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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建都之争: itellin 2013-9-22 14:28; 1919年10月，孙中山宣布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并于1921年回到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1925年7月，广东军政府进行改组，国民党政府正式建立，广州成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广东国民政府迁至武汉。由于蒋介石集团把持了国民党中央的党、政、军大权，不久便在南京成立了民国政府。先是宁汉对立，后又宁汉合流，在蒋介石的操纵把持下，中华民国政府决定以南京为首都。　　　　这一决定，引起了北方几股势力的争执。一是国民革命军联军司令冯玉祥，二是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他们原都是北洋军阀中的直系，长期依附于北洋军阀，北京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建都北京，有利于他们控制中央政权。而蒋介石集团主要代表江浙资产阶级的利益，上海又是他们的大本营，他们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一带，所以一直坚持要以南京为首都。而两广的李济深等派系，却附和着蒋介石的意见，主张国民政府的首都只能建在南京。　　　　1927年6月20日，冯玉祥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徐州会议”，决定实行“宁汉合流，共同反共”，支持南京政府。冯玉祥在会上提出，要求把首都迁到北京去。出席会议的国民党元老、蒋介石的高级智囊吴稚晖当即反驳说：“焕章兄，你还愿意东交民巷的存在吗？”他的意思是说，东交民巷使馆是外国列强侵华特权的产物，也是中华民族耻辱的象征，如果首都建在北京，各国列强的使馆还会继续存在；若首都建在南京，那么北京东交民巷的特权就不复存在了。这一问，使冯玉祥一时瞠目，无言以对。　　　　1928年6月，北伐军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回沈阳，由阎锡山出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全国“统一告成”。阎锡山坐镇北京，又把建都一事提了出来，并指派一批北方文人大写文章，大造舆论。他们公开主张定都北京，而且强烈要求民国政府北迁。地理学家白眉初在《国闻日报》撰文说：“从中国历史的史实说明，建都北京国运长久，建都南京国运短暂。历史上北京建都有800多年，而且代代强盛；而南京地势低洼，不据国疆上游，夏天湿热，民风文弱，在历史上曾是六朝金粉之地，萎靡之气太重，历代王朝前后在此建都者都行左右，共400余年，平均每代不过45年，而且除明朝朱元璋外，没有一个是全国统一的政权，非偏安即年促，因此，南京乃是亡国之都。” 　　　　吴稚晖看罢文章，立即进行回应，他在南京市党部发表演说，坚持建都南京的理由有四点：其一，建都南京是孙总理一贯的主张，而且孙还要求将遗体安葬在南京，中山陵陵墓工程已开工几年，行将竣工，不可更改；其二，从地理位置看，南京同北京一样，同在中国中央，虽说从陆上看南京似乎偏东，但若计算中国海域，则南从南海，东到日本划界处，南京则仍尚适中；其三，北京古城虽较整齐，不过只能算是历史上的陈列物，红墙黄瓦，乃封建帝都标志，不能成为革命新时代的首都；而南京虽然暂简陋，但临近上海，有巨大的投资来源，建设起来容易；其四，上海是国际大都会，是世界各国轮船往来必经之地，又是中国舆论中心，定都南京，就可以将上海作为传达处，更是好上加好。总之，首都是必须建在南京的。　　　　北京的另一位学者叶叔衡也发表文章参加辩论。他首先是支持白眉初的观点，对于所谓孙中山生前指定首都设在南京的问题，不是不能更改首都地点的理由。他说，民国元年孙中山主张奠都南京时，是袁世凯尚在北京；至于1925年孙中山临终时所立遗嘱，也是因为北京还在北方军阀势力的控制之中。因此，孙中山当时主张定都南京，原来是一个权宜之计，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再三考虑，还是以建都北京为宜。叶叔衡还在文章末尾提出，中华民国政府何不效法明朝永乐皇帝，舍南京而迁都北京的做法，以“竟中山先生之志，而奠民国之基”。　　　　南方文人对白眉初、叶叔衡等人的观点不仅进行反驳，甚至到了抨击的程度。上海《申报》总编辑龚德柏在文章中指责白眉初对于近代国都的意义毫无了解，竟以18世纪以前之理论来理论现代之国都，根本上已属错误。他抨击白眉初文中的“论列强之侵略”与“使馆保卫界之纠葛”等言词，与“日人所希望者如出一辙”，是“为外人做说客，为帝国主义做走狗”之论调。　　　　正当文人们唇枪舌剑、“口水”官司打得热火朝天之际，南方的湖北、江西、四川、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党部与不少党、政、军要人相继发表通电，支持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广州市党部指导委员会以及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等权力派人士，也先后致电南京民国政府，主张定都南京，支持建都南京。桂系派将领黄绍竑甚至说：“北京是做成的皇宫故城，南京是生成的虎踞龙盘，天造地设，十分理想。再者，南京地处长江下游，当南北要冲，水陆交通方便，于政治、军事、文化、商业均占重要地位，非北京可及，请民国政府议决速定建都南京，讵容再有异议。” 　　　　此时，蒋介石利用手中权力，来了一手绝的。他以中央政府名义下发文件，令改北京市为北平市，使其不再成为“京师”。　　　　这场历时几个月的南京、北京建都之争，最终以蒋介石和两广集团为首的势力主张占了上风，阎锡山、冯玉祥等北方集团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偃旗息鼓不再争议了，民国政府定都南京也就这样定了下来，直到现在的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及宪法仍规定南京为国都。　　　　来源网络; 2150 次阅读|0 个评论

民国首都南京市的反虐待动物立法很先进！by 常纪文: 热度 2 jiangjinsong 2012-8-3 14:32; 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 —— 南京市作出了地方立法尝试。如《南京市禁止虐待动物施行细则》于 1934 年 7 月 23 日分别报请南京市政府、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备案后公布，具有法律效力。该细则具有如下特点：在法律适用对象方面，该细则第 2 条规定，适用于马、牛、羊、狗、鸡、鸭及其他禽兽。可见，除鱼外，该细则还是涵盖了国民生产和生活所接触的大部分动物，还是比较广泛的。　　在基本定义方面，该细则虽然没有给虐待下一个定义，但是该法第 6 条至第 10 条以列举的方式界定了马、骡、牛、猫、狗、其他供食用之禽兽的虐待认定标准。　　如对于马，细则第 6 条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认为虐待：一、冬季继续工作超过八小时以上，夏季继续工作超过六小时以上者。二、食料不足，瘦弱不堪者。三、任意鞭打者。四、病或受伤，不加医治，或仍令工作者。五、设备不全，仍令工作者。六、肌肤遭木质、革质、金质物擦伤者。七、马车连车夫在内载客至六人以上者。八、空马驮载金属重物，或驮载其他重物，重量在一百五十公斤以上者。九、其他装载货物之马车载重在二百公斤以上者。 ” 　　对于猫、狗，细则第 9 条规定：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认为虐待：一、食料不足者。二、任意鞭打或投以砖石重物者。三、伤残其肢体者。四、病或受伤，不加医治者。 ” 　　对于食用之禽兽，细则第 10 条规定，不得有下列情形： “ 一、鸡、鸭、鹅等类，于宰杀前，不得倒提行于路上，并不得生去其羽毛。二、山鸡，于未经宰杀前，不得脔割充食。三、猪、羊之宰杀方法，不得使过受痛苦，或先伤残其肢体。四、猪、羊于运输时，不得加以鞭打，或以金属物钩掷、戳刺，并不得缚其四足，倒抬而行。五、其他动物之宰杀或食用，一律不得有残忍行为。 ” 　　这些列举性的立法界定模式，具有可操作性，不比概括定义式的立法界定模式效果差。　　在执法体制方面，细则明确了警察和军队的专属执法职权。警察的执法职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细则之规定主动执法，即 “ 警察未接受 …… 之报告，而直接眼见有虐待动物之情事者，得依本细则各条之规定，自动取缔之 ” 。二是依举报的线索执法，即 “ 见有虐待马、牛、羊、狗、鸡、鸭及其他禽兽者，均应就近以口头报告警察，予以取缔，不得径自执行 ” ， “ 警察于接得报告后，应实地履勘，视其轻重，分别予以本细则第十一条及第十七条所规定之处分 ” 。　　在公众参与方面，细则授予 “ 南京市禁止虐待动物协会 ” 会员或者职员一定的专属参与权和监督权，如第 2 条规定： “ 凡本会会员或职员，于本区内任何地点，见有虐待马、牛、羊、狗、鸡、鸭及其他禽兽者，均应就近以口头报告警察，予以取缔，不得径自执行。 ” 　　在行政责任方面，细则第 11 条规定： “ 违反本细则第六、七、八、九各条之规定者，得视其情节，为左列各款之处分： ( 一 ) 立时制止其虐待行为。 ( 二 ) 严重警告。 ( 三 ) 扣留其所虐待之动物，送交本会动物保健场留养，俟其健康回复时发还之。 ” 第 17 条规定： “ 违反本细则第十条之规定者，予下列各项之处分： ( 一 ) 立时制止其食用。 ( 二 ) 警告。 ( 三 ) 报告警局，依职权予以严重之处分。 ” 对于屡犯者，细则还规定，执法机关把违法行为函请主管机关，依据有关禁止虐待动物诸法令，从重处分。　　在民事责任方面，细则第 15 条规定： “ 留养动物，如已回复健康，由本会通知物主领回。物主于接得本会通知之三日内，应即持证向会领取，逾期应按日计算饲料费，由物主照数缴付。 ” 可见，虐待者要承担救助的相关费用。这项措施，目前已经为有反虐待动物立法的国家所普遍采纳。　　从历史的角度看，该细则的很多内容，在当时处于世界前列。一些内容，如虐待行为的界定、举报制度、行政与民事责任制度等，在现在看来，仍然没有过时，仍然为一些发达国家的立法所用。从比较法的角度看，细则的大部分内容，如虐待的界定方式、执法体制、法律责任等，主要还是基于中国的动物虐待问题，结合中国的管理与参与实践，采用中国的法言法语来阐述的。 2010 年 03 月 23 日 08:22 经济参考报反虐待动物立法绝不是崇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688ec010107x5.html; 个人分类: 敬畏自然|4355 次阅读|6 个评论

