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 › 标签 › 交往

标签: 交往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转载]王炯华：毛泽东与李达的交往（五）: fqng1008 2015-8-12 07:24; 　　五、卧睡“龙榻”未“加脚” 　　1947年秋，在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地下交通给时在湖南大学任教的李达带信要他去解放区。毛泽东的信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予经营”。随后，毛泽东又三次电报指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但是，李达却因为胃穿孔住进了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而未能成行。　　其时，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正在酝酿起义。李达和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紧密配合，参与策动程潜、陈明仁领衔的湖南和平起义。省工委策反组长余志宏还特别请李达做程潜的顾问方叔章的工作，使方叔章很快明确了形势与和平起义的必要性。　　1948年10月19日，方叔章受省工委委托，在自己的住所举行宴会。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省保安副司令萧作霖，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程潜族弟程星龄，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地下民主同盟负责人萧敏颂，已成方氏常客的余志宏均应邀赴宴。而李达这样一位中共发起人和著名的社会科学权威人物的到来，更是为方府宴会增添了风彩。宴会的话题自然是湖南和平起义问题。萧作霖说：“我看程潜有主和的一面，但还有不少顾虑。”李达接过话头说：“颂云先生还有不少顾虑是怪不得的，但内战是一定打不得了。打下去对国民党来说，只能加速其灭亡之进程。”李达分析了湖南所处的形势，并胸有成竹地说：“蒋介石不会派兵到湖南来，白崇禧也只是从武汉路过有一个短时间的停留，湖南之解放就在旦夕。”他在回顾程潜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国共合作的历史之后，又继续说：“孙中山先生深知只有和共产党合作，中国革命才有希望。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依我看，颂公应以3000万湖南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萧、邓、程等省军政要员向程潜报告了方府宴会的情况。程潜听后频频点头，还特别称赞李达的真知灼见。他激动地说：“本来嘛，如他所言，除了和平起义，别无他途。” 　　李达还通过欧阳敏讷做程潜起义的工作。欧阳敏讷时任《湖南民国日报》社社长，30年代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崇拜李达的学术成就。1948年11月，李达因胃穿孔住进湘雅医院，他约欧阳敏讷去医院谈话。李达说：“程星龄找过我两次，要我做程潜的代表，到石家庄去见毛主席。我怎么能做程潜的代表？有些话对他不好说，今天找你来，想请你向程潜传一下话。”他要欧阳敏讷向程潜传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保护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安全；第二，要保护工厂、学校、商店、交通不受破坏；第三，要维护社会秩序，机关工作照常进行。“只要程潜做到了这三点，如果我到了石家庄，一定同毛主席讲。” 　　李达因为支持湖大学生运动，引起湖南省教育厅长王凤喈的不满。他在省政府的一次特种汇报中报告说：“共产党的学生运动，湖南大学是大本营。李达、伍薏农等是领导核心。”长沙警备司令还亲递以李达为首的黑名单18人，“请求派兵拿办”。后来，程潜得知特务要对李达下毒手时，他主动提出送李达去乡下暂避。　　1949年3月，李达收到香港三联书店经理徐伯昕的一封电报，告“董事长有事相商，盼即来港”。他猜想，“董事长”必是指毛主席，于是他写了封信，嘱中共地下党员陈力新去香港，找徐伯昕问个明白。陈力新到香港后，中共华南局代表邵荃麟很快接见了他。邵荃麟兴奋地说：“你来的太好了，毛泽东主席几次来电催我们，要尽快设法接李达到解放区去。我们正在考虑怎样着手哩！”他委托陈力新回长沙后尽快护送李达来香港。程潜听说李达要去北平，他立即赠送旅费，并请李达将其和平起义的意向直接上达毛泽东。　　1949年4月16日，李达由陈力新、李梅彬护送，离开长沙，经广州于4月20日到达九龙，下榻弥敦道酒家，吴获舟、潘汉年先后来看望。21日，吴获舟即接李达去香港六国饭店。　　5月8日，李达一行200余人乘“岳州号”货轮离港，历时七昼夜，到达刚解放不久的天津，于5月14日到达北平。与李达同行的200余人都被安排住前门饭店，唯有他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下榻。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分别为李达举行欢迎晚会和茶话会，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利瓦伊汉到李达下榻处看望。董必武也住在北京饭店，他们欣喜重逢，续叙一大旧谊。　　四天后，5月18日，林伯渠来北京饭店接李达去毛泽东下榻处的西山双清别墅。两位阔别20多年的老朋友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相见，毛泽东握着李达的手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位客人你们就不要管了，今夜我们得好好谈谈唠。” 　　李达述说了他这次北上的经过。他说：“我离开岳麓山时，乘坐的还是国民党兵站的汽车呢！”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的政治形势，转致了程潜决心起义、走和平解放道路的意愿。毛泽东也从党的组织系统知道这件事的每一步进展乃至细节。因此，彼此心同，李达不费多言，即已完成了临行前程潜托付给他的重大使命。　　李达述说了大革命在武昌与毛泽东分手以后的情况，后悔自己没有跟他一道秋收起义上井冈山，表示自己愧对党，愧对毛主席，现在虽然已年届花甲，身体也不大好，但一定要为建设新中国尽棉薄之力。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李达始终坚持和卓有成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批评了李达脱党的错误。他说，你早年离开了党组织是一个错误，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但是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一直坚持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很多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思想上没有离开马列主义，这是有益的事嘛，党是了解你的。只要是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你可以重新入党，我愿意做你的历史证明人，你去找找刘少奇和利瓦伊汉，请他们做介绍人。对于毛泽东如此真情而感人的关切，李达一再表示感谢。后来一说到这件事，他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毛主席没有忘记我，党没有忘记我。是党和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 　　毛泽东还特地询问了王会悟。但是，因为李达早已与王会悟分手，所以对于毛泽东的询问，他颇为尴尬，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李达对王会悟仍然割舍不下。抗战胜利后，他给邵力子写信，请他帮助，让王会悟和女儿心怡搭乘民主人士乘坐的船只由重庆去南京。他到北平后，又给正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上学的女儿心怡写信，要她们母女去找南京军管会主任柯庆施。柯庆施1920年同王会悟一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热情地接待了王会悟母女，并于7月安排她们去北平，也住在北京饭店。他北平法商学院的学生、后来任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的尹景瑚去看他，还兴高彩烈地说，师母就住在楼下。但是，他们既已分手，也就只能是朋友了。新中国国成立后，李达把自己的工资分成三份，自己留两份，一份给没有工作的王会悟。他每次去北京，总要去看看王会悟。他称王会悟为王老，王会悟称他为李老。　　夜已经很深了，因胃穿孔出院不久的李达，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他已经有点支持不住打呵欠了，眼皮也开始打架。毛泽东看到李达这幅疲惫的样子，便收住话头说：“你睡吧。”李达问：“睡哪里？”毛泽东用手指了指他那有名的硬木板床，“就睡那里。”“那您呢？”毛泽东点了支烟，指了指大办公桌，笑着说：“我还要上班呢。”李达要请秘书另外找个房间，毛泽东不让，他也不再推辞，便留卧于毛泽东的那张硬木板床上。他一觉醒来，已是天亮了。他见毛泽东还在批阅文件，不由心疼：“您怎么还不睡？不要命了！”毛泽东说：“我经常是这样，夜晚安静些。”他点了支烟，又工作一会儿才上床。　　新中国成立前夜，能在即将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床上睡觉的人，在毛泽东的朋友中，李达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对于这份难得的殊荣，他从双清别墅回来后便向时为北平地下党员的唐棣华讲起了严光“加脚于帝腹”的故事。　　东汉严光，字子陵，刘秀的好朋友。但刘秀做皇帝后，严光却隐居不见了。刘秀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严光的去向，派人请他来朝。刘秀以皇帝之尊，白天陪他喝酒吃饭，晚上与他同榻共眠。可是，严光为考验九五之尊的这位朋友，在龙床上睡不到一会儿，就把脚架到了刘秀的肚子上。刘秀很不舒服，但又怕弄醒严光，只好轻轻地把他的脚搬开。哪知过一会儿，严光一个翻身，脚又架到他的肚子上了。如此再三，弄的刘秀整个晚上都睡不好。严光如法炮制地跟刘秀睡了几个晚上，刘秀仍然没事一般。这就留下了严光“加脚于帝腹”的故事。　　李达不无得意地对唐棣华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有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因为我要秘书另找房子，毛主席自己不让。” 　　过了几天，毛泽东又给李达写信。大意是：吾兄健康欠佳，先安下心来休养一些日子，工作问题待体质增强些再议。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开幕。李达以无党派人士身份，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新建设》杂志一卷三至四期特辟“政协代表对于新建设读者要说的最重要的一两句话”专栏，发表了毛泽东、朱德等130余名政协代表的莶名话语，李达则说了这样一段意义深远和充满期待的话：“在毛泽东旗帜之下，全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结成了巩固的统一战线——中国人民政协。这人民政协，已经制定了共同纲领，就要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这是中国人民真正历史的新开篇！数千年来人民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历史，从此结束了！今日以后，我们人民成了新国家的主人。我们要担负起保卫新国家、从事新建设的伟大使命！我们要加紧学习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遵守共同纲领，各站在各的岗位，竭尽一切智慧，用自己的劳动，继续创造我们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 　　10月，李达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　　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利瓦伊汉、张庆孚作历史证明人，李达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侯补期。　　毛泽东本意是留李达在京工作，但李达表示他愿意回湖南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于是，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他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湖南大学校长。　　1950年8月，在北京开会期间，李达怀着崇敬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请题写湖南大学校名，毛泽东欣然应允。20日，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毛体”，写了二幅“湖南大学”，以供选用。他给李达回信说：“校名照写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我不会写更大的字，你们自己去放大。”李达欣喜不已，给正在北京学习的他的学生涂西畴打电话，要其立即去看。他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日理万机，很快满足我们的请求，这是对湖大数千师生员工的巨大关怀，勖勉我们努力把湖大工作做好，早日改造成新大学，为革命和建设多培养人才。” 他要涂西畴尽快回校宣布这件大喜事，把毛主席题写的校名字体精确放大，用最好的红漆和金粉做成校牌。1951年元旦，李达率领全校师生员工，举行了隆重的挂牌仪式。不言而喻，毛泽东亲自题写校名，给湖大师生员工以极大的鼓舞。　　在湖大期间，李达还重修了爱晚亭。“爱晚亭”是岳麓山上的一个风景点，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在长沙“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而常去栉风沫雨、风攴露宿、“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地方。他同样请毛泽东题写了“爱晚亭”，他自己则题写了爱晚亭周围的“枫林桥”和“清枫泉”。　　1953年2月，李达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沿用至今的毛体“武汉大学”校牌校徽也是从李达主长武大期间毛泽东给他写信的信封选取的。; 个人分类: 谈情说爱|143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王炯华：毛泽东与李达的交往（四）: fqng1008 2015-8-11 07:37; 　　四、睽违之中有神交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从事“武器的批判”，直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李达则继续笔耕、舌耕，致力于“批判的武器”，终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大家。从1927年到1949年，他们天各一方，睽违22年。但是，由于他们的基本理论和目标的一致，他们之间仍然有神交。　　在延安，毛泽东多次而仔细地阅读了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称赞“这部书翻译得及时”。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易礼容信》问“李鹤鸣王会悟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 但由于李达此时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时在上海的易礼容是否转致了毛泽东对李达的问候及建立联系的愿望，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李达确实给毛泽东寄去了自己的著作《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　　毛泽东收到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非常高兴。他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把《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并在自己的《读书日记》记载了阅读此书的进度，在书上作了许多批注。毛泽东还向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哲学会推荐《社会学大纲》，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社会学大纲》。1948年，毛泽东指示新华书店重版《社会学大纲》。20多年后的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接见李达时，仍然谈到《社会学大纲》的影响和意义，并建议修订再版，从而引出了李达“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活动。毛泽东还说，《经济学大纲》他已读了三遍半，也要读十遍。　　李达的小老乡唐棣华1982年还亲耳听到郭化若说：毛泽东在延安说过“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零陵出马克思主义”。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指他自己，零陵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指李达。可见延安时期已处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领袖地位的毛泽东虽然认为王明等人从莫斯科带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教条主义，是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既认可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时认可李达的马克思主义。　1939年1月，李达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去重庆为其主持研究室并讲授辩证逻辑。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达六年之久的武纡生回忆说，从这年4月开始，李达每周给冯玉祥讲一次唯物辩证法理论课，除冯玉祥外，听讲的还有秘书赖亚力，副官赵力钧、周茂藩、武纡生等30余人。李达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冯玉祥的称赞。　　期间，在延安的毛泽东给李达写信，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欢迎他去延安。李达将毛泽东的信给与同居一室的武纡生看，武氏回忆说，毛泽东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李达和他的夫人表示关怀之意，毛泽东尊称李达是“真人”（据当年李达给武解释“真人”乃湖南地方对人常用的褒义词）；二是毛泽东说他已是第三遍读了李达着的《社会学大纲》；三是诚邀李达偕夫人和子女去延安看看。信中流露出毛泽东对李达既尊敬又十分关心，他当即问李达是否准备去延安。李达开始沉默不言，不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去延安定受照顾，这我当然是不忍心的，再说一家大小也会不安的。”武纡生认为，李达这番话并不是他不去延安的真正原因，因他早于1923年秋已脱离党组织，后又曾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过脱党声明，李达决心继续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并从事讲学和理论著述。李达也多次向武纡生谈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李达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李达在重庆通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后惊叹不已，称赞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水平已达到新的高度，毛泽东不愧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特别是毛泽东在信中写到已第三遍读了《社会学大纲》，李达对此深感欣慰，备受鼓舞，他更加勤奋研究哲学理论。　　武纡生将毛泽东给李达写信的事告诉了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中共党员赖亚力。不几天，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特派车来接李达去南方局谈了一次话。董必武和李达都参加过中共一大，董必武也劝他去延安看看，并愿为他去延安提供方便，而李达却一直未明确表示去延安的意向。　　随后，周恩来又托李达的学生吕振羽去看望李达，并征求意见：看李达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的态度不甚坚决，他对吕振羽说：“去延安只要有一碗饭吃，我就愿去。”并说：“不管形势怎样变化，环境怎样恶劣，我这个‘老寡妇’是不会失节的”。但是，由于周恩来赴苏治伤，董必武此时也不在重庆，吕振羽向南方局负责人博古汇报，博古却误以为李达所说“只要有一碗饭吃”是讲条件，便不高兴地说：“去延安干革命，还讲什么条件？”显然是不欢迎李达去延安了。周恩来回重庆知道此事后生气地说：“干革命难道就不吃饭吗？李达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无条件地愿意去延安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利瓦伊汉等都为李达未能去延安而感到惋惜。　　1939年秋，李达与王会悟在贵阳分手。1944年冬，生活艰难的王会悟突然收到署名润芝从重庆寄来的一笔钱，使她能够辗转去重庆。这笔钱显然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以毛泽东名义寄出的。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还会见了王会悟，问到她和李达的“小数点”。　　李达与王会悟分手后，独自去桂林。他本是去广西大学任教，但因为校长、也是他的朋友白鹏飞已被解职而未能如愿，只好滞留桂林靠摆地摊谋生。周恩来知道后，电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副主任曹瑛（石磊）给予经济接济。