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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成了中国学术弊端的揭示板: 热度 3 tanli212002 2012-5-5 22:56; 每次打开科学网，首页标题最大的博文或者新闻，我大概总结了下，要么是揭示中国学术弊端的，要么是赞扬老外大牛的，鲜有肯定中国学术的文章。为什么对中国学术界那么吝啬赞美之词？诚然，中国学术界有些诟病，需要批评，而且确实也有这样的评论场所，仅仅是这样的评论有什么用？科学网除了揭示板功能外，能作为科研工作者与管理者沟通的桥梁吗？如果不能，提出再多的好建议，也都是杞人忧天。我相信，中国学术界有很多地方值得肯定的地方，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选择读博，也准备投身科研事业。作为科技工作者的我们，适当的“自我表扬”也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样至少不会让青年科技工作者和欲从事科研的学生望而生畏。; 3035 次阅读|6 个评论

【微博】休息几天，看看书，试试微博: 陈安博士 2011-4-9 21:38; 　　买了快一年了，才有时间翻开梁启超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本书，感觉有点意思，我得好好看看。　　这几天里只写微博.......; 个人分类: 书论|2402 次阅读|0 个评论

写在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胜利召开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庆典之际: JYH64J98Y99H 2011-3-31 12:58; 五年前，学术批评网伴随着对“沈案”斗争的阶段性胜利，迎来了她五周岁的美好生日。时光荏苒，一晃又一个五年过去了，但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伴随着“沈木珠夫妇案”，学术批评网悄然迎来了十周岁的生日庆典。尽管此“沈案”远非彼“沈案”，但依然让人感到似曾相识燕归来。在首届学术共同体论坛暨学术批评网创办十周年胜利召开的三月春风里，我们谨向当代著名学术批评家、向学术批评网创始人杨玉圣教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美好的祝福！自2001年三月春风里学术批评网创办以来，玉圣教授和他创办的学术批评网为推进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为发展中国的学术批评事业与加强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经过岁月的严峻考验，人们更加相信：玉圣教授奋不顾身地奋斗在学术批评的第一线，他是学术批评事业的良心与正义之所在；学术批评网事实上就是集中展现当代学术批评最新成果的新型、高端平台，是电子化、网络化的高端学术媒体；学术批评网业已获得了非凡的学术辐射力、社会影响力和社会美誉度，为社会文化建设事业、为中国学术进步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风雨十年路，学术批评网能够发展到今天，在当代中国产生相当的影响力，实属不易。学术批评网像是岩石中顽强生长的松竹，顶风傲霜，无所畏惧，始终保持旺盛、向上的生命力。玉圣教授正像是在学术之海穿梭奔波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玉圣教授身体力行地为中国学术批评事业不知疲倦、无私奉献、忘我奋斗，他已经并且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书写着当代中国的学术批评史。回望学术批评网过去十年走过的风雨历程，深深感到：玉圣教授以一人之力完成了通常要由一个组织/团队才能够完成的事业，竭诚尽智，劳苦功高，居功至伟。事实证明：学术批评网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它不但无情地针砭学术界的种种弊端，而且热忱地倡导、积极地引领学术规范。学术批评网字里行间体现了厚重的学术底蕴和浓重的学者情怀。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非凡感召力，越来越多关注中国学术事业发展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面旗帜下面。我们相信，正在法庭内外针锋相对进行着的“沈木珠夫妇案”的较量，一定会为越来越多的学界中人所了解，人们一定会逐步认识学术批评和学术批评网的价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繁荣文学艺术与学术研究事业的正确方针，这一方针只能强化、必须强化而不应削弱。法律只应该保护公开、公正、公平的学术批评，而不是相反。正如玉圣教授所说的那样，应当“让学术的归学术，法律的归法律”。从这个意义上讲，玉圣教授及其主持的学术批评网实在了不起，像是一面镜子、一面旗帜、一盏灯塔，学术批评网是学术界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良师益友。我们需要从学术的本来意义上开展学术批评与反批评，学术批评贵在返璞归真。让学术批评回归学术研究的原点、回归常识和理性、回归公平与正义。; 个人分类: 博视坊间|2954 次阅读|0 个评论

有骨头知识分子的生存底线：贫困是中国学术的敌人: 热度 6 杨学祥 2011-2-9 05:42; 有骨头知识分子的生存底线：贫困是中国学术的敌人杨学祥现代科学研究，不是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做到的，资金的投入必不可少。主流科学并不缺少资金，但由于缺少非主流科学的批评、监督和检验，满足于自圆其说，跟风潮流，至今收效甚微。一枝独秀百花残，只有争钱之力，毫无进取之心。非主流科学缺少资金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们的生存状况值得关注。科学的重大发明都是从少数人的非主流开始，大半发生在主流科学和非主流科学相互转化之时，不保护非主流科学，不支持科学争论，何谈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早在2006年我就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需要生存条件：一、国家的支持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国力、财力的。加大科技教育投入必须注意到重点支持与百家争鸣的关系。百家争鸣是科学的源，重点支持是科学的流。无源而流则空，无流而源则难成势。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重点支持可以在有限的资金支持下取得最优的发展效果，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科学的不确定性，重点支持不可避免地会有纰漏，可能忽略一些有希望的项目的支持，可能导致为获得项目支持而出现“跟风”、作假、科学研究“商业化”的倾向。“汉芯”造价获得大量资金支持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跑项目”、拉关系成风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因此，要注意科学研究的源与流之间的关系，应该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实行滚动式的重点支持，既保障科研工作者的基本研究经费（资料费，版面费），又实行项目无申报的优选方案（如诺贝尔奖的评审方式，评审机构从科研成果种选择最优成果予以资金支持，并随科研发展增减研究人员和研究资金）。让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搞科学研究。正像“考试经济”导致“教育泡沫”一样，“项目经济”也导致“科研泡沫”和大量科研资金流失。摆正科学研究的源与流，实行无申请的项目支持计划，才能有效利用有限的科研资金，实现科学评价的公正、公平和高效。　　二、社会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科技需求，取决于先富阶层的科学素质。世界强国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富人对科技的大量投入，特别是无偿捐助。美国的盖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2004年7月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宣布，他将在今后几年给他的慈善基金会捐款30亿美元。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捐款。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12月18日公布，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夫妇和著名摇滚乐队U2主唱、社会活动家波诺当选《时代》“年度人物”。比尔·盖茨夫妇和波诺分别因巨资捐助疟疾治疗和组织参与“现场八方”音乐会等慈善活动而荣膺《时代》“年度人物”称号。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决定因素。富有、慷慨、公正、无私，应该是人民尊敬和效仿的楷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众人物应该像支持“超女”一样支持慈善家和公益事业的捐助人，因为他们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富裕阶层的素质，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如果他们把科技投资和科技投入当作事业发展和精神享受的最大愿望，那么，他们不仅会赢得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会赢得社会的和谐和人们的尊敬。　　三、国家科学战略的转变否定中医的科学性是“全盘西化”的产物，同时也表明科学标准的多样性。是以发表文章数量和获得项目金额为科学标准，还是以实践检验为标准？这是关系到科学发展前途的大问题。以发表文章数量和获得项目金额为科学标准的科技研究商业化趋势不仅产生大量“科研泡沫”，而且会导致热门专业畸形发展以及冷门专业和基础科学的断代与失调。