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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普顿更早明确提出“李约瑟难题”: kejidaobao 2012-11-21 13:53; 文/厚宇德《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这样2段话：契丹省矿山中发现一种黑色石块，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其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这种石块，除非先将小块点燃，否则平时并不着火。若一旦着火，就会发出巨大的热量。诚然，这个国家并不缺乏木材，但是如此众多的人口，炉灶也多，而且燃烧不止，加上人们又勤于沐浴，这样必然造成木材数量供不应求。每个人一星期至少洗3次热水澡。每逢冬季，只要是力所能及，甚至一日一浴。凡身有职位或家庭富裕的人，家中都备有一个火炉，以供自己取暖之用。象这样大量的燃料消耗，木材资源势难满足供应。然而这些黑色石块，却取之不尽，并且价格又十分低廉。这些叙述引起美国物理学家、192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普顿（A. H. Compton,1892—1962）的注意。1932年，他在“科学究竟是什么” 一文中提到这件事：马可波罗曾远游东方到中国，并在元代忽必烈汗朝廷当过一任官。当他西返故乡意大利，最足使他同帮人们传为奇闻的，便是所讲关于中国的风土人情，例如中国人洗澡的故事。他说：大多数的中国人，一天洗1次澡，还有许多一天洗2次澡。马可波罗的老乡们以为这是难于相信的，尤其是他说洗澡还用温水。他们就问道：能热这么多的水吗？这么多人要这么多的温水，除非把中国所有的树木都斫下来当柴烧，那岂有此理！但是马可波罗不为这些问话所难。他承认燃料确是一个问题，但他说聪颖的中国人已经发现一种可以燃烧的石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更加以解释，这些石头是最神奇不过的，因为当它点着的时候，可以把它堆聚在一块，继续燃烧一整夜不熄，这样水一次烧热，就可热几个钟头了。……时至今日，谁都知道马可波罗的话并非胡说。他确曾实地看到可燃烧的黑石头并觉煤有作燃料之可能。他那时的境地，实是一个从文化先进之帮，回到半开化乡土的归客；因为在13世纪，中国的文化远在意大利之上，虽说那时的意大利在西方文化已算光芒万丈。自读马可波罗游记后若干月，我也脚踏着中国的土地了，但是我并不为了找到一个比我远离的故乡更文明的国家，象马可波罗般的惊奇起来。反之，这里的工业和技术，在我眼里似乎还是幼稚。我就自问为什么在短短700年之中，人类进化的领袖地位由东迁西了？为什么中国自忽必烈以后，大体就没有进步呢？《马可波罗游记》给康普顿的印象是，13世纪的中国文化与在西方世界里“文化已算光芒万丈”的意大利相比，远在后者之上；然而当康普顿于20世纪来到中国所目睹到的却是中国落后的工业和幼稚的技术。因此，他不禁发问：在这700年里，曾经作为“人类进化的领袖”地位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进步？而西方为什么成为了新的“人类进化的领袖”呢？康普顿的发问很自然地让熟悉科学技术史的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被欧洲人超越了呢？李约瑟是在1944年10月比较明确地提出李约瑟难题的。李约瑟难题不是李约瑟首创？在李约瑟之前有过很多类似的或相近的讨论。但是仔细对比可以发现，此前科学史界已经关注到的人物，无论利玛窦、巴多明，还是任鸿隽、梁启超，或者王琎、竺可桢等人，所论述问题的角度、所关注的重点或对问题的叙述方式等，都或多或少与李约瑟难题有所不同。康普顿这篇文章的中文翻译者严济慈、钱临照，都是著名的中国物理学家，也都对于中国的科学技术史有重要影响，钱临照后来还是著名的科技史家。他们合译康普顿的文章，也许是对康普顿文中的发问产生共鸣使然。与此前早于李约瑟涉及该问题的其他著名人士不同，康普顿发现问题的起因和观察问题的视角、问题本身的内涵以及对于问题本身的表述方式，都与李约瑟难题惊人地相似。虽然康普顿只是从煤的利用这一特殊事件出发，但是不难看出，他着眼的是中国过去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文化整体曾经领先，以及到20世纪整体落后的这样一种事实。而这具有巨大反差的历史事实背后，一定有什么内在的动因。从时间上看，康普顿明确提出并讨论该问题比李约瑟早12年。但是在后来对于李约瑟难题的研究论述中，康普顿却未能进入科技史研究者视野。康普顿认为“文化领袖地位自东迁西，既不关系于种族的优越，亦不关系于白种人所特赋的天才。我敢相信西方民族之所以得今日优越地位者，由于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科学观念。科学观念简单地只是人们对于世界的一种态度。这是一种愿望：期望知道我们所居的环境之情形，并想克服她支配她，这又是一种态度，用来观察人生，抉择工作的方法，尽力务使适合于人类之需要。” 因此，在康普顿看来，西方世界由落后而先进，是因为在中世纪之末，人们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有了根本的变革，出现了科学观念以及新的人生态度，并进而产生了新的方法与人生目标。反之缺乏这一变革则是中国由先进而落后的原因。康普顿的看法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参考文献陈开俊, 戴淑英, 刘贞琼, 等译. 马可波罗游记 .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 124-125. A. H. Compton. What Science Really Is . Scientific American, 1932,146(1): 32-33. A. H. Compton. 科学究竟是什么？严济慈, 钱临照译. 国风半月谈, 1933(1): 47-50. （责任编辑王芷）; 个人分类: 栏目：科技纵横捭阖|3385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约瑟的政治立场: 热度 10 Wuyishan 2012-10-18 06:38; 李约瑟的政治立场武夷山 HarperCollins 出版社年 2009 出版了著名作家 Simon Winchester 写的 The Man Who Loved China （热爱中国的人），这人指李约瑟。 Technology Analysi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杂志 2010 年第 5 期发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 Francesca Bray 写的对此书的评论， How Blind Is Love ？（爱能盲目到什么程度？）。书评提到：二战之后，李约瑟暂时搁置了对中国科技史的兴趣，去忙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事务了。当时，该组织已经有了教育和文化两块，尚未加入科学版块。李约瑟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 S 加到该组织的名称中去。美国有钱，是教科文组织的主要资助国之一。后来，美国对 UNESCO 支持的任何它认为是左倾的项目，都持反对态度。于是，李约瑟就从 UNESCO 辞职了。博主：我在 2008 年 12 月 28 日曾写道（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207337.html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 年出了《李约瑟文录》，其中包括李约瑟在 1941 年写的一篇文章，“怀疑论者的转变”。文章说，“大约 1917 年（博主：此时李约瑟 17 岁），同父亲多次散步谈心时，我总是说一些赞成社会主义的话，反对他那种对人的本性无可救药的悲观论调，这种论调是非常符合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想保持所拥有的势力和特权的阶级的。（ 30 页）我在博文“处理超越性问题的三种方式” （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44243 ）中说：美国著名媒体批评者、社会学家、学者和作家 Herbert I. Schiller （ 1919 － 2000 ） 1973 年在《心智管理者》（ The Mind Managers ）一书中说：“人性被看成是什么样的，最终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得不那样行事，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被期望着那样行事。”他的意思是，如果认为人性恶，这一看法会影响人的行为，不是因为人必然做坏事，而是因为“人性恶”的判断好像就期望人们去做坏事。反之亦然。看来，李约瑟的人性观属于我所谓的“建构式的人性观”。我甚至隐隐约约地觉得，他后来之所以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中国文化有那么强烈持久的兴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善论占主导地位不无关系。我突然想到，为什么英国知识分子中同情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似乎较多？从科学学创始人、晶体物理学家贝尔纳，到李约瑟，直到 200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女作家莱辛。请大家帮我判断一下，“ 英国知识分子中同情或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似乎较多”这一陈述是否成立？如果成立，该怎么解释？; 个人分类: 科林散叶|4167 次阅读|10 个评论

李约瑟难题之小解——在以人为中心的环境中，科技是次要的: longABC 2012-10-13 11:20; 在以人为中心的环境中，科技是次要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永远是用来服务于人们的生活，当人们习惯自己的生活的时候，科技的再发展就变得不再需要。即当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的时候，就不会考虑科技的创新，而是考虑怎样去更好的显示自己，追求大家的认可。技术从此也就停滞不前。这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主人文形态阻碍了客观科技技术发展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现状在中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哪怕是未来都会持续存在，正如鲁迅所说，中国的改变实在是太难了。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在不断的尝试下获得的，而不断的尝试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然而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们是无法确定的知道这些付出会带来回报。以人的主观意识为主人文形态将社会财富与物质基础牢牢的桎梏起来，不求社会财富的增多，只求社会财富不要减少。这样往往形成了一种论资排辈，按工作年龄等人文要求的社会机制。在这种机制中在技术上新的思想，新的想法的尝试很难受到大家的支持。每个人按部就班，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不去思考发展，不去实践新的方法，不求自己的进步，安分守己，以时间换空间，以工作时间的年限晋升自己的职位。创新也就扼死了。。。。。。。。。。。。。。。。。。。。。。。。。。。。。; 3766 次阅读|0 个评论

走向全球公司 - 管理哲学: benlion 2012-10-9 09:19; 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均涉及到一个社会机制和科学范式的结构或系统概念。个体的信仰或精神是一个社会网络的基本信息节点，一个网络中节点的信息交流与传播及其加工形成新的信息，这是创造与教育的机制问题。科学研究的范式涉及到科学方法、知识媒介和组织建制等一个系统结构，在人类历史不同时期的这个结构或体系不同，尽管构成的要素或元素可以分别找到其渊源。简单地说：宇宙间的基本粒子构成所有原子，构成分子和生物系统的所有元素是可以分离或分别存在于不同的系统里，这就是系统与组成 – 我在结构论中称之组元的概念。生命现象就是一个典型的系统现象，系统概念既不是神秘的活力论，也不是还原分解的方法可以理解，这就是系统思维的起点。科学研究范式，也一样是一个系统结构概念，实验科学是建立在培根、笛卡尔的论述基础上的学术传统与技术传统结合的传统。技术可以是独立的发展，学术也可以是独立的发展，然而，两者的结合与互动却带来了科学的迅速发展。系统科学是建立在分析的传统与综合或整体的传统结合；因而，也就既不是希腊也不是中国的传统，却可以在希腊和中国都能够找到其渊源。实验科学与系统科学的再度结合，也就是系统生物科学的概念了。社会机制是组织与管理形态，对地球和宇宙间的自然现象研究转换成文化信息的数据库，通过使用数据库信息设计，并将地球的自然资源加工转化成工业产品，以及在这个过程对社会与管理体制调整或创新等，从而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体制、文化和经济等发展。简单化为公式：资源 - △信息 + 社会 - 产品（规模与质量）， RD- △信息，教育 + 管理 - 社会等。实验科学最初开始于意大利的天文学、力学和解剖学、医学等，基本属于观察型加数学的研究范式，到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等时期，开始了设计可控的实验操作规范等。英国的纺纱与织布两个产业的互动催生了工业革命，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力学原理的建立，使工程学设计得以实现。从英国蒸汽机机械工业到德国内燃机、发电机与电动机的电气工业，再到法国的时尚产业和美国的电子或电讯工业、影视产业等，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日本起步于电子工业和强于机器人技术，中国却可能在生物工业和创意或文化产业上有所作为。结构论思维综合系统理论，排除物质、生命、心灵等哲学观念而建立可操作的方法体系，即系统的材料、能源和信息等概念为出发点来研究天然与人工生物系统。所谓生物经济是开发生物和医药资源，不同于以往开发矿石和石油等资源，建立在对生物系统的科学与工程乃至于科幻艺术等研究基础上，生物系统的人工合成与制造使工程化设计得以实施。 -（总结）-; 个人分类: 2012|1539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北大学: 热度 4 kexuechuanbo 2012-9-8 19:39; 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大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博士于 1945 年 9 月 15 日上午由南郑抵达城固，开始第一次对西大的访问。西北大学教务长杜元载负责全程接待，并邀约理学院院长赵进义（希三）、张贻侗（小涵）、岳劼恒、刘汝强、殷祖英、刘亦珩诸先生与之座谈交流，并交换了中英科学合作的意见。中午，在西北大学礼堂举行宴会，在席间继续交流。杜元载教务长并以一份英文备忘录赠予李约瑟先生。英文备忘录包括西北大学校史、现状，以及理学院各系情形，李约瑟对此一再示谢。下午，李约瑟参观了学校图书馆、各个实验室，并主动提出极愿意对今后标本、仪器的购置、补充予以协助。直至下午四时方才返回驻地南郑。 9 月 18 日下午 5:15 分，李约瑟再至城固，在西北大学大礼堂作了《科学与民主主义》的演讲。教育系高文源（味根）教授作翻译。李约瑟先生对科学与民主之关系、科学研究应具之精神、中国现代科学不发达之原因，以及今后世界科学之展望，均加论列。演讲结束后，以英文书刊数百册赠予西北大学图书馆。 8 时离校遄返汉中。李约瑟于1972年，1984年第二次、第三次访问西北大学。（姚远）图 1 李约瑟日记中记录访问西大（其中 NWU 即指西大）图 2 《国立西北大学校刊》 1945 年 10 月 1 日出版的复刊第 15 期对李约瑟访问的报道 ( 文献照 ) 图 3 李约瑟访问途中图 4 李约瑟像图5 李约瑟时在中英科学合作馆;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3088 次阅读|6 个评论

汉字的根本缺陷和根本优点，李约瑟之谜: 热度 1 yue 2012-8-30 21:47; 1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科学的文字，或许会成为将来唯一的文字。但是，有得就有失，汉字的优点在一定阶段则是根本性的错误。它的错误就是具象性，具象性导致抽象性的根本缺乏。而单纯的具象性和现代科学是完全相悖的。我认为，这是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西方科学的唯一原因。对于西方人来说，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人却无法表述，因为中国人的文字形式完全排斥了抽象思维，即符号思维。（补充：不能表述，就不能思维。是语言决定思维，而不是思维决定语言。言不得，就说不得。说不得，就意不得。上面的表述或许非常不中肯，如果中肯地说，可以说，语言对思维的制约非常严重。）如果把文字和符号区别开来，古代中国基本是没有符号的。除了极少数的“符”。思维的形式是语言文字，中国不能产生现代科学，完全应该从文字的问题找原因。 2 中国为什么能够产生这样的文字，其实世界上文明古国都曾经是象形文字，但是他们都丢掉了象形文字。而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的区别是民族条件。只有中国人这样的民族才能产生象形文字。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连续历史的民族，而象形文字的生存条件只有一条，就是民族历史的连续性。民族历史的中断，必然地导致象形文字的丢失。而新兴民族的文字只能使用拼音文字。因为他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而象形文字的条件是语言和文字的同时产生与发展。象形文字从某个方面来说，是唯一科学的。文字的规律或许应该是：用具象性的东西表示具象的东西，而用抽象的东西表现抽象者。因此，从文字作为符号的功能来说，象形文字是唯一科学的文字。但是，文字和符号毕竟不只是表示具象者，因此，面对抽象者的时候，象形文字就成了完全不科学的东西。于是，在科学发展的某个阶段，即抽象性提高的阶段，具体是现代科学目前，象形文字就完全成了不科学的东西。 3 但是历史是转折的。到了目前，由于汉字吸收了拼音文字的元素，于是象形文字对思维的根本限制被突破了。中国人现在也可以进行抽象思维了。而过去应该完全不能。再一点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象形文字和信息技术的隔阂完全被打破了。过去由于智能的东西本身是低智能的，于是智能机器和智能的象形文字不能相容。而现在智能机器的智能提高了，和智能的象形文字完全可以相容。这时候，象形文字作文唯一科学的文字又重新显现了。它的科学性就是，语言文字本来是表示意义的，而象形文字本身具有意义，拼音文字本身没有意义。同理，汉语也是唯一科学的语言。因为汉语是唯一本身具有意义的语言，当然，汉语中有的语言，其意义不明确，或者说，在发展中，意义丢失了。而且，有些语言越来越丧失意义。这就是悲剧：语言文字本来是表示意义的，但是拼音文字和它对应的语言本身却没有意义。即只有通过指示（即上帝给亚当的语言教学方法）和定义（即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才能确定语言文字的意义。当然，语言在产生之初，都是有意义的。其极端例子是“妈妈”。; 个人分类: 普罗米修斯哲学|9318 次阅读|14 个评论

