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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转载一篇长文:我们真的不如美国人勤奋
热度 2 lbl604 2015-5-7 21:48
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真实感慨:我们真的不如美国人勤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TgzNDM0MA==mid=208043572idx=1sn=49bf1b80b0dcd7f975f4963c88ff58cdscene=1 2015-05-03 小花生网 檩子:小长假最后一天,分享我们的网友xjmomo推荐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个去美国读研究生院的学生写的,用非常具体的亲身事例来说明这个观点,就是:美国的学习一点也不轻松,美国学生很勤奋,相比之下,中国学生进大学后等同放羊,学的浅,学的弱,还学的很不努力。为此,xjmomo在推荐这篇文章时,评论到: 到了大学,人的大部分已经定型了,要改已经很难。所以小学高年级初中才这么重要。这是我愿意花更多时间在小花生和大家聊教育的原因。很多初三高中的家长孩子已经走了很多歧途,只能被动选择出路了。而小花生的孩子们还小,家长还有很多余地去努力。 比如为什么学习,要怎样的人生,追求什么快乐,我是怎样的人等等。从幼少期点点滴滴有这样的心理素质培养,才会有青年期以致长远的发奋和投入。出发点动机不同,一定导致行为和结果的不同。 美国的教育允许价值观的多元化。所以筛选淘汰后进入优质学校的孩子一定具有潜力和热情,因为那是自己喜欢和想要做的事情,不是被逼出来的。 小孩子的家长们,都还有得是时间去培养孩子的爱好,不要浪费时间金钱在“起跑线”的竞争,而是保证基础知识能力即可,注重艺术体育阅读和广泛的活动,培养自律和责任感,思考判断力等等。 到高中你就能看见结果了。不用等到大学。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研究生阶段,美国学生不光基础好,而且非常勤奋,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主动选择的道路,是自己想学的东西,有很大的内在冲动和自觉去学好。而来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动机复杂,在国内的基础并不扎实,加上目的不明确,学习难度大,学习动力不足,所以会比较苦闷。 所幸文章作者,这一代年轻人,有很好的自省能力,相信未来不会差! 中国留学生的真实感慨:我们真的不如美国人勤奋 在去美国读研究生院之前,我想大部分国人和我一样认为,美国的教育都是人性化的教育,教育方式和观念都以人为本什么的。感觉美国的教育都是让学生一边玩,一边学,一点也不痛苦,学生有很多课外业余爱好。总之一句话,他们是素质教育,我们是应试教育。而在好多人眼中,美国人都不怎么爱学习,学习很次,中国是个人去了就可以称王等等。到这里学了以后,发现以前感觉的完全是扯淡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比中国还应试,美国的学生平均学习刻苦程度是中国学生不能比的。 比如,在我的观念里,到大学,作业是可做可不做的,严格说是不会的可以不做的,老师不收,大家在家只要努力做了,做不出来没关系,第二天老师会在课上讲。所以作业都是良心活,好学生都自觉完成了,实在不会的就放着。 我开始还是拿这个观念去对待美国老师的作业。当时看完书已经晚上10点多了,第二天要上这门课,我本来认为估计老师上课对对答案,有问题问问就可以, 估计没做完也没事。不过我还是凭着国内学习养成的老师给的良心活必做的习惯,坚持把题做完了。当时写到了半夜2点半多,其中好几次想放弃睡觉算了,不过最后还是写完了。 我当时还说第一周就写到半夜两点半,当时觉得以后不会这样,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施加的压力罢了。结果没想到,第二天上课,老师就真都把作业收了,亏了我把卷子都写完了,否则就傻眼了。当时老师说收的时候,我心想还真收啊?后来逐渐才明白原来美国作业是计成绩的,每次作业都会给你按照对错打分,记出成绩, 最后和所有平时考试期末考试一起算最后的总成绩。 而且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题你要是不会做,你不写,或者写错了,你就不得分,最后就会影响你的总成绩。在中国是,平时允许你犯错,允许你不会,你不会可以空着,听老师讲,最后考试时会做就可以。因为从高中以后学得就比较难了,作业有不会做的很正常,老师是允许的。但是在美国就不一样了,老师每周都会给你留一大堆作业,你在下周上课前要交上来,如果有不会的,你要在交作业前去自己去问老师,老师不会在课上给你讲的。如果到交作业时还没有问老师,因为不会不做或者做错了,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老师不会因为你实在不会就手下留情的,你的作业就会被扣分。每次作业老师都会记录的,最后会一起给你算总成绩的。 这样每周的作业都相当于一次考试,因为得的分数直接影响你最后的总成绩。 我这学期学选了3门课,分别是经济数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最痛苦的是第一次计量经济学作业。计量经济学是我们这里面最难的课,基本就是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且这门课是最近几十年才兴起的,国内教得很浅,以至于我一值认为统计学是门比较好学的课程。 但是在申请美国大学的过程中在论坛经常听他们说外国的经济学要求数学非常高,其中最难的就是计量经济学,还有统计学。数学和统计学最好申请,因为太难,外国人没人去学。当时还不理解,为什么统计学这么难学,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老师用了一堂多课就把前4章讲完了,前四章就涵盖了我本科学的最难的一元线性回归和假设检验的所有内容。然后就留作业了。 到快交作业的前几天,我才拿到课本,于是赶紧做。因为这一部分本科没有学扎实,为了做作业,用了几天把本科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又看了一遍,感觉还是没怎么看懂,然后就做作业,一点一点抠到凌晨5点多,实在做不下去了,然后就交了。 后来发了作业,20分满分得了16分。 来说说美国研究生科目的成绩是怎样算出来的? 计量经济学这门课第一次期中考试占20%,第二次期中考试占20%,期末考试占20%,平时作业占40%。 最后总成绩按照ABCD给你评分,90-100评A,80-90评B,70-8*河蟹*C,70以下D或者不及格。 而且硕士研究生毕业有一项成绩要求就是每学期平均分不能低于B,否则下学期你就留校察看,如果再不行就被开除了。也就是硕士研究生的及格分数是平均80以上。 如果是十分简单的学科考80分以上不算很难,关键是现在学得都是非常难的,作业和考试很难。所以如果保证所有科平均80以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估计了一下,难课程如果都保持80分左右就不错了,所以最后很有可能的结果是大部分都是B,然后如果都是B的话,只要有一科是C,那么平均就是 B以下,那么就可以走人了。而如果得C的这一科是因为平时考试和作业都是刚好80分或平均刚好80分,恰好有一次作业得79分,那么这一门课可能就因为这一次作业的80以下,造成最后这门课B以下(或者说C),如果恰好其他课又都是B,那你很有可能平时表现都不错就因为这一次作业的一分而被开除走人。 当然你要说哪里有这么恰好的事情,我说这个已经是很好的情况了,很有可能你的考试和作业会很多次上不了80分。我这次作业就是在悬崖边上:16 分,20分满分,看似不错,实际上16除以20等于0.8,也就是80分,已经是最低可以接受的分了。所以我以后作业必须要拿尽可能多的80分以上才能避 免因为有80分以下而最后失足的情况。所以这次只是刚刚及格。 说完这次不是很成功的第一次作业,再说说美国的考试。 我在国内时看学校主页上的这学期学习安排,说是10月7日左右期中考试。期中考试对我来说已经8年没有遇到了,因为上了大学以 后,好像就没有期中考试,也许工科的同学有,不过我们经济这种文科的学科就没有了。期中成绩老师大多是以出勤率来计算,而且占30%,期末考试才是大头 70%,最多就是中期可能会有一片论文当作成绩参考。 所以我来之前一直有我们专业不会有期中考试的侥幸心理。结果上了第一周课我就傻了,所有3科都有期中考试,而且期中考试都不只一次,有的课是2次,有 的课是3次,加上期末考试,基本上每个月每门课都会有一次考试,这个我们在应试教育的中学感受过,不过那个叫做月考,或者小测,不计入最后成绩,而且那个 最后成绩对你也没有用,因为最后要看你的高考和中考成绩。而美国这个考试基本上是所有考试各占20%,作业占20%,没有轻重。或者都是25%等,或者老师对这个评分比例进行微调,反正权重基本都是一样的,而且所有的这些平时成绩最后折算成的总成绩会跟你一辈子,找工作时,用人单位会让你出示所有高等教育的平时成绩,因此你那次都不能马虎,包括作业。 在没有考试的第一个月,我们就觉得已经很难了。来之前我认为我只选了3门课,以国内的经验来说应该是很轻松,而且周五,周六,周日三天没课,每周可以休息3天,生活应该很惬意。 可是知道了我上面所说的美国大学的教学制度后,你就发现你每周都要写作业,而且要写好。而老师上课基本上对你写作业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因为课堂时间有 限,老师就讲他喜欢讲的部分,然而你就要把所有书都看了,然后再把所有题都做了。基本上老师每次课都讲一章。一章的内容大概30-40页书,这30-40 页的书是大书就是比国内16开纸大一点的那种书,而且是英文的小子,密密麻麻,比中文的30-40页的内容应该多,而且最关键是书中每一句话都有复杂的数学和逻辑关系,你要看透,都需要你想很长时间,或者自己在草稿纸上推导和画图帮助理解,这样有的时候十几页的书都要看5,6个小时。你每周要读3本这样的书(100多页)然后做3门作业。 每次作业都很费时间,数学作业最简单,不过你要用计算机写,用word打十分复杂的数学符号,矩阵,希腊字母等,很费劲。但是用4个小时应该可以写完 (国内写作业我记得好像能写2个小时的算是比较多的了)微观和计量经济学的作业一般都是十几个小时。