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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人地质学家朱夏》有感
热度 4 smallgrass 2016-12-18 21:18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合肥参加工作时,就曾听过老一辈谈过朱夏先生的一些轶事,但了解不是很多。来到无锡工作时,对朱夏先生的了解,主要是知道他在无锡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为油气普查进行资源评价理论研究的盆地研究室,我们所里一直以来常引以自豪,他也是我心目中的地质学大师级人物。但对于朱夏的生平细节,工作细节并不了解。由罗静、王月清、张渝昌等著的《诗人地质学家朱夏》一书今年刚刚出版,我有幸获得一本,利用三个晚上时间,读了两遍,让我对朱夏先生的传奇人生有了细致的了解,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对于朱夏先生的天赋、才情、为人、信念、对于挫折的态度,对我国油气勘探的巨大贡献,书中已经有详细的叙说和评价。我从书中对朱夏先生一生的描述,从个人角度,总结了朱夏先生的几个优秀品质和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学习的地方。 一、天资聪颖,做喜欢做的事 朱夏1920年出生于诗礼之家,幼承家学,少年诗作已有佳句名篇。他曾说过:“要是我不搞地质而专心从事诗的创作,成就可能不在地质之下。”高考时,曾想选学新闻去当记者,可像徐霞客那样游历山河,但父亲不允。在父母的选择下,朱夏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朱夏对学物理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图书馆博览群书时,读到一些地质学的书籍,儿时的憧憬悄然苏醒。背着家人放弃了学了一年的物理学,考入中央大学地质系。读上自己心仪的专业,一向聪明、勤奋的朱夏置身于名师云集的学府中,如鱼得水,心无旁鹜,在地质学上显示了不同于常人的悟性,开始了他日后成为地学大师的起步,也进入到科学与文学交融的生活天地。 朱夏的天资是客观的,这一点不是每个人能具有的,也不是能够学来的。但他的勤奋好学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另外,年轻的他敢于改变违心的选择,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充分发挥了个人的潜能。当然在这里需要劝告的是,现在有很多考上理想大学但没能读上喜欢专业的学生们,以及没考上理想的大学但就读于不是自己喜欢大学的年轻人,要么好好学习本领,在本领域打造一片天地;要么象朱夏一样改变现状,当然要以自己的势力和条件做为保证,需要很大的勇气。而不是大学四年一直怨天尤人,自甘堕落,浑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却又自命不凡,这既辜负了父母,又对自己的前途不负责,这样的年轻人在当今的大学里不占少数,该醒醒了。 二、博学多才,孜孜以求 这里说朱夏先生博学多才,是指他从事过多个地质学的跨专业的工作,由于他干一行专一行、孜孜以求精神,每个专业的工作他都能做的相当好。他就象行走于江湖的大侠,哪里不平哪里就有他,当然这里“不平”是指矿产、石油地质勘探的重大问题,走到哪里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从1940年开始参加工作到去世的50年里,从事过地质测绘、大学教书、锰矿、铅锌矿、金矿、铁矿地质勘探、煤矿地质勘探、石油普查工作。先后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大学、浙江地质调查所、华东工业部地质处、北京地质部地矿司、地质部石油普查委员会、地质部新疆631队、青海柴达木632队、东北吉林地质部指挥部、北京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南京地质部华东地质矿产研究所、江苏石油勘探指挥部、无锡地矿部石油中心实验室、同济大学、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等全国的15个单位工作过,这一数量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地学界的一个记录。而这一工作变动、调动过程中,与升迁职务并没有关系,都是根据勘探需要,为了解决勘探问题而请他前往,有的调动则是他自告奋勇。他是发现克拉玛依大油田的奠基者之一,主导了青海柴达木盆地油气普查,发现冷湖浅层工业油流和马海、盐湖构造的天然气。他是大庆油田的主要贡献者之一。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在工作中可能也会从事不同的专业或管理工作,都应该学习朱夏先生爱岗敬业的精神,及时适应新的工作领域和新工作环境,尽力把工作做到最好,干一行专一行。 三、胸怀宽广,易与协作 朱夏先生胸怀宽广,与人为善,团结协作。他总是这样教导学生:人生世上有许多坎坷不平,可能受人毁谤,也会被人误会,但只要自己光明磊落、胸襟开阔,总可与人为善,而且是得道多助的。他一直在告诫学子们要处理好同学、老师之间的关系,科学家是在竞争中成长的,没有竞争就没有成绩可言,但脱离协作孤立地搞是不行的。他提倡君子之争,而不是用犯规的动作来战胜对方。仅举一例,1981年,他与莫逆之交的刘光鼎、业治铮,一起形成了同济大学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和沉积专业教学的框架,在同济大学刚筹建的小小海洋地质系,居然有三位学部委员(现称院士)来兼职教授培养研究生,为造就新一代地质学家倾注心血。他们是真正指导、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而不像现在有的导师,把自己学生完全放羊,或者完全丢给手下的老师带,导师却去忙于别的事情,甚至有的导师几年下来都不认识自己名下的学生。朱夏先生能够做到强强联合,互相尊重,团结协作,不像有些学者,都自认为自己是老大,互不合作或相互拆台。朱夏先生的思想和胸怀中根本没有一丝一毫“文人相轻”,对他来说,这个词就好像不存在。科学家需要强强合作的胸襟,才能出大成果,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四、站得高,看得远 1955 年,朱夏为了多从事野外实践,自告奋勇去地质部新疆631队工作,踏上了西北石油勘探的漫漫征程,从而也翻开了他人生篇章中新的浓墨重彩的一页。在“大跃进”、“三面红旗”、“天灾人祸”、“文革十年浩劫”中,朱夏先生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关牛棚,挨批斗,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朱夏先生仍一直站在地质的前沿,从未停止对理论的探索和对科学的追求,在牛棚里翻译了《板块构造的岩石学记录与历史实例》,以非常之精神挺过了非常之岁月”(引用刘光鼎先生的话)。 有的人因为囿于当下,在看似不是机会的机会面前错失良机,终归碌碌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人生的历程中遭受挫折是难免的,是自甘沉沦还是卧薪尝胆,只要你是个有追求的人,挺过艰难岁月,必然迎来光明。朱夏先生的选择为我们后人上了明确的一课。 五、好的科学团队带头人 朱夏先生对学术的追求,是为了满足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解决国家的当时之需,不以名利为目的。虽然朱夏先生也曾担任过行政职务,以负责技术的总工程师或副总工程师居多,他没有把精力放到行政事务、追求升职上,他的工作精力主要还是投到了科学研究上,和团队的建设上,人才的培养上。他也是一位好的技术领导,也为科学界的团队带头人树立了榜样。 我上述对朱夏先生的优秀品质的总结,也许有人会问,你自己做的怎么样?我可以惭愧地说,我是一个凡人,工作上一直兢兢业业,成绩不多,如果时光倒流,让我早点了解朱夏先生,我想我可能会做的比现在更好。好在现在也不晚,这本书对朱夏先生的传奇人生的阐析,为我努力工作增添了一份正能量。
个人分类: 人物纪事|6213 次阅读|8 个评论
Maureen Raymo成为首位获得地质学最高奖的女科学家
热度 5 flyindusk 2014-3-25 07:50
BY J. Henry Fair 世界上最悠久的国家级地质学会是1807年成立的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由于地位无人能及, 通常提到它时, 名字中的London都省了,the Geological Society成了其专名。 国内戎嘉余、汪品先、丁仲礼、徐星都是 其最高段位的会员honorary fellow。 学会有许多奖项。比较有影响的是纪念地质学创始人的Lyell Medal,在Charles Lyell去世后第二年(1876)开始颁发。与之相当的是Murchison Medal,偏重于矿物学和岩石学,1873年首次颁发。 学会最古老的奖项是Wollaston Medal,也是学会的最高奖。该奖项1831年首次颁发时,Lyell的Principles of Geology才刚刚出了第一卷。获奖名单中,我们熟悉的名字包括,William Smith (1831), Louis Agassiz (1836),莱伊尔Charles Lyell (1866),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76),戈德施密特Victor Moritz Goldschmidt (1944),许靖华 (1984),勒皮雄Xavier Le Pichon (1991),更有古气候领域的两尊大神Wallace Broecker (1990)和Nicholas John Shackleton (1996)。这些地质学中灿若星辰的名字早已标定了Wollaston Medal独一无二的尊崇。国内偶尔提到该奖时冠以“地质学诺贝尔奖”,实在是辱没了它,——Nobel首次颁发的时间整整比它晚了70年。 过去183年中,所有获奖者有一个共同点:男性。今年3月3日,Wollaston Medal迎来了第一位女主人:Maureen Raymo. 几乎所有古气候学者都无法绕开这位女科学家:她和博士导师William Ruddiman一起提出并完善了“抬升-风化”假说:认为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40Ma开始抬升,造成了印度季风出现硅酸盐风化加强,导致大气CO2降低,进而全球变冷。论文在Nature发表时,她刚刚32岁,立刻成为全球古气候领域的焦点。时至今日,这一假说尽管仍有些许争议,但构造抬升对全球变化影响深刻早已是学界共识。2002年,她入选DISCOVERY杂志选出的“最重要的50位女科学家”之一。 有意思的是,构造尺度的抬升-风化假说只是Maureen古气候研究中的插曲,却被很多人当成了高潮。做古气候的人都知道,对晚新生代冰期研究最有影响的其实是Milankovitch假说。这个假说有个大bug,过去80万年对太阳辐射影响最小的偏心率周期在气候系统中表现最强。1976年,Hays, Imbrie Shackleton合作在Science上发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中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迄今悬而未决。Maureen一开始就在这块耕耘,研究生期间在ODP108航次做过随船的古生物学家,学术生涯的第一篇文章即是关于松山负极性时的偏心率周期(Ruddiman, Raymo McIntyre,1986 EPSL)。有影响的工作包括LR04曲线(与博士后Lorraine Lisiecki合作)、提出并解释了松山期的4万年难题(与其第一篇文章有关)、重新解释上新世海暖期平面变化。下个月EGU年会上,还要给她颁个Milankovitch Medal。至于10万年周期,革命尚未成功,大家继续努力。 插补一段:Maureen的上新世海暖期平面变化结果发表在2011年的Nature Geoscience。同期配发的News Views中,英国杜伦大学的Ian Shennan直接重新解释了数据。Maureen也没直接反驳,在自己Publication list中,给这篇文章加了标注:see accompanying News and Views although note we do not agree w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our results as given by that author. 当年在伯尔尼召开INQUA大会,她应邀做大会报告宣讲这一结果,也被前排的大牛们暴虐。 网上能看到她的硬照,应该出自专业摄影师之手。真人差很远,在人群中认不出来。 她的几个数据:论文数60+,被引13,000+,H-index 40+,Erdos number=2。 p.s. 当初 匆匆写完 此文曾小范围分享过。重贴是因为文中提到的风化假说最近有了重要进展,解释了风化为什么没能冰封地球。下回有空再说。
个人分类: H|9075 次阅读|5 个评论
筹备中国地学前辈之子女联谊会-通知4月26日地质博物馆
热度 2 johnnyqliu 2013-3-19 18:14
中国地学前辈之子女联谊会 缅怀前辈 继往开来,传承情谊,源远流长 感谢大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我们期待的聚会在最后的筹备中 … ,有几个议题希望大家能够集思广益,提出建议: 1) 研究科学人物,充实中国科学发展史 ? 2) 先辈的君子之交,在我们后辈中继承 3) 历史的真实性有时间的制约,历史资料如何保护、保留、传世,如何整理 …. 4) 建议成立中国地质科学家资料展馆(生平与学术) (如兵马司或珠江路的某个老建筑) 5) 对前辈的纪念活动(比如百年诞辰) 6) 会后编印聚会家属通讯录和大家的发言与会议刊物 … 等等。 筹备会议第三次通知 时间: 2013 年 4 月 26 日, 周五 地点:中国地质博物馆 六楼会议室 (从工作人员入口及电梯上楼),见附图 建议会议日程: 09:00 – 10:00 签到,补充填写通讯录 10:00 – 12:00 内容形式 (自由、民主、即兴) ( 1 )介绍邀请嘉宾及发言 ( 2 )自我介绍,互相认识,资料与信息交流, 比如:(先辈纪念文集、图画册),介绍近况与手头与整理资料(遗稿,遗作出版等)有关的事情 ( 3 )商议是否每年单独集体性聚会一次,比如,是否北京、南京一年一次。 ( 4 )《科学家文库》,由中科院院士工作局人员介绍 ( 10 分钟) 12:00 – 12:30 参观兵马司 9 号,建筑旧址,在大门口合影留念 12:30 – 13:30 集体在对面北京百年老字号餐馆砂锅居用餐 ( AA 制) (预计人员五十人,如果人多,部分午餐派送到会议室) 14:00 – 16:00 下午时间,会议室预订了,可以自由、单独小范围交流,请大家留下地址与联系方式。 很多先辈是世交兄弟,而我们后代还没有机会认识 ( 5) 地质史与地质人物座谈,每人讲讲先辈的事情事迹,建立联系;讲讲个人的计划,所要的资料,是否建立一个网站,上面资料共享,是否成立一个组,定期聚聚 ( 5 )建议,提议要求,比如,兵马司旧址的保留和利用 (家属签字提议) 会务服务人员: 黄洁生 (黄汲清之女) 陈泽行 (陈梦熊之子) 刘强 (刘东生之子) 第三次通知-b12.doc
个人分类: 人物事件|2811 次阅读|4 个评论
侯学煜先生鲜为人知的一件事:智斗土匪
热度 1 蒋高明 2012-8-17 13:23
蒋高明 今年是恩师侯学煜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有关单位拟召开侯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纪念活动,嘱我就侯先生生平事迹写文章介绍。对于侯先生的学术事迹,笔者曾专门写过,科学出版社的图书也将于近期面试。有关几篇文章如下: 不该过早忘记侯学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a01901000bjf.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6ea01901000bjg.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7744.html 《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 侯学煜: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75do=blogid=547722 既然接受了新任务,自然还要查阅一些文献,以补充过去人物传记中被忽略的部分。今读到下面的文献: 杨新孝: 1986 :三位被戕的地质学家 . 人物, (2) : 86-87. 文章介绍的是民国时期,发生在贵州的一件震惊中外的土匪劫杀地质学家惨案,三名中国优秀的地质学家遇难。这个故事对老一辈地质学家是非常熟悉的,然对于年轻的学者可能知道的不多。其中悲剧情景大概如下: 民国三十三年( 1944 ) 3 月底,时任中国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技正(当时的一种技术官衔)兼古生物研究无脊椎生物组主任的许德佑,奉命到贵阳筹备并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届年会。 4 月初,中国地质学会会议闭幕后,许德佑与前来出席会议的助手陈康(三叠纪化石研究专家)、马以思(女地质研究员)一道,在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研究员侯学煜先生的带领导下,一行 4 人从贵阳出发,乘车前往贵州西部地区的关岭、盘县、普安、晴隆进行野外地质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 4 月 17 日 ,许德佑等一行到达盘县,然后分成两路 : 侯学煜先生 1 人奔兴义、贞丰一线;许德佑等 3 人返回程,准备沿普安、晴隆、郎岱一线考察。 4 月 21 日 ,许德佑、马以思、陈康 3 人在食无荤腥,行无车马,土匪如毛的环境下,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置生死于度外。辗转进入普安罐子窑(原兴中乡),在此处作休整。 许德佑 3 人的行踪早已被当地匪首易仲山的探子谭伯忠得知。易仲山更按耐不住了,便立即部署抢劫计划。趁许德佑等人雇请挑夫的机会,命匪徒王小学、曾老三两人装扮成挑夫,其余匪徒则奉命到指定地点埋伏。 4 月 24 日 ,许德佑、陈康、马以思 3 人,顺着古驿道经白沙过老鹰岩,一路坚难跋涉之后。来到普安和晴隆交界处,这里地势险要、人烟稀少的黄厂附近,被乔装成挑夫和早已在此“等候”的贯匪易仲山(匪首,普安人)等 10 余名匪徒们开枪杀害。 许德佑当场中弹身亡,年仅 36 岁。陈康(时年 29 岁)、马以思(时年 26 岁,《人物》文章说 25 岁) 2 位年轻人被眼前的一幕幕惊呆了。匪徒们见陈康、马以思 2 人无力抵抗,便将捆绑押到路旁的丛林中,先枪杀了陈康先生,然后又丧尽天良地将马以思轮奸后杀害。当土匪看见行李里面的东西是一些对他们来说一文不值的石块后,便丢在原地逃跑。 