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洗练俏皮的奥斯卡·王尔德说过句很霸气的话： Greek and Latin were English to me. 意译过来，差不多就是，四书五经小菜一碟。说王尔德的文笔，我其实是指小说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或剧本《少奶奶的扇子》等，而不是他的童话和《囚歌》之类的诗。 我对希腊神话向来有亲近感。入门读的是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楚图南的汉译本，上下两册。现在似乎有语言更平易的其他汉译本，称为《希腊神话故事》。这个汇编本比较强调英雄故事，而诸神只是穿插其中。因此，没有完整的神话谱系。当然，这种写法似乎是神话主流，荷马两大史诗还有三大悲剧家的作品都是这个套路。 不管怎样，我打算重读经典。当然，我不懂希腊文，只能看看英译本。打算看的书有下列几本。 首先当然是荷马史诗。《伊里亚特》是诗译，《奥德赛》是散文译，但没有更好的译本，聊胜于无吧。这两本书放在最后读，因为可以算重读，而且手里的版本都是国内合法的影印版，比较差。 《伊里亚特》 《奥德赛》 另一部经典是赫西俄德的《神谱》。篇幅太小，因此与作者另部诗作合订。《神谱》的英文版读过，但下面的是新译本。篇幅很小，有时间不妨重新看看。 《神谱》 罗马人的神话实际上山寨希腊神话。但从另个角度，也是希腊神话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没有罗马神话，只是罗马人引申和复述希腊神话。最重要的当推奥维德的神话汇编《变形记》和维吉尔模仿荷马史诗的《埃涅阿斯记》。这两个英译本都是诗译，但前者没有标行。手头的版本是国外的 paper edition 。我用电子的勒布经典对照版，有疑惑可以核对。 《变形记》 《埃涅阿斯记》 这两本书早些都看过汉译本，但《变形记》是节译本，只是原书很小部分。 新得到罗马时代的希腊神话汇编， The Library of Greek Mythology ，托名 Apollodorus 。英译本是普通平装本。 《希腊神话汇编》 这本书的汉译本已经读过，《希腊神话》，收入《苦雨斋译丛》。 还有些只有电子版的书。如《苦雨斋译丛》中的上下两册《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也有趣。古希腊戏剧尤其是悲剧也可以视为神话的补充，有汉译本的全集。正在看全集之外的版本，苦雨斋出品的三册《欧里庇得斯悲剧集》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的第二卷为古希腊史，称为《希腊的生活》 ( The Life of Greece: Being a History of Greek Civilization from the beginnings, and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ar East from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the prehistoric culture of Crete ) 。汉译本分两个分册。我才注意到，这套书的汉译本的章编号与原文不同，因此看注释时稍有不便。不过，所有注释都保留，也算功德无量了。 作者把泛希腊的历史分成三部分：希腊的兴起，希腊的黄金时代和希腊的衰落。希腊的兴起可以上溯到公元 9000 年前的克里特岛史前文明，而英雄时代如忒修斯雅典建城和围攻特洛伊城约在公元前 1200 年前后，荷马和赫西俄德活动在公元前 800 年左右，雅典梭伦立法在公元前 600 年后，公元前 490 年雅典在马拉松战胜波斯人，公元前 480 年斯巴达 300 勇士阵亡但希腊再次战胜波斯。黄金时代很短暂，开始于公元前 480 年的胜利，结束于公元前 399 年苏格拉底卒。在这个期间，巨星璀璨，文采斐然。苏格拉底活跃其间。伯利克里执政 30 余年。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各领风骚。建筑和雕塑大放异彩。希波克拉底行医开创医学行业。公元前 431 至 404 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斯巴达战胜希腊告终，似乎预示了希腊文明的下行。希腊文明的衰落从苏格拉底之死开始，到公元前 146 年希腊和马其顿均成为罗马行省结束。公元前 386 年和 334 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创立了学院和讲堂。公元前 329 年亚历山大开始东征，最远达印度， 323 年病故于波斯。公元前 212 年锡拉库萨被罗马人攻克，阿基米德被杀。 古希腊对人类文明的突出贡献是诗、哲学和科学。该书对三者关系有个有趣的说法， 就如同科学在最初是哲学的一种，但极力奋斗以期脱离全体性、臆断性及无法证明的境界；哲学在开始也是诗的一种，但极力想脱离神话、灵性主义和譬喻的范畴 (179 页 ) 。 诗各文明都有，而哲学和科学，几乎主要是古希腊的贡献了。 古希腊是与西方理性主义的肇始，尤其是雅典。这或许与雅典是贸易中心有关。 贸易的枢纽就是思想交换所、敌对习惯及信仰的摩擦场；由分歧产生矛盾、比较和思想；多种迷信相继消失，于是理性渐渐开始 (173 页 ) 。正是理性，使得哲学从诗中独立出来。 这些伟大哲学家当中，其主要的努力(希腊思想之特性)仍为理性之热爱与追求 (175 页 ) 。有了这种理性态度， 雅典人正在从以往千百次不当与错误中，建立一范围宽广但行动积极的文明，这个文明可容纳每一个新观念，急于与世界交往，且具有忍耐、变化、复杂、丰美、革新、怀疑、想像、诗意、狂热及自由等特性 (114 页 ) 。当然，希腊包括雅典也不断受东方神秘主义的影响。 与海洋的雅典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内陆的斯巴达。 沉溺于军国主义中，一度它极为荣耀，也成为各邻邦痛恨的恐怖者。待它一旦倒下去的时候，所有国家都感到惊异，但是没有人哀悼。时至今日，在这个仅有少许残留的废墟中，几乎很难看到一个雕塑残躯或倾倒的石柱来证明希腊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114 页 ) 。极盛时有七万人的斯巴达，现在只是四千人的小村庄。按照希腊的标准，其实斯巴达人更接近野蛮人。 在专制统治下，迷信极深，也鲜有自由的刺激或理性生活的经验。那也就是希腊人将他们不分彼此，一律称为野蛮人的原因；所谓野蛮人者，也就是满足于盲信，同时过度缺乏自由的生活 (92 页 ) 。 尽管古希腊对文明有辉煌贡献，但还是盛极而衰。其中的原因，还是物壮则老，思想态度，行动太少，少了活力。 随着文明的发展，习俗、制度、法律、道德规范愈来愈限制天生冲动的活动范围，行动逐渐屈服于思想；成就、直露、表现、残忍及信仰逐渐屈膝于想像、微妙、掩饰、同情及怀疑；动物及原始人类共通的统一个性日渐消失；行为变成片段及迟疑，自觉及多虑；战斗意志已消耗于无休止的争辩中。一个民族要想能够达到智能的发达及美感的精致，少有不在武力及团结一致上有很大牺牲的，也就因为牺牲太大了，以至于它的富足对于贫困的野蛮民族变成一种不可抵御的诱惑 (608 页 ) 。 我向来对希腊文化感兴趣。在大都会博物馆和波士顿美术馆，都在古希腊展品前驻足许久，虽然也许并没有看出什么。这次重读古希腊历史，又把过去也知道的人物和事件，系统地重温一番。算是为半年后的雅典行做点功课吧。
前些日子去了一趟大英博物馆，再次参观了馆中珍藏的雅典帕特农神庙上的石雕。有关这些石雕的来路，多年来争论不断，希腊人说的是被英国人“偷”走的，英国人说当年额尔金勋爵是得到奥斯曼帝国官员同意“运走”的，但是不管是怎么来的，英国人对着这些石雕的珍视爱护是值得称赞的，所有石雕都放在一个专门的大厅里，大致按它们在帕特农神庙原来的位置陈列。虽然许多已经不再完整，但石雕的残破似乎反而突出了它们的价值，仿佛历史都积淀在白色大理石的缺口和纹理之间了。 原色的白大理石雕塑有一种特别的庄严肃穆之感，因此长期以来大部分人都以为帕特农神庙上的大理石雕塑一直都是原色的。其实不然，帕特农神庙刚刚建成时，上面的石雕涂满了各种鲜艳而对比强烈的颜色。当然经过几千年的风霜，这些颜色早已消褪殆尽，留下的反而是更美的原色。 这些大理石雕塑上原来到底涂的是什么颜色，考证起来比较困难。在过去，要研究古希腊人对颜色的运用，主要通过分析古希腊文献中对颜色的表述。研究者发现古希腊人有关颜色的词汇比较单调，只有白色、黑色和红色，其它和颜色相关的词汇往往含义模糊多变，对蓝色和绿色的描绘更为缺乏。以致于在十九世纪一些历史学家和眼科医生认为古希腊人可能有某种视觉缺陷，对蓝绿色不够敏感，甚至有人认为古希腊时期人眼还没有完全进化。这个观点到二十世纪初已不再流行，然而纳粹德国在宣传人种优越论时再次把这个观点拿出来作为证据，因为在古日耳曼语中有大量对蓝色和绿色的描述，以此推导出日耳曼人比古希腊人“进化程度更高”。这些观点一直受到许多人批评，简单地把文字中对颜色的描述与社会甚至人种的“进化”程度联系在一起是错误和片面的，因为对颜色的描述，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光反映了人们看到了什么，更代表了当时社会中颜色的文化地位。 