因为作业就相当于考试,但是这个比考试要求的时间松, 而且属于开卷,所以老师留的题都很难。最可恨的是计量经济学的老师,讲课非常快,我拿到课本时,他已经结束前7章了,我们每周休息的三天,我都在赶他的进度,讲了一个月到期中考试了他已经讲了12章了,一本近1000页的书,他讲了快一半了,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好在这个课本讲的十分详细,因为我看我本科 的书看了好几天,就是不明白怎么回事,看了这本书前4章以后就彻底明白了,讲得太细了,太系统了。 粗略的算了一下,每周每门课上课看书时间要30个小时,写作业的时间要10小时,那么三门课一周学习就要用120小时。而一周7天每天24小时一共就168小时。你就会发现你完全没有休息时间。和我们一起上课的一个台湾同学发现我们选了3门课很惊讶,说他学2门都快受不了了,我们居然选3门。开始我们还不理解,现在明白了,下学期一定学2门。 就这样我们在紧张学习了一个月以后,开始了长达近2个月的考试之旅。我们这学期,数学有3次期中考试,1次期末考试,一共4次考试,其他两门2次其中 考试,一次期末考试,分别共3次。也就是从9月30日开始到感恩节放假前一天,我们几乎每周都有考试。 我们国家考试数学、物理这种计算为主的考试过去都是以大题的形势出现,这种大型综合计算题最能体现数学能力,过去一般都是考3-4道数学或物理大题, 每道25-30分。但是因为数学物理这种学科确实太难了,所以用这种考试会使很多人不及格的,少做一道就几十分没了,少做两道就不及格了,过于太残酷了。 学数学和物理的很多都是要么满分,要么不及格。虽然很残酷,但是可以体现能力,老师喜欢这种考试,就像语文老师说得,其实语文什么都不用考,什么花样都不 用出,就考一篇作文就可以了。 但是为了照顾大多数考生的面子问题,这种考试好像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被取消了,因为我们引入了西方的观念,第一是注重学生自尊心培养,总是考不及格会 有阴影的。第二是引入西方的标准化考试,也就是什么选择填空题,因为美国托福,GRE还有美国文职公务员考试都是选择填空题。 这样我从小经历的考试没有纯大题的形式。我经历的有的比较牛的数学和物理老师说都考纯大题才好呢,考什么小碎题。但是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引进了西方的观念发现在西方行不通,这里考试完全和我们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考试一样,数学、微观经济学都是4-5道大题,每道20-25分。没有一道选择或填空。 国内学经济学,就背背概念。这里经济学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文科中的物理学。老师上课就是在黑板上用数学推导公式和证明定理,最多在最后根据公式说一下经济意义。 就这样我们在已经被国内淘汰了的过于残酷的纯大题考试中要都保持80分以上,难度有多大了吧?还好,我的高等数学学得还不错,计算基本功还行。所有数学考试全部95分上下。一次,微观经济学考试是拿回家考试,开始我们认为比较轻松,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出的题太难了,我做了3天。有一道证明题我把自己锁到厕所里想了6个钟头,最后用欧拉定理硬证出来了。 对于计量经济学,实在是没有办法,太难了。我几乎在开学初的90%时间都用在计量上,在第一次考试前总算大体明白了这门课是怎么回事了,赶上了前12章的进度。 本来开学初我们还信誓旦旦的要拿全A,结果这门第一次考试就考了54分,而全班平均70。第二次拿回家考试,我还说这个还好可以拿回家做,结果我和那个中国同学费了整整一个星期在建立模型,前面1个礼拜试验了近百种可能性的模型,结果就是相关系数不到20%,根本不能用。后来折腾了很久,花了两天时间完善模型和写报告,最后写到凌晨5点。 以为可以取得不错的成绩结果得了66分,说是有一个环节论证方法出了问题。我的心都凉了。因为这门课90分以上才是A,80-90是B,80以下是C,所有学科平均不能低于B,我这科很可能就C了。最后我把总复习的时间全放在这科上面了。最后才有所收获,得了85。 说到美国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刻苦程度,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我们的认识误区。在来美国之前我一直被美国的青春喜剧给误导,电影上演得都是他们怎么怎么不学习,怎 么怎么调皮捣蛋,以至于我们国家的学生也开始学习和模仿,估计是最先传到港台,然后港台的电影开始影响大陆的。导致大陆的学生也开始变的很痞子。 我不知道美国导演是不是故意的,虽然我问了美国人,他们说他们拍那样的电影只是表达了学生想拥有那样的生活,而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但是我还是要对美国导演提出抗议,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完善,学习还要靠自觉的情况下,你们这是毁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苗子啊。 美国的大学校园生其实是这样的: 每个校园里走的学生都背个书包匆匆去上课,没有一个在嬉皮打闹的,即便是等公共汽车或者做公共汽车上,也在看书。在咖啡店里或者休息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多美国学生要么在看书写作业,要么用电脑写作业。非常安静,没有人大声喧 哗。我本来还带着掌上游戏机,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拿出来玩,有外放声音,突然发现大家都在看书学习,我很不好意思的又放回去了。突然觉得我在国内本来是很 自觉学习的好学生,在这里怎么感觉自己跟痞子小混混一样,成了不良少年。 有一次晚上去系里打印讲义,走在在夜色下的校园里,突然想到了我们国内平时大学校园里晚上是什么样子,再对比一下这里,我发现校园里路上没有人,有的 人也都是背着书包匆匆的行走去赶时间学习。而我印象中至少是我们省的高校校园,夜幕下都是一对对的情侣在共享好时光。有一次去这个城市的主街看看,看看那些吧里的人都在干什么,突然发现人们都在那里拿着电脑学习。当时想了想国内酒吧里无数失足男女青年在里面群魔乱舞,不禁感慨万千。 美国真实校园生活就是整个一个中国理想中的好学生的聚集地,美国学生学习这样的场景只有在中国的电影里才能看见,而我国的真实学生却在积极模仿美国电影里的东西。图书馆里学生们都在很安静的上自习,图书馆的机房,学生们都在用来写作业,没有一个干闲事的。我还真的注意观察过。 我在国内上大一的时候觉得学校图书馆和计算机中心的机子比家里的好,而且便宜,就去带着游戏到那里去打游戏。第一学期期末还和全宿舍的人去图书馆包夜通宵打游戏,我们那还要钱,这里用的计算机都不要钱,但是全都是用来学习。我想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我们管理不严。我想如果你在美国的学校机子上打游戏,基本就可以准备回家走人了。第二,即便是让你打游戏,就按照我上面说的作业和考试的压力,你有时间打游戏吗? 接着说美国学生的学习,他们在卖星巴克的地方看书写作业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个写作业是真写,不是装的。他们学习刻苦还体现在两次计量闭卷考试前,老师都发了去年考试的卷子,因为这不是作业,所以我和那个中国学生都没写。这很不符合我们的风格,因为在国内好学生都是老师越不要求做的,都越做。结果来了美国以后,由于老师逼的太紧,有极度的逆反心理和厌学情 绪。结果只要不计分的坚决不写,也不看。 但是我发现这两次每次美国学生都把所有题目都做在纸上了。我又一次体会到了他们才是好学生,我们都是混混。还有就是他们学习都很积极,我们上的研究生 课程,只有3-4个是研究生,剩下的十几个都是本科生,他们为了将来更好的学习,在本科阶段就自己主动选研究生的课程,而且有的是我们选的魔鬼3门,他们 也都选,他们还有自己的本科课程,我们光这三门就快受不了了,他们要学至少4-5门课。总之美国学生各个很刻苦,永远看不见他们玩。 再说说我们学的东西的难度: 此处,省略部分文字,细述国外国内高等数学难度差异 ... 这些数学还是不是最难的,主要是经济数学和微观经济学在用。我相信国内研究生数学应该也学这些,不过可能不会理解这么深,因为没有人逼你去疯狂做题和不断考试。 此处,省略部分文字,细述国外国内经济数学难度差异 ... 每一章节我们都有综合题去当作业去写(交作业包括:数据文件,gauss或SAS的程序文件,和说明报告)。 说到Gauss编程,这个语言是一个专门运算矩阵的专用语言,所以被统计和计量所广泛应用。编程对于大部分中国学生还是比较难,因为国内计算机教育还是相对比较落后。最开始整理数据都是用excel人工整理,后来有一次和一个美国学生探讨问题,发现他gauss用的极好,都是用gauss的程序直接控制和整理数据,于是我也下载了一本gauss的书,一边看书一 边就把gauss掌握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说美国的大学教授的能力。我们这个计量经济学的老师光计量经济学的课本就有20多种,各种统计软件SAS,Gauss,SPSS等等都很 精通,教材也很多。计算机编程也很牛,我还从他那里学了不少技巧。而且他用计算机上多媒体课都是自己接线路(美国老师都是自己接),国内的老师好像都要有 个专门搞计算机的人给他接好,才会用。 美国的老师电脑用的比我这个对电脑很痴迷的人都好,虽然他们都不是学计算机的。要知道这些教授们都50多岁了,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国内和我父亲差不多的人,很少有人愿意用电脑的。上课有时候还问问我们微观经济学学得怎么样,然后他会瞬间说出我们学的部分的各种函数的性质和定理。人们都说他要求学生严,但是他说他遇到的老师才严,他上大学时,他老师考他是任何拼写和标点错误这种和学科不相关的错误都会扣分的,他说他不会那么要求我们的,所以他说他对我们要求很松。 美国的教授一般都是像他这样很厉害。有一次上完微观经济学,后面上自然资源课的教授进来看见一黑板数学公式和推导,立即说出是这是Shepherd’s Lama(谢波德拉马定理),后来有说了很多,好像很有感情似的。我想一个教自然资源的居然还对数学定理这么了如指掌。 