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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钱学森之问” ——或有解了！: lulingkxw 2015-11-15 20:33;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它与李约瑟难题一脉相承，都是对中国科学的关怀。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百度百科/钱学森之问）答案在这里——可以看到冰山一角了奇怪的职称评价——如何激励科技创新？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861739-935298.html 职称评价只是一个方面，在其他许多方面，都可发现鼓励创新的社会机制很少、很少，抑制创新的阻力仍然是普遍地存在，人们并习以为常，这跟某种不利于创新的传统文化、整体社会机制也有一定的关系。等我们找到问题的症结，就可以告慰钱老的在天之灵了，就有机会集思广益，采用改变的措施，为科技创新开辟空间，开出一条绿色通道。; 715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众传媒与学术影响: benlion 2015-9-25 15:48; 人类 – 有限体，目前知道的宇宙有多大？我相信爱因斯坦的观点，人类知道得越多，越知道自己知道的少。普遍大众对思想性文章兴趣不大，在于需要绞脑汁思考的原因。在微信里，只要谈到思想或哲学性的话题，就有人提出反感，就可想而知了。学术的影响和思想的影响，都是如同池塘里的波涛是一层一层传递，而不是大众媒体和影响因子的模式，读了和引用了，也不等于思想和学术产生了影响。换过角度看，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是国际上分子生物学人才辈出的年代，再换个时代看，将来说到物理学的宇宙学理论和微观粒子的发现与大创造，会问为何当时没有认识到其意义？或世纪之交的系统生物学和机器人技术，为何当初没有参与其中？也就是，几乎任何时代都有伟大的发明和创造，却往往是事后很久才为局外的大众所知道。这也是一个评价标准和文化认同，及其历史的继承与发展的问题。如，宗教界谁能比耶酥？教育界谁能比孔子？但是，历史评价，往往远远滞后于科学的发展，如，对牛顿与爱因斯坦、华生与达尔文，谁更伟大？钱学森之问，涉及的问题没有这么大，最多就到为何没有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层面，而这是每年都有颁奖。 2011 年美国纽约时报之问，则属于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为何当今世界难览大思想？这就是指爱因斯坦类型的科学家和学者了；然而，这仍然只有未来才知道是否产生了，难览只是主观 - 难以得知或找到，却并不是说没有 - 客观。再过几十年之后，谁又知道如何评价现在的物理学和生物学？ -（25/09/2015网络日记，评论整理）-; 个人分类: 中国社会|249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创造或创新能力: benlion 2015-9-23 13:58; 其实，钱学森已经回答了，即，没有按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方式，包括，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也就欠缺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就必然对“名利权”依附性很强，而这是失去了“儒释道”或信仰的文化制衡。缺乏创造性的教育，根源则是缺乏人文或伦理教育。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就是物欲和依附人格，尤其知识分子，要是没有了正气和思考，社会就会如何呢？而独立人格，又是建立在人格平等和尊重个性，及因材施教的基础上，如果，佛家入世，儒家出家，就会错位。（科学与工业化路径）体制和机遇是另外的方面，具有创造发明潜力的人才，能否得到相关机构的鉴赏和资助，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存在研究过程的偶然和机遇。以及，社会和学术发展的时机，如，20世纪的理论、数学和计算生物学家，纳米与生物技术学家等，在本世纪初，参与系统与合成生物学的范式转换过程。 - （23/09/2019网络日记，评论整理）-; 个人分类: 国际化社会|1728 次阅读|0 个评论

钱先生的小故事 ——写在教师节: shhu1961 2015-9-10 12:19; 1994 年 10 月 28 日，合肥，星期五的黄昏，天有些凉。记不得什么地方要一个“院士介绍”，钱先生嘱我代拟，这天是来钱临照先生家交卷。几次写钱先生生平、传记类的文字总觉得不够轰轰烈烈，所以一有机会就挑话头，让钱先生谈自己的工作。这天是谈《墨经》研究。钱先生《释墨经中之光学、力学诸条》一文，现在已被看作是“《墨经》研究的里程碑”。这篇文章对李约瑟迷上中国科技史也起过很大作用。“1943年李约瑟到昆明访问时，正逢钱老完成他的这篇力作，钱老和他大谈这部世界上最早的系统性很强的光学著作。钱老谈得津津有味；李约瑟听得非常入神，他对中国先哲的成就大为惊讶，从而使他着手筹备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席泽宗语）。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感谢了多名中国科学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钱临照。李约瑟研究所前所长何丙郁先生也曾说：“不可错误地认为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先驱。在本世纪前半期，一些中国前辈在这一领域已有相当的贡献，竺可桢、李俨、钱宝琮、钱临照、张资珙、刘仙洲、陈邦贤等，他们在后方，同李约瑟谈话时，自然会提到各学科的科学史问题，他们告诉他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和各门学科史中的关键要领等，这使李约瑟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和指导。” 钱先生这天兴致很好，以他贯有的风趣谈论了他这篇墨经文章的故事，下面用第一人称复述： 1937 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结束后，原打算去柏林一家对口的研究所工作，但抗战爆发了，严老（严济慈）、李书华自法国打电话要我回国，我没有二话，立即启程。抗战初期我们全家先在昆明城里住，后因空袭租居西山一所二层木屋，房东是回民，一层养牛等牲畜，二楼地板缝隙可容手指，气味很大。严济慈所长见此情况伸出援手，让我们全家搬去黑龙潭一所道观与他家同住一院。直到应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徐旭生所长之约，移居史学所，一家老小才算基本安顿妥当。翻阅史学所藏书，见《墨经》，读来颇有兴趣，告诉徐旭生研读《墨经》心得，徐促我撰写论文，一开始也没有动笔，只在史学所“总理纪念周”上报告了一次。 1940 年是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60岁华诞（虚岁），研究院同仁相约出版论文集以为纪念，李书华嘱我撰稿，我颇为难，李遂让我把墨经一文写出。当时居所仅一张方桌，老母亲居一方独自玩麻将消磨时间，妻子居一方缝补，大儿子居一方功课，我居一方撰文，两个幼子睡觉。桐油小灯，灯芯用棉花卷成，光线昏暗，我想把灯芯挑大一些，老母亲便会指责，油贵，开这么大干什么！文章以文言文写成，载《李石曾先生六十岁纪念论文集》末尾，西南联大中文系几位教师颇欣赏文言，与李约瑟谈及墨经光学，李大为吃惊，此文当时也并没有什么影响。在昆明第一次见到李约瑟时，他的中文很难懂，据说是跟广东人学的，解放后再见到他，口语就好多了。 50 年代整理国故，杨肇燫嘱我改写为白话文在《物理通报》上刊出。以上故事，钱先生在“ 国破山河在．昆明草木春 ”（科技日报， 1995.11.13,20,27 ）一文中也述及一些，我听他亲口道来，更觉生动传神。钱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他去世已经 16 年了，在教师节，写出这个故事，谨向老师表示敬意，也向在抗战艰难困苦中仍对学术孜孜以求的老一辈科学工作者表示敬意。《李石曾先生六十岁纪念论文集》目次; 个人分类: 人物纪事|8049 次阅读|0 个评论

体制的稳态与文化惯性力: 热度 1 benlion 2015-8-8 01:36; 一个社会的教育模式和管理体制，决定一个区域的核心竞争力，新思想和新体制的建立，往往导致区域之间竞争的力量平衡动态变化。文化来源于教育，教育来源于思想，大众群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存在文化传承和传播的惯性，惯性与群体大小成正比例；因而，改变前一阶段形成的思想，群体越大的难度也就越困难。新思想是新文化和新体制的起点，往往体现在一个社会的哲学家思想形成，如，欧洲近现代文明，产生的3次大思想运动，经历了1）君主制、2）资本制和3）劳工制，而到4）民主制的发展过程。从意大利开启的文艺复兴运动到荷兰的尼德兰革命，形成欧洲近现代国家形态发展的起点，实际上，可以看到以法国和德国之间划出： 1 ）西部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到美国； 2 ）东部的俄国、日本和中国等，主要体现为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经济形态基本不同，而在美国又形成2个模式的结合。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几乎是跟随周边国家文化传播的思想变化而变化，在科学上和产业上的发展，也存在同一个现象；因而，必须复兴文化传统的精神实质，才能实现自强不息的创新发展之路。 - （2011年-2015年网络日记）-; 个人分类: daily0815|1100 次阅读|2 个评论

