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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科技：电灯+气球+外科手术: 热度 9 Einstein 2016-12-7 09:26; 按：续前两篇博文。这是为天津《新晚报》副刊写的一组“ 晚清‘ 新科技’”中的第5、6、7篇（共7篇，上周在该报副刊连载），这3篇分别刊载于12月2-4日。发表时的题目为编辑所加，感谢副刊专栏彭博编辑。之五：电气化作玻璃灯笔者小时候，那时 1980 年代初期，家里还用煤油灯，因为那时电站发电量不足，只能限时供电。有过煤油灯与电灯对比的切身体验，才能感受到电给人类带来光明之重大意义，不由想起了小时候《语文》课本上的一首儿歌：“有了电，多方便，电的用处说不完”。不过，在电灯之前，已有一种洋科技在神州大地上“火”了近 20 年，它是煤气灯。即使到了电灯传入后，煤气灯也还在用，一直沿用到了 20 世纪初。英、美等国在在 19 世纪上半叶已经普及了煤气灯。 1860 年代，在上海的租界内英法商人建立了煤气厂，煤气灯投入使用。由于煤气通过地下管道，因此又被老百姓称为“地火”。有文人曾填词《望江南》咏颂煤气灯：申江好，地火最光明。漏转铜龙夸不夜，花开铁树照深更，比月更澄清。但是当时的煤气灯比较麻烦，因为夜幕来临需要人工点燃，早晨还要人工熄灭。只有到了电灯传入，才彻底变革了我国的照明技术。 1879 年 5 月，上海工部局英国电气工程师毕晓普（ J.D.Bishop ）以 10 马力的蒸汽机为动力，带动了一台西门子公司生产的自激式直流发电机。该发电机可供能发 6000 支烛光弧光灯所需要的电力。（注：博文发布后，冯大诚先生消息我说这里应该有误，因为“烛光”是照度单位，不可能说6000支烛光。我核实了下资料来源，在《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志》第309有“发电机在680转/分的转速下，可发6000支烛光弧光灯所需的电力”。一般的说法应该是：可点亮A盏发光亮度等于B的弧光灯。莫非这里指一盏？冯先生又说，这里可能是多了“支”字，因为6000烛光通俗转换是6000瓦，与10马力较符合。有道理。致谢。同时请方家指正）从此，华夏大地上有了电灯。到了 1882 年，上海创办了全国首家火电厂，随即点亮了设置在外滩的 15 盏弧光灯。《万国公报》报道说，“光照海面，几同白昼”。弧光灯的出现，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反响。一种当然是欢迎的，有文人赞曰“泰西奇巧真百变，能使空中捉飞电。电气化作玻璃灯，银海光摇目为眩。”还有一种是对电灯误解、不解的。比如有人认为电灯能发光，与木材、蜡烛燃烧无异，竟然拿着旱烟杆到电灯上去点火。电灯的出现也引发了一些社会变革，随着电灯的普及，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工种：修电线（工）。 1897 年时，西方电影技术传到上海，当时叫“电光影戏”。就在同年，法国百代公司在天津法租界内的“老天丰舞台”放映了 10 分钟的短片，这是天津放映电影之开端。到了 20 世纪初，天津已经出现了定期放映电影的茶园，不过那时仍是无声电影。《图画日报》“电光影戏” 之六：气球飞上天世界上最早的气球诞生于 1783 年，那年 6 月 4 日，法国蒙哥菲尔（ Montgolfier ）兄弟在他们的家乡——法国阿诺奈进行了第一次热气球公开表演。他们用的热气球是用麻袋缝制而成，内部衬了三层薄纸，内部体积大概有 800 立方米，总重 225 公斤，为了防止麻袋破裂，他们还用渔网罩在了气球外面。提供升力的热气是由气球下方一个点燃稻草和羊毛的火盆提供的。热气球冉冉升起，最高升到了 1000 多米的高空，大概在空中停留了 10 多分钟，降落在 2.5 公里外的地方。早期的这种气球属于热气球，就是利用加热的空气上升。后来出现了更高效的氢气球，但氢气易燃，很不安全，又出现了氦气球。晚清关于氢气球的介绍，最早出现于 1855 年英国医生合信（ Benjamin Hobson ）编著的《博物新编》，其中说“轻气球，以绸缎为之，大如厦屋，饰以胶漆，用大绳结纲，缠罩其外……”。这里的轻气球，就是后来的氢气球。到了 19 世纪末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中，已经有多次的气球新闻了。其中一则新闻叫“气球破敌”，预言将来大炮可以装备到气球上，如此可以大发神威。这表现了当时人们对气球运用于战事的想象或期盼。其实， 1885 年中法战争中，法军已经在前线使用了气球。《点石斋画报》“气球破敌” 不但如此，气球传入后，还出现了利用气球的跳伞表演。大约在 1888 年，有位叫范达山的西洋人在上海制得一气球，“大可五六丈，高约八丈余”。然后在杨树浦大花园进行了一次载人飞行表演，气球下载一位叫“华利”的女子，待升到 2000 米高空时，跳伞落下，让国人大开眼界。 1887 年，天津武备学堂产生了中国人制造的第一只氢气球。制造者是武备学堂的算学总教习华蘅芳，他是晚清著名的算学家。当时武备学堂从中法战争前线购买了一只废旧气球，准备用于教学，但德国教习故弄玄虚，对如何制造氢气及演放秘而不宣。华蘅芳带领学员制成了直径 1.7 米的气球，然后注入用硫酸制备的氢气，成功演放，大长国人志气。之七：“神乎其技”的外科手术近代医学的外科手术也是晚清传入的，主要通过一些西式医院的有效治疗得到广泛传播。有读者可能问了，我国东汉末的华佗不是已经发明了用于外科手术的麻醉药——麻沸散了吗？有专家已经考证，麻沸散的故事是神话华佗的一种传说，不足为信。而且即便当时有这种药物，也仅仅可能用于治疗疮疖一类的小病，不可能用于刮骨疗伤、开膛破肚那种大手术，因为大的外科手术不单单是麻醉的问题。在西方科技传入的过程中，西医不像火车、电报等遇到过较大阻挠或误解，因为西医的效果立竿见影，特别在外科手术方面，很快得到老百姓的信任。美国一位传教士在评价我国第一家西式医院——广州博济医院的创办人伯驾（ Peter Parker ）时说，“当西方的大炮轰不开中国门户的门栓时，他以一把手术刀劈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这家医院，开创了我国外科手术史上的多项第一：第一例眼科手术、第一例体外肿瘤切除手术、第一例截肢手术等等。如果翻看下晚清的《点石斋画报》，会发现许多赞扬西医外科手术神奇的报道，比如《收场入腹》《西医治疝》《剖腹出儿》《著手成春》《妙手割瘤》等。这里我们单说下《剖腹出儿》，说是广东筑横沙某孕妇临盆，一昼夜无法生产，接生婆也束手无策，产妇奄奄一息，家人只好船运她到博济医院。医生说只能剖腹才有生还可能，于是打下麻醉针，做了剖腹产手术，取出一女孩，然后缝合、敷上药。孕妇卧床几天后就完全康复了。报道的最后一句是“真神乎其技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手术的技艺真是太神奇了”！已有学者考证，这则新闻刊发于 1892 年 8 月 27 日，而且是我国第一例剖腹产手术的报道。有一则关晚清外科手术的趣闻，与大臣荣禄有关。有一段时间，荣禄腰部生了痈疽，刚开始他一直看中医，但毫无效果，溃烂反而严重了，后来有人推荐洋医生德贞（ John Dutgeon ）给他治疗。德贞给他做了两次手术，两个月后就痊愈了。荣禄大赞，便以现身说法宣传西医，后来还亲自为德贞编著的生理学书籍《全体通考》作了序。《点石斋画报》“剖腹出儿”; 个人分类: 科普|8050 次阅读|22 个评论

晚清新科技：火车+X光机+自行车: 热度 6 Einstein 2016-12-2 09:20; 按：续上一篇博文。这是为天津《新晚报》副刊写的一组“ 晚清‘ 新科技’”中的第2、3、4篇（共7篇，本周在该报副刊连载），这3篇分别刊载于11月29日—12月1日。发表时的题目为编辑所加，感谢副刊专栏彭博编辑。之二：“钢铁怪兽”有碍风水如今要乘坐真正的“火车”还真难，因为目前国内烧锅炉冒烟的火车（蒸汽机车）绝大多数已经不再使用了，代之以电力或者内燃机驱动的机车（含动车、高铁）。火车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 1825 年英国工程师斯蒂芬森（ George Stephenson ）亲自驾驶着自己设计的带有32 节车厢的“旅行者”号（英文为 Locomotion ，更直接作运动号）机车从达灵顿驶向斯特克顿，时速达到 24 公里。从此宣告了铁路时代的到来，泽惠人类至今。要得通火车，就得先修铁路，那么我国何时有了第一条铁路？你一定想到詹天佑主持的京张铁路了吧。京张铁路 1909 年建成通车，但它只是中国人自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并不是我国第一条铁路。我国第一条铁路是 1876 年 7 月 3 日通车的吴淞铁路，是由英商怡和洋行负责修筑的，从上海经江湾到吴淞镇，全长 14.5 公里。不过这条铁路不是标轨，而是窄轨，只有 762 毫米宽。铁路一通，本来是便民利商之举，可那时是晚清，大清的子民还没见过火车呢。火车一开，轰轰隆隆，沿线的民众以为是钢铁怪兽，一些守旧的大臣士绅认为这有碍风水，甚至不利于大清社稷。再加上一个月后，火车轧死了一名路人，这更激起了民众的反对。不得已，清政府只好出面和洋商谈判，以“赎回”的方式将铁路拆除。晚清社会对铁路的排斥态度一度占了上风，到了 1881 年出现了更离谱的事。当时直隶开平矿务局为了运煤之便，修建了长约 10 公里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唐胥铁路）。由于清东陵距离不远，大清皇室担心惊动皇陵，最初不许用机车牵引，只能用骡马在铁轨上退拽，一时“景象非凡”。后来经过革新派的力争，才用上了机车。不过，火车的便利实实在在，一开始就有欣喜欢迎的。由于上海得风气之先，吴淞铁路通车后，有竹枝词《咏火轮车》写道：轮随铁路与周旋，飞往吴淞客亦仙。他省不知机器巧，艳传陆地可行船。到了清末，上海刊行的《图画日报》，尽管不时也有火车轧毙行人的消息，但当时上海火车线路已多，“ 乘坐者罔不称便，咸谓来去如飞，非别项车辆所可比拟”。可见，火车已经在上海民众心中扎了根，旧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图画日报-火车开行之飞速》之三：”照人肺腑“的X光机 1895 年，德国科学家伦琴（ William Rontgen ）在研究稀薄气体放电现象时，发现了一种肉眼看不见但是穿透能力很强的射线。由于当时尚不清楚这一射线的性质，因此伦琴命名为 X 射线。 X 射线的发现，开辟了放射性研究的新纪元，伦琴因此获得了 1901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X 射线在现代医学中威力大显，已经成为许多疾病诊断及治疗的利器。那么 X 射线诊断机是何时传入我国的呢？就在伦琴发现 X 射线之后几个月， 1896 年上海的《万国公报》和《益闻录》就刊载了 X 射线发现及运用于医学的消息，但当时国内并未引进 X 光机。到了 1897 年 12 月，上海《点石斋画报》刊载了一则“宝镜新奇”的新闻，被专家考证为是我国最早引进 X 光诊断机的文献。更可贵的是，这则新闻还绘有使用 X 光机的图。报道说，苏州博西医院柏乐文（ William Hector Park ）从美国购得一种宝镜（即 X 光机），可以“照人肺腑”，而且“一经鉴照，无论何人，心肺肾肠，昭然若揭”，结果“苏人少见多怪，趋而往观者甚众”。至于其绘图，目前还有争议，一些人认为这是柏乐文在苏州向民众演示 X 光机的使用，另一些人认为这是《点石斋画报》画师的想象之作，因为 X 光机是要在暗室中才能应用，还有 X 光是不可见光，画面上呈散射状的 X 光线肯定不对。不过，由于早期 X 光机的形态颇难查验，这张图表现的 X 光机究竟是否准确，目前仍不得知。到了 1899 年，上海《中外日报》报道 X 光机时，已经较详细解释了其原理，并指出当时已经用于医学诊断和海关检验等方面。又过了 10 年， X 光机已经较为普遍，这在当时上海的《图画日报》中有所体现。那时该报会有一些利用 X 光机作道具的讽刺画。比如，有一幅是讽刺清末宪政中自治局在选举中的“金钱主义”，画面是一位自治局议员，在其腹部前方绘有一放大镜，镜内画满了钞票，画外旁白“ X 光镜之明见”。这里借用了 X 光机的透视功能揭露了自治局议员的虚伪。凡此种种，已经说明 X 光机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点石斋画报-宝镜新奇》之四：自行车”来如飞电“ 都市里的大街小巷、乡间的小径窄道，到处都有自行车的身影，它早已成了老百姓身边再熟悉不过的物件了。笔者还记得小时候家乡流传的一首顺口溜：永久耐、飞鸽快，红旗车子也不赖。永久、飞鸽和红旗三大品牌是当时老百姓购买自行车的首选。自行车也是在清末从西方传过来的，早期它的名字可多了，比如有自由车、自转车、单车、脚踏车、踏板车等等。据专家考证，自行车传入我国最早的文献记载是 1868 年 11 月 24 日的《上海新报》。由于该报道没有配图，而且说其中一种自行车需要 “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估计这种自行车还没装上链轮，无法连续转动，所以骑行起来人脚不能长时间离开地面。不过，那时已经出现了现代形式的自行车。由于国人没见过这种只靠两脚踏动，便可快捷如飞的交通工具，觉得新奇无比。一些文人雅士也在竹枝词中加以咏颂。比如包天笑写道：“香宾佳酿醉流霞，闲向天街踏月华。夜静人稀归去也，倩郎扶上自由车。” （补充：此文写完后，在阅读一本技术史书籍中，发现一种早期的自行车，颇符合当时《上海新报》这种形式，但未深究，权作抛砖引玉、望有识者鉴之。图见下，我称之为：不能骑的自行车）晚清自行车传入后，还引发了新的社会风潮，当然都是西方人发起的。比如 1897 年，在上海的英国商人为了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60 年，举办了一场自行车比赛，飞驶的自行车“如鹘之飞，如鹰之隼”，好不自在。这还不算，同年还发生了一件轰动上海滩的大事，也与自行车有关，有 3 名英国人骑自行车环游地球，从印度进入我国，经汉口、芜湖、苏州等地抵达上海，仅出城迎接的自行车就有一百多辆，到市区时更是观者如堵。这两件事使国人大开眼界，便捷的自行车很快受到青睐。 1898 年上海《申报》就预言自行车将来必盛行于世。果不其然，到了 20 世纪初，自行车逐渐进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1909 年，《天津教育官报》刊载了一组短文《说脚踏车》，认为自行车“来如飞电、去如飞燕”，非常快捷；同时认为自行车灵巧便捷。这正是当时老百姓喜欢自行车的原因。更有聪慧好事者，参照西式自行车，自己制造、销售起来。不过在 20 世纪早期，国内销售的自行车绝大多数还是外来货。《点石斋画报-赛脚踏车》; 个人分类: 科普|8880 次阅读|12 个评论

冲破牢笼的象征物——望远镜: 热度 10 Einstein 2016-11-30 09:55; 按：这是本人为天津《新晚报》副刊写的一组“ 晚清‘ 新科技’”（共7篇）小文中的一篇（7篇本周在该报副刊依次连载），刊载在11月28日的《今晚报》，发表时编辑改作了现在这个题目。感谢栏目编辑彭博。最初写的时候，较少考虑到晚清天津新科技方面的情况，写到后几篇才想到应该专门留意下天津的情况，故开始几篇多关注了上海，当然那里也是晚清“新科技”最集中的舞台。约稿时，因版面所限，只能大约是800字，所以每篇都比较简略，望理解。望远镜对于现代科学的作用，自不待言。但回溯一百多年，在晚清时期，望远镜还被文人雅士作为寄托，和当时的女性联系在一起，视为冲破封建牢笼的一种象征物。这又从何说起呢？说到望远镜，尽管是洋玩意，是西方近代科学的产物，但并不是晚清的新事物。早在明末 1622 年，就由德国来华的传教士汤若望带到了我国，很快在 1626 年写就了一本介绍望远镜的书《远镜说》。“远镜”便是望远镜最早的中文名，到了 1627 年，一位对西洋机械感兴趣的扬州地方官王徵和另一位传教士编译一本书时，才头一次称这种器物为“望远镜”。不过，在清代望远镜更常用的名字叫“千里镜”，寓意可以察看千里之遥。早先传入的单筒望远镜，类似伽利略当年使用的那种。明末清初时，望远镜已经用于天文观测和军事观测。随着其推广，用途渐多，甚至成了窥探女性私人生活的工具。清代李渔的小说《夏宜楼》中的望远镜就扮演了这种角色，书生瞿吉人通过在市肆中买到的望远镜，在登高望远时物色深宅大院里的绝色佳人，后来窥到了大家闺秀詹娴娴，遂上门提亲，竟成就了他们之间的一段姻缘。到了晚清，随着石印技术的传入，各种画报兴起，望远镜的形象也出现在了大众媒体上。 1907 年天津《人镜画报》刊载了一则消息“瞻嘱非常”，介绍的是张之洞为了提防革命党人暗杀，在瞭望台上设置了电灯和望远镜，不过从画面上看，仍是单筒望远镜。双筒望远镜在西方发明得晚，传入我国是在同治年间之后。晚清吴友如所绘的《海上百艳图·视远惟明》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双筒望远镜形象。画面上三位青楼女子站在闺阁的二楼上，其中一位正举着双筒望远镜向远方探看，远处是西式高耸的教堂。禁锢于阁楼的女性，试图利用它探寻外面世界的新奇，成了文章开头提到的挣脱封建牢笼的一种象征。“视远惟明”本来的意思是，只有看得远才能通透明鉴，用在这里作双关，再恰当不过了。《视远惟明》; 个人分类: 科普|9060 次阅读|19 个评论

