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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新冠疫情为何比南方的严重
liulinfeng2017 2023-1-10 11:03
与南方相比,北方的这轮新冠病毒疫情有症状的多、症状严重的多,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预判,招来很多抱怨,也引起了一些猜测和质疑。有人将这些巨大差异归因于北方气温低。但是这不足以解释这些巨大的差异。 个人认为,北方这轮疫情与南方的巨大差异来自于空气污染程度的不同。北方自进入供暖季以来,空气经常处于污染或严重污染状态,空气中各种微小悬浮颗粒的浓度大幅度增加。粘附在这些悬浮物上的病毒随着空气到处流动,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很多严格遵循防疫措施的人也难逃一劫。因为在居家时一般是不会戴口罩的。空气污染越严重,各种悬浮物越多,携带的病毒越多,入呼吸时吸入的病毒越多,病毒感染及其症状就越严重。 这就是在我国北方这轮疫情中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称为少数派的主要原因。 我国南方不论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空气污染都不严重,雾霾天气就更少,空气中的悬浮物和病毒很少,人呼吸时吸入的病毒也很少,致病性很弱,对大多数人来说相当于自然免疫,症状严重的只是极少数人。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虽然在冬季气温也很低,但是空气中各种微小悬浮颗粒少,感染症状严重的也不多、 上述分析表明,消除或减轻空气污染是降低疫情危害的重要途径,关关系到国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危,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付出。为了提高和保持家居和工作场所的室内空气质量,降低新冠疫情的危害,拥有空气净化器的家庭和工作单位在疫情流行期间最好不要开窗,充分利用空气净化器保持室内空气清洁,避免病毒感染或减轻感染症状。目前还没有空气净化器的个人疫情流行期间如果要避免病毒感染或减轻感染症状,居家也需要坚持戴口罩,想方设法减少吸入空气中的病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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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疱疹后疼痛怎么办?
zds0002 2019-3-5 22:40
带状疱疹 后遗症医学术语称为 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是水痘⁃ 带状疱疹 病毒(VZV) 感染 后的最严重并发症,是常见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好发于老年人,60岁以上 带状疱疹 患者大于50%会发生 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 国内外关于 带状疱疹 后神经痛的机制学说有多种,但其确切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大多数学者认为,病毒通过呼吸道粘膜进入人体,经过血行传播,在皮肤上出现水痘,但大多数人 感染 后不出现水痘,是为隐性 感染 ,成为带病毒者。此后病毒长期潜伏于脊神经背根神经节和感觉神经节,当机体抵抗力低下时,病毒再度激活,沿感觉神经分布区播散形成 带状疱疹 (HZ),导致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损害。 临床症状: 发病前局部皮肤先有灼痛,伴轻度发热、疲倦无力等全身症状。但也可以无前驱症状,经1-3天后,皮肤陆续出现散在红斑。继而在红斑上发生多数成簇的粟粒大至绿豆大小的丘疱疹,并迅速变为水疱。水疱壁紧张,光亮,疱水澄清,水疱表面大部有小凹陷。数日后疱液混浊化脓,破溃后形成糜烂面,最后干燥结痂,痂脱落后留下暂时性红斑。多数 带状疱疹 患者治疗 3 ~ 4 周后,皮疹基本消退,神经纤维修复,疼痛消失,达到临床治愈,但是对于老年患者,因为身体修复愈合能力下降,神经纤维长时间不能修复,导致局部 疼 痛 明 显,持 续1个月以上即可被认为是 带状疱疹 后神经痛。在少数情况下,疱疹病毒可散布到脊髓前角细胞及内脏神经纤维,引起运动性神经麻痹,如眼、面神经麻痹以及胃肠道和泌尿道的症状。 疱疹分布多位于一侧,非列成带状,有时偶可超过 躯干 中线,这是由于神经末梢横过中线所致。胸、颈及面部 三叉神经 分布区为好发部位。通常三叉神经只累及一根分支。局部淋巴结常肿大疼痛。 神经痛 是本病的主要症状,急性期是由于 神经节 的 炎症 反应,晚期神经痛是由于神经节以及 感觉神经 的炎症后 纤维化 引起的。有时在疱疹出现前有剧烈的神经痛,此时常易误诊为急腹症或心绞痛等。老年体弱或 淋巴瘤 患者常有神经痛后遗症,有时可持续数月。 怎么确诊 带状疱疹 : ①疼痛在身体的一侧;②疼痛是跳动性的刺痛;③疼痛部位不固定;④疼痛部位有发热感;⑤疼痛在夜间12点至零晨3点加剧者,因疱疹病毒有认时性。 四大特点: 1、嗜食性(即喜食神经外周皮的粗纤维,使 神经线 外露,这是引起后遗神经痛的根本原因);2、游走性,导致反复时可能在别处出现 皮疹 ;3、喜热性,皮疹热敷越坏,宜冷敷;4、认时性,在夜12-3点活动厉害,故睡觉中间易痛醒。 治疗: 全身性治疗:抗病毒治疗、营养神经、止痛、消炎等 疼痛的治疗: 带状疱疹 后遗神经痛是滞留在体内病毒侵蚀破坏神经所致, 带状疱疹 后遗症的发生,与 带状疱疹 前期诊断和未及时正确的治疗有关,多数患者初被误诊为心脏病放射疼痛及胆囊炎发作疼痛而作治疗,期间使病毒在体内大量繁殖,加重了病毒对神经的损害而形成了难以治愈的疼痛。 脊神经电刺激术,屏蔽疼痛: 患者在清醒状态下局麻,从脊柱穿刺一根针,通过针芯植入一根电极放在脊髓外面进行电刺激神经,该方法可以减轻疼痛70-90%,甚至让疼痛完全消失。这种技术非常微创,适用于药物治疗无效或者不能耐受药物副作用的的大多数疼痛患者。 西安市红会医院功能神经外科赵东升主任 门诊时间:周二、周四全天 研究领域:昏迷病人促醒,脑外伤,脑出血,脑积水,脑梗死,脑肿瘤,脊髓肿瘤,脊髓损伤,脊髓拴系,脊髓空洞,小脑扁桃体下疝,大小便功能障碍,神经性性疼痛等 微信:1599169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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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癌症研究的历史中学习(五):揭示癌症的发生发展机理
热度 4 wfangimm 2017-5-16 09:23