中科院聘用王铃协助李约瑟著书: 热度 3 keyuanwangshi 2015-7-26 00:36; 王扬宗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至三卷以及第四卷第1至3册等卷册，在著者李约瑟的署名之下，还写着“王铃协助”的字样。王铃（1917~1994）是李约瑟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早期主要助手。王铃是江苏南通人，1936年从南通中学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工作。1943年李约瑟来到重庆，主持中英科学合作馆，从事战时中英科学和教育文化的交流工作，并物色帮助他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国助手。1943年6月，李约瑟在四川李庄考察史语所等研究机构时，史语所傅斯年所长将王铃推荐给他。抗战胜利的次年，李约瑟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王铃则经李约瑟的推荐和帮助赴剑桥大学留学。1948年李约瑟返回剑桥，王铃则在学习之余，协助李约瑟进行中国科技史研究，由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十年的密切合作。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巨著立即引起世人的瞩目。也是在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准备组织力量进行中国科技史的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培养科技史研究专门人才。1954年10月，该委员会借历史二所正式办公。为此，中科院开始商调两位著名数学史家李俨（时任陇海铁路副总工程师）和钱宝琮（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到院，专门从事科学史研究。与此同时，中科院正式邀请王铃回国，但不知何故没有得到王铃的回音。1955年11月8日，中科院又以竺可桢副院长的名义，邀请王铃在李约瑟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归国。同时，中科院还让在王铃的弟弟、在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的王均给王铃写信，要他立即回国。竺可桢、王均等人的信引起了李约瑟的担忧。他担心王铃离开会影响他的中国科技史著述事业。为此，他亲笔给王铃的母亲周企班写了一封中文信（底稿为英文，翻译为中文），其中写道： “我深知这几年您的渴望，渴望着您儿子的归来。但请让我向您讲述，他现在的工作，为贵国文化发扬祖宗的光荣，我们的书将引起世界各国对中国民族的崇敬，将增进各国对中国的友谊。这书将译成法、意、日各种文字，翻译的工作已在进行。这一切都说明其重要性远胜王铃回国。也许您会诧异为什么我需要他的帮助，希望他始终其事。请让我向您解释。这部书包括范围浩如烟海，世无万能博士，我一人孤掌难鸣，今乃有中国史学家与西洋科学家携手，如此理想条件，自然可竟全功。我想您也一定体念到王铃和我合作之重要……我们的合作，将使王铃的名字，流芳百世，誉满全球。这一点任何母亲都不会反对的。” 次日，李约瑟又分别写长信给竺可桢、王均，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整体计划和撰著进展，解释王铃必须留在剑桥的原因，并写信向郭沫若院长求助。李约瑟的努力感动了郭沫若、竺可桢等人。为了支持李约瑟的工作，中国科学院决定给予王铃副研究员的名义，由中科院支付薪水给王铃，让王铃留在李约瑟身边工作，暂定为期三年。1956年1月20日，竺可桢致信李约瑟，告知其中科院的决定。4月，中科院汇出王铃1956年的工资345英镑，年底中科院又决定给王铃增加津贴254英镑。到1957年初，中科院实际支付了王铃两年的工资和津贴近1200英镑。王铃回忆，他前后共收到中科院给他的薪水2000英镑。中科院支付王铃的工资后，王铃不再需要李约瑟私人支付生活费，缓解了李约瑟经济压力。王铃于1956年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他们合作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于1956年出版，第三卷也交付到出版社。此外，中科院还委托李约瑟和王铃为新成立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购买西文科学史典籍多种。遗憾的是，由于一些细琐之故，李约瑟和王铃的合作，在1956年出现了裂痕。1957年春夏之交，王铃决定离开剑桥另谋生路。李约瑟通过中科院领导、王铃在英国的友人等，多方挽留他，还是没有奏效。李约瑟随即请求中科院帮助他在中国物色合适的合作者，但也没有成功。最后，为了帮助李约瑟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鲁桂珍博士放弃了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重返剑桥，正式成为李约瑟的合作者。当时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自然科学史所的前身）成立不久，中科院要求王铃归国加入该室，并为他安排了住处。由于正处于反右高潮时期，王铃对归国颇有顾虑，于是远走澳大利亚，后来长期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王铃晚年退休后归国定居故乡南通，但不久就因病去世了。王铃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位合作者。他们的合作成效卓著，两人联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有6册。王铃离开后，李约瑟的中文助手先后有鲁桂珍、何丙郁等人，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进度因此放缓很多。至1995年李约瑟以95岁高龄去世时，全书共出版了16册，至今这一世纪巨著仍未完成。假使王铃没有离去，也许就不会是这样的结局了。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世间事总难免留有遗憾。李约瑟和王铃的合作，因缘际会，成就非凡，已属难得。《中国科学报》 (2015-07-24 第6版历史); 4997 次阅读|9 个评论

梦境 – 南普陀的小道: 热度 1 benlion 2015-7-24 00:38; 一个谜团或记忆上的结，时常梦见厦门南普陀山上的小道和植物园，在梦里下雪和溜冰，亚热带的山上有下雪的时刻吗？在厦门大学念书时，常在南普陀山上呆的比较多，对社会伦理学的思考和社会的等级观念分析，导致了这个梦境。可能混合了基督新教和释迦摩尼时代，以及德国海德堡的哲学家小道、儒家大同世界的思想和几个地点的叠加。科学和技术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李约瑟难题的解答，混合了异化的菩萨偶像和天主教等级观念，以及形而上学的循环论证，也可能是文化深层次的因素。 - （24/07/2015网络日记）-; 个人分类: daily072015|1987 次阅读|2 个评论