李达还多次应邀去办事处讲授唯物辩证法，并说“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老师是毛润芝”。　　1940年，失业的李达回家乡零陵。他将父亲生前分给他的几亩水田换成旱地栽种果树。1944年8月，零陵沦陷，日寇派人到李达家乡灌塘口搜捕。他背井离乡，逃到永江河胡家洞大马槽（后划归双牌县）的一个庄户人家里躲藏。逃难途中，他遭遇土匪洗劫。土匪打开他的两个大箱子，以为有很多钱，但是只看到一件皮衣和换洗衣服，其余全是文稿和书信。箱子里的衣服被他们洗劫一空，因为没有抢到钱，他们气愤地将文稿和书信全部烧掉了。这是李达长期辛勤写作的手稿和珍藏多年的信件，包括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以及冯玉祥将军给他写的中堂。他后来说：“损失皮衣是小事，烧掉我的书稿和毛主席的信笺太可惜了。”; 个人分类: 谈情说爱|1250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王炯华：毛泽东与李达的交往（三）: fqng1008 2015-8-10 07:21; 　　三、朝夕与闻在长沙　　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1920年2月，毛泽东从北京致新民学会会员、时在周南女校任事的陶毅就有创办自修大学的打算：“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便正式创办自修大学。他们征得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的同意，把船山学社在清水塘的社址作为自修大学校址，并从学社的经费中拨出400元作为自修大学的经费。船山学社是清光绪年间刘蔚卢等人为纪念王夫之，阐扬其思想而建立的。湖南自修大学成立后，贺民范出任学长，毛泽东任驻校校董，并担任教务主任。　　1922年，贺民范辞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职务。这年暑期，衡阳省立三师教务主任屈子健去江浙考察教育，毛泽东托他带信邀请李达回湘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李达自“一大”结识毛泽东后，对毛泽东的印象一直很好。这年5月，他曾应毛泽东邀请到湖南自修大学讲学，还与毛泽东一起去衡阳指导工作。他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湖南有声有色的工作。二大后，他同夫人王会悟谈到湖南和毛泽东时说：“我看湖南支部做得好。我初见润芝就觉得他言出有理。他现在湖南有言有为。”这次屈氏带着毛泽东的邀请信，请他出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又颇合他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宿愿，便欣然同意，于11月偕夫人，带着他们不满半岁的女儿“小数点”，离开上海来长沙。　　李达受到湖南共产主义者的热烈欢迎。毛泽东陪同他与学员见面，并介绍说：李先生曾任党的宣传主任，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特请他来担任学长，帮助大家学习马列主义。长沙《大公报》还发表了李达就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的消息。　　湖南自修大学“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它宣言要打破贵族垄断学校的旧的教育制度，使自修大学“成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它规定：“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思想，养成健全的体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其“办学目的在改造现社会”。它实际上是一所传播马克思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相当于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所党校。学员有24人：罗学瓒、郭亮、夏明翰、毛泽民、毛泽覃、陈佑魁、陈昌、贺尔康、姜梦周、夏曦、陈章甫等，毛泽东、何叔衡和易礼容这些管理人员也是学员，属于24人之内。这些学员，后来大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和中国革命的重镇。　　自修大学设有文、法两科，以研究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组织教学。其课程设置有中国文学，西洋文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哲学，经济学，法律学等。还组织了经济学、哲学、数学、中国文学、心理学、英国文学等研究会。　　自修大学规定：（1）自己看书，自己思索；（2）共同讨论，共同研究；（3）提倡教员启发辅导，反对注入教学；（4）学生所研究的学科内容及时间、范围自愿选定。教师负责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其宗旨是创造一种环境，时而听演讲，时而同教员和同学展开讨论，以推动学生象毛泽东本人曾经作过的那样，进行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 1923年4月1日长沙《大公报》《省城各校现况调查记》报导说：自修大学“纯重自修，除外国文外，皆无上课时间，各人自由研究或自由讨论”。学生“每人每日作读书录及填写作业本各一件。每月作文一篇。皆由学长考阅，以定成绩之良否。每月之作文，则择其优良者，于该校月刊上发表”。　　湖南自修大学为满足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的学习的要求，1922年9月还开办了补习学校，设置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5个学科，学生100余人。何叔衡担任补习学校主事（校长），王会悟来湘后任英语教员。王会悟在补习学校的收入恰好可以补充李氏一家的生活费用。自修大学还有法文专修科和中学，学生最多时达二百余人。　　湖南学联也附设在自修大学，由夏曦负责。　　李达主持全校教学，负责“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他除了辅导学员学习马列主义，还给补习学校、法文专修科和中学的学生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造诣甚高而又过早谢顶，与列宁的画像很相像，甚至引出了一场误会。原湖南三师学生张琼听了他的课便以为他就是列宁，后来成为刘少奇夫人的何宝贞则认为不是。相持不下，他们跑去问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杨开慧接过话头说：“这个‘列宁’，还是你们衡阳老师请来的呢！” 　　李达特别重视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给学员讲授《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并把它翻译成中文在校刊《新时代》发表。他还编写《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印发学员参考。　　湖南自修大学得到教育界名流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称赞。蔡氏特撰《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一文。他表示自己读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之后，“喜欢得了不得”。认为它“合我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可以为各省的模范”。李石曾则撰《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一文。他高度评价说：“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实现之先导。” 　　湖南自修大学会集了湖南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它成了湖南革命的摇篮，湖南共产主义的大本营。30年后的1952年冬，李达在长沙接待来访的苏中友好代表团团长吉洪诺夫还深情地谈到湖南自修大学，他不无自豪地说：“自修大学当时成为共产主义的大本营。” 　　1923年4月，李达还创办并主编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至这年7月，它共出四期，每期印行2000份。这份校刊具有特别的“主张”和“宗旨”，其《发刊辞》指出：“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革的准备。”具体说，就是要研究“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自修大学学员研究的学术问题，又是包含中国共产党二大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纲领问题。这在当时是切合时宜的重要问题。　　《新时代》刊载本校教师的论文和学员每月之优秀作文。其中李达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的觉悟》、《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何谓帝国主义》、《为收回旅大运动敬告国人》，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利瓦伊汉的《观念论批评》，罗学瓒的《环境与教育》等大都是围绕《新时代》“主张”和“宗旨”特别是中国革命纲领所进行的“根本的研究”而“贡献出来”的佳作。　　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从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三种势力“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出发，推论了中国政治的大势：“一方最激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政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 　　毛泽东又从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即分析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华政策和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推论“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但是，他强调指出：“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 　　但是，最能表现《新时代》学理水平、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和中国革命需要的还是李达所发表的文章。　　李达《中国商工阶级应有的觉悟》从考察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的关系入手，说明了中国商工阶级即民族工商业者的使命和应有的觉悟，即应当与国民党联合；应当与工人携手；绝对不与任何军阀妥协；应当反抗外力。　　李达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则明确认定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政治、经济的特点，论证了中国革命的纲领和策略，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标志性文章。　　李达通过社会革命涵义的阐述和对中国社会特点的分析，论述了应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必要性。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经济上受本国有产阶级的压迫，政治上受封建阶级的压迫；有产阶级直接受封建阶级的压迫；而两者又同受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前者是三重的，后者是二重的。”“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 　　李达特别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共产党对于国共合作应取的方针。他引述《共产党宣言》关于波、瑞、德国的共产党应当帮助各自国家的革命派进行革命的同时又应当注意这些革命派的复杂性的话语之后指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推倒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学说上也是有基础的。”即是说，国共合作既是必要的，又是有理论根据的。但是，他“要促中国共产党注意的地方，约有下列二项”：“一、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劳动者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向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去。不然，共产党应该单独的严整无产阶级的阵。二、共产党应该注重‘组织无产者成为一个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所影响。” 　　李达关于国共合作的这个意见，正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正确意见，也是毛泽东随后所采取的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必须坚持自己的独立性的立场和意见。　　李达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针对友人李六如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应取什么政策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未来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政策原则。他指出：“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政策，总要根据当时产业的状况和文化的程度来决定。” 但作为研究，参照《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和列宁关于俄国经济的五要素，“根据马克思学说的原则和中国的产业状况及文化程度”，则可定出十二条“大纲”。他所提出的这十二条“大纲”涉及中国革命胜利后经济、政治、教育各方面的政策或原则，其中大部分不仅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政策，有的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实行的新政策，如“有条件的输入外资”；有的则是刚刚开始实行的政策或原则，如“中学以下实行免费及强迫教育”。　　《新时代》还刊载了李达所译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德国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即《哥达纲领批判》。　　1923年11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派驻军队强行关闭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34个县和外省4个县的200多名青年”。　　在湖南自修大学期间，李达、王会悟夫妇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同住清水塘一栋房，并且对门对户。　　那是两家朝夕相处、过从甚密的日子。据王会悟回忆，那时，毛泽东一想到什么问题，就来找李达。毛泽东还常常深更半夜敲门，把李达叫起商谈。正是这一段比邻而居、朝夕相处的日子，李、毛二人巩固和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友谊。这时候，是毛泽东从李达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则是佩服毛泽东的革命活动，特别是他的组织才能。　　从李达1922年11月来长沙，到毛泽东1923年4月离开长沙，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虽然充其量也就半年，但是这在他们的交往史上是又一个重要时段。如果说他们在一大相识，是李达为毛泽东参加建党、从而走出湖南提供平台；那么这一次在长沙办湖南自修大学的朝夕相处，则是李达成为毛泽东的良师益友，为毛泽东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供了平台，不仅使毛泽东受惠良多，而且巩固和加强了他们的同道友谊。　　后来，毛泽东、李达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李达应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邀请去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招生工作，并代恽代英任政治总教官。恽氏到任后，李达任政治教官，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和武汉图书馆馆长。1927年初，总政治部部务会议决定成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作为农民运动的参谋机关。李达被聘为该会的常务委员，多次参与农民问题的讨论。　　毛泽东先后在广州和武昌举办农民问题讲习所。他在武昌举办农讲所期间，又邀请李达前往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还委托李达做唐生智的统战工作。唐氏后来说：“记得1927年春，在武汉，有一次李达到我家来，他说：‘润芝先生希望你同我们一起干革命，要我来问你，你干不干？’我说：‘干，当然要干嘛！’”;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44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王炯华：毛泽东与李达的交往（二）: 热度 1 fqng1008 2015-8-9 07:38; 　　二、一大初识成同道　　1920年8月，上海成立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11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汉俊代理书记。1921年2月，李汉俊与陈独秀为制订党纲中的集权还是分权问题和党的活动经费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李汉俊一气之下辞去代理书记。李达勉为其难接任代理书记直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劳大会的召开，全面主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建党的，也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党的。因此，上海共产党按照列宁建党办《火星报》的经验，创办了由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分送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这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刊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刊。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刊，12月出版第2号。后因经费困难，中断了三个月。到1921年4、5、6月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时间，连续出版了3、4、5号。　　李达独力组稿、编辑和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特别注意宣传列宁的建党学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报导国际工人运动，批判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这方面的文章除了他自己撰写的《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还有他的同道撰写的《共产党同他的组织》、《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将死的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等文章。《共产党》还译载了列宁在俄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俄罗斯的新问题》和《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以及列宁起草、为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　　《共产党》月刊特别注意批判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不仅发表了李达本人署名的批判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还发表了施存统的《我们为什么主张社会主义？》和《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这些重要文章不仅批判了对当时建党的思想障碍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为创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阶级基础。　　《共产党》月刊广泛报导各国共产党和国内外工人运动的消息，并发表《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和美国劳动共产党印行的《红宝石》。　　《共产党》月刊每期还有一篇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的社评性《短言》。这些虽未署名但实为李达手笔的《短言》对于共产党的创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它明确提出：“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 因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两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所谓经济的使命，就是“不要妄信经济组织及状况幼稚的国家仍然应采用资本制度，同一起首创造，不必再走人家已经走过的错路”；所谓政治的使命，就是“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　　值得注意的还有，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第3号一开篇就开了个大天窗：“此面被上海法捕房没收去了”。