书名：《绿色的历史》英文版(Green: The History of a Color) 作者：米歇尔•帕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 英文版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8月 法国学者米歇尔•帕斯图罗(Michel Pastoureau)在他的新书《绿色的历史》( Green: The History of a Color )中重申了颜色的地位与意义是由社会给予的这一观点，在他看来，之所以在古希腊文字中缺少对蓝色和绿色的描述，是因为这两种颜色在当时不受重视，属于“二等颜色”，而不是因为古希腊人眼睛有什么缺陷。 帕斯图罗是法国高教机构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的历史学家，对欧洲历史上的颜色、符号和纹章等有深入的研究，《绿色的历史》是他“颜色系列”专著的第三部，在这之前他已经出版了《黑色的历史》和《蓝色的历史》，计划中还将出版有关红色和黄色的历史研究。《绿色的历史》和前两部作品一样，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把绿色在欧洲各个时期的文化意义逐一进行论述，阅读此书可以让人学到许多新的知识，也肯定会推翻了不少过时的看法。 对颜色的运用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帕斯图罗的研究素材也非常丰富，除了文字之外，还包括绘画、雕塑、服饰、纹章、彩绘玻璃、甚至体育活动，另一方面他还认为颜色的文化内涵离不开人们对颜色构成的理解，比如说绿色在光谱中的位置，以及绿色颜料的来源、染色和绘画中采用何种绿色颜料等等，因此颜料的制作工艺和质量将会影响当时社会对颜色的好恶观感。 现代社会中，绿色是一种备受青睐的色彩，和环境保护、身心安宁、健康卫生等联系在一起，有时候人们会通过和绿色挂钩的办法宣示自己的立场。英国保守党的党徽原来是以红蓝两色画出的一只举着火炬的手，卡梅伦10年前当选为保守党领袖之后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党徽改成了一棵树：在蓝色的树干之上，是大片用涂抹方式画出的树叶。卡梅伦希望用这个新党徽来宣示保守党的“绿色”立场，暗示在他的领导下，保守党将是一个适应新时代、关心环境生态的政党。 然而帕斯图罗的研究发现，绿色并不总是具有这些象征意义，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直至现代，绿色的意义曾经发生了多次改变，从被忽略到流行、从代表青春浪漫到成为魔鬼的颜色、从“二等颜色”到成为政治宠儿，经历了多次起伏，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文化、宗教和科技上的发展变迁。 与古希腊语缺乏对绿色的描述相比，在古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中，出现了许多和绿色相关的词汇，不过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绿色还是一种“野蛮人”、特别是北方日耳曼人联系在一起的颜色。绿色在服饰和其它日用品上也非常少见，帕斯图罗认为这也许和罗马人在绿色染制工艺上比较落后有关。到罗马帝国时期，色彩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日渐丰富，绿色也和紫色、粉色和蓝色一起，成为“新兴”色彩，这些被视为是“轻佻”的颜色，与“庄重”的传统色：白色、红色、黄色、黑色等形成对比。罗马皇帝尼禄(Nero)是一个例外：他特别钟爱绿色，从衣着、宫廷装饰到收集的宝石，甚至包括饮食，绿色都是其主色调。尼禄一直被后人描绘为性格乖张无常，这似乎加强了把绿色看作是一种“不稳定”颜色的看法。 帕斯图罗对古罗马战车比赛的观察十分有趣。这是一项当时很流行的观赏体育运动，每辆战车都代表一个团队出赛，每一团队都有自己的标志色，早期曾经有超过四支队伍参赛，到了帝国后期就只有两支团队：“蓝队”代表元老院和贵族，“绿队”代表平民。在赛马场上，颜色成了身份归属的象征，历代罗马皇帝大部分是“蓝队”的支持者，但也有一些例外，尼禄就是其中之一。 绿色的文化内涵在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剧烈的变动。一开始绿色地位得到提高，绿色出现在了彩绘玻璃和装饰品上，在日耳曼地区尤其显著，例如被德国和法国同时认为是自己第一个皇帝的查理曼大帝，就对绿色十分钟爱。后来绿色地位曾上升到成为“高贵之爱”的象征，然而到了中世纪的后期，绿色却又和传说中的撒旦与魔鬼联系在了一起。 The Arnolfini Wedding 帕斯图罗认为，中世纪社会对“果园”(orchard)的热爱，大大提升了绿色的文化地位。“果园”一般是一个被围墙围起来的花园，但其中必须有成片的绿地和果树，中央是一个喷泉。每当春天来临，在这个充满绿色的果园内，人们既能休憩愉悦、又能冥想期待。植物和春天都和绿色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在中世纪中期渐渐演化为把绿色看作是青春、爱情、期待的象征，代表汇集了诚恳、忠诚、典雅、慷慨、勇气等多种美德的“高贵之爱”，难怪那时候的骑士们都愿意给自己或座骑披上绿色的袍子。帕斯图罗对伦敦国家美术馆收藏的著名油画《阿诺芬尼的婚礼》( The Arnolfini Wedding )进行了分析，此画作于1434年左右，画面上一对年轻男女手牵手站在一间卧室内。这幅画展示的故事内容不详，有过多种分析，特别是画中女士左手抚着自己微隆的腹部，让人猜测她已经怀孕。帕斯图罗指出画中有两个线索：第一个是背景中床架上刻着的保佑怀孕妇女的圣玛格丽特雕像，第二个是画中女士身着的绿色长袍，在中世纪中期，年轻女性身穿绿色衣服，象征着“等待喜事的降临”，到中世纪后期就更为明确地与环孕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两个线索看，这位女士无疑已经怀孕。 正当它的文化地位日渐上升之时，在中世纪末期，绿色却出现了“性格分裂”：一方面代表了愉悦、美丽和希望，另一方面又与撒旦、魔鬼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一时期的绘画中出现的许多凶恶的怪兽，如鳄鱼、鲸鱼、喷火龙等等，大都呈现为绿色和黄色，而文艺作品中的巫婆也往往身着绿色。 帕斯图罗没有为这一现象提供解释，只是说也许与中世纪绿色染料的不稳定有关，这可能是让绿色无法成为一种“正统”颜色的原因之一。在《绿色的历史》一书中，他一直强调绿色在不同时期的文化地位往往和当时的颜料制作和染制工艺有关。在古代，最早被采用的绿色染料主要来自铜绿和孔雀石，后来人们发现可以通过混合蓝色与黄色颜料来制作绿色颜料，但是中世纪僵化的行会制度不允许同一家染坊经营多种颜色，加上许多画家对蓝黄两色混合的抗拒，让绿色难以成为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颜色。即使到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绿色在光谱上位于蓝色和黄色之间的事实已经被发现，在颜色的“地位”上，绿色依然低于蓝色，原因之一是当时发现了普鲁士蓝和美洲靛青，这两种高效的染料让蓝色大行其道，占据了主导地位。 绿色文化地位的再次爬升，是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的。由于都市化的发展，城市居民对绿色所代表的乡村、自然和植物的渴望越来越强，于是绿色与健康和卫生的关系慢慢地建立了起来，成为生命、活力、康复的象征。近几十年来，绿色的文化地位越来越高，它所代表的美德除了健康卫生之外，还延伸到了公民参与、社会责任和符合伦理的生活方式等，可以说在二十一世纪，绿色的文化地位终于达到了顶峰，这就难怪英国保守党也要把自己“染绿”了。 在《绿色的历史》一书中，帕斯图罗明确地把研究范围局限在欧洲。但是联想到中国历史，绿色的文化地位不也是在不断变化中吗？唐代规定七品官以下穿绿服，即所谓的“青衫”，由此可见当时绿色地位的地下，在明清时代，“绿头巾”、“绿帽子”是卖淫者的别称。汉语中还有“绿林大盗”一说，把绿色和盗贼联系在一起。当然绿色也并非一概贬义，汉语中“青春”一词本身就是以代表自然、春天的绿色来形容旺盛的生命力。 如果说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在《绿色的历史》中，作者往往不会解释许多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这当然是他治学严谨的体现，不作妄加推测，但却让读者失去了了解这位颜色文化专家一些个人见解的机会。 《绿色的历史》覆盖了欧洲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历史，对绿色的文化历史作了详尽的分析，不仅知识量大，许多故事也十分有趣。读完本书之后，不禁更加让人期待作者颜色系列中的其它作品了。 《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 绿色的历史 》