说中国古代有无科学: 热度 44 wugshpku 2015-5-11 22:35; 发表于《科学》2015年第5期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是一个在今天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曾经写过文章，指出“有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基于不同的科学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有无”解答。讨论有无问题的意义不在于得出一个有或无的答案，而在于推进对“科学”的理解。一百年来，我们总是本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不重视对科学的理解。今天，为了纪念《科学》杂志创刊 100 周年，我愿意进一步阐述，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说“中国古代无科学”，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历史的回顾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科学》杂志创刊号（ 1915 ）有任鸿隽先生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 1922 年，冯友兰先生作“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1945 年，竺可桢先生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 。他们都把“中国古代无科学”作为当然的前提。到了 50 年代，李约瑟引入了一种新的说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种说法又称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肯定“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让中国人心里很舒服，所以他的说法在中国流传甚广。此后半个世纪，中国人都讲“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很发达。直到 90 年代，国内一些年轻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开始质疑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但是，值得研究的是，当他们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或有科学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任鸿隽的文章中说，科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就是系统的知识，狭义的科学“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今天世界上通称的科学，指的是狭义的科学；所谓狭义的科学，就是西方近代实验科学。冯友兰的文章没有谈及科学的定义，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科学也是近代科学。文章一开始他说，中国的历史与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历史相比，类别虽不同，水平差不多，但是今天的欧洲已经是新的，而中国仍然是旧的，因此落后了。为什么落后了？因为没有科学。因此，冯的文章“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应该理解成“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竺可桢的文章也没有谈及科学的定义，但可以看出他谈论的也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他先是援引了许多学者的观点，指出中国没有科学并非中国人能力欠缺，而是因为历史条件不具备。比如钱宝琮、李约瑟和魏特夫认为是中国农业社会制度太过强大，陈立认为是宗法社会制度太过强大，压抑了工商业的发展，而工商业的发展是欧洲产生近代科学的条件。接着文章问道：“究竟哪一种势力能最有效地建树了帝王的政权，摧残了商业的发展，毁灭了近代科学的萌芽呢？”表明意欲探讨的仍是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产生。如果任鸿隽、冯友兰和竺可桢三位大家的文章都说的是“中国无近代科学”，那他们的“无科学”立论与李约瑟难题就没有矛盾。在中国无近代科学方面，李约瑟跟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李约瑟的新奇在于主张，中国古代不仅有科学，而且很发达。那么，李约瑟所说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呢？这恰恰是李约瑟的毛病所在，他没有说清楚他的科学是指什么。我认为，他至少有三个让人困惑之处。第一，他经常让科学与技术两个词合在一起使用，让人觉得他是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让技术混充科学。如果他说中国古代有技术，而且是远比西方发达的技术，我想这或许说得过去，但是他说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非常发达，就让人非常困惑。第二，他用来对“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进行整理的框架和范畴，完全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比如第 3 卷论数学、天文学、地学，第 4 卷论物理学，第 5 卷论化学和化工，第 6 卷论生物学、农学和医学，这给人一种印象，中国古代的科学指的其实就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如果中国近代没有能够产生近代科学，何以古代反而有近代科学，而且很“发达”呢？这让人困惑。第三，他似乎认为全人类的科学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发展到近代型，只不过，欧洲人在经历了原始型和中古型之后就发展到了近代型，而中国人却始终停留在原始型和中古型中不再往前发展。这种普遍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显然太过欧洲中心主义，太把欧洲的模式当成全人类的普遍模式。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来弘扬中国古代文明的成就，以克服欧洲人的傲慢自大，从而克服欧洲中心主义，让人觉得非常混乱、困惑。纵观历史上的“有论”和“无论”，其实都没有说清楚（或者没有说到），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古代”无科学。说中国古代无科学无论在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意义上，还是在西方理性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都无科学。西方理性科学是自希腊以来一直贯穿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主流知识形态。在古代，它的典型学科是数学、哲学；在中世纪，它的典型学科是神学；在近代它的典型学科是自然科学（数理实验科学）。近代数理实验科学是在西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理性科学新形态。有理性科学，不一定会产生实验科学（比如古代希腊），但没有理性科学，一定不会产生实验科学。一百年来关于中国为何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讨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认为，李约瑟没有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文明本质上的差异。如果我们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比做各自园地（历史条件）中生长的两棵大树的话，那么这两个树的品种并不相同。为了方便，我想把西方和中国文明之树分别比做一棵“苹果”树和一棵“桃子”树。近代科学（苹果）是西方文明之树结出的果实，不可能从中国文明的桃树上结出来。李约瑟那一代人大概以为西方文明之树与中国文明之树本质上是一样的树，都会结同样的果实（苹果、科学），只是因为土壤、水份、阳光等外部原因才造成科学之果有大有小、结果时间有迟有早。他们都忽略了这两株文明之树的品种和基因本来就不同。数理实验科学的起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明脉络中的话题，是苹果树如何改良品种、优化土壤结出硕果的问题。至于桃树何以结不出苹果，只须知道它是桃树不是苹果树就行了。一百年来，西方科学史界关于近代科学的起源问题已经做了相当专门而又深入的研究。在西方同行的研究基础上，结合我自己的研究，我主张近代科学的出现以两个基因和两个土壤作为先决条件。两个基因是指希腊的理性科学基因和基督教基因，两个土壤是指技术革命的土壤和社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的土壤。过去一个世纪来，中国学者比较多的关注了社会制度这个土壤问题，但对两大基因则关注甚少。然而，土壤可以决定大树是否能够发育长大，但不能决定植物的品种。今天我们先研究一下“桃子”与“苹果”在品种上的不同，两大土壤问题以后再说。西方近代科学是两希文明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它是希腊科学复兴的产物；其次，它经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与原本的希腊科学有很大的不同。近代科学与希腊科学的共同点是理性思维和演绎数学，不同点是近代科学以人为本、希腊科学以自然为本，近代科学以征服自然求得力量为目标，希腊科学以顺从自然求得理解为目标。我也把近代科学称为求力的科学，希腊科学为求真的科学。要解释清楚如何从求真的科学发展为求力的科学，就必须考虑基督教的洗礼以及中世纪后期复杂的思想革命。严格说来，“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我们中国文化对宗教本来就不大感兴趣，再加上半个世纪以来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教育，使我们对近代科学之源起的这一个维度闻所未闻，偶尔听说，也觉得匪夷所思。对近代科学的这一基因或准确地说是“基因修饰”，暂且存而不论。决定近代科学出现的根本基因是希腊理性科学。中国文化中没有出现理性科学这一基因，是特别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冯友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用中国人求内心求享受求自然、西方人求外物求力量求人为来解释中国为何无科学，我觉得有些大而化之，但是他提出的“中国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价值标准，她毫不需要”，我深以为然。他说：“地理、气候、经济条件都是形成历史的重要因素，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心里要记住，它们都是使历史成为可能的条件，不是使历史成为实际的条件。它们都是一场戏里不可缺少的布景，而不是它的原因。使历史成为实际的原因是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我把这里“求生的意志和求幸福的欲望”扩展地解读为“人性理想”，并希望从人性理想的差异中，解释中国文化为何没有出现理性科学。为什么“人性理想”会成为文化的根本标志呢？其根本的哲学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对人性的“规定”。“人性”是从文化而来的，而非生物学上遗传得来的。人作为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人是一种先天缺失者，另一个意思是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并无固定的本质、本能，其后天教养在人性养成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人作为有死者，则表明根本上是一种无本质的存在。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死之不可逃避，就要求为其活着提供意义。人生的意义最终要落实到对什么是理想的人的规定。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特点是安于一地、少有迁徏。人群通过血缘关系联结在一起。中国的文化秩序本质上是一种血缘秩序。血缘文化的核心是亲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血缘亲情文化的逻辑出发点定在了亲子之情上。在亲情文化中，情最重要，理次之，法再次之。法和理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情”反而是最终的根据，居于某种绝对的位置。占据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儒家把 “情”作为人性的根本，以“仁”概而言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深厚的阐释空间。为了习得这种“仁”，需要发展出一套培养方案、教育模式，来使人们在后天教育中习得这种理想的人性，这就是“人”之“文”。儒家的“仁”“人”之“文”是什么？一个字，“礼”。《礼记》说：“是故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礼使人成为人。“克已复礼为仁”。礼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以规范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式，也是通达“仁”这种理想人性的意识形态。“仁 - 礼”就是中国主流的“人 - 文”，它表现了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的人文内涵。