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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哲学的特点之二：对传统经学与理学的扬弃: 周可真 2010-7-21 23:23; 顾炎武哲学的特点还表现在其貌似以经学来取代理学，实质上则是对传统经学和传统理学的扬弃。下面，不妨从其著名的理学与经学之辨来一探其究竟。顾炎武指出：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顾氏此段议论，最初由清代学者全祖望在《顾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转述之：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这当然是全氏个人的理解，后世学者则有同意全氏者，亦有不以为然而作别解者。笔者认为，全氏的理解大致上是符合顾氏之本意的，顾氏所论之中心思意正在于说明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他是反对撇开孔子亲自删述的经书（五经）和他的语录（《论语》）而以后儒的语录作为依据的今之所谓理学，而提倡从事于五经和《论语》的古之所谓理学的。就是说，顾炎武并没有一般地、绝对地否定理学(24)。诚然，他对理学之名或有不敢苟同之意，故其每言理学，前面必加所谓二字，以此揆之，他似有以经学之名来取代理学之名的意向；但是，即便如此，也未见得他是要彻底地取消理学，即不但要取消理学之名，还要取消理学之实的；事实上他并无此意，他不过是主张据经论理罢了。他下面的一些话，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微言既以绝，一变为纵横。下以游侠权，上以刑名衡。六国固蚩蚩，汉兴亦攘攘，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孝武尊六经，其功冠百王。节义生人材，流风被东京。世儒昧治本，一概而相量。於乎三代还，此人安可忘。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礼器与声容，习之疑可睹。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后代尚清谈，土苴斥邹鲁，哆曰论性道，扪龠同目蒙瞽。两汉而下，虽多保残守缺之人；六经所传，未有继往开来之哲。惟绝学首明于伊洛，而微言大阐于考亭，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启百世之先觉，集诸儒之大成。。从上述三段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顾炎武不唯推崇两汉经学，亦推崇宋代程朱理学，他并认为自仲尼没而微言绝（语出《汉书．艺文志》）之后，对于阐明孔子之大道成绩最为显赫功勋最为卓著的，实莫过于董仲舒和朱熹二人，而其明道的方式，则都是据六经而阐微言。可见，顾炎武关于理学与经学之辨的真思想，的确不过是主张据经论理而已。据经论理，则必先之以学古通经，故曰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他这里所讲的训诂，实指汉代古文经学，他认为这是传经的根本，明道之依据。因其认为汉人犹近古，所以他在经学训诂方面特别信赖汉人，尊崇汉学。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顾炎武之所以特别欣赏郑学，一方面固在于看重他的训诂之功，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看重其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因而能探赜靡不举。探赜是探幽索隐，亦即阐发微言大义，顾炎武所真正注重的恰是这个，所以才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其所以特重探赜阐微，说到底是因为他并不认为仅仅靠着训诂就能明大道，训诂只是六经所传之祖而已，必须在训诂的基础上使微言大阐，乃至于不徒羽翼圣功，亦乃发挥王道，才能达到继往开来之目的。在这方面，顾炎武虽然肯定了郑玄的探赜之功，但他更认为惟有像董仲舒、朱熹这样的人物才真正配称继往开来之哲！综上所述，顾炎武决无全盘否定理学之意，他不过是要把经学同理学熔成一炉，形成一门新的学问，这便是他所提倡的修己治人之实学。顾炎武的实学是适应其时代的要求及其明道救世的需要而对于传统经学和传统理学实行扬弃的产物。他在创立其修己治人之实学的过程中，因为要融合经学与理学以实现其据经论理的构想，这就使得他的实学几乎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因为依照他的看法，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这样，音韵学即被他视为经学之本了；又谓孟子曰：其（引者案：指《春秋》）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这分明是以经为史了，由是势必把经学引向史学；又以为金石文字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这意味着在他看来史学应当包括金石学在内；......这么一来，顾炎武事实上把经学、史学、音韵学、金石学等等的专门学问都纳入到了他的实学之中。