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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分配制度不改科研“硕鼠”难灭: 热度 1 dongzg101 2011-10-24 06:14; 分配制度不改科研“硕鼠”难灭事前监管太严，事后责罚不到位段振豪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不少受访的科研人员替他感到乐观：“这样一位在他所研究的学科领域有着超群建树的学者，不会因为这么点小钱而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这样的声音并非调侃，让圈内人记忆犹新的“汉芯事件”成了他们判断的依据。 2006 年，“汉芯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当事人陈进被撤销各项职务和学术头衔。但是，即使骗取了如此数额的科研经费，对于追究学术造假者的刑事责任一直没有下文，甚至被骗取的科研经费也难以追回。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王志新曾对媒体表示：与科研经费滋生腐败相对应的是我国法律在打击学术造假方面明显滞后，缺乏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打击和惩处机制，“国家财产的流失在呼唤着立法打击经费欺诈的强硬力度。” 科研经费使用过程中的监管和审查同样有待加强。南京大学教授高抒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比较自律的人即使审计程序不严格也不会做违规的事，但对习惯了弄虚作假的人而言，审计程序再严格也不怕，因为挪用经费的办法有的是，弄到假发票、真发票的途径很多，而且都能报销。让高抒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欺诈者最初都是正派的科研工作者，在监督系统近乎失控的状态下却开始逐步蜕变。” “有的单位在转经费的时候，为了图方便，竟然要求经费接受方提供发票。问题是，发票一经报销，就说明经费已经使用，这时所拨的款项是否还在国家手里就难说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教授说。 “监管和审计基本上是无效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说，国内的科研管理和财务设置重点关注事前的监督，计划细致到一个项目要用多少支试管多少只老鼠。对于验收和审查，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姚卫红建议，可以邀请国外的同行来对其进行项目评定和验收，且不能告诉是请了哪些专家来评审。 “在经费申请之时引入这样的机制，‘汉芯事件’或许不会发生。”姚卫红说，试想如果陈进的资料送到美国专家手中，岂不是马上就会露馅了？买科研设备手很松，给人头费手很紧也有人担心，只要科研人员囊中羞涩，即便是监管力度再大，他们仍会铤而走险。高抒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国家一直没有明确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究竟应该获得什么样的报酬，却默许灰色收入的存在，“科研经费几乎是灰色收入的唯一来源，既然如此，大家不盯着它才怪。” 近 20 年来，中国研究活动的规模和研究经费的总量都有了极大的增长。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催化科学与工程系主任李永丹教授说，学术交流已经非常活跃，日常花费的流量总额已经不可与 20 年前前相比。但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基层的财务制度几乎没有变化。科研经费申请下来，还是要从科研单位的科研处经手，才能到科研人员手中。 “来了钱，扣掉 10% ，盖个章再给你。”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某高校材料工程系副教授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高校就像一个菜市场，科研人员就是包了其中一个摊位，进账出账从那里过，人家砍一刀，分一块肉，也不组织申请。” 这是不少科研人员想不通的一点：合理科研开支由于种种原因没法报销。不少人认为，这是制度在逼迫科研人员犯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校科研人员说，像科技部的产学研项目，其本意是研发投入，然而所涉及的企业几乎都把此项经费当做利润对待，而要求与之合作的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承担项目任务，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已经很难完成项目任务，他们自己也要想法把一部分经费变成收入，于是项目经费的命运可想而知。如今国家的科研经费每年增加 23% 左右，对多数单位而言钱仍是问题。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曾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现在的经费可以去买科研设备去做事情，但是不能给人，这个问题仍没有解决。 “做大致相同的工作，应该得到相同的报酬，这样对项目承担者才公正。”高抒说，在经费使用管理上，实行了“纵向”和“横向”项目的双轨制管理模式，即纵向课题不允许有提成，而横向课题则允许有提成，这是违反经济学原理的。除了加大更多的人头费、固定项目的诉求，有关加大横向资金数额的呼声也愈加高涨。 “国外从横向企业来的项目占到 90% ，从政府和国家来的钱少得多；国内正好相反，企业来的少，从政府来的钱多，‘ 973 ’ 、‘ 863 ’ ，大部分科研人员是靠着这部分经费活着。”北京某高校一位副教授说。