在仁爱的旗帜下，中国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与中国典型和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猎、游牧、航海、商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农业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希伯来人是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则是航海的民族，他们都没有发展出成熟而典型的农耕文明。无论游牧、航海还是经商的民族和人群，他们与农耕人民最大的不同在于，频繁的迁徙而非安居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无论《圣经》还是《荷马史诗》，都是讲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经常遇到生人，与生人打交道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与中华民族的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由陌生人组织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缘关系准则来组织。相反，血缘纽带必然被淡化、边缘化，一种暂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契约文化要求一种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契约文化要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因为能够制定并能够遵守契约的人，必须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于是，契约文化便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自由”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充斥在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的每一个宏大叙事中，充斥在无数的文学艺术经典中。不理解自由的真谛，就不理解西方文化。然而，什么是自由？如何塑造自由的人性理想呢？正如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那么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文形式呢？希腊人的答案是：科学。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 Humanities ）。对希腊人而言，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你就不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自由”即成为“自己”，而“自己”只能通过“永恒”不变者才可达成。追求永恒的“确定性”知识于是成为一项自由的事业。作为自由的学术，希腊的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自由的科学为着“自身”而存在，缺乏外在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自由的科学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和展开“自身”。中国古代在演绎科学方面欠发达，不是因为智力欠缺，而是因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不可能对无实用价值的自由的科学情有独钟。如果不扣住“自由人性”这个要害，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演绎数学、体系哲学、形式逻辑学独独出现在古代希腊，而没有出现在任何其它地区。在我看来，过去一百年来关于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演绎科学的讨论，都没有击中这个要害。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也没有希腊理性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许多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者认为，至少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属于这两种意义上的科学。我愿意简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希腊和中国虽然均有发达的天文学，但各自的学科性质完全不同。希腊天文学是理性科学，但中国天文学主要是礼学。希腊天文学相信天界不生不灭、接近永恒，是理念世界最完美的摹本，因而坚信天界唯一的运动就是天球的匀速转动。然而，包括日月在内的七大行星的表面运动并不均匀一致，因此是对上述信念的严重挑战。正是这一挑战，使希腊天文学的目标定在拯救行星表观上的异常运动，使之还原到均匀圆周运动的组合，从而使得希腊天文学成了一门应用球面几何学。用球面层叠的方式复原行星的表观运动，预测行星的未来方位，是理性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最早成功尝试，也为近代实验科学提供了示范。与之相反，中国天文学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有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地上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是中国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国人的伦理要求。虽然中国天文历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推算方法，但从根本上并不以发现天界运行规律为目标，也从来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中国天文学本质上是天空博物学、星像解码学、政治占星术、日常伦理学，是中国传统礼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不是科学。希腊理性科学形成了西方科学的大传统，其精神气质贯穿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始终，为现代西方科学所继承。我们可以把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称为“科学精神”。它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说中国古代有科学在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争中，有一种说法叫做“说有容易说无难”，意思是说，你找到一个就可以说有，而你没有找到却不能说无。经过上述问题澄清之后，如今这个说法可能要倒过来，叫做“说无容易说有难”。说桃树上没有苹果，这是容易的。我没有找到，我也敢说没有。现在要说中国文明园地里也有科学，反而不容易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把技术也叫做科学，而且这很可能就是李约瑟的思路。我们这里先不考虑这个办法。由于技术出现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把它比喻成文明园地之中的草。然而，在中西两大文明的园地里，除了两棵大树和茂密的小草之外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是我们忽视了的呢？的确是有的。我认为，在理性科学与技术之间，还有一大类知识存在，这就是博物学。我们或许可以用“小树”来比喻博物科学。我下面要阐明，在博物学作为科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一切文明，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非洲的还是美洲的，都积累了与“外部环境”打交道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有些表现为技术，有些表现为知识。这些知识通常就是博物学。博物学这个名字来自西方（英文 natural history ，拉丁文 Naturalis Historia ），代表的是与自然哲学（ naturalphilosophy ）不同的知识类型。这种知识类型注重对具体事物的具体探究，而不是研究事物的一般本质。作为唯象研究，着眼于采集、命名、分类工作，而非观念演绎。我认为，这种知识类型极为古老、像技术一样遍布所有的文明地区，即使在西方有理性科学这样的参天大树，仍然有强大的博物学传统；在中国，博物学非常发达，而且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我在博物学意义上主张中国古代有科学。博物学是在与生存环境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环境知识和生活知识，因此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和多样性特征。原始的博物学是原始人民在直接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生存知识，包括天文、气象、水文、地理、植物、动物、工艺制作等。它具体而多样，带有强烈的本土色彩。它是综合的：既是技术性的，能够指导操作实践，又是宗教性的，体现强烈的价值观念。原始的博物学知识由于直接来自生活经验，来自与生活环境的直接交往经验，并且历经成千上万年的磨合，是对于当地人民最有效而且最可靠的知识。在有些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区，用现代技术“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都难以生活下去，但本地的土著依靠他们自己的博物学知识，可以在此世代生养繁衍。西方的博物学可以上朔到亚里士多德。他无疑是理性科学的代表人物，但他也是西方博物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他关于动物的博物学著作，接近他的全部遗留著作的三分之一。当然，他是把博物学看成自然哲学的准备阶段，但是反过来，他的自然哲学重视范畴不重视数学，与他的博物学准备不无关系。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的大博物学家有老普林尼、格斯纳、约翰·雷、林奈、布丰、达尔文。卢梭和歌德也是有名的博物学家。 19 世纪之后，传统的博物学领地都被数理科学所兼并，日渐势微。总的来看，在西方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博物学的地位低于自然哲学，是“小树”而不是“大树”。中国因为没有理性科学 - 实验科学这棵大树，所以博物学显得格外突出。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自然界概念，因而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然知识门类。但是，中国人的存在者被划分为天、地、人三才，在三大领域之中均有极为发达的博物学。前面提到，中国的天学根本不是希腊意义上的数理天文学，而是服务于皇权政治和宗法社会日常伦理生活的礼学，其表现形式就是天空博物学。中国地学包括气候、地质、地理、植物、动物诸多研究，体现在《山海经》、《博物志》这样的风土志、地方志、异域志、草木志等著作之中。中国人学更为丰富，从衣、食、住、行、医，到礼乐、风俗、人伦、方术、典故，都属于博物学。中国科技史界公认的明末四大科技名著《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全都是地道的博物学著作。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科技史界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基本上延袭了李约瑟纲领：其一，科学与技术混在一起，不加区分；其二，以现代科学的分类范畴来重新整理中国古代的科学史。我认为，中国科技史界应该突破这一纲领，尝试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本质上是博物学”这一新纲领来重写中国古代科学史。吴国盛：“边缘与中心之争”，《科学对社会的影响》 2000 年第 4 期原载《国际伦理学杂志》第 32 卷第 3 期（ 1922 年 4 月），收入《三松堂全集》第 11 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53 页。 1945 年 8 月 22 日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原载《科学》第 28 卷第 3 期（ 1946 年 4 月），收入《竺可桢全集》第 2 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28-635 页。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一章序言第二段中，李约瑟提出了这个难题。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1 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第 1-2 页。可参见吴国盛：“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近代科学”，《清华西方哲学研究》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详细可参见吴国盛：“科学作为希腊的人文”，《哲学评论》 2015 年第 2 期详细可参见吴国盛：“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北京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4 期。详见吴国盛：“追思博物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 年 8 月 25 日第 5 版; 28107 次阅读|97 个评论