对肿瘤本质的认识,从 1850 年代魏尔啸那时起就在不断进行着。魏尔啸认识到白血病中细胞的病理性增殖,认为是炎症导致细胞了增殖。炎症可源于免疫系统对微生物感染的反应(某些微生物如 HBV 感染导致长期慢性炎症最终发展为肝癌),但无法解释的是很多种类的癌细胞则可以不依赖外源性刺激,而获得了不断增殖的能力。 博主注:炎症与肿瘤的关系近年来又开始得到重视。与当年炎症是外来因素导致癌症的认识不同,当代研究将慢性炎症归因于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而不非得是外源性因素如感染导致的(外源性因素的内涵其实也在扩大,例如机体内细胞的坏死也可以引起炎症反应)。免疫系统与癌症治疗的关系在近年来的火爆程度就不用我多说了。 关于癌症起因的内源和外源性学说之争,随着不断出现的实验证据,在此后百余年间一直持续。魏尔啸曾经的助手之一 Boveri 在研究海胆卵时,大胆地提出癌细胞的病态增殖源于染色体异 常的假说,尽管实验证据要在百年后才能发现。 1910 年, Peyton Rous 发现一种可导致鸡的肿瘤的病毒,并将其命名为 RSV ( Rous sarcoma virus ),使人们对于病毒致癌的学说热情高涨。在 1966 年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中, Rous 否认了基因突变致癌的观点。 1910 -50 年代,随着遗传学的发展,对基因的认识 不断深化 (直到 DNA 结构的阐明),但还未能转化成为对癌症内源性病理学说的支持。 1950 年代研究癌症发生发展的科学家分为三个阵营:最瞩目的是 Rous 及其支持者的病毒致病理论,但该理论是否适用于人类癌症尚不可知;其次是流行病学家认为外源性化学物质致癌学说,源自烟草与肺癌关系的认识,但可惜缺乏病因(即 化学物质如何能致癌) 的理论支持;最边缘化的一派则是 Boveri 猜想的支持者,但基因变化如何导致癌症同样缺乏实验证据。 1970 年,加州理工的博士后 Temin 和麻省理工的青年科学家 Baltimore 各自独立地发现了逆转录病毒,这使人们推测携带外源性基因的 RNA 病毒可以将其致癌基因整合到肿瘤细胞中致癌并不断感染附近的细胞。为验证这一观点,哥伦比亚大学的病毒学家 Spiegelman ,经过艰苦努力发现了白血病中存在痕量的逆转录病毒,然后在多种肿瘤都发现了病毒,于是他大量的研究资金去发现各种各种致癌病毒。然而到 1970 年代中期,除了一种加勒比地区的罕发癌症,其他实验室未能在肿瘤中发现病毒存在的证据。究其原因, Spiegelman 太想发现致癌病毒了,于是把微弱的信号误认为病毒存在的证据。 Temin 这时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他的发现说明基因变异可以导致肿瘤,但变异不必来源于外来的因素如病毒。研究最多的致病病毒 RSV 只有 4 个基因,于是病毒学家 Steve Martin, Peter Vogt 和 PeterDuesburg 合作,发现可使病毒正常生长但却不导致肿瘤的突变体,进一步研究发现了被称为 src 的致癌基因!进一步研究发现 src 是一种高活性激酶,病毒通过这个基因向人的细胞中引入这个激酶,使一系列信号通路被激活,从而导致肿瘤发生。 UCSF 的 Bishop 和 Varmus 在 1970 年代中期,开始寻找人类细胞中与 src 类似的片断(他们推测来源于病毒 src 可能随着进化过程在人类基因中仍留有残余的片断),但意外的是他们居然在人和其他多种动物细胞中发现了和 src 几乎一样的基因。后来 Rockfeller 大学的一名日本病毒学者通过仔细研究发现,病毒中 src 与活性相关的位点被磷酸化而导致失控的高活性,而人类细胞中没有相应基因突变的 src 的活性则被严格调控。于是在 1970 年代末,癌症的基因突变学说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得以提出:(某种)在细胞里普遍存在的基因,其突变后产生的生物学效应导致肿瘤发生。 博主注: Varmus 在本科时学的是文学,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拿的 MD ,在 NIH 受到病毒学的培训。 他的成长经历 得益于美国大学奉行 Liberal arts 的理念 -- 由于大学阶段注重思维方法和观念的养成,而不是单纯获得(更不是记忆!)知识,所以看似跨度很大的专业转型,最终也能成功实现,并在后来的事业发展中因出色的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当然也要承认, Varmus 一定有其过人之处:思维活跃和意志坚定,是我能猜想到的他诸多优秀品质的一部分。 1982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 Weinburg 和多个实验室从人类肿瘤细胞中发现原癌基因 Ras ,和 1986 年临床医生 Dryja 与 Weinburg 的助手 Friend 合作发现 Rb 为抑癌基因,为上述学说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后发现的另一个癌基因 c-myc ,则在小鼠体内导致癌症的生成,在整体水平上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学说。 1980-1990 年代,原癌和抑癌基因以惊人的速度被发现(已经超过 100 条基因)。但这又导致了一个疑问:如果染色体中有如此多的基因突变,为何肿瘤不是随时随地就能发生?人们已知原癌基因需要获得突变才能致癌,而突变并非常见现象;抑癌基因也需要突变后致癌,但因为需要两条染色体均发生突变,因此也不是常见现象。 1988 年, Johns Hopkins 医学院的 Vogelstein 医生发现,临床来源的多种人结肠癌细胞中的 4 种癌相关基因中以 Ras 突变为主,而且肿瘤的不同发展阶段与某一种或某几种基因突变(激活或抑制)高度相关。换言之,肿瘤的基因变化也是一个多步过程。 Ras 基因突变除了激活自身的通路( Ras→Mek→Erk )导致细胞增殖,还与其他通路相互作用产生其他的“特征”,例如血管生成。 2000 年, Weinburg 和 Hanahan 在《细胞》杂志上发表的“ Hallmark of Cancer ”综述,系统总结了癌症发生发展的六大特征,可视为癌症研究的必读文章。 2011 年,他们又更新了同名综述的内容,并将癌症的六大特征扩展为八大特征。总而言之,肿瘤的所有特征本来就存在于正常人体内,而基因突变使那些本应是受控的过程变得不可控制,导致癌症的发生发展。 博主注: 在癌症治疗似乎已走到尽头的时候,通过从基础研究成果人们得以发展新的更精确的(毒性更低)疗法,于是分子靶向药物时代在二十世纪末开始登场。如后所见,首批靶向药物的问世源于 20-30 年前在基础研究中的发现,更不用说对内因(基因突变)的重视,要拜原癌和抑癌基因的研究所赐。 今天人类对癌症的认识仍在不断深化,基因突变学说固然可以作为内因说胜利的标志,但肿瘤的发生发展其实更加复杂。外因(病毒、化学物质)通过诱导内因的变化,以及内因发生作用需要外界因素的配合(例如肿瘤微环境的改变、免疫系统与肿瘤的作用等),在肿瘤发生发展各阶段起到不同的作用,对治疗效果产生各式各样的影响,并为人们提供了发展新治疗方法的可能性。
个人分类: 药学研究|13485 次阅读|12 个评论
精准医学时代,能够精准预测普通感冒的发生发展吗?
maximusd 2016-5-3 10:20
