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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顾炎武《精卫诗》: 潘夏辉 2011-1-19 13:44;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个人分类: 文摘|277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顾炎武后代给力高铁: kd652 2011-1-3 08:27; （一）顾炎武顾炎武(1613~1682)汉族，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的考证，考订古音，分古韵为10部。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顾亭林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亭林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创一种新的治学门径，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思想家。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家道中落。他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明亡，与归庄等人以匡复故明为志，在南明政权下两次参加武装抗清斗争并决意不与清廷合作。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拒不就荐；次年，更誓死不入《明史》馆。此后，客居山西、陕西，潜心著述不再入世。在北游的二十余年中，顾炎武遍游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行了万里路，也读了万卷书。顾炎武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顾炎武终身为反清事业奋斗奔波，这与国破家亡的经历和他一直受到的良好教育有着密切关系。“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 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说“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顾炎武有诗:“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也就是说，他希望清朝灭亡，就如同精卫想平东海一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顾炎武至死不食清禄在外地人的心目中，处于江南文化核心地位的苏州人好像是精致有余而豪迈不足，其实在苏州历史上不乏胸怀天下的先贤，北宋的苏州人范仲淹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一直感动着无数仁人志士心忧天下，而在明末清初的乱世中另一个苏州人也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慷慨激昂的主张，并终生身体力行地予以实践，这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苏州人就是顾炎武。小时候过继给叔母王氏顾炎武初名绛，后改名继坤，字忠清，明亡后又改名炎武，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他是明清之际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有“清学开山”之誉，和王夫之、黄宗羲一起合称清初三先生。顾氏为昆山望族，顾炎武祖上曾世代为官，但他出生的时候已经家道中落，其父仅为国子监的荫生，从未进入官场。顾炎武小时候就过继给叔母王氏为子，王氏经常给他讲述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报国事迹，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史载顾炎武其貌不扬，“双瞳子，右目微眇，”但是才气不凡，生性耿介。他在十四岁时入学为秀才，后来结识了同样有才名的归庄，成了终身的莫逆之交，他们一起参加了复社，两人都耿介绝俗，特立独行，被嘲笑为“归奇顾怪”。抗清失败家破人亡顾炎武中秀才后，科场屡次败北，这时明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农民起义已经成为燎原之势，辽东战事又接连失败，严峻的社会现实把顾炎武从科场中震醒。崇祯十二年(1639年)乡试落第后，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毅然抛弃了于国无补的科举帖括之学，致力于研究关于国计民生的真学问。从这一年开始，他倾注全力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的纂辑，试图从中去探寻国贫民弱的根源所在，从而揭开了自己一生为学的新篇章。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明朝被农民起义军推翻，随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了，顾炎武被荐任兵部司务，他撰成了著名的“乙酉四论”(即《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作为兴复大计，希望得到采纳，可惜弘光政权内乱不已，很快便被清军消灭。目睹了清军南下时的野蛮屠杀，顾炎武愤然投笔从戎，在苏州参加了抗清斗争，失败后家破人亡，两个弟弟在清军屠城中死于非命，生母何氏虽幸免于难，但却留下了终身残疾，嗣母王氏绝食十多天后去世，临终时留下遗言:“勿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在这期间鲁王、唐王均派人和他联络，请其出山以图中兴，但因母棺未葬未能成行。不久，这几个政权也相继覆灭了。顾炎武只好隐居在太湖山区读书，并相机与活动于太湖一带的抗清义军联系。江南一带的抗清力量被镇压后，他只好剪发改装，扮作商贾，往返于长江中下游和淮安等地。顺治十二年(1655年)，顾炎武被昆山豪绅叶方恒诬告“通海”而被逮捕入狱，后在友人归庄等人相助下出狱，次年又在南京太平门外被叶方恒派遣的刺客杀伤。时局的险恶，豪绅的陷害追杀，迫使顾炎武决定远离故土，北上邀游天下。至死不食清禄顺治十四年(1657)秋，四十五岁的顾炎武将家产尽行变卖，只身弃家北去，开始了以后二十多年漂泊不定的游历生活。他首先选择了山东章丘作为立足之地，并往来于直、鲁、江、浙间联络豪杰，以图兴复故国，后见复明大势已去，才决心“笃志经史”，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学术事业。在山东二十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山东各地，并参与修订《邹平县志》、《德州志》、《山东通志》等方志，还完成了其巨著《肇域志》的山东部分。康熙十六年(1677年)，他应友人之邀入陕西，居于华阴，杜门不仕，拒修《明史》，致力于其奠定在中国学术史上重要地位的巨著《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的修订和撰写。《日知录》是顾炎武花了30多年心血才完成的读书笔记，曾于康熙九年(l670年)初刻于淮安，当时仅8卷。晚年的顾炎武检讨旧作，作了大量的增补，扩充成20多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是顾炎武青年时代就着手撰写的经济地理巨著，主要是研究全国各地的农田、赋役、水利、盐法、矿产、交通、疆域、关隘要塞、兵防等问题。为此，他历时二十余年，通读了历代正史及各地志书、名人文集、奏章典册等文献，往来南北东西数万里做实地考查。史载他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可见其学风之认真严谨。当时的顾炎武以精湛的学术造诣名著朝野，但清政府屡次征聘，都被他坚决拒绝。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鸿儒，许多江南名士都屈膝应征，顾炎武也被同乡叶方霭等人联合举荐，但他严辞拒绝。第二年叶方霭又以《明史》馆总裁的身份向他发出修书聘请，他誓死不从，并在回信中郑重声明:“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顾炎武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示不食清禄。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没有答应。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七十岁的顾炎武病逝于远离故乡苏州数千里之外的山西高原上。作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永远值得后人学习和景仰。（二）顾炎武后代顾茂众（此关系根据网上传说）小螺母造就近亿元年销售额（2009年09月16日） 2001 年底,由美国SPIRALOCK公司投资,上海底特精密紧固件有限公司在上海嘉定正式成立。其公司总经理、美籍华人顾茂众带领公司员工从零起步,着手在中国市场全面进行“施必牢”自锁防松螺母技术的推广应用。紧固件在整个制造业中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行业,但其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随着消费者对于汽车需求量的不断扩大,紧固件在汽车行业的应用前景非常光明。因此,从2001年起,上海底特公司就制定了汽车行业应用“施必牢”技术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进行发动机的推广;第二向商用车市场推广;第三全面推向乘用车市场。关于为何要首先从汽车发动机领域开始推广,上海底特精密紧固件有限公司经理黄雪松解释到:“众所周知,汽车发动机是一辆汽车的心脏,在整个汽车部件中占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发动机上有一个螺母松动,将可能导致整个汽车都不能正常运行,而在汽车发动机上应用我们的自锁防松螺母,将会极大程度上降低汽车事故的发生。”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汽车发动机厂商都在应用“施必牢”自锁防松螺母产品。 2006年,上海底特着手开始实施“施必牢”应用推广的第二步战略,那就是逐步渗透国内商用车市场。黄经理表示:“我们的施必牢产品生产工艺先进,成本比同行会更高一点,而商用车的价格高,在成本控制上相对于轿车来说空间会更大些。因此,被商用车厂家接收的可能性会更大。”确实如此,经过两年多的推广,目前一汽、上汽等公司都不同程度地使用“施必牢”产品。其中,宇通客车已经是全车都在使用该产品了。从2008年起,上海底特公司逐步将其施必牢产品已经在逐步向乘用车领域渗透,一汽、东风、比亚迪等,目前,比亚迪某款车型上几乎全部应用的是施必牢的螺母。“汽车行业的应用只是占公司业务的一部分。”黄经理如是表示,“经过7年的国内范围的推广,施必牢的产品还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 据了解,工程机械、铁路、城轨、桥梁、航空等领域目前都广泛采用施必牢技术,特别是被指定用在磁浮工程、东海大桥、青藏铁路,等多项国家大型工程上。已拥有包括金龙、上柴、大柴、振华港机、宝钢、长春客车厂、宝鸡桥梁厂、宝鸡石油机械厂、西安飞机制造厂等在内的四十几家大型国企的客户。当被问及上海底特公司为何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创造如此的成就时,黄经理表示:“这是公司战略定位的正确指导,比如我们目前在汽车行业的推广只针对整车,零部件的推广基本还没涉及,如果我们的产品获得了整车厂的认可,离被一二级零部件厂商广泛采用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2008年金融风暴的侵袭,使各中小型企业今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倒闭,裁员,出口困难等问题纷至沓来。在这样的环境下,上海底特没有随波逐流,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大量扩招销售、技术、网络等各方面人才,全面展开网络营销,实施施必牢品牌推广,并运用国际优秀商务平台开展外贸业务,打开国际市场。2008 年上海底特销售额近亿元。与此同时,上海底特全体员工在总经理顾茂众的带领下,认真贯彻执行公司的质量方针:“以质为本,不断提高,顾客满意,效益更加”,坚持八大质量管理原则,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更值得欣喜的是公司在2008年3月底通过了ISO/TS16949的认证审核,ISO/TS16949的审核通过将是上海底特携“施必牢”品牌步上新一台阶的开始。在09年经济形式严峻的大环境下,相信上海底特公司将逆风飘扬,愈行愈远!; 个人分类: 大海大|3411 次阅读|0 个评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考辨: fqng1008 2010-3-17 09:24; 清朝时代的华夷思想天下图清朝时代的华夷思想天下图　　据刘洁修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本于顾炎武，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当年，顾炎武的《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中有如下一段话：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他进一步阐述：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已耳!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辨法通论论幼学》）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痛定罪言三》则形成联句：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夫我辈则多矣，欲尽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问他人，问我而已。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很显然，在顾炎武那里，他把亡国与亡天下进行了区分，而梁启超则把二者合而为一。这里面有什么渊源呢？原来，天下概念由来已久，其萌芽于周朝之天的人格化概念。周朝的后期（春秋战国时代），周朝的封建诸侯向外发展，对国内和周边地区作政治支配和同化；同时，异民族亦被周封建，成为了诸侯大国。于是，以许多的封建诸侯国共同的文化圈、经济圈形成，《左传》《国语》等历史书，开始使用天下一词。　　秦之统一是天下之统一，也意味着中国的扩大。到了汉朝，疆土进一步扩展，由于册封（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缔结为君臣关系，根据这个关系，周边国家的统治者统治下的地域，接受中国皇帝主宰的秩序原则），形成了将周边诸民族包含在内的天下概念。南北朝时代，中国内部同时出现多个皇帝，天下的政治陷于分裂。不过，唐朝时代的中华帝国皇帝唐太宗被各个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称为天可汗，天下又归于统一。到了宋朝时代，北方出现辽朝、金朝、西夏等强大的王朝，宋朝被压迫之下，与北方的帝国们系结了虚拟性的血缘关系（譬如像宋称兄，辽称弟一样的外交关系）。同时期的高丽等属国，都采取臣属于两王朝的形式，天下完全二分。随后，有空前绝后的支配领域之蒙古帝国元朝再次统一了中国。不过，在元朝的统治中，政治上分为南人（原本南宋的人民，江南的人士）和汉人（原本金朝的人民，华北的人士）。此后，明朝以靠近秦汉帝国的理念形式统合中国，天下之概念大致上和以前同义，不过多了向世界扩张的想法。到了明末清初，在明朝的灭亡和原为夷狄的清朝支配中国之现实下，顾炎武认为，亡国不代表亡天下，就算作为夷狄的清朝成为皇帝，中华文明的天下也能继续维持。被视为由中国皇帝主宰的华夷秩序理念，与册封朝贡国来维持外国关系的天下概念，于1793年，在英国的外交使节乔治马戛尔尼被派遣到中国的时候开始变化。乔治马戛尔尼期盼按照欧洲外交的主权平等主义与清朝缔结贸易条约，清朝的乾隆帝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明确表示拒绝。但是19世纪的鸦片战争爆发，败北的清朝不得不与英国等国缔结了单边的不平等条约。当然，清朝政府仍然要忽悠老百姓，说这是皇帝恩赐各国。尽管欧洲各国威胁下，天朝依然打算捉住天下的概念。鸦片战争后，英国与法国不满清朝不变革其外交姿势，于是一起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在那个条约内，列明英法是自主国家，赋予与中国有同等地位。这个结果，清朝不可能继续按照以前的华夷秩序与欧洲各国进行外交，于是重新设置总理衙门进行对欧洲外交事务。因为欧洲各国按照主权平等主义形成了近代外交体制，采取对等国外交的形式，令到一向以华夷秩序作准的中华帝国外交体制慢慢崩溃。现实中，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战败，朝鲜从此脱离册封关系，基于册封朝贡的清朝外交秩序告终。天下的概念也受到影响，以前的华夷秩序全变貌了。19世纪末期，清朝驻英国大使薛福成将区别中华和夷狄的华夷隔绝之天下思想，改变成中华和外国维持对等关系的中外连属之天下思想，梁启超时代的天下自然就变成了狭义的国家。那么，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顾炎武的国家、梁启超的国家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又有什么区别呢？以上可以看出，顾炎武的国家概念是一家一姓之私天下，亡国不过是易姓改号而已；天下概念表达的是一种政治文化秩序，亡之则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因此，他认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利益决定立场。政治文化秩序的破坏，必然涉及每一个个体的存在，因此匹夫有责；而易姓改号的勾当，与一般百姓并无关系，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到了梁启超，夫以数千年文明之中国，人民之众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兽，其谁之耻欤？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可见其匹夫有责仍然以政治文化秩序破坏为主，是否把这一点归之于外国列强，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不过，总的说来，匹夫之责在于为自己争取权利，则符合人的本性；如果将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拿来以为己任，未免是被忽悠的结果附：国家歌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歌曲《国家》发布仪式2009年2月28日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会堂举行。主唱成龙、刘媛媛以及词曲作者王平久和金培达等人悉数到场。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歌曲《国家》童谣版演唱者名单：阿尔法、林妙可、陈天佳、杨沛宜、贾云哲、段丽阳、牛欣欣、宝宝、20088乐队、林浩、李月、徐娇、朱祺隆、陈彦宏、李恺悦、季家希、李瑞、薛洛辰、辛思晴、水亦诗、吴悠、艾佳佳、周佳仪、霍静婷、刘靺子、艾琪、牛东文、刘思雯、王新博、孙圳、黄安仪、郭柏鹭、关晓彤、江思莹、杨紫、张一山、尤浩然等60名优秀儿童演唱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歌曲《国家》童谣版。拍摄地点：汶川、西安、延安等地；创作人：小柯；MV导演：张一白；录制时间：2009年4月底。　　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　　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　　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国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以和矗立　　国是荣誉的毅力家是幸福的洋溢　　国的每一寸土地家的每一个足迹　　国与家连在一起创造地球的奇迹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　　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　　国的家住在心里家的国以和矗立　　国是荣誉的毅力家是幸福的洋溢　　国的每一寸土地家的每一个足迹　　国与家连在一起创造地球的奇迹　　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家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国爱万家我爱国家）　　;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6668 次阅读|0 个评论

《顾炎武与中国文化》前言.: 可真 2010-1-12 04:11; 我从 1982 年由苏州大学考入南开大学，师从方克立先生攻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至今整整 26 年。这 26 年中，我从事顾炎武研究的时间就占去了一大半，从 1990 年着手撰写《顾炎武年谱》算起，到现在已十足有 18 年了。我的研究顾炎武，从一开始就是把他当作一位思想文化名人来看待，从文化哲学角度来加以研究的。我对文化哲学的兴趣始发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哲学与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的前言中，我曾做过这样的追述： 1983 年召开的第 17 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哲学与文化。会上，东西方哲学家虽然哲学立场、观点各异，却一致宣称：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当代哲学研究的重心正在逐渐地移向文化问题。其时，笔者正当在南开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主攻方向是中国哲学范畴。从那时起，我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的同时，对于文化问题亦自觉地有所关注。 1986 年夏，我国学术界于青岛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文化研讨会，与会者来自社会各界，有各行各业的哲学与文化爱好者，包括本人在内，其总人数竟逾六百，远远超出了会议组织者的预期，以至于其在安排与会者住宿时都有些措手不及（为此还招致了一些与会者的不满）。此次学术会议，论规模，在国内可谓盛况空前。由此可见当时国人于文化问题的关注之热切，五四以后在中国大地再度掀起的文化热当以此次文化大会为标志。从此，我对文化问题亦更加关切了。青岛会议结束之后，我回苏州大学不久，约于是年秋冬之际，会同有关同事在苏州大学发起、组织了一次全校性的文化讲座。我对文化问题的学术探讨，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89 年夏，我又参加了在桂林召开的一次道家文化研讨会。在这个会议上，我作了关于儒释道关系的简短发言。此后，就这个问题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乃撰成了《试论儒、释、道之联结点》一文，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 1991 年第 3 期。这是我对文化问题探研的最初成果。不过，老实说，我起初从文化哲学角度来研究顾炎武时，尚未有明晰的文化哲学概念，当时以为，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对文化现象进行反思性研究，这大概就是属于所谓文化哲学的研究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才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文化哲学概念，并且发表了一篇题为生活论哲学的未来形态的文章，其中提出：西方哲学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进展，皆是由于探寻前一个阶段的问题的原因而引起的，即由于探寻存在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认识论，进而由于探寻认识问题的原因而进展到实践论的。据此规律则可以预断：现代哲学的进一步的发展，将是以探究实践的原因为理论驱动力，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哲学形态生活论。同时指出：一如实践论是对于认识论的一种扬弃，生活论则是对于实践论的一种扬弃。故生活论的研究范围，理所当然包括原属于实践论研究范围的实践和认识在；但是在生活论中，实践和认识不再被看作实践主体的两种活动形式，而是被看作生活主体的一种活动形式社会生活。在生活论视野中，社会生活是人的生活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除了社会生活，人还有另一种生活形式，即个人生活。生活论所要研究的，就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关系。这种研究，亦可理解为是从人的全部生活中来考察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由此达到对人的本质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论亦即是人论，抑或人学。并且认为，生活论的内容当包括人论、文化论和历史论三大部分：人论是生活论的理论基础部分，它以人的本质作为其研究的对象。所谓研究人的本质，就是研究人的内部关系，研究作为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的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文化论为生活论之主体部分，它以人的全部生活即文化作为对象世界，着重探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关系。历史论是对人论和文化论的综合，是生活论中的通论。它把人类历史理解为由人与文化的相互作用构成的特殊运动，进而通过对人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来达到对于历史本质的把握。我对文化哲学的上述理解，是反映了我此前的研究经历的，是对这段研究经历的自我反思与理论概括。本书所收之论文，是属于我所理解的文化哲学范畴的研究成果。以顾炎武与中国文化作为本书的书名，是要表明，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围绕着顾炎武来进行的，而我对顾炎武的研究是把他放在中国文化整体中去把握的，换言之，顾炎武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在我的学术活动中是相互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这样的研究应该是属于我所谓生活论（即文化哲学）之文化论范畴。本书共分四篇：顾学篇中的八篇是直接研究顾炎武思想的论文，其中《顾炎武经世观念的历史嬗变》（ 2005 ）是在发表之后被纳入拙著《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6 ）而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的，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故被收入本书；而《顾炎武对异质文化的态度》的基本内容则直接来自该拙著，因其比较独特且与本书主题有较高关联度，故经改写后亦被收入本书。其他论文皆是独立于已出版的四部拙著之外的，其中多数已公开发表，只有《略论顾炎武的史学思想》和《顾炎武实学的特点》是首次在这里发表。儒学篇中的五篇论文皆是首次公开发表，反映了我对儒学及与儒学直接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新思考。其中《周易讲座》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学习与研究《周易》的过程与方法，并表达了我对《周易》的某些独立的学术知见。《文化论视域中先秦儒家的人性论》这篇短文以全新视野对原始儒学中的人性论作了别开生面的诠释，尽管未作展开的论述，但自认为对今后的儒学研究具有新的自我启示意义，或许对其他学者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试论孟子的弱权主义及其文化影响》主要从其消极性方面对孟子所提倡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做了分析，认为如果说贫者之相对于富者，贱者之相对于贵者，前者皆可被归于弱者之类，后者皆可被归于强者之类的话，那末，以贫者不服于富者所表现出来的平均主义和以贱者不服于贵者所表现出来的反权威主义，则皆可被归于以弱者不服于强者所表现出来的弱权主义之类，这种弱权主义以强者对弱者的同情和弱者对强者的不服为特征，它对造就中国国民特殊的国民性产生了独特的历史影响。其观点未必就能成立，但确是发笔者个人之独见，或者对其他学者具有启发意义。《我对新儒家哲学的看法》、《复儒与反儒皆非合宜之论》两篇，表达了我对儒学的总体看法，包括对儒学于现时代的意义的看法，同时也反映了我的文化发展观。道学篇中的六篇除《论老子的执政之道及其现实意义》以外，均为首次公开发表。《道家名义考》、《老子是隐士吗？由反思老、庄同被归入道家之理据而引起的思考》和《先秦道家（老聃学派）代表人物考》都是属于考证性的论文。《法自然即守中读〈老〉札记一则》和《儒家、道家同尚中道》属于同一组文章，是围绕中概念而开展的对于道家思想的新探索。文哲篇中除《中国艺术中的悲秋与悲剧》以外，其他五篇都是反映我对中国哲学与文化建设所作的方法论思考的论文，主要表达了我的哲学与文化价值观中西文化相互统一、秩序与自由相互统一、哲学与科学相互统一。至于《中国艺术中的悲秋与悲剧》一文，是缘于我在研究顾炎武的过程中，研读了至少千余首诗，对其量有四百余首的顾诗全部精研细读，虽然我对顾诗的研读是从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入手的，主要是探究它们的情感内容和思想内容以及诗人的诗论与文论的思想内容，对其具体的艺术形式未予深究，但以此对文艺美学倒也培养了一种兴趣，况且在传统上美学属于哲学类，至今在中国学科分类上也是如此，只是我对美学素无专门研究，收入本书的这篇文章其实是属于中国哲学的评论性文章，严格说来还算不得美学评论。不过，我对中国古典艺术的某些具体作品特别偏爱，如该文中所提到的苏园、梁祝、红楼之类，对二泉印月也十分欣赏后者其实也是悲情之作。因此，内心有关于这些作品的具体审美感受，对这种感受予以哲学的思考，就可以使原有的具体审美经验上升为具有一定理论抽象度的美学观念。本书作为一部学术论文集所表达的是作者个人的学术观点，将其汇集成书而出版的目的，是为了积极参与学术共同体的认知交往，并通过这种社会交往来克服自己在某些学术问题上至今尚不自觉的主观偏见，以达到相对客观全面的认识。为此，我衷心希望学界同仁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的意见。此文原载《江苏社会科学》（南京） 1996 年第 3 期，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哲学原理》 1996 年 9 月第 7 期全文转载，并被收入拙著《哲学与文化研究》。; 个人分类: 博主.读者|562 次阅读|2 个评论

