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标签 - 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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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huihua 2015-9-27 08:27

前不久，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 (BCG) 发布的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表明，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已经与美国相差无几。如果美国的成本是 100 ，那么中国的成本就是 96 。中国制造业成本仅比美国低 4 个百分点！中国制造业成本的上升，主要有三个原因：工资上升、汇率上升（人民币升值）、能源（电力和天然气）成本上升。这几年，很多企业都将制造业基地从中国大陆转移到东南亚，甚至转回美国（例如纺织业）。以至于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感慨：“反正我是没有料到这么快中国的成本优势就没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没有了！” 我没有周其仁教授那么乐观，因为我至少五年前就预计到了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拖累之处，因此今天绝对成本优势的丧失并不令人奇怪。何解？一件产品的总成本包括两个部分：生产成本，交易费用。生产成本由要素价格构成，是直接的看得见的成本。交易费用指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各种费用，包括搜寻价格的费用、谈判的费用、监督和执行契约的费用，以及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费用，也可以统称为“制度运行的成本”（张五常）。至少在五年前，与美国相比，虽然中国在生产成本方面有优势，但是在交易费用方面只有劣势。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件中国制造的产品，按理说在中国销售应该比在美国销售的价格更低。因为产品离中国市场的运输距离近，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类似，而美国距离远，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是陌生的。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很多电子、服装、机械产品，虽然是“ made in China ”，但是在美国却卖得更便宜。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呢？就是因为美国市场经济发达、法治完善，制度运行成本低，导致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了一大块。而中国，因为腐败、管制、浪费、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各种原因，致使制度运行费用高过美国，这些交易费用最终都体现为各种附加在产品上的税和费。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期间，体验到了中美制造业产品的价格倒挂现象，于是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制造”在美国更便宜？》，发表在2010年的《经济学家茶座》上。结果，这篇文章2010年底引起了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天涯论坛的“关天茶舍”将此文放到了头版头条，当时的点击数超过50万次！之后，中央电视台以及多家报纸杂志都采访我，或者报道了这一现象。此后，时寒冰、韦森等人也对此话题高度关注。据说，此文甚至惊动了高层，有关部门为此还专门进行了解释。我无意中击中了国人的“痛点”。本是无心插柳之作，却几乎注定要成为我此生流传最广的文章，但它并非学术论文！（点击此处可以查看天涯的页面）回到今天的正题。既然由于交易费用的摊销，导致中国制造业的总成本居高不下，甚至与美国相差无几，那么如何降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呢？其实，知道原因了，对策就很简单：加快市场化改革，破除各种垄断力量，减少价格扭曲，各种杂费就自然降下来了；澄清吏治，革除腐败，减少浪费，降低政府的运行成本，税收就可以降下来了；加大创新力度，“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产品利润率就上去了，价格贵一点也无所谓。关键是，政府做不做得到？今天重新推送此文，以为纪念，更以为警示。——聂辉华 2015年9月27日文 / 聂辉华一、一样的产品，不一样的价格最近几年，中美两国之间物价的差异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一个热门问题是：同样是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为什么在美国卖得比在中国还便宜？例如，我自己在波士顿市中心的梅西商场买了一件哥伦比亚（ Columbia ）牌子的羽绒服，上面明确标示“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售价是 69 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 470 元。但是，一模一样的衣服在中国北京的王府井商场通常要卖 1000 元，比美国的两倍还高。同样是中国制造的苹果手机 iPhone 3 ，在美国卖 600 美元（约 4000 元），在中国则高达 6 、 7 千元。最近流行的苹果 3G 版平板电脑 iPad ，我在哈佛大学电脑专卖店里花 670 美元（含税，大约 4500 元）买了一个，而这款产品在中国市场已经炒到了 6000 元以上。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应该是著名的 Coach （寇驰）皮包了。在美国郊区的品牌直销店（ outlet ），一个普通的 Coach 包大概 100 美元，但是在中国则售价高达 1500 元左右，翻了一番。类似的产品还有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中国制造的服装和运动鞋品牌，它们在美国的售价往往不到中国的一半。巨大的价格差必然导致大量的套利者。在美国 outlet ，中国人采购队伍往往蔚为壮观，出手阔绰，横扫各大品牌，简直是如狼似虎。我就亲眼目睹一堆中国人从一个华人旅游大巴里出来，然后直接杀向 Coach 店，以至于 Coach 店门口立刻排起了长队，而队伍中有一半都是中国人。