这便是《告中国的农民》的文章。这不仅表明筹建中的中国共产党就重视农民问题，而且也是中共报刊史上第一次开天窗。　　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无疑都分寄长沙文化书社特别交涉员毛泽东。据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1920年12月27日的日记：“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毛泽东又将《共产党》月刊上的《俄国共产党底历史》、《列宁底历史》等文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发表。1921年1月21日，他致蔡和森又赞扬《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1921年6月3日，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上海。他们找到中国共产党代理书记李达，要求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李达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东京等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通知他们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并给每位代表寄去100银元作旅费。由于是秘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不便在通信中说明会议的名称和内容，通信署名人李达是唯一的联系人。其中，李达给长沙共产主义组织的信直接寄给文化书社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李达的信后，和何叔衡一起，于6月29日下午6点在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到达上海后，找到李达。这对于毛泽东何叔衡，等于向李达报到；而对于李达，因为是初次见面，也算是了解情况或者说“代表资格”审查，他顺理成章地问：“你们是C.P.还是S.Y.？”毛泽东说：“我们是S.Y.。”李达说：“我们是开C.P.的会，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C.P.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S.Y.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样是1920年8月成立的，最早的青年团员是施存统、刘少奇、任弼时，柯庆施、王会悟等人。随后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便改用英方简称C.Y。这就是说，毛泽东、何叔衡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们是参加一大才成为共产党员的。这表明，毛泽东之参加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李达的邀请之功。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亦多次说过：一大的最大功绩就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他的话语固然有歌颂毛泽东的意味，但也隐含了他的“发现”之功。　　那么，李达关于中共创建的这一重要史实的说法是否符合历史呢？　　首先是毛泽东自己的说法。　　如前所述，1920年8、9月，蔡和森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回信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仲甫即陈独秀，这表明毛泽东知道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共产党，也表明他本人或长沙方面当时还没有组织共产党。　　1945年，毛泽东在筹备中共七大时即兴回忆一大说：“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部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 毛泽东这段求实而朴实的话语所讲到的“小组”是比照苏联共产党说的，并未明确是指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不是明确指湖南。他说他入党没有介绍人，也是事实。但客观上还是有介绍人，那就是李达关于中共一大的邀请信是写给他收的，也是作为一大召集人李达说“你们既然来了就参加C.P.开会吧，以后回去在湖南就组织C.P”。因为共产党毕竟处于初创期，还没有后来规定的入党手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填写中共八大代表证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中共党史界也有不少人士认为湖南当时已经有共产党的组织。金冲及《毛泽东传》根据萧子升晚年回忆“一九二0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认定萧氏所说的“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又根据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中关于上海成立共产党后计划在一年之内“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和张国焘《我的回忆》中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进一步认定：“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0年十一月”。其实，这仍然只是一种推论。实际上，1920年11月，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毛泽东在易礼容该年6月30日给他和彭璜的信后所加的一段文字仍然只是说“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如果这一个月毛泽东等六人真的在“在建党档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那么，同一个月的毛泽东就不会使用“计划和组织”与“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这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会有他后来在延安中共七大所作的那番说明。　　史料表明，湖南确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有马克思学会，仍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湖南确有共产党的组织。相反，却有证据表明湖南的共产党组织确实是中共一大以后才有的。　　1954年，萧三（子暲，萧子升之弟）撰写《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其第六章三一节《可纪念的“三十节”》中，写到一大闭幕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开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组织时说：“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彭为湘乡人，1924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长）、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据萧三说，这是毛泽东自己的回忆。　　1979年9月11日，易礼容接受胡庆云、高军、邵维正、周子信访问，后由访者整理出《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1980年4月经易礼容本人修改定稿）。易礼容的说法与萧三的说法略有不同，但时间、地点和形式大致相同。易礼容说：“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没参加，我是直接参加共产党的”。“毛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我。因为社里人很多，谈话不方便，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篱笆旁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党，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三千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要是死30救70，损失太大，我就不干。他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瓜熟蒂落。我说瓜熟蒂落那就干吧。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与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被敌人发现，没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三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不过那时不叫三人小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九、十月……李达说过，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是对的。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的共产党核心，这是毛建党的重要力量。但讲事实，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 　　五四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毛泽东最敬佩的无疑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一班新派人物。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时，与这些新派人物也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他第二次去北京途经上海回湘时还去拜访陈独秀。他后来说：陈独秀、李大钊对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但是，总体上，他与这些新派人物更多的是神交，他们并没有直接为他提供大显身手的全国性活动的舞台。李达当时虽然没有南陈北李那样大的影响，在中共一大前，毛泽东虽然也是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的热心读者，还将其中一些文章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发表，但除了李达给他寄《共产党》月刊，他与李达并没有直接的交往。然而，李达邀请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却具有非凡的意义。正是李达的邀请，使毛泽东走出湖南地域，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全国性的“开天辟地”大事变，并从此投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开始他波澜壮阔的人生。这当是毛泽东对李达格外心存感激之处，也使他与李达从此成为同道的朋友，维持了几十年的友谊。; 个人分类: 谈情说爱|1610 次阅读|2 个评论

[转载]翟志成：胡适的冯友兰情结（上）: fqng1008 2015-4-8 20:05; 编者按：翟志成教授此文首发于《随笔》杂志，授权历史百人会网络首发。引言胡适当了一辈子的「青年导师」、「学界祭酒」和社会的「意见领袖」，偶然也会劝勉大家「努力做学阀」。他喜欢热闹、喜欢交际应酬、喜欢提携后进扶危救急，但也会拉帮结派争名争位，有时也会月旦人物引来是非。是以他一生之中，有过众多的学生和朋友，但也结下了一些冤家或对头。在所有的冤家或对头中，冯友兰如果不算是胡适最讨厌之人的话，起码也是最讨厌的人之一。胡适的主要敌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敌人，一类是学术文化上的敌人。一般而言，胡适对政治上的敌人要比学术文化上的敌人更为宽容一些。但无论是对政敌和学敌，胡适大都放不下「正人君子」的身份和「缙绅阶级」（gentleman）的架子，而总会显示出其宽厚、持平、讲理、公道、彬彬有礼和不为已甚的良好态度和修养。例如，鲁迅是胡适的政治敌人，对于鲁迅经常在文章中或明或暗的攻讦讥剌，胡适几乎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对于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天才，胡适一生都秉持着「最诚意的敬爱」，对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无论是在公开或在私下也一再表示钦佩，并为陈源、苏雪林诬指该书抄袭自日人盐谷温一事大声替鲁迅叫屈。例如，胡适对梁漱溟的文化观几乎完全不能同意，两人也常为中西文化问题有口头上或文字上的争论，有时双方都不免动了火气而互指对方「刻薄」。但在胡适的内心深处，对梁漱溟的操守、人格、及其以圣贤自任的气魄和担当其实是十分的敬服，有时甚至还会兴起自愧不如之叹。又例如郭沫若兼胡适的政敌与学敌于一身，而胡适也颇为鄙薄其「阿谀」和「无行」，但由于郭氏在甲骨文研究的成就，胡适也照样提名他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胡适曾说过：「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此话说得何等的好！如果说，胡适对鲁迅、梁漱溟、郭沬若等政敌学敌，确实秉持了「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但当他一面对冯友兰，便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仅「恶而知其美」的持平态度难得一见，就连他平日颇为自矜的「正人君子」的身份，还有那「缙绅阶级」（gentleman）的架子，也可以因冯友兰而放下。胡适对冯友兰的心结，几乎是终生不可开解。胡适长时期对冯友兰的种种苛责，与他一贯待人接物的温良恭俭让，构成了如许巨大的反差。这不仅使胡适的研究者咸感困惑，恐怕就连胡适自己一时间亦难以说清楚讲明白。一、由亲近到疏离其实，胡适对冯友兰的心结，是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底读到冯友兰寄来的《中国哲学史》部分书稿时始种下的。在此之前，胡适不但不觉得冯友兰讨厌，而且还一度和冯友兰颇为亲近。一九一七年九月，当胡适由美学成归国并第一次在北大开讲「中国哲学史」课程之时，冯友兰正好在该校的「中国哲学门」攻读，并刚刚升上三年级。若以年龄而论，胡适在当时还不满二十七足岁，仅比冯友兰大四岁，比「中国哲学门」二年级生顾颉刚大不到二岁，比「国学门」二年级生傅斯年大四岁多一点。若以国学修为而论，胡适不仅无法和刘师培、黄侃、陈黻宸、陈汉章等在北大任教的经史学大师比肩，即令与冯友兰、傅斯年、顾颉刚等国文程度超强的大学生相较，亦容或有所不及。但是，这几个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动不动就要带头闹事驱逐「不够格」的老师的危险分子，却在听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对这个年纪与自己相差不远，国学程度也不见得比自己高明的新来老师，一齐佩服得五体投地。顾颉刚对自己和傅斯年从怀疑胡适到信服胡适的转变，有极生动鲜活的回忆：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了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我对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怎么说才好的……』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从此之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冯友兰一贯强调：向西方学习，所要学的并不是西方的「迹」，而是其「所以迹」；即如向神仙学点金术，所要的并不是神仙由石头变出来的黄金，而是神仙那根能把石头变成黄金的手指头。那根手指头就是现代学术的方法学。冯友兰、顾颉刚、傅斯年在胡适讲授中，真正体验了西方方法学的惊人威力，也领悟到现代学者（如胡适）之所以比传统学者（如陈黻宸、黄侃、陈汉章）站得高，看得远，全在其掌握和运用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在惊骇得「舌挢而不能不」之后，他们便都一齐低首降心，决心以胡适为师，把西方的点石成金术学到手。而冯友兰则一直到了垂暮之年，仍充满了感恩地谈到了胡适的哲学史课程是如何地引起他对西方的现代学术方法学的惊羡。即使过了六十多年，冯友兰还是照样兴致勃勃地谈及胡适的「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和「系统的研究」在方法学上的突破和创新。所谓「证明的手段」和「扼要的手段」，就是把三皇五帝等许许多多的无稽之谈一刀砍掉，一部中国哲学史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么一来便把冯氏从「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中」拉拔了出来。所谓「系统的研究」，就是摒弃了传统学者述而不作、以选抄编排前人注疏为究竟的治学方式，而代之以审查材料的真伪、分析其中的意义、探究材料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规律性，并全面而系统地把研究所得综合地叙述出来。这又使陷在支离破碎、散漫而无所依归的注释迷雾中的冯友兰，第一次找到了出路、摸着了头绪，从而发见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某些思想系统和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某些线索。所有这些，都让冯氏自觉「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同样令冯友兰感奋不已的，还是胡适在讲授中国哲学史时流露出来的浓烈反传统气息——亦即《三松堂自序》所谓的「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冯友兰看来，胡适的「革命精神」，首先表现在他悍然注销了儒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正统的地位，而只把儒家视为百家中的一家，与以往咸被视为「支流苗裔」甚至是「异端邪说」的各种学术流派平起平坐。其次还表现在他竟敢在讲义上，「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因为，在胡适以前，中国的学术著作，都是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把自己的话，作为经典的注疏或附庸，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胡适这一「非圣无法」的大动作，实无异于思想上的公然造反。这种「以我为主」的「胆大妄为」，无论从形式上或精神上，都远远超过「六经注我」的陆象山。冯友兰负笈北大三年，首先是在黄侃的接引下，饱饫了传统国学词章之华美；接着是在陈黻辰的诱导之下，瞥见了中国义理之学的奥秘；最后是在胡适的启蒙之下，让他整个学术生命忽然开了窍，跳脱出传统学术的羁拘，窥见了现代学术的新天地。如果说，黄侃、陈黻宸等传统学者曾把冯友兰引进了中国词章义理之学的新天地，现代学者胡适便让冯友兰窥见了西方方法学更新的天地。这两重天地，对冯友兰而言，后者的境界不仅要远比前者更为充实、更为丰富、更为深刻，而且在位阶上也要远比前者更为优越和更为高级。在这两重天地的强烈对照之中，冯友兰发见了新文化和旧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他无论是情感还是理智的天秤，都迅速向新文化的那一端倾斜。胡适到北大才刚两个月，便因缘际会成了哲学研究所的创所所长，而冯友兰立刻就选修了胡适在研究所讲授的全部两门功课。紧接着在三年级下学期，亦即冯氏行将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冯友兰除了继续修读胡适的这两门课之外，在西学方面，还选修了沈步洲的语言学概论（三学时）、顾孟余的经济学原理（三学时）以及李石曾的社会哲学（二学时）。大量的选修西方的社会科学课程，显示了冯氏的治学方向和兴趣，已由传统学问向西学转移。直接促成冯友兰思想转向的老师就是胡适。在胡适的影响下，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冯友兰与陈钟凡、孙本文、嵇明等十多位同学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哲学会，并「以商榷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为宗旨」。这表明了冯氏已把个人对新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向往，提升为同志间互助和互教的集体活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往往是密切关连的。同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冯友兰参加了北大学生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缔结军事协议的集会，并和与会同学一道，不顾蔡元培的劝阻，步行前往总统府请愿。这又说明了冯友兰的一只脚，已从书斋迈入社会，开始把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行动了。同年六月底，冯友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九月在开封出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但冯友兰虽人在开封，却心系在胡适等领导下的北京的文化革命运动。他才一到开封任所，便立刻主编《心声》杂志，企图把他由北京带回的文化革命火种在河南点燃。他也曾多次投稿傅斯年等主编的《新潮》，直接为文化革命力。一九一九年六月，冯友兰考取了河南省公费留学，同年十二月乘搭中国邮船公司南京号海轮由上海抵达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继续深造。