我们能否重写中国科技史？: 热度 12 wugshpku 2015-4-26 08:59; 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缩编而成的《中华科学文明史》，日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重读李约瑟，在感受中华几千年来辉煌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李约瑟难题”，并对当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作出新的展望。为此，解放周末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主任吴国盛教授。解放周末：在《中华科学文明史》封底上，刊登了您为本书写的推荐语：“李约瑟经典著作的经典浓缩，中国科技通史的权威版本”，对此您能否作进一步解读？吴国盛：我的推荐语讲了两句话：它是一部经典著作，它是一部权威通史。这两句话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它是经典。李约瑟以其宏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李书），开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之先河，堪称经典。而由柯林·罗南缩写的《中华科学文明史》，得到了李约瑟本人的认可，亦可称为经典缩写本。现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成上下两册出版，特别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它是权威通史。某种意义上说，李书集成了、代表了中国科技史的整体成就，开创了中国科技史研究的范式。李书虽然由李约瑟发起、策划、主笔，但实际上汇集了数十位东西方汉学家的智慧。与其巨大规模和篇幅可以相比的，是90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的科技史家集体编写（卢嘉锡总主编）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但后者除了材料更加扎实、丰富，编史纲领并无根本突破。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说，李书是一部权威的中国科学技术通史。解放周末：具体而言，李约瑟创造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范式和研究纲领？吴国盛：有两个方面。首先，高度评价16世纪之前中国人的科学和文明成就，有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甚至不惜人为拔高。李约瑟虽然不是中国人，但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感情，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他是皇家学会的会员、是知名的生物化学家）用英文写作的巨著，在弘扬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和任何一位中国学者都难以企及的贡献。这一点是中国人民在积贫积弱、备受国际社会冷落时特别感激的，也是中国科技史家自觉沿袭的编史目标。　　其次，李书站在今日科学发展的视角来透视中国古代科技史，用今日的科学分科、今日的科学划界标准来编排古代中国的科技文明，是一部典型的辉格史。虽然李约瑟认为，16世纪以前中国人在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知识方面远远走在西方的前列，但是，他仍然相信近代科学是一切文明发展的最终归缩。所有的原始科技，东方的、西方的，如一条条溪流汇入到近代科技文明这个“大海”中，都最终要发展到现代科学这样的形态，这是世界科技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科技史的“百川纳海”模型。因此，他将中国古代科技视为世界近代科技的先驱，强调它对于近代科学的贡献和推动作用。这一编史模式也为中国科技史家所继承和发扬光大。解放周末：能否举例说明？吴国盛：比如，我们在李书中不时地可以看到他就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技术成就的高低进行比较。李约瑟有非常广阔的世界视野，他不仅熟悉中国的情况，也熟悉西方的情况，因此他能够做这样的技术性比较。我们经常可以在书中看到，他总是力图论证某种技术、某种理论或观念中国比欧洲领先多少年，某种技术、思想或观念是近代科学的先导、先驱。又比如，“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这个概念，这个如今的中国人老少皆知、耳熟能详的说法，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本土自古以来的说法，而是20世纪上半叶被李约瑟“炒热”的一个来自西方的说法。16世纪的时候，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三大发明”，认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深刻地改变了西方世界和西方历史的进程，但培根并没有说这些发明来自中国。19世纪马克思进一步阐释了这个说法，也没有说这三大发明是中国人的。1884年，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在“三大发明”之外加入造纸术，正式提出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法。但是，让“四大发明”在中国深入人心的正是李约瑟。解放周末：李约瑟以西方眼光观察中国文明，突出它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以及对西方世界的贡献，这种范式对此后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吴国盛：在李书之后，中国大陆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有两部通史著作值得一提。一部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杜石然等编著的单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部就是前面提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启动、2008年完成，由卢嘉锡总主编、中科院集结全国力量完成的30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前者是一部小型的通史，做了一个初步的历史分期。后者则充实了大量资料，研究更为细致、具体。但是，总体而言，这两部书仍然是以弘扬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为目的，按照现代科学的视野来编排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通史从而也就只能是分科史的简单拼接），在思路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李约瑟的范式，都还限定在李约瑟的“框框”之内。这正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李书的权威、经典。解放周末：这部著作的确代表了一个时期内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巅峰，但听您的话音，您似乎认为它有严重的不足？　　吴国盛：是的，的确如此。李约瑟的编史纲领代表的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盛行的版本，辉格史，也就是，把历史看成是以今天为发展目标的进步史。事实上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人有自己当时的目标，他们并不知道我们今天是怎么回事，也不可能以我们今天的样子为发展目标。所以，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科技史界努力从种种极端的辉格史中摆脱出来，努力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去，发展了许多新的编史纲领。但很可惜，在中国科技史界，虽然有一些新的编史纲领和新的编史实践出现，但总体上还没有从辉格史中摆脱出来。李约瑟的确还未被超越。　　当然，与西方科技史研究相比，中国科技史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整体上没有走出积累材料整理材料的阶段，还谈不上多元化编史纲领的运用，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李约瑟纲领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的读者是西方人，因而更多的从西方人的角度发掘中国文化能够为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所理解的那一部分，而没有着力阐释中国科技文明的独特性，没有把中国的科技成就和科技文明的历史发展，放在中国文化自身的与境中来考察。当然，李约瑟不可能看不到中国文明的特殊性，比如他就指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所谓的有机自然观，与西方的机械自然观有根本的不同。但是，有机自然观这个说法，仍然是从西方人角度讲的，西方也有有机自然观，而且只能从与机械自然观相对的意义上去理解。李书也不是着眼于这个无所不在的有机自然观去考察中国的科技文明史。解放周末：比如说？吴国盛：比如说指南针。李约瑟其实也知道指南针的最初发明，是为了满足风水堪舆的需要，用于航海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在指南针与风水堪舆的关系上多做文章，倒是花了不少力气论证指南针的发明以及所代表的磁学成就如何领先西方，用于航海如何在时间上领先。实际上，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对于欧洲来说是革命性的技术，对中国就根本不具备革命性。如果放在中国历史的与境下，它们完全是另一套故事，但这个故事目前还没有被讲出来。目前讲出来的，本质上都是西方语境下的故事。解放周末：您和某些科学史家一样认为，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是否也出于这个原因？吴国盛：是的。李约瑟预设了世界上各个科技文明最终都会，或迟或早，发展出现代科学。这个预设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来自西方的强力入侵，中华文明绝无可能自发生长出近代科学来。近代科学完全是西方文明这棵大树结出的果实，你非要问为什么梨树上没有结出桃子，这个没有多大意义。中国近代科技史非常清楚的显示了，近代中国人不是把传统科技的发展方向引向了现代科技，而是根本抛弃了传统科技，重新学习和发展西方的科技。传统科技与西方科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解放周末：这个问题其实和问“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中医”一样。吴国盛：是这个意思。解放周末：那么，在您看来，我们怎样才能突破李约瑟给我们的巨大影响和束缚，从另一种角度来观察中国古代科技史呢？吴国盛：既要重新思考历史，引入新的编史纲领，也是重新思考“科学”：究竟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它在形态上和西方科学有何不同？……我们可以从中国科学技术的独特性着手，重写科技史。西方汉学家已经有不少新的尝试，比如美国汉学家白馥兰的女性主义技术史研究，美国汉学家费侠莉的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在中国大陆，也已经有一些可贵的编史理念和编史实践出现，比如上海交大江晓原教授对于中国天学的研究，比如中科院孙小淳教授提出的用“两岸风光”模型代替“百川纳海”模型，都是对传统研究模式的突破。但是，这些新的编史理念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有待发展，还没有落实到更广泛的编史实践中，至少还没有产生一部新的通史。所以现在我们还只能读李约瑟，或者读罗南这本权威、经典的缩写本。解放周末：这对当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吴国盛：是的，用新视角来重写科技史，写出比肩、乃至超越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品，恐怕需要20年、30年，甚至50年时间，需要一两代人的艰苦努力。原载《解放日报》2011年3月25日第20版，作者：曹静; 8058 次阅读|17 个评论

