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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谈谈房事儿（1）
limingyang 2012-4-17 13:40
近日，关于未来中国房价是要大跌还是要报复性的上涨，两种观点大战起来。 温家宝总理在4月13日国务院会议上说：“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决不让调控出现反复。采取有效措施增加普通 商品房 供给。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完善 公租房 、 廉租房 的配套设施。” 对此信息，有人理解为房地产报复性上涨的可能性很大，有人理解为中央会坚定房价调控导致房价下跌。 我依然坚持我以前的观点：由于中国房价泡沫严重，此泡沫必然破裂，房价必有一大跌，大约在2013年左右开始；由于“80后”和城市化的买房支撑及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中国房价在近几年不会跌到底部，或许在大跌后有小幅反弹；等到2025年左右或更早，由于购房年轻人口大幅减少，此时中国经济增速已大为下跌，中国房地产将如日本一样跌入底部；中国房价会2013-2015年左右和2025年左右形成两次大跌，在后一次永不翻身，中国房价最终会呈现两次阶梯崩溃的局面；不要相信“以房养老”，已经购房准备“以房养老”的人尽量在2020年之前抛售房子。 根据这样的预计，我的建议是：对于房地产投资者和房地产商，在2012年18大前或最晚2013年“两会”前尽快售房，越快越好；对于准备购房者，建议2012年和2013年尽量不要买房。比如一套现价200万的房子，如果房价下跌5%那就节约10万，下跌10%就节约20万，下跌20%就节约40万，下跌50%就节约100万（如在偏远郊区和泡沫严重地区）！多等一两年节约N个万，你等不等？特别是，现在新房多在郊外，郊外房价下降空间最大，多等一两年甚至有可能省去一半钱。 比如鄂尔多斯，鄂尔多斯新城康巴什在2010年楼市均价为10000元，在2011年高利贷危机之后，康巴什房价至2011年11月底暴跌至3000多元，下跌六七成。如果说鄂尔多斯缺乏人居住，那外来人口云集的温州呢？2011年8-12月温州房价慢慢下跌了起来，今年正月过完，温州房价基本跌去30%-40%，许多房子价格跌去50%。 鄂尔多斯房价大跌，鄂尔多斯完蛋了吗？没有，除非鄂尔多斯的煤矿挖完了。温州房价大跌，温州完蛋了吗？没有，温州人照样生活，只不过是晚接手的投机客和买房房贷者大倒霉了。 房价大跌是有可能的，比如20%-30%左右或严重地区40%-50%左右。房价大跌也没有那么可怕。既然官方说中国银行业可以承受50%的房价大跌，那大跌20%-30%是不会有多大危害的。中国以国有大银行为主体，房价大跌根本不会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可怕。 可怕的根本不是大跌，而是慢跌。在房价慢跌的情况下，房价仍较高，多数有住房需求的人仍买不起。购房出租的投资者而言，房地产投资仍缺乏意义。由于“买涨不买跌”的心里，在房价慢跌的情况下，无论是真正的房屋需求者和房地产投资者，还是投机者，多数都不愿出手买房。没有人买房，谁来愿意继续建房？不继续建房，那房地产的GDP、就业、税收、土地出让金哪里来？还怎么带动相关的行业？所以房价慢跌危害最大。政府所做的不应该在房价下跌的情形下去救市，而应该更有力度更有效果的推进房地产调控，一次性的将房价暴跌至合理位置（好处见下面的分析）。 对于我认为2013年房价会大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我不懂中国经济。是的，中国经济问题向来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经济规律加政治需要。但经济规律终究是经济规律，政府或者说一些地方政府是拗不过经济规律的大腿的，地方官员也不会在中央要求把房价降低到合理水平的政策尺度下大越界。 有人问我，你知道房地产的后台老板是谁吗？土地出让金最高时（2010年）接近地方财政收入的7成，不少政府人员也直接是高房价获益者，据此有人认为地方政府就是房地产的后台老板。 不过我不这样认为，房地产的最终后台老板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中央。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问题，这最终还是中央政府的问题，因为地方政府如果无法偿还，中央总要承担一部分。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比例过大，这跟中央与地方的收入项目分配相关，同样在支持方面也是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分配不同罢了。房价大跌，银行坏账增加，这主要在国有银行，也是中央政府的问题。影响房价关键的土地政策，这主要也在中央要什么养的土地政策。在高房价高物价高民生压力及发展稳定方面与短暂房地产泡沫下的GDP增长、就业、财政收入，中央如何取舍，由此决定房价调控的力度与方式，这还是中央政府的问题。所以，中国房地产的最终后台老板是中央。 高房价对民生与经济社会发展危害极大。房价高，地价高，房租、租金高，那经济运行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必然高，危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新和经济的转型升级。 比如街道两旁的商店，房租高，商品价格被迫太高，同时利润和员工工资受到挤压，危害就业和民众收入增长，降低内需，拉大贫富差距。同样，租用写字楼的创业者或创新者，由于房租成本高，必然危害创业和创新。商店或写字楼后面的居民房，不是购房时价格高，就是租金高，提高民众生活成本且危害内需。由于过多资金流向房地产，房地产过多透支消费购买力，则危害经济的转型升级。高房价的必然结果是高经济运行成本、高创业创新成本、高生活成本、低就业、低收入、经济低端化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 高房价达到顶端，泡沫达到顶峰时，由于此时房价无法继续较快上涨，向下压力巨大，房地产在此时已经无法创造很多GDP、就业和财政收入了，且此时高房价已经达到危害最大化。比如2012年1月，京、沪、广三大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同比降幅惊人，上海1月土地出让金同比缩水达七成，北京则为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广州更是由28亿降至2.9亿，缩水幅度达九成。2012年1-3月份，房屋新开工面积仅增长0.3%，而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5.2%，房地产泡沫所创造的就业与GDP已经后继乏力。 这时候，高房价的危害持续，同时高房价创造的利益却大幅下滑，作为房地产的最终后台决策者，面对持续的高房价危害和民生抱怨，应该痛杀已经被榨干利益的房地产泡沫，所以中央的房价调控力度只会越来越大。比如过去中央说“防止房价过快上涨”，现在是“调控到合理水平”。温家宝总理对房价调控的决心比以往更坚决的多。 比如，4月13日《每日坚决新闻》报道，至少两名房企人士向《 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透露，有关政府部门内部有人提议，具体项目的上一期房源去库存率达70%以上，项目开发商才可以申请推出新房源，否则预售证申请将不会被批准。上述人士认为，有关部门试图通过此举促使房企加大以价换量的压力，减少地产调控效果显现中附带的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相关风险。 据今年网上流传，一些央企内部发文通知全国各地分公司，不惜降价也务必要在今年7月前卖完手上所有 存量房 ，6、7月中央或将出台重磅型的调控政策。 对于下一届政府，由于房 地产泡沫 的利益已经被榨干，而 高房价 对经济社会和发展稳定的危害持续存在或持续增加，调控力度只会更强。到2012 年的18大和2013年的“两会”，由于中央换届前的稳定诉求结束，“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表示对民生的重视，房价调控手段将更具火力。 对于下一届政府，我相信会更努力调控房价，也相信会把房价调控的更好。 习近平副主席在不到16岁时下乡，从那时就和贫苦的农民一起生活过。相信有这样的经历，对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会更照顾。比如他要求增加工人和农民代表的比例。对于对民生危害极大的高房价，估计习近平副主席更具有调控的决心。 李克强总理出身基层干部家庭，北大经济学博士毕业。对于高房价对民生和经济的危害，我相信北大高材生总理更清楚。如何调控调控房价，如何让房价降低，相信经济学博士总理应该更有对策。现在李克强副总理已经负责保障房建设，那明年“两会”后，中央政府应该会更给力的解决民生住房问题，房价调控只会更强。 从政治方面看中国房价将在2013年有一大跌，从经济形势上看也更是如此。 近日据媒体报道，2012中国500强房企的库存已达到4.9945万亿元（超过2011年中国GDP的10%！），存货均值同比增加50.34%，增幅较2010年进一步攀升6.47个百分点，平均每家500强房企的存货已达到99.89亿元，创历史新高。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钟伟 曾对媒体表示，据测算，2012年开发商因房屋库存需要支付的资金成本约为3450亿元，而2011年房地产全行业赢利也不过5000亿元左右。如果2012年销售额再下降，则房地产行业整体上将接近盈亏平衡的边缘。 据统计局数据，1-3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1523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3.6%；商品房销售额8672亿元，下降14.6%。1-3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20847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比1-2月份回落8.0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4319亿元，增长12.6%；利用外资112亿元，下降22.4%；自筹资金8910亿元，增长25.0%；其他资金7506亿元，下降8.0%。在其他资金中，定金及预收款4380亿元，下降9.2%；个人按揭贷款1963亿元，下降5.5%。 债务偿付的压力，使房企资金链可能进一步趋紧。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报告称，相比2008年的行业调整，2012年房地产行业资金链风险更高、中小开发商资金压力更大。报告预计，房地产行业资金缺口将高达1.3万亿元，与2008年相比，增加了50%。另外，值得高度关注的是，2010年前后大量发行的房地产信托也开始进入偿付高峰期了。从规模上来说，2012年总到期规模达到1758亿元，整年兑付规模较大。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房地产企业库存在快速增长，资金来源在快速下滑，销售收入面积和销售收入快速下滑，偿债压力和资金链紧张在快速增长。如果房地产商能撑过2012年，则很难在2013年坚持高房价了，2013年中国房价必有一大跌。 中国房价本应该在2008年扭转向下的，但由于对全球经济危机反应过度，来了个中央4万亿、地方10多万亿的大投资计划和货币政策大放水，房价在货币过剩的情况下又大幅反弹。 中国经济大约10年一个周期，上个周期底部是1999年，2009年应该是这轮周期的底部。但由于在2008年末投资大跃进和信贷大跃进，将这轮经济周期的底部大约推迟4年左右，2013年或许将是这轮周期的底部。 经济周期的底部，本来是要消化一些行业的生产过剩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的。但中国通过大力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通过补贴汽车、家电的消费延缓了这次经济周期底部的到来。同时，这也意味着大量透支了未来固定资产投资与汽车家电等消费需求，汽车产业增长停滞就是证明；产能过剩进一步增加，结构调整的转折力度和所抛弃的行业产能更大，这些必然导致GDP增长的更严重放缓。 据统计局数据，2012一季度中国GD[同比增长8.1%，环比增长仅1.8%，而2011年中国GDP增速为9.2%。估计2012年中国GDP增长速度可能跌破8%，2013年或2014年甚至有可能破7%。7%的增长速度对中国来说是很冰冷的，1999年前后的经济状况就是证明。 房价，向来和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向下入冰冷的情况下，房价不可能再大涨，只能大跌。面对1990年代末房地产的不景气，朱镕基总理在1999年推出房地产市场化改革拉动房地产。在2013年，面对高房价、房地产泡沫和高房价的危害及民生压力，新一届中央政府会救市吗？不会。中央会继续调控房价到合理位置，到2015年左右或许会出手救市——但不是救房价，而是让更多居民在比较合理的房价之下解决好住房需求，比如对购房者的信贷支持。 对中国来说，房价最好是在短时间内完成暴跌见底，然后随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慢慢反弹，这样对中国最有利。此时，房价回到合理水平，购房能力提高，且害怕房价上升过多，会有更多的人去购房自住；居住价格降低，人们的住房面积扩大，无论是购房自住还是租房，都会选择更大的面积，买房的和租房的需求双上升；租房需求增加，投资房产成本降低，且没有再下跌的风险，真正的房产投资者就可以买更多的房子出租；那些投机房地产的人，也即吃房地产价格差的人，由于房地产在价格底部只会升值，投机者会再次进入房地产；由于房价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降低，生活压力降低，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拉动消费和经济转型升级。这个时候，非泡沫的实际房地产需求增加，建筑业农民工保住了工作甚至更稀缺，钢筋水泥也有了更多需求，经济也获得了转型升级和进一步发展是机会。 有人认为，随着通货膨胀的降低，货币政策会放松，通货膨胀会再次高起来，房价再次上涨。问题是，上次的中央4万亿和地方的10多万亿投资计划刚过3年，由此带来的猛货币流动性和大通胀刚下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大放水吗？财政货币政策即便是放了一些水，由于经济形势在快速的向下，这轮经济周期的底部到来，如1999年一样，严重通胀不会了，或许2013年和2014年是通货紧缩。如果中央再货币大放水，那一定是“滞涨”！因为中国经济正在向这轮经济的底部运行，难以避免经济增长下降和一段时间经济的冰冷气氛。滥发货币只能是“滞涨”！ 虽然2012年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为3.6%，但食品价格同比上涨7.5%。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11.3%，鲜菜价格上涨20.5%。无论是素菜还是荤菜价格上涨都是两位数，许多底层老百姓越过越吃不起菜，物价上涨的民怨依旧很大，这时中央会搞货币放水吗？ 温家宝说要打破银行的垄断，推进金融改革。所以，未来中国金融政策，应该是改变制度和结构，通过优化金融来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是搞货币放水。实际上，货币放水反而危害中小企业。因为在银行垄断格局，无论货币政策松紧，中小企业贷款都难。而货币放水导致通货膨胀和房价房租上涨，提高中小企业成本，抽走实业资金流向房地产，偷走大众的消费购买力和内需，拉大贫富差距，反而危害经济健康和中小企业发展。所以，不要再等待更不能期待中央再货币放水了，近几年内不会再有像2009年那样靠货币推动的房价上涨。 中国过去十年来的货币发行，主要是靠外汇储备增长推动的，但这在2011年第四季度就停止了。自去年底以来，外资陆续撤离中国房地产市场。由于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形势预期恶化，外资流入中国必然放缓，随着中国经济步入这轮经济周期的底部将进一步减少，内资为此也会流出去寻找更好的投资场所。随着人民币自由化，由于中国资产价格在过去比较货币不自由的情况下被严重高估，比如房价和股市，人民币自由化必然导致未来货币流出，中国房价必然下降。在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动、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和制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富人移民海外在快速增加，抛售严重泡沫化的房产是必然选择。 或许还有人傻乎乎的人，中国人口多，房价不会低。这纯粹胡扯。请问，中国农村也属于人口多的中国，但农村高房价了吗？荷兰人口密度是我们的三四倍，人均耕地比中国少许多，但荷兰为什么没高房价呢？欧美国家发展历程长而慢，中小城市发展充分，人口没有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后来的东亚等国家发展快速且不均衡，高楼大厦、人口向少数城市过度集中，结果导致高房价和相对拥挤。比如北京，垄断了许多全国资源，那全国年轻人不向北京跑吗？为什么年轻人要离开中小城市和农村？因为中小城市和农村实际上在无形中被抛弃了，中国高房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城乡及大中小城市严重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 有人说中国城市化“80后”结婚买房会使高房价继续持续下降。什么是城市化？从人口上讲就是农村人口进城而变成城市人，除了山西的煤老板和浙江的农民企业家等少数人外，有多少农村人或者说农村的年轻人能买得起大城市这么贵的房子？同样，在年轻的 “80后”中，有多少可以买得起这么贵的房子？随着观念的改变、保障房的增加和租房供给的扩大，“80后”刚性需求在未来会逐步降低。或许到明年，房地产商应该换换心里，“80后”不再是高房价的理由，应该是合理的价格把房子能卖给“80后”。否则，房地产商这么多库存的房子和房地产投机者手中那么多房子，卖给谁啊？中老年人，还是少年儿童？ 继安联集团去年10月发布的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披露全球四分之一富裕中产来自中国之后，安联集团在华合资寿险公司——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6日在上海正式发布《中国富裕人士财富报告》(下简称《报告》)。根据《报告》，中国富裕人士主要收入来源为工资奖金，但工资和奖金对中国富人收入的贡献不到一半。中国富裕人群人均拥有房产3.3套，房产价值占全部资产的72%。 2012年3月29日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全球知名的民意测验咨询公司盖洛普最新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和过去相比，中国低收入群体的吃住条件有显著的改善，但富人却比过去更买不起房子。盖洛普的调查说，最富有的中国人也存在“买房难”的问题，在这些占中国人口五分之一的高收入人群中，同样有14%的人说买不起房，而这个数字在2009年时只有6%。 3月22日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发布的《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调查研究结果推算，我国城镇房价收入比为12.07，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25.25。相比其他国际大城市，房价高到离谱。伦敦房价收入比6.9，首尔为7.7，纽约为7.9，悉尼为8.5。 这三份报告说明，中国房价过高，严重超过中国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又说明 高房价 已经透支了富人的购买力，富人的下一步应该是抛售房产——富人人均3.3套房，在房价下跌或不具有投资价值的情况下，不抛出两套房子就是等着被割肉！而对中国绝大多数居民来说，这样的房价与他们购房不相干，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相应的购买力。在没有相应购买力的情况下，无论是待进城的农民或待购房的“80后”再多，是支撑不起这样的高房价的。所以中国房价必须降低到合理水平，才能消化掉房地产企业的海量库存房和富人手中的多余待售房产。 比如据《华夏时报》近日（4月14日）《温州投资客现状调查： 炒房 不如存定期存款》的报道为例，温州的黄先生在2005年前后，也就是楼市最火的那几年，黄先生在北京最多曾拥有过22套住宅和4个商铺。他北京通州果园附近购买的一套总价接近200万元的精装修 三居室 住宅，一年的租金收入为4.2万元（还未计算添置简单家具的成本），“但是如果存定期的话，即便按照当时2.25%的一年期定期利率来算，一年的利息收入也有4.5万元，何况现在利息也上调了”。黄先生说，“如果买理财产品的话，一年约5%的收益，比投资房产可划算多了。” 到如今，黄先生在北京的房产只有四套住宅，一套位置较好的商铺在去年年底因为资金紧张已经卖出去了。所以富人抛售多余房产是必然。 在2015年左右，中国房价大概会降低到比较合理的水平。经过价格下降，在消化一定房地产库存和泡沫削去之后，政府也会支持购房以促进房地产的继续发展。到2023年左右，中国会进入下一轮经济的谷底。又由于城市化、“80后”的结婚买房和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房价不会跌到“白菜价”。所以在2015年至2023年左右，中国房价会维持在合理但又略偏高的位置。对于已经买房而准备“以房养老”的人，则建议在2020年之前抛出房产。 中国高房价在2013-2015年左右第一次大跌后，然后在2025年左右再由于购房年轻人口的迅速下滑和经济因低生育率危机陷入“失去的十年”而导致房地产二次大跌，有些房产为此跌得一文不值，就像已经报废的俄罗斯远东小城镇一样。 自1990年后，中国总和生育率快速下滑，新生人口快速减少。中国近年来1.3左右的总和生育率，会使新生儿童每过一代（二三十年）减少40%，或者说年轻人口每过二三十年减少40%，这必然导致未来购房的年轻人口面临崩溃式的长期减少。按照1.3的总和生育率，2100年中国仅有4.7亿人，2300年仅有2800万人（由于预期寿命不同，推算的数量也不同，但无一例外的是年轻人口比重很低）。未来年轻人口和总人口的崩溃式减少，必然导致资产价值如房地产价值大幅缩水，甚至为此成为废物，所以不能指望什么“以房养老”。 中国出生孩子减少，这从教育方面的数据也间接反映出来。随着1990年后新出生人口的急剧下滑，中国小学数量从1996年的64.6万所直降到2009年的28.02万所，13年减少57%。根据人口资料，2019年中国18-22岁大学适龄人口将只有2009年的53%，10年近乎减少一半！ 到2025年，中国25至34岁年龄段人口将比2015年下降30%，这决定中国的房地产等产业过剩危机不可避免。到2028年左右，第二次婴儿潮人口大规模退休，而此时年轻劳动人口又急剧减少时，未城市化的农村年轻人口也将所剩无几，此时中国经济必然陷入长期的低迷。所以，在2020-2030之间，中国房价必然有第二次大跌，而且是跌到底。当然，不同地方的房价下跌不同。由于年轻口的快速减少，大城市和东部地区为了维持发展，且本身他们的吸引力就比较高，年轻人口会进一步向这些地区流动。与此同时，人口流出地区的房价将降得更低，尤其是农村空房就更不值钱了。 对于2025年以后中国房价因年轻人口崩溃式的减少而彻底跌入底部，不要认为是好事，尤其对那时的年轻人来说更别说是好事。因为那时中国将是重老龄化，比如421家庭，四个爷爷辈和两个父母退休，1个年轻人要养活6个老人，压力会小吗？此时，由于投资低迷和消费不振导致的总需求不振和低迷的就业，加之养老无望的老年人与年轻人争夺就业岗位，年轻人就业压力反而更大。 问问日本战后婴儿潮人口和日本80后，谁的就业压力大？谁生活轻松？谁的发展更有希望？谁曾经生活在一个充满希望的国度？什么让日本人——无论是战后的被养老压力大、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未来人压力更大？低生育率！作为世界上唯一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未富先老的大国，超低生育率必然让中国的未来是沉重的。 （转自：刘忠良“中国房价分两次崩溃 明年必有一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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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公租房建设的“重庆样本”
whyhoo 2012-2-7 18:20
重庆频道消息 重庆，这个正在如火如荼推进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的直辖市，率先在全国提出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从2010年开始，用3年时间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200万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 2012年，在已经开工建设2800万余平方米的基础上，重庆又提出新建1350万平方米公租房，对之前的规划进行“加码”。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公租房为核心的住房供应“重庆样式”——“双轨制”住房供应理念、土地供应融资模式、运营管理机制等，为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和完善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城镇化推进中的民生改善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实践“样本”。 住房保障“全覆盖” 今年60岁的康庄美地公租房小区承租人叶文萍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住上环境优美的小区房。叶文萍曾是江北城的居民，与老伴的月收入3000元左右，一直靠租房度日，所租房屋破烂不堪，阴暗潮湿，火灾隐患严重。听说政府建公租房的消息后，她抱着试试的心态申请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公租房，幸运地被摇中了。 “政府建公租房，真是把问题解决到我们心坎里了，这才是真正关心老百姓疾苦，要不我们一辈子都住在破房子里！”叶文萍感慨地说。 在重庆，与叶文萍一样通过公租房实现“住房梦”的困难群体，目前已有30万人，4000余万平方米公租房全部建成后，将为超过200万的中低收入群体解决住房困难。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来，货币分房逐渐取代住房实物分配，大量存量住房按房改价出售，同时，商品房的供应占比逐步提高，扭转了住房供应短缺的局面，老百姓的居住条件得以较大改善。但是，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供应，尽管有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以及危旧房、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等形式进行保障，但保障面不到总人口的10％，事实上形成了住房供应主要靠市场来解决的“单轨制”。 在单轨运行的过程中，由于房价上涨过快等多方面原因，低收入群体无力购房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那些既享受不到廉租住房保障，又买不起商品房人群的住房问题。 “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说，“我们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老百姓盖房子，努力实现‘居者有其屋’。”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强调，居住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住房不同于一般商品，它兼具商品和保障的双重属性。要实现“住有所居”目标，应跳出单纯的市场思维，既要借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中高档商品住房的合理配置，又要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建保障性住房托底，实行城市住房供应的“双轨制”。 重庆的基本思路是：30％～40％的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住房和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的安置房予以保障；60％～70％的中高收入群体由市场提供的商品房解决，并对高端商品房和投机性炒房采取相应的遏制措施，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全覆盖。 这其中，公租房建设是最关键一环。重庆市规划，自2010年起的3年内，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200万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大规模集中建公租房，短时间建那么大体量的公租房，房屋质量又如何保证？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张定宇介绍，在公租房建设中，从规划选址、户型设计、小区环境、配套设施等，都精心设计，力求让中低收入群体生活得舒适，有尊严。 按照“均衡布局、适于就业、配套完善、环境宜居”的原则，重庆公租房布局在一、二环之间的21个大型聚居区内，这些聚居区均有产业支撑，可提供就业岗位。周边的交通等市政设施与项目建设同步，配套设施齐全。 为保障工程质量，重庆市建立了一整套公租房建设质量标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科学合理安排建设时序，认真把好设备材料进场、施工工艺、试验检测、工程验收等各个关口。 本刊记者在新投入使用的康庄美地公租房小区看到，尽管已是隆冬季节，栽种了桂花、竹子、银杏、红枫等树种的小区依然生机勃勃。 “大账与小账” 大面积建设公租房，意味着资金的大规模投入，土地从哪里来，资金如何保障？ 重庆公租房建设有两个重要“认识”：一是多算民生“大账”，少算土地财政“小账”，留地于民；二是搭建融资平台，用“真金白银”将公租房建设目标落到实处，花钱为民。 敢于舍弃“土地财政”，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是重庆公租房建设的一个亮点。自2002年开始，重庆就建立了土地储备中心，对土地市场进行宏观调控。2003年，又在土地储备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土地储备供应机制，将土地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近几年，重庆通过工业结构调整、旧城拆迁等方法，储备土地几十万亩，仅主城区就从储备土地中拿出3万亩用于建公租房。 地有了，钱从哪里来？ 首先，由于公租房用地不收土地出让金，客观上降低了公租房建设成本。以民心佳园为例，占地504亩，根据这个小区的地理位置，目前土地的市场出让价格为每亩600万元左右，土地出让金应超过30亿元。而以划拨方式供应的价格为每亩42.6万元，总价仅为2亿多元。地方政府少收入土地出让金28亿多元，也就是公租房建设节省了成本28亿余元。 其次，重庆市构建了政府先导、社会补充的投融资格局。据测算，3年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约需现金投入1100多亿元。重庆按财政投入和融资贷款3：7的比例，采取“1＋3”模式筹措资金。“1”是指财政投入约300亿元，包括中央专项补助、本级财政支出、土地划拨、税费减免等补助方式。“3”是除财政投入外的800亿元融资贷款，通过社会渠道，如银行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社保基金贷款等融资筹集。从实际操作看，自2010年以来，重庆市已累计到位公租房建设资金394.5亿元，其中中央补助和市级财政资金231亿元，通过银行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社保基金贷款等筹集163.5亿元。2012年，重庆还将通过国有企业、保险机构等非银行类机构获得融资近500亿元，将继续争取住房公积金贷款40亿元，实现公租房建设“不差钱”。 “3年1100亿”的现金支出，如果运作不得当，势必会成为政府的沉重包袱。这也是一些地方对建保障性住房“想建又怕建”的重要原因，但在重庆决策者眼中，公租房是一笔优良资产。为确保融资收益和资金安全，重庆建立了租售并举、动态平衡的偿债机制。具体来看，重庆公租房建设大约需要社会融资800多亿元，这部分资金主要通过3个渠道逐步偿还：一是按10％的比例配建商业设施，以市场价出售，可回笼资金400多亿元；二是承租5年后，出售约1／3有限产权的公租房，可回收资金400多亿元；三是租金收入，在扣除维护和管理费用后仍有盈余，可用于平衡贷款利息。 规范前门堵住后门 大规模建设公租房，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张定宇告诉本刊记者，为确保公租房“阳光分配”，重庆创新手段和模式，建立房管、民政、社保、工商、税务等多部门共享的信息平台，及时向社会公开公租房房源信息，形成部门联动，提高审核准确度和效率。同时，通过“对外公示＋社会监督”的办法，将公租房置于政府管理和民众监督之下。 2011年，重庆市对已竣工验收的公租房组织了四次公开摇号配租，保障家庭达到8.2万户，其中，主城户籍住房困难家庭占40.1％，大中专及职校毕业新就业人员和外地来主城工作人员占24.3％，本市进城务工人员占35.6％；家庭人均月工资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92.7％，2000～3000元的占5.95％，3000元以上的仅占1.35％。 重庆设计了一整套严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特别强调要加强“后门”的退出管理，严防利益输送，真正让公租房成为服务中低收入群体的“民心工程”。 重庆市明确将公租房保障对象界定为三类人：一是本市无住房或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二是大中专及职校毕业后新就业的无住房人员，他们有住房需要，但暂时还没能力买商品房。三是进城务工及外地来渝工作的无住房人员。这三类对象特征明确，不易浑水摸鱼，实际操作简单。 对于公租房保障对象的界定，最初的条件是：单身人士月收入不高于2000元，家庭人均月收入不高于1500元。但重庆市2010年职工家庭工资及财产性收入人均2992元，1500元的标准实际上将许多买不起房的人挡在“高门槛”之外。在广征民意的基础上，重庆取消了这一收入标准限制。 防止公租房出现利益“黑洞”的关键是要堵住“后门”。黄奇帆介绍，重庆对公租房的退出机制进行了制度设计，特别规定公租房不得进入二手商品房市场交易，购买人需要转让的，由政府回购。“只要管住了公租房上市交易的闸门，就不会发生利益输送。” 重庆市还设计了惩罚性的强制退出机制。对于提供虚假信息骗取公租房租住，擅自转租、转售、出借和抵押公租房，空置房屋或欠交房租6个月以上，以及违反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或购买人所占有的公租房都将被强制收回，其行为将记入个人信用档案，5年内不得申请公租房。 一个“支点”撑起多重效益 重庆市推出不收土地出让金的公租房，财政收入减少，从短期账面看“吃亏”了，实际并非如此。 主动放弃卖地生财的“小账”，通过大规模建设公租房，解决了就业者的居住问题，还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了更多人才汇聚和企业投资。重庆市政府更看重的是这笔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大账”。 黄奇帆从投资、就业、消费的角度给记者算了几笔细账：未来十年，重庆主城区人口将增加400万，假定有20万人是投资者，人均投资是100万元，可以增加产业性资金投入2000亿元。假定20万家企业年平均营业额400万元，全年总产值就高达8000亿元，仅营业税就达500亿元之多。另外，400万人就业，按年收入4万元计算，将拉动消费1000多亿元。同时，重庆城乡统筹改革步伐在加快，到2020年城镇化率由目前的27％提升到60％，这就意味着会增加1000万城镇居民。在部分地区“民工荒”的背景下，公租房为这部分“新市民”撑起强大的住房保障网，就留住了劳动力这一重要的发展资源。 重庆工商大学校长杨继瑞说，过去几年房价飙升，逼走了众多就业者，自然也逼走了众多创业者。公租房能够解决就业者的居住问题，相当于改善投资环境，可吸引更多企业来渝投资，由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可能远远超过在公租房方面的支出。 另一方面，“公租房上市，会把‘夹心层’人群吸引过去，有利于引导更多人转变住房观念，觉得‘租房比硬着头皮买房生活得更好’。如此一来，商品房市场上的需求就会减少，从而抑制部分投资性或投机性购房需求。”重庆大学建设管理和房地产学院院长任宏认为，由于公共租赁房的租金是市场价的60％，随着大量公租房逐渐上市，其周边商品房的租金势必受到拉动，将会直接影响租赁投资投机性需求，有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 原文见 http://chongqing.zaobao.com/2012/02/content_126212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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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陈红太：重庆崛起的经验和内在逻辑解读
