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行政管理

标签: 行政管理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服务型精细化的德国大学行政管理: 热度 7 lgmxxl 2013-10-9 09:36; ——德国高等教育发展分析之六题记：在对德国高等教育进行为期20天的考察以后，有了一些思考与思想。但委实拿不准这些思考与思想是否反映了实际，请在德学者、学生给予批评指正。本人将十分感谢。德国大学伴随着全球新公共管理理念的盛行，也在进行着德国式行政管理改革。这些行政改革贯穿着服务意识、目标意识、成本意识、精细化管理意识、绩效管理意识等理论。德国大学行政管理首要的一个理念即是服务意识。他们认为教授是大学主体，是办学的关键。大学行政服务于大学教学与科研、服务教授是天经地义的事。第二，德国大学普遍实施每四年一次的目标管理。这些目标涉及注册学生数、男女比例、运行成本控制等内容。大学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制定目标及成本控制数据来自中介机构。第三，德国大学行政管理中注重成本控制。德国大学对成本的控制是建立在大量的调研和数据基础之上的，这些数据由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评估。实施成本控制，有效节约了成本。以柏林自由大学为例，实施成本控制后，其能源支出在能源价格上涨的基础上实现了连续两年下降。第四，德国大学行政管理实施精细化管理。细节决定成败，从德国大学细节管理上，我们看到他们在管理上的用心投入。办公区有厨房，供员工做饭、茶歇用；卫生间放有两卷纸，以避免出现尴尬等。第五，德国大学行政管理注重绩效。德国大学近年来开始实施绩效管理，对管理较好的单位还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第六，德国大学行政管理人员中，一半左右的人为有限期合同制人员。我们在考察中，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德国在管理体制上有类中国化的现象，即出现所谓的异化的大学行政化问题。但德国大学为何没有出现行政化问题？这们认为德国大学有以下保障举措，德国大学很难出现行政化问题。第一，理念保障。德国大学是现代大学的发源地，现代大学理念中的核心观念在德国大学中根深蒂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是深入到大学各类人员骨髓中的东西。教授就是大学，大学围绕教授开开展，是理所当然的事。行政管理部门服务教授也就是顺应自然的事。第二，组织保障。从大学层面的中心管理机构(主席团和大学评议会)到各个科系，再到最基层的教学和科研组织，德国大学行政管理体制可以说与“议会制”有着很多相似点。而各类委员会教授人数基本占绝对多数，大学里几乎所有事务都是由本校的教授决定的。第三，制度保障。行政管理决策事务公开透明是德国大学预防腐败、避免行政化的重要机制和重要保证。德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实行公开招聘，大学校长由评议会选举产生。学校的行政管理决策公开透明，行政事务程序规范，全部处在“阳光”之下，处在全校师生员工和社会媒体的全方位监督之中。大学内有专门的内部监督机构如设立内审或检查小组；设立反腐败工作联系人制度；定期实行岗位轮换；实行分权制衡，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等举措，有效避免腐败，除去产生行政化的土壤。第四，给力的中介机构保证。德国大学行政管理立足于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其数据来源往往由社会中介机构提供。如柏林自由大学已经实施了三年多的绩效管理，其成本核算、办公用房分配等均由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数据支撑。这一方面杜绝了人情风，同时也避免决策的随意性。另一方面，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也增加了行政管理的权威性与科学性。; 个人分类: 国外高等教育|8636 次阅读|12 个评论

[转载]汪玉凯：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属性与结构研究: whyhoo 2012-5-21 09:40; ［摘要］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是一个复杂而完整的系统。如何从理论上把握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内涵、主题、属性、结构以及时代特征等，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本文结合我国现代政府建设的实践，对上述问题做一分析和探讨。［关键词］行政管理体系；属性；结构一、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内涵和属性现代行政管理与现代性以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密切相关的，是现代政府管理在公共治理中的直接体现。所谓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状况与文化精神：一方面，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状况，它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另一方面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摒弃人类蒙昧、未开化的精神世界，崇尚人类社会永恒进步的价值理念。尽管从历史分野上看，中国现代社会是从1919年薪文化运动开端的，但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了缓慢的现代化进程。所谓现代政府，本质上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产物。现代政府与传统政府的重大区别在于现代政府具有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包括科学性、民主性、公开性、法制性、责任性服务型以及廉洁性，如果缺少了这些最基本的“元素”，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现代政府。中国现代行政管理，除了反映这些最基本的现代“元素”外，又是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所谓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就是指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履行国家的行政职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开辟发展道路的行政管理体制、组织架构、制度规范、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上述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内涵，集中反映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代主题，并使这一主题贯穿于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建设的全过程。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具有四个基本属性：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性。主要表现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探索与实践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和深化的，这种展开和深化，也在不断完善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性。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虽然反映着现代性和现代化的特征，但本质上仍然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上发展起来的，离开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就等于失去了根基。三是时代变革的创新性。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在创新和变革。在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中，始终包含着丰富的政府管理创新内容。四是兼容并蓄的开放性。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虽然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并没有拒绝人类文明，而是不断借鉴国际社会有关公共行政的有益经验，具有鲜明的开放特征。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基本属性，决定完善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必须注重以下五个方面要求：一是执政为民。就是说行政管理的所有活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必须体现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和价值。着力完善公民诉求和利益维护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二是公开公正。现代行政管理要求政府必须坚持公开公正的施政理念，实行阳光行政，要建立健全具有约束机制的民主科学决策机制、顺畅的运行机制和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三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管理的根基，在现代行政管理中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体现现代法治精神，有效规范政府的行为；四是清正廉洁。保持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清正廉洁，是现代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社会公众的普遍期望。因此，加强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监督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衡量一个政府能不能执政为民的重要标志；五是讲求实效。现代行政管理要做到讲求实效，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有良好的职业操守，这样才能避免形式主义，真心实意为民众服务。总之，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建立起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效能政府和现代化政府，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必然要求。二、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整体结构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整体结构，主要包括行政组织体系、行政监管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公共服务体系以及行政绩效体系五个部分。在分析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内在不同组成部分时，我们将采用“结构——功能——运行”的分析框架，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便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规律。行政组织体系行政组织体系，是行政管理活动的载体，如果离开合理有效的行政组织体系，任何政府都无法存在，也不可能开展任公共治理活动。从行政组织体系的结构看，行政结构就是政府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既包括横向的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也包括纵向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行政的层级。从行政组织体系的功能看，政府机构整体上可以划分为决策机构、执行机构以及监督机构，这三类机构，按照各自的职能和运行机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其中决策体系的民主化、科学化又十分重要。从行政组织的运转看，通过一定的法律和制度设计形成的行政体制和机制，以及行政组织体系中的公务员人员，是最核心的部分。任何行政组织体系，如果缺乏建立在比较完善的法制框架基础之上的体制和机制，离开高素质、专业化的行政管理人员，都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定的体制和机制以及专业化的国家公务员是决定公共治理优劣、成败的关键要素。多年来，我国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不断对各级政府机构和政府职能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不断协调和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推进纵向行政层级改革，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系变革和政府运行机制，不断加强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建设，都是行政管理组织现代化的演变过程。