顾炎武与惊隐诗社——顾亭林诗文研究（四）: 可真 2009-5-1 12:11; 顾炎武 1613 - 1682 中国江苏昆山顺治四年（ 1647 ）四月，清松江提督吴胜兆密谋起兵叛清归明，事泄未遂，吴氏及其同党俱被执杀。而巡抚土国宝借机欲尽除三吴名士，故株连甚广。顾炎武的亲友中如顾天麟、顾天逵、陈子龙、杨廷枢、顾咸正等，均受其连，相继罹难。江南的抗清斗争为此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挫折，陷于极度低落状态。同年八月，清军攻入福建，南明隆武帝自延平出逃至汀州。二十八日，被清军先锋追及，与皇后及从臣俱被擒杀于汀州，隆武政权至此覆灭。这一连串的事件，给顾炎武以巨大打击。但是，他在悲痛之余，仍以精卫自励，表示了抗清复明的坚定决心：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不过此后，其抗清活动是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来进行的。隆武政权覆灭后，南明的抗清势力除了鲁王（监国）政权以外，尚有顺治三年（ 1648 ）十一月称帝于肇庆的桂王（号永历）政权，以及起初沿用隆武年号而后称臣于永历的以郑成功为首的海上抗清武装力量。（鲁监国自顺治三年六月清军破绍兴后，亦飘泊活动于福建沿海一带。）顾炎武在顺治四年十月安葬嗣母后，又设法同海上抗清武装力量取得联系。为此，他曾给郑成功写过一封信，他把这信黏于《金刚经》书中，托一僧人送往海上。不料，此事为其家仆陆恩得知。这位居心叵测的仆人，暗中以金钱从那僧人处购得其信，把它藏慝起来。与郑成功联系不上，顾炎武又曾亲至海畔，欲由海道入闽以投鲁监国，然亦未果。他终于感到自己在江南无所作为了，于是有远行之意这在其顺治五年所作的《将远行作》一诗中有明确的表露。但他并未立即实行其远行计划，而是于其年秋暂隐于太湖，继续其《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不过，此时顾炎武毕竟不能专注于他的写作。这一二年间，他曾流转于江南各地，并以顺治七年（ 1650 ）参加了吴江的惊隐诗社。惊隐诗社又名逃社，亦称逃之盟，入社者皆为明朝遗民。杨凤苞《秋室集 . 书南山草堂集后》述之颇详：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越则甬上，三吴则松陵。然甬上僻处海滨，多其乡之遗老，闲参一二寓公；松陵为东南舟车之都会，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而惊隐诗社又为吴社之冠，汾湖叶桓奏社中之领袖也。家唐湖北诸之古风庄，有烟水竹木之胜，岁于五月五日祀三闾大夫，九月九日祀陶征士，同社麋至，咸纪以诗。今考入社名流，见于桓奏《南山堂集》者略具。迹其始于庚寅，终于甲辰。诸君子各敦蛊上履二之节，乐志林泉，跌荡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亦月泉吟社之流亚也；后之读遗民录者必有取于斯也夫。当时这类诗社遍布于江南各地，尤其盛行于江浙吴会间。虽为诗社形式，其实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的抗清力量，或非正式的隐秘抗清组织。一旦政治气候适宜，它们就极有可能转变成公开的有组织的抗清武装力量。由于吴江位处江浙交界地带，是当时东南舟车都会之地，极便各地人士结集，故明末复社即成立于此；而此时此地遗民诗社，亦更盛于其它地方。惊隐诗社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人物是叶继武戴笠（字耘野，吴江人，顾炎武挚友）《高蹈先生传》：叶继武字桓奏，九江大使仲宾之九世孙，经魁叙之之孙，廪生鼎新之次子也。少博学能文，年十九补归安弟子员。为人慷慨有大节，轻财好施，笃于友谊，事母尤以孝闻。居分湖后，弃举子业，隐居唐湖北渚，所居名曰古风庄，有烟水竹木之盛，因与吴兴沈祖孝、范风仁，同邑吴宗潜、潘柽章等举逃社，为岁寒交，一时三吴高士莫不指唐湖为武陵、柴桑焉。四方宾至无虚日，继武倾赀结纳，人皆以孟尝君称之。已而同社中有罹横祸者，继武为之抚膺流涕，于是杜门谢客，自号为懒道人，栽桃种菊，著书自娱，卒年五十有九。同人私谥为高蹈先生。著有《南山堂稿》、《壬子懒余草》，未刻行世。参加惊隐诗社的人员，至今有姓名可考者有 50 人。其中与顾炎武有较密切关系的，有归庄、陈济生（字皇士。顾炎武的二姐夫）、潘柽章（字圣木，一字力田， 16261663 ）、吴炎（字赤溟，？ 1663 ）、钱肃润（字季霖）、戴笠（字耘野）、王锡阐（号晓庵， 16281682 ）、王礽（字云顽）、朱明德（字不远）、朱鹤龄（字长孺， 16081683 ）、顾有孝（字茂伦）等人。惊隐诗社的活动，始于顺治七年。康熙二年（ 1663 ），其社中骨干潘柽章、吴炎二人，因受南浔庄廷鑨《明史》案牵连为清朝当局所杀。其社为形势所迫，不得不以翌年终止其活动。顾炎武参与惊隐诗社的活动，主要在其社开张后的头四五年间。顺治十一年（ 1654 ）其侨居南京钟山后，尤其是顺治十四年（ 1657 ）北游后，很难再见他与惊隐诗社联系的踪迹。惟顺治十八年（ 1661 ）他自北归南而东游杭、越时，曾两度经过作为惊隐诗社活动中心的吴江，其间会见过社中骨干潘柽章、戴笠等人，其彼此间又不免以遗民志节相互勉励了一番。附：惊隐诗社成员诗词举例叶继武：《九日寒斋同逃社诸子祭陶元亮杜子美两先生》（七律）龙沙嘉会结寒盟，修祀先贤荐菊觥。离乱家乡移酒郡，晋唐史历纪花名。一时共得南山意，千载同怀北极情。但愿久长持晚节，萧萧门外任浮荣。吴炎、潘柽章：《宁远捷》（乐府）博主按：吴炎、潘柽章曾合著《今乐府》诗集二卷。此诗为其中之一，其题注曰：美袁中丞也。谓讴歌袁崇焕获宁远大捷也。袁崇焕（1584－1630 ）字元素，号自如（或又字自如），广东东莞石碣人。明末抗清名将。明熹宗天启六年（ 1626 年），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攻打宁远城，袁崇焕指挥军民英勇抗战，用红夷将军灭虏大炮猛轰后金军队，致努尔哈赤身负重伤（不久死去）。此乃万历四十六年后金誓师反明以来明军之首捷。此后袁崇焕在抗金战争中又屡建奇功，成功地阻扼了后金势力的南下，惜乎后来明廷中皇太极反间计而将袁崇焕冤杀。边火鸣秋笳，惊秋高肥马。冒顿入眼中，已无宁远城。宁远城坚不可下，书生意气还凭陵。抚循将与卒，劳苦如弟兄。男儿七尺宁作格斗死，何当隐忍穹帐偷余生？两尸夜攻不已，云楼折冲车起。一炮发，震十里，名王血肉化泥滓，北人为号南人喜。附识：明朝灭亡后，吴炎隐迹湖州山中，潘柽章则隐居韭溪，因同感明代未有成史，遂仿《史记》体例，合力著述《明史记》，由柽章分撰本纪及诸志，吴炎分撰世家、列传，创作数年，已成书十之六七，会吴兴庄氏《明史》案发，二人被株连，皆被处死。（庄氏纂史时曾请吴、潘参与，二人未应，但庄氏仍将其二人名字列入参订者名单中。）案发后，吴、潘从容就缚，在杭州狱中赋诗如常。受审时，俱不屈于严刑拷打，痛骂清朝官员，以至于齿蹴尽落而不绝口，最后被斩决。时顾炎武在山西汾州，闻吴、潘罹难消息，悲愤万状，作《书潘吴二子事》及《祭吴潘二节士诗》，诗中有云：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以吴、潘比左丘、司马，盛赞其史才。潘柽章有《国史考异》、《松陵文献》等书行世；吴炎遗著，有近人陈去病所辑《吴赤溟先生遗集》一卷。《亭林诗集》卷一《精卫》。《亭林诗集》卷一《将远行作》：去秋窥东溟，（引者案：潘耒手抄原本作去秋窥大海。）今冬浮五湖。长叹天地间，人区日榛芜。出门多蛇虎，局促守一隅。梦想在中原，河山不崎岖。此书初稿约写成于顺治九年（ 1652 ）。详见《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集后》。《亭林文集》卷五《书吴潘二子事》：苏之吴江有吴炎、潘柽章二子皆居江村，潘稍近，每出入，未尝不相过。又数年，潘子刻《国史考异》三卷，寄予于淮上又一年，予往越州，两过其庐。予之适越，过潘子时，余甥徐公肃新状元及第，潘子规余慎无以甥贵稍贬其节，余谢不敢。二子少余十余岁，而予视为畏，以此也。《亭林文集》卷六《与戴耘野》（此书作于康熙十九年）：一别廿载，每南望乡关，屈指松林数君子，何尝不缅想林宗，长怀仲蔚，音仪虽阔，志向靡移。;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8966 次阅读|1 个评论

顾炎武与复社——顾亭林诗文研究（二）: 可真 2009-4-30 23:51; 顾炎武 1613 - 1682 中国江苏昆山顾炎武之自觉地学习诗古文，主要是在复社活动期间；其学风和文风诗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来自复社的影响。复社是由太仓人张溥（ 1602 － 1641 ）于崇祯二年（ 1629 ）统一各地的文社而成立的一个党社联盟，其中包括江北的匡社、南社、吴中的羽朋社、应社、松江的几社、江西的则社、浙东超社、浙西的庄社、闻社、武林的读书社、山左的大社、历亭的席社、莱阳的邑社、中州的海金社、端社、黄州的质社、昆阳的云簪社等。复社的组织构成情况表明，复社成立之前，全国已有不少地方出现了党社组织。这些党社的成员大多为普通的文人学士，也有一些是在职官员；其组织活动一般是采取诗酒唱和、讲学论道的形式。这类社团在明末的大量出现，并非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一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这个时期正在成长之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是当时已然萌生的近代民主意识的一种外化形式。张溥，字天如，号西铭。崇祯元年以恩贡入太学，崇祯三年中举，四年更会试及第而成进士。他早先曾与同乡张采（ 1596 － 1648 ，字受先，号南郭）共举应社，及贡入京，得交诸太学生，颇受众人拥戴，由是名满京都。后以故请假归里，被吴江令熊开元（字鱼山，嘉鱼人， 1599 － 1676 ）延至县府，奉为上宾，当地的一些富贵子弟，也慕其名而纷纷从学。之前，还在崇祯元年会试结束之后不久，一些落第的江南士子便曾相约一起筹组社团，以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至此，张溥遂利用自己的声望，在熊开元等人的协助下，发起召开了复社成立大会，其会议地点在吴江之尹山。张溥在复社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申明了复社的宗旨：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皆由于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务为有用，因名复社。所谓兴复古学，将使异日务为有用，是包含着振起东林之绪的意义的。如果说兴复古学是复社的学术宗旨的话，那末振起东林之绪则是复社的政治目标，亦即张溥所谓异日有用所欲达成的古学之致用目的。复社的活动，其实是在兴复古学的外衣下，继承东林党的未竟事业，继续开展社会的改良运动。按清人所编《顾亭林先生年谱》之旧说，顾炎武是 14 岁参加复社的。但是据笔者考证，当时江南有应社而未有复社，所以，那应该是指其参加应社而言。应社是由张溥、张采、杨彝等人以天启四年（ 1624 ）创建于苏州常熟之唐市的，其初入社者来自吴郡、金沙和槜李，三地合起来不过 11 人。顾炎武加入复社，是在他 17 岁的时候，即复社成立之当年。据《复社纪略》载，张溥在复社成立之年所作的《复社国表》中详列复社姓氏计有七百余人，其中有昆山顾继绅之名；继绅乃炎武庠名，则其入社必在复社成立之年无疑。如果顾炎武确实很早就参加了江南应社，其加入复社就不过是随应社之并入复社而自然转为复社成员，并不怀有特别的动机。但是，据顾炎武后来回忆，他曾一度很热心于参加文会（指复社的集会）：老年多暇，追忆曩游，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随厨俊之后尘，步杨、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龙，此一时也。其如此热衷于参加文会，究竟是图的什么呢？据其后来自述，他承认那不过是从四方之士徵逐为名罢了。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追求在士林中快速成名，才那样热情高涨地参加复社的组织活动的。顾炎武后来反思和检讨明末清初的学风时曾指出：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当顾炎武在复社中随厨俊之后尘，步杨、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龙的时候，他尚只是一个为名的文人，较之于那些为利而求早日金榜题名的举子，实在相差无几。尽管顾炎武参加复社的初衷不过为名，但他在复社中的活动，客观上却使其广泛地接触社会，由此结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从而给予他后来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开展以很大助益。就复社对作为其社中成员之一的顾炎武所产生的直接影响而言，其积极方面的影响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其一，复社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对顾炎武实学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复社以奖进后学的办法来吸引广大的读书青年加入其组织，以利用群众作后盾去干涉政治，实有救亡图存之意；或者毋宁说，它的干涉政治乃是一种社会改良运动，而这个运动的开展是以兴复古学为形式的。据崇祯年间南京提督学政御史倪元珙就复社的活动情况向明思宗所上的奏疏称，复社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谭经讲学，互相切劘，文必先正，品必贤良。足见，复社所要兴复的古学，就是经学。故张溥在其所作复社盟词中，要求其社中成员毋读非圣书，应该一心只读圣书（儒家经典）；而读书通经是为了将使异日务为有用。由是观之，复社兴复古学的学术意义端在提倡通经致用之学。明末的学风，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正是通过复社兴复古学的运动而逐渐由虚转实的。顾炎武 27 岁在秋闱被摒的情况下能做出退而读书的决定并且立即付诸行动，这和他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潜移默化地受复社学以致用的学术风气的熏陶无疑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另外，顾炎武年青时之所以独喜为古文辞，这固然与其家学传统有深切的渊源关系，但无疑也和复社兴复古学的文学思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后来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文学主张，这就更其明显是对复社讲求务为有用的实学精神和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了。其二，由于复社领袖以文必先正，品必贤良来严格规范和积极引导其社中成员，不仅培养了一批如夏允彝（字彝仲，号瑗公， 15961645 ）、陈子龙（初名介，字卧子、懋中、人中，号大樽、海士、轶符等， 1 6081647 ）这样颇负经世之才的著名学者，更培养了一大批晓大义、重名节的儒家正人君子。且看清 . 吴山嘉所编《复社姓氏传略》，其中所录 1200 余人中，大多为抗清义士或明朝遗民，极罕有降清者，因此之故，清末石韫玉 ( 字执如，号琢堂，又号花韵庵主人， 1756 － 1837) 为其书作序乃极口称道复社君子正以结有明二百余年养士之局也。再看计六奇（字用宾，号天节子，别号九峰居士，无锡人， 1622 －？）所撰的《明季南略》，其中所载清兵下江南时或举行起义或宁死不屈的许多著名爱国义士，诸如江阴的黄毓祺、苏州的杨廷枢、长洲的刘曙、昆山的朱集璜、吴江的吴� 据陆世仪《复社纪略》（载《东林始末》，上海书店， 1982 ）卷一、《国朝山左诗抄》卷九宋琏条。（参见拙著：《顾炎武年谱》 45.5 条）案：匡社，《复社纪略》谓江北匡社，《国朝山左诗抄》则谓吴中匡社，未知孰是。兹姑从《复社纪略》。杜登春：《社事本末》，转引自《陈子龙诗集》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东林始末》，上海书店， 1982 。在今江苏南通市境内。在今浙江嘉兴市境内。《亭林文集》卷三《答原一公肃两甥书》。参见：《亭林余集三朝纪阙文序》。《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参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孙淳条。当时流行的则是理学，特别是阳明心学。参见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顾炎武在复社活动前后至少有十二年（崇祯二年至崇祯十五年）。复社在张溥在世时，共开过三次大会：崇祯二年尹山大会、崇祯三年（ 1630 ）金陵大会、崇祯六年（ 1633 ）虎丘大会。张溥逝世后，崇祯十五年（ 1624 ）春，复社又开过一次大会，仍是在苏州虎丘举行的，主盟者为维扬的郑元勋和松江的李雯。此后，复社不再有大会，社局告衰矣。作为复社晚期主盟者之一的松江人李雯，顾炎武后来在《日知录》卷十行盐条中曾引用其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足见，他和李雯必有过密切交往，故而深受其思想影响。由此推断，顾炎武应该是参加了由李雯等人所主持的崇祯十五年复社虎丘大会的，至少这时候，顾炎武仍与复社保持着密切联系。《日知录》卷十九《文须有益于天下》。;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5263 次阅读|1 个评论

《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提要): 可真 2009-4-17 11:29; 【全书内容提要】本书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顾炎武思想研究（ 00BZX020 ）的最终成果形式，是本于作者以往研究成果《顾炎武年谱》（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和《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并吸取他人研究成果写成的，由启蒙篇、爱国篇、实学篇三大部分构成，着重研究和阐述了顾炎武的启蒙思想、爱国思想和实学思想，认为民族矛盾是顾炎武思想活动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矛盾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决定了他的思想活动进程及其根本性质，以爱国精神贯穿于其活动过程始终的明道救世的顾炎武思想，本质上属于伦理范畴，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宗法之礼在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损益新要求的伦理思想；作为这种伦理思想的不同表现形态，其启蒙思想是与当时市民价值观相适应的有条件地承认私的伦理合法性的新仁道观；其爱国思想是顺应市民阶层本性要求而人道主义地化忠为耻的新忠君观；其实学思想是要求学者尊耻德而道问学的新学术观。《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周可真著， 40 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6 ）详细提要导论顾炎武生当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明清之际，当时社会内部新生经济矛盾加剧了其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而导致了其社会的动荡与变革。民族矛盾是顾炎武思想活动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矛盾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决定了他的思想活动进程及其根本性质。以爱国精神贯穿于其活动过程始终的明道救世的顾炎武思想，本质上属于伦理范畴，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宗法之礼在资本主义萌芽条件下损益新要求的伦理思想。启蒙篇引论如果说为欧洲启蒙运动所张扬的是一种以人文理性、经济理性和科学理性为基本内容的资产阶级理性的话，那么，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潮所张扬的则是一种市民理性。以顾炎武等为代表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已经透露出市民理性的精神内容，其与欧洲启蒙运动所张扬的理性也多少有些相似，然其启蒙作用却非常有限，它实际上还不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第一章市民意识及其实践形态市民生活环境的习染及其特殊的人生遭遇，使顾炎武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当时的市民价值观，形成了其主张人皆有爱身恋财之心的市民意识，这种自私自利的市民意识贯穿于其整个治生活动，是其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它内在地包含着追求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的人文精神，其具体而现实性的表现，便是他通过自己的治生活动来谋求其独立自主的生活。第二章反理学的仁道思想顾炎武反理学的仁道思想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的实质在于主张在一定国家制度和政策措施所容许的范围内去追求个性自由，其仁道思想的核心则在于肯定私生于仁，这个观点既承认了私的伦理合法性，同时也使传统儒学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造；然而，由于顾炎武固守传统王有制观念，他尚未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私有观念，只有伦理学意义上的自为观念。第三章基于新仁道观的社会改革思想顾炎武关于从私、恤私的伦理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亲和道德观及基于这种新道德观的社会改革思想，包括针对君主独裁政体所提出的分天子之权以实行君臣分猷共治的主张和针对中央集权管理体制所提出的在一定范围内推行私营经济的主张。爱国篇引论作为爱国者的顾炎武至今备受中国人民的赞誉和敬仰，其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其曾经一直深爱着自己的国君和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而在于他的这两种道德情操所反映和体现的是其对自己的乡土国土的眷恋与热爱。古今中国的爱国主义道德，其实不过是以其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自爱其乡土国土的中国国民道德。但当把顾炎武这位明清之际的爱国者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加以研究时，则应注重其时代所特有的爱国形式，着重考察和研究他的忠君的意识和行为。第一章尽忠尽孝的爱国之行顾炎武的抗清活动是他守君臣之礼而尽忠的表现；其入清后消极对抗清朝的遗民活动则是为尽孝而尽忠的表现。孝，是其心目中的伦理底线。在不越出其伦理底线的前提下，他广泛地结交清朝官员，在伦理上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灵活性，这既是为了保全其个人生命，更是借以成就其力学以待后王的大业。第二章直抒性情的爱国之音与顾炎武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实际事行存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的情况不同，其诗歌则几乎没有奇掩巧饰的成份，都是发乎其本心的自然的爱国之音。他一生赋诗凡 332 篇 428 首，其中属于顺治年间的作品有 173 篇 220 首，康熙年间的作品有 159 篇 208 首。比较而言，顺治年间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诗人积极从事抗清活动时爱国心的激荡；康熙年间的作品则主要反映其作为明朝遗民在日益强大与稳固的清朝统治下越来越感到复国无望的悲凉心态。第三章化忠为耻的爱国之想顾炎武的爱国思想本质上是他为王者复起后不再亡国而展开的对于明亡原因的思考，通过这种思考，他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 , 他并把这种新道德纳入仁范畴而落实到行己有耻上，从而化忠为耻。与忠不同的是，耻的对象不是国之君，而是天下之人。君要成为耻的对象，惟其尽到人所应尽的保天下之责。保天下是礼义对人的最高要求，保国则非其题中应有之义，礼义并不内在地要求保国。这样的礼义是被顾炎武改造了的其中渗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多少具有近代民主性质的宗法制度，他期望后王立国于这样的制度来保障其国的长治久安。实学篇引论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实学自北宋开其端。以续传儒家道统为己任的宋明理学家有实学思想，其特点是重实行，以求归依实理之诚意，是为实心之学。明清之际实学思潮是当时市民价值观的扩散和社会内部种种矛盾双重作用的结果，其主旨在于化解当时的民生危机和民族危机，其特点是重事功而求吾儒经世之用，是为经世之学。第一章实学的思想基础顾炎武实学以其经世观念为思想基础。这种观念最初孕育于反映其治生愿望和经世志向的经生意识。其经世志向至乙酉四论时已显强烈；《与友人论学书》则标志其经世观念臻于成熟。其以耻（即耻于非礼耻于非人）为本的经世观念以匹夫匹妇被其泽作为经世的本质内容，并随着社会条件及其人生际遇的变化而有其不同的具体历史内涵，其前期是以谋求国家强兵之道为主要内容，后期以救济和改善民生为主要内容，晚年则以弘扬仁义之道为主要内容。第二章贵创新征共识的实证精神顾氏实学虽然在形式上显示出它向原始儒学的复归，但以其受到当时市民理性的深刻影响，其思想内容与学术形式都不同于以往儒学，它有其独特的伦理精神和学术精神，即从私、恤私的人道精神和轻权威贵创新、重经验征共识的实证精神。其既求创新又征共识的实证精神，表明了其知识论把知识本质地理解为共性范畴的东西，从而要求知识主体通过交往实践来实证其知识，使之由个别经验上升到一般理念，是合理的；但是，他只注意到知识主体的共性而忽视了知识客体的共性，却又表明了其知识论只关注伦理实践而忽视生产实践，从而导致其只求知识的社会之善而不顾其自然之真的缺陷，这正与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论之只求知识的自然之真而不顾其社会之善的偏失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这两种知识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各有所偏，都没有把人本质地理解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要克服其缺陷，达成其互补统一而臻于完善的知识论，则须以自然社会人的概念来代替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概念。第三章由术及道的实学诉求顾氏实学是从起先追求经生之术发展到后来追求救世之道的。这个转变既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更是由于顾炎武坚持儒家夷夏之防的文化观这是促使其实学从学识广博的杂学形态转变到学有本原的经学形态的思想根源所在，并赋予了其经学以独特的性质，使它成为不同于一般儒学的华夏文化学。其杂学偏重于下学，并从起先注重学识广博渐趋讲求学有本原；其经学则重视下学而上达，是为顾氏实学的本质特征，反映了他以知为行的前提和基础、行为知的目的和归宿的知行统一观，这种知行观是对朱熹知行观的创造性发展，其实质在于强调保天下的事业非个人可以独断独行的私事，而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一项大众性事业，必须求得普遍的社会共识才能成功。顾氏实学的历史特征则在于重视和强调下学，提倡好古而多闻之实学。第四章下学功夫和实学思维顾炎武学为诗古文方面的学术活动，是其下学的基本功。在诗文创作上，他坚持文有益于天下的基本原则，并恪守诗主情性的为诗之则和辞主乎达的行文之法，故能以其文之纯朴、其诗之古雅入于变化自然之艺术妙境，而其诗更以寓名教之心于古雅之辞历史性地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其如此艺术成就是以其下学为根基的，是其下学功夫的体现。然而最见其下学功力的，还是其经学。顾氏经学的特质，不仅在于其研究范围极广，举凡经、史、子、集之类皆在其视域之内，更在于其据六经皆史之观点，将经学本质地理解为史学，从而导致了其运用史学方法来开展经学研究。其经史研究方法以归纳与演绎法的结合为基本特征，但其运用最多最广的，是作为其归纳法之基础的考据法。其考据活动最显其下学功夫，是其实学思维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思维方式根本区别于宋明理学之所在。第五章顾氏实学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顾炎武以前的传统学术思维是一种不确定思维，其典型表现是宋明理学的思辨性演绎思维，反之，清代朴学则是机械性归纳思维。在理学与朴学之间起到了承先启后作用的顾氏实学思维具有归纳与演绎之辩证统一的特点，它以其实践性与创造性区别且高于朱熹理学的先验性守成思维，又以其求经世之用区别且高于轻视实用的朴学思维。顾炎武逝世以来中国学术向来未能将实证（据）和实用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今学术腐败更养育了一种戕害人类理论思维能力的欲性思维，其思想根源皆在于学者们缺乏顾炎武那种从伦理上肯定人人平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实学精神，当今中国学者要能站到实事求是的科学起点上，就该像顾炎武那样自知匹夫之贱的身份又不失有责于天下兴亡的豪杰之心。;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4581 次阅读|0 个评论

