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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亿美金选一个总统，值吗？: 热度 12 SNPs 2012-9-1 03:16; 昨天刚刚完成共和党全国大会，美国总统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有人给历届大选做过统计，预计今年大选要化掉六十亿美金：其实，六十亿不单单是选总统，还包括议会选举。六十亿，是美式民主的代价，超过许多小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美国每户人家的平均收入大概在六万美金／年。所以用在竞选上的钱可以顶十万户美国人的年收入，不过，美国总共大概有一亿户人家。用来竞选的钱逐年增加，也是和GDP成比列的：民主并不便宜。没有那个制度是完全免费的，也不应该有免费的社会制度。不管在那个社会环境下，老百姓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是把钱花在公开，公正（至少表面如此）的民主程序上？还是花在贪官身上？美国人，每隔四年可以“兴奋”一次，当一回国家的主人，投上神圣的一票。可是又有多少选票是公平和公正的？钱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过程？在搞得更明白些以前，我还是把我这宝贵的一票留着，说不定能象酒一样，储存时间越久，味道越好？; 个人分类: 生物技术创新创业|5560 次阅读|11 个评论

[转载]美国情报工作再思考: lbxian 2012-8-23 18:33; 美国情报工作再思考本文来源于：赵冰峰的博客（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734302-605221.html ） http://select.yeeyan.org/view/235338/244319 2012-01-06 11:16:50 2260浏览｜ 3评论本文逐条反驳了美国总统以及政府高官对情报机构工作的指责，可作为同样在《外交政策》期刊上登载的名为“美国情报史上十大失败”一文的姊妹篇阅读。情报工作再思考我在中情局工作了28年，我可以告诉你：美国的失误不是蹩脚的间谍，而是蹩脚的领导人造成的。作者：保罗•比勒 | 2012年一月/二月期 "总统基于情报作出决策。" 大的决策不是。从乔治•布什大肆宣扬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到今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发誓根据情报界的主张制定阿富汗政策，美国人常常感觉他们的领导人在国外的行动受到无所不知的情报机构左右。事实上，美国每年在情报方面的开销约为8百亿美元，为此每周都能得到大量重要建议，所涉事务从追击恐怖分子到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等无所不包。此类分析只是作为政策制定者日常决定的参考并不时地引导他们更密切地关注一些问题，例如90年代后期基地组织日渐增长的威胁。然而，在重大外交政策的决策上，无论是发动战争或是全面修订美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战略（正如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正在做的），情报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具有实质影响的因素是领导们带进办公室的：他们自身具有的战略性感觉、他们从历史得到的教训或者个人的经历、国内政治的考量以及他们的性格特征。此外，人们永远不要低估传统观念的影响力。林顿•约翰逊总统和他的小圈子曾得到情报界对于南越政府独立自主能力的悲观评估，以及来自美国军方领导人对美国在那里的军事努力可能的费时伤财相对悲观的研究报告。但他们迷失于多米诺理论，即一旦南越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第三世界中的其它发展中国家也会相继失陷。哈里•杜鲁门总统根据以往的经验决定干预朝鲜：二战前同盟国未能有效遏制轴心国的后果以及战后西方对共产主义侵入希腊和柏林予以坚决反击并取得成功。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历史性地向中国打开大门之举，则得益于他在事关大国战略的政治荒原里以及他本人在其中所处位置的深思熟虑。奥巴马行政当局最近敲响伊朗则很大程度上带有国内政治的功用。不管是好是坏，中情局的咨询意见跟上述这些没什么关系。 "蹩脚的情报工作导致了伊拉克战争。" 不，是蹩脚的领导人做的。在布什推销进犯伊拉克的活动中，情报显得很突出，但就决策本身而言并未起任何作用。如果说情报界的评估结果指向任何行动方向的话，它意在避免而不是鼓动战争。当美国国务卿考林•鲍威尔于2003年2月在联合国为侵略伊拉克辩护时，他说：“萨达姆•侯赛因及其政权正在隐瞒他们生产更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工作。”并且说，这种论断“基于可靠的情报。”但在4个月后的对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一次坦诚的访谈中，他承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大家没有异议的唯一一件事。”在布什团队入主白宫时，情报机构未就此事发布任何预警；事实上，该机构在其“2001年2月全球恐怖活动报告”中未提及伊拉克拥有核武器或囤积化学乃至生物武器的可能。行政当局也没有要求提交（存在根本缺陷的）2002年10月情报部门就当时作为官方入侵立场中心议题的伊拉克常规武器计划所做的评估报告 -- 国会中的民主党提出了要求，但根据管理这些文件的员工说，仅有6位参议员和数个众议员在投票前看了报告。布什和他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均未完整地读过那份评估报告，更有甚者，战争公关工作早在这份报告拟就之前就展开了。假如布什读过情报机构的报告，他会发现他的行政团队所持赞成入侵的理由颠倒了因果关系。情报官员们的结论是，萨达姆不太可能针对美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将它们提供给恐怖分子 -- 除非美国入侵伊拉克并试图推翻他的政权。情报机构不相信伊拉克政权如总统声称的那样是基地组织的同盟，并且准确地预见到任何在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建立民主体制的努力将步履艰难，充满坎坷。在另一份战前评估报告中，情报界判断称在伊拉克建立新的政治体制的过程将会“耗时、费力且很可能动荡不止，”不仅如此，任何后萨达姆的政权都将面临一个“深层次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国内各派别彼此诉诸暴力冲突的机会，除非占领军能阻止这种状况的发生。”报告也未提及伊拉克人捧着鲜花欢迎美军，或者能够自筹战争经费等。毋庸多言，对白宫来说，那些都无关紧要。 "情报失误把美国外交政策搞砸了。" 绝非如此。 20世纪的美国情报工作失误记录是相似的，而且大多数也是无可争议的。但这些失败 -- 或者成功 --是否在大事件中起到了作用则是另一个问题。中情局成功预测了1967年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之间“六日战争”的爆发和结果，据说这个了不起的成就令当时的情报主管理查德•赫尔姆斯赢得了与约翰逊总统共进周二例行午餐的殊荣。当然，一流的情报工作并不能帮助约翰逊制止这场大战的爆发，此战形成了今日棘手的以巴冲突的基本轮廓。而美国情报部门则在6年后埃及突袭以色列这件事上载了跟头。但是，埃及在1973年进行的无耻偷袭也不曾阻碍尼克松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届时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他们以此次冲突为契机，加强了与以色列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扩展到埃及和其它阿拉伯国家 -- 所有这些成绩都以苏联的损失为代价。美国情报界另一次著名的工作失误是未曾预料到1979年伊朗革命的爆发。但是，导致美国政府未能在巴列维国王生死存亡之际作出果断决策的根本原因不是情报工作的失误，而是政策制定者罔顾伊朗以及吉米卡特政府内部的重大分歧。即使在伊朗各城市发生动乱几个月后，卡特政府也没有就伊朗问题召集任何高级别会议研究对策，他那时完全沉浸于埃以和平谈判和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在尼加拉瓜发动的革命运动。“我们的决策电路当时在超负荷运行，”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 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对于即将到来的另一个重大政治事--苏联解体，情报分析工作存在瑕疵，但无关紧要；在80年代影响美国对苏联政策的重要因素是里根总统的直觉。从他担任总统一职初期开始，“苏联必然失败，而且会很快”的信念是这位第四十届总统信仰的一个章节。“俄国人永远也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他后来写道。“在开支上我们永远能超过它。” "在“9·11”恐怖袭击前美国情报机构低估了基地组织。" 不，它没有. 像任何恐怖袭击一样，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按照定义来说是情报工作上的战术失败。但是，虽然情报官员们未曾料到此次袭击，他们却一直没有放松对威胁的监控。“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的很多年，情报机构，特别是中情局，付出了超乎寻常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本•拉登的恐怖组织。 1996年初，中情局便成立了本拉登特别工作组，而作为我们现在熟知的反美、跨国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在当时刚刚开始成形。比尔•克林顿总统曾在1998年宣称：“恐怖主义目前排在美国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在1998年美国驻非洲的使馆被炸之前，他就发起了针对基地组织的秘密行动计划，工作内容之一便是研究制订抓住本•拉登的方案。当克林顿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们向他们的继任者布什行政当局官员移交权力的时候，他们强调了将在“9·11”恐怖袭击中实现的那种威胁。离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桑迪•博格告诫赖斯：“在你的4年任期里将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对付泛泛而论的恐怖主义和实实在在的基地组织。”如果说在 “9·11”恐怖袭击之前没有做更多反恐怖的努力，那也是因为在恐怖分子针对美国本土发动实质性袭击之前，号召公众支持进行阿富汗战争或者在国内实施花费高、麻烦多的保安措施这种事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在“9·11”恐怖袭击之前情报界对于这项议题的理解在没有提及伊拉克核武器或囤积非常规武器的那份“2001年2月全球恐怖活动报告”中得到最权威的印证。这份报告将恐怖主义，特别是基地组织列为针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头等威胁，其次才是军备扩张、中国的崛起等等。报告称，本拉登及其同伙是“迫在眉睫的和最严重的威胁”并且具备“在极少或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实施多项袭击的能力。” 这个论断太正确了。 "极端保守的情报机构拒绝改变。" 你会惊诧的. 对于美国情报机构的批评 -- 至少还算正常的那类 --通常是将它们描述为愚顽不明的官僚机构，利用它们可从事隐秘工作的广泛授权使自己免于受到能促使它们更好地工作的监管。但是，情报机构中的大部分改革来自内部推动，而非外部。中情局和其它美国情报机构的组织架构图经历了经常性的、有时甚至是剧烈的调整，因为它们明白必须不断调整自我以适应这个由其监控和分析的迅速变化的世界。在德国于1990年实现统一之前，中情局在德国统一的预期下早已将分别负责东、西德的情报分析部门合并。