[转载]毛泽东两次提出外蒙回归: pegasus 2012-5-27 17:52; 毛泽东两次提出外蒙回归文￤木子来源：《翻阅日历》2008年第1期外蒙古的分离事实始于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渐成气候，是由于身后有一个乘人之危的苏俄。　　外蒙与中国几度离合，与中国的强弱有关，而它最终离中国而去，许多人都认为，是蒋中正的错。　　 1946年1月，当国民政府被迫承认外蒙独立时，对于国人而言，这个流传着苍狼白鹿优美传说的广袤土地，彻底成了异域他国。　　凿凿条约已难更改，但心中的淤结依然难以梳理，所以，不断有人为外蒙的回归而努力，但最终的结果都只是苍凉悲想。　　如今，那一片辽阔的土地不再属于中国，它的“出走”也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得明白，我们在这里追述的，只是其中的几个片段，希望能为人们提供关于这片神秘土地的一点遐思。　　　　　“俄国不信佛教，衣服奇形怪状。中国一片繁荣景象，又信佛教，有用不完的财宝，绫罗稠缎，依靠他们，生活一定愉快。” 　　17世纪中叶，准葛尔部的葛尔丹大汗率兵进攻外蒙，在武力抵抗不济的情况下，与清王朝有相同信仰（喇嘛教）的外蒙上层王公面前摆着两条路：归附俄国或归附中国。最终，他们选择了中国。　　对于外蒙，清廷格外用心经营。专设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并定期举行军事演习。　　好在，中间虽然小摩擦不断，但总体来说，直到辛亥革命前，外蒙古都还算比较安静。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　　1911年是个转折点。武昌首义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外蒙古也在其中。可是后来当宣布独立的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却脱离了这一进程，打算独立建国。　　准确地讲，外蒙的出轨，沙俄实在“功不可没”。“不要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来保证喀尔喀（即外蒙古）的独立发展”，俄国一方面策动外蒙上层贵族和僧侣，一方面向外蒙提供大量武器，15000只步枪、750万发子弹和15000把军刀很快就运到库伦，交给正准备行动的哲布尊丹巴活佛。俄国还在俄蒙边境集中了近15万俄军，扬言“遇有必要，在旬日之内，即可调动数万兵力，集结库仑”。12月初，清廷驻库仑办事大臣的衙门被包围，三天后，办事大臣被30名哥萨克兵请出了边境。“大蒙古国”成立了。　　出力不少的沙俄也很快得到回报。次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签订了《俄蒙协约》及附属《专条》，其中诸如沙俄有权保护外蒙“自治”、有权援助外蒙编练军队、有权阻止中国在外蒙驻军和移民，类似这样的规定，自然不会得到中国认同。4天后，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梁如浩照会沙俄政府：“无论贵国与蒙古订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 　　接下来又是几轮谈判，中国一退再退，等到1915年签订《中俄蒙协约》时，中国除了赢回一个空洞的宗主国称号外，在外蒙的权力几乎丧失殆尽。　　外蒙的短暂回归　　外蒙刚宣布独立时，许多人对此都表达了不满，其中，有两人被报界称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外蒙失土的两个爱国者”，他们是孙文和徐树铮。　　一战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一战后，俄国一片混乱，外蒙古独立势力失去了重心。民国政府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希望一举收复外蒙，具体执行者就是徐树铮将军。　　徐树铮是皖系名将，文武双全，此人风流自赏，豪气干云，曾赋诗曰：“购我头颅十万金，真能忌我亦知音。”张学良对他敬佩有加，称其“上马杀贼，下马露布”。但有研究者认为，徐树铮气度狭隘，不过单就外蒙一事而言，他还是真正爱国的。　　1919年10月，徐树铮挥师出塞，向库伦进发。　　这是一支劲旅，在路上，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惟一敢于和中国军队交战的，是已经失去了旧政府的俄国旧军队。但他们只是劫掠物资，并没有政治目的。中国骑兵曾经和俄军交手，认为他们在骑术方面惟一比中国军队厉害的地方，是下坡的时候敢于双手放开，依靠双脚控马，依然能持枪还击，而中国军队只有上坡的时候敢做这个动作。　　中国军队进展迅速，苏维埃新政权内乱重重，猝不及防。11月，徐树铮部开进库伦。徐树铮毫不手软，软禁了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和其他王公。失去靠山的外蒙王公立即软了下来。1919年11月17日，外蒙重回中国怀抱！　　徐树铮立了大功，他同时向段祺瑞总理和南方革命党孙文发电通报，孙文收到电报后，不顾国民党内部许多人的反对，回电庆贺。　　1919年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多事之秋，外蒙的回归，可算是当年最可庆祝的大事。　　但是徐树铮在外蒙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最终还是给外蒙问题留下了隐患。他处理问题缺少弹性，拒绝外蒙提出的若干条件，坚持要求外蒙无条件撤销自治，限令36小时内给予答复，否则兵戎相见；而且，在册封活佛哲布尊丹巴时，徐树铮令其起立受封，这种傲慢态度使蒙人深感受辱（按清制，驻库伦办事大臣地位与活佛相同，彼此不必施礼）。　　所以，上层蒙人，无论王公还是喇嘛，都是衔恨于北京，只是暂时压住火，等待机会再掀风波。徐树铮收复外蒙之后，中国政局仍在动荡之中，北部边疆兵力空虚。就在这个时候，温琴男爵和他的“亚洲骑兵师”出现在外蒙的历史舞台。　　两个关键人物出场　　1920年10月，哥萨克骑兵团长温琴率领800骑兵闯进外蒙古。在日本特务机关的帮助下，温琴组建了一支由白俄军官、流亡哥萨克、蒙古骑兵以及日本特务构成的拼盘队伍，号称“亚洲骑兵师”。温琴要做的，是依照上司指示，率领“亚洲骑兵师”对远东共产党实施包抄围歼。其间，这位温琴男爵被成吉思汗的故事迷倒，他脱掉西装，穿上蒙古黄丝长袍，迎娶蒙古公主，自称“成吉思汗再世”，做起了皇帝梦。　　他发动了对库仑的进攻。当时，驻扎在外蒙古的军队为奉系的郭松龄部，其人数超过温琴的“亚洲骑兵师”5倍，可实在没想到，几经交手，郭松龄战败。1921年2月3日，温琴占领库仑。此时，张作霖在北京坐不住了，决定进兵外蒙。可实在让人糊涂的是：奉军走了一个月才到达满洲里车站，为什么走这么慢？根据某些资料记载，应该是张作霖、温琴、日本人在找利益共同点。　　当1921年5月，张作霖真要提兵进入外蒙境内时，苏维埃出面阻拦了。　　在外蒙问题上，苏维埃继承了沙俄的衣钵。当它正在思考用什么方式进入外蒙时，温琴给它提供了机会。温琴打败郭松龄之后，宣布恢复外蒙古自治，自封外蒙军队的“开国大巴图鲁司令”。苏联红军恰好可以借收拾这个旧政府残余，向外蒙古发兵。这时，对外蒙古历史影响深远的人物——乔巴山——出场了。　　乔巴山是牧民出身，是彻底的蒙独分子。1921年3月，乔巴山组建“蒙古临时人民政府”，与库伦上层王公和我温琴为敌。由于实力悬殊，乔巴山决定向苏联借兵。　　5月，苏联红军开进外蒙古。很快，库伦政权倒台，被苏维埃扶植的蒙古民主革命政府取代。不久，蒙古军队永远赶走了中国军队。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却留在了外蒙古，直到1992年才全部撤出。　　不过，虽然外蒙再次宣布独立，但民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它是主权国家。1927年，蒋中正北伐成功，苏联请求其承认外蒙独立，遭到拒绝，蒋中正责令外蒙放弃独立，回归中国。　　雅尔塔悲剧在延续　　很多年以后，邓小平曾对美国总统老布什说过，“雅尔塔协议把外蒙古从中国分割出去……陷我们于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　　此前的外蒙，虽然依靠苏联实际已经独立，但这种独立一直缺乏法律效力。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为了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对日作战，减少自己的损失，不惜出卖中国利益，在没有中方代表参加的情况下，擅自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外蒙古维持现状。　　国民政府根本没有想到，外蒙问题会成为一个难点。历史学家梁敬錞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与其内幕真相》中说，外交部长宋子文1945年7月初赴苏谈判之前，大家都还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外蒙古，“当时众意所集，多谓谈判难关，将在租界与优越利益两点，外蒙问题拟不置议”。所以，当斯大林首先提出外蒙问题时，宋子文很难作决断，只得草拟了三种意见请示蒋中正：一、准苏联在同盟期内驻兵外蒙；二、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不得脱离宗主国。　　梁敬錞说，宋子文久候训令不至，所以先请身在苏联的蒋经国去拜谒斯大林，作会外接洽。在斯大林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虽然斯大林承认中国实有不能割弃外蒙的理由，但他仍霸道地说，中国无力驱逐日本，既要苏联帮忙，就应接受苏联的要求。　　蒋经国无功而返，宋子文觉得事情不能再拖，所以就以自己提出的“高度自治”的办法，与斯大林进行会谈。　　这是第三次会谈，共讨论了四十五分钟。宋子文指出，在原协定中，只有“维持外蒙古现状”的文字，这并不表示要承认外蒙独立。斯大林对此有另一种解释：外蒙今日，已经是“人民共和国”，所以它的现状，即是独立。双方辩论非常激烈，谈判双方曾有这样的对话：　　宋：外蒙问题，我们已有现实的建议。　　斯：这个建议并不现实。　　宋：从我们政府来看，则属现实。　　斯：但是我们不能同意。　　宋：可这就是我接到的训令。　　斯：那么我们就到此结束。　　宋：阁下不能了解我们的立场，非常遗憾…… 　　斯：阁下不能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也觉得非常遗憾，让我们到此为止。　　显然，斯大林对外蒙志在必得。蒋中正在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后，给宋子文发出了如下训令：一、外蒙独立问题，须待我国国内真正统一，领土主权真正无缺，行政真正完善，始能考虑；二、苏俄如能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之完整，不支持中国之割据，不鼓励新疆之叛乱，则中国政府愿意自动提出外蒙独立议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但此宜俟抗日胜利后，始能办理。　　按照蒋中正给的说法，抗战胜利后，外蒙问题就一定得有个了断了。顺带提一句，为了怕承担卖国的罪名，宋子文在与苏联谈判后辞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所以1945年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是继任外长王士杰教授。　　由于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苏联怕日本迅速投降，没油水可捞，8月9日开始对日展开攻势。