一、精准医学时代已经到来 去年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启动“精准医疗计划”,推动个体化基因组学研究,掀起了全球精准医学的热潮。随后,国家卫计委和科技部先后召开精准医学战略研讨会,对精准医学列为“十三五”健康保障发展问题研究的重大专项进行论证。这标志着精准医学时代已经到来! 精准医学时代真的来了吗?奥巴马说,来了!科学大咖们说,确实来了!风险投资家说,真的来了,我们也来了! 我想说的是,在基因组的临床应用方面,“精准医学时代”似乎是来了,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精准医学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例如,普通感冒是最常见的疾病了,我们现在能够精准预测它的发生发展了吗? 二、普通感冒引发的思考 普通感冒的医学名称是上呼吸道感染,包括鼻腔、咽或喉部急性炎症的总称。 70% ~ 80% 的上呼吸道感染是由病毒引起的,包括鼻病毒、冠状病毒、腺病毒、流感和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埃可病毒、柯萨奇病毒等。感冒诱发的过程是,受凉、淋雨、气候突变、过度疲劳等导致全身或呼吸道局部防御功能降低,使得原已存在于上呼吸道的或从外界侵入的病毒或细菌迅速繁殖。 简单的说,感冒是由病毒或细菌引起的,但是我们不可忽视的细节是:在正常情况下,病毒与机体是处于一种平衡的共存状态。 这是一种怎样的共存状态呢?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部 BBC 纪录片: The Hidden Life of theCell 。智人的历史大概十几万年,而病毒在地球上已存活了三十亿年。每时每刻,你的身体中正进行着一场大战,这是起源于几十亿年前的战斗—— 病毒入侵细胞的生死之战 。 三、病毒入侵细胞的“精准”研究 严格来讲,病毒入侵细胞的过程是一个动力学过程。如果要 精准预测 病毒与细胞生死之战的胜负,就得把这个动力学过程搞清楚。下面粗略介绍下病毒入侵细胞的动力学研究进展(摘自 博士学位论文,王开发,病毒感染动力学模型分析,2007年,西南大学 )。 第一阶段,病毒在宿主内增殖。增殖过程通常会受到宿主理化屏障或捕食者和竞争者的限制和约束,比如皮肤粘膜机械屏障、补体、粘膜表面分泌型抗体( slgA )、吞噬细胞、 T 细胞、其他微生物的存在等。 第二阶段,病毒和宿主免疫系统均发生进化:一方面,病毒介导的自然选择使宿主特异性捕食者(如 B 细胞, T 细胞)增殖;另一方面,在宿主免疫压力下,病毒种群也发生选择,导致变异株的不断涌现。病毒与宿主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力量偏向,决定病毒种群是受到控制还是被清除;是停留于一定水平(宿主发病),还是大量繁殖导致免疫防御失败(宿主死亡)。 在 病毒感染的基础数学模型 中,设 x 代表未感染目标细胞数量, y 代表被感染细胞数量, v 代表游离病毒数量, N 代表一个被感染细胞在它的生命周期内产生的游离病毒平均数,参数 d , a , u 分别为未感染细胞、感染细胞和游离病毒颗粒的死亡率:β是未感染细胞和游离病毒颗粒的接触率。它们之间的关系为: 在 免疫调节的数学模型 中,增加以下几个变量: z 代表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反应的强度,参数 p 则代表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杀伤感染细胞的速率,数学模型调整为: 在 免疫调节滞后的数学模型 下,在 药物治疗的数学模型 下,需要不断增加变量。而人体本身是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把机体内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在一起,病毒感染细胞的动力学模型将会 无限复杂 。 这样类型的“精准”研究什么时候才能计算出普通感冒的发生发展呢? 10 年后? 20 年后?不知道,笔者只能长叹一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当然还有 keng die 的后半句), 精准无止境也 。 后话: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在上述博士论文的结论中提到:病毒感染后,病毒和细胞数量的平衡点和周期波动都可能出现。同时随着时间滞后效应的增加,稳定点被突破,并最终导致 混沌模式 的出现。( 是否也存在蝴蝶效应呢? ) 敬请持续关注我的博客和微信公众号:“非线性科学与医学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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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首都医科大首次提出原发性高血压病毒感染学说
nooney1986 2011-7-22 17:31
最新研究证实,除遗传、不良生活方式外,病毒感染或许也是原发性高血压的原因之一。这项由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杨新春教授、蔡军副教授课题组完成的研究显示,巨细胞病毒感染可能是高血压的触发因素,从而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高血压病毒感染学说。相关论文于7月12日发表在国际心血管领域顶级杂志《循环》上。 高血压是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目前全国高血压患者已达2亿人。虽然高血压被确定为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已近50年,但如何预防及有效控制依然是世界性难题,其主要障碍是95%以上的高血压为病因不明的原发性高血压,因此难以进行有效的早期预防和治疗。首都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临床病例对照研究,首次发现人巨细胞病毒(HCMV)及其编码的microRNA与原发性高血压相关。课题组发现,HCMV编码的hcmv-miR-UL112在高血压组较健康对照组上调3倍,并且在另一个独立样本(194名高血压患者和97名健康人)上也得到证实。进一步研究显示,hcmv-miR-UL112不仅是HCMV感染导致血管损伤和高血压的节点分子,也是HCMV病毒免疫逃逸在体内长期存活的关键。 《循环》杂志前主编、美国德克萨斯心脏研究所所长JamesT.Willerson评价说:“该课题第一次系统研究了高血压病人的microRNA表达,同时也是第一次将病毒microRNA与心血管疾病联系起来,这些证据表明控制病原微生物感染可能为高血压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一种新的策略。” 最新研究证实,除遗传、不良生活方式外,病毒感染或许也是原发性高血压的原因之一。这一研究发现为为高血压的成因找到了新解释,对开辟新的高血压治疗途径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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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水平的食疗
热度 12 fs007 2011-5-12 06:48