其它一些措施也在这些机构内部着意推行了很多年，例如提高外语能力或分析员掌握更高级技能的培训等。在情报界反恐工作上最有效并可能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就是1986年成立的中情局反恐中心，这是一次打破部门隔阂的成功尝试，使得曾经各自为战的情报搜集员、分析员和其他专业人员能够并肩工作。外界要求的改革措施吸引了更多公众的关注但真正得以实现的却少很多。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国会采纳了“9·11”调查委员会将所有的情报机构置于一位国家情报总监的领导之下的建议，情报界进行了重组。但此举并未像希望的那样将情报界统一起来，而是在现有的16个机构之外增设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机构。因为新总监办公厅和另一个委员会建议设立的国家反恐中心只是增加而不是取代了现有的政府职能，这进一步扰乱了各机构之间职责的界限。当恐怖嫌犯阿卜杜勒•穆塔拉布在2009年圣诞节当天企图炸毁一架飞往底特律的客机时，这种混乱清晰地表现出来。这次事件的发生导致了“9·11”恐怖袭击之后出现的同样内容的指责，即信息得不到比对以及各种线索不能得到有效关联，只是这次人们将矛头指向“9·11”调查委员会建议下创设的那些部门身上。 "自从 “9·11”恐怖袭击之后情报工作做得更好了。 " 是，但并非你想的那些理由. 当然，拥有一张可用10年的真实的空白支票确实会有不同的作用。“9·11”恐怖袭击之后情报系统大幅增加的预算 - 根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统计，自2001年至今已翻倍- 至少最低限度地提高了发现下一个信息金矿的机率，以使美国能够破获一个重大恐怖袭击的图谋或抓到一个坏人。但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处理问题的优先顺序上巨大而明显的变化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与任何其它情报工作的内容相比，反恐工作更需要与其它政府通力合作，它们拥有美国通常缺乏的关键性的第一手资料、当地警察以及调查权力。“9·11”恐怖袭击之前，那些政府在与美国政府合作方面表现得很不情愿，特别是如果意味着破坏当地的利益。但在袭击之后，美国官员可以拍着他们同行的桌子说：“这次我们是认真的。”这种反差强烈的变化带来了很多显而易见的成功，比如冻结或者获取恐怖分子的金融资产。其它方面虽然做到的少些，确也是必要的。未来追踪恐怖活动，如南亚的反美激进主义的成功与失败同样会更多地取决于美巴关系，而不是华盛顿政府机构的工作表现。各国政府反恐部门间的合作通常不会受到各国政府在政治上的分歧的影响。然而，美国所能享有的善意和在世界上保持良好关系将最终决定合作的顺利与否。在“9·11”恐怖袭击事件日渐成为历史时，国家间分享信息的意愿也会逐渐降低。我们恰当地将情报工作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助手，但我们同样需要记得外交政策对情报工作的重要影响。 "良好的情报工作能让我们免于措手不及。" 希望是这样。 2010年2月初，仅仅在结束了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30年任期的阿拉伯之春发生前一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戴安娜•范斯坦在国会听证会上向一位中情局高官发难。“总统、国务卿以及国会正就埃及作出政策上的决定，政策制定者们有权利要求得到及时的情报分析。” 范斯坦对当时身为中情局副局长的斯蒂芬妮•奥沙利文说：“我怀疑，情报系统在这一地区是否尽到职责。”范斯坦的批评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他们指责美国情报部门未能准确预测一个突尼斯果蔬小贩布阿齐兹在2010年12月17日的自焚之火迅即烧遍阿拉伯世界。但是，世界上的任何官僚机构重修和调查委员会都无法改变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我们希望情报工作了解的许多事都过于复杂，难以套用模型或者预测。我们只能期待情报界提供一种战略性解读，即在何种条件和态势下，只需星星之火即可使革命的烈焰蔓延，而在此方面，很显然，它们根据有限的、已知信息提供了这种解读。最近的这些责难和质询并不是新鲜事，其历史源流可追溯至发生在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事件。过去70年，在情报工作上投入的资源大幅增长，情报系统也一直努力寻求改进工作的途径。但是无论在流程图上下多大功夫，都不能避免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新的挑战总会出现，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无休无止的信息爆炸的时代。情报工作可以帮助我们应对不确定性，界定其范围并具体描述哪些是已知的以及哪些将保持神秘。它能通过系统地将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整合帮助我们将真正的不确定性从简单的无知中分离出来，但它不能消除不确定性，也不能阻止所有的、甚至一些重大的突然袭击的发生。领导人们必须接受这个现实；他们必须期待--并准备着--被突然袭击。感谢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它也意味着期待莫名的未知。不仅我们无法得到所有的正确答案，我们甚至都不能确定问的是正确的问题。; 114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美国总统奖得主周如鸿：回报母校是自然而然的事: linxubo 2012-8-6 11:06; 转自：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8/267782.shtm ■周炜在新近成立的“浙大软物质科学研究中心”西湖论坛研讨会上，十几位来自海内外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各抒己见。席间，一位来自美国纽约的浙大校友的报告引起了在座许多学者的兴趣，他是浙大1984年首届混合班的周如鸿，现任美国IBM华生研究院软物质科学实验室主任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兼职教授。周如鸿的思绪还保持着上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加速度：趁着软物质科学研究中心的契机，开辟生物物理的研究方向。他还特别提出：“虽然从直观来看，我和浙大的物理、计算机和生物学都有合作，但这种合作还是相对分散的，特别对于学生来讲，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希望能有一个固定的空间共同成长。” 这个认识与周如鸿在阔别多年后重返母校当起“义务博导”不无关系，从2003年起，周如鸿先后培养了6名博士生和博士后。 30%的大问题 “那是理想主义兴盛的年代，学风很好，我们的饭票上还写着英文单词。”周如鸿的母校情结清晰地定格在27年前用的饭票上。1984年，浙大开办第一届混合班，探索新型的 “尖子生”教育模式。时任浙大副校长的李文铸和吕维雪等倡导“工科学生理科培养”，首创了混合班这一“高起点，高速度，高难度和高淘汰（淘汰率为三分之一）”的培养模式。在当时，“浙大混合班”是与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齐名的英才教育模式，在全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周如鸿以恢复高考后的全国第一批32名免试生之一入选浙大首届混合班，并连续两年名列混合班总分第一。李文铸平时有繁重的行政职务，也担任博士生导师，但他仍坚持给本科生们上课。“他的专注让我印象深刻，一次课间，他一边思考一个问题一边掏出一根烟，可是怎么点也点不着。”这一幕逗乐了当时的周如鸿，到如今依然记忆清晰。“因为那根本不是烟，是他手里的粉笔。”正是在李文铸的物理课上，周如鸿迷上了物理，决定从入学时的光电系转入物理系。 2011年8月，李文铸先生与世长辞，在纽约的周如鸿得知消息后非常悲痛，和严大东等同学写了长长的悼文来纪念这位对自己产生深刻影响的好导师。“虽然我不能和李先生比肩，但我要尽力地向他学习。对待学生也要像他当年对我们那样来帮助他们往前走。” 另一位使他受益匪浅的教授是周先意。周如鸿在和同学们交流的时候，常常会说：“做学问要有大将风度。”其实，这句话就是他当年在浙大混合班的时候，从周先意那里学来的。周先意主讲数学，周如鸿却同时从他这里学了很多做学问的道理，“最有帮助的就是‘大将风度’这个教诲”。周如鸿对这句话的解读是：做科研要有大将风度，着眼要大，眼界要宽。 “你做的科学问题不能是太小的事情，因为即使做得最好，也只能解决一个小问题。如果着眼点比较大，即使你只做到中等，但总的来说你解决的问题比较大。100%解决一个小问题和30%解决一个大问题相比，我更倾向于后者。”周如鸿说。任何事都有正反面 1994年春天，周如鸿获得了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机会。和很多当年初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他去拜访了李政道先生。李政道指点他如果不想从事粒子物理的话，生物物理是个前景看好的方向。虽然这对周如鸿来说转向的跨度很大，他还是听从了李政道的指点。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初这一决定的正确。后来几年，许多领域都开始朝着生命科学方向发展，如今连普林斯顿大学老牌的物理系，也设立了生物物理实验室。目前，依照当年周先意说的“做学问要有大将风度”，周如鸿主持的IBM华生研究院软物质实验室正在开展三方面研究，一是针对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白内障、老年痴呆、糖尿病等疾病，开展相关致病蛋白的折叠机理研究；二是针对目前新兴的纳米材料领域，研究生命体中蛋白质和纳米颗粒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在纳米尺度下受限水的特殊性质，为纳米器件、纳米开关研发作指导。有一项研究令周如鸿颇为得意，这和越来越走进我们生活的纳米材料有关。“现在市场上会出现一些含纳米材料的化妆品，容易被皮肤吸收，能增加皮肤的光洁度，很受女性朋友青睐。”在周如鸿看来，选择这类产品仍需慎重。因为科学界已有研究显示，这种纳米尺度的材料与人体内的蛋白质尺度极为接近，当它们“大摇大摆”进入人体后，会让人体细胞“搞糊涂”，影响细胞膜的结构或蛋白质之间正常的信号传递，最终破坏细胞的功能，被称为“纳米毒性”。“这是新型纳米材料遇到的一个‘消极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不要去研发纳米材料。”周如鸿说。周如鸿把视角落在了问题的反面：既然纳米材料会产生“毒性”，那如果“毒性”针对的是癌细胞，能主动设计一些纳米药物让癌细胞“搞糊涂”，这样“坏事”不就变成“好事”了吗？在这个思路下，周如鸿与中国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合作研究，他们最近合成了一种含重金属的碳纳米颗粒，实验显示对乳腺癌和胰腺癌等癌症细胞有很大的杀伤力。“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这是一个方法论，做学问的人不能总被负面的东西困住，不能钻牛角尖。”周如鸿说。 2011年11月，因为在“生物分子动力学以及疏水性等领域做出的理论与计算方面的突出贡献”，周如鸿先后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AAAS Fellow）和美国物理学会会士（APS Fellow）。在周如鸿看来，人类与病毒的搏斗，就是一场实时变幻的棋局。“病毒会变异，而不是等着你将它杀死。我们就是要在变换中有随时把它‘将死’的方法。”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周如鸿心里惦记的是猪流感、禽流感、SARS等这类对人类杀伤力极大的流行疾病。 2003年，周如鸿和在浙大的朋友，当年混合班的同学吴朝晖、何赛灵等聊起自己的研究，得知农学院朱军教授那里有一些研究方法与他相关，就主动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后来，周如鸿主持一项IBM研究院重点资助的名叫“CHECKMATE”的“H5N1禽流感模拟”的研究，农学院的夏征与金谷雷开始跟随周如鸿开展了用大规模复杂计算来模拟预测病毒的发展方向。