享受“年薪制”，避免科学家靠课题经费致富根据科研工作的特点和一般规律，完全按原有的预算来使用经费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但是，从科研管理和审计的角度出发，科研经费的预算和使用也确有必要实行严格的监督，否则“用经费包二奶”一类的事件还会发生。 “如何平衡两方面要求，是摆在国家资助及监督机构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香港大学副教授金冬雁就此呼吁。 “科研工作既然有不可预测性，亟须随机应变，其预算不能过细，更不能完全照预算表来执行。”金冬雁表示，从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层面应学习欧美和港台的好经验，及时对不合时宜的做法和规定做出必要调整，在讲求科学性和灵活性的前提下管好用好国家的科研经费。金冬雁在博客中提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近年推行“模块式资助”。这是以 2.5 万美元作为一个资助单位或模块来计算资助额。申请人不必提出详细的预算，只需列出所要求的模块数目并解释其理由即可；评审人和资助机构则根据计划书的质量、工作量和需要，决定资助的额度，也就是模块的数目。其中每一模块一般都包括人事和实验室日常支出的经费。香港研究资助局（ RGC ）评定的经费额度，也是一笔过的拨款，只对人事、实验室日常开支以及会议三大项的经费设定一个界限，如有突破才需事先申请批准。金冬雁认为，在这两种制度下，科研人员在使用经费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虽然在申请经费时提出一个明细表，但该表仅供评审时参考，使用经费时不必完全照“表”宣科。这种制度比较符合科研规律，科学性较强，受到学者的普遍欢迎。灵活性这么大，自由度这么高，岂不是任由科研人员随心所欲？ “事实并非如此。”金冬雁说，这两种制度都有完整成套的规章，其执行主要由大学的财务部门负责监督。不允许报的项目，不允许超的额度，财务上都会严格把关。比如参加国际会议超支，又比如购买电脑，都受到限制，非经预先报备批准不能报销。此外， RGC 还聘请审计师对各校进行抽查，以及时发现可能的问题与不足。熊丙奇建议，打破当前行政主导科研资源配置的模式，实行学术本位管理，推行学术自治。他说，对科研人员实行阳光化的“年薪制”，取消“科研提成”，避免科研人员靠课题经费致富，但同时保障其过体面的生活；推行信息公开，建立信息公开机制。（本报记者邱晨辉雷宇《中国青年报》 2011 年 09 月 07 日）博士申请制必须走出的“第一步” “博士申请制扩大了导师的招生自主权，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属于自主招生改革和导师制改革的范畴。从大方向看，这一改革无疑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但如果单纯实施申请制，而不同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所谓公平性的问题必然会出现，申请制的尝试最终也将以失败告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小刘早就打算读博，刚升入研三就开始认真准备考试，但前不久学校的一纸通知却让他的计划不得不稍作改变。简单考试难选人才 8 月 26 日，清华大学公布了《 2012 年博士生招生改革的说明》，表示将在 2012 年博士生招生中，对包括经济管理学院在内的 6 个院系的招考方式进行改革。在报考博士时，考生要先提交相关材料和申请，由院系进行审核，符合要求的学生参加复试，并由院系决定是否录取。换句话说，曾经的初试笔试环节将被材料审核所代替。几乎同时，北京大学也对外宣布，将在 5 个院系的博士生招生中试行“申请制”，其主要形式与清华大同小异，均为变“初试”为“审核”。作为国内两所顶尖名校，北大、清华的改革意欲何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纳入试点的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业务办主任邓宇表示，传统的博士生招生中，笔试一般都会“唱主角”，但既然是笔试，就会设百分制、标准答案，如此一来，考生的创新潜能、科研素质将很难体现。 “可以说，笔试更多的是考查学生的应试能力，现在我们通过审核材料和面试综合考查，更能看出学生的科研潜力。”邓宇说。此外，在传统的选拔过程中，由于应试成绩占重要地位，导师自主选材的空间有限，很容易导致导师看中的人才由于应试能力的欠缺而与博士“失之交臂”，不利于导师自主性的发挥，而“申请制”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事实上，在博士生“申请制”的探索方面，清华、北大并不能算是“先驱者”。早在 2008 年，上海交通大学就在博士生招生中，首次提供了 100 个招生名额试行“入学申请制”。复旦大学更是在 2007 年的医学博士招生中，就进行了“申请制”的尝试。至于为什么清华、北大的改革会引起社会反响，邓宇认为，“可能在中国，清华、北大还是更受关注吧”。 “小范围”公平？对于学校的此次改革，小刘还是很赞同的。然而在赞同之余，他也有自己的顾虑：“取消了初试，材料审核又没有固定标准，公平性如何保证？” 与小刘有同样顾虑的并不在少数，记者在两校随机采访的十余位学生中，担心新制度公平性的学生占了大半。有学生坦言：“如果能保证公平公正，申请制无疑是选拔学生的好办法，但如果保证不了，其中的‘灰色地带’同样显而易见。” 对此，北京大学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公平性的问题的确存在，但并不是大问题。“一方面，目前北京大学博导与博士生的招生比例仅为 1 ∶ 0.8 。即平均一名博导还招不到一个学生。因此博士生科研能力的优劣直接关系博导的学术声誉；另一方面，根据规定，很多博导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作出科研成果，否则将面临离职，因此他们面临巨大的科研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哪位博导敢拿如此宝贵的‘名额’招一名‘关系户’呢？” 在采访中，邓宇也认为公平性绝不是“大问题”。“学生的送审材料通过与否，并非一个人能决定的，每个学科都设有专家组，集体决定能否通过复试，而且清华历来自律性很强，保证公平并不难。” 