店里的售货小姐忙得不亦乐乎，此刻恨不得会说中文。因为 Coach 包价差太大，又非常畅销，所以往往一个中国人非得两手都拎满了包才出来。据说，一些地方的 Coach 店不得不规定，每个人最多只能买 10 个！那一刻，我甚至怀疑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知道，产品的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按常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中国当地出售，其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肯定比在美国的成本要低，那么价格自然是中国的更便宜。产品的输出地居然比输入地还贵，这是一种逆向的价格差。我们从未听说过“北京烤鸭”在北京比外地还贵，也没有听说过“南丰蜜桔”在江西比在北京更贵。那为什么一些在当地制造的产品在当地销售反而比外地更贵呢？这的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二、不同的制度，不同的交易费用最近，《新京报》的一则报道援引一些专家的观点，认为是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导致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国外更便宜。经过若干次调整，中国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从当初的 9.8 ％提高到了现在的 13.5 ％，部分商品高达 17 ％。一些专家认为，出口退税相当于政府给予了一些出口商品补贴，因此这些商品的成本和价格就可以低于国内同类商品。我认为这个观点缺乏说服力。首先，即便扣除退税补贴，美国商品仍然比中国商品便宜许多，这多出来的这些价差如何解释呢？其次，虽然这些出口商品享受了中国政府的出口补贴，但是美国政府还要对它们征收进口关税。假设美国关税与中国持平，那么一减一加，也算抵消了。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这种逆向的价格差。第一，品牌效应。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产品的价格等于成本加上行业平均利润。因此，假如两种商品成本相同，而价格不同，那么一定是市场结构不同导致利润不同。在供过于求的市场，产品的利润相对微薄；在供不应求的市场，产品的利润相对丰厚。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解释。以广受中国女性欢迎的 Coach 包为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消费潮流是跟着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有一句话说，西方国家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女性觉得 Coach 包时尚、潮流，把拥有这种名牌包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导致中国国内的 Coach 包奇货可居，自然供不应求，从而使品牌拥有者获得暴利。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 Coach 虽然是皮包名牌，但是最多总体上只能算二线品牌，真正的一线品牌是 Gucci （古奇）和 LV （路易威登）。 Coach 是美国本土名牌， Gucci 是意大利名牌，而 LV 是法国名牌。和大部分奢侈品一样，真正领先潮流的产品还是在欧洲，而不是在美国。一个朋友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说 Gucci 是王府井大饭店，那么 Coach 只能是人大西门旁边的天使食府。美国人买 Coach 包，就好比买家用电器。因此， Coach 包赚不到美国人的超额利润，只能去赚中国人的。其实，即便是 Coach 包，也分流行款式和普通款式。在 outlet 这样的打折直销店销售的，往往是普通款式，而流行的款式是不会立即打折出售的。这就造成一种错觉，中国人以为在美国捡了大便宜，其实就是捡了便宜货。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运动类服装和鞋子，也符合类似的逻辑。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像 Coach 包这样的产品，怎么说也算名牌，为什么它们在美国就赚不到暴利呢？我认为，这个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关。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一旦一个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者创新产品在竞争中胜出了，它就可以通过收购其他企业进行大规模扩张，因为其他企业根本不能生存下去。所谓“赢者通吃”其实就是充分竞争的必然结果。经过长期的生存竞争，每个行业就只剩下少数几个品牌可以相互抗衡。例如，运动服装业由耐克和阿迪达斯平分天下，碳酸饮料业由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分而治之，而皮包业由 Gucci 、 LV 、 Fendi 和 Coach 四强称雄。优胜企业一旦建立了品牌声誉，大举扩张，有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成本自然降低，因此售价也相应降低。例如全球 500 强老大沃尔玛连锁店，靠的不是高利润，而是薄利多销。但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很多国有企业亏损却不能退出，很多私营企业盈利但没钱扩张，资源存在很大程度的误置，从而难以形成大品牌、大扩张、低成本、低利润的良性循环。因此，同样是名牌产品，但是其在美国的品牌溢价低于在中国的品牌溢价。然而，如果一种中国制造的产品不是美国名牌，但在中国卖出比美国更高的价格，就需要有其他解释。第二，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交易费用。因此，同样的产品，即便生产成本相同，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也会有不同的交易费用，从而形成不同的总成本。假定品牌的溢价完全一样，交易费用更高的国家就会有更高的产品售价。这里的交易费用主要指政府对市场的维护成本。假设广东东莞一个工厂生产了一批衬衫，它可以选择通过海运出口到美国，也可以选择通过陆路输送到北京。别看广州到北京相对较近，但据说有人做过比较，发现大陆沿途的各种收费和行贿所带来的运输成本居然超过了出口到美国的费用！我相信这不是天方夜谭，只要想想一路有多少收费站就可以理解了。