冯友兰之所以选择了哥大而不是美国别的大学，原来又是遵照胡适的指示。《三松堂自序》云：「我要往美国留学的时候，我找胡适，问美国哲学界的情况，学哲学上哪个大学比较好。他说：『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都是有名的，但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学的新哲学。』」。由此，亦可见当时冯友兰对胡适是何等的敬重和信服。只是，冯友兰到了大西洋彼岸，不仅在地理上远离了胡适，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和胡适渐行渐远。如果说，冯友兰在北大时就像一只关在黑井底下的青蛙，胡适方法学的启蒙，等于揭开了井盖，让他窥见了头顶上斗大的一片蓝天。那么，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冯友兰，便如同青蛙跳出了深井，让他真正看见了西方理代学术的天地之大，宫室之美。冯友兰往昔对胡适的信服和崇拜，也因眼界渐宽而逐渐消减。当然，这还不是冯友兰与胡适渐行渐远的最重要原因。冯友兰与胡适疏离的最重要原因有二。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目睹西方文明内部的严重危机，西方的知识分子正开始对西方文化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十九世纪以来风行一时的进步主义和科学主义已开始式微，昨日对西方文化的乐观主义已渐渐被今日的悲观主义所代替。战后西方思想界的重大转变，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五四」风潮，形成了极强烈的反差。一旦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来到欧美，便再也无法对这种强烈的反差视若无睹。君不见就连洋人也承认西方文化并非一切都好么？梁启超和张君劢正是因为旅游了一趟欧洲，才深感不宜妄自菲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冯友兰在美国留学，又岂能无动于衷！其二是冯友兰在哥大攻读博士学位不及一年，便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地把自己的自己的专业由西方哲学改为中国哲学。这一转变，固然能使冯友兰易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但是，专业的转变也往往会引起心态的转变。冯氏在改变专业之后，便能以较为同情的态度，与中国的传统经典及先哲进行内在对话 (internal dialogue) ，而儿时曾背得烂熟的古典，其中隐而未显的意义和价值，亦在内在的对话和思想的反刍中得以砥砺发明。所有这些，都使他离开胡适的「反传统」立场越来越远，而越来越贴近了他在北大的另一个老师 —— 一生矢志要为中国传统文化辩诬洗冤的当代新儒学开山梁漱溟。冯友兰在一九二二年四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 ” ( 〈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 ) ，以「能而未为」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化何以「未能」产生科学，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隔海唱和。一九二三年暑期冯友兰完成博士论文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West” （《天人损益论》），该论文于一九二四年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出英文本，其后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出版中文本，书名被改为《人生哲学》。如果说，冯友兰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其辩护策略是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并以「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为理由，替中国文化争取平等地位；那么，冯友兰在《人生哲学》中，其辩护策略则是强调中西文化的共通性。在《人生哲学》所罗列的损道、益道和中道三大派中，每派都是由中国和西方的哲学流派共同组成的。尽管冯友兰在表面上承认了每一派都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但他还是把以先秦儒家和宋明新儒家为主体的中道派的位阶和价值，置放在损道派和益道派之上，而断定中道派是「其蔽似较少」的「较对之人生论」。约而言之，冯友兰无非是要向读者表明：西方文化所有的中国文化也有，但中国文化所有的比西方文化还要更好。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冯友兰已基本上脱离了五四反传统主义的营垒，而正式加入了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行列。二、导火线尽管冯友兰在学术文化思想上己与胡适分道扬镳，但直至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书稿寄呈胡适指教之前，亦即在一九二九年底之前，两人仍维持着师生间的微妙关系。冯友兰自一九二三年夏返国在河南大学哲学系任教，恒不安于位，亟思离开河南这个学术文化的边缘地区，到其他学术文化中心谋一位置。他先后到过广州的广东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最后得偿所愿，于一九二八年秋加入了罗家伦接收清华的领导班子，不但成了中国另一最高学府的教授，而且还先后在清华担任过校秘书长、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代理校务（即代校长）等要职，变成了清华第二号人物。由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底，胡适曾与冯友兰有书信往来，彼此也曾「畅谈甚快」，胡适有新的著作也会寄冯友兰一份。冯友兰尝多次投稿胡适主编的《现代评论》，多次把自己的论文寄呈胡适求教。黄山书社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共收入的冯友兰致胡适书函六通。此六函中有五函应撰于两人关系尚算正常之时。冯友兰在信中曾向胡适请求介绍工作，请求介绍出书，请求帮助通过中基会的补助等等。其时冯友兰对胡适仍执弟子之礼，每封信末均着有「学生冯友兰谨启」等文字。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谈冯沅君与陆侃如婚事的二封信。冯沅君原名冯恭兰，是冯友兰的胞妹，七岁丧父，在冯友兰的影响下走上创作和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大文科研究所，是中国著名的学者和女作家。冯友兰对沅君极为怜爱，对沅君与陆侃如的婚事原来并不赞成。原因之一是陆侃如比沅君还小三岁，更重要的原因是冯友兰经过调查，发现陆侃如在家乡已与一庄姓女子订有婚约，于是一怒之下曾指责陆家骗婚，因之与陆父闹得极不愉快。为了其妹的终生幸福，以「长兄如父」自任的冯友兰甚至曾一度想过把沅君介绍给门当  对，而其才学又让自已佩服的陈寅恪。但此时沅君正热恋她的「璧弟」（侃如），对其兄的「荒谬」之举自然十分反感。不过，由于一心希望得到家中的祝福，沅君便请出自己在北大的师长胡适与蔡元培出面当调人。冯友兰眼看其妹意不可回，而陆家又满足了他提出的与庄家「登报解除婚约」加上「官厅登记」和「律师证明」等先决条件，也乐意接受了胡适的调停。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八日致胡适函云：「近接侃如来信，知与庄女士关系已断，并经律师证明。学生即据以与家慈婉商，家慈虽然不免疑虑，但已允诺听舍妹自决，不加干涉，此事可谓告一结束。而先生执柯伐柯，亦于是告厥成功矣。」但是，两个学术思想南辕北辙，又同在一个城市中治相近专业的人，要长久地和平共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俟胡适读到冯友兰寄来的《中国哲学史》书稿时，维系着胡、冯两人暂时相安无事的微妙的师徒关系便被撕裂了。在胡适而言，冯书不仅在精神上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唱对台戏，而且还用「释古」的典范取代了自己书中所树立的「疑古」典范，拔赵帜，树汉帜，等同于入室操戈。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不仅是胡适藉以成名的学术资本，而且还是胡适反传统的重要武库。胡适已习惯于把别人对这本书的批评，看成是反动的文化势力对革命阵营的反扑。以前他对梁启超的批评便秉持着这种看法。他在一九二一年初致陈独秀函云：你在北京的日子也很久了，……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你难道不知道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现在面对冯书的挑战，胡适除了想到这是反动势力的反扑之外，还极可能想到这是学生对师门和「文化革命」的背叛。既然对反动须予以打击，对叛教者更不能宽恕，胡适对冯友兰的批评，便不再念及师生的情谊。对冯友兰而言，在私方面，他之所以能在数年间变成了学术的主流派，全凭自己的努力和争气，而胡适究其实并无给予过多大的帮助，他对胡适并无亏欠；在公方面，学术文化本是天下公器，他与胡适所争者，乃系中国学术文化之大是大非，孔门素有「当仁不让于师」的遗教，西哲亦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之明训，又岂可以私谊以害公义！职是之故，冯友兰对自己与胡适的论辩也据理力争，寸步不让。两人一来一往地互相批驳，使得彼此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僵。两人之中，胡适的最强的一项是考据，最弱的一环是义理；而冯友兰的强项是义理，较弱的一环是考据。胡适在注意到冯书把《老子》一书考订为战国时人作品，故其作者应出生在孔子之后，与自己的书把《老子》的作者考订为孔子的前辈，故《老子》成书应在《论语》之前的论断相舛，因而在《老子》的年代这一考据上的问题向冯友兰发难，藉由一点突破以推翻全面。关于胡、冯两人论争的细节，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加探究，而只能从整体上略加裁断。冯友兰的所长虽不在考据，但对考据却并不外行。他对于《老子》书成于战国的判断，乃系综合自崔东壁、汪中、梁启超等人对《老子》书及其作者的辨伪和考证成果。冯友兰在书中特别强调：「此三端及前人所已举之证据，若只任举其一，则不免有为逻辑上所谓『丐词』（ begging the question ）之嫌。但合而观之，则《老子》之文体，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皆指明其为战国时之作品，此则必非偶然矣。」而胡适则紧揪着这句话不放，强调若所有证据分而观之不免有为「丐词」之嫌，则虽「合而观之」亦不能确定「其为战国时之作品」。胡适的推理并没有错，冯友兰的「合而观之」法究其实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老子》是战国时作品。但胡适的正确推理并没能给自己带来胜利。因为，按照胡适的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份证据的东西」的硬性规定，胡适自己就是在没能提供「充份证据」的情势之下，仍旧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里把《老子》的成书安排在《论语》之前。换句话说，胡书中「老先孔后」的说法，和冯书中「孔先老后」的说法，都只不过是未能被完全证实的假设，而决不应被视为定论。既然胡适和冯友兰都无法提供充分的确凿证据，证成自己的假设，那么，他们的假设的孰优孰劣，便只能由其「被证成的可能性」的大小来决定。冯书使用了「合而观之」法，当然能大大增加了其假设「被证成的可能性」，因而又要比其假设「被证成的可能性」较小的胡书高明。即使以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考据，胡适还是没有办法压倒冯友兰。在当时参加《老子》辩论的学者如梁启超、钱穆、顾颉刚诸人，几乎都一致反对胡适「老先孔后」的论点。胡适的挫折感是可想而知的。胡适很可能没有觉察到，他的书中「老先孔后」的说法，只不过是一未经证实的假设，而他却一直把这一未经证实的假设，当成了已经被证成了的定论，如此一来便违背了他自己一贯教人要「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份证据而后信」的「思想和学问的方法」。并且，他一再以未能提供「充份证据」为理由，以挑剔和否定冯友兰等人「孔先老后」的假设之时，却忘记了自己也同样地未能提供「充份证据」，忘记了自己所坚持的「老先孔后」也只不过是假设，忘记了自己的假设并没有比冯友兰的假设更具优越性。正因如此，胡适把他和冯友兰关于《老子》成书时代的争论，分别写入了他批评冯友兰的中英文的相关文章中，藉以突显冯友兰的荒谬可笑，殊不知却更突显了自己错认假设为定论的谬误。例如，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台北版自记〉中说：在民国六年我在北京大学开讲中国哲学史之前，中国哲学是要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讲起的。据顾颉刚先生的记载，我第一天讲中国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几乎引起了班上学生的抗议风潮！后来蔡元培先生给这本书写序，他还特别提出「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说是「截断众流」的手段。其实他老人家感觉到他应该说几句话替我辩护这一点。四十年来，有些学者好像跑到我前面去了。他们要进一步，把老子那个人和《老子》那部书都推翻，都移后两三百年。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这样办的。…… 冯先生举出的证据实在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我曾对他说：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词』」，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蚊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承认的「丐词」，究竟是「丐词」，不是证据。这是我在二十五年前说的话。我到今天，还没有看到这班怀疑的学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所以我到今天还不感觉我应该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 …… 其实，冯友兰提出的证据，并非如胡适所谓「都不合逻辑，都不成证据」，而是一些藉以证成「孔先老后」的可能例证。这些可能例证，若分而观之，固然不足以证明「孔先老后」（有关这一点冯友兰已公开承认），但若合而观之，则能使证成「孔先老后」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尽管合众例证仍不能「完全而充份地」证成了「孔先老后」（有关这一点冯友兰已提及，但说得不够清楚）。胡适若因为冯友兰不能「完全而充份地」证成了「孔先老后」，而拒绝把冯友兰的假设视为定论，拒绝在自己的书中「把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移挪到战国后期去」，这是胡适个人的自由，也无可厚非。但胡适在没有提供充份证据的情势下，却无权把自己「老先孔后」的假设视为定论，也无权要求冯友兰除非握有百分之百的充份证据始能另行提出「孔先老后」的新假设，更无权禁止冯友兰因自己的假设能被证成的可能性较大而自觉其优越。个中道理，本是一清二楚。但胡适却对如此显明的道理视而不见，并大半辈子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休，这可能因为关心则乱的缘故罢。三、胡适的冯友兰情结（一）「哲学关门」论胡适虽以《中国哲学史大纲》「暴得大名」，但胡适的哲学训练，却常变成了某些中国专业哲学家清谈的笑料。例如，金岳霖借弦而歌，在撰写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书面报告中，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发出了相当尖刻和严苛的批判和讥讽：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在工商实业那样发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动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是后来居上。胡先生既有此成见，所以注重效果，既注重效果，则经他眼光看来，乐天安命的人难免变成一种达观的废物。对于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让他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他们安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觉得舒服。同时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所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金岳霖一直到晚年撰写回忆录时，还不忘狠狠地幽了胡适一默：我认识的人不多，当中有些还是应该研究研究。胡适就是其中之一，我不大懂他。我想，他总是一个有很多中国历史知识的人，不然的说，他不可能在那时候的北大教中国哲学史。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都是不大容易应付的。这位先生我确实不懂。我认识他很早的时候，在一天他来找我，具体的事忘了。我们谈到necessary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的或必然的事要做」。我说：「这才怪，有事实上的必然，有心理上的必然，有理论上的必然……」。我确实认为他一定有毛病。他是搞哲学的呀！还有一次，是在我写了那篇〈论手术论〉之后。谈到我的文章，他说他不懂抽象的东西。这也是怪事，他是哲学史教授呀！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的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对这个哲学的评价不是我的回忆问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维也纳学派断言一切形上学都没有实证上和认知上的意义，从根本上否定和推翻以形上学为基础的传统哲学的一切合理性和合法性。原先以中国哲学史「暴得大名」的胡适，此时的自我定位，已完成了从哲学家到历史家的转变。到了三十年代初期，胡适在北京大学也开始宣传「哲学关门论」。不知是否因为哲学家们对自己的轻蔑，还是因为受了冯友兰的刺激，受辱和挫折让一贯以聪明自负又眼高于天的胡适，更加对哲学和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而此一反感，又增强了胡适本来就十分强烈的作为历史家的骄傲和优越感，遂演成了一种「历史的傲慢」。怀着「历史的傲慢」，胡适见到哲学家往往出言不逊，甚至还曾一度设想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取消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让北大的哲学家没有饭吃。据哲学家贺麟回忆道：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大唱其「哲学要关门」，「哲学家没有饭吃」的论调。他当时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作了一个英文的演讲，（讲稿尝在当时北京英文报上发表，）大发其「哲学是坏的科学」的荒谬议论。他从孔德的反动的实证主义出发，认实证科学已代替了哲学，哲学已没有研究的领域，并以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作为哲学上的「树倒猢狲散」，哲学要关门的例证……每遇见一个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他就一再问他：「你何不早些改行？」他在当时北京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上，每年照例要重述一遍他的「哲学要关门」的荒谬议论。他甚至打算取消北京大学哲学系，而迫使其他哲学教师「改行」或「没有饭吃」。北京大学哲学系虽未被他取消，但当时唯一用新观点讲授「左派王学」相当受学生欢迎的嵇文甫先生却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贺麟这些话虽是在中共一九五五年批胡适高潮时所说的，但剔除去其中的大批判语言，他所说的基本上与事实相符。因为，贺麟的话已经在钱穆的回忆录中得到证实，胡适确曾一度计划要把北大哲学系关掉，甚至要以历史系取代整个文学院。钱穆说：「在余初到之年（翟按：即在一九三一年秋），北大历史系开会，适之为文学院院长，曾言办文学院实则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又文学系仍多治旧文学者掌教，一时未能排除。 …… 」除了逼走嵇文甫，胡适还不顾汤用彤和钱穆的反对，执意解聘了理学大家蒙文通。据钱穆回忆：某日，……适之告余，秋后蒙文通将不续聘。余答，君乃北大文学院长，此事与历史系主任商之即得，余绝无权过问。且文通来北大，乃由锡予推荐。若欲转告文通，宜以告之锡予为是。而适之语终不已。谓文通上堂，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余曰，文通所授为必修课，学生多，宜有此事。班中学生有优劣，优者如某某几人，余知彼等决不向君有此语。若班中劣等生，果有此语，亦不当据为选择教师之标准。在北大尤其然。在君为文学院长时更应然。适之语终不已。余曰，文通所任，乃魏?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蒙文通原是四川经学大师廖平的传灯高弟，后来又曾负笈于支那内学院佛学大师欧阳渐门下，文史哲一身兼通，于宋明理学与佛学之造诣尤为深邃，在北大任教时常与文化保守主义者林宰平、熊十力、钱穆、汤用彤等人声应气求。从他在北平时向不入胡适的家门的「稀有之事」看来，他对胡适及胡适的学问大概也无甚敬意。胡适之所以解聘蒙文通，当然也绝对不会仅仅是因为有学生投诉「不懂其所语」。因为，当时普通话尚未普及，北大的教师各操家乡方言授课，而蒙文通所操者属于成都官话系统，又要比北大许多教师的家乡方言易懂得多，至少要比钱穆的无锡话易懂得多。蒙文通被解聘的真正原因，极可能是由于他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立场而又敢于放言高论，遂使自已成了胡适的眼中钉。为了达成把文学院办成历史系的目标，胡适还以「革新」之名在北大中文系解聘了旧派老教授许用晦和林损。回想到胡适在二十年代初期才刚掌北大文学院大权，便一口气解聘了包括保皇分子辜鸿铭在内的八个教师，由蔡元培一手开创的兼容并包的北大自由讲学的学风，到了胡适手中便受到了严重的压抑。以胡适愈来愈严重的「历史的傲慢」情结，及其肃整「不适任教师」之铁腕，倘若冯友兰当时不是在清华，而是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过吧？