仅仅两个星期，苏联红军差不多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在苏军出兵那一天，蒋中正给斯大林发去慰问电报：“贵国对日本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贵国的英勇部队在阁下的领导之下，清除暴虐纳粹势力，攻下柏林，带给欧洲和平。这一次贵国趁战胜余威，基于促进世界全面和平的观点，对世界的侵略者宣战……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当然，电文的内容，只不过是“外交辞令”，在蒋中正的内心里，从《雅尔塔密约》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让他对未来感到不安。　　“中国的存亡，外蒙同胞的祸福，乃至东方民族的盛衰强弱，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不得不满怀戒惧！”这是蒋中正9日夜晚所写的日记。　　到外蒙“参观”投票　　抗战胜利近在咫尺之时，外蒙古问题也该有个结果了。在苏联政府的一再敦促下，为履行《中苏友好条约》的诺言，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奉命赴外蒙古，参观“全民公决”。　　为什么要用“参观”一词，雷法章于1981年3月，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奉派赴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经过》一文中，有如下解释：　　法章为政府派往外蒙“参观”公民投票之代表。而非“监督”投票之代表。监督者，有指挥纠正投票工作之权，并有判定其是否合法之责。而参观者，仅有观察其实际情况，详实报告政府之使命。……法章之任务，属于后者，且奉派之后，迭次晋见先总统蒋公，即当时国民政府主席。奉谕……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　　投票结果显示，在49万合格投票人中，百分之九十八赞成独立。其实，如此高的支持率在雷法章看来，只不过是一场滑稽剧而已。　　雷法章说，投票是公开的记名签字方式，投票者要当着事务人员的面签字，没几人敢公然签在反对栏中；外蒙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文盲，他们之中纵然有意志坚定者，要在反对栏中捺指印，但根本不认识哪里是反对栏，只有听从事务人员的指示，而事务人员绝对不会尊重他们的意见；人民本可以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拒绝前往投票，但是无奈投票人的姓名早已写在投票簿上，并且编了号，如果有人不来投票，直接由事务人员代劳，轻而易举，无从稽考。　　雷法章沮丧地回到重庆，向蒋中正递呈了外蒙古“全民公决”的情况记录。蒋中正虽有不满，但毫无办法。　　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公告，外蒙古独立。同年，蒋中正在美国支持下，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否认外蒙独立。因此，直到今天，在台湾地理教科书上，外蒙仍在“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对于外蒙的实际丢失，蒋中正一直不能释怀，7年后，他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有这样一段心迹表白：　　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蒙古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定条约和附件……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在外蒙古问题上，已经无力回天。关于外蒙古问题，毛泽东很早就开始关注了，他曾经两次向苏联提出蒙古回归。　　第一次提出外蒙回归　　 1949年1到2月间，米高扬在中国访问，毛泽东曾就外蒙古问题，与他进行过一番对谈，通过他向苏联要求蒙古回归。　　这次谈话，米高扬在报告中是这样记载的：　　关于蒙古。毛泽东主动问我们如何对待外蒙和内蒙的统一。我回答说，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和内蒙可以联合起来并入中国版图。我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享有独立，日本投降之后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文化，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道路，它早就领略了独立的滋味，任何时候都未必会自愿放弃独立。如果什么时候它和内蒙合并，那一定是成立统一的独立的蒙古。出席会谈的任弼时这时也插了话，他说内蒙有300万人，而外蒙才100万。鉴于我的这一信息，斯大林给我发了电报，让我转告毛泽东，电报指出：　　外蒙领导人主张按独立统一的蒙古国的原则将中国所有蒙族地区同外蒙合并。苏联政府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因为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去许多地区，尽管这一计划没有威胁到苏联的利益。我们认为，即使是所有蒙族地区都统一成一个自治地区，外蒙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独立而在中国版图内实行自治。自然，这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自己。　　正如所有人所了解的那样，毛泽东的这一想法自然没能实现。　　承认外蒙独立　　新中国刚一成立，毛泽东在1949年年底第一次出国访问，去拜见斯大林。见面后，斯大林曾问毛泽东：　　“您这次访苏有些什么打算？想办点什么事情？” 　　毛泽东回答：　　“我想搞点什么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人听了，感到莫明其妙。　　后来还是王稼样逐渐摸清了毛泽东的意图，打破了僵局。苏联过去同国民政府订立了一个友好条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苏联应该废止那个条约，同新政府签订—个新的更进一步的同盟条约。　　王稼祥对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作了暗示，透露了毛泽东的想法。很快，情况汇报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表示很高兴，他提议说：　　“毛泽东同志，最好由我们两个来联名签署这一新的中苏同盟条约。” 　　毛泽东拒绝说：“斯大林同志，订立条约是政府间的事，应该让我国总理周恩来同志来办。” 　　周恩来匆匆飞来莫斯科，发现苏联人给自己抛出一个难题，那就是外蒙问题。苏联人担心中国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因此特意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位问题视为签订中苏条约的前提。　　对此，毛泽东万分愤怒，但依然无法改变事实。　　第二次提出外蒙回归　　在外蒙问题上，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心结。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夺权，1954年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为了表示友好，赫鲁晓夫解决了两国之间此前遗留的许多问题，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毛泽东又想到了外蒙问题，他对周恩来说：　　“我看这次新的苏联领导人很有诚意。我为他们这次能这么干脆地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而感到满意。真是应该值得庆贺的事。但是，现在唯一遗憾的是……外蒙古问题。” 　　周恩来意识到，毛泽东要他在下一轮中苏会谈中向赫鲁晓夫重提外蒙问题，他估计难度颇大。　　“主席，这个问题恐怕……” 　　“我知道这是个更棘手的问题。苏联十有八九是不会答应的。但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即便抱着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这最后的一次努力。” 　　于是，外蒙古问题又提出来了，周恩来与赫鲁晓夫正面交锋。　　 “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您会怎么想？”周恩来问。　　赫鲁晓夫愣了一会儿，接着脸上显出惊讶的神情。他坐在那儿，一语不发，似乎没有听到周恩来的问话。坐在一旁的布尔加宁轻轻地咳了一声，把赫鲁晓夫的思绪带回现实。赫鲁晓夫看到别人都盯着他，也干咳了一声，说：“周同志，您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很难评论，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谈谈不好吗？” 　　周恩来仍不放松：“说的是。但是我们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反应会怎样？” 　　“我们的态度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怀疑蒙古同志会欢迎你们的建议，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了，最近，又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国，它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承认。不过，我当然不想代表蒙古领导人说话。”赫鲁晓夫的这番话，其实是代表蒙古领导人讲的，因为外蒙古完全处在苏联的操纵之下。　　民间的另外一种“表达” 　　从政府高层来讲，领土丢失始终都是一种痛，但是在民间，却完全是另外一种表达。　　胡华，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国民政府承认外蒙独立后，他在北平各高校毕业生暑期学习团中以《我们应不应该承认外蒙古独立》为题发表演讲，他这样向学生讲述：　　承认蒙古独立，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他们在当时被迫承认了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　　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有人说：“蒙古独立是不是被苏联吞并了去？” 　　这种怀疑是错误的。苏联政府在交换文书中讲的很明白，他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要知道苏联决不会趁此机会，把蒙古作为自己领土的。决不会像有些人所想，像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廷承认“朝鲜独立”的结果一样。