美国教授都是博士,博士这个词在国内反正对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我们国内,只要考上了,就都能毕业,所以看这个人厉害不厉害主要看他考这个学历时的考试水平。我国高考参加的人最多,所以竞争最激烈,所以最能体现人的水平,所以名牌大学的全日制本科对我很有威慑力。但是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人就少 了,所以名牌大学的硕士在我眼里也就一般。而博士,参加的人就更少了,博士一般混5-6年就毕业了,没有听说过在国内上博士有人学得要死要活还不能毕业的。所以博士对国内的一般人来说感觉不是那么有影响力。 而在美国,博士这个词是很有影响力的,教授都是博士,在学校人们一般不会称呼他为某某教授,或者某某官衔,这些教授或者当官的有博士学位的更喜欢人们叫他们某某博士,因为这个代表了荣誉。 比如我们微观经济学的助教就是个上博士的,结果他上学期考试有C,被劝退了, 现在正在我们城里的一个商场卖东西。 我不禁很感慨,一个上博士的中途被开除,然后就只能去商场卖东西去了。也许我光经历美国的研究生教育,而没有经历国内研究生教育,就对国内研究生教育 横加指责过于武断了。我相信我前面说的学的内容国内这个专业的研究生肯定也学,但是我敢肯定没有几个能像美国学校出来学这么扎实的。 我同系的那个中国同学,他说他的在国内上研究生的同学整天闲着没事干,咱们却在这里整天一夜一夜不睡觉。而且据说有一个他的同学学计量,先学了一学期 gauss编程课,我们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上来就很难,然后还要自己看书学gauss编程,每次交计量的作业都比一次考试耗费精力。有一次,我和那个同学写完作业已经凌晨3点了,这个时候,他的QQ上的也在美国留学的同学都在QQ上,都还没睡觉呢。交流一下,全部都很痛苦。 一个在纽约学金融同学说:“也不知是老师有问题,还是我自己太笨没有领会老师的意思,那个题按照老师的意思要用excel算一千遍”。当时我很感慨,美国的高等教育实在是太强了,对人要求太高了, 我来之前还在算我们学校和北京大学在国际上的排名,当时觉得比北京大学高,但是自己说的时候也很没有底气,但是现在不同了,我有一种不管排名谁高,有本事 就出来一起比一比的气势。确实在这种残酷的教育下我们学得非常扎实。 记得有一个老师从美国硕士毕业回来,闲着无聊就去考研报名,去考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这个基本是我们经济管理领域的最高学府,多少人挤破脑 袋去考它,竞争十分激烈,这个老师最后就背了背政治,别的什么也不复习然后就考上了。我以前在人大经济论坛问过问题,被他们骂做不懂经济的人。现在我再去那里,有一个人不会做,我瞬间把全部数学推导给写了出来,后来没人敢说什么。而我问的问题,几个月都没有人回答。 我的中学教育很好,以至于大学毕业后工作几年,我仍然对高中的所有知识点记忆犹新,拿起数理化的题就会做。但是大学学的东西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只记了几个名词,剩下的什么都没有。大学毕业时,我还抱怨大学没学什么东西,我父亲还安慰我,大学学的是一种思想和方法,有了这种思想和方法就可以了。但是企业不是靠耍心眼,小聪明就可以成功的,靠的是实打实的技术,我们大学的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有几个能拿出真本领的? 再说说美国这种教育下的成果: 如果说美国这种残酷的高等教育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那大可不必去学习。我们学经济学,学得都是方程组组成的模型,然后用模型计算出结论。计量经济学靠 统计量来估计模型的系数。这个如果在中国多数企业中你要用这个,估计会被人嘲笑,骂成书呆子。我当时就想看看美国的真实生活中用不用这个这么理论化的东西。 我们对此问题专门问过美国学生。他们的回答令我们很吃惊。美国人几乎干什么都会用数学计算,比如你要开个超市或者快餐店,老板会找人去建立模型, 然后按照模型去经营,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是最科学的,最优化的。我问道如果要是不用模型呢,凭自己的经验和感觉呢?美国学生说那基本上肯定是会破产的,因为感觉的东西靠不住,永远也不如数学计算的精确。而且他还说经营一个企业不用模型会破产,用错了模型,也会破产的。 我问他父亲的卖树苗企业用用吗?他说当然用。我问他用不用模型处理日常生活,他说他用,比如买汽车,他要根据当时的利率,油价,汽车的价钱和时间建立一套模型,算出当利率和油价多少时,他能接受的价格范围以达到最优选择(他还不是学经济学的,是学森林学和地理学的)。当时我们听了都目瞪口呆,感觉美国人太强了。原来我们都以为美国人个个都是数学白痴,只有中国人数学最强,看来我们中国是只会计算不会运用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的那个台湾同学说他去年的微观经济学老师太强了,他去年上他的课,由于太难跟不上,在第一次期中考试之后得了十几分后就放弃 了,所以今年重新学这门。他说去年那个老师今年退休了,去年第一次期中考试,全班最高30多分。上课老师基本不怎么讲,留作业都是他外面接的公司的工程,我心想理工科的可以接工程,我们学得这个经济学也有公司信吗? 他说当然有啊。华盛顿州的渔民为了经营的更好,都是请他去做咨询。所以他留的作业是最难的,和实际结合最紧密的。 我们国家人们往往说的和实际结合的意思是,不要去用课本学的东西,因为那个解决不了问题,还是在社会上学本领吧,其实我觉得不是课本的东西解决不了问题,是因为你学的不精不会解决问题,而美国人相信理论一定会指导实践的,他们如果发现理论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那么一定是理论不够完整和完善,所以他们会用更复杂的数学去完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学美国的东西感觉那么难,因为他们要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而被迫把理论改造的很复杂,实践证明这样复杂的理论确实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这学期学的计量后感觉自己就可以做点东西的。 学生们都不会做他的作业,但是不做又没有平时成绩,所以都被迫大家一起课下约个时间,找个空教室一起研究题。 研究题的方法是大家坐一起,谁会哪道题,谁就去黑板上写出来,给大家讲,最后把题都做完。那个台湾同学继续说我们没有赶上那个老师很遗憾。我们想我们一个计量经济学就够受的了,如果再加上那个老师,非吐血不行。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计算机和电子科技产品。来美国之前,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那么聪明,所有的电子产品的核心的控制芯片,内存芯片都是美国公司或者 日本韩国公司造的,中国自己为什么造不了?虽然大部分电子产品都是中国制造,但是懂行的人都知道,里面的芯片几乎全市国外的,中国所做的只是把芯片,内存买来,焊到电路板上,然后组装上外壳就可以了,干的完全是最低端的,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因此企业赚的钱都是很少的部分,这些电子产品的价格有一半多要被外国的芯片厂赚取。这也就是为什么电子产品不能和国内的农产品,普通小商品一样有适合中国人的价格,而电子产品一般都是和美元国际价格接轨的。因为成本降不下来,产品的主体成本,是外国厂商定的,我们要降价只能降自己不到20%的利润,所以降价空间很小,一旦外国厂商也把同类产品降价,那么我们的国产厂就没有取胜机会了。 现在液晶电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造成这个情况的根本原因上是没有核心技术。为什么没有核心技术?以前总是认为为什么美国那么走运,老天怎么那么照顾他?我来到美国以后,感受了一下美国的高等教育,又回顾了一下自己的高等教育感觉非常正常,太正常不过了。 我在学习的中期,上留学论坛看了看大家在美国的反应,结果这些国内十分优秀的人,在美国也都开始发起牢骚,我可以列举如下: 考,考,考,考死算了。 每两个星期就考一次试,考完试还有一大堆homework,全都算进期末成绩里的。前次考完疯赶作业,拉下两天的课没复习,还没缓过劲来,又要考了。 第一学期上课听不太懂,我觉得我下课要花比别人多很多的时间看书,第二个星期才发现听懂了一些。上的课还是我没学过的,别人听课算复习而已,对我来说全是新的内容。 师兄师姐安慰我说过一个学期就好了,可是大部分的考试都在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只有一两个考试了,适应又怎么样呢?大局都定了。 郁闷,继续看书去了。 大家累么?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感觉这样,上课累死,考试累死,实验累死,写文章累死,专业还不好找工作,于是修外专业的课,作业能写傻,出来找工作吧,认识的人好多因为交流工作不顺 被fire掉,每天神经都处于紧张状态,觉得晚上醒来的时候还兴奋的不行,活的那叫一个提心吊胆。 等等,以上是我在这学期中期的时候看见的帖子,当时大家都在喊累。 到了期末我又上了上论坛,看见有一个博士得了C,教授建议他退学,他想重新申请。 PhD第一年成绩不好,紧急求助-PhD第一年成绩有了一门C,教授建议我Quit,但是还是希望能在美国继续待下去,想问一下各位前辈转学要如何转?对于去年申请过的学校,还需不需要另寄材料?我可不可以把已经读完的两门B的课程的学分转过去? 还有一个一科平均78.5结果B以下,也在人心惶惶: 紧急求教各位如果GPA低于3.0,还能继续做TA吗?我这学期有一门课的总成绩是78.5分,也就是C,这样使得整个的GPA3.0,这样导致了一个scholastic probation,本来下学期已经定好了要去biology做TA的,biology deparment已经给我发了appointment,这样的话就不知道还能不能去做了。 还有一个硕士2年没有读完: 我的master要延期毕业了... 当时拿的奖学金只给两年,今年8月份以后我就要自费了,sigh~ 我一年前还雄心壮志要读phd,现在连个master都读不明白,sigh~ 每次见到朋友和亲戚,别人都问我为什么要延期,我就说课很多,没修完。 