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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晨小悦悦去世，由此想到的……: wuqiang198 2011-10-21 10:23; 1916年，梁启超在《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中写道：“盖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差不多一百年后，中国社会又一次面临同样的尴尬：道德再次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一百年中，尽管有层出不穷的道德规划、马不停蹄的道德驯化和接连不断的社会改造，但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并未得到实质性提高，甚至在屡次运动后变得更加不堪入目。当一幕幕惨烈的道德崩坏实例摆在人们面前时，每个人都因为病态的宽容而变成了“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毫无疑问的是，社会道德底线的每次向下，都离不开普罗大众对作恶者或主动或被动的“宽容”。社会乱像之一：农民工纷纷遭欠薪杨白劳重现社会社会乱像之二：为牟利不良企业置公众健康安全于不顾社会乱像之三：知识精英纷纷抄袭天下文章一大抄道德败坏再进一步是犯罪：官员腐败社会刑事犯罪增加当代中国的道德标准是什么？作为社会的公共道德里最基本的一项，诚信本来应该是人人遵守，不许任何提醒与告诫的基本标准。可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彼此信守承诺，讲究诚信，竟然成为奢谈。这已不是简单的诚信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道德的沦落与败坏。参与并加速这个过程的，不仅仅有基本的社会个体，更有社会中的精英们，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大企业，这些人或是企业，用自己的行径，无时无刻告诫社会上每一个人：不需讲诚信，社会的公共道德就是没有道德。中国人熟知柏杨，源于20年前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这是柏杨对华人世界最具警醒作用的作品，他说中国人之所以“丑陋”，是因为被“千年酱缸”酱成了“干屎橛”。在20世纪80年代的海峡两岸，这种论调太过惊世骇俗——“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 个人分类: 杂谈感想|1072 次阅读|0 个评论

慢性病将压倒中国社会医疗保险: daodezhenjing 2011-10-20 11:38; 　　自叙：欧洲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高福利，而医疗保险占其中很大一部分，随着人类疾病的漫延，个人对医疗费用的支出越来越大，医疗保险早已成为经济巨大的负担，如果不能够及时解决，危机还将不时重现。中国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下面文转自《中国评论新闻》　　　　已经中年的吴芝欣(音)午餐时点了一份泛着油光的肉丝面。为了能吃下这碗面，她还要了一瓶类似伏特加的白酒。吃完饭她点燃了一支香烟。尽管服务员走上来说“这里不允许吸烟”，但吴还是坚持抽完了最后一口，然后将烟头扔在了地上。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场景，说明这个国家正面临防止各种慢性疾病暴发的严峻挑战。心脏病和癌症已成为导致中国人死亡的两大“杀手”。　　随着经济走向繁荣，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与处在贫困和饥饿当中的上一代人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办公室生活取代了农耕、汽车取代了自行车、吸烟成为顽疾的今天，困扰中国人的疾病种类也不再是肝炎、痢疾和腹泻，而变成了心脏病、癌症和呼吸道疾病。　　中国人死亡的原因80%是慢性疾病，呼吸道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如肺气肿的死亡率是美国的三倍。但从另一方面看，与2/3人口超重的美国人相比，仅有1/4人口超重的中国人更加健康。　　治疗慢性疾病的成本很高。世界银行在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估计，2010年中国为降低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率而产生的经济负担占国家疾病总负担的68%。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大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然而，存在缺陷的医疗制度和不够完善的国家保障体系对很多家庭而言意味着治疗一场重病就有可能倾家荡产。不良习惯危害甚大　　28岁的卢南旭(音)小时候曾是黑龙江省的优秀滑冰运动员，如今退役的他来到北京从事电脑程序员的工作，忙碌的生活让他不再坚持锻炼。按其170厘米的身高衡量，体重已达98公斤的小卢已算得上肥胖。“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锻炼身体，但就是懒，”坐在一家日本快餐店中的小卢说，“下班后我最喜欢回家上网。” 　　在中国，高盐饮食非常普遍。专家们认为，高血压是与心肌梗塞和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最大危险因素，但也是可以避免的。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人的盐摄入量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最高摄入量的两倍。美国人一般通过加工食品摄入盐，如腌制食品、奶酪或快餐等，而中国人的盐摄入渠道是酱油和食盐等其他调味品。　　导致中国人死亡的另一大原因是吸烟，每年至少有100万人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在中国超过1/4的成年人，也就是将近3.5亿人吸烟。5月，中国政府出台了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规定，可是在这样一个多数医生都吸烟、而且拿香烟作为馈赠礼品的国家，类似的禁烟规定通常都会被人们忽视。　　在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大厅内悬挂着明显的禁烟标志。在这里人们似乎严格遵守着禁烟规定，但这种情况还是少见。许多医院的候诊大厅和走廊内随处可见吸烟的人。在肿瘤医院肺部肿瘤的候诊室外，一位男子正在焦急地等待父亲的诊断结果。这位李姓男子说，两周前70岁的父亲被诊断患上了肺癌，刚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十分惊讶，并立刻戒掉了烟酒。李介绍说，很庆幸自己尚有能力负担起父亲的治疗费用，可是其他人就没有他这样幸运了。医疗体系有待完善　　2009年中国政府宣布将在三年内拨款1240亿美元用于改革医疗体系、新建医院、扩大医保覆盖率。但仍有很多中国人会因癌症等严重慢性疾病而花光全家的积蓄。　　刚刚接受完一轮化疗的25岁白血病患者王远劲(音)担心家里已经没钱负担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了。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小王几周前被诊断患上了白血病，家里已经为他治病花了11万元人民币。在河南老家种大豆和小麦的父母年收入只有大约1万元左右，小王的疾病让家里为他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他估计，国家的医疗保险大概只能报销到目前为止的1/3的治疗费。　　小王在医院附近租住一间小房子，每天都在网上更新博客，希望借此寻找到骨髓移植捐献者，然而这又是一笔60万元的费用。他说：“我父亲会回家，卖掉家里能卖的所有东西。”; 151 次阅读|0 个评论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根本: 热度 3 qiaoqiao1980 2011-10-20 10:33; 我们要建设一个诚信的社会，那么政府的表率就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道德信用丧失，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和制度本身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要打造一个诚信的社会，必须要从打造一个诚信的政府开始。一官员制度不能再基于不道义的政绩标准。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不能异化为短期的政绩工程，只向钱看。赚了钱的就是好官，不赚钱的就是坏官。官员的作为必须要关注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要以解决问题的心态来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要疏通而不是堵塞。只有这样，各级政府官员才不会只报喜不报忧，才会把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各种事情放在心上，才会把国家长远发展的事情放在心上。各级官员要敢于说实话，才会有一个让人相信的诚信政府。二要把基本的理念的东西，制度化法制化。不能一个领导干一套，后边上来就再做一套。朝令夕改，难以让政府获得诚信。任何的部门都要有一套基本的制度，个人的权利不可以侵犯，要加强行业独立性的法理性建设，不能让行业的发展成为权力吞噬的对象。三官员信息和政府信息必须要全面公开。政府行为要给百姓一个合理的交代。百姓的问题要能够反映出来，并且得到解决。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不能合乎百姓的基本利益，那么信用也不可能建立。四道德的问题不能以法律来替代。道德的问题是社会的良知的体现，很多方面都超出了法律的范畴。法律考虑的是公平性的问题，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但是道德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种情感远远的超出了公平的涵义。把道德法律化会彻底的使得道德丧失。如果政府是坦诚被国人相信的，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相信。因为我们相信，如果被欺骗和欺诈，那么国家会帮我们讨回公道。如果政府做不到，那么信用也根本不可能出现。所以社会的道德问题，根本上决定于政府的道德性。五腐败问题不解决，社会诚信不可能建立。诚信就好象是一张白纸，任何的一个污点都会让诚信消失。而腐败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是平常化了。如果身边的那些领导们都过着奢靡的生活，那么诚信永远是水中月吧。; 个人分类: 随笔|2057 次阅读|8 个评论

关于“老人倒地，赶紧扶起还是迅速离去？”这一讨论议题的讨论: 热度 7 pww1380 2011-9-9 00:05; 世间万象：关于“老人倒地，赶紧扶起还是迅速离去？”这一讨论议题的讨论杨文祥今天，光明网开展了“老人倒地，赶紧扶起还是迅速离去？”这一议题的讨论。本人感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情之下，实在有必要对这一议题本身加以讨论。本人的讨论意见是：今天的问题绝不是“老人倒地帮或不帮助扶起的问题”，而是对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这一重大问题如何面对的问题。帮与不帮老人扶起这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广泛关注的热点讨论问题，就在于这一问题与当下诸多负面的社会现象相联系。而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则是引发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现象为标，问题的实质为本。因此，与其讨论“老人倒地帮不帮助扶起”这一仅能治标甚至连标也无法根治的问题，不如从根本上找出造成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进而找出解决这种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的出路何在？; 个人分类: 栏杆拍遍(Facing the Distressing Landscape)|3234 次阅读|18 个评论