“对于预测流感病毒的基因突变，我们做到了70%左右的准确性，我们创立的病毒预测网站也成为科研机构登录的热点。”2009年，夏征与金谷雷分别为第一和第二作者的论文发表在生物信息学的顶级杂志Bioinformatics上。2005年，IBM华生研究院打算在全国启动“Support University Relationship （SUR）”计划，周如鸿向IBM总部推荐了母校浙大，并促成了浙大—IBM联合生物信息研究所的建立，让浙大成为IBM当时在中国SUR支持的第一所高校。回浙大当“博导” 2003年，浙大物理系的博士生李敬源的课题遇到了瓶颈，导师唐孝威院士指点他，可以从分子动力学的角度去突破。李敬源辗转联系上了这方面“术有专攻”的周如鸿，周欣然接受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的“求教”，李敬源随后也成了周如鸿在浙大合带的第一个博士生。 2007年，在周教授的指导下，李敬源对水通道蛋白的简化模型进行了分子动力学的研究，解释了纳米尺度下水通道所具有的独特的开关特性，论文在国际权威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其毕业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前有李敬源，后有修鹏和杨再兴。他们的共同导师唐孝威是一位极力倡导学科交叉的学者。他认为，纳米系统和生物系统的独特性造成了很多奇特现象，如果利用交叉学科的优势，用全新的科学手段去刻画其中的科学图像，会产生激动人心的科学成果。李敬源之后，唐孝威又非常放心地将博士后修鹏和博士生杨再兴“托付”给了周如鸿。周如鸿的大部分时间在美国，每年只回来两三次。但他有一句话留给在浙大的弟子：科研的问题，随时找我。于是，他白天打理自己在美国实验室的事情，晚上就通过SKYPE与浙大的弟子在线讨论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又精神抖擞去上班。“师母很心疼他，因为有一次他曾经累得昏倒在地上，并出现短暂的失明。”杨再兴说，周如鸿是一个很操心的人，如果一个问题有求于他，他一定要解决得很彻底为止。虽然回国时间少，周如鸿还是尽量抽时间和研究生们在一起，小组会议讨论学术研究，或是一起出去郊游放松心情。“和年轻人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周如鸿兴奋地说着自己和同学们共游金华双龙洞的场景，“双龙洞的水封闭在溶洞里，是宏观尺度上的‘受限水’，而我们研究的是微观尺度的‘受限水’，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看看风景，聊聊科学，是很赏心悦目的。” “在国外久了，觉得母校好，祖国好，觉得要做些事情回报，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过去八年里，周教授在浙大先后培养了六名博士生和博士后，但从来没有拿过一分薪水。在这方面，周如鸿很坦诚，并不认为“义务博导”是一件多么无私与崇高的事情。“虽然在金钱方面没有回报，但在这个之外，特别是年轻人的想法与思维，也让我受益很大。这些都是相互的。” 周如鸿说，明年起，他计划有更多的时间回母校指导研究生。“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目前，修鹏也留校了，杨再兴、夏征也在做博士后，短时间内这些高年级学生都起来了。他们也可以开始帮助新来的研究生了。” “软物质科学是一个外延很宽广的领域，其中很大一块和生命科学有关。”周如鸿说，“我们目前造的机器绝大部分是硬的。但在纳米尺寸来讲，‘柔软的’蛋白质是最好的纳米机器。它们很精细，功能又直接，用完以后还可以重新使用。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能模拟蛋白来做出‘软’的机器，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周如鸿说，如果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一定会对人类的未来带来深远的影响。学术名片：周如鸿，IBM Watson 研究中心软物质科学实验室主任。1988年浙江大学第一届混合班毕业，199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博士学位。2009年美国总统奖获得者。2011年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士（Fellow）、美国物理学会（APS）会士（Fellow）。周如鸿在分子动力学理论模拟蛋白质结构、功能与动态过程；纳米尺度受限水的特殊性质；以及纳米颗粒与蛋白质相互作用等领域成就卓著。拥有或已申请15项专利。在权威学术刊物如Science，Nature，PNAS，JACS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SCI引用3500余次。; 2772 次阅读|0 个评论

【微博】老马卧槽志在千里，美鳖暮年壮心不已: 热度 1 pukin 2012-8-4 17:44; 老马卧槽，志在千里，美鳖暮年，壮心不已啊！据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2日的报道说，当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早些时候要求美军将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地区时，美国国防部91岁的战略专家马歇尔(Andrew Marshall)早就对此胸有成竹了。他在国防部领导的一个机构过去20年里一直在规划一场战争，作战的对象是穷凶极恶而又武装到牙齿的中国。; 4498 次阅读|1 个评论

历届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主任）: 热度 2 老李 2012-7-27 15:58; 历届美国总统科学顾问（主任）李侠最近一直在思考朋友们商定的一个问题，免不了查阅一些资料，这期间总会有一些收获，现摘录一些，作为资料储存。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实行已经七十余年的历史了，正式建制化则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事情。第一位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就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万。布什，这老先生被称作美国科技政策之父，他最著名的报告就就是 1945 年提交给罗斯福总统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由于罗斯福的去世，这份报告要等到五年后，即 1950 年才被杜鲁门总统采纳。这份报告的一个可见后果就是国家科学基金的设立（ NSF ），不可见的成果就是重视基础研究，以此推动应用研究，这就是所谓的线性模式。现在美国奥巴马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是约翰。霍顿，这哥们 1944 年出生，之前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椅子教授，他的主业是做环境政策研究的。这哥们大学是在 MIT 学习物理的， 1970 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在很多高校工作过，目前主要关注环境政策、技术政策等。有关这位老兄的业绩，感兴趣者可以自己去看。下面的表格就是历届美国总统的首席科学顾问。 President Name Term Franklin D. Roosevelt Vannevar Bush 1939–1951 Harry S. Truman Oliver E. Buckley 1951–1952 Harry S. Truman Lee A. DuBridge 1952–1953 Dwight Eisenhower Lee A. DuBridge 1953–1956 Dwight Eisenhower Isadore I. Rabi 1956–1957 Dwight Eisenhower James Killian 1957–1959 Dwight Eisenhower George Kistiakowsky 1959–1961 John F. Kennedy Jerome B. Wiesner 1961–1963 Lyndon B. Johnson Jerome B. Wiesner 1963–1964 Lyndon B. Johnson Donald F. Hornig 1964–1969 Richard Nixon Lee A. DuBridge 1969–1970 Richard Nixon Edward E. David Jr. 1970–1973 Gerald Ford H. Guyford Stever 1973–1977 Jimmy Carter Frank Press 1977–1981 Ronald Reagan Benjamin Huberman (acting) 1981 Ronald Reagan George A. Keyworth, II 1981–1985 Ronald Reagan John P. McTague (acting) 1986 Ronald Reagan Richard G. Johnson (acting) 1986 Ronald Reagan William Robert Graham 1986–1989 Ronald Reagan Thomas P. Rona (acting) 1989 George H. W. Bush D. Allan Bromley 1989–1993 Bill Clinton John H. Gibbons 1993–1998 Bill Clinton Kerri-Ann Jones (acting) 1998 Bill Clinton Neal F. Lane 1998–2001 George W. Bush Rosina Bierbaum (acting) 2001 George W. Bush Clifford Gabriel (acting) 2001 George W. Bush John H. Marburger III 2001–2009 Barack Obama John Holdren 2009–present 说明：文中图片就是奥巴马总统的科学顾问，约翰。霍顿教授，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7762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领悟权力：为美国总统立传: whyhoo 2012-6-28 09:55; 相较于其他同样从未掌权的人，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或许最了解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他本人从未竞选任何公职，即使参与也很可能落败。他性格害羞、言语轻柔，遵守老派礼仪，说话带有老派纽约腔（他将“time”发音成“toime”，“fine”发音为“foine”），他爱难为情，谈及自身的时候目光有点儿游移。权力的概念，或者是当权者的概念，吸引他的程度与使其厌恶的程度不相上下。然而，卡罗还是花费了几乎整个的成年时期来研究权力，以及权力的用场。他一开始的研究对象是地产商和城市规划大师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然后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后者的传记他已经写了近四十年。卡罗能够精确地描述，摩西如何不顾一切，强行让跨布朗克斯高速公路(Cross Bronx Expressway)穿越一个中产阶级社区，使得数千家庭流离失所。他也能够精确地描述，林登·约翰逊如何通过87张伪造的选票，在1948年的得克萨斯州州参议员选举中篡取胜利。这些故事仍使他义愤填膺，但也让他感到某种惊奇。愤怒和惊奇的双重情感，支撑着他从事一份狄更斯式的孤独职业，焚膏继晷、鲜有停歇。卡罗是最后一个十九世纪风格的传记作家，他认为伟大人物和当权人物的传记，不能用薄薄一册来打发，甚至一册大部头也不行，得填满整个书架。他每天穿西装打领带，去哥伦布圆形广场旁边一幢不起眼办公楼的22层办公室报到，与律师和投资公司为邻。他的办公室看起来像是属于一位注册会计师，还使用账簿和手摇计算器的那种。办公室内摆放着一张旧木桌，几个木质档案柜和一张栗色皮沙发，从来都没人坐在那上面。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卡罗用老派的方式写作：手写到标准文件夹白纸上。