提到植物学的历史，人们首先想到不是林奈（Linnaeus ），也至少是雷（John Ray ），更早的则是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却很少提到最古老的古希腊学者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 371-286 BC)( 下文简称泰奥）。事实上，泰奥早在老普林尼写《博物志》（ Naturalis Historia ）前300 年就已经完成了两部植物学著作，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被誉为“植物学之父”，在西西里的巴勒莫植物园（Orto botanico di Palermo ）至今还树立着他的雕像。 一、泰奥弗拉斯特其人 泰奥出生在希腊莱斯沃斯岛（Lesbos ）的埃雷索斯（Eresos ），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跟随他多年，在他死后接管亚里士多德创建的吕克昂（Lyceum ）学院长达35 年，教授学生多达2000 人（M. Lahanas ）。泰奥涉足甚广，从植物、风、天气等自然主题，到逻辑和形而上学，到修辞学和诗歌，再到政治和伦理；让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那本难以归类的小册子《性格》（ Characters ），描述了奉承、迷信、粗俗、小气、无耻、胆小等30 种不同的性格（J.Rusten I. C. Cunningham ，2002 ）。在公元前347-344 年间，泰奥和亚里士多德在阿索斯（Assos ）和斯塔吉拉（Stagira ）游历和工作，亚里士多德更关注于动物，他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他的动物著作(RogerFrench, 1994) ，而泰奥的研究重点在植物上。据传，泰奥还有一个植物园，不过这个植物园的大小、植物种类和植物园存在的年代没有任何记录保留下来（Peter von Sengbusch ，DB/OL ）。泰奥有两部存留下来的植物学著作——《植物研究》（ De historia plantarum ) 和《植物的原因》（ De causis plantarum ），这也是他有“植物学之父”称号的直接根源。 二、 古希腊植物学的集大成者 古希腊人们对植物的关注主要源于植物的经济用途和药用价值。在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看来，植物和动物一样是有灵（soul ）的，它们具有理智（reason ）和知觉（sense ）。亚里士多德的动物研究人人皆知，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其实也研究过植物，他存留下来的著作中也多次提到植物。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是可以分类的，从无生命物质到动物存在一个连续的变化过程，而植物就处于这个变化的中间阶段，他也相信植物可以转变成动物。生命就是可以思考、具有感觉、可以移动和生长的事物，他将摄入养分（植物通过根吸收）和生长紧密联系起来。亚里士多德发现，与动物不同的是，植物是两性的，雌雄同体（Peter von Sengbusch ，DB/OL ）。 泰奥的两部植物学著作，首次系统地描述和介绍了植物，他是希腊和中世纪时期对植物学贡献最大的学者（Wiki ）。《植物研究》（ Dehistoria plantarum ）有两种英文译法—— History of Plants 或 Enquiry into Plants ， 主要涉及描述性的内容（见附录）。《植物的原因》（ De causisplantarum ）常被译成 About The Reasons of Vegetable Growth 或 On the Causes of Plants ，偏重植物生理部分（见附录）。他的植物学调查也是集体力量，就像亚里斯多德的动物调查，在调查过程中经验主义的自然观察传统保存下来。 描述和分类：在泰奥的书里，他常常用比较随意的方式提及各种植物，所以很难把书中的植物一一鉴定出来。因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印度、波斯、叙利亚、埃及和利比亚等，泰奥得以从亚历山大的随从们那里得到一些异域的植物信息，但这些游历故事总是不太可靠（Peter von Sengbusch ，DB/OL ）。尽管如此，泰奥还是在书中描述和分类了500 多种植物，其中包括分布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沿岸的各种植物，他将植物分成乔木、灌木、底层灌木和草本。泰奥还提出了描述植物生物结构的科学术语，区分了植物的内部组织和外部器官，系统描述了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以及木材的特点等(M. Lahanas , Peter von Sengbusch ，DB/OL) 。 生长和繁殖：泰奥观察到了有花瓣和无花瓣两种花的区别，首次明确了植物的有性繁殖，甚至提供了如何为枣椰树（date palm ）进行人工授粉的方法。记载了有些植物和树木可以从种子、根、枝干、裂开的木头、从植物体上截下的小段等多种方式生长起来(M. Lahanas, DB/OL) 。泰奥区分了人工栽培和自然生长，但没有发现种子繁殖和扦插之间的区别，而栽培植物需要人工方法如压条、扦插和嫁接等方式来保持植物的优良性状，因为在泰奥看来植物靠种子繁殖会发生退化(Roger French, 1994) 。 用途：泰奥在书中提了很多种植物的用途，这些植物分布于希腊、小亚细亚和地中海东部的一些地区，有的甚至是其他遥远的国度。其中最重要的用途就是果实为人类提供食物，这点在他看来是植物除了繁衍自身之外的另一个最重要的价值，也是植物栽培的动因，植物的药用价值也非常重要。繁衍种子和食用果实这两个目的常常冲突，一是时间上前者取决于土壤和气候等自然条件，而后者取决于人们的需要（果实可食时种子未必成熟并可以发育）；二是大小上，种子较大可能意味着果实小而硬且味道不好（Roger French, 1994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用途，如他写到了一种生在海边的百合科球茎植物（ bolbos ho eriophoros ），带有羊毛状的纤维，可以用来做毛毡鞋和其他衣服，经后人鉴定可能是一种百合科植物（ Scilla hyacinthoides ）的初生木质部（A. Witztum and M. Negbi, 1991 ）。 栽培：野生和栽培植物除了它们的名字一样外，其实是两种植物。栽培植物通常远离其野生种的原始生境，在本质上是外来植物。它们在原生境具有完整的性状，有使其成为自身的本质特征，离开原始生境后不再有同样的生长环境，如果不借助人力，它们就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发生“不自然”的退化，而栽培可以保持外来植物原本的完整性状，从这个意义上泰奥觉得栽培是自然的而不是人工的。而且，野生植物虽然比栽培植物更强壮，开花和结实都更多，但成熟的却很少，人的干预可以改善植物的果实性状。当然栽培的时候要根据植物本来的生长环境（适宜的气候条件和营养环境等）为它们提供生长所需。需要说明的是，栽培未必适合于所有植物，有的植物很难栽培，尤其是药用植物，可能会因为栽培失去药性(Roger French, 1994) 。同时，泰奥告诉人们栽培植物的时候要选择适宜的土壤和种植间距；灌溉，选择肥料的种类和施肥的频率，松土，除草。他告诫道：植物之间的间距太小会导致营养的短缺，不利于植物的生长，植物种在藤本之间时要避免土壤湿度太大（Peter von Sengbusch ，DB/OL ）。 合作与竞争：泰奥认为动植物之间的竞争比合作更普遍，在同一个生境中相互毗邻的植物会争夺阳光和营养物质。他也强调合作关系，动物和植物之间如橡树和松鸡，前者提供食物后者为其传播种子，槲寄生植物的种子则需要通过鸟的消化道才能发芽；植物之间也存在合作，主要的例子就是攀援植物和被攀援植物(Roger French, 1994) 。 其他：泰勒还意识到了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并因此也改变植物。他认为湿润的空气密度要高于干燥的空气（这种说法在现在看来是错的），空气湿润时地表的温度比空气干燥时更不容易变冷。对此，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如塞萨利（Thessaly ）的拉里萨（Larissa ），在水被大量消耗之后气候变得更加寒冷，树木容易受冻，橄榄树没有以前高大美丽（J. Neumann, 1985 ）。泰奥也记载了人为或自然的原因引起的植物疾病和死亡，提到了小麦、大麦、豌豆和黄豆的锈病；区别果实外皮的成熟与果实本身和种子的成熟，果实成熟使植物成为食物来源，而种子成熟对物种的保存甚为重要，这两者有时是矛盾的(Roger French, 1994) 。 三、 对老师的继承和批判 对于泰奥的两本植物学著作，其名字会让人立刻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动物的两本著作《动物志》（ Historia Animalium ）和《论动物的器官》（ De Partibus Animalium ）对应起来。泰奥一直受到老师的影响，他与老师一样提倡观察、采集和分类等方法。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还是泰奥的植物学研究，都是吕克昂学院共同努力的结果。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研究相当广泛，其著作中提到了500 多种不同的动物，他的资料来源范围也很广，泰奥在这点上和老师也是一样的。 