上面文献出处: http://www.ldqxn.com/news/ldqxnnews/20110603/32639.htm 在 1986 年出版的《人物》介绍中,还提到了几个重要的当事人,一个就是侯学煜先生,另外一人是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 当时,土壤学家侯学煜先生正在盘县工作,得知此案后,一方面向上级拍电报,一方面电约盘县和普安两县县府官员赶往出事地点,首先将三死者入殓,随即侦查凶手。侯先生查知案件发声后有数人住在叶保长家里分东西,推测与此案有关,便将保长雇来的挑夫三人拘审。侯先生伪称奉中央严令,如不吐实,立即枪决。三人坚不承认,乃命士兵数人先拖出一人,鸣枪两响,回屋报告说“已毙了。” 余二人缄口如故,便如法又伪毙一人,剩下最后一人方供出匪徒姓名及下落。以后陆续捕得二十四名匪徒,匪首易某拘捕,被当场击毙。(人物, 1986 ) 在上述事件中,侯学煜先生后期就是重要的角色。文章说他是“伪称”奉中央严令,这个托词对土匪有重要的震慑作用,最精彩的还是侯先生假装枪毙犯人而与土匪打的心理战。杀人是要偿命的,在这点上土匪是心理清楚的,但如他们死活不开口就得不到治罪的口实,因此土匪之间是攻守同盟的,但对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最后一个土匪而言,四声枪响就让他们的心理底线崩溃了。实际上,没有确凿事实也是不能随便杀人的,但这一点土匪们不清楚。因为他们的游戏规则就是草菅人命。 《人物》中介绍侯先生审案是假托中央命令,实际上从最近贵州省有关方面的追忆文章中得知(见上文的链接),侯先生可能是真的有上面的命令。一是他是第一时间知道此案的,二是他得到了地质调查研究所要他处理善后的命令 ( 27 日,其时已到达贞丰的侯学煜闻听此凶讯,当即电告地质调查研究所。国民政府经济部、军政部迅速命令侯学煜赶赴普安、晴隆督查凶案 ) 。三是当时,国民政府、贵州省政府获悉许德佑等 3 人在晴隆遇害后,蒋介石令贵州省兴仁专署和普安、晴隆县政府 3 天之内侦破此案。蒋介石的命令地方官员是不敢不配合的,这就客观上为侯先生审案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警方经过一个多月的侦破,匪徒中,除谭佰忠、谭小万在追捕中跳崖身亡外,王小学、刘小荣、徐小牛、李老安、胡老大、张小牛、李秀峰、叶检德、陇占洪、曾老三、李树先、李月华等 12 人全部被警方缉纳归案,并经滇黔绥靖公署批准,于 1944 年 6 月 4 日 在普安县城执行枪决。匪首易仲山潜逃,在警方搜捕过程中,易中山的脚被打断,因失血过多,在押回途中死亡。但其尸体仍被送到县政府验名正身,拍照上报销案。 许、陈、马三位灵柩运至贵阳,在花溪公园安葬,并立碑纪念。当时任经济部部长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做长诗《泣祭许德佑陈康马以思》,痛悼云“地质重调查,前进自素志,奈何国未宁,英华屡陨坠。一日伤三良,哀伤尤洒泪,忆昔赵亚曾,学高而早死,自川进入滇,昭通遇匪恣,饮弹归黄泉,伤我元良士。今兹黔西行,三人同失事,损失更可惊,匪氛何太肆。许君学最精,尤可佩才智,耐穷 鬻 书物,真纯良可真。陈马二后进,敏学复精思,在吾地学中,皆是贤良器,屈指全国民,非可容易致,咄彼愚顽氓,疯狂如儿戏,僻地轻戕贼,学人岂能避。培植需时长,何骤遽蹶踬,设位遥哭临,凄怆啼盈 眦 ”(人物, 1986 ) 为了纪念许德佑、陈康、马以思这 3 位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中国地质学会曾分别以 3 位科学家的名字设立了纪念奖,著名地质学家刘东生先生还获得过该奖。 1949 年,经古生物学家穆恩之先生鉴定,许德佑在关岭发现的海百合化石被定名为“许氏创孔海百合”。这是后话了。 对于上述侯先生智斗土匪的经历,今天的生态学界知之甚少。晚辈是从科学出版社原编审于拔先生的纪念文章中了解此事的。因此,在我所写的侯先生学术传记中,有这样几笔简单的介绍:“侯学煜不仅是一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还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工作组织者。同时,他还具有侠胆义气。 1945 年 3 月,在贵州普安山区考察时,同行的古生物学家许德佑、马以思、陈康被土匪杀害。事后,他经历千辛万苦,向地方政府交涉,追捕土匪。在山林深处,他找到了已经腐烂的科学家的遗体,掩埋好遗体后,侯学煜将他们采集的标本和调查记录交给有关部门。” 从这些介绍中,可以看出事情的一些具体细节,原来的一些提法如科学家遇害时间,追捕土匪,想地方政府交涉等等,也是与本文获取的资料有所出入的。 作为异乡人,与土匪斗,即使侯先生有上方宝剑,匪徒的报复还可能是非常残忍的。对于这些潜在的风险,侯先生全然不顾。侯先生早年养成的这种侠肝义胆,仗义执言,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学术生涯。而今的中国生态学界,太缺乏侯先生的这种勇气了,言必称美国,人云亦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到违背自然规律生态规律的事情,也不站出来讲真话。长期如此,就造成了中国生态破坏愈演愈烈、难于收拾的严酷局面。 中国生态学界,讲真话难,难于侯学煜先生当年斗土匪啊!
个人分类: 科学人生|7376 次阅读|2 个评论
美国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A. T. Cross (1916--2013)
livingfossil 2012-7-14 19:11
美国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 Aureal Theophilus Cross (1916--2013) Aureal Theophilus Cross (1916--2013) 是美国当代非常有名的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 1916 年 6 月 4 日, A. T. Cross 出生于俄亥俄州的 Hancock 县,但在爱荷华州 Waterloo 市的一个奶牛场长大。本期《古植物学的故事》简要介绍 A. T. Cross 的教育背景、职业生涯以及与中国的学术联系。 一、教育背景 1939 年, A. T. Cross 从位于爱荷华州 Cedar Rapids 市的 Coe College 毕业 (http://www.coe.edu) ,获得学士学位,其学位论文研究孢粉分析。之后, A. T. Cross 到辛辛那提大学(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植物系跟随古植物学家与古孢粉学家 John Hobart Hoskins ( 1896---1957 )学习,主要研究煤核( coal balls )。 1941 年, A. T. Cross 从辛辛那提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基本信息如下: Author: Cross, Aureal T Title: A new species of Lepidocarpon from Iowa, by Aureal T. Cross Published: 1941 Description: 3 p. l., 31 numb. l. plates 29 cm Note: Thesis (M.A.)--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41 Subject: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 Theses. M.A. 1941 Lepidocarpon Paleobotany -- Paleozoic Paleobotany -- Iowa 1943 年, A. T. Cross 从辛辛那提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基本信息如下: Author: Cross, Aureal Theophilus Title: Observations on Paleozoic plants from middle-western United States Published: 1943, Description: 8 p. leaves, 4-171 numb. leaves. mounted plates. 29 cm Note: T hesis (Ph.D.)-- 173p,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1943 Subject: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 Dissertations -- 1943 二、职业生涯 1942 — 1949 年, A. T. Cross 曾在 Notre Dame 大学(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辛辛那提大学地质系、俄亥俄州地质调查局( Ohio Geological Survey )工作。 1949 — 1957 年, A. T. Cross 同时在西弗吉尼亚大学(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地质系和西弗吉尼亚地质与经济调查局( West Virginia Geologic and Economic Survey )工作,在此期间开展研究并培养研究生。其中硕士研究生包括 Ralph J. Gray, Gilbert E. Smith, Ruby H. Benzel, James C. Warman, Phillip N. Shockey 及 George H. Denton ;博士研究生包括 Norman Schapiro, Mart P. Schemel 及 William H. Gillespie 。 1957 — 1961 年, A. T. Cross 在俄克拉荷马州( Oklahoma )的一家石油公司研究中心工作,主要建立并负责一个孢粉研究组的工作。 自 1961 年起, A. T. Cross 从企业界返回学术界,他开始供职于密歇根州立大学植物生物系(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in East Lansing )工作,直到 1986 年退休。 A. T. Cross 全面开展北美地区的古植物学、古孢粉学、生物地层学及古生态学等研究工作,培养了很多学生,如: William D. Tidwell, Dennis M. Sparks, James B. Zaitzeff, Khosrow Ebtehadj, James M. Lammons, Norton G. Miller, Bernard L. Shaffer, Gary G. Thompson, James H. Anderson, Peter H. Griggs, William F. Von Almen, Evan J. Kidson, J. Fred Stone, Ralph E. Taggart, Theodore F. Gies, Gerald L. Waanders, Leonard E. Eames, Lee R. Parker, Arun Kumar, Craig Tingey, Gordon D. Wood, Enrique Martinez-Hernandez, Michael B. Melia, Abolfazl Jameossanie, Loretta S. Satchell, Martin A. Bordner, Bing-cheng Feng, Debra A. Dufek, Mohammad Ghavidel-Syooki, Myung S. Yi, Richard W. Carroll, Lanny H. Fisk 及 Patrick F. Fields 。 . 三、与中国的联系 1979 年,中国古植物学家徐仁先生( 1910--1992 )和李星学先生( 1917---2010 )随中国植物学会代表团访问美国若干学术机构。后来,徐仁先生回忆,他在美国见到过 A. T. Cross 等美国同行。 1982 年,曾跟随徐仁先生完成硕士学位的冯秉诚( Bing-cheng Feng )赴密歇根州立大学 A. T. Cross实验室 学习。 1987 年,冯秉诚获得博士学位。他是在美国专门从事古植物学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1985 年, A. T. Cross 教授携太太 Christina Aleen Cross ( Teyssier ) 访问中国。徐仁先生及其同仁在北京接待了 A. T. Cross 教授的访问,并开展学术交流。。 孙启高 2012 年 7 月 14 日 本期编目: 古植物学的故事 (170 期 ) 美国当代古植物学家(之十) 美国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 Aureal Theophilus Cross (1916--2013) ================ 相关文献: Phillips, Tom L., 2007. Biography of Aureal T. Cross: World class coal geologist, palynologist, paleobotanist and educato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al Geologe, 69(1--2):1 — 20 古植物学的故事 (169 期 ) 美国古植物学是如何崛起的? ( 之十八 ) 美国古植物学家 John Hobart Hoskins ( 1896---1957 ) 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225931do=blogquickforward=1id=591902 2012-7-13 22:27 古植物学的故事 (75) : 中国与美国古植物学交流与合作的大门是如何被打开的? Story of Palaeobotany of Series (75): How was the door to the academic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palaeobotanists re-opened in the 1970s? (in Chinese)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78602 发表于 2010-10-30 11:36:36 古植物学的故事 (75) 附件资料 Supplemental materials for the 75 th issue of the Story of Palaeobotany Series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0195 发表于 2010-11-4 0:12:56
个人分类: 古植物学的故事-Story of Palaeobotany Ser ...|5715 次阅读|0 个评论
美国石油地质学家的工资收入稳固提升
热度 2 毛宁波 2012-3-31 22:26
美国石油地质学家的工资收入稳固提升
据美国AAPG网站报道,美国石油地质学家的年工资收入稳固提升。 http://www.aapg.org/explorer/2012/04apr/salary_survey0412.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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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地洼学说”创始人陈国达院士诞辰百年
杨学祥 2012-3-25 02:43
“地洼学说”创始人陈国达院士诞辰百年 2012年03月25日01:08 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俞慧友 周科际   本报长沙3月22日电(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周科际)由中南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所主办的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地洼学说”创始人陈国达院士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暨陈国达学术思想研讨会于今日在湖南长沙召开。会上,“陈国达教育基金”获得成立来的首笔捐款400万元。   1912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的陈国达,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是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博士生导师。30年代末,他提出“丹霞地貌”概念,被地质界广泛承认与采用。40年代末,他对中国海岸线详细研究后,提出“复式岸线”创新论点,纠正了自德国李希霍芬以来长期流行的“北升南降”的简单结论。1956年,他在地质学报发表“地洼学术”理论诞生的重要标志性文章《中国地台“活化区”的实例并着重讨论“华夏古陆”问题》,历经22年,创建出举世闻名的“地洼学说”。2004年,陈国达与世长辞,享年93岁。在陈国达75年学术生涯中,他亲笔主笔发表的论文专著达450多篇(本),其创立的根植于中国大地的“地洼学说”,在国内外地质找矿、油气勘探、工程勘察、地震地质、地质灾害防治等众多领域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http://tech.hexun.com/2012-03-25/139694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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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似神话
热度 2 zxj368 2011-9-4 15:33
酷似神话
两位80岁以上的白发老翁,盘坐在15亿前的“海滩”上,畅谈着他们的人生和学术观点。他们那朗朗的笑声、洪亮的话语、硬郎的身板,真有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少年“轻狂”,那种精神与风采酷似神仙一般。 他们是谁? 他们是两位中国杰出的地质学家,一位是中国石油大学86岁高龄的冯增昭教授,一位是中国地质科学院82岁高龄的乔秀夫教授! 看到两位老科学家的飞扬神采,同行的我们真得很感动,也很感慨! 这是一幅多么难得的画面。 如果是在办公室里畅谈,那也就吧了,这是在“爬山越岭”的野外,是经过“行路难,难于上青天”的徒步旅行,人们“前位后推”之后才到达的野外地质勘察剖面地点! 研究 爬山 认真探讨 精彩照片与详细介绍,见《古地理学报》2011年第6期,该期发表震积岩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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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家的工资与经济增长放缓