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侵略任何国家的必要和野心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 ......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119346388bid=6; 个人分类: 转贴|128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南渡、北归、离别: liuyingxiang 2012-3-7 06:09; 《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南渡北归》第二部“北归”，着重描述了抗战胜利前后，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追求、思想变化与不同的人生遭际，时间跨度约为抗战中后期至1948年末，国民政府抢运国宝与“抢救学人”计划，连同选举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为止。突出地再现了董作宾、李约瑟、童第周、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永、蒋梦麟、闻一多、刘文典、罗庸、郑天挺、吴晗等中外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从不同的角度还原了西南联大学潮与闻一多被刺案真相，对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于时代大潮中的分化与演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被蓄意掩盖的历史隐秘得到了充分揭示。《南渡北归》第三部“离别”，描述了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不得不忍痛离别，遥天相望，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除述及迁往台湾的几位大师级人物，着重描述了留在大陆的吴金鼎、曾昭抡、曾昭燏、陈梦家、穆旦、向达、叶企孙、饶毓泰、吴宓、钱锺书等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政治追求与爱恨情仇。令读者感知历史真相并扼腕浩叹的同时，也生发出“在史中求史识”的冲动，并从中吸取一些“历史的教训”。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047 次阅读|0 个评论

国民政府教育部改组西北联大工学院的训令原件: 热度 1 kexuechuanbo 2012-2-17 17:57; 1938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训令：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改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原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常委李书田教授任院长。校址在陕西省汉中城固县古路坝。今西北工业大学为其后继学校。;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5078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校读记——（续二）资料: BMK 2012-2-11 13:07;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在使用资料时，一方面采用了各方的命令、条约、电报乃至当事人的日记（如第三卷第一分册64页使用《井本日记》、第三卷第一分册84页使用《岗部日记》等）、回忆录（如第三卷第一分册第采用《今村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采用了相当不可信的资料、或对资料处理不当。该书第二卷第一分册第三章在描述国共合作抗战的政治态势时，说：国民政府于6月3日作出国共合作的决定，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恢复在国民党的席位。鉴于陈独秀与郭沫若等人当时的政治身份，以上叙述显然有误。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及解放区人口（包括游击区）的数字，该书第三卷第一分册第13页说： 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共五十万（八路军四十万、新四军十万）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包括游击区）已有一亿。（第五自然段）到1944年春，中共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民兵两百多万，解放区人口（包括游击区）增加到八千六百万。（第七自然段）以上数字的矛盾显然是采用中国大陆相关史著的结果。; 3150 次阅读|0 个评论

抗战时期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 热度 1 BMK 2011-12-20 01:20; 抗战时期，在黄河郑县（现郑州市）段的花园口发生了一次影响重大的黄河决堤事件，因是人为掘堤，也可称为掘堤事件，自事件起始至今，不断引起国人的热议。其真相及意义由于当事人发表文章阐述史实，众多学者和民间关心抗战史实者的探讨而逐渐得以明瞭。由国家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编写、《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所著《黄河水利史述要》（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一书对花园口决堤事件的表述是：“花园口掘河，发生在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六月），是一次利用黄河泛滥阻止日寇进攻的军事事件。”（405页）这一带有官方以性质的学术结论，在中国大陆上是一个迟到的判定，而且在民众与媒体中并未得到充分接受。目前网络上的舆论——从发言的数量尤其在各网站所处位置来看，对花园口决堤事件，基本调子还是夸大因决口而造成的损失，尤其是死亡人数，并在此基础上谴责国民政府（一般表述用语是“国民党”或“国民党军队”）的无能而不顾人民死活。河南日报网发布的来自“厚重河南”的文章，说此次事件“８９万人死于非命。其中河南省受害最为严重，２１个县市、９００多万亩耕地被淹，４７万人死亡。１９４７年黄河回归故道时，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商水６县的人口总数只有受灾前的３８％。” 只需小学数学知识即可以算出：21个县市受害共死亡47万人，假定一半死于文中所说的“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商水６县”，数量为23.5万，每县不足4万，依文中言，各县人数锐减62％的话，则各县战前人口不足七万。请问这有丝毫可能吗？我为家乡媒体缺乏历史知识或社会责任（二者必居其一）而感到脸红。在花园口所立纪念碑，已经指出上述死亡人数（无论是国民政府调查的38万、现主流所称89万、学者所言40-50万）是整个抗战期间直到1947年间为止的时间段中，黄泛区因水灾、旱灾及乃至疾病、匪盗等直接、间接死亡的人数。《黄河水利史述要》407页注释说明，相关死亡人数说法不一。引王质彬说为40-50万人。这一数字接近国民政府当年的统计。不过数字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引导人们对重要历史事件作如此不顾真理性及民族大义的思考。说明：本文没有讨论这一事件对整个抗战的影响。事实上，它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整个抗战所作的成功的战略策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花园口黄河大堤·博主摄; 7894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谷雪艳：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合大学: 热度 2 kexuechuanbo 2011-11-25 12:57; 鲜为人知的西北联合大学众所周知，抗战时期在云南昆明有所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却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在中国的西北部，还曾有过一所与之并立的短暂高等学府——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　　　　过渡性的西安临时大学　　　　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神州大地国难深重。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华北、上海、江浙等地的70多所高等学校，纷纷向西部内地迁移，继续“教育救国”的学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空前规模的学府长征。最后，迁往“大后方”的主要是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也有少数高校迁往西北的陕西和甘肃，并曾一度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华北地区首当其冲。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随后，除北平研究院迁往昆明外，平津地区的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3所国立高等院校，奉命迁往西安，组建“西安临时大学”，其目的是“为收容北方学生，并建立西北高教良好基础”。　　北平大学是留法学者李石曾在1928年实行法兰西式大学区制度时，合并了北平、天津、河北等地的多所大学创建的。后因所并各校持续反对，许多院校宣布退出，只剩下医、农、工、法、女子文理5个学院。但在20年代中期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北平大学依然属于全国一流高等院校。北平师范大学的历史可追溯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清政府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师范学院。后几经变迁更名，于1931年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定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下设教育学院、文学院、理学院及研究院。