实际上,别人都修完了,只有我没修完。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太挫了,只是我没有说出来…… 所以我说的这种压力和教育模式在美国都是一样的,并不是我们学校特殊。而且我们学校只是美国排名一百多名的学校,据我们系的那个中国同学说,在美国常青藤名校学习的人基本每天只睡2个小时。 在美国的学习使我感到,我们的高等教育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要知道我是在全美排名100多名的学校,并不能算美国的非常好的学校,但是学到的东西确实是实打实的。而我在国内本科的学校在全国的排名也至少在前100,至少是个以省名命名的大学,但是从中出来确实是什么也没有学到,你让我们讲讲什么经济规律,或者让我们的工科同学讲讲芯片怎么回事,基本都讲不出来。 总之,美国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上的问题我不想多说,多少经济学家都有很好的建议。我觉得我们最能控制的,也是在整个人类改造自然和世界过程中最有活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人本身。我们的高等教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的高等教育缺少了监督鞭策和激励机制,而且对于学习的东西也并没有从难从严要求学生,导致反而没有中学阶段学生们学的好。如果说我们的中学教育是在整个中国教育中最有效率的(但并不是最好的,因为对于应付选拔性考试,老师只重视学习好的学生,而学习不好的学生好多都破罐子破摔了),但是这个教育只是基本功训练,距离可以用来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还差很远。 所以基础教育再好,高等教育出现问题,我们的科技也上不去,科技上不去,经济也只能做一些最低层次的。每年诺贝尔奖评选结束之后,我看网上有很多中国网友,都在愤愤不平,说就是因为美国的军事政治强大,所以评选委员会迫于压力会给他们评上很多,而我们 国家人很聪明,却总是离诺贝尔奖很远,太不公平了。还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了,却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经济这几年发展这么快,却得不了经济学奖,太不公平了。他们不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以外,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智慧勤劳勇敢。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林则徐呼吁中国要睁眼看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国 人仍需要透过迷雾看世界,不要被外国的种种假象所迷惑,不要再像生活在井底的青蛙一样低估自己没有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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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哪些城市赴美留学生最多?
热度 9 shaomingbo 2014-9-22 17:29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 )上月发布一份关于美国大学国际生来源城市的报告,列出了 2008 ~2012年 赴美攻读学位人数最多的全球前 20 个大城市名单,其中韩国首都首尔排名第一,中国大陆共有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武汉和深圳七个城市上榜。加上香港和台北,中国上榜城市达 9 个之多。 这份报告是由《华盛顿邮报》披露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是基于对 2008 ~2012年间持有 F-1 签证(全日制学生签证)学生有关数据的研究后得出的,这份报告在 8 月 29 日刚刚对外公布。 报告显示, 2008 ~2012年,共有超过110万国际生在美国各类大学攻读学位。仅2012年,美国大学的国际生人数就超过80万人。这些国际生来自全球各地,但相对集中于全球20个大城市。仅来自这20个大城市的留学生,就有32.3142万人,约占国际生总人数的30%。 在美国大学国际生来源地前 20 位大城市中,第一名是韩国首都首尔,共有 56503 名学生在美留学;中国首都北京和中国城市上海,位居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别有 49946 名留学生和 29145 名留学生。 在前 20 个大城市中,中国城市就占了 9 位。其中大陆城市 7 个。除第二名北京和第三名上海外,依次是: 第七名中国台北: 15985 人; 第八名中国香港: 12406 人; 第十一名中国南京: 9316 人; 第十六名中国广州: 8167 人; 第十七名中国成都: 8124 人; 第十八名中国武汉: 8001 人; 第二十名中国深圳: 7792 人。 在这中国九大城市中,共有在美留学生 14.8882 万人。其中大陆学生 12.0491 万人。 在前 20 个城市中,有印度城市 5 个,上榜城市数仅次于中国。依次是: 第四名印度城市海德巴拉: 26220 人; 第六名印度孟买: 17294 人; 第十二名印度钦奈: 9141 人; 第十四名印度班加罗尔: 8835 人; 第十五名印度德里: 8728 人。 印度 5 个城市中,有留学生 70218 人。 因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出台经济资助政策鼓励学生留美,利雅得和吉达两个城市不但进入前 20 名,而且分别位居第五名和第十名。另外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跻身前十,有点出人意料。 这份报告的作者、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尼尔•路易斯表示,留学生是美国经济的推动力之一,他们大多数来自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城市。 更有意思的是,这份报告还分析了这 20 个城市在美留学生的消费支出数据。 2008 年至 2012 年间,首尔、北京与上海也同样是全球范围内留学生教育支出费用最高的城市。来自首尔的留学生总花费达 21.19 亿美元;来自北京的留学生为 20.04 亿美元;来自上海的留学生则为 11.90 亿美元。前十大留学生消费支出最高的城市中,南京排名第十,消费总额达到 3.67 亿美元。 而国际生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数十亿美元。据这份报告提供的估算数据,在 2008-2013 年间,外国学生支付了近 220 亿美元的学费,并花费了约 130 亿美元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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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人听闻的“中国留学生美国名校退学率”
热度 40 曹聪 2013-10-27 18:33
近来较忙,这个周末还有几件事得完成,所以只读博而不写博。 但是,看到“ 中国留学生名校退学率达25% ”的报道,觉得有必要较一下真。报道是这么写的: 启德教育集团总裁李朱透露,根据2013年美国常青藤盟校公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14所名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退学率为25%,这些学生的共同特点为都是曾经的高分考生。李朱分析,“中西方教育体制、语言环境的不同,导致留学生几乎都会出现海外教育的不适应,只是适应时间各有不同。”同时他认为无论是普通学生还是高分学生,都可能因为不适应国外学习模式,导致学习跟不上,出现“留学中失败”现象。 感谢Google,上网一搜,还真有 相关信息 。去伪存真,启德集团总裁无疑是个大忽悠。 首先,这14所名为校哈佛、耶鲁、康奈尔、哥伦比亚、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安姆赫斯特、杜克、乔治敦、布朗、达特茅斯、宾州大学、普林斯顿。注意:所谓的常青藤盟校仅8所——哈佛、耶鲁、康奈尔、哥伦比亚、布朗、达特茅斯、宾州大学和普林斯顿。 其次,数据不是2013年美国常青藤盟校公布的。俺不相信常青藤盟校会公布这么个数据。注意:数据来自一个叫Kim Seung-gi的博士论文。论文题目为“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Conflict in Education of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论文是200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但不知何缘故,俺母校的图书馆没有这位Kim先生的论文,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的图书馆也没有此公的论文。 第三,Kim先生的研究基于1985到2007年间在上述14所学校注册的1400名韩国/韩裔学生。他的研究表明,在此期间,韩国/韩裔、中国/华裔、印度/印度裔学生的退学率分别为44%、25%和21%。作为对照,美国学生从这些学校的退学率为34%。 由于没有查到Kim先生的博士论文原文,俺不无法判断他的研究对象究竟是来自韩国(或中国、印度)的留学生还是在美国长大的韩裔、华裔和印度裔学生。从题目看,他研究的似乎第一代和第二代亚裔美国人在教育方面的冲突,这显然指的是后者。 Kim的一个主要结论是,韩国/韩裔家长迫使子女念书而不是参加课外活动,所以不能融入社会,不适应大学生活。但是,他没有回答为什么美国学生的退学率同样那么高。 其实,每个退学的学生都有各自独特的理由,比如比尔盖茨,比如不久前从香港大学退学的那个辽宁文科女状元。 逃离大学也可能是因为College is for suckers/los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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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逾150万中国留学生未归国 新华社:为啥不回来
