三农话题。 最近昌平寄给我一本为寻找农民出路的书稿，要我写个序。这是他继《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之后要出的第三本书。李昌平像我一样，出身农民，有浓重的农民情结。硕士学历，干过17年基层干部，干过多年的记者编辑，在国际著名的农村发展组织（香港乐施会）有六年扶贫实践，现在是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昌平的经历是特别的，也是难得的。李昌平常说，中国表述三农问题有四套话语体系：农民话语体系、官方话语体系、学者话语体系、NGO话语体系，这四套话语体系相互交流很困难，需要翻译。确实如此。可以自由在四套话语体系中交流和翻译的人极少，李昌平就是一个。所以，李昌平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和对农民出路的探索也与众不同。 书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比如，他的农业三阶段论，将非常复杂的问题抽象出一般规律；他比较了日韩台模式和菲律宾模式，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农民出路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见解；他阐述了农民自主性与国家自主性的高度一致性，很有解释力，发人深省；他对粮食安全、土地改革、三农现代化道路、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城乡统筹、农村金融、乡村自治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相信会给读者很大的启迪，尽管有人不一定同意他的见解。本书中有相当多的内容是李昌平在17年基层工作中改革实践的反思，也有他在香港乐施会工作中做农村发展试验的总结，这也是此书与其他学者专家的书的不同之处。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农民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事实，李昌平提出：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国不可能现代化；假如中国减少农民，将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农民工人问题就更加严重，中国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他将这个难题命名为李昌平难题或中国难题。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应对金融风暴，要加快出口拉动型外向依附型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更有意义，但只能叫李昌平难题，不能说是中国难题。因为这个问题是可解的，中国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类似这样的难题曾经不断有人提出来。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20多年前，一位有院士头衔的部长出版了一本书，说中国这点国土和资源，最佳的承载能力是只能养七亿人。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发表了一篇惊动中国朝野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预言粮食的严重短缺将会使中国的经济奇迹过早结束。这是又一个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难题。他没有想到的是，就在1996年，中国农业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5亿吨，从此结束了粮食长期短缺的局面，变为基本自给，丰年有余的格局。 这几位提出的难题，都是在中国人多这个问题上被难倒了。李昌平提出的难题，也是被中国人多这个问题难住了。其实，李昌平也说：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核心任务是将农民变为市民。这近乎是'普世道路'，没有人怀疑。欧洲、美国、日本、四小龙都是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解决了农民问题，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将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解决农民问题，实现现代化。不过，我们的走法、做法与他们不同，中国将根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30年来，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总体上说，我们是成功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确的。2007年，我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1840年以来，中国什么时候有过今日的气势。具体地说，我们的工业化搞得很有成绩，但城市化很不成功，而且至今还在继续摸石头。 李昌平看到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化不当引出的诸多问题。世界上哪有一个现代化国家，关起城门只搞工业化，不搞城市化，不让农民进城的。所以，就有搞了50多年工业化，农民却反而增加4亿多人的咄咄怪事（1952年的50139万，2006年的94500万）。中国现在70%以上的怪事都出在城市化不当这个问题上，弄得城乡不安宁。好在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讨论三农问题，并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把农民越来越多、越来越穷的病因找到了，明确指出了，药方也开出了。假以时日，是能够逐渐解决的。 李昌平担心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么多农民进城来都搞制造业，就会供大于求，必然没有前途。这是因为以前的外贸结构畸形，外贸依存度奇高，内需久扩不大，主要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还没有改变。改革了城乡体制，破除了城乡二元结构，在近期把已进城的1.32亿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真正融入城市，逐步达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内需就会快速上提，更何况将来会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有人计算过，现在是9亿农民，4亿市民，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3.38，实际差距是1∶5。要实现城乡一体，估计还要有30年时间才能把城乡的差距逐渐缩小，实现基本平衡。差距也是潜力。真是如此，还愁内需不振吗？现在的外贸依存度如此之高，出口了许多的中国制造，实际是强制压低了中国农民的消费而实现的，既不公道，也不合理。而所有这些问题，是能够通过改革解决的。中国制造转而主要为中国的人民自己消费，中国的制造业，就能长盛不衰地制造下去。何况还要大规模发展第三产业。所以，10年、20年、30年以后，局面就完全不同了。 李昌平观察到这些社会现象而提出的问题，是他假设产生这些问题的现存的结构和体制仍然会在将来10年、20年继续存在下去。真是如此，那他担心的难题就会出现。这些结构、体制改革的难度也实在很大，昌平看到的客观现实也实在太严峻，难怪他感到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但我是相信：通过改革，这些体制会逐步改变，结构会得到调整，城乡二元结构终究会被破除，城乡一体化的格局终会实现，农民问题是会解决好的。另外，我们国家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融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不进则退，不改行吗？ 这些意见，同昌平商榷。尽管我对昌平提出的这个难题有不同意见，但这本书是他多年对农村观察、思考的结果，是为农民说话的，有很多新意，能启发人思考，很值得一读。是为序。 第二部分 1.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 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的17位农民，分田单干，不推自广，开启了我国农村改革发展波澜壮阔的30年。对于这30年当中，农村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30年农村改革，是农民不断创新的30年，是农民不断奉献的30年，是农民经历巨大变迁的30年，是农民忧喜交加的30年 30年，中国农民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但没有改变的是，农民，依然还是那个农民。 一、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说起 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在2001年底出版，正好赶上三农工作被提升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了总揽全局的头等大事。这几年，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含金量有了很大提高，基层干部和群众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也迈出了很大步伐。我们惊喜地看到，严峻的三农问题的确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经常有人问我，对这几年中央三农政策和基层的改革实践怎么评价？我给大家讲几个《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没有收录的改革故事，这些都是我过去在基层工作时，亲历亲为的改革故事。也许从这些改革故事中，能够找到解读现在的三农政策和改革实践的角度。 故事一：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这个词是俄罗斯人创造的。俄罗斯人搞休克疗法的时候，我也在搞休克疗法。 1993年，我出任湖北省监利县周沟乡书记，此时，我正值三十而立之年。 周沟乡地处监利县的水陆交通要道，是一个分别由分盐和黄歇两个大镇划出一块地盘而组建的新乡。建乡以来，乡干部间派系矛盾重重，工作难以开展，经济发展也严重滞后，穷得发不出工资，甚至乡干部们不得不在危房里办公。正因为周沟乡是个野猪林，所以，才让我这个最年轻的书记捡了个便宜。 当书记后，我请求县委配了一个比我小的年轻人做乡长，作为我的搭档。我们两个人都年轻气盛，决定要不计后果地大干一场。 俗话说得好，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决定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抓起。周沟乡的优势是交通便利，是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好地方。制约周沟乡经济发展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政府和部门干部太狠卡、拿、O（吃喝）、K（玩乐）太厉害。乡干部和乡管的部门比较好办，我们将十几个办公室合并成五个办公室，将农业类的几个站所合并到农业办公室，将党务和群团系统合并成精神文明办公室，将党委和政府办公室合并成党政办公室，将财政、经管和政府财贸办公室合并成财经和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将城建和企管会等合并成发展委员会，这五个办公室的主任和副主任由党政副职领导兼任。难办的，是工商、税务、土地、财政、城管、派出所、司法所、环卫所等十多个具有收费收税权力，且直属县局管理的执法部门。我们决定用智慧限制这些偏好寻租的执法部门。 1993年底，我们秘密完成了一项调查，查清了企业主一年的上缴税费和隐性负担之间的比例，为1︰2以上，也初步掌握了一些执法人员违纪违法寻租的证据。 1994年正月初八，我和几位乡党政班子成员在乡政府设宴，给县直管部门、乡五大办公室、乡直企业领导和私营企业主拜年。席间，我逐一问及各个部门当年的税费任务情况。所长们都说，主管局下达任务增长太快，任务重，难以完成。我现场做了一下统计，所有任务不足200万元。 对所长们的抱怨，我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早有准备的乡长，及时抛出了乡政府统筹完成税费任务的设想。这个设想很简单，就是各个部门的税费任务由政府分解，下达各个纳税主体下达税费任务明白卡，纳税主体按照明白卡按月缴纳税费，年内业务增长不加负担，业务显著萎缩减负担，乡政府财政兜底。在乡政府设纳税（费）大厅，每个部门每月只需派一人参加两天的集中办公，每月24日为税费集中缴纳日，再由乡政府在2日将所缴纳的税费划拨到各个站所的账户或代为上缴到主管局的账户。每月欠收的部分，由乡财政垫付资金上缴。中途新办的企业，所增收的计划外税费，放在政府专户上由政府集中管理，转入下年。政府对部门的要求也很简单各个部门都不准进企业收税费，仅各出一人，组建一支公平交易执法队，专施打击欺行霸市和不诚信交易者之职。如果企业平时需要部门服务，也可以在纳税（费）大厅集中办公完成。 这个设想，在场的企业主是求之不得，部门站长、所长也都觉得很省事。有几个部门站长、所长（事先安排的托）还提出要当场和乡政府签协议，也有企业主愿意当场缴纳全年税费任务。于是，我们当天就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形成了文字依据，所有参加会议的部门站长、所长及纳税（费）主体都和乡长签了协议书和保证书，我这个党委书记做了公证人。 这项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非常明显。企业主再不用每月花很多的时间陪形形色色的执法人员吃喝玩乐了，欺行霸市有人管了，农产品加工和集散很快活跃起来。当年就有福建、湖南等地的商人在周沟集镇上投资办厂，当年新增计划外税（利）30多万元。1993年，周沟乡是全县经济最落后、财政最穷的乡镇，到1996年，周沟乡却成为监利县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主要基地，在全县26个乡镇中，财政状况进入了前五名，各项工作都名列前茅。 但这样的改革不是没有阻力的，执法者的灰色收入减少了，县主管局总感觉自己的执法主体地位被削弱了，还担心其他乡镇向周沟乡学习，于是千方百计地想废除周沟实验。在1996年的一次全县乡镇党委书记和科局长会议上，一些科局长在会议上集体发难，指责周沟乡党委和政府剥夺了各管理部门的执法权力，要求县委和县政府纠正周沟乡党委、政府的违法改革创新。面对科局长们的集体发难，我以猫论和实践检验论为周沟实验辩护，并建议县委和县政府推广周沟经验，促进监利经济发展。本来双方可以打个平手的，但有两个副县长站出来为科局长们说话，并说省市两级的厅局领导也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请县委主要领导以监利大局为重，纠正周沟乡的违法改革，以改善监利县和省市厅局的关系。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以只要我在周沟一天，'周沟实验'就不会改变；哪个科局要改变，我就送你们的站长、所长进监狱相抗争。在这样的对峙下，县上领导和了稀泥：周沟的改革实验继续，其他乡镇不要效仿。昌平不可能长期在周沟工作，等昌平离开周沟后再议。 1996年12月，我由周沟乡党委书记调任柘木乡党委书记。一个月后，周沟乡回到了原来的管理状态，有多个企业主找我诉苦：每天都觉得自己像犯罪分子。原来，以禽蛋加工厂为例，有17家部门收税费，每月，一家只要去一次，业主至少要有17天陪'执法'人员，吃好玩好了，交了钱，就是守法经营，否则，就违法了，就是'犯罪分子'待遇。农产品加工企业，各种税费（按最高标准统计）总计要占销售收入的50%以上，如果依法足额上缴各种税费，没有不亏本的，所以，企业主们每天都感觉自己就是犯罪分子。我离开周沟不到一年，福建、湖南等地投资者逃之夭夭，两年不到，周沟的财政状况沦为全县倒数五名之列。 我将周沟模式称为局部经济起死回生的休克疗法，可惜人走政息！ 第二部分 2.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 故事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96年12月，我由周沟乡党委书记调任柘木乡党委书记，这是我第三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一次。此时，柘木乡面临三大难题，一是当年遭受了大洪水，全乡各级组织基本瘫痪，全乡60%以上的人民群众等待救济不得而四处逃荒；二是乡干部严重超编和财务管理混乱，导致乡级财政赤字1200万元，大半年没有给干部和教师开工资，干部和教师们普遍悲观失望；三是水毁工程恢复和重建任务繁重，必须在1997年4月前全面完成工程任务，确保人民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用一年的时间帮助乡长理顺柘木乡的各项工作，组织上就将对我另有任用。这是县主要领导给我的承诺。 要突破柘木这样的困局和乱局，没有丝毫退缩的余地，只能迎难而上，勇往直前。必须集中全乡人力、物力、财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水毁工程。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干部带头。因为我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是一条真理。越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人心反而越容易凝聚，关键看干部。这就像放鸭子和放羊，发挥了领头鸭子和领头羊的作用，混乱的鸭群和羊群自然就会变得有秩序。 我的措施是，命令全乡所有干部（包括部门干部、职工和教师）都必须带头完成和农民同等定额的水毁工程任务，此外还要承担组织领导工作。所有的干部、教师、部门职工，都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地上，并且起得更早，睡得更晚，更加劳累。干部被强制表现出的表率作用，感动了柘木乡的人民群众，仅用了两个月，全乡共完成了20多万立方米土建工程，同时发放以工代赈的粮食40多万斤。 在群众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之后，迅速转入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战役中。通过清理编制和人员，需要一次性清退编外人员121人，这是比完成水毁工程任务更加艰难的任务。我采取了如下步骤。 第一步，向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乡政府财政的收入、支出、负债的真实状况和机构人员编制状况，由大会讨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对策。大会作出的首条决策，就是精简机构和清退编外人员。 第二步，将清退编外人员的具体方案向县委和县政府报告，获得县委、县政府批准柘木乡清退编外人员的批复，进一步确定清退编外人员的合法性；同时，组织靠得住的财务审计专班，清理乡和区（管理区）两级财务，解剖财务危机的原因，并掌握各类干部违反财经纪律的情况。 第三步，坚决执行政策，大幅减少农民负担，财政收入（摊派给农民的负担）较上年减少40%以上；同时，量入为出，大幅削减干部的特权待遇。 第四步，制定清退人员的补偿标准，一年补助一个月工资。 第五步，将清退人员的工作包干到乡党委和乡政府主要领导，估计最难清退的三个老干部由我和乡长负责，其余的人，原则上谁违规批准进来（体制）的，谁负责清退出（体制）去，实行人包人责任制。要求一对一、有针对性地做具有代表性的编外人员的思想工作，要求超编人员主动离开，自谋出路。对通情达理的人，要帮助他们找出路，对对抗的人，要逼迫他们自己找出路。既要培养正面典型，也要准备反面典型。 第六步，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方案，防止和打击少数人闹事。 第七步，召开全乡人民代表、村组干部以上干部、教师、党员的千人大会，请出老干部、老党员发言，坚决拥护和支持党委和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精简机构的正确决策；请自谋出路的正面典型发言过去到乡政府工作是党和政府的需要，现在回去也是党和政府的需要，更是人民的意志，无条件服从；对有经济等问题，又不愿意自谋出路，还扬言闹事的反面典型，宣布党委和政府立案审查的决定；最后，宣布党委和政府一刀切清退121人的决定。 第八步，安慰，清算补助，送人，并帮助再就业。 在上述步骤进行中，发生了一件绝妙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预计121人中最难清退的3个人中的最关键的一个人，神神秘秘地找到我房间，拿出县上一位领导为他求情的亲笔信的复印件。信中说，该同志曾经是省劳模和省人大代表，过去在村支书岗位上有突出贡献，只是因计划生育一票否决而受了处分，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和调动全县支部书记的工作积极性，才安排在乡政府城建办工作，这是县乡两级领导都同意过的。他希望我在这次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工作中，对该同志要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区别对待。 一开始接到这位领导的亲笔信的复印件，我着实为难，不知怎么答复。但马上转忧为喜，对这位神通广大的老同志说：您回去吧，我们都是党员，都应该照领导的指示办！ 送走这位省劳模和人大代表，我连夜进城，找到这位领导，将他写给我的亲笔信的复印件交给他，并轻描淡写地说：因为没有收到原件，所以特来当面请您指示。他接过复印件，看了几十秒，然后严肃而坚决地说：这是伪造的，这个人要坚决清退回去！ 我又连夜返回乡政府，还没有到房间，这位省劳模和人大代表就等着我了。还没落座，他就主动请求，要在清退超编人员的动员大会上第一个发言，坚决支持党委和政府的正确决策。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虽然耍小聪明解决了这颗钉子，但我知道，我不仅得罪了这颗钉子，更得罪了那位领导。 动员会上，这位老同志的发言非常精彩。他说：由于自然灾害，我们柘木乡8万父老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灾情和管理不善，我们柘木乡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实际上早就崩溃了）。过去，组织上让我们到乡政府来工作，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今天，组织上要求我们回去，也是党和人民的希望。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现在当着全乡父老乡亲的面表态，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带头回家，不吃老百姓的俸禄，靠双手养活自己，不给共产党丢脸。 由于有这位老同志的精彩发言，会议比预想的要成功许多，很多原本要讨价还价甚至闹事的人，看到这位老同志的态度和行为，都不得不接受了现实。 顺利送走了121人，心里又有些难受起来，我选了六位清退人员代表，在乡政府为他们设宴送行。席间，钉子省劳模和人大代表竟然失声哭了起来，他说：李书记啊！我16岁就开始当大队团支部书记，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下誓言，一辈子跟着党走。你现在要我回去，我一不会耕田耙地，二不会插秧割谷，什么农活都不会，回去能干什么呢？真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跟着共产党，只学会了作报告！大会小会，在本子上写几个字，就能讲几个小时，讲得群众服服帖帖地听党和政府的话，各项工作都得第一。李书记，我这个省劳模和省人大代表不是吹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李书记啊，我这把年纪了，不会干的你要我去干，会干的你不要我干，你叫我今后怎么办呀！你就留我在乡政府看大门吧，我不要政府一分钱！他的真情表白，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我也一时不知所措，就像犯了罪，一个劲敬酒赔不是。 121人平静清退后，压在心头的石头落地了，于是我离开了柘木，到武汉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进修学习。学习刚满一个月，突然接到乡长的电话，说柘木乡茶卜村一个农妇和村干部发生争吵，服毒自杀，现在死者尸体抬到了乡政府院内，街道上、公路上人山人海，请求我回去处理这个突发事件。 回到乡政府，数千人将整个集镇挤得水泄不通。我找来几个贴心人了解情况，各方面情况汇总后表明，鼓动闹事的主要是121人中的一部分。目的就是想借这个突发性事件压县委（县委和政府的救灾政策不落实，灾后不仅未及时救济百姓，还安排了夏季税费征收任务，是这个突发事件的主要原因），将我赶出柘木。县委为了不扩大事态，也为避免省委的问责，很快和闹事者做了交易，撤销乡长和书记的职务，并同时调出柘木。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全身而退，没有承担任何责任。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实际上也是我耍小聪明得罪这位领导的报应。 三个月后，121人中的绝大多数都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和周沟乡相似的一整套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也全部废除。李昌平在柘木乡的五个月新政，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第二部分 3.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 故事三：上蒙下，难！下蒙上，易！ 1995年8月，我在山东省威海市挂职学习。发现山东老百姓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是用补差价完成的（通常情况下，粮食收购价会比实际的市场价格低一些，补差价的方法主要是，允许农民在完成粮食任务时，仅按每斤0.05―0.10元的差价交给粮食部门，就算完成任务了，而粮食部门则从粮贩子手中购买粮食，或从陈粮中调出。具体情况比较复杂，但对于农民来说，有了交易的自由，提高了积极性，对于国家来说也并未有任何损失，降低了粮食收购任务当中的制度成本，搞活了经济），粮食市场是开放的，国营粮食部门和民间粮食经营主体都可以在市场上收购粮食，民间粮食收购、加工、运销非常活跃，干群关系也很和谐。而我所在的湖北省监利县周沟乡，粮食定购任务是2700万斤，粮食市场价和定购价的差价为0.10―0.15元/斤。省政府不准用差价完成任务，全省粮食市场完全封闭。周沟乡每年粮食定购任务都难以完成，干群关系也很紧张，民间粮食经济也死气沉沉。 在回湖北的火车上，我和黄歇、分盐两个乡镇的书记商议学习山东的做法，回去后开放市场，用差价完成粮食任务。黄歇的粮食任务4500万斤，分盐的粮食任务3700万斤，三个乡镇联手开放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非常大。三个人非常激动，赌咒发誓不论县委县政府是否支持，都坚决开放粮食市场，用差价完成粮食定购任务。 到达武汉是阴历八月十四，我从武汉回监利途经周沟，正好赶上乡政府召开的全乡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的粮食征购和税费征收动员大会，乡长已经按照县委和县政府的要求作了动员报告，会议进入讨论和表态阶段了。我来不及和班子成员商量（也不想和他们商量，出问题，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要求改变会议程序，我有话要说。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全部回到大礼堂，我就如何完成粮食和税费两个任务讲了七点意见。 第一，粮食任务可以卖实物完成，也可以交差价完成，差价为0.10元/斤（市场价和定购价的差价为0.13元/斤，考虑到运输、压级压价、短斤少两和劳务的因素，实际差价不少于0.18元/斤）； 第二，交差价完成粮食任务，前提是，必须当年和历年的税费任务、当年和历年的粮食任务一起完成； 第三，周沟乡范围内的所有粮食关卡全部撤销，粮食在周沟乡完全自由交易，周沟乡公平交易执法队要维护粮食市场交易秩序； 第四，乡粮食加工企业要组织资金，带头收购农民粮食，乡政府球场和礼堂等都暂时作为粮食堆场和仓储； 第五，财政账户上的资金，可以借给乡政府所属的粮食加工企业、有信誉的私人粮食企业周转，专门用于收购粮食； 第六，所有干部都在散会后立即下村召开村民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所有干部一周内不准离开自己所包的村庄；各个工作队和村两委对我的意见，怎么理解的就怎么执行，不许跨村交流，不许请示汇报；县委县政府领导或县派出的工作队，无论到哪里都不许接待，乡政府和管理区只留电话员和守门员； 第七，我今天讲的意见，有效期为七天，第七天晚上，乡长在乡政府和各个村结账。七天内完成任务的，放假半月；七天内没有完成任务的，接着完成任务，但必须按照乡长先前讲的意见执行，即按照县委县政府意见执行。 讲完意见，我宣布散会，迅速离开了会场，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家里呆了一晚上，我就消失了，偷偷摸摸潜到一个国营农场读书、钓鱼去了。第七天，我又偷偷摸摸潜回到乡政府和各村结账，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七天所发生的奇迹：各村交来的现金和支票高达1200万元，大多都是用麻袋背来的现金，当年、历年的粮食和税费任务都结得干干净净，这是所有干部做梦都想不到的局面。更精彩的是，乡政府操场上、大礼堂、所有企业仓库、部分民房都装满了粮食，四面八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来，四面八方的商人源源不断地送钱来定购粮食，周沟乡一时间车水马龙，所有生意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有人欢喜必定也有人忧愁。 周沟乡的七天疯狂，对监利县来说，简直就是地震。监利县委县政府粮食征购和税费征收的部署全乱套了，黄歇和分盐等周边乡镇的老百姓开始骂他们的政府坑农害农，并抵制粮食征购和税费征收，并且，周边乡镇农户的粮食通过沿边和交叉地带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周沟乡境内。黄歇和分盐的书记乡长们有苦难言，其他乡镇都观望不前，等待县委和县政府对周沟乡的特立独行另搞一套的做法给一个说法。县长、书记们每天派出几路人马四处寻找周沟乡的主要领导，自然每天都是一无所获。县领导既急又怒，但除了在周沟乡边境上部署警力和工商人员围堵粮食流入周沟外，毫无他法。 第八天上午，我在乡政府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放假半月，留下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一起等候县长、书记们以及各部门领导的兴师问罪。前来问罪的领导还带来了县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每人都对周沟乡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并要求周沟乡主要领导面对全县140多万人民作出深刻反省，保证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并积极完成粮食和税费任务，将功补过，争取县委的从宽处理。 县里的领导做梦都不会想到我们仅用七天已经收取1200万元现金了，以为周沟乡的无政府主义只是刚刚开始，还期待及时纠正周沟乡的错误。 所有来人都义正词严地表达了态度，电视镜头虎视眈眈，所有人都等待我的深刻反省和检讨，并回归到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上来。我装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感谢各位领导及时的教育帮助，把我从无政府主义的悬崖边拉了回来；表示迅速召集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大会，立即悬崖勒马，废除李昌平的个人意见，将周沟乡的征收工作统一到县四大家领导周沟乡现场办公会议的要求上来，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执行。同时，我将早已准备好的现金搬出来，请县财政局长和乡长当场结清周沟乡全年上缴县财政税费任务，并要求县委县政府按照惯例通报表扬周沟乡第一个完成全年财政税费任务，并向周沟乡干部群众致电慰问；我也同时表示，要争取带头完成全年粮食定购任务。 尽管县里来的人都不相信我完成全年粮食任务的表态，但县长也只能说一句好，我们拭目以待，结束了兴师问罪。 送走县上的一帮人，我便开始算计国有粮食部门。我的想法是用智慧（耍小聪明）逼迫粮食部门接受差价完成任务的方案，并只按照0.05元/斤的差价结算。我打算用的办法主要有四招：一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尽量多的粮食送进粮食收购部门，形成粮食调运速度远远低于收购速度的局面，造成仓储紧张，逼迫粮食收购部门主动找我用差价结账；二是让乡政府粮食加工企业和粮食部门的内应合作，以乡政府的粮食加工企业的新粮换粮食部门的陈粮，或直接通过内应将粮食部门的陈粮转为新粮（定购任务粮），双方都得到自己的利益；三是将乡政府粮食加工企业和农户的长粒型早稻当做中稻卖给粮食部门，因为早稻收购价比中稻低0.08元/斤左右；四是报灾300万斤。上述四招没有使完，周沟乡已完成了粮食任务，实际截留当年和历年粮食差价收入150多万元。最大的意义不在此，而在于搞活了地方经济。 后来，县政府领导和县委领导周沟无粮食任务意识和无政府主义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说县政府领导指责县委领导偏袒周沟，导致政令不畅；县委领导指责县政府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导致地方经济活力不足。这种分歧一时间扩大为各个乡镇政府和党委的分歧，一度造成工作指导思想和行动的混乱。直到1997年，出现全省性的粮食仓储紧张，保护价难以执行到位，粮食市场出现有限开放；1998年，粮食市场价格和定购价格出现显著倒挂，粮食部门出现了限收拒收和打白条的现象。这时，周沟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便成为地方政府应对中央政府的普遍行为。2000年后，粮食市场逐步走向开放，周沟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变成了改革方向！ 假如我不标新立异创造性工作，也许是个仕途非常顺的干部，根本不会被发配到柘木乡受罪。 第二部分 4.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 故事四：你不拿我当屋盖，我也不拿你当茅匠 周沟乡没有公办小学，只有一个仅能容纳300人的公办初中。80%的初中生和100%的高中学生不得不到外乡镇上学。人民代表大会形成决议，新办容纳1500人的新周沟中学，将原周沟中学改为周沟中心小学。 为周沟乡的教育发展，党委和政府无数次向县政府和教育局报告，希望得到资金扶持，并解决必需的师资力量。可县政府和县教育局却用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搪塞。于是，周沟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自力更生，全乡人民分三年，集资300万办学。300万太少了，因此建校所用的土地不能花钱买，由全乡各村分摊（村与村通过换地平衡）。1993年，政府在周沟乡集镇边上圈地100亩，学校用地确定了！此后，土地管理局多次上门，要求给他们20万元规费（办理土地征用全套手续所要支付的多种费用的总称），再由他们帮助补办征地手续。办手续!这可不是十万八万可以办妥的事。乡长说，土地部门简直是逼牯牛下崽！县土地部门分文没有得到，于是将周沟乡非法占地100亩的重大违法案件，上报到了省土地厅，并列为全省重点违法案件。 省市县三级土地部门，每月都发出停建通知，并要求追究周沟乡主要领导的责任。最初，周沟乡领导一班人虽然对其通知置若罔闻，但还是坚守热情接待的底线；到最后，土地部门不得不进入追究责任阶段了，周沟乡干部干脆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连接待上级执法人员的人也撤了。 1995年某日，湖北省土地厅和荆州市政府分管土地工作的领导同志，在监利县主要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周沟乡，作出两个决定：一是成立专门班子，对周沟乡重大违法案件进行调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二是立即停止周沟中学建设。对于追究周沟乡主要领导的责任我没有权力说话，但要周沟中学立即停工，没有我表态是不行的。各级领导都期待我有一个好态度，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 会议开了近三个小时，我就是一言不发。各级领导声色俱厉地批评后，得不到我的回应，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收场。县领导终于发火了：昌平，你一言不发，这是什么态度？ 你不拿我当屋盖，我也不拿你们当茅匠！我心里这样想。 我终于站起来，慢慢地开始了我的诡辩：组织上马上撤我的职，我也没有怨言。但有几个问题我不懂，要请教各位领导。请问各位领导，周沟中学是政府的公办中学还是村民集体的民办学校？如果是政府办的公办中学，就请县长或教育局长出钱办征地手续，周沟乡政府可以当甩手掌柜的，周沟的老百姓不仅不出钱，还要得到一大笔土地补偿费。如果在建的这个学校是农民集体办的学校，用农民集体的土地办农民自己孩子读书的学校，这是农民自治范畴内的事情，属于周沟乡全体农民的家事，是不必要惊动各位大领导的。各位领导，你们看着办吧！ 既然周沟乡领导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也只有依法办事了。省市领导们就这样收场了。 据说，县领导第二天就赶去省土地厅做了检查，并承诺尽快对相关责任人严肃查处。没过几天，县领导以新建周沟中学的名义找省教育厅要了一个项目，用项目资金补办了征地手续。 省重大违法占地案件，还是重点督办案件，这么大的事，就这么了了！ 故事五：民主万岁？！ 这个故事发生在1996年3月。 周沟乡有个新河管理区，新河管理区有个新河村，新河村有个毛支书。毛支书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有一天，毛支书被人打了，伤得还不轻。毛支书被打，我这个党委书记不得不重视，马上指示新河管理区派出了调查小组。调查小组连夜回来报告说，毛支书因为计划生育工作得罪了人，遭到蓄意报复，并受了轻伤。调查组建议派出所介入此事，追究蓄意报复者的法律责任。派出所很快派出了几个（公安局招聘的）准民警，其中有一个准民警是毛支书隔壁村子的，和毛支书一家（族）多个兄弟都有过节，而跟蓄意报复者关系比较亲密。派出所介入后的结果对毛支书不利，不仅故意偏袒对方，还要拘留毛支书。事情反映到我这里后，我要求派出所重新调查，但派出所领导认为手下的准民警决不会不重事实而枉法办事。于是，我派出乡党委副书记为组长的联合调查组，请乡纪委、司法所、派出所派人参加。调查的结果与派出所的完全相反，是一起蓄意报复基层干部并造成轻伤的事件。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出来后，乡派出所的那位颠倒黑白的准民警不做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无纠正错误之意。准民警的强势，与派出所领导有一定关系，因为毛支书曾多次不配合派出所工作，派出所领导对毛支书有意见。我亲自找到派出所领导，希望他纠正准民警的错误，给毛支书道歉，并追究蓄意报复者的责任。他虽然接受了我的意见，但马上又派人调查毛支书过去的其他问题，不愿意就事论事了事。当得知派出所的准民警们收集毛支书鸡毛蒜皮的陈年旧事，要再次将身负轻伤的毛支书送看守所时，我实在克制不住了。 我和党政班子的几个主要成员商量之后，决定将这帮准民警全部解散回家。有班子成员提醒我说，这些准民警是公安局招聘的，如果乡党委和政府解散他们，公安局不接受的话，该怎么收场？是不是和公安局商量后再做决定。我决意要用人民的力量解决问题，给班子成员鼓气说，没问题的，毛主席说过人民万岁，一定不会错的！ 第二天早晨9点，全乡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聚集在乡大礼堂，先由乡党委一位副书记通报了派出所准民警颠倒是非、滥用权力的错误做法，并就这一事件展开讨论，提出处理建议。我亲自参加了人民代表组的讨论，指出，准民警吃的是周沟人民的俸禄，职责是保卫周沟人民的安宁，可这些人一点公仆意识也没有，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不知道人民是谁，不知道人民是可以决定他们命运的。今天，请大家行使人民赋予你们的权力，教育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 分组讨论结束后，各小组都派出代表发言，都对派出所不伸张正义而滥用权力的作风表示强烈愤慨，要求党委对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会场的情绪达到高潮之后，我代表党委提议将周沟乡所有准民警退回公安局，周沟乡政府不再承担这些人的工资报酬，并请人大代表举手表决。所有人都不曾想到，这些平时作威作福的人，竟然可以在人民举手的一瞬间，从天上掉到地下。好多人惊呆了！同时，几乎所有的人民代表都高高地举起了神圣之手。这时，我宣布：周沟乡派出所只有所长、指导员、副所长和户籍员四名正式工作人员了，所有准民警，即刻起不得在周沟乡范围内执法。 派出所领导目瞪口呆了！会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会议结束后，我在办公室等待一个人。我以为公安局长会马上来兴师问罪的。等到第11天，公安局长来了，乐呵呵地，第一句话竟然是感谢我，因为公安部在我解散准民警的前一天就秘密发出通知，要求清退所有的准民警！ 第二部分 5.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 故事六：社会主义新教育（普九）建设 20世纪90年代的义务普九达标建设，套用现在的话，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新教育建设。 湖北的普九达标建设是从1994年开始的。 我所工作的周沟乡，地处省际公路沿线，属于湖北省普九达标检查验收的重点单位。全乡23个村场，按照上面规定，应该至少修建18所完全小学。分管教育的副书记传达上级指示后，拿出了修建15所完全小学的初步方案。但方案遭到了分管财经和计划生育的班子成员的质疑，质疑的理由是，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周沟乡每年人口出生率不足0.8%，每年出生人口280人左右，一个班35人，只能够8个班的生源。这就是说完全小学不应该超过8所。 根据会议的讨论意见，我安排计划生育办公室尽快作出1995―2010年的1―7岁人口模型。三天后，模型出来了，从2002年开始，全乡小学一年级入学儿童将在250人以下，如果考虑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实际每年新增生源不足220人。于是，党委政府提请乡人代会作出了全乡统筹，联村办学的决议。完全小学所在的村庄出土地，其他村多出民办教师，修建学校的资金和教师工资按全乡人口平均摊派。 这个民主、科学的决策，让县某领导和教育局某领导恼怒万分，他们多次上门做工作，也多次大会小会点名批评，要求周沟乡严格执行15所完全小学的普九计划；县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多次单独找我开小灶，希望顾全大局，为县委分忧，至少要建12所完全小学。 不是我不愿意顾全大局，实在是大局不顾小局，导致小局顾不了大局。我实在没有权力改变人民代表会议决定的全乡统筹，联村办学的8所完全小学普九方案。 有一天，县委办公室通知周沟乡，省普九达标督办组要到周沟乡检查工作，要求我第二天在家等候，并亲自汇报普九达标工作。检查组还没有到，先头部队就到了，神秘告知机密情报：省检查督办组的负责同志不抽湖南湖北烟，只抽云南的玉溪王（80元/盒），要求准备两条玉溪王给检查组的组长。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有这么高档的香烟！不仅如此，先头部队要求我端正态度，对督办组领导的督办意见要积极表态落实，不要讲全乡统筹，联村办学的8所完全小学方案，只能按照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无楼不成校的15所完全小学的方案汇报。乡普九达标建设班子还连夜准备了书面汇报材料，并安排乡干部晚上住到沿路的各个村，和村干部、学校老师一起做好迎接检查的预案。 