在已经实施“申请制”多年的几所高校中，记者也并未发现由于“申请制”而引发的“不公平事件”。然而有一个现象必须注意：目前实施申请制的高校均为国内顶尖高校，无论在“招生比”还是制度保证方面，做到公平并不难，但如果是一般院校，情况还会如此吗？仅以招生比为例，一项调查显示， 2010 年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重点高校，博导与博士生的平均招生比为 1 ∶ 1.26 ，而其他院校中，有近半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生超过 7 名，最多甚至达 47 名。从中不难推算，一些普通院校博导每年的招生数量要远高于重点院校，如果导师掌握着如此众多的“名额资源”，一旦学校监管不严，在其中做些手脚也似乎并非难事。采访中，那位北京大学的工作人员更是直言，在现阶段，其他院校推广申请制“几乎不可能”。不能“只迈一步” 尽管目前申请制的推广可能存在难度，但在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微博）看来，北大、清华实行“申请制”至少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只是这还远远不够。 “‘申请制’扩大了导师的招生自主权，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属于自主招生改革和导师制改革的范畴。”熊丙奇说，从大方向看，这一改革无疑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但如果单纯实施申请制，而不同步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所谓公平性的问题必然会出现，申请制的尝试最终也将以失败告终。熊丙奇表示，一方面，如果仅仅实施自主招生，增加导师招生权，但学校依然行政化严重，没有建立起教授治校的机制，教授所承受的压力和诱惑依然不会减少，这将成为在人才选拔中，产生“猫腻”的重要诱因，从而导致自主招生的公信力下降，最终损害高等教育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如果不进行相关的招生及管理制度改革，又很难选拔培养出真正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人才，高等教育同样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因此，只有在改革招生制度的同时，进一步推动学校内部的管理制度改革，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权、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才能最终实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良性发展。 “自主招生改革和导师制改革是高校制度改革必然方向，‘申请制’也是推动教育其他环节继续改革的开端，如果迈出去，可能会面临公平公正的问题，这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加以消除，但如果不迈出这一步，等待教育的最终将只有死亡。”熊丙奇说。（来源 : 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2011-09-06 17:32:36 　）; 1028 次阅读|4 个评论

赵文津院士：“出成果出人才”是核心目标[原稿]: 热度 4 meixianghao 2011-8-15 11:41; 这是发给编辑的版本，没有今天时报刊发的简洁，但个人更愿意在这里分享一下老院士原汁原味的表达。赵文津院士：“出成果出人才”是核心目标科研经费改革是个大问题，现在花钱太多，出不了像样的东西。许多人为此揪心。科学技术研究是为了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反而有点不太清楚了，甚至是糊涂了，好像首先完成花钱任务，写些不知道有什么用的“文章”。其实国家投资研究开发的费用求的不外乎是两个方面，一是出成果，二是出人才。中央提出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的问题是根本问题。提升科学研究水平，解决国家重大发展需求，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要靠人才（当然也要有经费和领导）。中国现在有的是人才，很多人到国外就干得很好，在国内怎么就不行了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很好解决如何评价人才和如何依靠人才的问题。依靠人才就有个管理问题。有能力的人，大多有一些独立的见解，喜欢独立思考，但往往不受重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专家如马寅初、梁思成、黄万里等是一些很有影响的例子。科技攻关靠的是专家，不是行政领导。可现实不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搞攻关，不是以科研人员为中心，而是以行政领导为中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选好专家后，行政领导就放手，不干预业务工作，真的是在当好后勤部长，那是好经验啊！现在多数是行政领导在指挥一切，干不好，就得靠弄虚作假，誇大成绩，否则就要影响他的政绩，影响提拔了。领导本来是领导，是评论员，现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评论员，什么专业领域都能发言，有的还要替代专家，指挥一切。这样做，哪能干好工作啊！这里对科研成果的评价，要特别重视，好、不好的成果一样评好，只会使研究工作水平日益下降；唯论文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刊物上发表，都一定就是好，有水平，有用？！我就选过多篇《科学》《自然》上发表的文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还是问题多多的。