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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家科研机构今安在?
ljxm 2010-9-13 10:55
2 42家科研机构中有131个科研机构进入企业,40个科研机构转变为科技企业,18个科研机构转为中介机构,24个科研机构并入高校或划转其他部门或撤销,29个科研机构转为中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 2 42家科研机构今安在?销售收入可能大幅提高,国家不用再拨经费!研发还有人搞吗? 据 资料: 1820年,中国的GDP约为英国的7倍,却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击败。1870年中国的GDP仍是英国的1.8倍,而且大于英法的总和,却没能阻止英法联军在1860年火烧圆明园。 1884~1885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此时中国的GDP是法国的2倍多。1890年,中国的GDP约为日本的5倍,但中国军队却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 清朝不仅缺乏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而且其GDP中有相当高的份额是皇家园林及贮藏其中的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圆明园、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中的无数珍宝,就是清朝统治者把本可 投资 于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奢侈 活动 的活标本。 这些财富不仅没有成为清朝抵抗侵略的战争资源,反而让清朝统治者更容易对外投降。1895年,慈禧太后没能把对日战争坚持到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日寇打进 北京 城,让她心爱的颐和园重蹈圆明园毁于一炬的覆辙。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的GDP仍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无论是日本政府、中国政府,还是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日本明显强于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力量和日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抗战初期,中国也确实丧师失地。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2411 次阅读|0 个评论
癌症离每个人很近
wujingzhi 2010-7-9 10:43
Credit : http://www.cancer.gov/cancertopics/understandingcancer/cancer/Slide25 我住的地方邻居一对老人, 都患有癌症。平时也常听说有人患癌症~频繁的听到癌症,让我发现癌症变得这么常见。之前,我以为癌症是很罕见的~我想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 好奇之下,我看了一些关于 癌症 的资料。第一次接触到, 我感觉反胃 ~ 知道每个人都可能患癌症,每个人到老年,体内都有病发癌症的可能, 我感觉头晕 ~ 知道半个世纪以来,针对癌症,全世界投入数千亿美元研发资金,而目前依然对其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科学治疗。 我觉得茫然~ 癌症据称已成为中国 最大杀手 ,每年上百万人死于癌症。 澳大利亚 百分之五十的男性,三分之一女性65岁前可能患癌症~ 可见,残酷 事实是癌症离每个人都很近。 而目前诊疗癌症水平很有限。这从癌症的描述就可见一斑。最高水平的癌症专家都必须用部位来描述癌症,如乳房癌,皮肤癌,胃癌等等。就和小孩说肚子疼,脑袋热一个样子。都处于初级阶段。治疗手段更野蛮,有病了,把感染的组织全部移除~可以理解吗?人体又不是壁虎的尾巴~~~ 然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非专家,就转美国癌症中心的一些建议,希望给大家点参考,也希望中国研究癌症的专家和机构,做些深入研究,公开信息。 第一:不要酗酒,烟! 2. 远离致癌物 3. 多吃蔬菜水果 4. 避免过度阳光照射。 5. 是我自己听说的,尽量避免身体损伤,或大幅度改变(包括物理的,地理的和心理方面等等)。 因为据说有些癌细胞最初是为了修复某些部分的损伤的,只是后来失去了控制~ 更多信息可参见: http://www.cancer.gov/cancertopics/understandingcancer/cancer
个人分类: 格物致知 R & D|1308 次阅读|8 个评论
杜德斌 抓住金融危机带来的新契机 促进外资在华研发更大发展
pikeliu 2010-5-3 22:23
1 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专家建议 第 5期(总第 91 期) 科技委秘书处编 2009 年5月15日 杜德斌 抓住金融危机带来的新契机 促进外资在华研发更大发展1 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院 【摘要】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增长趋缓,但对中国的投入不减反增,新设研发机构不断增加。充分利用好跨国公司的科技资源,对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国应充分抓住跨国公司研发战略调整的难得机遇,积极主动地出台相关政策,促进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更大、更好发展。 1 :教育部科技委战略研究重点项目基于科技全球化的中国研发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国家软科学 重大项目外资研发机构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研究 (项目编号:2007GXSD018) 。 :杜德斌(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经济和科技全球化及科技政策。 2 当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增长总 体趋缓。但我国由于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跨国公司 在华研发投入不减反增,新设研发机构不断增多。面对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充分抓住跨国公司研发战略调整的难得机遇,积极主动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外资在华研发更好发展。 调查发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跨国公司都进一步扩大了在华研发业务,新一轮的研发中国潮正在到来。一是在华新设研发机构势头依然强劲。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9月以来,已有10多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我国新设了研发机构,其中不少是属于全球性研发中心,规模巨大,设施一流。二是在华研发投入不断加大。据调研,3M、通用电气(GE)、霍尼韦尔、汽巴精化、阿海珐、SAP等在华研发中心负责人均表示,尽管金融危机对 公司全球研发有一定影响,但他们看好中国的市场前景和成本优势,仍将继续加大在中国的研发投入。例如,GE今年在全球的研发支出预算与去年持平,但在中国的研发预算却在2008年的基础上增加了20%。三是削减一般性支出以支持在华研发活动。如,陶氏化学为削减非研发成本费用支出,在全球已裁员5000人,该公司在华机构也大量压缩一般性务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但在中国的研发投入仍保持增长。四是积极寻求与中国创新机构的合作。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合作已从过去单纯的研发外包发展到现在范围更广、形式更多样的合作,尤其是项目合作成为最主要的合作方式。同时,许多跨国公司还积极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并把中国政府作为今年至未来若干年业务发展的最 大客户。 3 据调查,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已超过1200家,每年的研发支出占我国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已接近30%。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对推动我国科技创新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一是人才集聚和培养作用较为明显。跨国公司在华从事研发活动,对抑制我国优秀人才流向海外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加速了海外人才的回流。同时,通过在外资研发机构工作实践,许多技术人员快速成长为相关领域的专家。二是知识溢出效应日 渐显现。国内创新机构通过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研究以及人员之间的频繁互动等,学习到大量外方所特有的研发方法和思想。特别是科技人员的流动已成为资研发机构知识溢出的重要途径。三是在科研管理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外资在华开展研发活动,将世界先进的创新理念和管理经验带进我国,对国内科研管理在组织和制度上都起到了示范作用。 四是提升了相关领域的技术层次。外资在华从事研发活动,使我国不再局限于加工、组装等价值链最低端的工序和环节,而是不断向研发、设计等上游高端环节演进,从而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整体向更高层次转换。 为充分利用好跨国公司的科技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出台相关措施,进一步吸引外资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建议尽快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承接外资研发机构向中国转移。 应出台实施针对外资研发的专项优惠政策,为外资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提供土地、人才、专利申请、专项资金扶持等多方面便利。 二、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本地机构的合作。应充分抓住跨国 4 公司正在调整研发战略的契机,以推动合作为重点,通过多种形式的内外资技术合作与联合创新,鼓励外资在华研发机构与本地创新机构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外资研发机构对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示范作用。 三、调整相关政策,促进在华外资研发机构的业务发展。面 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我国现行的若干政策已明显不利于外资在华研发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去年颁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将研发机构排斥在高新技术企业之外,不利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的发展。因此,建议研究制定专门针对研发机构的认定标准,将外资研发机构纳入高新技术企业范畴,或给予外资研发机构相同的优惠政策。 四、鼓励本土企业到海外收购外资研发机构和获取人才。要 抓住全球资本市场调整和资源配置重组的契机,积极参与对国际优质创新资源的收购和利用,以提高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企业国际化进程。 附件:抓住金融危机带来的新契机,促进外资在华研发更大发展研究报告 发送:刘延东同志处,韩启德同志处,陈至立同志处,项兆伦同志处, 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三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科技部、财政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 周 济、袁贵仁、陈 希、鲁 昕、陈小娅、李卫红、郝 平、王立英、 杨周复,各相关司局 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2009 年 5 月 15 日印 5 附件 抓住金融危机带来的新契机 促进外资在华研发更大发展研究报告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院 当今世界,全球化促进了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最大程度地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成为我国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创新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科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纷纷来华设 立研发机构和开展研发活动,研发投资规模迅速增长,影响不断 扩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增长虽然总 体趋缓,但对中国的研发投入不减反增,新设研发机构不断增多。 因此,面对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充分抓住跨国公司研发战略调整的难得机遇,积极主动出台相关政策,促进外资在华研发更好发展。 一、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进一步利用外资研发带来的新机遇 1、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相对较小,中国吸引外资 的投资环境优势更加明显 6 当前,金融危机使美国、欧洲、日本经济面临衰退,而与此 相关的原油价格回落,导致中东地区、俄罗斯经济以及那些高度 依赖资源的国家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金融危机还导致其他国家 汇率动荡下跌,资本流出加剧。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受此 次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中国的政策操作空间比较大, 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政策、产业政策,都有较多的余 地。中国经济,包括银行业、制造业、充足的美元储备及人民币 坚挺并继续保持对美元小幅升值态势等,都是稳定全球经济的重 要因素,国际舆论更是普遍把中国比喻成世界经济衰退沙漠中 的绿洲 。 多年来,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前列。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中国吸引外国直 接投资的整体投资环境不仅没有恶化,相比较在世界范围内的其 他经济体,优势反而更加明显。在中国宣布了用以推动基础设施 建设增长和农村地区消费支出的5860亿美元财政刺激方案后,不 少国际资本,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均把中国视为保 险箱 ,一些跨国公司和企业家也把中国当作躲避这次金融危机的 避风港和比较选择后的最佳投资地。不少在本国深受金融危机之 苦的跨国企业,不但没有向其国内抽回资金保本 ,反而增大在 中国的投资。近日,3M、佳能、霍尼韦尔、杜邦、西门子等多家 跨国公司均表示,中国仍然是投资热土,公司不会因此改变在华 投资计划,甚至可能加大在华投资,并考虑与国内企业加强合作。 2、金融危机使许多大型跨国公司陷入资金困难,我国的研发 成本优势更加凸显 7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研发成本特别是人力资源成本方面 具有绝对优势,而且数量庞大,远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这也是 近10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和从事研发活动的重要 原因。据部分上海外资研发机构透露,在中国从事研发,每位中 方技术人员的综合效率是美国的 6 倍,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研发人 员的工资(每年平均 5 万美元)大大低于美国,而且工作效率也 大大高于美国研究人员。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美欧等发达国 家的大型跨国公司资金链吃紧,纷纷实行减产、停工、裁员,以 应对严峻的局面。