第二天上午10点多钟，省普九达标检查督办组一行20多人，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周沟乡。那位督办的负责同志真的只抽自己的玉溪王，对芙蓉王香烟看都不看一眼。这激发了我的不满情绪，丢开准备好的假材料，如实汇报了全乡统筹，联村办学的8所完小普九方案。没等汇报完，省督办组负责人就开始了严厉批评，并上升到三讲学习不到位的高度，是不讲政治的表现。我据理力争，但十分客气地请督办组的同志们认真研究周沟乡的人口模型，建议全省普九达标都要实事求是，科学决策，防止提高指标，浪费老百姓的钱财。督办组的负责同志可能是从来没有遇到基层干部这样和他说话，上火了，大手一挥，竟然有失风度地说：我看不懂你的人口模型，只认普九达标规划和省委省政府文件，并指责周沟乡干部没有政治敏感性，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伟业认识糊涂。我也毫不客气地回应：人口模型不难看懂，我们乡的干部都看得懂，要是您看不懂，我们计生办的干事可以帮助讲解。 我讲完这些话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有点过了。一位县领导及时打破僵局：昌平同志，你们的8所完小设想县委没有同意，还是按照15所完小的计划执行。这位领导转过身对省督办组负责人说：昌平同志在耍小聪明，他在探省督办组的底，如果上面不同意8所完小的方案，他们还是会按照15所完小方案落实的，请省督办组放心！ 督办组走了，周沟乡坚持了8所完全小学的方案。正是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方案，周沟乡没有负债搞义务普九达标（包括新建周沟中学），1996年底，我调离周沟乡的时候，乡财政账面还摆着300万元现金。而同期其他乡镇的教育普九达标负债一般都在千万元以上，绝大多数乡镇财政都有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负债。 周沟乡义务普九达标，坚持了正确的方案，却付出了代价。如，修建新周沟中学没有得到上级政府一分钱支持；周沟乡好的老师，逐步调出周沟，而每年分配来周沟乡的教师，许多都是相对差的学校的毕业生；周沟乡主要领导被戴上不重视教育，政治上不成熟的帽子，等等。 故事七：从两田制的命运，看改革的尴尬 两田制在监利县应该是我的首创。 1993年，我蹲点的赵家村由于人均耕地不足1亩，为了生计，外出打工的人很多，70%的家庭打工收入远远超过种地收入。根据当时的政策，农民必须种地，种地除上缴税费和负担水利建设任务之外，每亩还要完成粮食定购任务800斤，所以，休耕是要强制征收高出承包费3倍以上撂荒费的。种地成了外出农户的包袱，出现了贴钱转包农田的现象（将田转包出去，一般一亩要倒贴50元左右），有的村民干脆给村委会丢下一句田不种了，交给村里了，说完就拍屁股走人。 想在家靠种地发家致富的种田能手，因为不能联片种植而望田兴叹；全村280多亩旱地和水面，由于每户只有几分地，长期处于荒废状态；拍屁股走人的撂荒地，村委会每年都为征收税费和粮食任务发愁；每年冬季县乡统筹的水利工程和夏季的防汛任务更是愁死村干部了；本村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年久失修，已经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但这些事情就是没法形成有效的决策；赵家村这样的局面在其他村也存在，只是没有赵家村这样严重。 根据赵家村的实际情况，干部群众强烈要求改革赵家村的土地承包制度。 改革是从农历1993年腊月开始的，因为外出打工的人绝大多数都会在腊月回家过春节。赵家村有四个村民小组，有三个村民小组外出打工人员较多，我带领三个工作小组在赵家村住了下来，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赵家村的第三次土改（群众都这么说）。 第一步是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两田制的具体方案。主要内容是： 一、人均宅基地、自留地和口粮田共0.5亩。宅基地、自留地多的，口粮田就少；宅基地、自留地少的，口粮田就多。限制了少数人滥占宅基地和自留地的行为，体现了公平。宅基地、自留地和口粮田属于福利地，不要任何负担。年轻人娶妻生育后，可以申请增加人均0.5亩口粮田或得到75斤稻谷的补偿，出嫁或自然减员，人均减少0.5亩口粮田或补偿增人户75斤/人的口粮。增人增地、减人减地，每五年调整一次。 二、宅基地、自留地、口粮田之外的水田、旱地、水面等，一律公开竞价承包。同等标准的，本村人具有优先承包权，最低承包面积不得少于50亩，起标价150斤/亩稻谷（按市场中稻谷价格缴纳现金）。 三、承包户每亩预交50元风险抵押金，如果生产周转困难，可以向村委会申请50元/亩价值的肥料，收获时连同承包费一并偿还。承包者若违约，承包地收回，风险金不退。 四、承包期五年一期，不得转包，老承包户具有优先延包权。 五、村委会保证旱时沟渠有水，涝时电排站有电就开机。 六、承包费除用于必要的公共支出（上缴政府下达的税费任务、生产用电、水系维护、村干部工资、五保户、计划生育补助、历年借款和贷款等）外，其余按人头分配到个人，但计划外生育的子女，五年内不参与分配。 七、村内开支预算由村民委员会提出，村民代表大会批准。每月实际发生的支出，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的理财小组审查方能入账；不在预算内的支出，由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代表会议报告，批准后才能执行。 第二部分 6.改革与折腾--从我过去的改革故事 第二步，分组召开村民会议，讨论村委会提出的两田制方案，选举产生土地丈量和分配执行小组。 第三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听取土地丈量结果的汇报，讨论宅基地、自留地和口粮田分配到户的初步方案。 第四步，召开村民大会，通报土地丈量结果，表决宅基地、自留地和口粮田分配到户的方案，并授权村委会执行分配方案。 第五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宅基地、自留地和口粮田分配到户的结果和分配过程中村民提出来的遗留问题；并授权土地丈量小组，对剩余的水田、旱地、水面进行丈量、绘图、分级、规划，设定标的。 第六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由丈量小组报告丈量结果和土地分级、规划及招标标的，形成初步意见，提请村民代表大会表决。 第七步，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表决水田、旱地、水面招标出租的方案，授权村委会发标。 第八步，公开竞标，签订承包合同。 整个过程走下来，直到腊月二十九才结束。腊月二十九，赵家村热闹非常，除本村人全部参加竞标外，外村的很多种田能手也赶来竞标。当天本村种粮大户中标土地800多亩，外村种粮大户中标400多亩，过去长期闲置的旱地和水面以稻田平均价格的80%全部被外村农户承包了。最多的承包了240亩，最少的也承包了50亩；最高标的180斤/亩，最低标的140斤/亩；共收风险金5万多元，风险金全部用于冬季肥料储备（5万元现金，可以储备10万元的肥料，且价格比旺季低20%以上）。 1994年年初发标的时候，粮食价格不到0.5元/斤，到1996年，粮食价格一路上涨到0.75元/斤。赵家村在两田制前，各项工作都是全乡比较靠后的。从1994年开始，土地收益一年高过一年，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乡的前面。特别是外出打工的人员多了，安心了，还出了几个小老板，带动了隔壁几个村子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在家种田大户，规模大了，土地联片，机械化水平大大提高，种田也能收入万元、数万元。真正做到了地尽其力，人尽其才，昔日最贫穷的赵家村，一举成为全乡的小康村。 但好景不长，自1996年开始，农民负担一路攀升，由1995年的70元/亩上升到了1999年的180元/亩；而稻谷价格由1996年的0.75元/斤下降到了1999年的0.45元/斤。在这样的情况下，赵家村的承包总收入无法完成上级安排的税费任务；并且，从1996年开始，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明令禁止两田制，要求一律将农民负担卡发放到原承包户，否则，都属于违反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必须受到查处一票否决。 1997年，我调离周沟乡，赵家村的两田制因失去了地方保护而夭折，土地强制性地分回从前的承包户，撂荒现象非常普遍，外出打工者普遍不能主动上缴农民负担。不仅如此，由于村委会违反土地承包合同，不得不承担赔偿责任。赵家村由全乡的先进村，一下子又回到了后进村的行列。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2003年后，农民负担大幅下降，低于1994年的水平了。赵家村在没有乡镇工作队领导的情况下，自发恢复了两田制，周边的村庄也推广了赵家村两田制。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我原来工作的棋盘乡，有不少村也自发推行了两田制。尽管中央文件和土地承包法都不支持两田制，但随着农民负担的减轻，种地收入增加，土地转让成为可能，两田制又开始不推自广。 从两田制的命运，可以折射出中国农村改革的命运。谁是改革的主体？按照谁的要求改？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结语 我很敬佩现在还在一线锐意改革的基层干部群众，也尊重为农村改革做研究和决策的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上述七个故事，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故事，是我17年乡镇工作的缩影。我将这七个故事写出来，是供学者、专家、农村改革政策制定者，还有正在一线从事农村改革的基层干部群众研究和参考的，期待大家能从中寻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和启示，希望推进真改革、有意义的改革、符合正确方向的改革、上下互动的改革，千万别学我瞎折腾。 第二部分 7.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1）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而农村改革是从小岗村的分田单干开始的，至今已有30年。30年的农村改革到底走了多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回答是：农村改革三步只走了大半步。 （一）经济改革三阶段 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突破口是经济体制改革，着力点是解放农民和扩大农民生产经营的权利。农村经济改革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体是1978―1983年。主要标志是1980年推广安徽农村改革经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联产承包，分田单干，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分田单干，本质是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一改革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并且农民有了剩余农产品，有了市场交换、现金积累。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地解读为：以分田单干的自主权，激发了农民劳动效率的提高，换取粮食等农产品的大幅增产（增产当然也有种子、肥料和水利等因素的作用）。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是每亩净增250斤粮食（以粮食主产区为例，下同）。 第二阶段大体是1983―1988年。主要标志是中央1984年1号文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农村综合发展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不离乡，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农民综合发展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主要是加工业、建筑业、流通服务业）。这一次改革，顺应和保护了农民在乡村创业的积极性，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解读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转换为现金收入和资本。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是，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先富了起来，农村约1%的农民成为老板，约10%―15%的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 第三阶段大体是1984―1996年。1984年1号文件提出，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但最主要的标志，还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市场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为主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又离乡，把农民和农村各种资源从乡村解放出来，允许农民在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创业发展。这一次改革，把有能力寻求新的发展机会的农村老板和敢闯荡敢冒险的青年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让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极大调动了农民在城乡异地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异军突起，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高速扩张，小城镇也呈现大发展之势。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就农村而言）是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每年民工的劳务收入高达6000亿―8000亿元（每个农民工收入6000元）。 当然，农村经济改革经历上述三个阶段并没有完结，还有第四和第五阶段，即公司+农户阶段和乡村企业私有化阶段（当时改制并没有明确为私有化，但实际上是私有化改制）。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四和第五阶段的改革，不是农民主导的，和前面的三个阶段相比，不是一脉相承的，对中西部三农发展是有害的，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将另文讨论。 （二）国营退，民营进 农村经济改革的逻辑过程可以简单表述为国营退，民营进，也就是说，改革是按照两条主线展开的。第一条主线是放开对劳动力的束缚：束缚在人民公社制度里―放开到责任田里―放开到乡村社队里―放开到全国城乡。第二条主线是对农民开放经营领域：没有经营自主权―经营责任田―在社区内经营乡镇企业―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行业经营（几大特殊行业除外）。 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农村经济改革开放大局已定。经济改革开放必然要求政治改革开放的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开放的逻辑过程应该是官权退，民权进。农村政治改革开放在20世纪80年代与经济改革开放是基本同步的。 当分田单干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时，客观上已经把人民公社的经营职能让渡给了农民。随之在1983―1984年撤销了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村民委员会。至此，政社合一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的体制垮台了。 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让渡给民间，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乡镇的供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等经营部门开始改制，各部门的经营特权退出。1986年前后，中央还一度考虑成立农会，直接选举乡镇长和乡镇自治的改革要求也提了出来（杜润生《为农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坚持不懈地鼓与呼》）。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总体改革思路是清晰的，符合逻辑的，朝着总体改革方向前进的。 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开始，农村政治改革开放的步伐停了下来，有的改革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致使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遭受了巨大损失，这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农村衰落的重要原因。 （三）滞后，以致消耗 农村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分田单干，每亩增加粮食产量250斤。当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每亩上缴50斤粮食就可以了。农民得到了约200斤/亩的实惠，这是第二阶段经济改革的物质基础。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在加强对农村经济、社会管理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口号下，官权不仅没有退，相反还前进了。1986年以前，一个乡镇政府的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到后来，财税所分成了财政所和税务所，再到后来，税务所分成了国税所和地税所。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报道过的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105人，如果加上国税和地税的人，超过了200人。（中西部农业县的工业发展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增长，甚至是倒退的！）1986年以前，乡镇党委政府的机关人员一般不会超过20人，到90年代，乡镇下面又设置了管理区，乡（镇）、区的机关人员一般都在100人以上。80年代，村级民办小学的老师都是民办教师，到后来全是公办教师了，一个公办教师的工资待遇是四个民办教师的总和，美其名曰是为了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实质是教育部门特权垄断的必然结果。1986年以前，农业税是农民自觉交，所以只有几个征收人员，农村的征粮征税成本大约10%，到90年代中期，（合法）征收总额并没有增长，但90%用于征收费用了。 到1988年，农民每亩负担合100斤粮食；到1990年，农民每亩负担70元，折合粮食250斤/亩；到1994年，农民每亩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到1998年，农民每亩负担180元左右，折合粮食400斤/亩。可以说，到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阶段分田单干的改革成果就被落后的政治体制消耗掉了。20世纪90年代，开始消耗第二阶段离土不离乡的改革成果，对乡镇企业的乱收费开始泛滥。此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给了沿海地区和外资企业大量优惠政策，中西部乡镇企业面临负担过重和不平等竞争的双重压力。加上农民负担日趋加重，农民消费能力下降，乡镇企业产品的农村市场萎缩，即使1994、1995、1996三年，粮食涨价，农民收入和需求有短暂回升，也没能扭转中西部乡镇企业走下坡路的局面。1997年，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普遍出现种地负债经营，农民要靠打工收入缴纳各种税费，这就是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三个阶段的经济改革成果全部被消耗了。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机构和人员的过度膨胀，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乡镇政府及其部门成为村民自治最大的阻力，村民自治十几年几无进展。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农村发展缓慢和各种矛盾交织的重要原因。 这里要特别交代的是：事情至此并没有完结，后来的公司+农户和乡村企业私有化改制其实是落后的农村政治体制推动的竭泽而渔式的经济改革。当然，得到了某些经济学家们的包装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和明晰产权。中西部地区，很多抵制了第四、第五阶段改革的地方，都发展起来了。实践证明，第四、第五阶段农村经济改革是失败的。 第二部分 8.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2） （四）仅仅走了大半步 回头看30年农村改革，到底走了多远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明白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到底走向何方，农村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政治制度。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目标已经变得清晰，建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就是我们要到达的彼岸。 如果构成农村社会的三大基本要素农民、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都在严格的管制之中，必然会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效率。农村社会要想过渡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制化的新体制，其必然的逻辑过程就是三步走：即放活农民―放活组织―放活乡镇政府（依法行政）。 第一步，放活农民。农村改革开放30多年来，实行了分田单干、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三个阶段的改革开放，完成了解放农民及其生产力的目标。3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我们摸到了石头，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一步还只迈出了一只脚，离实现放活农民的目标还少半步。我国农民还没有取得同等的民主政治权利、同等的赋税权利、同等的公共财富占用权利、同等的自由迁徙权利、同等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权利、同等的发展权利、同等的市场主体权利。只有给了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放活农民的目标才算完全实现，农民的生产力才能彻底解放。因此，30年的农村改革，在解放农民方面，仅仅只是走了大半步。 第二步，放活农民组织。随着农民劳动力的解放、劳动者的经营领域扩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民必然要求享受和社会各个阶层同等的待遇，因为这是市场经济主体（农民）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和自主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单个农民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充分表达意志、争取平等权利，才能有效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放活农民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要求放活农村社团组织，如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使其民间化，同时鼓励发展新的民间组织，让民间各个阶层的利益主体组织化、合法化；另一方面要求向民间组织（包括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等）开放生存空间，主要是部门权力和垄断经营部门从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有所退出。 只有部门权力和垄断经营部门逐步退出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掌控，乡村民间组织才能逐步发育和发展。只有民间组织充分发育，小农户才能联合起来应对大资本的垄断，才能节约生产成本、消费成本和销售成本，才能获得更好的经营效率。只有民间组织充分发育，才能从组织上保障村民自治走上真正的民主自治轨道。村民自治在农村搞了十几年，收效不大，甚至走到了十字路口的原因，也就在于没有足够的民间组织资源。只有民间组织充分发育，每一个农民生活在一个和几个组织中间，农民才能够支付使用法律的成本，民主才有力量维护法律的公正，法律才能维护弱者的合法权利，弱势的人没有组织做后盾，法律就有成为强势者欺负弱势者的工具的危险。只有民间组织充分发育，民间社会的管理才能高效，管理成本才能降低。 我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基础决定，只能建立一个以农民组织化为基础的农民自治的乡村上层建筑。今后若干年，放活农民组织是农村改革的关键。如果说前30年的成就是解放农民个人和家庭所创造的增长奇迹，我们期待今后若干年，通过激发农民组织的功能，再次创造发展的奇迹。 我甚至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落后的中西部农村的未来发展，只有靠合作社竞争发展、靠集体经济竞争发展等等，家庭只是合作社和集体经济等经济组织的一个细胞。扶持和推动农民组织之间的竞争发展是农村改革第二步的核心任务。 第三步，放活基层政府。当农民（民间）组织发育成熟后，农民（民间）组织化的力量会成为乡村社会的主导力量，乡村社会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体制将随之改变，民主与法制将成为主要的管理方式和手段，建立民本的精简、高效、低耗的自治政府将成为必然要求。一方面基层自治政府对农民负责；另一方面，要求上级政府放活基层政府。县市政府和乡镇政府不再是老子和儿子的封建关系，而是法定的权义（宪政）关系。只有放活基层政府的改革落实了，实现了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农村改革才算真正完成。届时，农村将进入一个成熟的、秩序化的新阶段民主和法制的发展阶段。 （五）改革无捷径 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希望有捷径可走，这种心理十分有害。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集体在改革初期就下定决心摸着石头过河，可以从中看出前人对旧体制的彻底失望和坚定地朝彼岸前进的决心和智慧。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明确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不同步，经济改革也会走回头路。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中西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正是因为政治改革没有同步、走了回头路，所以才出现了三农问题的日趋严重化，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教训是深刻的！ 三、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农村有土地、矿产、森林、河流、市场农民很勤劳、很智慧、很有创造力农民为什么贫困？这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加入香港乐施会之后，我到了云南、贵州的大山深处，给了我太多的震撼，让我明白了很多过去不明白的农民贫困的原因，也加深了我对农民的理解和尊敬。云贵三年的扶贫之旅，我心中常常压抑着一句话，想使出全部的力气向国人呼喊：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 以下是我2004年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篇演讲，原题为《贫困的制度性因素》。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城市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不合理的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运出去的矿产价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等地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每年用以维修那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所损坏路面的资金，就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这些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出去。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开发了资源，投资者暴富了，当地的人民分享了什么呢？收益甚微，但受害不浅。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水库的水漏掉了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森林是国家的，砍伐国家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森林没有砍伐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狩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建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而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300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农民贫困的原因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部分 9.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3） （一）贫困的制度因素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农民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当地人无疑是国民，可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可谁代表国家征税呢？1吨煤35―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农民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农民辛苦建立的产业，也要被占有。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不属于农民。农民集资安装了电话，产权不属于农民了。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 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却没任何人承担任何责任。80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冷藏猪，90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80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90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种子公司专营，把从事种子、肥料、农药经营的农民害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农村用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用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农民修了公路，政府部门去收费，路坏了又要农民自己修。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投好几百万甚至千万。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40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没有覆盖农民的。这是个极大的不平等，即使这样，还有些人要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2003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在云南、贵州的很多农村，分田到户之后，不准农民增人增地，已经出现了25%左右的无地农民，同时也产生了25%的有地市民，无地农民要给有地市民一亩地交300斤玉米的地租，这25%的无地农民怎么不贫困？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拥有土地，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贫困地区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定土地承包关系可以有利于要素市场发育，有利于资本扩张。我们有没有考虑过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去解决大山深处的贫困呢？ 第四，金融制度。国家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国有银行进了城，又不允许农民自主办金融，叫农民和农村发展指望谁！ 第五，税收制度。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有人也许会反驳：不是给龙头企业免税和财政金融扶持吗？是的，没错。但你要知道，全世界的国家，都只给农民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样的扶持政策，中国却不一样。（农业税虽已取消，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率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实践证明，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优势阶层。医疗资源90%都配置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里。在不少个案中，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寨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他把20―40岁的黄金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把穷地方的资源往富地方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一百多，中学一千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一百、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不给钱，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1985年的价格0.095元/斤，2004年涨到了0.6―0.7元/斤，算涨了7倍吧，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农民怎么不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体系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严重的就业歧视依然还存在。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被考虑到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国家预算的长江大堤每方土是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手施工，每方土3.6元，一方土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再如，农村还有很多水利工程待建，有很多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同时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让农民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很多人会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可根本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基本职责！ 第九，工资制度。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000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据统计，全国现在有数以千万计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很多嫁到城里去，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竹马为妻。我在云南、贵州的大山里看到的是，10个男孩子追求一个女孩子！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第二部分 10.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4） 第十，土地制度。《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水塘、水系、风水林等村民共有共用，基本农田和林地等按份所有、有偿承包（使用），宅基地等按户占有，有偿使用，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任何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的是所有权，补偿给农民的是15年或30年的使用权。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建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城人（包括个别干部）的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是市民或国家干部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农民集体（当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但农民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农民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 第十一，干部制度。农民是没有权利当干部的，农民是不可以考公务员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现在的基层干部大多是上面提拔的，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得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确定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可能变成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情况下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城上访。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官司往往打得倾家荡产，若没有足够的钱，有理也打不赢。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宣传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来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罪犯、保卫人民的，国家得给钱让他履行职责，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几万元（一般中部乡镇派出所）。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靠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有人说中国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多数人（特别是农民）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农村急需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会到农村当技术员吗？当然不会！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如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为什么每年还要大张旗鼓地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为什么把推广农业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和服务农民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优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第十四，市场主体制度。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地位。 农民休耕，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强制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满足国人的需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很多人动不动就说要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度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所以经常会出现种地亏本的现象。