寻正 现代社会中食疗这个古老的观念被持续地滥用,使用食疗进行商业欺诈是如此普遍,以致于中国不少缺乏相关专业系统训练的科普作者有全盘否认食疗,倒洗澡水把婴儿一并扔掉的趋势。 食疗是现代医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现代医学用食疗治病,相应的食疗方案就是治愈、减缓、以及控制疾病的灵 丹妙药,其地位与效果没有其它方式可以取代。这里我报告一个分子水平的食疗案例,它可以清晰地表明现代医学能够,也会在将来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提供的救命良方。限于目前中国的医疗水平,此类良方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 这一案例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作者为灰尔润医生( Dr. Marsha K. Fearing )等人 ( N Engl J Med 2011; 364:1545-1556). 一个顺产婴儿在 9 个月时发病前都健康地成长,发育正常,按照美国推荐接种方案接种了各种疫苗。在入院一个月前他有过一次呼吸道感染,然后就是两天前开始发病,有“乏力、烦燥、鼻涕、间断呕吐、以及无血性腹泻”等症状,都是婴幼儿普通 的病毒感染(比如感冒)中常见的症状。因此,在当地一家诊所他得到对乙酰胺基酚(婴儿泰诺)的治疗。 一天后,其症状加重,父母把他带到了麻省总医院的急诊科。其体检显示体温稍高,而其它则无异常。医院里详细的实验室、 CT 、与超声检查都没有发现太多异常,唯一的异常发现是“显著增大的肝脏伴有弥漫性的低衰减,表明肝脂浸润与胆囊周围积液。”译成常人能懂的语言,即肝脏怀疑有脂相关性病变。 接着医生试图检查是否有病毒的肝感染,未能发现任何东西。他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而进一步的化验与 CT 检查总是显示正常结果。他的肝衰很明显,但医生找不到原因。泰诺中毒导致肝衰在小儿很常见,但是在这一案例中被实验室检查基本上排除了。 如果他在世界上其它大多数国家,他会被诊断为不明原因的肝衰而不得不接受很快死亡的命运。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他很快就陷入了肝昏迷,对疼痛都没有反应。 即使在美国,可能有半数的幼儿肝衰没有清楚的诊断。另外,肝衰的已知的常见原因包括药物中毒,占 16% 左右,代谢性疾病占 10% ,病毒感染占 6% ,以及缺血缺氧占 4% 。在未明确诊断的病人中,多估计为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医生进一步排除了这个小患者的其它病因可能,而关注于代谢性疾病。代谢性疾病中常见的有胆汁淤积、脂氧化障碍、胆固醇酯储存障碍、糖原储存障碍、以及囊性纤维化。如果他年龄再大一些,超过 3 岁,那么威尔逊病(一种铜沉着病)就是首要考虑对象,这种遗传性疾病是在青年与少儿中最常见的引起肝衰的代谢性疾病。 通过排除法,医生把肝衰的原因归结到两种情况之一,要么是脂肪酸氧化障碍,要么是胆固醇酯储存障碍。这时,他们不得不进行了肝活检。由于肝生产凝血因子,肝衰时就处于低凝状态,若有出血,则不易止血,因此肝活检有不少风险。 肝活检的病理检查包括电镜检查显示其肝脏有弥漫性大泡及小泡脂肪沉积,脂肪在他的肝细胞内积累,太多的脂肪会把其它的细胞结构挤走,最终细胞会功能失常及死亡。 肝细胞脂肪沉着仍然是一个粗糙的诊断,因为同样地有许多原因可以造成脂肪沉积。脂肪在线粒体(相当于细胞中的电厂,为其它活动提供能量)中代谢,其分解过程包括氧化磷酸化、脂肪酸氧化、与尿素生成。任何一个过程出了问题,都会导致脂肪不能完全分解,从而积累在肝细胞中。药物与毒素会造成脂肪沉积,比如,阿斯匹林、丙戊酸(一种抗癫痫药)、四环素、铁中毒或过量。在成年人如果过分爱好杯中物,酒精很容易通过细胞膜,能干挠许多正常的生理功能,包括脂代谢,酒精刺激脂细胞内的脂质溶解,脂质被搬运到肝脏后同时又抑制它们在肝中的分解,从而导致了脂质沉着。如果你难舍弃杯内物,就当牢记每天一两白酒已经是你能承受的上限,超过则会产生脂肪肝。在这个小孩,这些药物与毒素因素都被排除了。 在排除外在的因素后,医生剩下的是内在的总是由基因缺陷引起的代谢障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LCHAD 缺陷,它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LCHAD 学名叫长链 3- 羟基 / 辅酶 A 脱氢酶。此酶的缺乏导致中长链脂肪酸的沉积。它发生在胎儿(孕中后期),当胎儿不能分解那些脂肪酸时,就会将它们释放出来,通过胎盘流到母亲的肝脏。即使母亲的肝脏功能正常,也可能不能负担这么多的额外脂肪分解,从而产生所谓的妊娠急性脂肪肝。在以前,爆发的妊娠急性脂肪肝中者无救,随着现代医学的认知能力与技术水平的提高,现在 80% 的母亲都能得保全。 在婴儿,目前所知有六种代谢疾病涉及各种脂肪代谢过程中的酶。根据临床表现,医生把诊断限定在两种: CACT 与 CPT2 的缺陷。这两种缺陷导致极长链的脂肪酸在肝内沉积。美国著名的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对该小儿的基因进行了测序,发现其编码 CACT 的基因( SLC25A20 )中有三个突变而 CPT2 的基因没有问题。这种疾病目前在世界上准确诊断出来的,不到 30 例。 CACT 是肉碱 / 酰基肉碱移位酶的简称。它是协助长链脂肪酸通过线粒体膜的三个酶( CPT1/CACT/CPT2 )之一,前面已交待,线粒体是燃烧脂肪产生能量的细胞器。肉碱在其中也起决定性作用,人类大约 75% 的肉碱来源于肉类、奶制品、以及豆类产品,只有 25% 为自体产生。 当分子水平的诊断明确以后,对这位小病人的治疗就出乎意料地简单。显然,他不能摄入长链脂肪,他的食谱中就只含有极少量的长链脂肪。医生还给他开了熊去氧胆酸,抑制脂肪的吸收,进一步减低长链脂肪酸的摄入。如果我们禁食,我们的身体就会尝试燃烧脂肪,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因此,小病人就需要多次进食,不制造饥饿动员身体脂肪的机会。他的人食谱中还额外加入肉碱,以增强他仅剩下的代谢长链脂肪的能力。 在该案例发表时,这个小孩已经 3 岁了,健康成长没有后遗症。如果他没有获得准确诊断,他就可能死于他吃的食物,分子水平的诊断与食疗拯救了他的生命。这就是国人在未来可能获得的医疗。 The Age of Molecular Level Nutritional Therapy Nutritional therapy is an old idea that has been constantly abused in modern society. There is a general trend among Chinese science writers to reject the idea of nutritional or food therapy altogether because of the rampant abuse by scammers of nutritional therapy. Nutri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modern medicine. When nutritional therapy is indicated, the specific nutritional approach is indeed the silver bullet that cures, alleviates, and contains diseases. Their roles in medicine are non-substitutable. I report here of a case of molecular level nutritional therapy, which clearly illustrate what modern medicine can and will offer. This case is published in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by Dr. Marsha K. Fearing and colleagues ( N Engl J Med 2011; 364:1545-1556). A healthy baby was delivered full term and lived a perfect healthy life until he was 9 month old. He was following regular vaccination schedules and developed normally. He had a respiratory infection one month before this admission. Then two days before admission, he developed symptoms including “lethargy, irritability, rhinorrhea, intermittent vomiting, and nonbloody diarrhea”, nothing you would not expect out of a usual virus infection (common cold) of babies and small children. Therefore, he was treated as such with acetaminophen (infant Tylenol). After one day, the symptoms progressed and he was brought to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His physical examination revealed slightly increased temperature and everything else was about normal. He underwent many lab screening tests, CT, and ultrasonography extensively of multiple organs. The only significant findings are “a markedly enlarged liver with diffuse hypoattenuation consistent with fatty infiltration and pericholecystic fluid.” In common language, the liver is suspected to have problems related to fat. The child was then screened for multiple viruse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cause liver infection and none was identified. His condition continued to worsen while expanded lab and CT tests always come back as normal. He was experiencing liver failure but the doctors had been struggling to identify the cause. Tylenol toxicity was a common cause for liver failure in children, however, this possibility was ruled out with lab test early on. Had this baby been in most of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e would be diagnosed as liver failure with unknown cause and quickly accepted his fate. He had quickly become stuporous upon admitting to intensive care unit and unresponsive to pain stimulation. Even in U.S., about half of liver failures in children were without a clear diagnosis. Otherwise the common cause of liver failure includes drug toxicity (mainly acetaminophen) for 16%, metabolic disorders for 10%, viruses for 6%, and ischemia for 4%. The most common cause for those with indeterminate diagnosis is suspected as metabolic diseases. Autoimmune diseases also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liver failure with unknown diagnosis. The doctors did extensive studies of this young patient that excluded diagnoses other than metabolic disorders. The common causes of metabolic disorders include cholestasis, fatty-oxidation defects, cholesteryl ester storage disease,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s, and cystic fibrosis. If this child was older—close or up to 3 years of age, Wilson’s disease where copper accumulation in tissues would be considered. This genetic disease is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liver failure among metabolic conditions for older children and young adults. By exclusion, the doctors narrowed the cause of liver failure in this child down to two conditions, either fatty acid-oxidation defects or cholesteryl ester storage disorders. Then they performed a liver biopsy, which is risky under this critical condition. Many of the coagulation factors are produced by liver. When the liver fails, the blood is anti-coagulated, i.e., it takes longer time for blood to form blood clots to stop bleeding. With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other