当“真善美”遭遇实用主义: 热度 1 fqng1008 2011-9-5 10:26; 初看题目，王炼利的博文“文革不臭，中国要臭”显得有点粗俗，仔细读进去却发现意味深长，显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明确，旗帜鲜明，而不宜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王炼利是一位年近6旬的退休女工，又是当红的网络写手，从她踏踏实实做事的风格、善于用统计学数据说话的态度、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看，可以肯定地说超过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学者。下面是《百度》上收集的她的部分文章：国家须有“大是非观”；数字说话：为什么说中国普通工人的工资低？国家统计局进步了，还望能更加进步；王炼利的价值在哪里（一 ~ 五）；“原罪”的本意与“剥削”无关！城市建筑、城市精神与城市繁荣；我为什么坚决反对“私有化”；“图钉型”社会得不了“M型”富贵病；五、六十年代偿还外债的准确数额；1955年到2006年中国农村储蓄变化；本来就不是市场，何谈“救市”！有个应对“三鹿问题”的长效办法；温总理：我想要个说法；以讹传讹：乾隆未说过“天朝富有四海”；我为“工资两位数增长”再解惑！是“增长6.3倍”还是“增长31倍”？我们离资本主义有多远（一 ~ 六）；影响房价的真正原因；支持发展私有经济，但反对“私有化”；警惕政府的公共开支；“就业难”是房地产业非正常发展的必然结局；中国房贷危机已经难以避免一个审计人员和市场部经理眼中的市场经济；“剥削”两字是鸵鸟？上海火车站，你太不象话了！基层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是如何统计的？出让“处分权”是我国土地出让制度的最大弊端；数字说话：住房公积金制度为谁服务？我其实比有关方面更盼望安定和谐；我来为“工资的两位数增长”解惑！请问政府部门，能这样统计居民住房数据吗？《物权法》对“公共利益”侵犯“公民利益”很无...... 好了，回到我们的主题——真善美遭遇实用主义。那么，什么是“真善美”呢？我们是从 80年代真走过来的，至今保留着那个时代的美好记忆。那时候，作为对“十年浩劫”践踏真善美的一种反拨，伴随着对真善美世界的追求，代表着80年代精神生活的影视作品应运而生。那时的影视作品，往往都是一些关于美好爱情，如火的青葱岁月，人间的友爱与温馨，以及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在美好的影视作品映射下，那是的影视音乐也是美好的，它也似乎唱出了那个时代人的梦，一个时代最美好的回忆。尽管那时候改革刚刚起步，经济水平低下，但对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并不回避，对真善美的追求比较执着。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代，是一个开始关注美好事物逐渐走向美好未来的开始。所谓真善美， “ 真者智力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一次“人的认识活动追求真，人的意志活动追求善，人的情感活动追求美”。所以，80年代唱出了“人生境界真善美”的理想图景。后来就有了变化，不再争议一些看起来虚无缥缈的东西，大家不问是非实实在在各显神通一心挣钱。于是急功近利造假成灾，尔虞我诈唯利是图，风声鹤唳稳定压倒一切，道德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地突破。这些变化与我们实用主义的策略有一定关联，但是一个大国，不能没有是非观，不能没有核心价值，不能没有真善美。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把实证主义功利化，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实用主义的根本纲领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实用主义者英文原名是Pragmatism，源出希腊文πρανμα，意思即是行为、行动）。而实用主义者对行为、行动的解释，即只管行动是否能给个人或集团带来某种实际的利益和报酬，而不问这种行动是否合乎客观实际，合乎原则（即只管直接的效用、利益，不管是非对错），“ 有用即是真理 ” ，无用即为谬误。改革30年来，“有用即是真理”曾经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时至今日也表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面对大量的邪恶事例，我们还要不要真善美？面对许多不公正、不公平、不透明的现象，我们是不是该修正实用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还要回到现实的原点，对于大是大非问题不能避而不谈，束之高阁；对于祖国的未来走向不能不深入讨论，理清认识。我想，现实的不一定都合理，合理的最终会成为现实！　　附王炼利：文革不臭，中国要臭！为什么要否定文革？这是厘清是非的需要。所谓“共识”，是有底线的，共识的底线是要在大是与大非根本点上取得一致。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达成合作，建立在中国人必须抵御日寇入侵的共识上；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土地承包得到全国农民的衷心拥护，是建立在全国农民穷怕了、想换种活法的共识上；四人帮能成功粉碎，则是建立在全国的民心民意基础上——当时北京人上海人争相排队购买一雌三雄大闸蟹，寓意“看你横行到几时”，这都是普通人的自发行为啊！三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并通过，打那以后，几乎是全体的中国人都自信文革已经不可能翻案！文革的灾难几乎人人都承受了，伤疤都未痊愈，怎么可能忘了痛？姜昆李文华的相声《如此照相》得到全国人民的共鸣，是因为我们都从那个荒谬的时代走过来：上公共汽车要保家庭出身；走在路上，红卫兵随时会盘问家庭出身，谁保出身时不能响亮干脆报出工人农民，铜头皮带的伺候！照相店里头发打卷的不让照相，胸前没有别毛主席像章的也不让照相；理发店烫发工具都一把火烧了，男人则不给理大背头和小分头；裤腿不到六寸任谁都可以用剪刀来剪你裤腿，尖头皮鞋当街用菜刀给剁去尖头；私人信件哪怕情书，都用“最高指示”来开头；上海部队家属大院里，每家人家吃饭前都要手拿语录祝告“首先敬祝我们伟大领袖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敬祝敬爱的江青同志......”那时听世界名曲如搞地下行动般诡秘，即使在家与几个样板戏发烧友唱样板戏，都可以因为学江青的说话声音而成为现行反革命...... 八十年代初中国人听《如此照相》，笑声的后面是泪水；所有人几乎都在自责：“我们当初怎么那么傻！”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来得及反思：“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傻？” 三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人有部分又傻回去了！真傻还是假傻还是装疯卖傻，傻人扪良心自知。但又一点是清楚的：主旋律希望中国人傻回去。整个八十年代，各种争论讨论很热烈，但从来没有争论讨论过“文革该不该否定”，在整个八十年代，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要争论讨论，也是在争论讨论对文革的反思是否彻底，反思还需要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深化。巴金写了《随想录》，大家觉得写得深刻，但他担心文革重演，不少人以为是杞人忧天。想不到，姜的确是老的辣，巴金真给说着了。八十年代对文革的反思将导致中国人不再肯盲从，作为这块土地上的体制安排，是容不得思考的国民产生的，也容不得要活出自我的国民产生，这个体制只需要螺丝钉。禁提文革，不许反思文革的行为能成为“主旋律”，就是体制一不想承认“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是体制使然，二不想改变“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的体制。而我们从文革中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恰恰就是需要铲除让文革得以产生的意识形态根源 “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这个星球上，除了希特勒明确将犹太民族不当人，除了凡实行专政的国家，都将国民中的一部分“阶级敌人”连同家属不当人，文明社会再也没有把“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当成国家意识形态的。而中国的我们这一代人很不幸地看到，文革是所谓“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而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所谓“改革”，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掠夺。无论是前者的“专政”还是后者的“掠夺”，都是一部分人不将另一部分人当成人的实践！文革中“对少数人专过政的”和在变了味的“改革”中掠夺了多数人的，都在为自己的作为辩护，振振有词的辩护。对少数人专政的和对多数人掠夺的自然各有一套说辞，对立得水火不容；但在一个根本点上是不对立的——都认为可以将另一部分人不当人！当今社会还有一部分人，昨天参与“对少数人专政”，今天又参与“对多数人掠夺”，他们的思维模式中，“不把人当人”是一种权利。他们反对反思文革、反对清算文革就更加不奇怪了！反对反思文革、反对清算文革，不愿意否定文革，结果是“主旋律”让中国成了没有是非的大国，“闷声大发财”成了全社会范围的失去道德底线的掠夺。那些希望“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继续当成国家意识形态的，那就为文革评功摆好吧，也不要光是“禁提文革”、“不许反思文革”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堂而皇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每天在央视一套新闻联播片头去播放吧！如果不希望中国土地上每天发生 “可以将一部分人不当人” 的事实，就要不断揭露文革的丑恶，将文革“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让文革永世不得翻身！” 文革不臭，中国要臭！国家须要有大是非观！;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3161 次阅读|1 个评论

学坛杂俎：网络世界的爱国义愤与当下中国的社会心理倾向: 热度 3 pww1380 2011-8-9 23:22; 学坛杂俎：网络世界的爱国义愤与当下中国的社会心理倾向杨文祥毋庸讳言，当下中国的社会心理呈现一种日益脆弱，于是也日益浮躁、日益肤浅，日益极端的不良倾向。这种脆弱、浮躁、肤浅和极端的社会心理在中国的网络世界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就是近年来对所谓的卖国言行的口诛笔伐。不可否认的是，有不少义愤之言和激烈之举的确是出于理性的清醒，不过更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的义愤则与理性无关。或由于当事双方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理解与沟通的障碍，或由于长期的僵化教育与僵化思维而被剥夺了独立思考与判断的能力以至于在这种脆弱、浮躁、肤浅和极端的社会心理氛围下表现为一种从众效应的人云亦云。不过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绝大多的义愤之言和激烈之举绝对是出于一片朴实而赤诚的爱国之心。一方面是朴实而赤诚的爱国之心，另一方面却是脆弱、浮躁、肤浅的社会心理和极端的言行，这两方面落差极大的社会情感和心理因素形成了一种颇为怪诞的结合与统一。也许只有这种怪异的统一和结合，才能够入木三分，真切地描绘出当下中国社会心理的尴尬。也只有这种怪异的统一和结合，才能够淋漓尽致，准确地反映今日中国的社会心理特征。这种脆弱、浮躁、肤浅和极端的社会心理，其脆弱是源，浮躁、肤浅和极端是流。脆弱是因，浮躁、肤浅和极端是其所形成的不同层次的果。那么，人类的心理何以会脆弱？如果将心理脆弱也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某种心理过程的结果的话，那么，其原因又是什么呢？心理的脆弱源于心灵的空虚。人的心理过程需要足够充实的精神活动内容——认知方面的理性内容、情感方面的感性内容和意愿方面的意志性内容。