其实，运输费用毕竟是确定性的，而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自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在关系横行的中国市场，一个工厂要拿到国内企业的订单，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请客送礼？好不容易拿到订单，又要花多少时间和财力去拿到货款？相反，跟外国企业做生意，只要对方考察后确定了合作关系，一纸传真往往就解决了问题。与国内企业打交道的这些“攻关费用”，其实都要算进生产成本里。因此，简单地说同样的产品有同样的生产成本，这对国内销售企业很不公平。正是国内市场的不透明、不规范、不合理导致了高昂的交易费用和制度运行成本，从而侵蚀了国内产品的利润空间，价格只能水涨船高了。像联想公司出品的 Thinkpad 笔记本电脑系列产品，被从 IBM 公司手里收购过来后，完全是在中国生产的，现在也不是美国名牌，但是其价格在美国还是相对便宜。品牌溢价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因为中国消费者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多数会偏好惠普、戴尔、苹果等外国品牌。我认为这个例子典型地体现了交易费用的差别。联想在国内是做贸易起家的，应该说在渠道方面投入了巨资。但是它是在中国，而且很多生意是和政府部门合作，因此销售成本、货款回收成本和售后服务成本必定不低。在美国卖电脑就相对简单了，企业只要与合作方签订了协议，大部分交易都是通过网站进行的。消费者要买电脑，先上网查看，然后打电话或通过电子商务系统预订，并且在线付款，然后等着邮政或投递部门送货。如果消费者不满意，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无条件退货。哈佛大学科学综合楼地下室有一个电脑专卖店，只有两三个员工，周一到周五的白天上班，里面的货物大部分是展品，拿货需要网上或电话预约。我想买一根 Thinkpad 的电源线，他们都说没有，让我直接从网上订购。中国消费者也许不习惯这种“非人性”的服务，但是对于厂家和销售商来说，成本就大大地降低了。要知道，美国最贵的就是人力服务了，因为人少。第三，知识产权。前面提到的交易费用都是看得见的直接成本，可以直接计入价格。但是有一类成本是无法直接计算却必须包括在最终价格里的，这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名牌产品之所以有溢价，主要是因为它品质更好。崇高的品质来自于企业持续不断的创新和巨大的人力和物质投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企业就不敢冒险去创新，而只能去生产那些短平快的产品，获取短期薄利，或者干脆帮外国品牌代工，拱手让出大部分利润。美国有微软这样伟大的企业，是因为美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完善法律。微软曾经和美国三十个州以及联邦司法部对决公堂。要是在中国，按我一个大学班主任的话说，“一个派出所就可以把它灭了”。如果政府能保护好企业的知识产权，市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假冒伪劣商品，优势企业就可以实现市场扩张，从而像美国那样形成规模化生产，并最终通过降价让消费者得到好处。去年夏天我到苏州出差，看到当地很多丝绸小店出售“手工刺绣”。其实，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那些手工作品都是摆设，真正出售的全是机器生产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机器生产的，想卖高价是很难的，因此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幅。当大规模的机器产品占据了市场时，企业即便想生产出高品质的手工产品，又有几个消费者会相信呢？去年年底，我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转机，发现机场商店出售一些日本人手工制作的刺绣，上面标有手工制作的官方认证，一块手帕大概要卖几百元人民币。两厢对比，令我感触很深。这几百元的价差，其实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成本。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保护本国产品的知识产权，不仅本国产品难以成为名牌产品，而且还将沦落为他国名牌产品的打工仔。特别是当前，“山寨文化”盛行，国人不以侵犯知识产权为耻，反以为荣，只顾短期利益，必然失去长期市场。是的，文化因素，这正是我要谈的第四个原因。第四，消费文化。中国人大概是穷怕了，所以一旦有钱，一定要炫富；即便没钱，为了表现得有钱，也要花大代价去炫富，这是一种畸形的文化。据说，很多在校读书的女生为了买一个 LV 的皮包，可以忍痛挨饿吃几个月的方便面。很多公司的低阶白领，领了工资就去买奢侈品，特别是皮包。想想看，假如一个普通职员有一天也买了一个 Coach 包，那么她的主管必定要扔掉以前的 Coach 包去买一个更贵的 Gucci 包，然后高层上司看到中层主管居然拿她一样款式的皮包，就不得不去买更贵的高档皮包了。这种盲目的、单一标准的攀比，正是收入不高的中国在奢侈品市场不成比例地大肆扩张的文化背景。去年由于金融危机， LV 在全球的市场都在萎缩，但是在中国的市场却爆炸性地翻倍增长了。毕竟，有那么多中国人要炫富，有那么多中国人要送礼，真金白银盆满钵满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人也攀比，但他们更喜欢比不同。你有这种东西，我非得有另一种东西。这种追求个性的文化，杜绝了“全民都买 LV ”的低俗文化。原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 2010 年第四辑（总第 48 辑）。聂辉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想看看更多有趣、有理、有用的经济学故事吗？欢迎阅读聂辉华教授的经济学科普读物《跟西游记学创业——一本人人都要读的管理秘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月中旬出版。京东、当当、亚马逊、天猫均已发售，输入“ 聂辉华 ”或“ 跟西游记学创业 ”查找。更多精彩文章，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聂氏政经评论”（ruc_nie）。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 “聂氏政经评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负责运营。喜欢我们的文章，请搜索微信号（ruc_nie）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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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代价

weberfrank 2011-9-9 12:08