（二）「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之右者」但是，「各人头上一片天」，胡适虽在北大有权有势，却还真奈何不了已经在清华打下了一片铁桶江山的冯友兰。眼看着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出版完上册之后，不久又出齐了下册，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在出版了十多年之后，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写出下册；更兼陈寅恪和金岳霖所写的扬冯眨胡的三篇「审查报告」，又都附在冯书之后，使得学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冯书要远远胜过己书。所有这些，都很难免让胡适耿耿于怀。「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胡适也是人，有时难免也会在人前人后月旦人物。只不过，胡适对自己在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学术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有相当充份的自觉和自信，深知自己的片言只语，都有可能变成了日后的研究者研究和分析的史料。胡适经常劝喻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在通信中把发信的年月日书写清楚，以免造成日后研究者考订上的困难，便是此事最有力的左证。正因如此，胡适在人前人后、在书信或日记中对他人的批判讥讽，无论他是有意或是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其损人和伤人的实际效果，和他的公开撰文如果真所有不同的话，也只不过是在时间上的先后而已。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不打算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胡适的日记，不但是写给别人看的，而且还知道日后一定会出版的。正因如此，他在日记中批评别人，和他的撰文批评并无甚不同。胡适在日记中批评冯友兰的地方有好几处。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月《胡适日记》有云：这几天读张其昀君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 这是张君主编的，钱是蒋介石先生拨助的，其中主重【要】人物为张其昀、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他们没有「发刊辞」，但每期有启事，「欢迎下列各类文字」：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 2.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 3.—6.（从略）这两条就是他们的宗旨了。…… 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胡适是个反传统主义者。如果有人在胡适面前肯定中国历史文化的正面意义和价值，很可能会被胡适批评、鄙薄和不屑。例如有个湖南的留法学生向胡适请教「《中庸》上说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话怎么解？究竟确不确？」弄得胡适又好笑，又好气，在日记中狠狠地嘲笑他「到了法国七年，法文还不曾学会，却记得这些昏乱的胡话！」又例如胡适有一天与一熟朋友饭后一起去看庄士敦（ Johnston ），闲谈中，胡适听到该朋友说「中国文学胜于西洋」，气得在日记中大骂他「见解甚陋，贻笑于外人。」甚至是「外人」如牛津之教授 Jenkin 与牛津之锡兰学生会会长及印度学生会会长等在胡适面前称许中国和东方文化，也让胡适听来十分逆耳，在日记中认定他们「装腔作势」，「说的话不是良心话！」胡适常把维护传统文化与愚昧、保守、反动画上等号，《思想与时代》的编者和主要撰稿者既以「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为其宗旨，自然难免要被胡适划入「愚昧」、「反动」、「保守」和「拥护集权」的另册。但在所有人当中，胡适又最鄙薄冯友兰。因为，胡适知人论世极看重学历和出身。像钱穆、张其昀这一类没有留过洋的「苦学者」，胡适还会因未受过现代学术训练而不忍苛责，维持着表面的客客气气。但冯友兰既毕业于北大，又是哥大的洋博士，居然还和这些未见过世面，未闻大道的「苦学者」一道宏扬传统文化，在胡适看来，真是愚不可及，白吃了许多洋面包和枉读了好几年洋书。胡适从来就以聪明自负，并常以自己为标尺去衡量他人。在他看来，真正聪明的人都应像他那样反传统；而维护传统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被蠢人所误的聪明人，如梁启超。胡适在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在《日记》中曾对梁启超的晚年转向「卫道」相当不满：「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天资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励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而另一种是不折不扣的蠢人，最着芟如冯友兰。早在一九三一年春，胡適和錢穆討論老子問題，就突然冒出這一句：「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之右者」。不知胡适所谓的天下第一至蠢，是指冯友兰坚持「孔先老后」的蠢？抑或身为洋博士还去维护中国传统的蠢？当钱穆晚年把胡适的这句话写入了回忆录时，胡适墓木已拱，而冯友兰尚还健在。据冯友兰的学生钟肇鹏说：一九八七年秋，一次我到冯老家中，谈倒最近我读了钱宾四所写的《师友杂忆》，其中有讲到冯先生的。宾四记胡适谓「天下蠢人恐无出芝生右者。」先生听后，默然。良久曰：「胡适顶聪明，但他『作了过河卒子，只得勇往直前。』我却不受这种约束。」冯友兰虽不像胡适那样自负聪明，但也绝不会想到自己和「愚蠢」二字有任何关连。他做梦也不曾想到，胡适竟会把他列为「蠢人」，而且还位居天下等一。大概是钟肇鹏并没有把胡适说此话的时间、地点和脉络交代清楚，致令冯友兰想来想去，最后竟想到了自己在中共立国前夕，没有像胡适那样逃离大陆，因而后来在中共治下受尽折磨，胡适一定是因为我冯友兰不曾作了逃亡的「过河卒子」，从而断定我是天下第一蠢人罢？冯友兰的猜想，简直离题万里！这是胡适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一日北大正式开学之日，在学生们如雷般的鼓掌声中，在讲台上为「报答」学生们的「好意」所讲的「老实话」。其原话是：「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人家称我们为『最高学府』，我们便得意；称『学阀』，我们便不高兴。这真是『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了！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引自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一日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册 3 ，页 496 。参见胡适，〈胡适致苏雪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 1983 ），中册，页 339 。胡适在致周作人函云：「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 …… 」。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胡适在日记中亦云：「周氏弟兄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案﹕鲁迅，本名周树人，字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 ……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3 ，页 755 。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自序〉云：「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引自胡适，《白话文学史》（台北：胡适纪念馆， 1974 ），卷上，页 9 。胡适至苏雪林函云：「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案：陈源字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风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 …… 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 gentleman 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引自胡适，〈胡适致苏雪林〉，页 339 。详见胡适，〈答梁漱溟〉，收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上册，页 311-312 。例如，胡适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七月在报上读到〈梁漱溟不肯洗脑〉的报导，十分感叹，忍不住在日记中写道：「漱溟今天的行为也是『殉道者』（ martyr ）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自不通处变』，不能『自昧其所知以从他人』，都是很可敬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8 ，页 219 。胡适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日记中，曾剖判自己与陈独秀和梁漱溟的差异，认为自己「一方面不能有独秀那样狠干，一方面又没有漱溟那样蛮干，所以我是很惭愧的。」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138 。一九五○年一月二日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8 ，页 4-5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胡适的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7 ，页 656-657 。胡适，〈胡适致苏雪林〉，页 339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收入氏着，《三松堂全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卷 1 ，页 187 。胡适出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冯友兰出生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顾颉刚出生于一八九三年五月八日，傅斯年出生于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见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 ? 的一代学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页 1 。当时北大学生气焰熏天，动不动就驱逐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教师。冯友兰和傅斯年就曾分别在哲学门和国学门当过驱逐老师的带头人。冯友兰曾带头驱逐哲学门教师之事，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96-297 ；傅斯年曾带头驱逐国学门教师之事，见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收入氏着，《罗家伦先生文存》（台北：国史馆， 1989 ），册 10 ，页 74-75 。引自顾颉刚，《我与古史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页 40-41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02-203 。同上，页 119-203 。同上，页 201 。同上，页 200-201 。同上，页 201 。同上，页 201 。同上，页 201 。同上，页 35 。同上，页 186-188 。同上，页 119-203 。同上，页 199-203 。冯友兰把陈汉章和哲学门部分同学对胡适的讥笑和攻击，看作是当时旧文化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扑。《三松堂自序》云：「 …… 也有不少人对胡适这部书，发了些讥笑之词，认为是胆大妄为 …… 我们的教授（指陈汉章）说他不通 …… 我们学生中间也有人说：『胡适胆大脸厚。』这些讥笑之词，从反面说明，这部书在当时是作为新事物出现的。」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02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中旬，胡适在北大创办哲学研究所，自任所长，时距胡适在同年九月十日出任北大教授刚好过了两个月。耿云志，《胡适年谱》（香港：中华书局， 1986 ），页 47-48 。冯友兰当时撰胡适的两门课分别为「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和「中国名学钩沉」。见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4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5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6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6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46-47 ；以及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28 。冯友兰，〈回忆《心声》杂志〉，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3 ，页 971 。冯友兰，〈《心声》发刊辞〉、〈《心声》第二次复活〉，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3 ，页 817-821 ， 862-863 。冯友兰，《四十年的回顾》，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4 ，页 165 。该论文完成于一九二○年冬，于一九二一年曾在哥大哲学系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于翌年四月刊于美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 Vol.XXXII, No.3, 一九八三年四月由涂又光译为中文，收入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4 ），页 23-42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页 24 。冯友兰，《人生哲学》，后收入氏着，《三松堂全集》，卷 1 ，页 347-584 。冯友兰云：「哲学多有所『蔽』；本书中所谓中道诸哲学，其『蔽』似较少，今依所谓中道诸哲学之观点，旁采实用主义及新实在论之见解，杂以己意，糅为一篇，即以之为吾人所认为较对之人生论焉。」氏着，《人生哲学》，页 509 。冯友兰说：「在《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里面，我只把各派哲学并列叙述，没有明确地肯定，哪一派是我所认为最有价值的。现在在《人生哲学》里，我明确地说，我所谓中道，是最有价值的。」氏着，《四十年的回顾》，页 179 。关于冯友兰由反传统主义向文化保守主义转变的心路历程，详见翟志成，〈冯友兰彻底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一八九五 —— 一九四五〉，《大陆杂志》，卷 98 ，期 1-3 （ 1999 年 1-3 月），页 29-36 ， 61-69 ， 114-127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58-59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59-76 。例如，冯友兰在一九二五年获胡适赠新出的《胡适文存二集》一套。见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页 56-57 。见冯友兰，〈冯友兰信六通〉，收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 1994 ），册 36 ，页 591-603 。见冯沅君，〈冯沅君信八通〉（二），收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册 36 ，页 606-607 。见冯沅君，〈冯沅君信八通〉（二），页 606 。冯沅君在致胡适函云：「芝生来信介绍陈寅恪给我，这种办法未免太荒谬，我决意谢他。」并向胡适举证其兄的「调查报告」是如何如何地「不尽可信」。见冯沅君，〈冯沅君信八通〉（二），页 606 。引自冯友兰，〈冯友兰信六通〉（四），页 596-597 。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疑古」典范如何被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释古」典范所取代，笔者在〈师不必贤于弟子：论胡适与冯友兰的二本中国哲学史〉一文中已作了相当深入的探究与分析，该文刊于《新史学》（台北），卷 15 期 3 （ 2004 年 9 月），页 101-145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覆案，于此不赘。详见本书第一章。胡适，〈致陈独秀〉，收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页 26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4 年），上册，页 210-211 。见胡适，〈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大公报．文学副刊》，期 178 （ 1931 年 6 月 8 日）原载，收入章清、吴根梁编，《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 1991 ），下册，页 742-744 。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氏着，《胡适文选》（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1986 ），页 2 。冯友兰在一九三○年中覆胡适函云：「学生本认为每条辩论，若只就其自身观之，皆有丐辞之嫌也。学生所注重者，只在合而观之，则可成一系统。如能成一系统，则可以站得住也。自逻辑及科学方法言之，每一辩论，若只就其本身言，多为证据不充分。如吾人见一部分人有死，而谓凡人皆有死，严格言之，其证据如不充分，即演绎法中之 AAA 命题，亦有丐辞之嫌。但此辩论如能合别辩论而成一系统，则可成立矣。吾人今日谈上古史文献不足，有许多问题本不能有决定的结论，然吾人亦不能永远展缓判断。例如吾人讲哲学史，必将老子放一地位，于此时吾人只能将其放在与吾人心目中之上古史系统相适合之地位，此亦无可如何者也。 …… 」其实已点出了假设不等同于定论此一关键问题，但可惜说得还不够清楚，也未能把道理讲透。冯友兰，〈冯友兰信六通〉（五），页 599-602 。详见胡适，〈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和〈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收入章清、吴根梁编，《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页 745-767 。致令胡适在北大讲堂，讲出了「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證據足了，我為什  反對？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诸如此类负气的话。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页 206 。参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页 17 。胡适在该文同一页中还强调：「科学方法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祇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祇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但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中，却在「证据不够」又「未经证实」的情势下，仍「武断」地把其「老先孔后」的假设「奉为定论」，直接违背了他一辈子宣传的「科学方法」和十字真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台北版自记〉，收入章清、吴根梁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页 6-7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收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附录二】，页 6-7 。引自金岳霖，〈回忆录．胡适，我不大懂他〉，氏着，《金岳霖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卷 4 ，页 740 。引自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收入三联书店编，《胡适思想批判》（北京：三联书店， 1955 ），辑 2 ，页 90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6 ），页 147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 156 。笔者曾在一九八四年八月于台北内双溪钱寓晋谒，蒙钱先生接待并赐谈一小时，由于听不懂钱先生所操之语，需蒙何佑森学长代为翻译。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收入唐文一、刘屏编，《往事随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页 235 。胡适，〈致顾孟余〉，收入耽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页 305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7 ，百 539-54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266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36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4 ，页 380-38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册 5 ，页 354-355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页 138 。引自钟肇鹏，〈片断回忆和一点想法〉，冯钟璞、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5 ），页 349 。;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761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关系的真谛做人交友处世（世界著名心灵导师作品）[休闲生活]: lcj2212916 2014-11-20 23:27; 名称：关系的真谛做人交友处世（世界著名心灵导师作品）类型：休闲生活语言：简体中文运行环境：电脑、手机文件大小：18M 【內容簡介】：我們生活在各種交往關係中，與他人、家人、世界、地球、宇宙都息息相關。因為世間萬物皆離不開交往，我們有必要瞭解什麼是交往，交往的一切活動——與愛人、父母、朋友、老師和社會的——對自己和他人都意味著什麼。將所有個人的交往關係拼接在一起，就構成了社會。社會是我們的寫照，由我們在交往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組成。如果交往時氣惱妒忌、野心勃勃、顧影自憐、壓抑狹隘、獨佔欲強，社會就會變得瘋狂。如何交往會影響我們身邊所有其他事物——人、動物、地球，甚至生物圈。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處世方法不同，結果亦會不同。試著把這本書讀下去吧，看看你的內心世界何時會發生變化。下载地址： http://www.400gb.com/file/78754869; 1536 次阅读|0 个评论