行政监管体系行政监管体系是政府在公共行政活动中为了维护市场和社会的正常秩序，通过一定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对市场和社会实施有效管理活动的总称。从行政监管体系的结构看，中国除了对社会经济发展实行宏观调外，具体的市场监管主要包括：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反对垄断和欺诈，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权益和利益；维护金融秩序，加强对金融、资本市场的监管；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加强对各类生产安全的监管，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加强对环境的监管，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等。从行政监管体系的功能看，一个国家行政活动的监管职能是否科学，不仅直接影响公共行政的有效性和政府责任性，而且对政府自身的形象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可设想，在一个法制缺失、市场秩序混乱、社会成员的人身安全、生活安全没有保障的状态下，人民群众会对政府的公共行政活动能够给予满意的评价的。从行政监管的运行看，行政管理活动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具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行政法制体系，这套法制体系，不仅为市场监管提供了依据，而且也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保障。通过多年的努力，目前中国行政体制中的行政责任体系逐步健全，政府法律责任机制得到强化；行政执法程序逐步细化和完善。所有这些都为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管体系，奠定了法制框架。社会管理体系社会管理体系是政府职能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管理体系，是指建立在一定法律框架基础之上、构成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称。从社会管理体系的结构看，社会管理主要包括维护正常社会秩序，打击社会犯罪，强化社会的公共安全；维护正常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应对各种社会危机事务，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和服务，维护虚拟社会的良好秩序等。从社会管理体系的功能看，现代行政管理都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和管理。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快，而社会建设明显滞后，由此带来的问题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充分反映，因此，加强社会管理功能，就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从社会管理的运行看，社会管理是要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高效的政府组织履行自身的职责来实现的。按照我国目前确立的基本方针，就是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并使这一格局不断得到完善。从党的十七大以来，各级党政机构对社会管理的高度重视，以及围绕加强社会管理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对促进社会管理，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共服务体系公共服务职能是我国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受到特别重视和不断被强化的政府职能，也是围绕解决民生问题政府各项工作中最重要的着力点之一。公共服务体系，就是围绕解决民生问题政府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构架，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的手段和方式等。从公共服务体系的结构看，我国目前的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公共教育服务、公共科技服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公共就业服务、公共住房、公共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公共信息服务等十一大类。在公共服务中又可以划分为基本公共服务和一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满足社会公共需求而提供的公共服务与产品。基本公共服务是基本的、关系到公民基本权利、收益最大化、兼顾基础与长远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依照法律法规，为保障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社会权利、基础性的福利水平，必须向全体居民均等地提供的基础性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是混合公共服务，或政府为满足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共需求而提供的公共服务与产品，如高于社会保险水平的高福利等等。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消费所带来的社会公益性不如基本公共服务那么明显；对象没有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对象普及；在公共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可以暂缓服务提供，或依靠市场、第三部门提供。从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看，在现代公共行政中，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容和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定时期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政府能力的重要指标。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政府存在真正价值。一个政府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给人民群众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才能真正受到民众拥护。由于中国目前仍然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能够给民众的提供的公共服务还是很有限的，水平也是比较低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来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功能将不断强大，能够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从公共服务的运行看，中国政府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这一目标无疑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加快这个目标的实现，使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现代化给人民带来的成果。行政绩效体系绩效管理是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衡量一个政府在普通民众中有多大影响力的重要标志。行政绩效关系到公共行政活动的有效性、政府自身运转的效率以及公共权力接受监督的程度等。而行政绩效体系，就是构成衡量政府这一运转过程各种内容的总称。从绩效管理体系的结构看，行政绩效包括以及政府的组织绩效、行政人员的绩效；评价和衡量政府效率高低的科学指标体系；对政府机构、公职人员的行政责任追究以及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等。从行政绩效体系的功能看，行政绩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框架，为行政绩效体系的功能发挥，起到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从绩效管理的运行看，尽管我国政府在行政绩效方面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评价政府和公务员重经济指标，对公权力的监督还与民众的期望有比较大的差距，权力腐败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但从整体上看，政府行政绩效的科学性、公正性、准确性和有效性也得到了加强。三、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内在逻辑中国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上述五大体系，其内在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是一个完整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体系的缺失都可能导致整个行政体系运转的障碍。总体来看，行政组织体系构成了中国现代管理体系的载体和支撑，所有政府管理活动都离不开行政组织体系。也可以说，行政组织体系为行政管理活动提供组织保障、职能配置、权力行使以及政府运行的基础性框架，其内在的职能体系、决策体系、执行体系、监督体系成为其最基本的要素。行政监管体系、社会管理体系可以说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具体展开，集中反映着政府在调控市场、管理社会的基本职责和责任。通过建立市场和社会准入制度，确立市场和社会规则，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达到维护正常市场和社会秩序，实施有效的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的目的。公共服务体系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集中体现，反映着政府为民服务的这一本质。通过制定公共服务政策、确定基本公共服务的边界，不断满足社会成员对公共服务的各种需求，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监管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最终的目的都可以落脚到公共服务的这一宗旨和理念上来。而行政绩效体系是对政府管理运行的矫正，集中反映政府的自身建设和效率，通过完善的绩效管理体系的构建，有效地约束公权力的运行，保持政府的廉洁高效，公开透明，保持权为民所用的本质，防止公权力的异化。［参考文献］王建民.现代性在中国：构建和反思.光明日报,2006-09-25. 原文见 http://people.chinareform.org.cn/W/wyk/Article/201205/t20120521_142223.htm; 个人分类: 政治|1266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美政治和行政体制的X架构: 热度 7 jiangjiping 2012-4-28 08:53; 中美政治和行政体制的 X 架构蒋继平 2012 年 4 月 27 日中国和美国在政治和行政体制上体现出来的根本区别是：在政治体制上，中国是一党制，是精英决定一切。共产党员在人口总体中占的比例很低，大概在 5 ％多一点，但是，共产党在中国各级政府中起着绝对的领导作用。政府部门的重要领导人都是由共产党的组织部任命的，而不是经过公民投票选举的。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民主选举，既由全体公民决定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人。在行政体制上，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行政体制是民主式的，即各级领导是一套班子，不是个人说了算，而是要经过集体讨论，要根据单位的规章制度来作决定。具体地说，在国有单位，关系到一个员工的工资，奖金，提升和调动等等切身利益时，这位员工的顶头上司没有权力一个人直接作决定，而很可能要经过组织上的研究讨论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更进一步来说，要是这个单位在同一个等级岗位有十几位甚至几百位员工，这些员工的工资变动调增一般是统一的，即所谓的“大锅饭”。在美国，行政管理上是独裁专制性的，即顶头上司有权力对下属直接进行业绩评估，继而对其进行工资的调增，决定奖金的多少，和是否符合晋升的条件。当然，我上面说的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中国的公有制单位，另一个是美国的私人企业。有的人会说，怎么可以这样比呢？我说应该这样比，道理很简单，中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美国是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我讨论问题喜欢看主流方面。而且，事实是明摆着的，国家的大事总是由主体部分为代表的，是不是？我总不能用一个国家的主体部分与另一个国家的少数部分比，对不对？现在让我用一根杠来代表政治体制，中国专制——————美国民主；用另一根杠来代表行政体制，美国专制——————中国民主。