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科技造假已经国际化，权威刊物的权威受到挑战，韩国黄禹锡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个事件的最终结局，只能再次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检验，决不会因为几篇照搬西方科学标准的教条文章而被否定。清理科研环境，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中国科学战略转变的需要。钱飞鸣最近指出，安德鲁·法尔和克雷格·梅洛捧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约翰·马瑟和乔治·斯穆特摘走物理学奖，罗杰·科恩伯格登顶化学奖，美国科学家在十月囊括本年度的诺贝尔科学奖。这不由让诺奖情结深厚的国人眼热，但是刺痛国人神经的并非是别人的“大丰收”，而是宽松适宜的工作氛围。众多的评论都引用了关于科恩伯格的评述——“他可以10年潜心在自己的领域内钻研，而没有任何压力迫使他快出成果”。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者似乎没有科恩柏格般的境遇，这种科研“隐士”在中国绝对属于珍稀动物。当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越来越注重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现实财富时，我们的科研创新体系已经陷入另一种困境：我们可能解决了研究与市场的脱节问题，但是我们同样可能忽视了创新体系中最基础的东西。盖茨式的技术创富英雄变成榜样，这值得鼓励，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追求变成惟一追求，毕竟追逐创富的心态只会让中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中国需要有“骨头”的知识分子，但是，其前提条件是提供其生存的基本条件。学术水平是渐进的，不能一年上一个台阶；职称的标准是相对固定的，不能一年一变一年一评。变化莫测的职称评定标准是悬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利剑，它虽然没有斩下知识分子的头颅，却摄取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灵魂。水平和业绩在局部是矛盾的，在全局才是统一的。淡泊名利者其志高远，蝇营狗苟者逐利眼前。没有板凳十年冷，难得功成传万年！附件：新华网首页网评媒体时评有骨头知识分子的生存底线 2006年10月22日 08:36:24 　来源：光明网计红梅最近指出，“忧与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2005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托人事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开展了“科技工作者权益保障状况调查”。受访的科技工作者认为，自身的权益保障状况仅仅比个体户、工人、农民这三个群体的状况好一些。跟以往科学研究的单纯不同，现在的科学研究已经有了“创收压力”和“商业色彩”。如果申请不到项目，科研人员连生存都成问题。在面临生存的压力时，“忧与惧”就成了压倒许多人的精神顽疾。如果被这种“疾病”控制，除了怨天尤人、无奈哀叹甚至同流合污外，似乎就没有别的路好走了。换言之，就会得“婴儿瘫”或“软骨病”。对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个是独立性，一个是创造性。照片人物为鲁迅来源：易脉网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虽然大多数都是依附达官巨贾而生存，但也不乏具铮铮铁骨的有志之士。投江而死的爱国诗人屈原，隐居桃花源的陶渊明，独具竹梅风骨的郑板桥，为“戊戌变法”捐躯的谭嗣同，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宁可饿死也不受嗟来之食的朱自清等。中国的文化如此发达、如此昌盛，反被不发达、不昌盛的少数民族搞得束手无策？王富仁的结论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肉’不少，‘血’也不少，就是没‘骨头’，过去有的那几根硬点儿的‘骨头’也叫一些酸溜溜的文化给腐蚀了，弄软了。”他认为，五四以后，专注于中国文化“骨骼”的，几乎仍然只有鲁迅一个人。弱国无外交。同样，弱国也无科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国力、财力的，如果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何谈科技的发展？五四以后，中国专注学习西方，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全盘西化”是一种必然，没有“骨头”是一种潮流，复制西方科学是不需要中国人的骨气的。中医被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也是当时的一种潮流。现在不同了，中国的发展受世界瞩目，国力强大蒸蒸日上，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也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我们需要独立的中国科学体系和安全保障，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别于西方竞争理论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创造性需要一下生存条件：一、国家的支持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是需要国力、财力的。加大科技教育投入必须注意到重点支持与百家争鸣的关系。百家争鸣是科学的源，重点支持是科学的流。无源而流则空，无流而源则难成势。由于国家财力有限，重点支持可以在有限的资金支持下取得最优的发展效果，是非常必要的。但是，由于科学的不确定性，重点支持不可避免地会有纰漏，可能忽略一些有希望的项目的支持，可能导致为获得项目支持而出现“跟风”、作假、科学研究“商业化”的倾向。“汉芯”造价获得大量资金支持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跑项目”、拉关系成风也是一个基本事实。因此，要注意科学研究的源与流之间的关系，应该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实行滚动式的重点支持，既保障科研工作者的基本研究经费（资料费，版面费），又实行项目无申报的优选方案（如诺贝尔奖的评审方式，评审机构从科研成果种选择最优成果予以资金支持，并随科研发展增减研究人员和研究资金）。让科研人员一心一意搞科学研究。刘贤方是美国理工大学(NYIT)商学院副教授、终身教授，负责学校的中国MBA项目，兼任中美一些大公司顾问。他指出，由于研发的不可确定性，投入就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无法保证“辛勤耕耘，必有收获”，而是“赢家统吃”。“一将功成万骨枯”，除了侥幸者外都是失败者。那么，科技兴国应走什么道路？在资源紧缺、生存危机情况下，只能集中优势兵力，以解决主要矛盾来带动全局。比如，中国早年在经济极其困难条件下，通过资源的集中使用，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可今非昔比，以中国当今的综合国力，国家对科研支持的科学方式应是以资金分散为原则，当某一领域获得重大突破时，再由其他来源资金去追加投资，而不应将财力压宝在少数几个项目上。正像“考试经济”导致“教育泡沫”一样，“项目经济”也导致“科研泡沫”和大量科研资金流失。摆正科学研究的源与流，实行无申请的项目支持计划，才能有效利用有限的科研资金，实现科学评价的公正、公平和高效。　　二、社会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科技需求，取决于先富阶层的科学素质。世界强国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富人对科技的大量投入，特别是无偿捐助。美国的盖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2004年7月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宣布，他将在今后几年给他的慈善基金会捐款30亿美元。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捐款。美国《时代》周刊2005年12月18日公布，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夫妇和著名摇滚乐队U2主唱、社会活动家波诺当选《时代》“年度人物”。比尔·盖茨夫妇和波诺分别因巨资捐助疟疾治疗和组织参与“现场八方”音乐会等慈善活动而荣膺《时代》“年度人物”称号。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决定因素。富有、慷慨、公正、无私，应该是人民尊敬和效仿的楷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众人物应该像支持“超女”一样支持慈善家和公益事业的捐助人，因为他们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做出了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富裕阶层的素质，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如果他们把科技投资和科技投入当作事业发展和精神享受的最大愿望，那么，他们不仅会赢得源源不断的财富，而且会赢得社会的和谐和人们的尊敬。　　三、国家科学战略的转变近来有人发起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网络签名活动，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在10月1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对此予以驳斥，明确指出中医药是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非常赞同卫生部发言人宣示的立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卫生事业的特色和优势，千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目前仍与西医药共同承担着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的任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起这种网络签名活动，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中医药历史功勋、现实作用和科学内涵的肆意否定和抹煞。