只有经过上述三方面无限丰富的心理内容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撞击，才有可能形成人的内涵丰富的心理过程，塑造人的坚强的心理素质。心理素质坚强的人显然与心理脆弱无缘。可是如果缺乏认知、情感和意志三方面心理内容的填充，更缺乏这三方面内容的相互激荡，人的心理过程就只能是一种没有内涵或内涵不足的苍白空洞的时间过程。如果人的内心世界长期处于这一状态，那么，这种苍白空洞的心理过程只能造成心灵的空虚。把握了脆弱、浮躁、肤浅和极端的社会心理的总根是心灵的空虚，我们也就不难找到扭转这种病态社会心理的有效方法。这一方法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万代事。读万卷书就是多读书，尤其要阅读那些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启迪思想价值的经典之作。行万里路就是勤实践，并把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社会实践作为一部无字之书来认真研读。想万代事就是多思考、勤思考、善思考 ——通过读书，想古人之所想，想前人之所想，想智者之所想；通过人生阅历和社会实践，想今人之所想——即自己之所想，他人之所想；通过贯通古今，预想后世之所想，千秋万代之后的人类之所想。如此下来，你就具有了自己坚强的心理、独立的人格和与之相应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整个社会都具有了这种坚强的心理、独立的人格和与之相应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个社会就会走向成熟和坚定，自信而执著地去把握自己的现实与未来，而不会由于自己的脆弱、浮躁、肤浅而人云亦云、赶风潮、追时尚、凑热闹，更不会由于自己的庸俗、无聊、极端和好勇斗狠而起哄、打群架、宣泄暴力——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脆弱、浮躁、肤浅和极端的社会心理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转型、价值观重塑——所形成的一种阶段性社会性病态心理。在扭转这种病态心理的社会过程中，知识分子无疑具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为摆脱这种病态社会心理环境困扰的根本途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万代事 ——实际上就是对一位合格的公共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要求。至于如何理性面对当下网络世界对“卖国言行”的讨伐，作为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恐怕首先需要对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中华文明、人类文明、专制与民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全球化、信息化、信息社会、信息文明等这些人类历史演进过程的丰富内涵与所形成的各种社会思潮以及这些文化资源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具有一定的和较为全面地了解。只有如此，才会形成具有自己独立个性的社会思想。也只有立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才有可能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在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转折关头，保持并坚守属于自己的那份学者的清醒与冷静。; 个人分类: 天地悠悠(Lasting Forever Heaven and Earth)|2632 次阅读|6 个评论

民族文化与民族复兴：从朗费罗的记忆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反思: 热度 1 pww1380 2011-7-19 13:21; 民族文化与民族复兴：从朗费罗的记忆到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反思 ——从民族文化、社会心理、社会管理体制到社会文化与学术生态杨文祥我很喜欢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好友鲍海飞的朗费罗诗歌译作《影子》引起了我关于朗费罗诗歌的记忆。年轻时，记得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曾译过他的一首诗，题名是《箭与歌》。从此，美国诗人朗费罗这个名字就深深地留记在我的脑海之中。由于时间久远，《箭与歌》这首诗的英文原作和我自己翻译的译文都已经很模糊了，不过这首诗的艺术意境和文学形象却历久而弥新。也许这就是文学名作的艺术魅力吧？诗歌大意是：《箭与歌》我射了一支箭，这支箭飞向了空中。我的这支箭啊，有谁的眼睛能够跟得上你迅疾的飞行？我的箭于是消失在远方，不见了踪影。我唱了一支歌，歌声飞向了天空。我的这支歌啊，有谁的眼睛能够看得见你在空中的飞行？我的歌声于是消失在空中，不见了踪影。岁月悠悠日月如梭，我终于找到了我那箭与歌的下落。在一棵古老的橡树上，牢牢地插着我当年的箭羽。而我当年的歌声，深深地埋藏在朋友的心底。当年，这首译作完成之后，我将它与另一首诗歌译作一起投寄到北京的一家文学期刊。不久之后，另一首译作刊出在这家期刊上，刊物编辑作了一两处文字上无关紧要的变动，而这一变动的代价是，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译者竟被换成了别人的名字。而我翻译的朗费罗这首《箭与歌》的译文原作从此便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这时，迫于工作与谋生的需要，我正考虑跨专业求学深造，于是也就无暇再追究这一明显而恶劣的剽窃行为了。尽管如此，这件事却成为我年轻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后来的治学与写作生涯中，对这种发生在我与刊物之间的故事也就见怪不怪了。尽管生来愚钝，经过在这污泥浊水中几十年来的摸爬滚打，我终于认识到，此类事件的发生，绝非哪一个人个人的和具体的不幸，而是当代中国学者别无选择地置身其中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 - 学术 - 文化生态灾难。而这一灾难性、社会性的学术文化生态又是我们民族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的某些历史缺陷与当下社会管理体制某些根本性、现实性重大弊端的恶性互动所建构起来的空前绝后的“历史杰作”。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原因，使我从 20 世纪末期起，就开始了结合社会信息资源管理的研究开展对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管理的思考与研究。与此同时，为了实现社会管理领域的科学管理，对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的改革格外关注，对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心理方面对深化改革的制约因素格外关注，对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世界化的国际环境下，在中国的国际经济 - 政治地位迅速提升，中华文明乘势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理论与实践格外关注。参考文献： 1 ．鲍海飞．朗费罗 - 影子．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78905do=blogid=465891; 个人分类: 心香一瓣(Devotional Joss Stick)|3199 次阅读|3 个评论

当今中国社会的诚信危机与权力意志的彰显: 热度 5 周可真 2011-5-24 13:47; 当今中国的诚信危机已经发展到相当危险的地步了！陈吉德先生在其最近所发的博文《我们时代的十大弊病》中将“食品安全危机”和“官员贪污腐败”列为“十大弊病”之第一、第二，并如此评论道： “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糖高宗”、三聚氰胺、地沟油、回炉面包、瘦肉精、牛肉膏、染色馒头……请问，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还能放心吃什么？王宝森（原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武龙（原江苏省人大副主任）、王怀忠（原安徽省副省长）、邱晓华（原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郑筱萸（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原局长）、程维高（原河北省委书记）、于幼军（原文化部党组书记）、朱志刚（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同海（原中国石化董事长）、高严（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沈图在（原民航总局局长）、田凤山（原国土资源部长）、成克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良宇（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希同（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是官就贪，唯有贪多与少的差别。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能找到多少真正清正廉洁的官员？在笔者看来，所谓“食品安全危机”，实质上是商业信用危机，故陈先生所谓“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还能放心吃什么？”其实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商家无不标榜“顾客至上”的市场上，消费者还能买到什么货真价实而可以让人放心的商品？所谓“官员贪污腐败”，实质上是政治信用危机，故陈先生所谓“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能找到多少真正清正廉洁的官员？” 其实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官场，在一个由宣誓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执政的官场，还能找到多少真正言行一致而可以让人信赖的官员？当今中国的商业信用危机已发展到市场上几乎买不到可以让消费者放心的商品的严重程度，由此所导致的后果是消费者对于商业经营者的普遍不信任；而当今中国的政治信用危机已发展到官场上几乎不再有可以让国民信赖的官员的严重程度，由此所导致的后果是国民对于执政党的普遍不信任。这种发生在社会交往领域的严重诚信危机，表明了当今中国社会在心理上已深陷于价值上的怀疑主义和行为上的唯意志主义。古希腊哲学家高尔吉亚曾提出过三个著名的怀疑论命题：（ 1 ）无物存在。（ 2 ）如果有物存在，也无法认识它。（ 3 ）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这可以说是对哲学认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的经典定义。据此，可以把社会价值领域的怀疑主义定义为：（ 1 ）无是非存在。（ 2 ）如果有是非存在，也无法确定统一的是非标准。（ 3 ）即使可以确定统一的是非标准，也无法实行这种是非标准。事实上，在当今中国，并非无是非存在，也不是没有统一的是非标准，而是有了统一的是非标准也无法实行。例如，“顾客至上”就是当今中国经商行为的统一的是非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当今中国执政行为的统一的是非标准，但是，当今中国的商家几乎没有人实行“顾客至上”，当今中国的官员也几乎没有人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讲，有了统一的是非标准也无法得到实行，这是表明意志脱离了情感，即人们不再依据其价值判断来决定其行为，而是纯凭其本能冲动来行事，这是典型的唯意志主义现象。要之，当今中国社会交往领域的诚信危机的心理表现形式，就是价值领域的怀疑主义和实践领域的唯意志主义。