泰奥希望能像老师找到动物的本质特征一样，弄清植物的各部分和植物的本质特征，以及植物的生命是如何开始和发展。但泰奥发现自己很难套用《动物志》的模式，主要原因在于植物和动物的差别：植物的器官如花和种子都是短暂的，年年更新，而动物的器官则意味着存在了就是永远存在的。植物的器官不像嘴巴和胃是每个动物都有的器官，植物的某些器官在不同的植物上保留的时间不一样，排列方式和形状也各异，如根据是否落叶和叶子的形态就可以区分一些植物，按照叶子的形态可以分成完全叶、分裂叶、肉质叶和齿缘叶等，以此可区别橡树、杜松和芦荟等。在这种情况下，泰奥和老师的观念明显不一致，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种子、精子或者胚胎结构这些可以孕育成新生命的事物因为其短暂性并不是动物的器官；但对泰奥来说，植物体每年更新的花和果实确实植物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它们为人类提供了食物，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得以繁衍(Roger French, 1994) 。 泰奥并采用老师动物分类和排序的方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泰奥不认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亚里士多德研究动物的主要动机是解释原因，特别是形式因和目的因，而不是描述，他坚持认为生物界有一种理性涉及的因素，泰奥批评了目的因理论（G.E.R Lloyd 著，孙小淳译，2004 ）。虽然泰奥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自然界不做徒劳的事情，植物的目的之一就是产生能够繁殖的种子，这点与亚里士多德对动物的繁殖以达到物种生生不息的目的类似，但植物还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人类提供食物（主要以果实的形式）。泰奥的兴趣点不是在因果论和繁殖上，而是在植物本身的特点上。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泰奥认为很多时候很难为所有的事物找到目的因，而且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为其相互行为提供解释，并不需要目的因来解释。有些变化本身仅仅是现象，并非暗含目的，太阳和季节的变化是很多事物尤其是动植物的原因，但它们也是运动的原因，不是运动的目的。运动的起源是一切自然变化的根基，也是亚里士多德自然观的源泉，但这对泰奥来说根本不算个问题，动物自身、宇宙本来就一直在运动，运动本身就是种生命形式(Roger French, 1994) 。 泰奥的植物学成就对于古代植物学的起源和发展举足轻重，他的两本著作已经翻译成英文，得到了植物学史、古希腊科学和博物学等研究人员的重视。但在中国，除了简单提及他的名字外，还很少有人关注这位植物学之父。他对植物学的贡献和影响、研究的方法和思想都值得进一步挖掘。 附录（译自 Peter von Sengbusch ）： 《植物研究》包括 9 卷： 1. 第一卷，植物解剖学：花、柔荑花序、叶子、果实、树液、纤维、心材； a) 树干：不同树种树干的高度、强度、组成、分层、树皮碎片（ flake ）； b) 内部结构：肉质 或木质，瘤（ knot ）和刺； c) 根：无数的须根或单一的主根，深根或浅根，有粗糙度和强度之分，经常生根或很少生根（ with frequent or rarerooting ），很多栽培植物根变得更粗大（如萝卜），气生根（如印度的榕树）。 d) 叶：叶子的形状、着生的方向和部位、结构和组成等多种多样。 e) 种子：要在一定的湿度和温度下才能发芽；有外壳，壳内有单颗或多颗种子。有的种子外有果肉包裹，有的是蒴果，有的只有薄薄的表皮（如小麦和粟），有的是卵状球形的蒴果如罂粟。 f) 花：小而简单（如桑树）或叶状；有的只有单色花瓣，有的具不同色的花瓣和萼片；大多植物开花时结构单一，略带白色，但石榴树和各种扁桃树除外；有的花不育。 g) 植物可以从种子、根、长匐茎（ runners ）、枝条（ branches ）、小枝（ sprigs ）发育生长，有的甚至可以从锯成圆盘的树干上长出来。泰奥认为人工用种子培栽培的树会受到损伤，并且容易被野生种同化，而野生的树种则不会发生这种改变，可以保持其物种性。随着种子保存的时间增加，发芽率会降低，一般情况下放到第四年的时候就不能没有发育能力了，豌豆和黄豆放的时间可以更长一些。栽培植物容易大量染病，但野生植物就不会。植物分为树木、灌木、多年草本和草本。 2. 木本植物，包括第二卷到第五卷书 a) 第二卷：驯化植物及其栽培。 b) 第三卷：野生植物。 c) 第四卷：境外树木和灌木，及其寿命和疾病。 d) 第五卷：木材的特点和处理方法；繁殖和传播的自然方式；用棕榈树的雄花花序给雌花进行人工授粉；种子散布方式（雨水、洪水和鸟类）。 3. 第六卷，多年生草卷：野生种，区别有刺和无刺的种，野生和驯化的种（其包括观赏植物）。 4. 第七卷，蔬菜及其栽培：野生植物；田间作为蔬菜的植物；草本。 5. 第八卷，谷类：直立谷物，豌豆，黄豆（也被当成谷类）。 6. 第九卷，树液和药物 《植物的原因》包括六卷书： 1. 植物不同形成方式的概述；植物的繁殖和生长。植物通过种子或借助其他植物的某个部位发育，有的植物只能通过其中某一种方式，有的植物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嫁接和芽接。 区别果实外皮的成熟与果实本身和种子的成熟，果实成熟使植物成为食物来源，而种子成熟对物种的保存甚为重要，这两者有时是矛盾的。 2. 自然之力引起的环境变化（主要指灾难 - 译注），会让植物尤其是树木遭到破坏。 a) 气象学和地理学 b) 树木在缺少阳光和风的密林里长得弱小 c) 一种植物对另一种植物的影响：临近植物的益处和害处 d) 叶子和花等部位在一年或一天中某些时候的运动 3. 植物栽培引起的必然变化。树木种植：选择适宜的土壤和间距；灌溉后整理树根？？（ trimming of theroots after watering ），肥料的选择，施肥的频率，松土，除草。植物之间的间距太小会导致营养的短缺，不利于植物的生长，植物种在葡萄藤之间时要避免土壤湿度太大。谷类：疾病，小麦、大麦、豌豆和黄豆的锈病。适宜的种植时间很重要。 4. 谷类植物的起源和传播 5. 人工和非自然影响；疾病和死亡 6. 植物的气味和味道 参考文献 A. Witztum and M.Negbi, 1991. Primary Xylem of Scilla hyacinthoides （ Liliaceae ）— the wool-bearingbulb of Theophrastus . Economic Botany , 45(1): 97-102 G.E.R Lloyd 著，孙小淳译， 2004. 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 .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12-120 J. Neumann, 1985.Climactic change as a topic in the classical Greek and Roman literature . ClimacticChange 7(1985): 441-454 J. Rusten and I. C.Cunningham. Characters Mimes Mime Fragments .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5-143. M. Lahanas, Theophrastus of Eresos ： Father of Botanyand Ecology . http://www.mlahanas.de/Greeks/Theophrast.htm Peter von Sengbusch ， Botany: The History of aScience (First Scientific Descriptions) . http://www.biologie.uni-hamburg.de/b-online/e01/01a.htm Roger French, 1994. Ancient Natural History .London and Newyork:Routledge, 69-92 Wiki. Theophrastus .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ophrastus ps：这是来P大第一个学期写的期中作业，课程是吴国盛老师的《科学史原著导读》