whyhoo 2012-1-12 15:02
序：关于重庆的崛起，作者已经断断续续的跟踪了近两年的时间。2011年7月4日至12日，作者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调研组成员的身份到重庆做了8天的实地调研。参观了重庆市规划馆和科学发展汇报展，了解“五个重庆建设”、“十项民生工程”和“三峡库区移民”等相关情况；考察和参观了朝天门交巡警平台、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药品交易所和生猪交易所；参观考察了两江新区规划展示厅、西永综合保税区的规划和富士康生产基地和英业达工厂建设情况；考察了沙坪坝区曾家镇虎峰山村的“三项制度”、“三进三同”、“结穷亲”等情况；参观考察了重庆廉政教育基地和重庆市公安局打黑除恶资料汇集处，听取并了解打黑除恶有关情况；召开了重庆市属各有关部门参加的改革创新座谈会；入户参观了“民心佳园”公租房小区，并与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到边远郊区县彭水、武隆、丰都、大足参观考察了农民万元增收计划、规模化养殖种植加工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森林重庆工程、巴渝新居建设、基层党建等情况，并在各县与相关领导和群众进行了深入的座谈和交流。 本调研报告形成的基本结论是：重庆市近年来按胡锦涛总书记“314”讲话 精神进行的科学发展实践探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超越“包容增长型科学发展”的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的新类型；这种新类型的基本特征是把“共同富裕”这种社会主义较高层次的追求，寓于更加强调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科学发展进程中，把“公平享有”和“机会均等”有机的统一起来，并使“公平享有”成为“机会均等”的发展动力源之一。正是从这种“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的理念和目标出发，重庆市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尤其是在公有制经济形态和功能的再造、区域洼地和内陆大开放格局的营造、红色政权体制的性质强化和自我更新、鲜明的民生导向型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先进文明的一体化传承、绿色和生态重庆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建树。这些创新和建树不仅使重庆创造了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奇迹，也使重庆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科学发展中实现了全面的制度机制转型和体制化再造。一种新型的有别于传统的具有公益社会主义性质的新重庆已经在西南内陆地区孕育成型。这种“公益社会主义”的新型社会形态，无论它的将来命运如何，都必将对中国现代化的未来产生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的内涵和意义 1990 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至于何时“共同富裕”将“成为中心课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已达6万亿美元，人均GDP 4000多美元。但同时，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18上升到2009年的0.47，并且在10年前就已经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据世银 2009年统计显示，中国贫富收入差别已接近达到1:13，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这说明，我国贫富差距状况早已突破合理界限， “共同富裕”问题实际上在进入新世纪后，就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的“中心课题”。 2003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实质是对“共同富裕”问题的发展性回应。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五个统筹”，不仅包含着发展的目的性、原则性，也包含着发展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的五位一体发展，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包含着发展的阶段性目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发展的原则性，即发展的正确思路和方法。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把发展的目的性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发挥中国特有的制度、文化和资源优势，走出一条既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符合国情和实践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内含着中国发展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所谓“发展的包容性”，也就是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的讲话中使用并倡导、并在2010年9月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的致辞中系统阐述的“包容性增长”概念和内涵。其基本精神包括三方面：一是坚持把发展经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第一要务；二是以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保障人人获得发展机会的平等；三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用胡锦涛主席的表述就是“三个应该” 。这三者排序，“机会平等”先于“成果共享”，也就是说，“形式正义”先于“实质正义”。因为没有制度保障的机会平等，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就难免受到伤害，也就缺乏了“成果共享”的发展基础和前提条件。 “包容性增长”概念是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该概念强调的“增长”，摒弃通过再分配形式来“劫富济贫”，而是主张通过扶贫或是益贫（pro-poor）、生产性就业(productive employment)、提升人力资源能力（human capabilities）和加强社会保障（social protection）等途径，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在国家政策的扶持和自身能力的提高中，均衡分享社会财富。因此“包容性增长”这个概念，学界普遍认为主要强调的是社会成员在可持续发展中应该拥有公平的发展机会、也就是更强调发展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这样的平等是既能保持资本的活力又能够保持群众创业积极性的平等，在国家和社会创造的机会平等中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这样的一种增长概念，与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荀子主张的“维齐非齐” 以及孙中山先生主张的“真平等”、也就是初始起点的平等 ，其精神实质都是一致的。 所谓“发展的多样性”，是指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和社会共同体，在进入21世纪初，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城乡和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资源占有和分配不公以及与环境和资源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实现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公平发展和包容性发展，对于各地区和单位来说，面临的问题五花八门、大小轻重缓急各有不同。对于已经率先跨进现代化门槛的先发地区和城市——如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它们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持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以新经济形态的高科技以及体制创新和高附加值、集约化经营和绿色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对于那些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多是为如何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发愁和如何深入市场化以盘活和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资源、如何加大开放的力度以利用外部和世界资源。创新驱动和要素驱动以及两者的优化结合始终是缠绕不同发展地区和单位需要破解的难题。 从中国和各地的实际出发谋发展，对于各地区和单位来说，由于面临的发展主题不同而导致了中国各地发展的多样性。广东和深圳要追赶亚洲几小龙，而对于云南和贵州等地主要是如何摆脱贫困救济，包括重庆在设立直辖市时，40个区县中，就有20个贫困县，其中17个是国家级贫困县，绝对贫困人口360万。尽管经过十几年的大力扶贫，目前仍有30来万温饱还成问题的绝对贫困人口。 实际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社会共同体，一个省甚至一个地级市，就相当欧洲一个国家的人口、地域乃至发展规模，由各地探索创新实践形成的不同发展模式和经验也是完全客观的和必然的。深圳市经济以民营高科技为特色，面临的主要挑战是面向世界新经济的竞争；深圳常住人口1035万、临时居住的人口300万、户籍人口仅仅251万 ，其劳资冲突和公民维权矛盾突出，如何管理和服务好这1000万非户籍人口，创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相当突出。湖南长株潭地区历来以重化工业为主，优势产业多为“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产业，规模工业企业有60%左右为高耗能企业，这个地区除娄底市有少量的煤储量外，能源基本靠外地供应。这种重工业能源消耗高与没有能源的结构性矛盾成为制约长株潭地区发展的主要瓶颈，所以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这个地区发展的主题。浙江台州市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初形成先发优势，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均不到半亩地，人们只能挑着货担走南闯北谋发展，结果锻炼出一大批眼界开阔、精通市场和敢于冒险的企业家。改革开放30多年，台州完全依靠人力资源优势创造了东部地区制造业神奇发展的业绩。前几年提出的“三个台州”的构想，实际上又遇到了土地要素的约束；工业扩张需要建设用地，土地哪里来，填海造田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所以土地和发展空间的约束始终成为台州发展的先天缺陷，向外部拓展成为台州新一轮发展的必然选择。成都市和重庆市都是远离沿海一两千公里的内陆地区，又都面临区域城乡发展极端不平衡的二元对立问题，如何创新对外开放格局和进出口贸易发展模式、充分利用海外资源实现本区域加速发展和如何利用市场化机制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拓展效应，使城乡资源实现有机互补，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破解三农问题，实现落后地区的较快发展，成为这两个内陆地区的首要问题。国务院之所以把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放在这两个地区进行先行先试，就是因为这两个地区探索的对外开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经验，将对相类似的许多内陆地区，具有普遍的引领和借鉴价值。 上述地区域情的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发展主题不同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发展的多样性”意味着各地区不仅应该而且必须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选择最适宜的发展模式，以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与其他地区以至域外进行竞争。从作者所能掌握的信息资料来判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各地几十年持续发展形成的一般性经验，大致可以用“包容性增长”来概括。保持体制的开放性和创造活力，利用资本追求市场增值自发选择的动力以及产业凝聚和政策等优势形成的“洼地效应”，保障权利和自由的法治和机会平等以及政府对创业和择业的扶持，中国已经形成了对社会的自由发展和创造潜能的体制性保护。但“包容性增长”不是对“科学发展”的全部经验性诠释，它只是作为“科学发展”的一种常规类型，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也面临一系列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我们姑且称之为“包容增长型科学发展”。重庆在2008年以来进行的以“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民生导向”和“共同富裕”为显著特征的科学发展试验和探索，实际上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于甚至超越于沿海地区“包容性增长”的另一种科学发展类型。这种科学发展类型我们姑且称之为“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这种发展类型不仅更加完善了“科学发展”的实质要求，而且更加鲜明的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上述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发展，就能够更加深切的理解中国“发展的多样性”的扩张性存在。“包容增长型科学发展”与“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具有内在要素的同一性和排位偏重的差异性。“包容增长型科学发展”，强调的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偏重发展过程中机会平等的价值，以平等的参与自由和权利保障实现结果的共享；而“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强调的则是发展享有的平等，偏重的是发展结果平等共享的价值，以公平的享有促进参与自由和保障权利平等的实现。用现在通俗的比喻，前者是“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公平分享蛋糕”，后者是“在公平分享蛋糕的过程中做大蛋糕”。可见两者在“科学发展”的总体要素框架内，不仅都是以大开放为发展动力，而且在“做大蛋糕”和“公平分享蛋糕”的问题上也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优先次序和因果关系有差异。 “包容增长型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面向世界寻求资源供给，以民间的自由发展保持其社会活力，以企业的创新驱动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执政党和政府要做的就是为经济开放、社会的自由发展和企业的创新动力，创造一个安全、公平和法治的发展环境；通过政策和要素优势吸引外资、通过财税政策和金融投资体制扶植高科技和绿色经济的成长以及中小企业的创业升级转型，培育壮大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强化政府对价值的再分配职能，通过二次分配保障基本民生需求和满足公共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抑制并不断缩小社会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的扩大。这就是所谓的“在开放和机会均等中实现发展的可持续并共享发展成果”。这种发展类型的基本结构是，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靠经济开放、社会自由和企业创新，发展的保障和公平靠政府的财政分配和依法治国以及执政党和政府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再造，内在价值是全球化、市场化、社会自由、公平竞争、人权优先、法治保障，强调和偏重的是发展的开放性、发展过程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发展成果共享是公平可持续发展过程的追求，共同富裕是公平可持续发展过程最终实现的愿景。 “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共同富裕和成果共享不仅是公平可持续发展过程的产物，同时共同富裕和成果共享就寓于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直接把发展结果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内涵在发展的过程中，让发展的目的性与发展的过程性两者直接统一起来。因此“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更强调和偏重的是发展结果的平等性和公正性，也就是在“共同富裕”中谋发展。这种类型的科学发展目的性更强、发展的成果可以直接与发展的过程挂钩。但这种科学发展类型有一些刚性的限制性条件。比如创新对外开放格局形成发展新高地、具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保障、财政收支保障、政策取向保障、公益企业保障、社会结构保障、文化共识保障等等。这众多方面的保障，必须通过制度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再造来供给。这种发展类型的基本结构是，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仅靠经济开放、社会自由、企业创新和政府区域性洼地的营造，更需要国有公益性企业保持其自身发展的动力和可持续，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培育并壮大出政府和市场之外可调节经济运行的“第三只手” ，民生支出、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由政府第一财政和第二财政保障，更需有“第三财政” ——也就是由“国有公益性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金融周转、项目实施和市场化运作，以实现民生导向和公共建设的目标。政府国资委将在这其中扮演极为重要的决策和组织角色。同时，开放的创新智慧、政权的公正性与有效性和为人民服务性质、社会民意导向和支持等政治社会化因素，也必须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契合。 “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不仅是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也是对“包容性增长”的经验突破。改革开放初邓小平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可见从先富带后富，是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策略性和规律的揭示。“包容性增长”虽然强调了在保障机会均等的同时共享发展成果，但共同富裕毕竟是在增长的不断积累中努力接近的一个愿景，并没有把“共同富裕”的结果追求与“科学发展”的过程追求完全的统一起来。只有“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才把“共同富裕”特别鲜明地寓于在“包容性增长”或“五个统筹”之中，在实现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公平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进程中，也同时体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薄熙来书记在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闭幕会的一段讲话说得很直白但很深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博采众长，学习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往欧美、日韩派了很多考察团，虚心学习，受益不少。现在中国发展壮大，得益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但所有这些经验拢一块儿，独缺‘共同富裕’这一条。‘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果把这篇文章做好了，我们中国人就是在创造历史，就会对人类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二、“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的创新驱动和探索 自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以来，重庆市在探索和发展的道路上一年一个新举措，一年上一个新台阶。2008年7月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制定和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这个决定共六部分，无论是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点、进一步优化开放布局、对外开放的主战场选择、还是营造优良的开放环境，以及为开放提供坚强保障，总之都是围绕“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这一主题而制定的。这个《决定》有两个最为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对内陆地区建设大开放高地的总体布局和对如何扩大农村开放、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强调。加快内陆地区大开放步伐和解决城乡、区域和贫富不均“三个差别”问题，切中了重庆发展的要害。大开放，首先要把经济发展的支撑体系（交通、市场、园区、管理）等招商引资的环境做好、建设“五个重庆”、把重庆两翼农村资源盘活开放搞活，充分利用好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和创新优势，“重庆就有可能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和西部的开放高地。” 由于发展思路和政策对头，2008年，重庆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有的得到较快的提升、有的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比增长14.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3%；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63.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3%；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4.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7.6%。 2009年虽然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重庆市除了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比增长14.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3.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31.5%这三项指标外，其他一些指标下降的幅度都比较大，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一年同比增长19.6%；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6%；进出口总额负增长1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8.5%。但由于有了“五个重庆”建设推进打下的基础和2009年6月开展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重庆快速发展创造了安全和公平的政策环境和优质的投资环境，2009年重庆市又通过一年的努力以出口加工外贸模式创新的卓越智慧引进多家国际性大型IT企业，2010年6月重庆市三届七次全委会通过《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也就是著名的“民生十条”， 重庆市不仅完全打开了内陆向世界开放的大门，也确定了以民生为导向的科学发展新路子。因此，2010年重庆又一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地方财政收入和进出口总额都实现了成倍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比增长17.1%，达到7894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4.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7%；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70.8%，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增长49.4%，达到1018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30.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1.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7.8%。 2011年7月，重庆市三届九次全委会又通过了《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被世人称之为“共富十二条” ，决定把缩小“三个差距”作为贯彻落实“主题、主线”的重要突破口，走民生路、念共富经，努力促进共同富裕。规划到2015年，全市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同步倍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1左右，“圈翼” 发展差距缩小到2∶1左右，基尼系数缩小到0.35左右，基本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截止到2011年6月，重庆发展的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在高位运行。