这标志着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如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和“权力意志”压倒一切的时代。尼采关于“权力意志”的学说提倡一种基于对自然生命的肯定的、超越于善恶之上的生命道德，这种道德以自然生命为基础，以权力意志为价值标准，以每一个个体 “ 成为你自己 ” 为价值理想。尼采认为，人的本质就是权力意志——一种高级的生命意志，这种生命意志不是单纯地追求生存，而是渴望统治、渴望权力。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权力意志，它在强者身上表现为依靠强力来统治弱者，使弱者成为自己的工具、奴仆，而在弱者身上则表现为对强者的憎恨、妒忌，要求消灭差别。在尼采看来，权力意志的这两种不同表现形式都是合乎人的本质的利己主义行为，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但相对说来，强者的行为具有积极意义，它使历史具有生气，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而弱者的行为却具有消极意义，它会导致否定生活。对照尼采的学说，他所说的“权力意志”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中是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充分的，这种社会生活简直就是尼采“权力意志”学说的活生生的实践形态。众所周知，尼采的强权思想曾对希特勒产生过重要影响，希特勒曾终生恪守尼采的一句格言： “ 强人的格言，别理会！让他们去唏嘘！夺取吧！我请你只管夺取！ ”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以此感觉到当今中国社会有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潜伏于其中！; 个人分类: 人生.世相|2691 次阅读|6 个评论

[转载]一点调侃: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 jroy 2010-12-22 23:04; 上海静安大火快速抓捕8名无证电焊工再一次验证了韩寒所说的，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农民工干着最苦最累的活，拿着最低的工资，在官员眼里又多了一项功能替罪羊。电焊工，农民工，临时工，挣的是卖白菜的钱，顶的是卖白粉的罪。最近，一项统计数据，告诉人们：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买套100平方米总价300万的房，社会阶层所付出的代价请看： 1 农民：种三亩地每亩纯收入400元的话要从唐朝开始至今才能凑齐（还不能有灾年）； 2 工人：每月工资1500元需从鸦片战争上班至今（双休日不能休）； 3 白领：年薪6万，需从1960年上班就拿这么多钱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 4 抢劫犯：连续作案2500次（必须事主是白领）约30年。 5：妓女：连续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备战10000天，从18岁起按此频率接客到46岁（中间还不能来例假) 以上还不算装修、家具、家电等等费用教育：希望进去，绝望出来；医疗：小病进去，大病出来；房产：蜗居进去，房奴出来；演艺：玉女进去，小姐出来；信访：窦娥进去，疯子出来；官场：海瑞进去，和绅出来；煤窑：蹲着进去，躺着出来；大学：校花进去，残花出来！股市：杨百万进去，杨百劳出来，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西装革履进去，三角裤出来。老百姓在思考，为啥玩不过政府呢？原因如下： 1、你和他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 2、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法制； 3、你和他讲法制，他和你讲政治； 4、你和他讲政治，他和你讲国情； 5、你和他讲国情，他和你讲接轨； 6、你和他讲接轨，他和你讲文化； 7、你和他讲文化，他和你讲老子； 8、你和他讲老子，他给你装孙子!; 个人分类: 时政评论|4794 次阅读|1 个评论

城市与农村，两手都要硬: censambao 2010-10-11 22:51; 城市与农村，两手都要硬鲍锟山城市与农村是当今社会的两个基本构成元素，二者的发展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近些年来，我国城市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文明的发展之快足以让世人引以为傲，到处是高楼大厦，到处是车水马龙，到处是灯光溢彩。然而，我国农村依旧处于市井萧条的落后局面。广大农村地区，畜少人稀，土地荒芜，老幼相依，清冷凄凉。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也日趋明显，并与时扩大。这是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的必然结果。要创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就必须解决这一矛盾问题，其关键是城乡建设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不能偏袒一方，形成社会的短板。现阶段，我们需要着力发展和建设农村。农村整治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要求，也是让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需要，更是执政为民的真实体现。乡镇、园区要切实发扬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的精神，建立一体化的组织管理机制，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建立现代化的环境保护机制，把农村建设工作向纵深推进，美化我们的村庄和家园，农村面貌才会焕然一新、至善至美。农村社会建设既要提高认识、更新观念，也离不开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既要突出重点难点问题的攻坚战，也要着眼于长效机制的持久战。当农村走上了城市化道路时，那才是仰望星空的美好契机。否则，我们依然要左顾城市、右盼农村，岂不悲哀？ 2010-10-11; 个人分类: 社会视角|3964 次阅读|0 个评论

重视当代中国社会研究: fqng1008 2010-10-11 14:00; 我是个医生，懂得治病救人的价值和程序。因为，我面对过大量的个体病人，开过不计其数的检查单和处方，我也思考过群体病人如何进一步提高诊疗水平的问题（所谓的科研和教学）。同时，我生活在中国社会，我也观察和思考过中国社会的疾病，也想探讨社会疾病的诊疗问题。不过，毕竟没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资质，如果勉为其难就会授人以笑柄。但我的观察和思考仍然耗费了许多精力，也不想就此浪费，还是写出来供专家学者们参考。事情是这样的。2007年4月，朋友帮我在新浪网开了博客，先是贴一些过去的东西，后来转载别人的博文，自己也学习学习，再后来就开始写博文。看我有些痴迷，妻子开玩笑地说：你前30年写日记，后30年写博客。我很受用，竟然想把她的话当做理想和支配后半生的信念，于是像写日记一样地写起了博客。既然写博客，当然也在乎点击率。一个偶然的机会，另一个朋友于去年7月又帮我在科学网申请了一个博客，但是半年没有打理，早也忘记了。突然有一天（今年元月15日），不知怎么打开了那个博客，虽然没有一篇博文，点击率却超过了6000，还是蛮有意思的。我就开始蚂蚁搬家，把新浪网上的东西一点点搬过来，因为新浪网点击率一直不高。话题扯远了，回到社会疾病（医生的思维）。开始到科学网十分新奇，精英们的玩法，素质确实高了不少。但是渐渐地，我又犯了医生喜欢找毛病的习惯，感觉精英们的总体面貌还是似乎欠缺了一些什么，不能把人的那份积极性全部调动出来。是什么呢？一下也说不清楚。最近两天，一个诺贝尔奖的事情让我的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也许是社会责任感的问题。思考一下中国的精英（无论海龟还是土鳖），我们具备了把一个民族引向强盛的整体素质吗？我们自身的奉献精神和道德修养，我们的整体胸怀和国际视野，我们的内省和反思能力，达到了当代文明的何种高度？当然，我不是社会学家，不是政治学家，我没有能力思考和解答这样的问题，但我仍然要给有良知的政治学、社会学的志士仁人提出如下问题（当然是挂一漏万），并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一个主题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从现象到本质中国民间的思潮对立社会良心与权力附庸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谐（得民心者得天下）与对立当代中国精英与草民的相互关系权利角逐当代中国的官民矛盾真诚与虚伪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振兴中华当代精英的素质悖论真相的价值谎言政治的强弩之末;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857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四大瓶颈: 周可真 2010-10-8 12:24; 一、能源瓶颈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的《2009年全球能源观察》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球石油探明储量还能支持未来40年的能源需求，而按照目前的探明储量（155亿桶，名列全球第14）和开采速度，中国石油只够用11.1年。二、人口瓶颈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或老年型国家。据统计，2005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是1.44亿，占全国人口的11%，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39年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2045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占到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三、体制瓶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干部终身制的废除，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变成了既非本国传统集权制又非西方民主制的国家。集权政治体制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而且作为这个核心的领袖必须有崇高的权威，否则就难以集权成功。干部终身制的废除即标志着集权制的瓦解，但这三十多年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不仅没有建立起一种不同于传统集权制的民主制，甚至连这种主观努力都没有付出，从而使中国的政体处于既不取真正的集权制又不取真正的民主制的未定形状态，这样就既不能充分发挥集权制的长处，也不能充分发挥民主制的长处；相反，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不但在现象上直接的表现为拒斥人民对官员权力的监督，而且在更深层次上，在本质上是否定人民是官员权力的应然操控者。人民对官员权力的监督权是来源于人民对官员权力的操控权。当今中国人民之所以缺乏对官员权力的监督权，是因为人民缺乏对官员权力的操控权，这种控制官员权力的国家权力被各级实权官员占去了，而且在拜金主义的作用下这种权力到了这些实权官员的手里实际上却变成了并不由其自主的因而亟需尽快被兑换成现金的现权。这就是说，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掏空了中国的国家权力主体，使得这个国家不再有任何一个人感到它真真切切地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每个人都可能认为这个国家不是他的国家，因而是不需要自己去热爱和对它负责的国家。四、势位瓶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亚洲乃至于全球都是发展得最快、国力增强最是明显的发展中大国，为了维护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这些西方国家不能不思考如何牵制乃至于控制中国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西方政治家们正在深谋远虑的重大国际政治问题。