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后现代交锋丛书，其中有一本叫《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书即将出版之际，要我写一篇导读性的文字，我也就应了下来，下面就是那篇文字。 1965年秋，当代小说家和记者沃尔夫（Tom Wolfe）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文章认为，麦克卢汉听起来就像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一位最重要的思想家是现时代的神人（oracle）。我们姑且不论这句评价客观性如何，但却可以看出当年麦克卢汉的影响力是何等了得！然而情况果真是这样吗？眼下这部小书究竟写了些什么？下面我分四个部分来谈谈麦克卢汉的兴衰、复兴、迷思和张力，就算是导读吧。 一 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 ）在传媒领域中被视为腕儿级人物。上个世纪60年代，他提出的观点：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曾经引起震惊和轰动。一些人把它视为神谕；而另一些人，尤其是学院派的正统人物，则认为这不过是哗众取宠而已。他的学说由于自身的理论性不够严谨而且离经叛道，所以在西方强调实证传统的正统学术界一直未能登堂入室。甚至他曾经从教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在他死前关闭了他所创立的文化与技术研究中心（Center for Culture and Technology），他的一些学生也因他的观点过于偏激而回避他。在互联网兴起的前夜，他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理论也随之遭到了冷遇。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麦克卢汉似乎大有咸鱼翻身而重返舞台的趋势，尤其是1999年他的朋友和门人莱文森（Paul Levinson）出版了麦克卢汉的传记《数字麦克卢汉信息化新纪元指南》（Digital McLuhanA Guide to the Information Millennium），使得麦克卢汉的复兴从某种程度上落到了实处。 麦克卢汉是学文学的。他于1911年出生于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1933年，他在加拿大的曼尼托巴大学求学并获文学学士学位。后来又学了工程，可很快就发现他自己对工程并不感兴趣，这才又转回头来继续学文学。1934年，他在同一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不久，他到英国的剑桥大学留学，继续文学方面的研究并攻读英语文学博士学位。1942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前往美国并在多所大学执教。1951年，麦克卢汉的处女作《机器新娘：民间传说和工业社会的人》（The Mechanical Bride: Folklore and Industrial Man）问世，书中广泛分析了报纸、广播、电影和广告产生的社会冲击和心理影响，但这本书本身在当时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麦克卢汉一直默默无闻。在各大学教英美文学期间，据说他不修边幅，丢三落四，在美国严肃的学术界看来，这个加拿大佬更像是个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1962年和1964年他相继出版了《谷登堡的星云：创建印刷术的人》（The Gutenberg Galaxy: 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和《理解媒介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尤其是后者使他暴得大名，一时间成为红极一时的明星学者。《旧金山记事报》称他的作品为最为炙手可热的学术财富。而《纽约先驱论坛报》则认为他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依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一夜成名的麦克卢汉到处演讲，听者如云。记者描述说：他获得了人们以偏执狂似的不可抗拒的信仰所赋予的、罗马祭师才享有的那种魅力。 有人做过统计，追随麦克卢汉左右的大多数是学术圈子以外的人，包括中小学教师、画家、雕刻师、建筑师、工程师、一些头脑发热的商人、广告代理人、图书馆管理人员、电影制片人、电视制片人、公关人员、报纸新闻记者、诗人和嬉皮士等等。在麦克卢汉如日中天时，不少大企业的领袖人物乐于聆听麦氏的宣谕。通用汽车的高层请他说汽车已经成为明日黄花；贝尔电话公司的老总们在他面前承认根本就没有弄懂电话的功能，只有洗耳恭听，请高人指点迷津；房地产设计公司居然也情愿不惜重金，想听麦克卢汉对其企业出路的质疑；还有企业预付定金，请他在电视上对自己的产品说三道四；如此兴师动众，搞得当时加拿大候任总理特鲁多也礼贤下士，每月请麦克卢汉吃上一顿，目的是讨教如何改善自己的电视形象。1969年，《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也耐不住寂寞，由头牌记者采访麦克卢汉。 可是好景并不长，1970年代末之前他却遭到了冷落。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无法使自己的技术探究与政治问题相结合。他对政治的理解仅仅是对技术的反应而已，譬如说，民主会在电子通信的去中心化的当下性中崩溃。他的媒体模型没有包括政治活动的角色。譬如说，他曾宣称非裔美国人的文化基本上是以部落关系应对机械化的世界，而且是处在读写能力与新的电子媒介之间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对于学究式的论述这样的说法还可以理解，但是关系到形形色色的族群政治以及对于多元化社会的认可而言，他的这些观点根本不具操作性。 