再说，论文并不是成果本身，它仅仅是成果的表达方式之一；编委也不是圣人，对论文都能评好，评准？别迷信！要认真评好成果，把好评审关。现在半外行也敢充当专家作评委，真可怕！现在发表一大堆的论文，究竟有多少是有用的？国家花钱搞科研是要得到好的成果，不认真评审成果，又如何知道哪些是好的呢！现在企业出资开展的研发项目对成果评价标准明确，不会作无效益的投资。当然，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为搞关系而做的一些“投资”则另当别论。国家出资为的是取得好的科研成果，管科研经费的人，只管完成花钱计划，而不管取得成果的好坏，又如何能把住科技管理关？现在是花了很多钱，论文数天下第二，但是又都說大成果不多，说明有关领导部门对成果本身好坏是不重视的。要是重视取得好的成果，就要认真仔细地改革科研经费的管理办法，现在的管理办法太坏，不改是不行，早改国家早受益。要实行分类管理。少搞些报表，少为项目申请而不断填写报表，搞无用的计划，科研人员能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上，放在创新上。要知道国际上科学技术竞争是很激烈的，科研人员为国家、为民族、为科学事业发展是会奋力拚搏的，国家鼓励他们的拼搏奉献精神和对国家的贡献，就是他们极大的动力，会调动科技人员的真正的积极性，而这才是搞好创新性科技工作的根本保证，靠严格计划行事，并不能激发出创造性的劳动。当然也要保证科技人员一定的待遇，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现在这种功利色彩极强的分配制度与创新劳动很难协调。科研人员现在费了很大的劲申请经费，而得不到支持的是多数。而有的人项目特别多，搞不过来，整天忙于交差，应付，这不是搞科研，这是走过场。科研人员有时候得到点支持，滋味也不好受。我就经历过，一个项目，老早申请了，到了年底 12 月 23 日财务部门通知你立项了，还没有开展工作， 25 日就要你出研究报告，可是 12 月 30 日经费还没有划拨到位。你说这叫什么管理？这是对科研工作的极大摧残。该给经费的时候没给，过了时候再给你，几天要你出报告，这不是逼人造假吗？科研经费要改革，就要一切工作围绕着出人才、出成果这个核心目标来组织。不解决人才的识别和成果的评价问题，即便我国的科研经费占到 GDP 的比例有了更大的提升，实际效果恐怕也不乐观。; 个人分类: 科学与社会|3799 次阅读|4 个评论

施、饶两位教授怎么不讲事实？！: xupeiyang 2010-11-8 21:36; 关于美国《科学》杂志刊文事宜的答复 http://www.most.gov.cn/kjbgz/201011/t20101108_83236.htm 科技部新闻发言人就有关记者近期多次询问美国《科学》杂志刊文事宜答复如下。今年9月，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我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我们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合。文章的两位作者施一公教授、饶毅教授，都被聘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饶毅教授也是国家863计划项目课题负责人，他们都承担了我国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国家通过多个渠道对他们在科研经费和条件保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资料图片：图为作者之一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图片来源：科学网）资料图片：图为作者之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图片来源：科学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1/239989.shtm 中青报：虚心倾听海归教授的炮轰 9月3日，北大海归教授饶毅和清华海归教授施一公联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文，讨论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文章说：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科技部发言人11月8日回应说，文章所言与事实不符。公开反驳的理由是，我国基础科研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与验收诸环节都按国际通常办法，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由其全程参与评审和监督管理。饶毅和施一公就是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是科研基金分配的受益者。按理，既得利益者应当维护现行体制才是，把旧体制维护好了，受益将是可持续发展的。但饶毅和施一公两位教授却站出来，坦言问题所在，完全就是局内人的反戈一击，这自有其穿透力。我们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闻者足戒首先必须允许别人言，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接着应当多多反躬自省，然后始可言戒。海归教授的文章公开发表在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上，显然是以科学与探讨为出发点，不同于愤青在网络上信手写几行发泄情绪的文字。简单指责其所言与事实不符，显然有堵塞言路之嫌，令人顿生好心当做驴肝肺之叹。在科研基金分配方面，中国已按国际通常办法建立了严格的评审制度，这是事实。饶毅和施一公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自然是体制受益者，但受益者的批评可能更可信。他们参与了项目申报，经历了评审的全过程，其中甘苦寸心知之。