接四、变量的处理（一）代价与市价 “代价”是指放弃了些什么。边际上看人选择交通服务意愿付出的最高代价是其终点活动的边际用值。在市场中，人们选择交通服务的代价，即其换值，是市价。若到终点活动的边际用值大于市价，则人会选择交通服务多质一些。再若交通服务的质不变，市场上就会表现出交通运输量多一些。这是前述第二基本假设的推论。但市价是一种代价，不是代价的全部。许多交通服务是没有市场的。在没有市场的制度中，没有货币的价格，则只能以代价进行需求分析。这代价是要付出或要放弃的物品的最高边际用值。交通需求不仅依赖于货币成本，而是取决于所有的机会成本。交通服务并非唯一具有这一特征的服务，但是却是最突出地一类，其中货币成本所占总（交通）成本的比重异乎寻常地低。货币成本对人选择出行与否或选择那种交通方式的影响相当小，例如普遍地有众多私人小汽车出行者，无论公交如何便宜也不会选择（Sherman, 1967）。交通代价，除了市价之外，还有时间、拥挤、安全等代价影响交通需求。（二）交通服务的市价交通服务的市价有许多种，与该交通服务的交通运输量的度量方式有关：私家车的油费和燃油税与里程有关；火车、大巴和出租车等运营车辆的车票与人次和里程相关；城市公交的车票一般与人头有关；机场的停车费与车次和停车时间有关；进入费与车次有关；过路费与车次和里程有关。自有货运车辆的油费与吨位和里程有关；受雇货运车辆的运价与吨位和里程有关，或与空间和里程有关。其他我们熟悉的交通相关费用，例如路桥费、牌照费，与交通服务的使用无关，不计入交通代价的内容。（三）非货币的代价交通代价的非金钱部分主要指一般时间耗费。为区别其他代价，这里非金钱代价指，一人世界中的交通代价。 1、技术旅行时间包括道路上自由流行驶时间、飞行时间、航行时间、步行时间和骑行时间等。技术旅行时间只与交通固定设施条件和车辆技术条件有关。 2、计划或贮存代价除了技术旅行时间之外，由于交通服务或终点活动的不确定性，人会为了避免预期终点活动用值下降而付出计划代价，例如人的提前出发时间和提前发货时间。计划代价与人对交通服务的不确定认知有关，或说与对交通服务的预期有关。本科教学中，上课迟到是严重教学事故，新校区刚投入使用，连接道路刚通车部分路段还在频繁地施工。虽然20公里的路程一般只需30分钟，但教师不确定。8点钟上课，教师第一次7点就出发了，提前的半小时是计划时间。结果这一次很顺利，7点半到校区，比预期的时间少用了半小时，即早到了半小时。于是，第二次，教师预期半小时到校，7点半出发，结果遇到施工管制，这次8点5分才到校，晚了5分钟。多次之后，教师习惯地提前45分钟，都正点赶上了上课铃声。计划代价稳定在了15分钟。 3、信息费用人的交通信息是不完全的，信息费用指为避免或降低错行/绕行交通所付出的代价。各地高速公路出口有带路者，外地车辆雇其指路，是为获取信息而付出的费用。（四）交易费用交通费用只在多人世界中存在，其中的典型如下。 1、拥挤费用交通资源按照用户的使用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指定独占权；一类不指定独占权。第一类如飞机的座位，一张机票只能坐一人，不可两人叠坐；多数火车车票、大巴车票也如此。这是用车票指定了用户对座位的独占权。还有许多交通资源，开放公用，不指定资源独占权。例如公交汽和地铁的车票不指定座位的独占权，也不指定扶手和站位的独占权；再比如，公路和道路也是不指定独占权的典型例子。没有任何地方为在本地注册、上交本地路桥费的汽车用户指定独用的道路或车道。于是，没有限制的道路，涌入更多的汽车，导致所有人的旅行速度降低、旅行时间增加、安全降低；没有限制的车辆，拥挤的乘客导致所有人的舒适降低、进出时间增加、行李被偷风险增加、传染病机会增加等等。关于交通资源使用的这第二类安排，导致了用户的拥挤费用。 2、集散费用商业飞机、铁路、大巴、公交和出租车等，是多人公用运营车辆。这时到达、离开和集结时间不可避免。公用车辆，不会专为自家门口随时恭候，客运站远离家门，到车站等候发车，到站允许别人下车，是所有人公用一辆汽车的代价。这代价有关集散，称为集散费用。一些文献资料同时考虑交通服务的货币代价和时间代价，并将时间转换为货币的单位，将它们之和为广义成本[注。由此衍生的研究关注时间价值、时间可靠度价值等调查与标注，多采用典型的集计方法，这里不作过多评述，只指出虽然其所包含的内容与交通代价没有区别，但我们应从边际的角度来考察时间代价与货币代价的对出行者的相对价值，而非重在标定时间的货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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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评外部性：基于环境保护的视角

jinshuqin 2010-10-11 09:15

本文为博士论文主要章节，近期已发表，限于博客图片编辑功能，文中图表无法正确显示，引用请到相关数据库下载全文并注明：金书秦，宋国君，郭美瑜. 重评外部性：基于环境保护的视角 . 理论学刊. 2010(8)：37～41. 摘要：关于外部性的争论经久不衰，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其概念的含糊不清。外部性的概念被广泛用于解释环境问题，但是对环境外部性的讨论仍然局限于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给定的范围，缺乏与环境特性的内在联系。理解环境外部性，应当将外部关系和环境效应区分开来关系 - 效应的二分有助于明确政策目标，并对环境政策的优先序进行排列。环境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消除环境效应，其次是内化外部关系。关键词：外部性；交易费用；环境保护；环境政策 . 外部性的概念起源于 19 世纪末，盛行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与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接轨并成为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按照这个线索，本文将外部性理论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 1890-1930 年代外部性概念的提出以及围绕概念的论争； 1940-1960 年代交易费用的提出；自 1970 年代，外部性开始与环境经济学接轨，并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外部性概念被广泛用于解释环境问题，但是学者们对它的批判从未停止。这一方面源自其概念本身尚有含混不清的缺陷，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家们认为有其他众多理论完全可以代替外部性来解释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产权学派。本文认为，外部性在解释环境问题上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无论是产权经济学，还是契约经济学不过是解决外部性的备选工具。本文将主要从环境保护的视角重新评价外部性，并尝试在其定义上做出创新。