卡罗从1976年开始创作多卷本传记《林登·约翰逊时代》(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传主曾任美国第36届总统。在那之前不久，他刚写完摩西的传记《权力掮客》(The Power Broker)，这本规模宏大的传记赢得了普利策奖。卡罗当时认为，他可以用大约六年的时间，用三卷本写完约翰逊的一生。下个月（译者注，2012年5月），该书的第四卷《权力通道》(The Passage of Power)，将在第三卷《议院大师》(Master of the Senate)出版十年之后面世，第二卷《升迁之道》(Means of Ascent)则在第三卷的十二年前出版，第一卷《权力起始》(The Path to Power)又比第二卷早了八年。它们的容量也绝不普通。《升迁之道》大约500页厚，是其中相对较薄的一本。《权力起始》几近900页；《议院大师》接近1200页，几乎是前两卷长度之和。如果你像我不久之前一样，傻兮兮地试图几周之内读完或重读全部四卷，你就会发现自己不忍释卷，同时又担心眼珠子看得掉出来。最新的这一卷厚达736页，仅涵盖了约摸六年的时间跨度。《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最近刊登了其中的节选。本书始于1958年，彼时，以果敢和实干闻名的约翰逊，在决定是否要参与1960年总统选举时踯躅不前。书中接着描述了，在当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首轮投票中，约翰逊如何输给了肯尼迪，随后的副总统生涯悲惨而羞辱。本书最后把几乎一半的篇幅贡献给一个47天的历史时段，始于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卡罗对刺杀事件的叙述，是从约翰逊的角度来写的，堪称史上最扣人心弦），终于次年1月的国情咨文演讲。在这47天里，约翰逊牢牢抓住了权力的缰绳，并以惊人的速度将“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大部分立法付诸行动。换种说法，卡罗放慢节奏，花费比约翰逊生活的岁月更长的时间，来书写同时段的历史，而且他离结束还相差甚远。未来我们还将读到1964年的总统大选、博比·贝克(Bobby Baker)和沃尔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的丑闻、越南战争，以及约翰逊不谋求连任的决定。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记忆中的约翰逊（以及许多人曾经的抗议对象）——固执己见、愁眉不展，有着大下巴、下垂的招风耳和胆囊手术留下的疤痕——刚刚才开始显现。约翰逊一直预测自己活不长，最终卒于64岁。卡罗已经76岁了，2004年一次可怕的胰腺炎发作之后，一直健康状况良好。他说，《权力通道》之所以写了这么久，是因为他同时在为后来发生的事做研究，这样他就能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只用一卷的篇幅，将整个系列结束。上回他写完《议院大师》后也是这么说的。（他还曾经认为自己可以用大约九个月的时间写完《权力掮客》，结果花费了七年时间，其间他和妻子艾娜(Ina)破了产。）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曾任克诺夫(Knopf)出版社的主编，当时与卡罗签约出版《林登·约翰逊时代》。正式离开该出版社后，他仍然继续编辑卡罗所有的著作（担任《纽约客》主编时，他也曾摘录刊登了该书的第二卷）。不久之前，他说他曾经告诉卡罗：“我们来掐算一下吧。我现在80岁，你也75岁了。计算之后的几率是，不管你再花多少年把书写完，我都将不在人世了。”戈特利布补充道，“实情是，鲍勃（译者注，Bob是Robert的昵称）并不需要我，但他自己认为需要。” 常年研究约翰逊，罗伯特·卡罗便对他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理解，甚至超过了约翰逊对自己的了解和理解程度。他深知约翰逊的好坏两面：他如何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如何用两面派的方法分别唬住南北方的参议员，让一个粉碎了1875年以来所有民权提案的国会通过了《1957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57); 他如何捏造自己的参战记录，仅凭一次飞行就赢得了一枚勋章；作为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副总统，他的鹰派立场如何将肯尼迪总统和总统的弟弟罗伯特吓得六神无主。卡罗已熟知约翰逊的狂暴、他的无情、他的谎言、他的贿赂、他的不安全感、他的蜜语哄骗、他的屈膝讨好、他的危言恫吓、他的溜须拍马、他的魅力、他的友善、他的同情倾向、他的朋友、他的敌人、他的女友、他的杂役和赃款中间人、他的餐桌礼仪、他的饮酒习惯，甚至是他为自己私处所起的绰号：不是小弟弟(译者注，Johnson在美国俚语里有男性生殖器的意思)，而是老大哥(Jumbo)。古怪的编辑和作家关系这样的知识储备来之不易、代价不菲。卡罗书写约翰逊的时间十分漫长，他的经纪人林恩·内斯比特(Lynn Nesbit)都不记得重新谈过多少次他的合同了。他的出版社已经换过两任主编，没人再为他的交稿期限担什么心。该面世的时候，书自然就会写好。“我可不是他们的救济对象，”上个月（译者注，2012年3月），我谈到多年来克诺夫出版社和卡罗绑在了一起时，他强调这一点。确实，约翰逊的传记受到评论界的热烈追捧（《权力起始》和《升迁之道》都赢得了美国全国书评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议院大师》赢得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全国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本本都是畅销书。但是，卷与卷之间的时间间隔太过漫长，卡罗并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也是事实。“这些书盈利吗？”上个月（译者注，2012年3月），克诺夫出版社的现任老板桑尼·梅塔(Sonny Mehta)这样问道。 1987年戈特利布离开公司之后，他满腔热情地接手了约翰逊传记项目。他停顿了一会儿，最后这样回答，“它们会盈利的，因为它们无与伦比。” 戈特利布的回答更有哲学意味。“假如45年之后，某种会计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亏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想想他给我们留下的东西、给历史增加的注脚。你怎么衡量这些东西？” 戈特利布和卡罗，两个鲍勃有一种古怪的编辑和作家之间的关系。他们互相敬仰，同时又争论不休，两者的程度不相上下。比方说，关于戈特利布从《权力掮客》里砍掉了多少字数，他们还在争个没完，或者说是假装如此。这个数字达到了35万，相当于两三本普通容量的书籍，而且卡罗仍然为其中几乎每一个字感到遗憾。有一天，他悲伤地对我说：“《权力掮客》里有些内容本不该被删减。”他给我看他私人的版本，书页卷边、书脊弯折，处处勾画重点，字里行间写满订正的内容。卡罗有点儿像巴尔扎克，会不停地折腾自己的著作，出版了也不消停。关于约翰逊传记计划的由头，戈特利布和卡罗的解释也有微小的差别。根据原来的合同，写完摩西之后，卡罗应该为纽约前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立传。戈特利布说，1974年，卡罗来谈这一计划的时候，他告诉卡罗：“写拉瓜迪亚会是个错误。三四十年代，我们家曾有两个上帝：罗斯福和拉瓜迪亚。但拉瓜迪亚是个死胡同，一个异类。他前无师承，后无来者。我认为你应该写林登·约翰逊。”说到这里，他转向我，摇着头，接着说：“你得明白，我对林登·约翰逊一无所知、毫无兴趣，从未想到过他，但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鲍勃应该为他立传。那是一个无法解释的伟大时刻，因为它来得莫名其妙。” 卡罗却说，他那时已经决定，下个书写对象应该是不久前去世的约翰逊，部分原因在于他不想再写跟纽约相关的主题，不过他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听戈特利布讲出来。“我总是觉得，只坐在那儿，不说出来‘那正是我想做的事’，就能大大增加预付稿酬的数目。”他告诉我。戈特利布和卡罗争论的话题不光是书稿的长度，还包括文字，甚至是标点。“你知道那句让人抓狂的老话吗？怎么说来着，‘他问题的特性就在于他特性的问题’？”戈特利布问我。“鲍勃真的就是那种人。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无比可靠的研究天才，原因就是他对所有的事情一视同仁。对他来说，最微小的东西和最宏大的东西一样关系重大。一个分号的重要性，我随便说说，与约翰逊是否为同性恋不相上下。不幸的是，涉及到语言的话，我也有同样的倾向，这样我们就会为分号干上一仗。分号对我的重要性与谁给什么法律投了赞成票一样。” 他们之间最大冲突的起因是约翰逊传记的第二卷《升迁之道》。本卷的主要内容是1948年约翰逊骗取胜利的参议院选举。戈特利布对地方政治的细节很感兴趣，鼓励卡罗详细地描述此事。但是，和一些书评人一样，他反对卡罗对约翰逊的竞选对手、得克萨斯州前州长科克·史蒂文森(Coke Stevenson)进行几近英雄化的描绘。“我们争得几乎要厮打在一起了，我实在是不能赞同他将科克·史蒂文森理想化。”戈特利布说。“我们都恨不得杀了对方。” 戈特利布说，最新这一卷的编辑工作远比前几卷顺利。他解释道：“我们都表现更好了，而且真的挺愉快的，也许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享受这一过程。他会说，‘我知道，这些你都不想要，’然后我会说，‘你还知道啊，真是挺有趣的！’我想我们都有所改进，达到了各自的改进限度。”他笑起来，接着补充道：“这些都是怎么发生的？你只是带着一切都很值得的信念开始，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过了五百年，而你正在给第43卷做注释呢。” 对权力的领悟 “从来都不是计划使然，” 解释自己如何成为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的时候，卡罗对我说。“只有一连串的错误。”卡罗出生于1935年10月，成长于94街的中央公园西路。他的父亲是位商人，说意第绪语和英语，但两种都不常说。他说，父亲“很沉默寡言”，在他12岁的时候，患病多年的母亲离开了人世，父亲便更加寡言。他说：“这个家有点儿怪，怪就怪在我不想在里头待太久。”他补充道，尽管他一直喜爱自己的弟弟迈克尔(Michael)，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多数兄弟之间的深厚感情。迈克尔是一个地产经理人，现在已经退了休。少时的卡罗将尽可能多的时间花费在霍勒斯·曼学校(去该校上学是他母亲的遗愿)，或者带一本书坐在中央公园的长凳上。他那时就一直在写作，而且写得洋洋洒洒。他六年级作文的长度使其他同学相形见绌。他在普林斯顿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海明威的存在主义，长度惊人。后来他得知，该校的英文系随后颁布了一条规定，限制本科论文的页数。卡罗说，他因为普林斯顿的派对而选择了该校，如今他认为这是个错误，应该去哈佛的。五十年代中期，普林斯顿对犹太人不甚友好，尽管卡罗说他个人并没有遭受反犹主义的折磨，但他见证了很多其他学生的不幸遭遇。“我看待这件事的方式是，我并不是待在普林斯顿，”他说道：“而是待在报纸和文学杂志里。”他在《普林斯顿人日报》(The Daily Princetonian)开了个名为“常青藤杂谈” (Ivy Inklings)的体育专栏，并且最终成为该报的执行主编。（卡罗退出之前，该报的主编是小雷蒙德·沃尔特·阿普尔(R. W. Apple Jr.)，此人后来成为《纽约时报》的传奇记者。）他也写短篇故事，不过篇幅并不短。其中一篇讲的是一个男孩使他的女友怀了孕，刊登在幽默与文学杂志《普林斯顿之虎》(The Princeton Tiger)上，几乎塞满了整期杂志。也是在普林斯顿，卡罗遇见了未来的妻子艾娜，她还会成为他唯一信任的助手和研究员。那时她年方二八，是来自临近的托伦顿市的中学生，正参加一个希勒尔（译者注，Hillel是一个世界性的犹太人校园组织）联谊会的四人约会活动。从彼时的照片来看，卡罗非常英俊，房间另一头的艾娜看到了他，并对她最好的朋友说：“我要嫁的人就是他。”三年后，她不顾父母的反对从大学退学，如愿以偿地嫁给了卡罗。尽管她后来完成了学位，还得到了另一个学位（中世纪欧洲史），自己也写了几本书，但是按照今天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她仍然算是将自己的生活奉献给了卡罗。