朱姝硕士论文：晚清民初体育期刊的肇始与发源——《体育界》: kexuechuanbo 2014-12-4 15:41; 晚清民初体育期刊的肇始与发源 ——以《体育界》及《体育杂志》为例分页下载分章下载整本下载在线阅读 CAJViewer下载不支持迅雷等下载工具。免费订阅 RenderYbylHtml(); 【作者】朱姝；【导师】姚远；【作者基本信息】西北大学，传播学， 2010，硕士【副题名】以《体育界》及《体育杂志》为例【摘要】目的体育期刊在清代末年逐渐取代报纸、图书媒介形式,成为传播通过强身健体,强国强种、传播体育学术、促成体育学科生长、促进体育教育的重要媒介,已成为记载中华民族强身健体、强国强种和体育学术发展的重要科学文献,因此应还其在中国体育新闻事业和体育学中的应有地位。通过整理晚清民初至解放前的体育期刊类目,探清作为体育知识创造、贮存、发展、传播、扩散的主要媒体之一的体育期刊的出现及初步发展情况。方法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考证法。结果中国体育与媒体的互动早已有之,并非只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晚清民初,甲午战争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各界开明人士为国家命运奔走呼号,大力提倡普及和发展体育,增强国民素质,抵抗外敌入侵。大批东渡扶桑的专攻体育的先进们回国后,开办体育学校,创办体育刊物,体育之风一时在中华大地上吹遍。体育期刊的产生是依附于综合性期刊首先孕育、积累,逐渐分化而成的。体育类文章最早出现在《申报》、《广益丛报》、《杭州白话报》等综合期刊上,它们逐渐成为体育期刊诞生的基石。经多方考证,近代中国最早的体育期刊应为1909年中国体操学校徐一冰在上海创办的《体育界》,其后创办的《体育杂志》为其延续。体育期刊作为体育知... 更多还原 AbstractFilter('ChDivSummary','ChDivSummaryMore','ChDivSummaryReset'); 【关键词】《体育界》；徐一冰；中国体操学校；【文内图片】【网络出版投稿人】西北大学【分类号】G239.29 【下载频次】218 攻读期成果欢迎阅读全文晚清民初体育期刊的肇始与发源_朱姝.caj.caj; 个人分类: 弟子学位论文|2298 次阅读|0 个评论

魏梦月硕士论文：晚清《汇报》及其初期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研究: kexuechuanbo 2014-12-4 15:31; 晚清《汇报》及其初期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研究分页下载分章下载整本下载在线阅读 CAJViewer下载不支持迅雷等下载工具。免费订阅 RenderYbylHtml(); 【作者】魏梦月；【导师】姚远；【作者基本信息】西北大学，传播学， 2012，硕士【摘要】本文基于对晚清传教士期刊《汇报》初期(第100号—第211号)共112期原始文献的考证分析,运用内容分析法和比较法,从传教士期刊史、科学传播史、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传播学角度切入,以分析办刊环境着眼,着重探讨了《汇报》编辑出版详况、主编者的办刊实践活动、传播特色、传播策略及其初期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特别是该刊对生物进化论输华后发起的第一轮猛烈攻击这一科学传播事件进行分析,以期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汇报》的学术价值,为晚清期刊演化提供实证依据。《汇报》是由“天主教第一报人”李扶所主编的一份以传播西学、报道时事为主的综合性教会期刊。依托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汇报》充分贯彻“学术传教”策略,大力传播西学,其初期所传自然科学知识,大致梳理各学科17-19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成果,但囿于当时民众科学素养大多低浅,故彼时所输入的自然科学,多为基础知识,仅处于启蒙阶段；社会科学上,较之前的《益闻录》《格致益闻汇报》,不仅篇幅比重加大,而且明显偏重对西国新思想、新体制等社会改革方面的介绍,尽管传教士传播西学之根本在于宣传教义,扩大教会影响力,但在客观上却促成西学东渐之风盛行,对长期处于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中国... 更多还原 AbstractFilter('ChDivSummary','ChDivSummaryMore','ChDivSummaryReset'); 【关键词】《汇报》(1899-08—1911-08) ；李杕(1840—1911) ；科学传播史；期刊传播史；新闻事业史；【文内图片】【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 【网络出版投稿人】西北大学【分类号】G239.29 【被引频次】1 【下载频次】139 攻读期成果欢迎阅读全文晚清_汇报_及其初期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研究_魏梦月.caj.caj; 个人分类: 弟子学位论文|2145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婧硕士论文：《格致新报》与其科学知识传播研究: kexuechuanbo 2014-12-4 15:26; 《格致新报》与其科学知识传播研究分页下载分章下载整本下载在线阅读 CAJViewer下载不支持迅雷等下载工具。免费订阅 RenderYbylHtml(); 【作者】李婧；【导师】姚远；【作者基本信息】西北大学，传播学， 2012，硕士【摘要】本文主要采用原始文献考证与内容分析的方法,在阅读《格致新报》1—16册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对《格致新报》的传播内容作了细致梳理。同时,查阅了近代以来有关冠以“格致”的期刊研究的文献资料,并结合当时时代背景,与《格致汇编》《格致益闻汇报》比较。从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传播史、科学传播史角度切入,全面分析该刊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传播渠道、报道策略及科学知识传播内容,从而为研究19世纪末中国科学传播史提供新的文献线索和传播成就。《格致新报》涉及物理学、化学知识的篇目共161篇,占全部期刊总篇目946篇的17%,包括热学、光学、声学、电磁学、力学、化学元素、惰性气体等内容,其中电磁学涉及X射线的最新发现。涉及天文学、地理学知识的篇目共68篇,占全部期刊946篇的7.1%,其中以日心地动说、新行星的发现、经纬度测量等较为先进,同时对潮汐的成因及北极探险亦作出详细介绍。所述生物学知识的篇目共127篇,占全部的13.4%,囊括各种生物的特征和生活习性、各种生物与人类的关系等内容。涉及农医学知识的篇目共62篇,所占比例为6.6%,其中介绍了微生物学家巴斯德,通过实验法来治疗伤寒之症,在当时从西方传入中国的速... 更多还原 AbstractFilter('ChDivSummary','ChDivSummaryMore','ChDivSummaryReset'); 【关键词】《格致新报》(1898-03—1898-08) ；朱志尧(1863—1955) ；期刊传播史；科学传播史；新闻史；【文内图片】【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 【网络出版投稿人】西北大学【分类号】G219.29;K25 【下载频次】167 攻读期成果欢迎阅读全文 _格致新报_与其科学知识传播研究_李婧.caj.caj; 个人分类: 弟子学位论文|237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张溥杰：鲜为人知的晚清国歌: fqng1008 2014-3-11 16:12; 所谓“国歌”，顾名思义，就是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斗志、战斗历程或宏伟目标，反映了该政权统治下的人民的心声，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的缩影。一般用于较为庄重、严肃的正式场合。中国儒家音乐专著成书于西汉时期，戴圣所辑《礼记》第十九篇《乐记》中记载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是以五帝殊时，不相延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明其有损益也。” 我国作为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乐之邦之称，每个朝代基本上都有专门负责音乐的机构。一些大的宴会、朝会都有音乐表演，但是不知为何却迟迟没有出现能反映当时民族声音的国歌。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清朝本来并无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清朝国门洞开，日渐与西方国家进行频繁的交往，清朝当局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决定选用“黄底蓝龙戏红珠图”（也就是俗称的清朝“黄龙旗”）为大清国国旗。而中国最早的国歌制定者，应该是曾纪泽。曾纪泽是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的次子，袭封一等毅勇侯。曾担任清政府驻英、法、俄国大使，也是当时秉承“经世致用”新思维的知识分子。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曾纪泽不愧是大家之后，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时任清朝驻法大使的曾纪泽不断抗议法国政府的挑衅，极力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并且唇枪舌战地与法国人争辨，不屈不挠，积极筹备疏筹“备御六策”。虽在病中，犹坚守岗位，进行斗争。可怜曾纪泽爱国举动，非但没有得到祖国统治者的支持。反而因此丢了驻法使节的乌纱帽。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初四，清朝当局下谕撤销了曾纪泽驻法使节的兼职，改任兵部右侍郎，不过仍为驻英、俄大臣。在此期间曾纪泽亲自创作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歌《普天乐》(也叫《华祝歌》)，在海外外交仪式上作为清朝国歌演奏。当然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首代国歌而已，并没有广泛流传开来。曾纪泽曾上奏朝廷，呈上自己拟就的《国乐草案》，并为国乐定名为《普天乐》，但未能获得批准。而曾纪泽未实现的梦不久被李鸿章拿走接着去做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身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被清廷当局任命为特使，去西欧诸国和俄罗斯访问。在外国政府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外国皆有国歌，唯独中国还没有国歌，李鸿章面感赧然，堂堂一天朝上国，在外交场合上竟然没有能够代表自己国家的国乐，是何等令人尴尬。无奈之下，李鸿章遂让随员用一首古曲填词，作为国歌。选来选去最后定为唐朝诗人王建的绝句加以改编作为国歌，歌曰：“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 由于这是李鸿章提倡的，后人便称之为《李中堂乐》。但李鸿章回国后，这首歌曲并没有被清政府正式使用。后来因为国歌还闹出了笑话，据说光绪三十年（1904年）京奉铁路竣工之时，慈禧太后便乘坐火车亲自前往盛京（即今天的沈阳）。火车途径天津之时，袁世凯曾带仪仗队前往车站迎接，因为没有国歌，袁世凯竟让乐队奏起了法国的国歌《马赛曲》。还好当时慈禧并不知道此曲是何曲，不然袁世凯非吃不了兜着走。过了两年之后，也就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大清帝国陆军部成立之时，又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并在正式国歌诞生之前，暂成为清朝代国歌。每当在国际交往中需要演奏国歌时，便使用该首军歌代替。现把该“国歌”录如下（其中歌词里面的“兆”表示一百万）：亿万斯年，亚东大帝国！山岳纵横独立帜，江河漫延文明波；四百兆民神明胄，地大物产博。扬我黄龙帝国徽，唱我帝国歌！当然，这也仅仅是个代国歌而已。随着国门逐渐被打开，清廷和外国打交道越来越多，与会的国际场合也越来越多，因而不得不考虑制定一个能够代表本政权的国歌。宣统三年（1911年）6月20日国祚将尽的清廷礼部衙门奏拟订国乐办法，并由摄政王载沣批准。典礼院随即开始了国乐的制定工作，当时参考了由驻外使节提供的英国（《天佑吾王》）、美国（《星条旗》）、德国（《万岁胜利者的桂冠》）、奥地利（《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日本（《君之代》）等国家的国歌。因为日本、英国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并且在国际上举足轻重。试图效仿英、日的清廷就决定仿照英、日两国国歌的形式制定了国乐《巩金瓯》，觉得“现今各国国乐，取义选词不相因袭，以尊扬君主休美为主旨者，英吉利、俄罗斯、奥地利等国是也；以纪念重大兵事之声绩为主旨者，法兰西、美利坚等国是也；以酬祷国运之绵长、夸张国威之强盛为主旨者，日本、德意志是也。我国国乐，义取和平，词无夸饰，足与英、日辉映，增光坛坫矣。” 宣统三年八月十三（1911年10月4日）清廷正是批复“兹据典礼院会同各该衙门将编制专章缮单呈览，声词尚属壮美，节奏颇为叶和，着即定为国乐，一体遵行。”清朝法定国歌《巩金瓯》正式诞生，歌词如下：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歌词大意是: “国土如金瓯巩固，受上苍庇佑。民众万物如野鸭嬉于水藻般欣悦。喜见同袍，有幸生活在太平盛世，真是自得其乐。帝国蒙上苍保佑。青天高高在上，大海翻腾不息。” 这首国歌严重的歪曲国家处在多事之秋，人民受难于火热之中的事实。在国歌《巩金瓯》诞生后不久，国祚将尽、没落腐朽的清朝政权就土崩瓦解了，并没有达到《巩金瓯》巩固统治的初衷，真可谓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3061 次阅读|0 个评论