热度 1 aaa0 2013-10-24 21:35
我和老婆分别做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而且是主要成员,忙的没有假日和夜晚, 深夜回家,睡的是地板,因为房租贵,只能老人孩子睡床,我们睡地板。妈妈70多了,腰椎错位,还在种很多地,孩子要4岁了,不认识父母。去超市只能看黄牌子的打折的,去菜市场,只能买落市便宜的。 你说我还能回来吗?老家邻居的木匠工资都比我们之和还高。 现在做着US 大项目,至少不睡地板,可以开车。 加油,早日进入美国top program,主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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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因抄袭被早稻田大学取消博士学位
热度 7 jiangjinsong 2013-10-22 16:50
中国留学生因抄袭被早稻田大学取消博士学位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3-10-22 15:31:38   中评社北京10月22日电/日本新闻网报道,日本早稻田大学创办以来首次决定取消一名毕业生的博士学位。该校发表的消息说,中国国籍留学生晏英的博士论文多处盗用他人的研究成果,违反了基本的学术道德。   早稻田大学说,中国籍留学生晏英在该校研究生院公共经营研究科学习期间,于2010年9月以《从近代立宪主义原理来看现代中国宪法》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但是在2011年8月,学校接到了该论文剽袭他人研究成果的匿名检举。学校进行内部调查后发现,这一篇论文至少有64处抄袭了他人的研究文献和网络上的研究成果。晏英本人承认有12处剽袭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这篇论文已经在2010年10月出版。   早稻田大学创立于1882年,1920年正式改建成现在的大学。早稻田大学21日作出决定,取消晏英的博士学位。该校称,取消博士学位是学校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蒋科学按:国人在早稻田大学创了先例,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叹! 刚刚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了这个: 作品《祭奶奶》获“外国人看日本”征文最优秀奖——早稻田大学博士研究生晏英的心路旅程 2010-07-06 10:10:20 | 分类: 最新报道 | 字号 订阅 “这篇文字是我为纪念奶奶去世3周年而写成的,当时因为忙于博士论文,其实只花了3天的时间。能够获奖,我想最大的原因在于——真诚。”记者在早稻田大公共经营研究科专访晏英的时候,他这样评价自己获得“外国人看日本”征文最优秀奖的作品。   “外国人看日本”征文,是日本民间团体Global Voices from Japan举办的征文比赛。征文对象为在日本的外国人和留学生等,应征者可用日、英、中、韩4国语言投稿。在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共453份参赛文章中,来自中国江西的留学生晏英,以《祭奶奶》一文夺得了最优秀奖。   在采访中,晏英告诉记者,中国大学毕业之后,他在中学做了10年语文教师,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到日本——这个奶奶认为最不该去的地方——留学。而经过快满8年的留学生活,晏英开始爱上了这个曾经给奶奶带来巨大困难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因为“这个社会,不用拉关系走后门,大家全身心地用在工作和学习上,有努力就有收获。” 他在获奖文章中告慰逝世的奶奶:“哪个国家都会有好人和坏人,日本也一样。奶奶,用国家为单位来划分好人与坏人是不对的”。 跟随恩师来日留学   2003年,晏英来日,赴冈山商科大学学习。2年之后,跟随恩师熊达云教授,在山梨大学学院修完了硕士课程,之后进入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课程。   “我出生在江西省高安市人。从师范大学毕业后,在中学做了10年的语文老师。说实话,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来日本。因为我既没学过日语,也没钱。况且,当时我在一个镇上做老师,一个在最基层工作的人,想要出国,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对晏英的采访,从他的实话实说开始:“在我出国之前的3年里,我被借用到镇政府当秘书。快过年的一天,办公室收到一张明信片。我一看,来自日本,是一个大学教授来的,叫熊达云。后来打听才知道熊老师是这个镇上的前辈,而且他的亲弟弟在镇上开着店。这个时候,我就暗自下定决心要跟从熊老师,要去日本。通过熊老师的弟弟,我与熊老师取得了联系,并顺利来到了日本。我如愿以偿,做了熊老师学生,在熊老师手上取得了硕士学位。”   之后,晏英来到东京,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公共经营研究科求学。早稻田经营研究科是仿照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设立的研究院,其最大特点是聘请现在活跃在政界,财界,企业界的知名人士,直接在课堂上就目前发生在政界,财界,企业界的现状进行分析。晏英定于9月份博士课程毕业,他的博士论文的预备审查已获通过。 真诚交流结识朋友   晏英没有正规地学过日语,好在日语有大量的汉字,让晏英并没有觉得日语难学。获奖作品是就是晏英先用中文写成,然后自己翻译成日文的。记日记,是晏英从小坚持到现在的习惯。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晏英领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外语不能直接翻译,但是和人交流一定要真诚,实话实说。   “当一个人满腹真诚地向你倾诉时,你不会在乎他嗓子的沙哑。我刚来日本时,有人劝告我,要经常说「ありがとう」,说到嘴皮子发麻,说到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也就是说在日本生活需要一些套话,空话。也正是这样的环境,实话实说,直话直说,往往给人清新之感。”   晏英认为,实话实说和真诚倾诉,正是他这次能够获奖的最大理由,也是自己能够赢得日本朋友尊重的理由——真诚是与人交流的最好方式。   “我和日本人进行交流的方式是:真诚,实话实说。我也跟日本人吵过,如果是真诚的,他反而易接受你。吵过架的人,反而会成好友。”晏英举了一个例子,在他还是米山纪念奖学金奖学生的时候,适逢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在奖学生的讨论会上,晏英直言安倍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以免给中日关系造成不良影响。换了一般人,或许会对政治话题避而不谈,晏英的发言,也确实让自己在奖学会的安排人不愉快。但是当他从山梨县搬家前往东京时,发动一家四口人来帮他搬家的,不是别人,正是这名日本朋友。 艰苦努力终有所成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晏英特别感谢自己的妻子。在得知获奖之后,晏英第一个通知的,也是自己的妻子。“我每年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就是200万日元的学费。因为我由于年龄的限制,很多好的奖学金都没资格申请。学费基本上全是我和妻子打工赚来的。这次获了奖,多少可以减轻一些学费负担。”不过,跟奶奶吃的苦比起来,晏英觉得自己吃的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而晏英最感到遗憾的,就是来日本后,只回国见过奶奶一面,而且回去时间很短,没能好好坐下来与奶奶聊,因为回国时间越长,耽误打工的时间越多。   晏英不否认奶奶所曾经经受的苦难,祸起日本。但是,他认为那时的一部分日本政治家并不能代表日本的民意。“很多的东西只有经过历史的沉淀,人们才能看清它的本质”,晏英认为。即使是对他去日本不满,奶奶也一定会尊重他的选择。而晏英自己已经越来越爱上日本。晏英表示,在博士课程毕业后,他将继续留在日本,就一些后续课题进行研究。   在采访的最后,晏英表示“我出身的起点很低,知道贫穷的滋味。我对社会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即使穷,只要努力,也能有饭吃。如果一个社会,你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维持生计的话,我想这个社会是很残酷的。”,他寄语和他一样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如果不是从小在日本长大的人,就应该把中文先学好。如果用母语都写不出好文章,用外语更不可能写出好文章。因为,不管用那种语言,文章的构思是相通的。”(本报记者 刘怡祥) 早稻田大学三位著名教授高度评价第 10 届华人学术奖获奖作品 图为 晏英 博士 ( 右 ) 向早稻田大学 县公一郎教授 赠送获奖作品后合影。段跃中摄影 据《日本侨报》报道 9月29日,日本早稻田大学江西籍留学生晏英博士,以日语博士论文《从近代立宪主义的原理看现行中国宪法—基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举荣获第 10 届华人学术奖。