他们心智健全，也没有造谣诬蔑的明显动机，说出来的恐怕只是公开的秘密。不仅他们在说，很多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也都在议论；不仅科技工作者在抱怨，很多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在谈论关系对于申请科研项目的决定性作用。制度首先表现为公众形象，而海归教授目睹的却是不施粉黛的那个它，说穿了，那是一套潜规则。饶毅和施一公把它当做科研文化来探讨，说明他们并没有仅仅把它看作与政府有关的制度设计问题，而是深入到文化层面，他们的态度还是诚恳的。但公开的秘密之存在，政府有关部门不可能脱掉干系。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国际通常办法未必够用，有关部门满足于国际通常办法，让公开的秘密公开着，是一种行政不作为。既然公开的秘密存在着，我知你知他知，有关部门就应采取补救措施。海归教授有中西两种体制经验，有比较有鉴别，他们的观点值得我们洗耳恭听。怕别人泄密，赶紧捂别人的嘴，原因可能在于，某些官员本身就是人们拉关系的对象，是漏洞的受益者。更多阅读科技部回应施一公饶毅《科学》社论施一公饶毅联合为《科学》杂志撰写社论; 个人分类: 科学名人|4717 次阅读|5 个评论

北京专利技术转让发展情况与思考: lgjszy 2010-10-11 17:09; 林耕，陈靖，张若然 (发表时间：2008年4月10日）北京聚集了众多知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科技资源优势，每年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很大，是我国技术创新的重要高地。因此对北京专利技术转让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2001 ～ 2006 年的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数据进行分析。一、概况 1. 成交总量 2006 年成交专利技术转让合同 911 项；成交额 35.74 亿元，增长 96.31% ，占全市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 5.13% 。十五期间，成交专利项数由 166 项增加到 578 项，年平均增长速度 36.60% ，成交额由 1.44 亿元增加到了 18.20 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 88.55% 。 2. 专利类别构成 2006 年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呈现五五格局。发明专利成交额 17.33 亿元，占本市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为 48.50% 。实用新型成交额 18.36 亿元，占 51.37% 。外观设计专利占 0.13% 。十五期间，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呈三七格局。发明专利 529 项；成交额 9.66 亿元，占本市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的 31.68% 。实用新型专利 1047 项，成交额 20.67 亿元，占 67.79% 。外观设计专利占 0.52% 。 3.2001 ～ 2006 年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呈现正态分布其中十万到百万的技术合同最多，占 40% ～ 45% ；百万到干万元的占 20% 左右，万元到十万元的占 25% 左右。二、技术交易特点 1. 专利技术转让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新材料及其应用技术领域。 2 ．十五期间，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成交额占专利成交额的 75.35% ，是备受青睐的专利技术转让方式。一方面，对于专利持有方来说，专利实施许可方式比较灵活，可以独家许可也可以多家许可；另一方面，对于专利受让方来说，倾向于比较成熟、买来之后可以直接应用的专利技术，它们也多采用实施许可方式。 3. 2001 ～ 2006 年，重大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占专利成交额的 70.30% 。一方面，重大专利技术的快速增长体现了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增强，专利的保护作用日益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技术需求正在由单个技术项目向技术项目群发展，也体现了北京研发能力的提高。 4 ．企业是专利技术交易的主体。 2001 ～ 2006 年企业输出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占本市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的 94.25% （其中跨国公司输出专利占 0.27% ）。企业吸纳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占 95.23% （跨国公司吸纳专利 0 项）。 5.2001 ～ 2006 年高等院校输出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占专利成交额的 0.95% 。科研机构占 2.07%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专利技术转移实施量很低，一方面有着自身的原因，如专利技术成果不适合市场需求、专利技术转让指标没有列入考核、专利管理机制存在缺陷等原因，另一方面，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发和专利申请，是为了占领技术的制高点，更看重于科研和学术的发展，而不是后续的技术转移。 