[转载]余英时：李约瑟问题: 热度 1 胡业生 2012-8-13 23:56; 进入专题：李约瑟问题 ● 余英时（进入专栏）　　　　我的老朋友陈方正兄费了多年功夫，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即将出版）。早在撰写期间方正便已约我为此书写序。虽然我是一个十足的科学门外汉（“ignoramus”），当时却一诺无辞，大胆地接受了这任务。这不仅仅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半个世纪的友谊，更因为本书的主旨涉及了我所关怀的中西文化异同问题。　　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作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力，却也颇有切磋之乐。但不巧得很，现在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能陈述两点，以为本书读者之助。第一，阐释本书的性质及其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本于孟子“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的原则，对本书作者作简要的介绍。　　首先，我必须郑重指出，这是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　　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的问题其实是对于另一重大问题的答复：“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正如本书“导言”中所显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李约瑟问题”（“The Needham question”）的一体之两面：“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很显然，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在“导言”与“总结”两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及其他相关论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现在让我以简化的方式说一说本书作者与李约瑟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表示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问题当然要从李约瑟开始。李约瑟至迟在1943年访华时便已坚信：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在十六世纪以前一直是领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学在西方突飞猛进，在中国反而停滞不前了。因此他拒绝接受早期中国学人的看法，即科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1975年，我和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有过一次对谈，至今记忆犹新。我提到冯友兰早年那篇《中国为何没有科学？》的英文文章，他立即说：“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李约瑟以毕生精力，先后纠合了多位专家，终于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写。这当然是二十世纪学术史上的不朽盛业。这部七大卷二十多分册的巨制将中国史上科技发明的辉煌纪录和盘托出，证实了他关于“中国有科学”的论断。　　但是李约瑟虽然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基本事实，却亦未能对自己的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何中国在科技发展上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他在全书最后一册以及其他相关论著中曾试作种种解答，然而往往语焉不详，以致他的传记作者也不甚信服其说，而评之为“见树不见林”。这里让我顺便提一下席文（Nathan Sivin）教授的看法。他最近评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结”，即第七卷第二分册，曾对“李约瑟问题”表示过下列意见：关于历史上未曾发生的问题，我们恐怕很难找出其原因来，因此我们与其追究“现代科学为何未出现在中国”，不如去研究“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如果我的了解不错，那么本书作者的看法和席文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前面指出本书的最大贡献便在于交代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一根本问题，而且交代得原原本本，系统分明。可见本书恰恰符合了席文的最高期待。　　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这一基本问题上与李约瑟有分歧，与席文却不谋而合呢？我认为关键便在于彼此对“现代科学”的概念有不同理解。早在1974年李约瑟便告诉我们：他把“现代科学”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发展出来的“科学”则像众多河流，最后都归宿于此大海，并且引用了“百川朝宗于海”这一生动成语来比喻此现象。很显然，他将“科学”从文化的整体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事象来处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认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传统走的是同一条路（the same path），今天已汇聚在“现代科学”之中。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席文的见解和他不同，判定中、西“科学”各自“分途”（separate paths）进行。尽管如此，李约瑟还是相信，中国科学的“殊途”并不妨碍将来“同归”于“现代科学”。可知他心中的“现代科学”是普世性的，与民族或文化的独特背景没有很大关系。　　本书作者则不但同样相信不同文化中的“科学”各自分途发展，而且还更进一步，认为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因此绝不可能脱离其文化母体而被充分认识。西方科学尤其如此，因为如作者所云，它恰恰是“西方文明大传统最核心的部分”。根据这一基本认识，作者将西方科学传统的特征概括成以下两项：第一、它和“整个西方文明是同步发展，密切结合，无从分割的”。第二、它虽然可以清楚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但从古希腊开始，通过中古欧洲吸收伊斯兰科学，到十六世纪以下的现代科学，作为一整套学术体系，它仍然是一脉相承、推陈出新而发展出来的。这两点概括都建立在坚强的史实之上，而作者识断之精也由此可见。　　作者对本书内容的取舍作了一个扼要的说明。他说：“本书以数理科学即数学、天文学、物理学等可以量化的科学为主，实际上可以说几乎没有涉及化学、生物学、医学等领域……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现代科学的出现毫无疑问是通过数理科学即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工作获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发展显示，现代科学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数学和物理学为终极基础。”我必须郑重提醒读者，这几句话是作者对西方科学传统“探骊得珠”的见道之语，千万不可轻易放过。本书胜义纷披，读者随处可自得之。限于篇幅，这里我只能就西方数理科学的问题稍稍引申作者的论点，然后回到“李约瑟问题”作一结束。　　本书在“总结”第一段说，现代科学是“拜一个传统，前后两次革命所赐”，实有画龙点睛之妙。所谓“一个传统”即指从古希腊到现代的自然科学都在同一研究传统之内：“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是由一次突破性的飞跃所导致，但在性质上仍与古希腊科学同条共贯。所谓“两次革命”，指运用精确的数学以量化自然界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便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两个部门。通常我们用“科学革命”一词来指称十六、十七世纪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作者特别提醒我们：十六、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则在古代希腊，即柏拉图接受了毕达哥拉斯教派对于数学的无上重视，在他的“学园”中全力推动数学研究以探求宇宙的奥秘。其中细节见本书第四章，这里毋须赘言。我认为作者这一提示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正是西方科学传统的灵魂所在。而且作者这一说法决不是向壁虚构，前人也早有见及者，不过没有像作者表达得这样一针见血罢了。例如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便特别提出“自然科学中的毕达哥拉斯革命”（“the Pythagorian revolution in natural science”）并阐明其何以获得惊人的成功。　　上面分析作者对于西方科学的特征所作的种种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数学化”，因为在西方一般相关文献中“数学化”（“mathematicization”）一词常常是和科学分不开的。甚至在社会科学的领域，经济学因为数学化比较成功，才被承认具有较高的“科学的身份”，而非社会学或政治学所能企及。　　西方科学既以“数学化”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则它与中国的科学传统自始即分道扬镳。这一巨大差异在中西数学上便有极清楚的表现，本书“导言”已涉及此点。明末徐光启曾由利玛窦口授译出《几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较中国《九章算术》与西方数学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义全阙”。本书作者解释这两句话说：　　中国与西方数学的根本差别，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谓“法”），而不讲究直接、详细、明确的证明（即所谓“义”）……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法”指计算的技术，而“义”则指原理。中国计算技术往往是相应于公私生活中的实际需要而发展起来，但数学原理则似少有问津者。所以徐光启因《九章算术》而发出“其义全阙”的感叹。我们只要一检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输”、“方程”各章的实例，对此便可了无疑义。不但数学如此，医学亦然：陈寅恪说“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与徐光启的话恰可互相印证。　　徐光启虽然如作者所云对西方数学“心悦诚服”，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数学在西方科学传统（当时方以智称之为“质测之学”）中的至尊地位，则尚待进一步探讨。一般地说，中国学人迟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才对这一方面获得比较清楚的认识，如冯桂芬（1809-1874）与李善兰（1810-1882）两人当可为其代表。这是因为他们都研究西方数学而卓有成绩的缘故。冯氏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明确指出：数学为西学之源头所在，格致诸学皆由此出。李氏则代表当时西方数理在中国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作，译完《几何原本》其余部分（卷七至十五），于1858年以《续几何原本》的书名刊行；此外还有多种有关数理的译著问世，并已开始翻译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定名为《奈端数理》），可惜未能终卷。由于他的造诣最高，为西方在华专家所特别推重，所以清廷设同文馆，聘他为数学总教席，在任共十三年（1869-1882）。李善兰（字壬叔）是一位数学天才，他的朋友王韬（1823-1897）记他的话，说：　　壬叔谓少于算学，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学问。　　这几句话证明他对西方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已有透辟的认识了。但达到这种理解并非易事。王韬虽自称在“西馆十年，于格致之学，略有所闻”，但仍不能接受李氏对“算学”的评价；囿于中国传统的观念，他竟说：“算者六艺之一，不过形而下者耳。”不过与当时一般士大夫相比较，王氏的识见已远为超出。试看下面的故事：　　清晨，湖南樊吉山来访。吉山名川……甚慕算法天文及谶纬占望之学，以为泰西人素精于此，必有妙授。……予谓之曰：“西人天算，与中华所习术数不同，断不可误会也。” 　　可知在绝大多数中国士人心中，西方算学、天文是和谶纬、占星、望气之类的“术数”属于同一范畴的。王韬能立即指出这是“误会”，足见他对西方“格致之学”虽未“入室”，至少已“登堂”了。　　从以上所引明、清数学家对于西方数理的认识来看，则中国科学从未走上“数学化”的道路，其事昭然，已无争论的余地。从这一根本分歧出发，让我表示一下对于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看法。　　首先必须声明，我对“李约瑟问题”的观点基本上是和作者一致的。作者引了几位西方科学史家对于这个问题的负面评论，我读来并不感觉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相反的，把西方科学传统理解为西方文化整体的一个有机环节，是很有说服力的。另一方面，李约瑟在他的不朽巨构中发掘出无数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成就，自然是有目共睹，但这些成就大体上仍不脱徐光启所谓“其义全阙”的特色。这当然是由于中国过去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这许多技术发明的后面，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那个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地，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李约瑟讨论中国科学思想的进展，特别推重“道家”的贡献。他似乎不曾注意，庄子既主张“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又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两种态度两千多年来影响士人的求知的取向极大，而适与西方科学精神互相凿枘。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思想流派中找出一家与西方科学精神最相近的，我个人认为只有程、朱一系“格物致知”的理学足以当之。其中朱熹尤其值得注意，他自记“某五六岁时，心便烦恼：天体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可见他的好奇心最早是从“六合之外”开始的。这样的心理倾向若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很容易走上自然科学的路。明、清中国学人用“格物致知”来翻译西方的“科学”，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理学毕竟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其终极关怀仍落在“六合之内”，也就是“人间世界”的秩序。关于这一点，我已详论之于《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里不必涉及。总之，我认为中国没有产生系统的科学，其一部分原因是和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取向密切相关的。　　中西对自然现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则所谓“李约瑟问题”只能是一个“假问题”（“pseudo-question”）。我们可以用“科学”一词指所有关于自然现象的探究。在这一最宽松的定义下，我们当然可以说“西方科学”、“中国科学”。