商贾奇才胡雪岩: 热度 3 zywsict 2013-6-24 08:28;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但由于中国历来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能够在历史上留名的商人是少之又少。我听说过的著名商人有陶朱公、沈万三、胡雪岩。现在流传一个说法，说为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可见胡雪岩的地位非同一般，那么胡雪岩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能够红极一时？为什么能够在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带着这些问题我拜读了潘强恩所著的《商贾奇才胡雪岩》。胡雪岩， 1823 年出生于安徽绩溪人，父亲早逝，自幼家贫，开始时以帮人放牛为生。一次偶然的机会，捡到一包金银珠宝，他没有见钱眼开，而是将东西还给失主，失主感恩给他提供的一个工作机会。他在钱庄当学徒时，勤奋好学，做事极认真，深受东家赏识。后挪用东家白银 500 两，资助王有龄捐官。王有龄发达之后，知恩图报为他经商提供了诸多便利。于是，他创办了阜康钱庄，开启了辉煌的商海生涯。此后，他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多方开启财路，涉足钱庄、生丝、典当、房地产、军火、国际贸易等领域，终于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富。因协助左宗棠镇压捻回起义，为其筹措军饷，获二品顶戴，赏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的殊荣，成为晚清唯一的一名红顶商人。同时，他还利用自身优势，抓住机遇，创办了“胡庆余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他后期陷入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的政治斗争，再加上洋商的排挤，终于于 1884 年破产，一代商界巨星陨落。诚信是他成功的最基本条件。胡雪岩作为一个商人，深知诚信是商人的立足之本。在创办胡庆余堂时，就指定了“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的方针。在开办阜康钱庄不久，绿营军官将一万两千两白银存在他的钱庄，不要利息，也不要存折。他根据当时的利息为他办理了存折。罗尚德死后托老乡来取钱，老乡认为无凭无据可能会空手而归，但胡雪岩确定了身份后，就爽快的把钱给他们。善于抓住商机、把握机遇，是他成功的另外一个条件。他总是能够做常人之不敢做、做常人之不敢想的事情，认真分析情势后敢于冒险。在他开办钱庄之初，他启动资金不足，通过分析自己的情形，通过借鸡下蛋的方式顺利的创办了钱庄。此后，他抓住商机，敢于冒险在生丝生意、军火生意、房地产生意，都取得了成功。机智果敢、处变不惊是他成功的保证。在阜康挤兑风潮波及杭州时，杭州主事的螺丝太太，被突来的变故弄的不知所措。他回到杭州正遇上店里开饭，居然有闲情逸致去看伙计们的饭桌，然后还和他们一起吃火锅。在天平天国运动失败后，他做出吸收太平军官兵存款的决定，为自己融资。此事风险极大，弄不好破产不说，而且可能需要掉脑袋，他在细致的考虑后，凭过人的胆识与气魄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充分放权。阜康钱庄的生意由刘庆生为他打点。生丝洋庄的生意几乎有古应春为他打点。能够因人致用，人尽其才。胡庆余堂一采购人员误将豹骨当虎骨买回来，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他经过了解后，发现这一采购人员非常可靠，就原谅了他，并将打小报告的员工辞退。刘三才是他的舅子，但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整天无所事事，将自己的产业败光了，但胡雪岩并不因为他的劣迹而否认他的长处。后来在他的引导下，刘三才成为了他的心腹，并为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具有豪侠气概、讲义气，交友广泛，能处处为朋友着想。在解决漕运粮食问题时，虽然漕帮乐意帮忙，但他发现漕帮也有自己的难处，就主动为他们解决困难，因此与漕帮的尤五成为好友。在第一次做生丝生意，虽然账面上盈利十八万两，但实际还存在亏空，他总是照顾朋友的利益，自己承担损失。善于笼络人心，待人以诚。他总是能够急人之所急，为别人解决迫在眉睫的事情，然后让其对他感激涕零，自愿为他做事。乐善好施，树立品牌效应。在胡庆余堂创办之初，他出资雇佣轮船免费为游客摆渡，制药免费发给穷人，进京赶考的书生，还捐巨资给灾区。这样的做法，不仅给他赢来了乐善好施的名声，而且为他树立了品牌效应。善于感情投资，寻找靠山。在非常穷困时就将钱投资到王有龄身上，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后又将小妾送给江苏学政，最后又投靠左宗棠。;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4548 次阅读|8 个评论

晚清民国西北大学历任校长小传: 热度 2 kexuechuanbo 2013-2-3 16:49; 晚清民国时期西北大学历任校长、教授西北大学京陕两源历任校长周镛陕西高等学堂监督、陕西农业学堂监督、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又名石笙。陕西泾阳人。生卒年不详。曾任法部主事、陕西师范学堂斋务长、陕西教育总会会长等。清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因丁忧在籍，被陕西巡抚派往日本考察学务，同年十一月（ 1906 年 12 月）回国后即任陕西高等学堂首任专职监督，直至宣统三年（ 1911 ），前后 5 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高等学堂监督。清宣统元年（ 1910 ）兼任陕西农业学堂监督。 1915 年任陕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他在晚清民初时期主持陕西高等教育。宣统三年七月初五日（ 1911 年 8 月 28 日），陕西巡抚恩寿上奏指出：“成绩以任事五年之该堂监督周镛办事为最久，出力尤多。查该员周镛品望俱优，由法部主事奏留在籍办学，勤劳卓著，会间初终，陕西风气递开，观成不易。该堂现已三次毕业，成就学生二百余名，实属异常出力。准将法部主事周镛免补本班以员外郎留部补用，并加四品衔以昭激劝”。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周镛在陕西高等学堂开除学生，地理教员张子安亦因未参加谒圣礼而遭侮辱，张子安提出抗议，亦被周镛解聘。为此，酿成陕西高等学堂学生全体退学，成为晚清陕西学界最大的一次学潮。学生向周镛、提学使提出交涉，要求挽留张子安，均遭拒绝，遂引发全校学生罢课，并撤离学堂。全校 200 余人分住于城内的醴泉、咸阳、商洛、蓝田各会馆，并仿中国公学，制定自治规则，设稽查、调查、会计、书记各职员，处理日常事务。罢课学生以醴泉会馆为总机关，并准备在渭南成立公学。这次风潮得到全省学界的支援，当局惟恐事态扩大，撤销庶务员和监学二人，由教育总会会长等出面调停，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罢课遂结束。钱鸿钧陕源省立西北大学校长（ 1912 春 ~1914 冬）。字陶之，陕西咸宁（今西安）人。祖籍浙江绍兴。祖父曾任清末甘肃电报局局长。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八月官费赴日本留学，与崔云松、张景秋、张荫庭、马凌甫、郗朝俊、党松年、王芝庭等（以后均为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同期赴日。归国后，曾任陕西省法政学堂校长。 1912 年至 1914 年冬。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西北大学校长。 1914 年冬被袁世凯亲信陆建章主陕时逮捕，羁押一年余，经亲友营救获释，同时入狱的其余政治犯大多被枪杀。出狱后，于 1922 年往北京工作。 30 年代初随刘镇华（时任安徽省省长）、马凌甫（时任安徽省教育厅长）往安徽，任民政厅厅长。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回陕闲居。 1942 年秋病逝于西安家中。他除担任工作外，主要讲授《宪法》、《政治学》等课程。他较为重视提高法政专业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提倡学术争鸣，曾以“制定宪法与选举总统二者孰先”为题，组织了全校学生的第一次雄辩会。他还创办了西北大学最早的学术期刊《学丛》，并为创刊号写了“中原板荡起纷争，手挽狂澜不用兵。沧海横流谁砥柱，文章经济勗诸生”的题词。宋焕彩陕源省立西北大学前校长 (1914 冬～ 1915 春 ) 。生卒年不详。原任关中道尹。 1914 年 6 月袁世凯以扬威将军衔将陕西都督兼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调北京，同时派亲信陆建章率兵入陕，夺取了张凤翙的职位。陆建章于 1914 年冬逮捕西北大学校长钱鸿钧，并派宋焕彩接任西北大学校长。宋焕彩在任内要求师生安心教读，不得轻易离校。但由于政局变化，到 1915 年春开学时，西北大学仅有百余学生，教师不安心授课，学生无心学习。陆建章亦于当年开学不久，将西北大学撤销，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郗朝俊西北大学创设委员会委员、农科学长、陕源西北大学前身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西北大学教授。字立丞，别号励勤。陕西华阴人，生于清光绪七年（ 1881 ）。清末法科举人。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高等研究科，获法学学士学位。民国初，任西北大学创设委员会委员、农科学长。 1915 年西北大学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后，继周镛、蓝文锦任校长。之后，历任陕西最高法院推事、立法院立法委员、历届高普考试典试委员、陕西高等法院院长等。 1946 年起，兼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主讲宪法等课程。卒年不详。蔡屏藩陕源西北大学前身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西北大学教授。字江澄。陕西渭南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 1891 ）。废科举后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学习。宣统二年（ 1910 ）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 1911 ）参加辛亥革命，在张钫部任同州十县粮台总办，筹办东路军饷。 1914 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参与组织旅日陕西支部。之后，辞军职赴日留学，入东京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袁世凯称帝期间作为“八大代表”之一，返国赴沪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曾被捕，后被保释，遂复返日求学，入明治大学预科。 1916 年奉派归国回陕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再赴日继续求学，直到 1919 年毕业。归国后，任于右任主持的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长。 1923 年任公立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该校拟改为西北大学后，复任西北大学重建筹备主任、交际主任兼法科专门部（后改法学系）主任、教授评议会成员等，议决学校重大事项，与傅铜、段绍岩、张辛南等筹办重建了西北大学。 1926 年参与杨虎城、李虎臣反刘（镇华）围城斗争。 1927 年在于右任主陕期间，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石油管制处处长。 1929 年随于右任赴宁，历任审计院协审、中央赈济会干事、审计院主任秘书兼总务处长、审计院第一厅厅长。 1933 年任陕西省审计处处长。 1946 年任审计部常务次长。 1948 年 3 月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陕西省代表。 1949 年任审计部副审计长，同年赴台湾。 20 世纪 50 年代后，在台历任审计长、台湾特大水灾救灾会审核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陕西同乡会监事等。 1973 年 5 月病逝于台北。傅铜陕源国立西北大学教授、校长 (1924-05 ． 8 ～ 1925-05) 。字佩青，河南兰封 ( 今兰考 ) 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 1886 ）。 13 岁中秀才。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官费赴日留学，先后毕业于东京巢鸭宏学院、东洋大学哲学伦理系。 1913 年致信罗素并得到回信，遂转赴英国留学，先入牛津大学，再入伯明翰大学， 1917 年获硕士学位，师从罗素研究数理哲学。继赴日本，入东洋大学毕业。归国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大学、中国大学哲学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安徽大学校长、北平大学法学院及女子师范学院哲学讲师、私立中法大学社会科学院讲师、私立中国学院教授等职。 1920 年，罗素应邀来华，遂陪同其到各地讲演兼翻译，之后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教。 1921 年创办哲学社并创刊《哲学杂志》。 1923 年，驻陕军阀刘镇华为缓和陕西人民驱刘斗争，提出筹办西北大学。 1923 年 8 月成立西北大学筹备处，傅铜任处长。 1924 年 1 月，北洋军阀政府正式批准西北大学立案，并于 1924 年 5 月 8 日任命傅铜为西北大学校长。 1925 年 3 月，国民军胡景翼赶刘镇华出陕，傅铜遂于 5 月不辞而别。 1934 年 1 月任安徽大学校长。 1937 年抗战爆发后，在北平正拟南下赴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之聘约时，被敌伪逮捕，后以不离北平为保证而被保释，特意留蓬头垢面照作为国耻纪念，遂蜗居北平 8 年，任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私立中国大学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坚辞就任一家日伪学院的院长。抗战胜利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地下组织，一度主持支部工作。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 1949 年在东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是为首届毕业生，后在北京民盟总部工作。 1970 年在北京逝世。他是中国最早学习西方哲学的留学生，最早参加国际哲学学术会议，于 1921 年创办中国最早的哲学社团——哲学社，并创刊中国第一份哲学杂志——《哲学》，他还将西方数理哲学首次引入中国。在 1922 年至 1927 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中，认为这场运动是“非科学的宗教运动”、“宗教的非宗教运动”，在宗教观上反对神意志论，主张研究宗教，但不必信仰；在宇宙观方面主张轮化论，在人生观方面反对保守，主张乐观、民主、开明；在“知行难易”和“知易行难”问题上，曾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进行数万言的分析与批评，认为“若研究一学说而不持批评的态度，其人绝非学者”，“知难是求知难，求知也是行”，认为知易行难是“特称判断”，即符合某些情况，而非“全称判断”，不能普遍符合一切情况。在西北大学校长任内，改省立为国立，并创办暑期学校，邀请鲁迅、蒋廷黻、夏元瑮等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著有《知行难易问题之根本解决》（北平西北书局， 1929 ）等。在《哲学》发表有《科学的非宗教运动与宗教的非宗教运动》等学术论文。李仪祉陕源国立西北大学教授、前校长 (1925-05 ～ 1927-01-18) ，原名协，字宜之。陕西蒲城人，生于清光绪八年（ 1882 ）。光绪二十四年（ 1898 ）赴同州府 ( 今大荔县 ) 院考，中秀才第一名。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入关中学堂。光绪三十年（ 1904 ）考入北京京师大学堂，进预科德文班，毕业时获“举人”资格。宣统二年（ 1910 ）赴德，在柏林皇家工程大学攻读铁路专科和在格丹摄斯克大学习土木工程。宣统三年（ 1911 ）辛亥革命爆发后，兼程回国，曾被孙中山委以津浦铁路局局长职，因不愿中止学业，遂重赴德，入但泽工业大学转攻水利，并与当时的陕西水利局局长郭希仁同赴俄、德、法、荷、比等国家考察水利工程。 