爱因斯坦的信与民族自信心: 热度 3 wya 2015-4-22 10:57; 看到近期科学网上突然冒出的关于爱因斯坦之信的讨论，不明白为何一个词句如何能吸引各行科学家伙们的目光和宝贵时间？孔乙己讨论“回”字到底几种写法的课文仿佛又回到了眼前，科学网上的科学家伙们与孔乙己是何其相似？我想，这就可以回答钱学森之问了。除了科学史学者，大可不必为一个词句分心，当然想显示自己英语比爱因斯坦要强的海归、不归们大可尽情激扬文字。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不应该来自某个外国名人的肯定、褒奖，而应扎根于对本民族优秀知识的掌握和传承，几个中华儿女做到了？;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263 次阅读|5 个评论

别急着给爱因斯坦下结论 - 兼谈信中的写作逻辑: 热度 13 profjin 2015-4-22 02:39; 爱因斯坦的一封简短回信在科学网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由此武断地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不屑一顾，从而指责他“傲慢” 。且慢！必须指出上述指责是基于两个非常脆弱的假设的。一是假设信中第二个“ those ”应该也是“ these ”。这个假设非常武断和“傲慢”。爱因斯坦的英语不一定完美，但他的书写逻辑却是无懈可击的（下文再详谈）。第二个假设则是基于上述改动，再次假设“ these discoveries ”就是指信中第一段谈到的“西方科学的基础”。事实上，哪怕这里的“ those ”就是“ these ”，把“ these discoveries ”（这些发现）说成是指代上文提到的形式逻辑的”发明”和可以用实验验证因果关系这个“发现”，在逻辑上也是非常混乱的。论文写作，语法可以不完美，逻辑不能不严谨。下面结合爱因斯坦原文的翻译，谈谈爱文中的写作逻辑。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第一段译文）西方科学【点评 1 】的发展是以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德几何理论中给出的）形式逻辑系统这个发明【点评 2 】和（文艺复兴时期得出的）可以用系统性实验来找出因果关系这个发现【点评 3 】这两大成就【点评 4 】为基础的。【点评 1 】这里的“ Western ”是关键词。第一段论述西方科学的基础为第二段论述中国（东方）科学的基础作了很好的铺垫。如果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的发现不屑一顾，他根本就不需要区别东方和西方科学。如果他说“科学发展是建立在。。。”，那么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古代发现根本不是科学。可是爱因斯坦没有这么说。【点评 2 】欧几里德几何理论中的形式逻辑系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发明，而不是发现。逻辑不可能被发明，但形式逻辑的符号化描述系统就是一个发明！【点评 3 】用实验可以验证因果关系是一个发现，不是发明。用词准确。【点评 4 】一个发明，一个发现，但都是“伟大成就”。有必要再讨论爱因斯坦对“发明”和“发现”的褒贬吗？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o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o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 （第二段译文）在我看来，人们无须【点评 5 】对中国先贤们【点评 6 】未能跨出这两步【点评 7 】感到惊讶。让人惊讶倒是他们究竟【点评 8 】是如何做出那些发现【点评 9 】的。【点评 5 】这里用“ has not to 而不是用“ needs not to ”确实有他的用意，因为它是连接上下文的关键词之一。它和上文的“ Western science ”一起告诉读信人，下文论述的内容将发生变化。言下之意是，科学发展的范式不是绝无仅有，而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人们无须对中国先贤们没有走出上文提到的这两步大惊小怪。【点评 6 】爱因斯坦用了“ Chinese sages ”，而不只是“ Chinese ”。如果他对中国古代发明嗤之以鼻的话，他大可不必这么说。【点评 7 】这里既不用“ these inventions ”，也不用“ these discoveries ”避免了逻辑上的混乱。而且，用“ steps ”（德语中的“ Schritte ”）来指代上文提到的西方科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非常精准。【点评 8 】“ those discoveries ”是此信中唯一可能引起歧义的用词。但是，根据行文逻辑，我们首先可以排除这是指代上文的“发明”及“发现”。一是因为这里用的是“ those ”，所以不可能是指代和紧邻的前一句中“ these ”所指代的同一个内容。二是用“ discoveries ”来同时指代上文的一个发明和一个发现会引起前后不一致，所以也不可能。如果是指代上述内容，完全可以用“ those steps ”或者“ those achievements ”。其次，不要忘记这是一封回信，所以如果有不需要明确说明的概念，一定是读信人不会误解的东西。很显然，“那些发现”应该是来信人提到的那些。至于“那些发现”究竟是哪些发现，只有写信人斯魏泽知道。我们只能用上述逻辑推理推断“那些发现”应该是“中国先贤们的那些”了。【点评 9 】这里“ at all ”相当于德语中的“ü berhaupt ”，是一种强调语气，没用明显的褒贬。爱因斯坦的回信原本逻辑清楚，用词严谨，语气中性，却被吉利斯皮错误地用来作为贬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的工具。李约瑟为了反击吉利斯皮的观点，对信中用用词进行了随意修改，让这封简单的回信变得复杂。而众人为佐证某种预设观点而进行的各种考证，使对这封信内容的理解变的更加扑簌迷离。; 4425 次阅读|30 个评论

鲁桂珍要李约瑟为中国争光！: 热度 9 keyuanwangshi 2015-4-20 00:12; 王扬宗英国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本来是一个很有建树的生物化学家，但他在 37 岁之后开始学习汉语，转而研究中国科技史。个中缘由，李约瑟本人在不同场合表述过多次，这就是南京人鲁桂珍的决定性作用。 1954 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李约瑟把这一卷题献给鲁桂珍的父亲鲁仕国，说明没有他的女儿，就不会有这卷书。200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终卷（即第七卷第二分册）中，收入李约瑟在垂暮之年为该卷准备的文稿“结论”（即全书总结论）。在“结论”的开头，李约瑟最后一次回顾了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剑桥对他的影响。他说：“同这些青年生化学家一道工作，我发现他们的头脑几乎跟我没什么两样。这就引起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源自中国？” 近 30 年来中外学术界聚讼纷纭的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直接缘由就是如此简单。聪明人哪里没有呢？如果那时到剑桥生化实验室的不是鲁桂珍等中国人，而是埃及人，或者印度人，或拉丁美洲人……结果又会怎样？历史无法假设。然而正是这个来由没道理可讲的问题促使这个年轻有为、前途光明的生化学家开始学习汉语，走上了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之路。这种几乎失去理智的行为，只能说是爱情的力量所致吧。鲁桂珍（ 1904—1991 ）于 1937 年 11 月底到达剑桥，在李约瑟夫人 Dorothy Needham（1897—1987 ）指导下从事肌肉生化研究。出生于医药世家鲁桂珍不仅以自己的聪慧美丽打动了李约瑟，她还向李约瑟介绍中国人在医学和科学史上的贡献。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二人以兄妹相称。李约瑟称鲁桂珍为“小妹”、“珍妹”，鲁桂珍则称李约瑟为“大哥 (Ta-go)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一角保存着鲁桂珍生前藏书，其中有一批李约瑟赠送给鲁桂珍的图书。最早的赠书是一本关于人类食物史的书 Man, Bread and Destiny，（ London, 1937 ），题赠于 1938 年 6 月，李约瑟题写着“ Lu Gwei-Djen with love from Joseph Needham ”。这里的“ love ”如果不单指爱情的话，至少也是包含着情爱的。 1939 年，鲁桂珍离开剑桥赴美之后，李约瑟赠书上的题字更直截了当，如“爱的女友”、“伦敦相思”（原为中文）等等。李约瑟与鲁桂珍的私密关系不是本文的话题。实际上，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大量来往函件和其他李约瑟私人文书一道，保存在剑桥的大学图书馆档案部，李约瑟遗嘱需在其逝世 50 年（即 2045 年）之后方可阅览利用。要探究李约瑟的私人生活，只有3 0 年后才具备必要的条件。这里要介绍的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所藏李约瑟个人藏书中的一本书，它是李约瑟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见证。这就是 1938 年圣诞节时（见该书扉页李约瑟的注记），鲁桂珍赠送给李约瑟的一本英译《三字经》。这个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 Herbert A. Giles ， 1845~1935 ）翻译的， 1900 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该书原是剑桥另一位汉学教授慕阿德（ A.C. Moule, 1873~1957 ）的藏书。 1938 年慕氏从汉学教席上退休，大概正是那时候这本书被处理了，为鲁桂珍所得。她把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转赠给李约瑟。鲁桂珍写在书上的题赠之语是：恭祝约兄新年进步为民族争光鲁桂珍赠为了强调她的意图，鲁桂珍特意把“为民族争光”几个字写得大了一些。由此看来，那时李约瑟已经决定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刚学汉语的李约瑟把这几个字一笔一划抄写在对面的书页上，注上音，并标注了“民族”和“争”、“光”的英文翻译。李约瑟将“为民族争光”译为“ Towards the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 ”（为了人类的相互理解）。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揭示迥异于西方的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的成就，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正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初衷，也是他后来主张的一个中心论题。而对于鲁桂珍来说，向西方人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打破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自然是为中华民族争光的事业。他们两人的理解，是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和普世主义并不矛盾，都可以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赠书半年后，鲁桂珍从剑桥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离英赴美。李约瑟曾说，在鲁桂珍离开剑桥之前，他们相约在中国科技和医学史上作一些研究。从这本书上鲁桂珍的赠言看来，这个约定应当更早，也就是 1938 年年底之前。这正是李约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缘起。这时，李、鲁相识不过一年。李约瑟就欣然听从鲁桂珍的“闺”劝，转而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这就是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缘起。鲁桂珍生前多次说过，如果没有她，就只有生物化学家Joseph Needham，而没有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奥妙就在于此。（原稿匆就于2005年5月，发表于2005年6月）; 8529 次阅读|16 个评论