尽管美国现政府表示要与中国积极合作，并且也应该相信其态度是真诚的，但是这种对华政策是从属于美国的根本性国策的，是为维护美国对全球的主宰权服务的，因为非常明显的是，如果争取不到中国对美国的积极合作，至少美国是难以顺利度过这次经济危机的，而如果美国因未能顺利度过这次经济危机从而导致美国经济长期衰退，那末，美国对全球的主宰权必将是岌岌可危！美国当然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然而，即使是在急于争取中国的积极合作的时候，美国也没有忘记同时牵制中国。最近这些年来，美国一直都在努力打压中国，其打压办法，在政治上是从中国周边地区营造起牵制中国的国际势力，同时利用中国内部的三独（台独、藏独、疆独）势力来搞乱中国，经济上则利用美元优势，力促人民币升值，等等。所有这些措施都为了维护其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只要美国还想称霸世界，继续做全球的霸主，美国及其盟友就没有理由不对中国进行打压，除非中国放弃和平崛起的努力，甘于做一个平庸之国。参考文献： 1、英企预测：中国石油只够用11年，http://msn.china.ynet.com/view.jsp?oid=53077086 2、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60岁以上人口达1.44亿，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7-03/10/content_5826052.htm 3、中国正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制度亟待调整，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2727506.html 4、中国的政治不能长期徘徊于集权与民主之间，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24858 5、透过拜金主义看中国国家权力主体的虚化，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98479 6、欧美国际政治重心的转移与中国将面临的挑战，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20164 7、对南海诸岛被吞食不可姑息啊！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44606 8、严峻的周边形势与中国的当务之急基于对中美关系的分析，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17871 9、从两则新闻看美国对中国的忧虑和对策，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56500 10、美国的渔翁战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52546; 个人分类: 时评.政论|3584 次阅读|11 个评论

言论自由的真谛: 周可真 2010-8-27 05:38; 人是为自己而活着的，不仅要努力生活，而且要努力健康地活着。为了健康的生活，应该把一切令人不愉快的事当作屁放掉。 . 屁放掉了，就劲松；劲松了，就愉快；愉快了，就健康；只要健康，就值得活；健康地活着才是人生的真谛。 . 所以，有屁一定要及时放掉。及时地放屁才是健康地活着的真谛。个人是如此，一个社会也是如此。 . 一个开明的社会必懂得要让有屁放的人及时把他的屁放掉；人人都把该放的屁放掉了，他们的社会就健康了，而且才会健康！这就是言论自由的真谛。; 个人分类: 散文.随笔|3629 次阅读|3 个评论

从Jakarta到Jogyakarta（六）：卫东教授家里的两条战线: fqng1008 2010-7-2 08:21; 这次会议的全部行程中，都是卫东教授与我住一个房间。卫东教授是湘雅 81 级的本科，北京医科大 90 级的硕士，日本国兵库医科大学内科学肝胆胰科博士、博士后。留学日本十年，在肝炎、肝硬化、肝癌的三级防治方面有较深研究，在 Journal of Hepatology 、 Cancer Science 、 Hepatology Research 等国际知名杂志发表论文 30 余篇。卫东教授于去年年底回国，现供职于一家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为感染科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我们性格、思想十分接近，一见如故，有比较深入的交谈。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家庭对毛泽东的不同认识，而且近乎水火不容，使我更进一步领会到毛对中国现实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影响的深远意义。卫东教授出生在湖南娄底一个城郊的农民家庭，他们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也赢得较为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两个弟弟均有可观的经济收入和舒适的住宅。从卫东教授的名字来看，凝结了他的老一辈对自己湖南老乡的无限崇拜，两个弟弟也继承了这种质朴的情感。但是，卫东教授对于毛泽东的态度，与他的父亲、兄弟有天壤之别。起先，我以为态度取决于经历，因为他在国外时间长，而且是唯一的大学生，差异来源于思想的批判性和思考的深度。可是据他自己介绍，他在中学阶段就有了这种反思，后来的不同经历只是导致这种反思的延伸。于是，我想到柯兄的家庭却正好相反，他是坚定的毛的崇拜者，妻儿却有截然相反的态度，让我不得不从更深的层次来考虑其产生的原因。进一步的探讨发现，对于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大家没有分歧，不同的是他对于中国现实社会的影响。卫东教授认为，毛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封建的集权政治，毛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他取消了稿费却自己一个人享受高额的稿费，他不让学生学习历史却自己一个人在历史的长卷里品味得失和获取智慧，他要大家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却自己到处建高档别墅。但是，他的父亲、兄弟却认为毛功劳盖天，应该得到独特待遇，但是他把贪官管得服服帖帖，社会风气也不像今天这么乌烟瘴气。因为现实中，基层干部那种横行霸道、欺榨哄骗百姓的行为也使他们深受其害，尽管发了一点小财，却饱受了某种政治压迫。因此，他们到北京一定要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并表示出真诚的崇拜。我又想起文革期间，大家拥护毛泽东的态度一致，但也弄出许多派别甚至夫妻、兄弟反目，大有不共戴天的感觉，当然也包含一些惺惺相惜。看来也不仅仅是毛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屁股决定脑袋，还有很多大众心理、社会文化的深层次问题有待揭示。人的意识形态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大家都不知不觉地顺着自己的思路去取舍、去阐释、去演绎，于是大家不知不觉地分道扬镳，甚至在这个问题上导致家庭、朋友等明显的不和谐。这是为什么？人们怎样获得最初的意识形态？我期待一个满意的答案 ......; 个人分类: 感悟人生|231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夫子 2009-6-9 16:42; 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　（2009-06-09）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个人分类: 科协有感|1241 次阅读|0 个评论

SARS后中国社会的成熟: yangwenzhi 2009-2-11 13:22; SARS已经过去六七年。几年来，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在经历一些重大事件后，我们的国家变得日益强大，民族进一步自信，媒体进一步成熟。即使面对像2008年那样的汶川地震、低温冰雪冷冻灾难等......今天，我在查资料时，无意中我打开了2004年上研究生课程时做的一篇作业，读起来仍然很有味道。现贴出来，大家可以与几年前的中国社会做一个对比...... 2002年底，一种不明疾病悄然偷袭了广东省。几个月后，这种被命名为SARS的致命传染病在中国内地多个省份大规模爆发，并波及香港特区、台湾省和世界上其它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还从未有一种疾病使中国如此恐慌。专家说，流感和车祸的死亡率都远远高于SARS，所以仅从SARS自身性质未必能解释清楚人们的超常恐惧。SARS是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国在应对SARS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像一面折射的镜子一样以放大的方式凸显了中国在转型时期社会的矛盾沉淀和运转的不协调。随着SARS恐惧的逐渐消退，人们正在回味、反省着这一切，检查我们社会的病象，对一系列来自制度、法律、精神、科技、道德、伦理、心理等病象进行诊断和治疗，以期在以后遇到类似于SARS这样的灾难时，不至于使整个社会处在束手无策、忧心忡忡和极度恐惧之中。一、面对SARS恐惧、焦虑、哀伤、希望 SARS不期而至，在广东以外一些地区甚至愈演愈烈，全世界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都发现了同类病例。还没有研制出特效药，病毒却在不断变异。在香港，病人合并腹泻比例从广东的25%上升到70%；在北京，用广东探索出的大剂量激素退烧抗炎效果却不明显；一些新发病例的国家，发烧已不是疾病首发症状。人们恐惧、焦虑。广东一名SARS毒王是一个海鲜批发商，经营一家酒楼。1月31日晚进驻中山二院治疗，结果后来接诊他的放射科教授、呼吸科主任全部病倒，谁沾到他都发病。他自己的21名亲属、医院40多名医务人员，连救护车司机、担架工人、推轮椅的护工都无一幸免。毒王转送到中山三院，又放倒了20多人。在北京，SARS病人也使众多的医护人员感染，全国医护人员感染SARS的比例达到整个SARS发病人数的1/4左右。很多医护人员倒下了，自觉进病房隔离了，他们甚至连剃须刀、拖鞋和替换的内衣裤度没有备齐。医务人员感染后，医院的护工全被吓跑了，连工资都不拿，没有护工照顾他们。救人的医务人员也病倒了，人们更加恐惧。传闻医院病区收满了病人，非常危险，人们不敢去医院。在北京人们看到救护车在穿行、鸣叫；人们纷纷戴着口罩，加层越来越厚；到处在消毒，过氧乙酸的的味道刺鼻难闻，几乎快把人们熏倒；出入任何场合都必须检测体温；一切公共的聚集活动被取消；宾馆、餐馆冷冷清清，大多服务人员放假回家；学校停课放假，大学封闭管理；街上行人、车辆稀少；公共交通出奇地人少、没有了平常拥挤的场面车水马龙的城市瞬间陷入一片恐慌、焦虑、哀伤、无助的境地。 2月10日广东出现了抢购。《羊城晚报》刊登第一篇政府公告，称广东出现一种非典型肺炎，有一定传染性，要大家注意卫生，家居消毒可用食醋熏蒸。报纸发出两个小时后，白醋、红醋、陈醋就脱销了。广东创下了白醋1000元一瓶的历史纪录。2月11日，在北京的一些邮局打包邮寄的箱子已经卖光了，大多是给广东寄白醋和板蓝根的，广东牵动了全国的消费市场。2月12日，广东省卫生厅的安民发布会消息上了各大报的头版。医生开始抢购达菲，达菲断货了。有谣言称SARS是缺碘引起，联系到美伊即将开战，好多市民在连夜排队买米买盐买油。 5月1日前的北京，出现了抢购和传闻。4月20日后，随着北京SARS疫情的发展，商店里的消毒药水、洗涤用品、食盐、方面食品、防护用品等陆续脱销，医院、药店的一些传闻具有抗击SARS作用的药品断货；人们不断地喝中药水，喷雾、不断洗手；封城、空中撒药等传闻也引起一阵骚动面对SARS，人们在极度恐惧、焦虑、哀伤中寻求希望。二、对SARS敬畏的背后今天，中国依然身处一个科层制和等级制的社会。倘是在农村，尤其偏远的农村，即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也很难引起城里人由衷的关注，他觉得那离自己很远，是小事。而在大城市里，一种传染病来了，站在不同等级上的人，危险的程度也明显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轿车里的，就比每天挤公共汽车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高级营养针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说那什么也吃不起的，多几分免疫的可能。