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8）: 可真 2009-2-20 11:57; 在顾炎武所结交的清朝官员朋友中，其实有不少人是很有学问的，诸如汪琬、陈锡嘏之类。顾炎武和这些具有官员与学者双重身份的人开展交往，无疑有助于解决他在为学上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的问题。顾炎武的这类官员朋友中，更有一些不只是有学问，还家藏丰富的图书资料，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孙承泽。孙承泽非但赏鉴书画尤精。著有《庚子销夏记》八卷，且读书日有程课，著述满家，在经学上颇有造诣，有《诗经集解》三十卷。孙氏力主读书当通经，尝谓元儒经学，非后人所及。盖元时天下有书院百二十，各以山长主之，教子弟以通经学。经学既明，然后得入国学。即如吴渊颖、程普德辈，其集人多不知。明初，人犹多经学，皆元时遗逸，非后辈所及；并自称生平学问，以朱子为宗，独于《毛诗》不然。他更筑万卷楼，藏书甚富。显然，顾炎武同孙承泽这样的官员打交道，在学问上是会得到多方面的帮助的。他在康熙六年，就曾从孙家借了不少书，钞之以归。而且，他对孙氏的学问也颇为推崇，譬如他在《与友人辞祝书》中，就提到孙承泽著书论次废生日之礼的事：窃惟生日之礼，古人所无故唐文皇以劬劳之训，垂泣以对群臣；而近时孙退谷、张篑山著论次废此礼。显而易见，在经学方面，顾炎武不仅推服孙氏的学问，至少在礼学方面还深受其思想影响。而孙氏以朱子为宗的学术思想，也必定对顾炎武产生过某种程度的影响，尽管绝非仅仅由于受了孙氏思想的影响才导致其推崇朱学。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顾炎武借助于清朝官员朋友的关系来助成其学问事业的根本目的何在？抽象说来，当然无非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自我发展，满足其自我实现的需要而已。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顾炎武为自己的自我实现所确立的具体奋斗目标到底是什么？顾炎武自认为，今日吾辈之任是在于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简言之，即在于救世。他同时又认为，救世的行为方式则因人而异，就其基本方式而言，救民以事乃是达而在上位者之责；救民以言则是穷而在下位者之责。当然，对顾炎武这样的穷而在下位者来说，其责显然是在于救民以言了。从儒家所提倡的三不朽角度来看，无论是救民以事还是救民以言，本质上都在于立德，是立德精神在不同条件下的具体体现；就其表现方式而言，救民以事是在于立功，救民以言乃在于立言。为后世立言，这就是顾炎武作为一位儒学大师所孜孜以求的超现世的不朽理想在其身处穷而在下位之条件下的现实诉求。然而，顾炎武又不是一般的穷而在下位者，他更是一位具体而现实地生活在清初的明朝遗民。作为一位明朝遗民，他究竟要为后世之谁而立言呢？在现存可见的顾炎武的一般论著中，他都说是为后王、为来学而立言，如说：如得殚数年之精力，以三《礼》为经，而取古今之变附于其下，为之论断，以待后王，以惠来学，岂非今日之大幸乎？又如说：然一生所著之书，颇有足以启后王而垂来学者。他对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尤其看重，曾自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而对《日知录》之言为谁而立，他曾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顾炎武立言的根本宗旨是欲为后王之行救世之事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他为何非得寄跻斯世于治古之隆的希望于后王，并且对于这一点他讳莫如深，竟然一直未敢为今人道也？先来探究其何以未敢为今人道也的缘故。他是这样说的：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然此等故事，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是添一害，如欲行沁水之转般，则河南必扰；开胶、莱之运道，则山东必乱矣。为什么今日之事，兴一利便是添一害？他虽未明说其原因，但很明显是与今日在位之人密切相关。观其下面这段话，可知，在他看来，吾儒经世之用既为今日在位之人所不识，自然无法为其所用，纵使其用之，在吾儒可收兴利之效者，在他们却只会招致添害的恶果；正是鉴于其不可为当世所用，他才寄希望于后王，而不欲令在位之人知之，以此未敢为今人道也，免得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招来灾祸。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孟子之欲用齐也，曰：以齐王，犹反手也；若滕，则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尝贬于齐、梁，曰：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呜呼！天下之事有其识者，不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然则开物之功，立言之用，其可少哉！顾炎武自信其对天下之事还是有识的，只是生不逢时今日在位之人不识吾儒经世之用罢了。然而，正像当年孟子坚信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一样，顾炎武也相信一定会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这种信念，正是其欲立言以求不朽而殚精竭虑、孜孜不倦以学的精神支柱。再来探究顾炎武为什么会认为今日在位之人不识吾儒经世之用的问题。对此，顾炎武本来也是说得很明白的，只是其弟子潘耒在刻印其遗著时出于时忌考虑而将其先生那些露骨地鄙夷清朝的话给删去了，直至近人黄侃校雠《日知录》的时候，那些被删去的原话才部分地得以按原样补入其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夫以乱辱天人之世，而论者欲将毁吾道以殉之，此所谓悖也。原来，在顾炎武看来，今日在位之人不识吾儒经世之用，是因为他们这些在位之人中夹杂着戎狄，从而导致今日之中国陷入乱辱天人之世，因此，他们之中有些论者非但不识吾儒经世之用，甚至更欲将毁吾道以殉之。在这种情况下，自认为识吾儒经世之用的顾炎武，当然会感到其实际无用也不可用了。然而，既然今日之中国陷于乱辱天人之世，又焉知明日之中国将不复如此呢？若明日之中国依然如故，仍是乱辱天人之世，那末，吾儒经世之用又要等到何时才能真正派上用场呢？进而言之，顾炎武究竟凭什么相信，将来一定会有王者起呢？这里涉及到顾炎武的历史观，对此，笔者曾在《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一书指出：自少爱好兵法、喜谈形势的顾炎武，非常重视社会历史变化之势，认为历史上社会制度的变迁，王朝的兴亡代谢，都是势所必然的；而且这种必然之势，是连圣人都不能扭转的。因此，人们只能通过并依据其对势的认识与把握，采取与势相合的行动方案，顺势而行；否则背势以行，则必败其事。顾炎武更认为，在注重把握变势的同时，还要重视把握变时，即掌握变的时机，做到适时而变。顾炎武并且依据对天象变化规律的把握，认为应变的最佳时机是事物发展到过中之时：天地之化，过中则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故《易》之所以贵者中。十干则戊己为中，至于己则过中而将变之时矣。他所谓中，实即极的代用词；所谓过中则变，犹言物极必反，以他本人的话说，就是所谓穷则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他根据穷则变这一天下之理来看待夷之日盛，华之日微的现象，认为夷之日盛至一定程度，便会像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一样，必由盛转衰；而夷之转衰没落之时，即华之转盛再兴之日。故天下之事，盛衰之形，众寡之数，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则有以待之；盈而罚之，动而蹶之汤降文生自不迟，吾将翘足而待之。顾炎武正是依据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独特把握，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充满了乐观精神，他坚信华夏必有转盛再兴之日，因此力学以立其言，以备后王顾问。既然其内心充满了对夷狄的鄙视和仇视，他为何还要广泛结交清朝官员作朋友呢？其曰：君子将立言以垂于后，则其与平时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于阳货，盖以大夫之礼待之，而其作《春秋》则书曰盗。又尝过楚，见昭王，当其问答，自必称之为王，而作《春秋》则书：楚子轸卒。黜其王，削其葬。其从众而称之也，不以为阿；其特书而黜之也，不以为亢，此孔子所以为圣之时也。孟子曰：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诸久远之文字，无乃不知《春秋》之义乎？原来，顾炎武是根据了《春秋》之义来同清朝官员打交道的。他这种做法就像孔子以大夫之礼待阳货、当楚昭王之面而称其为王一样，在他看来是完全符合圣之时的。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他结交了那么多清朝官员朋友，对他们讲了那么多好听的话，其实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顾炎武的这种处世之法，简直同曹雪芹甄士隐（真事隐）而贾雨村（假语存）的创作手法如出一辙！（全文完）《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一》。徐珂：《清稗类钞孙退谷藏书于万卷楼》。以上参见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五。徐珂：《清稗类钞孙退谷藏书于万卷楼》。《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辞祝书》。《亭林文集》卷三《病起与蓟门当事书》。《日知录》卷十九《直言》。《亭林文集》卷三《答汪苕文书》。《亭林文集》卷三《答曾庭闻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八》。《日知录》卷十九《立言不为一时》。《日知录校记素夷狄行乎夷狄》，《日知录集释〈外七种〉》本。《日知录》卷一《巳日》。《日知录》卷十九《立言不为一时》。《五经同异书楚》，《亭林遗书》本。《亭林文集》卷五《杨氏祠堂记》。《亭林诗集》卷三《羌胡引》。《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五》。;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7598 次阅读|1 个评论

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7）: 可真 2009-2-20 11:47; 仅从上述看，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范围足显其广矣。不消说遗民人物，就是其他一般平民甚至官员，也未见得会结交如此之多的包括上层高官和地方长官在内的各级官员。而实际上顾炎武一生中所结交的各类官员还远不止上面这些人物，仅见于史载的就还有诸如太原守周令树（字计百，河南延津人。康熙十年，顾炎武曾为其点定荀悦《汉纪》）、山西交城令赵吉士（字天羽，一字恒夫。杭州人。康熙十年十月，顾炎武曾与他以及陆庆臻、蔡湘等剪烛赋诗）、华州吏目王尔谦（常熟人。康熙十七年十二月，顾炎武曾主其家）等等，在此不能一一详述矣。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这种社会性决定着人们必须在彼此相互合作的关系中才能生存和发展；而为了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人们就需要而且必须进行社会交往。在人类历史的一切阶段上，人际间形形色色的各种交往，本质上都是人们为着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寻求其合作的机会，探讨其合作的途径、手段、方式，以最终达成其相互之间某种形式的有效合作的行为。在这里，交往只是合作的社会形式，合作才是交往的社会内容。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就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而言，也不外乎是为了谋求同清朝官员的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实现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任何合作，不论是经济合作抑或政治合作，还是其他形式的合作，本质上又都是一种相互补充、相互利用、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凡合作都是双向或多向度的，是需要互补的合作双方或多方之间互利互惠的互动过程。在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关系中，从清朝官员方面来说，他们之所以同顾炎武进行交往，不外乎这样几个目的：一是出于朝廷之大公的目的，利用顾炎武来为清朝统治阶级服务。譬如，推举他出来参加由于清朝当局出于政治考虑而需要编纂的《明史》的编纂工作；二是出于地方之小公的目的，利用顾炎武来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譬如，华阴县令郭九芝，其热诚邀请顾炎武到其富平生活，即是指望他这位命世宿儒能为振兴关学发挥其别人所难以发挥的积极作用；三是出于个人之私的目的，利用顾炎武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关系来助成其名利之欲求。从曾经做过顾炎武邻居的陈芳绩曾作书来蓟，干禄之愿，几于热中的情形，便不难推想当时同顾炎武打交道的那些清朝官员中有多少人（特别是下级官员）是为了干禄才同他交往的了。而事实上，顾炎武也的确曾经在这方面帮过别人的忙，例如，康熙八年，其德州的青年朋友谢重辉赴京就职时，就曾带了顾炎武为他写的推荐信要去见刚从中书舍人晋升为礼部仪制清吏司的颜光敏，请求颜予以关照，其信中这样写道：兹有德州方山谢年兄入都，附此申候。方山为内院清议公之冢嗣，翩翩文雅，更能熟于古今，少年中鲜其俦匹。属以荫职赴部，一切仰祈照拂。缘弟夏秋主于其家，昕夕对谭，心所归依惟在门下这样的例子对顾炎武来说恐怕不会是绝无仅有，既未必是前所未尝有的破例之举，也未必是后所不再有的下不为例之举。另一方面，从顾炎武方面来说，他之所以同清朝官员进行交往，则有这样几个目的：一是出于营生目的，利用清朝官员来保障自己的人身安全和助成其谋生之需。顾炎武一生中几次遇险逢难，最终都是由于他的那些直接或间接的清朝官员朋友们出手相救才得以度过危机的。他在丘章的庄田，也是前后委托了章丘的徐县令和后任的魏县令来代理经营的。另外，顾炎武在北游以后在经济上也或多或少受过他人的接济，他曾在不同场合数次提及这方面的情况：出游一经所至之地，虽不受馈，而薪米皆出主人；吾在贵县（引者案：指富平县）一载，除酒肉之外，一无所收，去时惟受九芝十二金，为雇车之费而已；华令迟君托人致意，谋为朱子祠堂，卜于云台观之右。捐俸百金，弟亦以鹾台（引者案：指盐运使黄斐）之赠四十金佐之。其所受固然不多，却也帮助他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必要开支。二是出于治学目的，利用清朝官员朋友们为他提供的比较安全的生活环境和其他有利条件来助成其学问。顾炎武当初之所以出游北方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北学中国。五十岁以后，他就更是笃志经史了。他在北方结交了那么多的清朝官员朋友，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成就其学以致经世之用的志向。（待续）《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亭林佚文辑补与颜修来手札》。案：此事详见拙著《顾炎武年谱》 5716 条。顾炎武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是非常注意的，他绝不愿意作无谓的牺牲。顺治七年他在剪发时就曾说过：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亭林诗集》卷二《流转》）后来，他到关中了又曾对为被荐博学鸿儒而欲自杀的李中孚说过：至云置生死于度外，鄙意未以为然。天下之事，有杀身以成仁者；有可以死，而死之不足以成仁者。（《亭林文集》卷四《与李中孚》）《蒋山佣残稿》卷二《答人书》。《蒋山佣残稿》卷三《与李子德》。《蒋山佣残稿》卷一《与李中孚》。《亭林文集》卷三《答汪苕文》。;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6793 次阅读|0 个评论

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6）: 可真 2009-2-20 11:38; 与王孙蔚的交往王孙蔚，字茂衍，陕西临潼人。顺治九年进士，由刑曹出为直隶知府，迁登莱青道，转督粮道。十七年迁湖北按察使。逾年，迁福建布政使，以事左迁川东道。康熙十二年移湖北粮道。十四年转提学道。十八年应宏词科试，未中。后出任川东道。卒于官。著有《轺香集》。顾炎武与王孙蔚或许未曾有过直接的交往。据其《答王茂衍》称：他在薄游四方时，已久闻老先生（引者案：指王孙蔚）之高名，但一直未敢遽投漫刺（意指不便通书以向对方问候致意），原因是恐涉未同之嫌（意指因二人身份地位不同而有所顾虑王是个达官贵人，顾自己则是个孤行于草野的布衣）；而实际上，他乃是中心向往，愿归依于有道者（顾视王为有道之人而愿与他交往）的。后来，他们之所以会有通信联系，是缘于李因笃与王孙蔚的关系。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李、王二人皆在被荐之列。翌年三月，他俩都参加了宏词科考试，结果李被取中，王则落选。李、王均为关中人，可能原来就有交往；同荐应试，使他们的关系又更进了一层。故当李称母老病辞官归里时（康熙十八年秋），王非但为李谋其旅琐（指悉心为李料理行装之类的琐事），而且还助其跻陵（指专程为李送行，直到送上坦途）。顾炎武以此在致王的信中，称道王为情同金石，义薄云天，非时流之可企矣。临别时，王孙蔚托李因笃代为转交他写给顾炎武的信。顾炎武是在子德自燕中西归省我于汾州天宁寺时，接到王孙蔚的千里赐书的；可能，他同时还接到了王写给汾州守的信（其内容可能是要让这位知州对顾炎武加以关照的意思），故在致答王的信中有虽客西河，未晤郡守，台函相机投之之说。此后，顾、王是否还有过书信往来抑或其他形式的交往，就不得而知了。与迟维城的交往迟维城，字屏万，又字誾生，广宁人。康熙十九年（或作十八年），任华阴令，历任五载。顾炎武晚年在华下常为念叨而左呼右唤一力谋之的朱子祠堂，即倡议于迟维城。其人为官，严禁刁风，奖拔善类，故在当地颇有德名。迟维城至华阴上任不多久，顾炎武曾托人以其所刻《日知录》、《下学指南》二书，送至其府上，请求正之；并附上信函，表示尚容叩谒，以尽仰止之私。但嗣后，迟令专程来访时，顾炎武却仅差人叩头而已，并未亲自接见。后来，乃华令迟君托人致意，谋为朱子祠堂，卜于云台观之右，捐资百金；顾炎武亦以鹾台（引者案：指盐运使黄斐。）之赠四十金佐之。（康熙二十年）七月四日买地，十日开工，中秋后即百堵皆作。当朱祠即将告成时，迟维城曾致函告慰正在山西曲沃已有重疾在身的顾炎武，而炎武不顾有病在身，仍作书致答，谓：老年台注存之雅，与建祠大事，虽病中未尝忘也。重承台札下颁，知不日告成。老年台尊儒诲学之意，勤矣至矣！与熊僎的交往熊僎，字匪我，号耐荼，江西新淦人（一作清江人）。顺治十六年，成进士。康熙十八年，任曲沃令。曲沃县当时属山西平阳府。顾炎武曾于康熙初年到过平阳。康熙二年夏秋之际，他自汾州至闻喜，途中应该经过曲沃。次年，他又从汾州到绛州，也应该经过曲沃。康熙十六年，他由霍北道入关中，可能也经过曲沃。曲沃距离华阴约二百余公里，中间经过潼关。顾炎武定居华阴后，首次专程至曲沃，是在康熙二十年二月望。在曲沃期间，他可能受到了曲沃令熊僎非常热诚的款待，故其四月返回华阴不久乃致信熊僎，谓且俟七月中方过沃邑，一切谢私；又谓中秋后拟都门一行，敝门人与小儿或可寄留花县否？此所谓花县，应是指当时熊僎所管辖的曲沃的某个地方，而非指远在广东的那个花县。他打算将门人（李云沾）与小儿（顾衍生）暂时寄留花县，显然是想拜托熊令予以照顾。这说明，他这次在曲沃期间与熊令相处甚欢洽。（后来顾炎武竟就卒于熊氏所宰之曲沃，岂非冥冥之意所定乎？！）但是，他这次在曲沃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便从曲沃前往解州运城了。当时解州有一位名叫黄斐字菉园的盐运使（浙江鄞县人，康熙十八年进士），是顾炎武外甥徐乾学的同年都是顺治十七年顺天乡试举人。顾炎武到了运城，黄斐即来相会，并以倾盖之雅热诚邀请顾炎武到其府上。顾感其诚，遂以三月晦日入其署。不谓下榻五日，而忽闻太夫人 ( 引者案：指黄斐之母 ) 之讣，顾炎武为之怆然，旋于四月十日仍返华下。现存顾炎武与熊僎的第一封信，就是他回到华阴后暑日里所作。他在这封信中，还是流露出了东向而思的归乡之情，虽然其早先曾为外甥徐氏兄弟所力劝回归故里而被他以种种理由谢绝。他对熊僎说：三峰之下，弟所愿栖迟以卒岁者，而土瘠差烦，地冲民贫，非所以为后人计；又恐如今春环县镇原之事，风鹤乍惊，关河难越，故东向而思托足耳。恃在知爱，辄敢覼缕。显然，他是出于为后人计，才又想到要从土瘠差烦，地冲民贫的大西北返归其物丰人富的江南家乡的。其年秋，顾炎武由华阴再次前往曲沃，其出发时间是八月二日。这次是先到运城，再至曲沃。县令熊僎闻顾炎武至，遂命舆至县城三十里外的候马驿相迎，其重道之风实不亚于郭传芳。顾炎武入城，住在元帝庙。不料，至曲沃三日而大病，呕泄几危，幸遇儒医郭自狭三五剂而起。九月，移寓上坡韩境家。十月，又移寓下坡韩村韩宣（字旬公，又字裕斋，康熙十八年进士）之宜园。顾炎武与熊僎的第二封信，即是其刚入住宜园后所作。在此之前，大概还在韩境家里时，顾炎武有一位姓孙的熟人，偕同一位姓张的老兄来看望顾炎武。剧论半目后，那姓张的欲邀顾炎武到离此三四十里之外的地方去为一些所谓实心向学之士教书。熊僎知其事，认为那里确有实心向学之士，多则数人，少则三四人，立为课程，两日三日一会，质疑问难，冀得造就成材，以续斯文之统，即不能尽依白鹿之规，而其遗意须存一二，因此劝顾炎武往教。但顾炎武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认为自己的一身去就，系四方之观，不可不慎，所以坚持不肯前往。正为此事，他移居宜园不久便致函熊僎，陈明原委，以辞往教。此事虽然未果，但自其寓郊外韩进士旬公书斋，熊明府来视者十次。单从这一连十次的来视，便足以显示出熊僎为人之地道，以及他对顾炎武的深情厚谊。康熙二十一正月九日，顾炎武病逝于曲沃之宜园。其卒前一日，他正是为答贺熊令及诸官绅而早起，却不想上马失足坠地，疾作，竟日夜呕泻不止。初九日丑刻，捐馆。他的丧事，也是由熊僎、韩宣等人一手经办的。熊僎是顾炎武最后岁月里最为知心的一位清朝官员朋友，也是顾炎武平生所交诸多清朝官员朋友中最后能够为他送终的一位知心朋友。（待续）参见：《蒋山佣残稿》卷二《答王茂衍》。参见：同上。同上。《亭林诗集》卷五《子德自燕中西归省我于汾州天宁寺》。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引《陕西通志》。《蒋山佣残稿》卷三《复迟明府书》。案：书中有恭惟老年台先生世德渊源，人伦斗极。谈经虎观，东京之士无双；揽辔鹑郊，西土之人咸喜。惟兹华邑，正值冲途。渭水春耕，但见哀鸿之羽；桃林夜雪，未逢归马之时。幸遇仁君，悯斯遗孑。燠休疾苦，起积困于期月之间；蠲省繁苛，出大力于艰难之际；真千载而一遘，庆万井之更生者矣！可见作此信时迟氏至华阴任县令尚为时未久。而迟令一来即出大力而起积困，造福于地方百姓，这应是顾炎武所以做出主动姿态，以其所著相赠以表达对对方的敬重的重要原因。参见：《蒋山佣残稿》卷三《与三侄》。参见：《蒋山佣残稿》卷一《与李中孚》。《蒋山佣残稿》卷一《答迟屏万》。《蒋山佣残稿》卷一《与熊耐荼》。参见：同上。详见：《亭林文集》卷三《答原一公肃两甥书》；《蒋山佣残稿》卷三《与原一公肃两甥》。参见：《蒋山佣残稿》卷一《与熊耐荼》。《蒋山佣残稿》卷一《答迟屏万》。《蒋山佣残稿》卷一《又（与熊耐荼）》。《蒋山佣残稿》卷一《答迟屏万》。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7411 次阅读|0 个评论