由于研发对保持企业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降 低研发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就成为企业走出困境、逆势制胜的关 键。在这种形势下,对外资研发而言,我国的研发成本优势特别 是人力成本优势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也是自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 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的研发投入不减反增的一个重要原因。一 些跨国公司已经把扩大在华研发作为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战略。 例如,3M公司最近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中国创造的本土化发 展战略,并可能到中西部地区投资。杜邦公司也表示,将支持中 国所明确的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继续提供在环保、安全和 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技术、工艺及解决方案,计划到2010年在华 总投资增至12亿美元。丹麦在华最大投资企业之一的诺维信公司 同样表示,其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将不断加强,研发力量将从应用 研发扩展至基础研发。 8 二、金融危机中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的新动向 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全球跨国公司的研发投入增长趋缓,但 由于研发对保持企业的长远竞争力至关重要,许多企业正在调整 研发策略和战略布局。我国由于经济稳定,研发资源丰富,许多 跨国公司都进一步扩大了在华研发业务, 掀起了新一轮的研发 中 国潮 。 1、在华新设研发机构势头强劲 金融危机中,由于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受到的直接冲击相 对较小, 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500 强企业)来华设立研发机构的 势头不减,上海尤其成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首选地。例如,2008 年 9 月,世界著名化学品生产商亨斯迈(Huntsman)在上海设立 了亨斯迈亚太技术中心;德国著名跨国公司博世(Bosch)宣布将 在上海成立研发总部。10 月,IBM 也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成立了 在华的第二个研发实验室,主要从事互联网和小型企业应用研究; 礼来(Eli Lily)也在上海成立研发总部,从事医药方面的研究。 11月,雀巢在北京成立第二家研发中心;荷兰帝斯曼(DSM)化 学公司在广东成立欧美以外的最大研发中心。2009 年 1 月,陶氏 化学公司宣布在上海设立了全球研发中心;美国建筑设备制造商 卡特彼勒(Catpillar)在江苏成立在华第三家研发中心。2 月,英 特尔在上海新成立亚太研发中心;德国拜耳化学公司公司在北京 成立全球研发中心。3月,可口可乐在上海成立亚太研发中心,成 为其在亚洲最大的创新与技术中心(表1) 。 9 表1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部分世界500强跨国公司在华新设研发机构 时间 公司名称 来源国 研发领域 所在地 2008年9月 亨斯迈亚太技术中心 美国 化学品 上海 2008年9月 博世上海研发中心 德国 机械设备 上海 2008年10月 IBM上海研发实验室 美国 IT 上海 2008年10月 礼来上海研发中心 美国 医药 上海 2008年11月 雀巢北京研发中心 美国 食品 北京 2008年12月 DSM广东研发中心 荷兰 化学品 广州 2009年1月 陶氏化学上海研发中心 美国 化学品 上海 2009年1月 卡特彼勒中国研发中心 美国 机械与矿山设备 无锡 2009年2月 拜耳医药北京研发中心 德国 医药 北京 2009年2月 英特尔上海研发中心 美国 芯片 上海 2009年3月 可口可乐上海研发中心 美国 饮料食品 上海 2、在华研发投入不断加大 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规模仍在不 断上升。据调研,3M 上海研发中心、GE 中国研发中心、霍尼韦 尔上海研发中心、汽巴精化(中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阿海珐 (中国)输配电研发中心、SAP 中国研究院等绝大多数外资研发 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尽管金融危机对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有一定 影响,但他们非常看重中国的市场前景和成本优势,他们仍将继 续加大在中国的研发投资。GE全球研发中心(上海)负责人透露, 2009年 GE在全球的研发投入预算与2008 年持平,但GE对中国 市场充满信心,其在中国的研发预算将在 2008 年的基础上增加 20%。丹麦丹尼斯克(Danisco)亚太研发中心的负责人透露,丹 尼斯克对中国和亚洲市场很有信心,金融危机对丹尼斯克亚太研 10 发中心几乎没有造成影响,尽管该公司在欧美有裁员现象,但在 亚洲没有裁员,在中国的研发机构还要招聘新员工,丹尼斯克上 海研发中心2009 年的研发投入预计比2008 年增长20%以上。 3、削减一般性支出以支持在华研发活动 为度过经济寒冬并保证研发投资,大部分跨国公司都采 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压缩一般业务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保证足够 的资金投入到研发活动,以期增强核心竞争力,谋求长远发展。 如英特尔把上海工厂的产能合并到成都工厂以降低成本,在上海 将专门从事研发活动。陶氏(中国)化学研发中心负责人透露, 陶氏化学为削减非研发成本费用支出,在全球已裁员5000人,该 公司在华机构也大量压缩非研发开支,如停止健身房等设施的建 设,但在中国的研发投入仍保持增长。 4、积极寻求与中国创新机构的合作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跨国公司纷纷调整在华研发战略, 积极寻求研发外包和研发合作。一是积极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合作, 并把中国政府作为今年至未来若干年业务发展的最大客户。二是 积极寻求研发合作伙伴,金融危机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合作 已从过去单纯的研发外包发展到现在范围更广、形式更多样的合 作,尤其是项目合作成为最主要的合作方式。此外,跨国公司还 积极寻求与中国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开展资源共享上的更深层 次的合作。例如,全球第三大制药集团赛诺菲-安万特近日宣布扩 建其在上海的研发机构、启用新建的北京生物统计学中心并与中 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签订科研合作协议。该公司明确表 11 示,以往他们可能会投资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但现在会更多地 选择与地方公立研发机构进行合作。IBM 也透露,近期已将合作 研发列为其研发战略两大原则之一,明确表示要加大与顶尖大学 及其大客户进行联合研发的力度。 三、外资在华研发活动对我国科技发展的积极作用 据调查,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各类研发机构已超过1200家。 截至2006年底,全国外资研发机构累计投资达191亿美元,每家 机构的平均投资规模达 1710 万美元;其中,2006 年投资额 41 亿 美元,占我国当年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已接近 30%。可 见,外资研发机构业已成为我国研发投入的重要来源和推动研发 投入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入的增加和 研发活动的深入开展,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影响日益显著,其积极 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人才集聚和培养作用较为明显 跨国公司在华从事研发活动,创造了大量高薪工作岗位,将 一大批优秀人才网罗其中,对抑制我国优秀人才流向海外起到了 积极作用。调研显示,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中来自我国本土的 科技人员占其总人员的比例平均超过 95%。一些著名跨国公司的 研发机构,如北京三星通讯技术研发有限公司、摩托罗拉中国研 究院、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几乎 全部来自国内。随着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机构数量的日益增多 以及机构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我国本土人才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 12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国际化的背景、良好的创新环境,不仅网 罗了一大批国内培育的优秀人才,而且吸引了众多海外留学人员 与外籍专家来华工作,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技术人员外流,加 速了海外人才的回流。据调研,大多数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都 吸引了若干来自海外的研发人才。据课题组对76家对外资研发机 构的问卷调查,其中来自国外的研发人员约占这些机构全部研发 人员的 3.1%,平均每家机构的海外研发人员为 4 人。部分外资研 发机构来自国外研发人员甚至达到百人以上,如微软中国研发集 团约有150多人,霍尼韦尔上海研发中心有130人左右。 同时,通过在外资研发机构工作实践,特别是全方位的研发 培训后,许多技术人才快速成长成为领域专家。以上海泛亚汽车 技术中心为例,该中心有1240多名员工,大部分都是从国内聘用 的应届毕业生,最初基本上都不具备符合上岗要求的研发能力, 但经过3-5年的工作和训练,大多已成为优秀的工程师,有的甚 至成为国内整个汽车行业技术创新的领军人物。目前,我国上汽 集团技术中心的 1000 多名研发人员中,有 1/4 左右来自泛亚;奇 瑞汽车的部分核心研发人员也来自于泛亚。 2、知识溢出效应日渐显现 多年来,关于跨国公司在华研发的技术溢出一直存在着争论, 认识和评价并不一致。调研发现,其实更重要的是,外资研发活 动具有更重要的知识溢出效应。国内创新机构通过与跨国公司在 华研发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合作课题研究、共同技术研发以及人 员之间的频繁互动等,学习到大量外方所特有的研究开发方法和 13 思想。一些专家认为,对利用外资推动我国自主创新来讲,知识 溢出可能比技术更为重要。 科技人员的流动是知识溢出的主要途径,随着研发人才不断 从外资研发机构流出,由此而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也将显著。例 如,泛亚技术中心的研发人员回流到上汽技术中心,带来了外方 先进的研发理念和完整的流程管理方法,弥补了上汽研发能力上 的不足,缩短了自主品牌荣威的研发和上市时间;原英特尔 中国研究中心七位核心技术人员集体跳槽到中科院声学所,创建 了中科信利语音实验室,实验室成立仅半年,就获得了 8 项专利 和 4 项软件著作权,促进了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开展;从摩托 罗拉跳槽出来的 14 人组建了德信无线技术公司 ,现已成为国 内主要的手机设计、软件开发公司,在上海、深圳、杭州、沈阳 设有研发机构,员工达2000人,海外业务占80%,并在美国纳斯 达克上市。 随着国内企业对人才重视程度的提高和工作条件的改善,一 些外资研发机构的高级研发和管理人才已开始出现回流 ,而且 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例如,原惠普中国副总裁李汉生辞去原有 工作到北大方正任职;原GE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顾铁回流到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据本次对全国81家外资研 发机构的调研,2006年外资研发机构的人才流出率平均为4%,其 中川重(大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福州高意科技研发中心的人 才流出率高达25%; 从流出人员数量来看, 大连埃森哲 (Accenture) 研发中心、霍尼韦尔中国技术研发中心和杭州NEC研发中心当年 14 的技术人员流出人数分别达50、49和44 人。 3、具有科研管理的良好示范作用 外资在华开展研发活动,将世界先进的创新理念和管理经验 带进我国,对国内科研管理在组织和制度上都起到了示范作用。 近年来我国企业纷纷设立研发机构,研发投入迅速增长,并能在 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与国际接轨的研发管理体制,与跨国公司研 发机构带来的管理示范效应不无关系。例如,上海汽车集团通过 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建立泛亚汽车技术中心学会了汽车研发和生 产的现代管理方法,在较短的时间内推出了颇受市场青睐的荣威 750、550 等系列自主品牌汽车,对提升我国汽车自主创新能力起 到了有益的作用。 4、提升了相关领域的技术层次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并不断提升其在华研发机构的 功能层级,有助于促进我国产业技术进步并带动上下游相关配套 产业的发展。外资企业在华研发活动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形成从 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到服务的完整的价值链,更重要的是, 在产业分工链条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大量投资研发,使我国不再 仅仅局限于加工、组装、生产等处于价值链最低端的工序和环节, 而是不断向研发、设计等上游高端环节演进,推动我国产业整体 向更高层次转换。 此外,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活动增加了我国的研发投入,扩大 了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规模和机构数量,提高了研发活动的产值, 从整体上壮大了我国研发产业的规模,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 15 化。据科技部统计,2006 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从事科技活动人 员的已接近 190 万人,其中外资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已 达35万,占全国的18.5%。 当然,跨国公司在华从事研发活动对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也带 来一些新的问题。例如,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抢占我关键技术人才, 对我创新主体的队伍建设形成冲击;跨国公司在华从事研发活动 有可能进一步强化其在华技术垄断地位,加大我国技术对外依赖 程度;外资研发机构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我国重要领域已有成果, 使国内一些关键技术存在流失的风险。 但是,我们认为,就像任何事物一样, 利和弊都是客 观存在的,从长远利益和发展大局来看,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 机构及开展研发活动对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有利 的。充分利用好跨国公司的科技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跨国公司 在华研发机构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对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四、促进外资在华研发更大发展的新举措 1、出台相关措施,进一步吸引外资在华设立研发机构 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的巨大冲击为我国进一步吸引外资研发 机构、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带来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建议尽快 制定相关政策措施,积极承接外资研发机构向中国转移。应出台 实施针对外资研发的专项优惠政策,为外资研发机构进入中国提 供土地、人才、专利申请、专项资金扶持等多方面便利。支持已 16 落户中国的外资研发机构增资扩股,激励其加大研发投入水平和 高端研发项目引进力度。支持重点行业外资研发机构的进驻与发 展,鼓励外资在华设立全球性研发机构和在华从事高层次研发活 动,对高能级研发机构和高层次研发活动提供专项资金资助。