爱因斯坦的本意是什么？: 热度 7 jmluo0922 2015-4-19 10:32;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古代的陶瓷产品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的，但我们能不能说“中国古代就发现、掌握和应用了陶瓷中的科学了呢？” 有了这个例子，理解或猜测爱因斯坦的本意，就十分简单了，是不是啊？回信第一句是阐述科学是讲逻辑、重实验的，科学发现才可以获得；在这个背景下，就可以对爱因斯坦的本意作出猜测：李约瑟列举的众多中国古代成就，也不能称之为“科学发现”，因为中国的先人们，没有发现形式逻辑和系统实验方法。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个人分类: 杂谈|3325 次阅读|12 个评论

爱因斯坦的发现与发明观: 热度 2 benlion 2015-4-18 17:24; 20 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学者，几乎是在景仰爱因斯坦的文化氛围下，走向了理工科的求学道路，初中时代，我读了欧几里德几何，1977年读到《趣味物理学》和随后《物理世界奇遇记》，以及《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印象非常深刻。欧洲科学的发展过程，文艺复兴时期是工程技术和文学艺术，自培根的实验方法和笛卡尔*的逻辑学论述以来，17世纪到19世纪奠基了实证的物理、社会和生物科学，而19世纪进入现代工业和艺术设计发展时代；然而，局限于波普尔3世界理论，经历几十年的困惑，终于以人工或工程科学和4世界理论得以解决。在进入大学的1981年，刚拿到图书证就借读了许良英译的3卷《爱因斯坦文集》，以及波林著《实验心理学史》、贝弗里奇的《科学研究的艺术》和现代绘画等书。近日，又见重新翻译爱因斯坦1953年有关科学方法论和发现、发明的信件，于是，参与了讨论。仔细查看原稿复印件，“e”与“o”的区别，前者模糊，并有右边一个相同的突点，后者清晰，分析前一个是“these”steps，后一个是“those” discoveries，后从A.F.Wright在1957年所用版本得到查实；因而，可能多数学者一直以来，前后词都用成these或都用those，导致了解读的困境。爱因斯坦的信件，其实，格式非常工整、条理很清晰。第一段讲近代“西方”科学，格式 - 方法发明、发现可能：逻辑a方法（对应爱因斯坦童年对欧几里德几何a的惊奇）发明和发现b系统的实验可用于找出因果关系（理论或规律）；第二段讲中国古代智者，格式 - 2步方法、那些发现：没有这2步a方法发明，但那些发现b很惊奇（对应爱因斯坦童年对指南针b的惊奇）。而且，现代科学哲学有操作主义、约定主义等现代学派，其中，就含有理论作为工具的观念，工具就是发明，而不是发现。其中，a和b是一对平行对偶关系，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色列展览馆是阴阳图设计，犹太教与儒家文化彼此存在一些相同观念的认同，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发现和发明的惊奇合乎情理，其实，我首次读到有关资料时也很惊奇。例如，事实上存在*： 1）古代中国是声学、光学、磁学、化学等简单层次、单一形态的知识和经验、实践方法的技术； 2）近代西方是动力学（力学和声学）、热力学、电磁学（电学、磁学和光学）的3次综合，以及b)体系化的实验方法找寻a)因果关系和推理化的逻辑、数学论证等。显然，从中古代中国到近代欧洲，注意时间的前后，就是一个发展和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而且，古代中国也有实践\经验模式的社会理论和技术，包括兵家、法家和刑侦（侦探和司法可能最早具备实证科学形态）等，爱因斯坦也比喻科学研究为侦探过程。实证方法或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18世纪在启蒙运动的过程奠基，可以考证欧洲哲学家和科学家创建过程的这段历史。实际上，近现代文明的发展路径为：1）中国文明；2) 阿拉伯文明；3）查理曼文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荷兰为核心区域；4）英联邦文明（英国到北美和澳洲），而后，科技中心和文艺中心是否再转移到中国，则是一直以来我的探索兴趣所在。注*：系统生物学概念和方法，其实，就是基于工程理念而提出与发展，参考“科学究竟是什么？”（ 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AGHGF41xpos=1 ）和“中国古代科学史纲”（ http://www.bookschina.com/1237801.htm ），其中，大量用于“科学”观测的仪器发明，尽管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用“工程”或“前科学”更恰当。历时百余年的中西医学争论，关键就在没有分别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2个不同概念，即，前者属于生物科学，后者是工程范式、临床经验和实践操作技艺的应用。 —（ BJ.Zeng ）—; 个人分类: 科学哲学|4596 次阅读|8 个评论

德国科学家之问: 热度 5 benlion 2014-12-27 00:07; 为什么没有中国人思考德国科学家提的这么一个问题：古代中国有很多发明（inventions），为何现在（已经砸了儒家百年了）却没有了呢？这比起李约瑟问题，可能更恰当 - 因为，导致把实质问题转移到讨论什么是科学去了！问题或命题实质，应该是指创造发明的精神哪里去了？李约瑟问题，导向究竟什么是科学？钱学森之问，导向思考究竟如何培育创新人才？德国科学家之问，才是问题之实质，创造发明和创新驱动的精神哪里去了? 最终的问题却是：教育与研究、产业与经济，究竟什么是创新型管理体制？附、问题探讨的起因 1984年李约瑟到厦大讲演，引发中西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思考，1991年读到译著《现代绘画简史》提及受到东方文化影响，以及在以色列问到祖先是谁？在德国则是发明之问和在英国问到为何不读《道德经》等，才导致了2003年探索与思考人类文化的历史与哲学等。其实，系统与合成生物学就是一个偶合概念，在上海EXPO的以色列馆就是一个“阴阳图”建筑。 -（总结）-; 个人分类: 2014|3310 次阅读|23 个评论

中西科学史辨析: benlion 2014-12-10 08:24; 自李约瑟到钱学森之问的探讨，几个方面需要辨析与深入研究与思考。 1、近代科学诞生在查理曼的欧洲，奠基于英国培根、法国笛卡儿的方法论上，而形成于意大利伽利略、德国开普勒和英国牛顿，以及法国韦达和德国莱布尼兹的数学符号、荷兰的光学透镜和钟表机械等技术； 2、培根的实验方法最早是 13 世纪的罗吉尔在研究东方阿拉伯、中国和希腊文献的基础上提出，光学透镜、小孔成像和钟表技术都源自中国的发明，英国纺织业来自意大利和荷兰风车来自中亚； 3、阿拉伯发明了代数学、化学术语和器皿等，而在地理上基本位于拜占庭与中国之间的中亚和波斯区域，以及阿拉伯统治的南欧伊比利亚半岛，近代科学的序幕开启于波兰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及以西区域； 4、阿拉伯、蒙古前后统治重叠的地理区域是波斯，分别的边界阿拉伯到达南欧、蒙古汗国的东欧罗斯区域到达立陶宛，印度和拜占庭希腊文明延续了中世纪千年，而查理曼欧洲和中欧，经历了黑海 - 里海区域先后的阿提拉、哈扎尔迁徙； 5、中国元朝，欧洲开启文艺复兴，而明朝郑和下西洋之后，哥伦布开始大航海，地理发现之前的欧洲仍然没有诞生近代科学，而是在传教士已经与中国徐光启、意大利伽利略双向交流的明未和清朝； 6、法国、德国有中国哲学儒 - 道家的影响，而英国有东方工艺美术的影响，莱布尼兹、康德形成欧洲最早的有机系统观，中国曾邦哲提出系统医药学，也是建立在医学与哲学的中西比较研究基础上。结论：中西文化交流史，存在大量历史史料需要深入挖掘与考证，近现代科学的建立与发展，既离不开希腊 - 罗马文化的贡献，也离不开中国和阿拉伯文化的贡献。注：近现代科学思想为机械论和有机论，印度文明源自公元前约 2 千年到帖木尔，而希腊文明直至奥斯曼。传统中医是机能模型方法，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器质解析方法， 2 个传统的整合，才形成了系统医学。 - （科学史与文化史） -; 个人分类: 网络教育|2314 次阅读|0 个评论