创作《权力掮客》期间，卡罗耗尽家财，对完成本书几近绝望。艾娜便将他们长岛郊外的房子卖掉，带着全家（他们育有一子，现在从事信息技术产业）搬到布朗克斯的一间公寓，还找了份教师的工作，来支撑卡罗坚持下去。 “当时很艰难，非常地艰难，”卡罗回忆道。 “我一直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保障鲍勃的写作。像房子和钱财这样的事，对我从来都没有多大意义，我想它们对我家的狗更重要。”某天早上，在卡罗夫妇位于纽约上西区的宽大公寓里，艾娜这样告诉我，并补充说：“不过我从没料到，传记会是他全部的写作范畴。我一直想让他写本小说的。”她接着说，即便是现在，她也难以接受：约翰逊传记很可能就是他们夫妇俩一生的杰作。“你从不会想到死亡，”她说：“总觉得还有时间。” 为了结婚，卡罗需要找份工作。《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个当送稿勤杂工的机会，他现在回忆起来，薪资“大概是每周37.50美元。”《新不伦瑞克每日家政新闻暨周日时报》(The New Brunswick Daily Home News and Sunday Times)提供了一份记者的工作，周薪52美元，卡罗就去了。这又是一个错误，唯一的好处是让他早早地上了一堂权力政治课。该报的政治主笔在选举期间暂时离开，为米德尔塞克斯县的民主党工作。他生病的时候，卡罗顶替上去。他为一位党内高层撰写演讲词，并进行公关工作。选举日那天，卡罗随从此人坐车巡视各投票点，期间遇到警察正把一些黑人赶进一辆巡逻车。“一位警察解释道，这些黑人监票员一直在惹麻烦，不过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卡罗回忆说：“我现在都还在思考此事。倒不是警察的粗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是那些政治人物对此事的—— ‘顺从’并不是精确的字眼——‘坦然接受’。当时我只想跳出那辆车，他一停车我就跳了。他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肯定是知道我的感受。” 六十年代早期，卡罗对权力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当时他已跳槽到《纽约每日新闻》(Newsday)，并在那里发现，自己有做调查性报道的本事。他奉命去报道罗伯特·摩西的一个桥梁计划，该桥从纽约州的拉伊市延伸到奥伊斯特贝镇，横跨长岛湾。“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主意，”他告诉我说：“他们必须修建十分巨大的桥墩，肯定会搅乱潮汐。”卡罗写了一系列报道来揭露该计划的愚蠢性，貌似已经说服了包括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在内的所有人。但是，他回忆道，之后他接到了一位朋友从州府奥尔巴尼打来的电话，“鲍勃，我觉得你应该来一趟”。卡罗说：“我赶到那里，赶上州众议院正在投票，决定是否授权启动桥梁计划的一些初步措施。该动议获得通过，票数大概是138对4。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我坐上车开回长岛的家，一直在想：‘你做的每件事都很荒谬。你相信民主制度的权力来源于投票箱，一直抱着这样的信念写作。但是那个人，从来没有当选任何职位，却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将整个州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你还一丁点儿都不明白他的权力是怎么来的。’” 同样的教训在1965年再次降临。当时卡罗获得了尼曼奖学金(Nieman fellowship)去哈佛深造，上了一门关于土地利用和城市规划的课程。“有一天，他们谈到高速公路以及如何选址，”他回忆说：“有一些数学公式，计算交通密度、人口密度等等，然后我突然对自己说：‘这完全是错误的。高速公路不是这样建成的。它们在那儿是因为罗伯特·摩西就想要把它们建在那儿。如果你不去追查罗伯特·摩西的权力来源，并向人们解释清楚，那么你做的其他事情都将是有悖良心的。’” 卡罗对权力的痴迷从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作品的性质。首先，权力占据了他著作中大部分的篇幅和内容。卡罗认为自己的书并不是普通的传记，而是一些研究论文，主题是政治权力的运行，以及它对当权者和无权者的影响。权力，或是卡罗理解的权力，也构成他的人物和结构概念的基础。在《权力掮客》中，权力是贪得无厌的摩西需要逐步加大剂量的春药，一步步将他从一个理想主义者改造成一个无情的恶魔：他强行拆除社区、废弃道路、抹平桥梁，只是为了摧毁，不为别的目的。通读约翰逊传记，可以发现卡罗所说的“黑暗和光明两条线索”：前者是约翰逊对权力赤裸无情的渴求——“不是用来改善他人生活，而是操纵和控制他人，迫使他人屈从自己的意愿”；后者是他满怀同情地对权力的使用。如果说卡罗笔下的摩西是位歌剧风格的人物，一位使城市风貌发生剧变的浮士德，那么他写的约翰逊则是莎士比亚式的：理查三世、李尔王、伊阿古和卡西奥的集合体。看到卡罗笔下约翰逊在大学里的恶劣行径，钻营谋取、敲诈同学、对教职工溜须拍马，或是约翰逊丑化科克·史蒂文森的无耻选战，你能真切地感受到卡罗强烈的厌恶。但是在下一卷书中，写到约翰逊拥护民权立法时，他似乎又对自己的传主产生了毫无保留的好感。从很多方面来说，卡罗对人物的概念是浪漫化和理想化的，而推动情节发展的则是失望和正义感，这样的感觉几乎类同于一个遭到背叛的情人。如果说他的写法有什么不好，就在于每个人的生活，甚至你和我，用上卡罗式的细节描写，都能拥有史诗般的浪漫情调。区别仅在于，我们生活展现的是无权的史诗；但两者使用的语言则很可能完全相同。卡罗的风格大胆而恢弘——他的批评者会说，有时还太浮夸。这种风格一部分来源于老派的历史学家，比如吉本(Gibbon)和麦考利(Macaulay)，甚至是荷马(Homer)和弥尔顿(Milton)，另一部分则来自强有力的新闻写作。卡罗喜爱编制宏大的名录（《权力掮客》的开头有一个长长的单子，列出了诸多高速公路的名字。假使希腊和特洛伊人懂得如何驾驶的话，这个单子放进《伊利亚德》也不会显得不伦不类），使用循环押韵的长句，有时还会接上一个起强调作用的单句段落。为达到戏剧性效果，他不惜重复主题和形象。这种风格并不能完美地融入《纽约客》朴实无华、段落简短的风格，特别是在1974年的时候，该杂志被广告淹没，连塞下所有的专栏都有困难。如此景况下，他们居然分四期连载了长长的《权力掮客》节选。当时我在《纽约客》担任校对，办公室在威廉·惠特沃思(William Whitworth)的对面，他负责编辑这些节选。我记得他像个出使巴尔干半岛的外交官，忧心忡忡地在杂志主编威廉·肖恩(William Shawn)和卡罗的办公室之间来回奔波。诗歌编辑霍华德·莫斯(Howard Moss)外出消夏，卡罗就借用了他的办公室。卡罗抱怨说，《纽约客》破坏了他的文字，这点他没说错。不同于惯常的做法，即仅从书稿中截取一些章节，惠特沃思试图将整本书缩编出来，这样就必须将大段的文字进行压缩，把某个段落的开头嫁接到另一段落的结尾，中间省去数页。“他们把我的风格柔化了，”卡罗说。另一方面，肖恩则保持了杂志的高水准：《纽约客》坚持使用那种有点小题大做的标点格式；不认可太冗长或者太拐弯抹角的段落；不认可重复啰嗦；特别不认可单句的段落。当时的局面，如果用强烈的卡罗风格来描述的话，大概会是这样： “在编辑的世界里，威廉·肖恩拥有无上的权力。他安静地、轻柔地挥舞权杖，几乎悄无声息，但他确实是在挥舞。他的员工私底下叫他“铁老鼠”(Iron Mouse)，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作家们来说，肖恩那张长长的木桌像是一间神殿、一座圣坛，划过明亮光鲜桌面的那些清样——一页又一页的清样，一堆堆的清样，一捆捆一扎扎的清样，事实核对人员、律师、文法专家的清样，带有鸡爪痕刺绣般轻微痕迹以及粗犷红色铅笔标记的清样——让作家们看到了某种魔力，某种点石成金的能力，它能剔除庸凡文字的杂质，让它们焕发出一种不可言喻、引人入胜的光彩，源自正宗《纽约客》风格的光彩。” “但是，那种风格并不适合所有人。” “尤其不适合罗伯特·卡罗。” 双方的拉锯十分激烈，致使第二部分节选和第三部分间隔了一周之久，这在当时是难以想像的。双方都毫不示弱，剩下的两部分节选眼看就要流产了。杂志社的每个人都惊得目瞪口呆。事实证明，卡罗和肖恩一样地固执。他那时是个38岁的无名之辈，没有在报纸之外的地方发表过任何作品。而且，他还破了产，根本没资格拒绝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收入。但是在《纽约客》的众多撰稿人中，当时只有他敢于像抄写员巴特尔比（译者注，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同名短篇小说“Bartleby the Scrivener”的主角）一样，将无权无势的地位转变成坚守原则的一种方式。如今卡罗说，肖恩同意了将他最为在意的部分恢复原状。尽管如此，《纽约客》的版本还是与原版不同，而且改变了卡罗的标点和一些段落结构。《纽约客》的连载版本是一个可读性很强的修订本——没有牺牲掉原文的核心信息，比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单行本来说，对集中注意力的要求更宽松——但是，无论好坏，它并不像原版那么嘹亮有力。惠特沃思并未因此感到后怕，1980年他成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编辑之后，还曾刊登了约翰逊传记第一卷的节选。他既像普鲁斯特，又像汽车配件商卡罗的写作周期如此长，倒不是因为写作本身，而是因为反复改写。大学时代的他写得轻快而流畅，打字飞快.他的老师、评论家理查德·布莱克默(R. P. Blackmur)曾说，他得学会“改掉用指头思考的毛病”，否则将一事无成。现在，卡罗确实在尝试放慢自己的节奏。手写完第四稿或者第五稿之后，他才开始打字，不是用电脑，而是用一台老式的Smith Corona牌Electra 210型打字机。然后他再在打字稿上修改。12月上旬我去拜访的时候，他正在订正《权力通道》的清样。他改清样的方式和普鲁斯特(Proust)一样：划去一些内容、在行间写字、粘上补充的稿纸。对于研究工作，卡罗也是同样痴迷。戈特利布喜欢拿《权力掮客》当中相当靠前的一个段落来说事，其中写到摩西的父母为贫穷的城市儿童创建了户外慈善项目“麦迪逊野营”(Camp Madison)，某天早上，们待在营地的小屋，拿起《纽约时报》，读到儿子因为在土地交易中的不当行为被罚款2万2千美元。“噢，他一生都没自己挣过一分钱，现在我们得帮他掏钱应付这个。”贝拉·摩西(Bella Moses)说。 “你怎么知道这个的？”戈特利布曾问卡罗。卡罗说，他设法跟所有曾在“麦迪逊野营”工作过的社工交谈，在此过程中，他找到了一位曾经给摩西夫妇送报纸的人。“这就好比我问他，‘你怎么知道外面正在下雨？’” 戈特利布告诉我，并且补充说：“《权力掮客》面世时，其他作家都大吃一惊。谁也没见过这种著作。这可不是什么铭刻勤奋的丰碑，因为勤奋的人多的是，它铭刻的是其他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该管这种东西叫什么。” 卡罗曾经钻进睡袋，独自在得克萨斯丘陵地带(Texas Hill Country)度过数夜，目的是理解孤绝乡野的感受。为了写约翰逊传记，他进行了数千次访谈，其中许多次是访问约翰逊的朋友和同时代的人。（前第一夫人克劳迪娅·约翰逊（译者注，原文为Lady Bird，因为约翰逊夫人婴儿时期的绰号为“瓢虫”(ladybird)，其后一生都采用Lady Bird作为正式称呼，意为“伯德夫人”）曾和卡罗谈过几次，然后突然毫无理由地中止。约翰逊的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从未同意接受采访。但是约翰逊的大部分密友都被卡罗记录在案，包括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和约翰逊的最后一任新闻秘书乔治·克里斯蒂安(George Christian)，后者与卡罗交谈时，实际上已处于弥留之际。）卡罗实实在在地花费了数年时间，泡在位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约翰逊图书馆，不辞劳苦地浏览放置约翰逊文档的红色硬麻布箱。而且一些最能披露真相的档案，是由他首次发掘出来的。“一次又一次，我找到无人知晓的重要之事，”他说:“只要尽力去找，总有些原始材料在那儿。”他还补充道，他试图记住《纽约每日新闻》的执行主编艾伦·哈撒韦(Alan Hathway)曾对自己说过的话。这位性格暴躁的老派报人指出，卡罗是常青藤联盟毕业生中唯一有所作为的人，然后对他说“把该死的每页纸都读了。” 他的橱柜里装满了笔记，笔记打在长长的标准文件夹纸上，常带有他用大写字母写给自己的紧要提示。开始写作之前，他先将相关的文档编目到一起，放入大活页本，活像汽车配件商店柜台后面的那种笔记本。他不用电脑、不用谷歌、不用维基百科。