6.科技计划内项目形成的专利技术转让很少。 2001 ～ 2006 年科技计划内项目生成的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占本市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的 13.83% 。相对于每年大量政府财政科研经费的投入来说，显得微不足道。 7. 分期支付是专利技术合同额的主要实现形式。 2001 ～ 2006 年，分期支付专利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占本市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的 90.53% 。 8. 技术流向呈现三五二格局。 2001 ～ 2006 年，流向本市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占专利成交额的 24.26% ，流向外省市占 51.99% ，出口占 23.75% 。 9. 海淀区输出和吸纳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均居各区县首位。三、技术卖方构成 1. 高等院校输出专利技术很少，且专利技术转移实施率很低。 2001 ～ 2006 年高等院校输出专利技术转让合同 60 项；专利技术转让实施率仅为 1.32% 。输出专利技术以发明专利为主，有一半多流向本市，有近一半流向外省市。 2. 科研机构输出专利技术很少，专利技术转让实施率略高于高等院校。 2001 ～ 2006 年科研机构输出专利技术 225 项；专利技术转让实施率 3.97% 。输出专利技术以发明专利为主，有八成多流向外省市，仅有一成多留在本市。 3 企业是专利技术的卖方主体，专利技术转移实施率呈增长态势。 2001 ～ 2006 年企业输出专利技术合同 2132 项；成交额 63.08 亿元，占本市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为 95.24% （其中跨国公司 2001 ～ 2006 年输出专利技术 7 项；成交额 0.17 亿元，占企业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为 0.27% ，其中 2 项流向国外的母公司。吸纳专利技术 0 项）。专利技术转让实施率十五期间是 9.39% ， 2006 年是 20.90% ，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企业输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技术呈四六格局。主要买方还是企业。技术流向呈三五二格局。可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专利技术转让实施率依次提高。四、专利技术转让中存在的问题 1. 北京专利申请、授权和交易量均快速增长，但专利技术转让实施率却一直徘徊在比较低的水平上。 2001 ～ 2006 年专利申请量年平均增长速度达 16.88% 。授权量年平均增长速度达 12.47% 。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由 166 项增加到 911 项，增长 4 倍多，年平均增长速度达 40.57% ，专利技术转让实施率由 2.66% 增加到 8.11% ，相对于全国平均 10% 和发达国家 10 ～ 15% 来说，还有很大差距。主要原因是：第一，缺少专利技术转让的配套条件，包括市场体系、政策体系和诚信体系等条件。第二，专利技术本身的原因，难以吸引投资。有的专利技术含量低、不成熟，有的专利技术含量虽高，也有很好的超前性，但并非当前市场所需。第三，专利技术持有方和需求方信息不对称。 2. 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专利技术很少。 2001 ～ 2006 年，科技计划内项目生成专利 511 项，占专利技术合同项数的 20.04% ；成交额 9.16 亿元，占专利技术合同成交额的 13.83% 。相对于每年大量政府财政科研经费的投入来说，显得微不足道。 3. 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专利技术转移实施率低于总体水平。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很大，但交易量却很小。 2001 ～ 2006 年，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专利技术转让实施率均低于全市 5% 的总体水平，主要原因是科研成果不适合市场需求，对专利技术转让的重视不够，专利管理机制存在缺陷，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界定不清。 4. 企业普遍缺乏知识产权战略。北京企业输出吸纳技术均占到了本市 90% 以上，但是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才占到二分之一。我国 71% 的大中型企业还没有设置研发机构，仅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99% 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 5. 政府科技投入与形成专利数比较效益低下。据有关部门统计，国有机构每个发明专利授权量之中，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大体在 3200 ～ 5700 万元之间；相比较而言，外资企业、外国人和非职务申请者没有得到任何政府资助，但提供了全国 2/3 的发明专利。这表明国有机构技术创新成本过高，政府科技拨款效率低下。 6. 部分专利技术作为普通技术转让。一些专利技术转让合同签订为普通的技术转让合同。一是有些专利技术转让合同作为工程合同、系统集成合同中的一部分，捆绑在一起进行转让；二是专利技术转让合同还要进行备案，相对普通技术转让合同手续更为繁琐，而且也没有更多的优惠政策；三是因为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对于专利的管理存在问题，对于专利持有人来说，按专利技术转让还不如按普通技术转让得到的利益高。