所谓后退一步路自宽的论点，不外乎是一种压抑的政策而已，完全没有任何关于美国种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同时也没有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哪一种特定的具体化的历史进程中，美国原住民被奴役和被系统灭绝的历史麦克卢汉那种原始主义的、进化论式的观点，在最近的族群身份认同以及后殖民研究的批判性分析中，是站不住脚的。就连莱文森也承认，对于其他那些根本对麦克卢汉思想的影响力不了解的批评者来说，他失败的后果是严重的。从默默无闻，到大红大紫，再到门前冷落，麦克卢汉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可以说，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二 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人类社会迎来了网络社会或信息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媒体无疑使得麦克卢汉的格言媒介即讯息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因而，麦克卢汉的遗产对于新一代的学者、记者以及黑客而言，常常被解释成一种宗教性的和先知性的东西。《数字麦克卢汉》的作者莱文森则认为过：对我们数字时代做出让步的书写就在麦克卢汉的书中。而眼下这本小书便是介绍麦克卢汉为什么又开始复兴的奥秘所在。 那么，麦克卢汉的书中究竟都写了些什么能让他复兴呢？在他的成名之作《理解媒介》中，他是这样说的：在我们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于把所有的事物都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即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吃惊。 他进一步解释道，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因此，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他在另外的场合是这样表述这一观点的：说任何技术或人的延伸创造一个新环境，比说媒介即讯息要更好。再者，这种环境总是无形的，而且其内容总是旧技术。旧技术经过新技术的封装之后变得面目全非了。总而言之，麦克卢汉所持的观点就是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这个论断之所以令世人震惊，是因为社会科学家们长期以来忽略了对媒介本身的观察和研究。几十年来，麦克卢汉的这句格言不但不断地被人引用，而且一直为人们所争论。即使到了信息社会，他的这个论断也还是为大家人所乐道。 美国虚拟实在哲学家海姆（Michael Heim）在他的《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Virtual Reality）中，甚至将麦克卢汉与海德格尔相提并论，认为这两个人是20世纪大智者，在欧洲和北美享有盛誉。这两位智慧巨人都将技术看作是20世纪的中心问题：海德格尔给出了技术是一种实在的身份，而麦克卢汉则发现意义都逃不出电子媒介的网眼。未来的学者或许能够发现这两位思想家的不同之处，同时也会发现他们有许多预设是共通的。对于我们而言更重要的在于，就计算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这个问题，我们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海德格尔和麦克卢汉都看到了，计算机作为一种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危险要小得多，相反，计算机却可以是我们日常思想和工作的亲密伙伴。而《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也被美国的《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评为迷人的著作，其作者则被评为具有坚实哲学基础的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复兴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与其说是学术的毋宁说是经济学的。因而，因人设庙则是必然的，这也多亏了他以前在加拿大的同事与学生，将麦克鲁汉的学说重新在学院中进行建构的结果。莱文森与其他研究麦克鲁汉的作家，一直都在设法维护他的名望与洞见，因此，运用新技术来重塑麦克鲁汉的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他们也成为新麦克鲁汉文化经济的见证；多伦多大学也趁机重新设立了麦克鲁汉文化与技术研究计划（McLuhan Program in Culture and Technology）；这项计划在1980年麦克鲁汉去世后，就被相当轻率地搁置了。现在则以麦克鲁汉研究室（McLuhan Studies Room）的名义重新开张，还发行了一张《理解麦克鲁汉》（Understanding McLuhan）的光盘。曾经参与他的课程或研究计划的各种人士，也写作或编纂了大量书籍与相关的网页，现在可以用Google搜索一下，有数十万关于麦克卢汉的网页。 1997年，他的儿子艾瑞克（Eric）于1997年编辑出版了《麦克卢汉精粹》（Essential McLuhan）而他的女儿斯苔芬妮（Stephanie）则于2004年出版了《理解我：讲演与访谈录》（Understanding Me: Lectures and Interviews）并据此发行了一部关于麦克卢汉的记录片。所有这一切，正如麦克鲁汉的儿子艾瑞克所言，得益于他的敬仰者对他的构想的再度传播；同时也是因为目前的技术环境条件也很适合，所以新麦克鲁汉主义（Neo-McLuhanism）才有可能被引入文化之中。目前在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上的发展，使得从事媒介研究等领域的麦克鲁汉支持者，能将他的思想与信息革命整合起来。就这样，麦克卢汉摇身一变又成了数字时代的先知了。 三 麦克卢汉果真能够成为数字时代的先知吗？