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验证，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信赖。实践和历史也将证明，这次签名活动和历史上否定中医药的事件一样，只是一场不得人心的闹剧。否定中医的科学性是“全盘西化”的产物，同时也表明科学标准的多样性。是以发表文章数量和获得项目金额为科学标准，还是以实践检验为标准？这是关系到科学发展前途的大问题。以发表文章数量和获得项目金额为科学标准的科技研究商业化趋势不仅产生大量“科研泡沫”，而且会导致热门专业畸形发展以及冷门专业和基础科学的断代与失调。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科技造假已经国际化，权威刊物的权威受到挑战，韩国黄禹锡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个事件的最终结局，只能再次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检验，决不会因为几篇照搬西方科学标准的教条文章而被否定。清理科研环境，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中国科学战略转变的需要。钱飞鸣最近指出，安德鲁·法尔和克雷格·梅洛捧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约翰·马瑟和乔治·斯穆特摘走物理学奖，罗杰·科恩伯格登顶化学奖，美国科学家在十月囊括本年度的诺贝尔科学奖。这不由让诺奖情结深厚的国人眼热，但是刺痛国人神经的并非是别人的“大丰收”，而是宽松适宜的工作氛围。众多的评论都引用了关于科恩伯格的评述——“他可以10年潜心在自己的领域内钻研，而没有任何压力迫使他快出成果”。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者似乎没有科恩柏格般的境遇，这种科研“隐士”在中国绝对属于珍稀动物。当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越来越注重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成现实财富时，我们的科研创新体系已经陷入另一种困境：我们可能解决了研究与市场的脱节问题，但是我们同样可能忽视了创新体系中最基础的东西。盖茨式的技术创富英雄变成榜样，这值得鼓励，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追求变成惟一追求，毕竟追逐创富的心态只会让中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中国需要有“骨头”的知识分子，但是，其前提条件是提供其生存的基本条件。学术水平是渐进的，不能一年上一个台阶；职称的标准是相对固定的，不能一年一变一年一评。变化莫测的职称评定标准是悬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达摩克里斯”利剑，它虽然没有斩下知识分子的头颅，却摄取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灵魂。水平和业绩在局部是矛盾的，在全局才是统一的。淡泊名利者其志高远，蝇营狗苟者逐利眼前。没有板凳十年冷，难得功成传万年！（杨学祥）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10/22/content_5233585.htm; 个人分类: 科技点评|3194 次阅读|6 个评论

卦说中国学术：困卦（一）: 热度 2 metanb 2011-2-9 02:36; 从卦象上看，中国学术符合“困”卦。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首先，卦辞出人意料的指出：有困难是好事！博主：能够感受到困难，是因为心中有大的理想，所以是好事。其次，卦辞给出了处困的原则：“ 贞 ”，即守持正固。博主：从统计的角度看，不好的现象总是有，关键是内心不要受其影响，不要去效法，坚持对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要坚持对的事情所以才导致困难。比如别人达到毕业的要求就毕业，你要写出撼世巨著才肯毕业，结果就很困难了。再次，卦辞说明，“大人”反而能够在困境中获得吉祥，不会受到咎害。博主：能够在困难中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胜利，当然吉祥无害，但只有“大人”才能做到。“大人”就是那些能够在困难中坚持到底取得胜利的人。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做出大学问的人，现在也有，只是现在看不出是谁，或者不愿意认可人家。那些只求混毕业的学生当然算不上大人，而那些为了学术正义没有取得学位，一直坚持自己的学术理想，终有所成者就是大人。拿不到经费却能坚持做好的研究，也算大人。自始至终不为了职称和奖金滥发文章，也算大人。最后，卦辞指出，（困难时）任你说啥也没人听信你的。博主：很多时候，你一旦露困，人们就会躲开你，还会听你说？你说你要做大学问，所以才搞得困难狼狈，希望人们不要笑话你，总有一天你能得到诺贝尔奖－－没人信你！所以卦辞善意的提醒那些有困难的人：此时多言无益，积极行动，埋头做自己的事情更为明智。; 个人分类: 大学观察|2629 次阅读|4 个评论

中国学术的最大敌人究竟是什么？: 热度 19 chrujun 2011-2-8 10:43; 王鸿飞说土鳖和海龟是中国学术的最大敌人。从表象上看，有一定道理。土鳖水平不高，还学霸成群，像腐败一样浪费着中国有限的学术资源。海龟也好不到哪里去，据饶毅的博文介绍，某些海龟很快被同化，当起学霸来比土鳖还厉害。王鸿飞老师开出了一个药方，就是中国学术国际化，用外籍教授替代中国教授。中国人人种并不笨，无论是海外华人还是香港同胞、台湾同胞，问鼎诺贝尔奖都成了现实。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搞学术的人就成了阿斗，在世界上无法像奥运会运动员那样争金多银，更不用说像跳水运动一样在某些领域称霸一方。只有无能的将军，没有无能的士兵。同样的兵，在国民党手下就天天吃败仗，投降了共产党，就战无不胜。同样是中国人，台湾同胞和香港同胞可以拿诺贝尔奖，而大陆同胞却做不到。海龟和土鳖都是兵，都有能征善战的潜力。关键还是碰到了无能的将军，这个将军可以将教授培养成禽兽，将学生培养成杀人狂魔、小三和失足妇女。有这样的将军，海龟、土鳖和外籍教授，都会变得和混混无异。无论如何优秀的学生，都会培养成庸才。; 个人分类: 我的思考|3757 次阅读|50 个评论

谁是中国学术的敌人？: 热度 23 xqhuang 2011-2-8 07:50; 谁是中国学术的敌人？过年这几天，科学网明显缺“坑”少“水”，前天我就在琢磨，王鸿飞老师再不出来挖坑灌水，大家就要渴死了。盼星星盼月亮，大救星王鸿飞老师终于来了：《海龟和土鳖都是中国学术的敌人》，瞧这博文标题，一定是个好坑，暗叹，不愧为科学网一代坑王！不过往坑里瞧了瞧，不得不说这坑有点浅，为了不枉费王老师的一片苦心，咱还是闭着眼睛往下跳，孙学军老师不是已经先跳下去了吗！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成功的最大敌人是自己！” 王鸿飞老师说：“ 海龟和土鳖都是中国学术的敌人” 。第一反应，这太对了！不管是海龟，还是土鳖，都要自强，要战胜自己，要超越自己！只有这样中国学术才有希望，中国学术才有成功的时候。还有一句话： “要想成功还是要靠自己！” 把这话移植到海龟和土鳖身上，它的意思应该非常清楚，中国学术要成功还必须靠咱中国人自己，这当然包括全体海龟和土鳖。可细读王鸿飞老师的博文，发现自己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在王老师的博文中，土鳖显然已成中国学术的头号敌人，成为霸占中国学术资源的土霸王。更让人不解的是王老师把海龟也归类于敌人，虽然海龟不是什么救世主，但也不至于成为中国学术的敌人吧？毛主席告诉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海龟和土鳖都不幸成为中国学术的敌人，谁会是中国学术的朋友？谁又是中国学术的救星？王老师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学术的希望在于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大学，最好有一半的教授是出生于全世界不同的国家，还限定他们是全世界公认最聪明和最有成就的人。让世界上顶级智商的老外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不远万里到中国当学术救星，这的确是个梦，这梦有点大，不太现实，比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还不现实，中国人自己都不想混的地方，凭什么全世界公认最聪明和最有成就的人要跑来替你混？不解，世上最聪明的老外怎么这么傻？咱就不能学着现实一些？路还是一步一步地走，首先让高校土著教授的比例降下来，减少土著留校的比例，让高校本地教师和生源的比例降下来，逐步引进外籍教授，再让老外帮我们做项目发论文。但不管怎样，老外只能是中国学术的客人和朋友，也就是友情客串，中国学术要发展还必须靠自己的亲人，也就是海龟和土鳖。近代中国学术的确落后了，这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中国学术完成受制于西方思想，什么时候中国学术彻底摆脱西方的统治，王老师的梦想就不难实现，一大批牛老外会不请自到，到那时，即使爱因斯坦重生，他来中国也只能到二本学校混。这项艰巨的任务，靠海龟肯定没戏，海龟中西毒太深，要靠土鳖。龟鳖本兄弟，相煎何太急！; 个人分类: 猴眼窥世|9722 次阅读|67 个评论