一、外部性概念的回顾外部性的概念起源于马歇尔 (Marshall) 的观点，他在其 1890 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指出扩大一种商品生产规模的经济有两种：一种是依赖于产业一般发展的外部经济 (external economy) ，另一种是依赖于个别企业本身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内部经济 (internal economy) 。外部经济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仅因为马歇尔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更是因为这个概念引出了政府对经济进行管理的话题。没过多久，约翰 . 克拉彭爵士 (John Clapham) 指出外部性只是一个空盒子，因为现实世界中没有东西和它相对应。庇古（ 1920 ， 1924 ）首次使用了外部性的概念，并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基础上扩充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和内容，将外部性问题的研究从外部因素对企业的影响效果转向企业或居民对其他企业或居民的影响效果，把外部性从原来作为一受动性概念转变为主动性概念。庇古提出了私人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私人边际纯产值和社会边际纯产值等概念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基本形成了静态技术外部性理论的基本理论，此后学者所用的外部性概念基本上遵循庇古的解释。庇古认为，由于私人边际纯产值和社会边际纯产值的差异，新古典经济学中认为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可以形成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干预成为实现社会福利的必须，政府对污染者征收等于其向社会产生的外部成本的税收，即庇古税成为政府干预经济、解决外部性的重要形式。在庇古区分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的基础上，瓦伊纳 (Viner, 1931) 进一步提出了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并指出货币外部性不是导致市场无效率的因素，而技术外部性则是。慢慢地经济学家们开始用现实中各种可能相关的东西填充这个空盒子，如企业的合作问题、污染、交通拥堵等。在这个阶段，外部性的提出为看不见的手的失效提供了一种解释思路，也刺激了政府干预理论的发展。二、外部性、交易费用、市场失灵在这个阶段，关于外部性的争论可谓盛极一时，外部性理论得到了极大限度的讨论和质疑，当时西方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几乎都参与到论争之中。米德 (Meade, 1952) 将外部性拓展到产业水平，他指出外部性可以作为投入和产出变化的后果出现。萨缪尔森 (Samuelson, 1954) 通过调查消费指出公共消费的外部性问题。这个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是科斯的两篇著名论文：《论企业的性质》（ 1937 ）和《社会成本问题》 (1960) ，科斯在这两篇文章中批判了庇古税的思路并提出了交易费用、产权等概念。基于这两个概念，逐渐发展起产权经济学和交易费用经济学，这两门学科构成了现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科斯在提出损害的相互性后，抽象地分析了对损害有负责任和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后，得出结论：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的影响的。这一结论后来被斯蒂格勒引注为科斯定理，即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初始产权不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科斯理论对庇古的批判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外部效应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是具有相互性的；二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时，庇古税没有必要；三是，在交易费用不为零时，解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庇古税可能是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是低效的制度安排。通过损害的相互性、产权、交易成本以及制度选择，科斯拓展了对外部性的认识及其内部化的途径，并且把庇古理论纳入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中，实现了对庇古理论的超越。科斯的文章之后，外部性与交易成本、市场失灵、无效率、政府干预、公共物品、不完全产权等词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的很多争论都在围绕这些概念的关系上进行。布坎南（ 1962 ）认为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组织的批判中心就在于外部性。如果不对价格机制进行干预，一些具有潜在收益的交易未能发生。由此而衍生出的两条结论就是：（ 1 ）由于市场自身的无效率，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必需的；（ 2 ）替代政府干预的另一种途径就是合理地进行市场创建（或市场完善，作者注），使市场主体在进行交易行为时将其产生的负面效益考虑进去。对于外部性存在的合理解释是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为 0 的世界里，利己的市场主体会通过讨价还价实现潜在的帕累托改进，正是因为现实世界中实施某种交易的成本大于收益，才导致这些交易未能发生。在外部性理论中，交易成本被认为是万恶的根源。 Francis M. Bator 将市场失灵分成三种：外部性、垄断、和公共物品。但实际上，根据 Demsetz 的解释，后面两种都可以归结为外部性的子类。在一个没有交易成本的世界里是不会有垄断带来的市场低效的，因为购买成和生产者都可以通过谈判从减少和消除市场低效中获利。垄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是垄断生产者可以脱离市场竞争的制约，为了获得超额利润，结果就是消费者的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这就是消费的外部性，即消费者的效用受到垄断者效用最大化行为的影响，而交易成本阻止了改变这种垄断的行为的发生。