1912 年倡办三秦公学，主持留德预备班。 1913 年 2 月再赴德留学， 1915 年以优异成绩取得但泽工业大学特许工程师职称，载誉归国。 1915 年任河海工程学校（后改为河海工科大学）校长、教授、教务主任，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京鼓楼公园工程师。 1922 年 6 月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次年兼任陕西省教育厅厅厅长，创办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 1924 年在陕西省水利局局长任内，将所创办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并为西北大学工科，并兼任国立西北大学教授、工科主任。 1925 年 5 月至 1927 年 1 月 18 任国立西北大学校长（ 1925 年冬至 1927 年 1 月 18 日李仪祉被困南京期间由王凤仪代理西北大学校长）。 1926 年在西北大学校长任内，由于西安被围滞留南京期间，一度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河海工科大学教授，年底回陕，仍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 1927 年任上海市港务局局长，兼任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同年冬就任重庆市政府工程师，修筑成渝公路、重庆市郊老鹰岩盘道。 1928 年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夏，改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工务处处长，兼浙江省建设厅顾问，设计杭州湾新式海塘。 1930 年冬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次年兼任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长。 1932 年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参加全国经济工程新闻各界陕西实业考察团，夏，辞去建设厅厅厅长，专任水利局局长，倡办附设于西安高中的水利工程专科预备班。 1933 年在陕西省水利局局长任内兼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 1934 年兼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讲座教授， 1935 年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年底辞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职，专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 1937 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抗战爆发后，加入陕西抗敌后援会，兼任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教授。 1938 年 3 月 8 日病逝于西安。他青年时代就立志振兴中华水利事业，留学归国后负责许多水利工程。他将现代水利科学知识和中国传统的水利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倡导科学治水。他对桑梓水利特别关心，曾专心致力于关中地区的灌溉事业，主持建设了陕西著名的“八惠渠” ( 其中一半在生前建成 ) ，受益农田在 1948 年时即已达到 330 万亩 (2 2 × 10 4 hm 2 ) ，是旧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罕见的成就。他早年曾在西北大学的前身之一三秦公学留学预备科任教。他又是 20 年代西北大学工科的创始人。 1922 年，他在原水利道路技术传习所的基础上创办水利道路专门学校。该校于 1924 年归入西北大学工科后，由他亲任主任。之后，又出任西北大学校长。 1924 年暑期鲁迅到西北大学讲学期间，他也同时作了专题讲演。 1925 年他在主持校务期间，积极扩充教学设备，筹措办学经费，对课程、教材、实习、科学研究，以及各科教学计划与规章制度，无不躬亲处理。在课程设置方面，既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也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特别注重工科学生的实习，几乎每个暑假都在野外度过。在师资方面，特别注重遴选那些思想进步、品学兼优的教师。在他任内，教师勤于教学，学生善于学习，教学质量有较大提高，是陕源西北大学创建阶段最好的时期之一。 1937 年 9 月 10 日，西安临时大学创建后，他兼任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名誉教授（周宗莲教授时任系主任），并在西安临时大学礼堂（今西北大学太白校区大礼堂）作了《抗战力量》的讲演。他学识渊博，通晓德、法、英、日等文种，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著译，计有各种论著达 400 多部 ( 篇 ) 。其中涉及水利的 188 部 ( 篇 ) 。另外还有数学、政论、自传、日记、诗歌、剧本、书札等多方面的著述。在数学方面，有《实用微积术》、《最小二乘方》、《诺模术》等著作；在科技史方面，有《宋以前河堤之概况》、《后汉王景理水之探讨》、《会稽大禹庙碑》、《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西北农功水利文化史略》、《中国水利史》 ( 德文版 ) 等；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主要有《李仪扯全集》、《冰川学》、《河工学》、《水功学》、《水利概论》、《水功学术》、《西北水利》、《华北水利》、《黄河水利》、《江淮水利》、《农村建设》等；另外主办过《河海》、《华北水利》、《黄河水利》、《陕西水利》等杂志。其著作多由商务书局、中国科学印刷公司、西安和记印书馆等单位正式出版；未正式出版的著述，由他的学生在 1940 年汇编石印。他在治黄理论上首先提出上、中、下游并重，防洪和航运、灌溉、水电兼顾的思想，改变了几千年来单纯着眼于黄河上游或下游的治河思想。另外，对于西北水利、华北水利、导淮等都有精辟的论述。正如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在纪念李仪扯诞辰百周年大会上所讲的：“像李先生这样对我国水利问题探讨研究之深，涉及范围之广，在近代还是少见的。” 王凤仪西北大学教授、代理校长 (1925 冬 ~1927-01-18) 。字来庭，陕西户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 1887 ）。曾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北平大学教育行政院高等教育处处长，中法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法国文学系主任、经济系主任、中法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学系教授、主任、图书馆主任等。 1923 年始任西北大学教授。 1924 年间任西北大学政治经济科主任、教务长，在鲁迅到西北大学讲学期间，与李仪祉等分别作了专题学术演讲。 1925 年冬至 1927 年 1 月 18 日，在李仪社校长去职期间，代理西北大学校长。 1926 年 3 月初，吴佩孚遣刘镇华以 1 0 个师兵力围困西安城，历时 230 日，造成全城百姓及西北大学师生的极大困难。为发放教职工工资和口粮，他多方奔走，维持了师生的最低生活水准。 1927 年 1 月 18 日，他与李寿串、赵葆华、刘含初和李子洲等 5 人受命组成收束西北大学和筹备中山学院委员会，力、理西北大学的接收事宜和中山学院的筹备工作。刘含初西北大学陕源前身国立西北大学代理事务长、西安中山学院院长（ 1927-03~1927-06 ）。又名刘翰章。陕西中部（今黄陵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 1895 ） 2 月。早年求学于三秦公学。 1916 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 1919 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 1920 年与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魏野畴等发起成立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创办《秦钟》月刊（次年创立共进社后改为《共进》半月刊）。 1920 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通州（今北京通县）师范学校、苏州中学、广东岭南大学、上海大学（一度任教务长）、开封大学任教。 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 年春，在西北大学与杨虎城合办的耀县三民军官学校任教。 1925 年按党的指示，任陕西省国民党员俱乐部主席， 9 月任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宣传委员。同年 10 月，任国立西北大学讲师、代理事务长。 1926 年 4 月，西安被围期间，各校学生放假，与吴化之、王授金等创办暑期学校。 1927 年春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委员。 1927 年 3 月，改组西北大学为西安中山学院，任院长。 1927 年 6 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下令封闭西安中山学院，撤销其院长职务。中共拟安排去苏联学习，并返回家乡中部县（今黄陵县）安排家眷和做准备，同时在家乡做革命宣传，被陕北军阀井岳秀侦知，遂派部下前往捕杀。 1927 年 8 月 25 日在家乡为乡亲写对联时被井岳秀部下杨衮杀害。他在国立西北大学收束为西安中山学院时，对西北大学的外债、师生去留、围城中未考试的学生等作了妥善安排。在中山学院期间，主讲社会发展史课程，曾聘请邓小平、刘伯坚、魏野畴、杨明轩、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到校兼课或做讲演。余天休西北大学陕源前身西安中山大学教授、校长（ 1929 春 ~1930 夏）。广东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 ） 7 月 25 日。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 ）赴美留学，初入旧金山工业预备学校， 1912 年考入美国中部凡尔巴来素大学法律专业， 1916 年毕业后再入美国东部缅因大学学习社会、政治、教育、经济等科。 1918 年转入麻省克拉克大学研究院。 1920 年获克拉克大学社会及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 1920 年夏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法政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前身）、农业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前身）、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于 1922 年 2 月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学术社团——中国社会学学会，并任会长，主编会刊《社会学杂志》双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2 年创办殖边协会，任会长，创办边语学校（驻北平南苑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任董事长），教授蒙藏语，次年改为私立东方大学，任校长。 1927 年将东方大学与畿辅大学合并，改名为铁路学院（抗战爆发后停止）。 1929 年春，应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将军邀请，任陕西省政府顾问、西安中山大学校长。 1930 年夏任济南市政府顾问、齐鲁大学社会经济系主任、教授。 1933 年春返北平，次年继吴柳隅在天津接办《正风》杂志，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顾问、北平市总商会顾问。 1937 年秋任上海国际电讯社总编辑，主编英文《时事评论周报》。 1939 年至 1941 年在天津创办天津美业银行，任经理，经营美英投资。 1944 年任道教学院院长。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复在北平各校任教。 1949 年任广州大学教授。 1950 年 7 月赴美国旧金山，历任合和总会馆主席、中华总会馆总董、商董、中华学校校董、余风采总堂主席、余绍贤堂主席、东华医院董事、三藩市总商会监事、世界报主任编辑、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特许投资顾问、美亚联谊会会长、中美学院院长等。 1969 年 3 月 5 日病逝于旧金山。他是我国开展社会学研究最早的学者之一。著有《社会学大纲》（初在西安中山大学油印 200 余份，北平文化学社， 1931 ）《社会文化研究法》（在北平出版）、《人类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在北平出版）、《日本对华之冒险行动》（上海国际电讯社）、《经济学原理》（北平华北书局， 1933 ）等 15 种。未刊稿有《社会学导言》《社会学原理》等。今有谢立中编《民族复兴与世界联邦：余天休社会科学论集》（据其女儿胡余锦明女士保存的英文手稿翻译而成，收入其《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原理》《世界联邦政府》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汪公亮，朱照箕，陈文震主编有《余天休先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论》等。其女儿胡余锦明女士在西北大学设有“余天休先生助学金”。徐诵明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常委 (1937-10~1939-08) 。字轼游。浙江新昌人，生于清光绪十六年（ 1890 ） 10 月。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光绪三十四年（ 1908 ）赴日留学，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毅然归国参加革命军。 1918 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 1919 年任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 1928 年任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 1932 年任北平大学代理校长等。 1937 年后，历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常委、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委、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沈阳医学院和浙江医学院院长等。 