对于这个问题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就像当年美国的著名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所批评的那样。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当麦克卢汉还是个无名小卒时，他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做过一次演讲，其中谈到了各种媒介，从字母表、X光、印刷机、电报、广播和电视。当默顿提问时，麦克卢汉回答到：我不解释，我只探索。就是这句话后来成为一种经典的方法。而默顿则非常气愤，认为他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打问号！接着默顿就从麦克卢汉的第一段话开始进行批判。默顿就好像一个判官，麦克卢汉则是被告，判官给被告定下铁案，判定他有罪，质问被告为何谋杀做学问的规范程序。这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事情。而不幸的是，如今面临着麦克卢汉的复兴，同样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譬如说，著有信息时代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和《千年终结》（End of Millennium））的美国的著名网络社会学家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就宣称媒介的多样性（如有线电视、数字电视和地面转播电视）可以让人们根据各自的生活方式有更广泛的选择，并且直面一个新的动态通信体系。媒介的多样性使麦克鲁汉处于威胁之下。卡斯特尔辩解道：当大众接受到越来越多的素材，并据此建构各自的世界图式时，麦克鲁汉的星云却是个单向通信的世界，而非互动式的尽管麦克鲁汉是个天才，但他却没有阐述信息时代的文化想像。这是因为，文化信息的处理远比单向通信复杂的多。卡斯特尔的反驳认为，第一代乌托邦式的网络用户的文化，持有社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观念，他们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来建构他们的网络观。第一种网络观是建立在那些仅能有限接触计算机爱好者们，凭借着他们的开拓精神和对商业化的质疑的基础之上的；另一种网络观则盛行于新生代中，他们的反文化的观念形态仍是非主流的；他们信奉多对多交流的原则，并坚信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声音。然而，从这些新生代却反映出商业利益，因为他们将把主要的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的势力延伸至通信的领域。因此卡斯特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旦这个团体有了商业诉求时，它就仍处在个体性的文化中。与麦克鲁汉星云中的大众媒介不同的是，他们在技术和文化上都具有根深蒂固的互动性和个体化的属性。从这个脉络出发，即使麦克鲁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也将作废。对卡斯特尔而言，讯息即媒介：讯息的特点就是塑造媒介。例如，音乐电视（MTV）这个媒介是完全按照年轻人这一目标人群口味专门定制的。 本书的作者霍洛克斯（Christopher Horrocks）是英国金斯顿大学（Kingston University in Surrey）艺术史资深讲师，他对麦克卢汉也同样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从他另外的两部著作《鲍德里亚导读》（Introducing Baudrillard）和《傅科导读》（Introducing Foucault）来看，他似乎更倾向于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方式。作为一部思想史和文化研究的著作，这本书既有历史述评，也有概念分析，但主要关注概念的分析部分，尤其是虚拟性（virtuality）这个概念。作者认为，虚拟性这个概念有两层涵义，一是虚拟作为科技的虚拟效果，一是虚拟文本所带来的虚拟实在。而麦克卢汉虽然也嗅到了信息技术的巨大力量，但他的媒介理论则与虚拟性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他没有赶上信息与计算机科学（ICS）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飞速发展的时代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革，他属于前互联网时代的人物，因而也就不可能在科技层面上预言新媒介的形态；其次，他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仅仅有部分的重叠，但在观念上并不相通。霍洛克斯说，麦克卢汉是个现代主义者，而且在语言和符号理论上持有言语优先于文本，口语比文字更符合人性的观点，他之所以珍惜口头媒介是因为他相信这能为人类社会带来整体性和谐。麦克卢汉所推崇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基本就是回归口头文化的神话，尽管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会问：谁来当村长呢？而麦克卢汉言语是思想的延伸这个论点则刚好是2004年10月8日才去世的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一直批判的语音中心主义（logocentralism）。 总之，麦克卢汉能够在数字时代重整旗鼓不过是个迷思（myth），尽管麦克卢汉的理论曾经像神喻一样神圣，可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智的导引，却愈发显得滑稽和不合时宜了。不过，也有人认为，万一麦克卢汉说对了呢？难道他就不能成为数字时代的先知吗？所以，我们还是要对麦克卢汉的认识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 四 麦克卢汉果真能够复兴吗？