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比增长16.5%，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列全国第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4.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8%，增速列全国第2；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54.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30.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8.3%，增速列全国第4；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8.4%，增速列全国第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4.3%，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24.1%，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3.7个百分点。 重庆市近三年来为何取得如此好的发展成效？“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的奥秘在那里？如果概括的说，就是一句话：“以大开放和创新驱动优化可整合的一切资源”。具体说来，得益于对公有制经济形态和功能的再造、区域洼地和内陆大开放格局的营造、红色政权体制的性质强化和自我更新、鲜明的民生导向型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先进文明的一体化传承、绿色和生态重庆的建设等“五位一体创新探索举措。本文共列举十大创新举措，可以大致体现重庆创造的“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的基本全貌和精神要旨。 第一大创新举措——“八大投”和“渝富公司”。“八大投” 和“渝富公司”相继成立于2002年—2004年。是现任重庆市长黄奇帆主政重庆市国资委、成功打造重庆国企的最得意之作。之所以把“八大投”和“渝富公司”列入重庆崛起的第一大创新举措，正是因为2002年以来重庆国企的成功转型和体制机制功能再造，为2008年以来重庆的民生导向和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并创造了必要的市场条件。从2002年开始，重庆采取“五大注资” 方式陆续组建的八大集团公司，都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领域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投融资平台。而“渝富资产管理公司”则是一个进行资本经营和对所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民间企业的债务进行重组的杠杆性工具。“八大投”和“渝富公司”的组建和效能发挥，不仅使国有分散的建设资金实现了集中整合、形成了规模优势，提高了融资信用度，处理了国企不良资产和债务，而且改变了在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等重大项目领域原有以政府出面举债为主的投融资体制，构建了国有投资集团以企业主体向社会融资为主的新制度，从而形成在市场经济格局中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会参与的投资公益性事业的多元格局。目前重庆“八大投”资产总额达5200多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0多倍，对重庆国资的贡献率超过40%，承担全市75%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高速公路、公租房建设以及在金融危机时拉动GDP增长的放量投资、包括解决社保、医保等“五险一金”、安置企业倒闭退休人员工资等，基本都由“八大投”公司承担。 据2009年统计，“八大投”累计上缴财政土地转让收益560亿元，向全市重大基础公共设施投资2400亿元。其中2009年，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高达568亿元。 渝富公司自成立以来，累计处置国企不良债务400亿，提供企业搬迁、破产等周转金200亿，使一些濒临倒闭的地方金融机构起死回生。 目前控股五家（重庆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重庆实业、重庆东源、重庆普天）大型国企，资产总额也从创建时的不到20亿元增长到现在的400多亿元。 “八大投”和“渝富公司”是国企组织形式和企业制度创新的产物。它不同于传统的国有金融公司或实业公司，它在注资方式、土地开发、证券化和项目运作、人财物一体化管理、主要履行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性职能等方面，都创造了地方国企组织、运作和监管的新形式。“八大投”具有土地储备和一级开发职能，这使得土地增值和溢价所得为国家所有而没有流失到私人腰包 ；证券化和项目运作，吸引了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超常规发展；组织监管上直属重庆国资委，资产、人事和“三重一大”都有国资委一体化管理，从体制上解决了其他地方管理上的“三管分离”问题；并且在全国率先实行金融资本和工商资本一体化管理体制，使体制内经济资源得到更优化配置。重庆国企还在投融资平台风险防控、避免“土地依赖症”和企业内部激励和监管等方面，也独创了一套有特色的体制机制。比如为了防范金融风险，构筑各投资集团安全运行的防火墙，重庆市要求“八大投”必须做到“三个不”和“三个平衡” 。又比如为了确保对土地的储备和开发的可持续，重庆市在资金链和开放项目构建了“两个循环” 。又比如企业监管，过去重庆几十个国企一个监事会监督三五个企业，现在是一个企业一个监事会，财务体系从经营性国有资产预算到体外会计的服务再到监事会的体系，监控体系得到很好的加强。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国企成功的市场化和证券化等运作，国企土地溢价和创造的巨额利润又返还到政府为发展经济和民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各种公益性和福利性的项目上，成为政府除税收、土地出让以及各种基金收入之外的第三收入，重庆称之为“第三口袋”；同时国企金融工商一体化的政府主导，还使国企承担了在出现经济波动甚至危机时保持金融和市场稳定的平衡杠杆作用，重庆人称之为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只手”。按黄奇帆市长的理解，重庆国企土地储备的“渝富模式”，不仅是一种防止土地收入流失、为国家创造财富的模式更是一种在土地经营和交易中的反腐败机制。“全国各地国企系统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出让，谁是用地单位，谁就是卖地单位，工厂搬迁要卖地或者要关掉一部分卖掉一小块地，做主的都是厂长经理，集团老总都管不了，然后厂长经理谈好了报给集团，集团又报给土地局，这么一种管理过程很容易出问题。重庆在退二进三 、环保搬迁的过程中，土地储备到了渝富，几十个、几百个基层的退二进三的企业都没有处置权，反而变成第三者监督你了；国土局也不直接操作所有事。这样，国土局、渝富公司和几十上百个搬迁企业互相监督，当然就不容易腐败。” 重庆的国企重组和发展的实践真真切切地证明，国有投融资集团通过组织机制功能再造，可以在有效需求方面发挥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一是在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战略性领域，需要有国有建设性投资集团发挥主导、支柱、基础、平衡作用；二是在市场信号缺损、市场机制尚不能完全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领域的瓶颈项目，民营、外资一时不会来投资，而社会却迫切急需解决问题，政府手中有了这些投资集团，就可以主动出击；三是，在地方政府既不能搞财政赤字、又不能直接担保举债搞项目的情况下，为了按市场化方法融资，确保和推动政府公共项目建设，也需要这类建设性投资集团作为融资工具和运作载体。 第二大创新举措——“区域洼地”和“加工贸易新模式”。在研究国际投资的区位优势理论中，人们通常区分“硬区位优势”和“软区位优势”。所谓“硬区位优势”是指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基础设施、交通状况等经济发展要素；所谓“软区位优势”是指制度、产业集聚、政策环境、市场化程度、技术外溢、人力资本等经济发展要素。 “洼地效应”通常被解释为“利用比较优势, 创造理想的经济和社会人文环境, 使之对各类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从而形成独特竞争优势, 吸引外来资源向本地区汇聚、流动, 弥补本地资源结构上的缺陷, 促进本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简单地说，指一个区域与其他区域相比，环境质量更高，对各类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形成独特竞争优势”。 本报告定义的“洼地效应”是指在环境、政策、要素、集群这四个要素优势都具备的情形下招商引资形成的区位竞争优势。环境既指空气质量等自然环境也包括政治社会安全和政府服务等制度环境；政策主要指各种园区产业发展和税费方面的开放和优惠；要素指与生产、交易成本相关的土地、劳动力、资本、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集群指产业凝聚形成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低成本发展效应。如果一个地区能够在较短的时段内和较小的园区空间内创造出同时满足上述四个方面的要素优势，这个地区就会在招商引资方面形成极强的竞争优势，资本就会如水一样，流向这块“区域洼地”。 为了营造“区域洼地”，重庆市在改善和优化环境、政策、要素、集群等要素优势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了创造优良的开放自然环境，仅“森林重庆”建设一项，重庆市两年植树造林1298万亩，相当于前十年的总和；建成森林公园、社区公园430个，主城区森林覆盖率提升到36.4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8.8提高到11.7平方米；去年主城区蓝天数历史性地突破310天。在“畅通重庆”方面，提前十年基本实现“4小时重庆”、“8小时周边”的目标。在“平安重庆”方面，通过“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建立“交巡警制度”和“校警体制” ，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八类主要刑事案件下降38.8%，110接警率下降了40%以上，道路交通事故下降34.1%，街面可防性侵财案件下降50.3%，道路交通连续47个月、煤矿连续22个月未发生重特大事故；群众安全指数稳定在95%以上。 为了争取到扩大开放的更优惠政策，从2008年3月到2009年1月，重庆市用了整整10个月的时间设计政策和向中央争取政策，争取到45个部门、219名中央政府的官员和知名专家深入重庆40个区县进行调研。 终于在2009年2月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共38条）。国务院3号文件的精髓，不仅全面体现了总书记“314”总体部署，更为重要的是给予重庆改革开放探索实践更多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重庆提出的12条，也包括中央各部门新加的10条。 据苏伟、扬帆教授的概括，其中有10条优惠政策，是迄今为止国内首创或“仅此一家”。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包括：（1）设立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全国首家）和“两江新区”（内陆唯一）；（2）设立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内陆唯一，水港、空港联动全国首家）和西永综合保税区（内陆唯一）；（3）设立全国性电子票据交易中心（全国首家）；（4）设立以生猪等畜产品为主要交易品种的远期交易市场（鲜活产品远期交易市场全国首家）；（5）设立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全国唯一）；（6）设立统筹城乡科技改革与创新综合试验区（全国首家）；（7）设立国家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全国首家）；（8）开展以土地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试验；（9）实行土地计划弹性管理、滚动修编；（10）成立“武夷山经济协作区”（跨省区扶贫协作区全国首家）。 按重庆市“科学发展汇报展”介绍，重庆市享有五大优惠政策叠加：两江新区、保税港区、西部大开发、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配套优惠政策。在“两江新区规划”展板上，读者还可以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优惠政策展示：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财政、税收、投资、金融、产业、土地、价格、生态补偿、人才、帮扶等十大扶持政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政策；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扶持政策；内陆保税港区特惠政策；浦东、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现行政策及先行先试权。 在生产要素和集群优势方面，内陆地区缺乏沿海地区的航运优势，重庆距上海等沿海地区两千左右公里，如果按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模式，在重庆设厂进行加工生产外贸，其他要素成本再便宜，也抵消不了物流成本的昂贵。中国过去几十年上万亿加工都在沿海而不是内陆，就在于物流成本。所以当黄奇帆市长与惠普副总接触时，人家一开口就问重庆政府准备给多少补贴？如果不给补贴，加工贸易在两千公里交通不便的内陆怎么做？如果发展没有新思路，物流成本这个坎确实过不去。重庆领导人的卓越智慧在于，创新加工贸易模式，把原来零部件供货商和销售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改造为“一头在外，一头在内”——零部件供货80%由本地解决，产品销售在外。这样就能减少一半左右物流成本。而若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把电脑生产商和零部件供货商都同时引进来。重庆领导人的绝顶聪明就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要引进一家IT行业世界顶级的电脑厂家，然后产生联动效应把零部件供应商也引进来，从而形成集群效应。2008年重庆方面开始与世界顶尖也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惠普公司联系，以80%零部件供应在三年内本地解决为承诺条件，与2009年8月与惠普公司签约，把世界市场增量的四分之一（4000万台）或一半数额（8000万台）的电脑生产基地放在重庆。在争得惠普签约之前，重庆方面马上到台湾与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零部件制造商富士康公司商谈，是否愿意到重庆实现整机加工零部件一体化，接下惠普上千万台电脑整机生产业务，但交换条件就是把富士康在沿海做的零部件加工一股脑儿带到重庆去。重庆加工零部件的成本比沿海低，富士康也正朝思梦想作整机生意，这样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富士康当然愿意，在重庆与惠普签约之后，马上跟富士康签约，并且一个月就开工。于是接下来重庆由与另两位世界级的代工产商——英业达、广达签约。四家世界一流的电脑生产商和零部件供应商齐聚重庆，使这里在短短的一年内就初步形成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 重庆加工贸易模式创新还不止于重组了产业链。在改变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结构之后，又在审批综合保税区、企业员工社保、金融结算、打通欧亚大陆桥等方面实现了一系列要素重组和发展创新。综合保税区，以前也叫出口加工区，过去二十年里，我国批了10来个出口加工区，全部在沿海。过去的申报模式，是由各省先申报，有了这个平台，再引进项目。而重庆现在惠普4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已经客观存在，惠普、广达、富士康等整机厂商、几十个零部件厂商已经形成，所以在申报不到一个月就批下来了。按照王岐山副总理的说法，重庆在保税区的审批上又创造了一种新模式，即“量体批巢”，根据项目需求，再决定审批综和保税区。 重庆的加工贸易模式创新还体现在加工园区劳务工的管理上。过去是“企业办社会”，劳动力大规模集聚，员工的生产和生活往往局限在厂区狭小空间内，所以也就有了深圳富士康“十二跳”的惨剧。重庆在职工住房上实行多规制，不仅在加工贸易区造宿舍，给初级员工居住，而且更关键的是建造公租房给中级员工住，高级员工则自己买商品房，享受个人所得税退税待遇。让所有的加工贸易企业只造厂房、不造宿舍，只管厂里的事，不用管社会的事。这对加工贸易企业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报道《黄奇帆解读重庆开放的五大标志性突破》一文中讲到一个给黄奇帆市长送礼的故事。黄奇帆在在新闻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讲道：“最近遇上一件高兴的事，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商。通常招商要谈好几个月——他这次一开口就说他们带来了董事会的决定，他说他们注意到：一、重庆有农民工；二、如果说有十万二十万农民工，重庆立马就有几十万套公租房，大家都有住的地方；三、开发区的标准厂房都建起来了，成本也不高。我现在要把几千万打印机、几千万台监视器放在别的地方，别的地方要征地动迁、要安置农民工等，没有两三年哪里出得来？但你们这里什么条件都具备。他说，我们董事会决定，半年时间会在重庆搞几千万台监视器、几千万台打印机、几千万台电子产品，总量大约一亿台。” 金融结算方式的改革也是重庆加工贸易模式创新的一部分。在过去，中国万亿美元的加工贸易额，全部的金融结算都在海外，中国的各个沿海省仅收到了劳动力的加工费，加上大多数税收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免五减半”，中国挣到的钱是很少的。重庆市在跟惠普最高层进行艰苦谈判后，最终把惠普的结算中心从新加坡迁到重庆，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下，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离岸账户，使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不仅给重庆市带来包括税收在内的诸多利好， 也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使重庆同时占有了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因为当你把零部件集成在这里的时候，高端研发也有了；当你把销售、结算放在你这里的时候，附加值高端也有了。” 重庆的产业集群效应也对要素瓶颈——物流成本问题的解决发生了作用。据黄奇帆市长2010年12月22日在重庆市人大形势报告会上的回顾：为了解决笔记本电脑的出项物流问题，觉得应该把南线欧亚大陆桥打通。连接重庆和欧洲的铁路在十年前就有，但因为俄罗斯在南线过境里程短，有4500公里在中国境内，4500公里在哈萨克斯坦，只有1000多公里在俄罗斯，铁路利用率不高，所以他们不同意。有货物过去就翻箱倒柜，海关检查，既耽误时间又可能损害物资，谁都不放心高价值的物资从那边走，而且也是慢车运行，时间很长。经过国家海关的支持，三国海关与2010年12月签订了渝新欧欧亚大陆桥三国海关互相给予便捷通关的战略协议。这使得我们卖到欧洲的5000万台电脑，从这里运过去12天，就不再从这里运到上海、广州，30多天水运到欧洲；上海和广东的物资也不用30多天船舶运输，或者20多天从哈尔滨、满洲里走北线欧亚大陆桥了，而是1天运到重庆，再从重庆12天运到欧洲，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单纯依赖海上运输从此结束，丝绸之路重新恢复。经铁道部协调，这条铁路运费不按里程算，按股权算，大家各1／3，俄罗斯人也高兴了。三方约定，一过阿拉山口，哈萨克斯坦的武警负责押运到俄罗斯，接着再由俄罗斯武警负责押运，货运安全得到保障。 截止到2011年6月，重庆市按照“整机+配套”、“生产+研发”“制造+结算”垂直整合加工贸易新模式，先后引进了全球第一大电脑品牌惠普、第二大品牌宏碁，和世界500强企业华硕落户，全球六大笔记本电脑品牌商已有其三，加上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和硕、仁宝等代工商，以及2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一个“3+6+200”的笔记本电脑集群已在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和两江新区崛起。2011年第一季度重庆电脑产量同比增长2200%，预计今年将产出3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到2015年，实现年产笔记本电脑上亿台，销售值过万亿。届时，重庆造笔记本电脑将占全球的1/3。 第三大创新举措——“公租房”和“户籍制度改革”。全国农民工2010年达到2.4亿，重庆市在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大约400万。农民工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性，像候鸟一样，春节期间或遇到区域性企业大规模倒闭，就会出现百万、千万甚至亿万人大迁徙。农民工的流动性也使企业用工处于一种不十分确定状态，新老务工人员的变换比较大，这无疑带来了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金融危机后我国企业用工制度还面临两个新问题，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中国80、90后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对企业用工的条件、环境、待遇的要求越来越高，所以，企业的劳动力资源越来越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一篇报道重庆黄奇帆的文章说得很深刻，“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劳动力资源，围绕善待农民工、蓝领工人进行制度设计、改善社会管理将形成一个区域的战略优势。”“善待农民工，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生活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如果做得好，就是最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当中国经济转型、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民工荒开始出现的时候，具备这种条件，就具备了最大的战略优势。” 怎们解决企业用工紧张和农民工用工成本不断增加的问题，重庆市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创造农民工在本地就业的优越条件，减少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重庆市实行的“公租房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从发展经济的视角出发，是解决承接产业转移企业大量用工紧张的问题，这实质是用经济的视角解决政治性的问题；从民生导向的视角出发，是保障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和农民工进城后的基本生存权问题，这实质是用政治视角解决经济性的问题。薄熙来书记在2010年两会期间媒体开放日、与黄奇帆市长答中外记者提问实录中讲到：“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是土地革命，当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还要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这也是几千年来人民的向往，杜甫就曾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民生四大要素‘衣食住行’，现在重中之重是解决住房问题。” 这是从赢得民心的视角来看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无论从解决产业转移用工难问题，还是从解决老百姓买房难问题，明智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会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政府当前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花大气力处理好。也正因为如此，2010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也就是著名的“民生十条”，第一条就是“建设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50多万户中低收入群众住房问题。”第七条是“以解决农民工户口为突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200万农民工及其家属、40万失地农民和70万农村籍大专学生的户口问题”。 公租房，是公共租赁住房的简称。 重庆市长黄奇帆的解释最具体：“所谓公租房，就是政府用不含土地出让金的土地造一批房子，产权是国家的，出租给老百姓，3－5年甚至更长时间。因为没有税费、土地出让金、配套费、商品房的利润，因此，公租房租金肯定比商品房同地区同类型房子租金低40%以上，使低收入百姓有合理住房。” 重庆的“公租房”作为一项制度创新与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有许多相似之处，与我国其他各地实行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制度的主要特色是：（1）享受公租房政策的适用主体不同。此前，重庆市的住房保障有五种方式：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危旧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城中村改造安置房、农民工公寓。这些保障方式的主要缺陷是只覆盖了城市原住民和农民工，大体占低收入群体一半。新生代城市居民、大学毕业生、外来工作人员等，则被隔在政策保障之外。公租房制度则明确规定：如果你年满18周岁且在主城区工作，符合以下条件，就可申请公租房：本市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3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院校及职校毕业后就业的无住房人员，进城务工及外来主城区工作的无住房人员，单身人员月收入不高于2000元；家庭月收入不高于3000元；符合廉租房保障条件的本市家庭，可申请面积不超过50平方米的公租房。（2）不搞平民区。公租房建筑完全参照商业楼盘的标准建设，同时与商业楼盘实行“混搭”，将公租房住户与商品房住户完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区环境和专业物业公司的管理，配套同样的学校、医院、商场、健身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场地，并且公租房都靠近规划建设中的轻轨沿线，便于出行。这既不同于新加坡20世纪60年代为了解决“房荒”始建的设施比较简单的公共组屋，也不同于我国一些地方所建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一般都在市郊或偏远的地段，更不同于一些发达国家“富人区”与“廉租区”泾渭分明，从而导致社会裂痕扩大社会不公。重庆也不再单独新建廉租房，而是把廉租房包含在公共租赁住房体系中。廉租房居民与公租房居民住同一小区、同一品质的房屋，只是租金更低。根据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有关补贴政策，廉租房租金一般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左右。（3）“公租房”完全姓“公”。目标是解决30%左右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公租房造价低，用地由政府划拨、免收各种行政性的收费和税费、由重庆地产集团等国企承建、不让私人开发商开发，成本仅为商品房的1/2，仅2500元/平米。公租房专门在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下设立公租房管理局负责管理和运营，建立严格的审核管理和退出机制，允许承租人住满5年后以成本价购买自住，但不得上市交易；确需转让的由政府以原价加银行利息回购，保障公租房始终在保障房系统内循环。公租房的租金相当于市场价的60%，所收租金只用于支付贷款利息、房屋维修管理及空置消耗三部分成本。（4）建设体量大。3年建设4000万平方米，覆盖约200万城市人口，加上原有经济适用房、拆迁还建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可将30%以上的城市人口纳入保障范围，实现供需基本平衡。努力把住房供应比例调控在1:6:3左右，即10%高收入人群购买高档商品住房；60%中等收入家庭能购买中小套型、中低价位的商品住房；30%低收入群体通过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予以解决，形成“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双轨运行的城市住房供给体系。重庆市2010年投入300亿，开工建设了1300万平方米；2011年新开工1300万平方米，3月首批公租房接受全市申请，经过公开摇号配租，第一个公租房项目“民心佳园”40万平方米，7751套公租房4月底已经交房入住，入住居民约3万人。 2010年7月25日重庆市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渝府发【2010】78号），其中对重庆市启动的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义，做了五点非常准确的说明：一是有利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惠及民生。户籍差异影响了社会公平。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赋予有条件的农民工城镇居民身份，有利于实现同工同权，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二是有利于促进城市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重庆市城镇户籍人口比重较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集聚城市人口，形成城乡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三是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城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户籍，影响在城市的消费积极性。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村居民进城后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有利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四是有利于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盘活城乡资源。长期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城乡资源要素流动渠道不畅，成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交流障碍，有利于加快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等资源流动，提升城乡资源要素价值。