毛宁波 2011-7-10 15:23
Geologist Salaries and the Economic Slowdown Natural resource dem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retirements and low enrollments support geologists It's Still a Good Time to Be a Geologist! Graph of average annual salaries of geologists in the petroleum industry as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etroleum Geologists as part of the AAPG Annual Salary Survey . These represent employees in the petroleum industry with zero to two years of experience. These new employees hold a mix of bachelor's, master's and Ph.D. degrees. An update with 2008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in the spring of 2009. Although the news is full of stories about recession and unemployment, the demand for geologists is stronger than in most other business sectors. There have been layoffs, especially in the mineral resources sector, however, the long-term outlook is good and will strengthen as economic conditions improve. Salaries and demand for geologists often mirror the price of geological commodities such as fuels, metals and construction materials. At present, low prices for some of these commodities have resulted in layoffs. However those same low prices support demand. As economic conditions improve, demand and prices should both increase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of renewed hiring. There are also many jobs for geologists outside of the mineral resource sector. These jobs are in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 sectors.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concerns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re driving the demand for these geologists.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interesting, good-paying jobs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for newly degreed geologists. How Much Are Geologists Earning? Geology salaries vary by employment sector. The graph at right shows the average starting salary of a petroleum geologist with zero to two years experience. It clearly shows that oil companies are willing to pay handsome salaries to new geologists. At the time of the most recent AAPG salary survey new geologists were earning an average of about $83,000. Similar salaries were being paid to new hires in the mineral resource sector. The new geologists earning these salaries were a mix of B.S., M.S. and Ph.D. geologists. A large number of geologists work in the environmental and government sectors. These employers tend to pay 10% to 40% less because they are not in such a demand-driven market. However, employment in the environmental and government sectors is often more stable than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The data for 2008 will be available in the spring of 2009 and the graph and this article will be updated at that time. Are People Rushing to Become Geologists to Earn this High Pay? There is a "professional pipeline" for geologists. To qualify for a geoscience job a person must earn at least a bachelor's degree. Many earn a master's degree to compete more effectively in the job market. This education typically takes between four and six years. So, anyone who enters the "pipeline" now will not reach the job market for a few more years. Although projections are optimistic, a person who begins working on a degree now could find a different employment environment upon graduation. A "rush to become a geologist" is not evident in university enrollments. Fo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number of people enrolled in geoscience programs has been close to steady as documented by the AGI enrollment survey . A flood of new geology graduates is not in the pipeline to meet the expected demand. The AGI data also shows that about 20,000 people in the undergraduate degree pipeline has yielded only about 2,800 undergraduate degrees per year. If we assume that the average student declares a geoscience major about three years prior to graduation, the expected number of degrees per year should be about double the number produced. However, these are challenging programs, often requiring calculus, physics, chemistry and other demanding courses. Dedicated students persist to a degree but those with inadequate preparation or desire often select a new career path. Will the High Rates of Pay for Geologists Continue? It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the future.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a leveling or slight decline in pay rates would not be a surprise. Demand for geologists in the petroleum and mineral resources sectors will continue to be driven by the prices of commodities. Logic suggests that these finite resources are becoming harder to find. Growth in population and affluence will put upward pressure on prices. There were major layoffs in the oil industry in 1986 and 1993 in response to price declines. In both instances, prices eventually recovered. Similar trends occur in the mineral resource sector. The conclusion: Based upon history, employment and salary levels are cyclical. There i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oil industry "pipeline". A lot of geologists began oil industry careers during a previous time of high geologist salaries in the 1970's. These baby-boomer geologists are now reaching retirement age and a disproportionate number of them will leave oil companies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Replacing them, and their accumulated expertise, will be a major challenge for the oil industry. The number of geologists working in environmental jobs has been growing steadily for over a decade, driven by increased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Legislatures rather than commodity prices drive the employment of these geologists. Employment in these areas has steadily increased because citizens and governments are now more concerned about issues such as pollution, land use and climate change. The ideals that drive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are likely to continue and that will support geologist hirings and salaries. Should I Pursue a Degree in Geology? The standard advice of selecting a career that you will love instead of one that pays a lot of money applies well here. Economic conditions change over time and the demand for geologists will go through cycles. So, if you are going into geology because you think that you will earn a lot of money you might be disappointed. However, if you go into geology because you love the subject and work hard to be among the best then you should find many opportunities for interesting work. source http://geology.com/articles/geologist-salar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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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海登:第一位开展西藏地质调查的地质学家
胡修棉 2011-5-12 22:40
亨利•海登:第一位开展西藏地质调查的地质学家 亨利 · 海登( Henry Hubert Hayden ),英国人,生于 1869 年,大学 毕业于爱尔兰都柏林 Trinity 学院,获工程和艺术学位。 1895 年 1 月进入英属印度地质调查所工作, 1910 - 1921 年任印度地质调查所所长。 1915 年 获 英国伦敦地质学会 Bigsby 奖章,同年被选举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1913 年印度 Calcutta 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海登 同时也曾担任印度矿业和地质研究所所长、孟加拉亚洲学会主席。 1920 年 6 月受封爵士。 1923 年 8 月 13 日攀登阿尔卑斯山(瑞士 Finsteraarhorn ) 遇难, 9 月 1 日葬于瑞士 Lauterbrunnen 。 海登是在我国西藏境内开展地质调查研究的第一位外国地质学家。根据曾鼎乾( 1944 )的研究,先于海登来青藏高原进行相关地质调查的外国人有: Ludwig v. Loczy (1887-1880 ,地质学家,川西巴塘盐井一带 ) 、 K.I. Bogdanovich ( 1888-1890 ,地质学家,昆仑山一带)、 W.W. Rockhill ( 1891 - 1892 ,探险家,采集岩石和化石,横穿卫康二区)、 Sven Hedin ( 1899 - 1902 ,探险家,采集岩石和化石,青藏西部及北部)、 O.T. Crosby ( 1903 ,探险家,采集岩石,青藏西北部)。 曾鼎乾( 1944 )如此介绍海登的西藏地质地质调查:“ 1903 年的冬天,英印军队在荣赫鹏( F. Younghusband )指导之下,武力侵藏,由印度大吉领出发,经春丕河谷( Chumbi Valley )攻占江孜,更渡雅鲁藏布江,逆拉萨河而上直迫圣城(拉萨)。与荣赫鹏同行的人,除随行的五百军士之外,还有大队的测量人员和一位地质学家海登( H. Hayden ),海登随英印军的进展沿途采集标本,测绘地质图。调查结果已先后发表于印度地质调查所记录( Record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和该所专报,至今尤为大吉领拉萨间唯一的地质参考资料。十八年之后到 1922 年,海登又第二次入藏,继第一次的工作由拉萨开始,路程远及唐格拉攸穆湖,不幸这唯一的西藏 竟于次年在瑞士伯尔尼山地爬山时遇险,因此第二次入藏调查结果遂未得发表,仅印度地质调查所有些片断的报告。所采石炭纪化石则由李德( F.R.C. Reed )研究已发表于该所古生物志。” 海登 第一次 1903 - 1904 年入藏, 是英印侵略军的一员,前后历时一年多。当 荣赫鹏率领的军队 准备启程去西藏时,时任印度地质调查所所长的 T.H. Holland 匆忙赶到锡金。当时,印度地质调查所迫切关注的科学问题是:喜马拉雅结晶基地的雪山之北,是否同样存在像喜马拉雅西北部 Spiti 地区一样的中生代含化石的盆地? 荣赫鹏 同意了 T.H. Holland 提出的 派一名地质学家随军的请求。随后, T.H. Holland 把任务交给了 海登 。在 24 个小时内 海登 准备好一切行李启程了。两星期后, 海登 寄回了一个包裹和一封信,包裹内装着产自侏罗纪 Spiti 页岩的化石,从此掀开了喜马拉雅地质研究的新篇章( that opened a new chapter in Himalayan geology )( Holland, 1923 )。 1907 年发表的西藏南部的地质考察报告( Mem. Geol. Surv. India, Vol 36, Part 2 )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一直是西方学者了解该地区地质情况的主要参考文献。 海登第二次 1922 年入藏,是作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客人,前后历时半年。