北洋工学院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在天津创建北洋西学学堂，后改称国立北洋大学。1917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对北洋大学与北京大学进行科系调整，北京大学工科移并北洋大学。从此，北洋大学进入专办工科时代，改称“国立北洋工学院”。　　为尽快筹备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长王世杰以第17728号训令颁发了《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临时大学不设校长，以筹备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本委员会设主席1人，由教育部部长兼任，设委员7至11人，由教育部聘任之。”据此，教育部决定聘任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未到任）、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教育部特派员陈剑修、陕西省教育厅厅长周伯敏、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等为筹备委员。随后，又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和陈剑修4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校务主持“由常务会议商决，系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全校设立文理、商法、教育、工、农、医6个学院，共23个系。　　西安临时大学仓促筹建，规模虽大，但存在诸多问题。临大筹备伊始，教育部规定三校学生自愿前往报到。但由于华北陆路交通被日寇封锁断绝，他们不得不先向南、再向西向北绕道而行：冒着被日军搜捕的危险，先进入天津英、法租界，然后搭乘英国客轮经大沽入渤海，抵达山东的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再奔赴西安。平津3所高校先后到达西安临大的学生共1553人，教师159人。虽然临大规定各院开学日期为1937年11月1日，15日正式上课，但由于学生赴陕颇费周折，最早报到的同学在临大上课不足一学期，晚到者仅一月有余，可见西安临大时期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收容时期。西安临时大学作为一所临时联合性质的大学，西迁各校无论在名义上或实质上仍均存在。因此，开学之初，学校既发给入校学生西安临时大学的校徽，同时又发给原平津3校各自的校徽。　　西北联合大学的组建　　1938年3月，日寇兵临风陵渡，陕西门户潼关告急，西安不断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临时大学已很难在西安长期办下去。于是，教育部决定临大向南迁往汉中。为了做好千余名师生的南迁工作，西安临大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以徐诵明等17人为首的“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下设布置、运输及膳食3个委员会。在迁校前，全校进行编队，按军训队原有大队编制，下分3个中队，再分为若干区队、若干分队。其中，每中队500—600人，设中队部，为行军单位。当时，体坛耆宿王耀东率领着200名师生，作为全校的先遣队，从宝鸡沿川陕公路进发，渡过渭河，进入秦岭山区，一路上翻山越岭，晓行夜宿。出发前，学校按人配发干粮，乃陕西特产“大锅盔”（似饼的面食）和咸菜。每人必需随身携带的衣物行李由学校雇用大车装运随行，其余文具书籍等则交给学校派专人直接运到目的地。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工大多数徒步出发，迁移所经地区大多人烟稀少，土地贫瘠，秦岭更是峭壁陡立，高耸入云。师生们历尽艰难困苦，行军250多公里，经过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目的地。由于在汉中找房设校很困难，经校常务委员会决定，将全校分置在3县6处，即城固县、南郑县、勉县。校本部和文理学院设在城固县城内考院，教育学院设在文庙，法商学院设在小西关外，工学院设在距城固县城南20公里的古路坝，医学院设在南郑县，农学院设在勉县。　　1938年4月3日，学校师生南迁后刚刚安顿下来，教育部即下发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的《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方案》规定：“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现为发展西北高等教育，提高边省文化起见，拟令该校院逐渐向西北陕甘一带移布，并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院系仍旧，经费自民国二十七年一月份起由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各原校院经费各支四成为国立西北联大经费。”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开学。　　西北联大仍按西安临大旧制，为临时性的联合大学，“联而不合”。联大本部设在城固县城内的考院和文庙，在考院的大影壁上白底黑字书有“国立西北联合大学”8个大字，在考院入门的门楼里高悬着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和国立北洋工学院3校校牌。西北联大仍不设校长，领导体制为校务委员会制，由徐诵明、李蒸、李书田、陈剑修等组成校常务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西北联大仍设6个学院，23个系，教学开始步入正规，学制一般为4年，医学院为5年。此外，联大还附设大学先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学习一年，成绩优良者，可保送上大学。其他中学毕业生则需经过国家大学统一考试才能入学。　　西北联大云集了全国大批著名的学者教授。他们中有黎锦熙（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许寿裳（文学家、教育家）、李达（哲学家、教育家）、许德珩（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马师儒（教育家）、罗根泽（文学家）、曹靖华（翻译家）、侯外庐（历史学家）、傅种孙（数学家、教育家）、王耀东（体坛耆宿）、徐诵明（病理学家、教育家）、李季谷（历史学家）、罗章龙、谢似颜、杨若愚等人。他们辗转于迁校之途，授业于茅草之室。当时，一些沦陷区的中等学校也迁来汉中，有师生4000余人，这些中等学校教师多为西北联大毕业生担任。汉中地区一时学校林立，名师云集，一跃而成为抗日大后方三大教育重地（昆明、重庆、汉中）之一。　　　　西北联合大学的教学和生活　　　　在战乱中成立的西北联大，首先面临的是教学条件的简陋。学校一迁再迁，颠沛不堪。当时，许多图书和教学仪器未能顺利内迁，或损坏散失，却又无力及时补充和添置。例如，图书馆刚开馆时只有2000多册图书，师生平均每人只有一本书。当时在西北联大上学的西北大学教授陈宝琦这样回忆：“书太贵了，每晚要到图书馆去抢看参考书，许多人在门口等着开门，门一开大家就拼命挤，人小力小的就这么被挤出挤进后才被人推了进去。一进门又得眼快腿快地抢座位，放好书包又得挤到台前抢书。听课则人多座少，也得抢……”由于很少能看到全国性的报刊，消息十分闭塞。因此，学生们学习主要靠课堂笔记，课后参加读书会等社团组织来充实学习内容。为克服困难，体育主任和训导长王耀东曾领导师生自制教具，因陋就简，继续坚持体育教育。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教授则利用汉中地处巴山汉水之间，秦汉三国时期的名胜古迹众多的历史优势，带领师生成功地发掘了张骞墓，将发掘的经过及墓内情况立碑予以记载。黎锦熙还被聘为城固续修县志委员会总纂，受命草拟续修工作方案。该方案后单独刊出，即著名的方志学理论专著《方志今议》。此外，学校师生还成立了各种戏剧组织，自发自创自演。话剧团、京剧团、秦腔剧团都有，人才济济，水平不低，经常排练演出。这在战时环境下，为活跃极为贫乏的山区文化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西北联大师生的生活条件也极为艰苦。学生多数来自华北、东北、华中等沦陷区，主要靠微薄的贷金和公费来维持极低的学习生活。为了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11条，规定：专科以上学校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接济者，可向政府申请贷金。贷金分全额、半额两种。全额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实际需要决定。学生毕业后，再将服务所得缴还学校，其偿还期不能超过战事终了3年以后。当时，教育部规定贷金数额为“全额每月八元或十元”。1938年上半年，西北联大千余名学生中，享受公费待遇者仅54人（平大26人，师大17人，北洋工学院11人），约占全校学生比例4％，可见公费比例是极低的，绝大多数学生是靠贷金维持学习生活，艰难完成学业的。　　西北联大的规模比西南联大还要大，但西南联大是学者治校，而西北联大则有许多国民党的“党混子”，勾心斗角十分严重。例如，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许寿裳在七七事变后赴西安，入汉中，对教学工作始终孜孜不倦。正如他的学生所说，在那外侮与内争并列的年代，“许师是一座进步自由的灯塔，使在暗夜海上的船舶有所归往，不致汩没于风涛。”但由于他坚持宣传鲁迅思想，积极参加救亡座谈会，因此深受排挤。本来，西北联大已任命其兼任法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陈立夫却密令“主法商院长须超然而接近中央者”，遂指定亲信担任。翻译家曹靖华，曾在西北联大教俄语，但掌握教育部的国民党人认为他不可靠，就把他给解雇了。国民党的这种以党治校的恶劣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西北联大的健康发展。　　　　西北联合大学的解散　　　　由于当时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西北联大师生“位卑未敢忘忧国”，曾积极参加社会各界抗日群众大会，举行抗日形势报告会、专题座谈会，宣传全民抗战的重要性，反对“亡国论”等妥协投降倾向。特别是自193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寇侵华逐渐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引起广大爱国师生的强烈不满和抗议，西北联大学潮迭起。面对抗日救亡的正义呼声，国民党政府竟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解散西北联合大学。　　