五是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力提升，繁荣农村经济。农村人多地少，生产方式粗放，资源利用效率低，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转户进城，有利于扩大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按黄奇帆市长的看法：“过去30年，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因为户籍制度的问题出现了三个悖论：一是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城乡差距应是逐渐缩小，但我国却是城乡差距拉大，原因是我们的农民进城是农民工，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的居民，农村的人均生产力规模没有扩大。二是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耕地是在逐渐的增加，但我们是在逐渐减少，原因是我们农民工没有转化为城市居民，所以最后城市、农村两头占地，最后耕地减少了，城市土地越来越紧张。三是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人群要么是城市人，要么是农民，但我国出现三类人群，几亿城市人，几亿农民，几亿农民工，长此下去是不合理的。” 重庆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三个悖论。为此，重庆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有两点显著特征：一是实施策略科学。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2010年至2012年，重点解决城镇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200多万农民工及其家属、40万失地农民和70万农村籍大中专学生的户口问题，力争在两年内新增城镇居民300多万人；其主体是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区县城务工经商三年以上的农民工，使全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现在的29%提高到37%。第二步，2012至2020年，通过建立完善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医疗等保障机制，畅通城乡户籍转化通道，力争每年转户80—90万人，包括每年新增符合条件的农民工60—70万人和20万大中专学生，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提升到60%。 二是切实保障农民利益。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不是简单的变更户口，而是设定了“3年过渡、3项保留和5项纳入”——“335”制度保障体系。针对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三件衣服”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设置3年过渡期。允许转户居民3年内继续保留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对于自愿脱掉“三件衣服”的农户，按市场价给予公平补偿。“3项保留”是指农村居民转户后允许继续保留农村林地使用权、原户籍地计划生育政策、各种与土地相结合的农村种粮直补、农机具直补等权益。“5项纳入”是指，农村居民转户进城后，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一步到位，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至2011年7月，重庆市已转户220多万人，年底可超过300万人，今后四年进入常态化，每年转移50万人，到2015年可转户进城500万人，使农村户籍人口由目前2000万左右下降到1500万左右。 第四大创新举措——“地票交易”和“土地开发权转移”。我国土地市场始于1987年11月，国务院批准确定在深圳、上海、天津、广州、厦门、福州进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试点。同月，深圳市规划国土局以公开招标形式出让了第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1988年宪法修正案确定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颁布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11号），明确规定经营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第二年又颁布了第21号令，要求协议出让也必须公开和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建设用地增量不断加大，一些地方出现圈占土地、乱占滥用农村耕地等严重问题，国务院于2004年12月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文），提出了“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努力盘活土地存量，强化节约利用土地”，严格保护耕地的土地开发利用方针。但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紧张的问题一直突出。为此，2008年6月，国土资源部向17个省市印发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08】138号），以“建新拆旧项目区”土地增减挂钩的办法，探索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用地与严格保护基本农田的尖锐矛盾。2008年8月上旬，国土资源部与重庆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支持重庆探索土地利用新机制和耕地保护新模式，支持重庆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2008年12月，重庆市发布《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对实物交易（指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交易）和指标交易（指建设用地挂钩指标交易）、也就是“地票”交易做出了详尽的规定。 重庆市探索的“地票”交易是对国家土地增减挂钩政策的突破和制度创新。所谓“地票”，指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产生的建设用地开发指标，以票据的形式通过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拍卖。 地票的实质是有别于土地规划开发之外的另一种土地开发权证。地票交易既不是土地交易也不是土地使用权交易，而是在确保耕地红线和充分利用农村建设闲置用地而创新出来的一种土地开发权交易。按崔之元教授的理解，这种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权的交易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帜。 如果与其他试点省的“挂钩”试验相比，重庆的“地票”交易有四点主要区别：一是重庆的“地票”交易超越了传统的“挂钩”试验的行政区界限，把远郊区纳入“挂钩”试验的范畴。二是实现价格统一化。“地票”将不同区域的挂钩指标打包进行拍卖，然后按照面积分配拍卖收益。“地票”价格的高低与项目区无关，与级差地租无关，仅与拍卖价格有关，实现指标价格的统一化。三是把土地的交易转化为票据化的模式。“地票”模式是把挂钩指标票据化。通过“地票”形式，土地从空间上不可转移的实物形态资产转化为可交换的票据，使固化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可流动的资产。四是先复垦后占地。“地票”交易改变了以往“先占地后复垦”的用地模式，减少了“挂钩”后耕地难于实际保障的风险。 从重庆“地票”交易的创新实践进行总结，“地票”交易实际遵循三原则：农村耕地保护原则、农民利益保护原则、市场化和政府调控相结合原则。具体说来，最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三个方面： 第一，实行制度化控制，先造地后用地。重庆市地票交易最显著地特征，是把试点省普遍实行的“先占地后复垦”模式改变为“先造地后用地”模式。并且以制度前置或以制度化控制确保了对基本农田的保护。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管理暂行办法》和《重庆市农村建设用地复垦项目管理规定（试行）》规定，“地票”或说建设用地指标的产生要履行以下程序和条件：在规划布局内，土地权利人需首先提出土地复垦立项申请，被批准后对土地进行复垦；土地复垦后需再次提出质量验收申请，区县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需按规定程序组织严格验收 ，合格后向市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确认并核发城乡建设用地挂钩指标凭证。提出土地复垦申请必须满足下列条件：申请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必须提交该土地的权属证明、土地勘测定界报告、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分类面积汇总表；凡农民家庭申请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复垦，必须提供集体土地使用证或其他权属证明，以及拥有其他稳定住所、稳定生活来源的证明和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复垦的书面材料；凡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必须提交土地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复垦的书面材料；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农村建设用地土地复垦，必须出具集体土地所有证或其他权属证明，以及本集体经济组织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代表同意复垦的书面材料。 这种严格设定复垦条件和先复垦后验收并取得地票（挂钩指标）的做法，可以做到耕地总量不减少、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更大、保护效果更好。 第二，实行市场化运作，国家和农民利益双赢。地票运行的全过程不仅包括复垦和验收环节，还包括交易和使用两个环节。地票交易必须在农村土地交易所内进行。其程序是：申请出让方持土地指标凭证，向农村土地交易所提出交易申请；土交所对申让方进行资格条件审查后，将审查合格的待交易土地指标纳入信息库，并向社会公布；一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或其他组织以及具有独立民事能力的自然人，均可在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竞购指标。 进入土交所的地票，是为了供应主城区土地开发的增量不足，购买方主要是房地产企业、政府土地储备公司及工业园区等单位。购买方购得地票后，可在符合规划前提下，按自己意愿寻找地块，并向土地所在地政府提出征转用申请。对被政府批准征得的土地还必须走招拍挂程序。如果招拍挂成功，可以开发建设；如果失败，则按原价拿回购买地票的费用；地票本身，则转给了招拍挂成功的开发商。这样的制度设计，主要是既保障了地票持有方在竞争交易中获得的权益，又保障了地票交易过程中的多方参与，尤其是政府土地储备公司的参与，增加了地票的竞争性并为国家扩大建设用地储备提供了法制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为城区土地开发遇到的增量不足提供了另一条解困的途径。地票是在土地规划之外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一种凭证。 地票通过农村产权交易所进行市场化运作，对农民的权益保护是显性的。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远距离、大范围的置换，这在没有地票交易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地票交易不仅提升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实现了远距离、大范围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使固化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可以流动的资本，有效地实现偏远地区农民土地价值的增值，为农民增收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同时也达到了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的目的。黄奇帆市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出有四道关口确保“地票”的大部分收益将返还给农民。一是有住处才能复垦宅基地。在申请耕地复垦环节，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复垦，必须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代表同意，防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受到损害。凡农户申请宅基地复垦，必须有其它稳定居所和生活来源，而且有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复垦的书面材料。二是申请出让需听农民意见。在申请出让土地指标环节，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出让，必须出具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成员代表同意交易的书面材料；凡农村家庭、乡镇企业申请出让，必须提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交易的书面材料。三是“地票”有政府基准价。在定价环节，实行价格保护措施。市政府将制定全市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基准价格，供交易双方参考。如果交易价格低于基准价格时，土地所有者有优先回购权。四是三类收益全归农户。在收益分配环节，不同形式的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其收益按不同比例在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分配。其中，耕地、林地的承包经营权交易收益，全部归农民家庭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土地收益，主要用于农民社会保障和新农村建设等。 第三，实行双轨制开发，减少了拆迁中的矛盾。“地票”交易在解决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矛盾的同时，也降低拆迁成本，减少了拆迁矛盾。“地票”交易实现了在远郊区县偏远地区进行拆迁安置，在近郊区县用地。在远郊偏远地区，农户对集体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预期不高，降低了拆迁难度；在城市近郊区，农民对土地特别是对房屋的增值预期很高，政府和开发商不愿意面对近郊区对村庄和宅基地的高拆迁成本以及引发的社会矛盾。 在主城区，国家计划指标用于工业、公共设施等项目，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地票取得。市政府对指标交易总量实行宏观调控。按黄奇帆市长提供的数据，市政府根据每一年度的用地计划、周转指标规模和经营性用地需求等情况，合理确定一个年度的交易指标总量，目前，拟通过地票供应的建设用地量大约只占重庆年计划建设用地量的10%。 截止到2011年6月份，也就是实行地票交易两年多来，重庆市农村土地交易所已组织成交地票超过百亿元。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重庆市地票交易是在不改变土地权属、不改变现行土地制度、并充分兼顾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的前提下，激活城乡要素市场，完善城乡土地市场交易体系、实现城市反哺农村、主城支持两翼、增加了农民收入的利好举措。实现土地开放权的市场交易，是在中国特定的土地制度前提下的一项土地开发市场化的创新尝试。这项尝试，不仅有利于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深入和快速发展进程中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之间的尖锐矛盾，降低土地开发成本、增加农民受益，而且加大了基本农田的保护，促进形成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和城乡资源进一步优化整合配置。这项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尚有两大问题需要继续探讨解决：一是要把耕地保护和有关复垦的规范程序真正落到实处，不仅复垦操作程序实现制度化，而且要加大上下和社会化监督以及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也要实现制度化监督；二是农村建设用地复垦和开发权的转移，涉及农民重大利益，需要有相应的乡村民主治理机制予以保障。农村城市化和产业化愈发展，涉及农民利益愈重大，保护农民利益愈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而是要靠基层民主制度和法治力量。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推进基层民主很重要，真正确立农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很重要。 第五大创新举措——“两翼扶持”和“万元增收计划”从一定意义上说，重庆的地域结构对他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瓶颈都做了较形象的说明。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于一体，辖40个区县，户籍人口2009年底是3276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常住人口2885万），其中农村户籍人口2080万。在总面积8.24万平方公里中，山地面积占77.4%，丘陵面积占18.8%。全市有5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区），少数民族人口210万，是全国14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地之一。三峡库区主体在重庆，分别占862平方公里淹没面积的85%和110万移民人口的90%。 重庆人把这样的地域结构称之为“一圈两翼”。所谓“一圈是指以重庆主城区为核心约1小时通勤距离为半径的“一小时经济圈”；所谓“两翼”是指三峡重庆库区和渝东南少数民族聚集区。形象体现重庆地域结构的另一个重大发现是“火凤凰”图形。2004年3月，重庆美术工作者蔡跃宏在设计新重庆艺术观光地图时，偶然发现将直辖后的新重庆地图中40个城市行政节点相连后，即刻生成一只神韵鲜活的“神鸟”图案，这只“神鸟”酷似古代巴人的“朱雀”。古人所说的“朱雀”即指凤凰，按五行说，南方属“火”，由此，重庆行政区划图显示的是只“火凤凰”。这只“火凤凰”与新重庆生态、经济、人文、功能神秘对应吻合：主城九区商圈为心脏部位；长江为主动脉；头、颈、胸、腹相对应区域为经济较发达的一小时经济圈；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为南翼；重庆的主要机场（白市驿机场、梁平机场、江北国际机场）分布在鸟的北翼，尾部正好对应美丽的三峡库区；人杰地灵的潼南县为鸟的头部。 重庆之所以被确定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试验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重庆的主城区与两翼地区的发展差距巨大，是“三个差距”体现最典型的直辖市。薄熙来书记在主政重庆四个月后，曾在2008年3月市管领导干部现代经济知识培训班的讲话中，对重庆的区域间发展差距做过这样说明：“拿城乡规模来说，我市城镇建成区810平方公里，农村面积占全市总面积99%，达8万多平方公里，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农村面积之和再乘以2也赶不上我们。从农村人口看，2006年农村常住人口大约是1500万人，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来算是2300万人，占了全市户籍人口的73%，是京、津、沪三市农业人口总和的2.7倍。再从居民收入来看，城乡统筹的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应该比较接近。但是现在重庆在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直辖之初是3.1：1，去年是3.9：1，呈现扩大的趋势。如果重庆的主城加快发展，城乡差距会更大；反之，如果主城区不加快发展，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拉动力就会更小。这实际是个两难的选择。相比之下，北京的城乡差距是2.3：1，天津1.9：1，上海2.3：1，四川是3.1：1。所以重庆讲城乡差距比三个直辖市甚至比四川都要大。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完成城乡统筹试点的任务对我们绝对是一个挑战。再有一个财政的拉动力，我们毕竟是一个老工业基地，脱胎出来的城市，大家克服了很多困难，这几年财政收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也就是443个亿，天津是500多亿，北京是1490亿，上海是2000多亿。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北京的农村和农村人口少，统筹城乡并不那么费劲。重庆现在以400多亿的财力要统筹1500万农民，或2300多户籍农民，或8万平方米的农村，大家可以看这个城乡统筹的任务是多么艰巨。” 苏伟、杨帆教授在所著的《重庆模式》一书中，曾用一组数据表达了重庆作为一个“大农村”直辖市的两元结构困境：“其一，农业生产条件差。山高坡陡，水土流失面积占幅员面积的52.8%，耕地仅2000万亩出头（其中水田1140万亩），中低产田面积又占了73%，劳动力人均已不足1亩。其二，农业基础设施弱。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的38.36%（全国为52%），水利设施老化，70%以上“带病作业”，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境地；农村路网密度小，公路等级低、路况差，交通不畅，信息闭塞；农业机械化水平更是低下。其三，农民文化水平低。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的近50%，文盲超过10%，高中以上的仅5%，多数还外出打工摆摊了。因此，农民不仅不但接受科技知识难，而且市场观念、风险和竞争意识都很弱。其四，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全市91%的农户经营着94%的耕地，户均仅3.3亩，传统粮猪型小农经济结构特征仍然十分明显”。 作者今年7月在重庆调研时，一位县长讲，薄熙来书记在来重庆就职的飞机上，就开始思量如何解决重庆的发展不平衡和实现共同富裕问题。关于如何建设和经营城市在大连作书记时，积累了经验；老工业区改造在辽宁任省长时也有体会，但对于如何解决像重庆这样的贫富严重不均问题，确实是个挑战。 正因为有了这样鲜明的问题意识，薄书记主政重庆后，无论2008年7月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定》，尤其是2008年12月四次全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2010年6月七次全委会通过的《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还是2011年7月九次全委会通过的《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其主旨都绕不开解决重庆的两元社会结构和千方百计发展贫困的两翼地区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对于“共同富裕”的认识，薄熙来书记不仅把它作为我们党“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来看待，而且更是把它作为“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来看待的。他最近讲过这样两段话：“共富既体现公平，又是发展的动力，能够激发各种积极因素。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成果不能共享，广大群众怎么会有发展的积极性？如果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社会消费又怎能上得去？最终必然导致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失衡，发展难以持续。为什么不少人关注重庆的‘共富12条’？因为共同富裕是13亿人的期盼，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也是发展与民生良性互动的科学途径。” “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资源节约型增长，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实际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该把提高消费，拉动内需作为重中之重。提高广大民众的消费水平，从而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科技创新驱动和现代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要义之一，但把共同富裕寓于科学发展的理念中，使共同富裕成为人们实践科学发展的切实行动和动力，这样的辩证思考不仅更体现共产党人的理念和思维逻辑，重庆快速发展的实践也完全证明了更有助于中央倡导的科学发展的理念和实质要求。 关于如何实现重庆“两翼”的快速发展，重庆市领导集体对此的认知是一致的。既要加大对这些地区的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强化两翼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更要利用大开放和市场化机制，以统筹城乡发展综合试验为契机，以制度创新最大限度的盘活农村要素市场，引导人口、土地、资本、科技等生产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充分流动和开发利用。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区域大协作优势，城市反哺农村，富裕地区帮助贫困地区，并创造一种机制，使重庆40个区县成为40只小老虎，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以城市化带动两翼地区脱贫，区县之间彼此形成各具特色竞争发展的态势。 在财政支撑和帮扶机制方面，这些年，重庆市始终坚持“三条硬杠子”，即民生支出占全市一般预算支出的50%以上、对区县支出占比在75%以上、市级以上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70%以上投向农村。这对缩小三个差距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为了确保更多财力倾斜到“两翼”区县、广大农村和民生事业，截至2011年7月，重庆市财政供养人口人均财力在10万元以下的区县有27个，最低的只有5.8万元，重庆市在《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中作出决定，今后5年全市所有区县都要提高到10万元以上。黄奇帆市长在解读市委做出的缩小三个差距决定、振兴区县经济时讲到：“市属国有企业集团先后两批共融资100亿元，帮助区县提速建设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及标准厂房、职工宿舍，大大增强了招商引资吸引力，不少区县产业发展由此渐入佳境。今后，市级相关部门仍要切实帮助区县解决土地、能源、融资、规划等问题，指导园区特色发展、错位发展。”“我们坚持每年对31个远郊区县专项转移支付3000万元，帮助建设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影剧院、体育馆等‘几大件’，有力促进了区县城功能提档升级。今后仍要整合各类专项资金，进一步帮助区县完善市政公用、商贸物流、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区县建设区域性、专业性公共服务中心，不断增强区县城的人口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力。” 重庆市还建立了“一圈”对“两翼”的区县结对帮扶机制。从产业联动、就业转移、教育互助、科技合作、卫生共享、人才交流、融资支持、扶贫开发等八个方面进行帮扶。并明确要求“一圈”区县每年帮扶对口“两翼”区县的资金及实物总量不低于本级财政的1%，并把帮扶机制列入区县年度工作考核目标。 实际上，重庆市先后实行的“地票”交易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我们在下文还要讲到的“微型企业扶持计划”、“三进三同”“结穷亲”、对“领导干部实行三维一体年度综合考核评价机制”等等创新探索，其目的都是为了帮助两翼贫困地区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激发和激活区县干部和群众的创业积极性，尽快实现两翼地区共同发展和富裕。 重庆市解决两翼贫困地区发展还有一项重要举措是“实施万元增收工程”。这项决定是在“民生十条”中做出的，位列民生十条的第二条，足见对此项举措的重视。所谓“万元增收工程”，即使“两翼”95%有劳动能力的农户三年增收万元以上。上文讲到的坚持每年给31个远郊县3000万专项基金，就是万元增收工程财政支撑公共服务的一项内容。这项工程还包括发展以新果、林下养殖、林业种植和森林旅游等产业为主要特色的山区产业发展扶持计划以及建立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乡镇农贸市场、建立知名品牌产业基地、派遣专业人才进村入户指导乡村产业发展、巴渝新居建设等项内容。作者在7月份到远郊区县彭水、武隆、新都等地的实地调研中，就深深地被这些地方百元增收计划的探索举措所打动。在彭水曾随意填了一首西江月：“彭水山水如画，盛唐黔中直辖，井盐丹砂玉山女，巴寡妇清佳话。而今万元增收，给力万户千家，魔芋中蜂黑山羊，发展民生为大。”虽然此词不讲平仄，但彭水发展含高科技田间管理科技在日、韩等国有广阔市场前景的魔芋、依山林之宜发展出栏快、易放养、少病患的黑山羊和中蜂产业，确实符合当地实际，发展情景广阔，是农民发财致富的好选择。武隆县依据得天独厚的“天生三硚”天坑景区和仙女山景区，通过旅游产业带动农民致富，无论房地产业还是农家乐，都办的既现代化又有特色。 丰都县恒都公司以年出栏几万头养牛厂的规模和屠宰加工一体化带动个体农户养牛，农民增收稳定可靠。这些县前些年还是国家级贫困县，仅仅几年的发展，到处生机勃勃，还哪里有国家级贫困县的面貌，俨俨大有迅速崛起的态势。这些贫困县的万元增收计划调研，不仅使作者感受到重庆远郊县追求发展的蓬勃生机，也使作者联想到和理解了重庆市长黄奇帆在解读市委九次全委会决定中提到的缩小重庆城乡差距空间载体设想的三个层级分明的大都市连绵带：主城1000万人口、1000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大都市，31个远郊区县城成为总人口1000万的若干中大型城市，500个中心镇和广大农村也集聚1000万人。当一个地方一旦形成资本凝聚的区位洼地，区域产业化把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经济集约发展的模式，这个地区势必将迅速成为新的开放高地和发展热土。重庆给人的正是这样一种印象。重庆两翼万元增收工程在数据上的反映，2010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4823元，增长23%，比全市平均增速高5.2个百分点，比“一圈”高5.6个百分点。