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5）: 可真 2009-2-18 16:01; 与陈锡嘏的交往陈锡嘏，字介眉，号怡庭，浙江鄞县人。康熙四年，与万斯大、斯同等二十余人，咸受业于黄宗羲。十四年乡试第一，翌年成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以父老乞假归。康熙二十六年，病逝。从笔者已见的史料上看，很难判断顾炎武与陈锡嘏交往的起始时间。现存顾氏文集中共有两则与陈锡嘏书，其中较早者约作于康熙十五年夏秋之际，其主要内容是谈论黄宗羲季子百学为其先妣向顾炎武乞铭之事的，书中有云：顷者黄先生（衍生注：梨洲。）之季君主一（百学）寓书于弟，欲为其母夫人乞铭，读其行状，殊为感恻！但黄先生见存，而友人特为其夫人作志，所据状又出其子之词，以此迟回，未便下笔，敢祈酌示。或黄先生自为之，而友人别作哀诔之文，则两得之矣。考孙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明天启五年（ 1625 ）十二月，黄宗羲娶叶安人，为同邑广西按察史六桐先生（宪祖）女，安人时年十七。康熙十五年六月八日，叶安人卒，黄宗羲嘱郑禹梅作墓志铭。宗羲季子生于明崇祯十六年（ 1643 ），初名百学，后更名百家，字主一，号不失。康熙十九年，被徐彦和（顾炎武外甥）延请与修《明史》。黄百学之请求顾炎武为其亡母叶氏作墓志铭一事在康熙十五年（ 1676 ）六七月之交，其时顾炎武客居京师，其得百学之书应在七八月间，即顾炎武过蓟门遇陈（锡嘏）、万（斯同）之前后。是年顾炎武《与黄太冲书》有云：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两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从其书中只字未及黄夫人逝世事可以推断，顾炎武作是书及先是遇陈、万时，他尚未闻叶氏过世。也就是说，其收悉百学乞铭之信应在见陈、万乃至作《与黄太冲书》之后。而其与陈锡嘏书更在之后无疑（依事理推之，当在接百学信之后不久，约在八月间或稍前或后若干天），其中称：前有一函谢或问之惠，想已彻览矣，则此前顾、陈刚有过书信往来（或为陈托人代为致意而顾复书答谢）；同时，顾还随信以所刻《下学指南》和《论古音书》奉呈求正于陈。与陈锡嘏的第二则书，是顾炎武入关中后所作，时间是康熙十八年（ 1679 ）岁暮。观其书，可知陈锡嘏在地震（康熙十八年七月）前已由北京南归四明；而天生西来（指是年秋李因笃自北京西还探望顾炎武于汾州）不久，顾炎武旋接惠札（指收到陈锡嘏自四明所寄之信）并收到万斯同所著《学礼质疑》二卷。对万氏其书，顾炎武在信中作了点评，以为其书疏壅释滞，诚近代所未见，读之神往，知浙东有人。然其一卷所论如秦时夏正繇不韦始，未敢遽信；至二卷宗法、昭穆诸论，真足羽翼经传，垂之千古，已录入《五经绪论》中。更有续刻暨贵地学者近著，愿悉以赐教。更值得一提的是，顾炎武在此信中对陈锡嘏以知己相称，反映出他们之间的交情已发展到相当亲密的程度，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在学术上已彼此许为同调。（只是两年多后顾炎武即病逝；而顾谢世五年多后，陈亦随之而去矣。）其信中又提到：今附《关中》、《嵩下》诗，同志者可共观之。这里所提《关中》、《嵩下》是顾炎武定居陕西华阴后所写诗作的一部分，《关中》即康熙十七所作《关中杂诗》（五首），《嵩下》即康熙十八年所作《三月十九日行次嵩山会善寺》（一首）和《嵩山》（一首）。顾炎武本人对《三月十九日行次嵩山会善寺》和《嵩山》二首最为看重，其《与三侄》书云：今有《嵩山》二作附于左。《与次耕》书云：并附《嵩山》一绝。《与王山史》云：三月十九日《嵩山绝句》，度已呈览。加之《与陈介眉》书云云。为何如此自重其诗呢 ? 且看《行次嵩山会善寺》：独抱遗弓望玉京，白头荒野泪沾缨。霜姿尚似嵩山柏，旧日闻呼万岁声；再看《嵩山》：淳风传至德，孤隐秘灵真。世敝将还古，人愁愿质神。石开重出启，岳降再生申。老柏摇新翠，幽花茁晚春。岂知巢许窟，多有济时人前一首表达了诗人对故国旧君矢志不渝的忠心，后一首则表达了他对华夏复兴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之所以要让同志者共观之，显然不只是为了让他的同志明白他的孤隐所秘藏着的真灵，也更是为了坚定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使其相信将来必定会有石开重出启的一天，而能够促成这一天终于来到的济时人，则必出乎巢 ( 父 ) 、许 ( 由 ) 那样的隐士们中间。他以此勉励同志们自珍晚节，以隐待时，其晚年心志于此表露无遗。他以有如此内容的诗作赠于陈，并示意陈可将这些诗让浙东同志者共观之，足见他与包括黄宗羲及其弟子陈锡嘏、万斯同等在内的一批浙东学者在政治上是心心相印的，他们之间的交往有着比学术更为深刻的思想基础。与张云翼的交往张云翼（ 1636 ？），字鹏扶，一字又南，陕西咸宁籍，洋县人。靖逆侯赠少师兼太子太师赐谥襄壮甘肃提督勇长子。以父荫，官大理寺卿。后提督松江、福建。有诗才。生平喜与贤士大夫延接，若盩厔李中孚、华阴王山史、富平李子德，咸与之为忘分交。顾炎武与张云翼的交往是始于康熙十四年（ 1675 ）。是年十月六日张过访顾于祁县，想必是通过顾的关中三友（山史、中孚、子德）而闻其贤，乃慕名而造访之。据吴怀清《李天生年谱》载：康熙十五年，夏四月，李因笃出关，由代州之燕中，抵都，主张又南廷尉家。秋，出都。而是年顾炎武自二月入都后，除秋后曾有蓟门之行外，全年都在北京。李因笃回关中时，顾炎武送之于蓟门，并有诗赠行。毫无疑问，这一年中顾炎武与李因笃、张云翼三人在京城，必有聚会活动。康熙十六年（ 1677 ）顾炎武入关中后，张云翼又以翌年杪（十二月二十七日）奉父命亲至华阴延聘顾炎武往兰州（可能是请他去从事讲学之类的活动），顾炎武辞之而未往。然其交往并未从此断绝。康熙十九年，正值顾炎武与诸同仁谋以华下重建朱子祠堂之际，张云翼自远方寓书于顾炎武并贻其所赋，顾炎武因复书曰：得拜珤函，具承隆注。顷者双龙出水，乍当乖别之时，以致三匝依枝，顿起南飞之念。既荷白驹之赋，远道相诒，坎止流行，元无固必。况华下有晦翁旧事今移买山之资，先作建祠之举。若改岁之初，旌驺至止，当于华下奉迎。白石清泉，共谈中愫，慰二载之阔悰，订千秋之大业，幸甚幸甚！从其信中的用词可见，无疑顾已视张若知己矣。故而不久，时值云翼有喜事，炎武乃专致函相贺：恭惟台薹维岳降神，自天申保。鸿勋烂若，已光太史之书；燕处超然，益重封人之祝。兹当初度，倍迓百祥。诵鲁人黄发之诗，公徒三万；述庄子大椿之算，春秋八千。敬效葵芹，用裨山海，伏惟鉴茹，可任荣施！据说，顾炎武所著《左传杜解补正》三卷，是由张云翼捐赀刻出的。与郭九芝的交往郭名传芳，字九芝，一字献素，大同威远卫人。其父之麟为明末九江府监纪同知。传芳于顺治五年由拔贡授陕西咸宁县丞，历权郃阳、长安令。康熙十三年，迁富平知县。十九年秋，迁四川达州知州，抵任月余病卒。康熙十六年（ 1677 ），顾炎武离别山东来到关中，次年四月朔，即应郭传芳之邀至富平令署，寓南庵。而据他后来说移至华下我在此靖逆侯请至兰州而未往，川督周请至西安而亦未往，华阴本邑令君亲来，我仅差人叩头而已，则可见其对郭是另眼相看，破例相待的。何以致此？其原因之一在郭的为人。九芝之为令，非但吏治过人，其尊贤重道于亭林、青主、二李（引者案：指李中孚、李天生）诸先生，凡九州人表之最，皆能延致敬礼，得其欢心。的确，在此以前，当闻知顾炎武已至华下时，他就曾致函王宏撰，谓闻顾宁人先生已抵山居，宁人命世宿儒，道驾俨然，非无所期而至止，关学不振，斯其为大兴之日邪。可见其所以邀顾炎武至署的目的在于欲借其力，以振兴关学。这确是一个有尊贤重道之诚心的人。顾炎武在私信里也曾对潘耒说过：频阳令郭公既迎中孚而侨居其邑，今复遣人千里来迎，可称重道之风。说明在顾炎武看来，郭的为人确实显出其有重道之风。另一方面，顾炎武本人之所以会欣然应其邀，则是感其重道之诚，自觉义不容辞耳。顾炎武曾在信中对他的侄子们说过：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这些，就是其心目中重道的具体表现。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到，顾炎武与清朝官员（包括仕二姓者）的交往至少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对方必须是个有心人这是道德原则；二是对方有重道之风这是道德文章合一的原则。也就是说，对顾炎武来说，无论其做不做官，也无论其是否仕二姓，只要他有道德文章，就可以甚至也乐于和他交往。例如上文提到的梁清标，对这样的有心人，就可以同他交往，尽管他是个仕二姓的官员。再如郭传芳，如此重道之人，更是值得交往，虽然他是一个异代的官员。顾炎武与郭传芳的交往是较为持久的，尽管其过程是断断续续的，因为顾炎武总处在游而不定的生活状态中。直到顾炎武定居华阴后，他们之间仍有交往。康熙十九年顾炎武生日，郭传芳就曾欲亲自前来致祝，只因顾炎武认为生日之礼，古人所无，所以被他以《与郭九芝辞祝》一书回绝了。（待续）据孙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据孙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载，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掌院学士叶方蔼以黄宗羲名面奏皇上，且移文吏部。宗羲门人陈庶常锡嘏代为力辞，乃止。康熙二十四年岁暮，黄宗羲至甬上，并问陈锡嘏病，锡嘏即以千秋相托。二十六年，闻陈锡嘏讣音。《蒋山佣残稿》卷二《与陈介眉》。《亭林佚文辑补》。顾炎武在与陈锡嘏的第二封信中才提到：黄先生弟前年曾通一书，未知得达否？承示庭诰叶安人志铭，诵之既深景仰，复重感伤，此心此理，臣子所共。（《蒋山佣残稿》卷三《与陈介眉》）《蒋山佣残稿》卷二《与陈介眉》。参见拙著：《顾炎武年谱》 6749 条。今存顾氏遗著只有《五经同异》，而未见《五经绪论》。《亭林文集》卷四。《蒋山佣残稿》卷三。《蒋山佣残稿》卷二。《亭林诗集》卷五。《亭林诗集》卷五。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即《蓟门送李子德归关中》，载《亭林诗集》卷五。《蒋山佣残稿》卷二《复张廷尉书》。《蒋山佣残稿》卷三《祝张廷尉书》。案：此书题下虽未注明何人，然衍生于同书卷二《复张廷尉书》题下既注明为张云翼，则于兹不重复耳，仍为其人无疑。又：其书题曰祝，中则有鸿勋烂若之谓，又有兹当初度，倍迓百祥之说，未知是祝其烂若之鸿勋还是百祥之初度。从《日知录》卷十三《生日》生日之礼，古人所无此礼起于齐梁之间，逮唐宋以后，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崇饰此日，开筵召客，赋诗称寿，而于昔人反本乐生之意去之远矣的观点来看，似以前者为是。从书中维岳降神、诵鲁人黄发之诗、倘晤抚军，乞陈硜鄙之素，幸甚幸甚等语来看，似乎张云翼其时正有事于济南。又：书中太史之书，当是指张云翼寄给李因笃的信，因李曾授翰林编修，故后来人们亦尊称其为李太史；顾炎武所以知张氏行踪，或由之获悉焉。又：书中有鄙人以颁白之年，采山而隐，卜于西岳，宗祀考亭，前书已陈数语，而同年五月《与戴耘野》书有云：今将卜居华下，以卒余令（《亭林文集》卷六）。可见祝张氏之书应为是年五月以后所作。而宗祀考亭，前书已陈则表明其书之作乃在《复张廷尉书》之后无疑。参见沈嘉荣：《顾炎武论考》， p.590 。《蒋山佣残稿》卷三《与三侄》。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一《郭传芳尊贤重道》。王宏撰：《山志》。转引自沈嘉荣《顾炎武论考》， p.111 。《亭林余集又（与潘次耕）》。《蒋山佣残稿》卷三《与三侄》。这里所谓文章是指有学问，抑或能诗善文，或者至少崇文。《蒋山佣残稿》卷二《与郭九芝辞祝》。案：这个观点又见《日知录》卷十三《生日》。;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6938 次阅读|1 个评论

爱国与爱某个政权是两回事——就顾炎武的爱国答 [游客]先生: 可真 2009-2-9 23:50; montec007 先生在我的博文《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下留言，问我曰：那时普通老百姓会把顾（炎武）等与新王朝来往的知识分子当汉奸吗？我写回复又写长了，现以博文形式发表如下：（博主按：可能涉及敏感问题，但我没有任何反政府的故意，完全是学术性的研讨，不见得讲得对，仅供参考和讨论之用。并且声明：我是坚决拥护社会稳定，反对反政府和无政府主义的。）那时的普通百姓决没有也不会把顾炎武等与新王朝来往的知识分子当汉奸。实际上，普通百姓是没有多少人有自觉的爱国意识的，他们的爱国意识是自发状态的。有自觉的爱国意识的人们，绝大多数是受到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书生、学者，他们中有些人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普通百姓的号召者，他们的号召对激发普通百姓的爱国热情起着催化作用甚至决定作用。顾炎武等原本都是抗清斗士，入清后逐渐失去抗清条件，遂以自己的不与清朝合作来表达他们的爱国精神，这是当时整个社会都能接受的，不仅普通百姓，而且连当朝统治者也接受这种爱国情操，因为这种爱国情操也是这些统治者所需要提倡的。古代统治者提倡爱国情操不同于现代统治者，前者是在普遍意义上去提倡的，对一切忠于自己国家（王朝）的人们都持赞赏态度，虽然在战场上可无情地消灭他们的肉体，但对他们的精神则心怀敬意。当年史可法激烈抗清而战死沙场，但后来清帝下江南时还到扬州祭奠史可法。现代治国者则不然，无论是民国还是当今中国，其提倡爱国情操，都是在特殊意义上去提倡的，即只对忠于当朝政权（或执政者）的人们持赞赏态度，所以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其他一般场合，对不忠于当朝政权（或执政者）的人们一律持排斥态度，从内心到行动都是如此。比较激烈的做法，就是把不忠于当朝政权（或执政者）的人们整死；比较温和的做法，就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直到把他们教育得忠于当朝政权（或执政者）。后一种做法在古代中国极其罕见。当年曹孟德倒是曾经想尽了各种办法来感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的，但结果感化无效，也就把关云长放归于蜀了，并没有为难他。古今比较而言，现代国家在爱国问题上确有较大差距，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文明的倒退。民国及当今中国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与这种狭隘的爱国观念有很大关系，因为这种狭隘的爱国观念必然导致人们普遍的放弃独立的人格而趋炎附势，如此伦理道理日益沦丧，有奶就是娘成为人们的生活信条。持奉如此生活信条者，毫无道德上的自律意识，只有政治上的唯命是从和经济上的唯利是图。在一个缺乏人格独立和道德自律的社会里，只要搞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必然是奸商的天下或官商勾结的天下。所以，民国会形成官僚资本主义，而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正在酝酿着这样的资本主义。补充说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原意是：谁执政抑或政权落于谁之手，这是肉食者（官员）们的事，与老百姓无关；仁义道德的兴衰则关乎每个人之为人还是为禽兽的人伦大事，所以匹夫虽贱，也有责任去扶持礼教，履践仁义。换言之，这句话所表达的是热爱文化中国的爱国观念，与民国以来把爱国理解为热爱某个政权是两回事。;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5139 次阅读|4 个评论