但事实上，中、西这两种“科学”同名而异实；二者并不能用同一标准加以测量或比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这好像围棋和象棋虽同属于“棋”类，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李约瑟问题”说：中国的“科学”曾长期领先西方，但十六世纪以后“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于是将中国远远拋在后面了。这无异于说，某一围棋手的“棋艺”曾长期领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艺”突飞猛进，已远远超过前者了。通过“棋”的模拟，我们不必再多说一句话，已可知“李约瑟问题”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学”之间无从发生“领先”与“落后”的问题。“中国科学”如果沿着自己原有的轨道前进，无论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脱胎换骨，最后和以“数学化”为特征的西方“现代科学”融合成一体。　　今天一提及“科学”这一概念，我们立刻想到的必然是西方的现代科学，而不是中国过去的“四大发明”之类。“五四”时代中国知识人热烈欢迎“赛先生”，也正是因为他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粹。在这一意义上，中国过去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学术相当于西方的“科学”并足以与之互较长短。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稍稍检查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问题的症结便无所遁形了。《提要》二百卷，其中只有“子部”的“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六卷可以划入“自然科学”的总类之中，但以《提要》而言，这三科不但分量较轻，而且处于中国学术系统的边缘。分析至此，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基本预设。前面已指出，李约瑟预设中国传统中的“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是同一性质的，不过相比之下远为“落后”而已。所以他才强调，中国传统“科学”最后必然汇合于西方“现代科学”之中，如“百川朝宗于海”一样。这个预设究竟站不站得住呢？如果仅仅空言论辩，问题当然永远得不到答案。但幸而有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提供了解答的途径，即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后，它和中国原有的“科学”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得到澄清以后，我们才能对上述的预设有判断的根据。这是一个大题目，自然无法在此展开讨论。下面我仅引一个有趣的史例为证，便大致足以说明问题了。同治六年（1867）总理衙门决定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专授天文学和数学。这是西方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教学系统的开始。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主持其事的恭亲王（奕訢）和文祥最初建议翰林、进士、举人都可以申请入学，读了三年天文、算学之后，即予以“格外优保”的升官机会。但这个计划一提出便遭到以倭仁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保守派所持的理由以下面两点最值得注意：第一，西方的数学、天文学不过是一种“机巧”，甚至可以视之为“异端之术数”，不但不足以“启衰振弱”，甚至有害于“士习人心”。第二，“奉夷为师”，最后必将动摇士大夫的“忠君”意识。以这两点理由为根据，倭仁及其支持者在北京发起了一场运动，阻止科举出身的人报考“天文算学馆”。他们成功地制造出一种气氛，使士阶层中人深以入同文馆为耻，以致最后总理衙门在奏折中抱怨：“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但保守派既不敢公开反对西方天文、数学的引进，那么谁来接受这种教育呢？当时有一位御史提出下面的建议：　　止宜责成钦天监衙门考取年少颖悟之天文生、算学生，送馆学习，俾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　　这条建议恰好涉及西方现代科学和中国本土科学之间的交涉问题，让我稍作分疏。　　首先必须指出，保守派对于天文、算学既无知识，也无兴趣。他们之所以提出“钦天监衙门”中的天文生、算学生，只是因为这是唯一以天文、算学为专业的技术人员，地位低下，与科举正途中的“士”相去天壤。他们以“钦天监衙门”的天文、算学代表“中法”，尤其是无知乱道；他们似乎不知道明、清之际天文、算学早已接受了耶稣会教士传来的“西法”。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即是顺治时期的钦天监。换句话说，保守派的建议完全出于贬抑西方天文、数学的动机，即视之为一种技术，不值得“士”阶层中人去浪费时间。所以“西法与中法，互相考验”不过是一句门面语，其中绝无倡导中、西两种“科学”交流之意。　　如果从官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角度出发，问题便更清楚了。此馆是在外籍顾问丁韪良（W.A.P. Martin）和赫特（Robert Hart）影响下成立的，赫特并于1866年为馆中聘来了两位欧洲教席。但“天文算学馆”的范围一直在扩张，除了天文、算学两门外，还增设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人体解剖学等；这些西方现代的新兴学科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系统中是找不到相应的部门的（中国原有的“物理”一词，与西方physics根本不能混为一谈）。　　“天文算学馆”的建立清楚告诉我们，中国自始即把西方现代科学当作全新事物而加以吸收。无论是中国主持人或西方顾问都没有考虑到中、西两种“科学”研究的传统应当如何接轨的问题。严格地说，只有明、清之际数学领域中曾发生过所谓“中法”和“西法”的交涉，即《清史稿·畴人一》（卷五○六）所说：“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国，至清而中西荟萃，遂集大成。”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传来的现代“天文、算学”则又远远超出过去的成绩。例如同文馆的算学总教席李善兰，曾与伟烈亚力合作，译了许多有关天文、代数、解析几何等最新的专著；他十分兴奋，对朋友说：　　当今天算名家，非余而谁？近与伟烈君译成数书，现将竣事。此书一出，海内谈天者必将奉为宗师。李尚之（按：李锐，1765-1814）、梅定九（按：梅文鼎，1633-1721）恐将瞠乎后矣。　　这几句私下谈话最能反映出李善兰已完全信服了西方现代的天文学和数学，因此才毫不犹豫地断定有清一代最负盛名的梅、李两人在此一领域中“恐将瞠乎后矣”。李善兰在这里所表明的恰恰是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的典型态度：全面拥抱西方最新的天文学和数学，但不再重弹“中法”、“西法”互相“印证”的旧调。换句话说，这是在科学领域中进行最彻底的“西化”。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以往的业绩，包括“天文算学”在内，都已处于若有若无的边缘地位。当时士大夫几无不视科学及科技为西方所独擅，因此才有“西学”这一专词的出现，从冯桂芬的《采西学议》到张之洞的“西学为用”都是如此。他们并不认为中国也有一套可以与“西学”分庭抗礼的“科学”遗产。相反的，只有对科学完全无知而又敌视的保守派才会制造出“西学源出中国说”的奇谈怪论。　　为了从历史角度加强本书作者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质疑，上面我特别借着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的例案，来观察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方式。与十七、十八世纪的情形不同，中国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发现和发明面前已“瞠乎后矣”，因此并未发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约瑟所想象的“百川朝宗于海”的状况根本未曾出现。十九世纪晚期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事实上便是西方科学不断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从局部一直扩展到全方位。今天中国的科学教育已完全与西方接轨了，在第一流的中国大学中，直接采用西方原作或者译本作为教科书，是很普遍的。在这个明显事实的面前，“李约瑟问题”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以上是我对于本书学术价值和意义的一些初步体认。限于精力和时间，我只能就一二大关键处稍申所见，以响应作者的孤怀宏识。下面我要把我所认识的作者，他的为人与为学，介绍给读者，稍尽一点知人论世的责任。我的介绍虽然是从老朋友的立场出发，但仍将本于史家直笔之旨，决不作虚词溢美。　　我最初认识方正，是由陈伯庄先生（1893-1960）介绍的。伯庄先生是和赵元任、胡适同届（1910）的庚款留美学生。他早年读化学工程，中年以后则转而研究经济学、社会理论、哲学等，因此他曾自比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并颇以此自豪。晚年在香港他广泛阅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名著，并常常邀约青年人和他一起交流读书经验。我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他的一个忘年之交。1959年底他拟定了一个西方名著翻译计划，到美国来寻求有关作者的合作，哈佛大学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访问站。他一见面就说，他要介绍一位非常杰出的小朋友给我。这位小朋友便是方正，当时正在哈佛读本科，大概还不到二十岁。　　订交之始，方正在我心中留下的最深刻、最难忘的印象是他一身结合了相反相成的两种品质：一方面他朝气蓬勃，对于人生和学问都抱着高远的向往；另一方面无论在思想或情感上他都已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境地，远远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尽管我们之间相差九岁，但却一见如故，自然而然地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伯庄先生为什么那样热心地介绍我们相识，我也完全明白了。　　方正早已选定了物理学作专业。但与绝大多数理科少年不同，他对人文学科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兴趣。我记得他当时选修了康德知识论的课程，曾多次和我谈到他的理解与心得。此外他知道我比较欣赏柯林武徳的历史哲学，也时时上下其议论。也许是由于家学的关系，他在中国文史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基础。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明末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也曾成为我们的话题之一。总之，方正年甫弱冠而竟能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取得如此高度的均衡，他的心灵成熟之早，可想而知。但最能表现他的成熟的，则是他学成回香港就业的决定。他很早便和我谈及毕业后的去留问题。他说，他修完博士学位以后，不拟在美国就业，宁愿回到香港去从事教学与研究。五十年前物理学在美国正盛极一时，工作机会俯拾即是，因此外国学生毕业后留下来的不可胜数，方正却偏偏要赋归去。我问他为什么作出与时风众势适相逆反的决定？他说，他曾经细细考虑过，深感他留在美国不过是赶热闹，但回到香港则可以发生更大的作用，使最先进的科学有机会在亚洲发芽茁长。他说这话时大概刚刚进研究院，其立身处世之节概与形势判断之明确，于此可见一斑。　　我再度与方正聚首已是十几年后的事了。1973至1975年我从哈佛告假两年，回到母校新亚书院工作，方正那时已在中文大学物理系任教。这次共事的机缘才使我对他获得更全面的认识。1974至1975学年，大学在香港政府的压力之下成立了一个“大学改制工作小组”，组员十余人，他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小组每周至少聚会一次，整整持续了一年之久。方正在这一长期讨论中充分展露了多方面的才能和知识。在质询行政各部门首长的过程中，他提出的问题最为锋锐，并且往往一针见血。这说明对于中文大学的现行结构及其运作，他平时早有深刻的观察，因此才胸有成竹。在改制建议方面，他在口头陈词之外还写过几篇内容丰富的备忘录，显示了关于现代大学理念的睿见。前面说过，少年时期他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均衡发展早已使我惊异，现在他刚入中年，却又表现出另一种均衡：即一方面能从事高深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能承担起学术领导的工作。这也是两种相反相成的品质，相当于西方的所谓vita contemplativa和vita activa，集结于一身更是难上加难。　　我自信以上的认识虽不中亦不甚远，而且方正以后的事业发展也印证了我的观察。1977年香港中文大学改制以后，他成为行政部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选择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作为他在中大的最后一片耕耘之地，更充分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的交流以及研究与领导的合一。　　《继承与叛逆》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我们对于它的作者多认识一分，也许便能对此书的价值与涵义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是为序。　　　　2008年12月31日于普林斯顿; 个人分类: 悟性|1979 次阅读|1 个评论

国学大师南怀瑾的重量级弟子: 热度 4 king500 2012-8-9 12:43; 有资料表明，在全球 500 强企业中， 50 ％以上都是学习型的企业。美国排名前 25 位的企业， 80 ％是学习型企业。全世界排名前 10 位的企业， 100 ％是学习型企业。我国的海尔、联想、宝钢、小天鹅等知名企业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学习型组织。谁是学习型组织的缔造者，谁为这些企业进行创建学习型组织的辅导、咨询和策划？谁是二十一世纪的管理学大师？哪本书是二十一世纪的管理学圣经？是彼得圣吉！是《第五项修炼》！谁的思想贯穿着《第五项修炼》，影响着世界一流企业，从而影响世界财富的创造？？是南怀瑾！谁是彼得圣吉最佩服最尊重最仰慕的人，是南怀瑾！谁每年都会去南怀瑾跟前心甘情愿的接受南怀瑾的“欺骗”，谁会死心塌地的称南怀瑾为老师，是彼得圣吉。是谁让世界的眼光重新聚焦到中国的古代科技？是谁粉碎了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技的弥天大谎？是李约瑟！什么让李约瑟成为世界瞩目的人物？是《中国古代科技史》，是谁让处于迷惑未解中的李约瑟如获宝山豁然开朗茅塞顿开？是南怀瑾！在陈立夫的陪同下李约瑟去南怀瑾寓所接受南怀瑾的“欺骗”！在《科学投资》资本运作 10 大高手中，谁是惟一一个从一开始就为股东打江山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为国家江山打拼的人？又是在谁的努力下，经过短短十几年，海南航空由一个名不见经传，一无资金、二无地位的地方小航空公司发展为中国的第 4 大航空集团公司，成为中国航空业一支令人生畏的新生力量，令国航、东航、南航等中国航空业巨头寝食不安，如芒在背？是谁为了筹集国际资本， 10 下华尔街，经过了华尔街严格的考评和考察？是谁曾在索罗斯的基金办公室，回答了索罗斯的 200 多个问题，从而获得了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拥有的美国航空投资有限公司巨额投资？？ 10 年时间，由 1000 万到 100 多个亿，海航的胜利，到底是因为谁？是陈峰这个时代最有头脑的人不是什么学者，不是什么教授，不是什么领导人，不是什么哲学家，是商人是商道中人，就这么一个扬言全中国都没人能看懂的海航，它的管理理念，它的管理制度又是受谁的潜移默化又是受谁的影响？是陈峰一直膜拜的老师，他叫南怀瑾。是谁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经济潜力，是谁力排众议，卖掉美国的别墅，携家带口赴浦东投资？是上海斯米克集团董事长李慈雄！李慈雄为了拜谁为师心甘情愿的去扫厕所？是谁让傲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李慈雄俯首称弟子？还是南怀瑾！！就是这个南老头！！耶鲁大学、巴黎大学的学者来中国干嘛？探讨生命科学！向谁探讨？还是南怀瑾。; 1072 次阅读|7 个评论