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但允许成立商会以及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加难。农民办的合法企业，文件一下来，要停就得停，巨大损失没有人管，这也是不给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这样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五，户籍制度。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19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由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200、500个不等，每个20000、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城市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每年也没少交税费，甚至比市长交得还多，可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北京户口。户籍的背后，隐藏着多少差别待遇，对多少人造成了巨大伤害和歧视，吸走了多少农村人、弱势者的财富！ 第十六，招标制度。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据说是与国际接轨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就不怎么好了，是一个歧视很强的制度，是加重农民负担，甚至阻碍农村发展的制度。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信息是不充分或不对称的，市场主体也发育不充分，市场不能形成充分和平等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资本家（哥们儿或亲戚）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分钱游戏。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大多数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家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或以工代赈，却要来一个什么依法办事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20世纪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没有越来越多，有一个贫困省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 很多人的认识是不经琢磨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几乎没有。有些知青回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主观意愿，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被人看得起，正是因为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把农民与城里人平等看待，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设计出来的。 很多人经常说农民素质低，或习惯称农民为刁民，或认为农民是包袱。中国的农民啊，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有非凡的创造力和耐受性；他们弯着背，几乎是伏在地下，用生命纤着这个国家前行。每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都是让农民分担；对他们不公平，甚至听不到他们的一声怨言；他们要求很少，甚至没有要求。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应该珍惜啊！ 第二部分 11.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5） （二）结构与贫困 我们国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说，城乡二元、东西部二元、工农二元、官员和老百姓二元、劳动和资本二元、穷人富人二元、主流边缘二元、中央地方二元、实物经济和虚拟经济二元、产业链条高端与低端二元。这些二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对立中，一个处于弱势，一个处于强势，强势从弱势中摄取利益。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不到15%的人掌握着全社会85%以上的财富，并且，财富还在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当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为一个阶层的时候，弱势的一方要想获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难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结构化了。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打破。现在，很多人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什么内涵呢？是稳定既得利益。他们以这一口号为名，行固化他们既得利益之实，和党中央讲的稳定是不一样的。要打破这种结构很困难，大多需要用破坏性力量打破。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过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结构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分田单干瓦解了人民公社体制，由此引发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和平演变。 为什么家庭承包，分田单干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后期，工业化进步后，城市的拖拉机、化肥、轻工业品等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要下乡，要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体制低成本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里和工业化里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里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家庭承包，分田单干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这样，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用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来的。 当农民有了剩余以后，就要交换，就要消费，就要投资，就要创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发展以后，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里，也就有了一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于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瓦解人民公社体制是中国农民获得自主权后创造巨大增量，不断赎买自主权再创造新增量、再赎买的结果，是和平演变的范例。 （三）改变不合理的二元结构 今天，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和弱势者阶层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地放弃一些既得利益，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也不符合市场的本性，更不符合专制权力的本性；通过暴力破除二元结构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但似乎很难。 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地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或资本化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或利润；当西部的资源不断地廉价流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地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么会西进呢？也许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掠夺西部，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课题。 现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平等市场主体之间、按照市场自由交换原则进行的公平等价交易，而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上下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的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 当60%―70%以上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弱势者缺失权利时，我们所有的化，都只会加快农民和弱势者的边缘化。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时，会有公民和民主化吗？ 我们有全世界最吃苦耐劳、最宽容仁厚、最爱国、最有奉献精神的农民，从一定意义上讲，30年改革发展之所以取得了伟大成就，正是因为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农民。我们现在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归根结底是二元结构体制产生的。如何解决不合理的二元结构体制，我没有能力想清楚，但我辈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让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并分享改革成果，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科学发展观，是解决发展中的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四、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 农村改革和发展都只是手段，我们为什么改革和发展？用什么思想指导改革与发展？用什么标准检验改革和发展？这是要思考和回答的重大问题。否则，农村改革和发展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就会把手段目的化，甚至走向迷惘。 （一）百年共识追求独立自主 1840―1948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饱受列强侵略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被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历史。百多年中，中国人达成的最大共识是：中国要想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中国人民要想不做亡国奴，必须快速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1948年，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总结百年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的准宪法《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核心思想就是快速实现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以获得独立自主和民主富强。 （二）工业化与内卷化① 新中国成立后，遭遇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干扰，国家工业化道路并不顺利。为了快速打通工业化道路，中国被迫依靠集权和高度计划体制强制性地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内卷化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农民在国家工业化中被迫放弃以家庭农业经济为主要形式的自主性，失去了千差万别的地方性农业特征，而沦为国家工业化模式化的牺牲品。在不长的时期内，剪刀差等转化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中国建成了完整自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国防体系、教育体系、文化和思想体系等，并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国家自主性和自主权充分实现，半殖民地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这种以牺牲农民自主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的做法，按照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想法，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应该结束，由以农补工转而实现以工补农，但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改变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国家工业化战略。在人民公社后期，内卷化的国家工业化战略最终遭遇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出工不出力（创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人民公社体制失效，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城市工业品下乡不能获得等值的农产品，城乡交换内循环不能有效进行，国家工业化陷入困境。 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实践证明，靠牺牲农民（中国大多数人）自主性（或主体性）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会因为农民的创造性和有效需求不足而走不下去。 第二部分 12.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6） （三）农民自主性的回归 到20世纪70年代，国家工业化遭遇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创造性不足）和内需不足的约束，内卷化的国家工业化遭遇困境。在这个时候，在安徽的小岗村等地出现了大包干尝试，大包干的核心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实际上是农民以自主劳动创造的增量向国家赎买生产经营自主权获得自主性。正是由于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中国进入了一个农民自主发展并推动中国自主发展的新时期。 1980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试点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1982年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把7亿多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家庭获得了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剩余农产品的自主权。随之，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空前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提高，粮食单产由亩产400斤增长到了600多斤。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大约50斤/亩谷物，并完成200多斤/亩的粮食定购任务之后，剩下的农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农民不仅吃饱饭了，还有了剩余产品。最初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后来蔬菜、水果、畜牧水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也多了起来，农村集市也随之活跃起来。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换的出现，给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添了翅膀。 农民很快有了积累（钱），有了购买能力。但当时的情况是除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外的所有物质都极度短缺，农民有钱也买不到所需的东西。很快，农民将需求冲动转化为了投资冲动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个体户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即离土不离乡），获得了在本乡本土发展非农产业的自主权。1985年，卖粮难，农产品极大丰富，一部分农民跳出农门，在农产品加工业、建材建筑业、服装加工业、流通运输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首先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不仅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连城市待业青年和国有企业退休干部职工也加入到乡镇企业的行列。 乡镇企业很快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小城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新增值的70%以上是乡镇企业和农业创造的。80年代的中后期，农村区域或局部市场已经不能适应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求，政府准许农民在城市开设窗口和销售网点成为一时风尚农民企业家和农民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自主性和创造性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农村企业和农民进城成为中国当时最活跃的发展力量，并为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内需市场，有力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同时也逼迫国有企业和城市不得不改革开放了。 20世纪80年代改革发展的成就，是在没有外资、没有中央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帮助的背景下取得的，是农民自主性不断发展，创造性也同步增强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发展的事实证明，不走内卷化道路，不走外向依附型的道路，中国也能自主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四）《土地法》的转折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在农民和农村主导下快速发展，却同时出现了乡镇企业过渡论，认为中国遍地开花式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水平低、没有前途，认为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要加大对外开放，以市场换资本主义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促进高水平的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此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种思想逐步占据了主流地位，中国悄悄地发生了三件影响深远的事件。 第一项是《土地法》出台。1988年《土地法》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带来了三个改变，一是乡镇企业用地权收归国家了，农民集体不能直接用地发展农村工商业了；二是城市和城镇用地权收归国家，城市化用地的增值收益归政府独占；三是各地新办企业必须进入经济开发区合资或外资企业特区。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剥夺了农村办工业的权利，剥夺了农民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一句话，政府对农民实施了内卷化，农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和创造性又一次被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战略忽视了。 第二项是1987年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从1986年开始，各级政府开始分灶吃饭，下面以县（市）乡（镇）两级政府分灶吃饭为例加以说明。县（市）和乡（镇）的财政分灶吃饭是以1986年为基数，乡（镇）政府每年按照7%向县（市）递增上缴财政收入。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农村经济发展放缓，乡镇财政的收入并不能每年递增7%，有很多乡镇的财政收入甚至是下降的，但递增上缴是不能少的，基层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收不抵支。更为严重的是，财政改革的同时，依法治国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法律越来越健全，行政执法部门越来越多，基层公务人员越来越庞大，乡镇财政供养人数有了10倍以上增长，少则300人左右，多则1000多人。上面任命干部，下面承担工资和费用，乡镇政府的合法支出超出了分灶吃饭初期基数的数十倍之多。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中央和省市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增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力，县乡基层政府的钱越来越少服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 第三项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的财力（国税收入）得到空前加强（为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占比例由不足30%提高到了54%左右，省（市）财政也占到24%左右，经过县（市）一级之后，乡镇财政（合法收入）几乎处于无米之炊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做：一税轻，二费重，三摊四派无底洞。据河北省的官方网站上的数据，河北省1996年各种收费和摊派146.15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56.52%，占县乡财政收入的96.29%，即乱收费和县乡两级的合法财政收入基本相对。这就是说，分税制后的乡镇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依法向农民和乡镇企业收取的。 乡镇政府和部门的合法支出在日益膨胀，但合法收入却在日益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和部门不得不依法创收合法寻租，直接的后果是加重农民负担和乡镇企业负担，并大规模强征抢占农民土地。1987年，农民每亩的负担大约为100斤粮食；到1994年，农民每亩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1987年前，乡镇企业大约只向乡镇政府上缴利润的30%左右；到1992年，乡镇企业所有利润都必须全额上缴乡镇财政，甚至出现贷款上缴税费的情况。在征占农民土地方面，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国英教授统计，数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付出的土地价值达到19万亿。尽管如此，全国乡镇（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5000多亿的财政债务。 乡镇财政入不敷出日益严重，乡镇企业的负担和农民负担逐年攀升，农民创造能力和消费能力急剧下降，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也急剧萎缩；加上土地制度变革后政府独占土地增值收益，导致银行不再向乡镇企业和小农贷款，给了乡镇企业和小农雪上加霜的打击。在上述三重压力之下，20世纪80年代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出现了倒闭潮，也导致了90年代农民盲流潮的出现。 不仅如此，财力上收，事权下放，还导致农村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完全被抛弃在国家责任之外。在20世纪90年代的农村义务教育总支出中，中央财政支出严重不足。以1996年为例，全国教育投入2262.3亿元，其中，中央只占10.8%，地方占89.2%。到1998年，教育投入总额为2949.1亿元，中央的教育投入比重略有提高，当年为12.8%，而地方仍高达87.2%。再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及预算内教育经费的结构看，1996年和1998年地方的教育投入比重仍高达87%―88%。而中央投入地方教育的极少经费，又被地方留在了县市级的重点教育，中央财政实际用于农村教育的经费可以忽略不计。我20世纪90年代在乡镇当书记多年，我所工作的几个乡镇，中央支付的义务教育费不足2%，农民医疗费不足1%。新中国建立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制度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倒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不少地方的农民（包括农民工）沦为了二等公民。 1949―1978年，牺牲农民，理由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牺牲农民带来的困境，通过1980年前后的恢复农民自主性得到了很好的解决。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再次牺牲农民（包括农民工），理由同样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牺牲占国民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包括农民工）必然再次导致困境，可是，历史并没有简单重复过去，中国并没有用恢复农民（包括农民工）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办法去应对危机，而是走上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也没有经过充分讨论（不争论）的道路。 （五）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 在中国以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为理由，农民和农村自主性和自主权受到压制，导致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不振之后，中国出现农民盲流潮的时候，也正是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经济萧条时期。中国农民中的盲流和国际的过剩资本都需要寻找新出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1992年南巡了。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到中国来补资本主义的课，给了外国资本超国民待遇土地不要钱、税收减免、财政和金融支持、低环境成本、低成本劳动力等等。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实在短期内帮助中国农民盲流实现了异地就业，并通过异地就业的低工资转移回农村，维持了数亿小农家庭经营的简单再生产。但是，一方面是中国的中西部乡镇企业普遍税负较高，另一方面是外资企业享受众多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不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导致很多中西部的企业主关闭或变卖企业之后也来到了东部沿海，加入他们的行列，在加速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加速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放缓。 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乡镇企业先天不足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必须补课。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资本）特权模式也在中西部乡镇和农村开始推行，国家给所谓的龙头企业（私营企业）财政、税收、土地、金融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普遍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政府将帮助农民致富的责任委托给了资本家。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很多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转让给了极少数能人和私有龙头企业。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的结果，是农民只能从事养殖业和种植业，农民被无情地排斥在农村经济的加工业、运输业、储藏业、营销服务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业、土地开发和交易等行业之外。占农村经济GDP的70%的经济总量被5%左右的资本家所拥有，占农村人口95%的农民只占有农村GDP的30%。中国农民再一次被内卷化，资本主导的内卷化。 南巡讲话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从此开始了外资特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很快由内需拉动型走上了外需拉动型发展道路，进而走上了外向依附型发展道路，GDP增长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的消费，经济发展可能丧失自主性。 从1992年以来的16年间，中国GDP确实高速增长了，我们以价值100美元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社保代价，生产出低端产品，以此换来价值60美元的纸币，为这个过程中创造的80美元GDP而自豪。如果计算出GDP―国民财富消耗―环境社会成本代价―外资收益之后的成果（价值），就不值得骄傲了，甚至是负值。今天的中国，各种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和生态状况越来越严峻，全民社会保障越来越遥远，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地区矛盾和民族冲突越来越激化，精英和底层对立越来越尖锐30年的现代化，中国农民数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社会不是越来越公正公平了，少数地方和经济领域的官商勾结黑商勾结官黑勾结是越来越趋严重了；法律越来越多了，但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权却似乎越来越难了；进来投资的越来越少了，进来投机的越来越多了；归国奉献的精英越来越少了，移居海外并向海外运钱的先富精英越来越多了 中国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巨大的环境生态成本、低农民工工资和社会保障、低粮食价格和低农民收入等为代价，换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又在美元贬值、石油价格暴涨和次贷危机中不断蒸发。世界上没有哪个主权国家，高速发展了数十年后，资源快消耗完了，人口要老龄化了，农民还占绝大多数，全民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 外向依附型发展模式，导致中国经济变成了蜡烛经济消耗自己，照亮别人或内卷化大多数农民，富裕少数人。全世界发达国家享受廉价中国产品、优美的生态环境、高福利等，都有中国内卷化的付出。最近20年，中国农民在丧失自主性后的东南飞，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按照邓小平最初的想法，让少数人和少数地方先富起来或外向经济都只是短期的策略（2000年实现翻两番），目的只有一个：共同富裕。但邓小平去世十多年了，他期待的共同富裕似乎还很遥远。这和毛泽东当初想通过以农补工实现以工补农多么相似。 第二部分 13.30年农村改革，三步走了大半步（7） （六）WTO体系中的中国与中国体系中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买肥料，肥料涨；中国农民买柴油，柴油涨；中国农民买农药，农药涨；中国农民需要建房子，建材涨。一句话，中国农民买什么，什么都会涨价！ 中国农民卖粮食，粮食价格不涨；中国农民卖土地（被征用），征地价格不涨；中国农民卖劳力，劳动力价格不涨；中国农民减少大豆生产，大豆价格暴涨；中国农民减少生猪生产，生猪价格暴涨。 中国农民没有养老保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失业保障、没有金融保障 这些都正在改变，也许都会成为过去，但是现在离农民的期望还很远。 为什么？因为中国农民没有自主性或自主权。中国的农民，由于丧失了自主性和自主权，在中国体系中成为弱势群体。 在WTO体系中，中国类似中国体系中的中国农民。 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中国是铁矿石进口大国、中国是钾肥进口大国、中国是木材进口大国、中国是飞机进口大国、中国是大豆进口大中国进口什么，什么就可能涨价； 中国是打火机出口大国、中国是服装出口大国、中国是玩具出口大国、中国是鞋帽出口大国中国出口什么，什么都很便宜； 中国投资美元，美元跌了；中国企业投资国外的股票，股票跌 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的是外向依附型经济，在WTO体系中，中国还没有完全掌握自主性和自主权。 （七）居安思危 受美元贬值、石油和铁矿石涨价、次贷危机等多种国际因素影响，中国出现了流动性充裕、通货膨胀、企业亏损倒闭和银行坏账、股市和楼市大跌、学生失业等经济现象。中国确实面临很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面临的危机和中国农民面临的危机其实是一样的，是自主性和自主权丧失的危机。任其发展，中国的公民主权、生态主权、价格主权、税收主权、金融主权、货币主权、市场主权，甚至制度创新、教育、话语权等，都会产生危机。这是外向依附型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 面对危机的时候，中国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 在经济方面，会进一步向农民和农民工转嫁危机，进一步压低中国农民工工资，进一步压低中国粮农的粮价，由中国农民工和农民承接全球经济危机后果，尽管中国农民工工资和粮食价格在世界上列位很低；与此同时，中国会进一步加大补贴出口企业的力度，维持外向依附型经济增长模式，以期度过阶段性的经济危机。这样做，实际上是继续用高消耗、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低粮价为代价补贴全世界，尽管占中国人口近80%的农民和农民工还没有医疗、养老、失业保障。 也许有人会说，亚洲四小龙不是通过走外向依附型经济发展道路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吗？为什么中国就不可以？这是因为，四小龙人口规模远远小于美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业供不应求，是有利可图的。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给几亿人口的发达国家搞制造业供大于求，是无利可图的。何况印度、越南等国家也在走同样的现代化道路外向依附型。这和中国9亿农民给4亿市民搞饭吃越搞越艰难是一个道理。 实际上，中国现在的危机和中国农民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也是一样的，只有靠争取自主性和自主权创造增量和有效内需才能化解危机。20世纪80年代就是这么做的，实践证明是对的，这是最根本的中国经验！中国当前不着手解决内卷化的问题，就是完全忽视了问题的根本，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都无法治疗三农问题的病根。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农民由于再次逐步丧失自主性或自主权，才导致中西部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凋敝，90年代初期，由于外向型经济的崛起，又进一步加速了中西部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减缓的进程；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在WTO体系中已经丧失了自主性和自主权，中国才面临经济危机。沿海大量的外向型企业遇到困境是必然的，当务之急不是去救外向依附型企业（只有发达国家来救，才可以救），而是增加国民特别是农民的权利（社会保障等）和收入，以增强国民的创造性和扩大有效内需，建立起有效的内循环，才能度过经济危机。只有在内循环正常的基础上，寻求平等公平对外贸易，才能建立一个在享有自主权的平等贸易前提下的经济强国。 当下最要紧的是提高粮食价格，并帮助农民发展合作型农业产业化经济，以提高农民收入；同时，要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食品补贴和社会保障，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由外向依附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看到了中国外向依附型发展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启动了新农村建设，实施减免农业税、合作医疗、义务教育、粮食补贴、城乡统筹、全民社保等惠农政策，我们看到了一个明确的走向恢复中国自主性和农民自主性的方向。 第三部分 1.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什么道路？如何建设？这是本章要讨论的问题。 一、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对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认识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找中国富强的道路。是优先发展农村、农业，或是优先发展城市、工业，还是走所谓兼而有之的第三条道路？这三条道路的争论其实到今天也还没有完结。争论归争论，中国现代化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城市化优先、工业化优先的农村（农业）―城市（工业）二元非均衡发展的道路。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孰轻孰重？似乎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像两条腿走路一样，忽前忽后。但是，这两条腿的发育是不一样的，一条越来越长，一条越来越短。短的那条，是农村和农业。 在我有限的知识里，中国100年来已经开展了四次新农村建设，这次是第五次。第一次始于1904年，是从河北定州的翟城村和贵州毕节的石门坎开始的，后来，翟城的经验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在山西开花结果，进而被国民党政府推广至全国。第二次始于1928年，第三次始于1946年，第四次始于1978年，第五次应该始于2003年。100年来，新农村建设大约20―30年间会发动一次，这似乎是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解决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等结构性矛盾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前20年的经济翻两番，是农村发展推动的。其过程是：家庭承包（劳动效率提高）―获得200―300斤/亩的增量―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绝大部分是自己的―农民有了购买能力―国有企业对民用生活品供应不足―乡镇企业大发展。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同时增长，带来了农村两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化，一是培育了农民的企业家精神，农民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主力，二是对农业的肥料、农药、农机、农膜等工业品投入增加，替代了劳动，很多人从土地和农业中解放了出来。这两个变化，又从两个方面深化了中国改革与发展。一方面，农村产品、资本、人才对外扩张―对国有企业构成竞争―促进国企改革和城市开放，另一方面，农业非劳动投入增加―城市工业品和技术下乡增加、替代劳动―农村劳动力挤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兴起。 