沈惠川：吴大猷先生与狄拉克的交往: 热度 2 ShenHuiChuan 2012-6-19 18:29; 沈惠川：吴大猷先生与狄拉克的交往和一位一代泰斗的物理学家相处三个月的经验，是很难得的。 ————吴大猷附注：本文发表于《现代物理知识》1993年第二期学术论文增刊。当时的责任编辑是吴水清。几个月后，新任的责任编辑来信联系、约稿并希望作者提供宝贵意见。我当时回信对将此文搞得支离破碎（分成好几块安排在两页上）表示不满。新任的责任编辑说原编辑吴水清因“有事”被杂志社解聘，对他的问题正在进行调查。吴水清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北京（反）相对论联谊会”的大寨主。我在“ 我的世界线：相对论（第二版） ”一文中提到了他；原文是：“‘ 北京（反）相对论联谊会’的始作俑者是当年复旦大学的卢鹤绂；卢鹤绂在‘四人帮’时代写过一篇反相对论的文章，没有杂志愿意发表，他就自我解嘲说别人‘看不懂’ 、‘没人敢碰 Einstein 这个权威’。他客死美国后，其子将其遗产的一部分作为建立和运作‘北京（反）相对论联谊会’的基金。具体操作是原来在《现代物理知识》杂志当过编辑（据说因‘有事’被杂志社解聘）的吴水清。我没有工夫与他们这些人纠缠，也只能一笑置之。 ” 最近，绵阳日报社的王德奎（笔名叶眺新，一个民科）将我多年前批判黄志洵的文章到处张贴（居心叵测）；吴水清借此组织了“北京（反）相对论联谊会”对我，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围攻（围攻得了吗？！），公报私仇以泄私愤；狗屁文章已达15篇之多（让人笑掉大牙）！15篇之外，尚有不在吴水清操纵的网站上发表的狗屁文章若干。正如已故洪定国教授所说，这种文章“档次太低，根本不用理它”。另注：本文发表后，吴大猷先生曾来信索取。; 个人分类: 休闲|5831 次阅读|6 个评论

交往与妥协: 热度 7 周可真 2012-3-12 03:13; 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每个人读过的书也都是有限，尤其是每个人对于既有知识和思想的理解力也都是有限的，所以任何人所提出的见解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就只有通过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的认知交往。看不到这种局限性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特别是看不到这种局限性也存在于自己身上，而是认为自己已经克服或超越了这种局限性，而某些人却陷于这种局限性之中抑或没有克服这种局限性，从而拒绝与后者的认知交往，这种自以为是的观点和故作清高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忽视了交往实践对于达到真理性认识的重要意义，在实践上是有碍认知交往的正常开展的。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提出自己的假设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实验来加以检验的，但即使经得起自己的实验检验，其假设也还需要别人进行重复性的实验并且经得起这些实验的检验，才能最后证明其为科学真理。后者对前者的结论的检验，是只有在他们的认知交往中才是可能的，因此，即使自然科学的真理也是通过认知交往才能达到的。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起初人们提出某种观点或假设，都是基于他们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理解力及其特殊的人生体验，故彼此意见相左是再正常不过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人可以凭“有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借口而声称真理是在自己一方，是否真理完全是通过认知交往来达到的，并且在这种交往中人们既难以借助于自己的实验过程来检验自己的观点或假设是否符合其实验结果，更不可能对别人的结论进行重复性实验，而是只能通过互相接触与交往以及经常性的对话来逐渐达到彼此间的互相理解，从而不断缩小彼此间的思想差距，最后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共识，这种共识本质上是反映了彼此间互相妥协基础上所达到的其利益关系和生活方式（包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协调状态。这也就是说，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真理之获得，无论是人际还是国际，都必须依靠人们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一切生活领域的全面交往与交流及对话才能实现。我相信，关于“人权”的真理，也只能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得到。在追求其真理的过程，必要有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求同存异”的互相妥协才行，否则决不可能就此达成某种共识。而妥协一定是基于自愿原则，而不是靠强权或霸权的强制所得到的。; 个人分类: 人文之思|3495 次阅读|7 个评论

从中国缺乏国际盟友看中国传统交往原则与交往方式之缺失: 热度 2 周可真 2011-9-25 23:30; 如今放眼看遍全世界，找不到一个真心与中国交好的国际盟友，相反，一些原来看似与中国友好甚至号称 “ 同志加兄弟 ” 的国家倒与中国交恶了。这种国际现象是值得国人认真反省的。我想来想去，找不到别的原因，只能从中国文化方面去找原因。我觉得这与中国文化具有过强的包容性有关，其包容性强到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会始终如一地信奉一种宗教或具有一种信仰的程度，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同时具有多种信仰或信奉多种宗教。这种情况表明，在中国文化中，信仰完全是以我为中心的，实际上，除了自我，其他一切都不信或不值得自己归依，包括信仰在内的一切东西都不过是“为我所用”的工具。这种基于唯我主义的工具信仰突出地表现在，所谓信佛之人也不过是 “ 临时抱佛脚 ” 罢了，即只有到急需“用佛”的时候才去“抱佛脚”，否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的。基于唯我主义的工具信仰体现在日常的为人处世上，就是实用主义的趋炎附势。对于趋炎附势的国人来说，有权者、有钱者、有势者都是“为我所用”的“佛”，只有到急需“用佛”的时候才去抱他们的“佛脚”，否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 。中国的士人看似清高，时而显得“富贵不能淫”，时而显得“富贵于我如浮云”，时而显得“游心尘垢之外”，而其实大凡其真作如此表现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志士”、“隐士”都不过看透了他们曾经信以为“佛”的“富贵”不过是“我为所用”的工具而并非“自我”本身这样一种“真相”，因此觉得不必为追求工具而失去“自我”，当其有如此回归“自我”的自觉性时，他们就不再需要任何“我为所用”工具，包括他们曾经信以为“佛”的“富贵”抑或曾经信以为“富贵”的“佛”和其他神灵，而一律视“富贵”或神灵如粪土。中国文化中的“志士”、“隐士”其实都是唯我主义者——他们原本是有基于唯我主义的工具信仰的，并且因此也曾经追求工具以至于几失“自我”，后来则因“看破红尘”（即看穿了工具的本质）而回归“自我”了，但尽管其为人处世上有这种表面现象上的变化，其唯我主义的精神实质却是始终如一的。对于唯我主义者来说，包括信仰在内的一切东西都是“为我所用”的工具，因此，无论他们是以实用主义的趋炎附势之入世方式追求“富贵”或神灵，还是以“看破红尘”而一律视“富贵”或神灵如粪土之出世方式回归“自我”，他们都不可能有一个平等相处的真朋友，因为唯我主义者永远是坚持“唯我独尊”，而“唯我独尊”者之间只可能有以等级之“礼”相待的“义友宾朋”，而不可能有以平等之“约”相待的“合作伙伴”。也正因为如此，由“唯我独尊”者所构成的群体，其内部个体之间就必然是如一盘散沙的关系，这盘散沙只能被装进专制主义的等级之“礼”的 “ 大麻袋 ” 之中才能 “ 统一 ” 得起来。如果这个 “ 大麻袋 ” 陈旧了，出现了裂缝甚至发生破裂情况，散沙就会从中溢出。当今中国看起来是人心四散的现象空前严重，而实际上这不过是那只 “ 大麻袋 ” 破旧不堪的表现，因其 “ 大麻袋 ” 破旧不堪，从中溢出的散沙之多也是前所未有。国家内部国民之间的关系都呈空前的散沙之状了，以现代平等之“约”相待的国际“合作伙伴”又从何而来呢？！当整个国际社会须按现代平等之“约”来交往时，这就必然要求国内社会亦须按现代平等之“约”来交往，而不能再按传统等级之“礼”来交往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社会仍按传统等级之“礼”来交往，则在交往原则与相应的交往方式上，国内交往便无法与国际交往相协调，由此不免陷入内交与外交互相混乱的状态，因为传统等级之“礼”与现代平等之“约”互不相容的。当今中国缺乏国际盟友的现实情况表明，中国有必要实行交往方式的根本转变——由以传统等级之“礼”为原则的“宾朋之交”转向以现代平等之“约”为原则的“伙伴之交”。; 个人分类: 传统文化|2144 次阅读|2 个评论

忆90年代和刘祚昌先生的交往: 黄安年 2010-4-20 22:58; 忆 90 年代和刘祚昌先生的交往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4 月 20 日发布 2010 年 10 月 15 日，我写了《忆 80 年代初和刘祚昌先生的交往》的博文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2247) ， 80 年代后期以来，我刘祚昌先生的交往更加频繁了。记得 1987 年 10 月 26-30 日 ,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举行了纪念美国宪法诞辰 200 周年中美学者学术讨论会，那次会是由梅仁毅和冯承柏教授联合主持的 , 黄绍湘、刘祚昌、杨生茂先生均有学术报告 ,26 日下午是刘祚昌先生在会上发言。（见《忆美国政治制度史资深学者李道揆先生》，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12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1414 ） 1989 年 4 月 15-18 日英国史年会在山东曲阜举行师大 , 我作为英国史学会的会员参加了年会 , 这是我唯一参加的一次英国史年会 , 我是 14 日日抵达曲阜师大的。第二天，一早散步时我惊喜地遇到刘先生 , 在这三天内有机会向先生请教治学和健身经验 , 他向我详细介绍在山东师大每天坚持锻炼 , 爬山散步的养生之道。 ( 见《难忘山东曲阜行，恰逢胡耀邦逝世（ 1989 年 4 月）》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16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2718) 1989 年 11 月 10 日刘先生写信给我道 : 你寄来的《二十世纪美国史》一书已经收到，多谢多谢。在面前摆着你这部宏制，看着真感到高兴，感到同行中有人才 , 感到美国史研究有光明的前途。这部四十余万言的大著问世，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内一件丰硕成果，它也是和你多年辛勤耕耘分不开 , 希望同行们都能向你学习。在曲阜时我们交换甚欢，发现你的许多观点与我不谋而合，也赞叹你的宏伟研究目标。希望再接再厉生产更多的成果以飨国内广大读者。（见信件原件影印照片）这里说的《二十世纪美国史》是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7 月出版的带有教材性质的通史。是在拙编《美国历史纲要（现代部分）》的基础上修改充实而成的。《纲要》做为油印教材近年来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及一些高等院校开设美国史选修课程的基本教材，较受重视。书中力图勾画现代美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实事求是地分析本世纪美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特点、着重阐明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演变、详细评价美国政府在各个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调整政策；系统论述现代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 具体分析美国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并且指出美国从海外扩张到全球扩张的发展道路；适当介绍美国史研究成果和最新学术动态。考虑到本书的主要对象是中国读者，并使国外了解中国的研究现状，在撰写本书时，凡是涉及美中关系部分和美籍华人问题都给予一定的重视，同时引述中国学术的有关论著，以飨读者。刘先生对于本书的过誉之词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我们这些中青年学者的鼓励和支持。他在信中提到的曲阜之行的交谈，指的是 1989 年 4 月在曲阜举行的英国史年会上我和先生有机会深度交谈，经历了那场风波后再次通信 , 诉说知心话语，这封信件的含金量自不待言。刘先生是连任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 此间美国三月有机会来北京开会 , 空余他往往和北师大的同行通话和见面。 1990 年 3 月 15 日接刘先生信告知 3 月 20 日 --4 月初来北京，将访北师大 , 为世界近代史研究生作些讲座， 3 月 16 日，我复信十分欢迎先生来北师大讲学，得有机会向先生当面请教。 22 日晚在刘宗绪先生家见刘先生，我们一直畅谈到 22:40 。 23 日晚，我又和杨玉圣先生一起拜访刘先生 , 畅谈近三个小时 , 席间 , 先生还将我的《美国的崛起 17-19 世纪》书稿，申报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推荐信交给我。 24 、 26 日，我两次和先生电话交谈， 29 日 , 玉圣和我宴请刘先生 , 我 31 日要去湘潭讲学向先生先行告别。 1990 年 7 月 2 日我写信给刘先生，谈到《美国的崛起 17-19 世纪的美国》一书已经获得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想请先生为书写序。 7 月 16 日 , 我收到先生 7 月 8 日的来信，信中说 : 为大著写序，当然义不容辞，在三个月内一定写好。不过希望来信把主要内容及特点告诉我 , 作为写序时的参考 . 特别请把独特的 , 与别人写的同类书的不同的地方写给我。拙著《杰斐逊传》不日即可成批出书 , 今天出版社寄来一本样书 , 感到满意。等出版社把我自购书寄来后 , 我一定赠送一书。（见信件原件影印照片） 7 月 30 日 , 我写信给刘先生介绍美国的崛起一书的写作特点。 1990 年 9 月 29 日 , 刘先生写信给我说 : 我主编教材的工作目前告一段落，我正准备为您的大作写序言，但是您给我的那一分大纲找不到了 , 而我必须参考那一份大纲才能写。所以请特意写信请您再寄我寄来一份。我的《杰斐逊传》已经出版 , 等见面时送您一部。关于大作的特点，你在来信中告诉了我 , 这封信我尚保存着 , 惟有大纲怎么也找不到了。又及（见信件原件影印照片） 10 月 4 日 , 我给刘先生寄大纲的复印件。（详见刘祚昌先生为《美国的崛起》写推荐和序言，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10 月 19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3849 ） 1990 年 11 月 13 至 18 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开封和郑州召开第六届年会，刘祚昌先生参加了这次年会 , 会上被选为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在第一到四届均为理事），（见《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六届年会 (1990 年开封 - 郑州 ) 合影》博文 (2010 年 3 月 25 日 sciencetimes.com.cn/m/user_content.aspx?id=306075) 。会议期间尤其是晚上，我和先生之间有较多机会交流 , 从治学到健身和国家大事、社会风尚无所不谈 , 还同游开封龙亭、铁塔，郑州邙山等地（见《 1990 年 11 月河南之行的七张照片》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14 日，其中有 1990 年 11 月 15 日我拍摄于开封铁塔的照片，是刘祚昌、刘绪贻及刘祚昌先生的研究生郭尚鑫、崔凤、韩慧、丁同珍、潘红敏五人的合影。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1970 ） 1991 年 2 月 2 日 1992 年 1 月底，我赴美国纽约州立奥伯尼大学（ SUNYA ）访学一年，重点研究美国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 期间和先生保持书信联系。 1992 年 3 月 , 先生前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3 月 20 日（星期五）晚和先生通电话 , 他住中原宾馆，约定星期日上午 8 ： 30 去接他来北师大。并且通知了马家骏、刘宗绪等老师。 22 日 , 上午在杨玉圣的陪同下 , 先生来到北师大，马家骏、刘宗绪来见 , 还有六位研究生，中午在我家便饭。随后我陪先生去刘家和先生家。晚上，我送先生回到宾馆时已经十点了。 3 月 24 日 , 我和先生通电话 , 约请先生下周四 (4 月 2 日 ) 来北师大作谈治学经验的讲座。 4 月 2 日晚 7 ： 00-9 ： 00 历史系春秋学社请刘先生做治学经验的报告 , 当晚 9 ： 30 送先生回宾馆， 1992 年 4 月 5-8 日的济南行是令人难忘的。应山东师大和刘祚昌教授之邀 , 这次济南行是为山东师大世界地区史、国别史重点学科进行论证。这次会议关系到能否保住重点学科并继续获得拨款，因而学校当局格外重视，对于咨询委员的物色也很重视。早些时候刘先生和我谈起此事，但具体时间尚待最后确定， 4 月 2 日晚 23 ： 00 先生在北京参加两会期间打来电话说，时间定在 4 月 5 日 , 会期三天 , 地点济南山东师大。这次会议关系到先生领军的地区国别史的评估，我即放下手中正在二校的美国的崛起一书 , 欣然从命。根据当时我的记事本记载， 4 月 5 日 16 ： 40 我抵达济南。晚饭后刘先生等来看我们。 4 月 6 日全天 , 山东师大地区国别史（美国 , 英国，拉丁美洲）论证会举行，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论证最后认可通过，与会专家签字。这些专家中，外地的有南京大学著名教授王觉非先生、西北大学著名教授彭树智先生、世界史所的陈启能研究员和黄柯可研究员 , 和我。当天晚上学校宴请参加论证会成员。晚饭后 7 ： 30-8 ： 50 我与刘先生、祝明、黄柯可还商议 1993 年在山东举行美国史年会问题。 4 月 7 日 8 ： 15-19 ： 30 学校组织我们往返 600 公里参观蒲松龄故居及狐仙园，齐故都及殉马坑。晚上我去刘先生家短暂回访。 4 月 8 日 , 上午我在山东师大历史系做学术讲演，题目是美国的发展和历史上的改革。 11 ： 00-15 ： 30 ，参加刘先生家宴，同桌的有王觉非先生、彭树智先生、陈启能先生、戚其章先生。晚上离开山师大， 4 月 9 日晨抵达北京 , 结束济南论证会之行。（请见《记山东师大世界地区史、国别史重点学科论证会济南行（ 1992 年 4 月）》，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16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2786 ） 1990 年 9 月 29 日刘先生信中提到我的《杰斐逊传》已经出版 , 等见面时送您一部。不久 , 我收到了先生的签名赠书 ( 见刘祚昌著《杰斐逊传》提要，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16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2837) ，在 1992 年 4 月 5-8 日的济南行期间，刘先生和我谈到这本书要参加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但在评奖中有人搞小动作中伤《杰斐逊传》，想使获奖落空，所以准备约请省外专家评审。 1992 年 4 月 13 日 , 我收到 4 月 9 日刘先生来信，信中写道 : 您参加评审《杰斐逊传》最为合适。省社科联领导很赞成您参加评审，他们很快会派工作人员赴京办理此事。我想您一定会答应的 . 至于举行这次评审的重要性我已经和您讲过了 , 这实在是一种自卫的办法，处于不得已。（见围绕 1992 年《杰斐逊传》评奖引发的思考，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17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3186 ） 1992 年 4 月 26 日写给我的信中 , 除了谈要我写他的《杰斐逊传》意见和他为我的《美国崛起》一书写序言外 , 还写到 : 您在 4 月 13 日的信中谈到您希望参加我们准备编写的美国第一次革命史（即独立战争史）。