请看海登在 Hayden 和 Cosson ( 1927 )书中是如何描写事情的缘由:“西藏地方政府向印度提供了一笔款项,让印度派一位地质学家赴藏,给他们做矿业发展方面的顾问。印度地质调查所没有人能挤得出时间,而当时我恰好在场。于是,有人建议我走一趟,尽我最大力量去助西藏地方政府一臂之力。这项建议颇合西藏一些权威人士的希望,此前,他们曾热情地邀请我作为地方政府的客人前往西藏。尽管这并不完全是我所期望的,但我肯定这会让我们有机会在更有利的情况下去了解那些迄今尚未被从地理上或从地质上开发过的地区。于是,我接受了邀请。” 这一次,同行的有探险家 C é sar Cosson 、印度地质调查所测量员 Gujjar Singh 。全程有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武装人员护送和专人陪同。详细情况可参见海登和 C é sar Cosson 于 1927 年出版的探险日志。 海登 是喜马拉雅地质调查的先驱者,在喜马拉雅多个地区开展了开创性的地质调查工作。除了西藏南部之外,还包括印度 Spiti 和 Bashahr 地区 ( Mem. Geol. Surv. India, Vol 36, Part 1 )、 阿富汗北部( Mem. Geol. Surv. India, Vol 39, Part 2 )等。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翻阅着海登的论著时,十分惊叹并万分佩服其对藏南地层的划分和描述。同为地质学家,他的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hxm,2011年5月13日写于爱丁堡 主要参考文献: Henry Hayden and César Cosson. Sport and travel in the highlands of Tibet. London :R. Cobden-Sanderson, 1927, 262p. Henry Hayden 和 César Cosson 著,周国炎、邵鸿译。在西藏高原的狩猎与旅游:西藏地质探险日志。四川民族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286 页 Holland, T.H. Obituary to Sir Henry Hubert Hayden, F.R.S.. Nature, 1923, v.112, p. 450-451. 曾鼎乾, 1944 。西藏地质调查简史。地质论评,第九卷( 5 - 6 期), p. 339 -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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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遗忘的涉猎中国古植物学早期研究的地质学家
livingfossil 2011-4-24 23:12
古植物学的故事( 114 )期 中国古植物学是如何兴起的?(之九) 不该遗忘的涉猎中国古植物学早期研究的地质学家 孙启高 2011 年 4 月 24 日 写于北京 中国古植物学的兴起与中国地质学事业的初期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在 20 世纪上半叶,涉猎中国古植物学早期研究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地质学家,其中包括中国本土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学家 。 1923 年,供职于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周赞衡发表了《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开启了中国人研究中国植物化石之先河。截止到 1949 年,中国有一批地质学家陆续涉猎了中国化石植物的研究,有的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古植物学事业。有些地质学家在中国古植物学早期发展阶段从事过很短暂的植物化石研究,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兴趣旁移,他们没有继续从事古植物学研究。随着岁月的流失,有些学术前辈的古植物学研究已被世人淡忘。本文按照发表古植物学论著的时间先后简述 10 多位曾经涉猎 中国古植物学早期研究的地质学家。 1. 谢家荣 (1898--1966) 谢家荣 先生为著名地质学家、 地质教育家。 1916 年毕业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 1917 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地质系学习。 1918 年转入威斯康辛大学地质系, 1920 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49 年以前,先后供职于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等单位工作。 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 1955 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 早在 1925 年, 谢家荣在地层学研究中涉及植物化石。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两篇文章也涉及到植物化石。 Hsieh C. Y., Chao Y. T., 1925. The Mesozoic stratigraphy of the Yangtze Gorges.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4(1): 45-51 Hsieh C. Y., 1931. On the vegetable tissues and flora in the Chinese coal and their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1(3):267-300, pls. 1-7 Hsieh C. Y., 1933. Note on the geology of Changsintien-Tuoli area, S. W. of Peiping.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2(4):513-529, text-figs.1-5 在上述 1925 年发表的论文中,与谢家荣合作的第二作者 (junior author) 为 赵亚曾( 1899--1929 ), 192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29 年,赵亚曾在云南昭通开展野外工作时惨遭土匪杀害。一位优秀的青年地质学家不幸过早离世。 2. 张席禔 (1898--1966)    张席禔 先生系地层古生物学家、地质教育家。 192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28 年获维也纳大学博士学位。 1949 年以前曾供职于中山大学、两广地质调查所、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解放后主要在北京地质学院工作。他担任过北京地质学院副教务长、副院长等职。 1930 年,张席禔发表两篇古植物学论文: Chang Hsichih, 1930a. Permian plants from the La-Shih-Pa and Tien-Lo-Chung coal fields, NE Chu-Chiang, Kwantung. Palaeontological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Kwangtung and Kwangsi, 1(1): 1-8, pls.1-5 Chang Hsichih, 1930b. Some Jurassic plants from the coal pits of Keng Kou, on the boundary between Kwangtung and Hunan provinces. Palaeontological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Kwangtung and Kwangsi, 1(2): 1-9, pl. 1 3. 乐森璕( 1899--1989 ) 乐森璕为地层古生物学家、地质教育家。 192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34—1936 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和马堡大学学习。 1949 年以前曾供职于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贵州省矿产测勘团、贵州省地质调查所和贵州大学地质系。解放后,他曾在西南地质调查所、重庆大学地质系和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工作。 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1931 年, 乐森璕发表一篇古植物学论文: Yoh S. S., 1931. On the occurrence of Gigantopteris flora in Cheking Province.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1(1): 81-92, pls. 1-3 4. 计荣森( 1907--1942 ) 计荣森为地层古生物学家, 1930 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主要供职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任(后称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 1942 年在 重庆病逝, 年仅 35 岁 。 计荣森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地层古生物学家,在短暂的科学生涯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学术论著,也为中国地质学会的出版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早在 1933 年, 计荣森与潘钟祥( 1906--1983 )合作研究北京西山地区的植物化石。后来,计荣森为胡先骕与钱耐的大作撰写了书评。 Chi Y. S., Pan C. H., 1933.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Shangchuan Series and its Triassic flora in Hsishan or the Western Hills of Peiping.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2(2): 491-503,text-figs. 1-3 计荣森 , 1939. 关于胡先骕与钱耐著“中国山东省中新统植物群(卷一)” . 地质论评 , 4 ( 6 ): 488-490 计荣森 , 1941. 关于胡先骕与钱耐著“中国山东省中新统植物群(卷二)” . 地质论评 , 6 ( 5-6 ): 435-437 5. 李春昱( 1904--1988 ) 李春昱为区域地质、构造地质学家。 192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34 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 1937 年在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 1949 年以前曾供职于农矿部地质调查所、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和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 1950 年以后曾在中国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单位工作。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42--1949 年李春昱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 1944 年,李春昱邀请著名古植物学家斯行健 (1901--1964) 到该所做研究,并安排李星学 (1917--2010) 跟随斯行健学习古植物学。 1934 年,李春昱在研究四川中生代地层的论文中涉及到植物化石: Lee C. Y., 1934. Mesozoic stratigraphy of Szechuan.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3:91-106, pls. 1-3, text-fig. 1 6. 李毓尧( 1894-1966 ) 李毓尧为地质学家。曾在英国留学。 1949 年以前曾供职于湖南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湖南大学等单位。李毓尧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也从事过政治活动。解放后,他曾在安徽省地质局工作。 1934 年,李毓尧与朱森( 1902--1942 )合作发表一篇论文,涉及到植物化石: Lee Y. Y., Chu S., 1934. Geology of Kenkou on the Hunan-Kwangtung border and its bearing to the orogeny of the Nanling Ranges.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3:183-196 地质学家朱森教授 1924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36 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供职于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重庆大学地质系等学术机构。朱森教授是古植物学家李星学院士 (1917—2010) 的二舅,也是他学习地质学的领路人。 7. 阮维周 ( 1912—1998 ) 阮维周为地质学家。 1935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1946 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1949 年以前曾供职于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美国地质调查局、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50 年后担任任台湾大学地质学教授。 1976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系第 11 届)。 1937 年,阮维周研究了山东临朐县境内的山旺硅藻土。 Juan V. V., 1937. Diatomaceous earth in Shanwang, Linchu, Shantung. Bulletin of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7(2):183-192 8. 彭琪瑞 (1913 ~ 1985) 彭琪瑞为地质学家。从清华大学地质系毕业后(毕业时间待查)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 1937 年赴美国学习,先后在亚利桑那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地质学硕士与博士学位。曾在美国有关学术机构工作。 1956 年回国后 , 曾供职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质系。 1961 年后供职于香港大学地理地质系。 1941 年,彭琪瑞发表一篇文章,涉及植物化石的发现: 彭琪瑞 . 1941. 贵州西部酸性岩流及其中 Psaronius 等之发现 . 地质论评, 6 ( 3-4 ): 291-293 9. 陈国达( 1912--2004 ) 陈国达为大地构造学家。 1934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质系。 1934—1935 年在北平研究院学习。 1949 年以前,曾供职于两广地质调查所、江西地质调查所。解放后曾在中南矿冶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工作。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 20 世纪 40 年代,陈国达独著一些古植物学领域的文章,也与斯行健先生合作发表过文章: Chen K. T., 1942. On the occurrence of Carboniferous coal series in Kiangsi. Science Record, 1(1-2): 175-177 Sze H. C., Chen K. T., 1942. On the occurrence of Neuropteris gigantea Sternb. In Kiangsi. Geological Review, 7(3-4):195-200, pls.1 to 2 斯行健 , 陈国达 , 1943. 江西中石炭纪植物化石之发见(节要) . 地质论评, 8 ( 16 ): 149 , 150 陈国达 , 1944a. Neuropteris gigantea 植物化石在江西之发现 . 大地,(创刊号) 陈国达 , 1944b. 从近年古植物学上之发现论大羽羊齿植物群之时代 . 大地,(创刊号) 陈国达 , 1944c. “ Danaeopsis ” hughesi Feistm. 在广东之发现 . 地质论评, 9 ( 1-2 ): 51 , 52 陈国达 , 1944d. 江西大羽羊齿植物群之分布极其在乐平盆地之发现 . 地质论评, 9 ( 3-4 ): 159-165 ,插图 1 10. 边兆祥( 1912--1988 ) 边兆祥为地质学家。 193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理学院地质系。 1949 年以前曾供职于前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山大学地质系、广西大学博物系。解放后曾在唐山铁道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和成都地质学院工作。 1944 年,边兆祥研究报告了 贵州水城附近大羽羊齿煤系的一个剖面: Pien C. S., 1944. A detailed section of the Gigantopteris coal-bearing formation near Shuicheng, western Kueichou.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24(1-2):47-51, text-fig.1 参考文献(略) 特别致谢:感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李凤麟教授对本工作给予热情指教,感谢高红女士查阅并录入有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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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巨人之路