支 持外资研发机构参与中国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参与重点产业的重 大技术创新活动。 2、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本地机构的合作 应充分抓住跨国公司正在调整研发战略的契机,以推动合作 为重点,通过多种形式的内外资技术合作与联合创新,鼓励外资 在华研发机构与本地创新机构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充 分发挥外资研发机构对本土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示范作用,提高本 土研发机构的管理水平和面向市场开发产品的能力。鼓励外资企 业与本土企业合资设立研发机构,这是合作中最有效的方式,也 是获取其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的有力措施。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 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联合研发机构,进一步完善高校联合实验 室的管理制度。要拓展合作领域,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本地企业 和科技机构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紧紧围绕科技发展 的重点领域,开展合作研发,力争取得关键技术突破。要进一步 完善合作激励机制,规范合作创新行为,努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 境,提高利用外资研发力量的水平。在合作途径上,要引导本土 企业和机构瞄准竞争前沿,瞄准关键技术,瞄准重大项目,瞄准 优秀人才,通过合作学习外资研发机构的先进经验,通过合作培 养创新人才,通过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 17 3、调整相关政策,促进在华外资研发机构的业务发展 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当前的若干政策已明显不利于外资 在华研发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例如,2008 年颁布的《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管理办法》 (国科火(2008)第 172 号) ,提出将企业销售 收入及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等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标 准,以此认定企业能否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但由于研发机 构一般为成本中心而非利润中心,这样的认证标准无疑将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外资研发机构排斥在高新技术企业之外,对外资企 业设立独立研发机构将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该办法把必须拥有 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作为认证标准之一,也将导致外资研发机构无 法享受相关政策,不利于外资研发机构的业务拓展。因此,建议 研究制定专门针对研发机构的认定标准,将外资研发机构纳入高 新技术企业范畴,或给予外资研发机构相同的优惠政策。例如, 可以研发机构的注册资产、基础研究与应用研发资金比例等作为 衡量指标。此外,要把外资在华研发活动纳入有关创新活动管理 的范围,结合外资在华研发活动的新形势、新问题,研究制定促 进外资在华开展研发活动的指导意见和投资指南,支持、引导和 规范外资在华研发活动的更好更快发展。 4、鼓励本土企业到海外收购外资研发机构和获取人才 全球金融危机的愈演愈烈之势使许多跨国公司深陷经营困境,这 为我国企业整合全球技术创新资源、融入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创新 体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此,要抓住全球资本市场调整和资源 配置重组的契机,积极参与对国际优质创新资源的收购和利用, 18 以提高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推动企业国际化进程。一是要鼓 励有条件的本土企业到海外收购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或技术部 门,特别是一些海外中小型高科技公司,以直接获得其先进技术 和研发团队。二是鼓励本土企业购买和引进海外先进技术与工艺, 以获得相对廉价的技术资源。三要鼓励国内企业参股拥有产业核 心技术、品牌价值突出和全球渠道优势明显的跨国公司。尤其要 重视对拥有高端技术的国际顶尖金融服务机构的收购或渗股,与 其形成交叉持股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结成统一利益体。四是要加 大海外人才吸引力度,适时引进和吸纳高端科技人才,缓解国内 高端技术人才缺乏的瓶颈。要为海外高端人才来华就业提供绿色 通道和优惠政策。此外,政府应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兼并或收购 活动提供资金便利、政策引导和技术指导,降低跨国收购的潜在 风险。 促进外资在华研发更大发展
个人分类: 科技创新|171 次阅读|0 个评论
快与慢,研发流程学习笔记之一
windlight 2010-4-23 10:39
个人分类: 思辨|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转载[热讯快报]华为上市被拒:中国有没有高科技公司
chowsiutung 2010-3-10 22:26
首先,这篇文章让我很感触,这或许也是目前我所在企业面临的尴尬和困境,如何走出来,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走不走得通还是另一个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国的创业板终于开盘了,上市的第一天由于没有涨跌停板,很多创业公司的股价都暴涨了100%以上,最少的也涨了70%以上,不禁真让人感慨中国的投资者人多力量大。随后几天,有的股票跌跌不止,有的还保持坚挺,算是有所分化了。      2000年的时候俺所在的公司也在紧锣密鼓地弄创业板来着,当时负责上市的投行也曾经给了我们一个准备上创业板的企业名单。9年以后,对照着真正第一批上市的幸运儿,不禁感慨万分,因为当年奔着创业板去的大部分企业都已经不知去向。就是现在上市的这些企业中,到底能有多少真正具备高科技或者高成长性呢,俺也表示怀疑,不是已经有公司刚刚上市业绩就大幅度下滑了吗?      不谈这些,上周的《对话》节目中透露,当年华为也曾经申请上创业板,结果因为没有科技含量而被拒,呵呵,确实是天大的讽刺。不过在当年的专家眼里,刚刚搞出万门程控交换机和GSM基站的我华为确实也没有太多的科技含量。可是,真正有科技含量的又如何呢?十年前《中国计算机报》曾经报道过中软总公司推出了自主产权的操作系统,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这个操作系统吗?      上个月在无锡与美新半导体CEO赵阳交流的时候,赵总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并不适合太先进技术的创业公司。他认为,如果创业公司做得是比较高科技的技术,就必须在海外有一个研发团队。美新做的是传感器技术(iphone的指南针也是用的这种技术),也是第一家以传感器作为主业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算是全球TOP的公司,可是他们在国内从来没有拿到过任何一家政府机构的扶持资金,估计是政府部门认为他们做的东西太不高科技了吧。      美新一直把一支顶尖的研发团队放在美国,新产品的定义和架构设计也都在美国,然后把产品的实现、制造、测试等后端流程放在中国。为什么不是都放在中国呢?赵阳认为在中国根本就找不到技术带头人,十年前作为北京人的他回国创业之所以选择无锡,也是因为当时无锡的芯片产业已经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人才可能相对好找一些。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找不到高端的研发人才,国内研发团队需要你带着走,即使是这样,他们遇到困难就会停下来。这也使得他搁置了在国内培养技术带头人的想法,转而高薪聘请了几位美国人到中国来。其实如果仔细计算,在中国做高科技的成本一点都不便宜。      前面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一个就是中国企业在顶级技术上的薄弱是由于我们的基础研发薄弱造成的,这个就不需我再多说,看看顶级的诺贝尔物理、化学还是顶级的图灵奖,哪里有中国内地科学家的份?当然也不能全部怪科学家们不努力,看看中国教育的现状大家也就明白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了,当博导一年都见不到自己带的博士,还被学生们称为老板的时候,他每年还有多少时间能够放在科研上面。从这点上来看,教育部长周济的下课也算是大家对中国基础教育不满的一种表现吧?      第二点就是在中国创业确实不要选高科技,因为我们也做不了多么高科技的东西,你要选择高科技,每年投入的研发费用就会拖死你。想找政府借钱吧,政府说专家认为你这个不是高科技;找银行借钱吧,银行说你没有固定资产没法抵押也就没法贷款,想股权融资上市吧,国内的股市审批一等就是三年五载。结果,稍微有点高科技的公司都去美国或者香港了,剩下的也只能坐吃等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经拉开的创业板不管有多少缺点,也不管上去的有多少都是伪高科技,至少还是值得鼓励的。      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看到了很多依靠市场营销、依靠渠道成功的中国企业;未来十年,我们能够看到更多依靠技术成功的中国企业吗?      转载自华为世界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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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委随笔:通天塔不是一日建成的》
liwei999 2010-2-12 04:35
【置顶:立委科学网博客NLP博文一览(定期更新版)】 Date: October 27, 2008 03:37AM 立委 新技术先锋苹果公司最近推出了新款的笔记本电脑 Mac Pro,最大的卖点是 unibody 的设计制作工艺 (Precision aluminum unibody enclosure: http://www.apple.com/macbook/ )。苹果开发副总介绍说,他们开始了一个开发过程的革命性转变。以前的电脑是组件安装,因此不够皮实,接口处常出问题。现今的工艺允许他们通过多道工序,把一个aluminum的整板,一丝一丝地鏤空。这就好比技艺超群的艺术工匠在岩石上雕塑,恰到好处去掉不属于雕像的部分,也就成就了艺术。这样出神入化的 engineering 工艺,就创造了最 rock-solid 的笔记本电脑,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电脑脱焊、松动和不抗冲击的问题。昨天去苹果专卖店看了看,新电脑确实夯实,感觉就是摔在水泥地上也没关系了,主要缺点还是显得太笨重一些。 一个复杂系统模型,无论硬件软件,其开发过程有两个路子:一个是自底而上(bottom-up),一个是由顶而下(top-down)。二者各有利弊,自底而上作风扎实,步步为营,但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顶而下长于宏观把握,但操作难度大,模型失之粗糙笨重。各人手艺不同,不好一概而论,总之是两种方法最后还是相遇在中间,殊途同归是也。我个人比较喜欢自底而上,有多少水,和多少面,见到一个现象,描述一个现象,埋头拉车,愚公移山。这就好比建一座巨型雕塑,自感能力不足,没有苹果的艺高胆大,只好把大事化小,盲人摸象,从细处着手,先雕出一个鼻子,两只耳朵,还有那双眼睛,然后再往一处拼凑联接,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基本功,总有功成的一天。这样的好处是心里踏实,拼的是笨鸟先飞和耐性。 模型无论怎样建构,质量控制(QA)是关键的关键。复杂系统的质量控制绝对不能仅仅依赖团队的素质,必须规范操作规程,实现自动检测和预警,才有希望。系统的任何修改,必须通过backward compatibility 的自动检测(regression test),问题及时发现,才能保证系统开发的健康进行。拿语言自动分析(parsing)来说,本质上就是把看不见摸得着的语法(grammar)现象模型化,来最大限度地涵盖语言现象,解构隐含其中的语言结构。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保证每处理一个现象,留下该现象的 unit tested 的实例,加入到自动检测的题库去。为了防止对于个别实例 over-tuning 而使系统走偏,检测库还要保证有足够的连续真实文本的处理结果同时存在。后续的开发必须保证没有 regression 的问题,才能前进。老熊掰棒子的事不能做。事实上,我们基本题库目前收入了样本例句一万,已经十倍于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想起当年听《英语900句》,老师说熟记900例句,英语的常见基本结构就涵盖了。现在有了这一万句的baseline,基本英语结构和现象应该是少有遗漏了吧。做了一下初步统计,每句话留档的各种结果现场平均超过100个点,每个点就好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眼睛,严密注释着系统的变化。有百万只眼睛盯着系统,晚上睡觉可以比较香甜了,杜绝了系统走偏太大的可能性。这样严密的操作规范,当然减慢了系统的前进速度,但是它是保证复杂系统健康开发的一个屏障。 欲速则不达,不怕慢,就怕站,是这么多年工作的切身体会。见过了太多系统,控制不周,最终报废,成为了死物。现在在基础模块上每增加一条代码,都要花数倍的时间维护,maintenance 远远大于新的开发,对此已经安之若素。 除了有超过百万个checking points的预警系统实时(non-stop)监测,我们还建立了更大规模的夜间测试环境,让系统每天晚上自动处理百倍于baseline的真实语料库,对结果做纵向比较,记录规则涵盖面的数据。Nightly test 的结果实在太庞大,人力已经无法招架,但是纵向比较可以发现异常度大的问题,自动 alert 开发者去 drill down to 某些潜在的重大隐患。虽说没有标准题库的答案,系统的绝对性能无法定量,然而,nightly test 却可以记录系统涵盖面(recall)的相对指标。原则上,一个健康的系统,涵盖面应该线性稳定渐缓地提高,任何大的起落都预示了系统的潜在危险和崩盘的可能。 自底而上开发的系统有个毛病,就是代码的 redundancy. 因为开发的时候,手头资料有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免不了处事过分谨慎,放不开手脚,害怕概括过度。适度的 redundancy 不成问题,但是日积月累,可能给系统的维护带来困扰。这就好比雕左手用了一批代码,塑右手用了另一批代码,完工以后才发现两者大同小异。如果不做整合,那么在左手模型的完美化过程中,右手模型无法得益,两者需要单独维护。开发初期整合的条件不充足,因为样本不足,如今应该没有顾虑了,应该展开瘦身运动。 这两周就在做这事儿,给系统减肥,每删除一条代码,就好像自己减了一磅一样,感觉很爽。上周把代码减少了20%,感觉轻快简明多了。瘦身运动的目的首先是增强系统的可维护性,其次才是提高效率。在系统封存为黑匣子之前,我想定期减肥是很有必要的。如今不仅晚上睡觉香甜了,不怕同人和 team 的系统改动,而且大刀阔斧的瘦身运动,一样感觉到了保障。有百万个点的实时预警呢,还有上亿数据支持的综合走向指针,瘦身运动的健康发展有了切实保障。感觉最好的是,瘦身运动不但使代码更加紧凑清晰,系统更加轻便高效,而且概括的现象也在稳步增强。过分谨慎在有序的瘦身过程中得到克服,而过分大胆 over-generalization 的毛病被系统的检测系统及时纠正,这样的瘦身运动是很开心美好的事。 通天塔到底能建多高,极限何在,还是未知数。但通天塔的建立,有了健康发展(healthy development)的保障,确实是赏心乐事。 Comments (2) ironman 12月 6th, 2008 at 5:28 pm edit 有意思。苹果公司真有想像力和魄力。博主的工作有趣又有意义。现在机器翻译的准确率是多少? liwei 12月 6th, 2008 at 7:35 pm edit 我从机器翻译已经转向做信息抽取了。最新的动态不是很了解。另外对那个准确率怎么定义也有不少争论。 感觉上,机器翻译做到大体能懂已经达到了。对于一个语言不通的网页,看在线机器翻译,别扭是别扭,但大体信息还是可以了解。这就是价值了。如果是同一语系,比如英法德等之间,翻译的可读性和准确性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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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经济学院数字媒体兴趣团队建立博客
hanhuijian 2010-1-23 11:37