[转载]张维迎：再探“李约瑟之迷”: whyhoo 2012-7-28 10:57; 【编者按】受英国首相卡梅伦邀请，以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为团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30人代表团于伦敦奥运之际出访英国，探访当地企业和政要，对话全球商业和学界领袖，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作为俱乐部顾问随行。在途中，代表团成员陆续发回旅途手记。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授权，我们在FT中文网上发布这些手记，以飨读者。 2012年7月24日上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了李约瑟研究所。这是本次英国之行目前为止最具学术亮点的一次访问。李约瑟研究所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生前创办的一个研究机构，继续着李约瑟开创的事业，所以被称为是“《中国科学与文明》之家”。研究所的主体其实是它的图书馆，收藏着有关中国和东亚科技和文明史方面丰富的图书资料，是同领域其他研究机构难以企及的。研究所工作的学者通常是《中国科学和文明》项目的合作者，也有一些短期访问学者和博士后研究员。我们访问时遇到了撰写中国有色冶金史的作者梅建军教授，他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研究所还经常接待来访的众多学术界和其他人士。李约瑟研究所位于剑桥，但并不是剑桥大学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其经费全部来自独立的基金资助，没拿政府的一分钱，故能保证在研究方面完全的自主权。研究所所长故克礼教授在给我们介绍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我感到他非常引以自豪。据说当年已80多岁高龄的李约瑟为了筹集这个基金来到香港，拄着拐杖颤颤抖抖上台演讲时，听众中的一位老太太对旁边的人说：这个老头太可怜了，赶快把钱给他吧。对李约瑟这个名字，想来中国人并不陌生。他本是剑桥大学一名已有名气的生物化学家，转向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或许纯属偶然。1937年，三名中国留学生来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其中一位是来自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鲁桂珍，两人很快发生了恋情，鲁桂珍讲的中国故事令他着迷，李约瑟由此对汉字和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据说他学的第一个汉字是“烟”，因为他与鲁桂珍谈情说爱时抽着烟斗。当时李约瑟已经结婚，但他太太不仅认可了他的婚外情，而且三人相处甚好，友谊维持一生，一直到他太太去世两年后，李约瑟正式娶鲁桂珍为妻，当时李约瑟已经89岁，鲁桂珍85岁。婚后仅两年，鲁桂珍与世长辞。真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与鲁桂珍的恋情很快使李约瑟成为剑桥的“中国通”。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摧毁中国学术和文化的野蛮行径引起了英国学术界的同情，英国皇家学会决定派人帮助受封锁的中国学术界，李约瑟成为最合适的人选。1942年，他独自一人来到经常遭受日军空袭的重庆，担任科技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直到1946年。这期间他结识了众多的中国著名学者和普通民众。他一方面帮助中国科学家从国外购买研究设备和图书资料，使得中国的学术香火不灭，另一方面长途跋涉游历还没有被日本人占领的中国土地（包括敦煌、云南等地），收集到大量中国科学技术史方面的文献。他托运回剑桥的图书资料有70多箱，奠定了后来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也即今天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的基础。结束中国的工作后，李约瑟就开始撰写《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宏篇巨著，他所在的网维尔-凯斯学院为此减免了他所有的教学任务。1952年，他又受命到中国，调查中国政府有关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战的指控。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使他轻信了中国有关方面编造的“证据”，这使得他在学术界的声誉受损，在剑桥成了孤家寡人。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写作计划。1954年，他的《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出版，很快使他名声大振，学术界也改变了对他的偏见。1967年，他出任网维尔-凯斯学院院长一职（直到1976退休）。鲁桂珍改变了李约瑟的命运，李约瑟改变了世界看待中国的方式，也改变了中国人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出版之前，“欧洲中心论”已统治学术界近200年，中国的落后被认为自古如此。李约瑟以详实资料证明，在近代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人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尽管他的结论也受到许多批评，但自此之后，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有了很大转变。其实，正如我们访问期间梅建军教授讲的，李约瑟真正告诉我们的并不是科学技术上的谁先谁后，而是：人类的文明进步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相互学习的结果。过去如此，未来更如此。在李约瑟研究所，主人与企业家代表团成员就“李约瑟问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专题研讨。所谓“李约瑟问题”（有时译为“李约瑟之谜”）是指：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在近代之前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方面落后了？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首先向我们简要介绍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和李约瑟本人的解释，然后，他提出一个“新的李约瑟问题”：现在中国正在变得富有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利于迅猛的科学和技术创新呢？他认为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并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个问题引起了来访的中国企业家的共鸣。古克礼教授讲完后，柳传志先生抢着第一个发言。他从科技投入和科研体制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别关心的问题是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市场上的商品，他认为现在的科研成果主要用于申报奖励而不能变成生产力，是当今中国的大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接下是抢着发言的是马蔚华行长，他说从最近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精神自己看到了一些信心。我有幸成为继柳传志和马蔚华之后第三个、其实也是最后一个发言者。李约瑟问题也是我自己长期思考的问题。我的答案更接近李约瑟本人的答案。简单地说，在我看来，工业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在中国，是因为中国的专制体制和文化压制了企业家精神。应该说，自古以来中国人就不缺乏企业家精神。司马迁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企业家列传的人，他在《货殖列传》中写了30多位企业家，他们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企业家，说明当时企业家是很有地位的，用司马迁的话说,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但自汉武帝之后，政府对经济的主导越来越强，货币、盐、铁等都国有化了，“重农抑商”成为基本国策，企业家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到王莽变法时，几乎变成了计划经济。另一方面，自隋唐之后的科举制，把优秀人才都诱惑到了政府部门当官，好处是把国家做大了，坏处是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没有变成创造财富的力量。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发展快，就是因为改革和开放释放出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中国的未来仍然依赖于企业家精神的进一步解放。在我看来，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最关键的是自由，言论和行动的自由。只有自由，才能焕发出人类的创造力。中国历史上，凡是政府管制不严、自由比较多的时候，就出现学术繁荣和科技进步的高峰，春秋战国如此，南北朝如此，宋朝如此，近代史上所谓军阀混战时期也如此。现在国家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大，给许多人一种幻觉，似乎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和成为创新之国已是指日可待。但是，在我看来，如果资金的分配权继续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如果没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没有民间办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自由，没有出版和言论自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办出一流大学。政府把科技投入经费都分给民营企业也不可能把我们国家变成创新之国。或许只是使寻租和腐败更严重而已。企业家也只有拥有一颗自由之心，才有真正的创新！我们对李约瑟研究所的访问很短暂，但对“李约瑟问题”的思考应该是长期的。类似这样由私人基金资助的独立研究机构在英美等西方国家是很普遍的，但在我们国家，学术研究机构仍然是由政府垄断的，独立的民间研究机构很难生存。中国企业家现在为慈善捐款的很多，但很少有人愿意资助独立的研究机构，因为他们害怕政治上染上麻烦。他们有小爱，但不敢有大爱！所以，像天则经济研究所这样的民间研究机构，不得不靠做商业咨询维持生计。仅次一点，就足以回答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了！在访问期间与同行的几位企业家讨论到这个问题，同感悲哀！柳传志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应该让中国政府领导人多来李约瑟研究所访问。其实，早在1999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就访问过这个研究所。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也访问过研究所。原文见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5722; 个人分类: 科学|1232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关于儒道墨的语录: SciteJushi 2012-7-22 18:39; (作者的话) “中国的自然主义具有很根深蒂固的有机的和非机械的性质. 这首先表现在公元前4世纪的道家、墨家和阴阳家身上.” (作者的话) “至于中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莱布尼茨(Leibniz)的思想以及欧洲的有机自然主义的发展, 我们也把它当做问题提了出来.” P1 (第一页) “我们将从儒家开始，以示尊崇，因为它在后来一直支配着整个中国的思想，虽然它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 从儒家很容易转向它的劲敌道家. 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相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 P5 “司马父子这两位伟大的历史学家都同情道家,当他们不得不在著作中为孔子立传时，他们便用轻描淡写地颂扬几句的方式来对当时伪善的儒术加以贬抑.” P8 “因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P9 “可见，在早期的儒家思想中，伦理和政治是没有区别的. 政府是家长式的政府.” P14 “不过，这也被儒家对于知识的态度所抵消，因为他们毫不动摇地认为，只有人和人类社会才值得研究.” P34 “儒学作为一种‘宗教’. 并不拥有那些能够抗拒科学的世界观渗入其禁区的神学家们. 它只不过遵从它那个学派创建者的态度，避而不谈自然界和对自然界(天)的研究，而把一千多年的兴趣集中在人类社会，而且仅仅集中在人类社会上.” P37 “说道家思想是宗教的和诗意的，诚然不错; 但它至少也同样强烈地是方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革命的.” P42 “这样，生物也和无机物一样，都被纳于万物之‘道’的运转之中. 在这一段文字中加入进了一个新内容(后面将作更细致的考察)，即它把这种真正的知识和那种封建学者肤浅烦琐的社会知识作了对比.” P52 “从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出那种严格地仅仅为科学所特有的观点，即没有任何事物是在科学探索领域之外的，不论它是多么讨厌、多么不愉快或多么琐碎. 这的确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道家在走向最后有可能导致现代科学的方向中，他们必将对一切为古往今来所有儒家所极端鄙视的事物都发生兴趣 —— 诸如那些似乎毫无价值的矿物、野生动植物、人体各部分及其排泄物等等. 某种与此相似的想法，也许包含在经常出现于道家著作的另一术语中，即圣人必须毫无私心、毫无偏爱地‘遍覆万物’.” P67 “道家的洞察力是如何之深邃，可见之于美国大昆虫学家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和伯格曼(Ernst Bergmann)的精彩论文,” P67 “我们暂时必须用这些话来表明以上《老子》引文中所体现的社会真理，因为由于道家思想在整个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巨大重要性，我们还需要回到道家的政治地位上来. 道家进行了两千年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活动并且被谴责为永恒的异端之后，道家思想却仍然必须把其中所孕育的科学以最充分的意义保留下来.” p87 “庄周和黑格尔两人都会同意变化是永恒的，而把现实视为过程; 两人也都会攻击那种企图否定变化的现实或者仅以一种不变的永恒来解说它的永恒哲学. 后面，在墨家学派的逻辑中，我们至少也还将看到这种承认过程和辩证法的类似迹象;” p88 “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更加有趣的是下述这一事实，即道家提出了一种非常接近进化论的论述. 至少，他们坚决否认物种的固定不变性.” P90 “以上还不是在《庄子》中可以找到的有关生物变异的全部内容.” P90 “我们怀疑，这些古老的道家思想是否曾被那些写进化论史的人考虑过.” p98 “庄子轻蔑地把儒家的烦琐社会知识描述为不过是‘君牧之分’;这种‘知识’与道家所追求的有关道和自然界的真正知识是有区别的.” p105 “这是何等强烈地响应了庄子对儒家的攻击，儒家事实上比亚里士多德派更糟，因为他们的理性主义只限于人类社会，甚至不承认自然世界值得进行理论研究.” P112 “道家不仅敌视儒家思想，而且敌视整个封建制度，这一点并不曾更广泛地为人所理解，这是很奇怪的. 一般认为，道家是一些表达‘东方智慧’的软弱无力的神秘主义者，但他们言辞之极端激烈乃至狂暴，却和这种看法很不相称.” P113 “通过这些几乎不加掩饰的寓言故事，道家是在讥诮儒家趋附在最坏的强梁周围并竟相充当其谋士的那种倾向.” P154 “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迷恋于这样一个观念，即认为达到长生不老是可能的. 我们不知道在世界上任何其他一个地方有与此近似的观念. 这对科学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 P176 “道家深刻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 P178 “中国人性格中有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源于道家思想.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 P181 (墨子)”他的伟大学说是兼爱和非攻，这使他们成为最崇高的中国历史人物之一.” P181 “如果说道家的兴趣侧重于生物学的变化，则墨家的研究主要地是被引向物理学和力学.” P182 “因此大致可以说:早期墨家的兴趣是伦理学、社会生活和宗教;而后期墨家更多是研究科学逻辑、科学和军事技术.” P185 “和他们的超自然主义相一致，墨家坚持有鬼神的存在，他们似乎把鬼神看作是活人的道德的监视者，《墨子·明鬼》共有三篇专论这个题目.” P221 “从以上可以看出，墨家(在其后期)和名家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科学思想发展史是极为重要的. 这些学派的思想家曾试图奠定可以建立起自然科学世界来的那些基础. 关于他们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或许是他们显示出一种明显无误的辩证逻辑而非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的倾向，这表现在悖论和二律背反之中，以及意识到其中所引起的矛盾和动力学的实在. ” P224 “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就科学思想的基础而言，古代欧洲哲学和古代中国哲学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距，而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中国人占有优势.” 新浪赛特居士SciteJushi-2012-07-2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9a921401017ip3.html; 1685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约瑟难题真的那么难吗？: 热度 5 zhanghuatian 2012-7-16 18:24; 我倒是认为这根本不是什么难题。李约瑟提出，中国在16世纪以前，科技一直领先西方，为何在16世纪以后，科技落后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传统经典《三字经》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的故事中找到端倪。由于中国人很早就比欧洲人更重视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比欧洲高，因此，那时候，科技比欧洲发达也就很正常。科举制度成熟后，中国的普及教育也世界领先，但是，为了科举这一收获，普及教育的内容偏重于道德教育，这是事实。这也是《三字经》中孟母三迁、五子登科等故事的本质，即重视道德教育，轻视技能和知识教育。《三字经》等蒙学读物为了科举的目的，过于强调读书做官这唯一的出路，在当时来说，它是有益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便显示出了不利的一面。尤其当欧洲也开始重视普及教育后，两者的差别非常明显：欧洲普及教育几乎只注重技能和知识教育。也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力量在推动道德教育，欧洲的政府力量却在大力推动知识教育，两者的结果很快出现了巨大差异。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结论也就在此。现代中国的教育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过于偏重道德教育变成只重视技能教育，而严重轻视道德教育。这种极端没有影响中国人一贯重视教育的传统，但在教育内容上形成了残酷的教育竞争，教育似乎只剩下找一个好工作的实用价值，甚至做官本身也成为一个好职业，文凭完全替代了做人的基本修养。此外，崇洋媚外使得当今无数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严重缺乏了解，甚至把传统当成垃圾而没有了解的兴趣，因此，《三字经》所蕴含的道德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常识便显得很重要，从而导致了《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古代蒙学读物成为成年人的另一种“启蒙”而受到欢迎，这又是值得肯定的。; 450 次阅读|7 个评论