人数上，当然是站在低位的人多；可决策者却总是站得比较高，因此也比较安全的人。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什么灾难突然发生了，某些管理部门的第一个习惯性反应就是否认、推诿、封锁消息、瞒下哄上，好像承认发生了灾难的事实，自己就要吃亏，越是把事情捂住，自己越占了便宜。当然，眼光比较远大，或者出于信念、良知、职业道德的高阶位者当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从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对策的人。当SARS在广东严重爆发的时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也多是漠然置之。原因很简单，自己所据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广东，与我有何相干。实际上，这种漠然由来已久，煤矿的瓦斯爆炸、毒米吃死人等一类地方性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别处的人并没有真正激动过。一直要到SARS在北京爆发了，各个大城市的民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原来SARS不像矿井里的瓦斯爆炸，轰隆一声就完了。我们的对手SARS就在我们的身边却不露痕迹，渺小得令人忽视却经常表现得比人类更聪明。SARS是如此刁钻，越是那些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标志物，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央空调的饭店、旅馆、商场、写字楼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通道。它的病毒会自我繁殖和变异、四处蔓延，无论城乡还是官民，它都一视同仁，谁都不给豁免权。于是紧急动员，于是群情激愤，于是有人呐喊，于是有人丢官似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突然醒悟了，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转变。在它的背后，确有良知和远见在起作用。但更让人们感觉最明显的是这一切完全是从自己出发。毕竟，醒悟是发生在知道了城市并不比乡村更安全，中央空调的写字楼，也并不比污水满地的小菜场更安全的情形以后。看清楚SARS是这样的一种现代病，社会的本能反应就是180度急转弯。关闭空调、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邻为壑。门卫只对熟人放行，大家都尽可能呆在家里。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们就越纷纷往安全的大城市，先是北京，接着是上海。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里诊治SARS是免费的，就连口罩那里的供应也最充足据说，正是这样的人流加剧了北京的疫情。这样来看，人们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现在的群情激愤，其实都有很大程度上是发自同一个病源体社会生活的互相分离，以及因这种分离铸就的互相的隔膜。三、说实话引发抗击SARS的转机当中国政府有关政府官员在隐瞒北京的SARS疫情时，蒋彦永以一个退休医生的职业道德，向社会揭露了实情，从而引起中国SARS防治工作的大转折。有人说，是他把千百万人从SARS中拯救了出来。他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闻名的人物。下面是2003年4月4日他用email发给CCTV4和凤凰电视台的信。各位：近日来有关SARS的报道已经充斥香港新闻，国际上也十分重视这一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大事，做了大量的宣传，以使大众对此问题有个正确的态度。这是对人类负责的、很正常的工作。昨天中国卫生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已经十分认真地对待了SARS的问题，目前该病已经得到了控制。后来他提供的数字说，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我看了后简直是不敢相信。张文康是第二军医大毕业的一个医生，但他连做医生最基本的人格标准都不要了。今天我到病房去，所有的医生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所以我就给各位发此信，希望你们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斗争的行列中来。下面我给各位提供一些我了解的很局限的情况： 301医院在两会刚开会时，遇到一位老人来看病，当时他的病情相当重，因疑为SARS就转到302传染病院去治疗。当时302医院也没经验，在对该病人诊治过程中就有近十位医生护士被传上了。那位老人因病情太重，入院两天就病故了，他的夫人也很快入了302医院，但也在短期内病故。就在此时，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不久，301医院的肝外科收了一个肝胆病人，入院后表现出SARS的情况，转309医院后不治身死。不幸的是肝胆病房有2位医生、3位护士被传上此病，幸好得到及时治疗现在都在康复中，肝胆病房被迫关闭。301医院还有其它几个病房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医护人员被传上，病房关闭，301医院的幼儿园也已关闭。昨天我看了新闻后就打电话向309医院(现在是总后指定收治SARS的医院)的同道咨询，他们也看了新闻，说张所说的完全不符合事实，309医院已经收治了近40例SARS病人，到昨天已有6人死亡。我所提供的情况完全属实，我对此负责。? 蒋大夫(发于2003年4月4日) 后来美国《时代》周刊(TIME)驻中国记者SusanJakes对蒋彦永进行了专访，Susan认为，他是一个不说假话的人，对医生这个职业看得很重。Susan把采访内容在4月8日晚上贴到网站上，当时他们意识到它很重要，但没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文章发表之后的第2天或第3天，WHO官员来北京，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当时还用谣言来引用这个信息。在北京呆了5天后，他们也开始对数字有所怀疑。12天之后，中国卫生部就改变了政策。 1931年出生的蒋彦永退休前是解放军301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普通外科主任。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SARS大规模影响产生之前的那一段时间，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美国攻打伊拉克的电视直播上。其实3月初，蒋彦永就听说有一位曾来过301医院就诊的病人，几天后转到302医院，传染了一批医生、护士。消息传回301医院，才知道了有人得了SARS，并且这种病的传染能力特强。3月20日左右，301医院的肝胆科、脑外科、呼吸科开始不断出现被感染病人。这个名为SARS的传染病开始引起蒋彦永的关注，但作为一名不可能接触到传染病一线的外科医生，他所知有限。 3月底，蒋彦永的大学同学、同在301医院工作的一位医学教授因咳血经检查患了肺癌，转到外科准备手术时，突然发高烧，肺部出现多片阴影。几位专家会诊疑为SARS，被单独隔离在301医院的ICU（重症监护室）。当时，全军SARS防治中心设在309医院，这位教授的资料被送到那里会诊。蒋彦永一直不相信同学得了SARS，打电话到309询问专家何为3+1诊断标准。就在当天他意外得知，包括确认和疑似，309已有40个病人，6人死亡；隔了一天，这组数字为60个病人，7人死亡；302医院也有了40个SARS病人。 4月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公布截止到3月31日，北京市12例，死亡3例，并数次重复中国局部地区的SARS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坐在电视机前的蒋彦永在第一时间听到这个讲话，12例这个数字与他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差距实在太大。第二天，蒋彦永遇到了解放军后勤部卫生部两位前领导，谈起前一天公布的数字，大家一致认为有问题。4月4日301医院也宣布有46个SARS病人，得知此讯，蒋彦永请医院医务部和门诊部的有关人员去向上级反映。4月4日晚，蒋彦永坐在电脑前，写了一封800字左右的信。在此之前，他再次核实了301、302以及309几个军队医院确诊与疑似的SARS病人数分别是：46、40、60。因为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印象颇深，对媒体接触不多的老医生挑选了CCTV-4和凤凰卫视两家电视台，记下了电子信箱后，将信发了出去。 4月8日，蒋彦永接到了第一位记者《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同一天，美国《时代》周刊（TIME）驻北京记者SusanJakes也联系到蒋彦永，对其进行了采访。虽然在采访时间上并未抢到第一时间，但《时代》周刊迅速于当晚将采访内容发布在网站上。 4月10日，WHO（世界卫生组织）公开批评北京的疫情报告系统：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SARS病例。WHO派专家组赴京调查；4月11日，北京被WHO重新定为疫区。但是卫生部并没有宣布这一消息，而在此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负责人继续了乐观的说法，表示当天通报的疫情包括地方医院和部队医院所有目前能够确诊的病例数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截至4月9日北京市22例。 4月10日，蒋彦永在参加燕京校友会理事会时，得知儿童医院已有两个患儿染上SARS，他们的母亲也未能幸免，并且接上面通知，以后各院对SARS病人要就地消化；协和医院芬兰籍国际劳工组织官员阿罗因感染SARS在中国去世后，和他接触过的人还在到处跑，那位芬兰人的秘书来看特需门诊，就被诊断为SARS，因为协和也接到了就地消化的指示。所谓就地消化的原因，实际是因为北京两个传染病医院（地坛、佑安）都已经收满。4月11日，蒋彦永将这些情况向院方做了介绍，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建议卫生部长引咎辞职；各医院自己消化SARS病人不符合处理传染病的原则，建议尽快将一些小医院改为传染病医院，配备有经验的医生护士。 4月12日，蒋彦永又向301医院政治部递交一封写给卫生部负责人的信，再次对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提出意见。4月16日，WHO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先后有两位记者给蒋彦永打电话，告之WHO官员确认了他此前向媒体公布的数字。 4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强调，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4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部长。四、抗击SARS中突现科学精神 2003年的春天，在广州，以钟南山为代表的科学家和医务人员他们站在抗击SARS的最前沿，他们让我们感到了责任、奉献、良知、对科学精神的执著和人的尊严。 2002年12月22日，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了一名从河源转来的特殊的危重肺炎病人。两天后，从河源传来消息：当地一家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八名医务人员均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医生们震惊了。66岁的呼吸研究所专家钟南山也震惊了。作为广东医疗卫生界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在呼吸道疾病、特别是慢性支气管炎与哮喘病诊治方面的国际级权威，广博的知识与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钟南山，这是一例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他马上指示将情况报告给广州市越秀区防疫站，同时要求做好一定的防护隔离工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拉开了帷幕。