1980年前后的农村巨大增量，激活了计划经济积累的存量，也支付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本，并使得中国经济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翻两番目标，整体上了新台阶。经过20多年资本、国家对小农的双重吸取，城市和发达地区产能已经积累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但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农民消费能力不足，反过来造成严重的工业产能过剩。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结构性问题难以突破，导致经济增长依赖出口，GDP增长与民众福利不成正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再翻两番和再上新台阶的需要。 新农村建设是遵循发展规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我们已经实现了由资本短缺到资本过剩的跨越，资本短缺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该结束了，输出资源，换资本应该向输出资本和高技术含量的高价值产品，换资源转变；要由廉价劳动力优势战略向内需市场优势战略转变；由透支农村环境和农民福利的资本积累战略转向补偿农村环境和增进农民福利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科学发展的需要。 新农村建设是防止社会断裂，实行社会和平转型的需要。如果农村9亿人继续维持温饱和小农经济状态，就无法进入改革以来已经逐步建立起来的现代制度体系。用孙立平的话说，这就造成了社会断裂。断裂会造成冲突，冲突会导致已建立起来的现代制度体系瓦解，转型失败，改革开放会前功尽弃。 （二）当前农村的基本矛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搞清楚当前农村的基本矛盾。我认为有七大基本矛盾需要解决。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我1980年前后，农村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快30年了，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70岁的老大爷也能养数十头，甚至数百数千头猪；副业主业化，主业副业化；次要劳动力搞农业，主要劳动力搞非农业。但现行的政策法规却不是鼓励农民组织化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营销，而是不断强化家庭承包经营，导致30年生产关系基本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调整。以稳定承包关系为手段，保障粮食安全；以虚化农民土地权益为手段，保障城市化优先；以强化资本特权为手段，保障地方政府短期收益；以强化官僚特权为手段，保障农村稳定等，都类似人民公社对农民的控制，使农民失去调整生产关系的权利。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工作方针，多予、少取可以做到，但放活难以做到，可农村发展和建设的根本，就是放活！放活就能发挥9亿农民的无穷创造力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大有希望！ 2．小农户与私人大资本及其背后势力的矛盾 资本总是希望获得垄断收益，一家一户单干的小农具有天然的弱势。在当今的乡村社会，资本特权不断膨胀，而小农合作的权利却严重缺失。另一方面，随着乡镇政府合法收入的减少和农民组织弱化，乡村社会灰色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快小农组织化十分紧迫。 3．市场与小农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者恒强，弱者恒弱。从国内视角看，在市场条件下，小农多是弱势的，农村资源（资金、人才、土地等）多是流出的，从事农业产业低端的种植业、养殖业生产者，多被农业产业高端的资本剥夺。从全球视角看，虽然中国加入WTO只有短短几年，但中国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国内市场正在被欧美农产品占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外市场（如日本、韩国、欧洲等市场，是中国的传统市场）正在被国内台资韩资日资高科技农业园企业等生产的产品抢占。中国农民将来生产什么？市场在哪里？ 4．小农经济基础和现代上层建筑的矛盾 小农经济基础无法支撑与现代化接轨的庞大上层建筑。很多人以为精简机构和人员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只要与现代化接轨的上层建筑存在，机构和人员就不能减少，暂时减少了也会再增加，小农也必然要支付现代上层建筑的成本。比如，农民若对老村庄进行整理改造，不仅能节约近一半的土地，还可以大大提高农民生活质量，降低公共服务和基础建设成本，但这涉及数个部门的管制和收费，农民往往交不起管制成本，这就等于被剥夺了自主发展的权利！一方面农村公共服务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农民怕遭遇乱收费；一方面小农劳力多、地多、致富愿望强烈，另一方面税费门槛高，难住了小农创业；一方面需要农民有组织地监管各部门，另一方面农民过于分散；一方面农民需要法律保护，另一方面农民用不起法律这就是农民的无奈。 5．农民（组织）的产（财）权和（村民自治组织）治权不统一的矛盾 《宪法》规定，农民一般以自然村为产权共同体，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授予行政村法律主体地位，这就造成治权不保护产权的尴尬。《宪法》规定，土地属于村社农民集体所有，村民自治组织要承担农业生产服务和社区公共服务。农业税取消，村民自治组织的财政基础也随之取消，这就造成了有（自）治权、无财权的尴尬。村社成员依据《宪法》享有土地所有权（份额权），然而现在多种地的人往往不出钱还享受补贴，少种地或没有地种的人得不到任何收益，这就造成了有所有权但无收益权的尴尬。村主任是民选产生的，但工资由乡镇政府发，这就造成了有选举、无民主的尴尬。这些都是诸多部门的政策法规不尊重《宪法》造成的。 6．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与村庄高度分散化的矛盾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已经具备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实力，农民也有迫切要求。但是，我国农村户籍人口依然还有9亿多，并且分布在256万个自然村。不改变农民高度分散居住的状态，就无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第三部分 2.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 （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 1．新农民组织建设 我认为，应该在坚持土地村社农民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建立起以村社农民集体土地产权为基础的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发展农村社区金融组织，巩固和完善社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主发展功能；应该鼓励农民自主创新农业生产管理、服务和农产品营销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积极引导共青团、妇联等社团组织依靠改善服务而独立生存（官转民），带动民间各类社团组织发展，调动农村一切积极力量建设新农村；依靠健康组织的发展抑制封建家族组织发展，依法打击农村黑社会组织，促进农村和谐发展；逐步建立起全省性、全国性的村民自治联合会、农村专业协会联合会、农民合作社联合会、农民集体经济联合会等组织。要特别强调的是，农村农民组织建设，农村金融开放为先。没有农民自主的金融，就没有农民组织的农业产业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农民组织壮大的经济基础。 2．新生产关系完善 强制性的家庭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管理和营销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应当调整，让农民根据自身的环境条件和生产力水平，自主创新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不要神话小岗村，不要妖魔化南街村、华西村、大寨村等7000个集体经济的村庄。鼓励和培养农民的企业家精神，谨慎提倡，甚至有条件限制资本主导农业产业化。 3．新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应全面实行市县乡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人大代表专职履行权利义务，享受公务员同等工薪待遇；在县市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设立党组，不再另设党委机构，依法体现党对大政方针决策的领导；将村民自治制度推移到乡镇自治，建立民选、民管、民本的乡镇政府，选上为官，选下为民，促进乡村社会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通过农村新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为农村精英创造上升空间，以此留住农村必需的各种人才，增强新农村建设的领导力量。 4．新公共服务和新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 应建立以村社农民集体土地―金融收益为基础的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保制度雏形，并以国家转移支付资金为辅助，逐步建立起城乡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增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和增进村民福利。当城乡福利制度体系的福利水平基本相当时，实现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5．新农村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科学规划与建设 应广泛发动农民，参与新农村规划和建设；全面规划土地用途，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和公益用地等要做中长期规划，规划要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严格执行；对农业用地全面进行农业区域规划，发展一乡一品的特色农业；放眼未来，科学处理农业经济功能、生态功能、文化功能、就业及福利功能的关系。以高消耗和高污染为代价追求产量增长的家庭农业模式，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平房改楼房为主要内容的新村建设，必须引导到低消耗、低污染、高质量、高效益、高安全的组织化农业模式和多种功能兼备的新村镇建设。我们可以引导农民广泛开展畅想新生活方式活动，逐步协助农民实现新生活。 （四）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动力 农民是主体力量。没有农民主体性的新农村建设，会变成大钱办小事的新农村建设，会变成为了农民，剥夺农民的新农村建设，会变成利益集团分肥的资本主义的新农村建设，会变成官本位、强势人群主导的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新农村建设。所以，新农村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农民主体性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还利于民。 政府是主导力量，但要以建设民选、民管、民本的基层政府为前提，并坚持民为本、民做主的根本原则。新农村建设应当尊重农民，按农民意愿办事，集中农民智慧，按民主程序决策。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精神是促进力量。没有知识分子参与的新农村建设，精神上难以超越封建传统；没有企业家精神参与的新农村建设，经济上难以摆脱小农传统。要让小农组织起来、合作起来，培养有组织小农的企业家精神，而不是简单的公司+农户，由公司带领农民致富。 乡村干部和回乡青年学生是领导力量。中国城市每年有1000多万人就业，其中10个会有4个是大学生，而实际人才需求只要一两个，而中国近70万个村，每村每年至少要一两个大学生成为领导力量的一部分。引导大学生上山下乡是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措施之一。而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吸纳大学生上山下乡应该成为主流方式，以避免公派大学生村官加剧乡村社会的官本位化。 农村闲置的劳动力和土地，是新农村建设的最大物质基础。农村有数亿季节性闲置的劳动力，如果能够激活，每天每人创造100元价值，每天就是数百亿。农村村庄占地4亿亩左右，很多村庄空心化和乱占地非常严重，如果进行规划整理，不仅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节约出2亿亩土地，激活2亿亩土地，每亩土地以10万元计算，农民就可以动用十几万亿的资金建设新农村。 返乡农民工是新农村建设中最活跃的力量。每年都有1000万人进城，但同时也有数百万农民工回乡养老和创业。返乡农民工都有一定的积累，一年比方说有200万人，一人1万元，就是200亿元。返乡农民工往往还具有较高的素质，大大有利于建设新农村。 一家一户单干，是发挥家庭的功能，家庭功能发挥出来了解决了温饱问题。新农村建设，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需要依靠发挥组织的功能，激活劳动力和土地等闲置要素，实现共同富裕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发展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可能是组织农民的最好方式。 （五）新农村建设的领导方法 实事求是，是基本的思想方法；群众本位，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自力更生为主，激励政策为辅，是基本的资源配置方法；发动群众，开展民众科学规划活动，是基本的决策方法；典型引路，以点带面，是基本的操作方法。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势，但现在很多同志忘记了这些方法。越来越多的干部连开一个群众座谈会都不会了，只习惯做指示、背语录；对如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教育群众等一窍不通；对同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等，更是难以做到。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让分散在256万个自然村的9亿农民过上新生活，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工程、大事业，必须要有科学的领导方法。我们的公务员，很多都是从学校到干部岗位，只会说，不会做。但新农村建设既要会说，更要会做。现在的县市党校，也不怎么训练基层干部做事的方法和实际操作能力，这样下去，我们党的干部队伍将变成夸夸其谈和花拳绣腿的戏班子。方法可以在书本上看到，可如果没有在实践中反复运用过，就不会运用这些方法做事。新农村建设，在大政方针确定以后，关键就在于造就一大批能熟练运用正确方法、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干部，这是新农村建设中非常紧迫的事情。 第三部分 3.纵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3） （六）新农村建设的常见问题 我们的政府体制，是一个集权为民的体制，在政府主导下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会常犯如下错误。 一是长官意志想当然拍脑袋的新农村建设。20世纪90年代普九达标时，造成了巨大的农村债务，至少有1/4以上的村校闲置。现在，好多的村庄已经空心化了，很大部分村庄再过10年或20年，随着老人的去世，可能就只剩下几户人家了。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这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9亿农民的新农村建设，还是6亿、5亿或者4亿农民的新农村建设？是长官意志不尊重实际情况的新农村建设，还是科学、民主、实事求是的新村镇建设？ 二是形式主义的新农村建设。越是领导提倡的工作，越容易被模式化、标准化、一刀切、形式主义。20世纪90年代的义务教育，应该是一场农村新教育建设，提出了统一的标准，现在看来，有一个标准落实了建楼房，因为那时有个口号是无楼不成校。为什么建楼房的指标可以达到？一是建楼房有利可图，二是领导看得见、摸得着，有形式。形式主义害死人，在义务教育普九中，中央多拨款一个亿，不仅不能减轻农民负担，甚至反而加重5000万元的负担。其中的道理是：一个亿的资金，经过层层截留后只剩下不到一半，于是就要求地方配套另一半，所谓地方配套就是增加农民负担。农民出了钱，一点权利也没有，还必须照上面的统一标准，比如在校园内栽上天价风景树等，大搞花架子。现在，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头等大事，不少地方开始学习义务教育普九达标的做法，层层下达指标了。但愿新农村建设不要搞成义务教育普九达标社会主义农村新教育建设的翻版。 三是唯市场化、货币化的乡村建设。中国农村最大的优势是劳动力，浪费最大的也是劳动力；中国农村每天都有许多的事需要人干，而每天有许多的人力闲着没有事干。实践证明，市场和政府配置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要充分发挥农民组织的作用，就得动员农民以劳动换权利，以劳动换福利，以小钱办大事。谁找到了充分配置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办法，谁就找到了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办法。 四是唯私有化的乡村建设。私有化不是万能的，小农的劣势更不是私有化可以解决的。实践证明，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刘庄村、将军村等7000多个明星村都是依靠发展集体经济，才取得了比小岗村强百倍千倍的成就。在汪洋大海的个体私有经济中，也许集体经济更有优势；在集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也许个体私有经济更能发挥优势。绝对化，就容易犯教条主义错误。 五是政治化的乡村建设。在老百姓的印象里，毛泽东代表了集体化的农村建设路线，邓小平代表了个体私营化的农村建设路线。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的极左时期，毛式办法不灵，但并不表示市场经济条件下不灵；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时期的邓式办法管用，不少人的思想依然存在教条化，以为凡是毛泽东的都是错误的，凡是邓小平的都是正确的。不少人为了保证政治上的正确性，习惯于只唯上，不唯实的政治化新农村建设。我看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直气壮地扬弃毛泽东，超越邓小平，才能走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道路。 六是救世主的乡村建设。不少地方，依然习惯派出大权在握的工作队，充当农民的救世主，不善于调动社会一切积极力量，不愿意做农民的学生，不愿意突出农民新农村建设资源使用管理主体地位，不习惯让农民做主，民主决策等，都是值得警惕的。 （七）新农村建设的九个难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除了要必须克服上述习惯性错误外，还有如下九个不能回避的难题。 一是乡镇政权履行服务农民和管理农村社会的职能所需的行政经费缺口问题。4万个乡镇，每个乡镇至少400万各级干部（不含村干部工资），这要1600亿元，而中央和省级财政只安排了1000亿左右。不足额解决基层干部的行政经费，新农村建设就很难顺利进行。上级政府如果克扣基层政府一水壶，基层政府一定会舀百姓一水桶，并且留给上级政府一口枯井。 二是乡村债务问题。乡村债务至少5000亿，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债务大多是农民集资办电力、电信、交通和教育形成的，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转嫁事权造成的恶果。应将这些债务转移给电力、电信、交通等部门，或用这些国有企业的利润偿还，中央财政也应该承担部分债务。想把新农村建设做好，先得想办法把乡村数千亿的债务包袱卸下来。 三是乡村社会转型后的管理成本谁付？农业税取消以后，乡镇的性质和职能都在悄悄改变。农村社会正在由威权压力管制型转向民主法治型，在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出现阶段性混乱。转型了，管理和服务成本会大幅上升，这是应该马上纳入议事日程的大事。 四是乡镇改革到底是转变职能优先，还是转变体制优先？转变体制是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体制民本位了，职能就自然转变了；继续官本位，职能转了也会回复原状。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搞了四次，严格来说，都不算成功，往往都是机构改大了，人员改多了，效率改低了，老百姓的福利改没了。 五是财政资金的配置方式、转移路径和资金下乡后的使用主体问题。财政资金是权力配置为主还是法律配置为主？是专项转移为主还是一般性转移为主？使用乡村建设的财政资金的主体到底是政府官员，还是老百姓？用于建设新农村的财政资金越来越大，不解决好财政资金的配置方式、转移路径和使用主体问题，就无法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新农村建设就难以做好。 六是农村金融到底怎么开放？连续几个一号文件都强调逐步开放农村金融，似乎还未把农民自己办金融列入议事日程，地方政府正在推进私人银行下乡，优先对私人资本开放农村金融，给农民带来的究竟是利还是弊，有待商榷。 七是土地的级差地租收益到底如何分配？土地涨价归公还是归私？是用于全体农民的福利和农村建设，还是用于城市建设？土地征用到底是要完善合理补偿制度，还是要建立平等交易为前提的涨价归公制度？如果合理补偿，是补偿农民村社组织，还是补给承包农户？土地涨价归公，是归地方还是归中央？这些都应该明确，因为这关系到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问题是剥夺农民的城市化，还是增进农民福利的城市化，也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务实。如果让农民分享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处，就应该废除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改为平等农转非制度。 八是农业产业化，是鼓励企业家下乡经营农业，还是培育农民的企业家精神？这关系到中国农村到底走哪条道路。譬如，走台湾道路，即台湾农协模式（政府扶持农会将分散小农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经济，变分散小农为有组织的现代小农，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全部收益），就要提倡大寨模式、刘庄模式、华西模式，即组织化的小农发展模式，结果是共荣共享发展成果；如果走菲律宾道路，即菲律宾模式（政府扶持资本下乡，以公司+农户的模式整合农村，资本是农业产业化的主导力量，农民被动接受资本整合，资本分享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绝大部分收益），就是依靠龙头企业'带'农户模式，即小农依附大资本家发展的资本特权模式，结果可能是加速小农破产。要帮助小农组织化发展呢，还是扶持资本家带小农呢？如果给产业资本在农村获取垄断收益的特权，我们能够承担小农快速破产的后果吗？ 九是以农补工时期的政策法规体系和上层建筑需不需要全面、彻底的改革？现有的与三农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和上层建筑是以农补工时期形成的，其主要功能和职能是控制农民、牺牲农民的。我们应该有坚定的决心按照以工补农的客观要求，全面修正与三农相关的政策法规，或出台《新农村建设促进法》，并彻底改革与农村相关上层建筑系统。 第三部分 4.表象、阻力与突破口（1） 二、表象、阻力与突破口 （一）新农村建设的表象 新农村建设自启动以来，效果并不理想。用基层干部群众的话说，雷声大，雨点小，用学者的话说，中央热，地方冷，两眼望上。每个县都做了几个点和典型，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少。一是立足发展经济建设新农村的不多，搞面子工程、负债建设的不少；二是小钱办大事的新农村建设不多，大钱办小事，甚至是坏事的不少；三是农民自治组织自主的新农村建设不多，小长官意志主导的不少；四是立足自力更生建设新农村的太少，一等二靠三牢骚的太多。产生以上现象的直接原因有二：一是农民组织涣散，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二是无法摆脱官本位面子工程至上。 这两点只是表面原因，本质上是落后的体制和制度在农村建设中的表现。其逻辑过程可以简述为：主体缺位是因为农民组织涣散；农民组织涣散，是因为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垮了；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垮了，是因为政府扶持私营企业、外国企业和垄断部门抢占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生存空间（金融、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逼迫数亿小农只能在种植养殖业的生产环节单干；数亿小农只能单干，新农村建设自然就没有了主体性。官本位化是因为政治集权；政治集权是由控制经济资源而实现的；控制经济资源主要是由垄断土地和金融权实现的；垄断土地和金融权就控制了农村经济发展权，就控制了农民的自主权，就迫使农民一等二靠三牢骚，结果就是依靠上级当救世主，进一步强化官本位。要想增强农民的主体性，必须增强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最根本的是要归还农民组织的土地和金融权；归还给农民组织，农民就有了发展权，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就归位了；农民组织主体性增强了，官本位在农村才能受到抑制。 （二）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阻力 新农村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搞好新农村建设的两个关键是：农民是主体，基层政府是主要领导力量。可是，阻碍农民主体地位和基层政府领导力实现的阻力，不在别处，在北京。 新农村建设的财政资金，从发改委和财政部出发，经过国务院系统的各个部委，再经过省、市、县的条条对口，专项转移支付到基层。因为有9亿农民，所以要搞新农村建设，所以有很多的建设资金。用于农村的建设资金，农民却没有参与其管理使用的任何权利。农民实际上成了各个部门的唐僧肉。 每年一次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都要求乡镇政府为农民做些实事和好事，这是基层政府责无旁贷的！但钱在哪里呢？钱在垂直管理的部门手里。乡镇领导人逢年过节都要到部门领导家去尽孝，乡镇干部经常自嘲：部门是乡镇的奶妈。部门有钱，经常下乡检查工作，部门干部是大爷，乡镇干部就像乞丐。一级政府，不知道自己一年有多少财力，要承担新农村建设的领导责任，又要年年精简和转变职能，最后任由部门摆布。 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说：农民穷，是因为农民有饭吃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不能干、不敢干；想干，也干不了、干不成。20世纪90年代林林总总的部门立法，追求部门利益，形成了农村住的就是农民，农民就是种地的的社会格局。2004―2006年，中央连发三个一号文件，其主旨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多予、少取、放活，而一些部门依据已有的部门法规为自己谋取利益、为收费而执法已是尾大不掉。关于全面修改与农村相关的法规体系和彻底改革以牺牲农民为基本职责的上层建筑系统，解决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法制化、利益化的格局的呼吁，不绝于耳，但部门却岿然不动！例如：最近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特别强调扶持农民组织发展金融合作，但即将要出台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居然不让农民享有资金合作的权利，理由是金融部门不同意！ 说句实在话，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庞大了，但农村怎么搞，很多人说不到点子上；说到点子上了，也难以体现到政策上；政策上规定了，也难以落实到工作上；落实了的，往往是片面的，如义务教育普九达标，解决一个问题，带来更多的问题，农村越搞越复杂了。农村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农村的问题，需要统筹全局加以解决，但几十个部委，将农村切成了碎片。 （三）呼唤四大制度性突破 我认为，新农村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要突破四大制度。 1．要突破土地和金融制度 第一，要建立土地―金融―社保制度。全国农民拥有20亿亩耕地、50亿亩的非耕地（包含山地），如果每亩耕地价值5万元，每亩山地2万元，那么农民拥有的耕地、非耕地的总价值应该有200万亿元。此外，农村水面也有数十万亿的价值，农民的房产也有数十万亿元的价值，还有近3亿处于半休闲状态的劳动力。如果建立起土地―金融制度，农民每年不仅可以动用数百万亿，甚至更多的土地金融资金发展和建设新农村，在建设的过程中还可以获得数百亿，甚至千亿的土地交易收益和金融服务收益，以此奠定农民社保制度的经济基础。土地―金融―社保制度的核心内容包括：首先，国家建立土地银行（也可以由地方政府在财政局内设土地金融基金和土地储备中心），为农民集体提供低息集体土地抵押贷款，做实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其次，集体土地抵押贷款专用于建立跨社区（一个乡镇范围内建一个或两个）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的金融合作社和村（自然村）内部的资金互助社，农户家庭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在金融合作社或资金互助社抵押贷款，促进家庭经营权进一步发展；再次，金融合作社或资金互助社由农民自主经营管理，接受财政部门下属（或农业部门）的农经局监管，利息收益的分配，由社员依照章程民主决定。此后，土地―金融制度带来的巨大收益，其中相当部分用于充实公积金和村民（社员）个人的社保账户，国家用于农民的社保资金，也一并划入村民（社员）的个人账户。村民（社员）退出集体，进入城市，集体应将村民（社员）个人账户的社保资金转入城市社保体系，还应该用公积金收购其土地份额产权（以内部交易价格为准，也可转让给内部成员）。通过土地―金融制度创新，优化配置农村内部各种资源，农民完全可以自立自主建设新村镇。这是建设新农村的新模式，并且具有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优点。 第二，要建立土地和房屋置换制度。30年后，全国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数量应该稳定在4亿左右，因此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按照9亿的人口规模以及65万个行政村、256万个自然村进行建设，而是要按照4亿人口规模，并且是生活在4万个左右中心镇和15万个左右中心村的格局建设。为了便于非中心村、中心镇所在地的农民，低成本进入中心村或中心镇生活，应该为村（社）的土地和房屋置换或交易提供制度性便利。准许非中心村以N亩集体土地换取中心村的1亩集体土地（交换比例可以协商）。使每一个非中心村都在新中心村镇所在地有集体土地。可以由土地―金融合作社，统一在中心村镇规划的新居民区合作建住房、公共设施（道路、医院、学校、商场、信用社、水厂、公园、运动场、文化站、养老院、幼儿园、垃圾站等等）、生态养殖园（养猪、养牛等，和人居小区分离）、工业园等等。非中心村村民可以将自己原有的老房子和宅基地（含自留地）抵押给土地―金融合作社（社员民主定价，原则上，住房价格为成本价，宅基地价格比照非农用地市场价格），换取统一在新区新建的居民房。非中心村村民原有的老房子和宅基地，再由土地―金融合作社统一开发成工业园或生态养殖园或恢复耕作后置换中心村镇的土地（非农用地）。非中心村村民的老房子和宅基地的价格低于中心村（镇）新居民房价格的部分，由居民分年逐年偿还；高于部分，现金返还给非中心村民。由土地―金融合作社，为新居民统一办理新居民房的房地产证。中心村或中心镇的房产，可以在土地―金融合作社抵押贷款。通过土地―金融制度创新，保障农民在新中心村镇所建房地产的产权能够充分实现，使农民家庭的金融资产大幅增加。 第三，建立集体非基本农地交易制度。农民集体所有的非基本农地，可以直接进入一级市场，或买卖或租赁，但依法纳税；农户土地使用权直接进入农民组织内部市场（二级市场），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土地使用权分别在两个市场上自由交易，获得产权交易和资本化收益。农民集体抵押贷款的土地，到期不还，收归国家或政府，但只能用于公益事业（修学校、医院、敬老院、孤儿院、公路和公园等）。政府土地储备中心的土地，也可以和村集体置换土地。逐步废除现有的征地制度。 2．要突破村庄体制 首先，重在建设新中心村镇。新农村建设要突破村庄体制，在国家财政、金融、税收、土地、社保等政策的引导下，应该在乡镇范围内，甚至县域内进行参与式的整体规划，让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中心村镇发展和建设，使得有一定基础的乡镇和村庄所在地，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实现基础设施和基本服务与县城均等化。其次，重在建设以专业合作为核心的经济组织，同时巩固集体经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专业化生产经营是大趋势，所以，经济发展不能局限于行政村体制，要突破行政村体制，发展跨行政村的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全国7000个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都发展得不错，实践已经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村集体经济模式是有生命力的，不是要解散村集体经济，而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再次，重在建设以社区业主为主体的自治制度。中心村和中心镇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因此，将来的村民自治制度，也要突破现有行政村自治体制，要建立中心村或中心镇的社区业主自治制度。 3．要突破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家庭承包经营对解决农产品短缺是非常有效的，但不利于农民增收。1985年以来，大宗农产品基本饱和，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是常态。如果不是两亿进城农民工的打工收入补贴家庭经营，农村将非常困难。但如果依赖打工收益维持家庭承包经营，农民工就无法在城市安居乐业，现代化、城市化不可能成功。建设新农村，必须要有新农业经济制度。应该由村民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自主决定土地的经营形式及其收益的分配方式；准许土地集中经营、专业经营、家庭分散经营同时存在；准许土地所有权收益和使用权收益分离；做实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准许进城（安居乐业）村民（社员）退出集体，由村民集体给予合理补偿，退出成员的份额土地所有权收归村民集体或有偿转让给新村民（社员）。住宅可以保留，也可以在内部转让，但必须服从新村镇建设规划。 强制性执行农产品生产标准和入市标识，每村（或社）一个品牌，20户左右的农民组成一个产销班，每个农户都有一个产品标识。无品牌、无标识（条码）的农产品不许进入城市市场。发现某个品牌的农产品不合格，取消进入城市市场资格，日后需重新申请入市资质。 千方百计扶持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跨社区农民经济组织（如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农协）和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如华西村、大寨村等），是相对有效的农民经济组织，既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又有利于农民共同富裕。在这种格局下，政府的惠农扶农政策，不用再直接到户，而是通过集体经济或合作经济组织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来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 4．要突破财政资源配置体制和方式 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财力是逐年增加的，突破旧有的财政资金配置体制，才能提高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改官权配置为主为法律配置为主，凡是量化到人头的资源（教育、医疗、社保等），一律依法配置，直接进入最基层农民组织或个人账户；改专项转移为主为一般性转移为主，凡是县以下基建项目，一律采用一般性转移，打包到基层政府和农民组织；同时加强基层政府对财政资源的统筹功能，强化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的决策权力和政府执行预算的监督权力。财政资金到达基层后，确立农民组织使用资源的主体地位，改财政资源使用权由政府官员主导为农民组织主导，增强农民组织的主体性；改市场配置为农民组织配置，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民组织自力更生为主民办国助，充分调动农民以劳动换福利的积极性，以小钱办大事。新农村建设的财政资金，直接扶持农民金融合作组织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发挥金融工具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自主性作用，逐步扩大充实村民（或社员）的个人社保账户的比例，为将来城乡社保一体化打好基础。中心村和中心镇的建设中，所有部门的依法收费都归口县级财政统筹，直接返还给中心村和中心镇建设。 第三部分 5.表象、阻力与突破口（2） （四）新工人市民化 农民工其实是新工人。新工人及其子女已经有2亿―3亿多人到了城里，但没住下来。未来每年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成为新工人。每一个新工人都有享受基本住房的权利，不能指望市场去完成，落实这项基本人权是政府的头等责任之一，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主要的做法是，在城市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建设新工人的居住区新工人公社。每个新工人公社以30000人为上限，每套住房的面积在40―50平方米为宜，价格不超过1000元/平方米（和县市房地产市场价格相当，土地价格15万元/亩，容积率按5计算，每平方米分摊地价46元/平方米；地面建筑费用约为650元/平方米；其他辅助费用105元/平方米），也可提供公益性土地，由新工人公社的社员自组工程队，自主建房。 一对新工人，工资在1600元左右，每月用500―600元供房，大约6―8年可以还清4万―5万元的住房贷款。新工人就可以在城市长期住下来了。6―8年后，如果还清房贷的新工人需要更大的房子，新工人可以将面积在40―50平方米的旧住房按原价转让给新工人公社，申请新工人高级公社的标准房，每套标准房以70―80平方米为宜，价格不超过1000元/平方米。还清标准房贷款的新工人，如果需要更好的住宅，可以将标准房照原价转让给新工人高级公社，并申请政府住房（按照工龄）补贴，进入市场买房。 还应当扶持新工人公社和新工人高级公社发展消费合作社，扶持农村农民生产合作社和城市新工人消费合作社联盟，降低新工人生活成本，保障新工人公社的新工人享受市民社会保障待遇。新工人进入新工人公社，应该将本人在村（社）集体拥有的份额承包地、山林等转让给村（社）集体，但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同时将其在农村的户口和农村社保账户转移到新工人公社，完全市民化。不愿意将自己在村（社）集体拥有的份额承包地转让给村（社）集体的农民工，不能享受新工人公社的住房优惠。 （五）返乡农民工返哪里 今后许多年，农民进城和农民工返乡将并存。总的趋势是，新生代农民不断进城，每年都会有1000万人左右，而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中的相当部分会逐步返乡，每年都会有数百万人。返乡农民工除了有一定的积蓄外，思想、视野、能力都不一样了，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返乡农民工返哪里？要想方设法让返乡农民工返回到中心镇或中心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要推动力和建设者。我建议：以乡镇为单位，鼓励中心村和边缘村互相换地，鼓励返乡农民工用其所在自然村的自留地和老宅基地换取中心村或中心镇的新宅基地；准许村庄整理后节约的土地进入市场，这样新农村建设可以获得巨大的资金；准许农民工在中心村或中心镇合作建房，准许村集体依据规划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小产权房；城市住房按揭贷款政策适用于中心村或中心镇的农民工住房建设；制定扶持农民工返回中心镇或中心村创业的优惠政策，沿海过去吸引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包括贷款、税收、财政、土地等优惠政策，可以适用农民工返乡（中心镇或中心村）创业；成立土地银行，帮助村民建立土地信用社，土地银行和村民土地信用社优先为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土地抵押的金融服务，自愿退出集体份额土地所有权或承包权的，优先给予合理补偿；加大对中心镇和中心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其基本公共服务和县城均等化。 城市政府重点抓新工人公社建设，助推农民工市民化；县乡政府重点抓中心村镇建设和乡村企业，助推返乡农民居民化抓住这两个重点，就抓住了中国现代化的牛鼻子。 第三部分 6.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比较（1） 三、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比较 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是非常成功的，很有借鉴意义。 （一）各自的发展三阶段及其策略 总体而言，海峡两岸农业发展大体上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追求技术和劳动密集效益阶段及其发展策略。