卡罗的书籍之所以篇幅很长，原因之一是他总是旁征博引，而且总能找到出乎自己预料的东西。开始写第一卷约翰逊传记之前，他设想用几个章节写完其早期生涯，与约翰逊的一些大学同窗谈过之后，他却发现了约翰逊未见记述的一面：撒谎、营私的一面。本卷还包含了一个小传，记述约翰逊在国会的导师、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的生涯。另有一段精彩而动情的部分，描绘电气化给得克萨斯丘陵地带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其中大部分内容基于艾娜的采访。她说，她带着家庭制作的果酱拜访当地妇女，最终赢得她们的信任，因为她和她们一样腼腆、一样紧张。卡罗料想，1948年的参议院选举将占据一两个章节，放在关于参议院的那一卷里。结果这几乎占了一整本书，变成了第二卷《升迁之道》。为约翰逊辩护的人们曾说，“没人会知道”那次选举的胜利是否为窃取的。但卡罗知道，因为他读到一则美联社的报道，指出选举官及党内亲信路易斯·萨拉斯(Luis Salas)伪造了选举记录，然后就去拜访了萨拉斯，后者给了他一份手写的供词。第三卷《议院大师》以一百页的参议院历史开篇，从卡尔霍恩(Calhoun)和韦伯斯特(Webster)谈起。这样写是因为卡罗觉得，要让人们了解参议院，就得将它放到其宏大的时代背景中。本卷还囊括了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长期的参议院南方领袖小理查德·拉塞尔(Richard Russell Jr.)的小传。这一卷终结于《1957年民权法案》获得通过之时，叙述翔实，几乎写到了其中的每一票。约翰逊担当总统的最初几周，占据了新一卷《权力通道》的大部分，原本的设想仅是将它作为系列终结卷中的一章。新一卷当中关于肯尼迪家族成员的内容，也比卡罗的预想多得多。比方说，他非常详细地描写了约翰逊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之间的夙怨，以及博比数次造访（译者注，Bobby是Robert的昵称）约翰逊酒店房间的情形，那是1960年洛杉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的事情，博比试图说服约翰逊放弃副总统提名。这套丛书持续膨胀，换句话说，它不断发展出次要情节和戏中戏，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卡罗自身的发现过程。眼下他正在展望第五卷和越南战争。第四卷记述了约翰逊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展现的鹰派急躁情绪，预示了越南的泥潭。某日我去拜访的时候，卡罗拿出一厚叠他写好的笔记，包括书稿，内容是约翰逊与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厄尔·惠勒( Earle Wheeler)和沃尔特·罗斯托( Walt Rostow)进行的周二内阁例会，会上经常讨论是否要将战争升级的问题。“看看这个东西，”卡罗对我说：“不可思议呀！” 卡罗告诉我，他对约翰逊的兴趣空前高涨，并且补充说：“这不是喜不喜欢他的问题。我是在试图解释，20世纪后半叶，政治权力如何在美国运行。刚好又赶上了这么一个人，他理解权力和运用权力的方式无人能及。为了得到权力，他表现得十分冷酷，连我这个自以为懂得何谓冷酷的人都禁不住感到吃惊。可是，谈及帮助穷人和有色人种的毕生抱负时，他也是认真的。于是你发现，他是在用这种冷酷和野蛮来达到美好的目的。他的性格改变过吗？没有。我对约翰逊的感情很复杂吗？一直都是复杂的。” 卡罗书桌旁边的墙上挂着一块软木公告板，他将写在标准贴纸簿上的《林登·约翰逊时代》提纲钉在上面。这不是那种带有缩格、序列标题和副标题的传统提纲，而是一个用句子、段落和注释构成的迷宫，只有他自己才懂。如今，顶行的一部分已经消失：空白部分原本放的那些页，现在已构成第四卷书的内容。但还有好几行的东西有待取下。另有13页纸仍无处安放，除非从墙上拿下更多的纸张。《林登·约翰逊时代》的结语已经写好，就在这13页纸当中的某个地方。无论最后写了几卷，就用这句话结束。我不止一次地请求过卡罗，但是他不肯告诉我这句话究竟是什么。卡罗并不缺乏结束约翰逊传记之后的下一步计划，而且他已经选好了主题，尽管他不会说出来。他还跟我说过，阿尔·史密斯(Al Smith)传记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写作主题，此人是前纽约州州长和1928年的总统候选人。但是，同样可能的是，从一定程度上说，他并不真想让约翰逊项目结束——也就是说，无意之中，他一直在竭力延续这个项目。因为每当完成作品，将自己的传主封存起来，传记作家自己也会丧失一部分的自我。卡罗是吉本的伟大门生，一定熟知吉本的那段话。1787年，写完《罗马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之后，吉本在他瑞士洛桑的家中写道： “毋庸讳言，因为恢复了自由，也许还因为声名鹊起，我一开始的反应的确是欣然自喜。但我的自豪感迅速消退，一股清醒的忧郁布满了我的心灵，因为我想到，我已永久地离开了一个多年的挚友，除此之外，不管我书写的历史命运如何，历史学家的生命必然是短暂而无常的。”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4月15日。查尔斯·麦格拉斯(Charles McGrath)为《纽约时报》撰稿。他最近为《星期日杂志》撰写的文章是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的特写。原文见 http://cn.nytimes.com/article/culture-arts/2012/06/28/c28caro/; 个人分类: 文化|145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英国女王与美国总统夫妇: hucs 2012-6-9 17:37; From: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Queen Elizabeth II with President Obama and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Queen Elizabeth II Sets a Style Standard;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1792 次阅读|0 个评论

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 热度 1 kepusuowdp 2012-6-8 23:32; 美国总统年年都在白宫内容外听取非科学顾问的建议；比如，在罗斯福当政时期，万尼瓦尔布什承担了这个角色，并产生了二战后有重要影响的科学政策蓝图，即科学：无尽的前沿（ 1945 ）。但是直到吉拉德鲁道夫福特总统当政期间，国会才正式建立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并把它作为国家科技政策、组织和优先法案的一部分。 1976 年的法案给科技政策办公室广泛的授权，该办公室可以就与国内和国际相关的科技问题向总统以及总统办公室其他人员提出建议。 1976 年该法案还授权科技政策办公室开展跨机构合作以发展和执行有效的科技政策和预算，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和私人机构、州政府、联邦政府、学术机构以及其他国家开展合作。 1976 年法案规定，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人要得到参议院的批准。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人近年来担任科技特助或者类似头衔是十分典型的，但是这不是硬性要求，实际上在乔治 W 布什、约翰马伯格当政期间，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并没有担任特助的头衔，而他们的继任者约翰霍尔德伦在奥巴马当政期间既是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又是总统的特助。而特助的头衔并不需要参议院的批准。到目前为止，科技政策办公室的历届负责人都是受过正规训练的物理学家（不包括代理负责人和临时负责人）。在 1976 年法律的庇护下上任的第一个负责人是 H 盖福德斯特弗，他在该法案通过的时候是总统的科学顾问，并且一直担任到 1977 年。从那时开始共有 15 人担任过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人。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人从美国总统提名并通过参议院批准的四位副主任中选出，他们分别负责该办公室的四个部门。 1976 年的法律并没有对这些副主任的人选范围进行特殊规定，但是大部分都围绕着环境、国家安全（近期称为国土安全）、国际问题、科学和技术议题。比如，健康问题属于科学部门；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 NASA ）属于技术部门，气候变化属于环境部门等等。基于管理的需求，该办公室共有 50 名员工，很多人来自于其他联邦机构。科技政策办公室的地址位于距离白宫很近的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或者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其他联邦机构办公区域内。在 2008 年总统选举期间，竞选者巴拉克奥巴马保证说如果当选，他就任命一个“技术顾问”和一个“科学顾问”，据推测可能还是受 1976 年法案的管辖。但是到目前为止，他食言了，并没有任命这两个人选。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下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NSTC ）于 1993 年 11 月 23 日签署的第 12881 号美国总统行政命令得以成立。这个内阁级的委员会是在各种实体内通过协调科技政策来促进联邦研究和发展事业的主要途径。在总统的主持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副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内阁秘书、对科技负有重要责任的有关机构负责人以及白宫其他的官员组成。实际上，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工作获得了上述委托人的授权，并在机构内安排员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取代了早期的同样受科技政策办公室管辖的协调机制，即联邦工程和技术学科学协作委员会（ FCCSET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为联邦科技投资设立清晰的国家目标，这些投资来源于有关机构和其他部门，包括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在四个主要委员会的组织下松散地和科技政策办公室的四个部门相联系：科学，技术，环境和自然资源以及国土和国家安全。每个委员会都对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进行监督，这些小组委员会和工作组分别负责科技的不同方面并同联邦政府进行协调。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 PCAST ）在 1990 年有乔治 H.W. 布什总统命名，并且乔治 W. 布什总统在 2001 年第 12881 号美国总统行政命令中把它纳入到了法典中。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使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传统走向正式化，该传统可以追溯到杜鲁门统治时期，这是一个从事研究和发展的私人部门领导者可以向联邦科学活动进行专家支持的方法。更坏的是，尼克松总统解散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这个组织，而在他任职期间就再也没有重组这个组织。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由一个主席负责，并且由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的执行负责人进行管理。奥巴马总统打破了这个传统，他任命了两个主席，即来自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哈罗德瓦默斯以及来自麻省理工学院 - 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埃里克兰德. （摘译自 ESTC, 纯粹为了个人练习）; 18519 次阅读|1 个评论