法国哲学思想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在英刊《新左翼评论》第35卷（2005年9—10月号）上发表文章，提出20世纪下半叶的当代法国哲学思潮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继古希腊哲学、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哲学阶段。文章原题为《法国哲学的探险》，主要内容如下。 让我们以一个悖论展开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反思：它是最具普遍性的，同时也是最独特的。黑格尔称之为“具体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它因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具体，又因包罗万象而普遍。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典范，它探讨一切，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但是其内部又存在着鲜明的文化和民族独特性。换言之，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多个由空间和时间所限定的哲学阶段，我们或许可以把它们称为哲学时刻（moments of philosophy）。于是，哲学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思维的结果，同时又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才呈现出来的。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特别重要、也尤其出名的两个例子。第一是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的希腊古典哲学，开始于巴门尼德，结束于亚里士多德，这是一个奠定西方哲学基础的极具创造力的哲学时刻，虽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第二是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期的德国唯心主义，始于康德，终于黑格尔，中间经过费希特和谢林，同样富于创新却更加短暂。我想提出并论证的是一个更加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的观点：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堪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和启蒙时期的德国哲学相提并论的法国哲学时刻，其影响至今犹存。 1943年萨特完成了奠基之作《存在与虚无》，20世纪90年代初德勒兹最后的作品《什么是哲学？》问世。法国哲学阶段在他们两人之间展开，历经巴什拉、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拉康，当然也包括萨特和德勒兹，也许还可以算上我自己。如果法国哲学阶段这一说法能够成立的话，我应该是其最后的代表，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所谓“当代法国哲学”也正是萨特开山之作和德勒兹最后一笔之间大量工作的总和。我认为它是哲学史上一个极具创造力的新时刻，它既是独特的，又是普遍的。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如何去定义这些努力？在1940年到20世纪末的法国哲学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上面提到的那些人，又有何作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又是什么？那个时刻在历史性上和思想性上是一致的吗？如果确实如此，又是怎样地一致？ 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试着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是当代法国哲学的来源：我将说明其源于何处，先驱是谁，它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我想谈谈当代法国哲学的主要内容和举措。第三，我将阐述一个重要问题，即这一时期哲学家与文学的关联，进而论及哲学和文学的关系。最后，我将论及贯穿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之间的持久论战。来源、内容和举措、风格与文学、精神分析学，这些就是我用来界定当代法国哲学的四条途径。 概念与内在生命 为了考察这一哲学时刻的起源，我们需要追溯到20世纪初法国哲学界出现的一个基本分歧；法国哲学界此后分成了两个流派。1911年，柏格森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两篇著名的演说，后来被选入其作品集《精神哲学运动》。几乎与此同时，布伦茨威格的《数学哲学的诸阶段》于1912年出版。就在“一战”前夕，这段插曲证实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倾向的存在。柏格森提出关于生命与变化的哲学，我们现在称之为内在生命哲学（a philosophy of vital interiority），讨论存在与变化（being and becoming）；沿着这个方向走过20世纪，我们会在其尽头发现德勒兹。在布伦茨威格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基于概念的数学哲学（a philosophy of the mathematically based concept），探讨如何建立一种哲学上的关于思想与象征的形式主义（a philosophical formalism of thought and of the symbolic）；它同样贯穿了整个世纪，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包括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和拉康。 于是，法国哲学在20世纪开端就表现出分裂和辩证的特点。一边是生命哲学（a philosophy of life），另一边则是概念哲学（a philosophy of the concept）。生命与概念的纷争在接下来的时间中一直占据着问题的核心，而这些争论的焦点则是生命与概念的交汇：人的主体问题。人，一方面是有机的生物体，另一方面又是抽象概念的创造者，他的主体性混合了其内在的生物性以及思维所赋予的创造能力和抽象能力。自从柏格森和布伦茨威格走上不同的道路，20世纪法国哲学围绕着人的主体问题，通过探讨肉体与思维、生命与概念的关系，一砖一瓦地发展起来。康德曾把哲学比作战场，如今我们多多少少都是疲惫不堪的战士，到了20世纪后半叶，哲学战争的最前线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主体问题。阿尔都塞把历史定义为无主体参与的过程，把主体归于意识形态范畴；德里达通过解读海德格尔，把主体划进形而上的领域；拉康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概念；当然，萨特或梅洛-庞蒂赋予了主体绝对的中心地位。既然这场争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生命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首先可以把当代法国哲学界定为一场关于人的主体问题的论战。 当然，要继续追本溯源的话，我们还可以回到更早的时期，把法国哲学的分歧归于笛卡尔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战后的法国哲学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关于笛卡尔的思想及其意义的大讨论，因为正是笛卡尔创造了主体这一哲学范畴。笛卡尔的理论既涉及人的身体——即动物机能（the animal?machine）——也涉及纯粹思辨。因此，他既关注现象的物理学也关注主体的形而上学。所有当代伟大的哲学家都曾写过跟笛卡尔有关的文章：拉康号召人们回归笛卡尔，萨特就笛卡尔对自由的论述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德勒兹对笛卡尔保持一贯的敌视态度。简言之，战后法国哲学家都是笛卡尔思想的传承者。该起源也支持之前我们对当代法国哲学的第一个界定，即：当代法国哲学是一场围绕主体问题的概念之战。 四大运动 接下来，我将尝试从这些哲学家共同的学术活动方面来界定当代法国哲学。我将勾勒出四大运动，它们能够清楚地说明这段时期特有的哲学研究方式。所有这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属于方法论的范畴。第一大运动和德国有关，准确地说是对德国哲学的法国化运动。当代法国哲学事实上也是一场关于德国哲学遗产的讨论，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有两个，其一是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会，拉康是成员之一，列维-斯特劳斯也受其影响，其二是20世纪30、40年代经由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发展起来的现象学。再有，萨特在柏林读到德国哲学家的原版著作后，大幅度地修改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德里达的思想也许首先可以被看作是对德国哲学的独创性解读；对于福柯和德勒兹来说，尼采的著作是他们最基本的参考资料。 