系统医学与药物学计划: benlion 2014-12-9 20:02; 自从1984年李约瑟到厦门大学做讲座，而到2009年引发思考的钱学森之问，其实，系统医学与药物学的提出与发展，就已经历了对李约瑟有关中西方科学与技术等问题数十年的探索过程，而且，也是建立在中西科学、医学与哲学的交汇基础上。因而，李约瑟-钱学森之问，已经不再是困惑或疑问，而将迅速转入实质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进展，也就是系统医学与药物学计划的实施。在哲学思维、理论方法和操作技术上，系统医学与药物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结构，国际上，系统与合成生物学的技术也已经走向成型，系统遗传学与系统生物工程也已经步入正轨。解决中西医学和文化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思维、理论和方法上的疑问，而将进入的是具体实施的科学与技术发展策略和路径，而且，已经形成整体的新技术体系和研究与开发方案。 -（北太平洋经济区）-; 个人分类: future|1882 次阅读|0 个评论

科学：思辨与实践: benlion 2014-10-13 16:56; 近现代文明，开始于大航海和地理发现；然而，十字军东征和蒙古西征，阿拉伯收集的希腊和中国文献流入查理曼欧洲，导致意大利文艺复兴，掀开了近现代文明的序幕。近现代科学是实证科学 - 学者的思辨传统与工匠的技术传统结合，包括，数学运算、仪器技术和模型方法，从工程技术和设计艺术转换到实验科学范式，从手工业作坊转换到规模化制造的工业模式。发展到全球文明形态，形成了大学、研究机构的基础研究和企业的技术开发研究机制，公司制造的科学仪器和计算机软件等提供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科学研究的规律和原理发现提供应用研究的知识和资讯。近代科学，不是诞生在印度 - 希腊或东罗马的思辨传统路径，而是中国 - 阿拉伯到查理曼欧洲的实践传统路径，并得以在英国 - 美国的实用哲学传统发展。科学研究，需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训练，教育机制和留学选拔机制等影响人才的发展路径；然而，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开拓创新，显明社会体制和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创造和创新探索的过程复杂，而表述往往简单明晰。理论和规律发现、技术和方法发明的重要所在，就是提供教育传播或工业制造等可复制的知识或产品。因而，转换到创新型社会，不仅将是教育体制，也将是科学研究机构和技术孵化机构的管理体制转换。 - （创新型社会） -; 个人分类: 全球|1427 次阅读|0 个评论

教育模式与社会机制: benlion 2014-10-13 02:30; 创造发明与开拓创新，不是教育造就，而是颖赋的发挥和自我的发展。然而，教育能够启迪才智，能够造就激励和选拔创造和创新型人才的机制，以及发挥个体心智和形成创新型文化的社会体制。（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伯乐精神是文化核心）独立人格和精神独立的社会，才能具有自我发展的驱动力量，才不会是轻易跟风向而随风一边倒的欠缺自主思考，才会形成社会正义的傲骨和公正立场。因而，创新型社会，不仅是个性化的思维和能力的启迪教育，而且，也是发挥与激励独立思考与探索，以及行为规范和法律健全的体制。 -（总结）-; 个人分类: 全球|2205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华“科学”140923: 热度 1 hy517hy 2014-9-23 22:54; 中华“科学” 吴曜圻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李约瑟提出的难题困扰了许多人，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根本原因是我们受到西方视野的限制。从全球视野看，现代科学的中心在转移。科学有三个范畴：实体、信息、能量。实体科学的中心在英国，以牛顿为代表产生了一批科学家，其方法是发现自然现象，用数学语言表达。其后，这一方法在西方传播，自然现象从“苹果落地”这类宏观现象，细化到分子、原子、电子层面，产生了化学、电磁学等学科。科学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产生了电动机、计算机、互联网等影响全球的成果。在理论方面，以爱因斯坦为代表，应用数学语言工具，推论出了相对论，颠覆了经典科学的前提：空间不变，时间不变。以爱因斯坦与牛顿为代表，西方科学构成了一种因果关系，以因果表示（爱因斯坦的因，牛顿苹果的果），也就是构成了一种影响全球的唯物科学体系，这种体系在社会中的表现叫唯物主义。西方科学，也就是有些人所谓的现代科学对人的思想产生了强大的制约作用，现代西方哲学维特坦斯坦形容现代科学如同一个“大瓮”，将人类的思想禁锢其中。但是，西方思想家们以西方的视野看世界，如同坐井观天，看到了井口，无奈找不到出路。一些西方哲学家将中华文化视为逃离科学“大瓮”的抓手，但是，他们没有掌握象形汉字工具的精妙，只能“望汉兴叹”。上天为什么让中华民族传承象形汉字，就是要降大任于中华！人类的文字有表音、表形两类，表音文字分化出了许多类别，而将表形文字作为法定语言工具的，只在中华区域。按《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为汉语、法语、俄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其中，只有汉语将象形文字作为表达工具。象形汉字的奥妙在于形，从形看“因果”，果—因 = 十（将果中的一、人、口去掉，剩下的就是十）。十表示直角坐标，这是数学的象形表示，数学的所有内容，都可以在坐标系中表现。西方社会的隐秘根源是数学，但是，西方人用表音的代码为主表达数学的内容，适合于表达物质层面的关系，发展的极端就是将物质作为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其结果是人类的异化，这是社会许多恶果的根源。物质科学的手段是分，其方法可用“分”字表示，“刀”表示工具，“八”向小处分割。将直观的实体分为分子，再分到原子、量子、费米子、玻色子，分到了极限，看到了波粒二象，无“子”可分，只能研究“超弦”。弦就是波，对波而言，分的手段就不太适合了。中华思想以人为本，研究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其方法可用“合”字表示。“口”表示整体，“一”表示标准或者基础，“人”表示双方的关系，也就是宇宙的对称破缺关系。从历史上看，中华思想依靠悟与灵性，这在封建的等级社会中是适用的。现代社会中大量涌的科技工具，使人类平等的思想得以实现。机器让人类的体力差异“平等”，电脑拉平了人类的“脑力”差异。 21 世纪兴起的“频能”或者“律动”科技，将为人类“灵性”的平等提供强大的支持。从形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完整体系有点、线、面、体、核五个层面。前四个层面有形，构成物质体系，也就是实体。第五个层面无形，要显形，需要以物体为工具，也就是以点、线、面、体构成虚体，也就是实体的文化，表现为文字，关系（原理），学科，体系（跨学科）。虚实构成人类世界的全部，在西方语境中表示为 0 、 1 ，在东方语境中表示为口、一。东、西方相合产生中、十，分别表示人本与物本行为的坐标（基础标准）。分与合的行为构成两种知识体系，前者称为科学，是西方“分”思想的器物化表现。后者以东方“合”思想为基础，形成了许多器物化积累，现代社会中的互联网就是一种“合”思想的体现。我们将来源于中华思想的“合”思想表现的知识体系，命名为“合学”。合学与科学（分学）构成完整的人类知识体系。地球上可“分”的资源越来越少，大量使用“分”来的资源，如地下矿物、地表物产等，产生环境污染，降低人类的生活质量。人类文明的发展到了科学转向合学的时代。科学为合学基定了物质基础，用科学方法发现了无形的频能（ E=hv ），以频能为基础，将实现人类从能到物的转化梦想。飞毛腿，顺风耳，千里眼等人类梦想，都分别用交通网，互联网，移动网实现了。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梦想，将通过中华合学的发展，得以实现！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一 12 时 29 分 33 秒; 个人分类: 核育论|3441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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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李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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