主要特征是，主要农产品相对短缺，工业化处于原始积累阶段，落后的农业还需要补贴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阶段的农业发展以追求量的增长为主要目标，以技术（增产）密集和劳动密集为主要措施。这个阶段的农业发展策略要点如下。 生产经营方式：小农家庭经营，部分产品自给自足，农产品以区域市场交易为主，政府对主要农产品生产经营实现保护措施。 主要农产品：高产优先，兼顾优质。 农民增产措施：技术进步，高产的种子、方法和技术，兼顾优质品种推广；增加劳动投入的同时，提高机械化水平；增加复种套种；增加对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加肥料、农药、农膜等投入。 政府政策：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补贴商品粮、棉、油基地建设，以粮（棉）为纲，兼顾其他优势产品；奖励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科教一体化服务体系，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大力发展农资工业，特别是化肥工业；建立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国家储备体系；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特别注重农民合作金融发展；培育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区域交易市场。 第二阶段：追求价格效益阶段及其策略。主要特征是，主要农产品总体供求平衡，少数品种相对过剩，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完成，以农补工转向低水平以工补农。这个阶段的农业发展以追求农产品的质和价格提升为主要目标，以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小农组织化生产经营为主要措施。这个阶段的农业发展策略的要点有： 生产方式：组织化的生产经营现代有组织小农合作模式；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主要产品国内市场交易为主，部分外销海外市场。 主要农产品：生产有标识的、特色化的农产品，优质优先，兼顾高产。 农民增收措施：合作互助降低生产成本；发挥比较优势，生产优质特色产品；按照统一技术标准生产，采用统一包装，建立合作社品牌；建立价格策略联盟，通过组织化生产、储藏、加工、营销一体化，增强市场定价权利，降低市场风险；土地股权化，建立农民组织主导的土地―金融体系，发挥金融对市场农业的支持作用。 政府政策：制定农业区域规划和产业政策，引导比较优势发挥，避免恶性竞争；扶持农民组织的合作金融、发展农民组织主导的农业企业化经营，政府不再直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开辟农产品绿色通道，培育区域性农产品市场，扶持优势农产品出口，拓展海外市场；扶持城市社区消费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联合；扶持农民合作组织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支持建立全国性的农民组织及其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价格策略联盟；巩固农业基础设施和科研基础；建立双层（村社和国家）保障的农村社保体系；倡导庭院农业、有机农业和休闲农业。 第三阶段：追求市场效益阶段及其策略。主要特征是，农产品市场国际化，工业化国家进入以工补农阶段。这个阶段是农业高度竞争阶段，以打垮竞争对手、追求市场份额、获得稳定长久收益为目标；以政府补贴（产业化政策导向）帮助农业产业化组织，比较优势、特色优势、品牌优势、高端技术优势、质量和价格优势、安全性优势等提高产品竞争力为主要措施。这个阶段的农业发展策略要点有： 生产方式：高度组织化的、技术和资本高度密集化的产业化农业，占有市场份额，按照订单组织生产、经营和服务。 主要农产品：有标识的、优质的、特色的、安全的、健康的产品和服务。 农业主体措施：市场信息和订单（份额）是前提，品牌是生命，产品特色和技术优势是关键，现代化的管理和营销水平是核心，农业组织的经济实力是基础，农村产业政策扶持和农业保险是保证。 政府政策：扶持特色产品生产和优势产品出口，扶持落后农业地区发展特色农业；加强农产品安全管理，加大对农业补贴和保护，完善农民社会保障和农村公共财政制度，进一步退耕还林、还草、还渔、还原，建立对生态民的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促进地权交易。 第三部分 7.海峡两岸，农业发展比较（2） （二）各阶段比较 第一阶段：大陆从1949年算起，我个人认为应该在1985年结束。其理由是主要农产品在1985年自给有余，国家工业体系完备，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占到国家工业增加值的一半左右。农业在劳动投入减少的情况下，主要农产品产量也保持增长。而我国台湾地区在由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过程中，只用了6年的时间，中国大陆却用了36年的时间。究其原因，除我国台湾地区农业基础较好、人均土地规模和气候条件占优势外，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的农业政策有失误：一是工业对农业过度吸取；二是极左路线下的公社制度导致劳动低效，小农追求单位面积产量的优势受到抑制；三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四是政策多变，生产力多次遭到破坏。 总之，我国台湾地区第一阶段追求产量增长的农业发展策略是正确的；而中国大陆第一阶段的农业发展策略走了一段弯路，可以理解为人民公社制度的高度组织化，超越了农业发展第一阶段追求产量的要求，制约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发挥，背离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产量增长的核心策略。中国大陆从1982年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较多劳动投入和增产技术运用）调动起来，1984年就出现了卖粮难，1985年就出现了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的供过于求。事实说明，假如大陆较早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制度，可以大大缩短农业发展第一阶段的时间。 第二阶段，中国大陆总体上是从1986年开始，多数地方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因为：农业区域规划和特色优势农业没有落实，比较优势无法体现出来；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小农组织化生产经营主体没有建立起来；农产品品质的提升，并不带来收益的增长；产量的增长和减少，都会带来收入下降的现象普遍存在；土地―金融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合作金融和农业保险还处于萌芽阶段；绝大多数农户还处于单干状态，以自给自足为主，家庭简单再生产依赖家庭非农成员的城市劳务收入维持。我国台湾地区从1955年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到1961年就进入第三阶段，也只用了6年时间。究其原因，除技术进步外，就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农民组织化程度稳步提高和农民合作金融发展也适应了第二阶段发展的要求，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国台湾地区农业进入第二阶段时，正好与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同步，发展经济作物大量出口，效益成倍提高，也大大缩短了第二阶段的时间。 而中国大陆农业1986年已经进入生产过剩的第二阶段了，但至今所采取的农业政策依然还是追求产量增长为主的第一阶段的农业政策。2006年启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20字方针，还是产量为纲的第一阶段的发展思路；更难理解的是，中国大陆一直把增加农民农业收入的希望寄托在龙头企业和垄断金融资本的身上，把很多优惠条件给农业产业资本家、流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企图资本家救援小农，实际的结果是扶持产业资本、流通资本、金融资本形成垄断而剥夺小农。我国台湾地区则是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发展农民自主的农村金融和农业产业化经营。 如果说在农业发展的第一阶段，过早进入人民公社，过高的组织化延长了中国大陆农业完成第一阶段发展目标的时间；那么，在农业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后，长期维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恰恰又是高度分散化的小农模式延长了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似乎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采取的办法不是帮助小农自我组织化，而是扶持资本下乡推行了公司+农户的组织模式，公司不仅没有带动小农发展，而是挤占了小农的发展空间，实现的是小农增产，公司增收目标。这和我国台湾地区是完全相反的，我国台湾地区在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甚至第三阶段都是节制资本下乡的，政府一直是扶持小农的组织化的，是变分散小农为有组织的合作小农，对抗资本的剥夺。 第三阶段，我国台湾地区是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进入第三阶段的，通过产业政策引导，鼓励大资本参与发展食品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抢占国际市场份额。到1963年，糖和洋菇、芦笋几乎统治了欧美市场，一年盈利400亿美金，为工业化和经济振兴立下汗马功劳。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更加开放，我国台湾地区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也越来越大，农业效率一年不如一年，农民大量转业，农业劳动力由300多万，只剩下现在的60多万，专业农民不到6%。2003年加入WTO后，农业感受的冲击更大了，主要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冲击，稻米等传统农业不得不开始休耕，不得不给休耕农民每亩20000台币的补贴。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并没有因此停止发展，在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技术研发走在亚洲前列，农产品深加工走在世界前列，资本输出（利用境外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发展农业）走在世界前列，始终没有放弃占有市场份额的发展目标。 中国大陆从2002年加入WTO算起，才刚刚开始几年，并且只有少数农业区（东南、东北、新疆）进入第三阶段，而绝大多数农业区还在第二阶段，不少边远落后的农业区（贵州、山西、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的大部分）依然还在第一阶段。中国加入WTO之前，人们普遍担忧WTO对中国农民的冲击。几年过去了，中国多数农产品价格上涨了，农民的非农就业加快了，农民的收入增长加速了（4%左右上升到6%以上）。国外农产品冲击国内市场导致农民破产的糟糕局面仅仅限于大豆产业，相反，最近几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农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每年都以两位数（12%以上）增长，进口农产品（主要是土地密集型）增长没有超过5%。即使局部地区受到影响，但生产结构调整后的农民收入也在增长中。中国大陆今后会不会出现我国台湾地区所遇到的情况呢？遇到了，应该如何应对呢？ （三）对中国大陆农业发展策略的建议 我国台湾地区的农业专家陈希煌先生认为，中国大陆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也很大，农业的三个阶段都存在，所以三个效益要同时追求。高水准技术、管理、营销都要。陈先生认为：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共同的都是要发展农民组织，金融制度更要改革，还要搞区域特色互补。在区域互补的前提下，发展食品工业，避免国际冲击。内部互补要优先发展，再考虑国际竞争。另外，陈先生建议，现存的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企业资产，主要是利益分配问题，不宜再分散经营。要对农村不动产证券资本化土地本身不动，但可以增加产权收益。陈先生的建议很有建设性，给我很大启发。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策略应该是：主要采取第二阶段的农业政策，兼用第三阶段政策，少数地方依然还要采用第一阶段的政策。综合起来，要点是： 第一，完善区域规划，各地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区域之间优势互补，引导区域之间有序竞争和合作。鼓励进入第三阶段农业发展区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帮助处于第一、第二发展阶段区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发展。 第二，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主要扶持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组织和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中西部农村，应该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有组织参与市场竞争。此外，要发展全国性的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新集体经济联盟，要通过联合社或联盟的指导和协调作用，避免增产减收减产减收的事情发生。 第三，高度重视品牌农业发展。鼓励合作社发展一社一品特色农业，农产品要按照技术标准生产，农产品要逐步实行品牌化营销，无标识农产品要逐步退出城市市场。问题农产品的品牌，退市后三年不得入市。要注重培养农民的品牌农业意识和农产品安全意识，将来，没有品牌，农产品就没有市场。 第四，制定农业产业导向政策，引导和大力扶持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让中国农产品占有更大海外市场份额，龙头企业要承担带领中国农民和农业走向世界的责任，而不是下乡抢农民的饭碗；要培养农民的企业家精神，鼓励和扶持农民组织搞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为龙头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后盾。简而言之，龙头企业主外，农民合作组织和新集体经济组织主内。 第五，既要防止境外（特别是进口国）农业资本入境后，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我们的既有市场份额，也要防止境外超强农业资本家在农业强国的产业政府扶持下，向我国倾销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以阻止其垄断某个产品市场份额和长期控制该产品产业的目的。 第六，大力扶持城市农民工社区建立消费合作社，并支持城市消费合作社和农村生产合作社建立生产―消费联盟。 第七，东南、东北、新疆发展订单农业和出口农业，鼓励参与国际竞争；粮棉油主产区，补贴发展区域性的、组织化的、专业化的商品农业，稳定大宗农产品产量和主产区农民农业收入稳步增长；西部农业落后地区，扶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文化休闲农业；城市郊区，倡导发展休闲农业、体验农业、有机农业、装备农业等。 第八，坚持土地村（社）民集体所有制，突破性发展农民主导的土地―金融制度。建立土地银行、土地信用社。扩大农民宅基地、自留地和四旁地的非农用权利，建立农村不动产产权市场，通过土地―金融制度的建立，壮大村（社）组织经济基础，并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新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展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农业中的主导地位。 第九，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和普及，开发优质和附加值高的产品。 第十，要改财政扶持政策为财政奖励政策，充分调动农民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和整理村庄土地的积极性。 第十一，大力扶持中心村和小城镇建设。要按照4亿人口、占地1.5亿―2亿亩的规模，规划新农村建设。准许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符合规划的中心村和小城镇，准许农村和小城镇开辟小产权交易市场（合作组织内部市场、社区区域市场）。在农村人口下降到4亿、新农村建设目标基本实现之后，统一大产权和小产权市场。 第三部分 8.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 四、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了！ （一）从新华社的一篇报道说起 2006年11月2日的新华网有这样一则报道：《奶贱伤农奶业巨头不提奶价引奶业新战争》。报道说，成本高扬，奶价停滞，内蒙古通辽的奶农濒临崩溃，牛奶企业却不为所动，拒绝提高收购价格。面对困局，当初极力推崇公司+农户模式、促成农户饲养奶牛的通辽市政府也一筹莫展。 类似的报道，现在多了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谈到增加农民收入，公司+农户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极力推崇的主要措施。十几年来，龙头企业一直享受各级政府的财政金融扶持和税收优惠政策，而农民合作起来办点加工或营销企业不仅没有任何优惠，还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许多政府官员，似乎都真的相信资本家是咱农民的大救星！ （二）公司+农户不是农民的组织 保护农民的最根本措施，无疑是扶持农民组织起来。很多人现在谈到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时，不假思索地以为就是公司+农户，这是错误的！公司+农户是一种农村经济组织形式，但它不属于农民的经济组织。 第一，主导者不是农户，是公司，是资本。公司（资本）凭借自己的实力和主导地位，可以转嫁风险给农民，农民不能转嫁风险给公司；公司可以获得比农民高出许多倍的增长，农民不能获得比公司高的增长；公司可以选择农民，农民难以选择公司。 第二，公司+农户不是代表农民的法人组织，代表农民经济利益、主张农民的政治权利不是其天然使命，只是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生产经营模式。 第三，公司不是农民的公司，农民不是公司的农民。公司和农民，既不是战略同盟关系，也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公司知道农民的全部经营信息，农民并不知道公司的经营信息。 第四，公司+农户不是农民和市场的纽带。公司和农民是交换关系，公司控制着农民进入市场的通道，逼迫农民接受不平等的交换，这样的交换关系，带有剥削与被剥削的性质。 第五，公司+农户也不是农民和政府的桥梁。政府将扶持农民的优惠政策（包括资金），委托公司传递给农民，但公司并不会全部公开政策性资源及其配置信息，完全有能力将农民的资源直接或变相占为公司所有。 第六，公司+农户，往往是公司对某一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实行既控制生产，又控制流通的垄断性经营模式。本质上不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通过控制金融服务、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让农户永久成为不相互合作的分散小农，永远只能分享农业产业链条中最低端的农业生产环节的微薄收益。 第七，公司+农户对农民和社会而言，潜伏着更大的风险。当政策允许土地私有化的时候，公司通过控制金融、加工、流通、销售、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农民破产，并逼迫农民廉价出让土地，使绝大多数农民流离失所，少数农民沦为农工或佃农。这样，农民问题就转化为就业问题，农村问题就转化为城市问题，经济问题就会转化为政治问题。 即使公司不故意坑农害农，公司+农户也不是人多地少的农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理想的农业发展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决定了众多农民就只能获得农业生产领域的微薄收益，而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的利润被公司占有，产业化程度越高，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越低，公司+农户的结果必然是农民收入越来越薄，公司收益越来越厚。 20世纪80年代，农民养1头奶牛，可以获利8000元左右（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80000元）；现在，公司+农户化了，正常情况下，农民养1头奶牛（高价引进的高产奶牛），一年收入2000―3000元，很多时候还亏本。20世纪80年代，农村有20%左右的万元户，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元。20世纪80年代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了城市居民，不是公司+农户的产业化，而是农民以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方式，脱离对国有公司的依赖和控制，自主办产+加+销、贸+工+农等一条龙的结果。 保护三农的根本措施是，重新扶持农民组织起来。经济上组织农民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村民集体经济组织；二是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组织）；三是所谓的公司+农户。现在，前面两种由农民主导的对农民有益的组织形式竟然不能理直气壮地发展，由资本主导的与民争利的公司+农户却成了农业现代化的主流模式！ （三）新集体经济是小农增收的正确选择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农户模式的必然结果是小农的快速破产。如果小农的快速破产是人多资源少的农业国家现代化所不能承受的，那么，组织小农合作起来发展新集体经济（含合作社经济，下同）就是唯一选择。提到集体经济集体所有集体主义这样的词，绝大多数人都有天然的反感，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给中国人的教训实在太沉重了。其实，集体没有什么不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生活或工作在集体之中，只是要看什么性质的集体。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和市场经济时期的集体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集体，如果加以区别了，也许中国人还是可以接受集体这个词的。 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有特定的制度环境：一是经济活动高度计划；二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三是按劳分配是唯一的分配方式；四是户籍管制不能自由退出。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宪法规定的土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际上是准国家所有，集体经济实际上是准公有制经济，甚至是准国有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集体，也有特定的制度环境：一是市场配置资源，市场导向经济活动；二是通过市场完成生产―流通―交换―分配循环；三是分配方式多元，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管理等都参与分配；四是人口流动可以退出。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实际上是民有制，集体经济是民有或私有经济衍生的一种新形式，和传统的准公有制经济有本质的不同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是为了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市场经济时代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是为了实现村民共同富裕。 如果认识到市场经济制度下的集体所有是民有制，集体经济是民有经济，我们可以称呼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为新集体所有制和新集体经济。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寨村集体经济、华西村集体经济等等，就是新集体经济的典范。全国共有7000个类似大寨、华西的新集体经济的村庄。这7000个村庄的人均年收入最少的也在7000元以上，一般都在万元以上，远远高于4100元的全国平均水平。这7000个新集体经济的村庄，不仅经济发展得好，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村庄规划好，村民基本上都住上了别墅或公寓楼，村容村貌整洁，环境优美；福利也好，医疗、教育基本上都是免费的，老人每月都享受数百元甚至千元的退休金；文化体育生活更是健康和丰富，村风文明、和谐。这7000个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现在基本上都是当地政府所树立的新农村建设的样板村。新农村建设启动以来，全国乡村干部群众自发到华西、大寨、南街村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小岗村干部群众也三次前往南街村学习取经，并重新走上了合作的道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追求垄断收益的，或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对千家万户的小农而言，适应市场和对抗资本剥夺，没有什么措施比组织起来集体合作更有效了。不能因为不喜欢公社时期的那个集体经济，就排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集体经济，甚至指望资本家救小农于市场！巩固和发展农民的新集体所有制和新集体经济是保护和发展小农利益的根本措施。新农村建设以来，全国各地的乡村干部群众参观学习华西村、大寨村、南街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这不能解释为左，是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所有制平等和主体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集体所有制得不到尊重，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权名存实亡。因为政绩工程和招商引资的需要，强占农民集体财产似乎理所当然；90年代后期，还强行对农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了所谓改制私有化运动，使少数人将农民集体资产几乎合法抢劫一空。农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遭受了一场浩劫，农民组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农民政治和经济权利迅速边缘化，埋下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祸根。（参阅李昌平网络文章：《农村改革要回归正确路线》。）所幸的是，华西、大寨等7000个超越意识形态之争、坚持实事求是、思想不解放、巩固和完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的村子都壮大起来了，让基层干部和群众直观地看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和学习的样板。 第三部分 9.寄托于资本家的农民增收梦，该醒 （四）新集体经济的发展是经济规律使然 7000个完善集体所有制和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为什么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展起来了呢？这不是巧合，是必然的，是经济规律使然。 1986年以来，我国主要农产品都基本饱和，农业经济进入第二发展阶段由（短缺时期的）追求数量增长效益阶段转向（饱和时期的）追求价格增长效益阶段。第一阶段追求数量增长效益的农业发展策略应该是劳动密集+技术密集为主家庭生产经营方式是有效的；追求价格增长效益的农业政策应该是技术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组织化生产经营是有效的（合作社模式、新集体经济模式等）。但遗憾的是，1986年以来，我国的农村经济发展政策依然坚守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的家庭经营模式，农民增产、增质、不增收，甚至增产、增质、减收成为普遍现象；当发现增产、增质、不增收或增产减收的问题后，不是选择巩固和发展农民组织及其经济基础的正确农业政策和发展模式，而是推行对农民不利的公司+农户错误农业政策和发展模式，导致农民在农业领域的收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本没有增长，不得不依靠农民工工资收入维持小农家庭经营。 7000个完善集体所有制和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技术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的发展策略，遵循了农业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经济规律，相对弱势的小农，充分获得了价格增长效益，发展起来是必然的。 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不是在彻底否定集体所有和集体经济的同时推行所谓的公司+农户，而是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和新集体经济的平等市场主体地位。既要巩固以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村民自治组织及其经济基础，又要扶持农民发展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生产、加工、运销、消费合作组织及其经济基础。 （五）小农难以自发组织，政府要帮忙 现在有一句话很时髦：让农民自愿组织起来，或让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或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或让农民自主组织起来。其实，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综合农协，也都很难说是农民自愿、自发、自己、自主组织起来的，都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政府扶持，如资金扶持、免税等；二是法律保护和特许，如《农会法》，一乡只允许一个农会（不是谁想成立就可以成立的，不是自发、自由、自生自灭的，但并不影响自主管理）、特许农会经营农村金融等。 为了对抗房产开发商及其物业公司的欺压，小区业主必须组织起来建设业主委员会，城市精英们的业主委员会建设了近20年了，真还没有几个小区自愿、自发、自己、自主组织起来，成功维护了自己权益的小区业主委员会就更少了。城市精英组织起来都如此之难，分散小农要有效组织起来就更难了。 自愿不一定能够自发，自发不一定能够自己，自己不一定能够自主。小农组织起来需要巨大的成本，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和政府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政府、党派等外力介入的结果。党在乡村社会建立起基层政权和农民组织，是许许多多有理想、有信念的人深入乡村社会革命的结果，是付出了巨大社会成本的。高成本和高代价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和农民组织，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应该说，组织小农是农业国家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府扶持龙头企业剥夺小农的政策背景下，金融资本家、加工业资本家、流通业资本家、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资本家联合起来，对小农实行四重剥夺，小农被挤压得只能获取农业生产领域里微薄的劳动报酬，无法获取组织起来的所必需的成本，如何能够组织起来呢？ 组织农民，应该在巩固和扶持两个方面有所作为。巩固就是要对原有的农民组织，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完善其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保证其公共服务所需的财政基础，依法保护其民主自治权利，并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改善其制度和机制；扶持就是要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经营、农业技术研发和土地产权交易等领域取得主导地位，并且要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 政府组织农民怕，农民组织政府怕。这是对过去时期的政府和农民关系的真实描述。政府和农民形成这种尴尬关系是有历史原因的，那就是长达50多年的以农补工发展模式。政府为了低成本高效率获得更多的农业剩余，要组织农民农民怕；而农民希望占有更多的劳动成果和土地增值收益，要组织起来抵制政府的过度搜刮政府怕。现在已经进入以工补农的发展阶段，政府和农民已经不是收刮与被收刮的对立关系了，而是补偿与发展的合作关系。政府组织农民是为了通过有效补偿，促进农民发展；农民自主组织是为了争取更多补偿，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更大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政府除在组织农民方面有所作为外，更要在创造农民组织发展的有利环境方面大有所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农民自治组织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政治基础。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在农村占主导地位，农村必然被黑社会组织等非健康组织主导，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落空。 （六）巩固农民组织的经济基础 党在农村的传统政治基础是基层党支部及其领导下的共青团、妇联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是集体经济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度。随着改革的深入，除华西、大寨等7000个村子外，集体经济几乎土崩瓦解，土地集体所有制度随着承包期长期化、三提五统和承包费的强制取消而名存实亡了。随着党在农村的传统政治基础及其经济基础的弱势，一方面是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被边缘了，另一方面是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政治经济领导地位动摇了！ 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小农，要提高自己的收入，需要组织起来应对大资本的剥夺；随着以农补工转向以工补农，基层政府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要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村要实行民主自治，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要依法治理农村，小农要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必须组织起来；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将农民组织起来。新的历史时期，为新的农民组织及其新的经济基础壮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党在农村巩固和发展新的政治联盟及其经济基础提供了无限的机会。 小农不可能和资本家阶层结成同盟，因为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垄断收益，其必然的行为是：要么和腐败官僚结合，要么和黑社会势力结合，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地剥夺千家万户的分散小农，以间接分享权利和资本剥夺小农的收益或直接占有小农的保护费。中国的小农天生就只能依靠政党政权的保护而组织起来，反过来保护共产党政权。 如果放弃组织农民和依靠农民组织巩固自己的基层政权和政治根基，农村经济必然很快由农民经济变成官商经济或黑色资本经济，农村政治必然很快由共产党领导的村民民主自治转变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政治，或以黑色经济为基础的黑金政治，或以官商经济为基础的寡头专制政治。如果形成这样的局面，小农必然会大面积破产，破产的农民会成为非健康力量的利用对象，共产党在农村的政治基础就会全面丧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建设和谐社会也无从谈起。 2008年震惊全球的三鹿奶粉事件，不仅给国内外消费者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而且也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信誉危机，更给弱势的奶农带来了灭顶之灾，三鹿事件再一次为公司+农户依靠资本家的善心解决三农问题幼稚病敲响了警钟。 我党应当与时俱进，在农村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农民组织及其经济基础，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帮助有新经济基础的新农民组织发展壮大，并与之结成新的政治同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党在农村最大的经济任务，是扶持新农民组织的新合作经济、新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党在农村的最大政治任务，是巩固新农民组织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完善村民民主自治制度。如果期待以公司+农户形式，通过扶持资本家发展，再依靠资本家转达党对农民的关怀，并通过资本家组织农民，建立起党在农村的新经济基础和新政治基础，那必定会失去农民！ 第三部分 10.菲律宾道路走不得（1） 五、菲律宾道路走不得 亚洲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多地少。亚洲国家现代化农民市民化，有两种不同的模式日本模式和菲律宾模式。日本模式，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由农民组织起来自主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综合农协模式，农民分享农业和农村经济收益。在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会自主选择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主要就是学习日本模式。日本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农民自主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自主选择进城就业和生活，不是被逼的。菲律宾模式和日本模式不同，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菲律宾主张资本改造小农资本整合农村公司+农户模式，小农加速破产而快速转入城市化和工业化。菲律宾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农民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自主性，进城就业和生活并非自主性选择，而是被迫的。 （一）公司+农户，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农民收入一直是党和政府农村政策的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中国政府的核心措施之一就是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呢？政府文件中所指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公司+农户。其核心措施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股东和农工；或者农民成为公司的佃户，或者农民成为公司的计件工。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不可以！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推进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做法是不成功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2007年达到最大3.32︰1。这其实也证明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不是完全有效或失效的。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这样的想法，和20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有许多相似之处。 （二）菲律宾衰落与日韩等崛起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韩国、朝鲜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三）不同的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拥进了城市。 