xupeiyang 2011-4-24 07:14
2011年04月24日 贡献者: 有为青年2012 巨人之路 位于 爱尔兰 ,是由数万根 玄武岩 石柱聚集而成的数千米的堤道, 地质学家 研究认为,它是在 第三纪 由 活火山 不断喷发而形成的。已被列为 世界自然遗产 。 http://baike.baidu.com/view/688957.htm#sub688957 http://baike.baidu.com/daily-pic/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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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地质学家朱森教授是古植物学家李星学院士的领路人
livingfossil 2011-4-23 22:24
《古植物学的故事》历史背景资料 地质学家朱森教授 (1902--1942) :古植物学家李星学院士 (1917—2010) 的领路人 1938 年夏, 李星学在全国高校统一招考中落榜,主要原因是“民训”工作影响了他的学业。数月后,李星学通过了金陵大学物理系和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入学考试。 1938 年秋,李星学路过重庆,向 时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 的二舅 ----- 朱森先生请教未来专业方向的选择之问题:是去成都 金陵大学物理系?还是到宜宾李庄同济大学医学院? 朱森先生建议 李星学改学地质,并介绍他到 重庆大学地质系借读。 李星学 就这样 跨入了地质学的大门,后来专攻古植物学。 为了更好地理解李星学院士青年求学时的心路历程,我在此处转载潘云唐先生撰写的朱森教授传记。 孙启高 2011 年 4 月 23 日 写于北京 ============================== 朱森 —— 我国近代构造地质学研究的先驱 (1902 — 1942) 潘云唐 http://www.gmw.cn/content/2006-12/06/content_517202.htm 朱森,构造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早期从事地层古生物工作,对我国南方的晚古生代地层划分卓有建树;他与李毓尧、李捷合著的《宁镇山脉地质》一书为我国区域地质研究的经典著作。抗战开始,他毅然中止在国外的学习,回国从事地质教育工作,是我国近代构造地质学与小构造地质学研究的先驱。他与吴景祯、叶连俊合著的《四川龙门山地质》堪称这方面的力作。他毕生艰苦奋斗,为地质事业殚精竭虑,不幸中年殂亡,实为我国地质事业之重大损失。    朱森,1902年1月15日生于湖南郴县一个中产家庭。他幼年聪慧,有毅力,11岁初小毕业后即返家随大哥朱品三攻读中国古典诗词,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历史基础。他一边在家自修,同时亦辅助父母料理家务,所以养成了很强的独立生活能力。他16岁时,直接考入中学。18岁时又插班入中学三年级。至20岁中学毕业后,到北京考取了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他善于与同学切磋研讨,自励励人,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预科转本科时,经过考试,淘汰率高达2/3(80人中只有20多人考上),他进入了地质系,与他同班的其余7人中,后来成为著名地质学家、地理学家的有黄汲清、李春昱、常隆庆、杨曾威。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为朱森奠下了一生事业的基础,有著名的中国地质学家李四光为他们讲授岩石学与构造地质学,有著名的美籍地质学家A.W.葛利普(Grabau)为他们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其余教师中,较著名者还有何杰、李学清、王烈、杨铎、金绍基、赵亚曾等等。这些老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待人诚恳,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益,他们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而且躬行实践,重视野外现场考察。北京西山是他们实习的重要基地。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也曾带他们去热河实习。朱森还在学生时代就勤于写作,他1927年夏,三年级暑假返湖南故里探亲就兼做乡土地质工作,并初试锋芒,写成了《湖南郴县瑶林之古生代地层及动物群》(英文)一文,发表于当时权威的刊物 —— 《中国地质学会志》上,这堪称他在地质科学上的处女作。此外,他还在自己办的刊物 —— 《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的是翻译作品,有的是他调查乡土地质的材料写成的,另有一些是他与同班同学出外实习后的材料经过整理研究写成的。 1928年,朱森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这时,李四光正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托,积极创办该院地质研究所,他立即将自己教导多年的高材生朱森招聘到该所担任助理员,继升研究员。朱森在该所工作了6年。他曾随李捷考察鄂北、豫南的秦岭东段地质,又与李四光、李毓尧、李捷等一同研究南京附近地质,工作范围扩大到安徽等地,后来他又由湖南入广西,考察南岭地质,足迹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段时间的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他先后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发表了10多篇重要著作。 创立若干地层单位和地壳运动名称 1929年,朱森发表了《江苏西南部山脉之研究》一文,对下石炭统地层作了进一步的详细划分,创立了 “ 高骊山砂岩 ” 、 “ 和州石灰岩 ” 这两个地层名称。1930年,他又与李四光联名发表了《栖霞灰岩及其相关地层》(英文)一文,对中、下石炭统地层作了进一步细分,创立了 “ 金陵石灰岩 ” 、 “ 黄龙石灰岩 ” 这两个地层名称。这些成果,是在早年来华的德国地质学家F.李希霍芬(Richthofen)及10多年前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工作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突破与创新。1933年,他又发表了《金陵石灰岩之珊瑚和腕足类化石》这一专著,描述详细,图版清晰,共记载了珊瑚化石3属8新种,腕足动物化石11属23种,其中有1新亚属 ——“ 始分喙石燕 ” (Eochoristites)和12个新种,此书堪称朱森在古生物学上的代表作。由于朱森在古生物学、地层学上的卓越建树,在他逝世以后,深为后学者所纪念。1942年,徐煜坚曾创立一个 ? 类新属,以朱森命名,叫 “ 朱森 ?” (Chusenella),此属以后为陈旭加以修订。1948年,曾鼎乾又创立了一个以朱森命名的珊瑚化石新属 ——“ 朱森珊瑚 ” (Chusenophyllum)。 在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方面,朱森也是成就卓著。他1932年调查皖南地质时,曾发表了《记安徽南部海西运动幕》(英文)一文。同年他调查广西地质时,发现下石炭统燕子组与上泥盆统地层间之不整合,因而创立了 “ 柳江运动 ” 这一地壳运动名称。1934年,他与李捷联名发表了《广西中部马平市附近地层并记述 “ 马平石灰岩 ” 》(英文)一文,对 “ 柳江运动 ” 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并附有地层剖面与素描。同年,他与李毓尧联名发表了《湖南宜章艮口之地质及其与南岭造山作用之关系》(英文)一文,创立了 “ 湘粤运动 ” 、 “ 艮口运动 ” 这两个地壳运动名称。 朱森参加李四光领导下的对宁镇山脉地质研究的大项目,得到极其重要的成果,堪称该地区区域地质学之权威性著作。1932年,朱森与李四光联名出版了《南京龙潭地区地质指南》一书,该书中英文对照,并附有1幅7500分之一的彩色地质图,是研究该区地质之重要工具书。朱森与李毓尧、李捷合写的巨著 —— 《宁镇山脉地质》一书于1935年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集刊第十一号》的形式出版,该书图文并茂(共387页附6图版,20照相图版,79插图),阐述透辟,深得地质学界赞许,该书中又提出了 “ 茅山运动 ” 、 “ 金子运动 ” 、 “ 南象运动 ” 三个地壳运动名称。 博闻广识,历访海外地质名家 1934年,朱森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远涉重洋,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从D.W.约翰逊(Johnson)研习地文学,从G.M.凯伊(Kay)攻读地史学,暑期中又去耶鲁大学去访问C.舒克特(Schuchert),学习古生物学。他于1936年初获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学位。他决心遨游美国,作长途地质考察,于是约好一同留学的张更,自购汽车一辆,在两个星期内学会了驾驶,考领了执照,于是从麻萨诸塞茨州剑桥城出发经波士顿、康涅狄克州至纽约,再经华盛顿、弗吉尼亚州,横穿阿巴拉契亚山脉,再经田纳西州、俄克拉何马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等地,又向北经爱达荷州、怀俄明州,又向南到科罗拉多州,再往东北经内布拉斯加州、衣阿华州、伊利诺斯州至芝加哥,最后经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而回到纽约。此次 “ 汽车地质 ” 工作历时两月,行程19560公里,跑遍了大半个美国,不仅认识各地之地层及构造,且对科罗拉多大峡谷、黄石公园、大盐湖等地质名胜区有更深的研究。 朱森虽然取得了学位,但也抓紧机会在国外游历和进修。1936年秋,他离美赴英国,后经比利时到德国,与当时留德的同班老同学李春昱相会,共同考察德国地质。同年11月,朱森到了波恩,学习德文,并从H.克鲁司(Cloos)研究矿田构造、小型构造。1937年春,他又去柏林从H.史蒂勒(S出le)教授学大地构造学,并搜集中国已有之地质资料,与欧洲之造山运动时期相比较,写成《中国造山运动》(英文)一文。同年夏,他去苏联莫斯科参加第17届国际地质学会议时,即宣读了此文,该文次年摘要发表于《泛美地质学家》杂志上。会后,他又从苏联转往瑞士,本欲继续考察阿尔卑斯地质构造,但此时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已全面爆发,朱森爱国心切,迫不及待地要回国效力。于是,他托李春显代购船票。后李与他会合,游历考察了意大利罗马、维苏威火山。然后至热那亚港乘船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南海而抵香港。他乘车返回湖南郴县故里,专程省视七旬老母及各位亲邻。 克勤克俭办地质教育,受迫害早逝 朱森回国时,本拟继续作研究工作,正好这时大后方的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聘朱森去该校新办的地质系任教授,朱森商得李四光同意,乃于1938年春,带着全家老小,去重庆大学任教。他深感中国地质人材缺乏,决心努力培植后进。因此,他教学工作十分勤勉、认真,深得学生爱戴,1939年即升任地质系系主任。他自编了英文讲义《地层古生物学(现代古生物学)纲要》,又编了《地史学》讲义。他对学生诲人不倦,除课堂讲授,对于课下辅导及野外实习更加重视。他带学生至野外时,总要在晚间问遍每个学生,耐心答疑,并指导编写报告,一切安排妥当,他才最后归寝。 朱森从事教学的同时,也进行着科研工作。他1939年暑期调查了川北龙门山地质,1940年夏又研究灌县地质,1941年春又率学生研究南川地质。1942年他逝世以后,四川省地质调查所由于朱森是该所特约研究员,乃在该所《地质丛刊》第4号上登载了朱森与吴景祯、叶连俊合著的《四川龙门山地质》一文,以后又将此文作为《朱森先生纪念刊》,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1941年夏,中央大学地质系系主任李学清辞职,校长顾孟余乃聘朱森去接任,朱森商请俞建章主持重庆大学地质系系务之后,去中央大学上任,同时也在两校兼课。接任不久,他带领学生去野外实习,而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都给他家送去了一个月的平价米5斗,朱夫人文化不高,未问清情由就照收不误。后来,别有用心的人向教育部与粮食部告密,诬指朱森重复冒领平价米,教育部长陈立夫竟通令给朱森记大过一次处分。朱森一生清廉,遭此不白之冤,心情忧郁,胃溃疡陈疾加剧,多方救治无效,于1942年7月6日磕然长逝,年仅40岁。 当年10月25日,在中央大学大礼堂隆重举行朱森先生追悼会,会场四壁挂满愤怒哀悼之词,不少人在讲话中声讨这种迫害行为。 朱森虽然遭到迫害而英年早逝,但他短暂一生留下的学术遗产和精神永为后人所珍视。    ( 作者:潘云唐 ) 简历   1902年1月15日 生于湖南省郴县。   1920年 考入长沙岳云中学。   1922年 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   1924年 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学习。   1928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助理员。   1934年 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1936年 获硕士学位。   1937年 到莫斯科参加第17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后经瑞士、意大利返国。   1938年 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   1939年 任重庆大学地质系系主任。   1941年 任中央大学地质系系主任。   1942年7月6日 因受迫害而患重病,救治无效逝世。 主要论著   1 Chu S.Upper Palae Ozoic Foarmations and Fauna of Yaoling,Chenhsien,S.Hunan.Bull.Geol.So C.China,1928,7(1):61 — 80,pls.4.   2 Chu S.Descriptions of Two Species of Chaetetes from the Moscovian of North China.Bull.Geol.Soc.China,1928,7(3-4):233 — 238,pl.l.   3 Chu S,Huang T K.Some Notes on the Contact between the YangfangGranite and the Overlying TiaO-Chishan Beds.Bull.Geol.Soc.China,1928,7(3 — 4):239243,figs.2,pl.1.   4 朱森.江苏西南部山脉之研究.国立中央研究院第十八年度总报告.1929:154 — 158,图版1.   5 李捷,朱森.秦岭中段南部地质.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集刊.1930(7):1 — 103,插图1 — 30,图版1 — 2(其一为着色地质图).   6 刘祖彝,朱森.栖霞山与龙潭地质考查纪略.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1930:142 — 145,插图3,照像图3.   7 Lee J S,Chu S.NOteon the Chih Sia Limestone and it S A Ssociated For — mations.Bull.Geol.Soc.China,1930,9(1):37 — 43,figs.21.   8 Lee J S,Chen S,Chu S.The Huanglung Limestone and it S Fauna.Mem.Nat.Resear ChInst.Geol.A Cad.Sinica,1930(9):85 — 143,pls.14.   9 Lee J S,Chu S.A Geologi Cal Gui de to the Lungtan District,Nanking.Nat Resear ChInst.Geol.Acad.Sini Ca,1932:1 — 13(Chinese)1 — 23(English),1coloredgeol.map(1:7500),pl.1fig.1.   10 Chu S.NOt eona Pha Seof the Hercynian Mo Vementin Southern Anhui.Bull.Geol.Soc.China,1932,11:219 — 225,figs.1 — 3.   11 李捷,朱森.自湖南武岗至广西柳州之地质.国立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年度总报告.1933:159 — 166,图版2.   12 Chu S.corals and Brachiopoda of the Kingling Lime Stone.MonographNat.ResearchIn St.Geol.Acad.Sinica,1933,A,2:1-73(English),pp.1 — 4(Chinese),pls.1-5,figs.1 — 7.   