自2006年创建数字媒体大学生创新团队以来,团队发展势头强劲,许多有志大学生和青年教师纷纷加入团队组织,为加强交流和合作,开通了数字媒体兴趣团队博客,团队命名为: SIGDIME - The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Digital Media. 博客地址: http://blog.csdn.net/IMedia_3D 欢迎各专家指导并提出建议。 1 宗旨: 倡导科技创新,投身研发实践;依靠专业技术优势,培养创新、创业意识,促进创业实践;打造山东经济学院数字媒体专业在高端媒体研发方面的强势地位; 2 目标: 通过兴趣团队学习、研发和创业活动,促进教师、大学生课外专业知识的传授和交流;激发团队成员的创新、创业思维,挖掘潜在能力和智慧,提升教师和大学生的研发能力;通过项目研发实践,培养一专多能型人才,不断提高团队老师和学生服务社会、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通过组织创业活动,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潜能,增强大学生的市场竞争意识,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技能和水平,为将来从事数字媒体相关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3 研发方向: 团队研发方向分为两个研发方向 ①三维技术,主要面向基于三维技术的应用系统引擎的研发及新技术应用,内容包括严肃游戏、智能动画、创意动漫、视景仿真、虚拟漫游等应用系统的研发。 ②数字媒体管理技术,主要面向基于海量媒体数据的数字媒体管理系统研发,内容涉及媒体数据存储规划、数据库设计、数据标准制定、应用系统开发、系统优化、数字媒体系统集成、流媒体、数字媒体版权保护、数字媒体检索等方面的技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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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仪器研发之“浅”见
热度 1 boxcar 2010-1-20 22:51
吕 喆 前面两篇博文已经讨论了国产科研仪器研发的牵和钱的问题平【1,2】,今天再说说浅。 我在这里要说的浅有以下几个层面的涵义: (1)对开展科研仪器研发工作的认识比较肤浅。很长时间以来,科研仪器研发并没有被业界看成是最重要的工作,在一个大的课题中,除非是专门立项进行某型或某种新仪器的研制,否则从事仪器研发的人员经常是配角,认为他们只是起到一种支撑作用。这样的认知可能源于我们在科研方面的长期落后(至少可能自己是这么看的)并因此太急于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在这种追赶状态下,研究通常具有强烈的跟踪模仿特征,所采用的研究手段和实验技术通常也是模仿国外先进团队的,甚至整个实验室的设备就是克隆一个国外课题组的,这时使用的仪器设备可能主要是早已经商业化的先进仪器,或者就是简单模仿加工的自制设备。在这种模式下,很多课题组的负责人甚至相关的领导会认为,有现成的高级科研仪器可以买,重要投钱就行了,除非人家限制出口,否则并不需要自主研发科研仪器。在这种对科研仪器研发跟踪的肤浅认识之下,国产仪器研发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实际上,真正有望做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实验科学研究工作必须依靠有自己特点的先进科研仪器,特别需要那些运用到许多新原理、新方法和新技术的自主研发的仪器。这样的仪器通常没有现成的产品可以买,即使有恐怕也需要买回来再升级改造和进行系统集成。显然,如果不重视仪器的研发,在实验手段这个环节上就轻易地输掉了关键的一局,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直接使自己处于落后的位置。 (2)进行科研仪器研发的基础比较薄弱,根基尚浅。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可能已经不是简单的仪器研发领域的问题了。注意的问题是我们在基础材料和加工技术方面比较落后,这种落后影响到了整个工业技术领域,仪器仪表行业自然也无法摆脱这种落后所带来的影响。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在理论基础和研发实践经验方面的基础也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一些与仪器研发相关的重要的科学原理没有吃透或掌握不全面,科研仪器研发队伍的实际研发经验不足等多个方面。在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深厚的根基的情况下,国产科研仪器的研发必然是任重道远的。 (3)从事科研仪器研发时经常浅尝辄止。由于全新原理的原创科研仪器的价值通常不容易被人所认识,因此新仪器要想打开市场卖钱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从事仪器研发和生产的单位通常更习惯于生产、改进和销售那些在市场上更加受欢迎的仪器,这些仪器有些是以往在市场上占有的份额较大、口碑很好的老型号仪器,有些则是对这些老型号仪器做一些小的改进,通过提高一点儿数字化和自动化程度、增加部分功能(有些其实无足轻重,纯属噱头)、让人机工程设计更加合理、软件界面更方便漂亮等获得用户的青睐。这种研发其实就是小修小改的改进工作,总的来说太浅,远远无法达到原创的级别,但由于这样做以后很方便赚到钱,甚至是很高额的利润回报,不少科研仪器的研发生产单位就已经乐此不疲了,不再花气力和投资进行更有深度和难度的新原理、新方法的仪器研发,这就是我所说的浅尝辄止。 总之,国产仪器的研发目前还显得很浅,需要注意深化对科研仪器研发工作的认识,夯实基础,开展深层次的研究,才能在将来拿出独具特色的原创型国产科研仪器,帮助我国的科学研究走到世界的前列。 参考: 【1】吕喆: 国产科研仪器研发面临的牵引问题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6447 【2】吕喆: 国产仪器研发之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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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仪器研发之“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热度 2 boxcar 2010-1-18 18:33
吕喆 上周一气写了国产仪器研发面临的牵-钱-浅-欠【1】和国产仪器研发面临的牵引问题【2】两篇博文,不过由于没有多少人关注,结果我也没啥动力写这个系列的后续的博文了。但有些话总是要说的,今天饿着肚子(我通常是饿着肚子写博的)把这个国产仪器钱的问题再说说,就是那句著名的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先说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话的字面意义很容易理解,也算是句经常被挂在嘴边儿的话。放在国产仪器研发这个具体环境下来理解,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研发经费投入,肯定干不成事儿,因此,仪器研发经费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这钱可能无外乎几个来自几个渠道:(1)用于仪器研究的专项经费。这在一些基金和计划里面有安排,但问题是似乎并不多,而且也不好申请。(2)科研项目经费中的仪器研发预算。很多项目中都会编列这部分预算,但并非专门的费用,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课题中急需的专门仪器的研制,由于做这部分的也不一定是专业的研发队伍,经验和精力有限,通常是时间紧、任务重,具有原创性的仪器研发似乎很难指望这种模式。实际上这部分经费的使用在管理上还可能会有各种限制,结果并不利于仪器的研发。(3)企业或相关部门为了完成任务或研发新的仪器产品进行的投入。这种经费的投入也都有具体的目标,所研发出的仪器直接得到应用或者投放市场,应该是见效最快和最明显的,但通常和科研项目类似,也是要短平快的产出的,没有立竿见影应用的东西不大容易争取到投入。原创型的科研仪器由于研发战线过长、见效慢、市场前景不明朗等原因,很难指望这类投入。(4)其他渠道筹集的研发经费,这可能更加困难。总之,研发经费投入在目前的中国绝对是不足的,而且象其他经费的投入和使用一样也是不均衡的,这必然是一个长期困扰此领域的问题。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钱不是万能的。 是不是有了足够的投入(无论这投入来自何方)就一定会有好的原创国产科研仪器出现呢?那也未必。毕竟仪器是高素质、有实践经验的人设计出来的,这些人还必须要基础扎实、立足于科学前沿、对所涉足领域的科学问题非常清楚,知道目前的研究最需要什么研究手段和实验技术,要能提出好的、原创性的解决方案,并有办法整合现有的资源去实现自己的设计。所以,只有钱不行,还得有高水平的设计师。设计完成以后,还要有高素质的加工生产队伍和加工条件、必要的基础材料和其他配套技术,这些综合在一起,才能做出一台好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国产科研仪器。而这一切,并不是只有钱就能全部解决的。钱虽可以买到高档的原料、可以聘请到一些高水平的设计师和技术人员,但没法买来需要靠一个团队长期工作积累才能取得的研发经验,没法靠钱自己完成这些优势资源的整合。 说完了与研发有关的钱的问题,再说几句与科研仪器采购有关的钱的问题。其实现在用在采购上的钱,有一部分就是未来用到研发上的钱(企业投入)。如果国内的科研院所都能花比较多的钱用于采购国产的新型科研仪器,就可以使国产科研仪器的创新-研发-销售形成一个顺畅的良性循环,企业会乐于投入大笔的经费在研发环节,这样研发和生产的队伍也容易稳定,自然会对创新非常有利。其实在科研仪器采购的经费安排上,应该有适当的政策鼓励科研院所采买国产仪器,虽然这些国产仪器在技术指标上尚不能全面和国外进口仪器抗衡,但是却在使用维护维修的成本方面要比进口仪器便利得多、更便宜得多。这样就不至于出现花大钱采购一流的国外进口设备,被用到二流的水平,一旦损坏就无法运转而长期陷入搁置状态,这是因为实际目前大学里面的大型仪器采购的费用主要靠985、211的建设经费,而高额的进口仪器的更换配件和维修费用却没有出处(科研经费和测试费收入是杯水车薪),这样其实对科研的持续稳定发展并无好处。 其实钱的问题其实是和已经说过的牵引的问题以及后面要说的浅和欠的问题都是有牵连的。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投钱或不投钱那么简单,需要各个层次的人尽量多关注。 参考: 【1】吕喆: 国产科研仪器研发面临的牵-钱-浅-欠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6442 【2】吕喆: 国产仪器研发面临的牵引问题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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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荷兰-02
热度 1 minnongda 2010-1-16 04:17
Wagening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2010.1.15 前几天,由于Advance Food Chemsitry的extrusion,我们有机会到位于荷兰鹿特丹Vlaardingen的Unilever (联合利华)的全球研发中心参观学习,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天的时间,却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 总部位于荷兰和英国的Unilever是全世界食品及日化领域内著名的跨国公司,旗下拥有多芬、立顿、和路雪等十几个著名品牌。Unilever在全球共设有六个研发中心,分别位于荷兰、英国、美国、印度和中国上海。其中,位于荷兰Vlaardingen的研发中心主要从事食品和营养产品的研发工作。 首先,Unilever flavor research的专家为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presentation,作为食品行业的巨头和领导者,Unilever高度重视食品风味的研究,从早期主要从事人造黄油风味的研究到如今利用现代分析技术从事特定食品风味化合物的研究,Unilever对食品风味的研究已经拥有50多年的历史。研究小组拥有具有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食品科学、神经科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博士、专家十几人。在肉类风味、大豆风味、Millard反应呈味机理、感官品评等方面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水准丝毫不逊色于大学的研究水平,并且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应用到了Unilever的产品中了。正如研发中心主席 Dr Jan Weststrate 所说,'You can only develop the perfect product if you know the reaction and mechanism behind the food ingredients'. 而后,我们参观了Unilever的Consumer research center,这里主要从事对消费者行为、心理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得到的有关消费者的信息,对研发的策略进行制订和修改,在于director交流后得知,Unilever 研发中心每年都要设置Open day,邀请市民和小朋友到中心参观和平常新研发的产品。由此看出,Consumer oriented的研发策略早已融入到了Unilever每一件的产品中了。 最后,我们参观了Unilever flovor research lab.实验室拥有 PIR-MS,GC*GC-MS、HPLC-MS等先进的分析仪器,我们参观时,研究人员正利用全二维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立顿红茶中的主要风味化合物进行结构的表征。实验室目前主要是对食品中不良风味的遮掩和利用微胶囊技术对风味化合物的缓释和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参观世界顶级的食品研发中心,其研究之深、涉猎之广、研究条件之优越、研究人员素质之高,不由得让人惊叹。整个Unilever的研发中心都始终坚持bring great ideas to life'的mission去研究,去探索。高水平、高质量的研发给联合利华不仅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力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行业霸主的地位也因此更加牢固了。 想比而言,我国食品的研发力量就非常薄弱了,食品的原始创新少之又少,大部分的食品企业缺少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产品研发力量。在整个行业还没有形成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研发格局。大部分关于食品研发的论文,甚至包括高校在内,大都重条件研究而轻机理研究。在食品功能性配料及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民以食为天,食品工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我国的食品企业任重而道远,食品新技术的研发任重而道远,食品学科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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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在荷兰-02
minnongda 2010-1-16 04:17