该作品是第一本运用立宪主义原理全面检验现行中国宪法的专著,受到早稻田大学三位著名教授的高度评价。 早稻田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县公一郎教授在推荐辞中称:“这是探索中国宪法未来面貌的积极尝试。 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决定这一美好前景的中国宪法的方向在哪儿呢?”晏英通过获奖作品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早稻田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前任院长石田光义教授,和连续四次当选众议院议员、两届连任三重县知事、现任早稻田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教授的北川正恭先生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推荐文。他们在推荐文指出:该书“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近代立宪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为姗姗来迟的现行中国宪法特征的解明作出了重要贡献”。“期待该书能唤醒中国人民的宪政意识,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投石问路。” 推荐文分别刊登在该书的封面和正文的前面。 著名大学的三位著名教授同时对外高度评价一华人论文作品,这在日本还是首次。它寄托了日本学者围绕中日友好主题,对中日意识形态接近、中国宪政改革的热切期待。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最著名的 综 合性私立大学,是日本社会精英的 摇篮 。 该 校 毕业 生遍及媒体、政界及学界,前首相福田康夫、竹下登、海部俊 树 、小渊惠三、森喜朗等都 毕业 于 该 校。早稻田大学也是日本最早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大学。 许 多中国 现 代人物如李大 钊 、彭湃、廖承志等,都曾在早稻田大学求学。 现 在,早稻田大学的 图书馆 中珍藏着李大 钊 当年的学生档案、成 绩单 等物品, 还 有 孙 中山的 亲 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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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从美国名校今年的中国留学生录取来看国人心中的名校情结
热度 1 twhlw 2013-7-10 05:49
信源:心路独舞博客 今年美国大学的本科录取工作早已尘埃落定,各所大学也分别公布了自己新创下的历史最低录取率,今年夺魁的依然是哈佛大学,它从去年已很低的7%录取率上又下降了0.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一百个申请哈佛的优秀学生里仅有不到7个能被录取。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他们的录取率都不到9%。根据各校的统计数据来看,美国顶尖大学录取率逐年降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籍的申请学生逐年在呈几何倍数的增加,而每个学校对每一个国家的录取名额却基本是固定的。注意这里提到的“中国籍学生”可能是在中国申请的,也可能是在美读高中的,但华裔美国人不算在此列。 以下表中是美国一些名校对中国籍学生的录取数量。 点 击 图 片 看 原 图 中国留学生申请人数的增加已经到了逐年降低美国大学录取率的程度,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惊讶的现象,这其中尤以对美国常青藤名校录取率的降低为显著,而造成这一切背后的社会原因才真正让人不寒而栗,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我们的体制还死抱以“留洋、名校”等来给人分等级、分出身的落后阅人传统,实在不能不说是一朵奇葩。 中国传统的围绕学历展开的人才评价体系,以学历、学校出身来选拔人才、任用人才,本来就是不科学的人才观,而这种人才观不改变,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就必然会缺乏相应的外部环境,不久前媒体报道的清华博士陈达的遭遇就是这种困境的最好诠释。陈达的本科来自于山东一所二本高校,考入清华大学攻读博士之后毕业,在此后七个月的求职中,他连续遭遇“学历查三代”的痛苦,十次求职中的八次他连第一道的“简历关”都过不了,原因是他没有一个能经得起推敲的本科“出身”,最后这个清华博士没有拿到一个心仪单位的录用通知。而在中国大学生本来就十分惨淡的就业市场上,陈达所遭遇的“出身门”绝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凡条件好些的用人单位都会在其招聘启事上白纸黑字地明确强调“本科非985、211高校不予考虑”等字眼,这种明显带有歧视色彩的招聘要求虽已在教育部目前的清理之列,但是唯出身论的观念在体制里早已根深蒂固,实际录用过程中暗箱操作的潜规则和微妙之处恐怕世人永远无法知晓,但凭想象和猜测大家也知道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一锤子定终身的高考体制、被毕业的学校打上一生烙印的不合理选拔制度、缺乏人才培养标准和淘汰机制的高等教育结构,导致了家长和考生不得不极力去追逐美国的名校,很多家长甚至对实际上是非官方的美国大学排名如数家珍,死死抱住不放。去年冬天我曾采访过弗吉尼亚一所著名私立高中的升学顾问,她专门给我讲述了她遭遇的中国家长的“名校情结”。该校曾有一个中国应届高中生打算申请美国东部一个中等排名大学的著名药理专业,她看中的是那所大学药理专业的设置、师资、和文化氛围,但她在中国的家长却对美国的大学系统不够了解,尤其是对美国一般学校可能有世界上最好的专业和教授的这种常见的情形基本无知,于是千里迢迢从中国专门来美国干预,最后这个孩子只好放弃,去了另一个排名靠前但相关专业却差了许多的另一所大学,为此孩子一直郁郁寡欢,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总惦着想转学,导致在大学的成绩也不好。有好学校的毕业证但没有好的成绩单,至少在美国想升研究院或找工作的话还不如一般学校成绩好的学生有优势呢,更何况多数情况下名教授的推荐信本身就是敲门砖,这和来自哪个学校无关。 其实,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中国雇主还是美国雇主都会或多或少地有名校情结的,没有也不太正常,只是不能过份。美国的考生和家长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关注的是“最合适”而不是“最好”,也就是要选择对孩子品味和性情的学校,因此在正式申请之前家长都要带孩子到心仪的几个学校拜访,每个学校也倾尽所能地举办“选择日”(Choice Day),在这一天里开放所有的院系、实验室、宿舍、健身房、食堂等供来访的家长和考生体验,学生和家长也有机会和感兴趣专业的教授甚至系主任见面交谈,看看这里能否达到内心的期望值,一句话,在美国上大学不是单纯的考生被挑选,而是双向挑选的过程。在这个双向选择的过程中,考生和家长首先要客观地面对自己的水平,了解自己的目标,明确自己对未来的打算,全面客观地评估可能的选择,然后作出最后的决断,也就是每个考生先给自己作出准确的定位,然后在找到最“适合”这种定位的学校。 当然这种选择“最合适”的做法是以以下公平合理的社会体制做底气的。 首先,在美国不同大学之间的设备、教授等水平的差异是不显著的(详见我另一篇文章《在美国教大学有多难》),差别显著的主要是学生群体,一些以本科为主学校的教学水平很可能会超过以博士培养为主的名校,一个普通大学里很可能某个专业上有世界绝对一流的教授,譬如,弗吉尼亚的一所学校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但化学专业却有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再如麻省大学(注意不是麻省理工)Amherst分校和Akron大学的排名都在百名以外,但那里的有机高分子材料专业在世界的排名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在美国名校和非名校之间并没有严格的质量鸿沟,专业是否雄厚、是否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其次,专业选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学校。由于政治,人文和一些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就业前景比较暗淡,学校的牌子在就业中似乎有着些许优势,比如美国的政界就几乎被名校毕业生掌控,总统奥巴马和共和党总统上届候选人罗姆尼等毕业于哈佛,克里(John Kerry)和小布什等毕业于耶鲁,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竞选面对民众时会尽量低调淡化自己的精英背景,怕民众认为自己贵族化而不切实际,这似乎与中国领导人毕业于清华的高调显示正好相反。但在工程、医学、会计等应用性的专业因为就业前景比较乐观,毕业生本人全面能力则成了主要考核因素,这也是很多中国第一代移民涉足较多的领域,有些华人甚至没有美国的学位,也在美国的这些行业里做得风生水起。 还有,是否名校毕业只在申请第一个工作稍有略微的优势,但如果名校毕业成绩不好(美国找工作人家常向毕业学校索要官方成绩单的)反而可能弄巧成拙,这很像一本破书却装了一个好封面一样。而在雇主来看学生的学校出身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学生在学校的全面发展、交流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等占的比率更大。