1949 年，拒绝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历任卫生部教育处处长、人民卫生出版社社长、中华医学会编辑部主任兼于华医学杂志总编辑、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五届委员。 1983 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 1985 年被推举为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 1991 年 8 月 26 日在北京逝世。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西迁入陕，被任命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 4 名常委之一 ( 临大、联大当时不设校长，由常委商决校务 ) 。临大开学之后又兼任西安临时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教授。 1938 年，国民政府令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徐诵明与其他师生对此持有异议，遂与教育部长陈立夫通电话交涉，但仍强令南迁。 1938 年 3 月 9 日，经校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决定，成立了以徐诵明等 17 人为首的“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随后在徐诵明的带领下，于 1938 年 3 月 16 日由西安乘火车至宝鸡，然后下车徒步翻越秦岭，历时牛月，抵达汉中。随后，他又与其他常委一起，亲自勘察寻房，将西安临时大学全校安置在三县六处。 1938 年 4 月 3 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 350 次会议决定，令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徐诵明仍任常务委员。但他于 1938 年 9 月第 38 次校常务委员会议之后，被准予辞去所兼法商学院院长职务，并聘请原西安临时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许寿裳教授继任。由于教育部对此任命不满，遂任命张北海为法商学院院长。这一任命变动导致了西北联大师生反对解聘部分教授的学潮。他对此表示同情，并立即批准许寿裳的辞职，同时自己也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在由此引发的学潮中， 3 名学生被捕。为此，他曾与黄觉非教授等同去汉中警备司令部找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同乡疏通，后在国民参政员邹韬奋和立法院长孙科等的呼吁、电令之下，才释放了 3 位学生。约于 1939 年 9 月国立西北大学开学前两月，他与许寿裳、沈志远等一批教授一起，被排挤出校。他是我国著名病理学家和教育家，开创了我国病理学科，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创建我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病理学人才。 1920 年，曾主持审定我国病理学中文名词。在日本留学时，曾对寄生虫感染者在血液中有嗜酸性白血球增加的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回国后，又对北京居民粪便中的寄生虫卵进行普查和对照研究。 1930 年，在教育部负责起草医学院六年制教学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出版和重版了一批中医经典著作和俄文版高等医学教科书。译著有《病理学》 ( 上、下册，译自日文 ) 、《论广岛原子弹爆炸及危害性》 ( 译自英文 ) 等。李蒸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常委 (1937-10~1939-07) 。字云亭，河北滦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5 ）。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农业大学、民国大学讲师、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副教授、北平大学教育行政院扩充教育处处长兼秘书、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实验部主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代理校长等职。 1932 年起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 1937 年起，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 1939 年 8 月起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在党政方面，历任河北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副书记长、中央常务千事兼北平支团筹备处主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 (1945 年后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7 年 9 月 ) 、北平和平谈判代表 (1949 年 4 月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1949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院参事、民革中央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5 年逝世。 1937 年 10 月至 1939 年 7 月，他担任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务委员时，还兼任西安临时大学法商学院院长和西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他在 1949 年以前的论著散见有： 20 年代发表在《教育与民众》、《教育丛刊》、《师大月刊》等刊的《实验部三年计划大纲草案》、《美国中学校之体育》、《河北省增设社会教育事业计划和预算》、《民众教育问题》、《民众教育的认识》、《积极的社会教育》、《国家的出路与教育》、《民众教育意义及办法之初步研究》、《今后教育建设之路》等等。李书田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常委 (1937-10~1938-06) 。字耕砚，河北昌黎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 ）。 1923 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学门。 1923 年考取清华学校派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铁道及水利学，获工学博士学位及美国华铁尔博士顾问工程师处副工程师。 1927 年归国后，历任北洋大学土木系教授、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教授、天津工商大学教授、永定河工款保管委员会委员、整理海河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委员会委员、辽宁省建设厅顾问、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委员、东京万国工业会议及世界动力会议建设委员会委员兼中国工程学会代表、国立北平研究院研究会员、北方大港筹备处主任。交通大学唐山土木工程学院院长、北洋工学院院长。 1929 年代表国民政府及中国工程学会赴日本出席万国工业会议及世界动力会议。旋由美国铁道工程学会聘为铁道运行经济研究委员会及河工港工研究委员会委员。 1937 年 10 月至 1938 年 6 月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商决校务。 1938 年 8 月至 1939 年 3 月任西北工学院院长。 1939 年 9 月，被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 1940 年 5 月，任华北水利委员会总务处处长。 1943 年 3 月至 4 月，特派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在 1929 年出版的《万国工业会议论文集》中，收录有 4 篇论文。著有《农田水利出版物之搜集》、《华北水利建设概况》等。陈剑翛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常委 (1937-10 ～ 1938-06) 。名宝锷，江西遂川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 1896 ）。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获硕士学位。 1925 年被派赴爱丁堡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归国之后，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北京中国大学教授。 1930 年后，历任中央大学理学院教授、中央大学教务长、院长、武汉大学教授。 1946 年 10 月任广西大学校长等。 1927 年任南京市政府教育局局长。 1928 年 4 月任国民政府大学院社会教育处处长。 1928 年 12 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 1929 年 11 月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次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931 年任陆海空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党务设计委员。 1931 年 12 月至 1932 年 9 月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38 年 6 月至 1939 年 3 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 1948 年任广西省政府顾问、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抗战初期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相继担任西安临时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校常委，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等一起商决校务，并兼任西北联大秘书主任 ( 后改由黎锦熙接替 ) ，负责学校的文书工作和出版工作。他还为 1937 年创刊的《西安临大校刊》撰写了发刊辞。他在任内与其他负责人一起完成了西安临大和西北联大的组建工作，并将校址由西安迁往陕南，经历了较为艰苦的时期。 1938 年夏，他因感联大内各自为政，矛盾重重，遂辞职前往湖北。在《西大学报》、《教育与民众》等刊发表有理科学对于近代文化的贡献》、《先锋工作及实验在民众教育上之地位》等数十篇论文。著有《品性与本能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儿童的梦幻》等。胡庶华西北大学教授、校长 (1939-11-28 ～ 1941-02-14) 。字春藻，湖南攸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 1885 ）。清末秀才。 1912 年毕业于北京译学馆， 1913 年公费赴德国留学， 1920 年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并获铁冶金工程师学位，复获德国铁冶金博士学位。 1922 年归国后，历任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国立武昌大学总务长、教授、代理校长等。 1925 年 9 月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兼江苏图书馆馆长。 1929 年 6 月 12 日至 1932 年 9 月 15 日任国立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工程学会会长。 1933 年， 1941 年 2 月， 1945 年 3 月三度出任湖南大学校长。 1935 年 8 月至 1938 年 7 月任重庆大学校长。 1939 年 11 月 28 日至 1941 年 2 月 14 日任西北大学校长等。 1925 年至 1928 年间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上海炼钢厂筹备处处长、汉阳兵工厂厂长。 1928 年至 1929 年间任烈山煤矿局局长、军政部上海炼钢厂厂长等技术职务。 1928 年 3 月任农矿部农民司司长， 12 月任农矿部技监兼林政司司长。 1939 年 9 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监察。 1942 年 7 月任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 年 2 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监察会监察兼副书记长和青年工人管理处处长， 5 月任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5 年 4 月任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5 月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1946 年 11 月任制宪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 1948 年任立法委员等党政职务。 1949 年在香港通电起义，后历任北京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图书馆馆长、教授，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1939 年 8 月至 1940 年 8 月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曾一度主持了全校的军训工作，兼任全校军训队队长。他每日清晨坚持参加军训早操和有关仪式，从严要求学生并以身作则。以后由于校内派系之争，而于 1940 年 8 月离校， 1941 年 2 月复任湖南大学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矿冶研究和高等教育事业，主张教育救国，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重，提倡“小学普遍化，中学职业化，大学学术化”，主张“大学教育应注重高深的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并鼓励研究，以促进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在教学上重视基础理论与现场实习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办学强调师资队伍素质，引进新教材和开展学术研究。著有《铁冶金学》、《冶金工程》、《钢铁工业》、《中国战时资源问题》等。晚年著有《中国古代矿冶技术史》等。陈石珍西北大学教授、代理校长 (1940-10 ～ 1942-03) 、文学院院长。江苏江阴人，生于清光绪十八年（ 1892 ）。曾任教育部参事等。