Wagening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2010.1.15 前几天,由于Advance Food Chemsitry的extrusion,我们有机会到位于荷兰鹿特丹Vlaardingen的Unilever (联合利华)的全球研发中心参观学习,虽然只有短短的半天的时间,却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撼。 总部位于荷兰和英国的Unilever是全世界食品及日化领域内著名的跨国公司,旗下拥有多芬、立顿、和路雪等十几个著名品牌。Unilever在全球共设有六个研发中心,分别位于荷兰、英国、美国、印度和中国上海。其中,位于荷兰Vlaardingen的研发中心主要从事食品和营养产品的研发工作。 首先,Unilever flavor research的专家为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彩的presentation,作为食品行业的巨头和领导者,Unilever高度重视食品风味的研究,从早期主要从事人造黄油风味的研究到如今利用现代分析技术从事特定食品风味化合物的研究,Unilever对食品风味的研究已经拥有50多年的历史。研究小组拥有具有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食品科学、神经科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博士、专家十几人。在肉类风味、大豆风味、Millard反应呈味机理、感官品评等方面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水准丝毫不逊色于大学的研究水平,并且大部分的研究成果都应用到了Unilever的产品中了。正如研发中心主席 Dr Jan Weststrate 所说,'You can only develop the perfect product if you know the reaction and mechanism behind the food ingredients'. 而后,我们参观了Unilever的Consumer research center,这里主要从事对消费者行为、心理等方面的研究,通过得到的有关消费者的信息,对研发的策略进行制订和修改,在于director交流后得知,Unilever 研发中心每年都要设置Open day,邀请市民和小朋友到中心参观和平常新研发的产品。由此看出,Consumer oriented的研发策略早已融入到了Unilever每一件的产品中了。 最后,我们参观了Unilever flovor research lab.实验室拥有 PIR-MS,GC*GC-MS、HPLC-MS等先进的分析仪器,我们参观时,研究人员正利用全二维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立顿红茶中的主要风味化合物进行结构的表征。实验室目前主要是对食品中不良风味的遮掩和利用微胶囊技术对风味化合物的缓释和分布等方面进行研究。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参观世界顶级的食品研发中心,其研究之深、涉猎之广、研究条件之优越、研究人员素质之高,不由得让人惊叹。整个Unilever的研发中心都始终坚持bring great ideas to life'的mission去研究,去探索。高水平、高质量的研发给联合利华不仅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力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行业霸主的地位也因此更加牢固了。 想比而言,我国食品的研发力量就非常薄弱了,食品的原始创新少之又少,大部分的食品企业缺少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产品研发力量。在整个行业还没有形成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研发格局。大部分关于食品研发的论文,甚至包括高校在内,大都重条件研究而轻机理研究。在食品功能性配料及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 民以食为天,食品工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我国的食品企业任重而道远,食品新技术的研发任重而道远,食品学科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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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科研仪器研发面临的“牵引”问题
热度 1 boxcar 2010-1-12 10:59
上文所说的 牵 ,就是说科研仪器的研发需要有牵引和拉动。这种牵引首先应该表现在迫切的需求上,也就是目前的以及未来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生产的具体任务需要某种仪器,这样才会有人去研究如何造出这种仪器来,研制出来了,再考虑如何成批地生产、占领市场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有了这样的牵引,自然有人去做。 目前牵引拉动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还远非当今世界的最高水平,跟踪研究居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所用的科研仪器多半是国际上已经商业化的成熟产品,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而目前真正有仪器采购决定权的 大牛 们一般都 不差钱 ,所以他们肯定倾向于采购比较现成的进口仪器,而不愿意费劲进行自主研发,更何况自主研发出来的产品短期内在性能指标上无法和进口仪器相匹敌,所以费劲研制出来也可能会无人问津。只有航天国防等领域需求的高端仪器通常由于西方发达国家 禁运 ,所产生的 刚性需求 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只能靠自主研发,但肯定要涉及保密问题并且成本也太高,市场前景不好,造成 军转民 的难度也很大。加上国人惯有的 崇洋 心理,造成同档次的国产货也无法和进口货平等竞争,这种现象在高端科研仪器方面表现尤其明显。 要形成高端科研仪器研发的有效牵引,必须先上水平。一方面,研究工作要超越目前的跟踪模仿阶段的 二流 水平,达到国际领先的 一流 水平,这时要用研究手段和仪器设备是市场上所没有的,就只能自主研发了。另一方面,仪器研发水平本身也要上去,只有水平够高了,大家对国产科研仪器的信心建立起来了,才会愿意采购并使用国产科研仪器,国产 科研仪器最终才可能形成大的市场,产生客观的经济效益,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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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科研仪器研发面临的“牵-钱-浅-欠”
boxcar 2010-1-12 10:58
昨天拜读了韩健老师的博文 为何不见原创国产科研仪器? 【1】很受教益,随即在后面写下了三条评论,仍觉意犹未尽。今天早上来实验室的路上还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开始想到的是一个钱字,因为钱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一定是万万不能的。但随后我马上想到,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的答案一定是投钱立刻能见效、没钱就一定无所作为那么简单。我很快就联想到与钱(qian)发音相似的3个字,发觉再加上这3个字,似乎可以给国产科研仪器研发所面临的问题一个更全面的阐释。这四个字就是: 牵、钱、浅、欠, 我将在随后的四篇博文中围绕这四个字逐次加以阐述。 参考文献: 【 1 】韩健:为何不见原创国产科研仪器,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286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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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参予
FSD 2009-12-27 22:05
如果市场上出现一个新产品,性能很好,质量可靠,包装精美,但就是不适合消费者的实际需要、经济能力和审美、风俗、生活习惯,这样的产品无疑不会有人买。事实上,在市场导向的社会,几乎不会有厂家生产这样的产品。但是,在研发工作中,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下,却常常出现不顾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凭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和设想闭门造车,然后强买强卖的现象。这种现象不改变,研发工作的效率、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出发点都要受到质疑。目前我国的技术推广体系普遍存在覆盖面小、效果差,推广人员找不到具体技术的客户,农民找不到推广人员。就好像计划体制下厂家盲目生产,商家只好瞎卖,厂家不生产而市场有需求的产品自己就攒一些,而农民(客户)想要的却进不到货,或进的货不很合消费者的口味活需要。   不同的人,由于其成长的经历、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同,对于相同问题所持的立场、观点会有很大的不同。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由于相关的责权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导致农业研发工作成效不佳的情况经常发生。各个责权人,由于其不同的境况而有不同的利益取向,不同责权人的利益有时可能相互冲突。责权人之间的关系综错复杂,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千差万别。所谓参予,就是充分、深入地了解这些情况,充分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发挥各个方面的作用,照顾到各方利益,特别是劣势群体的利益,从而做到群策群力、互利共赢,达到研发工作的根本目的,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谐发展。   参予式研发工作,应该能够通过为各个方面提供沟通、交流的平台和渠道,促进各方对话和交流,从而达到互相理解,进而主动承担责任、团结协作、促进研发工作开展的目的,通过促进各个责权人之间的联系提高研发工作的效率和成效。   参予式研发工作,应该能够通过使得相互沟通和了解,克服某些责权人的思维定势和偏见,;   参予式研发工作,应该能够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充分、全面、细致、深入地了解更方面有关情况,避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角色缺位)而留下责任(任务)空隙或因角色重复而管理低效、混乱的现象。   在参予式工作中,农作制度研发人员的任务是: 1、组织、协调参予者沟通、交流,通过反复协商、讨论,达成各个责权人的一致意见; 2、将发现的问题与有关部门或单位进行交流,避免出现当局者迷的现象; 3、将发现的问题与更高层次的农业研发背景联系起来,以期获得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 4、设法吸引局外的、外地的决策制定者(如研究、推广、研发和规划机构)直接参予具体研发过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参予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做到高效、满意、公平、公正、平等;参予是所有相关责权人的参予,包括农民但不仅限于农民;参予应用用于研发工作的始终;参予,不仅是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到农民那里做调查,而是基于平等、合作获得共赢。因此,研发工作的执行者只能客观地记录、反映、分析所有责权人的意见,而不能替责权人进行决策。   没有参予,不可能解决好问题,但不是参予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仅仅是系统法方法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是全部。要想真正解决问题,或更好地解决问题,根据情况或许还需要参予之外的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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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加紧研发青光眼与中风两项目
夫子 2009-11-23 14:15
转载自《联合早报》网 http://health.zaobao.com/pages8/newtech091121.shtml   青光眼(Glaucoma)是导致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种眼疾的初期症状不明显,医疗人员普遍使用的眼内压力测试法准确度也不高。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研究员因此和新加坡眼科研究所合作,尝试研发出可分析视网膜图像的软件。   眼科研究所所长黄天荫教授受访时说,要确定病人是否患上青光眼,须经过眼科医生诊断。单靠眼内压力测试无法得出具体结论。   眼科医生对青光眼的看诊费一般介于60元到200元,如果能够设计出辨识青光眼症状的软件,公众须付的费用可能少过20元。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昨天宣布拨款2000万元资助科学工程研究理事推出的生物医学工程计划。首批获得资助的8个科研小组包括了研发青光眼辨识软件的团队。   科研局资讯通信研究院高级科研工程师黄永基告诉记者,他们在两个月前和眼科研究所的伙伴展开合作,软件已经基本完成,更具挑战的是进行完善和临床试验。等待试验结果和推出市场可能还需三年时间。 只要戴上特殊头盔,中风病患就能把大脑思考的信息传达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协助他进行复健。(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照片)   黄天荫教授说,这套软件不仅能为病患节省医疗费和预约看诊等候时间,也能为新加坡整体医疗体系节省人力,因为软件可由护士或验光师操作,无需医生亲自参与。   他说:全球有6000万人患上青光眼,还不知道自己患上青光眼的民众比这个数目多出数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如果新加坡能取得突破并把软件引入市场,肯定受举世瞩目。   另一组获得资助的科研人员,研发的项目是利用人脑与电脑的沟通界面(Brain Computer Interface)技术,引导机器人协助中风病患做上半身的复健。   同样来自通信研究院的洪介卿博士说,物理治疗师目前为病患提供非常个人化服务,一对一地重复示范一些基本动作。如果病患能通过电脑波操纵机器人,机器人就能协助他们运动身体部位。   除了科研究研究人员,参与这个项目的其他机构包括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医院和陈笃生医院。   陈笃生医院复健医学科高级顾问医生蔡瑞玉医生受访时说,机器人无法取代物理治疗师的角色,但能为病人提供更多复健的及时反馈,提高传统治疗的有效性。   这套系统已展开初步临床试验,研究人员下来将继续完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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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研发工作的尺度及其它
FSD 2009-5-12 15:55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个器,一个是种类,要正确,该用扳手时,不能用改锥;一个是大小,要适当,该用小的不能用大的,该用大的不能用小的。研发工作,也需要好用的工具,这个 工具,不仅仅是指仪器设备,更重要的是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都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大小正确使用。这个研究对象的大小,就是尺度( scale )。尺度不同,所用工具的大小也应该不同。   从前看过一个滑稽表演,一个小丑要修照相机,其助手、另一个小丑,夸张地拿来了一个一米来长的扳手。这个滑稽表演出了逗人发笑之外,还引人深思。那个助手对修理对象的大小理解得一塌糊涂,不可能选择适合的工具和工具的大小,因此最终的结果相机不会被修好。   农业研发工作的对象是农业生物及其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由于农业生物及其环境具有层次性( hierarchy ) , 从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个体、群体(种群)、(植物)群落、系统(动、植物、微生物群落),到种植制度、农作制度、农业系统、农村系统 区域自然社会系统 - 全球系统等,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规律,需要有不同的原理来描述,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农业科学也就在不同的层次上分化出不同的学科,具体的研发工作也就需要确定适当的尺度。显然,目前的很多农业问题,如粮食安全( food security ,即食物保障)问题、食品安全( food safety )问题、提高作物生产力( productivity )和总产( production )问题、可持续性问题、生物能源问题、化肥使用问题、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问题、提高水分资源效率问题、增加农民收入消除贫困问题,等等,不是单单依靠诸如遗传学、生理学、植物营养学、生态学、农业经济学、社会学或分子生物学、转基因方法能够解决的。因为,农业问题达到某一层次后,就不仅受某一种自然规律的制约,还要受其它自然规律的制约;不仅受生物和自然规律的制约,还要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限制。因此,研究和开发工作也就不仅仅涉及到尺度的选择,还涉及不同的角度( dimension )和学科 (discipline) 的交叉配合问题。   对农业系统的层次,我的理解是: Agricultural system 农业(生物生产及其政策、支持系统,还可以包括农产品加工) Farming system 农作(生物生产) Cropping system 种植(植物或作物生产) (Soil) tillage system 耕作(土壤管理)。其中, system 一词,可以理解为制度,也可以理解为系统,视具体情况而定,并且制度 系统(系统是客观存在,制度除了客观存在以外,还包括人为的因素)。   国际上,农业研究与开发工作的着眼点( focus ),也就是尺度,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上个世纪 60 年代及以前,以单一作物为工作对象,育种工作占据核心地位,作物科学围绕发挥良种的遗传潜力进行工作,即所谓的良种良法;第二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研发工作的主要对象为种植制度,即通过从时间和空间上对作物和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提高系统的生产力和效益的目的;第三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在种植制度的基础上加入了畜牧生产制度并提升到了农作制度层次;第四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及以后,再农场系统、农作制度之上又加上了社区系统和流域系统,这样就把可持续发展的原理融合进了研发工作中。这一变化历程说明了人们对三农问题的联系、对农业问题的系统性有了越来越全面深入的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高层次、大尺度的研究需以低层次、小尺度的工作为基础,下向兼容,即种植制度需以到位的作物与管理措施的配合为基础,种植制度的工作包括良种良法的工作,农作制度研究包括种植制度的工作。   我国目前的研发工作,缺乏系统层次上的协同研究,一方面存在学科壁垒,单打一、就技术论技术,较低尺度上的工作不往上看,只管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另一方面,高层次、大尺度的工作又常常忽视了技术的作用,不向下兼容。这样上下相互脱节的结果,技术研发的成果针对性差、适用性不强,寿命短,应用率低;宏观的和软科学的成果很多成为纸上谈兵、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   化肥使多了还是少了,除了看一季作物之外,还有看全年;除了看施肥量之外,还要看各种养分的施用比例、时期、方法;还有看与其它管理措施的配合、看产量水平(这一问题笔者将有另文讨论,这里不再赘述)。以特殊代替一般,以个别现象作为普遍规律,无异于盲人摸象,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科学工作者应该设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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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农作制度研发方法的认识过程