2003年1月21日，钟南山接到卫生厅通知，前往中山市两家医院调查。根据中山市的报告，他们那里也出现了类似河源的怪病与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看来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当务之急应该弄清这种病的症结所在，找到预防与治疗方法。钟南山说。钟南山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广东省SARS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1月31日，除夕之夜，一份来自广州市卫生局的紧急通知将广医一院指定为SARS型肺炎病人收治医院。接到通知后不到一个小时，4名SARS型肺炎病人就从其他医院转来。医院连夜召集医务科、护理部、呼研所、急诊科进行紧急部署。2月1日，大年初一，广州医学院领导到广医一院进行新春慰问，将抗击SARS作为重大工作进行部署。2月8日，8时30分，广医一院正式成立了以叶广春院长挂帅的SARS型肺炎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和以钟南山为组长的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向全体医务人员发出总动员。整个春节，广医一院全院职工放弃了休假。紧急制订印发《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的上报和防治工作指引》、《关于做好SARS型肺炎诊疗工作的指引》、《关于认真做好SARS型肺炎标本采集和死亡病例报告工作的指引》等一系列内部工作程序，为临床科室提供诊疗规范和操作指引；紧急采购抗病毒和抢救药品、呼吸机和抢救设备、消毒物品，加强消毒和隔离管理，启动消防应急排烟系统，加强通风换气，配置营养餐。钟南山领导的呼研所成为SARS救治的技术核心与攻坚重地。面对一些医务人员的顾虑，钟南山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他向省卫生厅主动请缨鉴于呼吸研究所的技术力量，同时考虑到危重病人有较强的传染性，应集中治疗。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于是，被毒王感染、又再次感染了十几人的外院司机送来了，多器官衰竭的加拿大籍青年从深圳送来了，中山二院、中山三院、市八人民医院、市二人民医院、广医二院、儿童医院等医院的专家送来了面对危重病人，钟南山身先士卒，顾不得与从新西兰回来的小孙子亲热，全力以赴投入工作。他亲自检查每一个病人，制定治疗方案，甚至抓起人工气囊为病人输氧。抗击SARS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和信心，但科学毕竟是科学，不能拿口号来解决问题。在北京，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坦率质疑了有效控制之说。他说：在医学方面的角度来看，这个病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不要用控制这个词，应该用比较客观的遏制这个词，因为这个病本身病源都没搞清，你怎么能控制它？钟南山认为，广东防治SARS主要有三点经验：一是重视流行病学、病原学、临床医学的信息交流，最早提出了SARS型肺炎的传染性与家庭、医院聚集性两大特征；二是总结出有效的临床治疗经验；三是及时将危重SARS型肺炎患者集中到专科医院，从而减少传染机会，并增强了抢救成功率。有关SARS的病原体之争，使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洪涛院士与钟南山院士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洪涛院士坚持衣原体说，钟南山院士坚持新型病毒说。5月23日洪涛院士通过媒体表示，冠状病毒是SARS型肺炎的元凶。学术上的分歧似乎已经分出胜负。但在网络上对洪涛院士非议颇多，甚至有人提出要罢免他的院士资格。这时，钟南山却挺身而出，回到学术本身，提出学术分歧无需政治化。钟南山给某些喜欢泛政治化的国人泼了冷水。五、没有了红包的白衣天使由于少数医务工作者职业道德水准的下降，在平常人们的眼里，医护工作者都是一些收取红包的人物。在抗击SARS的战斗中，我们的白衣战士不仅没有收红包，而且显示了英雄本色，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无论在广东、北京，还是在山西、内蒙古，哪里有SARS，那里就出现由白衣战士。在抗击SARS的最前线，我们的白衣战士组成了敢死队，轮流进入隔离病房工作；为了不传染家人朋友，他们自觉地自我隔离。开始是住在医院值班房，趁家人不在时偷偷摸回家，冲个凉又离开。后来连值班房都不住了，自己掏钱住酒店，因为不想传染给同事。在广东抗击SARS的前线，有这样一大批普通医务工作者黄子通把自己的肺亮出来。中山二院副院长黄子通，2月16日抢救被毒王放倒的二代毒王感染后，一度病危送到广州市呼研所ICU。病愈后，他把自己住院期间的9张X光片当成SARS型肺炎的活教材，向年轻医生讲授治疗经验。从中山二院到中山三院到市第八人民医院，三个医院100多名医护人员接力救一个病人，50多个医务人员病倒，而且到了后期，所有医务人员都知道他是一个传染性很高的毒王，仍然没有放弃抢救。黄子通身兼急诊科主任，常年工作在最紧张的医疗前线，这次严重的医护人员感染事件是该院建院160多年来的第一次，他本人则是93名医护人员中病情最危重的一个。张天托自己给自己开药。2月1日抢救毒王当天，呼吸科主任张天托与中山三院传染科副主任邓练贤、儿科主任王清文、医院感染科主任邓子德、传染科区护长王乔凤等一起病倒。在感染了SARS后，居然喝一口水都要分两次呼吸，回答医生查房提问时只能使用晕、喘等简单的单词。年初三中午，张天托与其他科主任轮流为呼吸停止、心跳停止的男童做徒手胸外心脏按压达4个小时之久，男童也曾两度心跳复苏。那晚，他的胸部很痛，已经被感染SARS。当时这种病命名为不明原因肺炎，病原体不明，传播途径不明，没有明确临床治疗方案。躺在病床上的张天托，经常要为其他同样病倒的同事会诊，为自己开医嘱打吊针。他在记忆中搜索出肺鼠疫这个名词，于是他给自己开了特效药四环素。用了4天不见好转，他又使用了对抗革兰氏阴性杆菌的左旋氧氟沙星，不久又换对抗产霉细菌的马斯平，听到社会上有禽流感传言，他试了试达菲，听到病毒推断，他给自己上了病毒唑，结合想到中医对病毒有一定的疗效，他在自己的处方了又添了穿琥宁。张天托当了一轮白老鼠。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试药经验，当有关方面宣布病原体是衣原体时，他大叫不可能！因为他已经给自己用过对衣原体有特效的四环素啦张天托现在仍战斗在医疗一线上。白衣战士催人泪下的故事非常多。六、SARS对封闭媒体的冲击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才是一个具有真正免疫力的社会。SARS危机时期，我国的媒体经历了一次全面的检验。很多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经历了沉默和无所作为的痛苦阶段，随之又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并大有作为的兴奋阶段。痛苦的经历值得深刻地反省，兴奋的实践更应当全面地总结。我国媒体在短短几个月中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对下一步的媒体改革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媒体通过SARS报道，把人对公共健康的恐惧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媒体技术对病毒危险的扭曲、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公共健康中的另一种公害。而这种病毒比SARS病毒传播速度快许多倍、比SARS的感染力强许多倍、比SARS的破坏力大许多倍。4月20日之后，随便打开电视或一张报纸，战争、应急保卫战、舍生忘死、筑起铜墙铁壁、勇闯SARS病区、围追堵截、火线入党等，到处都是。这种比喻性说法无疑会引起紧张和焦虑。 SARS在某些西方媒体上，已成为一种政治报道的符号。西方不少媒体从政治角度和框架报道SARS，意图在公众中激起情绪化反应，额外增加其新闻价值，引起更多关注。通过激怒公众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人们把SARS新闻更多当成政治新闻而不是科学新闻来阅读。西方媒体大部分对中国持一种主观的攻击态度，其主要的攻击点就是所谓中国没有及时将SARS疫情控制住，没有公开疫情状况。很多西方媒体希望通过这点，进而打击中国的国际信用，并质疑中国的经济成长。《华尔街日报》在3月份提出隔离中国，引起一些国人愤怒，但理性告诉我们，隔离正是防止SARS蔓延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而且全球110个以上国家事实上也确实隔离了中国人。对于新闻舆论监督，有利的是被监督对象所在的那个社会，因此无论它是本地的、跨地区的、还是跨国的，越来越开放的中国领导人、媒体和公众已经有气度接受和欢迎这种对我们改革和发展成本最低的兴利除弊之举。 4月20日后，整个国家的SARS信息披露终于走出内外有别的误区，但是，这些富有诚意的举动，在开始一周里，并没带来人心的迅速安定，反而使恐慌进一步蔓延。因为公共讨论空间的建设和形成有个滞后过程，讨论和交流至少需几天时间，人们才能对所公布信息有较理性的认识，据此采取理性行动。我国各级政府在及时、全面、准确发布信息的同时，还给媒体以充分的自由空间，进行广泛报道和讨论，逐步形成自由的公共空间，给各级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了一个复杂而广阔的信息和意见交换平台，挤掉了谣言、各种无用信息和消极意见，自动过滤出很多有用信息和积极建议。要使新闻媒体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社会职责，现行的新闻传播的管控规则就应该转型，由过去的官本位转变为以民为本。七、SARS映照下的精英社会在抗击SARS的日子里，出现了许多与主流价值观不相符合的、形形色色的精英行为，他使公众对这些人物的认识大打折扣。 SARS爆发期间，出现了许多不负责人的求医和避难者。那些不负责任的求医和避难者，并不都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许多分明是当地的头头脑脑，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单是内蒙古一个县，就有好几个这样的官员。北京的疫情爆发之后，就有大批的有钱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顾这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真正的普通百姓，多半是没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危难时刻见人心，这些丢开职责、撒腿就逃的官员，这些打了退烧针、混上飞机的有钱人，其实是和那些瞒和骗的官员一起，将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人们通常称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为精英，公众也很自然抱有一种期望，他们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以信任的人。这次在SARS面前暴露的许多中国精英的颟顸和冷酷，令人们非常惊讶。或者是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或者是知识老旧、刚愎自用，别人明明查出了SARS的病原体，他们还固执己见、误导舆论；有一次电视实况转播，某官员面对中外记者的质疑，套话连篇、答非所问，让人着实替他脸红。无数普通的医生、护士、清洁工、警察和建筑工人，都在力战SARS，奉献出时间、汗水、亲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当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的时候，各类成功人士的反应之冷淡、出手之吝啬，更从另一个层面，将这些精英的金玉败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触目了。一个社会的走向，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但这个社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揣摩风向、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别有会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预料，这社会的危难已经不远。