中医的原始创新与“李约瑟难题”: 热度 3 huaxia2011 2012-7-9 16:14; 英国李约瑟博士(1900～1995）是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以撰著多卷本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文通常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简称SCC）著称于世。长期以来，“李约瑟”在中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而最近20余年来，求解“李约瑟难题”的热潮更有水涨船高之势。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既见之于严肃的学术刊物，也频频出现在流行的大众读物上。而牵动李约瑟先生与中国之间情缘的始动因素，与中医知识有关。一，中医学牵动李约瑟中国情缘李约瑟的一家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个英格兰医生，母亲是一个出生于北爱尔兰的画家，也会弹钢琴、作曲，都没有到过中国。他生活在人文气氛和科学气氛都非常浓厚的家庭里。在李约瑟的青年时代，世界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29年西方的经济大萧条。 1931年李约瑟已经31岁，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团长是布哈林。在会上一个叫格森（Hessen）的苏联物理学家提交了一篇著名论文，是关于牛顿力学产生的社会背景的。这篇论文将科学、或者说一个学术传统的诞生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给西方学术界带来一股马克思主义的震撼。这几件事对青年李约瑟有很大的影响。李约瑟本人在剑桥大学念书，学的是化学，研究胚胎学，他是现代化学胚胎学的奠基人。在1937年左右，中国去了三个留学生，分别是鲁桂珍、沈诗章、王应睐这三个人。鲁桂珍跟随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在一个实验室工作，研究生物化学。三位中国留学生的聪明才智使李约瑟意识到，人类无论肤色种族在科学面前都是平等的，并由此导致他对中华文明产生终生的认同。而在这三位年轻的中国人中有一位美丽、聪颖的女士，而她就是后来成为李约瑟亲密助手和晚年伴侣的鲁桂珍女士。鲁桂珍出生于湖北省一个医学世家，与李时珍同乡，因此她对传统的中医很了解，她向李约瑟介绍了《本草纲目》的好多内容。他们谈到有关药的话题。鲁桂珍在来英国之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后来到上海的一个研究所研究脚气病。正好李约瑟的教师也是近代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也研究脚气病，还在1924年得了诺贝尔奖。鲁桂珍告诉李约瑟，在几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知道脚气是维他命缺乏症。这使李约瑟很惊讶，原来在西方得诺贝尔奖的东西在中国汉朝的医书上就记载了。鲁桂珍毕业后赴美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正在这时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中英两国分别投入了反对日本、德国法西斯的战争，由于海上交通的中断，鲁桂珍和李约瑟不得不天各一方。在这期间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文明的共同兴趣与研究的愿望，使两颗伟大的心灵越走越近。而李约瑟前往中国这一文明古国进行探访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不久战争的风云际会使李约瑟的愿望得以实现。 1942年，英国派遣驻中国的使节，李约瑟被派到中国来。他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担任科技参赞。他的任务是利用滇缅公路帮助中国将科技方面需要的一些仪器、图书，从印度运到缅甸，再从缅甸用汽车运到云南，再从云南运到四川。当时李约瑟已是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夫妻俩都是。他们希望鲁桂珍回国，鲁桂珍先从美国到了印度，然后想再从印度到中国。但是到印度以后鲁桂珍把护照丢了，拖了很长时间才辗转回来。李约瑟代表英国政府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这个单位负责科学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工作。比如在国外发表论文、提供科学仪器。除了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外，他们还援助了陕北，李约瑟想去延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去成，就派马海德去了。把仪器包括显微镜等等都送往延安了。又了解了延安当地的一些科技活动，李约瑟把这些内容介绍到了西方。李约瑟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科学》，报道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的面貌，特别是介绍了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些情况。当时李约瑟已经担任这种角色。后来他自学中文，由于他的工作关系认识了很多中国学者如郭沫若、竺可桢，还有很多老一辈的科学家，这些人也都是对本学科历史有兴趣的。有些人送了他很多书，当时中国一些学术界的精英他大都见过。他这个人身体很好，高大魁武，会骑马，在中国内地做了一些旅行。最远到过甘肃敦煌一带。在各地城乡他了解到有些传统技术，比如在农村看到很多水车，在乡下看到炼铁的。他搜集了好多资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提供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曾八次来中国大陆访问。第一次访问是在1952年，因参加“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细菌武器国际调查委员会”并担任秘书长，以后多年不能获得美国的签证。李约瑟同周恩来总理是好朋友，抗战期间他们就有接触，1964年周恩来总理就指示要把SCC全部译成中文出版。后来都是中国官方支持他来华，路费什么的都提供给他。周总理下令，李约瑟到中国来想看什么都可以，后来总理去世以后，中央政治局继续执行总理这个指示。包括军事方面，文革期间最机密的，李约瑟想看什么都可以看。李约瑟的SCC第五卷中的一个分册，是关于火药的，副题就叫《火药的史诗》。这是献给周恩来总理的，上面写着：“纪念已故的周恩来，1898—1976，1927年南昌起义的领导者，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本计划矢志不渝的鼓舞者，本册题献给他。”李约瑟的SCC计划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卷册都要题献给一个或几个人，比如说第一卷他就题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此人其实是他未来的老丈人。第二卷是献给剑桥的三位学者，他们对他学术生涯中的兴趣转变有所影响，其中的一位汉学家还指导过他学习中文。有一册涉及物理的，是献给钱三强先生的。整个SCC计划一共七卷，出齐了大约是34—35个分册。二，“李约瑟难题”牵动了世界 1964年李约瑟写的一篇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他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当然，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但是没有他的影响大。据一项初步统计，从1980年以来，国内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讨论已发表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 “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问题”（Needham Problem,或Needham Question）、“李约瑟之谜”（Needham Puzzle）、“李约瑟命题”（Needham Thesis）等等，所有这些名目都译自于英文。其一般表述是：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为了促进大陆的科学社会史（外史）的研究，促进内外史研究的结合，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服务，1982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会上宣读并交流学术论文近50篇，到会代表74人。会后，选出其中论文24篇，集成文集。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多年以来，甚至在李约瑟博士将这个问题归纳为一种经典表述形式之前的数百年间，就有很多具有大智慧的人物思考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到现在，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不下数百种之多，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所以落后”的研究与解释，有代表性的，如法国学者伏尔泰认为，中国科学之所以发展缓慢，是因为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他们语言的性质。魁奈则认为，中国重实用的传统使中国人缺乏抽象思考和逻辑思辨的能力。而英国学者休谟认为，大一统的帝国模式以及缺乏众多的贸易伙伴和对外的贸易交流，是中国技术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法国的狄德罗则将原因归之为他所谓的东方精神，也就是东方人追求一种安宁、怠惰，对成俗不敢超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追求，而这些品质，恰恰是科学探索所必需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上一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很多人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封建专制、没有学术自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科举制度和有关的教育制度。还有一些其他的，虽然显得有些琐碎，但是却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观点：例如把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归之于道家对理性和逻辑的不信任；中国语言中语音的贫乏阻碍了科学名词的形成；阴阳、五行和气的概念作为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儒家把兴趣集中于人事事物；中国在地理、文化上的与世隔绝；中国人没有能够发展出三段论式的逻辑；佛教学说、循环的时间观念；用易经八卦描述自然界的方法；佛教中的主观、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汉代数学家为了解数字方程所发现的方法阻碍了方程论的发展；中国人没有能够发明一种符号系统来书写现代形式的方程；在汉语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功能的区别不明显；中国传统中经验的方法胜过理论……凡此种种，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应该说，每一位学者，每一种解释，都是对李约瑟问题的一种贡献，也都是具有相当深刻的洞察力。但是，在如此众多的答案中，究竟哪一种才是标准答案呢？近年来，李约瑟问题的研究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动向，在一部分科学家继续从正面回答李约瑟问题之外，还有人变换了提问的方式。例如：有人认为，如果时间允许，不受外来影响的话，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也会缓慢地发展到近代的科学体系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领先和西方现代科学革命的发生，纯属一个概率的问题；还有人则认为，对中国古代科技的性质，目前认识还不清楚，现在还无法回答李约瑟问题；又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这个前提本身就不成立，中国古代根本上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因此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的科学；还有人讲李约瑟问题根本就是个伪问题，现在应该是走出李约瑟大山的时候了。难道李约瑟问题真的是一个根本不成立的伪问题吗？许多年来，人们对李约瑟问题种种思考和解答的努力，究竟意义何在呢？除了对具体答案的寻找，李约瑟问题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文化意义又何在呢？李约瑟说过的一句话，他是在上一世纪说的。20世纪我们知道，在物理学里，有量子力学，有相对论，在生物学里有DNA，比较突出的这三个大的革命。李约瑟预言说：“如果下一世纪还要爆发科学革命的话，我敢说，它将不会是牛顿式的、尼古拉斯式的，而是海森堡式的。”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如果科学革命再发生，决不会是一种建立在一种机械论的哲学观基础上的一个东西，一定是建立在一种注重整体的，注重辩证思维的，是这样或者是跟这类似的一种思想、一种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李约瑟说这个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科学到了20世纪末或者到了我们现在21世纪初，出现了这么多新鲜的东西。比方说像混沌理论、爆炸理论、非线性的科学、复杂性的理论、突变理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的跟这种所谓的总体论、有机论的自然观有关。而恰恰中国古代哲学，最显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有机论的自然观。李约瑟本人自称为是道家，他自己也有道号，叫十宿道人，他也自称最崇拜的一种古代哲学就是中国的道家思想。中国要走出“李约瑟难题”的阴影，必须注重科学的原始创新，仅靠引进吸收创新和集成创新，是无法展现中华民族对于世界科学的贡献的。三，种痘是一种科学的原始创新 2005年张荣昌编译出版的《药物简史》，是德国学者恩斯特·博伊姆勒(Ernst Baumler)的著作，书籍的副标题是“近代以来延续人类生命的伟大发现”。本书描述了近代医药史上最著名药物的产生，以及成功研制这些药物的研究人员们艰辛的奋斗历程。不断出现的、令人恐惧的疾病，人类战胜病魔的愿望与努力，攻克难关中面对的种种阻力，构成了该书的基调。它罗列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疾病，显现了近现代大制药集团紧紧关闭着的大门后面的秘密和研究人员之间扣人心弦的竞争，由此勾勒出医学责任和医学道德之种种重大问题。它不仅是一本生动的科普著作，还是一本优秀的人文读本。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相当陌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一直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该书“第一章当种牛痘来到欧洲时”，开篇就写到：“一位贵夫人、一位英国乡村医生和一位法国化学家，为人类立了功。