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4）: 可真 2009-2-8 21:12; 与叶氏兄弟的交往叶氏兄弟者，兄方恒，弟方蔼，顾炎武在南时，曾屡为叶方恒所陷。故按人之常情来说，顾与叶之间原是一种冤家对头关系，怎么后来他们竟又成了朋友了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顾炎武年谱》中已有所交代，认为其二人之所以会从冤家变成朋友，首要原因在于叶氏其人品性的变化从开始在乡里仗势欺人，到后来为官时有惠于民；其次是由于顾炎武为人的大度，加之归庄从中积极调解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里尚需补充说明的是，顾、叶之间还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据李光地《榕村续语录》载，叶方蔼与徐乾学是至亲。这层关系对于顾、叶之间关系的改善，是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的。诚然，一般说来，叶、徐之间的所谓至亲关系，在顾、叶之间未必就会起到多大的亲和作用。顾炎武与顾维之间都是再从兄弟关系，其血缘关系不可谓不近，还不是照样内讧不断？！但是，叶、徐之间又不只是一般的至亲关系。叶方蔼和徐元文既是同年（顺治十六年廷试，徐是状元，叶是探花），又为同官（二人被正式起用后均以编修入翰林）此后，徐元文于康熙九年由秘书院侍读迁祭酒，充经筵，十三年进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十八特诏监修《明史》。叶方蔼则于康熙十二年充日讲起居注官，迁左庶子、侍读学士。十七年晋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直南书房，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十八年充会试副考官，教习庶吉士，总裁《明史》，寻迁礼部右侍郎。十七年，晋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直南书房，充《鉴古辑览》、《皇舆表》总裁。而徐乾学自康熙九年以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至十四年擢赞善，后以赞善充《明史》总裁官，并累迁侍讲学士，晋詹事。不必再说徐彦和的关系，仅就二徐与叶氏而言，他们在官场上的利害关系有多紧密，乃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加以缘血上的联系，如此双重关系，在顾炎武与三徐的关系都很密切的条件下，当然无疑会对叶、顾之间的关系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如前所述，康熙年间，顾炎武在北京活动时，曾多次住在徐乾学及元文家中。他与作为徐氏至亲的叶方蔼素未谋面，是绝对不可能的；也不至于会因曾经有过那么一种冤仇关系，导致其虽然不时见面却至老死而不相往来。事实上，如上文提到，康熙十七年广征博学鸿儒时，荐举顾炎武的，正是叶方蔼与韩菼。仅此一端，即说明过去的那种冤仇关系并未成为顾、叶之间交往的障碍，而且证明其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至少从叶氏这方面来看，他对顾的态度是友善的，且其深悉顾的学问之博洽而颇为敬服，所以才竭力荐举之。当然，他俩之间究竟具体是怎样进行交往的，目前尚不清楚。相比之下，顾炎武与为官后的叶方恒之间的具体交往情况，倒是多少有案可稽的。据归庄《与顾宁人》书云：顾兄之去坟墓十余矣，初因避仇，势非得已，岁月既久，怨仇已释；且今年仇家已尽室赴任，更无所虑兄今欲归，其谁御之？这里所谓今年，是指康熙八年；仇家，是指叶方恒；尽室赴任，是指叶氏已举家迁往其官署；岁月既久，怨仇已释，则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余年过去了，顾、叶之间的旧仇夙怨早已化解。这表明，至迟到康熙八年，顾、叶之间已不再存在交往上的障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归庄在其信中注明此信乃立斋太史北上，草此附候。这意味着徐元文显然也会在顾、叶之间做一些调解的工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徐氏在其中确实是起了作用的。故此后不多年，叶方恒便主动向顾炎武发出一同山游的邀请（时间可能是在康熙十二年春，顾当时在北京）。顾炎武获此邀请函以后，曾作答书云：弟亦谓老年翁欲以一邑之化，推诸海寓，其用心远矣。谨当奉扬仁风，播之四国。夏初可至历下，惮暑未便山游，更以异日可耳。肃此附谢，不宣。从老年翁欲以一邑之化，推诸海寓和夏初可至历下的话来看，叶氏当时应该是济南府下属的某个县的县令，尚未做到运河同知推佥事；但是，他已经取得了一邑之化的显著政绩，且正雄心勃勃，欲以一邑之化，推诸海寓。对叶氏的这种政治抱负，顾炎武以其用心远矣表示了谨慎而含蓄的肯定，并勉励对方当奉扬仁风，播之四国，使人读来感到多少有那么一点儿揶揄的意味内在。事隔数月，即康熙十二年秋，叶方恒有事至济南，并特意备了份紬葛（丝麻织品）之礼，想来会一会顾炎武，因为顾在上封信中讲到他夏初可至历下。而且，看来双方事先有预约，约定要在济南见面的，否则，叶氏恐怕就不会备礼而来了。事实上，顾在八月份就从章丘来到了济南通志局，参与《山东续志》的编纂。然而，他并未去和叶氏会面。但尽管如此，叶还是托人将礼品送到了顾的手中。顾因此觉得对方对自己颇有敬佩雅爱之意，所以作书答谢，首先表示自己才入署中，未便外出（这其实是向对方说明他所以未能去见对方的理由）；接着说，年兄至此不得一晤，真交臂失之矣（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强调自己未能去见对方实出于无奈，故后面进一步申述自己为《音学五书》将成之际，早夜无一闲晷作为未能去见对方进一步的理由）；最后表示，日后对使拜登，尚容面谢，并问贵治有旧家卖书者否？如有千百卷之书，可佐名山之藏者，则当携赀以来矣。从上述两封信的内容来看，在顾、叶之间的交往中，叶始终是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姿态，相比之下，顾氏反而显得有些消极被动，似乎他内心多少还有些疙瘩，不太愿意主动和对方直接接触、往来。前书说惮暑未便山游，后书又说才入署中，未便外出，在笔者看来，这些话实际上都是托辞。而前书所谓更以异日可耳，后书所谓对使拜登，尚容面谢，也都是应付之虚辞耳。至于贵治有旧家卖书者否云云，更不过是无话找话说罢了，并无实在内容。想必叶氏是会心领神会到对方的意思的，所以后来再也不见其有往来的任何迹象。总之，虽然顾、叶之间后来总还算是交上了朋友，但是，他们这种朋友关系乃是一种相当微妙的、若即若离的、似乎仅仅是由于外部原因才得以勉强维持的朋友关系。与梁清标的交往梁清标，字玉立，号蕉林，河北正定人。崇祯十六年进士，授庶吉士。顺治元年，补原官。康熙十一年，迁户部尚书。二十年，拜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著有《蕉林集》。其兄清宽、从兄清远亦相继为吏部侍郎。尽管梁清标是属于典型的仕二姓的清朝官员，但从顾炎武致李因笃的一封信中所述此番入都，不妨拜客，即为母陈情，则望门稽首，亦不为屈梁公（清标）有心人，若不得见，可上书深切恳之的情况看，他显然和梁有过交往，否则他凭何说梁是个有心人呢！这有心人的意思，从其《与梁大司农书》中关中布衣李君因笃，昔年尝以片言为介，上谒庭墀，得蒙一顾之知，遂予明扬之数的话来分析，应该是褒义的，实指梁氏其人还是一个有良心之人。以此顾炎武估计，如果李因笃上书深切恳之，是很容易打动他而引发其起恻隐之心的。由于有心人这样的话是在与知交信中场合下的私语，故这话应该是反映说者对被说者的真实看法的，它是顾炎武对梁清标为人的一种较具客观性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出，顾炎武看一个人的为人，主要是看其人心地善良与否；对梁清标这样一个具体的人，他所特别在意的是其是否有心，至于其仕二姓的行为，他倒并不在乎，正如他并不在乎孙承泽是一个仕二姓者而照常与之交往一样。据实说，顾炎武只是对热衷求仕的人极有反感和厌恶之意，因为照其内心真实的看法，当遭国变之际，若生子不能读书则宁为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一如生女不得嫁名门旧族，宁为卖菜佣妇，而不可为目挑心招，不择老少之伦。不可求仕是顾炎武内心世界对于当时现实世界的一个总体看法。按照这个看法，非唯仕二姓不可，就是仕一姓亦不可。故如果说顾炎武对仕二姓者是充满了厌恶感的话，则其内心深处对仕一姓者亦是充满了厌恶感的。换言之，他对仕二姓者未尝有特别的的厌恶感。这应该正是其在现实生活中广泛结交清朝官员的一个心理基础。很难想象，没有这样的心理基础，他在清朝官员中会有如此广博的交往。顾炎武在现实生活中广交清朝官员的实际行动足以证明，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有不可求仕的思想，就在现实生活中对一切仕者以及求仕者都持一种鄙夷的、不屑一顾的态度，从而洁身自好地断绝同这些人的一切往来。他绝没有这样做，绝没有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思想都付诸行动（包括言论）。换言之，他并不认为思想与行动应该绝对统一。在他看来，思想和行动是两码事，不是什么思想都可以和应当付诸实际行动的。然而，顾炎武又未尝将其思想与行动割裂开来，完全知行分离。他既有不可求仕的思想，也确实在行动上做到了不求仕，更绝没有仕二姓。就此而言，他是知行统一的。其统一的思想情感基础是在于他对嗣母的孝其所以不仕二姓，就是出于其孝。但是，别人是否仕二姓，却并不一定涉及到孝之与否的问题，所以，顾炎武对别人是否仕二姓，自然是不怎么在乎了，也因为如此，他才会说出鄙人情事与他人不同、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这样的话来。（待续）详见拙著：《顾炎武年谱》 4814 条。案：王冀民先生于此事的见解大致上与笔者之见不谋而合。详见其所谓《顾亭林诗笺释》卷二《赠路光禄太平》诗笺。又：归庄在其中所起的调解作用不可小视。庄与炎武为莫逆交，庄曾自称其二人是同里同学，同心同乡、渊路赠处，管鲍相恤（见《归庄集》卷五《与顾宁人书》）；而归庄与叶氏关系又极好，归庄刻其曾祖归有光文集时，曾得各方捐囊协助，而叶方蔼在同邑荐绅中是首创者，当方蔼顺治十六年成进士而至康熙元年起用进京时，归庄曾作《送叶子吉太史北上序》赠行（参见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永历十六年条），可见其关系之亲密。正因为如此，归庄在顺治十八年所作《与顾宁人书》中才会说：兄之仇雠，行且入都，故乡之人，妒极生怜，前事万不足虑。（《归庄集》卷五）在叶氏方面，仅看在归庄的情份上，他们也当不会再使顾炎武为难，何况叶氏已登高第，顾氏则亡命异乡，境遇何其之悬呢！而在顾氏方面，既然挚友如此相劝，自然也不宜再计较旧冤。更何况，正如王冀民先生所说：人事推移，略异畴昔，况逾十载，皤皤俱老，怨毒之于人其有终乎！（《顾亭林诗笺释》， p.326 ）参见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五《本朝时事》， p.753 。案：陈祖武、朱彤所著《旷世大儒顾炎武》有云：顾、叶二家，早年本有亲戚关系。昆山另一大姓徐家，皆为顾、叶姻亲，炎武妹夫徐开法有一妹，即嫁叶方恒为妻。（见该书 p.72 ）然未知其所据何在。据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徐立斋相国事略》。据《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叶文敏公事略》。据《国朝先正事略》卷九《徐乾庵尚书事略》。《归庄集》卷五《与顾宁人》。是据归庄书中内容而得知。其书有云：戊申春夏之交，闻兄以山左荐绅相仇之事连及，时适有海陵之行，无从问得确耗。秋间还未几而得所寄书及六诗六诗已和得奉览年来笔耕，仅能糊口，虽不闻户，亦难远游，惟去岁为先太仆遗集事，与季侍御相商，一渡长江耳。据赵经达《归玄恭先生年谱》载，归书中所述海陵之行和渡长江与季侍御相商刻归有光遗集事，均在康熙七年，而谓之去岁，是足证其书作于康熙八年无疑也。叶在顺治十五年成进士，官至运河同知推佥事，分守济宁四年。归庄在顺治十八年所作《与顾宁人书》中即已指出：兄之仇雠，行且入都，故乡之人，妒极生怜，前事万不足虑。（《归庄集》卷五）顾炎武在《答叶嵋初》（《蒋山佣残稿》卷一）书中就提到：舍甥征启一通附览。此舍甥多半是指徐元文，或者也可能指徐乾学。其征启的内容固然和顾、叶间的关系并不直接相干，但徐氏以此托顾炎武转交叶氏，这一事体本身就暗示着徐氏有故意促进或加强顾、叶之间的联系的意思，至少也说明，徐在顾、叶之间确实扮演了中介角色，从而对其二人关系的改善发挥了旁人所难以发挥的亲和力作用。《蒋山佣残稿》卷二《与叶嵋初》。《蒋山佣残稿》卷二《答叶嵋初》。《蒋山佣残稿》卷三《又（与李子德）》。《蒋山佣残稿》卷三。例如，顾炎武曾对潘耒说道：昔有陈亮工者，与吾同居荒村，坚守毛发，历四五年，莫不怜其志节。及玉峰坐馆连年，遂忘其先人之训，作书来蓟，干禄之愿，几于热中。（《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就明显反映出顾炎武对热衷于追求干禄的强烈反感与厌恶。详见《亭林余集常熟陈君墓志铭》。《亭林文集》卷四《答次耕书》。《亭林文集》卷三《与叶訒庵书》；《蒋山佣残稿》卷二《与同邑叶訒庵书》。;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8204 次阅读|0 个评论

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3）: 可真 2009-2-8 20:55; 顾炎武所与结交往来的清朝官员，绝不限于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物。仅从顾氏遗文来看，尚有许多清廷高官和地方官员也都与顾炎武有过来往甚至有相当不错的交情。涉及这两类人物的书信，《亭林文集》卷三有《病起与蓟门当事书》、《与史馆诸君书》、《答汤荆岘书》、《答汪苕文书》、《与李湘北书》、《与叶訒庵书》六首，卷四有《复张又南书》一首；《蒋山佣残稿》卷一有《答迟屏万》、《与熊耐荼》、《又（熊耐荼）》三首，卷二有《答王茂衍》、《与陈介眉》、《答汪苕文》、《与梁大司农书》、《与郭九芝辞祝》、《与叶嵋初书》、《答叶嵋初》七首、卷三有《与陈介眉》、《复迟明府书》、《复周制府书》、《祝张廷尉书》、《复汤荆岘书》五首，合计二十二首。现就顾炎武同这些书信的受主（不包括蓟门当事、史馆诸君以及周制府）之间的交往情况略述如下：与汤斌的交往汤斌（ 16271687 ），字孔伯，一字荆岘，号潜庵，河南睢州人。少避兵，流寓衢州。顺治九年成进士，授国史院检讨。十三年，诏选翰林出为监司，斌授潼关道。十六年，调江西岭北道。寻乞病归里。丁父忧。服除，受业于孙奇逢。康熙十七年，召试博学鸿儒，授侍讲，与修《明史》。后历官侍读、《明史》总裁官、左庶子、内阁学士。二十二年，特授江宁巡抚。二十四年，授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二十六年，改工部尚书。顾炎武于康熙三年（ 1664 ）曾至河南拜访孙奇逢，当时汤斌已受业于孙。康熙十年和十四年，顾炎武又曾两次经过河南；而此时，汤斌尚在睢州老家。这十余年间，他们完全有机会和可能相互结识。当汤以侍讲与修《明史》时，顾在关中，汤曾就史事问题写信向顾讨教，这信是托自北京西归的李因笃转交给顾炎武的。从顾《答汤荆岘书》两函并至，深感注存的话，可见其确曾见过面，且汤给顾留下了足下有子产博物之能，子政多闻之敏的印象。若非其有直接且较长时间的交往，则不可能有如多闻之敏这样具体的印象。可以肯定，早在康熙十六年顾炎武入关中前，他俩就已相识成交了，只是那时他们都尚是作为一般学者来进行交往的，正所谓君子之交也。与汪琬的交往汪琬（ 16241691 ），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学者尊称其为钝翁、尧峰先生。长洲人。少孤。顺治十二年中进士，观政通政司。未几假归，肆力古文辞。寻补户部主事，改刑部员外郎，迁郎中。坐江南奏销事，降兵马司指挥。复为户部主事。亡何，病免归。结庐尧峰，居九年，益闭户著书。康熙十七年，应试博学鸿儒，授编修，与修《明史》。逾年仍假归。其文根柢六经，出入庐陵震川间。于《易》、《书》、《诗》、《春秋》、三《礼》、《丧服》，咸有发明。生平淡于荣利。著有《尧峰文集》五十卷。顾炎武与汪琬的交往究竟始于何时暂不清楚。据汪琬所著而始刻于康十三年、告竣于康熙十五年的《钝翁前后类稿》卷二十一《答从弟论师道书》云：仆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经学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顾子宁人、李子天生。其内行淳备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环极、梁子曰缉。此君子者，皆与仆为友。仆老矣，虽不能师之，固所为欣然执鞭者也。惜乎！足下未之一见耳。则早在康熙十五年前，顾、汪即已相识定交。康熙十七年（ 1678 ）冬，汪琬与李因笃同在北京，且曾相见。汪由此得悉顾炎武的近况。继又收到顾炎武从关中寄来的信。汪在接此来信时，已先期将其所刻《钝翁前后类稿》寄赠顾，其中包括他的《答从弟论师道书》。所以，顾炎武在其信一开头就表示：伏读大集，谬荷推奖，自惟谫劣，非所克当。进而对汪集中有关五服同异的内容大加褒奖，称其当与天壤并存，斯道之传，将赖之而不坠矣。接着，他着重就自己对礼教问题的看法质之汪曰：值此人心陷溺之秋，苟不以礼，其何以拨乱而返之正乎？一时高谈之士，或以鄙言为肤浅，而盩厔李隐君中孚独以为然，请以质之君子。还将自己所论《尚书》中有关康王之诰，辨冕服为逾年即位之礼等内容的见解附录于信后，请汪氏赐指教。汪琬在给顾炎武的复书中，不仅表示完全赞同顾的上述礼教观，还特别建议他可就此写一部礼学专著。接下来，他更高度评价顾的上述经学见解：得手教，所以奖励鄙拙过实，万不敢当。礼教废坏久矣，倘蒙先生斟酌今古，原本礼经，而又上不倍国家之制，下不失风俗之宜，用以扶翼人伦，开示后学，甚善甚善！别纸所论康王之诰，辨冕服为逾年即位之礼，依据最明，援引最悉。愚尝证诸《春秋》昭十年七月，晋侯彪卒。九月，叔孙如晋，葬平公。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叔向辞之曰孤斩焉衰绖之中，其以嘉服见，则丧礼未毕；其以丧服见，是重受吊也云云，盖故君未逾年，则新君不敢即位，故其辞委婉如此也。是时晋伯已衰，三月而葬，既不免失之太渴，而君臣犹能恪守此礼，以拒列国诸大夫，不可谓非叔向力也。至若康王盛时，方欲以礼教治天下，岂有居丧之初，顾肎蹈非礼，如所服冕服，如所称予一人者乎？则是太保之见，反出叔向下也。窃不胜惑之。今读先生此辨，亦可以息后儒之喙矣叹服叹服！顾炎武得其手书，旋即作答。他首先充分肯定汪的建议，认为悯礼教之废坏，而望之斟酌今古，以成一书，返百王之季俗，而跻之三代，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但又表示，要让他写出一部礼学专著来，则使其感到斯事之难，因弟少习举业，多用力于四经，而三礼未之考究也。与李天馥的交往李天馥（ 16351699 ），字湘北，号容斋，合肥人。顺治十五年进士，授检讨，官至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卒谥文定。著有《容斋集》。由于李天馥顺治末年就做了京官，康熙十一年，迁司业，晋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历讲读学士、少詹事。十六年，擢内阁学士，充经筵讲官，典武会试。而这期间，顾炎武几乎每年都出入于京城，且常于徐氏兄弟之间往来活动。所以，他们之间应该是互相认识的，只是有否过从关系或关系究竟如何，则难知其详矣。今存顾炎武唯一的致李天馥的信，是康熙十七年秋在李天馥的荐举下，李因笃迫不得已膺荐进京应博学鸿词科试时所写的。这信可能是由李因笃随身携往北京转交李天馥的，其内容是为李因笃陈情，大意曰：关中布衣李君因笃，母老且病，独子无依，况年愈七十，久困扶床，路隔三千，难通啮指。求贤虽有国之经，教孝实人伦之本。伏惟执事弘锡类之仁，悯向隅之泣，俯赐吹嘘，仰徼俞允。若炎武者，黄冠蒯履，久从方外之踪，齿豁目盲，已在废人之数，而以生平昆弟之交，理难坐视，辄敢通书辇下。显然，顾炎武写作此信的用意和目的，无非是在为李因笃本人届时向清廷陈情辞官做个见证罢了。这就意味着，顾炎武是自信对方信任自己的。由此可信，他与李天馥不仅应该相识，还应该有相当不错的交情。（待续）《蒋山佣残稿》卷一《与馆中诸公书》与此为同一书。《蒋山佣残稿》卷一《答汤荆岘》和卷三《复汤荆岘书》与此皆为同一书，只是内容上有或多或少的差别。《蒋山佣残稿》卷二《答汪苕文书》与此为同一书。《蒋山佣残稿》卷二《与李湘北学士书》与此为同一书。《蒋山佣残稿》卷二《与同邑叶訒庵书》与此为同一书。《蒋山佣残稿》卷二《复张廷尉书》与此为同一书。此文又见《亭林文集》卷六，题作《与友人辞往教书》。《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辞祝书》与此为同一书。已除去重复者且不包括顾炎武与上文已经述及的人物（如熊赐履、颜光敏等等）的书（如《记与熊孝感语》、《与颜修来手札》等等）。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卷一明史稿三百十卷条引杨椿《再上明鉴纲目馆总裁书》云：康熙十八年，从给事中张鹏请，命内阁学士昆山徐公为监修，翰林院掌院学士昆山叶文敏公、右庶子丹徒张文贞公为总裁，广征博学鸿儒睢州汤文正公等五十人入翰林，与右庶子卢君琦等十六人为纂修。于是汤文正公为太祖本纪，徐公嘉炎为惠帝本纪，朱君彝尊为成祖本纪，徐公乾学为地理志，潘君耒为食货志，尤君侗为艺文志，汪君琬为后妃、诸王、开国功臣传，毛君奇龄为流贼、土司、外国传，其余各有所分。周制府显然是一位地方长官，据顾衍生注为周彝初。《蒋山佣残稿》卷三《答李子德》有云：关中人述周制府（衍生注：字彝初）之言曰：天生自欲赴召可尔，何又力劝中孚，至述之以利害。殆中蘧伯玉耻独为君子之意。则周氏当曾任职于关中，而为关中人所悉。从顾炎武《复周制府书》的内容看，似当时周氏在东国（诸如山东之类东部省区）任职，而早先则曾于庸蜀（极可能在四川湖北一带）洗兵，似其曾统兵参加过平息三藩之乱的军事行动；而顾炎武则似乎尚未见过周氏的面，故有久企光尘、实切朝宗之说。详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五《汤文正公事略》。顾炎武访孙奇逢一事，拙著《顾炎武年谱》系于康熙四年，今据陈祖武、朱彤窗所著《旷世大儒顾炎武》改。陈著所据主要是孙奇逢《日谱》卷二十二康熙三年八月初一日条所记：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以鳧盟过访。此段材料笔者撰年谱时尚未见之。《亭林文集》卷三。《亭林文集》卷三《答汤荆岘书》。详见：《国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七《汪尧峰先生事略》。据赵经达《汪尧峰先生年谱》，赵诒琛《又满丛书》第四册，民国十四年刊。汪琬是长洲人，据其《答顾宁人先生书》（载《尧峰文钞》卷三十三）云，康熙十七年应征之前，琬居读书九年，这就是说，在康熙八年（或九年）至康熙十七年这期间，汪在长洲里居读书；而与之同时期顾炎武未曾回过南方。于是就至少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早在顺治十八年顾炎武再度自南北上以前，他就开始了与汪琬的交往；另一种是，汪琬在里居读书期间曾经北游，并在这期间于某时某地结识了顾炎武。应该说，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只是从汪在给顾的答信中告诉顾琬居读书九年的情况来看，似乎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小罢了；而从汪与李因笃的关系来看，则似乎后一种可能性又比较大，因为如果不是其里居读书期间曾经北游，他凭何缘得以结识人在北方的李因笃呢？由此看来，就还有另外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汪在里居读书期间曾经北游并在这期间结识了顾炎武；另一种可能是，早在顺治十八年顾炎武再度自南北上以前他们就有了交往，后来在汪北游期间二人又有过交往，并且可能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汪与李因笃亦有了交往关系。吴怀清《关中三李年谱》卷七《李天生年谱》康熙十七年条：九月，九芝（引者案：郭传芳）为先生具装，偕茹紫庭明府北上，九月抵都。赵经达《汪尧峰先生年谱》康熙十七年条：（先生与）华阴王山史、富平李天生、睢州汤孔伯等先后相遇与京师。《尧峰文钞》卷三十三《答顾宁人先生书》：与天生相见，语次知长者比来动履清吉，著述益多，殊慰仰止。继又得手教。《蒋山佣残稿》卷二《答汪苕文》。案：在作此文前后，顾炎武曾特为其事作《广师》一文（载《亭林文集》卷六）向天下学者自揭其短。又：陈祖武、朱彤所著《旷世大儒顾炎武》将《广师》之文的写作时间考订为约在康熙十七年之初（见该书第十二章），愚以为未妥，因《残稿》《答汪苕文》之写作时间为是年之冬，这有书中所云弟方纂录《易》解，程、朱各自为书，以正《大全》之谬，而桑榆之年，未卜能成与否以及是年冬所作《与王山史》书中所述弟冬来读《易》，手录苏、杨二传可以为证。（详见拙作：《顾炎武年谱》康熙十七年条中相关条目。）《广师》之文当作于康熙十七年冬其《答汪苕文》写作之前后不久；若作于是年之初，则至是其文早已公之于众（读汪集更远早于其文写作之时），恐不至于事隔了约一年左右还来讲什么伏读大集之类的话。《蒋山佣残稿》卷二《答汪苕文》。《尧峰文钞》卷三十三《答顾宁人先生书》。《亭林文集》卷三《答汪苕文书》。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六《李文定公事略》。据吴怀清《李天生年谱》引《合肥志》。;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8406 次阅读|0 个评论