我非常高兴和欢迎 , 如果有您参加那会大大为本书增色。不过 , 这只是一个计划 , 一个尚未开始实施的计划 , 是八五时期的一个写作计划 , 恐怕要等待明年才能开始。届时我一定请您到济南来共同商讨写作的具体办法。后来 , 这一计划搁置，所以再也没有提起此事。先生还在信中写道：我目前正积极投入翻译工作 , 这个工作非常艰巨 , 繁重。一天都不敢偷懒，必须到期完成。（见信件影印照片） 1992 年 11-12 月间 , 刘先生三次来信谈到就 1993 年山东威海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年会（见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七届年会 (1993 年威海 ) 合影，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3 月 26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6476 11 月 20 日 , 我收到刘先生 11 月 16 日来信，信中说 : 祝明同志谈到您们在京会晤谈的情况 , 山东筹备此会 , 工作开展得还算比较顺利 , 地点特别令人满意，因为威海是全国的卫生城，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城市 , 最适于夏季开会。现在有一事和您相商。数日前严四光同志来信叫我推荐美国学者参加明年的年会 , 我已经推荐两位 : 一 ,Ralph Ketcham （ Syracuse 大学政治兼历史教授，曾多次来中国访问 , 邀请者有南开、山师大及川大等校，他有很多的学术成就，几乎每年都出国讲学 , 欧洲、日本、印度他都讲过学）二 , Jack Greene （ Johns Hopkins 大学）。我希望这两位都能邀请 , 特别是 Ketcham 教授，他最近来信表示 , 愿意明年来华参加年会。因此，我很希望，美国史学会能向这两位发出邀请信。您是秘书长，请求您多多关照这件事。由此可见，先生对于威海会议的高度重视。 11 月 27 日收到刘先生 11 月 23 日来信，信中说 : 11 月 20 日的信刚刚收到。承询及两位美国教授的详细地址，现在奉告如下：信中还专门谈到邀请留美博士满云龙参加威海会议问题。现在还有一事相求 , 满云龙 , 原在山东师大是我的学生 , 毕业后到北大当齐文颖教授的研究生，北大毕业后 , 赴美留学 , 现在在 Johns Hopkins 大学攻读博士 , 即将完成博士论文 , 他专门研究美国史，颇有成就，是上面提到的 Jack Greene 教授的得意门生 , 也常在国内发表文章。他出国已七年 , 很想回国探亲。明年美国史学会年会在威海召开，正好是一个机会。他愿意参加会议 , 顺便回家看一看。因此，是否由美国史学会也向他发一个邀请信。此事只好求您了 . 他的地址与上列 Greene 教授的地址相同。目前国家正欢迎留学生回国，因此邀请满云龙参加此会 , 正合乎政策。（见信件影印照片）对满云龙博士 , 我 1991 年 3 月 22-23 日在巴尔的摩和满云龙夫妇聚会过 , 他们还开车送我去马里兰大学参加中国留美学生的年会。中国美国史理事会十分欢迎中国留美学生参加威海国际学术会议。 12 月 29 日 , 我收到刘先生 12 月 23 日来信，信中说 : 已经收到 12 月 14 日的通知及表格，我同意被推荐为写稿人 , 表格已经填号寄去。（见信件影印照片）这里说的指美国历史杂志中国特邀编辑杨生茂、刘绪贻和我三人联合推荐刘祚昌先生为美国历史杂志（ JAH ）的书评人一事。 1993 年 8 月初威海会议期间刘先生正在美国 ,8 月 29 日返回山东师大。此前 , 我曾写信给刘先生 , 希望能够将他的论文《杰斐逊与美国现代化》收录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辑的《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一书中 , 该书所收论文大部分选自 1993 年 8 月威海会议论文 , 少数几篇是约请学者撰写的。刘先生曾通过他人答复原来写的发言稿因答应给《历史研究》了 , 所以就不准备收入论文集了。 9 月 28 日 , 我收到先生 26 日写给我的信 , 信中说 : 安年同志 : 两次来函均已受见 ` 。今年年初《历史研究》编辑部来信谓明年二月为《历史研究》杂志创刊 40 周年，约我为纪念专辑写稿。我写的《杰斐逊与美国现代化》一文就是为此而写的 , 所以前些日子已经寄。既然来信谓不存在一稿两投的问题 , 那么我当然可以给您们寄去。但是该稿有 16000 字 , 内容已经很紧凑了 , 不容易再压缩了。如果您们同意不压缩 , 我就寄上。希望来信见告为盼。祝刘祚昌 1993.9.26 ( 见原件影印照片 ) 信中不压缩三字加上三个圈。 11 月 26 日由我、李剑鸣、苏格、黄柯可和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王德树组成的五人编辑部在社科院世界史所举行会议 , 确定按照刘先生意见收录他的文章。 1994 年 6 月《美国现代化历史经验》一书由东方出版社正式出版。自 1992 年起 , 刘先生即集中精力于《杰斐逊选集》的翻译工作，其间我们之间的通讯比以前少些。 1995 年 3 月 29 日收到刘先生 3 月 26 日的来信，信中谈到 : 早就收到您的大作《美国 2500 名人传略》，多谢 , 多谢！您最近很好吧！一定很忙吧！又数年未见面 , 时间过得真快。是的 , 自 1992 年 4 月在济南聚会后 , 有近三年没有见面了。他在信中告诉我我忙了二、三年 , 总算把《杰斐逊选集》译出了 , 由于出版社赠书太少 , 只有几本 , 所以谁也没有送。请多多原谅。我现在正在写《杰斐逊总统》，这是《杰斐逊传》的续编，内容更多 , 头绪更乱 , 当然也更有趣。如果说前一部书是一个革命家的传记的话 , 那么这部书是一个政治家的传记，当政治家比革命家更难 , 因而更显示出他的风格。写此书并没有和出版社联系 , 等写好后再说 , 因为先联系 , 会受到许多束缚。现在无拘无束地写 , 不紧不慢地写 , 反而更自在一些。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注意力往往不集中 , 有时在环境的引诱下 , 也搞一些不务正业的东西。去年下半年山东沂南县开诸葛亮讨论会 , 我也参加了 , 既然参加就不能不写文章，结果浪费了许多精力 ; 影响我的正业，今后一定把心收一收，把全部精力用在《杰斐逊总统》上面来。祝你在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祝全家快乐！刘祚昌 1995 ． 3 ． 26 刘先生的这封信表达了一些重要的思想 , 即在他看来要集中精力于杰斐逊总统研究上 , 而这种研究无拘无束地写 , 不紧不慢地写 , 反而更自在一些，写此书并没有和出版社联系 , 等写好后再说 , 因为先联系 , 会受到许多束缚。这个思想说明 , 他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作者如果完全受出版社出于销售的考虑来著书立说，那么就没有个人的自由思想发挥了。他还认为 , 当政治家比革命家更难，这是千真万确的。像诸葛亮人物研究是他的爱好 , 先生对于中西文化对比 , 造诣很深 , 尽管他觉得浪费了许多精力，这个相对于集中精力于杰斐逊总统研究而言的 , 但是我们后来从他的《杰斐逊全传》（上下）中看待诸葛亮人物研究也有助于对于杰斐逊研究。信中提及的《美国 2500 名人传略》是李世洞和我为主编的多人合作编译成果 , 由邓蜀生审校的这部 150 万字的编译著， 1994 年 10 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1996 年 7 月 6 日 , 刘先生给我写信，信中说 : 评审结果，日内即可寄上。我不能出席长春的盛会 , 理由上次信已向您谈过了。我虽然不能出席 , 但是对此次会议是很关心的 , 现在特寄去人民币 100 元作为赞助费用，再谈 , 此问近好刘祚昌 1996 ． 7 ． 6 刘先生此事集中精力于杰斐逊研究上 , 尽管如此 , 他还是认真地承担了作为万心蕙奖学金第一届评审委员的评审任务。记得 1992 年 4 月 5-8 日，我应山东师大和刘祚昌教授之邀去济南，为山东师大世界地区史、国别史重点学科进行论证。四年半后的 1996 年 10 月 22-24 日 , 我再次应山东师大和刘祚昌教授之邀去济南，为山东师大入选下届世界地区史、国别史重点学科进行论证。这次济南行同样是令人难忘的。（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2786 ）根据当时我保存的信件和记事本记载，这次济南行的活动安排如下 : 1996 年 10 月 3 日我收到 9 月 30 日 , 刘先生写信给我说 : 现有一事想麻烦您一下。我系重点学科 ---- 地区、国别史将在十月下旬由省教委评定下届重点学科，届时请国内专家学者临参加评定。您是否能在百忙之中抽暇驾临敝校参加评定工作 ? 如蒙玉诺，不胜感谢之至。随即回复，表示参加。 10 月 10 日 , 我收到刘先生 7 日信 , 信中说 : 来信收到，我向系里问了日期，说是已确定为 10 月 25 日 , 系主任讲 , 如果您在这里开完会后继续留在济南也书欢迎的。如果认为是浪费光阴 , 先回北京过几天再来也可以。总之，一切由您自己决定。 10 月 22-24 日的济南行有机会再次向刘先生和山东师大同行学习 , 也有机会和张友伦、陆镜生、祝明教授广泛交流和沟通。 1992 、 1996 年的两次论证使我看到了山东师大地区国别史后继有人，前景看好 , 如果团队紧密团结合作 , 必将取得更大成效。（见《记山东师大世界地区史、国别史重点学科论证会济南行（ 1996 年 10 月）》，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4 月 18 日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13264 ） 1996 年 12 月 10 日，我收到 7 日刘先生写给我的信 , 信的全文如下：安年 : 您好！ 12 月 3 日的大札今天刚刚收到。像片也一并收到了。多谢多谢。朋友分散各地 , 大家在一块聚首，是很不容易的事，因此这次早济南小聚，实人生一大快事。而且，诸位莅临，也给鄙专业帮了很大的忙 , 我谨代表大家向您表示深厚的谢意。看了这些像片 , 更增添了对于这次会议的怀念之情。我和内子可望在明年三月左右前往加拿大探视女儿几新生的外孙女 , 准备在加拿大滞留一年左右 , 可望在次期间写完《杰斐逊总统》一书 , 在加查书可能更方便一些。过去写书都是赶任务 , 是出版社加在身上的任务 , 所以写得匆忙，缺乏从容思考及融会贯通的功夫。这本书我有很大的自主权，因为不时约稿，可以慢慢地写 , 多下些涵脉的功夫。好了 , 等有暇再谈。向全家问好！刘祚昌 1996 年 12 月 7 日（见原信影印照片）这风信再次强调了写书自主权，不赶任务的思想，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研究工作 , 具有重要意义。 1997 年 1 月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 49 万字《当代世界五十年（ 1945-1955 》， 4 月 7 日上午批量的书寄到北师大 ,4 月 21 日晚 , 陈海宏、刘文涛老师来北师大 , 和刘北成及我聚谈 , 席间，我将《当代世界五十年》书赠陈海宏、刘文涛两人 , 并托他们带一本给刘祚昌先生。 1997 年 5 月 17 日 , 我收到刘先生 1997 年 5 月 11 日写给我的信，信中说 : 安年 : 您好 ! 陈海宏、刘文涛二同志带来您赠送的新著《当代世界五十年》，多谢多谢。您不断出新著，写作之快 , 令人佩服。这部大著颇有实用价值 , 对我的用途也很大 , 销路一定很好，但是才印 3000 册，希望再多引一些。我写杰斐逊后半生，进度很慢 , 尚需至少一年才可望完成。即问近好刘祚昌 1997.5.11 。从信中可以看出 90 年代中期以来，先生集中精力于杰斐逊全传的研究和写作。刘先生在加拿大探亲后 1999 年曾回山东师大 , 那一年我却去了美国探亲，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没有谋面的机会 , 记得 2004 年他回济南小住 , 但那时我又在美国 , 直到他 2006 年 3 月 11 日病逝于美国西雅图，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见面竟是 1996 年的 10 月 24 日 , 尽管以后在美国和他多次通话 , 但是已经没有信件往来了 , 所以 1997 年 5 月 11 日是我保存刘先生给我信件中的最后一封了。附有关信件影印照片和照片共 25 张，其中第 23 幅是 90 年代初刘先生和我拍摄于我家中。第 24 幅是 90 年代初刘先生拍摄于我家中。第 25 幅是 90 年代初，马家竣、刘先生、刘宗绪、我拍摄于我家中。; 个人分类: 美国问题研究(07-11)|5472 次阅读|0 个评论

忆80年代初和刘祚昌先生的交往: 黄安年 2010-4-15 11:30; 忆 80 年代初和刘祚昌先生的交往黄安年文黄安年的博客 /2010 年 10 月 15 日发布刘祚昌先生 (1921 年 5 月 2006 年 3 月 11 日 ) 是我国资深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专家 , 为中国的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教学和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改革开放前刘先生就和我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张文淳、马家骏、刘宗绪等老师有着教学研究方面的联系 ,70 年代底我系开展美国史教学研究以来，作为后辈的我 , 也和先生建立了美国史教学研究的广泛联系，其间曾和世界近代史几位老师一起力促先生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进行长期或者短期讲学 , 争取合作培养研究生 , 以学科带头领军人物身份来我系指导美国史研究和世界近代史研究。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 , 我系从事世界近代现代史的老教授不是早被调整去外校 ( 如丁则民先生 1952 年去了东北师范大学 ) ，就是过早去世如苏联史专家朱庆永教授（ 1909-1978 ），世界近代现代史教师队伍基本是中青年年龄段 , 缺少老一代学术带头人。世界近代史教研室整体实力超过世界现代史教研室，教研室之间尚未打通 , 国别史研究因教师个人所在教研室而隶属，像我从事美国史教学 , 贯通早期、近代和现代 , 和近代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研究联系虽密切 , 作为现代史教研室教师讲授美国近代史，并为世界近代史研究生讲授相关专题 , 但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并不管美国史的教学与研究。这时世界近代史教研室已经开始自主世界近代史硕士学位研究生，而美国史研究小组（隶属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则在积极筹划和河北师院黄德禄教授联合招收美国历史研究生。作为下一步争取外校学术带头人加盟以便创造条件力争取得培养世界近代现代史的博士学位授予权 , 如果争取到刘先生加盟，那么这种可能性会增大很多 , 当时许多前两批的博士学位授予点 , 都是和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老专家领衔有关 , 当时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杨占升老师正积极争取南开大学李何林教授来北师大培养博士生，结果成功地培养出中国第一批现代文学博士生王富仁和金宏达。当时我们分析山东师院（即现在的山东师大）虽然有刘先生的学术威望，但教师队伍和学校专业的整体实力不及北师大 , 如果引进刘先生或联合培养将是如虎添翼的两利之举。作为第一步，我们争取刘祚昌先生来系兼任教授讲授美国史和世界近代史，得到世界近代史张文淳、马家骏、刘宗绪等老师的大力支持，刘先生的强项正是世界近代和美国近代史研究。当时系里和河北师院已经谈妥聘任黄德禄教授来北师大历史系兼任教授，联合招收与培养美国史研究生。与此同时，黄绍湘教授也有满足条件下来北师大任教的意图。 1981 年 7 月 1 日 , 我收到刘先生来信说来北师大兼任教授事在山东师院方面正在试探 , 接近成功。 7 月 4 日 , 我转达系领导关于刘先生兼任北师大教授的四点意见。后来 , 一方面由于山东师院方面担心刘先生来北师大兼任后影响该校教学并不热心 , 另一方面北师大系领导在争取外援为世界近代现代史博士生学位点创造条件之举没有中文系领导那么积极和态度坚决，结果这件事就延缓下来 , 但是请先生来讲学一事还在积极筹划中，和刘先生的交往一如既往。 1981 年 4 月 22 日下午刘先生的研究生山东师院董继民等四人来我家访谈 ,4 月 24 日刘先生来北师大历史系为近代史研究生讲课 , 当晚 7 ； 00-10 ： 00 我和马家骏老师一起看望了先生。 1982 年 2 月 4 日 , 我收到先生 2 月 1 日来信，信中说 : 去年在京日曾谈及今年到贵校为美国史研究生讲课事。关于讲课时期（间），我希望安排在今年三月初至三月下旬，不知尊意如何，不妥当时，请来函告知。对我来说 , 时间早晚都无妨碍。讲课内容 : （一）美国殖民地时期的议会制度 ; （二）独立宣言，一共需要二十左右小时。或者换上另一个题目：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主改革亦可。我们编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可能在今年暑期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上册），下册马上要开始修改 , 可望在今年冬出版。今年我暂时不招研究生，明年一定招 , 因此速赐回信。祝教祺，并向文淳、家骏、宗绪同志问好 ! 我在贵校讲课事定下来之后，在给我校来公函时，也请函告我。又及（见信件影印件）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冲突 , 我于 2 月 9 日回信建议可否改在四五月间前来北师大讲学 ,2 月 15 日 , 刘先生回信同意集中安排在 5 月中旬讲学。我 18 日回信表示，即行安排来京事宜。后来由于时间安排上的冲突 , 讲学时间推迟了。 1982 年 6 月 2-8 日，苏州年会上我和先生相聚，在讨论会上聆听先生谈美国第一次革命的成就（后来收录在出版社出版 1983 年 12 月出版的《美国史论文集（ 1981-1983 ）》中），见解独到 , 很受启发 , 会间我还多次向他请教杰斐逊评价，他向我侃侃而谈，并说如果有机会去美国要专门研究这和问题 , 我们对他研究太不够了 , 研究这个大思想家也有现实意义。我们还一起参观寒山寺、虎丘、西园、留园东山登灵岩山、天平山。席间我们都表达了希望来北师大讲学之事成行的愿望。 1982 年 11 月 8 日 , 我写信给刘先生请他在 83 年春天方便的时候来北师大讲学 ,11 月 19 日收到先生回信，用意明年春来北师大讲学 , 同日正式发函山东师大历史系邀请刘先生来北师大讲学。 12 月 14 日收到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复函，同意北师大邀请刘先生讲学。至此可谓万事具备，只待来春。 1983 年 2 月 18 日 , 我写信给先生问讯何时老来北师大讲学。 2 月 24 日我收到先生 21 日来信 , 信中写道 : 二月十八日的来信刚才收到。关于出国一事，几经周折，长时间未能确定下来 , 所以一直未能写信告诉您们。只在最近这两三天才最后确定。本来准备给您们写信告知此事，正好接到你的来信。教育部通知说 : 已预订三月二十三日的飞机票 , 临行前如果时间充裕，一定去看您们。既然出国一事已经确定，所以今年到你们师大讲课一事，就只好暂时取消，等回国后再补课罢。此事我感到很对不起您们。当初我之所以答应下来 , 是因为感到出国一事没有把握 , 听一些人说 , 出国越来限制越严，所以这几个月一直认为可能性不大 , 只有最近一个月才逐渐有眉目，但是只有到前天才落实。现在首先向你表示深深歉意。其次向你们系领导同志、同学们表示歉意。特别是打乱了你们的教学计划 , 甚感到过意不去。好在以后有机会补救，我可以为你们的教学工作多尽一些绵薄之力。请向黄德禄先生致意。又及（见信件影印件）刘先生的美国之行与来京讲学安排发生冲突 , 使我们失去了一次聆听先生教诲的难得机会，对于先生的遗憾心情我们自然理解，希望先生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2 月 24 日 , 我复信欢迎先生回国后再来讲学。 1984 年 6 月 12 日我收到刘先生回国后于 6 月 10 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 : 我是在五月七日抵达北京的 , 途中在夏威夷的檀香山逗留了三天 , 欣赏了这个亚热带的太平洋中的岛屿的明媚的风光，后来又在东京过了一夜，可以说旅程用去了七天的时光。到济南家中后 , 才发现你在我留美期间曾来过一封信。我一共在美国住了一年零一个半月 , 前五个月是在弗吉尼亚的查洛茨威尔（弗吉尼亚大学所在地），后九个月是在得克萨斯州的 Wesleyan College ，在这里既教了一些课，也做了一些研究。你在信中说到在贵校讲课事，看来这学期是不行了 , 因为转眼之间暑假就要来临，等暑假后在说吧！祝近好请代向文淳、家骏同志及黄德禄先生问好 ! 问好（见信件影印件）虽然刘先生来北师大讲学一事终未如愿 , 但是这段往事确实令人难忘，先生心系北师大的情节令我感动，这在以后的交往中依然不减当年，在他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每到北京一定电话联系 , 有时间还见面交谈心里话，直言抨击时弊，令我敬佩。注：近 30 年前的往事仅仅靠记忆是不够的 , 也是不大可靠的 , 需要有当时文字记载或照相图片等文献资料为依据。国人的回忆往往很少借档案资料的协助，但是学校和系是否能够完整保存这些档案资料还是个问题 , 几次搬迁结果资料留存越来越少，就连我记事本上记载的信件登记现在自己也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如果有文献资料作为佐证，相信会更加丰满的 , 尽管如此 , 还是先记载下来 , 留待以后充实。附影印照片 7 幅。; 个人分类: 美国问题研究(07-11)|2980 次阅读|0 个评论