但随着冷战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应该说这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20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另外三者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它们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还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它们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农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变。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保护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头脑、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农协收入的85%以上来自农信部，农信部是综合农协的核心，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用了100年左右，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金融，也限制官办农村信用社，目的就是扶持农民自主金融发展），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先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它们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十年左右的事情。 第三部分 11.菲律宾道路走不得（2） （四）中国农业该走哪条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五六十年代在我国台湾地区也出现过，但台湾地区及时发现了问题，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 后果之一：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长此以往，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 后果之二：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6%左右，只有这5%―6%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6%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难以实现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境外资本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地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纠正或修正一系列农业政策。 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 废止现在的征地制度，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土地所有者地位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和土地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第四部分 1.增产的潜力很大（1） 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制定三农政策的出发点。粮食安全问题与土地政策相关，与城市化相关，与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相关，与能源产业政策相关，与气候、生态和水资源相关粮食安全问题一直是制定三农政策应该考虑的至高无上的目标。不搞清粮食安全问题，三农政策就不会有科学性和稳定性。 农产品（食品）安全，过去一直不受国人重视。随着全球化和产业化日益深化，人的生活品质和对生命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了。 一、粮食与农产品安全的现状与意义 对于粮食安全的意义，一般人都只能认识到民以食为天。对于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这当然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了，但仅有这样的认识是不够的。从2008年上半年的全球粮食危机，导致世界许多国家社会动荡和政权垮台，到下半年我国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社会信任危机和相关产业连锁共振来看，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最具有战略性的经济武器，同石油武器金融武器具有同等战略意义。 （一）增产的潜力很大 无论是卖粮难时期，还是闹粮荒时期，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持安全论者可以举出很多理由，持危机论者也可以举出更多相反的理由。实际上，中国粮食生产能力是能够满足中国人吃饭的。 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非常难，以此判断中国存在粮食危机。主要理由如城市化、工业化占地面积扩张，人口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水资源缺乏，自然灾害，能源短缺导致用粮食替代燃料等。 这五点理由都是实实在在的，但反方也有数条措施应对和化解： 一是中国60万个左右的村庄，至少占地4亿亩，如果加以科学规划和整理，可以节约2亿亩土地。 二是我国中部、东南部和四川一些地区，如果一季稻改双季稻，双季稻改三季稻，增加的粮食产量可以超过重庆、贵州、甘肃、宁夏、西藏、陕西、山西、青海等省市区的粮食总产量。 三是随着技术进步促进农业装备、农业设施的发展，中西部、北方和东北，一亩大棚蔬菜生产量就相当于数亩大田的自然产量，技术进步替代土地的潜力还非常大。 四是随着南水北调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完成和节水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我国北方、西北等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也将大幅提高。 五是三峡工程建成后，长江流域就新增了旱涝保收的良田数千万亩，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各大流域和沿海增加人造地的潜力还很大。 六是现有品种改良和配方施肥等技术的推广普及，粮食至少有20%的增产潜力。 从另一角度看，我国人口增长高峰已经过了。1949―1979年的30年，中国人口增长了4亿多，粮食由1.13亿吨增长到3.05亿吨，除三年自然灾害外，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粮食安全问题，这30年我国还是粮食净出口国。1979―2008年的30年，中国人口也增长了近4亿，粮食产量由3.05亿吨增加到5.015亿吨，没有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依然是粮食净出口国（1997―2006年间，除大豆外，我国大米和玉米分别累计净出口1575万吨和7375万吨，小麦净出口991万吨，三项加总累计净出口7959万吨）。2009―2039年的30年，中国人口顶多增长1.8亿，粮食增产幅度不一定会比前两个30年小，但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压力比前两个30年小很多。 再一点，中国未来30年的抗灾能力，一定会比前两个30年的抗灾能力强。 可见，无论是从生产能力和潜力来看，还是从人口增长与粮食增产来看，或是从抗灾能力的角度看，未来中国不存在所谓的粮食安全危机。 （二）代价 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代价的，并且代价是由中国农民承担的。2008年上半年，世界粮食价格飙升，中国的粮食价格却非常稳定，甚至稳中回落，而同期国内肥料价格却紧跟国际石油价格飙升。从2007年6月到2008年6月，肥料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一倍。一方面是粮食价格高度稳定，另一方面是肥料等生产资料价格暴涨，劳动力价格也有很大上涨，农民种地几乎无利可图。 表面上看，政府的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是保护农民的，其实不然。我们看看政府保护价收购―储备―销售体系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就明白了。政府每年都会在春耕时节抛售库存粮食，控制市场上的粮价回落（尽管国际粮价在大幅上涨），同时推出比上年略高的保护价（2008年提价9%），以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积极性。当千家万户的小农围绕政府价格操纵的魔棒生产出粮食后，由于政府事先规定了保护价影子价格，市场上的非国营收购主体也会心照不宣地搭保护价便车围绕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即使国际市场上的同期粮食价格在大幅上涨，对国内粮食收购价格也不构成太大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政府和粮商将农民手中的粮食基本收购完毕后，粮食及其加工品会涨价一段时间，直至次年春耕前，政府抛售粮食，并出台新年保护价。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分散的小农是很难享受粮食涨价好处的。 农民为什么会听任政府保护价魔棒指挥呢？这是因为中国小农有2亿多户，2亿多农户同时生产并同时进入市场销售农产品，必然会产生恶性竞争，即使总量不过剩，农民也难卖到好价钱。如果总量过剩，农民可能更惨。如，2006年山西西瓜0.04元一斤，2007年海南香蕉0.1元一斤，2008年全国柑橘和苹果平均0.2元一斤，多少农民辛苦一年，不仅没赚钱，还亏了本。很多人认为是农民不懂市场经济所致，或产品质量不佳所致，这是不对的。一般而言，农产品供需总量平衡时的价格弹性系数是0.2，即增产1%，价格下降5%，增产15%，价格下降75%，增产越多，农民越惨！在中国，分散小农经常会遇到增产减收的局面。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为了解决农民增产减收的难题，都扶持帮助农民组织化，让农民组织在市场上有议价和定价权，以保护农民增产不减收或减产也不减收。中国由于农民组织化水平低，小农听从政府保护价魔棒指挥是唯一选择。假如农民高度组织化了，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就会改变，农民才可能不会听政府保护价魔棒指挥。 只有小农家庭经营制度是最有利于追求农产品增产的。可以这样说，中国的粮食和农产品（产量）安全，是靠土地承包法强制农民维持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而实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安全是农民付出高代价实现的。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国家之一，是日本的1/20，韩国1/15。全中国人要明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安全，是农民作出牺牲取得的，要对农民存感恩之心。 第四部分 2.增产的潜力很大（2） （三）底线 常言道：谷贱伤农。长期伤害农民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什么？第一，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没有消费能力，内需就会严重不足，经济增长就依赖出口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演变为满足外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经济发展的主权就会受制于人，经济安全就受到威胁。第二，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和价格会大起大落，影响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例如，2003年我国粮食价格到达最低，稻谷价格达到0.4元/斤，产量下降到8600亿斤，如果同期赶上国际粮价飙涨，是很危险的。再如2007年前后生猪价格大幅飙升，导致CPI大起大落，造成宏观经济形势非常紧张，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未来很多年，要保证粮食等农产品的长期、持续安全，必须守住两个底线。一是保证粮食等农产品的比较效益稳步提高，否则农民就没有生产积极性。现在网络发达，传统的愚民政策和手法要停止使用。二是守住18亿亩红线，太多的文章研究这个，这里只强调一句话：汽车也要吃粮食了，在农产品增产技术和新能源技术还没有重大突破之前，18亿亩耕地不是多了，实在是太少了！ 此外，还有一些政策也是不能出错的，否则也可能导致粮食等农产品阶段性安全危机。 进一步完善商品粮生产和经营制度。和过去比，中国的粮食生产和经营的市场化程度高了许多，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要保证十多亿人的粮食安全，完全市场化是不可行的，应该进一步完善商品粮基地建设及其生产规划和定价收购制度。除国家储备外，还应该建立商品粮基地的农民或农民集体或国有农场储备制度。 防止侵犯农民土地权益，强化农民保护土地的主体地位。1988年政府垄断了土地非农用权利，取消了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这是不对的，想让依靠垄断权力而获得巨大级差地租的地方政府保护农民的耕地，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这只会加剧土地征占。这就是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而土地乱征乱占却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为了粮食安全保护耕地，只能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前提，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保护神。土地（主要是有区位优势的土地）是农民的金娃娃，农民会用生命保卫自己的金娃娃。政府应该协助农民看护金娃娃，而不是将农民的金娃娃抱在自己的怀里替农民保护。 防止耕地减少和地力下降。要完善或建立地权登记、土地估价和地价公开制度，要建立国家土地银行和农民土地合作金融，以帮助农民充分实现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的权益，激励农民珍惜土地和保护地力；大力奖励农民、农民集体、企业依法造田和改良土地；也要用税收政策惩罚随意撂荒和非法休耕行为。农民所有的土地，地力增加了，土地估价就提高，能依法抵押或流转，农民积极性就更大了。 避免农业水利和技术服务完全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水利和农业技术服务市场化的改革，小农家庭经营是无法承受水利和技术服务市场化价格的，这样的改革必将危及小农家庭经营安全和国家粮食安全。水利和技术服务是公共品和半公共品，只能以国家服务和农民组织内部服务为主，政府要承担或帮助农民组织承担农业水利和技术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我国的水利和技术服务体系，是过去60年的农业发展的核心支持体系，败起来容易，恢复起来难，要保护和珍惜。 避免跟随美国开展生物能源产业竞赛。石油超过了70美元/桶，生物能源产业就有利可图，粮食和石油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东西就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潜力是巨大的。未来一些年，美国将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大发展，中国决不能跟风，因为中国的土地只能养人不能养车。生物能源产业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国际粮食和石油价格将呈现长期上涨趋势，中国将面对粮食安全高代价时代。要在国际社会配合国际NGO，高举反对生物能源，保障世界粮食人权的大旗，并大力倡导制定针对生物能源的惩罚性措施，维护世界人民的吃饭权。 避免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我一再强调龙头企业+农户的路子极具欺骗性。小农家庭经营和公司大规模经营，虽然经营主体的收益没法比，但因为能够精耕细作，小农家庭经营的单位面积产量具有20%以上的优势。如果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粮食安全的生产制度基础就动摇了，粮食产量会大幅下降，现行粮食安全的流通和价格体系基础也会瓦解。帮助农民自主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虽然慢一点，却是既有利农民又有利国家粮食安全的，而且实践已经证明可行。所以，为了粮食安全和亿万小农的可持续生计，必须逐步加大对小农和小农互助合作的扶持，而不是扶持企业家改造小农。 防止粮食安全依赖国际市场输入的倾向，确立粮食自给为基本国策。粮食不是一般商品，特别是当今世界，粮食、石油、美元和金融等一体化了，粮食更不是一般商品了。经济学理论上讲，有钱就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买粮食，但问题是中国绝大多数人恩格尔系数都很高收入的很大部分用于购买食物，指望从国际市场获取粮食养活穷人，会饿死人的。如果粮食自给经常动摇，农业政策摇摆不定，必然会导致阶段性的粮食危机。中国的粮食安全，不能依赖国际市场，粮食立足自给要作为一个基本国策固定下来，长期不动摇。 不能被动接受所谓的农业和食品安全国际标准。随着有机农业、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等农业概念的兴起和国际农产品安全标准的不断提高，将制约中国农业发展和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消灭不了小农家庭经营模式。而国际标准却不是中国小农可以达到的。对于发达国家不断推出的关于农业和农产品的新概念和新标准，不应该被动接受并接轨，相反，应该和发展中国家一道制定国际粮食安全下的公正、公平、合理的农业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或在多边标准、区域标准、双边标准下开展农产品稳定而长期的贸易。 避免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外资控股化现象。中国土地稀缺，进口农产品就是进口土地这样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但片面接受这样的观念指导，致使中国大豆产业被外资控盘，完全丧失大豆甚至食用油产业的定价权和产业安全，这就错了！如果再出现类似情况的产业，就会危及经济主权、社会安全甚至国家安全。我们可以和巴西等互补性强的国家开展平等、长期、稳固的农业贸易合作，而不是失去产业控制权。 （四）高补贴时代 生物能源对中国粮食安全可能是利好，但农业将进入高补贴时代。 石油超过了70美元/桶，生物能源产业化就必然兴起，粮食和石油挂钩，汽车要与人争吃粮食，人们有理由认为全球粮食危机真的要到来了。但生物能源的出现，会给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一方面，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会大大提高，有利于刺激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技术和装备的推广普及，这对保障粮食安全是积极因素；另一方面，粮食可以转化为生物能源了，买粮难不会再现，国家粮食储备出现亏损的可能性也变小了，过去常见的农民增产减收和国家多库存多亏损的局面不会再现了，这有利于粮食政策的长期稳定和粮食产量的持续增产。从一定意义上讲，生物能源产业的兴起，对未来中国的粮食增产是利好。 在生物能源时代且资讯发达的大背景下，以牺牲农民利益换取国家粮食安全的做法可能行不通了。全社会都应该有所觉悟，农业即将进入高补贴时代，全社会都要支持政府给农民合理的补贴和平等公民待遇。 我国农产品价格在未来五年左右，依然有翻番的可能。主要的理由是： 第一，随着生物能源需求越来越大，必然导致玉米、油菜子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进而导致饲料价格大幅上涨，进而导致猪、禽、鱼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第二，我国农产品价格比周边国家和地区低，有不少农产品价格甚至不到日、韩1/40，国际农产品价格还在上升趋势之中，所以，我国农产品价格在全球化背景下，有翻番的上涨空间。 第三，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劳动力新增趋势的相对减缓，农村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已进入加速上涨轨道。最近三年，不仅农村土地租金翻番了，农村劳动力价格也基本和城市农民工持平，农村短工甚至高于城市。这无疑会带动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上升。 第四，随着公司+农户整合的不断深入和以农产品安全为由的各种管理手段的健全，农产品的定价权逐步被企业或少数监管者所控制。随着农产品从农民手中到市民餐桌的环节和管制越来越多，涨价的空间就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公司+农户的农业发展模式和完全依靠行政手段保证农产品安全的管理模式不改变，我国的农产品价格最终必定会超韩国、赶日本。 第四部分 3.国际粮价飙升，我国或大有机会（ 中国2005年的外汇储备大约1万亿美元，可以购买200亿桶石油；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是1.65万亿美元，却只能购买130亿桶石油（按照2008年6月，国际原油价格130美元左右计算）。进口铁矿石价格连年暴涨，中国钢铁企业似乎已经被迫沦为国际铁矿石巨头的农民工了。前几天，一位来访的日本朋友这样问我们：你们（中国）的经济是否已经沦为蜡烛经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虽然说蜡烛经济言过了，但细细想来还是有几分像的。外向依附型经济增长模式确实走不下去了，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近期国际粮食价格大幅飙升，国际粮食价格已经3倍于国内了，这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外向依附型蜡烛经济转变为以满足国内需求为主的内需型经济，或许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要讲明国际粮价飙升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逻辑关系，还得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说起。 （一）启示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开放是从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开始的。这项改革，实际上是给了农民家庭有限的土地私有权，由大一统计划生产和计划分配制度变成了半计划生产和大包干分配制度，激发出了农民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巨大的财富创造性，在供应不足而需求旺盛的年代，农民既投资了企业又有效扩大了内需。1988年之后，农民消费能力逐年萎缩，中国经济在走外向依附型道路。这条路的风险越来越明显。虽然科学发展观提出好几年了，但经济转轨是要条件或机会的，国际粮价飙升或许是一次大机会。 假设我们和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使小农能分享到国际粮价涨升带来的好处。以稻谷价格为例，国际价格相当于大约为5元人民币/公斤，我国国内保护价为1.6元人民币/公斤，市场价不超过1.8元人民币/公斤。如果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稻谷价格达到3.5―4元人民币/公斤，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可以增加到1500元以上。人均1500元的巨大增量，比20世纪80年代的承包制创造的增量大4倍，这无疑会推动农村新一轮经济大发展和需求升级，有利于我国由外需拉动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 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增量和农民需求升级，推动和拉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为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假设不考虑对社会其他阶层的影响，这个历史经验又能够再次复制的话，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是拉动整体发展和推动经济转型的见效最为直接的途径。 （二）拒绝美国掌舵 进入2008年，国际粮价飞涨，粮农组织在最新发布的世界粮食状况报告中说，埃及、喀麦隆、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菲律宾、印尼等国家爆发骚乱，共有37个国家面临粮食安全危机，世界粮食储备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探寻这次粮食危机的根源，必须看到一个被人忽视的背景，即美国总统于2005年8月签署的能源政策法案。在这个法案的推动下，美国政府财政扶持生物能源，使之成为美国新型产业。如今，美元贬值和石油价格飙升，使生物能源产业变得前途无量，使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美国更加有底气，也使人多地少、资源稀缺且重仓美元的中、日、印、韩等国，损失惨重。 自能源政策法案开始，世界格局就开始了新一轮眼花缭乱的调整。生物能源强化了美国的粮食武器，而粮食武器比石油武器、美元武器更为强大。世界史上有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是美国干的。更主要的是，美国对农业出口实施高额补贴政策，成功地摧毁了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的农民失业，让这些国家的农业基因化、石油化、化学化和机械化，从而购买美国生产的种子、化肥、农药、机械。 美国主导生物能源产业发展，将粮食危机推向了高峰，2008年1―5月间，据东兴证券数据，泰国大米出口报价由1月的360美元/吨，上升到5月的850美元/吨，在4月，曾一度冲高到1000美元/吨。2000年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的2015年将世界赤贫率减少一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化做了泡影。粮食危机来得如此突然和凶猛，以至于被世界粮食计划署形容为一场无声的海啸！美国却坐收渔利，并且将很多欠发达国家控制于股掌之间。 面对世界粮食危机，无论联合国怎么呼吁，世界怎么谴责，美国都不会放弃生物能源，并且还会将世界粮食危机的责任推向印度和中国。美国人不放弃生物能源，还有更深的考虑生物能源还是美国若干年后转身对付中东、俄罗斯等国的手段。所以，粮食武器将是美国的常规武器。 中、日、韩、印等国家消耗资源以生产美国和欧洲需要的产品，不断换回美元。但一方面美元不断贬值，以蒸发中、日、韩、印等国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中、日、韩、印等国不断增加对石油等资源的需求，美国主导石油等资源不断涨价，以抵消中、日、韩、印等国的发展优势，美国使用美元和石油武器，将使中、日、韩、印等资源贫乏且进口巨大的国家变成蜡烛经济国家。 美国希望日本和韩国沦为二流经济国家，更不会让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成为经济强国，顶多让中国、印度成为美国和欧洲生活物质生产基地和人才输送基地。可以料想，美元贬值和石油涨价会继续被默许，直至消耗掉中、日、韩、印等国的大部分外汇储备。中国和日本应当看到，在苏联解体后，美国事实上已经把日本和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 因此，从美国利益角度去思考此次全球性粮食危机，可以预见石油等各种资源价格还将进一步上涨，粮食价格在较长时期内仍会在高位运行。 对此，中国也有一个潜在的应对武器。不让美国成为世界粮食市场的掌舵人，就要把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大国，而不是进口大国。中国有众多的勤劳农民和水利化程度非常高的农田，加上农业技术进步等因素，只要国内粮食价格主动和国际粮食价格接轨，提高种粮比较效益，中国的粮食就可以大幅增产。很多国家都需要粮食，粮食可以为中国换来需要的东西，甚至包括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众多的朋友。更重要的是，粮食价格逐步和国际接轨，促进粮食增产可以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只要农民收入大幅增加，拉动内需就水到渠成。 第四部分 4.国际粮价飙升，我国或大有机会（ （三）让农民得到粮食涨价的好处 这次粮食价格上涨的背景和历次都不一样。石油价格长期居于100美元/桶上方并有稳定在150美元的可能性，生物能源产业问世，导致粮食需求巨量增长。在粮食价格高位运行具有长期性的背景之下，生产资料的涨价是必然的，劳动力涨价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过度压低国内粮食价格，将导致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受挫和边境地区的粮食走私。如果主动提高国内粮食价格，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粮食，可以获得宝贵的粮食武器，分享国际粮食价格飙升的好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转型。 我国近20年粮食生产的经验表明，农民种粮比较效益（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简单说就是相对效益。即种粮食效益和种其他作物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的效益的比较。如：种粮食和种棉花的效益是1:1，农民就不会改变种植结构，假如上升为2:1，农民就会大幅减少棉花，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如果打工收入增长快于种粮收入，农民就会撂荒），每提高10%，粮食产量大约会增长3%。假如粮食价格提高一倍，即使生产资料价格同步上涨一倍，我国的粮食产量也能增长20%―30%，达到6亿吨以上是完全可能的。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大国，在全球性粮荒时代，庞大的粮食出口能力，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 1．压低粮价控制不了CPI上涨 一种普遍被认同的说法是：粮食价格上涨，什么都会跟着涨；控制物价，必先控制粮价。现在的状况是，粮食价格在相对下降，而与粮食相关的商品价格都在疯狂上涨！据农科院黄季琨教授数据：2007年7月到2008年6月，全国猪肉价格月同比增长幅度平均达到71%，食用油为40%，蔬菜为23%，粮食仅为5.3%。 另据河北大午集团数据：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什么都涨疯了，只有粮食价格非常稳定。 2007年年底，北大、清华等权威经济研究机构都作出了CPI已经见顶或即将见顶的预测，但实际情况却与此不符。2007年7月份以后，由于CPI一直在高位运行，政府面对高CPI压力，采取的措施似乎主要有两个：一是释放库存，压低粮食价格；二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收紧流动性。虽然政府压低市场粮价非常成功，但CPI并没有因为粮价下降而回落，反而居高不下（年初计划控制在4.2%，前两个季度实际达到8%左右）。 为什么政府唯独压低市场粮价取得成功而其他商品价格却一路狂涨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政府要低CPI，粮食企业要低价收购农民即将丰收的夏粮，低粮价是政府和企业合谋的结果。说穿了就是政府和粮食企业现阶段都需要压低粮价，以低于政府规定的保护价收购农民手中的夏季新粮。假如只有政府想压低粮价，企业不愿意，政府想压低粮价是难以做到的。 在粮价稳定而其他商品价格照样疯涨的事实面前，粮食价格被强行控制在地板价位，难免有牺牲农民利益之嫌。据湖南等地的调查，现在农民种植水稻几乎无利可图了，我很担心，中国农村会再现20世纪90年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使党中央扩大内需、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的决策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2．新粮收购前，大幅提高保护价 2008年夏粮保护价和2007年相比，提高了4%―9%。面对国际粮价远远高于国内粮价的局势，一些农民会惜售，导致夏粮实际收购价格有所上浮，但更多农民急于要钱投入下季生产，不得不屈服于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的价格联盟，依照保护价贱卖手中的新粮。 当国有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低价收购完农民手中的粮食之后，往往会有一些经济学家出面游说政府提高粮价，理由会相当充分。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防止中国低粮价补贴全世界，防止粮价出现报复性反弹而导致恶性通胀危机，粮食涨价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等等。这些理由确实相当充分。 从理论上讲，这叫垄断性涨价；从实践看，2007年就多次出现过涨价。如食用油大涨价、牛奶大涨价、方便面大涨价、大豆大涨价等等。不是一步一步地慢慢涨，而是在收购农民手中的原料之后突然涨价。 与其这样，不如在夏粮收购之前就提高保护价，让农民得到涨价的好处。我建议，新粮收购前，立即提高保护价，在上年基础上提高30%。好处在于:农民可以分享涨价的好处，有利于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有利于扩大下季度粮食播种面积，有利于增加农民对秋粮的投入，有利于中长期粮食安全和市场价格稳定，有利于抑制日益猖獗的粮食走私等。 3．粮价上涨从未推动过CPI失控 也许会有人担心粮食保护价上涨了，会使CPI失控。其实这是缺乏依据的主观判断。 粮食收购保护价上涨30%，不等于市场上销售的大米和面粉等一定要上涨30%。以稻谷为例，稻谷收购价提高30%后约为0.95元/斤，对应的大米价格应该以不超过1.6元/斤为合理，而市场现在的大米均价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因此农民粮食收购的保护价有上涨空间，需要管制的是加工企业和与此相关环节之间的暴利。 目前猪肉价格是18元/公斤，肉粮的转换比率以1:4算（过去没有配方饲料时，4斤稻谷或小麦或玉米足够生产出1斤猪肉），对应的稻谷或玉米价格应该不低于2元/斤，而提高30%的粮食保护价还不到1元/斤，因此粮食价格上涨30%，并不必然推高猪肉价格或导致生猪生产下滑。或者说，假如1元/斤的粮食价格下养猪无利可图，绝对不是粮价高造成的，是另有原因。 历史上的几次高通胀都不是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1988―1989年的通胀率为18%左右，当时的粮价是绝对管制的，通胀与粮价上涨无关。1990年前后，由于低粮价伤害农民，粮食定购价格突然上涨为0.24元/斤，上涨超过100%，而1990―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1993―1995年出现第二次通胀，同样也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是在通胀出现之后，粮价相对过低，严重伤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许粮食价格上涨。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高达0.7元/斤，但1996年却出现了通胀转向通缩的现象。历史上的历次通胀不仅不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和推动的，恰恰相反，每次通胀出现后，都是随着粮价补涨而转向稳定。 4．过低的粮价加剧通胀 退一步讲，我国粮食价格一直都是管制状态，所以不可能出现由粮价过高引起的通胀，粮价上涨引发通胀是主观误判。事实上，过低的粮价加剧了通胀的后果。因为低粮价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以致农村市场萎缩。通胀和农民购买力下降同时出现，两种严重后果不可避免：一是经济结构失衡，工业产能过剩；二是城乡发展失调，三农发展严重滞后。 后果还可能有：蜡烛型经济、积极财政政策依赖症、通胀。 三、农民愿种粮，总理才不慌 缺粮引起了全球性恐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需求正呈刚性增长；与此同时，也正经受着耕地面积减少、自然灾害、粮食生产比较效益下降等风险。 中国粮食供给和价格目前风平浪静，温家宝总理也底气十足地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那么，温总理的底气是否可持续下去呢？这要取决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可持续性。 农民愿种粮，总理才不慌！ 第四部分 5.国际粮价飙升，我国或大有机会（ （一）为什么种粮不积极 中国粮食供给和价格目前还算风平浪静，是否能持续下去呢？这取决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可持续性。粮食生产在中国农民心目中正出现越来越不重要的趋向，粮食生产在农业中也有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我认为，有八大因素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第一，种粮与种经济作物相比，效益差距仍然较大。目前，粮食与蔬菜效益比为1∶4，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农民一般都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而放弃单纯的生产粮食。 第二，粮农所需资金和组织资源匮乏。只种粮食，而不分享粮食产业链条中各个环节的收益，农民是很难持续生产粮食的。要想分享粮食产业各个环节的收益，不仅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还需要农民为主体的经济组织。但现实却是，小农仍旧分散，私人企业受到更多的扶持，占有产业链上的多数利润。 第三，生产资料涨价始终快于粮食涨价。20世纪90年代以来，粮食价格总体上涨了4倍，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10倍以上。1995年前后一度出现种粮亏本的局面，引发粮农大量撂荒，并随后导致粮食产量由1998年的5.13亿吨下降到2003年的4.3亿吨。2002年以后各年，粮食价格上涨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也基本同步，并带来了连续4年的粮食增长。2007―2008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大高于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这会再次引发粮农撂荒或改种非粮食作物。如果不果断扭转这个趋势，势必造成粮食产量再次进入下降轨道。 第四，农村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2002年，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工价不超过20元/天，今年则达到了60元/天。由于农村短工（壮劳力）价格高于城市，很多种植双季稻的地区，不得不改为单季稻，或选择不用壮劳力即可种植（养殖）的农业项目，从而被迫放弃粮食生产。农村已出现了主要劳动力搞副业、次要劳动力搞主业和主业副业化现象。粮食生产在农民心目中有越来越不重要的态度趋向，粮食生产在农业中有越来越边缘化的趋势。 第五，粮食保护价难以起到保护农民的作用。虽然最近国际市场大米价格已经上涨了200%，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30%多，但国家今年出台的粮食保护价只比去年上涨了9%―10%。保护价政策实际并不保护农民，只是政府宏观调整的手段。 第六，农田水利服务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的功能严重衰退。1949年以来，我国的粮食产量由1.13亿吨增长到5亿多吨，除1980―1984年外，支撑粮食持续增产的主要原因是完备的农田水利设施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但最近十多年，农田水利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不被重视，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功能在严重退化之中。 第七，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制度，实际制约了土地流转和种粮能手积极性的发挥。除东北等极少数农村外，我国农户占有的责任田几乎都是8亩9块的状态，随着承包法30年不变的规定生效，没有便利于承包地整合和流转，而是更难了。假如张家要出去打工，想将自家分散在不同地方的9块地全部转包出去，这几乎是无法操作到位的。所以，只能选择离乡不离农打工和种地兼顾。有种地经验的农民，虽然规模种植的愿望强烈，但很难接手成片流转的土地。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土地生产潜力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掘。 第八，政府垄断土地非农用权力，不利于调动农民保护土地和造地的积极性。土地的自然供给是固定的，但农民是可以通过土地整治和地力培养而增加土地经济供给的。我国1949―1981年，粮食产量由1.13亿吨增长到3.04亿吨，一直是粮食净出口国，主要靠农民增加土地经济供给实现。 （二）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 我国改善土地经济供给的潜力还很大。例如，扩大复种指数，我国至少可以增加5亿亩种植面积；再如，我国村庄占地3―4亿亩，如果农民整理村庄节约出的非农地可以直接在市场上交易，至少可以激活2亿亩存量土地；此外，我国的荒地、沙地、盐碱地、滩涂地面积还很大，如果农业比较效益提高或得到政府补贴，这些废地都是可以逐步得到利用的。只要政策正确，我国不仅可以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还可以增加数亿亩播种面积和储备数以亿计的集体建设用地。 经济学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守不住18亿亩耕地红线，也没有必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其理由是粮食可以依赖进口，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会妨碍城市化和工业化。