然后把这两根杠交叉竖起来，那就是一个 X 架构，想象得出来吗？至于这个 X 架构上的体制差异带给两国人民的利弊，我想要是一个没有在美国生活和工作过的中国人，是体会不出来的；同样的道理，一个没有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的美国人也是体会不到的。因而，只有那些既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也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相当一段时间的人，才会有真正的体会。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两种体制各有优点和缺点。简单地来说，中国的精英政治体制，民主的管理模式，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地享受着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他们没有多大的责任，因而也没有多少压力。但是，他们也没有充分利用和展示自己权利的机会。在这种环境下，要是他们的责任被人为地增加，而他们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他们向政府和社会表示不满和抗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在美国，政治体制上是民主选举，人民有权力决定各级领导人，各级领导人必须认真负责地为他们的选举人服务。但是，反过来，在行政管理上，领导人有绝对的权力决定下属的切身利益，因而，在美国，每个人都有很大的生存压力，他们时时刻刻都必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显而易见，就总体情况而言，中国人比美国人生活的高兴快乐，也享受更多的自由和平等，但是，享受不到与美国同等水平的民主。不同意我的观点吗？好的，现在让我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水稻所工作时，上班时间有时候会和同事们打桥牌。前几年回国时，也亲眼见到我的同学们在上班时间打牌，去年回国时，看到一个职工在上班时睡大觉。还有，我发现一些中国人上班时间用公家的电脑处理他们的博克。这些现象在美国的工作岗位一旦发现，立即会受到处罚的，或者员工们就根本没有这种机会。在美国，不管你是什么职位，什么岗位，一般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个人业绩评估，都是由顶头上司来评定。评定的结果决定个人的工资调增程度，奖金的多少等利益。越是级别高，评定的次数可能越频繁。在这种环境下，谁还会在上班时间打牌，睡觉，和用公家电脑处理私人博克？实话实说，我上班时间很少用公司的电脑处理个人博克。所以，要想在美国生存下去，而且要生存的比较有面子，还得有一些竞争力才行，要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个人分类: 社会体制|7011 次阅读|11 个评论

女生节特别报道：我所高秋芳同学参加 “新纪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训: chadwick 2012-3-8 11:13; 我所曾国屏教授的博士生高秋芳同学于2011年参加了华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港澳台办公室提供的“新纪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训计划”项目，在活动中表现突出，并在后续的征文比赛中荣获冠军奖励。系列活动得到了香港《文汇报》的报道，高秋芳同学的受奖照片也随报道一起刊出。图片来源：香港文匯報，2012年1月3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12/01/03/zt1201030019.htm “新纪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训计划”项目由香港九龙总商会资助、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于2011年7月9日至7月20日在广州、武汉、南京、香港举行，为期12天。共有港澳台地区28所高校及内地26所高校的一百多名学生参加。高秋芳同学不仅认真参加培训课程，顺利结业，而且还带领团队在才艺表演中获第一名。在后续的征文比赛中，高秋芳同学再夺头筹。她在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以及对香港廉政制度的深刻理解，受到了随行的国家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崔保师先生的好评。鉴于其各方面表现突出，高秋芳同学受邀于2011年12月参加九龙总商会成立72周年晚会和颁奖典礼。高秋芳同学所获得的喜人成绩，为我所、学院和清华大学争了光。在此女生节来临之际，谨以此报道对其进行表彰和鼓励。本新闻原本应该先在所网页上登出，但无奈学校的后台数据出了故障，预计要明天才能修改，故先小众传媒一下。; 46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开个两会要花多少钱啊？: 热度 3 skdhf 2012-3-6 23:10; 　九三学社中央拟的提案列举一组数据：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例如2009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和公共安全三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6%；同时，教育、科技、文体与传媒、社保和就业、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支出等民生支出，比重不足38%。国外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多低于10%，如日本是2.38%、英国是4.19%、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大家在热火朝天的开会议论怎样改善教育水平，怎样提高医疗环境，其实有些事根本不用议论，遏制腐败和公款吃喝，把纳税人的钱用于纳税人就什么都改善了。新闻上看着很多代表们热情洋溢的走下飞机，坐飞机不便宜，不知道这个钱谁出？开两会花了多少钱，怎么支出的，两会的成果是什么，怎么落实，落实不了怎么办，这些问题若都能透明解决，老百姓就的日子就真的好过了。若是空话，还不如建个QQ群，在群里议论议论既方便又省钱，省下的钱捐给灾区建个学校岂不造福子孙后代。; 2065 次阅读|5 个评论

[转载]现阶段中国改革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whyhoo 2012-1-7 09:56;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从高层到媒体似乎都对“消极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觉。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日前发表评论称：“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期，急需给权力套上制约的笼头；行政管理与市场经济的磨合调试，潜伏着寻租的隐患。……腐败文化存在，必定驱使‘能力’走向歧途，让‘精英辈出’、‘能力非凡’在错误轨道上产生更大危害。” 　　这一评论显然看出了中共腐败现象的外在因素及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作用，但仍未能明确点出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就腐败的根本原因而言，显然存在见仁见智的现象，有论者直指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论者称今天的中国为“权贵资本主义”。但笔者则仍倾向于将今天中国的乱象，归结为“非典型市场经济”体制。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的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摆脱情绪和政治立场的纷扰，沉下心来直面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转型期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府干预功能　　所谓“非典型市场经济”，正如笔者在之前的评论中所指出，其关键在于无法完成政府和市场的分离，同时无法建立独立的法治。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也不仅仅是经济，而是需要一套“市场、政府和法治”三位一体而又互相分离的关系。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当中国已经遇到一系列瓶颈之后，恐怕是到了人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一点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另一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三位一体的关系的深刻变化。这在中国的工业、经济和社会形态转型（亦即笔者归纳的中国三大转型）中，尤其是在社会形态的转型中可以看得尤其清楚。　　问题是：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究竟应该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但困扰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和政治学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只不过，今天的中国由于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人们的认识显得尤其混乱而已。　　几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当美国等自由经济国家强调政府干预的时候，不但中国媒体欢呼“中国经济和政治模式行之有效”，而且就连美国媒体自己也感叹“美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在西方国家，从亚当·斯密斯强调自由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作为“守夜人”的无为而治的角色之后，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干预功能，给罗斯福新政以极大的理论支持。二战后，德国实施社会市场经济，强调政府“可能时尽量少干预，必要时尽量多干预”。两者本质上都是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功能，但还是有些许差别：凯恩斯主义从个体经济活动的非理性和“动物精神”出发，强调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这样即便不能避免衰退，也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社会市场经济则虽强调政府的监管功能，但却要求政府尊重市场的主体行为。　　然而，今天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而又尚未完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所谓尚未进入市场经济，是指中国在政府职能上，始终未能完成向服务型小政府的转型。今天的中国，虽然企业和市场的运作已完全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甚至政府也已不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但在行政体制形态方面，中国则基本上还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或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干预功能，与今天中国的政府干预，不是在相同定义域里可以讨论的问题；前者是成熟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角色（虽然是有争议的政府角色），后者则是脱胎于旧体制、亟待改革但却又时刻受到旧体制思维牵制的政府角色。将两者混为一谈，很可能由此而模糊了中国现阶段矛盾的真正焦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阶段中国的最大问题（也是三十二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依然是政府职能转型的不彻底。正是这一问题，导致了中国的“非典型市场经济”状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和冲突。警惕计划经济思维死灰复燃　　现阶段中国的奇特现象是：一方面是经济形态已勉强披上市场经济的外衣，而另一方面行政体制则从机制到官员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都依然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的烙印或基因。虽然其表现方式已不再是政府直接决定生产规模、产品价格和销售渠道，但政府却拥有对经济项目审批的生杀大权。　　问题是，如果是纯粹的计划经济，那么经济活动虽如一潭死水，但毕竟没有寻租和腐败的土壤；相反，在经济一潭死水，人民毫无私有财产和权利的情况下，执政党的理想色彩和精神气质反而可以对人民构成吸引力。而“非典型市场经济”却既带有市场经济的外壳，又带有计划经济遗留的政府职能精髓，因而必然导致无限的腐败空间。　　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一方面，由于政府无法退出市场而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和机会；另一方面，当经济危机或风险发生的时候，传统的计划经济烙印又会十分自然地跑出来，以凯恩斯主义调控或社会市场经济的名义，实际上带来的是计划经济形态的死灰复燃。　　