13 Chu S.Ona Tetrapora in the L O wer Carbonifer Ou s Rock of SouthernHunan.Bull.Geol.Soc.China,1934,13(2):197 — 200,pl.1.   14 Li Y Y,Chus.Geologyof Kenk Ouon the Hunan-Kwangtungb orderand Its Bearing to the Orgeny of the Nanling Ranges.Bull.GeOl.Soc.China,1934,13(2):183 — 195,pl.1,figs.1-2.   15 LiC,Chus.NO teon the Stratigraphy of the EnvirOn Softhe Mapingcity,Central Kwangsi with Special Referenceto the “ MapingLime Stone ” .Bull.Geo1.Soc.China,1934.13(2):215 — 232,figs.1 — 4.   16 李毓尧,李捷,朱森.宁镇山脉地质.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集刊.1935(11):1 — 387,图版1 — 6,照相图版1 — 20,插图1 — 79.   17 Li C,Li Y Y,Chu S.Geologica1 Map of Nanking H61s.Nat.ResearchInSt.Geol.Acad.Sinica,6Sheets,1:5,000; 1sheet1:25,000,1935.   18 Chu S.Orogenesis in China(Ab Stract).Pan-American GeOlOgist,1938,70:209 — 210.   19 Chu S.Orogenic Pha Se Sinchina.Report Of the xvⅡSeS Sion,Interna-tional Geol.Congress,1937,2:531 — 570,figs.1-2(Russian)1939.   20 朱森,吴景祯.嘉陵江观音峡天府煤矿区之地质观察.地质论评,1939,4(3 — 4合期):153 — 160,图版5.   21 三木(朱森笔名).地质与国防.中央日报元旦增刊,1942.  22 朱森,吴景祯,叶连俊.四川龙门山地质,上册.1942:1 — 80,地质图1 — 2,剖面图1 — 31,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出版. 参考文献   〔1〕 李春昱.朱森先生传.地质论评,1942,7(6):239-245.   〔2〕 黄汲清,吴景祯,李星学.朱森先生著作目录.地质论评,1942,7(6):247 — 250.   〔3〕 翁文灏.悼朱子元.地质论评,1942,7(6):251 — 252.   〔4〕 李四光.南岭何在.地质论评,1942,7(6):253 — 265,图版1.   〔5〕 吴景祯.追念朱森先生.地质论评.1942,7(6):291-297.   〔6〕 斯行健.忆朱子元兄.地质论评,1942,7(6):313 — 315.   〔7〕 张更.追念老友朱子元先生.地质论评,1942,7(6):317 — 321.   〔8〕 吴景祯.朱森先生追悼会记略.地质论评,1942,7(6):37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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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地质学家:地球迎来第二次“巨震时代”
yanhuasanman 2011-4-19 15:40
美地质学家:地球迎来第二次“巨震时代” 科学家自1900年开始记录全球的地震活动,而1952年发生在俄罗斯的9.0地震开启了接下来几年的“巨震时代”,而2004年苏门答腊的9.1地震,则开启了第二次的“巨震时代”。 转播到腾讯微博 全球迎来了巨震时代? 美国地震学会(SSA)的于14日举办年度会议,当中有来自美国地质调查局的 科学 家表示,自1900年后,我们正经历第二次的“巨震时代”,此说在学界引起相当大的争议。 2004年,苏门答腊发生规模9.1的巨震,隔年紧接发生一个规模8.6的地震,智利则在2010年发生规模8.8的地震,日本则在今年3月11日发生9.0的强震,也就是说,在过去的7年间,已出现4个超过规模8.6的大地震,而距离上次出现如此频繁的大地震已有将近50年。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布菲以及柏金斯表示,苏门答腊,智利以及日本接连出现的大地震绝非寻常,事实上早在2005年,他们就曾在论文中提及1952年至1964年间所密集出现的巨震 - 从俄罗斯规模9.0的地震开始,最后由阿拉斯加规模9.2的地震结束,中间还有个史上最大的9.5智利地震。 科学家自1900年开始记录全球的地震活动,而1952年发生在俄罗斯的9.0地震是有纪录以来,规模首度破9的地震,布菲与柏金斯认为,当年那场地震开启了接下来几年的“巨震时代”,而2004年苏门答腊的9.1地震,则开启了第二次的“巨震时代”。 布菲认为,这两次的巨震时代“纯属巧合”的机率不到2%,而他推断,在这次的巨震时代,接下来的6年间出现规模9的地震机率为63%,比起“非巨震时代”的24%,他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要多加防范另一个巨震的来临。 不过这个说法引起学界相当大的争议,同样来自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麦可表示,“巨震时代”的计算原理只着重于大地震,若是加入其他大大小小的地震,就会发现地震的出现并无规律性,纯属偶然。 麦可做出另一项研究,调查在巨震之后,出现其他地震的频率是否会增加,他发现,若将时间拉长以及规模放大计算,并无所谓的巨震时代。另一位地质学家奥斯特同意此说,表示布菲所使用的数据过于狭隘,因为从1900年起,超过规模七的地震有1700个,超过规模8的则有70个,不过超过规模9的只有5个。 不过奥斯特的研究发现,在过去的20年间,规模超过7.5的地震的确有增加的趋势,不过他们认为,这样的趋势只是自然的波动,不宜与所谓的“巨震时代”做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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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求真知,废偶像
热度 1 chenfap 2010-9-17 06:59
求真知,废偶像 许靖华著 陈道元译 许靖华简介: 华裔瑞士籍地质学家   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1978年任国际沉积学协会会长   1980年任国际海洋地质学委员会主席   1984年荣获了伦敦地质学会乌拉斯坦勋章(地质学界的相当于诺贝尔奖)   1988年任联合国海底核废料处理研究小组专家   2001年荣获美国地质学会彭罗斯地质奖 成长 1929年6月28日,我出生于南京。父亲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负责江苏北部的一个大工程,工作地点在淮阴,我们很少见他。母亲带着我们孩子住在扬州,她常出去串门或打牌,让我总想她。 1933年我入小学。每天放学后,我感受不到感情的温暖。我的几个姐姐有自己的天地,不管我,我又不和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只有一个同学曾来我家找我玩过一次。我实在非常孤独。 父亲回来的一个星期天,带着我们和他的朋友一起去扬州瘦西湖玩。大人们谈论着西班牙的内战,但他们一点儿也不给我们说什么。看来父亲想把孩子们保留在纯真状态,少知道一些当时的事情,除了要我们痛恨日本鬼子以外。 抗日战争改变了我。我们的将士在上海对那些野蛮的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抵抗。我每天在家里给不识字的仆人们读报。当时我们很乐观,其实是无知。不久,日本军队就要占领南京,我们必须背井离乡。我们溯江而上来到武汉,后来又去了重庆。 和我们一起同行的有五个家庭,其中小孩有15个。我必须为社交而调整自己心态,这是一场令人很不愉快的经历。我不善于说话,这对我有些困难,因为我说的话是扬州口音。在上海,扬州话是从苏北过去的劳动者江北佬说的话,就象一个英国工人的小孩说伦敦土话一样。我被那些孩子们瞧不起,被他们拒绝,我简直无可奈何。但是,这场孩提时代的噩梦使我清醒起来。 我曾是学校中一个不怎么样的学生,因为我连家庭作业都不作。小学四年级时,我考试不及格。1937年底,我们到了重庆。那时没有学校可去,只有姐姐丽霞在家里为姐姐丽雯和我补习一些功课。第二年秋天。我们都考取了巴蜀学校。我惊奇地发现,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中的一个。从那时起,我一直受到父母、亲戚和朋友们的赞扬。我保持着明星学生的荣誉直到我获得博士学位。 我在年轻时代读过很多书,包括中国和欧洲的文学作品。我信守的是传统的准则,例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十年寒窗本身并不是快乐。我完全相信斯宾诺莎(Spinosa)的话:幸福不是一种稳定状态,而只是暂时没有痛苦。作为一个孩子,或一个井底之蛙,当时我还不懂得伟大的意义。老师说,科学是最高尚的事业;诺贝尔奖获得者是科学家中最高尚的人。这种说法决定了我当时的唯一目标:要学物理,要获得诺贝尔奖。父亲不同意我这些出于虚荣心的观点,他认为我应该作些有用的事,要我去学地质,成为一名地质学家,为新中国的建设去探寻需要的自然资源。于是,作为一个不违父命的儿子,我成了一名地质系的学生。 地质学曾起过重要作用,它把欧洲的知识分子从关于人类起源和诺亚洪水的圣经式迷信里解放出来。赫顿(Scott James Hutton, 地质学创建者之一)取得了突破,他用常识来解释自然现象。但是,在地质学家开始只用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语言说话时,地质学就停滞不前了。他们成为特殊学科的教首,不和别人交流。他们沉迷于无关紧要的学究式争论中,就象争论在钢笔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一样。我对地质学习不感兴趣,我将大学几年里绝大部分时间用在看小说和打扑克上。我成了国立中央大学当时最年轻、分数又很高的毕业生。我掌握了这样的诀窍:我的记忆力很好,可以将教授们在课堂上讲的逐字逐句地写下来。1950年我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发现我在大学学得实在不够。面对着学了地质就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这样的现实,自杀的念头不断在脑海中浮现。后来我没有干这样的傻事,只因为我不想给我深爱着的母亲带来永远的痛苦。 我在孤独与追寻中失落了。在我研究生学习的第三年,我没有作别的事,只是一本一本地读完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里所有的欧洲文学作品。最后我发现了自己痛苦的根源:即使是一个有大志的人,也有很多阴暗小人的一面。1)生命的本质是由爱和同情组成的。突然间,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开始结交朋友,不再感到孤独。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我发现了地质学大师们教义中精髓。我对学习着迷了,我开始了野外工作,并仔细进行观测。 写学位论文的一个目的是证实自己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我努力去做,但这种努力更象是在集邮,而不是在搞科学研究。如果说科学的进步就在于修正谬误的话,那我的确是取得了进步。我发现了在传统的构造地质学中的一个错误,即往往把复杂的构造归因于一组应力作用的结果;我在野外的研究中发现,那些复杂的构造形态是几期变形叠加的结果(op. 3)。物理学可以不考虑时间因素,但地质学者却不能忽视它。 学习要适应工业需求 1952年春天,朝鲜战争白热化,美国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在美国的我们这些中国科学家不能离开美国。那时我已写完博士论文,这项命令使得我必须在美国找工作。我不是美国公民,不能在美国政府所属单位工作。由于一口外国口音,我又不可能在大学里当教师。作为一个亚洲人,我也不能在工业部门找到工作。那时还没有颁布机会均等法案(Equal Opportunity Act),象我这样资质的人总被告知没有适合的职务。最后,我的导师建议我不忙完成博士论文,这样我就可以保留研究生资格,继续拿半工的职位工资。他还为我申请到一笔研究经费,对圣伯纳迪诺山区(San Bernardino Mountains)基底岩石填图。我在那里工作了6个月。11月,那里下雪了,我在圣伯纳迪诺国家森林里找到一个空的小木屋,借住在那里躲避风寒。由于年轻,粗心大意,发生了一场火灾,小木屋烧光了,我失去全部家当,包括半年心血的结晶我画的所有地质图。我意志消沉,失魂落魄,甚至不想干地质了。我想或许我应该去一边写作,当个作家,一边去找个洗碗工的差事,挣一点生活费。但是,奇迹出现了。纽法曼先生(Leo Newfarmer)为我在休士顿的壳牌石油开发公司找到一个实习岗位。这样,我开始了一个职业的地质学者的生涯。 我的第一项任务是研究墨西湾海岸的全新世沙。这是个理论问题:研究沙子的矿物成分究竟是反映了它的源区性质抑或是它的沉积环境。我的研究表明,它与源区的气候状况相关(op. 8)。这一结论看起来有些微不足道,但它是一幅地质宏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的第二个项目是研究文图拉盆地(Ventura Basin)的含油砂岩。一种新的理论说这些砂岩是由深海里的浊流(turbidity current)沉积的。我的任务是确定砂岩的几何形状。人们本来都认为该砂岩应是席状体(sheet-like body),而我却发现它们是线状几何体,大家都惊奇了(op. 127)。其实这不值得惊奇。我们应该明白,浊流从一个发源点向下流出,应能产生鞋带状的砂体。这属于常识范畴。 为不让它的雇员向它讨价还价,壳牌公司不大允许它的科学家发表研究结果。因为发表了论文就会使他们进入学术研究者的行列。我在业余时间里尽情地进行着理论研究。一个我很喜欢的消遣是探讨地槽的起源。地质学者发现了古代沉积形成了很厚的堆积层,但不明白为什么堆积层这样厚。为了掩盖无知,他们采取创造新名词的方法,术语地槽就这样产生了。我采用赫顿的常识方式将这问题明白地说出来。我写了一系列论文,用地壳均衡理论,也就是地壳各部分因重力作用而形成的均衡,去解释那些不同的沉积层序 (op. 4, 12, 18)。我加入了使地质学成为物理科学的同时代学者的行列。1970年发生地球科学革命以后,地槽概念终于不再必要了。 1957年秋天,壳牌公司准许我留职停薪一年,去瑞士见我的未婚妻露芙(Ruth)。她是一个小学教师。每天她去学校后,我在那里就没有什么事情做。阿尔卑斯山下雪了,而我只能在山脚下研究复理石。复理石这个词又是一个代替无知的创造。其实很简单,这些复理石就是深海盆底的浊流沉积(op. 7)。 结婚以后,我们回到休士顿,公司让我进行白云岩形成过程的化学研究。白云岩是多孔隙的,在很多地方含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我们壳牌公司的地质学者的任务是预测它们的分布。对石灰岩转变为白云岩的过程已经研究了一个多世纪,到底白云岩化的原因是什么还在争论中,因为地质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化学范畴的问题。是的,白云岩是通过对碳酸钙的化学交代形成的,水溶液中的镁取代了岩石中的钙。这里有化学问题。但是即使有了化学方面的知识,也不能帮助我们预测白云岩的分布。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水溶液的性质以及它的流动路径。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人注意,因为很多地质学者是地球化学的专家,但他们对地下水却知之甚少。我在这方面也懂得不多,但我不怕学习。经过一年的理论分析,我建议应着力寻找白云岩化过程与地下水循环的水动力学之间的关系(op. 14)。我的同事不赞成我的看法,有人诋毁我的努力。这是我一生中很不愉快的时期。终于,壳牌公司给我换了任务。不过,在我后来去苏黎世后,又回过头来解决了这个白云岩化问题(op. 25, 121, 169)。 我在壳牌公司的工作受到赞赏。管理层相信我总能作一些有用的工作,给了我一张可以自选研究题目的空白支票。我选择了研究加州海岸山脉的弗兰西斯科(Franciscan)岩石,因为露芙喜欢那里的美丽山景。人们告诉我这个题目不好干,因为野外填图的标准方法在这里用不上。作为一个填图单位的岩石地层组,它必须是侧向连续的(op. 311),但显然那里没有这种连续性。各种岩石都破碎成大块小块,混杂在一起,而这些岩块的分布又无法在地质图中表示。当地质专业的学生对无法填图的弗兰西斯科杂岩进行填图时,他们必须假装没有看见他们实际看到的东西。他们假定那里有实际不存在的侧向连续性,画出的是与实际不同的地质图。这次我又成功了。因为我不回避现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见到混杂岩就叫它混杂岩。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不再进行不可能完成的地质填图工作,而努力寻找产生这种混杂岩的原因。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混杂只能在巨大的剪切作用下才能形成(op. 19),这样巨大的剪切力量是在地球上一个板块逆冲到另一个板块上面时产生的。我对混杂岩的鉴别为板块构造理论提供了地质学的实证(op. 20)。我的诚实使我在1984年获得伦敦地质学会授予的乌拉斯坦勋章(Wollaston Modal)。 不做只会从研究资助中拿钱的职业科学家 1963年的秋天。我的妻子因车祸在美国去世了。她生前一直希望将孩子们带回瑞士,现在我应该实现她的遗愿。在瑞士,地质学者难以找到工作,我打算开一家中国人的洗衣店。又一个奇迹发生了。杜伦佩(Rudolf Trumpy)写信告诉我,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新设立了一个教授职位。我说我可以讲授岩石学、地球化学、沉积学、构造学或地球物理,但他们希望要一个实验地质的教授。我急于拿到这个职位,就告诉他们,我会努力教好实验地质的。我曾在格里格斯(Dave Griggs)教授门下学过实验地质学,也曾在壳牌公司作过一台高压溶解性的实验设备。现在,我可以在一个博士后的协助下建一个高压岩石变形实验室。我请美国的朋友们帮助。有人向我推荐日本星野(Hoshino)先生。他很愿意来瑞士,以两年时间建立实验室。因为在日本不象在美国、欧洲那样,面对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后来,布里格(Ueli Briegel)和缪勒(Walter Muller)在星野研制的三轴设备上进行了蠕变实验,我们首次发现了岩石的超塑性(op. 123)。 在苏黎世的第一年,我参加了一次构造地质学的讨论会。