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2）: 可真 2009-2-7 19:01; 顾炎武自顺治十五年（ 1658 ）首次入都，至康熙十六年（ 1677 ）四月最后永远离开北京，前后凡十九年。其中后十六年，只有康熙二年、四年、六年和十四年绝迹京城，其余十二年中，都有他在京城活动的踪迹。尤其康熙七年至十三年间，他每年必出入于都门。其在京逗留的时间，或长或短，多则合计近半年（如康熙十一年），少则不足一月（如康熙十三年）。由此，他在北京逐渐形成了一个总体上相对稳定、具体交往对象偶有不确定者的社交圈。在这个圈子中，最早结识且后来也常有往来的朋友，是一个被叫作卫太史的官员。卫太史名既齐，字尔锡，猗氏人，康熙三年甲辰进士。顾炎武与之相识成交的时间，甚至早于颜光敏。还在与光敏初识面时，顾炎武曾致函光敏道：《诗本音》二册送上。有较正者，乃卫太史笔也。此书未定，不必钞录，只将坊刻《诗经》一本圈注其不合及太琐碎者，置之可也。更乞教正为荷。底事一有信，即求示之。弟炎武顿首。顾、颜相识在康熙四年，则顾、卫结识必先于是。卫氏为顾较正《诗本音》，既说明卫对音韵学颇有造诣，也说明其二人关系之亲密如知交。故康熙八年潘耒自淮阴入京受学于顾炎武时，顾因当时不在京城（时在山东平原），遂令潘耒暂依卫太史。而卫氏与孙退谷亦相善。《亭林佚文辑补》有《与潘次耕手札》一首，中有云：昨退翁见召，午后趋往，而太史公已行，不得一晤，幸致意。这里太史公无疑指卫太史既齐，退翁则指孙退谷承泽。既言退翁见召，午后趋往，而太史公已行，则很明显在顾炎武趋往之前，卫氏已约其在孙氏家会面。这说明卫、孙之间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顾炎武与孙氏的结识或许就是以卫氏为媒介的。其次，顾炎武较早结识而且对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位在京官员，乃是朱彝尊的表兄谭吉璁他们可能是通过朱彝尊（顾与朱相识订交于康熙五年）联系上的。谭吉璁，字舟石，嘉兴人。以监生补宏文院撰文中书，康熙九年由中书出任延绥城堡厅同知，驻榆林。康熙十七年举宏博，迁登州知府。著有《嘉树堂集》。顾炎武和他的初次交往当在康熙六年，当时谭在朝廷任宏文院撰文中书之职，而顾炎武自是年夏秋之际入都，一直待到九月，在京活动二月有余，且于当年冬杪或次年春初，又从山东复入京师。不入，顾炎武以黄培诗狱案牵连，由京师慈仁寺径往济南府投案自首。一到济南，顾炎武便先有一札至谭年翁，业详此事始末。三月四日，他又致函某人，称南冠而絷，竟不得出。一切详之舟老书中，惟知己为之壮拯。入济南府狱后，其另致某人信中则称：所云屡有言相致者，止于舟札见之，它皆未到此中之中大抵上有求而下不应，弟遂无保出之法欲乞一问南夏诸公，若天生至晋，可为弟作书促之入京，持辇上一二函至历下，必当多有所济，弟已别有字往关中矣。一切统希垂照，不宣。舟书可互观之。继十一月十日一案之人赴院画供后想有题之望而在候命下结案时，他又托人带信给某人，称屡有札与舟公托其致感，而未见一报，岂其移寓，或石头之沈浮耶？今有一函乞致之。近况详之函中，可共鉴也。凡此皆见顾炎武在难时与谭吉璁的书信往来之频繁异常，也可见其关系密切非凡。谭氏本人虽以位卑未免力所不逮，但顾炎武显然就是靠了他才找到了一位足可依仗的得力高官，从而对其最终获释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因为如此，顾炎武才屡有札与舟公托其致感；在未见一报的情况下，更托人专程赶往都中送信，向那位被他称之为知己的高官传达其万分感激之意。顾炎武在狱解后的数年间，经常出入京师。康熙（九年）庚戌九月九日，（朱彝尊）偕昆山顾炎武宁人、嘉定陆元辅翼王、永平申涵光凫孟、嘉兴谭吉璁舟石，观于宛平孙氏研山斋，以详定孙承泽所藏古碑刻。由此可见，顾炎武在京时，与作为清朝官员的谭吉璁、孙承泽等都有较频繁的过从关系。在顾炎武与卫既齐、谭吉璁、孙承泽等在京官员交往的头几年里，其外甥徐元文已经出道（以顺治十六年中状元，以编修入翰林），只因康熙元年江南奏销案起，坐罣误，谪銮仪耻经历。阅四年，事白，复原官。丁外艰，与两兄日居丧次，酌古礼行之。故当其丁忧期（三年二十七个月）满而复起补国史院修撰，迁秘书院侍读时，已是康熙八年。而顾炎武的大外甥徐乾学，更是到康熙九年才中进士（一甲三名），既而亦以编修入翰林。至于徐秉义，乾学之弟、元文之兄，顾炎武的二外甥，是迟至康熙十二年才中探花，旋得馆选为庶吉士。因此，顾炎武与徐氏兄弟在京城里的交往是较晚的事，实至康熙七八年冬春之际徐元文免丧回京始开其端。康熙八年春，顾炎武首次往进徐元文家（案：首次主乾学家是在康熙十年夏初）。在此以前，顾炎武出入京师近八年，每次进京都是借宿于诸如寺、庵、文昌阁之类的地方。在徐乾学中进士、入翰林的当年，其弟元文由秘书院侍读迁祭酒，充经筵。康熙十三年，进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实录》副总裁。翌年改掌院学士。寻充《孝经衍义》总裁。十五年，丁母忧归。十八年，以学士充《明史》监修。十九年，超拜左都御史与此同时，乾学以编修主壬子（引者案：康熙十一年）顺天乡试，拔韩公菼于遗卷中，遂大魁天下，文体为一变。坐取副榜不及汉军，镌级归。十四年，复原官，擢赞善。丁内艰，葬祭遵古礼。著《读礼通考》百二十卷。服除，以赞善充《明史》总裁官据钮琇《觚剩续编》载：亭林先生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置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已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东海两学士，宦未显时，常从假贷，累数千金，亦不取偿也。东海两学士指徐元文、乾学兄弟；宦未显时则显指其尚未成学士时元文进内阁学士在康熙十三年（ 1674 ），乾学擢内阁学士则在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准此，所谓宦未显时，常从假贷，累数千金，亦不取偿也，应是指康熙十三年以前的事。这表明，顺治十六年（元文中状元）至康熙十三年这段时间里，顾炎武和他的这两位外甥曾经有过密切的经济往来（借贷）。然而，尽管其常从假贷而累数千金，他却不取偿。以顾炎武之精明而竟致如此，乃分明可见，他是想要用金钱来偿还其所欠的人情债。这笔人情债，是他在受黄培诗案牵连入济南府狱后欠下的。当时，徐元文为营救其在难的老舅，曾亲自赶往济南，为其做了大量疏通上下关系的工作。而顾炎武得释后，其章丘之田又暂备元文之名管业。头脑精明的顾炎武，当然清楚，这些都是他欠外甥或徐家的人情债，是一定要还的。这一欠一还的金钱关系和情感关系，以及血缘亲情关系，遂将他们紧密联系到一起。这就是为什么顾炎武从康熙八年到十六年（ 16691677 ）这八九年间，经常出入于京城并且常住徐氏兄弟家的根本情由所在。当然，这期间，顾炎武也并不总是住在徐氏兄弟家。康熙八年（ 1669 ）十一月他入都，就是住在外甥女婿申穟家的。申穟（约 1635 约 1686 ）是顾炎武北游以后最早可以依居的在京做官的亲戚（徐乾学兄弟尚在其后），其妻徐氏可能是炎武大姐之女、徐履慎之姐妹（或炎武妹之女即徐乾学兄弟之姊妹也未可知）。申字叔旆，又字叔棉，吴县人。顺治十七年本省解元，十八年进士。由内阁中书改礼部祠祭司主事，调仪制司，迁郎中。康熙二十五年，出为广西提学佥事。顾炎武主其家时，申穟可能是内阁中书或礼部祠祭司主事。在申家住了不多久，顾炎武又移主刑部郎中谢重辉。谢字千仞，号方山，德州人。半年前顾在德州时曾主其家，而谢则刚以父荫到京任职不久。其人颇负诗名，与颜修来、田雯、宋荦、王又旦、曹禾、曹贞吉、丁澎、叶封、汪懋麟并称辇下十子。及至康熙十五年，顾炎武季弟缵之长子、兄缃之嗣子洪善（字达夫，号柏亭， 1642 约 1682 ）也中了进士，授职内阁中书。顾炎武遂于其年年底从乾学家移寓洪善家度岁。至是，自从康熙六年结交谭吉璁（康熙九年以中书出任延绥城堡厅同知，驻榆林）、孙承泽等人以来，顾炎武在京城里已有了一个以外甥徐氏兄弟为核心，从子内阁中书顾洪善、外甥女婿内阁中书申穟、刑部郎中谢重辉、孙侍郎承泽、卫太史既齐等为基本成员的社会关系网。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关系网中，还包括另外两位重要成员：一位是顾炎武在山东结识的忘年之交颜光敏（字修来）。光敏康熙二年举乡试，六年成进士。除国史院中书舍人，迁礼部仪制清吏司，寻调吏部稽勋清吏司主事，补验封清吏司主事，历本司员外郎，迁验封司郎中，封奉政大夫，转考功司郎中。其兄光猷亦于康熙十年中进士，先为庶吉士，后改刑部，外补河东盐运使。顾炎武因与光敏关系知己，故其听到光敏由中书舍人迁礼部仪制清吏司和其兄春闱中进士的消息，遂致函光敏由衷道喜：老年台既晋秩寅清，而令兄复骏蜚东国，凡在知已，莫不欣忭。由此当然不难想象颜氏兄弟作为京官对顾炎武的意义了。另一位是康熙十一年顺天乡试被徐乾学拔于遗卷而取中进士的韩菼（字元少）。他以殿试一等授修撰，充日讲起居官。十四年，典顺天乡试，累迁侍讲。十八年，假归。由于徐乾学与韩菼的特殊关系，顾炎武同韩菼也有着相当不错的交情。如果说韩菼在康熙十七年曾与叶方谒一同推荐顾炎武应鸿博之试这件事尚不足以说明他们有特殊交情的话，那末，下述材料则至少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的私交是不错的：康熙十八年鸿博之试前后，顾炎武曾两度致函李因笃前书有云：此番入都，不妨拜客，即为母陈情，则望门稽首，亦不为屈外又托韩元少于馆中诸公前赞成，亦可一拜；后书有云：有同荐金君谷似名居敬者，与韩元老至亲，曾在章丘县幕中晤，间亦可一问，并代致鄙念。另外，顾炎武曾为章丘田事致函乾学，其中提到：章丘庄事托之魏令，且以币往，复书一力照管，收租办课矣。但必得取庄头揽状付来为凭，而索之至再，尚未寄至。吾甥到京，幸为我特作一书与之。从提塘发去，而令元少便中取其报音可也。顾炎武与上述关系网中的核心成员徐氏兄弟之间，就更不用说有多密切的交往了。今存《亭林文集》卷三有《与彦和甥书》、《与公肃甥书》、《又（与公肃甥书）》、《答原一公肃两甥书》，卷六有《答徐甥公肃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又（与公肃甥）》、《答公肃甥》、《答原一甥》，卷二有《答公肃甥》、《与原一甥》，卷三有《与原一公肃两甥》，凡十一首（已除去重复者），比与其交往颇密的德州李氏兄弟（李源、李涛）者还多出六首，足见其关系密切的程度更胜过他同德州二李的关系。从这些书信的内容看，也可看出其亲情之意绝非不厚，如《文集》卷三《与公肃甥书》论修史之法有云：惟是奏章是非同异之论，两造并存，而自外所闻，别用传疑之例，庶乎得之。此虽万世公论，却是家庭私语，不可告人以滋好事之腾口也。仅这家庭私语，不可告人一句，便足显顾炎武完全没有把外甥当作外人看，而是当自家人看待的。也因为是自家人，所以他才如此告诫之：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甥宜三复斯言，不贻讥于后世，则衰朽与有荣施矣。而且分明可见上述这些话都是讲得很真诚的，绝非虚情假意的客套话。至于为什么后来顾炎武要离开北京到关中定居，这其实和他对徐氏三兄弟的私情无关，并不是因为对他们有什么反感抑或厌恶才导致其愤然离开，而不过是为逃避清朝当局对他的纠缠以免给自己造成麻烦而已。事实上，上述十一首信件，其绝大多数是他入关中后所写下的。这说明，他虽然身处关中，却仍然与远在北京的外甥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这种联系本身就说明其甥舅间的感情相当深厚，绝非人一走，茶就凉那样一种人情薄于纸的关系。（待续）《亭林佚文辑补与颜修来手札》。程先贞《海右陈人集》有《寄潘次耕十韵次耕有妻之丧自淮阴入燕师事亭林今暂依卫太史》诗二首可以为证。《亭林佚文辑补与人书》。案：此书中所谓谭年翁者无疑指谭吉璁，谭吉璁嘉兴人，故书中又云此札仍乞传与谭年翁一观，并以告诸吴、越之同声气者。又案：此书作于康熙七年三月四日，则先有一札致谭年翁者当在其三月二日抵济南之后、三月四日投下济南府狱之前所作。《亭林佚文辑补与人书》。同上。同上。这位高官就是顾炎武在候命下结案时委托徐玉老（案：即顾炎武其时暂居其家的济南通判徐真修，迁安人，康熙中拔贡生，不久升延安同知）的家仆带信给他的那个人其信中称凡所以入险能出，困而不踬者，皆知己扶持之力。当世世尸祝，不敢以楮默宣矣；并表示弟候命下结案，即诣都中叩谢，如尚迟，则俟舍甥北上时，代弟九顿台墀。（《亭林佚文辑补与人书》）朱彝尊：《曝书亭集跋李龙眠九歌图卷》。案：据朱彝尊为此事所赋《同纪处士映钟、杜太史镇、谭舍人兄吉璁集孙侍郎承泽研山斋》诗四首（见杨谦《曝书亭诗注》卷六），当时同集孙侍郎承泽研山斋的尚有纪映钟、杜镇。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徐立斋相国事略》。同上。案：三徐是顾炎武妹夫徐开法之子。开法字兹念，号垣斋，昆山人。其父应聘，明万历十一年（ 1583 ）进士，授翰林院检讨，官至太常少卿。开法明末恩贡生，崇祯三年取顾氏，生四子：长兄乾学，仲弟秉义（字彦和，号果亭， 1633 ？），叔弟元文，季弟不知姓名。又：《清史稿徐元文传》谓秉义是元文弟。然据徐嘉《顾亭林先生诗谱》载：崇祯六年，甥徐秉义生。七年，元文生。则秉义兄而元文弟。疑《清史稿》所记有误。又：王冀民先生《顾亭林诗笺释》卷三《答徐乾学》解题谓徐开法生三子，未知所据。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徐立斋相国事略》则谓开法生四子，公其叔也。详见：《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徐立斋相国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九《徐健庵尚书事略》。钮琇：《觚剩续编》卷二《人觚严拒夜饮》。参见：《国朝先正事略》卷九《徐健庵尚书事略》。参见陈康祺：《郎潜纪闻四笔》卷六《康熙间辇下十子》。案：《亭林佚文辑补又答李武曾书》有云：黔中数千里，所刻之书并十行之牍乃不久而达，又得手报至方山所。此书作于康熙十二年春，距康熙八年顾炎武移主谢方山近四年，由此可见这期间顾、谢有经常而密切的联系。《渔洋精华录集注》卷八《颜修来吏部寄孔庙碑十二种》金荣注引朱彝尊《颜君墓表》。参见：《郎潜纪闻四笔》卷六《康熙间辇下十子》。《亭林佚文辑补与颜修来手札》。详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十《韩文懿公事略》。《蒋山佣残稿》卷三《又（与李子德）》。《蒋山佣残稿》卷三《与李子德》。案：韩元老，即韩菼；金居敬，《中国人名大词典》：长洲人，字谷似。康熙进士，举鸿博未用。以文章擅名当世，尝与孙致弥同修《幸鲁盛典》，书成，授灵丘令。卒于官。《蒋山佣残稿》卷三《答原一甥》。《蒋山佣残稿》卷二《与彦和甥》与此为同一书。《蒋山佣残稿》卷一《与公肃甥》与此为同一书。《蒋山佣残稿》卷一《又（与公肃甥）》与此为同一书。《蒋山佣残稿》卷三《与原一公肃两甥》与此为同一书。《亭林文集》卷三《又（与公肃甥书）》。;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6846 次阅读|0 个评论