人们只要看一下这几年的一些现象，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四万亿投资、基建款项，最后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企业；为抑制房价疯长，各地纷纷出台强制性行政命令，有些甚至直接与户籍制度挂钩。　　众所周知，现阶段的中国，正面临工业化二、三十年后必然的城市化进程和难题；为拉动内需，城镇化建设将是未来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其关键就是彻底取消户籍制度。但在抑制房价的过程中，人们却明显看到了户籍制度的死灰复燃。　　一个本身荒唐的问题（如房价飞涨），不等于可以用另一个同样荒唐的手段（如行政命令和户籍制度）去解决。这种做法在本质上与凯恩斯主义或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大相径庭，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多层面的。 “国进民退”背后的文化基因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实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时，许多国有企业和资产被大量贱卖，当时的“民进国退”曾引起人们的忧虑。但这几年，“国进民退”则同样引起人们忧虑，甚至是更大的忧虑。　　如果说，“民进国退”是市场经济早期虽不健康，但却难以回避的历程，那么“国进民退”则折射了从体制到文化的的双重问题。从经济体制上看，如上所述，中国的政府职能还带有相当程度的计划经济基因，因此“国进民退”对许多政府官员而言似乎天经地义。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实蕴藏着相当多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的基因。在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程上，“国富民强”、“富国强兵”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但“富”的主体永远是“国”，而非“民”；市场经济重视个人权利和契约精神，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完全没有基础；儒家哲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衍生出小家永远服从于国家的观念，要确立“民富”思想以及私权与公权的博弈，其难度可想而知。　　体制的原因加上文化基因，导致中国虽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和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但一有风吹草动，计划经济和“国富”的观念立即死灰复燃。　　因此，中国现阶段有两个亟待理清和重视的问题：一、不能将政府职能转型不彻底而带来的政府强势，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功能混为一谈——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可能会沾沾自喜于所谓的“政府干预”或“中国体制模式”，而延误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进程；二、须重视中国改革进程中计划经济思维死灰复燃的情况——这一体制上的痼疾，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一系列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的成分，正在越来越多地使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在表面前进的背后，陷入实质上的停滞乃至倒退。作者是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原文见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8/forum_zp110812a.shtml; 个人分类: 社会|1018 次阅读|0 个评论

教师的三六九等........: 热度 9 zff 2011-9-27 16:42; 教师的三六九等就此划分：教授分四档，从高至低：A1，A2，A3，A4. 副教授B1-B3. 讲师以此类推C1-C3。一教授三年到校经费接近500万，其他条件都适合，报A3却没有名额，屈居A4. 他只能感叹：教授的尊严在这个等级划分面前丧失殆尽。一副教授符合A4若干条件，但由于谨慎没有低职高聘，都最后却聘得B3。他在食堂拿着饭碗说：这4-5仟元的饭碗还值得端吗？行政岗位：副校级等同于教授A2，正处等同于教授A4-A3，副处A4，正科B1，副科B2，依此类推。故而，一本科留校的学生辅导员可能比同时进校的博士（博士后）级别会更高，该博士两次斩获国家级社科基金，却评的B3，该学生辅导员B2. 火热的高校岗位竞聘，真的是极大地促进了高校的行政管理，此行政管理重点对象就是可怜的高校一线工人——教师们。如今的高校教师，日子是越来越难，压力是越来越大。所以我的一学生硕士毕业如愿以偿进入某高校，先做辅导员。回来跟我讨论今后的发展。他的理想就是考博士然后转教师岗。在他的心目中高校教授是一项崇高的职业理想。我问他以前的学生辅导员的发展如何，曰：都进了学校的机关，学生处或者组织人事处。跟他分析了目前高校的一些形式，他的理想或许也要更改了。就此我打破了学生的浪漫教授梦。我这个导师也许是在误人子弟？真的不知道。但我真的希望我的学生5-10年后，能够更成功、更受人尊敬、过更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职称和A3、A4之类弄得生活一地鸡毛。某高校今后也许会多一个职能处的官员，少一位为职称以及各种考核评级表格焦头烂额的高校教师。对于我的学生自身来说处长的理想肯定比教授的理想会更适合。一名普通的高校教师要想过一种体面而受人尊敬的生活，在如今的世道还真的不那么容易。为师如此，夫复何言？; 个人分类: 不吐不快|5413 次阅读|16 个评论

对大学官员及行政人员的考核指标: 热度 4 lin602 2011-9-23 22:05; 东北大学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了，网上帖子不少。我这里只说如何对行政管理人员如何考核这件事。大学的行政管理及官员，已经走上了特权阶层，在现行体制中，大学的官员甚至走出教师的同行队伍中。考核教师，应该说也是必要的，只是他的尺度如何把握，进程如何，考核到什么程度与人而已。关键另一个问题，官员与行政管理人员如何考核？其实非常简单，除了写汇报外，一个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被服务全体人员对他们进行满意度无记名投票。超过三分之二满意，合格，否则，考核不合格！对行政人员特别是官员，只有投票是硬道理。; 3125 次阅读|4 个评论

漫思——经济环境保护局谁领其衔、履其职？: hillside 2011-5-31 13:59; 本人有供职于基层物价监督与管理部门的经历，对经济问题也有许多切身之感。当今大潮之下，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已成公识。然而，由言语共识转为行动共识还有漫长的道路。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有环境保护局、水利局、土管局、林业局、农业局等多头把管。“水利”一词在对外交往中普遍翻译为“水保护”而不是“水资源利用”。在社会经济领域，有劳动保障部门、发展与改革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但是，我仍有疑问：谁堪当经济环境保护局之名、之实？谈论经济问题是有风险的，比如近期某经济学家由于公开阐述某观点，在网上收获了一片骂声，据说已有部分公众自发组织，意欲联手对之提起集团诉讼。写至此处时，我上网搜索了一下，发现一条令我欣慰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查处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秩序的有关问题答记者问。答问中说，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上海市物价局对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利华公司”)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上海市物价局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六条和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对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作出2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据称这是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针对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秩序行为开出的首张高额罚单。由此想到，发布房价等涨价消息是否属于市场经济下的自由行为？如何界定自由行为与规则行为的界限？此领域与我目前的主攻方向差异较大，故称为漫思。; 个人分类: 社会观察|2442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科研机构改革中的微观难题: 热度 2 techne 2011-5-31 02:39; 中国科研机构改革中的微观难题（草稿，请勿引用）王键　　今年五月份，笔者就科研机构“去行政化”问题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根据自己此前的体会，谈了一些相关的想法。该报道已经在5月2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中发表，题目为“科研机构的‘去行政化’难题”。　　中国科研机构改革的问题已经持续了很久，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最近情况有些变化，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可能是和中国的发展走势相关，过去的那种廉价劳动力和低端供给模式很难维持下去，那么相应的中国必须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但中国的现状是问题多多，创新乏力，社会矛盾激化。在这种情况下，科研机构的改革问题就更加浮出水面，在整个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愈发充分地暴露出来。　　最近的背景之一，是饶毅和施一公的文章。这两位实力强劲的海归优秀学者，经常在国内外发表相关文章，呼吁科研系统的变革。2010年他们在《科学》杂志发表“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科学界中科研经费不规范和缺乏科学精神等问题，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指出：中国的科研机构同行政管理间存在冲突。　　就我本人而言，曾在2011年初写过“中国科研机构改革的困境”一文，发表于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网》。在更加微观的层面，文中指出中国的一些科研机构日益行政化，缺乏自主性，而学术共同体和学术追求亦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但整个事情的更大的背景，是中国的中央政府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并试图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而改革的思路和其中面临的问题，可以用国内一些学者的话来进行概括：“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显然，来自高层的判断认为，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早在此前的2010年6月，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就得以公布。其中提出了“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而且要“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并且建立“与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和公共医疗卫生制度相适应的人才管理制度”。　　但无论如何，仅仅在宏观层面认识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任何宏观层面的政策，最终都要在微观的层面加以落实，并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对利益相关者和群体进行利益整合。就笔者的观察，在中国的科研机构改革中，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并不必然会导致微观层面的良好措施。这和整个中国社会的错综复杂的背景有关。抛开“看上去很美”也很“正确”的空洞口号不谈，在中国的科研机构改革中，必然会存在很多具体的问题。　　第一个难题：怎样解决部门利益和公共服务的冲突？这本来似乎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们的政策导向写的很明白，一切以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为重，也要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为重。问题是，这个人民利益、公共利益也好，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也好，毕竟全都是很虚的东西，在具体的环境下究竟应该怎么界定和解释？在操作过程中，究竟又怎么进行有效的评估，由谁来进行强有力的监督？　　