还有一个工作能否做长久,主要看毕业生能否有发展,能否将自己和所在的位置互相定位好。一旦要找第二个工作的时候第一个工作的经验和成绩开始占更大的比重,美国的很多统计数据表明,名校的优势在寻找第二个工作时原本微弱的优势骤减,到了第三个以后几乎不存在了,甚至可能变成负面的因素。所以美国人很少用只看起点不看终点的思维定势来消遣自己的“名校出身”,这一点上很像中国的一句成语“英雄不问出处”,比尔盖茨能从哈佛辍学创业就可以想象了。 有记者对一些进入美国名校的华裔子女跟踪调查表明,进入藤校后一些学生显得有些后劲不足,就是有些在藤校成绩不错的毕业后也不想继续读书了,好多只是在大公司里找上一份四平八稳的工作,他们对采访的记者说:“不要把我当人才,我只不过是小时候比别人走得快,早了一点到达人生的顶峰而已”。 这些华裔子弟在上大学以前也都是一心想上藤校的,也曾非常努力,放弃了许多孩提时代的乐趣争取到了念藤校的机会,但也止于藤校毕业而已。所以在美国进入名校与否实际上并不重要,所谓的大学也不在于“大”而在于“学”,重要的是要找到喜欢和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眼前的兴趣和事业的长远目标能有机结合,不仅学到一技之长,还能全面发展,这样的学生才会更有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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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中国留学生迎来新学年,大三生普遍为工作发愁
ninglz 2013-4-9 12:22
进入四月以来,日本各大学迎来了新的学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们也纷纷回到教室,开始了新学级的生活。从对其中一部分学生的采访来看,新大三生普遍在为工作,以及毕业后的去留问题发愁。 上智大学情报理工学科新三年级生齐志鸣(化名)表示,自己来到日本的时间不长,对在这里找工作一窍不通,加上女朋友在国内,他很为毕业后是否回国工作而烦恼。 他的同学张晗(化名)说,自己在读大学的同时,晚上还在读料理专科学校。大三本是学业最为繁忙的一年,她却不得不挤出很多学习的时间,用来研究企业和填报网申。万一最后找不到工作,岂不是哪边都耽误了。 在大阪,关西大学社会学部新三年级生李思雅(化名)则认为,自己毕业后不一定非留在日本,可以再到欧美国家开开眼界,继续深造。不过最终的目标是回国谋求一份好工作,最好能待在父母身边。 今年年初以来,虽然日本经济呈逐渐复苏的趋势,但据日媒统计,大部分企业仍对景气持观望态度,对录用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态度谨慎。为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各大学纷纷加强了对家长的培训,希望他们能给予学生更多帮助。 4 月3日 上午,日本法政大学在新生入学仪式结束后,马上对他们的家长进行了就业培训。据悉,参加法政大学入学仪式的家长达4000人,与当天入学的新生人数基本持平。很多父母甚至请假来参加之后的就业培训,有的则由祖父母代为出席。(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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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大学的考试难度
jguonano 2013-4-8 11:40
UTK前两年遇到了中国留学生入学高峰年,中国留学生比例的提高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那一届学生的考试难度大幅度提高了。往年80分就可以进入TOP 10 %,这一年只能算是很普通的成绩了。对于长期处于填鸭式教育体系下的中国人来说,学习的目的就是要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一考试就会莫名地High起来。 但这可害苦了美国本地的学生,只能等到跟着下一届补考,幸运的是在中国人入学小年的这一届,他们发现原来自己学习是这么好,挂科的课程其实可以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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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院士访谈录
热度 25 scicul 2013-1-25 10:06
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院士访谈录
《科学文化评论》第八卷第 6 期 人物·访谈 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 郑哲敏院士访谈录 熊卫民 张志会 访问整理 编者按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的青年学子就有赴西方先进国家留学、向本国引入现代文明的风气,并掀起多轮出国留学的高潮。 1937 年的日本发起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断了这一潮流。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众多莘莘学子又开始延续从西方引进真理的工作。因欧洲受战争破坏严重,日本除满目疮痍外还属敌国,他们大多选择去美国留学,总人数超过 5000 。几年过去,国共两党在大陆的内战结束,他们渐次归国。据不完全统计, 1950 年上半叶约有 2000 人归国。若不是美国政府设置了种种障碍,相关的数字还会高得多。这与 1980 年代后大部分的留学人员选择滞留海外形成鲜明的对照。当年为什么会有许多学子选择回到中国大陆?那些没能回来的又是出于哪些考虑?归国的学子和滞留海外的学子后来各自的发展情况如何?对郑哲敏院士的访谈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受访人郑哲敏 是著名的力学家, 1924 年生于山东济南, 1947 年在清华大学毕业,留校做论文指导教师钱伟长的助教, 1948 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 1949 年获得硕士学位, 1952 年在钱学森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 1955 年 2 月归国,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 1956 年转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先后担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等职,是中国爆炸力学的主要开拓者,著有《高能成形》和《相似理论与模化》等。因研究成绩卓著,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0 年)、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1993 年)、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 1994 年)。 在这次访谈中,郑先生回忆了他考取扶轮社奖学金去美国留学的过程,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与其他留美学子的交往,台湾以私人交往形式和大陆以组织形式对海外学子的争取,在回大陆、去台湾和留美国之间不同学子所做的选择,麦卡锡主义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影响,他艰难的回国旅程,绕道欧洲归国对他日后工作的影响等。其中,对不同学子在是否回归大陆问题上的考量的介绍,与在大众媒体上常见的宣传迥然不同。 受访人 :郑哲敏院士(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访谈人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整理人 :熊卫民、张志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访谈时间 : 2010 年 11 月 16 日 访问地点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341 室 一 初到美国 熊卫民 (以下简称熊): 郑 先生,我受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王作跃教授之托,想请您介绍您在美国留学和回中国工作、生活的情况。 1950 年代,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有的选择了回国,有的选择了留在美国,王教授想对这两类人进行比较研究,委托我访问您。他自己 则 准备去访问目前还在美国的那些科学家,譬如您的师兄罗时钧 。 郑哲敏 (以下简称郑):罗先生经历比我坎坷。他比我高一届,与庄逢甘 是交大(上海交通大学) 1946 届的同班同学,他俩都比我早一年去美国留学。庄先生比我小 5 个月,刚于 11 月 8 号去世,上礼拜我还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 我是 1948 年 8 月离开上海去美国的,当时正值国共内战,兵荒马乱。我乘的是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几条船之一—— Meigs (美格斯)将军号。船一共走了 25 天,路线有些绕:先到香港、马尼拉、吕宋,然后经过关岛、中途岛。本来还要停檀香山,却正逢码头工人罢工,没办法装卸船只,所以径直开到了旧金山。 初到美国时挺陌生的,因为我是拿着扶轮社奖学金出去的——扶轮社基本上是美国一个组织,在全世界都有,它设有奖学金——所以当地扶轮社 派一个美国人来旧金山接我,把我放到旧金山一个不错的旅馆。