顾炎武与清朝官员的交往（1）: 可真 2009-2-5 22:47; 顾炎武(1613－1682)是以明朝遗民身份进入清朝的。遗民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古人心目当中，遗民是忠君爱国者的典范。而在中国古代众多遗民人物中，殷周之际的伯夷和叔齐又是模范遗民，最受后人崇仰，尤为后世忠君爱国者所心仪。例如，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其《九章桔颂》中就曾以伯夷自比：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那么，伯夷和叔齐兄弟作为生活于周代的殷代遗民，是怎样为人处世的呢？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这就是中国古人心目中遗民人物的典型形象。屈原作为一个爱国诗人之所以广为世人传颂，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其以伯夷为师，对楚国耿耿忠心，终始不变，其行亦似伯夷、叔齐之义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终以投汩罗江自尽。屈原以后，最突出的遗民人物当推宋元之际的郑思肖（ 12411318 ）。他作为生活在元代的宋朝遗民，其行虽不似伯夷之类最终自绝于异朝，却绝不像顾炎武竟然还同异朝官员有往来。且看其生平事略：郑思肖，字忆翁，号所南，福之连江透乡人也初，讳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赵，忆翁与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孑然一身。念念不忘君遇岁时伏腊，辄野哭南向拜，人莫测识焉。闻北语，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为异也。坐卧不向北，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则大宋也赵子昂才名重当世，公恶其宗室而受元聘，遂与之绝。子昂数往候之，终不得见，叹息而去。无何，货其所居，得钱则周人之急，田亦舍诸刹，惟余数亩为衣食资，仍谓佃客曰：我死，则汝主之。盖不以家为矣。自是无定迹，吴之名山、禅室、道宫，无不遍历，多寓城之万寿、觉报二刹。疾亟时，嘱其友唐东屿曰：思肖死矣。烦为书一位碑，当云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讫而绝，年七十八。与顾炎武同时代的许多著名遗民人物，皆不似顾炎武这般同清朝官员有密切往来。顾炎武却不同。从顺治十八年（ 1661 ）起，他就开始同清朝官员往来了。其年，他游杭州，在西湖遇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人， 16181683 ），遂与之订交。施氏顺治六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督学山东，转湖西道参议，以裁缺归。与顾炎武会面时，他刚复出，奉命守西湖。此后，顾、施之间尚有书信联系。今存《亭林文集》卷三有《与施愚山书》（此书又载《蒋山佣残稿》卷二，且内容更详细），其中称：二十余年之交，宛然如昨，素心高谊，不可于今日宦途中求之矣。康熙三年（ 1664 ），顾炎武至山东，与程先贞（字正夫，德州人）订交。程氏以祖荫历官工部营缮司员外郎，入清后以原官用，顺治三年告病归里。其人虽曾降清，顾炎武照样与他交往，且交谊甚笃。康熙十年夏，还曾携从子洪善专程至德州拜访之。及其卒，又作《哭程工部》一诗痛悼之，以致于令王蘧常先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认为先贞以祖荫历官工部，《清诗纪事》谓以顺治三年告终养，则曾降清，以原官用，且曾腰玉为清效奔走。虽为时甚暂，而大节终亏。《纪事》以为细节，过已！先生以搘柱正气为己任，而相契之深如此，尤过于史可程，同一不可解者也。康熙四年，顾炎武至曲阜，游孔林，继游阙里，得晤颜光敏（字逊逋，更字修来），遂订为忘年交。颜光敏为孔门著名弟子颜渊六十七世孙，康熙二年中举，六年成进士，官至考功司郎中。顾炎武与颜光敏的交往，更简直是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这从顾炎武遗文中多则与颜氏手札的内容可以看出来。上面提到，王蘧常先生曾对顾炎武与曾经降清的程先贞有深交觉得不可解。可是，这对顾炎武来说，实在算不得什么，完全不足为奇。他还曾与真正的仕二姓（案：程先贞尚只是以祖荫仕清且为时仅三年。）者曹溶有过较密切交往呢。曹溶，字秋岳，别号倦圃，嘉兴人。明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清顺治初，历副都御史，户部侍郎。既而出为广东布政使。康熙五年（ 1666 ）六月，曹溶时任山西按察副使，顾炎武就曾偕其至雁门，访李因笃于陈上年署。是年秋，又专访曹氏于大同署中。彼此还曾赋诗互相赠酬。更有甚者，顾炎武以当年（康熙五年）再次入都，寓兹仁寺，又与孙承泽交上了朋友，还从孙氏处借了一些书，钞之以归。这是顾氏本人在《钞书自序》（载《亭林文集》卷二）中有明文记述的。孙承泽字耳北（一作耳伯），别字思仁，号北海，又号退谷，益都人。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卷三《山书》按语曰：承泽明崇祯进士，字给事中。李自成入北京，曾受命为四川防御史，后又降清，仕至吏部左侍郎。收藏颇富，著有《春明梦余录》，专记明代掌故。连这样的人顾炎武也结交，足见其在社会交往方面的灵活余地和自由空间有多么大了。与上文提到的那个元初宋遗民郑思肖相比，顾炎武和他的差距简直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后者就因为赵子昂与赵宋为同宗而受元聘，遂与之绝交。顾炎武与陈上年的交情也非同一般。上年字祺公，畿辅清苑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巩昌府推官，内迁兵部郎。顺治十六年，出为泾、固道；十七年十二月，调雁、平道。康熙六年，裁缺归。后再起任广西布政司参议，卒于任上。其备兵泾、固时，李因笃曾追随之，因学问博洽，祺公视为畏友，其投契之深，有同骨肉。上年调雁、平，因笃也跟从至代州，为陈氏做家教。康熙二年，顾炎武游五台山，经代州，访陈上年于署中（是日适值炎武生辰）访陈上年，同时也结识了李因笃。康熙五年六月，顾炎武偕曹溶至雁门，再访陈上年。次年，顾炎武在北京从孙承泽处借得《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又是由陈上年供以薪米、纸笔，抄之以归的。史称陈上年与顾炎武友善，篇章酬答，率以道义相切劘，还说陈上年有个亦以能诗文称的从子名曰正（字正子，号端伯）的更与顾炎武交至笃，其人康熙九年进士，由内阁中书历户部员外郎，礼主客司郎中。康熙三十二癸酉，为贵州乡试副考官。可见，顾炎武通过陈上年的关系，更扩大了他在清朝官员中的交往范围。就在再访陈上年于雁门的当年秋，顾炎武入都，适逢同乡沈荃（字贞蕤，一字绎堂，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亦自关来，二人相遇，交相推许。无论其相互推许的内容是什么，由此也可见其对清朝官员的态度之一斑。是年，顾炎武往山东，并度岁于兖州守彭绳祖署。这说明，此前他已经跟这位兖州地方首脑有很密切的关系了。顾炎武在山东的社交圈中，较为知己的朋友，除徐夜、张尔歧外，几乎是清一色的清朝官员。其中以颜光敏、程先贞最为相知。此外，其关系较为亲密者，当数被程氏以舅相称的李源（字星来，号霖瞻）、李涛（字紫澜，号述斋， 16451717 ）兄弟。顾炎武曾自称：李老先生讳源，字星来，原任河津（引者案：清属山西绛州）令，与弟交颇密。其与李涛的关系亦相当密切。涛为乡试解元，康熙三年进士，曾知芮城（时属山西解州）令。康熙十五年入翰林，官至刑部侍郎。顾炎武客居山东时，是李家的常客。康熙六年，他初次寓李（涛）家。康熙九年六月至九月，他应程先贞、李涛之聘，讲《易》于其家；同听者尚有李源等。是年八月程先贞作《赠顾征君亭林序》有云：东吴顾征君亭林先生，今之大儒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抉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顾炎武后来在《初刻日知录自序》中称：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可见其初刻《日知录》，是因程、李等二三同人劝其出以惠学者而为之的。康熙十二年，程先贞去世。但顾炎武与德州二李仍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直到康熙十六年他将入关中，还特地从京师赶往德州，对二李作告别性的访问。此后不复相见，但尚有书信往来。今存《亭林文集》卷三有《与李星来书》（ 1678 ）一首、卷四有《与李霖瞻书》（ 1678 ）一首，《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与李霖瞻》（ 1679 ）一首均为与李源者；《亭林文集》卷三有《答李紫澜书》（ 1678 ）一首、《蒋山佣残稿》卷二有《与李紫澜》（ 1679 ）一首均为与李涛者，都是其入关中之后写给二李的。（待续）元卢熊：《郑所南小传》，《郑思肖集》附录二，陈福康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蒋山佣残稿》卷二《与施愚山》。案：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施闰章不同于一般清朝官员，他是那种多少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清朝官员。他在读了顾炎武拜谒明朝诸皇陵的诗作后，竟会说出陵寝诗传涕泪余（《愚山先生诗集寄顾宁人》。案；沈岱瞻《顾亭林先生同志赠言》亦载有施闰章此诗，题作《奉怀宁人社兄》）这样的话，即表明其作为清朝官员其实深怀有对旧朝的感情。但是，他毕竟是清朝官员，他在与顾炎武的交往中，感到相互交谈多少有些不方便，其《都下得亭林先生见寄书奉怀》诗即有云：抗志遗民在，论交直道难。（引自沈岱瞻《顾亭林先生同志赠言》）案：程先贞《海右陈人集》有《亭林携令侄达夫茂才过访》诗。王蘧常：《顾亭林诗集汇注》卷四《酬程工部先贞》。《亭林佚文辑补》有《与颜修来手札》凡十五首。沈德潜《清诗别裁集》载有曹溶《答顾宁人》一诗，曹既有答诗，则顾必有赠诗，只是其赠曹之诗至今不可得见耳。另外，沈岱瞻《顾亭林先生同志赠言》载有曹溶《得宁人书寄汉唐碑刻至》一诗，然曹所得顾书亦佚之久矣。从曹诗君子相勖勤（引者案：疑作励），金石有潜契二句，可知顾对曹曾以金石之言劝勉曹，而曹则感到其言与他相潜契，这说明曹作为清朝官员亦类于施闰章，对旧朝怀有感情。王蘧常《顾诗汇注》卷五《重过代州赠李子德在陈君上年署中》题注引王弘撰《山志》。《大清畿辅先哲传》卷十九《文学传一》，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3 。《亭林佚文辑补与颜修来手札》。案：据《国朝先正事略》卷六《叶文敏公事略》载，沈荃任编修以后，又出为大梁道。以忧去，服阕，补通蓟道，左迁宁波同知。未行，特旨召见，复四品冠服，仍入翰林，补侍读。康熙十一年，典试浙江，充日讲官，知起居注，迁祭酒，再迁詹事，直南书房，晋礼部右侍郎。二十三年，卒于官。则顾炎武与沈荃相遇时，沈可能在河南开封（其西北即战国魏时大梁城）任职。程先贞《海右陈人集》有《星来舅席上次冯巨子韵同赵仲启家周量》、《八月上丁谒文庙毕谒乡贤祠和星来舅韵》和《七月十五夜和星来舅作次韵》等诗，则程先贞与李源为甥舅关系无疑，只是不知其是否嫡亲。《亭林佚文辑补与人书》。沈岱瞻《顾亭林先生同志赠言》有李源《雪霁霖瞻宅陪饮即席赋呈亭林先生》诗一首有讲《易》从君曾问字句。引自沈岱瞻《顾亭林先生同志赠言》。《亭林文集》卷二。《蒋山佣残稿》卷二《答李紫澜》与此为同一书。《蒋山佣残稿》卷一《又（与李星来）》与此为同一书。《蒋山佣残稿》卷一《又（与李霖瞻）》与此为同一书。;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8408 次阅读|1 个评论

游千灯古镇读匹夫有责: rqyang 2009-1-23 08:31; 游千灯古镇读匹夫有责图 /Google 文 / 青水洋前个周末，上海标致车友会到昆山古镇千灯开了个年会。说也惭愧，近在上海咫尺的这个历史文化古镇竟没去过。千灯古镇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千灯原意并非千盏灯，而是千墩。原来这里是从前吴淞江畔的第一千个土墩。大概后来因文化和韵味等原因流传为了千灯，久而久之，金千灯的名声便传遍了江南，乃至全国。千灯古镇是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爱国学者顾炎武先生的故乡。这里文物古迹众多，除顾炎武故居外，还有美人秦峰塔、江南一绝绵延长达二公里的明清石板街等。镇上的南大街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文化街，在棋盘街上除有一家传统手艺龙须面店外，最显眼的莫过于世界文化遗产百戏之祖昆曲的创始者顾坚的纪念馆。纪念馆内设有一个不错的舞台，这里不时演奏着昆曲、江南丝竹、苏州评弹，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和江南气息。最能让千灯人引以为豪的当然就是这里的顾炎武的故居。顾炎武（ 1613- 1682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语言学家，被后人称之为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名字现代人不一定都知道，但他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世警句，却家喻户晓。它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报效国家，也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顾炎武年轻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开创一种新的治学门径。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顾炎武用他的一生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之先路。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民主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一生写了三百七十多卷著作，以《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为三大代表。顾炎武本人也被当代历史学家评为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七十二位贤人之一，可见他在历史上影响之大！最近电影《赤壁》中，有一段孙权的妹妹孙尚香与诸葛亮之间的对话。在赤壁之战前，孙尚香（赵薇饰）请缨上阵，大喊：天下兴亡，匹女有责！顾老先生如果在天之灵得知，一定会羞愧万分。原来在他一千多年之前，已有一位美眉提出了天下兴亡，匹 X 有责！的警句！当然历史归历史，搞笑归搞笑，各人自取吧。; 个人分类: 日记随想|9006 次阅读|1 个评论

顾炎武思想述略: 可真 2008-10-28 23:48; 康熙二十年七月，顾炎武将既成的三十余卷《日知录》亲自编定为经术、治道、博闻三篇，并与人书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 《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 。这应该算得上是其临终绝笔为定的《日知录》了，因为是年八月顾炎武即大病，翌年正月就逝世了。从顾炎武对《日知录》内容的最后的确定来看，其书的主体内容是经术和治道。所谓经术者，明道之术也；治道者，救世之道也。顾炎武思想按其本质内容来说，就是关于明道救世的思想。 1 、启蒙思想顾炎武生当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明清之际，这是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缓慢转变的开始，当时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在价值观与思维方式上近似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顾炎武是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其启蒙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把儒家的仁道思想与日益扩散和流行于当时社会的自私自利的市民价值观协调起来，提出了仁寓于私的新仁道观，这种新儒学思想的实质不在于崇尚私情，而在于把仁道解释得合于人之常情，从而使儒家仁道获得新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弘扬和发展。 (1) 重农贵商，体仁恤私从总体上看，顾炎武的经济思想仍属于农本思想范畴，认为天下之大富有二：上曰耕，次曰牧，而卒可以并天下之国，臣天下之人者莫耕若，但他已然具有浓厚的重商意识，提出了必疾耕，必通商的经济主张。（参见：《田功论》）他不仅对商人毫无世俗偏见，还专门为一位生前专营盐业的徽商写过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在另一篇墓志铭中更将商贾跟豪杰之士和古之君子相提并论，对商人做出了很高评价。（参见：《歙王君墓志铭》、《富平李君墓志铭》）他还曾亲自下海经商，这在当时启蒙思想家中尤为罕见。他批判有公而无私之论，认为对人的自私自利之心，先王弗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主张把私与公统一起来，利用私来成就公。（参见：《日知录 . 言私其豵》、《郡县论》）（ 2 ）紧缩官田，扩张民田顾炎武对他最为关切的农业发展问题曾作过诸多方面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如主张根据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参见：《亭林文集》卷六《与潘次耕》）；又如强调不能尽占一切土地作为耕地来使用，而是应当留足余地，坚决反对围湖占江的做法。（参见：《日知录 . 治地》、《河渠》）尤其农业的经营方式上，他鉴于苏（州）松（江）官田特多而田赋过重的情况，主张紧缩官田（官府经营的田），扩张民田（百姓经营的田）。（参见：《日知录 .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他更希望借助于改官（田）为民（田）的农业私营化来促进土地流通，通过土地买卖使土地集中于富室，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第 19 册）（ 3 ）开放贸易，私营盐矿自汉代桑弘羊以来，盐业和铁等金属矿产业一直是由国家垄断经营的，顾炎武对当时依然在实行的这种垄断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食盐的私下交易由来已久，要禁绝私盐，既没有可能，也不利于国家安定，因为私盐禁止不住，则贩盐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为此，他力主盐业私营，任其自由买卖，政府只用税法来加以调节和控制。至于铁业等矿产业，他则明确指出，应交由县令私人经营，甚至一县的经济事业，皆由县令全权经管之，中央不应干预。（参见：《日知录 . 行盐》、《郡县论》）（ 4 ）众治国家，自治地方在国家治理上，顾炎武反对人君独治，主张实行众治，其内容包括：一方面，扩大地方自治权，建立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新体制，推行经济上的县令承包制和政治上的县令负责制，在这种制度下，县里大小一切行政事务全由县令负责支配和管理，不受中央干扰；中央的权力主要在于任命县令，并每隔三年对其进行一次考核，如考核及格，他可以连任；考核不及格，则罢其官，并视其情节轻重，或流放之，或杀之。另一方面，限制政府行政活动范围，发挥天下宗族和家庭的作用，以辅助政府治理国家，由此将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以克服由政府独治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2 、爱国思想顾炎武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学者，他至今备受中国人民的赞誉和敬仰，不仅是因为他曾经一直忠于明朝政权和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更是因为他的这两种道德情操所反映和体现的是他对自己的乡土国土的眷恋与热爱，古今中国的爱国道德，其实不过是因其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的自爱其乡土国土的中国国民道德。 (1) 廉耻立人，宗法立国顾炎武的爱国思想本质上是他为王者复起后不再亡国而展开的关于明亡原因的思考，通过这种思考，他有意无意地突破了传统忠君之德的樊篱，倡导起一种具有一定民主精神的忠民之德，他并把这种新道德纳入仁范畴而落实到行己有耻上，从而化忠为耻。与忠君之德不同的是，耻不是耻于不能保国，而是耻于不能保天下。保天下是礼义对区别于禽兽的人的最高要求，但它并不内在地要求保国。这样的礼义是被顾炎武改造了的其中渗透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宗法制度，他期望后王立国于这种多少带有近代民主性质的社会制度来保障其国家的长治久安。（ 2 ）守礼行孝，尽忠达权顾炎武的抗清活动是他守君臣之礼而尽忠的表现；其入清后消极对抗清朝的遗民活动则是为尽孝而尽忠的表现。孝是顾炎武的伦理底线，在不越出这伦理底线的前提下，他广泛地结交清朝官员，以保全其个人生命，更借此成就其力学以待后王的大业。顾炎武实际的爱国行为颇带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的情况，但他的诗歌却几乎没有奇掩巧饰的成份，都是发乎其本心的爱国之音。他一生赋诗凡 332 篇 428 首，其中顺治年间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诗人积极从事抗清活动时爱国心的激荡，康熙年间的作品则主要反映他作为明朝遗民在日益强大与稳固的清朝统治下越来越感到复国无望的悲凉心态。 3 、实学思想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实学自北宋开其端。以续传儒家道统为己任的宋明理学家有实学思想，其特点在于重实行以臻于归依实理的诚意，是为实心之学。明清之际实学思潮是当时市民价值观的扩散和社会内部种种矛盾双重作用的结果，其主旨在于化解当时的民生危机和民族危机，其特点是在于重事功以求吾儒经世之用，是为经世之学。 (1) 行己有耻，博学广师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是顾炎武实学的根本原则，他主张为学必先学会做人，而为人之本在于行己有耻，即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认为只有抱负经世泽民之大志，才能做成利国利民的真学问。为了成就有益于天下的大学问，必须博学于文，即好古而多闻，既博览群书，又广师学友。顾炎武特别强调应当把对书本知识的博学同认知交往中的广师结合起来，认为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一》）（ 2 ）经生以术，救世有道顾炎武实学的原始动力是来自于明崇祯之末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其学术初旨就在于掌握经生之术，这种术本质上是他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而自觉意识到其个人所必须掌握的济世经邦的实际本领，为达成其术，他孜孜于追求广博的学识。然而到了清初特别是康熙朝以后，他的救国意识随着其国家的逐渐消亡而逐渐消退，此时他警觉到吾道（先王之道）有被毁之危险而生起了保天下之心，由此推动他去从事明道救世之学，这种学问所追求的是救世之道，其与经生之术的根本区别在于：经生之术是其个人赖以从事济世经邦之实践的知识基础；救世之道则是被他视为华夏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基础。（ 3 ）学必务本，知必考据在治学方式上，顾炎武实学起初追求的是学识广博，后来渐趋讲求学有本原，由此其实学形态亦从广泛探究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的杂学逐渐转变为研究五经及圣人之语录的经学。其经学特点，不仅在于其研究范围极广，举凡经、史、子、集之类皆在其视域之内，更在于其运用史学方法来开展经学研究。其经史研究方法以归纳与演绎法的结合为基本特征，然其运用最多最广的，是作为其归纳法之基础的考据法。其考据活动最显其实学功夫，是其实学思维的集中体现，也是其思维方式根本区别于宋明理学之所在。（ 4 ）求实贵创，求是尚同顾炎武实学作为一种新儒学，是一种有别传统儒学的实证儒学，其实证性突出地表现在其轻权威而贵创新、重经验而征共识。他声称孔子未免有误，认为在学术上不应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主张冲破陈规老套，进行知识创新，但他决不自以为是，而是一有独见，必细心求证，不仅旁征博引于群书，更广泛征求于学友，把追求创新和征求共识结合起来，这种实证精神的实质在于强调保天下的事业非个人可以独断独行的私事，而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一项大众性事业，必须求得普遍的社会共识才能成功。（ 5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实学精神，概括起来说，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杰精神。正是这种豪杰精神，促使他去追求实学；也正是出于对实学的追求，才导致他在思维方法上终于突破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形上直觉思维传统，尤其突破了为他所推崇的朱子之学的思辨性演绎思维模式，创立了以归纳为体、演绎为用的思维方法。顾炎武逝世以来中国学术向来未能将实证与实用很好地结合起来，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学者们普遍缺乏顾炎武那种从伦理上肯定人人平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实学精神，当今中国学者要能站到实事求是的科学起点上，就该像顾炎武那样自知匹夫之贱的身份又不失有责于天下兴亡的豪杰之心。;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8373 次阅读|2 个评论