法国哲学家们在德国探求着，接着又在黑格尔、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寻找着。他们寻求的是什么？一句话：概念和存在之间的新关系。这一寻找过程被赋予了众多的名称——解构主义、存在主义、阐释学——而它们背后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转化或者说替换概念与存在之间的旧关系。思想的存在主义转变，或者将思想与其根植的社会土壤联系起来，给抓住主体问题不放的法国哲学家们带来了极大的兴趣。这就是“德国运动”，在德国哲学传统中寻找着解决概念与存在关系的新途径。而且，在德国哲学被移植到法国哲学战场的过程中，德国哲学被彻底改头换面了。因此，这第一大运动就是对德国哲学的法国化运动。 同等重要的第二大运动与科学有关。法国哲学家们试图使科学超越知识哲学（philosophy of knowledge）领域。他们宣称科学不仅仅是思想或认知的对象，而且是一种生产或创造活动，它远远超越了知识的范畴。科学代表着发明和变革，不应仅仅是对已知现象的归纳整理，而应被视为可与艺术活动相媲美的创造性思维。德勒兹探讨了科学创造和艺术创作之间微妙而紧密的联系，将科学的定位从知识的领域转移到创造的领域，最终将其置于与艺术相近的位置。虽说德勒兹是这项举措的杰出代表，但是作为法国哲学的基本构成部分，这样的尝试在德勒兹之前其实早就已开始了。 第三大运动是政治活动。这一时期的哲学家都追求哲学对于政治问题的深层次介入。萨特、梅洛-庞蒂、福柯、阿尔都塞以及德勒兹都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正如在德国哲学中寻求概念与存在的新关系一般，他们试图在政治中找到概念与行为、特别是与群体行为之间的新关系。这种将哲学运用于政治局势的强烈愿望转变了概念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四大运动是致力于哲学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与那种政府官员使用的术语大相径庭。法国哲学家表现出一种对现代性的强烈兴趣，他们紧紧跟随当代艺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脚步。非具象画、新音乐与戏剧、侦探小说、爵士乐与电影艺术都散发着强烈的哲学趣味，对于这些现代社会最鲜明的表现形式，哲学渴望参与其中。除此之外，性与新的生活方式也引起了哲学的强烈关注。在所有这一切中，哲学寻找着概念与艺术形式生产、社会形式生产以及生活方式之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哲学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寻求一种新的方式来解读各种形式的创新。 综上所述，法国哲学阶段包括吸收德国哲学思想、开辟视科学为创造的新视角、积极介入政治活动以及探索全新艺术形式与生活方式这些行动内容。而贯穿这些行动的一个共同努力就是为概念寻找一个新位置，或者说改变其现有的位置，即通过构建概念与存在、概念与思想、概念与行为、概念与表现形式之间的新关系，以取代概念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旧有关系。正是这种对哲学概念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创新处理，将20世纪法国哲学革新又推进了一步。 写作、语言、表现形式 表现形式的问题，以及哲学与形式创新之间的紧密关系的问题，在哲学上是至关重要的。显然，哲学形式本身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新的哲学形式出现，就不可能完成对概念的更新。因此在创造新概念的同时，进行哲学语言的转化也很有必要。这种需求促使哲学与文学建立起特殊的联盟关系，这正是当代法国哲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当然，哲学与文学的联盟在法国源远流长。18世纪被人们称为“知识分子”（philosophes）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的著作也是法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战后哲学与文学联盟的始作俑者。还有许多法国作家也不能单独被划归哲学或文学。比如，帕斯卡尔既是法国文学巨匠，也是伟大的思想家。20世纪的阿兰，虽然他与我们讨论的法国哲学时刻没有什么关联，但是从其写作意图和目的来看，他毫无疑问是一位古典派哲学家。他非常看重写作过程，写过小说评论，其中关于巴尔扎克的几篇极为有趣；他还写了许多当代法国诗歌评论，特别是对瓦莱里的评论。换言之，即便是在20世纪法国哲学界相当传统的人物身上，都能看出哲学与文学的亲密关系。 超现实主义者在其中也功不可没。在表现形式、现代性与艺术等方面，他们热衷于动摇旧有的关系，希望创造新的生活模式。虽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大部分属于美学范畴，但这至少也为20世纪50、60年代的哲学活动打下了铺垫。比如，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是超现实主义群体的常客。在这段复杂的历史中，如果说超现实主义者是法国20世纪将美学和哲学课题融合在一起的最初代表，那么到了50、60年代则是哲学界试图通过创造一种独有的文风，为概念的重新定位找到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哲学风格和表达方式。 正是在这一阶段，我们目睹了哲学写作上的惊人变化。我们大概用了四十年时间，才渐渐习惯德勒兹、福柯以及拉康的写作风格。如今的人们已经没法体会，当年与早期哲学风格的决裂是多么惊世骇俗。当时所有的思想家都绞尽脑汁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开凿出新的创作方式；他们想要成为“作家”。阅读德勒兹或福柯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史无前例的句式，还有从思想到词组完全独创的表达；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韵律新颖别致，让人叫好，文章的构思中也散发出令人惊叹的创造力。德里达耐心地搭建语言之间复杂的关系，仿佛语言自己可以处理语言，而思想就在这过程中渐渐变成了文字。说到拉康的文法，其复杂程度堪与马拉美媲美，常常让读者感到手忙脚乱、头晕目眩，可以称得上是诗一般的语言——这一点已得到公认。 可以说哲学表达方式的转变与哲学和文学之间界限的交融同时出现。我们还应该提到萨特，他（和我一样）既是思想家，也是小说家兼剧作家。对语言表达的创新，消解了哲学与文学、哲学与戏剧之间的界限，这就是法国哲学时刻的独到之处。我们甚至可以说法国哲学的一个目的就在于构建出一个新的写作空间，在那里文学和哲学完全融为一体；一块文学和哲学共有的领域，这里的文字既属于文学，又属于哲学，不再存在两者分离的可能。可以说，在这样的空间里，概念和生命之间已不再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这种写作形式的出现最终赋予概念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文学生命。 弗洛伊德：支持与反对 随着这种新写作形式的出现，一种全新的主体最终宣告诞生，它在哲学中的形象同时也被构建起来，并且以它为中心开辟出新的哲学战场。由于这种主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来自笛卡尔的理性和意识的主体，它就不可能是——用更专业的词汇来说——反思的主体（reflexive subject）。当代作为主体的人，较之笛卡尔笔下的主体，内涵更为丰富，它带有更为模糊的色彩，其生命与肉体的关系更加难以割裂；它更接近于一种生产或者说创造过程，这种创造力使其内部聚集了更为巨大的潜力。不论是否使用“主体”这一名称，这正是法国哲学一直致力于发现、阐释、思索的。如果说精神分析学家总是以一个提问者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弗洛伊德学说从本质上讲也是一个关于主体的命题。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无意识其实也是对人类主体的一种提法——它超越了意识，将意识包含于其中而非局限于意识，这正是“无意识”一词的根本意义所在。 因此，当代法国哲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展开了长久的对话。这场交流就像一出错综复杂、精彩纷呈的戏剧。问题的焦点仍然是法国哲学的两个分支：一为源自柏格森又流经萨特、福柯和德勒兹的存在主义生机论（existential vitalism），另一个是以布伦茨威格为开端，后经阿尔都塞和拉康发展起来的概念形式主义（conceptual formailism）。