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世界卫生组织（WHO）能够在1977年宣布‘世界上已经没有天花’做出了贡献。世界卫生组织还希望，不久也能够为其他几种古老的痼疾，致一篇相似的悼词。” 作者看到了疫苗免疫学的进展，对于世界医学进步的巨大贡献，也高度赞扬了传播免疫思想的蒙塔古夫人玛丽、改进种痘技术的詹纳、推广免疫技术的巴斯德。但是，对于原创于中医的种痘发明，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甚至没有提到这种发明的科学思想，只是借一位土耳其医生之口说“中国人就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抗天花的办法，在中国，人们将研细的天花痂皮搽进儿童的鼻子里。于是，许多人果然不再得病。” 原创于中国的科技发明，就这样被淡化了，甚至等同于詹纳在挤牛奶女工那里听到的民间说法。《中国青年报》在介绍“种痘”的时候，也否定种人痘对于种牛痘原始创新的启示作用，说什么：“詹纳的‘牛痘免疫学’是独立发现并完成的科研。”并借以批评中国的人痘术不安全，甚至有中医不但无功而且有过的意味。说什么“某些中医学家或急于考辩种痘术中国第一的人们，与其争来争去，不如学习一点詹纳的科研精神，假以时日，中医或许会有更光明的前途。” 历史果真是这样的吗？中医的技术发明就这样不值一提？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重新回首，再认真地看一下它的真面目吧。玛丽夫人，这位在1717年为自己儿子尝试了种痘之后，于1721年把种人痘介绍到英国的大使夫人，是一位完全的“外行”。然而，对于她的贡献，世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仅许多人写了有关她的个人传记，为她修墓纪念，她的肖像被挂在美国国立图书馆里。而原创于中医的人痘术，在它的出生地的中国，竟然有人借以指责中医，这难道是对于科学的尊重吗？人痘到了英国，曾经严重地“水土不服”，遇到了英国医生们的坚决反对。玛丽夫人为了推广种人痘，首先绕过医学家的阻挠，“走上层路线”，托关系游说乔治一世国王。乔治一世被打动之后，决定拿七个死刑犯先做实验：让他们在绞刑架与种痘之间进行选择。七个死刑犯都选择了种痘，也都存活了下来。种痘的安全性，获得了初步的证明，为种痘在英国的推广开辟了道路。试想：当初尽管有玛丽夫人成功的“现身说法”，为什么还要用死囚进行实验呢？关键是难于接受这种把患者的脓庖疮“移植”到健康人体上的做法。那么，把毒素移植到健康人体上的中国人，中国的中医们，他们当初是怎么想的？有人这样问过吗？或者，就像反对中医、意欲取消中医的人所说的，中医一贯推行毒物、污物、异物入药，坑害患者？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中医具有独特的科学思想，才逐渐摸索出来、发明了接种人痘的免疫学方法。玛丽夫人在英国推行种人痘之后75年，1796年詹纳种牛痘成功，那时欧洲很多国家都在引进和接种人痘。严格地说，詹纳只是改进了种痘的技术，使其更安全，对于其中的原理，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他的《关于天花牛痘疱的原因和影响的调查》的报告，并没有得到皇家学会和皇家自然科学家学院的支持。相反，他得到的是撤回论文的警告，否则将影响他作为一个医生的声望。他只好自费刊印了自己的报告，在“绕过学术界”之后，他得到了下院的议员们支持。终于，他在1814年被任命为“皇家医师协会”的教授，但是，阻力并没有消失，反对他、嫉妒他的人，让他参加拉丁文“外语考试”，詹纳拒绝了这一要求。1823年，詹纳去世，他和此前早就去世的玛丽夫人一样，被人们立碑纪念，并且他们不同时代的事迹被刻在一块纪念碑上。 1822年，在詹纳去世之前一年，法国的著名学者，化学家路易·巴斯德出生。在詹纳种牛痘成功之后85年，巴斯德把免疫技术推广到鸡霍乱、牛炭疽、狂犬病等领域。后人更是不断研究，在斑疹伤寒、脊髓灰质炎、白喉等领域，推广了免疫技术。而对于免疫原理的正确认识，要晚的多。也就是说种人痘的中医，种牛痘的詹纳，以及进一步推广接种疫苗的巴斯德，都没有见到致病的微生物，更没有揭密免疫原理。见到了炭疽杆菌的德国博士罗伯特·科赫，以及见到了白喉杆菌的其他细菌学家，也没有能够阐明免疫原理。对于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原理的认识，是最近才有的事情。对于病毒的认识，有赖于电子显微镜技术的进步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直到今天，免疫原理，免疫调节的分子机制，也仅仅是认识了一个大概，而不是全部。因此说，由中医开创的种痘免疫实用技术，是一种原始创新，此后的免疫技术改良、推广，都是引进、吸收的再创新过程。免疫思想哺育中医种痘技术既然中医种痘属于科学技术的原始创新，那么，这种原始创新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也可以按着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思路，进一步发问：中医的种痘的免疫技术为什么没有最先出现在欧洲？为什么在英国推广种人痘和种牛痘，都遇到了那么大的阻力？这样的阻力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也是人们所忽略的问题，更是反对中医的人不愿意提及的问题。但是，这的确不是虚构的问题，而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我们应该给出答案。笔者认为，中医所以发明了种痘，完全是中医的科学思想哺育的结果。首先，关于疫病的认识由来已旧，甲骨文里就有关于疫的认识，甚至有“御疫”的记载。御疫，应当是免疫思想最早的表述。当然，科学的进步是缓慢而曲折的，防疫、免疫技术探索的历史过程，也是很漫长的。其中，有巫祝、傩舞的精神方法，更有饮药、服丹、佩带丸药、烧香料药、药粉敷身、搐鼻等方法的探索。其中，最鲜明的是中医关于毒与药的辨证关系的认识。《周礼》之中说：“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内经》之中有大毒、常毒治病之论，《神农本草经》下品药物有毒，可以用来疗疾，等等，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化毒为药”治疗疾病，是中医学的特色。在西方医学的观念里，毒与药的界限是分明的，是不可转化的，毒就是有害，而药就是有利，观念与中医完全不同。因此，西医不可能发明一个“用毒去防病”的技术。中医用毒防病的方法很多，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第九卷，第一节是《伤寒例》，阐述前人对于传染病的理论认识；第二节《辟温》，介绍各种预防传染病的方法。其中所谈的预防传染病的措施，很多都是以服用有毒的药物，或者接触有毒的药物，来预防传染病。为什么“毒可以制疫”？孙思邈说：“《易》称天地变化，各正性命。然则变化之迹无方，性命之功难测。故有炎凉寒燠，风雨晦冥，水旱妖灾，虫蝗怪异。四时八节，种种施化不同。七十二候，日月运行各别。终其晷度，方得成年，是谓岁功毕矣。天地尚且如然，在人安可无事？故人生天地之间，命有遭际，时有否泰，吉凶悔吝，苦乐安危，喜怒爱憎，存亡忧畏，关心之虑，日有千条，谋身之道，时生万计，乃度一日。是故天无一岁不寒暑，人无一日不忧喜。故有天行温疫病者，即天地变化之一气也。斯盖造化必然之理，不得无之。故圣人虽有补天立极之德，而不能废之。虽不能废之，而能以道御之。其次有贤人善于摄生，能知撙节，与时推移，亦得保全。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命曰知方。 ” 从孙思邈的叙述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所认识的温疫传染病，都是自然变化所产生的自然现象，不是超自然的东西。尽管是难于避免的事情，然而可以在一定理论指导下，用不同的方法“以道御之”。天地之间的传染病“瘴疠”，可以用天地之间自然产生的物质“以防备之”。只有做到了防备传染病的发生，才能称为一个称职的医生，叫做“知方”。由此不难看出，积极探索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每一位中医学者的神圣责任，是达到“知方”的必由之路。在孙思邈的《千金方》里，预防传染病的方法是很丰富的，有屠苏酒、太乙流金散、辟温雄黄散、辟温病粉身散常用方、辟温气杀鬼烧药方等等，其中绝大多数方剂之中，都包含有毒的药物。其中“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提到，可以把药物“内著鼻中”的用药方法，与后世把患者的天花痂皮纳入被接种者鼻中完全一致。“断温疫转相染著，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者方”，不但是用丹砂、雄黄、鬼箭羽等有毒中药组成方剂，而且说服用了这种药物，“可与病人同床、传衣”。可见，孙思邈对于传染病的接触传染是有很深认识的。 “以毒制疫”思想，是鼓励中医接种人痘技术的理论渊源。另外，对于毒的认识，今人与古人不同。毒不仅可以化为药，而且可以预防传染病。长相凶恶的人可以做巫师咒鬼，所谓“凶神恶煞”可以辟邪，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唐代孙思邈的著作里，鬼神迷信的成分极少，已经绝大部分被科学医学知识所取代。值得我们特别指出的是，古人对于“疫苗”的认识。所谓苗，既可以是植物初生之幼苗，也可以是燎原烈火之火苗。在“治未病”预防思想极为浓厚的中医学里，“苗”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关键时期。从古人用火的历史经验里，中医知道燎原烈火不仅不能烧饭，也不能取暖，只能造成危害。所以，对于人类有用的火，只能是“火苗”，或者叫“火种”。因此，《内经》说：“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少火就是可以控制的火，是可以利用来照明、取暖、熟食的有用之火，而燎原烈火则是有害的火。所以，中医的人痘疫苗叫“时苗”、“熟苗”、“旱苗”、“水苗”，总之都是疫苗，而不是叫“疫毒”。当然，中医把人痘疫苗吹在鼻孔里，而不是最先创造“划痕法”，也有可能与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信念有关。上述分析表明，种人痘预防天花，出现于我国宋代，并且在民间广为流传，然后传向世界，决不是轻松得来的“偶然事件”，而是长期科学探索的必然结果，是中医科学文化孕育的千万朵鲜花中的一朵，是无数宝贵果实之中的一个。许多中医原始创新等待发扬，种痘是中医创新的技术，针灸、小夹板、青蒿截疟、麻黄平喘、黄连止痢等，都属于技术层面的创新，当然，针灸有理论指导，中药也有理论指导。四，相对于技术创新而言，科学理论的原始创新更为可贵。那么，中医还有哪些理论的原始创新呢？其实很多，无须多想，下面几点就是中医学的原始理论创新。第一、扶正祛邪，以人为本的“主体性原则”。扶正祛邪的法则，决不能简单等同于提高免疫力和抗病毒杀菌，尽管已经有人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已经简单化为“抗体存内，邪不可干”。正气的概念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而且包括了人体的一切组织结构和功能。难道能够有结构不全、功能缺乏的“正气”存在吗？邪气也不是细菌病毒所能概括得了的，六气引起人体发病就是六淫，也就是六邪。七情致病，也就变成了七邪，难道有让人体生病的七情吗？内生的痰湿、瘀浊、凝血、食积都是邪气，不止是细菌病毒的微生物为邪。当然，当微生物已经被制成疫苗的时候，它们已经不是邪气了，成了正气的一部分。邪和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不是界限分明、不可逾越的两类具体物质。第二、升降出入，平衡和谐的“适中原则”。人体作为有机生命体，一刻也离不了新陈代谢，而纷繁复杂的生命代谢，在中医的字典里无非就是“升降出入”。人体不能只入不出，也不能只出不入；不能出的太多，也不能出的太少；不能出的太快，也不能出的太慢。升降也是如此。太快太慢，太多太少都是疾病状态，需要进行治疗调整。“升降出入”停止，就意味着生命的结束。也就是说，中医抓住了人体代谢最基本的特征，以最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这一特征，并且将其贯彻到具体的医疗实践之中去，用以指导历代中医学者的临证医疗。第三、多元整和，纲举目张的“综合治疗原则”。现代西医的治疗，基本上都是点对点的直接作用，无论是外科手术，还是内科药物治疗，都要找到靶点，对准靶点，然后才能进行治疗。中医学除了阿是穴、小夹板固定、疮疡上药属于点对点之外，大部分治疗措施都是间接的整体调节治疗。针灸的上病治下、左病治右如此；单味中药如此，复方中药也如此；补母泻子，培土生金更是如此。中医治疗的时候，首先把能够表征人体疾病的一切要素，都纳入进来考虑，从天地季节气候，到饮食睡眠精神，一切感觉都与治疗有关。而且，必须整和所有治疗因素，无论气功按摩、药物针灸，都可以一起上，而且都是为了患者恢复健康，不是什么“偏依”，也不是干扰，而是“一揽子解决”。这是以还原论为主导思想的现代西医所不能了解的，所谓“不得其门而入”，走的不是一条道。现代西医只研究一个因素对于人体的直接作用，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复方降压片、寿比山、北京零号，只能是受中医影响的“中国特色”，西方不会接受这种做法。“鸡尾酒疗法”所以被称为创造性思维，也是还原论思想的“大惊小怪”。第四、动态调整，即时随机的“生态治疗原则”。每一个细胞都在进行着代谢，生命的过程之中随时都进行着变化，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状态上，所有的“可重复”都是粗糙的，暂时的。人体的疾病过程，也是如此。比如，SARS过程。当病毒进入人体之后，首先出现的是发热，身痛，乏力，纳差，而不是肺炎。当然，还有的被病毒进入的人群完全没有感觉，而成为“隐性感染”。那么，是一有证候就进行治疗的辨证治疗好，还是等有了肺炎，可以被“确诊”之后再进行治疗好？抗病毒的西药，其最佳作用时机也是早期阶段，已经成了肺炎之后，再用抗病毒药物，就变成了“马后炮”，良机已过，成了安慰剂。禽流感所以死亡率高，关键是无法早期介入治疗。当然，中医没有机会见到患者，假如，在一发病的时候，就辨证治疗了，也许就不能“确诊”了。 SARS过程之中，在广东境内中医遭遇上的早期患者，不能被确诊的患者，一定不在少数。我们缺乏的就是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而不是缺少应对的中医理论与方法。中医原创性的诊治方法，其作用一旦被释放出来，将是不可估量的。中医学能够达到的水平，应该达到的水平，不能用现实的水平去评价。中医学现实的衰落，是评价方法误导的结果。在以“国家创新战略”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时候，中医学的先导作用，已经被国家寄于厚望，现实需要的是中医界的努力不懈。; 3994 次阅读|17 个评论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 结论: benlion 2012-6-26 15:16; 瑞士是欧洲中心，也是永久无战中立之国，最初在 1999 年我联系联合国在瑞士工作的朋友协助将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协会在瑞士成立的事宜，如今瑞士早已建立研究机构 D-BSSE-ETH （ http://www.bsse.ethz.ch/ ） , 并也直接用了“ BSSE ”缩写；故而，总结一下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研究的结论，原因是我倡导的系统生物科学与工程学科范式起源于此 - 李约瑟问题： “独尊”应该是指行政和管理领域 - 但在官员选拔和考核制度上影响了近现代公务员体制的建立，法家有法治观点但也许没与伦理结合而太苛克。中国的理论哲学应该属于道家和名家发展的路径，西方哲学家有论述希腊哲学芝诺学派与道家比较的研究，名家和道家的逻辑、理论的发展力度不够或者没有先走分析后整体的道路是不是原因 - 希腊是分析哲学现代才可能受道家影响走向综合哲学。在墨家中也有逻辑学的内容但是不是因为太专注于实践和技艺的原因 - 但在化学冶炼和光学、磁学等实验上影响了实验科学的建立。总之，肯定是理论层面的思维不足和分析逻辑的精细化不够是关键原因 - 希腊是分析逻辑中国是整合逻辑，如李泽厚所说的希腊是思辨理性中国是实践理性，恰好是在中国和希腊传统的结合点上诞生了近现代科学的传统，民主应该是科学化的社会建制。一个美国科学家提出发展美国基础科学研究的提法可能更切实质：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理论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 停留在技术和实践、观察层面，所以落后了。到当代为止，我们仍然在分析科学和理论逻辑上很不足，或者兴趣不大，这应该才是原因。问题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缺乏深入基础理论研究，我们在美国的实用主义上走向功利主义，过去学苏联是基础和理论研究模式，苏联是理想主义，我们则在那上面走向教条主义或本本主义，等。另外，从高更（ P. Gauguin ）的现代绘画艺术论述和西方宗教研究对基督教与佛教的比较，以及西方法学家的理论，佛教影响了现代艺术思想和内向省悟的心理学研究路径，犹太教影响了法律体系的发展。（评论整理） - 30 年科学与哲学研究与思考 –; 个人分类: 2012|1175 次阅读|0 个评论