他担任西北大学代理校长期间，推崇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努力整顿西大，安定教学秩序。他曾说过：“本人以为充实学校内容，使全校有浓厚研究学术之兴趣，为最要任务。”在 1941 年间，他由各地聘到新教授、讲师 20 余人，先后建成图书馆及大礼堂，并尽力添置图书仪器设备。后因西大 1941 届一批学生转移陕北及学潮，而于 1942 年 3 月被迫离职。赖琏（ 1900 — 1983 ）西北大学教授、校长 (1942-10-21 ～ 1944-08-01) 。字景瑚，笔名觉仙。福建永安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 1900 ）。 1919 年毕业于雅礼大学预科，同年 7 月，赴美留学，入伊利诺大学，习机械工程。 1924 年毕业后，于密西根州底特律福特汽车公司，研究汽车制造及工业管理。后应程天放之邀，赴加拿大主持《醒华日报》，并在多伦多大学选修政治经济学。 1925 年再度到美国，入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于次年获工学硕士学位。后入爱迪生电力公司，任初级工程技术人员。 1926 年归国，初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干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高级班上校机械工程教官。 1927 年夏，任总政治部秘书长， 11 月任高昌庙兵工厂工程师并襄助管理全厂行政事宜。 1928 年任总司令部军官团上校教官兼组织科长。不久，任《京报》总编辑。该报停刊后，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中央大学工学院教授。 1930 年任《中央日报》总编辑。 1931 年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1932 年起历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财政局长、连云港市市长， 1935 年去职。 1937 年递补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6 年 12 月派为湖南省党部特派员。 1939 年 3 月后，任西北工学院代院长。 1942 年 10 月 21 日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 1944 年 8 月 1 日免去校长职务，赴重庆任教育部常务次长。 1945 年 5 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7 月调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副部长。 1946 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 11 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 年当选为第一届立法委员、立法院侨务委员会委员；同年 5 月，赴美国。 1949 年起在新泽西州乔经柯特大学执教 3 年。在此期间，创办《华美通讯社》、《华美日报》。后入联合国秘书处，任中文组主任。晚年定居台湾，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在西北大学期间，他提出“提高课程标准”，“加强读书空气”，“使西大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最高学府”。在纪律上，不许学生随意缺课，并要求教师严格点名及加强考试。在办学上，积极清理旧债，偿还积欠，整顿学生贷金，又将全校房屋大加粉刷，使学校面貌有所改变。在学术方面，倡办《西北学术》，刊登数学、物理学、化学、文学、史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并亲自担任发行人，支持办刊。他曾回忆说：“西北大学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学校，它成立后的三四年当中，大小学潮闹了若干次，学校当局更换了好几任。教育部部长、次长和陕西省军政当局，都先后亲到城固视察、安抚，表示政府重视西北高等教育的至意。可是，西北大学始终安定不下来。有一个时期，简直没有人想去做那个学校的校长。” 他到校后配合军政当局，逮捕 4 名共产党员和学生，送往西安西北青年劳动营拘禁，又向近百名学生和一些教授发出政治警告信，清查师生中的共产党员。 1941 年 6 月至 1942 年 6 月有 40 名学生共产党嫌疑被扣发毕业文凭， 6 名学生被迫提前离校，随即被开除学籍，有 5 名学生被勒令退学，限期离校。在他任内，曾于 1943 年春在重庆教育部长陈立夫举行的一次家宴上与中共中央驻渝代表周恩来会晤。著有《漫游散记》、《还乡梦的幻灭》、《游踪心影》、《烟云思往录》等。 ? 杨宙康西北大学前代理校长 (1944-02 ～ 1944-07) 。湖南长沙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 1898 ）。 20 世纪 40 年代初到西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 1944 年 2 月在前任校长赖琏调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和 1944 年 7 月新任校长刘季洪未到任期间，代理西北大学校长。在赖琏担任西北大学校长期间，曾接替杜光埙，任教务长。刘季洪西北大学前校长 (1944-12-23~1947-10) 。江苏丰县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 1904 ）。 1925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继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教育硕±学位。 1930 年复获化学博士学位。归国后， 1935 年 1 月任湖南大学校长。 1935 年 11 月 2 日至 1939 年 4 月 7 日任河南大学校长。 1939 年 10 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秘书。 1942 年 8 月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944 年 12 月 23 日至 1947 年 10 月任西北大学校长，兼任国立西安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5 年 5 月 )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6 年 11 月 ) 。 1948 年任行宪国民大会代表，兼政治大学教育系主任等职。 1949 年去台湾，续任“国民大会”代表，曾任正中书局总编辑、总经理、董事长，兼任台湾师范大学及政治大学教授、系主任。后历任政治大学校长、“考试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兼主席团成员、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委员、孔孟学会理事、教育学会和宪法学会常务监事等。他到校之初，提出三项具体措施：“一为在物资困难中，先谋生活之维持；二为·在战局沉闷中，尽力鼓励精神之振奋；三为在设备缺乏中，仍求教学研究工作之推进”。为此，他积极筹款，尽量提前购置米粮、烧柴及照明之土蜡、汽油，并将校长专用黄包车改为食堂生活用车。他提倡学生一律参加早操，加强课外活动，增加师生生活兴趣，并将汉中军用全套戏箱商洽转让学校，使西大的平剧演出更为精彩。他还尽力策划鼓励教学研究。在其任内，支持中文系研究西北方言及民歌；支持历史系成立考古室 ( 后改为西北文物研究室 ) ，并促成将教育部所属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年所集资料，拨归本校；支持教育系与陕西教育厅合作，利用各中等学校投考试卷，做国语、英语、数学三科教材教法研究；亦支持生物系开展秦岭植物调查、地理系开展汉中盆地研究、经济系做西北经济调查等。他还积极为学校在京、沪及国外购置图书仪器，并在美援物资中争得大批理科仪器与医疗器械、病床。他秉承当局旨意，加强校内国民党务、三青团务和训导会议，认为“过去学校亦曾有自治会的组织，但因职权不清，易生流弊” 故不准成立教授会、职工会，学生不准成立学生自治会。 1946 年初，他配合当局，组织了反苏游行签名活动，‘分别发出“致国民政府主席电”、“致斯大林电”、“致杜鲁门、艾德礼、斯大林”等反苏急电。 1946 年 4 月 15 日，因不准成立学生自治会，而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被夺枪夺印并出走。随后返校成立“护校团”，配合军警、法院，与学生形成严重对立，搜捕了四五十名学生，并逮捕其中的 20 名学生，在陕西省高等法院汉中分院以“暴动行凶、触犯刑律”起诉审讯。之后，以“鼓动风潮，参加暴动”，开除卫佐臣等 41 名学生，对赵鼎中等 27 名学生勒令退学，对吴维琦等 9 名学生记过两次。此举在全校乃至全国引起轩然大波，《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上海《文汇报》、《时代日报》等报发出消息，声援学生。在舆论压力下，学生获释。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季洪作为学校迁建委员会主任，主持将学校由城固迁回西安，并与各方交涉，争取到国库拨款 10 亿余元和教育部拨款 2 亿元用于复员迁校修建费 (1946 年西大全年经费仅 8000 余万元 ) 。他除争得将城外东北大学旧址 ( 亦为原西北大学旧址 ) 拨用外，又促成城内私立西北药学专科学校校舍和冯钦哉将军私产 ( 与药专毗邻的空地数十亩 ) 的转让，从而奠定了学校的永久基础。在《教育与社会季刊》发表有《社会教育与国民道德》等。著有《各国成人教育》、《教育统计学》等。马师儒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教授、校长 (1948-04 ． 29 ～ 1948-09-21) 、文学院院长。字雅堂，陕西米脂人，生于清光绪十四年（ 1888 ）。 1919 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留该校附中任教。 1921 年，留学德国，在柏林大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后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心理学及哲学研究所，并专门研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 1927 年回国，应杜斌丞先生之约，任榆林中学校长。 1928 年到上海劳动大学任教授兼教育系主任。以后又任北京大学、青岛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授，并曾任陕西省政府委员等。 1948 年 4 月 29 日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 1948 年 9 月 21 日辞免。 1949 年应四川大学之聘，赴川讲学。 1949 年后，在西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 1954 年，西安师范学院成立，任教育研究室主任及校务委员等职，兼任政协陕西省西安市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委员等。 1963 年逝世。他在任教期间，主要讲授教育学、心理学、中外教育史等课程。在任西北大学校长时，对保障师生研究学术的自由、支持学生成立自治会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西安警备司·令部人员在南院门电影院打伤西北大学学生一事，曾率学生向胡宗南、祝绍周提出抗议，并要求赔偿医疗费和登报道歉。他在德国、瑞士留学时，曾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俄为师的新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主张是正确的。” 对“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改变了我过去的一切想法。” 1942 年春，他由城固回陕北奔丧期间，在延安，由北京大学老同事范文澜作陪，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宴请了他，并介绍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同时也询问了西北大学和陕南教育的情况。毛泽东还请他向在西北大学任教的、早年的老师黎锦熙教授问候。经过这次谈话，马师儒对毛泽东的“体大思精”极为崇敬，他的这种思想和感情在他的《感怀奇遇》一诗中有充分的流露。他在延安参观工厂、学校、机关之后，应抗日军政大学的邀请作了公开演说，发表了对中共领导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抗日战争的肯定评价与乐观的展望。他认为要救全中国可怜的孩子，必须像延安一样根本改变中国的旧教育，“延安是中国奔向社会主义的站台”。在辞别延安时，他坦率地说：“边区虽小，有新气象，重庆摊子虽大，但有死气。中国大事已定，共产党必胜。”回到西北大学后，不但鼓励女儿马昭信参加学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而且积极宣传进步思想。他的延安之行，触怒当局，部令严斥：“身为文学院长，在陕北讲演，公开赞扬异党政治，应予警告 ! ”遂即被免去文学院长职务，并下通缉令。在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他书写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对家庭做了安排，随时准备牺牲。他的教育学术工作，主要侧重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史的研究。在青年时代，他的思想受到姑夫高又尼 ( 祖宪 ) 先生的很大影响。高又尼早年在泾阳味经书院受业于刘古愚先生，很有维新思想。马师儒认为那种修修补补的维新改良办法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于是相信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 1913 ～ 1919 年在北京学习和任教期间，恰遇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五四”运动爆发，这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震动，开始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的问题。他在德国期间，开始研究孔子、孟子、王阳明、颜元等的教育思想，尤对老子教育思想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他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绝不是让人“避世”，什么事情都不千，而是教人不要不顾利害，一味盲动冒进，胡作乱为，违反自然发展的规律。曾在德国有关教育杂志公开发表有关教育思想研究的论文。著有《哲学概貌》。 1949 年后，撰有《中国近代教育史讲义》。另留有《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手稿。杨钟健西北大学前校长 (1948-12-11 ～ 1949 夏 ) 、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字克强，陕西华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 ）。 1917 年毕业于陕西省立西安第三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开始与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等交往并从事革命活动。 