或他果真就没有价值了吗？对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我们要采取分析的态度，看麦克卢汉究竟能在数字时代走多远。有意思的是，尽管在北美，麦克卢汉在严肃的学术界倍受冷落，但在中国，麦克卢汉在传播学界却是享有盛名。翻开几乎任何一本传播学教材，都能看到专章介绍麦克卢汉的理论。那么，中国的传播学者为什么对麦克卢汉情有独钟呢？搞传播的学者曾对这个现象做过归纳，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对他学术出身的认同。尽管麦克卢汉的观点从纯学术方法上难以理解，但从文学艺术角度就容易理解。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展较晚，研究者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中文系出身。相同的文学背景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和理解麦克卢汉艺术化的表达方式。其次，在过去的那些年代里，新闻受文学的影响很深。可以看看我国各家媒体里充满了中文系毕业的记者编辑中便可见一斑。前些年各种报告文学、大特写的风行则是另一种证明。各种文学化、艺术化的方法常常被用来增强这些作品的感染力。第三，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多年来的研究是以新闻学为主，重宣传而轻传播，可以说没有什么实证的传统，虽然近几年情况有所改观，因而不像西方的学者那样非要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麦克卢汉的理论后才肯信服。我以为以上三点原因很能说明问题，所以我国传播学界对麦克卢汉的追捧和褒奖是值得同情和可以理解的。 而我们在这里则跳出传播学，从信息哲学的角度给出另外一种分析，或许能够给人以启迪。纵观上个世纪下半叶的科技发展的轨迹可以清楚的看出，以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在解释、改变和控制世界过程中，必然会设计和创造新的实在。技术倾向于激发原创性思想，形成新的概念而且还会导致不可预见的问题。而虚拟实在就是这样一种新形态的实在。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虚拟实在之所以可能，除了理论，更在于计算机这一工具。虚拟实在哲学家海姆曾说过，计算机是形而上学的实验室。注意，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而不是物理学（physics）。另外，我们用形而上学来翻译metaphysics，实际上过于汉化了，《周易?系辞上》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就用形而上来翻译metaphysics。有人认为，这样理解metaphysics是只悟其意，反误其形。应将metaphysics中的meta译为元而metaphysics就成为元物理学，这似乎更合乎这个词的本义。因为meta-这个希腊语前缀是在之后的意思，亚里士多德的编纂者在编完他的《物理学》之后，将一部分讨论实体、关系等方面内容的学问放在了物理学之后就用了metaphysics这个前缀，认为研究完了物理学之后，就可以探讨这部分内容了。因而确切的理解metaphysics应该是物理学之后的或关于物理学本身的学问。那么之于信息哲学而言，它则是一种元哲学，即metaphilosophy，即在哲学之后，因而也就是关于哲学自身的学问。物理学为什么那么强大？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学问能够像物理学那样有威力，原因就在于物理学有一套所谓的科学方法。那么在物理学之后的那个metaphysics到了康德那个年代，已经从贵妇人的地位沦落为乞丐，原因就在于它缺乏一套物理学那样的科学方法，只能靠思辨等玄想的方式来维持运行。而计算机自从问世之后，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已经为在物理学之后的那个学问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因而虚拟实在这个在哲学之后的话题也就有了相应的工具。它本身属于工具驱动（tool-driven）。或者说，它诞生于哲学与计算机的交汇处（intersection）。没有计算机，虚拟实在就好比外科学没有手术刀。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虚拟实在早已超越媒介的概念。因而，单纯的将虚拟实在理解为媒介则必然会误入歧途。难怪本书作者说，叫媒介未免太沉重。言外之意是在说，麦克卢汉的媒介的概念恐怕已经负荷不起当今虚拟科技时代的重量了。当然，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就有那么一种虚拟即实在倾向，这到是符合眼下的新潮流。他意识到时代即将变革的本质，新媒介使异常成为常规。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和图片组成的普普通通的信息流，重组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无论我们是抱着抗争还是接受的态度。麦克卢汉提醒人们应该知道世界上一切文化的变化影响，既看到其革命性的积极效果，也看到由此引发的危机，并且努力寻求解决的方案。 那年因病住院，期间结识了一位第三次更换起搏器的老太太，她告诉我说早在1989年她便与生产起搏器的公司签订了一份终身免费更换的合同。当年的起搏器只有单腔的，功能也很单一。如今该公司又生产出双腔的和三腔的起搏器。而那位老太太现在心脏的条件更应该换双腔的。于是，她的子女便找到公司要求换双腔的。单腔的售价为2万多元，而双腔的则要4万多元，公司同意更换双腔的，但条件是要补缴2万元款项。最终，老太太的子女没有同意交纳额外的2万元，因而她也只能免费更换一个单腔的。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以前的合同或理论只能适合以前的情况。而麦克卢汉的理论就好比一张旧船票，想要登上当今数字时代的新客船则必须补票。补票的费用就是我们的事情了。那么，补还是不补，这是个问题。在数字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补票或许能够应付一段，但是随着数字时代航程的延续，再补票是否合算，这同样也是个问题。