在这些非常具体非常硬性的配套措施没跟上的情况下，空谈什么国家、社会和集体，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毫无疑问，中国有不少事业（科研）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已经严重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是，缺乏非常具体的社会对公共利益的有效界定方式，就很难避免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干扰。那么，究竟应该由谁来准确界定公共利益？　　在欧美等国，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就不是个问题。因为西方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自发的基础上。首先，组织的注册和成立是相当自由的，管理也是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在西方社会中，一个社会组织（NGO，或NPO）就是一群理念相投的人聚合在一起，除了谋生混口饭吃之外，他们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共同理念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进行自组织活动，拉拢赞助人，再以理事会的形式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改进。这也就是说，在西方的社会组织模式下，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通过共同理念和自愿出资的合作方来进行界定的，而监督也是通过一个形成了传统的理事会和组织文化来进行的（这还是内部监督，此外还有来自法律、政府和社会的外部监督）。在那种情况下，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为适用于所有公民的“公共利益”而服务的社会组织机构，而是需要通过很多具体的社会分层和自组织群体，来实现每个不同的社会组织会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共利益”所提供的有效服务。　　但在中国，上述这一套模式显然是不灵验的。这只能归结为中国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仍然是垄断化的。众所周知，在中国是几乎无法自发地成立一个社会组织（NGO）的，除非是以企业的方式，但为此一家非盈利的社会组织却要承担盈利企业的税负成本，与盈利行业的公司进行不平等竞争，因此很难维持。那么，如果以社会组织的方式进行注册，在中国是必然要被纳入一个垄断体系。也就是说，注册的时候必须要得到相关管理机构和对口“上级部门”的双重认可，否则这个社会组织无法存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组织无法以自组织的方式来组建，“共同理念”和“自愿出资”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内容，因为按照中国的管理模式，社会组织不能随便拥有自己的“共同理念”，而在垄断的管理模式下，“自愿出资”支持的社会组织，其所有权和价值观可以和出资人扯不上一点关系。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拿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去投资支持这样一个既非盈利、同时又很僵化且缺乏吸引力的“公共服务”机构呢？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仍然愿意投大笔的钱来对这些很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同时又缺乏理念的社会组织机构进行长期支持，那么他们肯定不是拿得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既然如此，各个社会分层和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很微观很具体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物质的更应当包括精神的，这才是“公共利益”的真实的和可行的含义，而不是那种“普遍”、“宏大”却无意义的理解），到底由谁来进行满足呢？又何谈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和帕累托改进？　　第二个难题：在微观的层面，一个科研单位内部也难免会存在很多分歧，那么如何保障宏观的改革政策顺利平稳且正确的推行？关于事业单位改革，国家行政学院的汪玉凯教授曾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改革的过渡期内，“尤其应严格禁止突击提拔干部、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或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确保公益事业健康发展”。问题是，我们嘴上这样说说是可以的，也是很简单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措施怎么避免这些不良现象的发生？　　倘若离开了现代的管理模式（如理事会之类）和有效监督，一个科研机构的政策措施的推行，究竟能不能避免一把手不是“权力太大为所欲为”（得到了上级支持，这可能无关学术），就是“畏首畏尾，无所作为”（得不到上级支持，原因则很复杂）？如果只是寄希望于通过提高“干部素质”来解决问题，这就又把开车的风险给转嫁到依赖于驾驶员都达到赛车手水准的不切实际设想：对靠不住的人性的过分依赖。相对于规则和制度的建设而言，对人性的改良不能总是抱太高期望。然而在现有的垄断体制中，到底怎么实现现代管理？这绝不是喊口号就能实现的。　　第三个难题：究竟怎样才能处理好管理和科研的关系？一般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领导：一种是有深厚科研资历的，另一种则是管理型的领导。那么，在现有体制和制度安排之下，一家学术机构和科研单位究竟如何以更好的方式来产生和聘任自己的领导人？像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曾经以全球选聘的方式来聘任下属学院的院长。但可以想见：如果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仍然不能建立有效的理事会管理机制，仍然以传统的行政化方式进行管理；决定谁有资格来当学术机构领导的，不是真正的学术评价团体和社会中的利益相关者，而是上级领导或者是组织部、党委系统，那么最后选出来的学术/研究机构领导，难以避免有极大的概率掉进“官本位”的俗套，也不太可能会避免常见的行政对学术的过多干扰。在这种情况下，空谈“公共服务”毫无意义。　　第四个难题：究竟如何处理单位内部科研部门同行政部门（科研管理，人事部门，办公部门）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只是在宏观的层面中存在行政对学术的干扰，在一个单位内部，也同样存在着行政部门和科研部门的利益分割和相互博弈问题。比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总共只有30-40名左右的员工。这次事业单位改革之前，仅有一个所办公室设置，但在改革之后，除了办公室之外还增加了“科研管理部”和“人事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行政体系的庞大，那么抛开那些大而化之的空谈不说，究竟如何在一个科研单位内部保护科研的气氛，保护科研的重要地位？　　第五个难题：科研管理中的集权和分权模式，究竟如何选择这两种不同的科研模式？一般认为，分散的管理模式，执行力较弱，但可以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集权模式则相反，执行力较强，但又会扼杀科研人员的想象力和积极性。又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在这次事业单位改革之后，采取了以研究所所长为核心，进行所有科研项目都“统筹”由所长一人管理的集权模式。在此之后就造成很多课题流到了所外，原课题负责人为了回避现任所长的控制，通过其它单位间接参与主持课题，避开所内的集权管理。　　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中，我直言不讳称这种方式是“计划经济”式的回头。也根据我对美国科研体系的研究，美国之所以在科技方面成为世界最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分权模式。美国迄今仍然没有科技部，将来也成立不了科技部，因为民间的反对力量太强大。但这无损于美国的科技实力。虽然中国同美国的国情不同，不可能采用同样的宏观科研体系，但在微观层面中，必须借鉴美国的有效竞争机制。　　第六个难题：作为一家科研单位，理想的组织模式应该是怎样的？按照社会学和组织行为学的分析，不同的组织结构设计，会影响和塑造出不同的组织行为和组织文化。不同的结构设计，也是为了满足不同的目标和需求。在这次事业单位改革中，笔者所在的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就增加了行政层级的设计。对此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安排，最有利于科研机构的科学精神的发扬与科研文化的改进？　　而对这一疑问的追问，难免又要回到科研机构之所以存在的最终目的问题——除了为吃饱饭和养家糊口，买房买车甚至是买游艇买飞机，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些具有什么意义的事情？　　倘若回避一些最根本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宏观的现象再精彩（比如整个国家的论文数目，获奖数目，科学家数目，院士数目），宏观的规划再科学合理（如国务院的《人才纲要》，以及此前的多个方案），然而在微观的层面，众多顽疾仍然不会有多大改善。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归根到底，这样的改革和发展水分大，是中看不中用的。; 个人分类: 科技政策|1101 次阅读|2 个评论

法国，日本与中国核电站环境监测案例分析: bqzhu 2011-5-25 15:29; 加强对核电站周边环境的日常监测，并重视核电站周边放射性环境微小变化，是保障核安全的重要环节之一。然而在放射性环境监测中如何将天然背景，核电站微泄漏，以及人工放射性同位素在医学、农业和工业中应用带来对环境的影响区别开来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为了保障监测的客观性，建立独立于核电和地方行政管理系统的监测机构是十分必要的。法国塞纳河流域有两个大型核电站。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和电管部门在塞纳河河口地区检测河流水与海水的碘 -131 量分别为 1.2-11.9 Bq/m 3 和 0.4-1.3 Bq/m 3 。这个量虽很小，并在环保标准以下，但作者认为是与核电站有关的（ Connan et al., 2008 ）。因此在法国在考虑核安全方面比日本更为重视。但河流水与海水中碘 -131 是否一定与核电站微泄漏也仍然是有争议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虽主要与大地震及引发海啸的自然因素有关，但东电没有重视周边放射性环境微小变化和及时采取安全措施是难于逃避责任的。褐藻能强烈富集海水中碘，因此测定褐藻中碘 -131 含量被认为是监测核电站的微泄漏的重要方法。东电、日本原子能协会、鱼业协会、东京大学等在 2005 年以来曾对日本沿海的海藻进行了碘 -131 监测，发现仙台海域（介于福岛与宫城核电站之间）的湿海藻碘 -131 最高达 0.47 Bq/ 公斤，其它核电站海域达 0.18-0.37 Bq/ 公斤，明显高于北海道地区等无核电站海域的湿海藻（ 0.036 Bq/ 公斤 , 小于检出限），达 5-13 倍。相当于海水浓度高达 1.2-1.5 Bq/m 3 ，淡水浓度大 7.8 Bq/m 3 。但他们没有认为这一异常与核电站微泄漏有关 , 而是认为来自医药用碘 -131( Morita et al., 2010) 。日本医药用碘 -131 量每年在 1.1 7 × 10 13 Bq 。全球每年医药用碘 -131 量可能相当于一次 6 级核泄漏。用碘 -131 监测核电站微泄漏由于受到仪器灵敏度和检出限的限制，并存在来自医药用碘 -131 的干扰，因此不是一种有效方法。大亚湾地区已建成大亚湾核电站，并正在建设岭澳核电站。该区主要地层单元为泥盆纪石英砂岩（位于东北部，占大部分地段）和中生代火山岩（位于西南角），两个地层单元之间有火山杂岩产出（包括安山玢岩、石英闪长岩、石英岩等）。两个用于核电站备用冷却水系统的水库；岭澳水库（相距核电站 2.5 公里）水补给区均为石英砂岩；大亚湾水库（相距核电站 1.8 公里）水补给区为石英砂岩 + 火山杂岩。由于这两个水库水以泥盆系石英砂岩为补给区，使得重金属含量背景要比平均自然背景低得多，因此存在极微量的污染也能被检测出来（朱炳泉等， 2009 ）。我们分析了两个水库水的放射性和重金属元素含量（表 1 ）。从分析数据看，这两个水库水具有明显的 Ce 、 U 正异常。标准化 N 大亚湾与北澳水库分别达到 2.35 和 1.91 ，明显高于地壳正常岩石 (≤1) ；如浙江地区同类岩石中的水体为 0.233 ，中国南方泥盆系石英砂岩平均值为 0.74( 相近于地壳平均值 0.77)(Yan et al., 2005) 。大亚湾与北澳水库的标准化 N 分别达到 138 和 66.7, 大大高于地壳正常岩石 (≤5) ；如浙江地区同类石中的水体 2.57, 中国南方泥盆系石英砂岩平均值为 2.86( 地壳平均值为 1.14) 。 Ce 、 La 、 U 的地球化学性质很接近，自然过程不可产生如此高的异常值，因此存在着核废料扩散的明显影响。 Ce 是裂变产物高峰值，而铀是核燃料。以泥盆系石英砂岩平均值为基准，大坑、大亚湾与岭澳水体可能分别存在 0.083 ， 0.032 与 0.0019 微克 / 升的 U 污染。从极微的 U 污染随距离下降率来看，影响范围小于 3.2 公里。天然海水的平均 U 含量在 3 微克 / 升。花岗岩区水体 U 含量常 10 微克 / 升（ Babu et al., 2008 ）。贵州喀斯特地区饮用水 U 含量在 0.4-0.5 微克 / 升左右。因此如果是在花岗岩区，这一水平的污染则远被自然背景值涨落所覆盖，也难于被检测出。 