1919 年组织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主编《秦劫痛话》。 1921 年创办《共进》半月刊，次年组建共进社。 1923 年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冬赴德国，随慕尼黑大学的布罗里 (Brolli) 和施洛塞 (Schoser) 学习古脊椎动物学。 1927 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在北京担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兼周口店发掘的指导工作。 1928 年后主持实业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发掘事务。 1929 年后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教授。 1929 年，在北平发起成立了中国古生物学会，并一直参加学会领导工作，多次被选为理事长。 1936 年任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 1936 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在章鸿钊的帮助下逃离沦陷的北平。先后在昆明、重庆、新疆等地从事研究工作。 1944 年由翁文灏推荐，赴美、英、法、瑞士、加拿大考察和讲学，历时 3 年，于 1947 年回到南京。次年 12 月 11 日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兼任国立西安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8 年 4 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 年应中国科学院之请，进京工作，并于次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第一任局长兼新生代研究室主任。同时参与筹办《科学通报》、《中国科学》、《科学记录》等刊物。之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莫斯科自然博物学会国外会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等。 1979 年 1 月 15 日在京逝世。他早在 30 年代就兼任西北大学教授。 40 年代末主持西北大学期间，正值危难之秋。其时，国内市场萧条，物价飞涨，教育事业面临严峻形势。上任前，好友翁文灏曾多方暗示，研究工作与培养人才同等重要，应慎重考虑去西大之事。北京某大学校长胡适也戏谑他：“欢迎参加叫化子团。”但同时，在南京、西安的同乡于右任、岳劼恒等，则殷切期望杨钟健能为家乡尽力，主持这所西北最高学府。西北大学的师生也很欢迎杨钟健。他到任后，在人事上采取了“宜稳而不宜动”的策略，仍请岳劼恒任教务长，原校长马师儒任文学院院长。接着，他又进一步健全学校各级会议制度，定期处理校内事务和研究重要事情。他在第一次校务会议上表示：“我这一次来西北大学，绝不是来维持现状的，我对西大有一种抱负，希望能把西大办成进步的、充实的、合理的、名副其实的西北学府。”他积极推动学校的学术研究，带头举办学术报告，展出自己的著作，鼓励师生开展科学研究。他对西大地质系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很多具体意见。 1949 年 2 月 1 日的《国立西北大学地质通讯》第 2 期曾报道他到校后的变化说：“本校自杨校长莅校以来，积极整顿，不遗余力，学校在任何方面均有长足之进步，对学校研究之加强，提倡尤力，故校中各社团，各学会莫不大形活跃云。”“自由民主之风气，扬溢校内。”他主校时期，最为重要的事件是在岳劼恒、关中哲、戴万里等人的配合下，主持了反迁校的斗争。当时，西安面临解放，教育部及地方军政长官胡宗南等均施加很大的压力，命令将西北大学迁往成都。校内亦形成主张迁校和反迁校两派，杨钟健等由于反迁校甚至被人诬以“杨中奸”、“杨中间”，还数次险遭人身危害。最后，终在杨钟健等人的拖延策略下，使西北大学免遭了又一次迁徙之难，并使这所古老的大学完整地归于人民。杨钟健进京工作后，还一直关心西大的发展。 1964 年在西安参加会议期间，还回校参观了西北大学古脊椎动物化石陈列室等。他在学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他曾先后被选为莫斯科自然博物协会名誉会员、北美古脊椎动物学会名誉会员和英国林耐学会会员。著有《地震浅说》 ( 合著，上海中华书局， 1924 年 ) 、《古生物通论》 ( 上海中华书局， 1926) 、《去国的悲哀》 (1929) 、《西北的剖面》 (1931) 、《自然论略》 (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4) 、《禄丰晰龙动物群》 ( 科学出版社， 1951) 、《演化的证实与过程》 (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2) 、《中国标准化石 ( 脊椎动物 ) 》 ( 合著，地质出版社， 1954) 、《古脊椎动物的演化》 ( 科学出版社， 1955) 、《演化的实证与过程》 ( 科学出版社， 1957) 、《生物演化的概念》 ( 科普协会， 1957) 、《山东莱阳恐龙化石》 ( 科学出版社， 1958) 、《合川马门溪龙》 ( 合著，科学出版社， 1972) 、《中国三迭纪水生爬行动物》 ( 合著，科学出版社， 1972) 、《杨钟健回忆录》 ( 地质出版社， 1983) 等。还有《记骨室文集》等。另外，还发表有 600 多篇 ( 本 ) 学术论文和 2000 多首诗作。他毕生从事地层古生物学的研究，其范围涉及地层古生物、古人类和考古学等领域。他研究著名的禄丰恐龙动物群和新疆、山西等地二迭纪、三迭纪爬行动物群，对我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 1927 年发表的《中国北部之啮齿动物化石》，是我国古脊椎动物方面最早的著作。岳劼恒西北大学代理校长 (1949-05 ～ 1949-08) 、代理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9-08-04~1950-07) 、副校长 (1956-12-18~1961-05) 。又名陋五、鲁五。陕西西安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 192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同年，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于 1932 年取得硕士学位，于 1936 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 1936 年归国后，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法大学教授。 1937 年返陕，先后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 1941 年任西北大学物理系主任。 1947 年任西北大学教务长。 1949 年 5 月被任命为西北大学代理校长。 1949 年 8 月 4 日被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任命为西北大学校务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主持校政。之后历任西北大学教务长、副校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西安分会主席、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民盟陕西省委副主任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 1961 年逝世。他在主持西北大学校务工作期间，艰苦创业，呕心沥血，为西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担任教务长期间，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工作。 1948 年，物价飞涨，学校经费短缺，学生难以维系生活，成为当时学校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为此，他受校长委派，赴南京与教育部据理力争，终使教育部提高了学生的伙食标准。 1948 年底，在迁校与反迁校的斗争中，他与杨钟健校长配合采取了巧妙的应付措施，保护了西北大学的财产。在 50 年代初的大学专业调整中，他对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省的情况做了具体分析，据此对西北大学的专业设置作了全面的规划和安排。除稳定大多数系的原有专业外，还在生物系设置了植物专业，在地理系设置了自然地理专业，在地质系设置了石油地质专业等。 50 年代初，他积极贯彻落实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精神，对师资培养工作做，出细致的安排，积极组织各系教师参加前苏联专家讲习班、研讨会，参加国内的暑期讲座，到国内有关高校和科研单位进修，从而为西北大学的师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非常重视教材建设，曾先后编写了《理论力学》、《热力学》、《光学》、《近代物理》等 10 多种讲义。先后讲授过光学、高等物理、化学、近代物理、理论力学、热力学、气体分子运动论、普通物理、理论物理、原子物理、量子力学、晶体光学、高等光学等多门课程。在 50 年代末期的教改热潮中，他坚持稳健求实，不随波逐流，及时否决盲目抛弃外国先进的教育模式和部分教师提出的“一条龙”教改方案 ( 即把《普通物理学》等课程中的力学部分和理论力学部分合而为一，一次学完 ) 等。他还克服重重困难，支持创建物理系机械厂，制作和维修实验仪器，亲自参与实验室建设。他熟谐光学和 X 射线晶体分析， 30 年代即进行旋光学在物理化学中的应用研究，发展了 P ． Job 创建的连续变化法，把这种方法应用到酒石酸和它的衍生化合物与金属离子组成络合物的研究，创出了金属离子络合物光学研究的新途径。围绕这一课题，他先后发表了 10 余篇论文。 50 年代，他指导物理系、化学系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展络合物光学研究。他们利用连续变化法原理，选择了旋光度、光密度和折光度，作为具有加合性物理性质，研究了酒石酸及其衍生物和铜、镍、铁 ( Ⅲ ) 、钴（Ⅱ ) 等金属离子组成的络合物的光学性质，确定了所形成络合物的组分比，做了圆双色效应的研究，发表系列论文 8 篇。学部委员徐光宪教授曾在 1959 年第 17 期的《科学通报》上撰文总结建国 10 年来的科研成就时认为：“在络合物光学研究方面共有 20 篇论文，大部分是用连续变化法来决定络合物的组成，其中以西北大学岳劼恒等所做的工作比较成一系统。”他在 1949 年以前的代表作有在法国的《物理学报》、《物理化学学报》、《科学院周报》等刊物发表的《酒石酸几种复盐的实验研究及其在物理化学上的应用》 ( 博士学位论文， 1936) 、《钍盐对酒石酸的作用》 (1932) 、《铝盐对酒石酸钠盐的作用》 (1933) 、《氟酸之浸蚀玻璃之光学研究》 (1935) 、《几种酒石酸导出化合物的晶体研究》 (1936) 等。在《西北大学学报》《科学与技术》等刊物发表有《酒石酸一氧化钨组成胶体在强酸影响下的转变，几种酸强度的比较》、《铜与酒石酸组成络合物的光学研究》、《连续变化法——研究溶液中的络合物组成和稳定度的一种新方法》等 8 篇。他还在科研管理、教育研究等方面发表了《纪念居里夫人》、《对于新民主主义下大学教育之管见》等大量论著。任期与《西北大学校史稿》所载有所不同，此处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 ( 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9) 。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 ( 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9 ）。赖琏：一个最愉快的回忆，《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1969 。刘季洪：国立西北大学回忆记略，见尹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 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刘季洪：国立西北大学回忆记略，见尹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 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刘季洪在第一次全校集会上的讲话，《国立西北大学校刊》， 1944 ，复刊第 1 期。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 ( 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9) 。见《马师儒自传》。见《马师儒自传》。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 ( 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9) ；张玉衡：抗战胜利后之母校，见尹雪曼编：《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 ( 台北：国立西北大学校友会， 1969) 。原《西北大学校史稿》无此任命，此处据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 ( 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9) 。详见文献：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学人谱》（第一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1-546 页。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学人谱》（续第二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388 页。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学人谱》（第三集），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1-560 页。姚远：《西安历史大词典·民国西安词典·九 - 人物》，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第 433-611 页。;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5513 次阅读|7 个评论