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才是中国学术界的唯一光明出路: 周可真 2010-10-12 23:54; 回顾新中国建国六十余年的历史，当局向来把学术纳入意识形态范畴，实行D对学术领域的一元化领导。这种做法在建国初期和非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启动和发展，这种做法就逐渐失去其合理性了最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学术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是其一元化领导失去其合理性的客观标志，正如这些年来中国官场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再原封不动而必须进行实质性改革的客观表征。中国不是绝对不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学术组织，而是当局至今无意于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因此也并不希望中国出现一个相对独立于行政系统的学术组织来主持中国的学术管理大局。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把学术管理纳入行政管理系统的，这个系统所实行的是D的一元化领导，故维持中国学术界实际的无政府状态是有利于维持D的一元化领导的既有秩序的。笔者最近就方舟子学术打假是否合理的问题写了一系列的文章，直接的用意在于呼吁中国建立一个相对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统一的学术组织，因为我认为中国学术界需要真正的学术管理，而这种管理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学术组织来主持其大局的，也只有依靠这样的组织管理行为才能维持得了中国学术界的学术秩序；更深刻的寓意则在于呼吁中国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这种政治改革不仅是中国学术界清除学术腐败和重建其学术秩序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政界清除官场腐败和重建其政治秩序的客观要求，归根到底是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本质要求，我认为这种政治改革也是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有些人只看表面现象，以为中国学术界必须靠方舟子这样的个人的正义行为才是解决中国学术腐败问题的可取办法，殊不知夸大其特立独行的打假行为的作用，是极不利于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因为这种夸大其个人作用的看法和态度客观上只能起到掩盖当今中国学术界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本质问题的消极作用。在笔者看来，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才是中国学术界的唯一光明出路，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唯一光明出路。至于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这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似乎也不是吾辈所能给出具体方案的，但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改革应该也只能把中国政治推向前进而使之发展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民主阶段，而不是象眼睛只朝后看的人们那样企图把中国政治车轮拉回到毛泽东时代。; 个人分类: 学者.学术|3387 次阅读|11 个评论

由厉以宁的中国的贫富分化衡量理论到当前中国学术: ysughb 2010-4-27 11:01; 按照厉以宁教授的计算方法，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将是一个低于0.2的数值。厉以宁教授表示，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恰恰是贫富分化太小，这表明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必须彻底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拉大贫富差距，中国人才有勤奋工作的压力和动力，GDP才能上去，中国才能进步。从该报道初步得出厉以宁教授是个御用学者的初步结论，有用几分钟搜出了他的几篇学术论文，用了十几分钟确定了以上判断。御用学者的学术标准和价值观念是以官方需求为唯一准则，厉以宁教授只是当代中国社会庞大的御用学者阵容中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位，但这项工作做得不太漂亮，可能因为搞经济学出身对数学工具用的太少（或许御用学者根本没必要劳神去看那些较费时费力的数学理论），如果使用一些搞理学或工学同行善常使用的复杂数学模型，其中最好引入一些包含大量高次积分、复杂矩阵等人见人蒙的复杂计算，那么得出的结论会更科学可信，至少能让没有真正受过正规研究生教育的广大群众不信也得信。但这次砸了，彻底砸了，可能是对中国大众的受教育程度估计太低，导致只要是小学毕业以上的老百姓很容易就能从数学角度把厉以宁教授的理论看成是个笑话（当然，厉以宁教授用了一些似乎有水平的术语让大家理解难一些，如基尼系数、加权平均呀等）。更糟糕的是还有些不接受人血馒头（参见鲁迅呐喊）的社会不安定坏分子不仅仅把这当作一个笑话，这会被它们诽谤为欲盖弥彰，影响社会和谐发展。这对于知名御用学者来说从所负有的艰巨社会责任角度岂不是大大失职？而对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最近提出的新基尼系数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极大震动。，呵呵，每个国家政府都有御用学者的需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主子资产阶级更需要目前仍然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必须彻底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拉大贫富差距，中国（换成英国、美国）人才有勤奋工作的压力和动力，GDP才能上去，中国（换成英国、美国）才能进步的研究结论。只不过西方国家和中国恰恰相反，御用学者的学术实力和影响力远没有那些看不清形势顽固不化的自由学者们强大，故正在黔驴技穷之际见到强憾的中国同行得出梦寐以求的研究结论，当然欣喜若狂。或许对结论的惊喜中根本忘却了过程的必要性，或许在国外的论文中厉教授已经智慧的加入了相当迷人的数学模型，毕竟西方的教育普及程度显然比国内高些。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很多人还是钟情于诺贝尔奖金，但我在这儿大胆预测，如果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及其发展趋势不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中国大陆环境造就诺贝尔学者的可能性会随时间向0无穷单调逼近。近些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几率更大些，因为还有一些在那些已经越来越遥远的时代实现人生和学术品质定型的学者尚在人世，但损失得太快了，钱老去年走了，今年呢？那些当代学术权威，还是早做日后自己下台阶的准备吧（就像我们学校对待久冲无果的211，对待保A得B的教学评估）。呵呵，很多有预见性的专家已经明确表态：诺贝尔奖金是个什么东西，它完全是西方反动势力排斥打压我们中国学术崛起和发展的工具，龌龊得很黑暗得很，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学术品质和追求，拒绝同流合污！（潜台词：呵呵，等我中华民族恢复大唐雄风，我要设十个诺贝尔，喔，根本不用设，现在就满地都是嘛。）敬请参考 http://senxue.blog.hexun.com/10276144_d.html 附：中国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的新基尼系数理论有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英国《经济观察报》2007年5月8日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最近提出的新基尼系数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界引起极大震动。　　　　　　　　　　厉以宁教授的理论是，按中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的情况来分析，先算出两个基尼系数：一个是城市的基尼系数，另一个是农村的基尼系数，然后再加权平均，算出一个总基尼系数。这个总基尼系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　　　　　　　　　　这种基尼系数计算方法的经济学基础是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体系，这种体系是历史形成的。城乡居民的收入来源、消费方式、社会心理都有极大的差别，因而必须将二者分开计算。如果将二者混合计算，将夸大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　　　　　　　　　　当然，这种城乡二元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中国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别实际上类似于城乡二元体系。如果换个角度，不是从城乡，而是从地域角度，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应该是计算一个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再计算一个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然后再将二者加权平均，算出一个总基尼系数。　　　　　　　　　　依此类推，中国不同省份的发展状况是历史形成的，应各省分别计算基尼系数，再加权平均算出全国的总基尼系数。同一省份应分别计算下属各县市的基尼系数，再加权平均，算出该省的总基尼系数。同一县市的不同乡镇也应如此计算。　　　　　　　　　　厉以宁教授的新基尼系数理论指出，以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复杂的社会发展状况，较好的计算方法是先计算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元――家庭的基尼系数，然后再由下向上，逐级加权平均，算出总基尼系数。只有这样的计算方法才能正确评估中国的贫富分化状况。　　　　　　　　　　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将是一个低于0.2的数值。厉以宁教授表示，虽然有点匪夷所思，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中国不存在贫富分化问题。中国目前的问题恰恰是贫富分化太小，这表明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必须彻底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拉大贫富差距，中国人才有勤奋工作的压力和动力，GDP才能上去，中国才能进步。　　　　　　　　　　厉以宁教授表示，虽然他本人提出的这一理论是基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但是该理论也同样适用于评估国际社会及其它国家的贫富分化问题。　　　　　　　　　　基尼系数是一个衡量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最初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二十世纪初提出。该系数可在零和1之间取任何值。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那么基尼系数也越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个人分类: 科学的悲哀|2663 次阅读|2 个评论