主体问题是这两条道路的交汇；在法国哲学中，主体或许最终可以被定义为产生概念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无意识问题，就类似于哲学中的主体问题；无意识也是一种能产生概念的存在。存在如何能够产生出概念，从身体中如何能够创造出思想？如果同意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哲学会与精神分析学有如此深入的交流。但是当双方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追求同一目标时，难免会有摩擦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是朝向共同目标的盟友，但不同的途径又让我们成为竞争对手。法国哲学时刻中哲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一个互相竞争的联盟，互相吸引又互相敌视，其间爱恨交织。难怪它们上演的戏剧会有如此强烈的复杂性和冲突性。 我们可以通过三段重要的文字来认识哲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第一段出自巴什拉1938年《火的精神分析》的开头，它可以称得上是最能清楚表明哲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例证。巴什拉在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诗与梦的新精神分析学说，一种包含火、水、气和土的基本元素论。有人可能会指出，巴什拉不过是用幻想（reverie）替代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性禁忌（sexual inhibition），进而说明这是一个更大更开放的范畴。第二段出自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末尾，他提议开创一种与弗洛伊德“经验主义的”精神分析截然不同的新精神分析法，暗示应该以存在主义理论模式为指导。萨特试图用他的“自由选择”来替代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情结（complex）——无意识结构。对萨特来说，决定主体的并非什么神经质的或者病态的结构，而是一种基本的对存在的筹划（project）。在萨特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哲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的交融。第三段文字来自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著的《反俄狄浦斯》第四章。德勒兹公开要与弗洛伊德式的分析一争高下，提出精神分裂分析法（schizoanalysis）来替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像巴什拉用幻想替代性禁忌、萨特用筹划替代情结，德勒兹通过《反俄狄浦斯》表明，他要用建构来替代表达；他反对精神分析的最大理由在于，精神分析未能对无意识加以建构，而仅仅是对无意识的力量加以表达。他明确提出，精神分裂分析法所要做的就是用建构替换“弗洛伊德式的表达”（Freudian expression）。我们看到三个哲学家——巴什拉、萨特、德勒兹——都想用自己的哲学模式来替换精神分析，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惊叹。 伟大之路 最后，我们定义哲学时刻还有一种方法，即通过这一时期哲学家们的研究课题来定义。在战后法国哲学中，如果忽略哲学家们的著作、哲学系统甚至哲学概念，那么我们能否在他们的研究课题中找到某些共同之处呢？当然，参与其中的哲学家性格各异，研究同一课题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然而，只要存在一个公认的主要问题，就会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文本、思想家，一个哲学时刻便应运而生。从战后法国哲学界的研究课题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要点。 1?结束概念与存在的分离——不再把它们置于对立的位置；将概念表述为一个鲜活之物、一种创造、一个过程、一个事件，从而不再与存在分离。 2?赋予哲学以现代性，这也意味着把哲学带出书斋，使之在日常生活中徜徉。有关性别的、艺术的以及社会的现代性：哲学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 3?抛弃知识哲学与行为哲学的二元对立，抛弃康德对知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隔，把知识本身，甚至包括科学知识，也视为一种实践。 4?把哲学直接置于政治舞台，而不是打政治哲学的擦边球。“哲学斗士”（philosophical militant）出现，哲学把自己表现为一种积极的实践形式，对政治不再仅仅是反思，而是进行真正的干预。 5?重提主体问题，放弃反思模式，由此与精神分析学相联——与之竞争，并尽可能超越它。 6?创立哲学表达的新风格，并因此与文学争奇斗艳；这导致了18世纪哲学思辨型作家（philosopher?writer）以当代的面貌重现。 这就是具有独特研究课题和远大抱负的法国哲学时刻。如果要更进一步地界定当代法国哲学，就要提到其最根本的渴望——因为每一种存在都是欲望的存在——那就是将哲学转化为一种更适于表达新主体的积极主动的写作方式。出于同样的理由，哲学家也不愿再以沉思者或教授的形象出现。哲学家不想成为圣人，也不愿当牧师般的说教者。哲学家想要变成一个以文字为武器的战士，一个以主体为题材的艺术家，一个发明创造者，一个哲学斗士。这些名字无不流露出该时期哲学想要独树一帜的渴望。我想起《被砍倒的橡树》中马尔罗引用戴高乐说过的一句话：“伟大是一条通向未知之路。”20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哲学抛弃了哲学曾经明确的目的，选择了这样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选择了积极的行动与干涉而不是慧思与冥想。也难怪今天的人们会说哲学缺乏智慧。 法国哲学时刻更加关注伟大，而非幸福。我们的追求，尽管前途未卜，却超乎寻常：成为概念的探险者。既不追求生命与概念的界限分明，也不关心存在与理念的主从关系，我们想让概念开始一段探险之旅，尽管终点未知。不幸的是，探险的时代总是会被中规中矩的时代所取代。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吧——当代法国哲学具有一种海盗精神，用德勒兹的话说，就是游牧民族气质。“概念的探险者”（adventurers of the concept）可以成为把我们团结起来的令旗。因此，我提出，20世纪晚期的法国哲学时刻是一场哲学的探险。■ 原文见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408
康德（1724-1804）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这就是康德毕生的追求，因此这句话被刻在他的墓碑上。康德生当现代科学发展的早期，牛顿去世的那年，他才三岁。在那个年代，他便思索纯粹科学发展的规律。或许他的思索能够给我们一点什么启发，所以把它转载到这里。 大哲学家康德的一篇短文：《纯粹科学的第一步》 THE FIRST STEP IN PURE SCIENCE IMMANUEL KANT In the earliest days of which history has given us a record, that is to say with that wonderful people the Greeks, Mathematics had already started to travel along the sure road of a science. It must not be supposed that it was as easy for mathematics to find, or rather to build, this royal road as it was for logic, where reason is concerned with itself alone. On the contrary I believe that with mathematics it long remained a case of blind groping about in search of its true aims and destination. The Egyptians in particular were still in that stage. The transformation was the result of the happy idea of one man who was inspired to try an experiment; and from this point onward the road lay straight ahead, inevitable and endless. The exact history of this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much