公共物品问题也有类似的性质。张五常对外部性（在他的论述里被称为界外效益）的批判可以说是最为激烈的，张的批判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他反对无效率之说。经济学家们将现实的资源配置状况与帕累托最优状态对比，只要发现现实状况不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都属于无效率。德姆塞茨将这种分析戏称为天堂经济学（ Nirvana Economics ），张五常更是认为这些无效率之说属于胡说。他认为之所以有人提出无效率之说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是局部均衡分析，而在他们的局部均衡中有些局限条件被忽视或漠视了，如果采取一般均衡分析，讲所有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都考虑到，就不存在无效率，而通常被忽视或漠视的局限条件就是交易费用。所谓的无效率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无效率，而是局限条件下的最大化。接下来，他指出外部性之所以导致其他经济学家认为的所谓无效率，是因为（ 1 ）没有私产，所以没有市场合约；（ 2 ）有合约，但使用条款不够齐备；（ 3 ）有齐备的合约条款，但某些使用的利益与损失在边际上不相等。正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才导致以上三个方面的不完备，而现实中完备几乎不存在，照此而言，外部性导致的无效率铺天盖地。界外效益的多种理论的产生，是因为好于该道的人忽略了合约是结构性的，而那所谓的界外，只不过是他们没有想到合约的结构可以包罗万有。界内、界外是模糊不清的理念，外部性理论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特殊理论。他甚至不无愤慨地说界外效益胡说八道，是谬论。张五常认为既然外部性概念含糊不清，那么不如用合约理论来解释那些解释不清的事情。对于以上各大名家的观点，作者有以下两点评论：首先，作者赞成张五常关于界内和界外的说法，也就是说界外效益是相对的，取决于界的大小。但是作者不赞同张认为外部性概念属于胡说八道的观点。张的观点是：既然有些时候可以说外部性存在，有些时候可以说外部性不存在，那么外部性这个概念就没有意义。这种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经济学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关系研究（如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等），而关系本身就是相对存在的，各种关系的存在已否都取决于它们所依附的主体以及范围。作者对于张五常的遗憾在于他准确地指出了外部性是以一种相对关系的形式存在的，却认为这种关系没有意义，因为他认为只要界的范围足够大，就没有外部性可言。诚然，这种观点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确实没有外部性，一部分人的损失可能就是另一部分人的获得，但这是一种消极的逃避问题的态度。现代世界是多元、分层的，人类进入现代化的进程正是从混沌到分离的过程，把界界定得无限大，实际上在人为制造一种混沌的状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外部性研究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对界的识别和划分，并试图在不同的界的范围内实现帕累托改进，最终实现总体的帕累托改进。其次，作者赞同大部分学者关于交易费用的论述，也就是说现实世界少有完备的状态，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帕累托最优是不可能的状态。因此市场失灵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市场永远不可能灵。既然交易费用为零的世界是乌托邦，倒不如承认交易费用的非负性是市场经济的自有特质，即使再有效率的市场也会有交易费用，有些时候，交易费用甚至为某些产业或就业提供了可能。例如股票交易市场，如果没有丰厚的佣金，当然就不会有股票交易所、证券分析员的存在，正是这些交易费用被用于促进和完善交易市场。所以，关于交易费用是万恶之源的论断过于武断，合理的交易费用并不会导致市场低效，相反却会促进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从而实现帕累托改进。那么交易费用和外部性、市场失灵有什么关系呢？本文认为，不是所有的交易费用导致了市场失灵，导致失灵的只是一部分，这部分费用就是没有被实现的交易费用。换句话说，在所有交易费用都被实现的情况下交易发生或者不发生，最终的资源配置都是有效的，因为一部分人的支出就是另一部分人的收益。只有在部分交易费用没有被实现的情况下，一些潜在交易没有达成，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市场的改进就是要将那些未被实现的交易费用降低到一个可以实现的程度，这本身就需要一定的交易费用，一方面是信息成本，另一方面是制度成本。外部性内部化只在一定程度内是市场的改进，并不是要花尽所有的力气将其 100% 地内部化，而是要考虑交易费用，实现有效的内部化。也就是说，一定程度的外部性是可接受的，甚至是有效的。盲目追求高程度的外部性内部化，可能导致市场的低效。三、外部性和环境经济学 1970 年代以来，外部性理论开始与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接轨。对于一些经济学家而言，外部性几乎成为环境污染的代名词，外部性、以及上文提到的围绕外部性的许多词语被理论化（如福利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等）并作为环境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外部性的内部化成为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学的最主要目标，此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鲍默尔 (William Baumol) 和奥茨 (Wallace Oates) 在其合著的《环境政策理论》 (1975 年第一版， 1988 年第二版 ) 。在该书中，他们把外部性定义为两个条件： (1) 在个体 A 的效用或生产关系包含了一些实际的（即非货币的）变量时，他的价值被别人（个人、企业、政府）所选择，而他的福利所受的影响却并没有得到考虑； (2) 其行为影响到别人或进入别人的生产函数中的经济决策者，并没有得到等同于其行为对别人所造成影响数额价值的补偿（或支付）。这两个条件可以分别简述为：外部效应的受体福利受到影响但没得到考虑，施体不经意间影响了别人但没得到或支付补偿。尽管他们将外部性定义为两个条件，但是两个条件对于判断是否存在外部性的作用并不相同，条件 (1) 是充分必要条件，而条件 (2) 则是必要条件，只有在外部性产生的都是不经济影响时构成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只要满足条件 (1) 就可以说是外部性。