WHO 最新公布的饮用水铀含量健康安全标准为 2 微克 / 升（早期为 30 微克 / 升）。这种影响则远低于安全水平。大亚湾核电站已运行 14 年，按目前污染递增速率看， 800 年内不会对环境安全产生影响。因此具有好的安全保障体系的核能利用是清洁、环保的能源。表 1 大亚湾地区水库水放射性和相关元素含量测定，并于浙江地区相同地质背景水库水比较（单位 : 微克 / 升）浙江古生界砂岩区水库浙江泥盆系石英砂岩区水库浙江泥盆系石英砂岩区泉水大坑水系 (1km) 大亚湾水库 (1.8km) 岭澳水库 (2.5km) K 439.5 343.2 233.1 850.6 643.3 364.6 La 1.293 0.051 1.41 0.014 0.008 0.001 Ce 1.474 0.031 1.32 0.051 0.049 0.005 Th 0.008 0.002 0.005 0.034 0.024 0.002 U 0.025 0.004 0.016 0.086 0.033 0.002 U* -- -- -- 0.083 0.032 0.0019 N 0.437 0.233 0.359 1.38 2.35 1.92 N 0.633 2.57 0.371 201 135 65.4 U* 为污染铀加输入量参考文献 Connan O., Tessier E., Maro D., et al., 2008, Water to atmosphere fluxes of 131 I in relation with alkyl-iodide compounds from the Seine Estuary (Fran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adioactivity, 99:1102-1110. Morita T., Niwa K., Fujimoto K., et al., 2010, Detection and activity of iodine-131 in brown algae collected in the Japanese coastal areas ， Sci. Total Environ. 408: 3443 – 3447. Yan M., Chi Q., 2005,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he continental crust and rock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 Science Press, Beijing, 171pp. Babu M. N. S. ， Somashekar R. K. ， Kumar S. A. ， at al.,2008, Concentration of uranium levels in groundwater Int. J. Environ. Sci. Tech., 5 (2) ： 263-266. 朱炳泉，涂湘林，崔学军 , 郭丽芳，李中兰 , 2009, 泥盆系石英砂岩补给区水资源地球化学及其人文与环境意义 ,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28 （增刊）： 508 图1 大亚湾核电站地貌、地质图及水库取样位置，A-岭澳水库；B-大亚湾水库。; 6016 次阅读|0 个评论

故宫的第三件事: 热度 1 xupeiyang 2011-5-15 17:40; 　故宫最近连连出事，都是重大事故，影响很大，看来院长要倒霉啦，事不过三啊。故宫建福宫成为富豪会所 5月11日，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微博上称，故宫把建福宫变成全球富豪专属会所。　　5月13日，故宫官方微博回应，复建的建福宫花园完全由故宫博物院管理，不存在也不可能作为所谓的顶级富豪私人会所。建福宫的具体行政管理机构是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管理科，承担日常维护服务的是故宫博物院下属的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公司。故宫建私人会所？故宫：建福宫不存在也不可能做为富豪私人会所故宫建福宫被指成富豪会所 500席会籍全球发售; 个人分类: 文化艺术|2952 次阅读|1 个评论

[转载]关于我国高职教育未来走向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wmy9039 2011-4-22 15:40; 转载中国青年报（ 2011年04月18日11 版） http://zqb.cyol.com/html/2011-04/18/nw.D110000zgqnb_20110418_1-11.htm?div=-1 高职院校不仅要成为高技能人才的人才源，也要成为应用技术的技术源首先，关于“职业技术教育”这一专有名词内涵的重新思考。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使用这一专用概念，这是因为黄炎培老先生创建的中华职教社一直沿用这一概念之故。我们有时也简称为职业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将这类教育统称为“技术与职业教育”。1987年，在德国柏林召开了第一届国际技术和职业教育大会；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技术和职业教育公约》，制定了世界技术和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政策。可见，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看来，这一类教育既是职业教育，又同时是技术教育。起初有一种理解是:以培养脑力劳动为主的技术员学校教育称为技术教育。以培养体力劳动为主的技术工人学校教育称为职业教育。现在看来，这种理解是有偏颇的。因为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当今是互相渗透、互不分离的。即使这样，两者之间仍然有差别。其中技术教育重在技术的学习、掌握和运用，旨在培养学生具有完整的技术素养；职业教育则重在岗位、岗位群或职业所必须的知识、技术、技能的传授和训练上，旨在培养学生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职业教育中所渗透的技术教育是与岗位和职业紧密相关的，因而是并不完整的；而技术教育虽然也渗透着岗位和职业的要素，但是它重在技术训练和技术活动的完整性，既可表现为教授有形的工具装备、机器设备、实体物质等硬件的技术要素上；也可以表现为教授无形的工艺、方法、规则等软件的技术要素上，还可以表现为教授虽不是实体物质却又有物质载体的信息资料、设计图纸等新技术要素上。尤其是技术教育会让学生经历持续改进或创新现有的工艺、产品、生产过程或服务方式的完整的技术活动过程。在今天高度分化而又高度综合的现代技术格局中，让学生具有这样一种技术素养和技术训练是非常宝贵的。需要重新审视高职院校若干指导理念一是关于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合理比例问题。一些高职院校为了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不分专业的具体情况，将理论教学课时一减再减，甚至有将实践教学来替代理论教学的倾向；不分具体的课程性质，一律套用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任务驱动、项目载体等教学方法，搞得有些课程内容牵强附会，信息量锐减，大大削弱了现代大学集约式输出信息和传授知识的功能。结果造成理论教学缺斤短两，内容空洞化、稀薄化，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技术基础和后期发展。二是关于实践教学的质量问题。由于培养目标的重心下移和片面性，使得实践教学从内容上看比较浅薄，大部分学校停留在对某一实务、流程、软件的熟知和熟练上，缺乏对技术活动全过程的完整训练；从形式上看，集中表现在顶岗实习呈“放羊”状态，质量严重下滑。三是关于生产性实训问题。为了强调在学校里也能真刀真枪地进行技能训练，便引入了校内生产性实训的概念。所谓校内生产性实训必须符合生产是真实的，产品是真实的，营销是真实的等诸多条件。而且有一段时间还强调校内生产性实训要占整个实训的80%。这种过头的指导思想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既不符合学校实际，在现实中也很难做到。为了迎合这一指导方针，一些学校机械地将企业生产线引入学校。至于利用学校宝贵的稀缺资源，究竟能覆盖多少专业，能为多少学生提供生产性实训，能否可持续发展，效果究竟如何，却很少去客观评估。四是关于产学合作还是产学研合作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高职院校只能提产学合作，而不能提产学研合作。理由是认为研发不是职业院校的任务，而是本科院校的任务。其实这样的指导方针是相当幼稚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作为新加坡国家创新体系的一部分，他们的实践已经出色地回答了职业院校在技术应用和研发方面同样能大有作为的问题。今天，我国的高职院校能否将企业的研发中心或者企业的真实的研发项目搬到学校里来，与企业共同开发，这关系到高职教育对我国现代化主战场的直接贡献率，也关系到这类教育是否能真正站住脚。五是关于千校一面和以特立校问题。4 年来我国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建设（包括第二期的骨干校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一批代表国家水平的高职院校的第一方阵。其示范带动效应也是明显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隐忧。正因为示范校的示范效应，它们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案，甚至是示范校的申报书，成了很多学校的范本。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无论是国家级示范校，省级示范校，还是其他的普通院校，其热门专业设置的高度雷同性，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思路的高度相似性，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反之，以特立校不足，特色专业匮乏，品牌教师稀少，倒是成了常态。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反映了我们在示范校建设的指导理念上还存有缺憾。六是关于让学校跟着企业走，还是鼓励学校领着企业跑的问题。目前，在专业设置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现象，即一般专业多，前沿专业少；长线专业多，紧缺专业少；紧跟现在需求的专业多，指导未来需求专业少。例如，围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在全国范围来看，真是凤毛麟角。以高技术的延伸服务和支持科技创新的专业化服务为核心的高技术服务业在高职院校基本没有反应。至于工业设计从外观设计向高端综合设计服务转变，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增值服务、信息安全服务和数字内容服务的信息服务化新趋势，大力发展会计、审计、税务、工程咨询、认证认可、信用评估、经纪代理、管理咨询、市场调查等专业外包服务，以及现代物流服务、现代社会服务等出现的新业种，支农、惠农、强农的新技术等等，不仅高职院校普遍反应不灵敏，而且国家的专业目录指南也反应得相当迟钝。现在很多学校更为强调的是如何适应企业的需求，很少考虑如何引导企业需求和制造需求。我国的高职教育今后要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转变，让更多的院校，尤其是让更多的示范校成为企业的人才源、技术源和信息源。; 个人分类: 专业建设|1516 次阅读|0 个评论

人文环境与引才用才: hxgwzu 2011-4-20 15:52; 大学引才用才首先需要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古人云“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经济投资要产生回报需要好的经济环境，人才投资要产生效益同样需要好的人才环境。除了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外，人才环境最重要的组成要素恐怕还是人文环境。人文环境对人才的引力作用更大更具根本性。对大学而言，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人文环境包括各级学术共同体内部人们的思想观念、学术风气、学术氛围、人际关系等。最近，某地方大学某学院的一位颇具发展潜力的年轻骨干教师突然提出要离开，准备跳到另一地区的一所大学任职。他要去的这所大学也属地方性大学，与这位年轻骨干教师研究方向相关的学科总体实力并不太强，甚至还不如他想离开的那所学校。他在目前这所大学已经打拼了7-8年，在所在学科领域取得的学术业绩也相当不错，可他还是决定要离去。无独有偶，在此之前，该学科的一位年轻的学科带头人也跑了。该学科的带头人是学校前些年花了较大代价引进的，也是省部级层次的高级人才，可惜种种原因呆不下去，貌似被“985”类型的高校“吸引”走了。短短半年时间，一个发展中地方大学的重点学科出现这样的变故，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行政对学术的干预太过分了。打着管理的幌子折腾学术，变着诡秘的戏法排斥异己。听话的就捧，不听话的就压，一副霸道、欺软作风，全然不顾学术的神圣。为达一己之私，抓辫子，扣帽子，什么都干得出来。这种思想及其行为的根源，就是害怕人才拔尖进步，怕自己的权位受到威胁，怕既得利益不再保有，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琢磨人不琢磨事，为了满足私欲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在上级领导面前的话语权给别人抹黑，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学科人文环境已“污染”如斯，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学科发展离不开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因此需要树立尚贤之风、鼓励创新之风。