我们讨论了休伯特(M. King Hubbert)和鲁贝(William Rubey)在1959年发表的有关重力滑动的论文。两位备受尊敬的地质学家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如果滑动面上的流体压力等于静岩压力,岩层就可以在几乎水平的坡面上滑动。这篇文章刚好发表在地球科学革命的前夕,那时重力被认为是唯一能使岩石变形的动力。他们的观点很快被大家接受了。我需要在课堂上介绍这一观点,因此不得不仔细地去阅读该文。但我惊奇地发现,两位伟大的科学家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他们错误地忽略了岩石的内聚强度(op. 20, 24, 68)。在我进入壳牌公司实习时休伯特已经是那里的首席科学家,是一个能给人以鼓舞的伟大人物,没有他的教导就没有我的现在。即使我发现他的这个错误,我也不认为他这个偶像倒下了。但是,这件事让我清醒,使我认识到即使伟大的科学家也不是圣人。休伯特出了错,鲁贝出了同样的错,可能连爱因斯坦也会出错。 到苏黎世以后,我知道了在苏黎世理工大学里没有开设沉积学课程。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见到埃默里(Ken Emery)。他建议我研究瑞士湖(Swiss Lakes)的沉积物,以了解进行中的地质过程。这样,我开始了一项湖泊学研究计划。凯茨(Kerry Kelts)是从加州来的研究生,他用十年时间完成了博士学位,成为湖泊地质学研究的先行者和他的同代学者们的老师。另一个美国人克西(Dave Kersey)做了一个水槽,我们用它进行浊流的水动力学的研究(op. 81)。第三个美国人麦肯绮(Judith McKenzie)在大学时学习地球化学,她建起了质谱实验室,去研究同位素沉积学(op. 191)。瑞士籍研究生希根撒勒(Christoph Siegenthaler)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去证实由于蒸发引起的水力运动(op. 25)。另一个瑞士籍研究生施奈德(John Schneider)完成了他的论文研究,说明近代潮坪上的白云岩是由蒸发泵作用形成的。 苏黎世的头几年使我很高兴。我刚刚三十几岁,年轻,有理想。学生到我这里来是因为他们希望学习新东西。学校的管理部门支持我的工作,我要求什么他们就给我什么。我们是理想主义者,虽不确切地知道我们做的是否恰当,但我们确信我们干的是好科学,是有用的科学,而不是只会拿钱。当然,有时我们也产生过一些疑惑。那是1969年圣诞节假期中,凯茨、施奈德和我聚在一起商定一项研究计划,准备向美国石油研究所申请一大笔研究经费。大楼里空无一人,只有我们三个人。我们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似乎我们是聚在阴暗角落里阴谋策划去抢劫银行。当然,事实并非如此,那不是抢劫银行,而是一项我从没有干过的非常有用的研究项目(op. 121),我从中获得了有关地下水文学的知识,我在过去十年中的创造发明就来自于这些知识的启发(op. 412, 413, 414)。 伟大科学的业余爱好者 感谢在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工作的朋友温特勒(Jerry Winterer),他邀请我参加深海钻探远征的第三航次。这工作对我是全新的,我是队长,而我的研究队只有两名航海地质学家。当工作重负不堪忍受时,我的队友罢工了。首席科学家麦克斯威(Art Maxwell)不得不来帮我处理岩心。这些岩心很重要,它为证实海底扩张理论(Seafloor Spreading Theory)提供了证据。我们在一次地球科学革命的决定性战役中赢得了胜利(op. 28)。我们的报告将成为经典,但我在阐述深海海底方解石溶解时犯了一个错误。几年以后,人们问我在发表的文章里是否有过错误,我回想到这个错误。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为我随从了当时已有的看法。对我说来这个错误当时难以避免,因为我必须交出并发表我们的航行报告,而当时在这领域我还是一个新手。 海洋学者常将地质学者比作海军舰艇上的骑兵军官,意思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外行。但麦克斯威同意我的观点,认为在海上的钻探航行中很多事都需要地质学者和海洋学者结合在一起。麦克斯威是联合海洋机构地球深部采样计划(JOIDES乔地斯)的主席。这个计划成立了一个地中海小组。小组主席赫希(Brackett Hersey)太忙,就让雷恩(William B.F. Ryan)和我担任深海钻探计划的共同主持人。那时,乔地斯还是一项美国计划,但地中海的探测工作主要是在欧洲做。在欧洲同事们的帮助下,雷恩和我召集了两次乔地斯之友会议。 1970年8月,第13航次由里斯本出发,领队的是学生雷恩和业余爱好者我。在格洛玛挑战者号钻探船上共有69人,要共度两个月时间。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都为伟大的科学工作着。船上有钻机工、水手、航海技师、业务经理和船长。他们要干的工作都不容易,他们以此自豪,但他们不管工作是否有用。其次,还有随船的科学家。我们中几个解码的人不时地为我们的工作而激动,常发生意见不同、妥协、抱怨以及误解等各种情况,也常流露出一些幽默。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在钻探船的船舱里随手写下《古海荒漠》(op.145)的初稿,记下我们瞬间的喜悦、恼怒乃至没能实现的雄心壮志。我们的感情激动看来远不如钻探工作重要。实在的,多少年来,我在分享他们的智慧中成长。我们有些争论没有什么关系,而挑战者号船上那段生活仍然保持为美好的记忆。在那里,我们都那么富有同情心,那么平常,成为远离现实和疯狂人群的一小块绿洲上的一个快乐的、争论的大家庭。有时,空闲时候,我想起父亲,感谢他让我作了一个地质专业的学生。 地中海曾是干涸的荒漠!这成了轰动公众的大事。雷恩和我在纽约、巴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我们的发现成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拍电视、拍照片。人们请我写文章挑战者号在海上地球科学的革命,这倒不单是为宣传深海钻探计划,更多的是在讲水手的故事,记录下我们与无知的战斗经历 (op. 140. 140a, 140b, 140c)。 我们大胆冒险的描述并不到处受到欢迎。1972年我在耶鲁大学讲演,一个年轻人站起来抗议道: 你在胡说!你的说法违背了地质学的基本原理! 我胡说?年轻人提到莱伊尔(Charles Lyell,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的假设。莱伊尔认为巨大的岩盐层是由小型泻湖沉积物合并形成的。莱伊尔是地质学之父,当我年青时,他在我心中是个英雄。但是莱伊尔也会有错,或者我们应该重新看看他的基本假设吧。于是,我去研究了有关盐的成因,发现莱伊尔的均变论确实是错的(op.44, 47),他认为是内陆海的重复干枯形成了巨大岩盐层(op. 428)。莱伊尔错了。 作为一个海洋研究的业余爱好者,在后来二十多年里我成了一个科学政客。我担任了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海洋地质委员会的主席和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在乔地斯的专门小组和委员会中担任了几项职务,还担任了深海钻探计划另外三个航次的首席科学家:第42A航次赴地中海,第42B航次赴黑海,第73航次赴南大西洋。在晚期的航次中,我们勤奋工作,一如既往(op. 99A, 118A, 161)。 在我不围着乔地斯转的时候,我还要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工作。那时正赶上1968年学生革命。我们教授被称为傻瓜专家,面临着地球科学研究所课程的改革和重组。我们参加很多会议。事情在逐渐改变着,但当时的印象是令人沮丧的。 我在夏季学期开了一门两个学分的课程-沉积学中的物理学原理(op. 265),在冬季学期我选择了其他题目进行讨论。流言很快传开了,说我是个坏老师。我问我的学生凯茨,为什么我的名声不好。他开导我说: 这里的学生到班上上课是为了考试。好教授会让他们抄好课堂笔记,为考试作准备。学生不上你的课,因为你讲的不是要考的。此外,你还是一个出了名的让人迷糊的老师。学生听你讲课可能很着迷,但是,一下课,他们发现什么也没写下来,这课就白上了。 我到底是好老师还是坏老师,这无关紧要,问题是学生不愿为选修课花时间。在学期开始时可能有十几二十个学生来上课,最后听课的可能只有几位助教,或什么人都没有。我不是牛顿,我不愿对着空教室讲课。一次,这门课的助教病了,教室里空无一人。我决定停课,以后几年不再开沉积学课程。过了一些日子,大学生们体会到他们为写论文需要有关知识,他们去巴塞尔我过去的学生那里听课。于是,有人向管理部门抱怨说,国际沉积学协会的主席太傲慢,连自己的学生都不愿教。我解释说,两个学分的课程对我说来是义不容辞的,但是我不愿在空着的教室里讲课。从这以后,我就不缺学生了,虽然我还是一个让人迷糊的老师:不是告诉学生如何如何,而是启发他们如何如何。我的同事杜伦佩(Trmpy)1987年退休后,我开了课程瑞士地质(op. 305. 338),我很高兴有好多人来听课。有个说法教室应该小一些,这说法其实是个迷信。 我将阿尔卑斯-地中海的构造和古海洋学选择为讨论会的题目(op. 37, 74, 250, 338)。学生们完成了有关复理石、磨拉石,白云岩化、混杂岩成因的论文。他们研究第四纪地质学和古气候学。他们通过研究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的地中海蒸发岩说明墨西拿期盐化危机的历史。他们在岩石变形实验室或质谱仪实验室里工作。我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的28年活跃的教学工作中,给学生和助教面对面地讲授,担任了许多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导师。 故国之行 我的同事杜伦佩在25届国际地质学大会上当选为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主席。在那次会上接受北京的中国地质学会参加这个联盟。其中,我起了建立联系的桥梁作用,并作为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十人代表团的一个成员,于1977年访问了中国,回到长期离别的生养我的土地。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得以为国效力,例如,以大地构造相的新概念和造山作用的多岛海模型重新解释中国的地质(op. 240, 253, 410)。 1979年我在中国休假。此前,沙克顿(Nick Shackleton)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作了一个讲演,说到大洋温度在第三纪持续下降,终于导致最后那次冰期来临。他偶然地提到在6500万年前第三纪开始时,曾出现异常现象:在白垩纪-第三纪界线时期海洋的温度高了5度,而恐龙突然灭绝。在我的记忆里有类似的印象。我回想起劳本费尔(De Laubenfels)的文章,他好象写过一篇讽刺作品,说恐龙是死于彗星撞击地球时引发的热空气。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化学家尤里(Harold Urey)也同意这个观点。这样,这说法就不显得滑稽可笑了。我在中国空闲时想到这些事,但没有为此干点什么。那年11月,我看到克鲁布(Vic Clubb)和纳皮尔(Bill Napier)关于彗星撞击的文章。我随便地写个稿子寄给《自然》杂志,推测恐龙是在彗星撞击后因心力衰竭死亡的,菊石是因彗星的毒性消失的。没想到,编辑居然告诉我接受这篇稿子,还要我等着和另一篇由史密特(Jan Smit)和赫脱庚(Jan Hertogen)合写的文章一起发表。大约同时,阿佛雷兹(Walter Alvarez)寄给我一篇印好的《科学》杂志的关于白垩纪-第三纪界线时期铱的异常现象文章,是他与父亲路易(Luis)及其他人合写的。 1980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了我的文章(op. 132)。我将复制的校样带到格洛玛挑战者号船上,并说服了我的船友和乔地斯管理者把第一候选的南大西洋钻探场地换成第三候选场地,以便研究白垩纪-第三纪界线。在那次远征中我们获得了很好的岩心,发现了铱的异常(op. 164)。彗星是撞击了地球,但真正的灾难是全球性的动植物栖息地的毁坏。沙克顿注意到的温度升高不是星体落下时与空气摩擦发热的结果,而是与喜光生物和其他含碳生物灭绝引起的温室效应的改变(op. 151)。我给由于浮游生物消失而几乎没有生命的海洋造了一个戏剧化名字:绝命洋(Strangelove Ocean)(op. 182)。 学习原著 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最后几年里,我和古生物学家来往。我得知过去有过的99.9 %以上的物种现在已经灭绝了。进化是生命的历史。有生就有死,有关进化的理论不应该只解释物种的起源,也应该说明物种灭亡的原因。关于生物灭绝达尔文向我们说了些什么?通过阅读原著我得知他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他没有考虑地质记录,因为他认为记录不完备。他凭直觉结论说,在激烈的竞争中不适应者要被与它最接近的种族灭亡,适应者可以保存下来。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理论没有对灭绝加以解释(op. 212, 304, 318, 321, 326)。现代生态学家根本不理睬达尔文。他们都认为种族的灭绝来自原来生存环境的消失,不论生存环境是由于什么原因被破坏的。 1990年英国科学进步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of Advancement of Sciences)要我讲一次地球生命的历史。要作这样需要实际数据和有意义的45分钟讲演,我必须有个好主题。由于没有达尔文教条的束缚,我可以畅谈生物进化和气候改变的关系。这种气候改变是生存环境被破坏的根本原因。 地球上没有象金星那样失去温室效应,也没有象火星那样被深度冰冻。地球的气候显然被生物进化过程改善了。占优势的生命群体起着加热器或空调降温的作用,它们的生态耐受程度就是盖娅女神的自动调温器(op. 314, 407)。地球过热时,生物就从大气抽出一些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使其降温。地球太冷时,空调生物就灭绝了,让位于那些加热物种。盖娅似乎具有超凡的力量。当然,她只是一个象征,用以借喻生物适应性的自然规律。 我对温室加热效应的认识使我赢得了新朋友,但当我大肆宣传核工业会带来温室灾难时,我遭到了反对(op. 406, 409)。我反对燃烧矿物燃料,因为这是在浪费自然资源;我反对大气污染,因为它对人体有害。但是,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不愿为政治原因放弃真理。温室效应带来的是地质上的长周期的改变,不是历史上的千年间的变化(op. 411, 421)。最近几十年来的全球变暖,可能是一种自然变化趋势,但也可能不是。因此,它可能是一场灾难,但也不一定((op. 394)。 探索时间的物理意义时的偶然发现 当我第一次提出白垩纪-第三纪界线时期的流星可与哈雷彗星相比拟时,一位天文学家生气了。他肯定哈雷彗星从没有撞击过地球。 从来没有过? 小行星的撞击约每千万年一次,彗星的撞击约每亿年一次。地球已有45亿年的历史了,类似彗星的撞击的痕迹是会有的。 我们谈论这十年里的最大风暴,谈论这世纪的最大地震。时间是事件发生频度的量度。非常事件不以它的种类为特征,而以它的规模巨大为特征。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每种可能发生的事件都会发生。画出自然事件发生的频度(f)和事件的规模大小(M)的曲线,我发现f与M的d次方之间有反比关系(op. 163): f = c / Md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个式子是时间在分形几何中的表达式。c是常数,d是分数维。 1991年.我被邀请去加州技术学院讲沉积学,但只有一个学生注册我的课。我不愿在一个空的教室里讲课,利用这个机会举行了有关时间的物理意义的研讨会。 李白,中国的大诗人,将时间的消逝比作水的流淌。牛顿(Issac Newton)也有类似的看法。水流是水分子的流动。时间的消逝是否也是一种时间的基本粒子的流动?希腊的原子(atom)学家这样想过。他们用原子(atom)这个字表示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时间单位,后来这个字被近代物理学的原子占用了。我建议以chronon作为时间的最小单元,可将它译为时子2)。时间是时子的流动,而时子只能向前不能向后流动。 牛顿学说中的时间概念与现代物理中的时间概念是不同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说,在通常的时间-空间的概念中,时间的视在的向前流逝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 我尊敬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牛顿和爱因斯坦都是物理学界的英雄。如果说他们中只有一位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谁错了呢?我向我的数学朋友恩格勒(Erwin Engeler)请教这个问题。 恩格勒的高中物理教师是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他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时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老师教育恩格勒要从基本原理上分析问题。在物理中,真理是用最完美的数学式表述的。但,数学是什么?数学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 据说记载着上帝智慧的金片是史密斯(Joseph Smith)在他的花园中发现的。凡人往往认为摩门教的经书(Book of Mormon)是史密斯的创造性天才的产物。爱因斯坦是有关空间-时间和质量-能量转换的相对论的发现者或发明者吗? 有的物理学家认为真理只能用数学式表达,是爱因斯坦发现了真理。但恩格勒不这样想。他认为数学概念是一种光辉的、了不起的、有用的创造,但数学概念可能却不一定对应于物理事实。例如。虚数i在实用电工计算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很难说清楚它的物理概念是什么。 数学是一种符号语言。著名的爱因斯坦公式E = mc2用这种语言表述了一个真理。爱因斯坦提出了理论推导,而原子弹提供了实证。这种符号关系翻译成日常生活语言是表述质量和能量的互换性。在原子裂变时,非常少的质量的消失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 这是一种正确的翻译吗?