顾炎武生平事略: 可真 2008-10-27 02:07; 1 、顾氏家世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公元 1613 年 7 月 15 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 1682 年）正月初九日。炎武小名藩汉，谱名绛，学名继绅。后仍名绛，字忠清，又字宁人。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又字石户。后一度变姓名为蒋山佣。又曾称曰圭年。学者称亭林先生，亦称涂中先生。炎武之先本吴人。南朝顾野王者，炎武之始祖也。五代之际，顾家自吴徙于滁。宋南渡时，有名庆者，又徙海门之姚刘沙。庆次子伯善，再徙昆山之花蒲保。伯善九传至鉴，始迁昆山县之千墩镇。鉴生济。济生章志。章志生绍芳和绍芾。绍芳生同德和同应；绍芾生同吉。同应娶何氏，生五子四女，炎武其仲子也；同吉早卒，未婚妻王氏归顾守贞，抱炎武为嗣子。 2 、蒙学举业（ 1 ）贞孝慈母，闺中启蒙顾炎武的嗣母王氏，也是昆山人，其祖父是明朝太仆卿，父亲是一位秀才。王氏因未嫁守节、断指疗姑之事，在明崇祯九年曾受到明朝表彰，被御赐贞孝牌坊，后来其事迹更被载入了《明史 . 列女传》。王贞孝是一位有文化、有知识的女性，顾炎武幼时的启蒙教育，就是由她来担当的。炎武七岁开始就读于私塾，但贞孝仍经常在家中亲自授课，炎武自称：自不孝炎武幼时，而吾母授以《小学》，读至王蠋忠臣烈女之言，未尝不三复也。（《先妣王硕人行状》）又说：吾母于刘文成、方忠烈、于忠肃诸人事，自炎武十数岁时即举以教。（同上）（ 2 ）豪迈嗣祖，课以实学顾炎武的嗣祖父，是炎武本生祖之弟，名绍芾，字德甫，号蠡源，又号梦庵。为明朝国子监生员。年五十，摒弃科举，博览史书，通晓国家典章。据顾炎武自述：炎武嗣祖太学公书法盖逼唐，性豪迈不群（《钞书自序》）。又说：臣祖年七十余矣，足不出户，然犹日夜念庙堂不置。阅邸报，辄手录成帙。（《三朝纪事阙文序》）炎武十一岁时，绍芾便开始给他讲授《资治通鉴》，由于炎武十二岁时开始了科举学习，所以断断续讲了三年才讲完，讲完了《通鉴》，他又拿出自己经常阅读的邸报来给炎武阅读，要炎武关心时政，不读死书，并教导炎武士当求实学。（ 3 ）归奇顾怪，共游复社顾炎武十四岁考中秀才，与昆山大文豪归有光的曾孙归庄同在县学学习，他们二人性情相似，脾气相投，皆极有个性，行为豪放不羁，因其举止颇异于常人，曾被乡人称为归奇顾怪。他们对科举学习心不在焉，却热心于社会活动，在崇祯初年，都参加了复社，这是一个由当时的名士太仓进士张溥在崇祯二年（ 1629 ）统合各地文社而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它以兴复古学为学术宗旨、振起东林之绪为政治目标。顾炎武在复社中的活动，使他得以更加广泛接触社会，结识了一大批文人学士，给予他后来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的开展以很大助益，而且复社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对顾炎武实学思想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4 ）放弃举业，学以用世顾炎武的嗣祖父本来是无意要炎武去参加什么科举考试，只是后来经不住别人的劝说，才勉强让炎武学习科举文字，但并不期望炎武在科举仕途上的发展。顾炎武自己也不把科举考试太当一回事，参加复社后，常与四方之士泡在一起，故中了秀才以后，曾数次参加乡试，却每试皆败。他 27 岁那年参加乡试，再次失败，于是决定彻底放弃科举，从事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实学。据他自述，从那时起，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这两本书就是著名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 3 、抗清救国 (1) 臣事弘光，撰作四论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 1644 年）春，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死，宣告了明朝的灭亡。同年五月，史可法、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故明福王朱由崧，建立了南明临时政府。是年冬，经昆山令推荐，顾炎武被福王政府聘为兵部司务，在赴阙就职前，他写下了《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四篇文章，因其写于乙酉（顺治二年）之春，故称乙酉四论，这是顾炎武为战胜清军、匡复明朝而特为福王政府出谋划策之文，既表达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思想。他带了这些文章，兴冲冲赶到南京，满想干一番大事业。可是，到了南京之后，他才了解到福王政府内部一片混乱腐败的情况，自觉不能有所建树，就打道回府了。（ 2 ）从军苏州，起义昆山顺治二年（ 1645 ）五月，清兵进入南京。六月上旬，清大将兼刑部侍郎李延龄、副将总兵官兼江南巡抚土国宝率骑兵千余人，进驻苏州。闰六月，江南各府纷纷起义兵抗清。初四日，吴志葵军自海上起兵，经淀湖，攻入苏州。当时配合吴军进攻苏州的，还有以吴江进士吴昜为首的太湖义军，以及由故郧抚王永祚领导的昆山等地的义军。顾炎武及其友人归庄、吴其沆等，在县令杨永言带领下，参加了王永祚军。此役以义军失败而终。十五日，昆山起义兵自守。当时，顾炎武带领绅士们聚粮移檄，作长期守城准备。七月初六日，清兵攻入昆城，并在昆山城中，一连烧杀六天，死难者四万。顾炎武的两个胞弟惨遭杀害，本生母何氏被清骑兵砍伤右臂，顾炎武幸免于难。（ 3 ）追随吴昜，遥奉隆武继昆山陷落之后，常熟城亦被清兵占领，此时住在常熟语濂泾的顾炎武的嗣母王氏，闻县城失陷，乃绝食而死，临终嘱咐炎武读书隐居，无仕二姓。此后，顾炎武一度追随统率一支抗清义军转战于太湖一带的吴昜，秘密参与了吴军的抗清斗争。顺治二年（ 1645 ）闰六月，明太祖八世孙朱聿键称帝于福州，号隆武。吴昜的抗清活动受到隆武的关注，并以其斗争出色而封之为长兴伯。顾炎武也被遥授官职，并在翌年春接到了隆武诏书，其内容一是任命顾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二是命令他纂修国史（明史）。嗣后，顾炎武曾欲偕族父顾咸正赴闽中，但因故未能成行。顺治四年八月，清军攻入福建，隆武政权覆灭。同年六月，吴昜也被当局所执，被杀于杭州。（ 4 ）游于逃社，隐以商贾隆武政权覆灭后，顾炎武曾秘密写信给郑成功，试图与海上抗清武装力量取得联系，但未获成功，后又尝试从海道入闽以投南明鲁王政权，然亦未果，遂暂时隐居太湖，继续从事《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写作。这期间，顾炎武曾流转于江南各地，并于顺治七年（ 1650 ）参加了吴江的惊隐诗社（又名逃社，亦称逃之盟），入其社者均是明朝遗民。康熙二年（ 1663 ），其社中骨干潘柽章、吴炎因受南浔庄廷鑨《明史》案牵连而为当局所杀，诗社遂于翌年终止其活动。在惊隐诗社活动期间，顾炎武曾变衣冠作商贾并抱布经商至淮阴。顾炎武的经商生涯，断断续续，前后六七年，其间不仅贩卖过布匹，很可能还做过药材生意。（ 5 ）祸起叛奴，初历讼狱顺治九年（ 1652 ）年春，《天下郡国利病书》初稿已成，顾炎武决定北学于中国，但就在这时，发生了陆恩事件。陆恩是顾家三世之仆，后见顾家衰落，遂生叛逆之心。顾炎武曾给郑成功写过一封信，把这信黏于《金刚经》中，托一僧人送往海上，不料此事为陆恩侦知，他暗中从那僧人处购得其信，把它藏慝起来。数年后，陆恩叛主投靠了曾与顾炎武在经济上有过纠葛且互相积怨甚深的土豪叶方恒，叶氏从陆恩处获悉顾炎武曾有不轨行为，且有把柄在握，遂趁机报复冤家，要告发其通海，顾炎武惊恐，遂招来亲友暗杀了陆恩。陆氏死后，其女婿在叶氏帮助下，将顾炎武抓了起来，胁迫其自裁，所幸顾炎武友人及时相救而未果，叶氏等又讼诸官府，由于顾炎武友人从中斡旋，官府最终以杀有罪奴而仅给了顾炎武拟杖的轻罚，便了结此案。 4 、广师博学 (1) 游学山东，修志邹平陆恩事件结束后，顾炎武曾遭到叶方恒派出的刺客的追杀，幸遇救得免于死，同时陆恩女婿纠集数十人将顾家洗劫一空，顾炎武自度与讼，力不胜任，遂于顺治十四年（ 1657 ）秋开始了他后半生的北游历程。他首先来到了山东的莱州，在这里与当地名士赵士完、任唐臣订交，并先后结识了黄培（明万历兵部尚书黄嘉善之孙）、黄朗生（明崇祯御史黄宗昌之长子）、张允抡（明崇祯时饶州知府）等人。然后到了济南，又结识了明末诸生徐夜、张尔歧（著有《礼仪郑注句读》等）等人。次年，他经泰安，过兖州，历邹县，来到邹平，结识了马骕（清顺治灵璧知县，著有《绎史》、《左传事纬》），并与马骕一起参与了《邹平县志》的校订。（ 2 ）南返吴门，东游杭越修订完《邹平县志》不久，顾炎武回到济南，旋游京师、京畿一带。顺治十六年（ 1659 ）郑成功、张煌言沿江进击南京，虽然最终失败而退归厦门，但这次军事行动对大江南北造成了巨大震撼，顾炎武于当年秋自山东匆匆南下扬州，立马又北上天津，可能原想入海前往闽、浙，但苦于无舟而不果，翌年秋南归，先至南京，次年春回吴门，旋往杭、越，其动机是想要同海上抗清武装力量取得联系，但经过数月活动，感到形势绝不容乐观，所以在谒禹陵、吊宋六陵的时候，才吟出了望古频搔首，嗟今更抚膺。会稽山色好，凄恻独攀登、海水再桑田，江头动金鼓。蹑一迁逡，泪洒櫕宫土这样悲伤的诗句。（ 3 ）《考古录》就，《肇域志》成顺治十八年（ 1661 ）秋，顾炎武自江南返回北方，从此主要从事学术活动。在回到山东的当年，他完成了《山东考古录》。接着，又继续其二十余年来一直断断续续在进行的《肇域志》的写作，为此他又入京师，游盘山，历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谒恒岳，逾井陉，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爰成《肇域志》（《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 4 ）置产章丘，垦荒雁北顾炎武在北方游历地域甚广，先后到过山东、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份，但他在山东停留的时间最长，特别是在他获得了章丘土豪谢长吉抵押给他的庄田之后，章丘俨然成了其游历活动的根据地。谢长吉生平无考，只知他原是丘章县一家田庄的庄主，与顾炎武结识后，曾向顾借贷千金，但后来千金被坑，只得把原作抵押的十顷庄田偿付于顾炎武，但随后又反悔，并巧取豪夺地强占其田，顾炎武无奈，只好另谋生路，于康熙五年（ 1666 ）入山西，并与李因笃等二十余人应募勼资垦荒于雁北之北。当时，顾炎武是作好了在山西立业的打算的，然而不多久，他感到其地苦寒特甚而不能留住也，遂经大同入都，之后流转于北京与山东之间。（ 5 ）受累诗狱，蒙难济南康熙七年（ 1668 ），顾炎武客居北京，二月十五日在寓所慈仁寺忽闻山东有案株连。此案初与顾炎武无涉，是莱州黄氏家仆姜元衡为讨好清朝而讦告其故主黄培等 14 人写逆诗，后来在谢长吉等人的唆使下，姜元衡为了翻主仆名分之案又向当局出首《启祯集》（又名《忠节录》），才致使包括顾炎武在内的 300 余人都牵连了进去。出首《启祯集》，在姜氏是欲借此别起一大狱以陷人，而为自脱之计，在谢氏则是欲借此除掉顾炎武，从而占收其丘章田庄。为了这桩性命交关的案件，顾炎武在济南府狱内外足足被折腾了一年有余，因友人朱彝尊（与当时山东巡抚有交情）及其表兄谭吉璁（时任宏文院撰文中书）等人的出手相助，也由于外甥徐元文的努力，才终于脱得危机。（ 6 ）《五书》开雕，《日录》初刻顾炎武是以清代经学大师而闻名于世的，但是他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所以音韵学即被他视为经学之本，《音学五书》是集中体现其音韵学研究成果的一部著作，也是被后世学者视为对清代考据学具有奠基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书于康熙六年 (1667) 正月开雕于江苏淮安，此事是由其友人张弨一手操办的。康熙九、十年间，顾炎武又经程先贞等友人的再三劝说，在德州初刻出《日知录》八卷。《日知录》的起撰时间尚无法确定，大概其资料的准备工作开展得较早，其正式写作则约在康熙元年即顾炎武 50 岁以后。据顾炎武自述，是书刊印后，又恒自改窜，至康熙二十年共成三十余卷，同年顾炎武亲自将它们编定为经术、治道、博闻三篇，后由其学生潘耒刊印。（ 7 ）坚拒朝聘，不臣二姓在客居山东期间，顾炎武经常出入于北京，这主要是因为康熙年间他有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彦和）先后进京做了高官，其官位级别有的约略相当于现在的政府部长，有的比部长更高级，可能相当于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的级别，顾炎武与这三个外甥都曾有较密切的私交关系。但是，尽管如此，顾炎武在政治上始终不肯与清朝当局合作，清廷曾屡次尝试聘请顾炎武参加由官方主持的《明史》编纂工作，都被顾炎武断然拒绝，他多次向清廷表示了其宁死不屈的态度，后来干脆远离京城，到陕西华山之麓隐居起来。（ 8 ）关中重道，华下客居顾炎武晚年隐居华阴，既是为了躲避清廷的纠缠，也是因其受山东莱州文字狱的牵连而险些送命，尽管其最后摆脱了危机，他却再也无心在山东继续待下去了。不过，究竟往何处落脚安身，他在很长时间里都一直举棋不定，直到康熙十四年 (1675) 才选定了山西，并于是年八月将其所有书籍从山东搬运到了祁县友人戴廷拭为他所建的书堂，但不过一二年，他又因故与戴氏发生了矛盾而改变了主意，决定往陕西安家落户了，于是在康熙十六年 (1677) 又将其籍书从祁县移至华阴。顾炎武在关中有三位挚友：华阴王宏撰、富平李因笃、盩厔李颙。顾炎武以他们秦人之代表，认为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与三侄》），这是其所以愿意终老于关中最重要的原因。（ 9 ）巨儒绝笔，曲沃终老自定居华阴后，顾炎武再也没有回过山东，更没有再入京师，只是往来于秦、晋之间。及至康熙十八年 (1679) 三月，他才乘道途之无虞，及筋力之未倦，出崤、函，观伊、雒，历嵩、少，这也是他晚年出游时间最长、路途最遥远的一次旅行，直至当年十一月才返回华阴。他所作《五岳》诗是对这次旅行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这二十余年来其北游经历的一个总结：五岳何时遍 ? 行游二十春。谁知禽子夏，昔是去官人。（自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北海禽庆子夏，儒生去官，不仕于莽。）这说明了其北游的缘由是在于他不肯做异国臣子，所以采取了以游为隐的生活方式。康熙二十年 (1681) 冬，顾炎武自华阴出游山西曲沃，翌年正月在曲沃病逝。; 个人分类: 顾炎武专论|10871 次阅读|7 个评论

顾炎武年谱前言: 可真 2008-9-18 04:29; 博主按：上科学网以来，常发一些评论性文章，其中有些是与博友和网友讨论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的。我一直强调理论方法与经验方法的结合，尤其针对为我所感受到的学术界普遍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特别强调学术研究中理论思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给有些博友和网友留下了一种印象：似乎本人（甚至其他从事哲学研究的文科生）就只是从概念出发而由概念来再到概念去地进行玄思或思辨。其实，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只要是真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其研究方法是有其相通性的。就本人而言，我在学术研究中，从来是自觉地注重理论方法与经验方法的结合的。在学术研究的初级阶段上，比较偏重于经验方法，撰写《顾炎武年谱》是这种经验方法的具体运用。这里将其书的前言摘要予以转发，旨在表明：从事哲学研究者（至少本人）也是从经验到理论的，而不是局限在理论范围内，不作任何经验的实证研究。事实恰恰相反，经验的实证研究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的理论研究，是平面式的片面理论研究，而不是立体式的具体理论研究。但是，我坚持认为，经验的实证研究应当上升到理论研究的高度，实际上，也只有使它上升为理论研究，这种实证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如果仅仅停留在经验实证阶段，就无法把握到研究对象的本质，而学术研究如果不能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这种研究就不具有真正的学术性。当然，理论研究不仅要以经验的实证研究为基础，而且更必须把理论研究的成果诉诸实践或诉诸经验过程，即对它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以验证其真伪。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如此往复循环，才能使学术研究不断深化和上升。（当然，哲学的经验与科学的经验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以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作为经验的对象，后者主要是以自然界中的事物和现象作为经验的对象。然其相互差异的两种经验的认识意义却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达到对研究对象之本质的把握。）顾炎武年谱前言一顾炎武是明清之际与王夫之、黄宗羲齐名的伟大的爱国学者，他在经济、史学、哲学、地理学、文学等学术领域均有很深的造诣，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通儒之一。他不仅学问大，而且人格高，其屈原式的民族气节，尤为后人所景仰。梁启超曾五体投地地称其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顾炎武的学问与其人格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使之在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和特殊的地位。然而，顾炎武名气虽大，迄今为止人们对他的研究，特别是对其思想的研究，却远未深入。与学术界对于王（夫之）、黄（宗羲）二人的研究盛况相比，他是太遭受冷落了。综观本世纪以来有关顾氏的研究情况，人们主要是把他当作一个政治活动家来加以研究，尤其是建国以来，这种研究更是带有宣传的性质，与之相应，有关研究论著则强半带有通俗读物之色彩；至于其学术思想，尽管也有所研究，然其广度和深度却十分有限，有分量的力作寥寥无几。从研究队伍来看，长期从事顾氏之学研究的学者，仅赵俪生先生、沈嘉荣先生等极少的几位。这一切，与顾炎武的宏富的学术思想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显赫地位是极不相称的。鉴于上述情况， 1988 年，笔者过访方克立先生（我的研究生导师）时，方先生曾力主我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顾炎武。在导师的激励下，从 1989 年起，我开始留心学术界有关顾氏的研究情况，并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所研究的对象接触渐深，了解日多，遂服其学问之赅博、学德之高尚，而益肆力于顾学之研究。为使研究更加扎实，乃于 1990 年开始了顾氏年谱的写作。年谱是开创于宋代的一种人物传记体裁，所谓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朱士嘉《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 . 序》）。从实质上讲，年谱就是记述某个人一生之特殊经历的编年史。从思想史角度看，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无非即是其特殊人生经历的反映。故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便必须首先了解其特殊的人生经历这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的唯物史观的应有态度。我之从年谱入手来研究顾炎武的思想，缘由即在于是。二（介绍清代至现代顾炎武年谱撰述情况，此处从略）三顾氏年谱是开展顾学研究所依凭的重要材料。清人所编之顾谱，当以《张谱》与《钱谱》为上品、而尤以前者为佳。然即《张谱》看，其中讹误亦颇可观，问世以后已先后有常庸、王国维、叶廷琯、杜呈祥、王菉友、赵俪生等先生为之校补、订误。而据新的材料（如《蒋山傭残稿》），其谱舛误疏漏之处，实远非仅如前人所见。故新编顾氏年谱已属必要。且清人所编之年谱，乃纯系由死材料堆积而成，缺乏逻辑的和理论的分析，使材料间的内在联系隐而不彰。此种机械的编谱方法亦实有加以革新之必要。出于上述考虑，笔者在详尽地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参照《明鉴纲目》之体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史论结合之方法，编成了这本《顾炎武年谱》。是谱主要特点在于：第一，在旧谱基础上，广泛汲取其他材料和成果，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所发现的新材料和研究的新成果。本谱所据的旧谱以《吴谱》、《张谱》和《钱谱》为主，并参以《徐谱》和《王谱》。所据其他材料主要包括：（ 1 ）《顾亭林诗文集》、《日知录》和其他有关顾氏著作；（ 2 ）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明遗民卷）、王蘧常的《顾亭林诗集汇注》、卢兴基的《顾炎武诗译释》和以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王士禛的《渔洋诗话》为代表的数十家清人诗话作品；（ 3 ）以赵经达的《归玄恭先生年谱》和吴怀清的《三李年谱》为代表的十数家顾氏友人的年谱；（ 4 ）以《归庄集》和《尧峰文钞》为代表的数十家顾氏友人及其他有关人物的诗文集；（ 5 ）以纽琇的《觚剩》和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四笔》为代表的数十家清人笔记作品；（ 6 ）以吴山嘉的《复社姓氏传略》、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和赵俪生的《顾亭林与王山史》为代表的古今学人所著的有关人物传记；（ 7 ）以《明史》、计六奇的《明季南略》、佚名《研堂见闻杂录》为代表的数十种古今正、野史书； (8) 以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谢国桢的《明末清初的学风》、沈嘉荣的《顾炎武论考》为代表的数十本（篇）学术专著和论文； (9) 还有诸如周祖谟的《问学集》、王英志的《清代绝句五十家掇英》、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述略》之类的数十种其他各种论著。以上材料在本谱中引用时均一一注明出处，兹不详列。第二，体例上采用集纪事、注释、考辨、论析、附录于一身的纲目体。本谱在承袭一般年谱的写作方法的基础上，分列纲目以清眉目。纲以纪事概叙谱主事行，每纲叙一事；目以发挥其基本内容包括：（ 1 ）注释：引用具体史料进一步展示或补充纲的内容，或是依据有关材料对纲的内容作扼要的介绍；（ 2 ）考辨：当纲的内容是为旧谱所缺或是对旧谱的更正时，则引证有关史料，必要时则更作适当的分析、论证，以为纲提供依据；（ 3 ）论析：依凭史料对谱主事行作理论分析和逻辑推断，由此引申出一定结论，以供读者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4 ）附录：摘录与纲的内容相关的史料，以供读者研究时参考。此外，本谱每年开头，还首列时事，主要是交代本年内国内重要政事，以为读者理解谱主事行提供背景材料。其资料来源，明代部分主要出于印鸾章、李介人修订的《明鉴纲目》，清代部分则主要来自林铁军、史松编写的《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7 月版）、第二卷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 , 沈起炜编著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版）。编写好一本年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它需要有相当深厚的史学功底和理论素养，还需要有异乎寻常的耐心、勤奋和求实精神。本谱的编写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学习和锻炼的过程。由于水平有限，本谱中舛误与缺失定然不少，恳请行家提出宝贵批评意见，以便今后修订。周可真 1996 年 8 月于苏州大学注：《顾炎武年谱》（46万字），周可真著，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按：上述前言写成后，笔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故未能对已成其稿的年谱作及时的精心校核，至1998年8月才完成了这项工作。前后三次校核，费时近半载，始知成书之不易。（从着手准备到正式开始写作，再到修改、校核，直至正式出版，其书费时近10年。）附：《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后记》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和增补而成的。在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已撰成了四十六万字的《顾炎武年谱》，此书从 1990 年开始写作，历时六七年，数易其稿，书成而又几经校核，费时又近两载，终以 1998 年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顾谱之写作缘起和动机，我在其书前言中已作了申述，我认为，从实质上讲，年谱就是记述某个人一生之特殊经历的编年史；从思想史角度看，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无非即是其特殊人生经历的反映，故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便必须首先了解其特殊的人生经历，这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语）的唯物史观的应有态度。我之从年谱入手来研究顾炎武的思想，缘由即在于是。我还认为，人的思想的表达，实际上有两种方式：言的方式和行的方式。如欲透彻地了解一个人的思想，则必听其言而观其行。以此言之，我的《顾炎武年谱》乃主要地是从顾氏之行的方面来研究他的思想的，而我的博士论文《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则主要地是从顾氏之言的方面来研究他的思想的。当然，言与行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在本书中尽可能地采用了以行证言的方法，即根据顾氏的人生经历来阐发他的言中之意和言外之意。我以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对其言中之意的阐发的主观随意性，另一方面，在其言之而不足的情况下，以其人生经历中实际的事行来说明其未尝充分言明的思想，则多少可以弥补其不足，并且这种弥补方式，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妄测和臆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往往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孔子语）的，在他们看来，合理的行动（实践）较诸合理的言论（理论）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因此，研究他们的思想（即他们对于宇宙人生之理的认识），尤当注重其行，这是他们表达其思想的最重要的方式，倘若撇开了其行而单纯地考察其言，便难以把握其真思想。无论是《顾炎武年谱》，还是《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其写作都是在我的恩师方克立教授 --- 他既是我的硕士生导师，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 --- 的精心指导下进行的。实际上，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我以顾炎武的生平及其思想作为自己科研的重点对象，即是承方师之意，正是他为我设计了这一课题，而且在该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始终都得到了他的热诚关怀和悉心指教。在此，谨向方老师表达我最诚挚、最深切的谢意！《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写成之后，曾送交清华大学文学院张岂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衷尔钜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立文教授、葛荣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王俊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李尚英教授审阅，他们对之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特别是张岂之教授、陈来教授、王俊义教授、陈祖武研究员、李尚英教授，还亲自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他们五人组成了以张岂之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一致的高度评价，并且又当面向我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 --- 所有这些意见，不仅对完善我的博士论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今后进一步搞好科学研究亦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在此，谨向上述诸位先生表示我由衷的感谢和敬意！在博士论文的修改过程中，我力所能及地吸取了上述诸位先生的意见，但为我目前的学术水平所限，很可能虽经修改而在某些地方仍不能尽如人意，这是要请诸位先生及其他学界同行谅解的。在这次修改中，增补了余论部分，以表达我对顾炎武哲学的历史地位的初步看法，但由于我对宋元明清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还远未深入，这种看法可能比较肤浅，谈出来，不过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本书被列入吾校苏州大学 211 工程标志性成果项目，从而获得了资助而能及时出版，为此我深感幸运，更为校方为振兴苏大而对吾校学术事业的发展竭尽其努力而感到振奋。注：《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18.8万字），周可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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