大学生活问题之二: ben 2010-1-11 20:46; 老师：您好，我是 06 级本科生，曾上过你的公选课 ~ 目前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心里压了很久，一直没有解开，希望您能给些建议作为一名大四的学生，考研成为了我本科期间最后的目标。因为我一心想要考出去，去一个我认为更好的地方（我这么说并不是嫌弃自己的母校，我热爱我的母校，可以说我的性格都早已烙上武大的印记，不管我今后去哪，我认识武大人。只是武大的很多事都让我感到很伤心和失望，就像小孩子的某一天发现自己所敬爱的父母也有犯错的时候一样）。于是，我选择了中科院，并且在大三寒假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准备，情况一直都很顺利的。可是爸爸妈妈总是不相信我的能力，让我选一个稍微容易考的地方，比如说母校武大；并且他们认为我是女孩子，需要考虑年龄问题，中科院是三年制，比武大多一年，要是第一年没考上又会多一年。但我没有过多的在意这些，更何况辅导员曾经好几次说我保研的机会不大；读本校是考，读外校也是要考，而我自己是一个做事就会用心去做、全力以赴的人。既然这样我就抛开了外界的一切干扰，潜心备考！可是命运就是喜欢开玩笑，就在大四刚开学的那段时间，院里保研的工作开始紧锣密鼓的进行了，我当时觉得这和自己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就是那么巧，突然有一天好友和老师都来通知我有资格参加保研面试，但保研名额只有 13 个，而我面试前的排名是 18 ，共有 20 个人参加面试，我纯当这次面试是为今后中科院的复试热身。结果出来后发现自己保上了，但是是专业硕士！我当时很失望，要知道我一直希望自己将来能从事研究性的工作，并不是因为跟风，而是我真的喜欢，我是一个内敛的人，喜欢观察、思考生活中的事物，总会不由自主的将自己平时学到的一些知识应用到生活中，我觉得这正适合搞研究！但是专业硕士不能转博和直博，而且培养方案也有别于学术型的。一个是我梦寐以求的中科院，但今年院里有十几个人考，风险大；而另一个是保研，可以使我避开这些风险，而且爸妈如今已渐渐显出老态，应该是要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我更加不忍心让他们为我继续操劳，但毕竟是专业硕士，政策还不明了，如果将来办的不好我就成了牺牲品，而且我实现每申请过外校，保研变只能留在院里。可是妈妈三天两头就打电话来，让我不要放弃，我周围的人也是这样劝我的；再加上为准备保研我荒废了许多时间，复习进度受到了影响。最后我选择了留下，如今我已经在实验室里忙碌了两个多月，但心中还是有点遗憾，没有机会向中科院的牛人学习了，没有机会和其中的强人一起学习和实验了，没有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了（中科院的学术交流很多，导师都是在海外待了很久的，他们的做事态度和能力会对自己有很大的裨益，更别说哪些硬件设施了）。其实我现在的导师也挺不错的，只是硬件设施比不上中科院，各种仪器和实验器具都相对紧张，老师带的学生更多一些，这使得老师的经历有限。现在我不是在想，作为一名专业硕士，我该如何继续我接下来的学习生活？我该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不知不觉已写了这么多，呵呵，希望老师能抽出一点时间给些建议！在这里先说声谢谢！此致敬礼！您的学生＊＊同学：你好！谢谢你还记得我！在这年头岁尾的日子里，首先祝你新年快乐！你来信所谈，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一是对专业学位的具体情况不甚明了，也由此导致第二个问题即如何度过这两年的专业学位学习。我是这样认为的，一个本科学生能够在毕业之年被保研攻读硕士专业学位，说明你的学业成绩，各种能力得到培养单位的认可，被认为是具有培养前途和潜质的学生。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对于你将来的学习工作都具有定位和鼓舞的作用。因为，选拔保研的条件是很苛刻的，大家都眼巴巴的瞪着呢，若有条件不合格，就会被拉下来的。所以，你能进入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向你表示祝贺啊！专业学位，不是什么新事物，只不过是这两年扩大了招生范围而已。原来的专业学位，主要是面向具有一定工程实践或背景的人设置的。现在，随着硕士研究生的扩招，专业学位也向应届生开放了。这种培养方式到底会怎么样，能否达到原来设定的目标，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每个培养单位都在实践中探索。简单说，就是不完全等同于科学学位的培养目标。从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到培养方式都应区别。但是，据我所知，很多高校对于究竟如何培养应届生成为合格的专业学位获得者，认识是不一致的，争议也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一条是不应变的，即多学一点儿、学深一点儿、学宽一点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还是继续深造，这一条都是必须的。你在目前状况下，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要放弃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坚持打好基础（理论知识与动手能力），为将来或读博或就业预留余地。当然，中科院的培养方式以及所具备的软硬条件有很多都是现在的武大不能比拟的，你由于种种的主客观原因，已经形成了目前的局面，那就不要再犹豫徘徊了。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积极调整心态（不要怨天尤人、不要等靠别人的恩赐、一切都要靠自己），重新确立新的奋斗目标（直接攻博或先就业后读博，国内外选择），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质（根据设定的目标，查缺补漏）。我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心中的目标，坚持孜孜不倦的追求，或迟或早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匆致祝你新年新气象！;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249 次阅读|0 个评论

如何与一个平时和你很要好但现在突然不理你的男生和好啊？: ben 2010-1-3 12:36; 其实，这类问题在青年学生中间是经常遇到的。平时很好，就说明你们交往不是短时间的，起码有一段时间了，在这一段时间内，你们相互熟悉了解、接受认同，建立了一定的友谊。那么，他现在不理你了，你又想与他和好。怎么办呢？首先，你不要着急，你要仔细分析他为什么不理你了？是你们言语之间冲突了，还是你们之间因为什么产生了误会，还是他遇到了什么困难又不想让你担心，还是身体不适，总之你要注意回顾检查一下你们的交往，同时再关注对方或通过他周围的同学了解下情况。在情况明确之后，再采取行动。或安抚、或劝解或说明或帮助等等。只要你是真诚相待的，他就不会不理你了。记住，此时此刻，他可能正需要朋友的帮助，而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向人诉说或求助。这时，正是显出作为一个真正朋友作用的时候了。不要犹豫，不要矜持，主动地、真诚地去接近关心他。只要你是真心想和好，就一定能和好的。;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434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摘】技术创新活动的交往共同体: icstu1 2009-12-4 14:49; 【转摘】技术创新活动的交往共同体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技术创新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的，他把技术创新看作是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在生产体系中引入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包括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改进产品质量；引用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工艺过程；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交往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和存在、发展的基本活动，是指人与人或与人群共同体之间为了实现变革世界和生存环境的目的，通过媒体中介而开展的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的各种实践活动和所形成的普遍性的社会关系。技术创新活动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有独特的交往结构，按照这一结构与技术创新活动的内在关联度，可以把它划分为不同层次的交往结构，而每一个交往结构在技术创新活动过程中都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交往共同体。一、实验室交往共同体在实验室或其他类似的技术活动中心进行技术或者工艺的研究与开发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实验室交往共同体是既构成技术社会的核心，又是技术创新活动的出发点，其主要成员由从事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有关人员构成，如科研院所、企业的技术中心、研发部门的实验室的技术工作人员等等。从构成因素来看，实验室交往共同体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1 、实验室交往主体，即一个以某一个或几个技术专家或学科带头人为中心、由相关的科研与试验人员建构而成的工作共同体，他们之间有明确的工作分工，不同的岗位之间形成自身的交往结构；2、实验室交往客体，由实验室以及用于技术研发的一切设施、设备、仪器、原料、试验对象等等构成，所有的客体都被相关的不同主体成员所操纵、利用和控制，构成了主体际关系的中介客体，是对象化的中介和中介化的对象；3、实验的技术问题或课题。技术本身就是对问题的解答方式，问题是技术的引导，衡量技术水平的高低、成功与否主要看其对问题的解答程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实验、发明的过程就是问答逻辑，本质上是一次交往的矛盾冲突，是作为他人技术与新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映射到本共同体中成为科研问题的；4、共同体的游戏规则、制度层面。实验室交往共同体的集体活动，必须有一个制度、秩序和规则来约束各个成员的技术活动行为、分工协作，作为共同的规范，包括产权所有者和运营体系，法人治理结构，实验或技术活动的指导规则，以及主要技术路线，实验室交往的伦理规范和各个主体的角色识别等等。这些游戏规则或制度作为共同体的范式，既是特殊类型的工具或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是共同体实验或技术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规范、模型和观点。从技术生成的角度来看，实验室交往共同体的技术交往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技术问题的精神交往活动，包括技术创新的心理氛围，技术经验和事实，技术知识体系及范式，以及其他有关的知识精神系统的成分；技术交往实践活动，指从事技术研究和开发过程中进行的各种试验及其它技术实践活动；语言交往活动，指各种技术术语、技术语言、试验话语的导入及它们的效用等等。而技术创新就是指基于技术交往结构中的个体技术方案在群体化交往实践检验、整合过程中转化为研发共同体技术的过程，即从技术假说到技术成功的转型。技术假说和方案是基于原有经验事实的一种观念解释或假设，总是用来针对技术交往结构中的矛盾或问题而提出的解答。从技术社会交往实践的视野看来，这一过程必须经历六个层次的整合：技术经验交往的整合、技术共同体心理整合、技术交往知识体系的整合、超技术知识交往的整合、技术交往实践的整合、技术话语交往的整合。二、产业交往共同体技术创新交往结构的第二个层次是产业交往共同体。技术发明或创造的目的不是为了摆设，而是为了使用，因此，技术要从实验室交往共同体进入产业交往共同体，即通常所说的产业化过程，由此形成产业化结构。这一技术转向的过程，不是单纯的技术转让过程，一方面，由于二者的价值取向、范式、行为方式等等方面的差异，内在地包含有两种类型的共同体之间的技术通约问题；另一方面，这还是一个技术的市场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构成了双重关系的重构：技术交往结构和经济交往结构。实验室交往共同体和产业交往共同体的差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二者的价值取向和范式不同。实验室交往共同体倾向于工艺创新、技艺发明层面，其范式是一切为了创新和变革，倾向于个体化、个性化，忌讳雷同与重复；而产业交往共同体倾向于消费者喜爱和实用的层面，即主体际层面，其范式是一切为了赢得消费者信赖，而且对于生产来说，越是常规化、规模化、固定化就越有利；其次，支配共同体行为方式的差异。在实验室交往共同体中创造性的行为取向支配一切，因此在人员引进、课题立项、实验设备使用以及结构转换等一切活动中都以这一原则为主宰。反之，产业交往共同体是以常规性为原则，除非是承受着失去消费者的竞争性压力，否则不会引进新技术的，只有赢得更多的超额利润才是它主动引进新技术的真正动力。第三，实验室交往共同体和产业交往共同体的经济实现原则不同。二者都追求效益最大化，这是二者追逐新技术的强大动因。但是，前者是通过不断创新、不断改变人类驾驭自然的新工艺而获利，后者则是通过千方百计大规模生产这种技术产品、讨好消费者而获利。相比之下，前者是创新获利原则，后者是常规获利原则；前者是主体客体关系导向原则，后者是主体主体关系导向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产业交往共同体是作为消费者代表与实验室交往共同体相对峙的。因此，技术创新交往视野中的技术产业化过程包含几个层面的整合与重构：一是技术体的重构，研发阶段（即在实验室交往活动中）的技术侧重于创新性，但是在常规性、稳定性、安全性、可控制性等方面则是大规模生产的必备条件，因此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从这几个方面来修正原有的技术参数，使之适应产业化的要求；二是使用价值的重构，研发阶段的技术只是关键技术，更广泛的用途需要由产业共同体来发现，一方面，作为产业的观察者，他能在解读技术文本时发现它新的使用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代言人，产业观察者还必须在考虑技术产品新工艺使用价值的同时考虑它的外观与造型、使用方便与灵巧等等方面，以此来打动消费者；三是规范的重构，两种共同体的游戏规则不同，研发共同体是创新型范式，产业共同体是常规型、规模型范式，二者之间以技术产品这一中介客体为通约的媒介；四是心理的重构，研发共同体的心理结构是由高智力资质、创新取向和激励的情感氛围构成，而产业共同体则要求常规智力资质、守恒取向或稳定性取向和高效率、规模化的竞争性氛围。三、消费交往共同体消费交往共同体指技术产品的最终消费者。通过市场的买卖行为，产业交往共同体向消费交往共同体出让技术产品。产业交往共同体对技术的占有、确认和重构，形成了产业意义上的技术，但是，它对技术文本意义上的占有，或者说对上一轮交往实践场的重构是相对的，因为它不是技术创新活动自身的价值的终点，技术创新价值的真正归宿和终极意义在于消费大众，即消费交往共同体。从产业交往共同体向消费交往共同体的转化也就是技术社会化的过程。这一交往过程具有双重向度：既是指技术在走向社会过程中被重构，形成社会意义上的技术；又是指技术改造社会结构，形成新的技术社会结构的过程。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一对立的两极，产业交往共同体和消费交往共同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首先，二者的游戏取向不同，生产者取向于规模化、常规化，而消费者取向于个性化、创新化，产业共同体希望造就时尚的名牌技术产品，借此成批量的生产，消费者则想独占，使消费效用最大化、个性化。其次，产业技术服从生产和销售的规则，想尽办法不断更新产品，引导消费者，后者则希望尽可能物尽其用，达到消费效用的最大化；第三，作为现代性的表征之一，消费行为总是试图重构技术产品的使用价值即意义。技术产品的消费过程也是消费交往共同体解读和重构技术产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具备几个条件：首先是效用优化选择的心理支持。社会公众消费技术产品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技术产品比原先的效用即使用价值好，即更省力、效率更高、功能更多、外观更美等。效用优化是公众选择的第一原则。其次是市场竞争的压力。生活消费的竞争是需求（生理、社会、心理）不断上身的过程。在追新逐异已经成为时尚的社会，大众很难不为所动。于是，技术在社会中成为追星族、名牌族的专用品，它获得了类似图腾和封建纹章般的社会地位。大众对知识的时尚的认同，使之不仅具有了高度的合法性，而且在造就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而主体的社会分层正是因对新技术的关系而分化的。第三是大众检验。大众的实践检验是终极的、最常规的、最广泛的和最持久的检验。在检验过程中，消费公众从终极需要的角度会对技术产品的设计要求、效能、性能、简便型、安全性和可靠性等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这正是解读者的眼光。与此同时，消费者在观念上已经重新解读了知识，重构了技术。第四是常识性重构。技术产品进入消费社会，就进入了常识圈。它需要的是与市民社会的常识心理资质相协调，或者成为新常识。创新的技术或工艺成为新常识。大众心理结构、经验结构对技术产品起着习惯的评价和心理选择的作用。第五是大众日常语言的重构。技术产品的话语体系，尽管由产业交往共同体给予了包装，但是还必须由大众语言再度包装，才能真正进入消费社会，建塑起形象，或成为公众心理中追求的目标，或成为公众拒斥的对象。消费交往共同体除了赋予技术创新活动及技术产品以价值和意义以外的另一层意义还在于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过程的象征性表达。消费活动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延续，是技术创新活动的终点，是一切技术交往的价值符号的象征性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交往共同体的谱系学考察将直指人类社会的自身的嬗变，而作为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的消费交往共同体的结构变迁的意义中心不是人而是受人崇拜的物，在法国后现代思想家鲍德里亚（Baudrillard）看来，现代社会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任何个人或阶层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被周围的人所环绕，而主要是被各种有控制能力的大量的物体所环绕。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取代生产而成为人类经济交往的中心正是当今时代被称为消费社会的原因，因此不难看出，正是技术创新交往实践及交往结构的变化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交往的变迁，进而带动了社会政治交往、社会文化交往等各个方面的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和技术理性的批评者们认为在这种技术主导型社会中技术已经成为了高度介入人们生活方面面的意识形态而为社会所倡导，进而引导、强制、诱惑公众在实际上和心理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成为技术图腾的崇拜者，使共同体大众成为物欲的奴隶，成为只有技术工具理性向度的实证主义化的人。原文来源 http://blog.gmw.cn/u/1729/archives/2006/12871.html; 个人分类: D 种种最爱的知识（概念）列表|528 次阅读|0 个评论

手机: moxj 2009-6-12 16:26; 几次提到异化现象，手机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不过今天我不是想抱怨这个机器，而是想提醒我们这些摆弄手机的人。以前写了篇日记：《爱是种抗生素，科学是把手术刀》。的确我们有恐惧手术，滥用抗生素的习惯。周围的朋友，不见得哪位有我哥们兄弟多。但手机总是忙个不停。我觉得手机就像买的保险，只有出野外这样的时候才带在身上，但也不见得就能用上。很早以前中国人都讲君子之交淡如水。现在哪个网的邮箱打开都提醒朋友要常联系。也不知道现在人的感情真比古人进步了，还是退化了。今天下午正好开会，和大学里的教室一样，总有人的手机响起。进进出出。两位过来开会的领导一直轮流和大家交流，会议结束了还留下来和学生交谈。别人负责几个亿的项目，一个下午都没有接电话，动手机；你负责几个人学习先进性教育就了不得了，手机响个不停。尤其我们学生，在地大听於老师几位院士报告，平常很多老师的讲课，在公共场合，别人根本就不带手机，你在下面拿个手机叽哩哇啦是什么意思。我建议：如果你没事拿着手机在公共场合闲聊，一律视为购买保险后故意制造事端，损害他人利益，严重诈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处理。; 个人分类: 生活随记|3359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者的交往: fxf 2008-9-28 01:12; ??学者的交往，没有什么特殊，与普通民众的交往一样，缘于缘。 ??缘于血缘的交往，谁也逃不掉，喜欢也罢，讨厌也罢，事实性的关系在哪里摆着，如果有人说，他能够不受这种交往的影响，不管这影响是好是坏，全是谎言。这种交往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的交往，将会给每一位学者带来什么，只能视具体情况而论，有幸者，得家传，育基础，延精神，不幸者，终生逃离、背叛、挣扎，当然，大多数学者处于幸与不幸之间，无家传，无背叛，踽踽独行。 ??缘于地缘的交往，变得丰富起来，邻居、同学、同事（实则为同一个地方做事，而非做同样的事）、老乡、网友等等，不尽滚滚来，许多人的朋友大都产生在这里，学者也不例外，这种形式下的交往，多少也有些无奈，因为我们不能选择邻居、同学、同事、老乡和网友，这种状态下的交往，会随着岁月发生裂变，对于学者来说，意义没有那么大，主要是用来回忆、慨叹。 ??缘于学缘的交往，才应该是学者交往的主体，这样的交往，以学问为平台，相互的敬重、牵挂源于学问，说惺惺相惜也好，骂臭味相投也罢，只要是单纯以学问为目的的交往，就是我们应该珍惜的、提倡的；若还有学问之外的目的，则不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内，说嗤之以鼻也好，骂自命清高也罢，凡借学问之名，而行它图的任何交往，无论为名、为利，都只能算居心叵测。 ??学者的交往，大体来说，就是上面这三种，即使有人为了做生意来与学者交往，其源头也不出其中，在实际生活中，学者的交往原因是多重的，比如说，有的交往，可能既是缘于地缘，又是缘于学缘，例如：同学、同事或网友之间的交往，但无论交往的起初，原因如何的多重，结果总会是注重单一原因的交往，作为学者，缘于学缘的交往应是多数。 ??缘于学缘的交往，干净而愉快，干净是因为无其它企图，愉快是因为能够相互品评，或品评同一对象，或品评对方，总之，相互能够快意的交流。没有学者喜欢对牛弹琴，也没有学者能够从不弹琴，从而，缘于学缘的交往是必然的，尤其今天，学者的交往如此重要，严重影响学者的学术生态，以至我们不得不从生活形态中把它分离出来，加以分析，认真考虑． ??简单地说，学者的学术生态受两种因素影响，一种是生活形态，另一种是交往形态。除却了交往的生活形态，个人更加重要，社会更加重要；个人的先天、后天，对学者影响巨大，社会的整体，对学者影响甚大。一位学者的生活形式和状态，对其人生的重要意义，与普通民众没有区别，对其学术生态的重要意义，更是不言而喻，可想而知。 ??但是，对于学者，交往形态的影响是大于生活形态的，因为生活形态，一是没有定数，二是不可掌控，任何人面对生活形态，只能适应，无法预测和掌控的东西，永远不能成为条件，只能暂且视为无物。而学者的交往，却是能够掌控的，尤其是缘于学缘的交往，良好的交往经常是学者成长或成熟的重要条件，自学可以成才，但没有交往绝成不了大才。 ??总而言之，学者的交往，需要慎对；学者缘于学缘的交往，需要慎持。; 个人分类: 关于学者|3717 次阅读|0 个评论

更多...

帐号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关闭 安全验证

标签: 交往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

关闭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