户均增收3453元。今年预计将实现户均增收3500元以上。 第六大创新举措——以红色文化为主旋律的“唱读讲传”。时下舆论界对重庆“唱红”议论纷纷。那么重庆“唱红”，究竟唱的是什么？如何看待和评价重庆唱红的价值和走向？“唱红”是人们对“唱读讲传”的简称。“唱”主要指唱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红色经典歌曲；“读”主要指读古今中外经典诗文、革命领袖经典语录；“讲”主要指讲革命故事、历史故事与现实故事；“传”主要指传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格言警句和市民创作的励志箴言。 从“唱红”的内容可知，“唱读讲传”搞的绝不仅仅是有别于目前市场经济流行文化的另一种主流群众文化活动，也不仅仅是冠之以“找到了一种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有效载体”这样的一种官场话语称谓就似乎体现了它的意义，它的实质是在市场经济流行文化逐渐在社会上趋于主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这种市场经济文化形态又没有实现普遍结合的状况下，重庆市探索的一种以红色文化为主体、把中华传统文化和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的“一体化传承”的有效形式。以红色文化为主体的“三个文明传统”的一体化传承，找回渐行渐远的革命理想主义和忘我奋斗的文化情感和追求，满足人们对高尚文化和英雄主义的追求和期待，抵御“落后、腐朽的思想和黄、赌、毒趁虚而入” ，对社会文化堕落倾向的一种积极抗争与回应，这是重庆“唱红”的实质。宗教徒有信仰，我们共产党人也有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以红色文化为主体以及被人类知识所一般称道的高尚价值和追求。社会大众的快感文化与激烈的市场经济的契合，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需求。但如何使以红色文化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与市场经济和世俗社会需求相契合？这实质是个难题。文化不可能与经济基础与社会需求相脱离，也不可能完全的与世俗化的需求相一致，必须既相一致又相超越，才能既保持文化的传承性与活力、又保持文化的现实性与动力。重庆的“唱红”就是在探索这样一种新的有机结合和实践载体。 重庆“唱红”的本质是理想、信念、忠诚、文明一体化传承。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搞市场化带来的价值多元化和世俗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诱惑力是很大的。它牵引着红色中国的人们不断的偏离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追求，而向往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样的一种离心力和偏离，要求我们建立一种制度机制和文化载体，形成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偏离的力回归或制衡。这种向心力就是以红色文化为主干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集合体。使市场经济负面效应产生的离心力不断地向这一集成的人类优秀文明的集合体回归。所以重庆的唱红本质上是一种向以红色文化为主干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回归和坚持，实质是一种不断向先进文化和红色文化寻根和寻找精神归宿的过程。用苏伟教授的话说，是要破解一道历史谜题，一道西方人解了300年，我们中国人也解了30年，但都还没有解透的谜题——怎样使“鱼与熊掌”兼得，就是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又要道德高尚？这就是市场经济理论的老祖宗亚当•斯密留下的“斯密之谜”。 作为一种以红色文化为主干的优秀文化的一体化传承的社会文化集体行动，重庆开展的“唱红”已经实现了“四化”——内容具体化、形式生动化、主体群众化、机制常态化。从2009年6月被重庆市委三届五次全会列为文化建设9件实事之首，到2011年6月，已累计开展红歌传唱18.1万场，整理编辑《读点经典》丛书28辑，公开发行1600多万册，开展经典诵读表演活动7.9万多场，参与市民2735万人次；举行一定规模故事会11.8万场，全市手机和QQ用户转发箴言1.7亿多余条次，参与用户达到1.8亿人次。干部群众参与面达到97.25%，满意度达到96.61%。 为了强化以红色文化为主干的优秀文化的宣传力度，重庆市从2011年3月1日起，把“重庆卫视”打造成以传播社会主流价值为己任的纯公益性电视频道，彻底与世俗低劣文化和资本赢利告别。早间时段以播报新闻和“唱读讲传”为主，午间时段以新闻节目为主，晚间时段则以传播理想信念、历史记忆、民生法治等节目为主，黄金时段不再播放电视剧，节目之间不在插播广告。 重庆“唱红”作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探索，如何实现与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追求的乐感文化相结合？这对于重庆“唱红”还是一道尚未完全解开的难题。普通民众既需要“阳春白雪”，更需要“下里巴人”。通俗歌曲、曲艺小调、相声小品等等，这些既适合又满足人们精神放松和心情快乐的“下里巴人”，不仅还需要，而且在一些地方正逐渐甚至已经成为基层社会世俗文化的主体形式。如何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既适宜普通人传播、又蕴含有高尚人格和情操内容的艺术形式，把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优秀文化一体化传承以包容性的博大和与市场经济需要的契合完美地结合起来，可持久地坚持下去，这不仅需要重庆进一步探索和解决，也需要整个国家以及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必须担负起来的责任。拨乱期于反正，矫枉难免过正。在低俗文化和商业运作充斥传媒的文化生态下，重庆“唱红”，虽然壮士断腕，与低俗文化和一些地方一味的商业追求一刀两断，这样的精神和做法可谓壮烈。但断腕后还要练出真功，长出更为健壮灵活的手臂来。人民的现实和内在需求毕竟是决定艺术形式和艺术生命的源泉，也是集体群众文化得以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人性基础。 第七大创新举措——“打黑除恶”反腐败。重庆“打黑”，准确的提法是“打黑除恶”，是指2009年6月以来，重庆市开展的以“打黑除恶”为核心内容、实质是彻底铲除公检法部门权力腐败的一场专项正义斗争。依据重庆市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自该项斗争开展以来，重庆市打掉黑恶犯罪团伙429个，抓获涉案人员6548人，缴获各类枪支3万余支；破获毒品刑事案件6194起，打击处理5069人，缴获毒品3000公斤；解救被强迫卖淫妇女3000余人；查扣涉案资产30多亿元。共破获刑事案件193992起，打击处理77397人。共立案查处涉黑权力腐败案件1078起，1271人，其中正厅级10人、副厅级37人、处级300人；涉及公安79人、检察院28人、法院38人；国家公务员886人。 这场“打黑除恶”专项斗争，无论从实际效果、还是从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都是非常高的。据2009年底的调查数据，有78%的市民认为安全感得到大幅提升，89%的市民认为社会治安有明显好转。又据2010年的数据，重庆市主城区110报警量下降40%，刑事案件下降49.9%。群众安全感达到95.89%。 2009年6月以来，重庆市黑恶犯罪举报中心共收到4万份检举揭发线索，其中80%是实名举报。 只有组织化权威才能对付和剿灭组织化犯罪，这是人类对付集团犯罪的一般经验。但并不是所有的政权组织都可以对付得了和剿灭组织化的犯罪。在以追求“程序正义至上”的西方法治社会，许多犯罪因为办案程序的瑕疵而逍遥法外，这既是西方法治社会的悖论，也是西方为什么难于剿灭有组织黑社会犯罪的根本制度原因。重庆打黑除恶的彻底性和规模化彰显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党政权的本色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最广大的老百姓谋福利！这是衡量一切国家法治和政权行为正当性的根本标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为根本性的标准。如果共产党的政权被资本和黑恶势力捆绑、挟持或要挟，跟黑恶社会势力搞到一块去了，那么我们的政权还叫共产党的政权吗？重庆打黑除恶的本质就是在坚持中强化共产党政权的本色，还老百姓一个朗朗乾坤。重庆这次打黑除恶暴露出来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的公安和司法部门的许多领导干部已经和社会的黑恶势力搞到了一起，成了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样的“官黑勾结”比“官官相护”和“官商勾结”危害还要大。无论哪一个社会，如果连公安和司法都没有了起码的公正，这个社会还会有公平正义吗！人民群众活得还会有尊严吗？这次重庆打黑除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只要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和主要负责人以“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就能够做到英勇无畏，不仅敢于去碰非法的资本和黑恶势力，也能够铲除社会的一切黑恶势力和黄、赌、毒的东西。重庆的经验和解放初新生政权在短期内就清除一切封建社会污秽和垃圾的经验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当然，共产党人既要坚持实质法治，也要补上程序法治这一课。但完善程序法治，绝不是把程序法治作为分离甚至高于实质法治的至上对象来看待，而是要把程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并在程序法治尚未完善之前，更要以实质法治打击黑恶势力。不能因为程序法治尚不完善，或为了追求程序法治而丢掉实质法治的追求。法学界有的人以“程序法治”的价值或正当性质疑甚至否定重庆打黑除恶，那是颠倒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程序法治”也就是打黑除恶的适用法律是否正当，程序是否符合法制，这实质是比“实质法治”低一层次的问题，是打黑除恶“怎样打”的问题，而不是“该不该打”和“打的效果怎样”的问题。“怎么打”要服从“该不该打”和“打的效果”。只要该打，打得效果满足人民的意愿，即使打的过程中有些瑕疵，也是枝节问题，不影响打黑除恶本质上的正当性。有一些人用“怎样打”的正当性否定“该不该打”和“打的效果”的正当性，正如苏伟教授所说，或者是立场问题，或者是完全把西方“程序法治”或“形式正义”保护私权的那一套搬到中国来，“把喝法国香槟当做喝酒，把吃法国大餐作为吃饭，而否定喝茅台也是喝酒，吃重庆火锅也是吃饭一样荒谬”。 　 第八大创新举措——“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2008年10月 重庆市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村、社区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三项制度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在村和社区探索建立“三项制度”。作为一项基层党组织联系和服务群众的重要途径，“三项制度”第一项是指：“基层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众来访制度。该项制度规定：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每周集中接待群众不得少于1次，每次不少于半天。书记接访中，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仅要做好记录，能当场解答和处理的就及时解答和处理。同时建立“书记信箱”，公开设置意见箱、电子邮箱、联系电话、举报电话，畅通群众反映情况和发表意见的渠道。书记接访和“村五职”（书记、主任、会计、综治、计生）干部值班接访都要作好记录。第二项是指“基层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制度”。村、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到本村、本社区每户群众家庭走访不少于两次。重点走访困难户、上访户、致富能手、老党员、老干部，重点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情况，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和问题等。走访中要记好民情日记，每月召开一次民情工作分析会，建立党组织班子成员和党员结对联系、帮扶群众制度。第三项是指“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制度”。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办理反馈。“三项制度”开展的第一年就成效显著。至2009年8月 全市8982个村、2136个社区党组织全部建立落实了“三项制度”，实现了全覆盖。调查显示，91.6%的群众知道“三项制度”。 截止到2011年6月统计，“农村、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定时、定点、定人全天候接待群众，共计476.6万人次，走访4622万户次，覆盖城乡居民总户数的97.8%；收到群众放映问题366.4万件，帮助解决308.8万件。” “三项活动”是指“大下访”、“三进三同”、“结穷亲”，大致经历了2008（大下访）、2009（大走访、三进三同）、2010年（结穷亲）三个阶段。 “大下访”本初的目的为了保北京奥运会平安。重庆市这项活动从2008年7月上旬启动，从市级机关抽调200名干部，组成40个督导组，分赴40个区县全面排查和协调解决信访突出问题。活动开展不到一个月，到8月6日全市召开市级机关干部大下访工作会议，共有385名区县领导接访、下访、约访794次，接待群众近２万人次，已有1695件信访案件得到妥善解决，涉及群众12981人。 按重庆市委副书记张轩的介绍，重庆当时有很多人上访，为了保证上访人员不到北京添乱。“大下访”原计划搞三个月。经过对全市上访群体的详细分析，发现问题非常复杂，共有八大类、32个群体。为了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原来计划三个月的工作顺延到半年，并改称为“大走访”。当时梳理工作是利用各区县信访办、国资委的渠道了解情况，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一边“接访”一边摸情况，最后汇总。其中老上访户当时市里大概有400多人，基本上属于年年来、天天来的，问题解决不了就到北京上访。之后区县自己又去排查，区县的老上访户有2000-3000人左右，都是有名有姓的。排查后我们就提出要求信访案件下降30%的指标，信访办的老主任认为能够解决20%就不得了了，如果能够做到25%就烧高香。薄熙来书记要求最起码也得超过50%。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所有区县都超过了这个指标，化解率都超过了90%。 为了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信访问题，2009年5月至9月重庆市开展了干部大走访攻坚行动。市委和各区县都成立行动领导小组，并从市级部门抽调65位干部，组成13个督导组常驻区县督导信访工作。区县委书记、区县长分别每两周至少一次公开接访、约访或者带案下访，每次时间不得少于一天；重庆40个区县和北部新区也都制定了工作方案，从乡镇和部门抽调干部成立专项督查组和办公室，组织干部进村进厂，到家入户，亲自包案，主动约访。这项行动市委发文明确要求各级干部做到“五个必去”，即群众信访问题多的地方必去，工作推进有难度的地方必去，重大政策措施出台可能引发矛盾纠纷的地方必去，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地方必去，边远偏僻贫困地方必去。并且实行信访事项工程化的网格化管理，将排查掌握的矛盾纠纷和信访事项逐件建立台账，明确责任单位、责任领导、责任人员和解决处理时限，采取数字表格、图例、文字等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反映群众信访动态和信访工作动态。大走访攻坚行动定下的指标是，到行动结束时，要实现“三个下降”、“两个化解”，即群众信访总量、集体上访、到市进京非正常上访下降；区县、部门排查的信访积案化解80%以上，市交办的信访积案化解60%以上。结果仅到8月底，无论市交办信访案件和区县自排查清理信访案件的化解率均超过92%以上。 大走访攻坚行动还与解决民生切实需要结合起来。出台相应政策切实解决包括重点工程挖断水源造成当地群众饮水困难、退耕还林面积超计划、房屋产权‘两证’办理、未依法按政策征占地补偿及失地（少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在内的一批群体性信访问题。重庆市还投入3803万元对关闭破产解体城镇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和国有企业“双解”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由财政按每人每年给予180元缴费补助，参保缴费比例每人每年按上年度本市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3％进行优惠，有21.13万人享受此政策。重庆市还投入4.3亿元，对暂未实行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人员，从2009年1月起实行过渡性补助，即在职、退休人员津补贴水平不足每月500元的补到每月500元，全市有25.1万人可享受此项补助政策。重庆市还整合资源推进贫困地区发展、三峡移民后期扶持、采煤沉陷区居民受损房屋补偿及解决饮水困难等一系列政策的完善。据初步测算，到9月大走访攻坚行动结束时，因完善政策和解决信访个案，将有500万群众直接受益。 据主管此项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张轩介绍，“大下访”重庆解决了1.5万件积案，“大走访”解决了8.5万件。这两项10万件涉及到的人员初步统计200多万人，实际还要远远大于这数字。 据重庆市2011年6月提供的内部资料统计，“活动开展以来，20万名干部下访50万次，处理各类问题60万件次、200万人次，各级财政投入95.9亿元，解决各类矛盾和问题20.7万件，600余万群众直接受益。” 重庆市之所以下如此大的气力和财力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主要还是与重庆市主要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有关。薄熙来书记就把“大下访”定位为“一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的过程，一个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过程，一个改造干部思想作风、培养干部解决问题能力的过程”。 他《在重庆市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很代表他的群众立场：“我们干部队伍中的很多同志很辛苦，很努力，也很有成效，但也有些同志当干部的时间长了，对老百姓的事就有些麻木了，对群众的困难看不到，也听不进。一听有人上访，就嫌麻烦，甚至认为是‘无理取闹’，不知不觉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这样的思想感情是解决不了信访问题的。对人民群众有没有感情，是能不能搞好大接访的关键。事实上，绝大多数百姓去上访，都是事出有因的。老百姓进城赶集都得费点劲儿，更何况千里迢迢去上访！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去‘无理取闹’呢？我们眼里的一些‘小事’，往往就是上访群众家庭生活的头等大事。老百姓不会闲着没事去上访，他肯定是遇到了什么大问题。绝不能把他们拒之门外，让他们感到‘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干部的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百姓着想，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想事儿，这才能解决问题。” 薄熙来书记还讲了这样一段话“上访群众多是小家小户，生活清贫，具体问题不解决，生活就很困难，他当然要找政府。就算他上访的理由都站不住，说到底，如果他家里特别困难也就是个理由，政府就应该关心，要让他能过得去。” “家里特别困难就是上访的理由”，这样的信访观，只有把老百姓的幸福和冷暖永远放在心里的共产党人才能具有这样的思维逻辑和为官情怀！ “三进三同”，源于2009年5月市委党校中青班140名厅局级学员，分赴渝东南、渝东北等11个区县的140个偏远乡村，参加为期一周的“让我当村支部书记”主题实践活动。党校要求学员吃住在贫困家庭，按规定标准交纳食宿费用，按农民生活规律安排作息时间。 同年12月，市委三届六中全委会做出《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三进三同”作为一项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增进与群众感情的重要制度写进决定。2010年4月，重庆市委发布《关于在全市机关干部中开展密切联系群众“三项活动”的意见》（渝委发【2010】10号）对“三进三同”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各级机关干部每年至少用1周时间，新招录公务员、新提任领导干部用1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加强调查研究，每人撰写1份党性分析材料，形成1篇反映社情民意、促进农村发展的调研报告，尤其是市管领导干部每年要确定1个以上调研课题，开展专题调研，亲自动手撰写调研报告；区县领导干部每年下基层调研不少于3个月，市级部门领导干部每年不少于2个月。结合调研中了解到的社情民意、社会热点问题，市管领导干部亲自准备讲稿，每年到基层讲1堂党课。”据重庆市2011年6月提供的内部资料统计，“活动开展一年多来，26.1万人次干部深入农家253.2万户次，落实帮扶资金9.78亿元，资助困难家庭18万户，解决突出问题33.2万个。” 2010年元旦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到合川、北碚区考察调研时，提出“当干部的要‘结穷亲’，多交几个穷朋友”。2010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在全市机关干部中开展密切联系群众“三项活动”的意见》（渝委发【2010】10号），对“结穷亲”做出了明确规定。以18个贫困县作为重点区域，以农村建卡贫困户、城市低保户和困难党员作为重点人群，把因子女上学负担较重、有劳动能力但缺乏生产条件的困难家庭作为重点对象。市级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和区县级领导干部每人结对帮扶1户困难党员、1户困难群众，市级机关处级干部、区县部门和乡镇级干部每人结对帮扶1户困难党员或困难群众，一般干部职工可单独或以党支部或处、室、科为单位，集体结对帮扶1户以上困难群众或困难党员，结对干部每年深入帮扶对象家中一般不少于2次。据2011年6月统计，此次活动开展以来，已有35.4万名党员与57.6户困难群众结为穷亲，帮扶钱物5.6亿元，送去脱贫致富项目16万个，帮助解决具体困难41.1万个，帮助就学7万人，帮助就业19.3万人。 “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无论作为党的基层组织还是上级机关密切联系群众制度，还是作为新形势下创新社会管理的具体制度举措，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内涵的时代意义都将远远超越这些制度和活动的本身。当市场经济和新的社会结构关系，把每个个体、家庭、社群和法人关系置于自由选择的制度规则下，作为群众的个体、家庭、社群和法人只有当权利受到侵害或权利需得到保障不得不求助于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共权威时，私权和公权才可能发生必然的联系和关系，除此之外，作为私权的主体和执政者以及公权机关很难发生必然的和确定的联系。执政党和政府以及基层组织曾有过的通过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城市功能单位一体化的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新形势下，执政党和政府还能不能像革命和建设时期那样保持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能不能防止干群关系和官民关系因为市场经济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而彼此逐渐生疏甚至断裂和对立？重庆的“三项制度”和“三项活动”的实践，本质上就是对这些问题的经验回答。“三项制度”实质是创新了基层党组织与广大基层群众密切联系和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实践方式；“大下访”和“大走访”实质是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主动接触和排查问题、化解矛盾以实现社会和谐的社会管理方式创新；“三进三同”实质是在新形势下如何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向真正共产党人性质的回归以解决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与基层群众的感情问题；“结穷亲”实质是如何利用组织化的力量和体制内资源帮扶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个体化的联系和实践方式。这四项举措的实质，都是在探索新形势下执政党和政府如何赢得和选择政权合法性基础、在市场经济和新的社会结构下究竟依靠谁和为了谁的大问题。 目前党的执政建设的最大危险，仍然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家长制、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蔓延开来的权力腐败。解决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从目前的经验出发，有三种途径：一是到群众中去，可简称为“走下去”；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这是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二是扩大群众参与，可简称为“请上来”，就是在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立法和决策时，通过各种形式的论证会、听证会、恳谈会、议事会以及向社会或网络征询等等，广泛征求和尊重民意，从民意中获取智慧进行科学决策；三是实行区域化公决，像美国加州等地实行的、对宪法性和新的立法建议案实行民意征询和公决制度。中国共产党传统的最有效的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与群众联系的方法就是“走下去”，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样的一种工作方法不仅仅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熟悉、也最管用，而且是保持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本色的最有效官场生态。薄熙来书记对此有两段话讲得很生动很深刻：“党员干部要主动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大家都生活在重庆，空间距离并不远，但如果党员干部不去主动关心群众，也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干群关系就不是‘鱼水关系’，而是‘油水关系’了。刚才有的同志谈到老百姓的感受，‘现在的办公条件越来越好，但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了；高速公路越修越多，干部和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通讯水平越来越高，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却越来越少了’，这种现象实在值得我们深思！现在‘三门’干部不少，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只是在城市里转悠，到农村很少，了解实际不多。目前，农村的生活水平还远不及城里，不少百姓的生活还很困难，如果党员干部不下去，不了解实情，就谈不上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党性修养也会退化。” “各级干部要像孝敬父母一样对群众投入真情，像对待兄弟姐妹一样惦记群众的利益，向群众所思所急，做群众所忧所盼。为此，一定改进作风，走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有什么实际困难，以便有的放矢，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当然，保持“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并不排斥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框架内其他有效地客服官僚主义、密切与群众联系的好制度和好做法。扩大立法决策的社会参与、也就是公权力向社会开放和实行区域性公决都不失为加强执政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好制度。但共产党人的本色不能丢，为了发展经济和富裕民生，我们都要既“广交富友”，更要“深结穷亲”，并且在目前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趋势下，最为可贵和提倡的是“深交穷亲”，利用我们党的组织和体制优势，动用一切资源帮助低下层人民群众摆脱贫困，解决它们的实际困难，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既是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历史承诺也是对党性和传统理想信念的坚持。 第九大创新举措——领导干部“三维一体”年度综合考核评价机制。从2004年起，中组部开始研究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并在浙江、四川和内蒙古三省进行试点。此《考核办法》构建了一套全新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指标突出对人口资源、社会保障、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党风廉政、群众满意度等约束性指标的考核，强化对违反科学发展行为的刚性约束；考核方式包括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个别谈话、实绩分析、综合评价等六个环节，其中，民意调查和实绩分析均为创新；考核过程更强调体现民意，强化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把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等群众直接感受到的工作状况与成效纳入到民意调查，深入了解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公认度，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这套《考核办法》，中组部于2006年下发试行，并在近年来地方领导班子换届考察中得到普遍运用。2007年中组部又研究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并在部分省区市和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试点。十七大后，为尽快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2008年底，中组部又在天津、广东、宁夏等9个省区市，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商务部等29个中央部委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了年度考核试点。