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只有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才有利于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也有利于农民进城和粮食等农产品安全。 首先，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占地比例偏高。根据学者马慧的研究，如果武汉市用地合理布局，适当增加楼层和地下设施，可节约耕地60%以上。如果拿北京同东京相比，两个城市的辖地面积基本相等，但东京人口容量为2600多万，是北京人口的两倍多；此外，全国城镇规划范围内共有闲置土地100多万亩，空闲土地82多万亩，批而未供土地200多万亩，以上三类土地总量近400万亩；我国的工业开发区，还有40%的土地还没有开发；此外，沿海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将至少有1/10的厂房和出租屋处于闲置和半闲置状态。可见，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我国的土地供应不是过严，而是过松。 其次，城市化的结果应该是节约土地，不仅要守住18亿亩红线，还应该抬高红线才是。从理论上讲，城市化应当有利于节约土地、增加农地，而不是相反。如果进城人口按每人需要交通、居住、工作、公益设施等用地0.25亩计算，未来30年有6亿农村人口进城，需占地1亿亩。但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减少6亿，通过村庄整合、产业集群和土地整理，至少可以节约2亿亩耕地。农村腾出的土地要多于城市化占用的土地。城市化应当是有利于18亿亩红线抬高，而不是降低。但是，我国的30年城市化进程却恰恰相反，这恰恰说明我国的土地供给过于宽松是重要原因。所以，应该守住18亿亩红线，甚至将红线抬高。 第三，只有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才能统筹并促进城市化和新农村两个建设。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需要占用土地，而新农村建设理论上可以节约土地，如果不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就会造成农村占地和城市化占地同时增加的局面，前30年的城市化实践就是这样的；如果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统筹城乡建设，不仅可以城乡建设相互促进，还可以抬高18亿亩耕地红线。有人可能认为这样做会增加城市化成本，延缓城市化进程，其实不然，因为这样做使得土地的经济供给量增加了，地价应该是下降的。也许有人会说这样做会增加新农村建设的成本，加重农民负担，其实不然，如果村庄整合后，数亿农民居住在中心镇和中心村，节约出来的2亿亩土地进入市场（同时守住18亿亩耕地），可以增加农民和农民工20万亿左右的土地收入；此外，建设在中心镇和中心村的农民房可以进入国家现代产权制度体系，农民家庭可以增加数十万亿的可变现财产，这会大大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而不是延缓。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这会使得农民变市民、农民变城镇居民的速度大大加快，对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国民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义重大。 第四部分 6.猪肉涨价该如何宏观调控 2006年11月开始，猪肉价格一路飙升，到2008年年初时，猪肉价格由13元/公斤上涨到了25.68元/公斤，短短一年时间，猪肉价格翻了一番。在猪肉价格飙升的带动下，物价指数也一路飙升，CPI一度高达7%以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高度紧张，加息、补贴都用上了。但在2008年7月之后，猪肉价格迅速回落，到12月份，猪肉价格回落到17元/公斤以下。生猪价格回落至12元/公斤以下，大多数猪农无利可图甚至亏本。在我看来，猪肉价格的暴涨暴跌，正是由于不当宏观调控和管制政策所致。 （一）猪肉涨价时不要乱调控 猪肉涨价，大可不必紧张，更没有必要畏猪如虎地挥舞宏观调控的大棒。其实，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猪肉价格也必然回落。我这个判断的依据主要有二。 第一，生猪经济是低门槛经济。我国有数亿个生猪生产主体，并且不受区域性限制，任何地方都可以生产。加上我国生猪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水平在很多地方已经很高了，一个70岁的老人，甚至一个残疾人，一年也可以轻轻松松出栏若干头生猪。一般而言，只要有利可图，生猪供给6―8个月就可以明显改善。但由于母猪从喂养到受精产崽的周期要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受母猪生产周期较长的约束，猪肉从涨价到价格回落，大约需要20个月。如果本次猪肉涨价从2006年12月份算起，价格回落到正常水平应该在2008年的7月前后。 第二，生猪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生产者不能控制市场，消费者也不能控制市场。只要政府部门不和猪肉经营商合谋，猪肉价格几乎完全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猪肉价格的涨落是遵循市场规律的。正常生产水平下，小猪出生到生猪出栏，大约需要6个月。在猪肉供应短缺的时候，约束生猪生产和供给的瓶颈是母猪数量有限。要在短期内增加母猪的数量，几乎没有什么好的宏观调控措施。 措施一：央行加息。加息既不能增加母猪的数量，也不能激励母猪早产崽、多产崽。 措施二：财政补贴穷人购买猪肉。穷人难以得到补贴且不说，假如穷人得到了补贴，这猪肉价格不就涨得更高了？ 措施三：财政补贴生猪生产。财政补贴生猪生产者，是为了激励养猪积极性。猪肉涨价时，这个措施是无效的，因为猪肉涨价时，生猪生产者不是没有生产积极性，而是仔猪数量有限，制约了生产。 措施四：财政补贴母猪生产。猪肉涨价时，补贴母猪生产者也不对，因为母猪生产者积极性非常高，问题是母猪生长周期较长而无法缩短，这是刚性的。恰恰相反，猪肉涨价时对母猪生产进行补贴，对快速改善猪肉供给、稳定市场不仅没有好处，还会导致母猪数量非正常增长，埋下猪肉价格快速走入下一个谷底的祸根。市场经济，有暴跌就有暴涨。这不仅不利于猪肉市场的长期稳定，还会加剧市场大起大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猪肉市场价格，暴涨（毛猪价格7元/斤以上）到暴跌（毛猪价格2.5元/斤以下）的轮回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大约3―4年一个周期，既伤害生猪生产者，也伤害消费者。 在我看来，猪肉涨价时，宏观调控是没有作用的，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稳定猪肉市场方面无事可做。如果政府想有所作为，应该是在猪肉价格快走入低谷（不是涨价）的时候，集中资源对母猪基地的母猪饲养大户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或贴息贷款，以尽量保存母猪基地的母猪存栏数量，便于在猪肉供应短缺的时候快速恢复生产和供给，稳定市场。当然，还可以储备一定数量的猪肉。如果这样做了，猪肉涨价到价格回落的周期就可以缩短为10个月左右，幅度也会小很多，完全可以避免暴涨暴跌。 猪肉涨价，增加供应，关键是要增加母猪的数量，这交给市场好了。猪肉供需问题，市场机制是可以调节的，政府不要太多操心。 （二）奥运会后，该关心母猪了 2007年7月25日，我曾在《南方周末》发表《猪肉价格如何宏观调控？》一文，文章呼吁政府部门不要对猪肉价格上涨采取任何宏观调控措施，并预测猪肉价格到2008年8月会回落30%左右。一年后来看，预测非常准确，山东等地的猪肉价格已经回落到10元以内了，下降幅度超过了30%。毫无疑问，北京奥运会后全国各地的猪肉价格都会回到10元以内，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2007年猪肉涨价的时候，我强烈反对政府对生猪产业实施宏观调控，理由是生猪生产已经是暴利了，没有必要再刺激生产了。如今看来，很不幸，我言中了。全国母猪存栏数暴增20%以上，山东等地的子猪价格已经和生猪价格持平了，在7元/斤以内了。可以肯定地说，这个价格还不是底！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力帮助，母猪饲养者只有宰杀或改劁母猪。如果大量母猪宰杀或改劁了，子猪就会短缺。从重新培育母猪到恢复正常的子猪供应，至少需要18个月的时间，这必然会导致很长一段时间的子猪价格和猪肉价格暴涨！ 我建议，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等部门行动起来，做好四件事：第一，对母猪饲养基地的母猪，逐个登记建卡，财政要保证每头母猪每天不少于4元的生活补贴，时间持续8个月。第二，当农民出售生猪（毛猪）价格低于5.8元/斤的时候，财政部要拿钱储备部分猪肉。第三，为猪肉出口提供便利。第四，准许农民自养自宰，在社区（村庄）内部销售猪肉，防止生猪定点屠宰制度给猪农雪上加霜。 有关部门应该对去年过度关爱母猪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有清醒的认识，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猪肉价格过度下跌和大量宰杀母猪的现象发生，保证生猪生产和市场肉价的基本稳定。否则，猪肉价格的下轮暴涨将更加猛烈！ （三）猪肉为何异常涨价 从2006年7月开始，猪肉价格一路飙升，到2008年一季度，升幅已经达到了150%以上，而同期粮食价格只上涨了10%左右。2007年8月份以来，生猪存栏和出栏都有明显增加，但猪肉价格只有一个多月的微跌，后来又开始连续上涨。显然，仅用供求关系和成本定价等经济学理论是解释不透彻的。 我认为，猪肉价格飞涨，主要是由于生猪生产专业化趋势（这是进步）和生猪定点屠宰制度双重作用的结果。现在，猪肉供给主要由生猪定点屠宰厂和生猪生产、加工的龙头企业控制，猪肉供给已经高度组织化了。以定点屠宰厂为核心的猪肉涨价联盟已经形成，可以毫不费力操纵猪肉市场价格。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很多地区的农村猪肉价格比城镇还高，这是因为政府不让生猪养殖小农户直接进入市场供给猪肉的权利所致。造成这种结果的制度之一就是生猪定点屠宰制定。为了让城市人吃上放心的猪肉，所以要定点屠宰。通过定点屠宰，一方面屠宰厂将农村生猪收购权高度集中到其附属的猪贩子，独断生猪收购价格，欺压养猪小农户；另一方面，养猪小农不得直接进入市场参与供给，猪肉批发权垄断；与此同时，还实现猪肉零售商高度组织化，导致猪肉消费者受盘剥。 这个制度还规定了养殖生猪的农户不能自养、宰猪入市，甚至在农村社区自养、自宰、自销都不可以，农村居民吃猪肉只能依赖农村猪肉零售商在城市（镇）定点屠宰厂采购猪肉后在乡村销售，导致养猪农民吃猪肉比城镇还贵。这就导致定点屠宰厂和依附其生存的猪贩子以及猪肉储藏批发商高度组织化，轻而易举获取暴利，而养猪小农和猪肉消费者被任意盘剥，还美其名曰：这就是市场经济！让受盘剥的人似乎无话可说。 其实，保障猪肉安全的办法多的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有定点屠宰制度。如果以此类推，为了让城里人吃到放心的蔬菜，所以要集中定点生产蔬菜；为了让城市人吃上放心的水果，所以要定点生产、收购、检测水果。这样的逻辑是不现实的。 从农村猪肉价格高于城镇，可见猪肉供给阵营组织化程度之高、力量之强大了。现阶段，我国主要农产品供给阵营组织化水平尤其以猪肉和食用油最高，所以猪肉和食用油涨价最快最高，反调控的能力也最强。 在农产品市场上，供给阵营在快速组织化，而消费阵营却在日益分化，单位集中采购没有了，社区消费合作社垮台了，类似于组织供应冬储菜的制度也在逐步退出。我认为，供需双方阵营力量严重失衡的局面不改变，农产品涨价的幅度和速度还可能会让经济学家们目瞪口呆。 第四部分 7.猪肉涨价该如何宏观调控 （四）再议猪肉异常涨价 2008年2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月份CPI数据，其中猪肉价格上涨58.8%。对猪肉价格暴涨的解释很多，比如国际影响、饲料涨价、流动性泛滥、农村劳动力外流等，这都有道理，但一个重要原因还没有人说破，那就是生猪定点屠宰制度。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让城市消费者吃放心肉，让农民使用放心肥料、放心农药、放心种子的呼吁下，肥料专营、农药专营、种子专营等又回来了，生猪定点屠宰同期发生。它实际上是公社时期的食品公司变相再生，由公社时期的垄断零售改为垄断宰杀和批发。 经过十几年实践，所有的专营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专营，只是不让农民经营，只许原来垄断部门的职工经营罢了。专营更没有解决不放心的问题，假肥料、假农药、假种子、死猪肉、病猪肉、母猪肉事件仍屡有发生。现在，肥料、农药、种子等专营制度基本上名存实亡，只有生猪定点屠宰制度有越来越强化的趋势。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所谓专营并不能解决百姓不放心的问题；二是肥料、农药、种子专营对相关部门没有多少实际利益，只有生猪定点屠宰制度对利益相关者好处多多。 好处一，一头200斤的猪，从猪农出售到屠宰场或冷库出库，价格要高350―400元，其中众多部门搭车收费60元左右。农民花4―5个月养一头猪，平均收入不到300元，还要承担瘟疫、价格波动等风险。而生猪贩运、屠宰、批发环节一天屠宰数头或数十甚至上百头，成本不到10元/头，收益却在300元/头以上，并且没有任何风险。 好处二，屠宰场可以和猪贩子联合控制毛猪市场价格。农民的猪只能卖给和宰场有关系的猪贩子，否则没有出路。这就出现了几个月养一头猪难赚300元、一天贩一头猪却稳赚150多元的局面。 好处三，屠宰场可以和炒家联合控制市场，如媒体报道的某人库存500吨猪肉，两个月赚200万元。只要有垄断权力存在，养一头猪不如炒一头猪的怪现象就不奇怪。 好处四，屠宰场可以和猪肉批发商联合控制批发价和零售价。定点屠宰实际上是生猪生产到消费全部环节的咽喉，谁想在生猪产业中牟利，都不得不和定点屠宰单位合谋。如果定点屠宰单位自己想牟利，可以轻而易举地与宰前、宰后流通或储存商人合谋实现，甚至可以儿子贩猪、老婆囤猪、老子宰猪、媳妇批发猪肉，进行一家人、一条龙作业。更要命的是，当猪农亏本的时候，以屠宰场为中心的流通环节照赚不误。由于定点屠宰制度使养猪农户不能直接进入贩猪、宰猪、批猪和零售各个环节获得收益，养猪风险不能在各个环节分摊，猪农就只能选择不养猪，这就加剧了生猪产业的大起大落。 针对这些问题，我想在制度层面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任何一个村（乡镇）的合法农民经济组织都可以屠宰生猪、牛、羊等，并实行品牌化经销；无品牌，不得进入城市市场；若产品有质量问题，注销其品牌，三年内不准注册新品牌。 第二，千方百计减少猪肉等农产品进入城市市场的中间环节，扶持和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城市社区消费合作社联盟，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品直接进城市社区农产品便民超市。 第三，准许企业生产―宰杀―储藏―运销一条龙生产经营，参与市场竞争。第四，准许农民在社区内自养、自杀、自给、自销。 我不反对猪肉涨价，甚至赞成增加农民收入的猪肉涨价，但反对在流通环节操纵猪肉涨价。 第四部分 8.农产品（食品）安全与农民组织（ 我国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国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了，从河北三鹿奶粉事件的影响来看，农产品（食品）安全和社会稳定、政权稳定、国家经济安全等高度相关，不是小事，是天大的事。农产品为什么不安全？主要的观点有三：一说农民素质低，二说监管水平低，三说农业现代化水平低。这些原因听起来都很顺耳，但仔细推敲都有些似是而非。 农民素质低是个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文化素质、公民素质，还是适应市场经济的素质等都大大提高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将农产品安全问题归咎于农民素质低，只能解读为对农民的习惯性歧视。监管水平低是个假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监管体系从无到有，监管农产品安全的部门有十来家，戴大盖帽的有数百万人。应该说，我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产品安全监管队伍，有非常完备的法规体系和监管体系。农业现代化水平低也不是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搞农业产业化，电视里天天都在鼓吹公司+农户如何成就辉煌，农业现代化水平比20世纪80年代实实在在地不知高出多少了。 如何保证农产品安全呢？社会上主要观点有三个：一说加强监管；二说成立专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三说公司+农户，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我对这三条措施很怀疑。我们知道，中国有2亿多农户，每一个农户都是生产和经营主体，2亿多个主体同时组织生产，并同时进入市场交易，基于这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依靠政府部门对2亿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进行监管，除成本高昂外，有效性是难以保证的。同样的道理，政府监管不了，指望没有约束力的行业协会更是无法自我管理众多小农的。公司+农户也许对提高农产品安全是有效的，但也存在致命的缺陷：一是公司+农户不能覆盖所有的农户，绝大多数农户还是自产自销，所以，公司+农户保障农产品安全的作用是有限的；二是公司+农户使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只能获得种植养殖环节微利，不能全面分享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好处，久而久之农户大失所望会导致公司+农户的解体；三是公司+农户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会导致公司对农产品价格的垄断，如方便面、食用油的集体涨价，这会造成农产品的另一种安全问题；四是公司+农户潜伏着小农破产的危机，如奶牛和大豆产业公司+农户的水平最高，实际的结果是奶农和豆农的收入在持续下降。前面章节提到过，20世纪80年代养一头奶牛的年收入是8000元，可现在养一头奶牛的年收入不到3000元。近些年来，奶农宰杀奶牛和豆农撂荒土地越来越普遍，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奶农和豆农就会在破产的边缘挣扎。 市场有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供给主体有强有弱，需求主体也有强有弱。弱势的需要外力帮助组织化，强势的会自我组织化。比如，中国分散小农有两亿多（比城市需求者多很多），如果直接进入市场，会造成供给阵营内部的恶性竞争，小农作为供给方会很惨，所以，小农是弱势的农产品供给方；从另一方面来讲，两亿多分散小农作为生产资料的需求方，面对高度组织化的生产资料供给方，小农也会很惨，所以，小农同时又是弱势的需求方。因此，小农要组织化，非常紧迫。因为小农弱势，其组织化需要外力帮助。 市场主体组织化是正确的，非均衡（不对称）组织化是危险的。对于市场主体的组织化，应该坚持一条标准：供给和需求双方阵营组织化趋向均衡。政府应该帮助市场供需双方中的弱势一方（阵营），应该扶持农民合作组织或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组织。 遗憾的是，目前扶持（私营）龙头企业带小农等政策并不能帮助小农组织化。我们知道，私营企业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的，私营龙头企业没有带农户发财的义务和责任。实际上是，一方面扶持生产资料的供给方组织和强大起来，对付生产资料需求方的小农；另一方面扶持农产品收购和加工企业成为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需求方，对付高度分散的两亿多农产品供给（方）小农。与此同时，扶持龙头企业，一方面在农村农产品收购市场上对付小农，另一方面在城市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市场上对付消费者。 有没有更好的制度安排既保证农产品安全和市场稳定又有利于保护小农利益和发展呢？我认为要想兼顾上述目标，关键要在完善农民微观经济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和管理的新型制度。主要包括：一乡（村）一会（社）制度、一会（社）一品（牌）制度、（品牌）标识准入制度、违规退市和责任追究制度。 一乡（村）一会（社）制度。就是每个乡（村）成立一个农会（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综合农协模式）或专业合作社或村庄集体经济社（大寨模式）。由会（社）制定统一的生产标准，分户生产，合作经营。 一会（社）一品（牌）制度。每一会（社）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搞一会（社）一品（牌），每一会（社）的产品都注册一个品牌。 标识（品牌）准入制度。会（社）有品牌的农产品，进入正规市场都必须标识，标识可以识别到谁生产的、在哪块地（或车间或操作台）上生产的、什么时间生产的。会（社）有品牌和标识的农产品，可以直接进入城市的正规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超市和城市社区消费合作社。无品牌和标识的农产品，只能进入农村市场和城市边缘市场。 违规退市和追究制度。正规市场不准销售无品牌、无标识的农产品，在正规市场上如果发现不合格农产品，对会（社）要给予上黑名单、罚款和退市等处罚。为了会（社）成员的共同利益，会（社）不得不严格执行生产标准和严肃追究不按照技术标准生产的会员的责任。农产品安全，只有会（社）为维护共同利益的自我约束才是最有效的监管。 在我看来，保障我国的农产品安全，无论用什么办法都不能缺少一个关键的环节提高农民生产农产品和营销农产品的组织化水平，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要将2亿多农产品经营小农变成大约30万个由2亿多小农合作而成的现代大农。如果恐惧农民在家庭生产经营的基础上自我组织起来，就别谈农产品安全。 第五部分 1.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 2003年，我加入到了香港乐施会西部扶贫发展的工作中。这六年，我看到了很多过去想象不到的人、事和因果关系，使我对全球化、现代化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对中国三农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六年，我写了很多扶贫日记，这里收录了几篇，希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自己背后的另一个中国。 一、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 假如你生活在中国城市和发达地区，请记住：是穷人的美德，保障了我们的富有。我们的富有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建立在他人的贫困之上的。所以，崇敬和回报穷人的美德吧。 （一）财富观与发展观的矛盾 在云南禄劝苗族自治县的半坡苗族山寨，张兰芬家里养着28只羊、10头牛和6头猪。养猪干什么？最主要的是杀年猪，她家5个人，过年时要杀3头肥猪。在苗寨，谁家过年杀的猪多，谁家最有钱。养羊养牛干什么呢？你很难想到那里的苗人养羊养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积肥，因为苗人都住在高山（2600米）顶上，商品肥难以上山，加之严重缺水，有机肥是改善土壤结构、培肥地力的必需品，有机肥的多少决定他们粮食产量的多少，所以，有机肥对苗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只有家里需要购置大件或有大笔的急用时，苗人才出卖牛羊。在苗人看来，牛羊数量的多少，代表家庭的财富的多少，你家里牛羊多、地里产的粮食多才算真正的富有。地里产出的粮食少，兜里钱再多也不算真正的富有。苗人的财富观念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当过兵的张志勇是苗寨的一个另类，他家里只养了8头猪，没有养牛羊。张志勇说以前是养了牛羊的，但老婆生产时大出血，家里的牛羊和值钱的东西全卖光了。张志勇去年靠乐施会的小额贷款1000元（乐施会的小额贷款最高限额为1000元），养了8头良种猪，上了些饲料，半年就出栏（当地一般一年多出栏），一年就赚了一栋新房子。张志勇说，今年的8头猪可以赚4000元，年底将再盖一栋新房。张志勇是寨子里最穷的人，因为他家没有牛羊，不杀年猪，但张说不打算养牛羊，因为养猪省事且来钱快。张志勇说要是有1万元做本钱，他一年要养100头猪，一年能赚几万元。张志勇认为种地不来钱，地里产多少粮食并不重要，主要的是兜里有钱。当了几年兵的张志勇尽管现在兜里的钱并不多，但他说将来兜里的钱肯定会比寨子里的其他人多。如果寨子里的其他人都接受了张志勇的观念，也许生态脆弱的苗寨会严重缺水，甚至长不出粮食，粮食没有了，张志勇养猪发财梦也许就破灭了。 苗寨传统的财富观也许是落后的，会被淘汰，但这种传统的观念也许是正确的；张志勇的财富观也许是先进的，会逐渐成为苗寨的主流，但这种观念从长远看也许是错误的。社会就是这样在发展，苗寨是一个缩影。 （二）扶贫不仅仅是给钱 在云南剑川县象图乡3000米高山的白族大满山红山寨，我们步行了30里山路才到达这个高寒山寨。2000年，李海玉家得到了乐施会建立的社区发展基金的2000元的母畜贷款，她家的羊从无到有，今年有了12只，到明年至少可以发展到18只；牛从1头发展到今年的6头，到明年至少9头；马从无到有，今年有了4匹，到明年至少可以发展到6匹；去年养了1头母猪，几年产了6个猪崽。这个只有204人的白族山寨，现有牛马各300多头（匹），羊1800多只，家家户户用上了电、自来水，还建起了学校、卫生室、兽医站，为了把农产品运出山寨，寨子里还组建了马帮。每每听到大满山红的马帮叮叮咚，叮叮咚的铃声，昔日的茶马古道仿佛就在眼前浮现。寨子里的80多岁的赵大爷说，要不是有乐施会的母畜贷款，我这一辈子怎么也不敢想象牛羊满圈、绿色满坡、清泉上山、电影到家（电视）的美好生活。在一个海拔3000米，毛主席的干部一年也只去一两次的深山里，户平均2000元的母畜贷款，竟然能产生如此大的作用，要不是亲历其间，我怎么也难以相信。 在乐施会社区发展基金的母畜贷款之前，当地政府也搞过小额信贷的扶贫项目，但不仅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连本钱都没有了。我问当地的村民，为什么政府的小额信贷就没有社区发展基金好呢？村民回答说社区发展基金是他们自己管理的，什么时候贷款，什么时候还款，贷款干什么，不还款怎么办，利息定多高，都是村民讨论决定的。社区发展基金的利息比政府的小额贷款的利息低好几倍，贷款还款不需要托关系，既方便又透明，利息收入还用于村里的公益事业。村里有一个大家选举产生的社区发展委员会，每到还款的日子（一次贷款，分四次还清），发展委员会就将村民都集中起来还款，讨论利息的用途，决定发展的大计，还款的日子寨子里就像过节一样。 在澜沧江边雪林乡的拉祜族寨子，一个来自四川大山里贫困人家的名叫胡光辉的小伙子，在完成当地学校的工程后留了下来，小伙子爱上了寨子里美丽的山水和善良的拉祜族姑娘鲍小妹。胡光辉把拉祜族又低又黑的竹木房改造成了又明又亮的砖瓦房；用四川的省柴灶代替了在堂屋中生火做饭的习惯；引进了四川杂交水稻生产技术，粮食的产量由亩产200多斤提高到1000多斤；过去养猪要一年多才能出栏，小胡养猪只要半年就可以出栏了雪林的拉祜族寨子娶了胡光辉一个穷光蛋女婿，可寨子里的人说他们娶的不仅仅是一个女婿，娶来的是财富，小胡改变了一个寨子穷困的面貌。在一般的人看来，穷就是没有钱，扶贫就是给钱。我所看到的由上海对口帮扶的一个佤族寨子，投入了不下500万元，虽然村民都住上了新房子，但他们中有些人依然没有饱饭吃，依然没钱花，依然家徒四壁。人和人的智慧是能转化为无穷无尽的财富的，就脱贫而言人和人的智慧（主流话语称为人力资本）也许比金钱宝贵得多。但现实中，胡光辉到拉祜族寨子落户的事小到足以让人忽略不计，而上海给一个寨子捐款500万元，足以让一个县的四大家领导、所有的媒体、所有受惠的人兴奋不已。 （三）贫苦不是谁的错 在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经常会遇到这样有趣的情况：你问一个人多少岁了，他回答说25岁，坐在旁边的另一个村民会纠正说：不对吧，你好像40岁了。 在这里有丰富的水资源，有好的梯田，日照也非常充足，但这里的水稻亩产不到300斤，村民严重缺粮。乐施会来到了这里，带来了新种子和新技术，一点一滴地协助村民改变望天收的习惯，粮食的单产最高达到了1300斤。在社区发展委员会的指导下，5斤种子（40元钱），可以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这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1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没有亲身的体念，怎么理解财富的空间差异如此之大啊！难怪在北京上海深圳的一栋房子，在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抵押贷款上百万，而中国农村的房子在中国人民银行里却分文不值！在北京上海深圳1亩地的市值数百万，在木古坝一座大山的市值也许不值一文！ 生活在古泥盆的傈僳族是我到过的几十个少数民族中最慷慨的民族，他们依然过着狩猎生活，捕到猎物时，他们会与周围所有的人（包括异族）分享他们的食物和快乐；傈僳族也是我到过的所有民族中最贫困的民族，他们靠狩猎为生，由于森林的锐减，狩猎的收获大不如从前，傈僳族的人们靠狩猎已经根本不可能维持生存了，加上他们的慷慨而不储存食物（没有计划性），挨饿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傈僳族更是我到过的所有民族中最坚强、最要面子、最相信天意的民族。傈僳族人从不到政府领取救济，宁可饿死也不向他人伸手（包括政府），他们从不把贫困的责任推向任何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贫困是天意。当然，傈僳族并不拒绝他人的帮助，他们拥有财富也会毫不吝啬地和他人分享并乐于帮助他人。在傈僳族人看来，人和世间的万物都是上苍的产物，都必须听从上苍的安排而按照一定的次序生存。动物和植物是上苍安排给人类的食物（财富），食物（财富）是天下人的食物（财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天下人的食物（财富）占为己有。 云南有26个民族，有26种文化；云南有多样的生态，多样的物种。在云南美丽的崇山峻岭之中，你一路走下来，从香格里拉到苍山洱海，从母系社会摇篮的泸沽湖到纳西文化中心的丽江古城，从澜沧江到湄公河，从四季如春的高原滇池到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哪里不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呢？谁能说云南不是富有的呢？可是，就是在云南，却有国家级贫困县73个。年收入在860元以下的人口有764万，其中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占286万人。有240万人居住在草房和岩洞里。云南有26个边境县，有4000多公里的国境线，有15个少数民族跨境而居，他们不种大烟，守着贫困，因为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公民，他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身处云南，我常常觉得云南的富有和云南的贫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云南的富有何尝不是少数民族对大自然和历史文化的爱惜而克己的结果呢？云南73个县的人民的贫困，何尝不是他们为了云南的富有而付出的代价呢？其实，云南的富有又何止仅是云南人的富有，云南的富有真正是中国人的，属于天下人的。但73个县的贫困却是764万云南人的贫困。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云南73个贫困县的同胞要在2020年达到小康（人均8000元年收入），其年人均收入要年递增近400元，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啊！也许这个目标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是天方夜谭！穷人的贫困岂能只属于穷人，只要社会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也许实现这个目标算不了什么难事。 乐施会扶贫的地方，都是云南贫困县中最贫困的少数民族寨子。在我所介绍的象图乡和岳宋乡，当地政府修1公里4―5米宽的沙石路只需要7―8万元人民币。修了公路农民的一只羊就可以多卖250元，一斤茶叶就可以多卖20多元，谁说他们就不能同我们一样富有呢？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修1公里地铁需要数亿人民币，修1公里磁悬浮铁路需要数十亿人民币。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地铁，我们的贫困山区就可以多修4至5米宽的沙石公路1万多公里，假如大城市少修1公里的磁悬浮铁路，我们的贫困山区就可以多修十几万公里的沙石公路。 在我所到的贫困寨子，修一个砖瓦结构的80平方米的民居，大约需要8000元。8000元只是北京、上海、深圳房屋的1平方米的价格啊！北京、上海、深圳空置着数百万平方米的房子，而在中国贫困地区却有数百万的穷人居住在茅草房和岩洞里。在北京、上海、深圳人们养只狗要花费数千元，这些城市养着数百万只狗，在贫困的地区供一个学生初中毕业所需要的学费4000―5000元，在我所到的贫困地区初中毕业的比例不到10%，中国有数百万的贫困孩子上不了学啊！我以前在乡里当书记的时候，每年招待客人的烟就是好几万，一包烟就是20元、30元，这一包烟的钱就可以解决一户人家的杂交稻种子，就可以解决一户穷人的几乎一个月的吃饭啊!在城市和发达地方的人，你一年洗头的钱、洗脚的钱就可以使一个或几个穷人变得不再贫困！反贫困需要唤起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人们也许会习惯地认为贫困的人自身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也许是。但我接触多了贫困的人们后，觉得不完全是。在大满山红的白族和傈僳族山寨，十几年前还是原始森林，砍伐下来两人都合不拢的树墩现在还满山清晰可见。白族和傈僳族人在山里生活了千百年，但砍伐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山上的原始森林却没有给他们任何补偿，靠捕猎为生的傈僳族人失去了生存的环境，靠放牧和农耕的白族人不得不重新修造梯田。当山上的泥土流向三江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山上应该种树，当地人民好不容易开垦的梯田要退耕还林，补偿他们8年的口粮就了事。砍树和还林都是政府说了算。要是你生活在其中，又能够怎样呢？ 在城市和相对发达的地方，路、水、电、电话、学校、医院等的投资都可能是国家投资修建的，人们无偿地享受着。但是阳光何时能照到那些边远贫困地方的人们呢？假如我们生活在没有路、电、水、电话、医院、学校的地方，也许付出千百倍的成本和艰辛却难以获得现在的成功。也许有人会说，他们为什么不出来呢？是的，我见到的贫困地区的人们很多都想出来，也有很多人出来过。有一个叫扎约的孩子读了高中，家里为他读书欠了近1万元的债，要知道，在人均年收入600元的贫困山区，一个家庭欠1万元的债靠家庭的农业收入是永远也还不清的。扎约读了书，能说公话（汉话），终于走出大山到一个城市打工，可是工厂每月开的工资才400元，扎约打工已经9年了，家里的欠债还有2000多元。扎约30岁了，没有娶媳妇，他说还完了债再考虑娶媳妇的事。由于压抑和工作长期处于超时状态，扎约的身体很差，他说，再干五年等还完了债、手头有2000元的积蓄后就回家，再不出来打工了。人人都说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扎约小的时候父母支付了教育的成本，年轻力壮的时候出来打工，把他最黄金的时间奉献给了城市，快40岁的时候，带着一身病痛不得不回到那个贫困的大山。教育改变了什么呢？教育的成本由贫困的地区支付，发达的地区得到了好处。扎约的父母付出了，扎约付出了，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面对他们的挣扎，我想不出他们错在哪里！我走近那些穷人、接触了他们后，真诚地敬佩他们，深深地感到这个社会是欠他们的，对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摆脱贫困，留下美德 假如你生活在中国城市和发达地区，你应该记住：穷人的美德，保障了我们的富有。我们的富有也许是建立在他人的贫困之上的。你当然有理由否认，这是你的权利。如果你放眼世界，你会同意这个判断的。在这个世界上美国的财富最多，但美国人得到同样的财富，可能只需要付出你1/10的代价。在中国的工厂，一个青壮年劳动力一天的工资只有15元，假如你是美国的劳动力在美国干同样的活，你可以拿到中国工人几百倍的工资。这还算不了什么，还有更不公平的。美国人只要生产一张纸就可以让全世界的财富流向美国。中国人生产了大量的廉价产品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美国人一年穿12双鞋，我们劝他们穿24双，可是中国有多少人却一年舍不得穿两双鞋，我们这样克勤克俭，为的是多换来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美元。我们换来了美元，又不得不买美国的国债，这张用血汗换来的纸最终变成了一个数字符号。在一个虚拟的资本经济世界里，财富可以多少倍地、泡沫式地增长和积累；在一个实物经济的世界里，财富的价格越来越低。富国富人大多在虚拟资本经济世界里爆炸式地积累财富，穷国穷人则大多在实物经济世界里靠廉价的出售血汗和自然资源维持生存。美国只要保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世界金融（资本）中心的地位，全世界所有的资源（包括最优秀的人才）都会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穷的地区和国家越来越穷，人才也越来越少。就是这个实物经济世界支撑着那个虚拟的资本经济世界的空前的繁荣。这公平吗？不公平！但没有办法。不服，美国就制裁你；不服，美国就让你发生金融危机；不服，美国挑动你自家人打自家人，如果你自家人不打自家人美国就直接打你。这就是这个世界分配财富的最根本的规则。所以，你站在北京、上海、深圳看看美国后，再请你转过身来看看中国的贫苦地区，再认真地想想。 当我行走在云南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常常被贫苦人们身上的崇拜自然、清心寡欲、克己助人的美德所感动。这种美德就是苗人身上的美德，傈僳族人身上的美德。我们要善待这种美德！我们应该崇敬和回报这种美德！ 第五部分 2.有这样一个医疗合作社（1） 我一直以为中国的合作医疗是1967年发源于湖北宜昌长阳，当我到达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木嘎乡拉巴村之后，才知道我错了。木嘎乡拉巴村最早于1962年开始搞合作医疗，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从来没有间断过。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全村人均0.5元钱从1962年一直坚持到1971年；人均1元钱从1971年一直坚持到1997年；1997年至今是人均5元。就这点钱，竟然保证小病免费，大病报销30%，收支基本平衡。 （一）拉巴村的合作医疗 澜沧县木嘎乡拉巴村有3个自然村，9个村民小组。有农户608户，2639人，其中妇女1299人；2004年人均收入580元，人均口粮329公斤。全村100%的拉祜族。距离澜沧县城108公里，距离木嘎乡政府18公里。 20世纪60年代以前，拉巴村常见的病主要有风寒感冒、痢疾、疟疾、天花等，在缺医少药的山寨，得了病一般都认为是鬼作怪，通常都是找巫师。巫师通过杀鸡、猪、牛，甚至杀人驱逐鬼怪治病救人。 1961年，有个叫张扎区的中年人，儿子得了一种怪病（据说是劳伤加肝炎），张扎区不信巫师，而相信一个用草药治病的张婆婆。在张婆婆的精心治疗下，张扎区儿子的病慢慢好了。从此，张扎区立志学草医治病救人。从1962年开始，张扎区一边在向张婆婆学医的同时，分别拜周边县的15个有名草医为师；一边用学到的草药草医知识偷偷摸摸地给村民看病，开始了他一生免费为乡亲看病合作医疗的事业。到1964年，张扎区已经成为周围村子小有名气的草医了。为了进一步提高张扎区的医术，政府和村上还多次送张扎区到乡、县、地区的医院进行短期培训。张扎区医术越来越高明，自己采集、研制的草药越来越多，给社员看病的成本却越来越低，社员每人每年0.5元的人头费（其中支付张扎区每月25元补贴），看病再不用任何开支了。为了降低村民的发病率，张扎区定期用草药熬制预防药汤分发到各家各户，村子里生病的人越来越少，巫师越来越没有了市场。 张扎区经过多次培训学习，西医也有了一定的基础。从1971年开始，张扎区开始以草药为本，以西药为辅给村民治病，从此，拉巴大队的合作医疗和全国的合作医疗模式接轨了。赤脚医生也增加到4个。当时的拉巴大队有2400人，9个社，每人每年出1元钱加入合作医疗；分社核算，多退少补。收取的合作医疗费，由大队会计存入乡上的信用社，存折由大队书记管。张扎区开药方，病人找会计和书记拿现金买药（西药）。小病不出村，只出挂号费0.05元；大病由张扎区开证明到乡上医院治疗，国家补助一点（只补助了4年，1971―1975年），约30%，合作医疗报销20%（特困户报销30%），其余由个人支付。这样的制度一直坚持到1997年。 （二）1997年后的发展新阶段 1996年，乐施会来到拉巴村，此时人均口粮201公斤，人均纯收入110元，医疗合作社已经拖欠乡卫生院4000多元了。根据群众的要求，第一个项目就是资助合作医疗。1997年乐施会最先投入的5000元，是建立20亩地的草药基地。原来的草药是张扎区到山上去采，品种也不全，草药基地建立后，用药方便了，品种也能够满足需求，还能卖钱；1998年，又投入3.8万元，其中2万元建了医务室，1万元用于西药周转，8000元用于培养了两个年轻的村医；2001年，又投入5万元建立了合作医疗茶叶基地63亩（茶叶收入用于合作医疗）。从1997年开始，全村有了6个年轻的医生，人均合作医疗费用由1元增加到了5元。合作医疗进入新阶段。下面是1997年以来，拉巴村合作医疗的财务收支情况。（说明：由于时间紧和语言不通的原故，本人没有时间对各个医疗点的财务一一查对，所以数据不十分准确。） 2004年： A.收入： ●应收人头费2580人X5元/人=12900元；考虑贫困户减免，实际收入约10000元。 ●大拉巴医务室挂号2149人，收到挂号费1006.5元，其中，小拉巴34人，收费16。5元，芒尾20人，收费5.5元。（注：小拉巴和芒尾医务室挂号人数不在统计之列）； ●医务室对外销售药品收入1250.27元。 ●茶叶基地收入约1000元。 第五部分 3.有这样一个医疗合作社（2） ◎实际收入合计：13256.77元。 B.开支： ●大拉巴医务室买西药支出9448.7元（芒尾和小拉巴还有部分没有统计上来），其中，销售给外乡和本村家禽家畜1250.27元，其余用于村民。其中，大拉巴开支5797.02元，小拉巴1101.9元，芒尾836.66元。 ●大病到乡上县上看病的有4人，其中难产3人，有一个肾炎转县医院。报销668元。 ●其他开支109元。 ●村医补助2320元。 ◎合计：12545.7元 2004年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2003年： A.收入： ●人头实收9321.93元。 ●医务室对外销售2928.95元； ●挂号收入1191元。 ●其他收入4100元。 ◎合计：17551.88元。 B.开支： ●西药支出16727.35元； ●大病报销548元。 ●村医补助1200元。 ◎合计：18475.35元。 2003年收支不能平衡：亏损923.47元。 2002年：收入16832.9元，支出19820.26元，亏损3437.36元。 2001年：收入15546.48元，支出12017.03元，结余3529.45元。 对亏损的部分，分社区（大拉巴、小拉巴、芒尾）单独核算，超支下年补足。 1998―2000年，各年都实行的是开支多少，收取多少的办法。2000年开支8733元；1999年开支16529.8元；1998年开支9047.22元。 第五部分 4.有这样一个医疗合作社（3） （三）1997年以来，拉巴村合作医疗管理模式特点 A.基础性的健康培训和预防是关键。健康培训分两部分进行，一是张扎区根据社区的常见病在不同季节和气候条件下的发生情况，在每周祷告前做培训，告诉一些草药预防和治理常识；二是青年医生根据县卫生系统的季度预防与卫生保健宣传资料，在教堂对村民进行定期培训，还定期对妇女进行针对性的培训。预防也分两部分：一方面，张扎区每年至少两次统一熬制草药，分发到人，有针对性地预防常见病的发生；另一方面，年轻村医根据县卫生局要求对村民进行免疫。 B.制度化的民主管理是保障。统一管理、分社核算；季度盘存（药品）、分月公布（财务和病情）；代表监督、公评公议。 