魏梦月学位论文：晚清《汇报》及其初期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研究: kexuechuanbo 2012-7-2 12:17; 魏梦月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姚远教授：晚清《汇报》及其初期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研究 .西安：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 欢迎点击阅读全文：魏梦月(1).pdf 魏梦月(1).pdf; 个人分类: 弟子学位论文|310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刘小燕学位论文：晚清《农学报》与其农学知识体系传播: 热度 2 kexuechuanbo 2011-6-29 13:09; 晚清《农学报》与其农学知识体系传播硕士研究生刘小燕指导教师姚远教授目录第一章绪论 . 1 1.1 研究的目的、意义 . 1 1.2 研究现状 . 2 1.3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3 1.4 可能的创新之处 . 5 第二章《农学报》之前西方农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 7 2.1 《农学报》之前农业科技在综合性期刊中传播的文献调查 . 7 2.2 传播农学知识最具代表性的4 份期刊 . 8 2.2.1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首次介绍西方农会 . 8 2.2.2 《格致汇编》首次系统介绍西方农学和农业 . 9 2.2.3 《时务报》与梁启超的重农思想 . 11 2.2.4 《知新报》首次设置“农事”专栏 . 12 2.3 农学知识传播催生了农业期刊——《农学报》 . 14 第三章《农学报》的媒介组织形态 . 16 3.1 《农学报》出版经营概况 . 16 3.2 罗振玉与《农学报》 . 20 3.3 藤田丰八与《农学报》 . 24 3.4 上海农学会与《农学报》的关系 . 26 3.5 办刊背景、宗旨与定位 . 28 第四章《农学报》的传播策略与传播机制 . 32 4.1 编辑传播策略 . 32 4.1.1 编辑出版奉旨刊行 . 32 4.1.2 栏目设置中西并举 . 32 4.1.3 延伸产品《农学丛书》 . 35 4.1.4 编者读者合而为一 . 36 4.1.5 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 37 4 .1.6 综合性强覆盖面广 . 38 4.2 农事新闻传播策略 . 40 4.2.1 农事新闻栏目概况 . 40 4.2.2 农事新闻传播特征 . 41 4.2.3 农事新闻传播意义 . 49 4.3 扩散传播机制 . 50 4.3.1 晚清农业科技推广传播的影响因素 . 50 4.3.2 西方农学与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渠道与多级传播模式 . 55 第五章农学知识体系传播内容分析（上） . 60 5.1 “农业保险”与农业经济学 . 60 5.2 光电与农艺化学 . 61 5.3 农业气象学 . 63 5.4 蚕体解剖学与土壤学 . 65 5.5 肥料学 . 66 第六章农学知识体系传播内容分析（下） . 69 6.1 农作物学、园艺学与林学 . 69 6.2 植物保护与病理学 . 73 6.3 农具及农力学 . 74 6.4 种植学与农产制造学 . 75 结论 . 79 一、第一份专业性科技期刊的新闻事业价值 . 79 二、罗振玉、王国维、藤田丰八等编辑群体的知识转型 . 81 三、新闻与传播策略、机制的特殊性 . 83 四、农学知识体系传入的科学意义和社会意义 . 86 参考文献 . 90 附录： . 95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83 致谢 . 184 摘要《农学报》创刊于 1897 年，是中国第一份专业农业科技期刊。由罗振玉、蒋黼等创设的上海农学会所主办，办刊长达十年之久。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态，且维持长久的生命力，可谓当时报刊业的一个特例。鉴于此，本文采用数据统计、比较法、原始文献分析考证法，从其媒介形态、编辑传播策略、机制与传播内容等方面作进一步研究，从而明确《农学报》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与农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全面调查《农学报》之前晚清综合性期刊中涉及农学知识的文献，结果表明，这些期刊中农学知识均是以零散的单篇文章出现。《农学报》作为中国第一份专业科技期刊，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农学知识。《农学报》刊载的西方农学知识全面系统，分为农业基础科学与农业应用科学两大类。《农学报》传入的西方农业基础科学，主要包括农业经济学、光电学、农艺化学、农业气象学、农业生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等，其中农艺化学、农业气象学、农业经济学是其他期刊所没有的新知识，除此，还有农政管理方面的文章。农业应用科学，主要包括作物学、园艺学、农力学、植物保护与病虫害学、农产制造学等。所传入的学科较为齐全，构成了现代农学的基本框架。在传播策略与机制上，《农学报》采用独特的编排方式，将翻译的农学论文按学科汇编成《农学丛书》，进行二次传播。农学会的成员兼具编者与读者双重身份，其所办的《农学报》又作为农业学堂的教材，学生亦成为其受众，再由乡绅讲授于“乡劳野夫”，这就形成了农学会、《农学报》、农业学堂、乡绅等多级传播模式。《农学报》经由日本系统传入的西方农学知识体系，注入中国传统农学体系全新的知识元素，以前所未有的媒介形态实现了西方现代农学知识体系与中国传统农学知识体系的传播和交融，并以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运用于传统农学为标志，首次系统地、大规模地和整建制地将农业科学技术分类精细化，从而形成了古代与近代中国农学的分水岭，初具晚清中国农业知识体系的雏形。不仅在媒介形态的特殊样式上，而且在农学知识的传播总量和体系的完整性上，《农学报》实现了空前的历史性跨越，为中国现代农学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关键词《农学报》，罗振玉，农学体系，编辑传播策略，农事新闻，传播扩散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刘小燕，姚远 . 《农学报》之前西方农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 ， 39(6):1107-1111 刘小燕，姚远 . 《农学报》与其农业基础科学传播 .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 40(2):371-376 刘小燕，姚远 . 《农学报》与其农业应用科学传播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2010 ， 10 （ 5 ）： 116-121 刘小燕，姚远 . 《农学报》及其编辑传播策略 .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 40 （ 6 ）： 54-59 刘小燕，宋轶文，姚远 . 从创新扩散理论看《农学报》中农学知识及农业科技的推广 .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 2010 ， 12 （ 4 ）： 572-575 ； 583 王小龙 . 依法理财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 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11 月承担编审工作，并协助总编审统稿科研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晚清民初期刊演化与科学传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07XXW004 ），编制《近代中文期刊一览》，承担一章撰写，并协助主编统稿参与陕西省科技厅“陕西科技志—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FZ10124 ）” , 撰写地理学部分致谢当学位论文终于尘埃落定的一刻，一种无言的感动与欣慰油然升起。回首这一路的点点滴滴，走走停停，喜悦、焦虑、忙碌、迷惘将这段原本空白的生活填充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三年的时光，在缝隙中荏苒，转瞬间到了离别的季节，太多的眷恋与不舍留存心间。留恋西大校园的每一寸土地，让我的脚步走得更为坚定踏实；留恋姚老师无私的奉献和帮助，让我在求学的路上找到了风向标；留恋我们每周一聚的小集体，让我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留恋朝夕相处的朋友，让我在困惑中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三年的成长在潜移默化中积淀，在这一段旅程中，我汲取了一笔精神财富，珍藏有太多的感谢与美好的回忆。在此，谨向三年来给过我关心、帮助的老师、同学、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导师姚远教授三年来对我学业的指导和生活的关心。从论文选题到整个写作过程，都倾注了姚老师的心血，他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兢兢业业的职业追求，让我们每个学生都发自内心的崇敬。记得读研的第一个学期，未曾认识姚老师，那时的自己处于彷徨状态，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对整天浑浑噩噩的研究生生活有所失望。直至学期末，与姚老师商讨我的论文选题，针对我的专业给我提供了多种思路，分析每一个选题的难易程度，甚至寒假期间，仍多次交流，时间再晚也毫无怨言，对于学问，他总是津津乐道，有着用之不竭的热情。心中时刻惦记着每个同学的论文进展情况，有新的想法、思路都会及时告知，哪怕是在假期，每次收到老师的短信，都会心生感激。而对自己却是无尽的自责，多次看到老师在线，发一条信息问侯健康状况，每次的回答总是惊人的相似，书稿已经写了几万字，还在写作中。这样的答复让我倍感惭愧，心里像针刺过的痛，老师在忙碌工作的时候，自己却在尽情的放松。姚老师视时间为珍宝，当我们还沉浸在睡梦中的时候，他早已进入学习状态，潜心写作，实现他尚未了却的心愿。许多个清晨，辛劳只需一盏灯来证明，在一个连时间也感到疲惫的书桌前，他继续着自己心中不灭的旅程。几十万字的论著最终见证了他的心血，奉献也成为他最为明了的代言。严谨踏实的工作态度与旺盛的求知欲在无形之中已经为姚老师贴上一张完美的标签。平时我们所作的每篇论文都要不厌其烦地修改五六次才能通过，逐字逐句，即便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也逃不出他的“火眼金睛”，每一个结论都要有根有据。论文每改一次，满处都是红色的字迹，圈圈点点，密密麻麻的符号中隐匿着我无数次的感动，却从未对老师说过一声“感谢”。也许，“感谢”二字不足以表达对姚老师的崇敬与感激之情。有时候总在设想，如果没有姚老师的严格要求，我应该不会如此快地进入研究状态，如果没有老师的关心和询问，学位论文应该不会提早完成，如果没有老师的坚持与鼓励，我是不是会在枯燥烦琐的古文面前退缩，如果没有遇到姚老师，我不敢设想我的研究生阶段该是怎样一种混乱不堪的状态，短暂的三年也许会是另一种结果。太多太多的如果，生活的路不能假设，也没有假设，只能说明我是幸运的，感谢上苍是如此的眷顾我，让我遇到如此完美的一个老师，才使我的研究生生活足够充实和完整，我最大的收获亦在于此。姚老师所做的一切，我不知用何种方式回报，也许一切尽在不言中，能做的只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他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减轻他的疲惫与辛劳。时之已久，我们的思维方式、角度、论文写作水平都有了长足地进步和提高，在追求学术的路上，我从一片漆黑中步步迈进，逐渐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而姚老师是正是那一盏照亮黑暗的启明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给我指引了一条继续前行的路。姚老师就是这样，用他的行动影响着我们，激励着我们，感动着我们。他对学生的关爱，被我们视为一种神圣的责任，小心翼翼地存放在心底，珍藏为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恩和记忆。三十年，忠心耿耿，爱岗敬业，满腔热情和心血洒在西大这片渗透着浓厚文化气息的土地上，默默无闻的奉献诠释了公诚勤朴的真正内涵。人的一生总该有一种坚持，姚老师的坚持就在这里，在这片坚实的土地，执著地坚持，无私地奉献，实现人生际遇中最美丽的惊喜。生活中触动心灵的往往是刹那间永恒的一幕，稍纵即逝，却永生难忘。此时此刻，心中只有无限的敬慕与感恩。感谢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和西大学报的老师，他们在我的学习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查阅资料过程中提供了很多便利之处，生活上也给了我关心和帮助。感谢我的父母与哥哥，是他们在我心中最温暖的地方，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莫大的支持，有他们的牵挂，我才会有避风的港湾，有他们的鼓励，我才会坚强顺利地走过这一程。感谢我们温暖的小集体，每周一次交流，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思想，最是那一瞬间的点拨，让我产生灵感的火花。我们一起努力，以会议室为阵营，互相指点，交换思想，每一篇论文都有大家的贡献在其中。师姐师兄妹们无尽的关心和帮助，我始终铭记在心。感谢 118 与 116 宿舍的姐妹和我的朋友们，在生活中对我的理解和关怀、帮助，在这样一个融洽、快乐、和谐的氛围中，我才能更充分的投入到学习中，才能感受到如家般的温馨。感谢吉卫华同学曾多次不厌其烦地帮我维修电脑，不胜感激。我深深铭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用一颗感恩的心回馈生活中的每个人。最后道一声：“感谢”！欢迎阅读全文：刘小燕学位论文.pdf; 个人分类: 弟子学位论文|3025 次阅读|3 个评论

原付川学位论文：晚清《西国近事汇编》研究: kexuechuanbo 2011-6-28 20:27; 原付川硕士学位论文《西国近事汇编》研究.pdf; 个人分类: 弟子学位论文|2794 次阅读|0 个评论

西北大学百年校庆来由1："陕西大学堂并非西北大学前身": kexuechuanbo 2010-12-18 19:55; 10年前，在西北大学百年校庆前夕，有一位署名思清的校友撰写了《百年老校说休矣》一文，寄到学校校庆办公室。还有一位西北大学的老党务工作者，竟然在百年校庆座谈会上质问：你们怎么不将校庆推到唐朝呢？！那岂不是更久远吗？！国民党的西北大学和共产党的西北大学有何关系？！这简直是反动！一位称为苗禾田的西北大学中文系校友，仅据只言片语，在《各界导报》2001-12-08发表《陕西大学堂并非西北大学前身》一文。一篇千字文，竟有6处错别字，甚至写错陕西两任巡抚的姓名，还将1912年误为1919年，看来历史知识甚少。孙勇校长、杨春德副校长和西北大学百年校庆办公室转来此文，批示：请姚远老师反驳。请再看此文，以及姚远所撰的《驳百年老校说休矣》以及《陕西大学堂与西北大学一脉相承》等文: 陕西大学堂并非西北大学前身.pdf 驳《百年老校说休矣》.pdf;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3676 次阅读|0 个评论

魏梦月，李楠，姚远：晚清《汇报》及其初期自然科学知识传播: kexuechuanbo 2010-10-22 09:05; 魏梦月; 个人分类: 弟子学位论文|2646 次阅读|0 个评论

姚远：晚清陕西农业学堂与实业学堂考: kexuechuanbo 2010-9-11 09:07; 晚清陕西农业学堂与实业学堂考——兼论陕西实业高等教育的萌芽;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3069 次阅读|0 个评论

陕西法政学堂与西北大学沿袭关系考: kexuechuanbo 2010-9-11 08:58; 陕西法政学堂与西北大学沿袭关系考; 个人分类: 西大百年往事|2519 次阅读|0 个评论

王睿，姚远，姚树峰等：晚清《利济学堂报》的科技传播创造_兼论我国高校专业科技期刊的起源: kexuechuanbo 2010-9-7 22:26; 晚清_利济学堂报_的科技传播创造_兼论我国高校专业科技期刊的起源晚清_利济学堂报_的科技传播创造_兼论我国高校专业科技期刊的起源; 个人分类: 团队发表论文|2494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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