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2009年6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并以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同时，经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办法（试行）》，与《意见》一起形成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评新机制。 2009年中央下发的干部考评新机制，人们一般把它概括为民生、民主、民意——“三民原则”。“民生”规范和凸显了领导干部“应做什么”，“民主”则规范了考评干部“应该怎么做”，“民意”则规范考评干部的“判断标准”。民生、民主、民意“三位一体”，形成了领导干部考评新机制相互连接的有机链条；并以科学发展观贯穿其中。 重庆市探索实行的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三维一体”综合考评机制，始于2008年。所谓“三维一体”是指将“实绩考核、民主测评、民意测验”三个考核参数有机结合，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地对领导干部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且把这种考评结果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所谓“实绩考核”是指对区县党政领导班子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考核；所谓“民主测评”是指对区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执政能力水平和勤政廉政情况进行综合测评；所谓“民意调查”是指对区县党政领导班子及成员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工作绩效、公众形象的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进行随机调查。 重庆市实行分类考核制度，划分区县、部门、高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三大类，并制定相应的年度考核办法；再根据自然条件、功能定位、发展基础等因素对区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作进一步的细化分组设置。在实绩考核、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三项考核中，实绩考核（包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绩、党的建设实绩）权重最大，区县序列占75％（经济社会发展占60，党的建设占15），部门序列占60％（现已调整为占50分），高校序列占50％。民意调查的比重，部门序列从2008、2009年的占10%提高到现在的占20%。区县考核被确定为基本称职的，应对其实行诫勉；被确定为不称职或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称职的，应免去现职。部门考核领导班子被确定为一般、领导干部被确定为基本称职的，应实行诫勉谈话；领导班子被确定为差或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一般、领导干部被确定为不称职或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称职的，应进行组织调整。 改进民意调查方式是重庆市新考核体系中最具创新的探索。过去的民意调查就是会议民意调查，重庆市在此基础上，新增了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调查问卷由市委组织部设计，委托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独立开展。调查内容分城镇和农村两个部分。城镇部分将区县党政领导班子的岗位职责、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转化为包括家庭收入、机关办事作风、政府帮助就业、困难户领取低保、社会治安、看病就医、绿化卫生、道路交通等8项内容；农村部分转化为包括家庭收入、乡（镇）村（社）干部办事态度、农村公路交通、困难户领取低保、党员干部关心困难户、饮用水状况、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国家种粮直补等13项内容。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样本按各区县常住人口的1‰抽取，不事先通知各区县、不借助当地任何力量，由各调查组人员直接走村入户和打电话实施。 2009年3月，重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开始实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民调中心完成了22万个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实际成功样本25641个；走访了40个区县、111个乡镇（街道）、275个村（居委）的3276户居民，获得入户调查成功样本2849个。为确保调查的真实有效，调查范围尽可能覆盖更广的区域，调查员在调查时被要求每个村最多采样10户，每户被访者距离下户被访者直线距离不得少于50米。最终的入户调查和电话调查的结果，两种调查方式在同一问题上的误差约3％，说明通过两种调查方式取得的数据是一致的，调查结果客观真实可信。 为确保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市委组织部派员全程参与、现场监督。在每个区县电话调查结束后，即邀请该区县领导到民调中心听取电话录音。在入户调查过程中，进行交叉监督，同时收集整理入户调查过程中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2009年考核，全市有21名市管干部被诫勉谈话，5人被调整交流，4人被免去现职，而更多的考评优秀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工作业绩得到了应有的肯定、赢得了荣誉和提拔重用。 第十大创新举措——微型企业创业扶持计划。2010年6月，重庆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微型企业的若干意见》（渝府发【2010】66号），这是我国省一级地方政府首次发布扶持微型企业的规范性政策文件。 时间刚好相隔一年，2011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在全国性政策文件中，第一次把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并具体规定了十五类行业和其他未明列行业根据企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确定的三种类型企业标准。“微型企业”正式从小企业中划出，纳入国家政策规范和扶持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范围。重庆关于“微型企业”的地方政策为国家出台“微型企业”正名开辟了先河。何谓“微型企业”？重庆规定“雇员（含投资者）20人以下、创业者投资金额10万元以下的企业为微型企业”。工业和信息部四部门下发的通知是按行业不同确定了不同的划分标准。从业人数最少的是批发业5人以下，人数最多的是工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等20人以下，其他行业则10人以下；营业收入则从1000万（批发业）到50万（农林牧渔业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不等。世界各国对微型企业的划类标准也不尽统一。比如日本制造业按雇员标准人数是20人以下，其他国家大多都在10人以下。 重庆为什么要对微型企业进行特别扶持？从一般意义上说，微型企业不仅是我国民营企业也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 它在吸纳就业、消除贫困、推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和保持经济社会稳定、造就民营企业家、开辟和探索市场、传承传统技术等方面，以及像我国在市场经济发育中扮演的主体角色和推动作用以及放大效应等等方面，都起到其他企业不能替代的作用。 微型企业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穷人的企业和为穷人提供就业的企业，也是造就伟大企业家的母体和摇篮。据有的学者研究，微型企业之所以成为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原因在于微型企业单位投资的劳动力(就业容量)和单位产值使用劳动力(就业弹性)都明显高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 尤其是在一个经济体处于欠发达或发展困境时，经济活力主要来自这些与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娱等息息相关、能够使大多数人增收致富的微型企业。正是这些千千万万、星罗棋布的微型企业，成为支撑经济正常运行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税收和财源。 除了上述一般性理由之外，重庆特别扶持微型企业有两点可观察到的重要考虑：一是以民生导向的经济发展，无论激活内生力还是扩大消费、减少贫困、缩小基尼系数，都首先必须解决就业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是最大的穷困。” 所以重庆市市委2011年7月通过的的“共富十二条”第一条，就是“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个体工商户增加到150万个，有效增加普通劳动者收入。”重庆市扩大就业的思路是“以创业带动就业”，鼓励和支持微型企业发展。2010年6月通过的“民生十条”第九条规定：“重点支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农转非”人员、三峡库区移民、残疾人、城乡退役士兵、文化创意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群体自主创业，力争新增微型企业6万户。市财政每年出资3亿元，按企业注册资本的30%—50%给予补助，并通过税收返还、融资担保、规费减免等措施扶持创业，让群众有活干、有钱赚。”二是受我国东部地区快速发展的经验启发，区域经济活力与社会成员财富与市场主体的多少成正比。按黄奇帆市长的看法，“重庆与沿海地区最大的差距，在于市场主体太少。我们3200万人，企业数约20万户、个体户70多万个；而浙江4000多万人，有企业80万户、个体户220万个；上海2000万人，有企业60多万户、个体户120万个。‘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若市场主体没有足够的规模，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经济体量，社会成员的财富来源就会受到局限。” 微型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资本金问题。重庆市对微型企业的特别扶持，黄奇帆市长的解释是：“我国抓民营经济，发展大企业要解决的是与国有企业同等国民待遇问题，发展中小企业要解决融资难问题，而发展微型企业是要解决资本金问题，因为很多的草根阶层、低收入群体有一技之长，想搞一个企业，但缺乏资本金，没有注册资本条件，就无法做企业。为此，重庆市政府最近在这方面进行改革，不管是大学生、教师、还是文化工作人员，还是民间的下岗工人、农民工，只要注册一个微型企业，如果出10万元的资本金，政府就补助3万—5万元的资本金，不合资，只送钱，完全是一个资本补助。同时，政府还会与银行合作，用政府信用或担保公司担保，帮助企业进行1∶1的贷款。此外，在其经营过程中，政府还将实行一个资本金的税收优惠，意思是如果你的资本金是10万元，政府将退还10万元的税收。”黄奇帆还给人们算了笔账：“假如一个人拿10万元做资本金注册一个微型企业，政府退税退了一个资本金，贷款贷了一个资本金，再补助半个，实际上最后就变成了30万—40万元，这个微型企业很快就催化起来了。如果全市有5万个这样的企业成功了，带动的将是100万人就业。可能过几年，这一批微型企业里会出现一大批中小企业，说不定10年以后，还冒出几个大型企业。” 到2011年6月止，重庆市已发展微型企业1.1万户，注册资本金10亿元，共发放财政补助资金3.8亿元，其中市财政2.6亿元，区县配套1.2亿元。共解决了10万多人的就业问题。 三、“公益社会主义'——重庆经验的核心价值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资本化经济，由资本自由竞争、扩张和主导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利用资本自身固有的趋利性和扩张性以及私权自由激发的社会活力，保持经济发展动力的可持续。即使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以挣钱为天职而不是以消费和享乐为目的，或者如厉以宁教授所说资本主义已从刚性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具有弹性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 ，都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资本自由和强势，既可能由产能过剩形成供求关系的失衡，也可能由资本衍生和买卖形成资产泡沫、更可能由垄断造成价格畸形扭曲，使貌似平等的契约实则是资本控制的严重的社会分配和交换不公，从而导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劳资冲突、贫富分化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这是资本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必然要产生的社会现象和发展态势。正是这种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形成的负面效应，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形成并成为修正和维护自由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指导原则，但凯恩斯主义通过国家扩大投资增加社会需求总量、平衡社会宏观供求关系、保持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模式，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或违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本性。况且政府投资效率和成本产出的考量、纳税者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的追问，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的多样性需求，这些都挑战着政府的投资效率和服务能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下，“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的矛盾本质上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谁优谁劣的争论。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期望在保持资本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前提下，不是通过节制或限制资本的方式，而是通过利用资本的方式，在不打压和保持资本的活力和效率的情形下，不仅实现经济资源的基础性配置，更能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既避免资本极度扩张带来的供求关系失衡、市场垄断和监管实效，又能够科学发挥执政党的领导和政府宏观调控、对市场以及金融监管和价值再分配的效能，尤其是国有经济在公益性经济建设方面的作为，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和民生需求方面的桥梁和保障作用，从而能够保持市场的供求关系平衡，实现社会财富在最广大的劳动者中间公平分配，实现人类最大的国家社会共同体的共同富裕。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为优越的发展目标。既要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以及金融危机，又要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贫富分化、资本当家，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又包含着一个悖论。从资本本性的逻辑来说，实现广大劳动者的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因为只要你搞市场经济，资本对经济的主导和控制就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但中国共产党既然搞了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实践中经过制度探索和创新解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逻辑上难于克服的悖论。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持了资本的本能和活力又能够克服资本的负面效应的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问题的实质和内在依据是我国具有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并由这种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更为优越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与资本的本能和活力、与广大劳动者的现实民生需求相结合，在资本、劳动和权力三者的关系上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配置关系，使权力服务于劳动而不是受制于资本、资本和劳动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并由国家权力和法制实现持久性的保障的一种新型市场经济体制。 由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的更有优越的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是个什么样子？重庆近些年来的探索实践，可以初步回答这个问题。改革开放初的1985年，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必须坚持的原则做过多次阐述，概括地说就是两条：一条是“公有制为主体”；一条是“共同富裕”。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做了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什么是“公有制为主体”做出的具体解释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但这个解释主要是对全国而言的，对有的地方和产业可以有差别。并且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国民经济比重的大小，不决定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 正是在这种政策的主导下，我国的所有制比重关系近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讲，“民营经济目前已占我国 GDP 总量的 55％以上，吸纳城镇就业的 80％以上，现在已经形成‘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外资经济为辅助’的所有制结构。” 那么在这种所有制结构下，如何体现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是否还有其他别的实现途径和方式？共同富裕是一种长远的发展目标，还是可以作为一种发展原则体现在具体的政策策略之中呢？重庆的探索和回答是，国有经济企业不是依靠垄断或其他政策优势与民争利，而是依靠国有资产的增值和市场化、股份化的资源整合运作，在民营经济缺乏投资活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和扶助民生发展的具有公益性的经济建设领域，发挥投融资、必要的资金保障、解决和带动就业、平衡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 按黄宗智教授的说法，“重庆依赖的是国有的企业公司，以及它们的市场收益和增值，来为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它证实，国有公司可以根据市场信号和动力来运作，而其目的可以不是私家利润而是公共效益。”“它既不是基于官僚经济抉择的计划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两者特定部分之间的结合。它把高度发展的市场和私有经济当作前提，但它是政府所有的，并以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或公司利润为目的。我们几乎可以说，它是处于政府和市场、公和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连接体。” 政府企业的公益性加市场化运作，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增值效应和滚动开发优势，使增值利润成为公益资产，并反馈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和民生发展，成为政府财政的第三口袋。这是重庆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和强劲发展的根本经验，也是重庆的经济发展、政府财政和民生建设三者紧密相连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我国许多地方政府，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凡是民生建设搞得好的地方，都是依靠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把财政的钱主要花在民生需要和公共事业建设方面。比如陕西的神木县的公费医疗、宁陕县的免费教育，黑龙江省富锦市的寄宿教育等等。像富锦市和宁陕县，即使一般地方财政收入才3亿多人民币，也要拿出几千万甚至三分之一的钱用于教育福利开支。 以财政收入解决民生需求和公共建设所要的资金，这也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福利国家通行的做法，但能不能开辟第三条通道，不是通过高税收和发国债解决高福利问题，而是通过公有资产的市场增值，协助政府解决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发展和公共事业所需的资金问题，崔之元教授认为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很有解释力。“米德认为，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政府对税收、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按重庆市黄奇帆市长的说法就是：“重庆国资和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国资变成了财政的第三口袋，这个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在民生。我们重庆是财政的51％用在民生。为什么重庆能够把那么多的钱用在民生?整个中国31个省份，只有一个省符合教育法，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我们这几年年年在4％以上，只有重庆做到了，为什么这个穷地方教育能够支出4％呢?我们把国资赚的钱补了一块，如果国资不补，我肯定民生里就要少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为重庆的财政更多的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的意义。” 作为国有经济组织和现代企业，不仅不与民争利，而且也不在竞争领域参与垄断经营，而是把主要的精力和功能作用于园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发展和公共事业上面，这样的企业既是国有的、又是公益的、是处于政府和市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中间连接体”，这样的一种国有公益性经济组织以及相应的市场化运作制度，使作者联想到哈贝马斯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的“公共领域”概念和黄宗智教授受其启发提出的“第三域”概念，以及秦晖、王绍光、康晓光等教授使用的“第三部门”概念。这些概念创造和提出的共性都是在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之间探讨一种中间区域或一种新的领域。这一区域或是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两元对立的预设下，或者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两元渗透的预设下。或只向私人和社会组织开放——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或既向国家开放又向社会开放——黄宗智的“第三域”，或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秦晖等人“第三部门”。 这种在国家和社会结合部寻求问题答案的思路，对于解释重庆的国有经济企业的性质和功能很有启发。国有经济无论在中央和地方哪个层面，那些无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竞争性行业的存在，确实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但是在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一些具有战略性的中央国企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国企，还必须发挥应有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头作用。在地方国资委管理层面，国企不存在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问题，但存在对区域性经济安全和民生产品供给满足需求的问题，对区域性国企究竟应如何定位？发挥何种作用和功能？重庆国企的功能定位和探索实践，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初步的答案。那就是一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发育和创造出来新型复合性的经济组织。它有四大显著特性：一是政府主管的经济组织。对国资管理机构——国资委负责，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命由国资委作出；二是履行社会公益性职能的经济组织。重庆国企的主体企业，如“八大投”集团不是以赢利经营为目的，而是以服务于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民生发展为目标，凸现了非盈利社会组织的鲜明特性；三是按市场经济以及证券化运作的经济组织。这一特性使重庆的国企与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组织和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经济组织区分开来；四是以金融为主体兼具工商业功能于一体的经济组织。这一特性与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分工和企业定位相对明确的现代经济组织形式有一定的区别，属于混合型经济组织类型。这种经济组织的产权政府性、职能公益性、运作市场性和类型混合性，创造了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新类型。由这种国有公益性经济组织参与甚至主导的市场经济，就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鲜明的区分开来了。我把建立在这种经济关系和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暂称作“公益社会主义”，以国有公益性经济组织或经济领域的公益性为显著特征的社会主义。 重庆的“公益性社会主义”不仅仅体现在市场经济领域，还体现在民生社会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绿色生态建设等各个领域。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的公益性：一是经济组织的公益性。重庆“八大投”集团为其典型体现；二是政策导向的公益性。“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为其典型体现；三是政府职责的公益性。“五个重庆建设”、“打黑除恶”为其典型体现；四是公务职责的公益性。以“三项制度”“结穷亲”为其典型体现；五是民生建设的公益性。“公租房”“留守儿童特别关爱”“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等为其典型体现；六是创业扶持的公益性。“微型企业扶助计划”为其典型体现；七是文化传媒的公益性。以“唱读讲传”和“重庆卫视改版”为其典型体现。这七大“公益性”的典型体现，生动而鲜活的勾画和显现出重庆正在探索的“共同富裕性科学发展”的内在价值和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特征。这种创新型社会主义的最为核心价值就是“公益性”，也就是共产党人矢志追求的“为人民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创造和升级版；它所蕴含的发展目标是“共同富裕”，超越和克服由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别”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创造一种超越西方自由和权利资本主义形态的新社会形态。“公益社会主义”有可能将最终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旗帜。 当然，作者也非常赞赏黄宗智先生对重庆评价的一段话；“重庆的经验，代表的是一个不同的‘模式’，验证了一种既不是市场资本主义也不是计划社会主义经济的、而是经过两者部分特征之重新组合的新颖的可能。它的来源不是任何现存理论体系，而更多的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实践中的创新。它是一个仍然在形成过程中的工程。” “仍然在形成过程中的工程”，这个断语非常好。凡是由地方发育，尚未成为国家制度层面的制度，都可谓“仍然在形成过程中的工程”。即使对重庆而言，不仅仅正在探索的公益社会主义本身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而且其本身的组织化建构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证券化与股权激励和股权开放能否最终解决国有公益性经济组织的动力可持续问题，目前正在探索尚无经验验证；两翼林权地区农民的脱贫致富计划如何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合作化并完全与市场经济接轨，目前也刚刚在起步阶段；与这些新型的工业体、产业体、园区经济、公益性经济组织管理相适应的市镇体制和民主法制建设，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全成形的体制机制；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市场经济转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之间如何形成制度化的有机结合，目前也尚处于探索阶段；党的干部除党性忠诚信念激励外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化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物质激励制度机制。总之，重庆近年来的发展经验和探索，只是初步展示了新型的“公益社会主义”具有震撼力的发展前景，“共同富裕型科学发展”也仅仅是初步展示出惊人的个性化魅力。前面的路还很长，道路是否曲折，不仅仅取决于重庆人今后的选择和努力奋斗，也取决于我们所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取舍和奉献，尤其是中央对重庆创新型探索发展的肯定和支持。 陈红太：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博导。 原文见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980/16845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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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住建部：十二五保障房将重点发展公租房