儿子在小学一年级顺利度过了第一个月。 9月1日上学那天，出发前的心情就像面对一个仪式。如果不是恰逢周一早上有例会，我 愿和妻子一同看着儿子走进教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一天。在饱受正统教育的人的心里，这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成为一生中无法解开的结。 我隐约记得自己刚上小学时的情景。那还是70年代，教室很简陋，课桌是像门板一样的东西，每个孩子都要自己带着板凳。我们是走着上下学。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本田字格是姐姐跑去给我买的。开始几天我很不乐意去，但很快情况就有了巨变，我 成了人人夸奖的好学生。那时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课，我几乎不太费力就能考双百分，我觉得上学很自然、很简单。那一段有着我此生中不会再有的简单和欢乐。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年级的装备及书包的重量都在跟着GDP一同增长。 余光中在《日不落家》中写道：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童年，是人生的神话时代，将信将疑，一半靠父母的零星口述，很难考古。 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我觉得我的这半个童年虽然不再如30年前那般简朴，但同样充满欢乐。我相信儿子的欢乐远不会少于我。 许多家长在感概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大、社会干扰多、游戏和交往匮乏，等等，似乎只有自己所经历的那种童年才是幸福的。这完全是成人掺杂着怀旧的一种偏见。 我曾经拜读过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教授大卫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的那本《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After the Death of Chil dhood: Growing Up in the Age of Electronic Media）（张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书的中文题目也许正迎合了上述想法，但其实它并不是这本书的结论。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吸引我，是它的精辟并保持了中立与严谨的态度，它更像一本严肃的专著，而非不负责任的煽情。就如一场辩论会，书中给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研究论据。 关于电子媒体时代对儿童的影响，书中引述了艾尔凯德的一个观点，这也成为全书的一大亮点：书报这些旧媒体需要识字才能阅读，这是一种天然的知识障碍（intellectual barrier），而电视的普及消解了这一障碍，让儿童早早地接近了原本属于成人的世界，这对儿童的成长是催赶式的。或者说，当初印刷品将儿童和成人分开，如今重新整合到了一起。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童年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hildhood）问题也出现了，儿童的教育成了固化的机构按照固化的程序所进行的一种职业化的行为。还有，儿童作为一个新的市场目标，也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商业化的围追堵截。等等。这些认识是深刻的，但只代表了一个方面。 书中同样也展示了另一方面，认为电子媒体的出现对儿童是一种解放。我更相信这一点。这不仅是面对现实的积极选择，也是事实。 有MP 3播放装置，即便我们再忙，也可以保住儿子听故事的乐趣；当儿子痴迷于电视《哆啦A梦》的想像力时，我们会引导他读书，告诉他更多有趣的故事是在文字里；在电脑上玩了游戏之后，儿子发现去室外和伙伴们嬉戏更有魅力，从此对室外活动更加迫切也更加珍惜，每天都想着出去。玩是人的天性，儿童对快乐的单纯诉求得到了更丰满的满足，这有什么不好吗？每天下班回到小区，看着一群满嘴新词儿的孩子满头大汗沉浸在玩沙包的传统游戏中，我绝不会相信这一代孩子会有什么变异。 如果我们成人能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突破传统的价值理念，就会发现，电视电脑电玩的普及只是有限地改变了游戏的形式，知识障碍的消除莫不是让儿童在更公平的平台上成长。我相信，如果我们真能透彻把握这个娱乐时代的特点，就总会有办法利用电子媒体所提供的可能性，引导孩子全面发展。 媒体对童年之死的话题乐此不疲的夸大，利用话语权咬住所谓典型案例死死不放，不过是为了吸引眼球。这是成年人的自扰，与儿童无关。 《联合国儿童权利保护公约》第13条规定儿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第17条规定儿童有接近各种媒体的权利，第31条中确定儿童有休闲以及参与文化生活的广泛权利。让我们一起回味《童年之死》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必须有勇气准备让他们来对付这个世界，来理解这个世界，并且按照自身的特点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 电子媒体时代，童年正得到解放。我们不如将担心搁置一旁，以饱满的好奇心看着孩子如何青出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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