pathological examination, the child was diagnosed as diffuse microvesicular and macrovesicular steatosis (small bubble and big bubble fat accumulation). Fat had been accumulating in his liver cells. Too much fat in cells will drive out everything else. The cells will malfunction and ultimately die. A diagnosis of fat accumulation in liver cells is still a crude diagnosis because there are numerous factors could contribute to the diagnosis. Fat metabolism involves the mitochondrial system, including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fatty acid oxidation, and ureagenesis. Any of the processes go wrong, fat cannot be breakdown in the liver cells, it will accumulate. Drugs and toxins can cause steatosis. For example, aspirin, valproic acid, tetracycline, and iron overload and poisoning can cause steatosis. For common knowledge, if a fatty liver happens in adults, alcoholism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auses. In this child all the drug and toxin causes had been ruled out. After drugs and toxins excluded, doctors were left with intrinsic metabolic defects that are always caused by genetic factors. One of such conditions is worth mentioning is LCHAD deficiency. It’s an autosomal recessive disease. LCHAD stands for long-chain 3-hydroxyacyl-coenzyme A dehydrogenase. Lack of this enzyme causes accumulation of medium and long chain fatty acids. It happens in fetus. When fetus cannot breakdown those fatty acids, they are kicked back to the mother through the placenta. When mother’s liver is overwhelmed, it fails, causing what is called acute fatty liver of pregnancy. Traditionally, the mother always dies. With modern technology, four out of five can survive. Currently there are six known disorders involving various enzymes for fatty metabolism in infants. Based on clinical presentation, doctors narrowed down their diagnoses to two, CACT and CPT2 deficiency. Either condition will cause accumulation of very-long-chain fatty acids in the liver. Scientists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sequenced genes of the child. It was found that the gene coding CACT (SLC25A20) contains three mutations while CPT2 gene was intact. This condition was identified less than 30 cases worldwide. CACT stands for carnitine acylcarnitine translocase. It is one of three enzymes (CPT1/CACT/CPT2) that facilitate transportation of long-chain fatty acids into mitochondria to be breakdown for energy. Carnitine is critical for the process. Humans acquire 75% of their carnitine from meat, dairy, and soybean products. Once the diagnosis is elucidated on molecular level, the treatment is unbelievably simple. One thing he cannot have is long-chain fatty acids. His dietary consists of very low content of long-chain fatty acids. The doctors also put him on ursodeoxycholic acid, a medication that reduces fat absorption. When we fast, the body tends to burn fat for energy, which was to be avoided in this child. He was suggested to take frequent meals. His dietary is also supplemented with carnitine, which enhances his limited capability to metabolize long-chain fatty acids. At the time of publication of this case, this child was 3 years of age and developed very well. Had the doctors not been able to make an accurate diagnosis, the boy may have died from the food he ate. Molecular level diagnosis and dietary therapy saved his life. This is one of our futures in medicine.