dongzg101 2011-10-25 23:16
住建部：十二五保障房将重点发展公租房 2011-10-25 22:04:00　来源: 证券时报网 (深圳)　 有 0 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 ( 0 ) 住建部部长姜伟新10月25日表示，“十二五”时期的保障性住房将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特别是人口净流入量大的大中城市要较大幅度提高公共租赁住房建设的比重；在安排年度建设任务时，计划头一两年多一些，后几年少一些。 责任编辑：NF075 (本文来源：证券时报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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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dongzg101 2011-10-3 04:46
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凤凰网评论专栏作家 笑蜀 2011年09月22日 09:50 1409 人参与 77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作者：笑蜀 核心提示： 为什么国人缺乏平常心，都那么浮躁，都那么狂热地追逐成功。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无非因为一点，即恐惧，即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恐惧。而全部恐惧，显然都来自作为普通人生存的艰难。普通人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当这绝大多数人都有保障了，都安全了，社会的基础才牢靠。只有上层的安定那不叫安定，归根结底，那不过是流沙上的安定而已，幻象而已。 睡觉前忘了关手机，结果天才蒙蒙亮，就被手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吵醒了，一看，全是垃圾短信：譬如赶紧打钱到某某账号，譬如某房产公司最新笋盘推出，等等。因为熬夜，所以很想睡懒觉，但睡意全被那些垃圾短信搅散，心中那个恼啊。 平白无故被骚扰，被破坏心情，这样的事每天发生。侵犯你不多，就侵犯你一点点，你还没法还击，没法解决，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你一点辙没有，只能选择忍受。而这一切都是无端的，没有任何别的原因，你没有任何错，唯一的原因，或者说唯一的错，仅仅在于你是一个普通人。 这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切身感受。这感受，被最近的一则新闻印证。媒体报道，手机运营商手中都有一份神奇的“红名单”，只要你上了那份“红名单”，垃圾短信将远离你的手机。不过要上这名单，你得是一定级别的领导才行，至少得是省市级。 原来，杜绝垃圾短信并不是技术上做不到，而仅仅因为，你不是领导。这即意味着，你不是省市级以上领导，进不了那个高贵的圈子，那么你每天被侵犯一点点，每天被骚扰被破坏心情，就是活该，就是天经地义，没谁会当回事。 岂止手机短信二元结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典型的二元结构。一头是领导，依然至少是省市级以上领导；一头是我等普通人。领导的一切都绝对保障安全，绝对保障充裕，绝对保障物美价廉，交通如交通管制；医疗如耗用公共医疗资源85%的高干病房；教育如主要为领导子女服务的重点学校制度；一日三餐如正在全国遍地开花的特供食品基地。至于普通人，对不起，只好承受看病难，读书难，行路难，乃至一日三餐几乎找不出一种安全食品等种种高昂成本，所有那些高昂成本无一不透支生命，让人心酸，让人疲惫，让人绝望。 在中国做一个领导感觉真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无微不至，比照顾婴儿更周到更精心。出门碰到下雨，都无须自己撑伞，自有撑伞的随员亦步亦趋；甚至六一节去幼儿园看表演，宁可让孩子们在烈日暴晒下献歌献舞，也要保证领导在阴凉处安然正襟危坐。作为比照的是，做一个普通人真苦。一个普通人的人生，往往是挣扎的一生，这挣扎往往无异于一场噩梦。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国人缺乏平常心，都那么浮躁，都那么狂热地追逐成功。“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无非因为一点，即恐惧，即对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恐惧。而全部恐惧，显然都来自作为普通人生存的艰难。 我们常常谈到中国的二元结构，但都是城乡二元，东西二元等等，鲜有注意到，普通人与领导的二元结构。一旦不再是普通人，一旦进入省市级以上领导的圈子，恭喜你，你就自由了，解放了，就可以拥有审美人生了。但如果进入不了那个圈子，如果只是普通人，抱歉，你就在茫茫大海中苦苦泅渡，自生自灭吧。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于普通人的歧视，是以牺牲普通人的权利，普通人的幸福为代价。 这当然不是正常现象。普通人是什么？普通人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一个社会的基础。只有当这绝大多数人都有保障了，都安全了，社会的基础才牢靠。如果这基础中的每个成员，每天都被侵犯一点点，每天都在惶恐焦虑中度日，那么基础不牢，社会稳定又何从谈起呢？只有上层的安定那不叫安定，归根结底，那不过是流沙上的安定而已，幻象而已，绝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放眼那些真正的长治久安的国度，就不难发现，在那里做一个普通人真幸福。做一个普通人，等于处于私人生活的堡垒之中，没有任何非法的力量胆敢侵扰，可以那么自由，那么安详，那么满足。而愈往上走，要牺牲的私权愈多，而且制约愈多，骚扰愈多，责任愈大，风浪愈大。侵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私权都是大罪，都往往导致身败名裂，但对身处权力高层的人，则报纸上可以每天骂声不断，迎面碰上可以随手扔去一枚臭鸡蛋。从这比较中，可以发现这么一个原理：普通人的权利愈有保障，普通人的生活愈是安定，则社会愈健康。 而这，恐怕才是社会稳定的真正奥秘吧。 最新文章： · 普通人的权利，才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 重提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 · 强制合点并校完全没有人性的视角 · 卡扎菲不懂的逻辑：最好的安全是均衡 · 我有一个梦：让北漂南漂有尊严 · 动车惨案应成为终止人祸轮回的关键转折点 PN019 标签： 普通人 基石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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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国务院常务会议公租房标准不妥之处
dongzg101 2011-9-27 05:29
国务院常务会议公租房标准不妥之处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1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继续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特别是公租房建设，加快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毫无疑问，近年来，中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完善住房体制和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保障房建设方面传出了诸多积极的信号，可在公租房建设与供应上，还存在诸多问题或曰不妥之处。 一、公租房没能为急需解决住房人群提供保障。 会议要求，公租房面向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从上述会议提出的公租房覆盖人群看，已经基本上能够解决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能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住房负担。可从实际来看，真正急需提供保障的大学毕业生群体却没能享受到公租房政策。 2011 年，我国有 610 万大学毕业生，他们中绝大多数将选择留在城里发展，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是父母供给，对于富裕家庭来说，大学毕业生到城市发展还不存在生存问题，可对于大多数贫困家庭来说，大学毕业生来到城里面临的最大压力就是居住问题。以北京为例，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居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或安全难以保障的群租房里，而即便是这样的居住环境，他们也要为之承担不菲的租金（五环以内地下室每间租金 600-1000 ，群租房每间 800-1600 ），这样的居住成本对于处在找工作阶段或刚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或来说无疑过高。 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提出的公租房保障人群，无论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还是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都或多或少具备解决自己住房的能力，并且，尽管他们对于现在的居所不满意，可他们现在毕竟拥有安居之所。而大学毕业生则不同，他们从学校毕业出来，只是背着空空的行囊，他们最需要当地政府能够为其在住房方面提供保障，这样才能让其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去求职与发展。 二、公租房建筑面积标准明显偏大，不能令住房保障人群最大化。 会议要求，公租房建设以小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以 40 平方米为主。目前，急需政府提供保障房的群体多，人员数量大，这样，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有限的资源配置下，政府在规划公租房时首先应考虑的是保障覆盖面广，而不是居住的舒适程度。单套面积 40 平方的房子，已经可以足够满足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所需。而真正需要政府提供公租房的绝大多数是单身一族，对于他们而言，能有 20 平方的单间（ 15 平方的房价、 5 平方的厨卫）即能满足其生活所需。故此，笔者以为，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应以 20 平方为主， 30 、 40 平方为辅，这样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令住房保障人群最大化。 三、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公租房租金标准不能令民众得到明显的实惠和足够的保障。 会议要求，公租房租金标准由市县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按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原则合理确定。目前市场上提供房屋出租的大多是投资客，由于近年来房价持续上涨，他们在买房时已经付出不菲的代价，他们在出租房屋时必然定出能够让自己有较好回报的租金，故此，市场租金已经处畸高状态，若政府参照市场租金来定价，必然导致公租房价格也处在偏高状态。以北京为例，五环以内的一居室（ 30-40 平方）每月的租金为 2500 — 5000 元，若按本次会议要求，政府的公租房略低于市场租金，则公租房的租金应该是多少呢？既然是略低，应该不会超过 20% 吧？那么，此区域同样面积的公租房租金应高于 2000 — 4000 元，低于 2500-5000 元，很显然，这样的租金标准不能令民众得到明显的实惠和足够的保障。故此，笔者以为，政府对于公租房的定价不应参照市场租金，而应以公租房建造及运营成本，按一定年限收回投资进行测算，这样，必将得出比市场租金低很多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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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不要过分苛求公租房的舒适性
dongzg101 2011-9-25 16:35
不要过分苛求公租房的舒适性 作者：陈方 　　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公租房的面积和租金标准。公租房的单套面积将以40平米为主，租金标准由市县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按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原则合理确定，公租房也将向外来务工人员开放。 　　公租房的单套面积只有40平米，这算不算“蜗居”？网民们以高度热情想象着公租房的样子：有没有卫生间，有没有厨房？如果是上有老下有小，这40平米的居住空间又该如何布置？这狭小的空间到底能不能改善居住者的居住条件？ 　　网民们善意的担心可以理解，但必须明确的是，公租房建设是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的一部分，公租房面向的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公租房要解决的是这些群体的居住问题，而不是舒适度问题。 　　公租房单套面积以40平米为主，其实也是有迹可循而非特色创造。在香港，公租房面积基本也是在40平米左右，即便从国外一些国家的公租房建设情况来看，一般单套面积也都是在40平米左右。比如韩国，“永久租赁住房”作为韩国最早的福利性住房出现于1989年，当时作为政府“200万户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建设费用的85%由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负担，面积多在40平方米以下，月租金为市场价的三分之一。供给对象包括接受生活保护援助者、单亲母子、赡养65岁以上老人者、国家有功人员等。 　　从土地监管的角度来看，国土部要求公租房以40平方米为主，显然折射出土地用地紧张。公租房以40平方米为主的话，不仅能节约出更多土地，还能为政府节省建设资金，以便完成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任务。 　　公租房是一种过渡性住房保障措施，既然是过渡性措施，我们就不能苛求公租房一定必须具备舒适性。此前，经适房面积超标的新闻时有耳闻，面积超标的经适房有时会成为权势阶层的“唐僧肉”，因为住在这样的经适房中，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公租房以小面积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权势阶层的侵蚀。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公租房的过渡性属性，注定租房人具有较大流动性。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在对供给对象严格把关的同时，必须完善公租房的退出机制。如果租房人收入状况发生变化，或者已经购置自有住房，就要及时收回公租房，避免因为公租房准入退出管理机制不完善、监管不到位，重蹈经适房被违规出租、闲置、出借的覆辙。虽然公租房因为自身面积的“小”，不会轻易成为权势者的目标，但是对公租房的监管也不能有任何疏忽。 　　与网民围观公租房面积的热情相比，对于公租房的租金标准围观者并未倾注太多热情。会议要求各地在确定公租房租金标准时略低于市场价格，“略低”到底低到何种程度，是不是和市场价比较接近？如果公租房的租金和商品房租金比较接近的话，那公租房的公益性又如何体现？一些国外国家的公租房租金往往只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其他部分全是政府补贴。如果公租房租金不能体现优越性的话，公租房所保障的人群事实上是难以受益的。 　　与其去苛求公租房的面积，不如将目光聚焦在公租房的监管与租金问题上来。作为一种过渡性住房保障措施，如果我们过度苛求它的舒适性，多多少少就有些“鸡蛋里挑骨头”的意味了。 新浪评论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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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公租房两家打通能"变型" 户型设计 正在制定中
dongzg101 2011-9-24 20:29
公租房两家打通能"变型" 户型设计正在制定中 2011-09-24 00:36:13　来源: 法制晚报 (北京)　 有 1 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 ( 0 ) 目前，公租房建设以小户型为主。按照《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技术导则》，30平方米左右的单居套型应具备简单电加热和排烟厨具的条件，40至60平方米的小套型、中套型和大套型，卫生间使用面积要不小于3平方米，阳台建筑面积不大于4平方米。 目前，本市正在制定公租房的设计和装修标准，不超60平方米的小户型将更实用。同时，将考虑能与临近的套型打通，为组成一套面积更大的住宅留空间。 为保证公租房的设计质量，规划部门将提供多套“样板”设计图给予参考。标准和设计图出炉后，将有望加快公租房的建设速度。 据了解，今年本市计划建设、收购各类住房中用于公开摇号配租配售的有10万套，其中公租房和廉租房将达6万套，占60%。 公租房·标准 要合理有效利用空间 为了保证设计水平，主管部门对公租房的设计师进行了资质门槛限制。 市规划委介绍，从今年年初开始，只有拥有保障房设计经历、所在企业拥有良好业绩记录的设计师，才能参与包括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房设计招投标工作。 按照市规划委要求，公租房的设计要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空间，设计师要先做好每个户型，再对小区进行整体布局，再做好景观设计和绿色节能设计。 公租房·面积 卫生间不小于3平方米 目前，公租房建设以小户型为主。按照《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建设技术导则》，30平方米左右的单居套型应具备简单电加热和排烟厨具的条件，40至60平方米的小套型、中套型和大套型，卫生间使用面积要不小于3平方米，阳台建筑面积不大于4平方米。 公租房·装修 加装壁橱“占天不占地” 屋内提供简单装修，让人可以拎包入住。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公租房的装修标准，同时考虑设计出多种装修方案供企业和入住人群选择。 有些人已在北京打拼了几年，有家室的人搬进公租房时，老家具拿进来摆不下，小户型会面临着租户自带家具和储物空间的冲突。但下一户如果是单身年轻人可能又没家具，公租房的住户在流转，可需求都不一样。 开发企业表示，计划在公租房中试水“菜单式”装修，但可能会面临浪费。因此，在装修标准中，将会推荐“占天不占地”的壁橱形式，衣柜、冰箱等可塞到壁橱之下。 公租房·预期 为两个套型打通留空间 在规划中，公租房不仅要在套型内满足住户的基本需求，还要在设计阶段就考虑到公租房标准在未来70年中情况一旦改变，这些小户型是否还会好用。 因此公租房尽量要成为“变形金刚”，将考虑能与临近的套型打通，为组成一套面积更大的住宅留空间。 同时，要保证打通的户型同样是合理的，不能让两个户型打通后出现功能、面积上的浪费。如果两套30平方米的单居户型合并后出现两个3平方米的卫生间，就会造成浪费。 在设计时要考虑或将两个户型的卫生间放在一起，或考虑将其中一间改造成储藏室。 新闻内存 保障房缘何提高设计水平？ 去年，本市第一次将42个在建或待建的政策房项目规划设计进行了展览，接受市民提出意见或建议。展览后，规划部门依据这些意见督促设计单位进行了调整。 市规划委主任黄艳表示，展览暴露出一些年轻的设计团队设计经验不足，对居住区、百姓生活不是特别了解，很难设计出好方案。今后，将在培养政策房设计师人才方面加大力量。 同时，本市推出了第一版《北京市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设计指导性图集》，对政策房规划设计技术规范提出了一些刚性要求，例如净使用率不得低于65％等。 图集中对各类政策房的不同户型进行了模板化设计，例如考虑到为基本家庭电器预留空间等，以提高小户型的设计水平。而现在，同一班底的人马正在加紧完善公租房的户型设计。 (本文来源：法制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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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广州政府要求单位筹建公租房：福利分房或再现
dongzg101 2011-9-24 04:56
广州政府要求单位筹建公租房：福利分房或再现 2011年09月23日 08:19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吴杰 10 人参与 1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你们这个单位会分房吗，什么时候分？”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福利房取消之前，这样的问题在找工作时必然会出现。十多年后，广州的“漂一族”将需要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据《南方日报》9月19日报道，广州市国土房管局9月18日称，对户籍和非户籍的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群体，拟借鉴房改前单位保障、社会保障等经验，在防止福利分房的前提下，通过用人单位筹建 公租房 为主、政府提供公租房为辅的方式，满足“夹心阶层”的住房需求。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外来人口最多，“漂一族”对公租房期待最大的城市中，广州是第一个明确表示公租房的建设将由“用人单位筹建为主，政府提供为辅”的城市。 不过，利用单位自建保障房大做文章的并非只有广州。据《北京晚报》报道，早在2011年1月，北京市住建委新闻发言人秦海翔表示，该市将鼓励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等社会 单位利用自有国有土地建设公租房，鼓励产业园区建设公租房向园区内企业职工出租。 而据《中国青年报》近日的有关报道，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已经在使用自有国有土地自建一批公租房以解决高校教师的住宿问题；北京经济开发区和中关村国家创新示范区也已成为目前北京市公租房建设的主力军，所建成公租房将优先分配给园区内企业“人才”。 “ 公租房，单位建” ”公租房，单位建“，其实已经在实行中。6月下旬，广东省住建厅公示的《2011年广州市保障性住房安居工程项目统计表》中，有8个项目由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保障房，建成后将供应1.34万套的保障房，占广州今年保障房建设任务总量的15.7%。其中， 廉租房 4410套，经济适用房3160套，公共租赁房5825套。这被称为是广州房改1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单位建房分房计划。 这8个单位分别是广州建筑集团、广州市政公司、广州地铁公司、穗和公司、东建公司、安厦公司、番禺海关、华南理工大学。表格信息显示，这8个单位都是自己投资，利用自用土地建设。 但是能像这8个单位这样有钱有地的用人单位有几个，他们的员工的公租房该怎么解决？ “ 没单位的怎么办？自由职业者怎么办？有单位没钱没地的又怎么办？ ” 不少进了外企、私企、民企的网友大叹 “ 进错了单位 ”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的正式表态引起了社会公众的热议，更有人提出质疑：“这是不是重开‘福利分房’的闸门？” 也有房产人士指出，公租房的成本回收速度较慢，在建设土地和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政府或许是希望有能力的单位能分担部分筹建压力。 本单位建房 本单位职工优先 争议逼得广州市住房保障办有关负责人在9月22日的《 广州日报 》上回应说，单位建成的公租房会纳入全市公租房的统一管理，面向全社会统筹安排，即使不是自家单位兴建的公租房，但符合入住条件，市民也可以入住别的单位兴建的公租房；任何单位都可以自建公租房，不管是国企、私企、民企、甚至外企，”只要有钱有地或者相互合作的方式，都可以加入自建公租房的行列“。 然而，据7月8日的《广州日报》称，企事业单位自建的保障房，廉租房和 经适房 要全部统交政府分配，单位员工和社会上其他住房困难户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无任何特权；公租房的限制则比较宽松，可优先提供给本企业住房困难职工租住。 上述报道引述广州市住房保障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企事业单位利用自用土地参与保障房建设，既有利于解决内部符合保障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职工的住房问题，也有利于盘活土地，剩余住房还可以由住房保障管理部门统筹向全市符合条件的家庭供应，可谓“一举三得”。 报道称，这是为了提高单位参建保障房的积极性，政府才在公租房方面“开了一个口子”。 另据《信息时报》报道，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有关人士透露，如果是企业出地出资的话，公租房和廉租房都由企业自行管理，广州市住房保障办进行监管（其中廉租房仍是统一分配）；如果是政府出资就由政府管。目前已申报的8个项目中，大部分都将由企业自己管理。 综合上述报道来看，单位自建的公租房将是优先满足企业内部职工居住，有剩余房源才面向社会分配。 “ 在广州要找个实力强大的单位” 对于单位自建房是否代表”福利分房“，9月22日的《广州日报》援引广州市住保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避免出现“福利分房”的局面，严格控制单位建房中的经济适用房数量，今后单位建设的保障房将全部是公租房，要确保这些房源不销售产权就能够流转给需要的人。 尽管没有产权，企业自建公租房的退出机制可能仍将是一个难题。有业内人士称，以前，广州一大批的单位租房跟私房没什么两样，职工父母去世，儿女一样照住，很多人甚至把房子转租出去。 《南方日报》称，广州市住房保障办相关负责人透露了监管公租房的一些新思路，单位建的公租房主要由单位来监管，分房方案将要通过单位职代会讨论通过，报区市保障房管理部门备案。“职工之间互相监督，单位不敢乱操作，一旦出了问题，政府部门会监管和纠正。”该负责人称。 而对于单位公租房被长期占用的现象，上述报道引述广州住保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单位公租房要设立一定的退出机制，隔一段时间对入住职工的资格进行复核审查。 “ 看来在广州要找个实力强大的单位。 ” 新浪微博网友“哎-橘子”对广州政府的这个政策表示。 相关新闻： 奥巴马：债限方案通过是为美国人民谋福利 广州：入读幼儿园被要求一次买27件校服 刘莉丽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标签： 福利分房 广州日报 广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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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公租房需破三大难题
dongzg101 2011-9-23 05:06
公租房需破三大难题 2011-09-22 16:55:36 归档在 时事评论 | 浏览 348 次 | 评论 0 条 　　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继续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特别是公租房建设。公租房面向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小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租金标准结合当地实际、按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原则合理确定。 　　这项政策的亮点可圈可点：不光明确了公租房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还将住房保障的阳光雨露洒向了“外来务工人员”，着眼实际。从住房需求角度来看，倒也“精准”，果真照此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失为一项有力的民生举措。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往往很骨感，尤其是很多住房政策，好经往往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此前就曾出现过“住经适房开宝马”、保障性住房“租转售”、“限购令”变“催购令”、“限价令”变“涨价令”等现实尴尬，具体到公租房建设上来，要想丰满的理想照进现实，保持政策不走样，还需解决好三大难题： 　　一是标准难题。何为收入“中等偏下”？各地执行时差之毫厘，保障范围就可能谬以千里。再说，按照以往惯例，保障性住房的重要门槛之一就是户籍，这里所说的“外来务工人员”，在申请公租房时是否也要被户籍的筛子筛一遍？还有“以小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且不说“小户型”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单说“以40平方米为主”就有很大的弹性空间，99%是“为主”，51%也算“为主”，都控股比例了嘛，到底“为主”到什么程度？根据北京市公布的建设导则，其4种公租房户型中，就有50平米、60平米左右的，面积大意味着租金高，40平方米的单套建筑面积能否“为主”到位，也是一个未知数。最后，按“略低于”市场租金价格出租，“略低”的标准也需要细化，否则就很可能出现公租房租金贵过市场租金的怪象。 　　对此，迫切需要一个严谨的具体标准，不能将“解释权”归于各地，否则你走你的路，我过我的桥，公租房政策能否最大限度地惠及保障人群，实难预料。 　　二是资金难题。很多地方建起商品房来不遗余力，可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油水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尤其是建设公租房、廉租房，地方政府不仅要倒贴土地，且投入资金回笼周期过长，大多不太积极，即便是硬着头皮上马，也有些心有旁骛。因此，这项公租房善政能否惠及民生，关键要看钱从哪里来。财政投入？很多地方已然捉襟见肘；地方发债筹资？地方债务规模已很庞大，且发债多以土地为抵押，如今房价僵持，常见土地流拍，地方债似乎也不足依赖。不过，将住房公积金收益专款专用建设公租房，既能解资金之困，也符合公积金的安居本意，不失为一种两全之策。 　　三是分配难题。众所周知，尽管保障性住房建设看起来如火如荼，但目前公租房、廉租房仍属稀缺资源，分给谁不分给谁，这是一个棘手问题，如何建立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分配机制，也是重中之重。鉴于此前保障性住房出现的诸多寻租丑闻，以及连摇号都出现作弊现象的客观现实，想来谁也无法对公租房的公平分配保持天然的淡定，假如“以售代租”、“内部认租”、骗租等丑闻故伎重演，相关配套制度也理应未雨绸缪，严阵以待。 　　楼市风云激荡，有些政策初衷虽好，却屡遭扭曲异化，大建公租房虽是惠民工程，但个中难题何止上述赘言？ 　　因此欲圆公租之梦，须有攻关克难的决心和制度配套，如此，骨感的现实才能变得丰满起来。 0 上一篇 奢侈品税调整何妨“阶梯化” 下一篇 动车调查，重树信任比调查速度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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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金华有人把申请的公租房当狗房