学科带头人是一定范围内的战略科学家，是帅才；学科骨干是一定范围内的学术尖子，是将才，也是潜在的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自身需要具备一定的综合素质（如学术影响力、谋划能力、亲和力、外交能力等），而要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学术管理的体制机制，尤其是人文环境至关重要的。一个学术单位，无论大小，都需要大公无私、具有战略思维的领导者来积极推动和营造一种宽松、和谐、奋进的学术发展氛围。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性发展（Extensive Development）才是一个学科的“科学发展观”。不论大学科还是小学科，建（带）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带）一个一定规模的团队，不仅需要团队精神，有时甚至需要个体为集体、局部为整体作出必要的牺牲，而且需要团队集体的EQ和领导个人的EQ都较高。自私者只能为自己谋事，而不能为大家谋事；只为自己谋事者虽有一时之利，到头来也必然被大家所唾弃。在学术界，拥有“权位”只占一时之利，不能成永恒之功。利用裙带关系缔结的小利益集团也只是昙花一现的“事功”行为（“事功”是一种地方特色的“文化”，造就了无数的地区富翁，也拉大了基尼指数），吹吹打打的渲染也只能造就一个个的超级学术气泡。人才要以用为本，惜其材而用其人。小平同志不是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吗？学科带头人也好，学术骨干也罢，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对人才，理应高看一眼，多扶一把，多看一眼人家的优点，少挑一点人家的毛病，多一点人文关怀，少一点吹毛求疵。鼓励竞争，包容失败，扶持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既能使“近者悦”，又能使“远者来”，才是大学引才用才的要义。; 个人分类: 杂谈|2676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位论文VIP检测通过，可以放心了吗？不: 热度 2 DNAgene 2011-4-14 16:45; 网络化时代，论文抄袭太普遍。国外一些机构模仿生物大分子序列比对的原理，开发了论文比对软件，用以检测论文抄袭和重复发表（刻薄一点的评价: 这是山寨版的序列比对软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国家有关单位迅速跟进，开发了的类似检测系统，并得到各高校科研单位的认可。鉴于国内抄袭的普遍性，相信这个山寨的山寨的会像QQ一样蓬勃发展。我们学校的标准：硕士学位论文复制百分率≤15%，视为通过，博士学位论文复制百分率20%，视为通过。其他学校也差不多。我提醒大家，通过了，只是行政管理部门认可了，放行了。如果有10%的复制率，切不可存在侥幸心理、蒙混过关。生物类的博士学位论文一般3到5万字，有些学科字数更多一些。10%的复制率，就是几千字与他人相同。这几千字如果是很均匀地分散在那几万字中，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如果这几千字集中在一起，可是相当大的问题。作者可以肯定是抄袭了。当然，也可能是与他人共同翻译的某英文文献，但这只是改变了抄袭对象而已。学位论文是要存档的。如果你抄了几千字，蒙混过关。将来，也许在你春风得意时，这颗炸弹就爆了。看看那位超级年轻的市长，也许干得什么都很好，就是总也卸不掉一个大包袱。现在多花点时间、多改改，求得一辈子的心里安生。注：关于山寨的说法纯属个人猜测。如不准确，请指出，本人会及时更正。; 4438 次阅读|2 个评论

博学多才的专家科普育人的典范: kejidaobao 2011-3-28 11:03; 游苏宁作为医学专业人才，能够在普通人才培养中独树一帜，培育有志者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高素质的人才，这在国内并不多见。当一口气读完许岸高撰写的《从合格到优秀》这本貌似浅显的科普读物，笔者深为作者医学专业以外的学识而折服。真可谓：博学多才的专家，科普育人的典范。该书从头至尾洗尽铅华、朴实动人，这从各章节的题目及书写风格就可见一斑。该书以“男儿当自强”作为自序开篇，介绍了作者在医学专业和行政管理两方面成长的历程。在医疗工作中，作者从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直至主任医师；行政管理上，历任病区主任、大科主任、医院副院长、院长、卫生局局长。短短20余年，作者通过不懈努力实践了从合格到优秀的全过程，成为了众人羡慕的拔尖人才。细细品味全书，篇章和布局也与众不同。全书共分4章17节。第1章中，主要讨论的是合格员工，内容涉及员工的基本品质、基本职责、如何能成为一名胜任的员工。第2章中，详述了优秀员工应该具备的品质：良好的态度、娴熟的技能、有效的沟通能力，并能在日常工作中促进健康，制造并享受幸福。第3章中，论述了如何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即如何走向卓越。卓越人才的修养包括培养高薪素质、建立个人品牌、培训团队精神、消灭工作缺陷、亲密顾客关系等。第4章中，重在对初入职场者进行具体指导，包括确定自己的目标、学会做人和做事，并论述了必须养成的10个好习惯和一定要力戒的10个坏习惯。必须养成的10个好习惯包括：① 服从指令。要服从指挥系统和上司的指令，如果对指令有意见，要勇敢地面呈上司，在没有得到同意前必须坚决服从；② 遵规守纪。遵规守纪的首要一步是准时。时间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守时的个性尤为重要。同时，对工作上的机密和他人的隐私一定得守口如瓶；③ 主动积极。主动积极又称“个人负责原则”。它要求对工作和自己负责，对他人热情，对恶意冷静；④ 三思而行。做事不能鲁莽，要仔细考虑。所有的行为都从确定目标入手，以终为始；⑤ 善待他人。首先要求自己了解对方，理解对方的要求；再争取对方了解自己，理解自己；⑥ 要事第一。集中精力完成第一要务，避免受感觉、情绪或冲动干扰，对次要的事情勇于说“不”；⑦ 双赢思维。凡事寻求利人利己方案。解决争端，尽可能寻求双方有利的方案。处理问题对事不对人，着重双方的利益而非立场；⑧ 多聆听。倾听是一种姿态，是与人为善、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姿态。要能耳听八方，广纳群言，要学会倾听不同意见和逆耳之言；⑨ 爱好运动。想成为优秀者应该寻找一条保证自己有良好体力和精力的方法，运动是保持强健体魄和充沛精力的基础；⑩ 存点小钱。每月按比例把小钱存下来，养成支出比收入少的习惯。一定要力戒的10个坏习惯包括： ①推诿工作；② 推卸责任；③ 贪小便宜； ④ 不信守诺言；⑤ 业余时间放纵自己； ⑥ 少阅读；⑦ 偏激好胜；⑧ 说话带刺； ⑨ 过分奉承上司；⑩ 奢侈浪费。该书通过有趣的故事和轻松的话语，阐述了现代最新的人文理念和管理思想，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了有利于员工成长的法则和职业技巧。与专业人员所著的宏大的管理学著作相比，该书尽管在管理学理论方面略显稚嫩，但有作者20余年的探索和管理实践作为补充，其作为普通员工的培训教材并不逊色。自古以来，国人就尊重专家，推崇个人毕其一生而专攻一术，总以为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专家，才是值得大众学习的楷模。但时至今日，即使非常勤奋好学者，穷其一生也难以完全掌握一术。笔者认为，专家就是在某一个领域有所造诣的人，也就是在自己钻研的领域才高八斗，而对其他行业知之甚少者。专家就像一位掘井人，随着掘井深度的与日俱增，他自己能抬头仰望天空的范围就越小，能与其进行交流者就越少。因此，博学多才者成为今日社会之所需，众人尊重之所在。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对高端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加，中国的科技实力日益增加，正在以大跃进的速度制造所谓的专家。但与这种“专家制造”领域欣欣向荣景象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对科学普及知识和员工基本素质教育的相对落后，导致全国具备基本文化素质的人员比例明显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作者作为一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医学专家，在该书中具体体现了医疗实践和管理研究的结合，足以让人难以望其项背。尽管作者自称一直用“看我的病人读我的书，写我的文章走我的路”这种看起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人生哲学来勉励自己，但当笔者认真读完本书后，一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学者形象跃然纸上。较之于前辈，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具有更开放的眼光，更宽广的文化包容。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成长在一个更加重视文化发展、注重个人能力培养的时代，迎接挑战是我们必须具备的一种本能。没有事业理想和创造激情的人生，对我们来说只能是残缺的人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一定能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收获知识，陶冶情操，真正感受到开卷有益。; 个人分类: 栏目：书评|332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新周刊：可怕的大学 —— 到底有多少在大学里浪费青春的人？: pfyang 2011-3-22 00:19; 之前，中国校友会网还推出过“1999——2008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前三名仍是北大、清华和浙大。其次，社会这所“大学”的造富能力，胜过所有大学。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傲，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 恢复高考33年来，中国共选拔了5438万名大学生。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2010年，中国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中国的大学，将如何面对他们? 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 来源：新周刊 2010年第12期作者：黄俊杰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 简单归纳，即可得出出30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之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白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而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自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一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2009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学生放弃了高考：2010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g年减少了65万_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个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装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农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触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D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当太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中国的中学生总是睡不着——一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国高中生的压力居四国之首，超过七成的中国学生情绪低落、烦躁，近半中国高中生“睡不着”。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_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 韩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个解答：“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一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非钱勿扰”；市长会告诉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们的幸福感。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学曾拥有一堵围墙，一边是假证件和盗版光盘贩子的聚集地，一边是诗人、学者与未名湖，当年围墙在争议声中被轰然推倒，在原来的墙基上建起了商业街；而16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院的人仍必须持有白色的门卡，因为学院大铁门总是紧闭，没有门卡，绝对进不了大门。