FSD 2009-3-16 18:15
我对农作制度研发方法的认识,是一个由拒绝到接受、由片面到全面、由误解到入门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经历了十年的时间,但与农业科学家从困惑中逐步总结出这个方法所经历的时间和曲折相比,还算是顺利和短暂的。 1999 年初秋,当时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该大学一位做农作制度工作的教授即将访问中国,问我是否有兴趣把他邀请到学校,我回信说非常愿意,于是那位同事把 David Norman 教授的 Email 地址和业务简历发给了我。我给 Norman 教授发了一个 Email ,告诉了他我的研究、教学领域和邀请他的愿望,老先生非常热情地回了一个 Email ,但因为时间安排非常紧张,不能来学校,建议设法在北京见面,并周到地进行了一些协调、做好了见面的相应安排。数周后,在北京友谊宾馆,我和教授进行了将近 1 个小时的谈话(原来说给我 30 分钟),知道这次他是来对大陆几个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进行评估的。谈话中老先生提到来年( 2000 年)将要在智利的圣地亚哥举办第 16 届国际农作制度学术会议,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他可以推荐我获得资助,只要我写一篇文章即可。我当然求之不得。 经 Norman 教授推荐,由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 Texas AM University )国际合作中心全额资助(包括国际机票、当地交通、食宿、购买书籍、注册、参加田间考察等全部费用), 2000 年 11 月我参加了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第 16 届国际农作制度协会 (IFSA) 学术大会,提交的论文题目是 Toward harder farming system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我用这个题目的原因,一是以我的耕作学(国内把耕作制度翻译成 faming systems )背景理解农作制度 (faming systems) 研究,二是把国内一些属于农作制度描述诊断阶段的工作误解为农作制度研发工作的全部,因此觉得农作制度研究方法太软,需要硬起来,于是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会议的组织者特意安排我做了一个发言,发言后主持人祝贺、听众鼓掌,当时自我感觉很不错,但随着以后自己对农作制度方法了解的逐渐全面和深入,意识到此农作制度非彼农作制度,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会议期间稀里糊涂地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事后问 Norman 教授才知道那是 ICRA (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development oriented Research in Agriculture ,国际发展导向农业研究中心) alumni (学友)座谈会。会上还认识了来自法国的 Michel Fok 博士, 2003 起开始了与他多年的合作,此是后话。从会议上带回来的半行李箱的书籍资料中,包括 Norman 教授、 F.D.Worman 、 T.D. Siebert 和 E.Modiakgotla 编著的《 The farming system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and appropriate technology generation 》等粮农组织农作制度丛书系列以及 M. Collinson 主编的集农作制度方法发展之精要的《 A history of farming systems research 》。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翌年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农作制度课程,教学相长,自己对农作制度方法的认识逐渐得到提高。 2002 年 1 月 14 日至 7 月 25 日,再次经 Norman 教授推荐,由德国国际发展合作基金( DSE )全额资助,我到国际发展导向农业研究中心( ICRA ,荷兰瓦赫宁根)进行了为期 6 个半月的学习研究,期间赴埃塞俄比亚进行 3 个月的食物保障 (food security ,亦译粮食安全 ) 问题的调研。在 ICRA 期间,系统地学习了系统分析方法、参与式发展(开发)、团队工作、跨学科方法、问题与机遇分析、研发策略的筛选等,但并没有意识到 ARD 方法与 FSD 方法的关系 / 渊源,只是从 Richard Hawkins 博士那里隐约了解到是几个从事农作制度工作的同行发起创立了 ARD 方法并设计了 ICRA 的学习内容。回国后,以 ICRA 的材料为基础,为研究生(主要针对博士生)开设了农业研发原理与方法课程。 2002 年底,经当时在以色列农业部工作的 Cohen 先生(可能还有耶路撒冷大学教授 Tsur 博士)提名,由以色列外交部国际合作中心( CINADCO )全额资助,赴以色列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 Agribusiness for rural and peri-urban development 培训班,并对以色列农业的各个产业链环节进行了典型考察,遍访以色列全境。这一学习考察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对系统方法、软 - 硬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克服思维定势、保持开放头脑的重要性。 中国耕作制度研究会邀请 David Norman 教授于 2007 年 8 月在呼和浩特举办了为期 4 天的农作制度方法培训和交流活动,我负责主要的联络、翻译工作。这次活动虽然因为时间很短,不可能使大家对农作制度方法有一个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但把基本内容介绍给了大家,起到了预期的介绍、推动作用。就我个人而言,除了通过完成具体的工作对这一方法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以外,还深切地体会到了我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对这一方法的陌生和误解、为什么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实际应用存在巨大的差距。 以上经历加上自己教学、科研和接触生产实际过程中的思考,对于我逐步加深对农作制度研发方法的理解非常重要,比如,为什么要跨学科,为什么要参与。以后我会逐步介绍农作制度研发方法的具体内容,这里不再赘述,只想说明三点:第一, FSD 方法不仅仅是扶贫的方法,虽然它可以通过研发适用的技术帮助农民战胜饥饿和摆脱贫困或者象有关部门提出政策性的建议。第二, FSD 方法不仅是适用于非洲等特贫地区的方法,世界上很多地方、包括发达国家也在运用这一方法。第三, FSD 方法在绝大部分意义上不是技术推广的方法,虽然它的工作成果要进行推广并且是是为了更好地推广适用技术。当然,这一方法还有进一步发展和改进的余地,特备是在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进行必要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的调整方面,需要做一些切实的工作。 籍此机会向 Norman 教授 一个不计名利、 为消除人类的饥饿和极端贫困 现象辛劳 了大半生的学者 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 感谢 ,遥祝他健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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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技术派”的力量:比亚迪的王传福-(转)
sunapple 2008-12-4 20:24
中国技术派的力量:比亚迪的王传福 世界商业报道 2007-11-07   企业全称: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掌门人:王传福,主营业务:电池、IT、汽车。突出表现:比亚迪首款自主研发的中级车型F3,自去年9月上市开始便屡创销售奇迹,2007年上半年销售增长速度超过行业平均水平60%,连夺产量增幅第一, 销量增幅第一,单品销量第一三项桂冠。成为中国成长最快的主流汽车企业,打破了外行造车失败的魔咒。 核心逻辑:电池领域的王者,俨然已成为汽车行业的新贵。在众多外行造车失败的情况下,比亚迪能够一枝独秀的原因,在于其独特的袋鼠模式:集中内部资源,在已有的商业领域成功后,迅速进行战略转移。利用内部的资源像袋鼠一样繁衍一个又一个新业务,汽车业务即是比亚迪培育出的一只袋鼠。比亚迪不仅借鉴了电池和IT业务的优势,整合各业务群中的优势元素,同时,也整合汽车产业的上下游,奉行跟随者与模仿者的发展策略。   技术恐惧症弥漫于中国实业界的上空。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们一边慨叹着实业悲歌,一边聪明地转战更加暴利的领域。段永基、尹明善、梁信军要联手去非洲开采金矿,刘永好、鲁冠球、李如成更热衷于银行证券公司的股权,康佳、波导、海尔投身房地产 就在这样一个房市、股市、油市、金市都极度亢奋,中国制造却陷入信任危机的年代,王传福一个土生土长的工程师,在深圳远郊的一片土地上,沉静地竖起了一面大旗,用他的新思维捍卫着中国技术派企业的价值与尊严。   在比亚迪,上万名技术工程师和十万工人日以继夜地开发设计并制造产品、模具、设备、工厂。十二年中,王传福用自己独特的商业哲学打造了一个横跨手机零部件、汽车制造两大产业,人与机器高度一体化的企业王国。   他蔑视现有的商业秩序和游戏规则。他信赖年轻的工程师胜过资深的欧美技术专家,他认为什么都可以自己造,而且造的比高价买的更管用,他宁愿垂直整合也不肯分工外包,他觉得专利都是纸老虎,在他看来,再贵的汽油汽车也不过一堆钢铁零件,而他则拥有改变世界的核武器铁电池汽车。   日本企业不相信他能造出比自己更好用、更便宜的锂电池,他成功了;大行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们不相信他能在汽车产业活下来,结果比亚迪的F3成为销量最快超过10万辆的自主品牌;索尼和富士康要用专利的大棒敲碎他,他硬是在东京打赢了官司。   1995年起步的王传福,自称是创业环境决定了企业日后的发展路径。他没有赶上商品经济还是一张白纸的1980年代,他亦错过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纷纷下海的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他创业的时候,市场已经供过于求,洋品牌高高在上,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于是,他从自身所长出发,选择了最困难的一条路拆解跨国公司的技术壁垒,就像同城的老大哥华为一样。走到今天,他愈发确信,把对技术的狂热追求,和上帝赐予中国企业最好的礼物大量廉价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市场结合好,比亚迪将进入一个中国制造的自由王国。   一直以来,在中国企业界,机会派、市场派、资本派和管理派走马灯似的轮番占据舞台中央,而技术派却总是处于边缘。柳传志曾在比较1984年创业的联想和1987年创业的华为时,有过如下坦言,我做研发,都是先把积累做好,水到渠成往前走。这个做法相对任正非要缓慢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适合我。像爬珠穆朗玛峰一样,陡峭的南坡达到顶峰更快一些,但是北坡比较平滑。任正非敢走南坡,这本身就使我对他充满敬重。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仍然会选择从珠峰北坡爬上去,但在跨国公司眼中,真正可怕的竞争对手却是像华为、中兴、百度、尚德乃至比亚迪这些爬南坡的企业。   把中国女排打造成世界冠军的袁伟民教练曾说过:跟西方比,我们的体能各方面都比较差,但运用两个简单的原则就有希望能赢:他们的强项我加强训练赶上去跟他扯平,我的强项我一定要赢他,这样我就有胜算。比亚迪也罢,华为也罢,秘密或许都是如此。   比亚迪(1211.HK)让索尼、三洋感到恐惧,原因之一是这个来自中国的对手修建了几十、上百个这样的车间:在一条条六七十米长的流水线上,密密麻麻地坐着四五十名工人。他们身穿普通的棉布工作服,坐在常温的车间里,每个人手边都有一种夹具,帮助他们准确地完成点焊、检测、贴标签等工作,手中的动作可以以秒计算。十几条生产线组成的车间因为拥挤而显得有些杂乱。而在日本,生产同样的产品,工人们必须穿好净化服,经过淋浴吹风之后走入宽敞明亮的真空车间。在那里,每一条电池生产线上都配备了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一条线上仅需要几个工人。   当然这样的生产线动辄都是上亿美金。而比亚迪则是自己开发了生产线上所有非标准自动化设备,把每一道工序分解成若干个工位,由全世界最廉价的熟练工人和他们手上价值只有几块钱的夹具来完成。在这样简陋的生产环境中,比亚迪生产出了比索尼、三洋便宜15%且品质更高的手机电池,月产能达3000多万块,成为诺基亚、摩托罗拉的第一大供应商。 比亚迪的电池生产车间   台北土城,全球第一大合同制造商鸿海精密的总部。被《华尔街日报》称为代工皇帝的郭台铭正命令他最为倚重的300法务部虎将们,在深港两地同时提起诉讼,不惜代价地搜罗证据,用窃取商业机密的罪名告倒比亚迪,或者至少先阻挠比亚迪电子的分拆上市。一夜醒来,突然发现比亚迪从一只猫变成了老虎!鸿海的内地旗舰富士康国际(2038.H)的一位负责人如此形容这个他们眼中咄咄逼人的对手。   与此同时,在比亚迪的另一个产业战场上,丰田越来越为一位新冒出来的学生感到坐卧不安。一年多前,丰田刚刚把外型、内饰酷似它的全球畅销车克罗拉的比亚迪F3买回日本总部,试图研究:为什么比亚迪能造出这么便宜的汽车。而让丰田更加意外的是,近日,比亚迪又高调公布了一款排量为1.0升的两厢微型车F1。从外型上看,F1与丰田在欧美畅销的AYGO极为相似,但AYGO在英国要卖7千8千英镑,有消息称,F1的目标售价则在2万-3万人民币之间。这些价格不足丰田竞争车型一半的产品,同样是在一排排人满为患、人工与半自动线相结合的车间里生产出来的。   很多人第一次来我们这里,看到这么多人感到害怕。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造电池,造手机,造汽车。我们现在有1万名工程师,10万名工人。未来要发展到3万名工程师,30万40万名工人。我说2025年我们要做到世界第一大乘用车产销企业,很多人都不相信。现在我们造产品、造生产线、造工厂都是在朝着这个计划去做。但说到底,我凭什么?凭的就是人,30万的劳动大军和巨大聪明的工程师队伍,这就是我的资本。它比几百亿的市值更可靠,不会忽高忽低。再加上中国GDP未来20年持续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所带来的巨大消费市场,像GE这样市值达到400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中国一定会出现。只不过是谁的问题。   用一种技术人员特有的偏冷语气,王传福不紧不慢地讲述着那些外人听来热血沸腾的经营哲学。2007年10月19日,在他位于上海松江基地极为俭朴的办公室里,十几年来以一种近乎清教徒的方式默默创业,远离媒体与公众视线的王传福接受了《中国企业家》的专访。眼前的他穿着一件深色纯棉夹克,搭配竖条休闲衬衫,留着毛泽东式的大背头,脖子上挂着工号牌。   