回国初衷 - 私立研究所: 热度 1 benlion 2012-6-9 13:33; 尽管在 90 年代我的想法是在海外做学问，在国内搞企业；但是，我回国的初衷却是建立私立研究所开展做自己兴趣的科学研究。 90 年代我与之通讯过的 2 位美国科学家，在 21 世纪初分别发表系统生物学、禽类输卵管生物反应器等论文，而且，这些领域都已经是国内外研究与开发的热门和前沿；因而，决定回国建立私立系统生物工程研究所 - 90 年代计划过却没有实现的想法。 1997 年留学之前与克隆多利羊的英国坎贝尔博士在香山合影，从英国回国后 2009 年申报香山科学会议 – 系统遗传学会议。然而，国内无论是大学、研究所，或是社会管理机构，更是商业界的内在核心兴趣是盈利攒钱，于是在国内举办的创新创业活动中走访，调研了中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历程和模式，并极力提倡或引起关注国际上的科技与产业革命，尤其是科学作为知识经济、技术作为实业经济的创新模式的重要性和建立的机制。当世界科学走向系统思维时，我们的分析科学是否已经足够发展了？ “ 系统遗传学 ” 、 “ 系统医学 ” 、 “ 系统生物工程 ” 是 1992-1994 年在中国提出， 1995 年（ 95 年组织 96 年会议 * ） -1999 年（ 99 年筹备 01 年会议）在国际上交流， 2000 年之后国际系统生物学兴起， 2001 年国际上从 4 个领域同时发表系统生物学论文， 2002-03 年 Nature 和 Science 出专刊，现代国际上称实验生物学 - 分子生物学 - 系统生物学是生物学发展历程。接续下来，中国能否在这个新的科学范式的研究领域做出世界一流奠基中国科学的国际领先水平的成就呢？另，关于李约瑟之谜和钱学森之问：钱学森能够奠基“工程控制论”离不开他的独立思考精神和中国文化背景。马克思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客观精神、历史观念 - 哲学是时代精神活的灵魂，科学就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 自然历史、社会历史和文化历史。在研究中国与西方文明时特别需要从历史的同期性和历史性，以及传播与创造性来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客观和真实的定位和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注 * ：转基因动物研讨第 5 届（中国）会议时，国外召开合成生物学（美国）第 1 届会议，国际上已举办系统生物学（日本）、系统遗传学（荷兰）和今年将系统医学（爱尔兰）会议等。 - 评论和感想 - “ 中国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多大差距？就生命科学领域而言，相对水平低于美国 1910 年水准。那年，摩尔根发表了对果蝇白眼突变分析的论文，遗传学的重要部分在美国被奠定，我们迄今没有这样的成果。 ” --- 饶毅，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海归，科学网。; 个人分类: 2012|2591 次阅读|14 个评论

符号和逻辑～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热度 2 SCIindex 2012-5-8 12:11; 符号和逻辑～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刘岩摘要 : 科学的起源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现象学问题。通过对古希腊文明的分析，认为古希腊创造的符号化语言系统和发现逻辑推理的最简单形式～三段论是科学诞生的两大要素。由于中国古代没有这两大基本要素，所以科学没有在近代中国诞生就成为必然，这也给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找出了一个科学合理的答案。关键词：科学的起源李约瑟难题符号系统逻辑推理引言英国剑桥大学著名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 20 世纪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古代创造出了灿烂的技术文明，但是，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起源，发展？这个问题被国际科学史学界称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曾掀起热潮。如，上海出版的高级科学普及刊物《自然杂志》在李约瑟诞辰 90 周年的 1991 年，曾为此出了一个讨论这一难题的专栏。迄今为止，李约瑟难题的答案众说纷纭，但比较集中的看法是，把这一难题和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关联，认为是中国古代专制的社会制度和官僚化的政治制度制约了科学在中国的诞生。这种看法是否科学呢？从技术层面上讲，科学的起源必须有两个因素，首先是符号系统，其次是逻辑推理，纵观古代中国，缺乏这两个基本要素。符号和逻辑所谓符号，它必须是可以书写的一个代表某种意义的通用图形，它可以组合，但本身是最小的单元，不可再折分。用这个定义去分析，古希腊的语言符合符号的特征，它是由 20 几个通用的图案组成的不可拆分。它是一种声音的信息载体，它的简单组合表示一种语言信息。但是，用这一定义分析汉语，就另当别论了。汉语同样是一种图案，但不是符号系统。在中国古代，常用的汉字就多达 5 千多个，再加异形字，多达上万个，并且，它不是一个不可析分的最小单元，每个汉字都是由不同的笔划组成，汉字都可以拆分。虽然汉字可以是一种信息载体，如它既表音，又表义，但是比起只有 20 几个字母构成的古希腊文字系统而言，它实在是太复杂了，更像是一种图案。近代语言学家将人类语言的进化分为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纯粹的象形文字，目前在球上已消失了。第二个层次是像形和表义相结合的文字，汉语，日本语就属于这一类。第三个层次是纯粹的符号语言，古希腊语，以及后来出现的拉丁语，印度语都属于这一类。因此，可以说，拼音文字是最高级的语言形式，因为它是一种完全符号化的语言。符号化的语言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极其简单，可以符号化地表示出代数运算关系和几何图形的关系。例如，表示两个数字相加，可以写 A+B ， M+N ……等等，表示一个几何图形如线段，可以用 AB ， MN ……表示。这在古希腊黄金时代的科学著作之中，已经普遍地采用了。但是，纵观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数学典籍，代数运算关系，几何图形，都不是用符号表示的，而是用长度不等的句子来表述，这种和汉字不是符号或者无法符号化直接相关。符号化的语言的另外一个先天的优势在于可以实施某种运算。用符号化的语言表示运算和推理关系简单易行，而用非符号化的汉语表示运算和推理关系几乎不可能。再谈逻辑。逻辑又是古希腊人的伟大发现，古希腊人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发现了逻辑推理的最简单形式～三段论。设想在古雅典城有一个商人和一个农夫对话。农夫说：“今年我种了 30 亩橄榄树，希望收获 3000 斤橄榄”，商人说：“那你到时一定卖给我榨油。” 这段简单的对话，实际上包含了逻辑推理三段论的最单形式：大前提：橄榄果实可以榨出油（ A ）小前提：农夫种有 30 亩橄榄树（ B ）结论：这些橄榄收获后可以榨出若干油（ C ）用符号表示就是： A)B 则： B )C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的著作没提出逻辑的概念，更没有发现逻辑推的最简单形式～三段论。而只是停留在简单的列举法，简单归纳法的层面。也就是说，只知道“大前提”如何获得～通过简单归纳法，但是，有了简单归纳法之后，如何推理则没有被发现。有了符号系统的语言和逻辑推理的最简单形式～三段论，古希腊的哲人们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对自然界进行“解析式”的认识。在代数学领域，他们采用符号化的系统建立了代数体系，如，尼科马霍斯的旷世著作《算术入门》，丢潘图的《算术》都是代数领域的奇葩。同时，古希腊的哲人们包括欧几里德又对源于古埃及的几何学（测地术）进行了符号化和逻辑化整理，从而写出传世之作《几何原本》。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当时的科学史学家，以及后来的萨顿等人对科学的起源都有共同的看法，就是符号系统和逻辑推理是科学诞生的两个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而在古代中国，这两大要素全部欠缺。因此，近代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就不足为奇了。结语科学的起源不仅仅由社会意识到形态决定。从技术层面上看，是由语言文字系统和思维方式决定的。也许是大自然青睐古希腊人，使促成科学诞生的两大要素～符号系统和逻辑推理都集中到古希腊智慧的头脑之中，从而奠定了科学起源的基础，从而使古希腊的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旋律，并延续至今。参考文献：乔治·萨顿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大象出版社， 2010 ，郑州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南京; 302 次阅读|7 个评论

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李约瑟: 热度 1 zhangxiaoliang 2012-4-17 07:16; 近读《李约瑟与中国》一书，发现一则史料——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曾聘请李约瑟为通讯研究员。李约瑟（ 1900 － 1995 年），英国人。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 FRS ）， 1994 年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科技史学家，著有三卷本《化学胚胎学》和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英文原名 Joseph Needham ，出于对中国道家始祖李耳（即老子）的崇敬，他以“李”为姓，把自己的英文名翻译成“李约瑟”。 1942 年 9 月，李约瑟和陶德斯（即 E . R . Dodds ，牛津大学希腊文教授）受英国文化委员会之命执行援华任务，组成“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 British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Mission to China ）于 1943 年 2 月抵达昆明， 3 月 21 日抵达国民政府陪都重庆， 4 月 9 日，中央研究院为陶德斯和李约瑟两位教授访华举行了欢迎茶会，朱家骅院长在欢迎词中说：“这次陶德斯、尼德汉（即 Needham ）两位教授来我国访问，并承分别送来英国皇家学会、大英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其他英国、印度教育文化机关致本院各函，隆情高谊，不仅中央研究院同人感奋，即我全国学术文化教育界亦莫不欣慰。中国学术研究工作， 6 年以来虽经日暴侵略者的不断摧残，筚路蓝缕，倍加努力，仍能继续发展，对世界科学作涓滴的贡献，此乃吾人应尽的职责，乃蒙来函赞饰，实不敢当。两位先生在英国学术界卓有成就者，今不远万里而来，希多指教。我们相信经过两位先生前来访问以后，两国的学术文化更有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再说到中国的文化，其思想的主流，便是王道，便是天下为公，也便是正义和平及反侵略之道。我们希望两位先生此行更能激发反侵略的精神，加强两国的友好。这次承两位先生的不弃，担任本院通讯研究员，陶德斯教授为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尼德汉教授为本院动植物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在此表示欢迎。两位先生并有中英科学合作办法的建议，所列项目甚多，如互相供给研究资料，交换研究意见及文献交换，教授学生等盛意，至为可感。今后吾人更当努力，从事于两国学术文化之沟通，为学术文化增光，为人类谋福利。” 在此之前的同年 3 月 6 日，北平研究院已授予李约瑟通讯研究员称号。因此，当时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李约瑟的野外茄克衫上总是佩戴着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两个徽章。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身是 1930 年 1 月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 1934 年 7 月 1 日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 1943 年 4 月李约瑟曾访问迁至四川重庆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 40 年代李约瑟在华工作达 3 年半，访问了近 300 个学术研究机构，足迹涉及云南、四川、贵州、山西、甘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写下工作报告、日记、通讯及为英国《自然》周刊撰写的专稿等，编成《科学前哨》（ Science Outpost ）一书。其中为《自然》周刊撰写的《战时重庆科学界》一文提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伍献文、陈世骧、饶钦止、张孝威、刘建康等人正在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并谓参观动植物研究所后“深觉其具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实验室之研究空气。”（见李约瑟著，徐贤恭、刘建康译：《战时中国之科学》，上海中华书局 1947 年版。）又据李约瑟的第三任中文秘书徐迓亭回忆：“（李约瑟的） 9 篇‘专文’分述后方各区科工学术的事功，陆续发表在伦敦《自然》（ Nature ）周刊上，……曾由徐贤恭、刘建康两氏译交中华书局出版单行本，取名《战时中国之科学》。 ” 我向当年曾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工作、今年已 85 岁高龄的刘建康先生请教，刘建康先生解释道：授予李约瑟通讯研究员称号，是一种荣誉性质，类似于今天的名誉教授或客座研究员。 1943年李约瑟（左三）与王家楫（右三）、伍献文（右二）等中国学者在重庆合影（张晓良， 2002年9月，写作中得到刘建康院士的指导）参考文献：王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06-16补充： 1942年春，老蒲第三次来华，抵重庆，任英国驻华使馆文化随员。汉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来华访问，老蒲负责联络接待。老李当时正为睡觉的工具发愁：这位大才士同时是个大个子，来中国不到一月，就睡塌了三四张木床，坐崩了无数椅子，所以得了诨名叫 Elephant Joe （“大象约瑟”）。（第 135 页）蒲乐道（ John Blofeld, 1913-1987 ），英国汉学家、佛学家。《老蒲游记—— 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回忆》，蒲乐道著，中文版，香港明报出版社， 1990 年第二版。; 个人分类: 科研院所史料|16928 次阅读|1 个评论

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 liwei999 2012-4-8 09:26; 对“李约瑟难题”的思考。作者: mirror (*) 日期: 04/06/2012 19:17:16 李约瑟难题总被人说起。而且是有个发达的曲线，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极端“愤青”的思考（解释）就是《河殇》一类的说法了。所谓解释，是说把两件事情、现象联系起来的一个作业。比较偶然的一个事情，使镜某联想到了李约瑟的问题。最近不敢说是潜心读书，但也没有闲着。看了有关大学历史的书。洋人大学的发达史，恰恰是西方超越东方的那几百年。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学和大学生的人数。1550年的时候，全欧洲有大约50所大学，学生人数在人口1-3%的档次上。尤其是到了18、19世纪，大学的学习科目和在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都很可观。清明两朝，版图与整个欧洲差不多，人口也许更多一些。但是能否在全国找出50个大学档次的学校呢？国子监算是一个了，但是有几个国子监呢？这大约是个突破口。 ---------- 就“是”论事儿，就“事儿”论是，就“事儿”论“事儿”。; 个人分类: 镜子大全|3844 次阅读|0 个评论

破解李约瑟难题: 热度 5 longfo 2012-4-3 15:38;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估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那么发明这些技术的人是谁呢？估计大部分人只能说出蔡伦来。但是提出四大发明，并被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人是谁？他不是中国人，他是李约瑟。同时，在抛出四大发明的同时，他还抛出另一个问题：李约瑟难题，一个困扰了他一生的难题——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个就好象是马拉松，中国领跑了大半程，结果最后却被欧美夺了冠军，这个让欧美人也觉得不可思议，在国内却觉得理所应该。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李约瑟也试图给与一些答案，我们来管中窥豹看一下：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中国自南宋以来的专制集权制度，特别是封建专制者对中国人愈来愈加强的集权制度下的儒家思想教育是造成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中国领先时：各民族相互独立，中国的领先不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只有少量的关键的技术传播！　　欧美领先时：各民族相互关联，欧美利用领先的技术先是赤裸裸的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之后又规划了现在有利于欧美领先方的世界贸易制度，平和而冠冕堂皇的欺诈落后方的各方面资源。　　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国历史中的内部因素，而无法再次领先或许更多缘于欧美领先方阻碍/控制的外部因素！张建华：近代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综述以下政治、体制、经济角度　　1、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对科技的束缚愈来愈严重　　2 、缺乏持续性发展　　连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使得古代中国不能保持科学发展的连续性。使很多的科学技术浪费，失传。　　3 、缺乏专利与股份　　专利与股份可以成为古代民众技术名的强大动力，同时专利和股份也可以有效的保护和传承技术，或者是还未成形只有雏形的简单科学形象和概念，使之可以进一步的发展。　　