为什么中国学术需要依赖外部评价（3）: wanghongcai 2008-12-6 06:58; 对于中国大学学术依赖外部评价现象需要不需要纠正？有的认为在当前学术风气下需要依赖外部评价，有的认为则认为应该形成自己的独立评价。正如笔者前面所说，不能形成独立评价是一个学术不成熟的表现，也是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学术水准。问题是有无可能建立和如何建立。建立自己独立的评价标准是可能的，理由如下：（一）根据世界学术发展规律，学术评价标准变化往往与经济形势有直接的相关性在20世纪中叶以前，国际学术中心是在欧洲的，美国大学也一直是学习欧洲。但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不仅经济上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且在国际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获得了领导地位，以前并不被人们看重的美国大学逐渐成了领导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一流大学。特别是大学在经济变革中的突出地位，又使得大学变成了社会发展的中心。这样美国取得学术的话语权，并一直主导到21世纪。这一学术重心转移过程，实际上是随经济地位变化而变化。因此在多极世界，欧盟希望联合起来与美国抗衡，但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主导世界的局势。没有经济做基础，学术标准就难以建立。（二）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使得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并开始具有了参与学术标准建立的基本能力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总体上已经占据世界前几位，尽管人均国民产值还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已经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从而也赢得世界的重视，这大大改变了中国大学学术交流的处境。特别是长期以来中国留学生长期在美国居于第一的位置，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大学学术发展的重视。自然而然，留美学生以后归国后是中美进行学术交流有利的媒介。接受中国留学生是美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战略，特别是一种文化发展战略。这一切表明，国际在重视中国的崛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学术影响。（三）在世纪之末，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受到越来越的重视尽管中国古老文化在19世纪以来世界列强的侵略下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中国古老文化的底蕴尤存，中国古老文化的血脉没断，特别是到20世纪末叶在很大程度上有复兴之势。中国古老哲学思想正在被吸收到新的世界发展观中，这客观地促进中国学术的复兴和崛起。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宝典正在被世界各国文化所汲取，这一切都加强了中国学术争取学术话语的地位。（四）中国教育政策大力推进大学与世界接轨，从而中国学术具有初步的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能力从中国建立211开始到985的提出，都说明中国具有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志气。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流行的学术规范也介绍进中国，因此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学术规范不再是陌生的。中国大量派出留学人员，加强与国外大学的联系，从而与国际进行学术交流的障碍逐渐被破除。通过对国际学术会议的参与，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增多，以及对国际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参与，使中国学术界已经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世界通用的学术准则来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这大大地增强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特别是大量的留学人员的回国工作，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障碍基本被拆除了。在与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本土的学术力量在国际上树立了越来越大的学术声望，从而提高了学术对话能力。大学间的合作，又使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交流中的位置又上升一个台阶。这意味着建立一个本土化的独立的学术评价标准的时机逐渐成熟。（五）教育运行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为中国大学建立独立的学术标准提供了空间我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而且下一步政府改革、政治改革将成为改革的重点。在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将是一个重点，政府将从传统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的管理。特别政风建设、民主化政治改革将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政府已经从过去包办大学走向了现在的宏观上控制大学转变，进一步将实现从控制大学转向促进大学独立办学转变。这客观上为大学建立自主的学术标准提供了创造空间，如果大学不能抓住这一时机适时地建立自己的独立学术话语，将永远难以改变自己被动依赖和依附的地位。（六）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改革在探索中，改革探索将为大学校长独立作为提供一种激励机制尽管关于大学校长改革探索远没有成熟，而且也只限于副校长的选拔改革试点，但这一改革趋势将不会改变，必然最终扩大到大学校长层次上。这一探索过程中，既是对国家管理大学经验的探索，也是对大学形成独立办学机制的探索，同时还是对形成新的大学校长任命制度的探索。因此这一探索具有多重意义。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大学校长不能独立作为，不能真正保证大学的利益将损害大学的发展。而国家管理大学经验不成熟也不可能对大学过分放手，毕竟大学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有半点掉以轻心。改革的趋势必然是寻找国家利益与大学利益的结合点，从而既保证大学发展，又能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七）学术职业在国际规范的促进下，渐渐走向独立随着日益扩大的国际学术交流，人们日渐接受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这对传统学术活动中的保守和腐败行为形成了强大的压力。随着大学内部制度建设的逐渐成熟，大学教授将逐渐脱离对大学所形成的人身依附现象，并且越来越运用成熟的规则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种趋势下，学术人将逐渐地走向一个独立自主的地位。特别是在学术独立的压力，行政职位神秘化色彩将被逐渐剥除，官本位文化也将在不断的打压下逐渐地从大学中淡出。尽管这一过程是漫长的，但趋势是不可挡的。而且经费拨款机制越来越透明化、公平化，官员寻租的空间将越来越小，他们主导学术方向的机会将越来越小。换言之，官员的行为将越来越多地置于监督之下。当滥用权力的自由被剥夺之后，官本位文化的神秘光环将消失，这时人们开始安心于自己的学术职业。（八）学术期刊面临更多的挑战和竞争，其主导学术话语的时代将成为过去这一时刻的到来是随着大学评价自主性而出现的，特别是人们越来越多地采用国际期刊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加入竞争之后，传统的权威期刊地位大大受到威胁。客观形势迫使他们进行内部改革，逐步向国际学术期刊惯例看齐。学术期刊的索引检索规则的出现客观地冲击了传统学术期刊的地位，这形成学术期刊改革的声势，学术声音将不再以期刊本身为转移，开始向学者本身的转移。这意味着学术质量评价越来越从表面化走向重视实质方向发展。这当然是在大学建立了独立的学术质量评判标准之后，依赖外部评价意味着学术本身不重要，而是名号更重要。但如何实现这一转变呢？（1）建立大学董事会是实现大学校长任命转变的关键一步。如果大学校长直接负责和制约的主体，大学校长独立行政是危险的。问题是大学董事会真正能够负起责任来，而不只是一个名号。