除了一架法拉利F1赛车的车模之外,王传福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技术杂志,从机械、电子、电工到汽车。如果不是事先说明,你很可能会认为误闯了一位企业总工程师或者首席技术官的办公室,但在比亚迪,这恰恰就是最高决策人的办公室。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王传福都更像一名对技术高度痴迷的工程师。不论是在电池、手机部件,还是汽车领域,他经常会在设计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里一呆就是一天,对各种技术难题展开讨论,而且思维能在各种产业间时时转换,甚至彼此融合。他不喜欢穿西服,因为天天要和工程师、现场工人打交道,西服会增加距离感。他不算名牌大学出身,所以也不看重科班或者海归,而是注重下属的努力和认真劲,希望员工对工作抱以极度投入,最好走路都是小跑。他不会打高尔夫,他喜欢和自己的工程师们一块踢足球、飙车,这种纯棉夹克式的工程师打扮和对技术的投入与偏好在比亚迪二十多个事业部的负责人身上一以贯之。   然而,王传福十分清楚一个企业家最需要的是什么眼光和胆识。他绝对是一个坚定的舵手,带领着比亚迪一次次杀入那些按照惯常商业逻辑难以获得成功的行业。从1995年创业至今,比亚迪已经从一家单一的手机电池生产商发展为横跨IT、汽车多产业群的多元化制造企业;从250万元的资本金做到今天200亿元的营收,十多亿人民币的利润,约400亿港币的市值。在香港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一次次对王传福的多元化产业决策发出质疑,觉得他在每个产业中的打法、做法不可思议,甚至用疯子加以形容,但比亚迪在不同产业取得的成绩让投行的分析师不得不一次次修正他们的判断。在最近的52周内,比亚迪(1211.HK)的股价增幅最高曾近4倍,股价最高曾为77.7港元,而其在手机组装领域的最大对手富士康(2038.HK)同期内的股价几乎没有增幅,最高时为27.5港元。   41岁的王传福依然充满了求胜的欲望。他丝毫没有退居幕后的打算,王传福告诉《中国企业家》:我相信我这个企业,我还离不开,只有我来管,别人管理念不一样。我们企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第二种声音,错了就错了干,这样才能保持决策高效,只有高效才能适应高成长。再过几年企业过了1000多亿,有多家子公司上市,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能做一些管理上的架构调整。 破除恐惧   别人做多元化,90%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比亚迪干一个成一个?因为我们过度地重视技术,反而觉得技术是很容易的事。我一上飞机就开始看汽车的书。看多了,我就知道汽车说白了就是一个做了100多年的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一个低科技产业,手机里面的零部件才是高科技,LPC、摄像头、LCD、精密塑胶,那个比汽车的难度要大得多。这个行业里面我们都可以叱咤风云,别的也可以。我的骨子里就是觉得中国人就是能干,中国人又不笨又不老,只要给中国人机会,绝对是全球一流的公司,什么都能做成一流的。   2003年末,王传福约廉玉波在上海金茂大厦谈了几个通宵。每次交谈,王传福都是激情四溢地讲着他为什么要造汽车,想怎么造汽车,比亚迪的打法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时任上海同济同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廉玉波曾是上汽集团汽车工程院的一员,后来远赴意大利从事汽车设计,同济同捷则是他参与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民营汽车设计公司。廉玉波觉得面前这个四十多岁的安徽人和他所见过的众多民企车疯子很不一样。他问王传福:你懂汽车吗?王传福老实地回答:我喜欢车,我看了上百本书。   当时的王传福还不能说是一位地道的汽车内行,但他以一个制造业行家的眼光分析认为,汽车绝对是中国人的产业。这固然是一个综合多学科的产品,但一百多年下来其中的大部分技术都已十分成熟,并非遥不可及。当提到日本人中国人造车都需要用人工造模具,两者的成本差距高达400%的时候,王传福显得更加兴奋:在电池领域比亚迪仅用30%的成本优势就击败了索尼、三洋,汽车有400%的成本优势,我们没有理由打不倒国外企业。   这种兴奋在廉玉波心中产生了共鸣。二十多年来,他没有机会为一汽、二汽、上汽造车,因为他们请国外的做。他愿意跟民营企业家合作,因为只有后者才敢想敢做敢投入。但是国内的企业后端工程能力比较弱,设计一个东西给他,往往很难做得好。他做不好的时候,认为是你设计没做好,不是他车没做好。廉玉波老是感觉到设计公司和企业之间存在着目标的落差,因为设计公司管不了后面的工程环节,民营企业期望值过高,很容易落下抱怨。而王传福的自信完全不同于以往外行造车所表现出的无知者无畏。   对技术从没有恐惧,既是熟悉王传福的人对他的评价,也是比亚迪十几年来形成的一种内部文化。1994年底,在王传福东拼西凑组建的十几个人的创业团队中,搞电池技术的只有他自己一人。但正是这些外行们在三个月内全部进入了各自的角色,有做产品研发的、设备制造的、生产线设计的。三个月后比亚迪就拿到了第一份订单。   当时,日本的电池产品都是在纯干燥室里面做出来,王传福根本没有钱建,他就琢磨着能不能在配方上想办法,加一种能够吸水的药剂进去,造出来的产品直接把水给吸收掉了,达到干燥的目的。结果一举成功。   我们从不对核心技术感到害怕。别人有,我敢做,别人没有,我敢想。到今天为止,我们整个集团,所有技术部门、产业部门不会用一个怕字对待技术。比亚迪任何一个管理者都要有一种舍我其谁、一定能赢的勇气。每当一个单位遇到问题,我们都会说,你解决不了,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你缺少勇气。1995年接受王传福创业邀请的比亚迪副总裁孙一藻说道。   廉玉波最终决定加盟比亚迪,他希望亲手将自己的设计图变成能跑能卖的汽车产品。但现任比亚迪汽车副总裁、总工程师的他,当时并不知道,那几天坐在金茂大厦的王传福正遭遇着来自企业内外的重重质疑与压力。   2003年1月,在比亚迪决定通过收购秦川汽车厂进入汽车产业前,王传福在企业内部召开了一个征求意见的股东会,参会的20多位股东绝大部分是与王一起创业的元老。会上没有人对比亚迪进入汽车产业提出异议,但私下里,现任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夏治冰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学金融出身的他当时正负责电池事业部的财务工作,既是第一个被派往秦川厂进行资产盘点的人,也是陪王传福到北京、西安买下了几箱子市场上所有能够见到的汽车类技术书籍的一位中层。   我觉得风险很大。当时我们在电池领域已经可以单挑任何一家日本企业,与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世界级的企业平起平坐做生意,已经很满足了。进入汽车这样一个全新的行业,前面又有欧美日韩那么多优秀的对手,心里有一种莫名地恐惧。直到收购秦川的最后一刻,我都在劝王总放弃。夏治冰说。   但王传福恰恰认为,这种恐惧正是对手给后来者营造的一种产业恐吓,他们不断地告诉你做不成,投入很大,研发很难,直到你放弃。但汽车说穿了不过就是一堆钢铁(王传福语)。   大多数股东虽然不懂汽车,但十分清楚手机电池面临饱和的危险。按照全球每年10亿台手机算,比亚迪即使占有100%的市场份额,也不过几百亿的收入。显然,电池是一个浅水池,想当龙就必须进行产业突围。事实上,当时比亚迪突围的风险不仅来自汽车,还同时投入了近2个亿进入手机零部件的制造。这两个都是全新的产业,我们对外只是模糊地说进行电池外壳的研发,以免招来更多的外部压力。其实风险是双倍的。孙一藻说。这位当年江西铜业冶炼厂的工程师,是最早被任命进行手机零部件部研发生产的事业部总经理。   这种模糊处理是明智的。2003年3月,当香港的机构投资者得知比亚迪决定造汽车后,表现得异常惊讶、不解甚至是愤怒,一时间各种质问的电话几乎把王传福的手机打爆:王总,我们就是要抛你的股票。抛死为止。电话那头几乎是叫喊的声音让站在王传福旁边的夏治冰听得清清楚楚。几天之内,比亚迪的市值蒸发掉30多亿。   四年之后,比亚迪汽车扭亏为盈,电池和手机零部件业务带来的丰厚利润已经让基金经理们收回了当年的诅咒。   什么都能造   当时锂电池是很高门槛的行业,第一个发明、制造都是日本人,他一条生产线就是一两亿美元。全世界都觉得锂离子电池就是这么做的,但实际上我们中国这么做死定了,一亿美元对我们来说想都不要想。但是我们又想做,就要探索出新的方法。我们是学技术的,方法还是可以探讨出来。早期没有自动化的时候很多产品不是也可以做出来,关键是怎么想。走别人的路再和别人竞争是没法竞争的,包括后面的汽车,你和别人一模一样的打法,你凭什么打赢?   今年8月9日,当王传福向业界展示比亚迪自主研发的第二款车F6,并首次开放刚刚落成的深圳坪山汽车产业基地时,人们再次对他的做法瞠目结舌:这是一片夷平了30多个山头、填平120多个鱼塘、挖出750万立方黄土、面积达112万平米的基地,里面建有自有发电厂和56座生产厂房;在焊接、涂装、总装等几大工艺生产上,总共有2000多项设备是比亚迪自己研发制造的,其中一些即使是汽车产业的专家也未曾见过。虽然一些厂房的屋顶还没有建好,但在冲压、焊接线上已经看到了排列整齐的工人。   一些业界人士对比亚迪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提出质疑,这种做法似乎不符合全球分工日益细化的趋势,也不像一家在香港上市,深圳、上海、印度、罗马尼亚全球设厂的大企业的手笔。但靠自己动手造产品、造设备、造工厂,这种发展路径却贯穿比亚迪成长壮大的始终。   今年41岁的王传福是安徽无为县人,中南大学物理化学学士、中国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硕士。1995年创办比亚迪前,曾是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成立的比格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当时一部大哥大要卖3万多元,王传福认定充电电池大有可为,于是向做证券投资的表哥吕向阳借了25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但不论是在最初的镍镉、镍氢电池,还是后来进入的锂电池领域,王传福都同样面临着资金匮乏的问题:一条镍镉电池生产线需要几千万元的投入,一间配备全自动化设备、全干燥的锂电池工作室需要几十亿人民币。如果按照这样的投入规模算下来,比亚迪要达到今天的电池生产制造规模至少需要100多亿元的投资,而当时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不过几千万。王总给大家提出的目标是,每年制造50个50万富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锂电池事业部总经理何龙说道。   没钱但要创业,王传福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自己动手制造生产设备,把生产线分解成一个个可以由人工完成的工序。这样算下来,一条日产4000个镍镉电池的生产线,只需要100多万元人民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这一波创业的人掌握的机会不是很多,所以必须创新。必须有制胜的法宝。王传福说道,我们经常算这样的账,一套进口设备20万美元。按60个月折旧,一个月2万元人民币。如果这笔钱用来雇佣工人,2万元可以请多少人,十几个人顶不上一个机械手吗?   孙一藻是最早接到王传福创业邀请的人之一。1994年10月,正在江西铜业上班的他接到王传福打来的电话,说自己和几个人想出来创业,需要一个对设备和机械制造有一定经验的人。虽然孙一藻之前和王传福只有一两次接触,但他早就厌恶了在一家国企里过着未来30年毫无悬念的生活。学矿山机械出身的孙一藻很快来到了比亚迪当时所在的深圳布吉。这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团队,大家的吃、住、研发都挤在一间七层楼的顶层上,晚上几乎只能一字排开地睡觉。孙一藻被委以镍电池生产设备开发的重任,实际上一个人经常要兼任材料采购、设备制造和管理的多重任务。起初他觉得很简单,比如做个混料机,无非是把马达、控制电源和变速箱进行组合。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必须尽快成为一个电池行家,因为电池的特性决定了各种设备必须加以创新、改进,否则造的设备固然廉价,但毫无用途。这些叫不出名字的特殊设备就是今天比亚迪各个工厂里大批使用的非标准的、半自动化设备的雏形。   2000年,王传福决定进入锂电池生产领域,他带了200万人民币去日本买设备。结果日方开口就是500万美元。并且明白地说你们中国人没办法做锂电池,你们还是打道回府吧。王传福不信邪,开始把大批的镍电池生产设备搬到锂电池生产线上,不能兼容的就重新设计,暂时设计不出的,就用人工和夹具来做。比如要裁剪一块很大的极片,买不起日本的分切机时就用中国的裁纸刀配上一块长宽相等的挡板作为夹具,保证裁剪尺寸。等条件好一点了就用剪板机,再好一点就用自动的分切机。再比如,一台日本进口的涂布机要将近2000万元人民币,比亚迪则自己研制。第一代产品要分两道工序涂完双面,第二代就可以同时涂两面,到了第三代已经可以控制涂刷的具体位置。   比亚迪的生产方式使锂电池的生产成本骤降。一块锂电池比亚迪的成本只需1.3美元,而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三洋则为4.9美元。2000年当年,摩托罗拉就把比亚迪纳入了自己的供应体系。不仅如此,这种半自动化半人工的生产线让比亚迪具备了另外一些优势。首先是灵活性。当客户提出更换产品,或增加订货量的时候,比亚迪可以自行调整生产线,无需依赖外援。一套1000万块电池的生产设备我们三个月内就能做好,而一家日本企业从引进自动化设备到调试完毕,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何龙说。   第一次来比亚迪参观的摩托罗拉、诺基亚无不为比亚迪的生产方式感到惊讶,担心比亚迪能否避免人工操作带来的变量。但现在,他们对这一点不再怀疑,而且发现半自动线不会出现全自动化生产线批量出错的毛病,避免发生几千万块电池的召回。如今,比亚迪的锂电池已经占到全球60%的份额,做到了绝对垄断。   今天,在比亚迪的电池工厂里,60%的生产设备都是自主开发的。不论是电池、手机部件还是汽车产品事业部,每一块都设有自己的一套非标准、半自动化设备的制造团队,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而在比亚迪进入汽车产业后,小米加步枪的做法自然被承袭下来。原来的锂电池事业部总经理同时也是锂电池生产设备的主要研发设计人毛德和被调往第16事业部,负责组建一个1000多人的汽车工厂制造团队。副总裁毛德和的任务是要在未来几年,为比亚迪在全球建造40多座类似坪山基地的工厂。 制造企业的命门   比亚迪的成功基本上是靠半自动化设备加人工,以这样的模式达到成本的降低,效益的提高。当然这里要求技术必须要很好,技术是一个软东西,比如像电池里的配方,或者像炒菜的菜单一样,让厨师慢慢炒菜,反正都用锅,大厨他用锅,小厨也是用锅,锅的成本又不大。我们还是力所能及的把配方提高。你让我搞一个亿的生产线,那门都没有,想都不要想的。我们就花大力气搞一些配方,研究这些技术,通过很好的产品设置规避制造过程中的变量。   2006年,比亚迪组建了手机整机组装(EMS)事业部,即第九事业部。这一年手机零部件业务为比亚迪贡献了51亿元销售额,9亿元利润,占其税前总利润的63%。这样的规模在全球行业中并不算大,但高盛、花旗、野村证券的分析师们从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这样的大公司收集到的信息是,比亚迪已经成为这些大厂在外包时的第二首选,而第一正是郭台铭的富士康。   除了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能够让王传福竖起大拇指外,即使是像位列世界500强的伟创力也难入王传福的法眼。这不仅是因为大部分手机组装企业都如伟创力一样把引进一流的生产设备、建设近乎完美的现代工艺流程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更重要的是,王传福觉得,这些企业并没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什么是制造企业的命门?王传福认为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垂直整合能力,这种能力是那些全球看起来很庞大的EMS企业所不具备的。如果把一个手机的生产分为三个部分,最顶端是设计,中间是组装,最下端是各种零部件的生产制造,那么绝大部分的美国、新加坡、中国内地和台湾的EMS企业多年来只从事中间环节,即整机的组装,大部分零部件要通过采购获得,而每家零部件供应商的利润是必须加以保证的。设计方案也依赖于厂家提供。   比亚迪则是从手机零部件做起,逐步自下而上进入手机组装和设计的环节。如今,像诺基亚这样的客户只需要提出要求,比亚迪就能提供从方案设计到最终生产的完全一站式ODM服务。代工只是我们的一种服务,背后我们卖的是我们的零部件,卖我们的技术。王传福如此解释。   在这套垂直整合战略中,最核心的其实是研发设计,而这也正是比亚迪上万名工程师的任务所在。只有研发设计好了,才可能使生产过程中的变量降低到最小。   一个产品的质量分为两部分,就像人一样,一部分是先天的基因,一部分是后天的培养。如果先天设计不好,怎么造也是造不好的。制造工艺弥补不了设计缺陷,实际上产品70%-80%来源于他的设计,20%-30%来源于他的制造。设计得好,70%-80%的品质就保证了,制造上也要把它造好。王传福如此解释。在他眼中,无论汽车还是手机,都是设计占主体,决定了70%甚至更高的品质。   每接到一份客户的手机代工订单,比亚迪都可以在内部对各种零部件产品的成本进行调整,以保证整机的毛利在一定水平之上。这就是一种垂直整合的能力,我们对利润的控制能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孙一藻说。比亚迪的客户曾经进行过这样的比较,同样的一个方案交给比亚迪和单纯的EMS企业相比,比亚迪的成本要低15%-20%,完成的速度要比别人快1/3。而比亚迪的下一步是进入手机软件领域。诺基亚每年在手机软件方面的采购额已超过数十亿美元,在王传福看来,他大量的工程师又可以派上用场。   除了设计,垂直整合模式的另一关键是零部件模具的开发制造。