个人分类: 食疗祛病|13844 次阅读|3 个评论
病例讨论:高热、黄疸、肝脾肿大、血小板减少
fqng1008 2010-7-16 08:59
按: 该病例是2005年夏我科的一位住院患者,这次会诊后不久即转广州中山大学第三医院,但终于未能挽救生命,也没有明确诊断。他走后,我一直不能忘怀,一个鲜活的生命就从手中无情地消逝,而我们竟如隔靴搔痒,用力不上,神圣的生命敲打着医生的无奈。昨天天豪打电话来,他的堂叔患 恙虫病由武汉同济医院转中南医院(据说较有经验,可能为年逾七旬的桂希恩教授见得多一些),高烧一周不退,生命垂危。我只能告诉他,相信医生,他们会尽力的。至于预后,只能听天由命。于是,想起了5年前的这个年轻人...... 1 病历摘要 1.1 病史 患者男,20岁,工人,因乏力、腹胀2周,加重伴发热、黄疸3天而入院。 患者于2周前自觉乏力、腹胀、食欲不振、尿黄,2天前在深华医院及园岭医院以感冒予先锋霉素注射2天,口服清热胶囊,症状未见好转,乏力、腹胀症状加重,进食后即呕吐胃内容物,非喷射状,伴有畏寒,发热达39C,尿黄逐渐加深如浓茶样且身目黄染。到园岭医院查肝功能,ALT 685 U/L,TBil 62.9 mol/L,DBil 23.4mol/L,Alb 44.6g/l。我院以急性黄疸性肝炎收入。发病来,近4 ~ 5天咳嗽、咳出黄色粘痰,咳剧时胸痛,自觉头痛,无腹痛、腹泻,皮肤瘙痒及解白陶土样大便,无流鼻血及牙龈出血,无烦躁、胸闷、气促、腰痛及骨关节疼痛,近3天精神睡眠差,大便2 ~ 3天1次,干结,黄色成形,小便黄,无少尿,体重减轻约2公斤。 否认伤寒、肺结核、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史,否认关节炎、糖尿病、甲亢、肾炎等内科病史,否认药物及食物过敏史,否认近期野外郊游史及蚊虫叮咬史、游泳史,否认输血及血制品运用史,来深圳生活工作3年,从事工厂管理工作,嗜烟3年,3天1包烟。饮啤酒年余,1周1 ~ 2次,每次2 ~ 3瓶。无其它不良嗜好,居集体宿舍。否认传染病、遗传病、肿瘤家族史。 体温:38.8℃;脉搏:120 次/分;呼吸:30次/分;血压:110/70mmHg。发育正常,营养中等,体型偏瘦,自主体位,急性病容。全身皮肤、粘膜、巩膜中度黄染,背部见7片瘀斑(今下午刮痧痕),肝掌征(-),颜面、颈部、四肢、前胸、肩背均未见蜘蛛痣及毛细血管扩张,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咽红(+),双侧扁桃体无肿大,颈无抵抗,全肺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及胸膜摩擦音,心界无扩大,心率120次/分,律齐,有力,心尖部可闻及Ⅱ级收缩期吹风样杂音,余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平软,剑突下轻度压痛,腹部其它部位无压痛,无反跳痛,未触及包块,肝右肋下及剑突下2cm可触及,质中,边钝,光滑,无压痛,脾左肋下1cm可触及,质中,边钝,无压痛。墨菲氏征阳性。肝上界于右锁骨中线第6肋间,肝区叩痛阳性,双下肢无浮肿,双侧巴氏征阴性,克氏征阴性。 入院后,采用营养、支持、对症处理和抗病毒治疗,患者仍持续高热,体温38.5 ~ 40.3℃,经激素和退热药物治疗,持续物理降温,体温下降不明显,病情逐渐加重。第2天即血小板、白细胞明显下降,尽管每天补充新鲜血或机分血小板,血小板仍然波动在1010 9 /L左右,并出现出血点和瘀斑,心率120 ~ 150次/分,呼吸30 ~ 46次/分,后出现少量胸腹水。 实验室检查:(1)血常规(每天检查1 ~ 2次): RBC(4.97 ~ 3.87)10 12 /L,Hb 155~117g/L,WBC(3.87~1.81)10 9 /L,NEUT 69.6%~81.1% ,PLT(102~7)10 9 /L ();(2)肝功能:ALT由778 U/L上升至1143 U/L,AST由761 U/L上升至4089 U/L,GGT 166 ~ 150 U/L,LDH由895 U/L上升至9772 U/L,CK由269 U/L上升至3211 U/L,TBil 108.3 ~ 134mol/L(DBil / IBil 1),Alb 由39.8g/L 下降至33.1 g/L,CHol 2.17 ~ 2.58 mmol/L,PT由14秒上升至29.1秒(PTA 29%),FIB 由3.63g/L下降至0.4g/L。(3)电解质: Fe 43.23~98.36 mmol/L,K 4.29~4.7 mmol/L,Na126~143.3,Cl 91.9~100 mmol/l,CO 2 16.98~17.86 mmol/l,Urea 6.0~11.2 mmol/l,Cr 106.0~133 mol/l 。(4)尿常规: RBC 2~3/HP,Pro +,Ket(-)~(+),UBG ++ ~ ++++,BIL ++,ERY ++++。(5)淀粉酶:1/8血淀粉酶、尿淀粉酶均(-),16/8尿淀粉酶1951 U/L(参考值100 ~ 1050 U/L)。