1938年7月，教育部指令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东北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合组为西北工学院；农学院则被强令迁往陕西武功，与当地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成立西北农学院。随之，西北联合大学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共有4个院：文理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医学院。不久，师范学院和医学院又相继独立，称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文理、法商两个学院组成西北大学。1940年，西北师范学院决定迁往兰州（搬迁过程长达4年），成为现今西北师范大学的前身。1946年，西北大学迁往西安。西北工学院则在抗战胜利后迁至咸阳，即现在的西北工业大学。这样一来，在西北联大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等5个独立的、由教育部直接领导的国立院校，并由此奠定了西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和在全国的重要地位。抗战胜利后，原平津地区的部分师生东返，重建了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但北平大学并未复校。　　西北联大的形成和发展虽然短暂，但是它与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遥相呼应，为举步维艰的中国高等教育保存了珍贵的火种，对西北地区文教事业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来源：《文史精华》2007.3作者：谷雪艳;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3469 次阅读|2 个评论

弱者: 热度 1 fishking 2011-8-10 12:44; 什么是弱者？百度百科中的解释是这样的：“是指社会资源占有的份额相对较少的个人或组织。形成弱势主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隶属关系、信息不对称、经济力量的差异以及自然原因和传统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原因。弱者也就代表了能力差,或者是没有能力需要别人保护的意义。弱者是社会资源占有量较少，权益容易受到侵害，或受侵害后难以维护自身权益的人或事物。” 在国民政府统治期间的白区，鲁迅老先生的描述：“ 强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 ”，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我们都在骂为富不仁，其实更可怕的是弱者对弱者的伤害。我们怒的不是富人，我们怒的是“不仁”。富人不仁，我们会声讨之；弱者不仁，我们同样也会声讨之。一直以来，尤其是大学之后，受香港理工大学精金基金会的资助以顺利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习，我就萌生了用自己的力量来资助更弱者的想法。我想过很多种方式，做好的一种方式是一对一的现金资助，通过红十字会或者其他社会公益组织联系到某个家庭贫困的孩子，每月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出一部分汇过去，我不求能彻底的改变他们家的经济条件，至少可以让孩子在上学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孩子是我们国家的未来，苦谁也不能苦孩子。也可以通过捐钱给红十字会，但是近来爆出越来越多的红十字会拿捐的钱去腐败去贪污，爆出大量的资金漏洞，我早已不再相信这个所谓的人道主义组织了。大一暑假报名参加了科大的暑期三下乡活动，跟着组织来到了大别山腹地的一个小镇，这里很安静，距离其县城约50公里的山路，名字跟其地理位置有莫大的关系，叫做岳西县河图镇。这个镇是沿着一条河而建的，河的名字叫做“银河”，传说是当年七仙女下凡的地方，因此也凸显出此地人杰地灵。离开河图的时候，孩子们送我的三块石头想必也是占了仙气的，能保佑我走到现在。安徽嘛，农业大省，在我看来是比较穷的地方，若不是胡主席和未来的李总理是安徽人，合肥也不会发展这么快吧。而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小镇更是生活水平比较低，不过他们很幸福。他们不把自己当做弱者。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政府封山育林，不能种水稻，他们就种灵芝、种百合、种茶叶，为的是能活下来，做好人梯，为下一代撑起一片天空。与他们相比，我觉得自己倒是心灵的弱者。当地群众对孩子们的教育是特别支持的，他们认为只有上学才是让孩子们走出大山的唯一途径，“再苦不能苦孩子”，这种朴实的心灵朴实的话语着实震撼了我。让我看到父母那份无私那份真爱。其中的滋味，也许只有当我为人父的时候才能感触到。汪朦朦、胡锦龙、汪锦涛、邱俊松、赵梦兰、王若琦、刘康……这些孩子，至今都刻在我的脑子里，他们送给我的小礼物、总给我的小纸片、送给我的小石头以及他们的欢声笑语市场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汪朦朦的家住在类似于城市里的半地下室的那种房子里，门口就是银河；胡锦龙是个一年级小学生；汪锦涛天天穿着火箭队姚明的队服，跟我的关系最好，临走前的一个晚上他的妈妈给我一个本子和一支笔，让我写下对小锦涛的认识和建议，以便能更好的指导教育他；邱俊松跟朦朦的关系最好，最爱跟我打粉笔仗；赵梦兰家在半山腰依山而建，家里有一个茶厂和一个灵芝养殖大棚；王若琦是个胖乎乎的小姑娘，我还有她的大头照呢，至今在我的相册里放着；刘康是高年级的，就要升到高中了，在当地的小孩眼中是个小混混，不过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哭的最厉害。在那里呆了7天，和那里的孩子们也建立了书信往来和电话往来关系。除了表达彼此的思念之情，还有分享彼此的快乐和悲伤。小孩子也许总是对某个事情有三分钟热度，的确是联系了几次就渐渐的少了。朦朦是最乖的了，也许是因为她和我的表妹长得比较像的缘故吧，和她之间总是有最多的默契。在当当网上买了一本中英文双语的《小王子》寄给了她，不知道有没有收到，后来再也没有收到她的回信。只是知道当时被称作小混混的刘康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岳西一中。那时候的小孩子们啊，我想念你们。掐指一算，到现在已经快五年了，他们是否还记得五年之前有一群戴着眼镜的大哥哥姐姐们曾经闯进过他们的生活，给他们的生活带去了一丝的涟漪。也许这涟漪早已平静，早已被尘封，他们早已被现在精彩的世界所吸引，早已忘却当年的咸菜哥哥和小蒲姐姐，可是他们带给我的心灵的激荡依旧荡漾，发生了就再也不一样了。从三下乡回来，我觉得我欠了一份感情的债，需要用我的一生来偿还。在祖国的各个地方，都存在这与他们一样的“穷苦”孩子，尽管与城里的生活相比，大鱼大肉对他们来说一年只能碰上一次，新衣服也只有在新年的时候才能买得到，但是也许他们并不穷苦，因为他们的心理充满了满足感和幸福感。研一的时候，资助学生的心理波动更强烈了，无奈每月就那么900块钱，吃饭都成问题啊。前些天沈阳小贩夏杀死城管的案件需要重审，夏的家庭条件不好，律师费也出不起，只能靠我们捐款了，心一狠，半个月的工资捐出去了。后来大家一起努力，总共给夏家凑齐了18万，目前案件还没有着落。还是尽量别让XL知道，估计会骂我的。六月才过一半，卡里只剩下2元9角7分了，唉，又得向家里要钱了…… 研二了就好了，工资能提高一倍呢。只要一个月能拿出200块钱就足够资助一名高中生了。高中的学费一个月大概800块钱吧，半年资助1200，学费够了，剩下的还可以买些文具、买几件新衣服、买个篮球、喝几瓶汽水、吃几次麦当劳…… 这些小小的资助看上去可能只是杯水车薪，跟陈光标/曹德旺这样的中国首善咱比不起，只能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捐钱不在多少，重在心意。香港理工大学的潘宗光校长告诫过我们，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能这样活着，需要感谢的人很多，首先父母亲戚，其次老师同学朋友，还有社会上默默关注我们的人。潘校长的自传体新书《感恩这一课---一位大学校长的回忆》着实给我很大的震撼。潘校长当初去普陀寺拜佛，萌生了成立精进基金会的想法，和几位经济上富裕的朋友一拍即合，决定每年资助内地100名贫困大学生5000元（连续四年，资助每个学生共20000元RMB）以帮助其顺利完成学业，以后每年递增100名。这样算来，完成第一批学生的资助就需要200万，以后每年递增100名，这是多么大的数目啊。这些钱对精进基金会的老师们可能真的不算什么，但是这么多的钱他们可以去旅游、去购买奢侈品等等，来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为什么要捐助给我们？这就是他们的伟大之处。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也给我们精进基金题词，提供了无私的奉献。潘校长并不希望我们能回报他什么，他不求回报，对我们唯一的期望就是薪火相传，能推己及人，将感恩进行到底。我们国家不缺高学历人才，但是缺高素质人才。作为精进基金的受助者之一，也是第二批受资助学生中唯一的一个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我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这样才能对得起大学时期的班主任李凤琦把这份资助交到我手中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希望我没有看错你”，才能对得起潘校长及其同事们在精进基金上所花费的大量的金钱和心血，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曾经我是一个受人资助的“弱者”，现在我已不再是弱者，强者需要帮助弱者，弱者需要帮助更弱者，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的社会画面，而不是所谓的“河蟹盛世”。;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263 次阅读|1 个评论