顾炎武之所以要建立这样一种知识总汇式的实学，是鉴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的情况，而试图实现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这种实学，当然不仅同西方哲学史上各时代的哲学都有明显的质的区别，而且与中国哲学史上其他各时代的哲学也都互有差异，但是，就其着重于探赜阐微以求明道的思维形式来说，它无疑亦具有为其他各种形式的哲学所共同具有的特性；同时，从顾氏实学的内容来看，其成份虽然庞杂，但其中的确蕴含着较为丰富的关于宇宙人生之根本原理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依照现今国人所普遍持有的所谓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这一哲学观来看，它也无疑具有与哲学相一致的内容。因此，不应以其实学之特殊形式颇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哲学，就抹煞其哲学的实质。《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鲒埼亭集》卷十二，《四部丛刊》本。例如，余英时就同意全祖望所述，余先生说：到了清初，顾亭林正式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说法，......当然，顾亭林并没有亲自写下'经学即理学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是后来全谢山根据亭林给友人论学的一封信总结出来的。但大体上是符合亭林的本意。亭林因为不满意晚明心学流入纯任主观一路，所以才提倡经学研究。在他看来，儒家所讲的道或理当然要从六经孔、孟的典籍中去寻求，离开了经典根据而空谈性命、天道，则只有离题愈远。因此古代仅有经学，没有所谓理学。（《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清代篇》，台湾水牛出版社1992年５月版，第35页）侯外庐先生则认为全氏所述曲解了顾氏的原意，他说：炎武所谓理学，经学也，不是说理学等于经学，而是说理学为经学的一部分，言理不能离开经罢了。全氏所述经学即理学，则把二者混一。犹之乎说人，动物也，而和动物即人显然有别。（《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８月第１版，第206--207页）案：侯先生将顾氏的原意理解为言理不能离开经，是正确的；但是，他说全氏所述经学即理学曲解了顾氏的原意，则未免过于咬文嚼字了。其实，从其后面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的话来看，全氏实际上也是吃准了顾氏的本意的。对于顾氏所论，学术界尚有几种不同的理解，如：牟润孙认为：夫宁人所反对者为理学之一部分，质言之陆王之学也。其《与施愚山（润章）书》云：......既云理学之名宋人始有之，又云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其意岂非谓宋之理学即经学，而明之理学为禅学乎？禅学则顾氏所反对者也。......宁人非不讲理学，特不讲离经之理学耳。（《顾宁人学术之渊源》，《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清代篇》，第46--66页）王茂则认为：一、古之所谓理学和今之所谓理学，按当时习惯用法，古指先秦，今指宋以下，因为理学之名，宋人始有。而宋人并不把经学视为理学。那么，古之所谓的理学，就不是后来的含意，它只能解释为义理之学的泛指。二、此节译意是：先秦所谓义理，都在经书里，宋以下讲的义理，其实是禅学。全祖望解云：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亭林先生神道表》，《鲒土奇亭集》卷十二）意思是：必须据经书讲义理，舍经而别寻所谓义理，就走上邪路，而流为禅学。这里，理学、经学也，经学、理学也可以互训，并无上下位概念之别。三、孔子也有语录，就是《论语》，这是义理之本。讲义理应据《论语》，而不要别求于后儒的语录。他处又说，语录自宋二程子始有之，则所谓后儒，当指程朱乃至陆王在内。由此可见，顾炎武对宋明哲学采否定态度，而所尊奉的乃是孔子的原始儒学。但是，顾炎武对朱熹所定伊洛道统，却完全加以肯定。（《顾炎武的原始儒学精神》，《清代哲学》，第237--238页）《述古》，《亭林诗集》卷四，《顾亭林诗文集》本，中华书局 1983年５月第２版。同上。《华阴县朱子祠堂上梁文》，《亭林文集》卷五。周予同、汤志钧二先生认为：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是将理学分为今古，再将古之理学纳入经学，今之理学归入禅学。他扛起了经学的大旗，以复古为革新。 ......他所崇尚的经学实是东汉的古文经学。（《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学术月刊》〈上海〉，1963年12月号，第47页）笔者认为，周、汤二先生的这一见解是片面的，不得要领的。其实，顾炎武不只是崇尚古文经学，而且更崇尚今文经学，其于董仲舒的推崇备至，即是最有力的明证。《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鲁颂商颂》，《日知录》卷三。也有学者认为顾炎武这里所发表的论见，并不是讨论六经是否史学、史著、以至史料的问题，而仅说明孔子没有创著六经，只用信实的态度将故旧资料删述成六经。他认为其文则史的史字，应是一个形容词，可解作信实。（详见黄启华：《读〈日知录〉札记顾炎武六经皆史思想辨析》，《故宫学术季刊》〈台湾〉，第九卷，第四期，第 37--42页）《金石文字记序》，《亭林文集》卷二。《予一以贯之》，《日知录》卷七。;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6580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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