(6)其他:甲功5项(-);痰培养为四联球菌80%,草绿色链球菌20%(均口腔正常菌群);血培养(-);疟原虫阴性。 免疫学检查:单纯疱疹病毒Ⅰ型IgG阳性,单纯疱疹病毒Ⅱ型IgM阳性,弓形虫抗体IgM阳性,巨细胞病毒抗体IgG阳性,病原学检查:抗HAV-IgM阴性,HBsAb(+)、HBcAb(+),抗HCV- IgG阴性,HD 2项阴性,抗HEV阴性,TB-Ab阴性,梅毒2项阴性,抗HIV阴性,抗EB-IgM弱阳性,抗EB-IgG弱阳性(结果讨论后才来),肥达氏试验2次均(-),外斐氏试验2次均(-)。 骨髓检查报告:(1)增生减低,G=41%,E=0;(2)粒系增生,中性中幼粒、分叶核比例偏低,其余阶段比例大致正常,可见颗粒增多、增粗、空泡、核左移现象;(3)红系罕见,成熟红细胞形态大致正常;(4)淋巴细胞比例明显增高,异淋占44%,易见淋巴细胞核分裂现象;(5)全片见粒细胞巨1个,血小板减少;(6)未见寄生虫及其他异常细胞,易见破碎细胞。结论:骨髓片中见44%异淋,提示病毒感染。 心电图(多次):窦性心律,心电轴严重右偏。10/8 B超:肝脏光点增粗;胆囊壁毛糙;脾脏未见明显异常。13/8 B超:肝、脾、肾和输尿管未见明显异常,胆囊炎性改变,肝门处异常低回声结节,淋巴结肿大可能,少量腹腔积液。10/8 X光:全胸未见明显异常,腹部未见明显异常。16/8 CT:两肺血管纹理稍粗,肺周边见少许小结节状与小片状阴影,以两下野较多,两侧胸膜腔内中量积液(肺部及胸膜考虑反应性改变)。肝脏肿大,左叶明显,肝内胆管轻度扩张,胆囊隐约显示,脾脏肿大,占7~8肋单元,密度均匀。胰腺普遍性增大,以头部与体部明显,边缘模糊,胰头周边可见液体渗出(胰腺考虑急性炎症性改变)。腹膜后未见肿大淋巴结。 1.2 入院诊断 病毒性肝炎(病原待定,急性黄疸型)。 1.3 修正诊断 发热查因:(1)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2)恶性组织细胞病?(3)伤寒? 2 病例讨论 市人民医院心内科陈主任:患者为青年男性,急性发病,以消化道症状突出,体征为黄疸、广泛皮下出血,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周围血象显示WBC、PCT持续下降,肝功能恶化,PTA下降,及骨髓象表现,考虑病毒感染可能性大。虽然原发病不明,主要损害应该在肝脏,临床见心电轴重度右偏,心肌酶明显增高,但CK-MB正常,说明心肌损害较轻。患者无呼吸困难主诉,心界不大,心功能好,考虑为中毒性心肌损害,需减慢输液速度。患者出血严重,有乱语表现,目前应以对症、支持、护肝为主,注意合并细菌感染。 市第二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陈主任:从目前骨髓象看,考虑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可能,要多做外周血查淋巴细胞(异淋),恶组不能排除,建议再行骨穿。建议进行结缔组织疾病检查,但患者男性,已予地塞米松10 ~ 20mg 3天,疗效不好,不太支持。血液系统其他疾病暂不考虑。 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邱晨主任:入院时胸片正常,6天后CT检查提示肺部出现病变。患者早期的感冒症状及咳嗽、咳痰,非肺部特异表现。目前病变考虑为继发性改变,并非肺部原发性疾病。患者的损害以肝脏和血液系统较重,考虑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大。此外,外斐氏试验还可再做(以发病3~4W阳性率高),血培养多做几次。胸水量小,可穿刺检查(但可能抽不出来)。血气为呼碱,代碱也可能存在。患者高动力循环,予面罩持续低流量吸氧为宜。左上肢请外科检查,以排除骨筋膜室综合症。 北京胸科医院张培元教授:急性感染可能性大,根据以往经验,流行性出血热不能排除,除了疾病经过分期不典型外,其余均可解释。结核病引起的全身性损害较少见,可于下周复查胸片,因急性血行播散型肺结核于发热2 ~ 3周胸片才显影。 本院谌取鼎教授:不要排除恙虫病,可考虑治疗性诊断,予强力霉素0.2,日1次,很简单。因为有些恙虫病不典型,不一定就有焦痂,有些病情很重,抗生素治疗前死亡率可达到40%。患者的多脏器病变,应该是继发性改变。 本院杨大国院长:感谢各位专家,目前基本达成共识。临床诊断考虑急性感染可能性大,主要是:(1)病毒感染(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流行性出血热?);(2)恙虫病。但是,恶组不能排除。先予强力霉素3 ~ 5天试验性治疗,主要加强监护,由于各脏器功能差,最严重的损害在肝脏和血液系统,采取护肝、支持、营养和对症处理,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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