联名呼吁中国科学院重建人文社会科学部: 热度 4 冯用军 2011-5-27 20:03; 注：本文是应科学网总编赵彦先生邀约的应景之作^_^已授权参加“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地址 http://www.cas.cn/zhengwen/jsgj/201105/t20110528_77428.shtml ，欢迎前往批评指正。 1、历史上，中国科学院的第1任院长郭沫若就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学者； 2、历史上，国民政府于1948年选聘了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分为数理、生物、人文3个组，其中的人文组由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28人组成，占全部院士的35％； 3、历史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院于1955年正式设立了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四大门类，聘任233位著名学者为第一批学部委员，其中有艾思奇、吴晗等哲学社会科学专家61人，占到全部委员的26％； 4、现实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员由于人员素养太差、学术影响太小、坐井观天、目光短小、内部勾心斗角，其所谓“沐猴而冠”自封的“荣誉学部委员”、“学部委员”不足信、不可信，小丑才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可谓是天壤之别、天地之差； 5、现实中，中国工程院已近烂到不能再烂，所谓管理科学部虽有文科的属性，但已变质为官员俱乐部，根本不适合、不可能成为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的精神家园、学术家园、创新家园； 6、战略上，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学术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 7、政策上，国务院教育部从蒋南翔部长到袁贵仁部长一直说要“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使哲学社会科学成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进步的指导思想； 8、历史上，人类取得的任何重大的基础理论创新和尖端技术突破，都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和启蒙下实现的，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钱学森等自然科学巨人都是人文科学大师； 9、现实中，中国科学院既然号称“国家科学院”，应保证自己的公共性和示范性，理应成为中国各个科学领域最杰出的学者的家园，人文社会科学家提出的与时俱进理念和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着自然科学的前沿探索和技术科学的攻关方向； 10、未来看，自然科学已经、正在并将继续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生态性灾难，如果照此发展下去，拜科学教和自然科学至上将带领人类走向坟墓、将地球引向毁灭，只有人文社会科学才能拯救人类、拯救地球； 11、堪舆看，大到宇宙小到细胞，都惊人地表现出对称的特性，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发展的“两架马车”，只有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实现科学的阴阳协调，自然科学才能得到持续的发展，科学才能更加和美地进步； 12、历史上，自然科学来源于人文社会科学，最早的自然学科如农学、数学、化学等也是从哲学中分娩出来的，可以说，一切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自然科学的祖先，一切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都是自然科学家的前辈。文科院士的贡献不言而喻，文科的功绩有目共睹，可以先期设立管理科学组（中科院已有管理政策研究所）、教育科学组和经济科学组，然后待条件成熟，再设立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法学组，遴选目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的创始人和985工程高校的文科资深教授成为首批文科院士，总数不超过60人（科学网60人论坛中的一些亦有被提名的资格）。遴选的基本原则是过程网上公开、对象德高望重、影响通达国际、学科贡献一流。总结世界强国的发展规律，我们可以发现，世界强国的崛起实质是文化强国的崛起，是人文科学强国和高人文素养的人才强国的崛起。没有人文社会科学部的中科院是残缺的、没有文科院士的中科院是不完美的，瘸腿的科学巨人，终究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如果我们以器物代表自然科学、以制度代表社会科学、以文化代表人文科学，那么，只要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文化的贡献是远远超越器物和制度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国家的科学、人民的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家是人民科学家，是人民科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历史贡献远远大于自然科学家的贡献。中国科学院重建或恢复人文社会科学部，从长远来看，关乎中国科学院的生死存亡。2011，是国家“十一五”与“十二五”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更是中国科学院生死存亡改革的机遇之年。中科院新生代掌门人，要紧紧抓住“变革”（change）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不变革就死亡，人文中科院、科技中科院、低碳中科院的时代转向的时机已经成熟，将恢复人文社会科学部、遴选文科院士纳入“2020计划”，走出去、踏出这一步，中科院可能就从“死亡之门”走向了“生存之门”，这一代中科院掌舵人将流芳百世、名垂青史，否则，将成为国家的罪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人民的罪人。中国科学院只有两条腿走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条腿都要强，才能“文理交融、比翼齐飞”，中国科学院才堪当“国家科学院”，中科院人才堪称人民的科学家！; 个人分类: 中国皇家科学院CAR|3143 次阅读|14 个评论

[转载]民国政府如何在抗战时期办教育: zhanghao1987 2011-5-21 09:44;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在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所有家庭能够维持活命就实属万幸，哪还有钱供孩子上学，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免费上学，在抗战的８年时间里不但没有因为抗战而中断大学的教育，而且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有了增加，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却实现了。在抗战最艰难时刻，当时的国民政府却真正地实现了义务免费教育！那时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的国度啊！有的家庭８年间没有吃过一滴油，一次肉．抗战前我们有4亿人，当时的西部只有1.8亿人，抗战爆发后大后方一下子涌入了5千万人口，而当时西部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到全国的30%。就是这种情况下，当时国民政府仅有的财政力量，不仅没有中断教育，反而又有所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教育能够传承下去。民国18年到25年（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 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到1947年，全国高校207所，其中国高74所，省立高校54所，私立高校79所。其中大学55所，独立学院75所，专科学校77所，在校生155036人，研究生424人，大学生130715人，专科生23897人。抗战过程中，中小学生的总人数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较少，反而也有所增加。再想想中小学是如何收费的？学杂费全免！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当时的大后方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卖刻章。整个教育界的生存令人堪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持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予以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经过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最终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为什么？因为“在全民族都为抗战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情况下，在大后方还有许多的人民生活比我们还要艰难，面对中国的百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接受政府的补助呢？还是让这些补助用于抗战吧。” 多么令人敬重的学者！多么崇高的人格！某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就在一次次地运动中被打断了。有脊梁的、有个性的几乎都被镇压了，剩下的都成了断了脊梁的、或者是匍匐在毒菜者脚下的乞讨者。知识分子死了，中华民族的那种为国为民的品格丧失了。民族精神大厦一旦破坏，决非十几年，几十年所能恢复。抗战初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财政艰难是无法想象的。战前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超过50%）是海关的税收，且那时国民政府不收“个人所得税”，战争爆发后，随着各主要城市和港口的被相继占领，海关的收入已经被切断了，而一些大的企业和工厂有的被炸、有的被占领、有的内迁。这样又失去了很大一笔的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开支却因战争的需要增加了将近十倍。前方有大约300万的士兵在作战、后方大约有1100万的壮丁的后备军在训练、来到大后方的十几万的教师和学生要安顿。国民政府为每名教授的定的工资为每月120快大洋、中学教师每月80块大洋，另外还有大量的公务员的薪水。最难能可贵的是：抗战八年，十几万的大中学生的学费、食宿和杂费全免。这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情况下，八年的时间，一个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蒋介石先生在抗战爆发后讲：战时要当平时看，平时要当战时看。