这也是王传福在开始造车的同时布局模具制造产业的根本原因。王传福认为,汽车与手机一样都是技术含量较高的组装行业,但和手机零部件模具相比,汽车模具对整个产品成本的影响力要多上数十倍。   他曾到日本的汽车模具厂参观,日本工人们趴在生产线上打磨模具的场景让他感到震撼。原来汽车模具中95%的工作要由人来完成。一辆汽车有一万多个零部件,这需要多少图纸、模具?这些工作在日本、德国要工程师来做,在中国也要工程师来做。所以人就是中国的优势。王传福说。他算了这样一笔账,一吨模具,在日本要8万元,在中国仅需要2万元。   在2003年1月收购秦川汽车之后的几个月里,王传福迅速收购了北汽集团的一家模具厂,成立了北京比亚迪模具有限公司。如今,不仅F3、F6的所有模具来自这家企业,克莱斯勒、通用、福特、丰田的相当一部分模具也从这里采购,并装船运往海外。   模具自给自足的好处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通常一个车的外型设计要分包给几个模具厂,很难做到在设计的过程中与模具厂进行时时沟通。此外,模具厂往往向规模不大的汽车企业要很高的模具开发费,一套模具经常要几百万、上千万,这些资金已经足以让比亚迪建起一座汽车厂了。廉玉波对此深有体会:现在我们自己造模具,不但可以在车型设计的过程中与模具厂随时沟通,节省大量沟通成本,而且也控制了利润的外流。 造物先造人   我有三万名中国的工程师,这和三万名美国的工程师,成本会是一样吗?这个世界就这么不公平。但他们的价值,创造力可以说几乎一样,甚至中国人比美国还强一点,中国不像美国人要享受生活,中国人是工作第一。因此,我觉得中国企业家很幸运,上帝照顾了我们,把这么优惠的东西放到我们这边来。但是我们为什么搞不过他们?因为我们过去只懂管工人,不懂怎么把工程师组织起来。中国制造今后的优势还很大,关键是利用好中国的高级人才和低级人才,让其淋漓尽致地发挥。   王传福所谓的万人工程师队伍,大都是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不迷信海归专家,也不喜欢请猎头去高薪挖角,他更喜欢用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国的学生多聪明,他们缺的只是机会。现在王传福直接领导的7个副总裁中,绝大部分是学校一毕业就进入比亚迪的。   比亚迪汽车销售总经理夏治冰是1998年北京大学金融专业的毕业生。他还记得,那一年王传福亲自到北大来招聘,当时的比亚迪只有不到2000人,而且是第一个敢进北大招聘的民营企业。夏治冰和他的很多同学还第一次碰到这样招聘还请人吃饭的企业,饭桌上王传福谈的全是想怎么把比亚迪做大,希望同学们能参与到这个事业中来。夏治冰进来后,发现锂电池事业部只有几十人,他的工号是第72号,今天光这个事业部就有2.6万人。那一年之后,应届毕业生开始以每年翻几番的数量进入比亚迪,到2006年,毕业生的招聘数量已达到4000人。   刚毕业的学生在比亚迪被委以重任。夏治冰进入比亚迪的第一个任务是为锂电池事业部寻找20万的贷款。刚刚走出校门,对社会知之不多,比亚迪又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民企,夏治冰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没能完成公司交给的第一个任务,他觉得很灰心,但并没有停下脚步。直到中国银行某个支行的行长听了夏治冰的介绍后,看好比亚迪的成长性,提供了200万的贷款,夏治冰赢得了自己在比亚迪的第一个自信。在被调往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之后,夏治冰继续用毕业新生组建自己的团队。正如当年他所走过的路一样,这些新人的第一个任务经常是和一个资产规模达数千万的经销商去谈合作、做生意。   在比亚迪位于上海松江的汽车工程院,3000多名汽车工程师90%是2004年以来毕业的学生。如果是在国企,他们首先要拧一年的螺丝钉、清理一年车间才可能开始摸车。如果是在外企,可能还只是一个试车员。但在比亚迪,他们一上来接触的就是整车项目,什么核心技术都能接触,两年可能已经干过两轮车(F3、F6)了。比亚迪每年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花几千万元购买全球最新的车型,让这些学生们来拆,拆完之后要写总结、写报告,车子则报废。各种新车上市一台,买一台,其中不乏宝马、奔驰、保时捷这样的名车。一些年轻的研发人员不敢轻易拆卸新车,特别是名贵车型。王传福知道了,二话不说用钥匙把自己的进口奔驰划破,然后说:现在你们可以去拆我的车了。   对于成长快速、可做帅才的年轻人,王传福认为激励他们的最有效方式是不断提供机会,为他们创造新的平台。十年中,比亚迪的产品事业部从不足十个迅速扩张到二十几个,这些事业部的总经理中最年轻的只有31岁,1999年大学毕业后进入比亚迪。王传福在2002年底筹备众多事业部时这样许诺,任何一个事业部如果能做到营业额30亿元、净利润5亿元的话,就可以从比亚迪股份拆分出去,单独上市,团队成员将得到巨大的股权激励。   如果有什么事是王传福创业十三年来觉得最难的,就是如何发挥人的主动性。在比亚迪,人是每一个关键节点、每一种战略打法的最终执行者。对工人,高压、高薪的结合可以对效率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对于知识结构高、价值观和自尊心都很强的工程师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建立文化认同感,让他们追随你的理念。王传福说。   比亚迪的工程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硕士、博士、博士后。尤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博士很有点被神化的感觉,似乎一进企业就应该是解决所有技术问题的高手。但他们的强项往往是扎实的理论功底,而缺乏实际操作的经验。因为被推得很高,却又在短期内做不出成绩,这些人没有发挥出价值,就选择了离开。王传福也曾在这样的问题上有过失误,后来他总结出一套办法,博士们一进门就先把他们拉下神坛,事先就声明博士们某些方面还要向工人请教,在一些方面甚至要从头学起。这样技术队伍的氛围就融洽了很多。   任正非应该知道我这种感觉。企业家对于技术人员要有耐心,不能我今天投入以后,6个月就要收到利润,这是做不到,技术还要通过一个产品来表现,你要给他一定的时间和耐心,同时对技术人员要理解。因为技术人员有很多缺点,不会拍马屁,经常给你挑毛病,不会受压,你给他高压,他说我在哪儿找不到饭碗,为什么一定要在你这儿做?技术人员跟一般的工人不一样,工人你给他收入高,天天给你干。技术人员要是认同你这个人和理念,钱再少也跟你干。王传福说。   他是这样计算人工成本的。比如说我做F3或者F6,我如果把这款车的设计给欧洲做的话,就像我们一些同行现在做的一部车至少2000万欧元。我们的车如果自己的工程师做这些图纸,画这些图,2000万欧元,相当于2亿元人民币,你想想2亿元人民币可以养多少人? 2008年6月,比亚迪F3逆市上攻,实现总销量20万量   王传福孜孜以求的,正是把中国制造的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意味着不仅要管好普通的工人,还要用好工程师。在比亚迪的深圳总部,崭新的工人宿舍、职工公寓、标准的足球场、幼儿园、超市、中学无所不有。多年来,所有管理层和员工一起在大食堂排队、吃五块钱一份的大锅饭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定。   王传福承认,比亚迪的管理模式更接近丰田这样的日本企业。我们公司推崇的是造物先造人这么一个概念。全球品质体系有两类,一类是欧美的品质体系,从上到下,ISO90001等等。日本是另外一个品质体系,日本不强调大的体系流程,他强调人的管理,你所有的体系都要靠人这个节点来执行的。   2002年12月,王传福曾和孙一藻等一行三人到台湾鸿海拜访富士康的掌门人郭台铭。王传福对郭台铭为了拿到订单可以站在客户门口,做一些很卑微的事而敬重他。但郭台铭经常是谈到一个问题就按一下电话,让守在门外的相关负责人进来汇报工作,汇报后还不许走,最后所有被叫进来的人都毕恭毕敬地靠墙一字排开。这样的霸气让王传福觉得很不舒服。王传福更希望能在比亚迪营造一种家的文化。   技术派的未来   我看房地产这种暴利应该是暂时,不会是长期的。但是长期来看,像制造行业我们知道财富怎么积累,因为我们从制造业走过来,你只要有核心技术,利润毛利率还是很高的。比亚迪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像日本东芝这样的企业,拥有真正的核心技术,不止是一个通路,不止是一个组装。那样上得快,垮得也快。什么叫真正的核心技术。假如东芝要垮掉的话,全球很多企业就要关门了,这就厉害,这就是企业的价值。如果这个企业垮掉了,最后只有银行受损失,大家都没受损失,你这个企业在社会有什么价值?   2007年4月,比亚迪刚刚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了分拆手机部件业务比亚迪电子上市的申请。两个月后,富士康以盗取商业机密为由,将比亚迪告上法庭。   富士康称,2005年多名富士康高管人员转投比亚迪,同时把多份保密文件带走,在比亚迪制定了与富士康相似的生产流程。富士康因此损失了51.3亿元的生意,因此可能向比亚迪索赔50亿元以上。此消息一出,比亚迪的股价一周之内下挫14%,蒸发市值40亿港元。比亚迪因为这起诉讼不得不一再延期分拆上市事宜,富士康的诉讼攻势则随着比亚迪电子上市的脚步或停或进。王传福认为,富士康的这种举动是缘于他对比亚迪发展势头感到不安:竞争就是这样嘛,在你要上市时,对手出来给你捣点乱。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企业,年营业额达100亿美元,而比亚迪2006年营收额只有129亿人民币。两者显然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企业,但富士康显然看到了一种趋势,自己的第一大客户,一年为他带来60亿美元的诺基亚正在依靠提高在亚洲的采购和生产比重压低成本,并积极培养富士康以外的供货商。摩根大通的分析人士认为,比亚迪就是诺基亚用来制衡富士康的旗子。   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投资了很多技术,很多企业家投资了很多房产,当然他们最后也赚了很多钱,但我们的理念不一样,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钱投到技术上去。我们公司去年有1200个专利(每年申报的专利),华为大概有3000多个,我是他的1/3。我们在全国的专利排名第7位。我们不仅重视保护自己的专利,也研究如何攻破对手的专利壁垒。王传福对专利技术的重视一如当年发家时的富士康。   而在比亚迪的发展过程中,它的每一个劲敌几乎都曾向它发起一场专利战,索尼、三洋无不如此。不论官司是发生在本土还是异国,比亚迪每次都是正面迎战,从不回避,并以胜利告终。这大概也是王传福并不把富士康的起诉很当一回事的原因。   一个在王传福看来最为经典的案例是,2003年比亚迪在日本东京让索尼败诉。该年7月,索尼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起诉状,指控比亚迪侵犯其两项锂电池专利。比亚迪积极迎战,在40天中整理相关证据38份,否认侵犯索尼专利,而索尼提交的所有材料和证据只有6份。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东京地方法院宣布索尼专利无效,索尼不服,再度上诉,以失败告终。   王传福认为,一家技术型企业的崛起必然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因此合法地规避已有专利,突破西方企业的专利封锁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这一点,在比亚迪推出的汽车产品上极为明显。比亚迪F3之所以成为中国最快突破10万台销量的自主品牌车型,和它的外型与丰田的克罗拉极为相似有很大的关联。随后,比亚迪推出的F3R与上海通用的凯越HRV高度形似,F6被称作是本田雅阁、丰田凯美瑞的混合体。   这种形似与王传福对汽车设计的基本思想很有关系。坦白讲,我们不会从头设计一部车。汽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四个轮子一个外壳,任何一部车都难免和别人有一些相似的元素。王传福说,一款新产品的开发,60%来自公开文献,30%来自现成样品,自身的研究实际上只有5%左右。我们大量使用非专利的技术,把专利技术剔除掉,非专利技术的组合就是我们的创新。专利需要尊重,但可以回避。   在比亚迪内部,有一个多达上百人的知识产权部,它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对比亚迪的各个产品事业部进行监督,随时提出哪些技术是别人的专利,必须规避。这一百多人中,有五十多人专门面向汽车产品。我们每年要拆很多车,如果想用一种技术,先看有没有专利,有就调整、规避掉,没有就拿来用。廉玉波说,我们甚至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而且100%不会让对手赢。   学会打专利战是每一个技术型企业成长的必修课。如果回看亚洲成功企业的历史,无论是丰田、本田,还是索尼、三星,都是一步步从技术模仿者出发,采取破坏式创新策略,走向技术领先者,再到品牌成功者。   比亚迪2006年财报显示,在整个集团的收入中,手机业务为51亿元,利润9亿元;传统手机电池业务实现销售收入45.67亿元,利润4.11亿元;汽车业务扭转三年的亏损,实现盈利1.16亿元。   王传福自信比亚迪的技术实力已经超过富士康。我们现在在整个技术上比他强,因为我的技术领域比他多得多,他仅仅是一个模具加一个EMS,我们有电池,有汽车,汽车里面有多少个技术,从大型模具到发动机技术,到压缩技术、空调技术都有,这些他全都没有,包括一些表面装饰的技术、喷漆的技术他都没有。这两个产业实际上是互通的,这种技术拿过来以后,就是你的优势。实际说1+1不止大于2,有的时候做得好能大于20。无限的创新就从整合当中创新。   在未来的若干年中,手机和电池业务将是比亚迪源源不断的利润来源。但10年、20年后,比亚迪真正的未来可能在于汽车,而且是电动汽车。正是基于对比亚迪电动汽车的信心,王传福喊出了在乘用车领域2015年做到中国第一;2025年做到世界第一的目标。   这听上去是一个疯狂的口号,但人们已经不敢轻易嘲笑王传福,比亚迪过去已经一次又一次打破了不可能。2007年10月,比亚迪基于F6推出了一款双模电动汽车,即采用电动与混合动力相结合的技术,车载电池用完将自动切换到混合动力系统。   这款双模电动汽车的核心驱动力是铁电池,这是一种用铁和硅为原料制成的一种高效电池。汽车电池最大的难度在于高容量、高安全、低成本三项要求上,铁电池在这三方面相比于传统的镍氢电池、锂电池有着独特的优势。在电池领域,王传福敢说自己的实力要超过丰田。而铁电池的成本优势更是他的杀手锏。什么都敢造的他偏偏对变速箱不感兴趣,因为他相信到了电动车时代,变速箱就将变为历史文物。   事实上,比亚迪对电动汽车电池的研究最早始于1998年。如果不是相信自己能够拥有电池这一电动车的核心技术的话,2003年的王传福也许根本不会选择进入汽车领域。现在汽车电池的研发团队从过去的十个人扩张到100多个人,加上制造和测试部门,在上海松江占了一栋楼。   2006年底,比亚迪成立了E6纯电动车项目组,王传福亲自担任项目总负责人,并从比亚迪的电池、电子部件事业部调集大批人马,要将两大产业群的核心技术进行无缝对接。E6项目组每个月至少开两次会讨论各项进展。一组来自比亚迪的数据显示,E6充电一次可以行驶400公里,动力200千瓦,最高时速140-150公里,价格15万元以内,百公里耗电15度,只需要花几块钱的电费。如果在400公里以外需要继续充电,则可以通过充电桩充电,10分钟可充好70%的电量。在安全性方面,王传福说,他很快会向公众证明,这是一块用火烧都不会爆炸的电池。   王传福的激情与技术并存,但他亦知道,做汽车与做电池、手机最大的不同是比亚迪要在中国乃至全球消费者心中建立强大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而十几年来只做代工的比亚迪一直是营销和品牌建设的门外汉。这个门槛丰田花了十五年,三星花了二十年。尽管通过一款F3,王传福和他的团队似乎已经找到了如何做品牌的感觉,但正如他所形容的:我们开始找到一点感觉了。就好像原来开车不知道高速路口在哪,现在知道从哪里过收费处,找到上路的感觉了。但未来在这条路上,开得不好还会翻车,风险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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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搞科研和在企业里搞研发的一个不同之处
cutefay 2008-11-4 00:58
这几天体会到了在实验室里搞科研和在企业里搞研发的一个不同之处。 很多工作了的朋友都跟我说还是上学好,学生多轻松啊,压力小。我以前都不以为然,心想:他们是没有在中科院搞过科研,在这里搞科研往往课题任务重,压力也很大,晚上经常要在实验室里干活儿到很晚,周末也要到实验室加班,而工作了,就上班时间累点,下了班还可以回家看看电视,周末可以出去玩玩,多轻松啊。而这几天的体会是,其实上班的累不是工作时间长的累,而是心理压力以及经常无法自由支配时间的累。 这几天在帮和我们课题组合作的一个公司做一些实验。他们是在工厂中生产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把一些样品送到我们实验室检测。因为在工业中,没耽搁一天的时间,就会有一天的经济损失,这种经济损失往往是很大的。所以,工厂中很多事情往往耽搁不得,遇到事情就越快处理越好。因此,他们对结果很着急,就加班加点地干,结果出不来大家都有损失。于是,我就陪着他们也加班干。在这种情况下,自己体会到了那种企业里做事情的压力,这种压力真的跟实验室的压力不同。 实验室里自己做什么实验,什么时候做,都是可以自由安排的。例如如果你什么时候有事情,或者什么时候很累啊身体不舒服等等而不想做实验,就可以暂时不做,等状态好的时候再做。即使是一个经常喜欢催的导师在催促,也不会催得太紧让人受不了。所以,学生在心里上压力要小一些。 所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人无论在哪里混,都是不容易的。要好好珍惜在学校里剩下的短暂的时光,说不定等我工作的时候,就会非常怀念这段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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