萨下，普上，奥上下？: 热度 1 xupeiyang 2012-5-7 09:05; 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拉开竞选连任序幕，当天连跑俄亥俄与弗吉尼亚两个重要的“摇摆州”，举行声势浩大的竞选集会。在讲话中，奥巴马以最新竞选口号“前进”为关键词，列举成就，展望未来，号召选民“向前看”，以助其连任。不过，观察人士认为，由于共和党全力“狙击”，奥巴马前进之路难以一帆风顺。; 个人分类: 国际外交|2620 次阅读|1 个评论

所谓“异类”: 热度 9 陈安博士 2012-5-6 05:03; 现阶段，我们不能对“异类”要求太高。其实，只要假话坚决不说，真话说到允许范围的边界上，就算异类了。再或者，不主动拍马，被迫说两句的时候也仅仅点到为止，而非主动谄媚，也算异类了。对于母校，对于母校校长，也如此。好像对于异类的要求目前也就能到这个地步了。至少，我们不能维护起上级领导（或校长）的错误来，还能做到振振有词地为之辩护，还能引经据典地为之张目，把自己的知识用在了隐恶上而不自知，这总不能算做异类吧。事实上，即便美国总统犯下同样的错误，我们总也不能说：因为美国总统也有类似的错，人家成了佳话；所以我们校长的错就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将其打造成佳话。而且还敢对着更多人公开地说，或许还能引来现场的掌声一片，这是不是过了点呀。想到了异端的权利想到了多数人暴政还想到了宽容当然，这些都是在异类之上的大概念了一时还轮不到这些呢，不过，脑子里暂且过一下吧; 个人分类: 事论|3355 次阅读|13 个评论

[转载]习近平会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国务卿克林顿和财长盖特纳: whyhoo 2012-5-4 10:46; 2012年5月3日晚，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来京出席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克林顿国务卿和盖特纳财政部长。　　习近平表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已成为培育互信、深化合作、管控分歧的重要平台，富有成果，祝愿本轮对话取得成功，推动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强调，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关于共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为双方探索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原则。中美作为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双方应持续不断增进相互了解信任，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促进人民友好。今年对中美关系是十分关键的一年，希望美方着眼大局和长远，排除干扰，与中方共同努力，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克林顿表示，在本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坦诚、深入交流，取得重要进展，体现了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精神。美中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史无前例，确实如同“摸着石头过河”，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波涛汹涌。双方要坚持对话，扩大交流，增进互信，缩小分歧，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盖特纳表示，当前，世界经济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中方正在推进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的财政金融改革令人鼓舞。美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复苏。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中国驻美国大使张业遂等参加会见。原文见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zyxw/t928642.htm; 个人分类: 外交|960 次阅读|0 个评论

【陈氏微博】美国总统吐了，可苏维埃主席绝不会吐: 热度 40 陈安博士 2012-4-29 14:29; 　　美国总统罗斯福（西奥德，后来那个罗斯福的长辈）面对《屠场》里描述的制造销售食品的极端恶心情形，张口吐了，扬手把香肠扔了。　　因为他吃的东西和百姓们吃到的东西是一个来源的。　　斯大林就不会吐，因为他的食物来源是完全独立于百姓的，是特供食品。据说，一些国家的特供品制度正是来自苏联。　　甚至，部级以上都是特供的，副部级是半特供，里面毕竟还有让他们放心食用的东西；而局级则是四分之一特供的，处级八分之一。特定行业，处级、副处级也是完全特供。　　所以，前苏联的官员们看到恶心人的新闻，绝对不会吐出来——他们放心着呢。　　如此，美国最后会干净，而苏联的食品绝对不会本质干净，只会部分干净。　　于是，美国社会总体进步了，苏联只好整体垮台。; 个人分类: 史论|4821 次阅读|74 个评论

奥巴驴即将下台？: yhuaze 2012-4-26 10:23; 罗姆尼已作为共和党候选人与现任总统奥巴马角逐下一届美国总统。结合当下美国国内外形势，我判定罗姆尼必将成为下任美国总统，奥巴驴将有可能像老布什那样下台。做出这样的判断基于以下两个理由：（1）美国政治家一向以强硬著称，以反共著称。当下美国急需靠霸权寻找出路，靠霸权开辟海外市场。只有充分发挥霸权优势，才能摆脱或者转嫁美国的经济危机，只有最大限度地运用霸权，才能确保美国一超独大，只有全力依靠霸权，美国才能战胜伊斯兰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挑战。充分发挥霸权力量，就需要奉行强硬的对外政策，就需要无所顾忌的人物出现。罗姆尼对内对外都以强硬著称，奥巴驴和稀泥政策显然展示的不是肌肉。罗姆尼显然是合格的人选。（2）保守势力支持罗姆尼众所周知，美国内保守势力强劲，鹰派实力强大。罗姆尼特别对这些人胃口。什么军工企业正等着罗姆尼发动战争，刺激消费呢，那像奥巴驴这几年什么都没搞好。银子来不了，战争打不起来。奥巴驴黯然失色，螺母牛必将腾空而出.......; 个人分类: 我的观点|114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大学图书馆：不应在“边缘”: whyhoo 2012-4-8 18:59; 美国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戴维·乔丹说：“一个伟大的图书馆是建立一所伟大的学府的必然要素。” 　　从本期开始，文教周刊推出“关注高校图书馆”系列报道，分别从我国高校图书馆的现状、高校图书馆资源如何更好实现共享以惠及社会公众、高校图书馆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如何实现功能转变三个角度来剖析高校图书馆的现状与未来。　　说起世界大学图书馆，总有一些事让人津津乐道，甚至心潮澎湃。　　在牛津，如果有游人问起，“请问，牛津大学在哪里？”当地人会自豪地指路，“看到那座雄伟的图书馆了吗？就在那里。” 　　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最古老的图书馆，曾有5位美国总统、30多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那里学习过。其20条经典训诫，更是为人熟知：“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幸福或许不排名次，但成功必排名次。”“狗一样地学，绅士一样地玩”…… 　　许多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或华丽辉煌、或质朴敦厚。那不仅是一栋栋放满书籍的大楼，更是一个个智慧碰撞、深刻研讨的地方，一种历史积累与文化积淀的象征。　　美国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戴维·乔丹曾感慨：“一个伟大的图书馆是建立一所伟大的学府的必然要素。” 　　中国大学的图书馆，也曾一度因毛泽东、李大钊、章士钊等名人学者的缘故，成为大学青年学子心中最为向往的神圣之地。　　目前，我国的高校图书馆的境遇如何？与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　　 “内忧”与“外患”——购置图书只为填充书架经费增长难以跟上涨价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整体发展势头不错，但是，水平仍参差不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在朝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建设稳步迈进，一些馆的硬件设施已同国外知名高校不相上下。　　但是，985院校与211院校之外的一些高校图书馆却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理念落后等问题。令人痛心的是，一些学校平时并不重视图书馆建设，每逢教育部教学评估才一次性购置大量图书，填充数量。“图书出版是有规律的，图书购置是一门科学，不以保障质量为前提的图书购置，令人心痛。”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说。　　“应当承认，十几年来，我国高校图书馆快速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由于在上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建设缓慢，甚至停滞，令我国高校图书馆的水平与目前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水平还有差距。”有学者指出，“建设一流的大学图书馆对于建设一流大学的必要性仍未得到应有重视。中国高校图书馆还普遍面临地位不高、经费不充裕的困扰。” 　　“高校图书馆，在学校里还位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图书馆馆长，过去一般都是由社会名流、学术大家来担任，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也是素质相当高的人来担任。但目前，在我国大部分高校，图书馆馆长的地位不如学院院长和一些系主任。学校并不将图书馆视为教学科研单位，而是视其为普通行政职能部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大椿介绍，“国外知名大学对图书馆十分重视，图书馆馆长的声望与地位要高于一般的教授，是仅次于教务长与总务长的角色。” 　　“尽管在大学里，我们不应该用行政化的眼光来看待馆长的角色，但是，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应该由具有相当高素质的人来担任。”刘大椿强调。　　除面临在学校内位置相对“边缘”的“内忧”，高校图书馆还面临“外患”。　　据介绍，目前大学图书馆每年的图书购置包括中文图书、外文图书、中文期刊、外文期刊以及各种电子资源等。其中，外文期刊和数据库的购置费用占支出比重很大。一些国外的出版商因其业内的垄断地位，“贪婪”地盘剥着中国的高校。　　朱强介绍，“几年前，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曾联合发表声明，抵制其收费的快速增长，才使得收费从年增长22%的势头，降为目前的年7%到8%。”“即便这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压力。因为出版商的费用有一个年均8%的自然增长，但是，图书馆的经费却无法实现同幅增长。”