我们因为过去不能把平时当成战时看，所以，现在许多人不能把战时当成平时看。从此，国民政府确定了一面抗战、一面办教育的救国方针。国力维艰，政府不仅没有因此放弃和中断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也为校园学术留下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国民政府在三十年制定过统一的国民教育条例，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各省市的教材编写由其自己定，没有统一的要求，有的省份是联合使用一套教材。中小学的教材不是由任课教师自己编写的，讲课却很自由。大学的教育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都是任教教师自己编写的，大学里开什么课程是由教师自己决定，一学期讲多少，怎样讲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同样的文学课沈从文讲，钱锺书也讲。这样，在同样的课程就会出现不同的教授不同的教法和不同的观点，学生有时也参与他们的辩论，没有“学霸”的把持和限制。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什么课，在这种宽松的、自由的教育环境下培养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抗日战火并没有彻底摧毁我们的民族教育事业，相反，国民政府的战时教育方针使之发展成了桃李满天下。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15％；在省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25％；在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35％。这是以宪法的神圣保障了“教育立国”的合法性。（这个宪法在台湾实行至今; 个人分类: 未分类|1890 次阅读|0 个评论

一流的教授有几个爱写教材？: 热度 8 hxgwzu 2011-5-14 12:06; 教授（Professor），两字应源于“传教授业”之义，是自古有之的“学官”名。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教授、助教授；1917年修正《大学令》，规定大学设正教授、教授和助教授。1924年的大学条例，取消助教授一职。 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开始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新中国成立后基本沿用未变。时下国内大学都在搞教授分级，基本分成一至四级。一级教授为最高级别，四级最低。归入一级、二级的，原则条件都需要省部级及以上的高层次人才了，例如院士、“千人”、“百人”、“长江”、“杰青”或“百千万”等等，要么就是什么“首席”、“特聘”、“拔尖”、“重点”等等，在大学任职的都应该算是“一流”的教授了吧？这些一流教授，科研水平之高自不必说，可有几个是爱写教材的？有几个是能写出好教材的？评级标准的重心往往都移向了科研能力而忽视了教学能力。 “根叔”，作为教育家，建议高等教育今后要推动的重要战略转变之一：从“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 转向“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最近，胡锦涛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 要注重更新教育观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和人人成才观念…… ”。教授之教职，其基本职能应该是“能教学、教好学”。科研一流不等于教学（课堂）一流，文章一流不等于教材（讲义）一流。也耳闻有些学校“倡导”教授要为本科生上课，甚至不得不出台一些特殊政策加以“引导”，是在纠偏吗？如果是，何必当初？写一本好的教材，往往要倾注多年甚至毕生的精力。能写出好的教材，绝对反映了作者的学识水平。一本好的教材，可以让某个领域的几代学生受益。能为写好的教材而倾注心血的教授眼下还有多少呢？一流教授做科研，二、三流教授甚至副教授去课堂、去写教材，还能使多少学生受益呢？毕竟我们的大学要培养的不全是科学家，还需要培养更大量的其它类型的高级人才。大学教材：如何打造人才培养“范本”？; 个人分类: 随感|2378 次阅读|14 个评论

历史上的今天 4月19日: 热度 1 xupeiyang 2011-4-19 08:38; 4月19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109天（闰年第110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256天。今天,我的孙子乐乐宝宝三个月了，好可爱啊，白白胖胖的，准备百天去拍照。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1882年，进化论奠基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 1906年，旧金山发生大地震 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挥师北伐 1993年，美国邪教“大卫派”教徒集体自焚; 个人分类: 我的日记|1238 次阅读|2 个评论

历史上的今天 4月18日: xupeiyang 2011-4-18 06:44; 4月18日是公历一年中的第108天（闰年第109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257天。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 1949年，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 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 1990年，上海开始全力开发浦东 2007年，全国铁路正式实施第六次大面积提速; 个人分类: 我的日记|2030 次阅读|0 个评论

【微博】替清华大学拟致谢名单: 热度 7 陈安博士 2011-4-9 22:33; 　　首先，感谢慈禧太后输给了列强，才出钱庚子赔款　　其次，感谢美国鬼子，给钱不要，还给中国，更感谢他们没有把钱还给贪官　　第三，感谢当年的国民政府，对日作战期间还惦记着这些没用的书生，把他们弄到昆明去　　第四，.........; 个人分类: 物论|1912 次阅读|10 个评论

国民政府与军阀究竟谁更高明？【袁偉時】: jiangjinsong 2009-10-10 10:01; 国民政府与军阀究竟谁更高明？摘自袁伟时先生之从《努力》看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贡献和失败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是當時中國政治問題的核心是什麽？長期以來人們把統一和割據之爭視爲中心。多年來，爲此辯護的主要理由是不首先用武力打破軍閥割據，實現全國統一，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這個結論不無疑問。國民黨用武力基本統一了全國，可是經濟發展不比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快，政治腐敗的局面並無二致，而公民的自由度卻大大削弱。而被目爲軍閥割據的地方，卻並非一無是處。陳炯明不是至今仍被稱爲軍閥嗎？他治理廣東，著意建設模範省，禁賭禁毒、辦教育（包括著手籌辦廣東大學即後來的中山大學）、推行縣長和縣議員民選、推行司法獨立、按照現代市政制度組建廣州市和汕頭市成績斐然。20世紀上半葉，廣東統治者你方唱罷我登臺，政績堪稱伯仲者只有19291936年間執政的又一軍閥陳濟棠。孫傳芳全權委託丁文江建設大上海，要使上海租界四周的中國地區成爲一個模範城市，其結果應該成爲我們要求取消外國租界的基礎。歷史只給了他八個月，他卻成功地把原來分散的五個區統一起來，組成了一個符合現代市政要求和頗爲清廉的市政機關，積極進行了市政建設；並且成功地收回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建立了上海臨時法院，剷除了一項國恥。他如閻錫山在山西，新桂系治理廣西都有爲人稱道的建樹。而從政治學的角度考量，權力分散，地方自治，使中央權力受到必要的制約，恰恰有利於防止在全國範圍內建立專制統治；在各省又讓民衆比較容易監督軍閥、政客，加速制定省憲（當時已有13省已制訂或開始訂立憲法），逐步實現民主；這些都可以爲通過聯省自治實現統一，建立名副其實的共和制度奠定良好基礎。　　　　統一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應該首先追問是在什麽基礎上的統一？胡適他們在20年代努力的正是爲正確的統一奠立思想文化基礎。毋容諱言，胡適曾對國民黨政權有過不切實際的期望，但很快就顯示了自由主義者的批判鋒芒，在人們熟知的人權論戰中淋漓盡致揭露了國民黨反自由、民主、法治的本質，宣告在思想言論自由的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有沒有這種批判很不一樣。所謂啓蒙，所謂思想解放，無非是通過各種途徑讓人們瞭解現代社會運行和公民權利的基本知識。進入21世紀的今天，仍有不少青年學生是通過閱讀胡適而衝破思想牢籠的。胡適不愧爲卓越的啓蒙思想家，他的著作哺育了幾代中國人。在現代化的歷史任務完成以前，薪火相傳地傳播自由、法治、民主的基本知識，是實現思想文化從中世紀向現代轉化的基本途徑。特別是處在當權者蓄意從教科書和其他書刊上濾盡這些基本知識的環境下，學人是自覺擔負還是推卸這些任務，是十分嚴峻的選擇和考驗。從《時務報》、《新民叢報》、《新青年》、《努力》、《獨立評論》到《觀察》，一脈相承；加上其他書刊的配合，體現了百年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對專制、愚昧的抗爭。　　　　沒有這種抗爭和現代政治常識的普及，就沒有知識階層及其他國民中公民意識的覺醒；也不會有強大的輿論壓力，迫使國民黨從30年代起斷斷續續、裝模作樣說要實行憲政和還政於民；也不可能有共產黨和毛澤東大談天賦人權和要實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從而吸引大批知識份子走向革命。儘管在專制主義傳統和農民思想包圍下，這些都是美麗的肥皂泡，抗爭一再以失敗告終，介紹有關知識的努力受到嚴厲的壓制乃至鎮壓，但從長遠看，種子是要發芽的。老蔣按：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後，思想自由就開始受到限制了。中國古代什麼時候思想最自由？都是國家分裂之時，一旦統一了，所謂的盛世反而是思想受到禁錮的時侯，什麼時候才能逃離這種兩難選擇呢？免責聲明：轉帖內容不代表本人觀點。本人觀點微不足道。看帖有風險，讀者須謹慎。 ================= 兩耳不聞窗外事，專心致志反科學！; 个人分类: 口無遮攔|1729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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