当然要做到这一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2）推动院系教授委员会制度是鼓励学术独立的重要一步。直接从大学层面建立教授会制度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大学教授能够管理好基层的学术事务之后，才能对全校学术事务有更大的发言权。大学的基层组织是学科，必须发挥基层的发言权。只有从基层改革做起，建立大学教授会，建立行业自治的制度才有可能成功。（3）建立多元的资助体系是实现学术独立的根本性的一步。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形成人格的依附。所以大学要避免受行政干预过多的情况，就必须努力建立自己的发展基金并管理好和使用自己的基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在这一方面做的比较成功，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从而为大学稳定的独立发展提供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鼓励社会捐助，建立独立的科研基金，从而改变教授必须依赖行政支持才能获得科研条件的状况，这也是学术独立必须的步骤。（4）大学拨款法律化，避免形成行政意志专断情况大学的专项经费拨付和使用都需要进入立法程序和监督，这样使官员个人作为的空间降低到最小，也抑制腐败现象产生，同时也对大学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避免产生大量浪费情况。（5）政府不参与直接的大学评估，但成为大学评估机构的监督者这是促进大学独立的直接的步骤，也是促使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步骤。（6）建立大学国际学术对话协调机制，促进大学标准独立化和本土化这一步对实现大学独立具有现实的意义，没有这个协调机制，大学建立独立学术标准往往是自封的。（7）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管理机制，使真正懂教育的人来管理教育，避免大学变成工厂目前的量化计件式管理是不懂教育的典型表现，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8）实现对学术成果定期追溯制度，成为学术评价的反馈机制，促进大学学术评价从量的表面的评价走向质的内在的评价。这需要建立权威的学术评价制度，通过这个评价对学术期刊质量分级。以上的这些步骤将促进大学学术评价真正走向独立。当然这一路途还非常漫漫，但它是注定要实行的，也注定要成功的，但需要的是不只一代人的努力。; 个人分类: 热点讨论|379 次阅读|0 个评论

清道光以来中国学术重实用轻实证的思维传统: 可真 2008-11-2 00:59; 宋明理学和清代朴学在其逻辑思维方面是各有偏失的：理学演绎之失在于其思辨性，这种演绎以其前提之虚而不实，导致其结论之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朴学归纳之失在于其机械性，这种归纳重“实事”而轻“求是”，故即或其前提有不争不辩之“实事”可观，其结论却无是非分明之“事理”可用。这两种均失之偏颇的思维方式，都不只是对学术本身造成了极其消极的影响，更产生了本质上相同的严重社会后果：宋明理学是朝着愈来愈“虚”的方向发展，以至最终归结于“明心见性”之“空言”，其“空言”之风在明末盛行于士大夫之间，遂导致了“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的亡国之耻；清代朴学是朝着愈来愈“实”的方向发展，乃至于发展到“考证于不必考之地”，如此“征实”，不免与明末学术之“空言”殊途同归，造成了如沈垚（ 1798 — 1840 ）所痛切指陈过的那种“学术衰而人才坏” 的人学两空之结局，其影响所及乃至于国力日虚，国势日衰，竟至沦为不堪于外来一击的“病夫之国”，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至嘉庆、道光，清代学风开始转向，庄存与 (1719-1788) 的《春秋》公羊学为刘逢禄 (1776-1829) 、宋翔凤 (1779 - 1860) 等所继承和发展，由此形成好讲“大义微言”的常州学派。此派在学脉上是继承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今文经学之传统，故在治学风格上酷似董氏之学，喜牵强附会，甚至杂以谶纬神秘之辞，以言其所谓“圣王大义”。显然，它与顾炎武以来“征实之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然而，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的常州学派的学风，到了近代却被一些谋求“改制”的新学家们“发扬光大”了。其先有龚自珍 (1792-1841) 、魏源 (1794-1857) 等，后则有廖平 (1852-1932) 、康有为 (1858-1927) 等，皆利用《春秋公羊传》，或“讥切时政”，或“托古改制”。这些新学家们的改革精神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对于腐朽的封建社会现实的批判和为“改制”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其完全本于实用目的，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而为学的风气，却导致了学问偏离学术轨道而沦为现实政治的附庸，从而严重地抑制乃至扼杀了科学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谋求变革的另外一些新学家，则试图通过引进西学来达成其改革现实的目的。如果说以张之洞 (1837-1909) 为代表的洋务派主要是在实践领域致力于从“器”或“用”的层面上来引进西学的话，那末，以严复 (1853-1921) 为代表的一批新学家，则主要是在思想、知识领域致力于从“道”或“体”的层面上来译解、引进西学的。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新学家对于西学的译介，推动了近代西方科学及其思维法在中国的传播，实为后来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导。随着西方科学方法在中国日益深广的传播，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些以学贯中西见称于世的学者如章太炎 (1867-1936) 、梁启超 (1873-1929) 、胡适（1891-1962）之辈，开始吸收、消化西方的科学方法，并各有所侧重。章氏重演绎，而梁、胡重归纳。章太炎在逻辑学方面颇有造诣，对西方逻辑学、中国名学均有所涉猎，尤其对印度的古典逻辑 ( 因明 ) ，更有比较精深的研究。但他所重视的只是“三支推理”，并曾利用假言三段论的逻辑推理去证明“上帝全知全能”的判断之不能成立，应该说，这是“一种机智的作法” ( 侯外庐语 ) 。但是，章氏并未将他所运用的演绎法同归纳法结合起来，而是同后者完全相脱离的。他在用演绎法破基督教之神学理论的同时，却又提倡建立一种“新宗教”，并主张“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 ? 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 。很明显，这是把“识”看作唯一真实的存在，认为物质世界只是从“识”变现出来的幻象。由此可见，演绎法在章氏这里，仅仅是一种被实用主义地加以利用的论证之术。其于“新宗教”的归依，证明其压根儿便不认为据以作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是来源于科学的归纳，相反倒是认为它是先在于客观事物而存在的。故章氏的演绎法显然不具有科学性，它不过是一种先验演绎法。梁启超则比较重视归纳法，这从其下面的论述便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清学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其晚出别派 ( 今文学家 ) 能为大胆的怀疑解放，斯亦创作之先驱也。此清学之所为有价值也欤 ? ” 从梁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的“观察”、“搜集史料”、“综合比较，最后求得真相”的归纳法之具体步骤来看，其归纳法似乎是合于科学的。然而，我们切不可忽视了其归纳法的思想基础。我们知道，梁氏原是步康有为之后尘的一位今文学家，他特别推崇晚清今文学家“大胆的怀疑解放”的精神。梁氏的“大胆的怀疑解放”是立足于这样一种世界观之上的：“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 ；“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实事。理论者实事之母也。凡理论皆所以造实事。” 因此，他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宇宙一切事物，其真有真无不可知，不过我见之为有故耳。若无我，则一切现象或竟不可得见，是与我相缘也，相缘故能不绝对的存在，而只能为相对的存在也。” 梁氏正是从“思想建造事实”、“一切现象与我相缘”的主观唯心论出发，去“大胆的怀疑解放”和“创作”的，并且也是在此前提之下去观察现象，收集证据的。所以，他把顾炎武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一曰贵创……二曰博证……三曰致用” ，便不是偶然的，它实在比较全面而真实地反映了梁氏本人从“我”到“有”、从“思想”到“事实”、从“理论”到“实事”的思想路线；正是这条思想路线，决定了其“创作 ( ‘我’假设某种‘理论’ ) —— - 求证 ( 用经验事实对‘我’的‘理论’作辩护 ) ——致用（本于‘理论’的‘建造事实’之实践）”的心路历程。其归纳不过是作为该过程的一个环节而存在的，它只是寻求经验事实来为“我”的“理论”（实属于严复所谓的“心成之说”的范畴）作辩护的过程！此即梁氏归纳法之实质所在，其内在地蕴含“一切为我”和“屈事实以为我”的主观主义倾向。此种归纳法，其实是一种实用主义思维方法。至于胡适，近来有人把他看作是建树“以科学实证为核心的近代性的思维方式”的“殿军”，认为其思维方法是一种以实证为核心的“科学方法”。对此，笔者颇不以为然。不错，从表面上看，胡适确实说过“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 的话，这似乎能表明他的方法是科学的归纳法。但问题是，胡适对于他所“细心搜求”的“事实”的态度却是主观主义的。谁都知道，胡适是服膺于以杜威等为代表的美国现代实用主义的，他曾公开声明“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 。