根据以上两个条件，本文发展了鲍默尔 - 奥茨模型的四种可能，图中 A 表示受影响的客体（受体）， B 表示施加影响的主体（施体）， G 表示政府，箭头的方向表示补偿的方向，并假定补偿的额度足以抵消所有的外部效应。 (a) 政府通过某种干预，使 B 直接对 A 所受的损失进行补偿，条件（ 1 ）、（ 2 ）都不再存在，外部性被消除； (b) B 将补偿交给政府，由政府再分发给 A ，条件（ 1 ）、（ 2 ）都不再存在，外部性被消除； (c) B 将补偿交给政府，但是政府不分发给 A ，可以理解为补偿并没有用于治理污染，条件（ 2 ）不存在，条件（ 1 ）还存在，外部性依然存在； (d) B 没有任何补偿，但是政府给 A 补偿，条件（ 1 ）不存在，条件（ 2 ）存在，由于本例子举的是污染问题，因此外部性也仍然存在。 B A G (c) B A G (b) B A G (a) B A G (d) 　　图 1 鲍默尔 - 奥茨双重条件模型泰坦伯格 (Tietenberg) 的《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是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又一部重要作品。但是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只在第 3 章花了很小一部分笔墨在外部性上面。类似的经典著作还有皮尔斯 (Pearce, 1994) 的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范里安 (Varian, 1989) 的 A Solution to Problem of Externality 等。在这些著作中外部性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由于污染外部性的存在，商品的产量会过大，因此大量的污染被产生，而对污染负责的价格又太低，由于污染的成本是外在的，因此市场没有动机寻求单位产量商品产生污染少的办法，对污染物的循环使用和再利用也缺乏鼓励。以上经典著作在环境经济学领域均享有盛誉，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对于外部性的概念没有突破。传统的概念没有明确外部性与外部效应的关系，有时把外部性等同于外部效应，有时把外部效应看成是外部性的效应，且主要注重对外部关系的界定（如上文中的鲍默尔 - 奥茨双重条件），而把效应当成一种附属。环境经济学家们在理解外部性时仍然沿用传统经济学家看重外部关系的概念，没有结合环境问题的特征将外部关系和环境效应区分，这也使得对环境政策讨论的中心局限于外部关系的内化。但实际上，环境效应未必会随着外部关系的内化而自动消除。而消除有害的环境效应恰恰应该是环境政策的首要目标。后文将会详细阐述本研究在此方面的创新尝试。（2）对环境政策讨论的范围过于狭窄。对于环境政策的讨论基本局限于税收或收费、可转让的许可证、环境标准三种手段。原因是经济学家们把环境问题看作是纯经济问题，而且前辈经济学家（庇古、科斯等）给出的药方只有征税或排污权交易。相比一般的经济问题而言，环境问题的特殊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环境问题的社会性、环境问题影响的持续性等。如果考虑到这些特性，环境政策选择的范围则会更加宽广。可以说，传统的对于环境外部性的讨论，并没有很好地把外部性理论和除庇古手段、科斯手段之外的政策手段（如基于劝说和教育的信息手段）联系起来。（3）某些基本假设可能不正确。在讨论污染减排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时作者的基本假设就是污染减排的边际成本递增而边际收益递减。本文认为这个假设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这个假设里没有考虑规模效应。以城市污水处理为例，在一定规模以下，边际处理成本可能递减的，因为在这个规模以内多处理一吨污水所增加的成本是降低的，当超过一定规模时，开始出现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成本曲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 S 形曲线，在城市污水处理成本上已经有实证研究部分证实了这一点。边际效益也类似，例如对于人体健康，这个合适的规模可能取决于剂量 - 反映关系。当污染很严重时，第一个单位污染的减排对人体健康来说可能毫无感觉，直到第 n 个减排发生后，污染排放进入人体可承受的临界值以内，这个单位的减排所增加的效用可能是最大的，到第 n+1 个时，由于已经进入了人体可以接受的范围，边际效益开始递减。四、从环境视角重新定义外部性本文认为：外部性同时具有外部关系和事实效应，其中外部是条件，效应是表现，也就是说一种效应要被识别为外部性的话，那么它必须是在市场之外的。传统的概念没有明确外部性与外部效应的关系，有时把外部性等同于外部效应，有时把外部效应看成是外部性的效应，且主要注重对外部关系的界定（如上文中的鲍默尔 - 奥茨双重条件），而把效应当成一种附属。根据传统的定义，只要把外部关系解决了就实现了内部化的目标，但实际上，环境效应有时并不会随着外部关系的内化而被消除。结合环境问题的特性，环境效应没有经过市场交易（价格机制）反映时则就称为环境外部性，或者说环境外部性是通过外部关系传递的环境效应。根据对环境外部性的定义，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就可以从外部关系和环境效应两个维度去区分。据此做出图 2 ，横坐标代表环境效应的大小，纵坐标代表外部关系的复杂程度，其中外部关系涉及到主体的多少、主体之间的关系、市场的完善程度等，环境效应则是污染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影响。图中将坐标系分成四块区域，分别表示的环境问题为： A ：外部关系复杂，环境效应较小； B ：外部关系简单，环境效应较大； C ：外部关系简单，环境效应较小； D ：外部关系复杂，环境效应较大。 A B C 环境效应外部关系 DD 图 2 关系 - 效应模式下的环境外部性分类以上对环境外部性的定义和分类对于环境政策设计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在环境政策目标确定上，首要目标的是消除环境效应，其次是消除外部关系。而传统的理论所有关于内部化的讨论的中心是消除外部关系。根据庇古的经典定义（ MSC-MPC ），要衡量外部关系，必须掌握各排污企业的成本信息，而且在掌握这些信息的过程中会受到利益主体的人为干扰，因此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环境效应则可以通过环境质量、受体健康等客观现象反映出来，是可以通过科学的监测来衡量的。因此可以说，外部关系不可（或难以）观察，而环境效应是可以（较易）观察的。如果要追求政策目标实现的确定性，那么必须基于确定的信息基础，从外部关系和环境效应两种信息的确定性比较来看，环境效应的信息更加具有确定性和科学性，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环境政策设计的首要原则是促进有害环境效应的消除，而不是外部关系的消除。