五、政策建议 1. 制定专利保护和应用战略。要制定不同层面的专利保护和应用战略，包括宏观层面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观层面的区域专利保护和应用战略，微观层面的企业，研发机构、高等院校专利保护和应用战略。 2. 制定有利于专利技术转让的优惠政策。第一，政府利用财政手段增加预算，列专项资金鼓励技术开发，鼓励申报专利尤其是发明专利，适当补贴专利维护费。第二，可要对专利技术转让给予政策倾斜，享受的优惠政策应比普通技术有所提高。第三，针对个人专利技术转让所得制定合理的个调税政策，调动个人发明专利转移的积极性。 3. 建立产学研互动机制。目前国内也意识到了产学研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实际的措施还没有，这点应该借鉴国外经验。用立法保证科研机构和大学联合企业共同承担计划项目。如，美国 STTR 计划政府明确规定一个研发机构和两个企业联合承担政府的研发课题；德国工业制造计划规定两个研发单位和四个企业联合在一起。 4. 加大对科技经费使用和产出效益的管理。加强政府科技计划项目的知识产权管理，把专利申请和专利技术转让也作为一项指标进行考核，确立以形成专利作为政府科技投入的效益标准，明确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的要求，把政府资助研发课题形成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考核指标。 5. 发展完善的技术转移体系。研发机构应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 (TTO) ，专门从事知识产权管理、技术转移、对外合作、合同管理等工作；发展专利技术转让服务组织，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建立专利技术产权托管中心，管理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知识产权；加强专利技术转让人才培训，技术转移运作好坏决定于是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技术经营人才。因此，一要制定技术转移人才管理办法；二要开展技术转移人才培训。; 个人分类: 专利商用化|5041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科研经费分配就是评审专家之间的相互理解: XUPEIYANG 2010-10-8 11:25; 强烈支持施一公和饶毅两位科学家炮轰中国科技体制，中国科研经费分配就是评审专家之间的相互理解。科技界众多潜规则曝光：经费分配存四大怪状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0/238450.shtm 饶毅受访谈《科学》社论：问题丝毫没解决最常见是冷处理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10/238448.shtm; 个人分类: 科技评价|3335 次阅读|0 个评论

访谈：切莫出现“养肥的母鸡不下蛋”的现象: lgjszy 2010-9-29 08:57; 【本文发表时间：2008年11月20日】来源： http://www.stdaily.com:81/kjrb/html/2008-11/20/content_11374.htm 记者冯国梧针对当前我国科研经费大大提高，而高校和科研机构技术转移能力却逐渐减弱的现象，研究技术转移的有关专家提出—— 　　本报北京11月19日电记者从11月13日闭幕的2008年国际技术转移论坛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科技投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大大提高，然而，在科技经费不断增加的同时，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技术转移动力不足的现象日益显现。有的科研人员甚至表示，宁可拿下纵向课题100万元，也不愿承揽横向课题500万元。为此，记者今天再次采访了有关专家，专家们呼吁国家在不断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时，一定要解决技术转移动力不足的问题，切莫出现 “ 养肥的母鸡不下蛋 ” 的现象。　　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林耕告诉记者，他们跟踪调查发现，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近年来科研经费增长很快，但技术转移和对社会的技术服务能力却在逐年减弱。这其中最明显的是科研机构，其次是高校，企业则相对较好。北方技术市场总裁刘友林说，近年来他们在组织技术对接会时也出现了高校与企业签订技术合同不升反降的现象。这一现象如若延续下去，不仅会造成新一轮的科研生产 “ 两张皮 ” ，而且还会严重阻碍我国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　　他们说，表面上看，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从政府得到的经费日益增多，生存压力减少;另一方面承担纵向课题名利双收，容易出论文和专著、获奖、评职称，横向课题往往受累不讨好，没名少利。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缺乏技术转移的责任，技术转移没有纳入政府管理考核指标。　　林耕说，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技术转移工作，将技术转移纳入了考核范围。譬如，美国有关法规明确规定，高校和科研机构承担政府资助的计划项目必须技术转移，要按合同申请专利和提交技术转移商业计划书，否则政府有权动用 “ 介入权 ” 。　　