我们是否能不用牛顿的表述方式来说明爱因斯坦的公式?为什么我们能说原子能是由微小质量的分解而产生的光子的动能呢?如能这样,质量守恒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就可以保住了。 不,质量还是不守恒的,因为光子没有质量。 这是不是将符号语言译成英文时发生的问题?符号0既表示zero(零)也表示nothing(无,什么都没有)。光子的质量是0,但零并不是无,零是一个定数,只是它很小,小到用目前的技术无法测量的程度。实验的结果也可以被解释为,光子的质量等于可测量到的消失的质量除以在原子裂变中产生的光子的总数。事实上,以无代替零是物理中极常见的错误。这也导致了数学中的一种病态性质――奇点,将一个特殊变量的值称为无穷。 从1968年起,我就成了一个传统叛逆者。那时我发现我心目中的英雄休伯特(M. King Hubbert)由于忽略了岩石表面看来很小的内聚强度这样一个小错导致一个很错误的观念:重力滑动能够是一种重要的岩石变形过程。我们在地中海发现很厚的岩盐层以后,莱伊尔(Charles Lyell)这个偶像也倒下了。达尔文也有错误。我还能肯定爱因斯坦一贯正确吗? 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电现象,这是天才的杰作。但是,他的相对论也许出于对光的本性的一种误解。爱因斯坦的这个理论基于以下的假设:如果光由行进着的移动物体上发出,将它看作粒子,它的速度是光速与移动物体的速度的和: c' = c + v 现代实验已确立了波和粒子的二象性。如光是作为移动物体产生的波的能量传播的,则它的速度等于波长(?)和频率(?r)的乘积,在各方向都是常数,不论移动物体的速度如何。 c = c' = ?r?r = ?b?b 麦克斯威(Maxwell)考虑过光作为电磁波在以太里传播。据说以太的存在已被迈克逊-摩勒(Michelson-Morley)的实验所证伪,但这一证伪只是假设光子在空间平移的一种解释而已。光是光子产生的波的能量,就象地震波那样在弹性介质中传播。如果弹性介质以太只是光子的一个点阵,迈克逊-摩勒实验就无关紧要了。引发了光波运动的那个光子与后来产生光电现象的那个光子并不是同一个粒子(op. 401)。光子传播的麦克斯威模型可以解释哈勃效应(Hubbler Effect)。这里并不是象爱因斯坦假设的那样,时间在膨胀,而是空间在缩短。无论是由于弹性压缩的原因致使空间缩短,从而产生趋近光源时的蓝移现象,抑或是空间伸长,从而使膨胀宇宙中的一个后退的星体产生红移现象,光的速度都是不变的。 c = c' = ?r?r = ?b?b 这样,我可以放弃时间-空间的现代教条了。时间的视在的向前流逝不是没有意义的概念。我继续进行我对时子的物理意义的探索。 地质学者用视自发放射现象,或、、放射性的衰变来量度地质时间。衰变作为一种物理现象,是一种作用,或动能的时间积分。例如,衰变的动能的时间积分是量子作用的倍数。光电的动能是量子作用的另一种时间积分。如果说所有作用都是量子作用的时间积分,那只是同义的重复。宇宙的历史是由作用组成的,或由量子作用的时间积分组成的。物理学家曾建议用quanton表述量子作用。我选择时子(chronon)作为其缩略语。时子是作用的最小单位。放射由时子组成,光子引发的电由时子组成,视觉行为由时子组成,宇宙的每种作用都由时子组成。因此,可以认为时子是空间及时间的基本组成成分。 在唯物世界中,基本粒子是没有时间性的物体。但在现实的有活力的世界里,没有时间性的实体是找不到的。宇宙的历史是事件。宇宙是作用的连续序列。粒子作用不仅可以用质量、电荷和自旋定义,也可以用有时间性的术语定义。量子作用代表的时间是量子能量被普朗克常数h去除。时间不仅是用以平衡能量、动量等等的数学约定,而且是作用的真实的分量。正像中国谚语所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对于一个作用有它的等待时间。时间可以用放射现象量度,因为在连续的放射性衰变的等待时间中有其规律性。 为什么放射性原子会衰变? 自发放射性衰变的概念是一种假设,已成为一种让人们想起完美观念的天主教教条的神话。有思想的物理学家,追随着笛卡尔,相信所有力量以及所有作用都是交互的。如果这样,什么样的作用会导致放射性衰变? 作为地质学者,我们知道埋藏在深部的放射性矿物有衰变。换句话说,引发衰变的粒子必然具有穿透很深地层的能力。 为什么它们会这样? 我们知道中微子可以从地球的这一边进去,那一边出来。中微子的作用可以是引发放射性的时子吗?我以下面的式子向一位微中子的国际专家请教, no + ?????? p+ + e-?? 他看不出这式子有什么错,但建议考虑到由衰变引起的反中微子的放射,将式子改写为 no + ?????? p+ + e- + 2? 如果一个中微子可以产生两个,或两个可以产生四个,就可能发生中微子的连锁反应。回想到地震与由中微子连锁反应引发的原子裂变的相似性,我推测了中微子连锁反应的后果(op. 376)。我向美国地质勘测局局长伊顿(Gordon Eaton)建议进行含钾的岩石暴露在强微中子束中浓度减少的实验。伊顿让我给地震学家们讲一讲,但我这想法看来还远没有被认真接受。后来,我又建议进行衰变与微中子流量的关系的实验。陈明鹏(译音)和我发现了衰变率与宇宙线强度的确切关系。这个实验结果与衰变由宇宙射线中的中微子激发的假设是一致的(op. 430)。 奋斗中的发明家 在我退休的前一年,获得想得到的所有荣誉后,一天,我感到气愤和焦虑,在家里抱怨道: 我们的科学处于十分槽糕的境地。地质学曾经是绅士们和业余爱好者的工作。当前为研究经费的竞争将年轻的愚人变成恶意的坏人。他们刚刚又拒绝了我写的关于察尔汗盐湖的稿子。 这又怎么样呢?我的儿子彼得(Peter)说。 这是我的中国学生Y.C.从中国带来的一个问题。中国需要钾肥。唯一的一家商业生产的钾来自西北青海的一个盐湖。Y.C.从他们30年的研究中带来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我研究了这些数据,得出的意见是这些含钾的卤水是昆仑山上融化的冰水经过化学变化形成的。 你已证明你的理论吗? 科学理论不是证明的,它们解释现象。我解释了所有内容,包括每一个科学数据。 你怎么会认为这些卤水来自冰川水? 中国西北地下水来自冰川融化的水。地下水流经沙漠,经过稳定的蒸发。在钙、钠、重碳酸盐和硫酸盐等成分沉淀后,剩下的就是氯化钾和氯化镁的卤水了。 但是,地下水和地下卤水怎么会向上流入湖里呢?由于重力的作用,水不都是向下流吗? 你问这样的错误问题是因为你是学法律而不是学地质的学生,地质学者是应该知道的。不幸的是,近来过于专业化,有些年轻人自称为地球化学家,却也会问同样的错误问题。 地下水怎么会上升呢?彼得希望能知道。 地下水并不总向下流。水的势能有两种,一种来自重力,一种来自压力。喷泉的水向上喷出,因为它受到来自山上的地下水的压力。 哦,我明白了。为什么编者不将你的稿子给一些水文学家看看呢? 是的,他给他们看了。在我告诉他有的地球化学家不懂多少后,他将稿子给两位水文学家看了。他们知道地下水可以向上流,但不相信可以饮用的地下水会变成苦的卤水。 你将Y.C.的化学数据写在稿子里了吗? 当然我写了。但那些人是另一个专业的专家,他们不懂化学。 彼得想了一会,然后脱口而出: 发表这稿子有什么用呢? 我完全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的职责是教学和研究。我们的研究项目得到批准,我们培养学生。我们收集数据,写文章,发表文章,然后,不断重复地这样做。 写这些稿子有什么用?彼得不想放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关心察尔汗盐湖的卤水来自昆仑山脉还是来自地球的中心?这样的知识有实用价值吗? 当然可能有点用。如果我们正确地了解了自然过程,我们可以模拟自然,从地下水或海水中生产更多卤水,为中国农业制造更多的钾肥。 如果你认为可以这样做,你应该申请专利。为什么你们教授就不作一些有用的事呢? 我面临着挑战。在彼得的帮助下,找到一个专利律师。经过几次商讨,他为我起草了专利申请。那是1994年。到现在,我申请了16项专利,其中有几项已获得批准(412, 413, 414, 415, 417)。 我着手研究一种方法利用太阳能和重力从卤水中提取金属。然后我致力于复杂的溶液采矿和提高石油采收率研究。我认为工业会对新技术感兴趣,然而我错了。我转而进行拯救行星和与水有关的技术研究工作。在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孟加拉、香港、台湾等地受到一些挫折后,我来到中国。2001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请我在院士和总工程师参加的一个座谈会上介绍我发明的集成水路(integrated hydrologic circuit)。专家们一致同意我的理论和我的水转换器(aquitransistors)发明。参事室的王秉成(译音)教授陪我去拜访几个省市的政府部门。我了解了实际问题,有了想法: 解决城市里用水危机问题,防止过分开采地下水; 防止半干旱的中国西北荒漠化; 通过抽取地下水发电; 研制控制洪水的措施; 使污染的湖水净化,并恢复向城市供水。 感谢在中国的同事们和很多热心的志愿者们的帮助,2003年在中国的进展很好。为了帮助我那有点唐吉诃德式的努力,熟悉的和陌生的朋友们不仅付出了他们的时间,甚至有时还付出了他们的积蓄。 唐吉诃德式的改革者 我在退休前醒悟了。瑞士不是一个由明白人管理的国家。我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付出了很多。但我的理想被当作妄想。25年以后,我渐渐放弃了,我也开始问自己,我这样作为了什么。 我在工业行业里工作的时候,我常想我为壳牌公司找到了多少桶石油。我加入学术行业后,享受到新贵族阶层的特权。我们的教学任务可以少到每周只上两小时的课。在瑞士联邦理工大学里有些教授就是这样作的,但更多人是进行研究工作。科学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去为社会做好事。我在一生为基础研究工作花了不知多少百万美元。但是,儿子问我是否作了些有用的事,我简直难以回答。是的,发表文章可以让我保持职位,得到提升,获得各种奖励和荣誉,当选为院士等等,但是,那些纳税的老百姓能为此得到什么? 1997年.我给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的新闻通讯投寄了一篇文章,建议进行地质教育改革,要培养出更多的地质工程师来(op. 398)。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样的改革已经开始了。地质工程系、环境科学系等象雨后春笋一般地建立了起来。但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多少变化。研究经费花掉了,解决的问题并不多。看来在当前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组织体制上还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项目经过同行评议(peer reviews)后发给经费。但这样的办法却阻碍科学进步。因为所谓同行评议实际上常压制了好的创意。真正的创新者,顾名思义,是同行所不及(peerless)的。这样的体制以花钱买成果为前提,鼓励那些值得资助的研究工作。工程题目,例如制造原子弹,确实需要财力和人力资源的高度结合。科学题目,例如癌症治疗、爱滋病疫苗则需要好的科学假设,或 诸事通理(a theory of everything)。但是,现代科学培养出来的专家却是诸事不通,他们只知道要钱买仪器,供养研究生,挣差旅费,还要出名。往往是钱花了,却没有人问为什么要花这些钱。 几年前我介入与湖水污染的斗争,我面临了挑战。一位同事带我去昆明,看那里的滇池的污染。象其它温带湖泊一样,滇池被绿藻的生长严重污染。十多年的努力来已花了几十亿元,主导理论认为污染主要来自湖水的过营养化,已有千百篇文章发表,但没有文章提出如何有效治理绿藻的侵入。看来污染问题已成为一个研究馅饼,甚至有人靠它去昆明旅游,发国难财。 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湖水污染问题,在这方面是外行。但我想起20年前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告诉我的情况:营养物使浮游生物得到养分而生长,浮游生物有好的(对人有益的),也有坏的(对人有害的)。硅藻是好的浮游生物,因为它是鱼的食物。波罗的海的污染是由于海中硅藻停止生长了。硅藻所以停止生长是因为挪威和瑞典之间的水电站大坝在春天阻挡河水下流,而那时硅藻正需要营养。8月河水带着营养物流下时,已经太迟,硅藻已经不能再生,腰鞭毛虫得到这些营养而生长起来。它们死亡后腐烂,使波罗的海营养过于丰富。情况清楚了,营养物不是主要问题,滇池的污染来自有害的浮游生物,即绿藻的生长。绿藻所以在滇池里生长与那里的pH值过高有关。只要找到一种方法能消灭有害的、培养有益的浮游生物,就可以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退休教授。我有主意,但没有实验室,没有人,也没有资金。我的一个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从前的学生给了我一万美元经费和一个年轻人作助手。我用二氧化碳中和湖水,使pH值降到6.5以下。绿藻死亡了,不再生长了。他们死亡后的残渣可以用我发明的水转换器滤除。我的实验证实,我的方法是经济可行的,可以将污染的滇池改变为清洁的滇池,每天向市区供水150万吨。目前我们正在协商签定合同并将实施承诺。政府愿意这样作,因为这是一项值得投资的事业。在恢复了滇池生态,昆明有了清洁的湖水和空气后,可以获得上百亿元的效益。 英国议会在辩论大学教授的最高薪金,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试图平衡教育预算。问题不在于短缺资金,而在于用过多的钱喂养了过多肥猫。用了很多钱又没有治好滇池也是一个例子。所有的知识都是有用的,这话常是骗纳税人的。科学研究成了一只圣牛,不会遭到主流政治新闻媒体或学术机构的批评。科学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成了有特权者保持职位、获得提升、荣誉和奖金的机构。我们现在已进入一个新世纪,应该重新审视一下目前科学家的自我满足状况,制止一下公众不加区别的英雄崇拜行为了。 许靖华著作 地质 3. 1955 Granulites and Mylonites of the Region about Cucamonga and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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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植物学的故事(56):前苏联伟大的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A.
livingfossil 2010-7-4 20:13
古植物学的故事(56): 前苏联伟大的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家---A. H. 克里什托弗维奇(1885---1953) Story of Palaeobotany Series (No.56) : Soviet Union geologist and palaeobotanist--- Afrikan Nikolaevich Krishtofovich (1885---1953) (by Qigao Sun)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citation) 关键词:A.N. Krishtofovich ;前苏联;古植物学家;地质学家 孙启高 2010 年7 月1 日 A. H. 克里什托弗维奇 是前苏联一位伟大的地质学家和古植物学 家 。维基百科关于A.N. Krishtofovich 的介绍很短,内容如下: Afrikan Nikolaevich Krishtofovich (Африк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иштофович) (1885 1953) was a Soviet paleobotanist . He gathered extensive collections of the Mesozoic flora . In 1932 he published his book Geological review of the countries of the Far East. A crater on Mars was named in his honor. (参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Afrikan_Nikolaevich_Krishtofovich ) 根据有关文献,现将A. H. 克里什托弗维奇的生平和学术成就简介如下: 1908 年从位于Novorossiysk 的University of Odessa 毕业。 自1914 年起,在一个地质委员会工作。 自1924 年起,在列宁格勒的前苏联 中心植物园 工作。该植物园为现在的俄罗斯科学院柯莫洛夫(Komarov )植物研究所。同时,在数个高等教育机构从事教学活动。 1930 年3 月10 日在著名的 前苏联科学院案 (Academics Case---The Cas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SSR) 中遭到逮捕。 被捕前系列宁格 勒 大学教授 (Leningrad State University) 和煤炭勘探研究院的高级地质学家。 ( 参见 ---http ://en .wikipedia .org /wiki /Russian _Academy _of _Sciences ) 1933--1934 年,他曾在Sverdlovsk 生活。他在乌拉尔矿业学院(Ural Mining Institute) 等学术机构讲授古植物学。 1945 年当选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 1953 年当选为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1967 年,他在死后被恢复名誉。 A. H. 克里什托弗维奇的古植物学研究范围几乎涵盖前苏联的整个疆域,甚至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某些地区,研究材料的地质时代涵盖新近纪、中生代和古生代地层。他在亚洲东北部第三纪与中生代含煤地层开展了重要研究。他建立了地质历史时期植被分布的区划,否定了石炭纪世界气候的单调性之陈旧观念。 A.H. 克里什托弗维奇一生著作等身。 他 编写的《古植物学》俄文教科书影响极大,共出版4 次,1941 年出版第3 版,于1946 年获斯大林奖章。作者于1953 年去世,其《古植物学》(第4 版)于1957 年出版。该教科书中译本于1965 年在中国出版,成为中国地区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全面而系统地探讨化石植物研究的《古植物学》中文教科书。 A.H. 克里什托弗维奇编纂的《地质学词典》(俄文,2 卷)于195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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