4 、缺乏交流与交通　　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末期严重地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封建时代的末期，中国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知识很难传递，再加上我们当时国内的交通很不发达，即使有一部分人在搞一些研究，但总是单兵作战，无法协同对科学的发展起协同的作用。　　5、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知识分子结构的不合理　　“所有这些问题（李约瑟难题）的答案，首先要到不同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到知识分子结构和经济结构里去寻找。” 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科学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建制，一种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多侧面、多层次考察科学、揭示科学的本质，特别是他们开创了科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要求自觉应用科学，科学成了一种生产力，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恩格斯指出，科学要归功于生产的、比生产要归功于科学的要多得多；社会的技术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6 、熵增原理的解释　　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熵值总不断增大，即混乱度增大，当著名的熵增原理提出后，有人便试图用物理学的原理来解释李约瑟问题，认为古代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近似于封闭的体系，所以国家社会趋于混乱，导致近现代科学的起源不在中国。思想，文化，哲学角度　　1、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　　中国古代没有完善的形式逻辑思想，很难产生严密的理论武器。爱因斯坦在1953 年给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马托的斯威策（J. E.Switzer）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是不具备“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这两个基础的，所以在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所以中国古代的一切技术只能归结为经验技术，而非科学技术，所以李约瑟问题中的讨论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不够准确的，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经验技术，而且，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中国的经验技术在世界上是远远领先的。这是对李约瑟问题本身的一个完善。　　2 、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　　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技术发明。大多数的发明创造并非是古代政府的有目的的创造，难以形成一个产业，一个大方向，大多数的发明来自于普通民众，很零散，无法集中利用，统一规划，发明力量无法有力发挥。　　3 、迷信落后和重文轻技思想阻碍了科技发展　　古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我们的普通民众普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迷信思想，上层社会的文人学士也普遍重文轻技，以文学为主业，很少有像沈括那样有空来整理钻研一下科学问题。　　4 、古代中国和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不同　　古代希腊和中国神话都包含有共同的宇宙观概念。但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从神话到自然哲学的转换，两个文化不同的宇宙神话导致了两个文化的自然科学建立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希腊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中国自然哲学的主要动力是在系统内寻找有机联系，而任何外在的原因是很难设想的，从而导致中国对自然和谐与自然变化有深邃的哲学理解。　　5 、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　　台湾周哲水在认为，双方文化核心的差别，则可能是始自一万年前含有具体思维的文化期间。当时，东西方人类思维都是属于类似“具体运思”不过，二者的思路方式，已朝向分歧途径。于是，双方便在旧大陆的两端各建构起不同的文化世界。基本上，双方的文化元素是不相合的，所以自史前原始社会开始，东西方就处于分歧方向的不同文化世界中。　　6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　　林鸿伟的认为，逻辑思想是整个文明与科学的极其重要的理论基础。（1）东方思维方式通常不注意思维工具或手段的理性研究和系统锻造，而是注重工具的直接使用。西方思维则不同，他们固然注意术的研究，注意思维手段及其他手段运用的研究，更注重工具的系统的锻造。（2）东方思维方式在思维活动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的功利主义，很少进行枯燥的纯理论研究。其功利主义太强，并和特定的政治伦理观点结合太紧密。而西方思维方式则相反。（3）东方思维方式中，更多地注意经验的简单总结和事物表面相似点的类比，而忽视了演绎和因果关系的探求、西方思维方式同样与之相反。二者显示了不同思维水平的深度和高度。（4）东方思维方式由于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的控制，往往注重于对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诠释，而缺乏理性的创新精神。西方思维方式表现出较多的冲破框框的创新精神，他们较少有以权威为当然依据的思维定势，而较多有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精神。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差别，使得西方的新科学层出不穷，而东方总是在西方的后面模仿学习。　　7、文字的逻辑性的缺失　　中国的文字相对于拉丁语系来说，缺少了逻辑性，并且在中国的古代，中国的古文对于科学的描述又无法弥补的缺陷，无法做出准确的定义和演绎，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字系统对于科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科学本身所需的角度　　1、纯科学真空和连续性破坏（两因论”）。　　2、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主要是工匠文明　　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并且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成为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文化形态。没有系统理论和基础学科支撑的民间发明很难发展成为近现代科学。　　3 、科技结构自身缺陷制约着中国科技的发展。　　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很少理论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科技的传播和发展是封闭的，　　4 、经验技术相对于科学技术的严重不足。 5 、数学的不足　　中国古代没有能够对自然数学化，并且只把数学当作一门功利性的技巧，而并非一门学科来看，没有深刻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的经验发现和积累，更加不会用数学来对自然进行研究，所以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能停留于定性分析，或是凭空捏造一个理论来符合有机的宇宙观，不能对事物进行定量分析。　　6、科学的两种基本元素的缺失　　爱因斯坦曾指出近现代科学的两个基础是形式逻辑体系和通过科学实验发现因果关系，中国古代在这个方面处于完全缺失的状态，所以，近现代科学不会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明了三段论等的形式逻辑，欧几里得发明了欧式几何，也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实验乃是确实性之母”名言使大家认识到并且开始时用实验的手段去发现验证因果关系。到了伽利略时代，伟大的伽利略结合了形式逻辑和实验手段两方面的利器，终于开创了近代科学的先河，在他的基础上，之后的牛顿将这两个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不朽的牛顿经典力学。综合以上，我个人以为：中国以国为本的国本思想是导致中国科技逐步衰落的根本原因。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阐述：第一、科学需要金钱，但是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国富民弱。科学需要财富积累，从诺贝尔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家庭虽然不一样，但是都是小康之家，综观中国近代史，满清入关，屠杀了大批的大富之家，导致科学失去了根基，再到国内战争，大批的民主人士奔走台湾，大陆失去了科学的主力军，科学如有发展，确实怪事。接着文化大革命，更多的富人被屠杀，科技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土壤，现在硬性的拔高科学发展，是不尊重科学发展的轨迹和规律。到了近代，实行市场经济，贫富差距加大，富人应该有进入科研的动力的时候，富二代的问题又来了，太二，科学的发展如果凭借穷人为了生存而发展，那就不是科学了，成了一种技术。第二、科学的主体是人，不是国家。我国喜欢把科学归结到国家层面，但是从根本上来讲，科学是人的科学，而不是国的科学。中国自古以来强调人的重要，却把国凌驾于人之上，这是科学发展的最大绊脚石。回来现代社会，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更是对人的思想思维压制到了极致，这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要发展，必须解放人的思维和思想。第三、富人素质不好。我们发现欧美的富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素质很好，很大一部分科学进展都源于他们的积极努力。但是中国富人好象并不积极于科学，因为富一代的素质普遍偏低，在于邓小平改革的时候，降低了财富积累对文化素质的需求，这是国家策略的缺失。往前推，清朝八旗子弟的确不咋样，上行下效，科学在清朝几乎断档。如果，富人都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科学发展就有了源头。以上为浊论，大家玩味。; 6755 次阅读|6 个评论

帮忙转发：索斯比春季拍卖会惊现李约瑟收藏徐悲鸿画作《奔马图》: 热度 1 dajixp 2012-3-23 14:22; 李约瑟收藏徐悲鸿《奔马图》惊现索斯比春季拍卖会一幅曾经属于国际著名汉学家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的徐悲鸿真迹《奔马图》，将于今年 4 月 3 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索斯比春季拍卖会上公开竞拍。日前在北京举行的预展中，笔者有幸见到这幅标号 1403 的艺术珍品。画面为徐悲鸿所擅之水墨奔马，淡色纸本立轴，尺寸 100 × 62 厘米，题款“卅三年夏 / 悲鸿 / 李约瑟先生夫人惠存 / 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敬赠 ” ，钤有悲鸿大师的“东海王孙”印。李约瑟为英国著名生化学家、英国皇家学院院士， 1943 年抗日战争期间来华，亲任中英科学合作馆主任。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他曾八次远行，访问抗战大后方的工厂、大学、实验室及学术研究单位，足迹踏遍川、黔、桂、陕、甘、青等十省，总旅程约四万公里，期间结识了当时中国科技界和不同学术领域的顶尖学者，并由此萌生了他日后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宏大计划。 1944 年 7 月，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新办公楼在重庆嘉陵江畔落成启用，而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也几乎于同期设立，由著名人类学家吴定良任筹备处主任。此画当系悲鸿大师受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委托所作并代为题赠李约瑟、李大斐（ Dorothy Needham ）伉俪的。该画一直由李约瑟本人收藏， 1995 年李博士辞世后，按其遗愿归入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又付大英博物馆文物修复部重新装裱。本次 1403 号拍品即由李约瑟研究所提供，据悉拍卖得到了该研究所董事会的批准，所得将拨入运作基金，以期为李约瑟博士倾尽后半生心力开创的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得以持续发展。名人名画和名人收藏，使这一拍品的流向格外引人注目。 ( 隐梦 ) 博主自著名科学史学家刘钝先生处知道消息，自觉或非小可，实务使国人周知，以俟有心有力之人也。将要拍卖的《奔马图》; 个人分类: 史|4247 次阅读|1 个评论

李约瑟与钱学森 – 反思的反思: benlion 2012-2-11 02:08; “爱因斯坦在 1946 年写的《自述》中，讲到他幼年时经历了两次“惊奇”。一次是四、五岁时见到一个指南针，为自然界的奥秘感到惊奇。一次是 12 岁时读到欧几里得平面几何，为理性思维的明晰性和可靠性感到惊奇。” 希腊的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和中世纪欧洲的经验哲学等属于理论和思辨，文艺复兴之后 17 世纪诞生的实验科学 - 归纳逻辑和实验、演绎逻辑和数学，中国的本草纲目对生物的分类、工匠的技术发明、医家的炼制药物等属于实践和经验。实践技术的传统与思辩理论的传统 - 缺一不可能产生实验科学的传统，科学哲学称之逻辑实证主义。李约瑟难题 - 钱学森之问，倒是突然觉得还真是一个问题，希腊文明在中国文明之前，为何中国不能在自身实践、经验的传统上结合西方思辨、理论的传统产生实验科学，现代西方已经建立知识经济与制造经济衔接的传统，为何我们仍然停留在西方近代的模式还不能尽快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产业建立创新型模式。也许阿拉伯文明在近代欧洲文明之前已经做了初步的东方（中国和印度）、西方（希腊文献翻译成的阿拉伯文）融合，欧洲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了近代实验科学，现代的美国集成了欧洲文明又可能融合了部分东方文化（中国和日本），那么中国应该能够在美国文明的基础上创立未来环太平洋新的文明模式。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的彻底反传统，为何传统破了，文化的创新仍然没有建设起来，为何孔家店砸了，社会的道德沦落仍然不能建立新的伦理体系？法国启蒙运动能够从研究孔子和儒家而发展现代民主的文官与西方传统的议院制结合，我们为何不能重新诠释儒家思想为现代社会的伦理和法制建设提供思想基础？希腊和欧洲的思维和自然哲学传统是分析哲学、还原思想和干预或分解方法，中国传统是整体和实践、经验和技术传统，欧洲文艺复兴用观察方法、实践技术开拓了地理探险和实验科学，我们为何不能在系统科学时代成为世界科技的创新中心？系统医药学、系统生物工程 * 和系统遗传学及其实验与理论、分析与综合结合的研究范式就是在中医药的现代化中基于这样的思考而于 90 年代提出和世纪之交在国际上与许多不同学科领域交流与倡导 – 从实证分析到系统综合是科学发展的历程。美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 1894~1895 年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动物站工作十个月，发现 DNA 双螺旋结构的沃森 1950 年获博士学位后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从事噬菌体的研究， 1951 ～ 1953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进修。美国二战期间从欧洲获得大量科学家，我国为何仍然大量留学人员不能回国发展中国科技与产业？即使已经回国的仍然许多是两边飞，或者心仍然在海外？人才的流失使中国教育、研究和产业的创新不能及时跟上国际发展趋势，更因为缺乏后续扶持和各项制度化保障，因而仍然未能建立起创新型文化和管理模式。：英译为“ On the concept of systems biological engineering ”和“ From positive to synthetic medical sciences ”（ 1994 ， 1995 ）。另， 1981年上大学时，首先借的书是《爱因斯坦文集》4卷、波林著《实验心理学史》、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等，大学时期，李约瑟来厦门大学讲演，大概那时开始思考2个问题 - 科学研究方法和社会伦理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和摩尔著《伦理学原理》也是很有启发的书籍。 -- 微博集成 --; 2471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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