根据这个原则，对环境政策进行评估，最首要的就是看环境效果，即环境质量有无改善、污染物排放有无减少，其次是内化外部关系，考察政策费用的分担和效果的分享情况。其次，在政策的优先排序上，应当充分考虑获得环境效益和处理外部关系之间的关系，但总体而言，应当优先解决环境效应大的问题，并先从关系简单的问题着手，但这只是一般的原则，主要是用于政策资源在不同环境问题（如酸雨、流域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之间的分配。按照这个原则，宏观环境保护政策的优先排序应当是 B-D-C-A 。更为具体地，对于同一类环境问题，在不同区域、污染源之间分配政策资源（例如在处理流域水污染问题时，是先处理农业面源还是工业点源），主要遵循边际交易费用最小化或边际收益最大化原则，政策的优先序应该根据单位环境效应中包含的外部关系来排列 ( 这里假定外部关系可以衡量并将关系中包含的众多不同要素无差异化，也就是说花在一个无差异当量关系上的内化成本相同 ) ，在环境效应相同时，优先解决外部关系简单的问题。外部关系的可以进一步以外部性主体、方向来衡量，而环境效应则可以通过损失评估、价值评估等方式核算，本文暂不深入探讨。五、小结外部性自提出至现在一百多年来实际上起到的是砖的作用，该砖的抛出确实引发了不少的玉，如产权经济学、合约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等都得以创立和发展。但是翻遍国内外关于外部性讨论的文章却发现，这块砖本身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雕琢。传统的理论注重关系而忽视效应，而外部关系恰恰又是难以观察的，这便造成其发展的瓶颈。本文认为，要深入认识外部性，并以其作为环境政策制定或评估的理论依据，必须将外部关系和环境效应区分开来，环境政策的首要目标应当是消除环境效应，其次是内化外部关系。在可能取得同样环境效益的情况下，应当将有限的政策资源优先用于处理关系简单的外部问题。外部性在环境问题上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其自身在一百年来的争论中并没有得到实质的发展，而作为环境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仍然不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概念的含糊，本文在这一问题上尝试进行了一些突破。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如外部性与环境保护程度的确定、外部性与环境政策手段的选择等。 ] A. H. Barnett, Bruce Yandle. The End of the Externality Revolution .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2009(26):130-150. ] Andreas A. Papandreou. Externality and Institution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04. ] Henry M. Peskin. Comments: One More Externality Article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88 (15): 380-381. ] Meade J. External Economies and Disexternal Economies in A Competitive Situation . Economic Journal. 1952(62): 54-67. ] 陈晰主编 .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马中主编 . 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概论（第二版）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6: 72. ] James M. Buchanan, W.C. Stubblebine. Externality . Economica. 1962(29): 371. ] Kenneth J. Arrow.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ssues Pertinent to the Choice of Market vs. Non-market Allocation. In Robert H. Haveman and Julius Margolis(eds.): Public Expenditure and Policy Analysis. Chicago : Rand-McNally, 1970: 59-73. ] Francis M. Bator. 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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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旧]小谈“自由经济”

estudy 2010-8-24 22:23

自由经济一词人们常说，诸如金融、电信市场准入限制的放开或贸易壁垒的减少之类，一般皆被认为是自由经济的表现。似乎只要政府对经济不干预了就是自由经济了。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只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这是无疑的。经济学中讨论的自由经济也不是绝对没有限制的经济，限制就是对自由的约束，通常以外生变量的形式表现。经济模型中能够演算和变通的只是内生变量，外生变量则是既定的限制条件，是不可暂时不可控制的影响因素。因此，自由经济并非绝对排斥政府，政府的干预对现实的经济是必需的。然而，无论政府做什么，严格来说，都算是干预市场。原则上，市场什么都可以做，只是很多事项，由市场处理交易或社会费用过高，政府从事可以节省这些费用。这就涉及交易费用的话题了，市场干交易费用更高的事项，最好有政府来干。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公司代替市场，也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张五常还认为：原则上，政府的成因与公司或企业的成因没有什么不同。问题是，一家公司之内的成员的权利不容易界定得清楚，而推到庞大如政府的公司，其权利界定这里则涉及科斯定理了：只要财产权明确，并且其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更不容易清楚了。 2006年1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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