当然相信，今天的情况绝非如此，譬如到目前为止，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SARS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还是在SARS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地步了。同样，不是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很崇高。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一科的一位医生，在2月8日接诊毒王上呼吸机时被毒倒，病重转到另一家医院治疗时，晕倒在洗手间里半个小时没人理。那家号称没有一名医务人员感染的医院医生护士基本不进隔离病房，查房时就在门外用对讲机：你今天有什么不舒服？你自己也是医生了，想要什么药？我给你开。有些医院的医生护士更绝，查房时将调查表递进去，让病人自己打勾：有无退烧、有无腹泻、有无咳嗽、痰中有无带血。有些医生对自己病倒的同事说：你自己就是专家，现在请你用听诊器听听自己的肺。一位摄影记者的远亲，全家都感染了SARS，儿子在胸科医院，他们夫妻则到另一家号称没有一名医务人员感染的医院治疗。隔离期间，医生护士根本不理我们，按急救铃1个多小时都没人来爸爸的没有挺过来。夫妻下了岗，欠医院十几万医疗费，医院就把死者骨灰扣着：不还钱就别想要骨灰。有许多事情，也和人心有关。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京的大学生，之所以不管不顾，一逃了之，是因为他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道义职责。在上海，许多中上层的居民，享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却不自知，反一味指责外地的求医者自私自利，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的巨大反差，足以惊人。从SARS爆发到现在，不到半年，可社会的种种病态的精神表现，实在太多了。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最近20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经济第一、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政府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这种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社会真的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益关系，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像SARS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SARS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一次突发的危机，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发之后，它总有消退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们就是做得再差，也迟早能够战胜它。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怎样防治SARS，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决心深入反省，坚决地革除各项制度和精神的弊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罹病，数百人病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明镜，和由此换来的机遇，我们就一定得高举，一定得紧紧地抓住。坏事是能够变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被触动，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说不过去了。《亚洲华尔街日报》预言，SARS可能成为中国政改契机。对SARS的处理做法可能帮助新一代领导人建立权威，为今后的政治改革确定重要标准。最近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媒体对中国政府的态度从批评和怀疑转变为理解和支持。这场公共健康体系危机是否真的能够创造改革良机？八、从抗击SARS看与时俱进国内不少学者提出，应该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过去也有危机应对机制，只不过危机的性质和处理危机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的危机大多被定性为事故或工作中的失误，解决危机的角色是中层干部，加上技术专家。中央政府解决危机的时候是通过体制内的渠道，依托的是上下级间的科层制，使用的撒手锏是罢免和升迁，往往是上司雷霆震怒，下级雷厉风行，这种紧急情况下的非制度处理方式可能是打破官僚主义或既得利益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传统的危机处理方式中，媒体并不参与，除了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公众对危机事件大多情况下并不知情。 SARS充分显示出当今社会危机的性质已经改变。SARS并不是人为的事故，它是天灾，但如果处理不当，天灾也会带来人祸。SARS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相比之下，它究竟会造成多大的GDP或外商投资损失甚至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SARS像一次没有任何先兆的摸底测验，考验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能否保持团结和效率；它像一道刁钻的追问，考验政府在患难时刻是否仍然能够把对公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一个处处透风的现代社会，真相已经不可能只在体制内传达，刻意地隐瞒反而助长了谣言的泛滥和公众的恐慌心理。SARS最初发现在中国，但是其传播和影响已经遍及全球。介入和关注这一事件的还有国际组织、其他国家的政府、外国游客、外国商人，甚至从海外媒体获得信息的普通公众。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极目所及，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事故，都可能随时降临。从这一意义上讲，SARS是一次预演。对比新旧危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危机并不是局限在某个地区、某个时间的事件，危机是全社会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一个特殊时期，认清新危机的性质，才能够帮助我们共渡难关。危机是复杂系统的突变，而不是一系列事件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先后发生。危机从来都不是一个方面的危机，能够带来连锁反应。在现代社会中，危机变得高度政治化。过去的危机处理属于决策模式，今天成功处理危机的关键在于建立政府的公信力。SARS一下子暴露出我国旧模式中的弊端，并渲染着改革的迫切性，因此，危机对于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人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领导人在危机处理中的权威越高，今后改革成功的概率越高。当迷雾笼罩了我们的社会，需要领导人站出来，而且需要他们就站在我们身旁。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决心，看到他们的远见。在传统社会，人们相信天意难测，灾难的降临是命中注定，所以他们并没有那种政府能够逢凶化吉、救灾救难的期望。到现代社会，人们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政府就是要祛魔，政府是人类理性和科学进步的化身。从SARS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和民族安全观的变化。非传统安全必须提高国家安全的重要日程，如超大型油轮严重泄漏的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等难于挽回的生态污染，东亚、拉美以及俄罗斯近些年先后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少数电脑黑客近几年制造的跨国性网络攻击事件，影响巨大的某些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如911事件和巴厘岛爆炸事件），一些国家内部矛盾诱发的地区冲突和国际干涉（如库尔德族所在的跨国区域出现的多种对峙与麻烦），以及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和SARS等病魔的传播。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时甚至可以造成比传统的战争破坏更可怕的灾难。众所周知，亚洲金融危机使一些国家经济倒退了十数年，911袭击仅在几个小时内便令美国遭受几百亿美元的直接损失，非洲当代的某些瘟疫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难民潮涌。正因为这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增长的关注和研究人员更大的投入。从SARS中看到，在新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下，人的安全需要获得更多的重视，公民个体的权利和民众表达自身权利的意愿，也需要得到越来越多制度性安排（包括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庇护。它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在考虑非传统安全时一个份量逐渐加大的参照系。以往，人们在看待传统安全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的安危，比如保障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捍卫领土完整和防范外敌入侵、增加国家整体的GDP和贸易比重等；现在，公民个体的政治权利、少数利益集团（如少数民族）的表达意愿、甚至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权利要求（如文化特色的保护），都得到全球化条件下更充分（有时更夸张）的表现。所以，谈论安全问题的趋势是：既要讲整体和全局的国家安全，又不能忽视个人的个体安全和社会某些局部的安全利益；既要对安全利益实行传统的国家式保护，又要对安全利益实行更加广泛的国际关注（乃至一定程度的国际合法干预），以及保证国内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参与。基于此，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动向是，既要站在自身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保证战略研究和军事谋略的有效性，在综合安全观的统筹下实现不同领域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又要适当从国际社会全局考虑，倡导共同安全观的建立和合作安全方式的推进；其中，人的安全是所有安全问题的核心，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和国际合作的基础。站在人类进步史的角度观察，可以认为，以人为本的这种新安全观的出现，昭示着全球发展的新动向。敬畏但不恐慌，这才是我们面对SARS一类灾难需要的心态。面对SARS，让我们敬畏自然的神秘，敬畏命运的无常，敬畏我们的对手。这种敬畏能帮助我们体会到对生命的珍惜、对家庭的珍惜、对正常的社会秩序的珍惜。惟一值得我们恐慌的依然是恐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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