dongzg101 2011-9-21 05:26
金华有人把申请的公租房当狗房 2011年09月20日 10:34 来源：钱江晚报 作者： 陈艳 79 人参与 4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网友wlimjhg在大金华论坛发帖：东景小区l8幢3单元701室养了二十几只狗，环境奇臭，狗毛乱飞，这里本是 廉租房 ，现在廉租房变成廉租养狗房，怎么就没有哪个部门来管一管。 记者核实：东景小区位于金华市区江北，有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是市政府的一个安居工程，自2002年起陆续开始入住，主要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为拆迁户提供的低价租赁与微利出售的普通住房。廉租房里有人养狗，引起了周围不少住户的反感。 居民反映： 白天晚上狗都会吵 街坊邻居没法睡安稳觉 东景小区有近20幢楼，都是7层高。小区内，几只母鸡在草坪中刨食吃。 昨天下午3点多，记者爬到18幢7楼，即网友所说的养狗户家门口，开始并没有听见狗叫声。但一敲门，就听见狗叫声此起彼伏，几乎传遍整个楼道。 敲了5分钟，也不见狗主人开门。住在18幢3楼的毛阿姨说，偶尔能见到狗主人提着一个小桶上楼去给狗喂食吃，但是从未见到那些狗，“主人从不在小区内遛狗的。” 养狗的701室 阳台 朝北，受狗叫声影响最大的是北面第17幢的居民，6楼的金女士是今年3月份搬进来的，“那群狗真是吵得要命，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早上四五点钟就开始叫了，晚上上夜班回来，想好好睡一觉也不行。”为了保证睡眠，她只能换到朝北的小房间睡。 在17幢楼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太太也是一肚子怨言，老太太说，白天狗吵一下也没什么大的影响，最烦躁的就是晚上八九点钟，正要入睡的时候，狗只要听到一点响动就会立即高声狂吠，“叫管理站过来协商解决也无济于事。” 她说，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患有高血压等老年疾病，常睡不好。小区住户也多为中老年人，晚上，狗总是不停地叫，那些上岁数的老人很是吃不消。 部门回复： 《整改通知书》下发多次 但狗主人拒不改正 在东景小区7幢附近，有一个金华市住房保障处东景管理站，负责管理这个小区。“18幢养狗的事情，我们知道，也一直在劝说住户。”一位姓金的工作人员说。 经查，狗主人姓程，50多岁，没有工作，2009年下半年搬进来的，他自己住在东景小区10幢一套80多方的廉租房内，每平米租金1元多，而18幢的这套40平方米的房子是给他儿子申请的公共租赁房，每平米约3元。 “养狗大概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开始的，小区住户向反映我们很多次了。在去年10月份，我们和行政执法工作人员一起去下发过《整改通知书》。”这位工作人员说，当时主人不在，通知书就贴在了门上，此后也多次电话通知他。 一名姓周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东景管理站也发过《整改通知书》，并且告诉程先生，如果不把狗处理掉，房子可能会被收回。 这位姓程的住户也表示，不想养这些狗，很想把它们卖了，已经在尽力联系卖家。 “但事情拖到现在，狗也没有处理掉。”这位周姓负责人说，将在这周再去这位住户家里进行劝说，让他尽快把狗处理掉。 相关专题： 公租房要求40平米为主够住吗？ 相关新闻： · 国务院：大力推进公租房建设 稳定就业外来人员可享用 · 国务院：特定公租房项目可直接放贷 · 国务院：公租房单套40平米为主 · 稳定就业外来人员可享公租房 · 地方政府需完善管理体制 防公租房寻租 昨日新闻TOP3： · 降了90万 南京城南一楼盘降价太猛市民不敢相信 · 女足陷“陪睡门”丑闻 中国足球明星豪宅大PK · 客厅风水财位图一览 让你的财运轻松high起来 苗稀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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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金勇：公租房租金应依法听证确立
dongzg101 2011-9-21 04:55
王金勇：公租房租金应依法听证确立 2011年09月20日 17:09 来源：荆楚新闻网 作者： 王金勇 0 人参与 0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要求，继续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特别是 公租房 建设，加快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公租房以小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租金标准由市县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按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原则合理确定。（2011年9月20日《 新京报 》） 公租房是由政府投资建设，或者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由各类企事业单位投资建设，面向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属于公共福利和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限定建筑面积和租金标准，以求实现“居者有其屋”，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租金标准的确定依照结合地方实际、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原则进行，应当如何理解、如何具体操作，以符合公租房建设宗旨，需要周密考量。按照国家发改委《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定，制定或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实行定价听证。公租房作为关系住房困难群体居住权利的公益事业，其租金标准的确立也应依法纳入价格听证程序之中，通过征求群众方、建设者及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定价原则、作价公式或者基准价格和浮动幅度等租金标准条件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通过科学规范的公房租金听证程序，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序上汲取民意，实现价格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及透明度，也能藉此制度保障，防止定价过高，使得公租房丧失福利性质，无法实现保障房功效。事实上，去年北京公布的若干公租房项目租金，一度被质疑定价过高，众多潜在租户不得不无奈地选择放弃。 租金标准是 公租房政策 的核心要件之一，诸如“租金标准由市县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按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原则合理确定”之类的模糊表述，需要在现实落地过程中予以精细描绘和展开。价格太低会越界成为廉租住房，妨害推出机制的实行，也使成本回收周期过长，价格过高又会丢掉相对市场租金的实质优势，不能实现应保尽保的住房保障。现实中，在全国率先开展公租房建设的重庆，公租房的租金基本控制在市场租金的60％以内，内地某些地方的 公租房价 格到达了市场价的70%、80%，而在香港特区，由政府提供的“公屋”租金仅为同地区市场价的25％。价格跨度之大，由此可见。“略低于市场租金”，能够容纳多大的幅度范围，涉及到民意、权利、成本、管理、政策等多重因素，需要借助价格论证、民主博弈的制度化程序加以综合权衡确定，而不能沦为地方政府可以随意伸缩的弹性空间。 有一点值得一再强调。公租房毕竟属于保障性住房，其公益目的决定了租金价格确立首先应仰赖住房困难群体的支付能力，与他们的收入水平相互适应，而不能过多地考虑成本回收，更不能去盈利。这应成为各地方解释与落实“略低于市场租金”时的根本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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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地产大佬任志强潘石屹质疑直接向 公租房 发贷
dongzg101 2011-9-21 04:50
地产大佬任志强潘石屹质疑直接向公租房发贷 2011年09月20日 19:33 来源：证券时报网 340 人参与 28 条评论 打印 转发 据媒体报道，国务院近日召开常务会议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向符合条件的 公租房 项目直接发放贷款，也可向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放贷款。 对此，地产大佬 任志强 、 潘石屹 发表微博表示质疑。 任志强质疑到：“拿什么还贷？”并质疑此政策是“鸵鸟政策”，“努力向美国政府学习生产次债？” SOHO中国 董事长潘石屹亦表示担忧：“这是为了解决保障房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但马上就会有新问题出现。” 此外，一些知名学者也对此政策表示担忧。 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评论到：“美国次贷危机，正是因为政府支持银行给本无正常借贷能力者发放贷款造成的。”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史建平称这是，“危险的信号！” 刘晓华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标签： 任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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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国务院明确公租房以40平米小户型为主
dongzg101 2011-9-20 16:58
国务院明确公租房以40平米小户型为主 2011-09-20 05:29:00　来源: 新京报 (北京)　 有 53 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 ( 1 ) 核心提示：公租房面向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小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租金标准由市县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按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原则合理确定。各地要逐步实现廉租房与公租房统筹建设、并轨运行。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 单套建筑以40平米为主 会议要求，继续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特别是公租房建设，加快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公租房面向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小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租金标准由市县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按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原则合理确定。各地要逐步实现廉租房与公租房统筹建设、并轨运行。 为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顺利、健康推进，会议研究确定了以下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中央继续增加资金补助，地方也要增加财政性资金投入，并加大省级统筹力度。公共预算支出安排不足的地区，要提高土地出让收益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比重。规范和利用企业债券融资，专项用于公租房等建设。在加强管理、防范风险的基础上，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向实行公司化运作并符合信贷条件的公租房项目直接发放贷款，也可向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放贷款。 规范准入审核，严格租售管理，加强使用管理，健全退出机制，切实防范并严厉查处骗购骗租保障性住房、变相福利分房和以权谋私行为，切实纠正将保障性住房违规出售、转借、出租或转租、闲置、改变用途等行为。据新华社电 原则通过精神卫生法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 会议决定，精神卫生法草案和居民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 北京情况 公租房准入标准正在制订 目前，包括准入标准在内的北京公租房相关细则正在制订中。目前，北京公租房覆盖范围不但包括符合廉租房、经适房、限价房等中低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刚毕业的大学生、新就业的职工，以及一些北京有稳定工作的外省市来京家庭，还通过产业园区等建设公租房，解决住房难。 户型方面，根据北京市公布的建设导则，公租房户型分为4种。单居套型为30平米左右，小套型为40平米左右，中套型为50平米左右，大套型为60平米以下。 资金扶持方面，北京市今年6月成立了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市财政一次性注资100亿元。今后市财政每年会从土地出让净收益中拿出10%，还会从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以不断增加对公租房的支持。本报记者 马力 (本文来源：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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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基辛格最新的访华感言
热度 1 wyc 2011-9-16 06:49
重庆的公租房围绕产业集聚区规划布局，选择城市地铁、快速干道沿线等交通条件较好地段，与20多个大型人口集聚区的商住楼盘混建，共享配套和服务，避免出现贫民窟。 刚毕业的大学生、低收入的居民、人均住房低于15平米的居民、全国各地来重庆的农民工都可以住重庆的公租房。在分配方面，重庆采用电脑摇号分配公的方式。 重庆市为建设公租房投入了1000亿元。300亿来自政府，700亿银行贷款。政府的钱不用还，银行的钱通过房租还。以一套50平米的房子为例，房租是500元，约合住户工资收入的六分之一。 重庆市通过投资1000亿建公租房，也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缩小了城乡差距。在很多国家，进城的农民自己造房子，结果形成了面目可憎的贫民窟，如巴西的里约、印度的孟买。重庆由政府出钱建房，不会形成贫民窟。 基辛格说，“参观公租房让我深切体验到了重庆对市民的人性关怀，是我这趟旅行的一次人性的体验。” 三、“美国公司来重庆意义重大” “全世界每3台电脑里，将有一台在这里生产的，”黄奇帆领基辛格参观重庆笔记型电脑基地时说。 “重庆的工业每年增长20%，外资连续4年增长50%。惠普、思科、福特、宏基、方正、通用电气都在重庆投资建厂。这是一个产业集群，最有竞争力，目前有23万人在这个开发区就业，”黄奇帆说。 “最大的笔记本厂家惠普、宏基生产基地在重庆，一年生产一亿台电脑，”黄奇帆说。 重庆是中国铁路、通路、船运和航空通向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最便捷的国际大城市。 基辛格与在重庆建厂的美国企业的代表进行座谈，其中包括福特、惠普、微软、贝宝、Honey Well、e-Bay、通用、百事可乐等。美国企业在重庆有500多家，合同金额11亿美元，涉及电子、汽车、配件、房地产、法律服务等。去年重庆对美贸易11.1亿美元。 “您给美国公司的建议是什么？”一个美国公司代表问基辛格。 “美国公司来重庆意义重大，”基辛格说。“我建议美国公司到中国西部去，”基辛格说。 四、“唱红歌对未来充满信念” 薄熙来在重庆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贵宾休息室，按东方人的礼节，向88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鞠了一躬。然后双手热情地握住基辛格的手说，“您的到来，是重庆的光荣。” “我们在你在大连当市长时见过，”基辛格说。“那个时候，我在大连看到了您组织的5万人的国际服装界表演。” “您是中国的一位传奇式人物。我上次见到您，是我来北京参加奥运会的晚宴上。” 薄熙来对基辛格说，“您在中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中国人可能记不住美国总统的名字，但是永远记得基辛格博士的名字。” 当基辛格在薄熙来的陪同下，出现在重庆奥体中心，参加由中国国家文化部与重庆共同举办的“中华红歌会”开幕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专门给重庆的这场红歌大会发来的贺信。当地的一位领导人说，近三年来，重庆的经济增长一直名列全国前三。基辛格私下里说，“我了解到，习近平副主席在当选为军委副主席后的第一站就是重庆，他在重庆整整呆了3天。他高度评价了重庆的发展和唱红打黑。” 在开幕式上，基辛格发表了即席演讲。他说，“重庆的巨大变化已经充分展示了薄熙来书记的远见卓识。在这样一个时刻，我祝贺重庆人民取得的成绩。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应当像伙伴和朋友那样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之后，薄熙来陪同基辛格登上了去朝天门码头的面包车。基辛格问薄熙来：“在西方媒体上有很多关于重庆唱红的报道。您为什么提倡唱红歌？目的是什么？” “红歌包括革命歌曲，也包括反法西斯歌曲，也包括世界上各民族的优秀歌曲。在一个城市里发展，既要物质力量，也要精神力量。如人们下班后，只是到酒吧喝酒，不能团结一致工作，会影响经济发展。重庆很穷，面临很多困难，需要大家以高昂的士气，团结一致克服困难，”薄熙来说，“我们除了提倡唱红歌， 我们还提倡读经典。” 基辛格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到重庆，我看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未来的远见。我为重庆的活力所震撼。” 五、“毛是伟大的政治战略家” 基辛格在薄熙来陪同下，来到了有4万多学生的重庆大学。基辛格与大学生和教师进行了座谈。 “基辛格博士是西方政治家里对中国最熟悉的，”座谈会开始，薄熙来向在场学子介绍了基辛格。” 法学院学生姚芸问，“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比如我们看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吃麦当劳，用iphone和ipad，我想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我很担心这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冲击。您认为中国人应该怎么应对？” 基辛格说：“中国拥有几千年的历史，相比之下，美国历史在长度上就显得微不足道，中国大多数朝代的历史跨度都比美国要大。在一些中国孩子的眼中，美国总是那么与众不同，但它的历史确实很短。我在书中谈到过一个例子，中国历代领导经常引述历朝历代的历史事件，但美国领导人却几乎不这样做，因为材料实属有限。因此，这些都属于中国文化，对于你们而言，这至关重要，必须要好好保护。不过我不担心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保护问题，其实要达到中国在文化方面的成就是很难的。2008年我带了自己的两个孙子来看奥运会，结果他们反倒不愿意回去了，而是留在中国学习汉语了。” 张旭东教授问，“您刚才谈到美国与中国应该在文化上相互学习。但是总有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价值是普世的价值。如果这样，美国的价值体系是排外的，不是包容的。“ 基辛格说，“大多数美国人相信，全世界人都应该照搬美国的价值体系；美国人还相信，全世界多数人都可以改变，去信仰美国的价值观。 大多数美国人不相信世界上有文化的差异。但是，在国际政治中，我们必须尊重别国的价值和文化。” “我们想建设一个中国式的民主模式。但是，美国人想要把他们的模式移植到中国，”一个女学生问。 “人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但是，一个社会的进化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基辛格说。 离开重庆大学，薄熙来陪同基辛格坐进了面包车。薄熙来说，“我最近读了您的《论中国》。在书中，您不仅谈了孔子，也谈孙子。您还引用了《三国演义》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三国演义》是在中国民间影响最大的一本小说。我非常吃惊您引用这句话。半部《三国演义》的故事都跟重庆这个地区有关。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最聪明的人，就相当于您在美国的地位。诸葛亮写了《出师表》，毛主席对《出师表》评价极高。” “您如何看待毛主席？”薄熙来问基辛格。 “我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毛主席，我认为毛主席是伟大的政治战略家。”基辛格说。 六、“一个奇迹般变化的地方” 基辛格问薄熙来，“重庆作为一个西部的一个大都市，你确立的发展理念是什么？” 薄熙来说，“重庆地处西部，不可能照搬沿海的发展模式，我们既抓有内陆特点的开放，又坚持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之路，通过抓民生，促消费、促内需、促发展。同时，用健康向上的文化凝聚人心，满足市民的精神，增强发展的精神动力。近期，我们将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专题研究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问题，探索解决共同富裕这个世界级的难题，争取能走出一条新路来。” 基辛格说，“一个美国学生曾问我，作为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我回答：勇气和远见卓识。要有远见去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有勇气去承担新的项目。在重庆，我看到了你们的远见和勇气。” 在欢迎基辛格的宴会上，基辛格问黄奇帆，“15年后，当我已经一百多岁了，再次回到重庆，您让我看到的是一座什么样的重庆？” “那是一座拥有3座超过100层摩天大厦的城市，那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那是一个贫富鸿沟缩小了的地方。”黄奇帆说，两江新区将建一座100层高楼，设计者是犹太人，他曾经设计了被炸毁的纽约世贸大厦。他将在重庆两江投资25亿美元。 在送行的车上，重庆市政协主席邢元敏问道，“此行您看了不少地方，什么内容最让您感兴趣？” 基辛格回答，“除了种的树和唱红歌之外，跟大学生的座谈感觉很好，学生们提的问题很睿智，他们是有思想、有责任感的一代。其次是公租房，重庆市政府花这么大力气解决民生，让我非常感动。还有重庆近年的城市变化，很短几年就建了这么多现代化高楼，跟上一次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他在访问期间感慨道，“重庆完全超出我的想象。重庆的今天得益于领导人的伟大的想象力和重庆人民的艰苦努力。重庆的活力让我心动。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事。最让我难忘的是重庆市民对他们领导人和对他们的未来的信心。我先是在上海，现在是在重庆，看到中国的领导人是如何把远见变为现实的。自我40年前密访中国，我从来没有想到会见到这样一个奇迹般变化的地方。” 注：以上信息来自网上，并非官方新闻。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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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将出台法规调控房租"实在向租客捅刀子
热度 1 cgh 2011-3-8 13:49
新京报报道（ http://news.bjnews.com.cn/2011/0308/111175.shtml ），北京将出台法规调控房租。毫不否认，这篇报道在形式上是非常好的，摆出来上面的姿态，同时奉上了下面不同阶级的看法。 我们不难看到，我们这些租客只能看着被统刀子！ “北京出租房比例将达到全部住房的60％”，现在一间政府控制的公租房都没有，政府有定价权吗？凭什么？定不了价，出来说话什么意思？告诉房东赶紧涨价？ “北京出租房比例将达到全部住房的60％”，现在的比例多少？10%？20%？60%？都是个人房东！说明北京现在有多少人是有多套房子的？这就是北京不施行房产税的背后原因吧！即使以后光有公租房新建，要达到“北京出租房比例将达到全部住房的60％”，得建多少公租房？难道同时在暗示我们这些租客，别想着再有机会买房了？！政府拿什么钱来建这些房子？富人的？大家的？ 政府拥有多少比例的出租房源才能从市场角度拥有定价权？中介到时成了配角？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 规范房租与公租房比例，甚至出租房比例有关吗？没有关系的话（与中介的认识相悖，也不符合市场规律），这个报道里我们看不到控制房租的可能措施，恐怕到头来是我们听惯了的，政府控制房价的声音和房价上涨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知道多少志士被盖死在大浪下！ 政府的调控声已经成了涨价的前奏！ －－－－－－－－－－－ 市委书记刘淇表示，北京市房屋供应将以出租房为主，60％住房将成出租房住 　　本报讯 （记者傅沙沙）北京市将形成以出租房为主的房屋供应体系，并出台政策管理出租房。昨日，在北京团分组讨论“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表示，今后北京出租房比例将达到全部住房的60％，政府还将出台法规调控房屋租金。 　　不赞同年轻人举债买房 　　刘淇说，住房问题对民生是很大的事，要让群众“住有所居”，但不赞同年轻人举债买房，“大学刚毕业就勒紧裤腰带，向父母、亲戚朋友借钱购房，不符合消费习惯。”刘淇表示，要鼓励市民先租后买，并建议可以先租个小房，结婚时换租大一点的，等到了四五十岁有了一定成就再买房。 　　刘淇透露，北京今后要形成以出租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出租房的比例将占到全部住房的60％。他举例说，在瑞典等国家的首都，出租房比例都占到了全部住房的40％至50％。 　　政府要掌握一些中介渠道 　　确定“以租为主”的供应体系后，北京市政府将加强对出租房的管理，包括房源保证、制度建设。 　　刘淇说，北京市政府正在研究上述问题，要保证出租房房源，就要形成政府、集体为主，社会投资为辅的出租房建设，并保证公租房来源。 　　对于代表们热议的北京近日房租大幅上涨的现象，刘淇认为，虽然房租涨跌是市场行为，但是不能由着房东涨价。他说，在出租房租金管理上，政府要有法规和管理政策，应该对出租房租金进行宏观调控。 　　刘淇与在场代表们讨论时，指出在一些情况下，出租房租金“乱就乱在中介”，在找房子过程中，中介收取一大笔中介费，房东反而没得到多少房租。对此，刘淇表示，政府在拥有一定房源后，还要掌握一些中介渠道，不许非法、无序的中介组织存在。 　　声音 　　【中介】 　　市场影响要看公租房数量 　　就北京提出的要形成以出租房为主的供应体系，昨日，中原地产华北区域董事总经理李文杰表示，对于住宅销售和租赁市场的影响，要看公租房最终实际供应量。当公租房总体或在一定区域内达到较高的量时，就会影响到商品住宅购买需求和租赁需求。 　　而就政府要调控租金，有业内人士认为，相对于销售市场，租赁市场的个性化更强。政府如何调控、如何影响到个体的房东，有待观察。有关人士推测，政府可能会通过给入市的公租房确定较低租价或收购商品房低价出租，来调控租金。 　　【房东】 　　“政府不会替我定价” 　　市民郑先生手中有两套房在出租，分别位于国贸区域和芍药居区域。对于政府要调控租金，郑先生认为短期之内还不可能。 　　“不知道政府怎么调控？”郑先生认为，租赁市场同样由供求关系来决定，要租房的人多，租金自然就高，否则只能是有价无市，“价格取决于市场，政府不会替我定价。” 　　被问及是否担心大量公租房上市会影响租客数量时，郑先生称，公租房比较集中的区域更容易受到影响，而自己的房子在城市核心区，“没听说有什么公租房，不担心。” 　　【租房人】 　　期待靠近地铁的公租房 　　刘小姐现在在东三环和同事合租一个不到60平米的两居，自己承担1700元。刘小姐说，虽然感觉现在的租金有些贵，但很看重东三环便利的交通。 　　对于公租房，刘小姐认为，现在不少保障房都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对于工薪阶层上下班并不方便。不仅路上要花大量时间，偶尔遇到特别情况，打车也很贵。 　　刘小姐说，如果能有大量合适的公租房靠近地铁，交通便利，价格优惠，肯定会对年轻人有吸引力。 　　本报记者 张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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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家房客”时代即将轮回
热度 3 wangxh 2011-3-3 22:05
好像佛经讲什么“轮回法则”。还别说，有时挺对的。这不，“公租房”被灭绝20年左右，又踏着时代的步伐、大张旗鼓地回来了，呵呵呵！ 今天每年一度的两会正式拉开帷幕，就迸出猛料： 两会代表建议：城市住房应以公租房为主 。 当初，为了推行房改政策，不知道谁制造出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老太与美国老太”，一个是“住房本身是商品，非要当福利不可”。结果大家都领教了，中国老太太终于变成了美国老太太；住房终于成了商品，而且是无论政府还是商家都像葛朗台一样盯住的奇特商品——来钱呀， 一平米的水泥混凝土中加点钢筋就是好几万 呐！【有时连钢筋都没有。一朋友说，他岳父家新房装修，装修工在阳台干活时，阳台突然断了，从六楼一直像电梯一样“降到”二楼阳台，也就是说从3楼一直到6楼阳台都没有放钢筋。参见： 漂亮楼房阳台脱落 22岁小伙不幸死亡~原来竟无钢筋！ 】 当许多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房子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公租房”的概念。老百姓说了，原来不是租房住嘛，说是让我们买房；当我们没不起房子的时候，又说本该租房。这怎么像月亮呀，初一十五不一样呢？【小时候听到一个顺口溜：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XXX，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后边一句都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叫《七十二家房客》，俺估计如果真的公租房大行其道，影片中描述的现象又将上演，这可与房改前的公租房有着天壤之别呀。 净干糗事的时代，记住不少难登大雅之堂的顺口溜，不过反映的原理还是很科学的——也叫轮回。 教师曰：“天公下雪不下雨，雪到地里变成雨，变成雨来真麻烦，不如当初就下雨。” 一学生对曰：“吃饭不吃屎，饭到肚子变成屎，变成屎来真麻烦，不如当初就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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