朱强介绍，“尽管学校非常支持图书馆的发展，也体谅到图书馆的现实困难。但连年增长的费用从何而来，依然困扰着我们。” 　　还要强调的是，在与国外出版商的“较量”中，中国的图书馆显然处于下风。“出版商声称，中国一所学校的文献下载量就超过很多国家一个国家的用量。但是，服务器设在出版商那里，我们只有访问权，他们所谓的下载量，我们根本无从统计。”朱强介绍。　　 “新问题”与“老问题”——仓储功能不断降低空间需求仍在增长　　新老问题交织，也是目前高校图书馆面临的困难。　　先说新问题，从几年前开始，图书馆界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就是如何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TIME》甚至直接以《电子书让图书馆没戏唱了？》为题目刊发文章。　　记者从北大图书馆了解到，从2006年到201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外借图书册数的变化呈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100余万册，逐渐减少为2011年的不到70万册。而与之相反，电子资源的检索频次却有了翻倍的增长，从2006年的1000余万次，增长为2011年的3000余万次。　　有学者在文章中分析，“传统图书馆担负着存储文献的重任，同时它还以其建筑本身成为人文和学术精神的象征。在数字信息时代，这两种功能都遭受了挑战。图书馆馆藏正逐步走向数字化，实物馆藏逐渐为电子版本所替代。数字文献的出现，大大节省了空间; 而读者可以通过远程登录阅读、获取数字图书及期刊。图书馆的仓储功能在不断降低。” 　　再看老问题。资源相对紧张，无法满足学生的全部需求是国内高校图书馆面临的老问题。记者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访时仔细观察了图书馆的每一层，偌大的图书馆提供了几千个座位，却几乎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的。“国外高校图书馆，很难看到占座的现象。对于国内一些高校图书馆来说，先满足学生最基本的用书和空间需求依然是主要矛盾。很多从国外借鉴的新理念、新手段要在遵照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王琪介绍。　　“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存在很多差异性，比如，国外大学图书馆可以24小时开放，但是我们做不到，这与读者的素质等许多因素有关。”刘大椿介绍。　　“智慧”与“服务”——营建大学的精神家园满足读者个性化需求　　图书馆该承担怎样的功能？图书馆学界有一种说法，“为书找人，为人找书”。此外，“智慧”与“服务”也是一种经典的提法。简单，却内涵丰富。　　如何引领“智慧”，引领高校青年学子的阅读品位与人文素质的提升，如何为高校的科研工作提供高水平的智力支撑？时代对高校图书馆提出新的挑战。　　几年前，曾有专家提出担忧，“现在有青年不喜欢读书了，这种现象和整个社会的浮躁风气有关。” 　　为此，刘大椿馆长的话深情而深刻：“图书馆是大学的精神家园。读一本好书便是与一颗伟大的心灵进行对话，图书馆使学子从一开始就占据了精神的制高点。作为维护个体精神世界的独特性和丰富性的手段之一，图书馆是一道精神的屏障，拉开了人与浮躁的功利世界的距离。” 　　此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高校的科研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给图书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仅满足于提供资料是不够的。”有专家指出，“应要求高校图书馆馆员具备更为专业的素养。同时，需要馆员真正参与到高水平的课题研究当中去。” 　　谈及服务，美国图书馆情报学家W·克劳福德和M·戈尔曼认为：“服务的强烈愿望便是成功的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如果说，原来的图书馆更多的是满足借阅的需要，那么，时代的变化与读者多元化的需求，需要图书馆的服务职能进一步丰富而多元。　　记者了解到，目前，除了文献资源服务这个基本功能以外，许多读者对现代的高校图书馆提出了进一步的需求：进一步拓展自助服务功能，比如自助借还书，自助复印与扫描；针对不同读者的特点，提供培训、文献传递、馆际互借、代查代检等服务，从而满足不同读者的个性化需要等。　　“特色，也是我国很多高校图书馆应着力加强的。”刘大椿强调，“硬件设施的追赶不难，但是，理念的先进与特色的形成却非一朝一夕之功。而理念的先进，首先表现在藏书的理念上，目前，一些国外大学图书馆对中国图书的收藏可能比我们还全。中国的学者做中国文化的研究，却只能从国外的图书馆里查到资料，这不应成为常态。” 原文见 http://www.qstheory.cn/kj/jygc/201204/t20120406_149652.htm; 个人分类: 教育|993 次阅读|0 个评论

胡锦涛在首尔会见奥巴马建设性的深入交换了意见: 热度 1 可变系时空多线矢主人 2012-3-26 22:26; 胡锦涛在首尔会见奥巴马建设性的深入交换了意见３月２６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首尔会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两国元首就进一步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积极重要共识。会晤是富有建设性的。胡锦涛表示，奥巴马总统就职３年来，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两国在双边重要领域以及应对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富有成效。特别是双方决定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为中美关系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维护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大局，事关中美两国利益和两国人民福祉，也会对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产生重要影响。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不断加强对话、交流、合作，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沿着建设合作伙伴关系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胡锦涛就两国关系发展提出４点建议。一是坚持合作伙伴关系大方向，坚持不懈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二是全方位拓展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努力开创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务实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和地方合作，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三是确保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中方尊重美方在亚太的存在和正当利益，欢迎美方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美方充分考虑中方利益关切并予切实尊重；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对话，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四是继续为中美关系注入动力，采取更多灵活方式，确保两国高层及时开展高质量的战略沟通。中方欢迎美方今年来华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以及战略安全对话，就发展中美合作谈出新共识新举措。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胡锦涛强调，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一些经贸摩擦是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过程中发生的，应该在合作过程中以合作方式逐步解决。美国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有利于扩大对华出口、拉动美国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平衡中美贸易，希望美方采取实际步骤。关于人民币汇率，胡锦涛指出，２００５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已升值３０％。美国贸易逆差和失业等结构性问题不是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解决不了美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中方将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更大程度发挥市场供求的调节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其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奥巴马表示，我就任总统后，同胡锦涛主席已举行了１１次会晤，这充分反映出双方对保持良好美中关系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双方通过一系列高层交往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等机制坦诚深入沟通，增进了互信，深化了合作，并以建设性方式有效处理分歧和摩擦，取得了积极成果，美方对此感到满意。美方期待着就双边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同中方加强对话、协调、合作，促进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这对美中两国、对世界都至关重要。上个月，美中双方共同纪念了尼克松总统访华４０周年。美方愿同中方继续一道努力，在下一个４０年将美中关系建设得更好。奥巴马表示，不久前，美中双方发表了《关于加强美中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证明美中通过接触对话可以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取得更多成果。美方正在着手解决美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问题，欢迎中国企业扩大对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并将采取更多便利措施。双方就朝鲜宣布将发射卫星和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深入交换了意见。在听取奥巴马介绍了美方立场后，胡锦涛强调，中方对事态发展表示关切和忧虑，呼吁有关各方着眼大局和长远，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这符合各方共同利益。长期以来，中方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作出了不懈努力。希望美朝继续接触对话，维护已达成的共识，改善相互关系。中方愿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还就伊朗、叙利亚、南北苏丹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令计划、王沪宁、戴秉国等参加会见。; 个人分类: 其它|1276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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