正是基于实用主义的世界观，胡适根本就不承认事实或实在的客观性，在他看来，事实或实在是可以人为而任意地加以改变的，以至于可以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 正因为如此，胡适在归纳问题上所强调的是“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并说：“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 如果说其假设是根据对相互差异的客观实事的比较研究而初步归纳得出的结论，则它只是在归纳推理所赖以进行的前提（即证据）尚不充分可靠或其结论尚未得到客观实践的检验的意义上是假设，这里根本不存在一个假设是否“大胆”这样的问题。“大胆的假设”乃是一种故意的预设，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主观设想，它和虽然尚不充分可靠但却毕竟有相当可靠的关于客观事实的感性材料作为依据而进行初步的归纳推理所得出的结论，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在主观地“大胆”假设的前提之下作“小心的求证”，则其“求证”的功夫就不过是出于一种生恐别人不信而为了证明其假设为可信的需要而去寻求实例的支持。如此“求证”，就很难避免这一样种情况的发生，即使求证过程服务于假设者的主观需要，从而“投其所好”地避开不利于他的“证据”，专找有利于他的“证据”，甚或不惜歪曲事实，将其“涂抹起来”，“装扮起来”，使之变成有利于他的“证据”。胡适晚年以大量精力投入到搜集《水经注》版本、资料而进行“小心的求证”之中，就是出于“乡谊”而为其乡贤戴震辨诬的动机。即是说，胡氏在从事这项“求证”工作之前，就先入为主地“大胆的假设”戴氏之《水经注》非袭赵一清者了。这个假设并不是在他对相关问题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之后有所发现才提出来的，故纵使其后来确实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能证明其预设是正确的，其整个过程也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归纳过程，因其在程序上是非科学的。由于其不符合科学归纳的程序，也就不能排除当事人在此过程中出于“爱护乡贤”的“乡情”而制造伪证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归纳程序，是难保其前提（证据）的真实性的。总之，章、梁、胡氏之辈致力于吸取西方科学方法的精神诚然可贵，但他们在思想根底上尚未超出今文经学的思维框架，而仅仅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加入了一些科学思维的因素而已。西方的科学方法，经过他们的消化，被严重地歪曲了。他们这种学习西方科学思维的方式与张之洞学习西学的方式实属于同一类型，也是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以中国传统今文经学思维为体，以西方近代科学思维为用。这不过是鸡零狗碎地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方法，而不是从整体性上去把握和消化它，这就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国古代思维方法向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转换。进而言之，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向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历史性转换，其实也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就实现了。 “ 文革 ” 期间曾经盛行的诸如 “ 影射史学 ” 之类的思维方法，就是今文经学思维方法的再现。而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步地得到恢复并占居了统治地位，但是 “ 左 ” 的思想也还不时作祟，这种 “ 左 ” 的思想在思维方法上实与章太炎的那种脱离归纳的先验演绎法相一致。不过，今天看来，表达这种 “ 左 ” 的思想的言论已经很少有市场，事实上也很少再有人公开发表这种言论了。可以说，曾经极大地阻碍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的 “ 左 ” 的思想，至今已不成其为大问题。尔今成问题而且大成问题的，倒是近年来在学界演势日炽且一时似无良法以治之的所谓 “ 学术腐败 ” 问题了。何谓“学术腐败 ” ？我以为，可以借用经济学术语来对其内涵做出如下概括和阐述：所谓学术腐败，是指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于法制不健全等原因所致生和滋长并且日益广泛地表现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市场失范现象的一种具体形式，是发生和存在于精神产品交换领域的一种不等价交换现象，即在这种交换过程中，交换者的一方以一定的精神产品向对方换得其所需要的名或利（包括社会荣誉、社会地位或声望、社会身份或身价、以及钱财等等），然其产品却并不具有抑或根本缺乏对方报酬他以名或利所期望或要求的那种价值（学术价值或社会价值），而对方则无以藉由合法途径来消弥因其消费这种伪劣产品所受到的某种伤害或损失，也就是说，作为该交换过程中其权益受到侵害的一方无法恢复其合法权益，抑或无法剥夺作为其合法权益的侵害者因其非法行为所相应获享的非法权益。何以会出现这种被我们称之为“ 精神产品交换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现象 ” 的学术腐败呢？我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作为一种外在性和强制性的力量渗透到了精神产品交换过程中，而且其渗透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导致这种交换过程发生严重扭曲，使本应为交换双方在互相平等地位上开展的以精神产品交换为内容的等价交换，变成了实际上是处在不平等地位上的交换双方之间一方依靠某种非精神的力量迫使另一方不得不从事的以政治权力交易或经济权力交易为实质而以精神产品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不等价交换。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对其交换过程的渗透、干预乃至于控制，和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官方对经学或史学的渗透、干预乃至于控制有相一致处，即其结果都是使学术丧失了其独立性，只不过其独立性之丧失的含义不同罢了 —— 中国古代学术之丧失独立性乃仅仅意味着其学术成为了意识形态性极强的政治附庸；而今日中国之学术腐败所导致的学术丧失其独立性则意味着其学术成为了实用性或工具性极强的“权 ”“ 钱 ” 附属品。如果说中国古代学术曾经作为政治附庸而存在，其学术毕竟还可以为当时政治服务而具有现实社会意义，并且这种意义有时还不失其积极性或进步性的话，那末，今日之中国因学术腐败酿成的学术之成为“权 ”“ 钱 ” 附属品的局面下，其学术却完全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而毫无积极的或进步的社会意义可言，而仅仅对满足个人名利之欲才有“意义 ” 可言，这样的学术是完全丧失了其学术性的伪学术，它不再是社会的“公器 ” ，而只是极少数人用来求致其私欲得遂的“私器 ” 了。作为“公器 ” 的学术，即使其没有真正的科学性，它至少还能包含或容纳一定的科学因素；即使其思维具有自觉或不自觉的主观随着性，它至少还能因其严肃性而包含或容纳对社会多少有积极意义的客观内容。而当学术沦丧成为“私器 ” 时，它就本质地排斥科学性，排斥客观性了。这种内在地拒斥真理的“私器 ” 性学术，在思维方式上是以求致个人名利之得为旨归为根本特性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其思维活动既不是像宋明理学思维那样以“天理 ” 为转移，也不是像清代朴学思维那样以“实事 ” 为转移，更不是像顾炎武实学思维那样以“经世之用 ” 为转移，而是以“私欲 ” 为转移，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欲性思维 ” 。欲性思维的本质特征是随心所欲，表现在语言形态上，则有似于明末心学之“空言 ” ，却又不似后者那样喜好“虚辩 ” ，而是压根儿就“不辩 ” ，只是自说自话的“独白 ” 。这里所谓自说自话，不是指自言自语式的只讲给自己听，而是指其话题只是为遂其私欲而巧设，以求刺激受众感官，让受众感到新奇而有趣，以此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消费 ” 。这种巧设的话题，本质上并非是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所普遍关切和重视抑或其社会生活客观上要求人们去关注并加以探讨的问题，亦即它不是真问题，而是伪问题 —— 如果是真的，那也不过像常见于电影说明辞所说那样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 罢了，而并非其本意要探讨这个问题，以求益于世人的解决；而且，由于其根本目的在于寻求其“精神产品 ” 的“消费者 ” 并尽量扩大其“消费群体 ” ，使之成为“畅销品 ” 而大赚其“钱 ”—— 出其大名，得其大利 —— ，故不仅在“独白 ” 内容上巧设其话题，更喜在形式上独创新词，巧饰辞藻 —— 这同样不过是为了刺激受众感官，使之能产生新鲜感、愉悦感，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 。要之，“独白 ” 式“空言 ” 也可以说就是孔子所谓“巧言令色，鲜仁矣 ” 的“巧言 ” ，这是欲性思维的典型语态特征。 “ 独白 ” 式“空言 ” 与“虚辩 ” 式“空言 ” 不同：后者虽然其言空无社会实用价值，但因其要“辩 ” （即与同人进行理论性的对话），就得事先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理论思维水平；同时，在“辩 ” 的过程中，无论其言如何空洞无物，却至少要让别人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并且觉得多少有些道理才行，因此，“虚辩 ” 式“空言 ” 毕竟还有其一定的理论价值，它多少能够起到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从而促进人的理论思维水平提高的积极作用。