more important in its results than the discovery of the passage 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has not been preserved, nor do we know much about its author. But Diogenes Laertius, in naming the supposed discoverer of the way to prove some of the simplest of geometrical theoremstheorems which hardly seem to need any proof to us nowmakes it very clear that the vistas opened up by a new technique of geometrical construction and proof were regarded as of the most vital importance by the mathematicians of that bygone age. A new light must have flashed on the mind of the man (Thales or whatever his name may have been) who first found a way of demonstrating the essential property of an isosceles triangle. For he found that it was not sufficient to meditate on the figure as it lay before his eyes, or to brood over a mental image of it. It was not thus that the property of the triangle could be made clear. He tried an experiment; he made a construction and it was the construction which brought the property of the isosceles triangle wi thin range of his arguments and his previous knowledge of lines and angles. It was this inspired idea which opened up the endless vistas. A much longer period elapsed before Physics entered on the highway of Science when the wise Bacon gave a new direction to physical studies, or ratheras others were already on the right trackimparted fresh vigour to the pursuit of this new direction. Here too, as in the case of mathematics, there is evidence of a rapid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 . . When Galileo experimented with balls of different known weights on an inclined plane, when Torricelli caused the press ure of the air to sustain a weight which he had calculated beforehand to be equal to that of a definite column of water, or when Stahl, at a later period, converted metal into lime, and lime into metal by the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of certain elements, a light broke upon all natural philosophers. They learned that reason only sees what it is looking for. It must not be content to follow humbly in the leading-strings of nature; it must push on ahead with principles of judgment according to unvarying laws, and it must compel nature to reply to the questions which it puts. For accidental observa tions, made according to no preconceived plan, cannot be united under a universal law. Yet it is this necessary law which reason seeks, and which it must find. Reason deduces the natural law from the observations which suggest and support it, and it is only when experiment is directed by reason that it can serve any useful purpose. Reason, indeed, must approach nature, not in the guise of a pupil who listens to all his master chooses to tell him, but rather in that of a judge, who compels the witnesses to reply to those questions which he himself thinks fit to propose. This is the inspiring idea through which, after groping in the dark for so many centuries, natural science was at length led into the path of solid and continuous progress. How exciting the quest must have been in those early days of Science! The whole of Nature was spread out before the questioning eyes of the Greeks, all asking to be explained. Thales had a multitude of successors: mathematicians, astronomers, geographers, biologists, and medical men, although we give a rather false impression by classify ing them thus. The Greek scientist was not a specialist; he was always seeking for universal explanations which would throw light on our knowledge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He studied fishes or planets or numbers, not only for themselves, but, still more important, for what they might tell him about the whole of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How did they make their discoveries ? How does Science seek Truth ? The answer, in another extract from Karl Pearson's Grammar of Science, may surprise you, but it is none the less true. It is the artist in the scientist who makes the great discoveries; it is the man of imagination who sees the hidden law behind the mass of facts.
标签: 古希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