全村三个大社（大拉巴、小拉巴、芒尾）统一人头费标准，统一购买西药，统一制作草药，统一服务和药品价格，统一培训和预防，统一管理合作医疗基地，统一财务管理；分社区记账，分社区核算，多退少补；每个季度都由社区发展委员会组织一次药品盘存，每次盘存的结果都张榜公布；每月都公布挂号人数、病情和药品支出情况；社区发展委员会设有专门的监督小组，每月都对合作医疗运行情况发布监督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有药品采购是否符合程序，看大病和报销是否符合程序与标准，服务态度是否让社员满意等等，社员在月底的祷告前都可以对医疗服务进行公开的评议。 关于看大病的程序：如果社员得了大病，要到乡上或县上治病，首先要村合作医疗的医生开出同意出村就医的证明，病人拿到证明后要到村发展委员会盖上公章，病人看病回村后，凭正规报销单在村财务室报销30%。月底要接受监督小组的审查，并公布审查结果。 关于购买药品的程序：先由村合作医疗的医生填进药单，拿到正规医院或医药批发店划价，由发委会出纳和发委会主任或副主任一起付款领药，再将药品交给库房医生保管；进药的明细会定期张榜公布。 关于药品的管理：药品由库房医生管理，发委会按期对药品使用和药品库存情况进行清点，检查处方用药、药品库存、挂号收入、药品外销收入是否一致。盘存的结果会及时公布。 C.草医草药是根基。草医草药是拉巴村合作医疗的根基。一方面，没有草医草药就不可能有拉巴村的合作医疗；另一方面，拉巴村几十年来能够将合作医疗坚持下来，根本的一条就是因为草医草药降低了成本。 D.乐于奉献的张扎区精神和诚信的社区文化是条件。在全国合作医疗都纷纷垮台的情况下，澜沧县乃至全国为什么只有拉巴村合作医疗顽强地坚持下来呢？除上述三个原因外，医生的奉献和社员的诚信是重要的因素。群众认为，张扎区一生乐于奉献是合作社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而张扎区医生则认为，全体村民都信仰基督教，没有人抽烟、喝酒、打牌赌博，人人都诚实守信，都自觉维护合作医疗制度，没有这个条件，拉巴村的合作医疗是不可能坚持下来的。 （四）现阶段拉巴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一是有西医化的趋势，如果丢掉草医草药的优势，一方面，草药的预防作用不发挥出来，疾病会大大上升；另一方面，治病成本会大大地上升。人均5元钱是远远不够的，即使茶园和草果基地每年有数万元补充合作医疗基金，也是难以维持的。二是1997年以来，西医西药的使用，购进售出频繁，日常财务管理和年度核算越来越复杂，社区组织的财务管理水平明显不适应要求，恐怕需要外部监管或会计服务。三是社区传统疾病没有上升，还有下降的趋势，但妇科病近几年来上升很快，现在约有30%多的妇女患有妇科病，原因可能是复杂的。四是张扎区医生已经76岁了，还在草药预防和健康培训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年轻的医生们有轻视草药草医作用的倾向，一定要在年轻一代的医生中找到替代张老医生的人。五是如果想得到政府人均20元的合作医疗补贴，将拉巴村纳入国家合作医疗试点单位，继续维持合作医疗现有的特色四大特色（一是有草药基地立社；二是民主管理固社；三是有经常性的健康培训和预防强社；四是奉献精神和诚实守信护社）恐怕是一个难题。我的认为，这四大特点缺一不可，而政府主导的合作医疗是很难尊重草根医疗合作社的传统的。 （五）启示 第一，农村合作医疗到底是鼓励群众自己搞好，还是政府主导搞好。从拉巴村的实践来看，合作医疗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一是透明度高，给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二是参与面广，参与性强，社区几乎没有不参加和不关心合作医疗的；三是拥有感强，群众真正认为医疗合作社是自己的合作社，维护合作社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四是可控，有安全感，社区群众觉得有能力掌管合作医疗，如不担心医生不好好服务，不担心财务出问题，不担心少数强人占便宜，等等。我考察过一些政府主导的合作医疗，上述四点都是不存在的，这就决定政府主导的合作医疗很难获得坚实的群众基础。政府主导搞农村合作医疗，会搞成强制的医疗合作化运动，令人担心。 第二，农村合作医疗是保小病好，还是保大病好。政府主张农村合作医疗主要保大病，而拉巴村几十年来一直只优先保小病。他们认为：第一，大病是小病积累的结果，小病及时医治，大病就会很少；第二，保小病，大家都会受益，参与积极性就会高；第三，保大病不可控，超出了社员的管理能力；第四，大病应该以救济为主，亲人、教会、村委会、政府另想办法救济，不应该纳入社区合作医疗的范畴。 第三，农村合作医疗是提供中医中药服务好，还是提供西医西药服务好。从拉巴村的实践来看，草医草药（中医中药）的作用非常大，一是有预防作用，二是有降低成本的作用，三是还可以以药换医（以药养医）。在这点上，拉巴村的经验和湖北宜昌长阳的合作医疗的经验是相同的。现在政府主导的农村合作医疗到底需不需要发挥传统中医中药的作用呢？恐怕是西医西药不可少，中医中药不能丢。 第四，农村合作医疗是全国一个模式好，还是多种模式竞争好。现在全国各地搞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其做法几乎千篇一律。中国之大，情况千差万别，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这就涉及要改变一个根本性的东西了，那就是人均20元的财政医疗资源怎么配置，应该由谁使用和管理。如果政府和卫生部门是医疗资源的配置者和掌控者，各种结合实际的模式就不能产生，合作医疗就很难名副其实。建议依法配置合作医疗资源，由社区群众的组织自己按照合作医疗基本规则掌握资源的使用和管理。如果法律规定拉巴社区人均拥有20元钱（谁也无权截留），并且这人均20元钱是由拉巴村民自己掌握使用，也许比较有利拉巴村的合作医疗的发展！ 第五，农村合作医疗是正规组织搞好，还是非正规组织搞好。现在有很多社区依靠两委做公益事业做不起来了。相反，一些非正规的组织却能够办好公益事业。如老人协会、教会、庙会、上访代表会、社区基金会等等。我觉得应该鼓励非正规组织来组织群众干一些公益事业，只要他们干得好，就要支持。也许创造各种组织竞争的局面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保持先进性的最有效的办法。 第六，除合作社成员自己监督之外，政府应该有专门的人员帮助合作社提高财务管理能力和定期审计财务运行情况。 第五部分 5.百年石门坎（1） 石门坎位于贵州威宁和云南昭通交界处。到石门坎之前，我的同事告诉我，石门坎是贫困的贵州省中最贫困的地方之一，但走进石门坎,感受到的贫困还是超过了我的想象。 石门坎乡14000人，信用社存款81万元，其中乐施会援助的项目资金51万元，70%的农户住的是低矮且人畜混居的茅草屋，80%的人口饮水困难，90%的人是黑牙齿（氟中毒），一般的老年人都患有关节病（氟中毒），女孩子读初中的人数不到男孩子的1/3 但是，20世纪前半期，石门坎却是苗族文字的发源地，是云贵川交界地区的教育中心、科技推广中心、苗族文化的传播中心、战时灾民自救中心、麻风病等地方病的救助中心，还是足球之乡 （一）7万元修成26公里公路 2003年前，从石门坎乡政府到新寨村，以前要走5个小时，现在步行只要1小时30分，开车仅要40分钟；新营到乡政府以前的山间小道需要步行两小时，现在只需45分钟，开车十余分钟；新寨到苏科寨过去需要步行1小时，现在5分钟就可以坐车出来了。3条5米宽合计26公里长的公路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如果用现代流行的招标方式来修这3条公路，至少需要200万元。可是，乐施会在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当地的人们只用了不到7万元的资金修成了这3条公路，并且从竣工的那一天起，这3条路就有了若干支义务护路队。这就是石门坎贫困的村民和乐施会社区发展工作者的智慧。 社区发展工作者们，深入到各个村寨，了解村民的需求。需求会提出很多，但修路是各个村社的各类人群的共同需求。修路这样的事，一般是政府来修。政府修路一般采取市场招标的办法，1公里路不会少于8万―10万元，由于投资巨大，政府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村民修路的愿望就只有年复一年地等待下去。有没有用少钱办大事的办法呢？ 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村民们开展了创造性的工作，在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和协作下，在相关村社成立社区发展委员会。发展工作者将各个相关村社发展委员会成员组织起来，选举成立修路管理小组。管理小组讨论修路的方案，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达成初步的共识。再由各个村社的发展委员会组织村民讨论具体的施工细则和各个村社成员的具体任务及其完成的措施。通过这样的活动，修路的方案基本形成。然后由乐施会出钱，社区发展委员会买炸药、雷管、铁锤、钢钎、碎石机、推车等材料和工具，请政府安排技术员指导（由乐施会出资给补贴），由发展委员会组织村民投工投劳。修路管理小组负责整个修路的组织和协调工作，发展工作者是社区发展委员会和修路工作的协作者。 从2001年年底开始，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当地村民一道，用了两年的农闲时间，无论严寒还是酷暑，风餐露宿，终于于2003年年底修成了连接3个村的5米宽26公里长的碎石公路。路修好后，村民非常珍惜，各个社区发展委员会成立了护路队，分组讨论制定了护路责任制，并在全体村民大会上进行了表决，26公里公路从此有了稳定的维护队。 当我走在这条平坦的山寨公路上时，电影《红旗渠》历历在目，心中感慨万千。20世纪80年代，我在乡镇当书记的时候，领导过农民利用冬闲时间兴修水利，但进入90年代，组织农民义务兴修水利等工程的壮举再也没有了。政府组织不起来了，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工作者们却再现了红旗渠的一幕。 在中国的农村，每天闲置着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可是中国的农村却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劳动力去干，中国的农民也渴望组织起来改造山河，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我们难道还有比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的闲置更大的浪费吗？我们难道还有比利用几亿劳动力更重要的资源开发吗？市场化、货币化的扶贫是中国要走的扶贫道路吗？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石门坎人民创造性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方向。 （二）石门坎特色的社区发展基金管理模式 我去拜访石门坎信用社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说，两年前开始学习乐施会扶贫点上的小额信贷管理模式，贷款的回收率由原来的40%上升到了现在的80%。 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所说的小额贷款，就是乐施会的发展工作者所说的社区发展基金。我考察过国内外一些地方的小额贷款，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当地群众共同创造的社区发展基金管理模式设计精妙、独具一格。他们将村社的农户按照相同的贷款需求时间编成若干个五户小组（责任利益关联），每月18日集中开会还款和放款，前面贷款农户的还款，就是后面农户需要的贷款，一环扣一环，结算、监督、审计以及利息收入的处置都是公开透明的，用会议办公的形式完成的。整个管理几乎没有成本（没有工资），天衣无缝，回款贷款运转有条不紊。 以石门坎荣和村的荣和社为例：全社51户，2001年2月根据社区发展委员会全体社员的要求，乐施会赠与发展基金本金35700元（户均700元）。随即社区选举产生发展基金管理小组。选举产生了邱广勇（不识字）为组长的五人小组（有会计、出纳、监委）。五人小组多次组织社员讨论达成一致，举手表决：每户贷款上限1500元，贷款期限6―12月；相同贷款时间的农户自愿组成五户联保（相互担保，一户还不上款，另外四户愿意帮助垫上；相互审查、监督贷款用途；相互分享发展经验）；一次贷款，分次（6―12）偿还，1500元，每月连本带息还款135元（1000元年息80元）；每月18日为约定的公开还款和贷款日，上期贷款户的当月还款保证当月需求资金农户的贷款，利息归公（当场转发展委员会管理）；贷款主要用于种植和养殖。 两年运转下来，回款率100%，积累利息5000多元。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土豆、玉米产量翻了番，养猪由户平均两头发展到户平均8头。经济发展了，社员们有了新的需求。2003年下半年，他们对社区发展基金进行了改进，将5000元利息转为发展基金本金，本金充实为41000元。一半资金按照原来的方式运作，另一半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部分农户做小生意（百货、牛马交易、肥料、大米兑换土豆玉米等），可以短期贷款（一个星期都可以），最长期限不超过半年，贷款最高不超过3000元，要有四户农户用大牲口担保。贷款的利息相对较高，根据贷款期限的长短浮动，最高的2%（100元月息2元），最低1%。利息收入转入助学基金或合作医疗基金的本金。这次改革，大大地促进了荣和的小商小贩经济的发展，仅做牛马生意的农户就有了8户，每年收购―寄养（育肥）―交易的牛马超过1000头。 这些（大多数）一字不识的人，可以有条不紊地管理好社区发展基金，这可是多少经济学家、银行学家、政府官员非常头疼的难事啊！不信，您就去看看，乐施会2000年以来众多的社区资助社区发展基金，95%以上的社区的还款率都是100%。我经常关注我们国家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在改，可越改越难改了。主流的观点认为，农村是小农经济，农户分散，管理成本高，再加上穷人不讲信用，所以农村信用社怎么搞也难搞好。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社区发展基金管理模式会不会给我们开一点窍呢？ （三）小改进，大改变 小改进，大改变是石门坎发展工作者的一个信念，也许是吸取了人民公社时期石门坎发展的教训，他们认为贫困山区的资源非常有限，且生态和社会非常脆弱，犯一点点小小的失误都可能对贫困者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所以，扶贫工作是持久战，不能急于求成，要从小事一点一滴地做起，要一点一滴地改进，一点一滴地积累，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大的改变。 缺水是石门坎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饮用含氟的水和用臭水洗衣、洗澡更是石门坎人畜健康生存的最大威胁。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在自己的扶贫点上和社区村民一道，摸索出了一套聚水、蓄水、节水的系统，家家户户都能在雨季储存7―10立方洁净水。小水窖工程被政府接受，现在的石门坎，推广小水窖成了政府的扶贫工程。 十年以前，石门坎的大多数村民都缺粮。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在自己的扶贫点上尝试地膜杂交玉米和地膜土豆种植。不仅解决了扶贫点上的缺粮问题，绝大部分村民粮食还有了节余，养猪有了发展的基础。在石门坎发展工作者的影响下，推广地膜玉米和地膜土豆生产技术，很快成为当地政府的重点工作，全乡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全乡的养猪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默默无闻地关注着社区。他们协助农民组织起来，决策和管理自己的事情，关注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关注每一户家庭新修住房的改进，关心每一个新建猪圈、厕所的改进；关心每一个山头新栽的小树的品种和生长情况；关心每一个孩子的读书和每一个老人的健康，关心每一个妇女是不是走出了家庭赶了集；关心每一个家庭的地里种的、家里养的，几乎能记住每一个家庭的几头猪、几亩地、地里种的是什么。他们捕捉每一点变化的趋势，加入一定的外部干预，推进变化朝着好的方向演进。 也许，在很多做扶贫攻坚的政府官员们看来，石门坎这些社区发展工作者们的工作不值一提。因为，政府一出手就是多少个百万、千万、亿，政府的安居工程一出手每户就是4000元，一下子就可以立竿见影出成果。政府扶贫的安居工程是大手笔，政府出4000元，村民自筹2000―3000元，不出半年，整齐划一的安居工程就竣工了，这是社区发展工作者望尘莫及的。但要是发展工作者手里掌握如此庞大的资源，他们是绝不会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房子虽然是有了，但村民自身的积累耗尽了，自身发展的力量没有了。社区发展工作者追求的是助人自助和在自身小改进中实现大变化，这样的发展才是经济的、内生的、无破坏的、可持续的发展。 第五部分 6.百年石门坎（2） （四）不是为了450元钱 石门坎的社区发展工作者（也称项目推广员）都是有专业知识的青年人，他们每月只有450元的补贴（工资更准确），450元几乎是他们的全部收入。马剑，38岁，毕节农业技术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在石门坎从事社区发展工作已有十年的时间。他说，他不能离开这份工作，不是看中这450元钱，实在是觉得老百姓不能没有他，实在是不忍心离开贫困的石门坎人民，再苦再累再穷也得克服。马剑说，也有经不住诱惑想离开的时候，但一想到社区贫困的村民，就又不忍心离开了，思想波动的时候，他就走到柏格理、高志华、费利波三位代表的墓前一坐就是半天。我理解柏格理、高志华、费利波先生对马剑的意义，当我站在柏格理、高志华、费利波先生的墓前的时候，心中也会油然升起崇敬之情，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中国发展工作者的渺小。晚上，我问马剑最需要什么，马剑说最希望有一部摩托车。我毫不犹豫地答应给马剑筹几部摩托车，尽管还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筹到摩托车，但我不能不承诺。马剑工作范围内的祖基村，来回走一趟，路途就需要7个小时。马剑两三个月才回一次家，虽然回家只有60公里的路程，但一天走不到家。马剑的儿子上初中了，从来就没有照顾过儿子的学习，马剑说的时候，眼里闪着泪花。 马剑的同事有五个，他们是张建芬、苏慧江、张礼坤、朱理华、文荣建。他们是新时期最可敬的人。今年的五一节，我把鲜花献给石门坎的发展工作者们。 （五）石门坎啊！贫穷不是你的错 打开1920年石门坎的照片，你会发现80多年前的石门坎比现在的石门坎繁荣和美丽。1948年的大地震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使石门坎美丽的欧式建筑只剩下了高志华先生一天也没有住过的一栋别墅，这栋别墅恐怕是今天石门坎最值钱的建筑（现在是石门坎乡政府的办公楼）。昔日茂密的森林如今却已光头秃顶；柏格理先生修建的游泳池已经常年不见水滴了；再已不见当年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敬老院、农科实验站了；昔日足球之乡的孩子们却已经不知道了足球的模样；在大理石基础上重建的三层楼高的新民族中学依然见证着昔日石门坎教育的厚实与辉煌 要不是亲历石门坎，你根本想象不到那里的贫困状况。在石门坎的信用社里，2004年3月底的存款只有80万元，其中乐施会的项目资金51万元，学校学生的报名款8万元；政府统计的人均纯收入1090元；70%的农户依然住的是茅草房；80%的人畜缺水；90%以上的农户依然是人畜同居；烤土豆和玉米面依然是90%农民的主食；90%以上的村民都有不同程度的氟中毒；14000人口的乡，中学女生不到男生的1/3，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只有到百里外的地方上学。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有许许多多个石门坎人因贫困而发生的悲伤凄凉的故事。石门坎人告诉我，穷人不需要眼泪。我尊重石门坎人，省去了许多悲伤凄凉的故事。 我们面对石门坎的贫困的时候，为自己的力不从心而叹息的时候，一个如鲠在喉的问题却不能不说石门坎真的很穷吗？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石门坎却依然是繁忙的，大大小小的运矿车吵闹得让人无法入睡（为什么白天运矿车少，据说是避税）。每天都有大量的财富不分日夜源源不断地从石门坎流走。 石门坎的煤矿、铅矿、锡矿资源，上级政府部门将开采权给了浙江、四川和云南的三个大老板，这些大老板每年给乡政府创造的税收不到50万元，运矿车损坏公路每年的维修费却远不止50万元。开铅矿、锡矿是有毒的，在矿上的农民每天的工钱却不到10元钱，由于没有任何的劳动保护，每个健壮的农民只能在矿上工作三个月。从一个矿上被辞的矿工会到另一个矿上去打工，很多矿工明知道这样对身体有很大的摧残，但每天10元钱的工钱对当地的农民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这就是所谓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吗？不是，这些人不是为财而舍命的，他们是像鸟儿一样，为生存为食物而舍弃生命。所以，宁可累死，不可饿死才是矿工们的生存写照。至于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就更不用提了。 石门坎矿产资源的开发，既没有给乡政府带来财富，也没有给当地的人民带来财富，相反，还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和生存的环境。发展才是硬道理怎么会这样呢？ 主流社会首先用矿产资源属于国家一句话割断了石门坎的矿产资源与当地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然后，谁是国家？谁代表国家呢？有权决定矿产资源开采权的几个人代表着国家？国家的资源谁有资格开采呢？代表国家的人说公开招标，对谁招标呢？对资本家招标，99%的人被排斥在外。石门坎的发展，与当地的政府和人民没有关系。如果把石门坎开矿的GDP计算在石门坎，石门坎的人均GDP应该超过1万元，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可是，石门坎的老百姓的收入与GDP无关。石门坎开矿的GDP对老百姓来说，是垃圾GDP。从石门坎的开发、发展，印证了党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无比正确。 石门坎的贫困，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思考。假如西部资源的开发都是石门坎这样的状况，这样的开发对西部的人民有什么好处，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有什么意义呢？假如西部的资源，就这样廉价地转移到了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就这样廉价地转化为资本家的资本，20年后，西部还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和资源？假如西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极其廉价地转移到城市和东部，东部的产业资本怎么会向西部转移呢？没有产业向西部转移，西部大开发对西部的发展有什么意义呢？今天的西部真的很重要，那是因为西部是能源等各种资源的基地，假如开发的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极少数人富裕，多数人付出代价，20年后，资源没有了，富人也将财富带走了，到时西部还有什么？西部还重要吗？ 今天的西部很多的小城市，第三产业发达，主要是富人和官员消费经济支撑下的繁荣，当西部的资源优势掏尽的时候，富人拍屁股走路的时候，这些所谓的经济繁荣可以持续吗？ 第五部分 7.跋（1） 只有走中国道路，中国农民才有出路 写在《大气候》出版之时 2009年1月，在我的第三本书《大气候》截稿之时，据官方统计已经有2000多万农民工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失业了。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很多人都希望乡镇政府承担起责任，将返乡农民工留在乡村就业。在一些媒体的影响下，一时间，农民工返乡就业和创业在中国农村大地上蔚然成风了。其实，这只是自欺欺人。 一、现代化是减少农民，而不是增加农民 现代化的基本任务就是减少农民，减少农民也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 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只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实现现代化将农民减少到15%以下。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以上，世界上同等水平的国家，农民数量都在30%以下。中国是人口特大型国家，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减少农民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中国所处的现代化阶段，不是要将失业农民工安置到农村去就业和居住，而是要大力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二、在农村消化农民工问题，是蓄水池变堰塞湖 农民工返乡，真的可以就地创业和就业吗？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遇到过经济危机，都经历过大面积的农民工（工人）失业，最终都是立足城市，才解决了农民工（工人）就业和市民化的问题。而将农民工问题转嫁给农村，这种思路没有成功的先例，只有失败的先例菲律宾。 菲律宾曾经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强国，被欧美国家誉为亚洲典范，1960年前后，菲律宾同样遇到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工失业问题，菲律宾军政府强力推行土改，想将农民工失业问题工人问题引入农村加以解决，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比较效益是逐步下降的，如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有20%左右的专业户和万元户，当时的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元，而现在将家庭成员进城做工人的收入统计在内，也达不到万元户的水平。农业只能养活越来越少的农民，更何况农村出生的年轻人愿意做农民的越来越少！菲律宾农民工的出路最终选择了向海外出口劳动力，菲律宾现在海外打工的劳动力高达80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10%，每两个年轻女子就有一个在海外做菲佣。 我国现在是8亿农民为5亿市民搞饭吃，如果将失业农民工引入农村加以消化，就会变成9亿多农民为3亿多市民搞饭吃的局面，这恐怕没有光明的前途。农村年轻人绝大多数会选择城市，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引导失业农民工返乡就业，这不是在农村建蓄水池，而是在建堰塞湖。 相当大一部分40岁以上的农民工会逐年返回农村安居乐业，每年大概都会有100万-200万人，新农村建设应该统筹考虑这部分人的创业、定居和就业意愿。但农村每年又会新增1000万人以上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新增劳动力的第一选择是进城，城市化是主流。城市之门要向他们打开，并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居就业，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安定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也可以向海外输出劳动力，但中国人口比菲律宾多十多倍，海外就业只是杯水车薪。 三、立足城市帮助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是劳动力，是财富的创造者，是消费者，是工人阶级，是新市民，是公民，是国家主人。一个农民工在城市创造的价值至少比他在农村创造的价值高五倍，一个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消费至少是他在农村消费的五倍以上。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民工留在城市的就业机会和他们本身需求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比他们回乡的就业机会不知大多少倍。所以，立足城市解决农民工就业和创业，比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要现实得多。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考虑，集中资源在城市解决农民工问题、比分散资源到农村解决返乡农民的问题要高效得多。 农民市民化，是最大的扩大内需。农民工市民化，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最积极有效的办法。 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这是非常正确的。农民工（工人）失业问题，不应以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来解决，这不过是收容遣返制度的另一种表述罢了。 四、外向型工业化道路对减少农民的作用有限 减少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增加就业，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某些沿海发达地区的领导人一再强调要产业转移和升级，同时中央政府却不断出台出口退税等政策以维持出口企业的优势。发达地区领导人的意图很明显让农民工返乡就业，中央政府的意图也很明确，让农民工异地就业。只可惜，中央政府花了大价钱，不一定对增加农民工异地就业产生积极效果。 为什么？ 第五部分 8.跋（2） 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搞工业化、城市化，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为工人的数量越多，全球性制造过剩就越严重，因为，中国十几亿人口为发达国家数亿人口搞制造，自然会供大于求，当然没有钱途。 五、先发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许只有小经济体国家或地区可以借鉴 日本之后，也许再不会有人口大国可以通过低端制造业实现现代化了，也许亚洲四小龙是最后的幸运者。因为四小龙小，是数千万人为数亿人搞制造，供小于求。拉美、中国、印度甚至越南等国同时走四小龙现代化之路，也许就会是绝路了，因为是数十亿人同时为数亿人搞制造，供大于求，必然没有前途。这和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9亿农民永难富裕是一个道理！ 因为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农民工每月只有数百元的工资。低工资、无社保的农民工怎么市民化呢？出口拉动型经济只能帮助中国少数地方实现现代化。在全球经济危机到来时，发达地方必然要求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就业将全球经济危机转嫁给中西部农民和农村。20年的外向型工业化，等于中西部农民当了20年长工，这也正是30年来我国农民的绝对人数由7亿增加到9亿的深层原因。 中国制造为了出口―出口创造农民就业―农民就业为了维持小农家庭经营的简单再生产，这就是中国'小农家庭经营'+'外向型'工业化模式的发展逻辑。随着越南、印度等国家也加入到出口拉动型工业化道路中来，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不仅不能吸收更多的农民工就业，恰恰相反，会大规模遣返农民工创业升级和社会升级。 最近，有经济学家主张废除或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以期进一步压低农民工工资，维持中国出口型经济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是没有明白外向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只能制造出更多的农民工，而不是市民。说白了，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是只要农民工劳动力，不要农民工的劳动力优势经济。 六、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或是正道 中国是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农业生产过剩，工业生产也过剩，但70%的国民却很穷，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不得不为了出口而生产；中国是一个资本过剩和输出国家，又是一个给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的国家，和外汇储备第一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资源性初级产品出口大国和资源严重浪费的国家；中国虽然是农民最多、最穷、农产品过剩的国家，却是农产品市场最开放的国家之一 中国很多省的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应该有巨大潜力。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和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作用应该远远超出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作用。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家财力和国民财富积累、对有效内需的增长、对共同富裕和平衡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作用。 13亿人的中国，相当于数十个欧洲国家。中国不该搞航空母舰式的大产业集团和巨大城市，不该变数百个奶制品企业为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而是要变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为数百个中小型奶制品企业；不该重点发展数千万人的特大城市，而应该重点发展许许多多百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中国应该扩大区域中心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功能，发挥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贸易和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对外贸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为了拥有更多的美元储备，是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当以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 七、以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实现6亿农民小康 30年内，中国人口数量处在高峰期，不会低于15亿，如果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现代化，农民占人口的比例低于10%，城市要生活13亿多人，农民只有1.5亿人。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速度惊人的快，很多资源已经不得不依赖国际市场了，但农民数还增加了2亿多，总量高达9亿多。即使今后每年城市化1200万人，再过30年，中国的农民数量可能也不会低于6亿，如果低于这个数，除了资源供应会严重短缺外，城市稳定也难保证。30年后，城市生活9亿人，农村（含乡镇）还要生活6亿人。乡镇以下的农村要留住6亿人，并过上和市民一样的幸福生活，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所在。农民应该有序进城，进城的生活水平和没有进城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这就需要安排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 中国农村资源和人口矛盾极度紧张，维持小农家庭经营，毫无效率可言，农民不可能小康，只会越来越困难；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让公司+农户大行其道，只会使少数人更富，资本会很有效率，但农民会大量破产，产生大量流民，社会就会乱。既要有很高的效率，又不出乱子，只有学习大寨村，走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道路。在保留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营体制的同时，鼓励发展村民集体资本主义经济，可能是未来中国农村必然的选择。集体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是土地成为集体经济的资本，村民共享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和资本化收益，农民分享农业产业化的全部收益。因为，只有这样的制度选择，小农才不会被逼破产，新农村建设才可操作，15-20万个中心村（镇）才能够留住6亿人，并过上和城市市民均等化的生活。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是必须的，但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制是基石，土地使用权家庭经营是基础，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流，城乡居民国民待遇均等化是保障。这几条是基本原则，都应该坚持。 第五部分 9.后记（1） 这是我在国内出版的关于农民的第三本书。 我一直告诫自己，为农民写书，写农民能读懂的书，写没有废话的书。 当我最后一遍改完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本书的有些话语或词汇会让农民，甚至基层干部也看不太懂。我不得不承认，在城市里和主流话语打了八年交道，已经被主流话语污染了。为此，我深感不安，甚至有道德上的负罪感。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不停地到处跑，做与农民相关的事，说与农民相关的话，写与农民相关的文字。一是可以混饭吃。做别的也是混饭吃。对我而言，混与农民相关的饭吃可能相对容易一些。二是想为农民说话，为农民争取权利，为农民争取好生活。因为，我爹我娘、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我自己虽然在北京生活八年了，每年缴的税也不比市长少，但也是一个农民工。为农民就是为我自己，就是为我爹我娘，就是做孝子。这样想，对自己有好处，赋予了生活的意义，不觉得人生无聊了。 所以，思考农民的前途，已经是我生活意义的最重要部分。 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农民的出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远的不说，近的就有亚洲四小龙。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近乎是普世真理。 然而，从1978年算起，中国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了30年，有户籍农民却由7亿增加到了9亿多。2008年，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袭来，中国2000多万农民工不得不返回农村，重新做农民。 中国依然是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供大于求，农民不穷都难啊！ 中国必须减少农民！ 假如中国真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只有10%的农民了，8亿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或者市民，那会怎么样呢？ 世界上发达国家不到6亿人，中国、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数十亿人。数十亿人为6亿人搞制造，供大于求，农民工不穷也难啊！这和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农业越搞越艰难是一个道理。 发达国家100元GDP有7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100元GDP只有35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这么低，农民工怎么可能市民化呢？假如将来中国城市里生活着8亿月工资只有数百元的农民工，农村8亿农民问题转化成了城市8亿低保户问题，那会是什么局面啊！ 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中国必须让农民尽快尽多地变为工人或市民，否则，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前途的；但站在全球的角度思考，中国农民转变农民工（工人）越多越快，全球性中国制造过剩就越严重，中国农民工就会越制造越穷。中国的农民工是没有前途的！ 假如中国不减少农民，农民问题会更加严重中西部问题；假如中国农民转变为农民工越多，中国工人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东部和城市问题。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我暂且称之为李昌平难题。 较少人口的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显然不适合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我花了近20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点道理。其实，这道理并不深奥，生产过剩、供大于求、买方市场等等，这是初中政治经济学常识中讲过的道理啊！ 我曾经是个强烈的全球化主义者，李慎之先生生前曾经说昌平至少是个右派。我现在虽然算不上反全球化者和反新自由主义者，但我认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对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了。这些年来，我一直想跳出左右之争、跳出意识形态话语思考中国农民的出路。告诫自己多关注问题，少谈主义；多接触实际，少谈理论；做实验，少开方子；只对事，不对人。老实说，这只是自我解脱，我也没有做到。正如我的一些朋友所说的一样，我现在思想还比较混乱，更没有找到中国农民的出路。 我和社会底层人打交道多，看到听到的不平、不公、不义的事情多了，碰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事情多了，常常会激发起使命感，不站出来喊几嗓子，常常睡不着觉。这本书，就是我经常喊几嗓子的积累。 我在很多地方演讲和教课的时候，都会申明自己是站在农民立场的，所以，观点可能是片面的。我自以为这本书也是站在农民立场的，也会片面，甚至有不少谬误。 我虽然说本书是站在农民立场的，但也不一定会得到农民广泛的认同。因为中国太大，中西部、东部、东北、城市郊区的农民差异性太大，即使是同一地区的农民，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但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引发更多人关注农民问题，并参与寻找中国农民的出路，从而变成一种大势所趋。 2009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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