而“独白 ” 式“空言 ” 却不仅毫无社会实用价值，也完全没有理论价值可言，因为它根本无意于同别人进行理论性对话，故既不必事先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理论思维水平，而且其表“白 ” 时也完全不必考虑受众能否听得懂，能否听明白，当然更不求其认为讲得有道理，所以也根本不必讲什么道理，因此，“独白 ” 式“空言 ” 不啻连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的作用都没有，甚至有碍且有害于这种能力的提高。为近年来学术腐败所孕育、滋养而成的以“独白 ”“ 巧言 ” 形式表现出来的欲性思维，根本就是对人类理论思维的一种亵渎和戕害。若任其学术腐败蔓延和扩张，则不难想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来究竟还会有多少能够与别人、与世界进行正常对话与交流的中国学者，从而也不难想像未来中国的学术、科学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将会如何了。《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孙愈愚》。章太炎：《建立宗教论》，《民报》第 9 号， 190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二《清代自然科学为何不发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六《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上海时还书局， 1925 。《饮冰室文集》之七《新民议•叙论》。饮冰译日本小野冢博士著《国家原论》注一，《新民丛报》第 74 期， 1906 年 2 月。《清代学术概论》四《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参见陈曼娜：《略论传统思维方式在近代的转换》，《哲学研究》 1999 年第 8 期。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 7 期， 1922 年 6 月。同上。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第 6 卷，第 4 期， 1919 年 4 月。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转引自易竹贤《评胡适的小说考证》，载《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 1993 。胡适：《王充的论衡》，转引自楼宇烈《胡适的中古思想史研究述评》，载《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如今尽管有人对“爱护乡贤”说提出异议，但并无足够理由彻底推翻此说，还只能说是“不仅仅‘为了乡谊’”而已。参见方利山：《胡适重审〈水经注〉公案浅议》，载《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 个人分类: 学者.学术|7083 次阅读|10 个评论

中国学术界最缺乏的是真正的演绎思维: 热度 1 可真 2008-9-12 17:01; 某类事物与它所包含的个体事物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前者是整体，后者是部分的关系。任何一类事物（包括独一无二的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它都具有无穷多的属性，亦即它具有无穷多的部分。凡归纳都是也只是能对整体中有限部分（属性）的归纳，其结论是也只能是关于整体中有限部分（属性）的知识。但是，在认识过程中，这种有限知识总是被认识主体当作无限知识来看待，即当作关于有关事物的整体即这些事物的类的知识来看待，演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演绎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形式，即根据对某类事物中某些个体的共性的认识来推断这类事物中其它未知个体也具有与之同样的属性的思维活动。这意味着，演绎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其实是本于把有限知识理解为无限知识的观念，而这种知识观念的实质在于把特殊性理解为普遍性，亦即认为任何特殊性都包含着普遍性，进而将特殊性归结为普遍性。然而，特殊性何以可能过渡到普遍性呢？这种可能性就在于思维具有抽象功能，正是依靠这种思维功能，思维主体对特殊性加以所谓去粗取精的加工，由此除去特殊性之粗而保留特殊性之精，这个精就是特殊性所包含的普遍性。因此，如果说归纳的思维特点是基于对呈现在感觉经验中的现象（事物的个别属性）关系的分析比较而找出其相似性的话，那末，演绎的思维特点则是基于对呈现在感觉经验中的现象（事物的个别属性）之间的相似关系（事物的特殊性）的分析比较而找出其相同性。简言之，归纳是求似思维，演绎是求同思维。似是有同有异的特殊性；同是同而无异的普遍性。有同有异的特殊性，也就是孔子所谓性相近的相近之性。同而无异的普遍性，就是孔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的同而不和的小人之性。因此，求似思维也可以说是求和思维。求和思维和求同思维的根本区别在于：求和思维是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思维；求同思维是排异性和封闭性的思维。中国传统思维的本质特征是求和，这体现在认识过程中，就是极端重视孟子所谓举相似的归纳。这种举相似的归纳传统，表现在学术活动中，就是学者们的爱好举例。（按：例者，如也，相似也。）这种爱好举例的学术传统所表明的是，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偏好追求特殊性的经验知识，而不求普遍性的理论知识。这种经验主义归纳传统至汉代董仲舒而得以发扬光大举相似的归纳在董仲舒哲学中表现为通过举天人之相似而得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结论。以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经验主义归纳传统直到南宋哲学家朱熹，因其强调在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归纳活动）的基础上更要借助于类推（演绎活动）才能达到豁然贯通，才有所改变，并由此从经验主义的归纳传统逐渐转向了理性主义的演绎传统。但是，为朱熹所倡导的理性主义演绎思维，是基于理一分殊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现实世界只是一个理（又称太极），而且这个理在逻辑上是先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的世界本体，现实世界中万事万物的理都是这个本体之理的具体显现，即所谓物物有一个太极也。所以，朱熹的类推（演绎活动）所赖以进行的逻辑前提，其实并不是从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归纳活动）所获得的经验性的特殊知识，而是与生俱来地存在于类推者作为万物之中的一物的身上的先验性的绝对知识，即显现于他身上的世界本体之理朱熹称之为性。所以，这种类推并不是真正的基于对呈现在感觉经验中的现象（事物的个别属性）之间的相似关系（事物的特殊性）的分析比较而找出其相同性的演绎思维，而不过是根据自我之性来进行的推己及人或推己及物的主观性类比推理。这种主观性类比推理发展到明代哲学家王守仁而得以发扬光大类推在王守仁哲学中表现为致良知的活动至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皆得其理矣。以朱熹和王守仁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理性主义类推传统直到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兴起，才得以逐渐过渡到以乾嘉考据派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归纳传统。和以孟子和董仲舒为代表的原始经验主义归纳传统相比，清代的经验主义归纳传统的特点在于：它不再像原始经验主义的归纳那样只是凭借生活中的直观性经验知识来进行想当然的举相似，而是借助于考据活动所获得的实证性经验知识来进行举实例，并依据实例（关于客观对象的有限性经验事实）来判断客观对象的性质，所谓事实求是是也。这个是并不是客观对象的普遍性，而是其特殊性。故其求是的归纳依然是属于求似思维或求和思维，它与孟子的举相似和董仲舒的以类合之本质上是同一种思维类型。也就是说，清代的学术又重新回复到了汉代的经验主义归纳传统上了，尽管这是较高水平上的回复，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固有的偏好追求特殊性的经验知识而不求普遍性的理论知识的学术传统和思维方式。自清代以来，中国学术界虽然越来越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依然要么是受以朱熹和王守仁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类推传统的影响，要么是受以孟子和董仲舒特别是乾嘉考据派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举例传统的影响，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在思维方法上要么是偏执于主观性类推，要么是偏执于特殊性举例主观性类推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比较突出，特殊性举例在自然科学界比较突出。但是，无论是主观性类推还是特殊性举例，它们与科学思维方式尚有较大差距，实质上还不能算是科学思维，而只是在形式上看起来同演绎和归纳有相似之处而已。总之，从以上分析来看，当今中国学术界在思维方式方法上，最缺乏的是真正的演绎思维，而其实质则是缺乏思维的抽象能力。而且就是在缺乏思维的抽象能力的情况下，整个学术界还根本不重视理论思维，甚至更蔑视和鄙视理论思维，也就是不愿意自觉地进行抽象思维能力的锻炼和发展。这可能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悲哀！当然，造成这种悲哀局面的原因，主要还是中国几千年养成的轻体重用的实用思维传统。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思维传统，建树起体用并重的科学思维方式，中国学术和中国科学想要站到世界最高峰，这恐怕是没有可能的。; 个人分类: 逻辑学|7048 次阅读|17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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