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1806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政策扶持　企业跟进　技术引入——多方合力共推回收利用再制造发: zidiao 2011-2-15 20:22; 多方合力共推回收利用再制造发展 □撰文林芸去年，在国家积极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措施的推动下，我国汽车回收利用再制造业务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从上半年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标志的正式启用、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扩大试点范围，到下半年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成立、国外先进回收利用再制造技术来华推介等举措，这些动作都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都在努力推动我国汽车回收利用再制造的发展，未来该市场将会变得更加规范和透明化。政策扶持重塑再制造产品形象去年2月20日，国家发改委、工商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启用并加强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标志管理于保护的通知》。《通知》要求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应该在产品外观明显标注标志，国家发改委和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将对标志的使用实行统一监督和管理。以往，国内有很多厂家特别是一些没有资质的小工厂将旧件进行适当清理后就直接在市场上进行销售，这样不仅不能保证这些产品的质量，同时也让消费者难以对新货旧货进行辨认。该政策公布后，将有效地杜绝商家以次充好，保护消费者权益，同时也将有力地规范市场，大力提升再制造产品的整体形象。除零部件再制造产品标志启用外，国家发改委还于去年3月份会同有关部门从9个方面推进我国再制造产品的发展，包括宏观指导、试点探路、政策支持、监管保障、标准准入和法规规范等措施。去年5月31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11个部门公布《关于推进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意见》，将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范围扩大到传动轴、机油泵、水泵等部件。同时，推动工程机械、机床等再制造及大型废旧轮胎翻新。 “民间组织”跟进产学研共同推动政府出台强有力的扶持政策推动汽车回收利用再制造发展，企业、协会等机构也在积极跟进。去年7月15日，一个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行业学会、协会等自愿组成，从事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研究、产品研发的“汽车产品回收利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长春正式成立，该联盟将通过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构建一个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平台，进一步提升我国汽车行业的创新能力和跨越技术性贸易堡垒的市场竞争能力。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张小虞曾经表示，“联盟”中的6大集团2010年的产销量约占到我国80％左右的市场份额，通过这些企业的自身努力，同时结合大学、科研机构和行业学会、协会的力量在体制、机制和技术上大胆创新，将有希望进一步缩小我国汽车回收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瞄准市场“大蛋糕” 引进先进技术在我国大力发展汽车回收利用再制造的同时，很多国外企业也瞄准了这块“大蛋糕”。日本神钢就是其中一家。去年1月，日本神钢建机株式会社来沪推介汽车拆解机技术，希望寻求与中国同行开展回收再利用合作的机会。去年10月，神钢再次来华，借第三届亚洲汽车环境论坛召开契机，举办了“报废汽车拆解技能大赛”，并对“神钢多功能拆解机”进行了现场演示及互动体验。据了解，国内部分汽车拆解企业普遍缺乏先进的拆车设备及技术，导致拆解效率不高，并且容易造成环境的二次污染。尽管我国汽车回收利用再制造的前景广阔，但也不能忽视其中的隐忧。有专家指出，倘若不能有效解决汽车拆解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到2015年我国报废车突破500万辆的时候，再进行市场整治整顿恐怕会为时已晚。这句话对于来华推介先进拆解技术企业来说是一句鼓励，而对于我国汽车拆解企业来说则是一种提醒。; 个人分类: 政策法规|1490 次阅读|0 个评论

革故鼎新（8）：从单纯经济管理和行政事务管理到对现代社会的科: pww1380 2010-11-27 09:29; 革故鼎新（8）：从单纯经济管理和行政事务管理到对现代社会的科学管理杨文祥杨学祥教授的《小产权房的功能调节》一文，提出了一项极有科学见解的建议。不过，这一建议只有我国的社会建设和国家管理从经验管理提升到对现代社会的科学管理的层次上才有可能落实。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家治理，只有拓展管理思维方式，由单纯的经济管理和事务主义的行政管理上升到对现代社会的科学管理的高度上，才有可能彻底扭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和在低水平层次上不断重复的经验管理状态。参考文献： 1.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63166 2.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87840; 个人分类: 各抒己见(Airing Our views)|302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高层级区划调整指向核心城市行政为经济让路: wangkaiyong 2010-7-19 16:31; 景小华李静《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0年07月19日第 05 版) 　　在中国行政版图上，正发生的一场罕见大范围高层级行政区划调整引人注目。此轮行政区划的调整涉及四座直辖市和深圳厦门两个经济特区等最核心的城市群，而此轮行政区划调整的目标则直指行政为经济让路。　　空前区划调整指向核心城市　　7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国务院同意撤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区，设立新的北京市东城区，撤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区，设立新的北京市西城区。同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扩容，范围从原来的罗湖、福田、南山、盐田4区扩大到全市，特区面积增加5倍。而厦门经济特区也在7月1日扩大到全市，面积增加了11倍。　　早在6月18日，就有消息称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重庆两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也是中国内陆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只不过那时人们还没意识到新区的成立只是此轮调整的第一步。前后对比，调整已涉及到四个直辖市和深圳、厦门两个经济特区等中国最核心的城市群。而这还不是全部，系列行政区域调整还涉及如沈阳市沈北新区等全国多个中型城市。　　广东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对此分析，与上一轮县改市激活基层活力不同，此轮区划调整在更高行政层级，但是政府要在调整中心城市区划同时，考虑如何继续维持基层的积极性。　　此前曾叫停席卷全国的县改市　　在今天这轮规模庞大的区域行政范围调整前，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经席卷过一轮规模浩大的县改市运动。　　人们正努力把县字掀掉，宛如丢掉一顶破帽子。有关媒体当时报道称，据民政部公布的数字，1949年全国仅有设市城市136个，1995年已设市622个。到2000年全国设市城市已接近1000个。　　13年前，这股县改市的风潮正盛之时，国家下了禁改令。全国盲目县改市、区，有官员分析道，因为县改市带来的好处还不单体现在县域经济发展上。改市后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城市建设费用；在编制上市比县可以多设一些机构，多安排一些职务和人员；各类公职人员在县改市后可增加工资补贴或适当调高级别等。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吴迎新教授说，在一个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出现产业集群、城市群等过渡形式，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对于区域内的产业圈，政府必然会给予一些促进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以及使相应的资源配套。行政壁垒的打破，将进一步为企业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利好。　　5年前广州调整成功为中国探路　　早在5年前，广州市就撤销了东山区、芳村区，设立广州市南沙区、萝岗区。事实上，正是广东5年前成功的行政区划改革，打破了广州经济发展的桎梏，给经济发展腾出了足够的空间，才促使了此轮行政区划潮的来临。从某种意义上说，广东再次成功为中国改革探路。　　广州社科院城市公共研究所所长刘江华则更多地从节约行政成本的角度看待区划调整问题。他表示，广州的老城区本来就面积很小，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每个区都设置有完整的行政班子，这实际上是机构的重复设置，造成了行政成本的浪费，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区划合并后，可以减少政府编制。而且，支持老城区发展的主要是第三产业，比较容易进行统一规划。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的调整则被宋劲松列为另一类，属于获求国家税收等经济政策的考量，而重新调整长三角、京津唐和西部地区的龙头经济区。宋劲松认为。　　而国务院批复的两江新区，将享受国家给予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的政策，包括对于土地、金融、财税、投资等领域赋予先行先试权，允许和支持试验一些重大的、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在国家战略上，可以看作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事件，它将深刻改变西部的经济面貌，对缩小东西区域差距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和厦门的特区范围调整则被列入第三类，主要在于寻求扩大特区发展腹地，解决一市两法的困境。　　点状拉动会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　　近一年来，中国国内已有数个城市陆续进行了令人关注的行政区划调整，而据报道，部分大中城市也着手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或者已经酝酿调整。最近的调整非常大，有可能在中国形成一个趋势，中国政法大学焦洪昌教授接受有关媒体采访时分析，或将形成某种示范效应。　　对于严格管制户口和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规划的中国城市而言，行政区划调整无疑将改变一个地区居民的生态环境，因此每每引起巨大关注。而很多行政区划的调整都是跟经济发展关联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要突破传统行政区划的界限，必然是要引起行政区划的变化。　　在上世纪90年代盛行的县改市热潮中，初衷被称为放水养鱼，要点在于培育基层政权的活力，为此上级政府向基层政府有所放权，可以说是处于放权的思路。宋劲松分析，而现在的行政区划调整走的是另一个方向。随着区域竞争加剧，要求地市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上级政府加强了对资源调控的力度，来遏制过度的、恶性的自由竞争。宋劲松认为，当下政府需要处理好激活基层政权活力和加强宏观调控管理力度这两者间的关系，把握好度，在减少政权机构的同时，不损伤基层的办事效率，激发基层的主动性。　　借着经济调整的时机，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领域。而从2008年底到去年底一年内，国家区域经济规划接连出台，到年底已达13个，是政府出台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最多的一年。2010年新年伊始，《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纲要》出台。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分析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形态主要靠点状带动，到现阶段，点状拉动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低水平重复、形成地方性恶性竞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扩大区域。从趋势上来看，点状拉动一定会走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就是发展到更大范围的区域合作。; 个人分类: 行政区划|1015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行政管理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