林耕建议，政府要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高校和科研机构技术转移的责任，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措施，要求必须进行技术转移。尽快建立有效的技术转移考核指标体系，在调动科研人员技术转移积极性的同时，从立项开始就要有技术转移规划，明确考核指标，落实到人。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技术转移体制。　　分管技术转移工作的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马彦民说，目前，他们正在考虑如何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技术转移能力逐渐减弱的问题，真正让大学和科研单位肩负起技术转移的责任。; 个人分类: 技术转移|2987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人民时评：科研经费分配应远离权力和人情由学术共同体主导: Eucommia 2010-9-8 19:53; 博主话：9月7日人民网发表了人民时评：《科研经费分配应远离权力和人情由学术共同体主导》（ http://www.022net.com/2010/9-7/50444017301264.html ），本文以施、饶在《Science》上以社论形式发表的批评我国现行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为开端，但却没有归于中国的文化，而是归于了分配中的特权。并呼吁取消特权，而且提出了有学术共同体主导，还强调要鼓励创新就要鼓励自由探索，特别是提到了中国自人工合成胰岛素以来就鲜有世界级的科学突破，这是我国科学家50年代末创造的科研奇迹，是大协作的产物，如果像现在这样一切学习美国，按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人人争第一、抢第一，互相保密，甚至互相拆台，是很难出现这样的世界级创新成果的。现转载此文如下：要打破目前中国科研产出有数量奇迹、少质量惊喜的困局，必须建立起以学术创新为宗旨的课题申请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日前，我国学者施一公和饶毅在《科学》杂志撰文指出：尽管近年来中国科研经费持续高速增长，但现行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在巨大科研投入的保障下，我国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科研产出。从数量上看，1990年，我国大陆只有几千篇SCI论文；到2008年，SCI论文数超过10万篇，跃升世界前列，EI论文数在2007年更是位列世界第一。然而，在数量繁荣的表象下，却潜伏着质量的危机。诚然，中国近年来发表的高引用率论文数以及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都呈增长趋势。然而，我国与世界科技强国的差距不在于SCI论文的数量，也不在于高被引论文的数量，而在于缺乏世界级别的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世界一流的顶尖科学家。在科研成果方面，中国自人工合成胰岛素以来就鲜有世界级的科学突破。世界上的重大科学创新大多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但自由探索的研究项目往往具有基础性和前瞻性，其应用价值不易在短期内显现。在科研导向上，我国的科技政策长期以应用价值为旨归，基础研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多从事数学、物理、历史等基础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待遇偏低，生活压力迫使其无法安心科研。对于这些青年学者，应配备一定的科研业务经费，鼓励其从事自由探索。在课题设置上，我国的自由申报课题数量虽多，但资助额度一般不高，重大课题通常采取自上而下的设定机制，与自由探索的宗旨背道而驰。在当前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中，科技管理者、院士、学科评议组成员、资深教授等在研究课题设置和科研经费分配的过程中享有主导话语权，接近学术前沿并具有创新意识的青年学者反而没有发言权。要充分激励学者们的自由探索精神，必须打破一小部分人在科研课题设定和经费分配上的绝对权力，避免由少数人制定的课题指南主导未来的科学发展方向。在项目评审上，尽管同行评议这一原则在项目评审中被广为采用，但人情因素的干扰仍然无所不在，在应用研究和开发等领域更是如此。不少海归学者都反映，回国之后，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用于拉关系、搞公关。这导致了施一公和饶毅在上述文章中所提到的结果：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要打破目前中国科研产出有数量奇迹、少质量惊喜的困局，必须建立起由学术共同体主导的、鼓励自由探索的科研经费分配制度。具体来说，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成立以科学家为主导的研究理事会，打破专家垄断，实行学术民主，杜绝行政干预的影响和人情因素的干扰，最终建立起以学术创新为宗旨的课题申请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编辑：李娜; 个人分类: 未分类|240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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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科研经费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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