住了几个晚上后,我买了火车票坐到小城市帕撒蒂娜( Pasadena )。它就在洛杉矶东北边,城市虽小,但有钱人很多,因为那里天气好,四季如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出“大王”的时代,很多人退休后就搬到洛杉矶附近,所以帕撒蒂娜住有很多大王,如铁路大王、木材大王等。这些人捐了很多钱给 CIT (加州理工学院),对它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当时坐的是夜车,第二天一早到洛杉矶,接我的是扶轮社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和一位刚从 CIT 拿到博士学位、到 CIT 航空系做博士后的中国人——冯元桢 。冯先生现在很有名,是美国的三院院士,并被尊为“生物力学之父”,近些年接连获得各种奖项,譬如“美国国家科学奖”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冯先生,以后我们变成了交往甚多的朋友,出国访问时我常去看望他。冯元桢的基础很好, 1937 年考的中央大学航空系, 1941 年毕业,留校当研究生,导师是航空系教授流体力学的老师柏实义 。冯先生可能还到国民党位于成都的航空研究院工作过,研究航空,大概于 1945 年去美国, 1948 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刚开始几天,扶轮社把我安排在一个老先生家里——他是扶轮社的秘书,叫拉兹( Lutz ),是位电器工程师。开学报到后,我就住在校园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第一年,我的室友是唐有祺 ,他在鲍林 主持的化学系搞物质结构研究。住在隔壁单间的是肖健 ,——他当时在美国的名字是肖积健——学高能物理的,正跟着正电子的发现者安德森 研究高能粒子。唐有祺与肖健本来就比较熟系,我去了之后我们三个就常在一起。后来吴耀祖 也来了,他与罗时钧、庄逢甘在交大是同班同学, 1947 年出国, 1948 年转到加州理工。罗时钧也是头一年不在 CIT ,第二年才转过来的。后来我又认识了罗霈霖 。他与钱学森同代,与钱学森低一年级。我还认识了研究物理的李整武 夫妇,以及研究生物的鲍文奎 和沈善炯 。因学校校舍有限,鲍文奎和沈善炯当时住在校外。那个时候, CIT 没有女生,没有黑人,但有印度人和中国人。 熊 : 住校外是不是要便宜一些? 郑 : 不,还是住校内比较便宜。我们那栋楼,楼上全是宿舍,楼下有一半是宿舍,另有大食堂和理发厅。楼上和楼下各有一个公共浴室。 二 梅贻琦和陈福田 熊 : 你们这些不同专业的中国同学,当时来往多吗? 郑 :刚开始时,我们的来往并不多,没有什么公共聚会。 1948 年晚些时候或者 1949 年——就在罗霈霖去后不久——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中国科协”)成立 。然后大伙的聚会才多了起来。罗霈霖是留美中国科协在 CIT 小组的头,记得在钱学森从 MIT 回到 CIT 时,他曾组织我们去欢迎钱学森。 熊 : 那个时候,是不是有海峡两岸争夺留学人才的问题? 郑 :我知道 1949 年离开大陆时,蒋介石确实采取了措施以争取人才去台湾——他不太成功,更多的人才留在了大陆。至于之后国民党政权是否也有争取海外的留学生的政策,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能就个人的经历谈一谈。梅贻琦等人曾找过我几次。 我的大学一、二、三年级是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念的,四年级时清华、北大、南开复校,我被分到清华。毕业后,我留校做助教。作为学生和小助教,我和校长梅贻琦原本是联系不上的。他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我后来争取扶轮社奖学金的事。在中国华北的西安、北京、天津以及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多个城市都有扶轮社。当时,他们有一个奖学金名额,要在全中国范围内甄选。 有一天,我和清华的二三十个年轻教师一道,参加了北京扶轮社的奖学金考试。主要是考英语,我记得有作文和口试,主考官是陈福田和 Winter ——后者是个诗人,一直单身,“文化大革命”时仍在北大,后来在中国去世。考完后,清华推荐了我。当时,北京的扶轮社委托清华、北大、燕大、辅仁等高校各推荐一候选人,大概他们也是用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候选人的。后来,北京的扶轮社从北京各校的推荐人中选择了我。 然后,他们又去西安、天津挑人。负责此事的为凌其峻。他是清华学堂早期的毕业生,后来留美,回来后搞实业,做进出口贸易等。那些城市的人选也确定后,再在整个华北范围内遴选。我被选中。再后,我又与分别来自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那两名候选人竞争。最终,我被选上。 熊 : 全国才录取一人,您能被选上,真是不简单。 郑 :确实不容易,以至于在“文革”时有人质疑我是否在这件事情上走了后门。但我确实不是靠关系。之所以能被选上,我想主要是由于机遇使然,且与我上中学时学英语的机会较好有关。在斟酌人选的过程中,梅贻琦为我写过推荐信,这是我和他打交道的开始。 1948 年底,梅贻琦离开兵临城下的北京南下。 1949 年底或 1950 年初,我记得是在我刚拿到 CIT 的硕士学位开始念博士研究生时,他突然来找我。没谈什么别的事情, 只是告诉我他也来了美国,任职于华美协进社(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在纽约有一个办公室, 负责美国给清华的基金,正在收集一些书籍,准备将来运回清华。 熊 : 没有鼓动您将来去台湾? 郑 :没有。 1953 年左右,他第二次来找我,邀我去吃饭。当时正值他或他夫人生日,他的女儿、女婿也来了。席间谈到解放前夕,地下党来找过他,希望他留下,但他没留下,是最后一批从东单机场起飞南京的。他之所以走,是因为无法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向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但并没动员我去台湾。之后不久,我又接到原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我参加扶轮社考试时的主考官陈福田 的一封信。陈福田是华侨,解放后就回到夏威夷去了。他在清华曾经颇有影响——那时清华园有 三座小巧的幽雅的庭院,分别称之为 甲所、乙所和丙所,甲所是校长梅贻琦的住宅,乙所是哲学家冯友兰的住宅,丙所就是陈福田的住宅。他给我写了信,但我没回信。 熊 : 他们找您,是不是组织的意思? 郑 :不是。只是私人交往性质,并不代表政府机构。他们也许有劝我不要回大陆的意思,可并没有明说。 三 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熊 : 共产党方面呢? 郑 :那就是有组织的啦。留美中国科协实际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主要工作就是动员留美人员回大陆——刚开始时隐蔽一点,解放后就明确地动员大家回国。它与在英国的留学生组织也有联系。我通过它而收到过从英国寄出来的小册子,对于如何回国,上面说得很详细。那时我哥哥在英国。我 1948 年出国,他 1949 年出国——当时英国有个工厂提供奖学金,他就去了那个工厂。后来,他给我写信说想去美国上学。可美国说中国由共产党当权了,不接受他。 1950 年底他就回国了。 熊 : 参加留美中国科协需要办什么手续? 郑 :当时并不是所有留美的中国学生都参加了中国科协 。我参加了。参加时没什么手续,报个名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开会,商量我们能为祖国做点什么事情。冯元桢那时候正在做博士后,他说可以做几件事情:一是买点书寄回去,一是翻译点书寄回去,一是写点书寄回去。当时并没有人在会上明确表态要回国,但不久之后就有好几人回去了。 1950 年,庄逢甘、罗时钧、沈善炯、鲍文奎也陆续回国了。当时有三位前辈在 CIT 。一位是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 1946 年他应邀到美国参观原子弹爆炸试验,然后到美国的一些实验室访问,后来去了 CIT 。他手里有一笔受中央研究院所托去买原子研究设备的钱。 1950 年,他和罗时钧、沈善炯一道回国,一起在日本被扣 。一位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黄子卿,他于 1948 年赴美,属学术休假性质,临近解放时回国。他很有趣,经常和夫人一起作诗,然后念给我们听。还有一位叫余瑞璜,抗战时是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有名的教授,是应鲍林教授之邀到 CIT 作短期访问的。他回国参加了开国大典,后来服从组织分配去吉林大学(最初叫东北人民大学)创办物理系,再后来被划成了右派。 到 CIT 之后的第二年,我搬到楼下,与罗霈霖一屋。罗霈霖每周末都去钱学森家。我总怀疑他有特殊任务,可至今他都不承认。罗霈霖说,钱学森的名字不适宜在我们留美中国科协 CIT 分会的花名册上出现,所以,那上面真没有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的欢迎会和 CIT 分会的成立会,钱学森一家人都出席了,后来分会的活动他就没再参加过了。 当时冯元桢很积极地准备回国。他的朋友易家训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把书都寄回来了。冯元桢是一个很和善的人。他与夫人喻娴士在国内就认识, 1950 年时在美国的一个教堂里结婚。喻娴士的父亲喻传鉴 是南开中学的首届学生,大学毕业后辅助校长张伯苓,成为了他的主要助手。张伯苓后来从政,担任 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考试院院长等要职, 南开中学主要由喻传鉴管理。 熊 : 在回不回国的问题上,当时哪些人比较有号召力? 郑 :华罗庚是比较有号召力的。他是留美中国科协的负责人之一,在回国前跟大家写过公开信 。葛庭燧也给钱学森写过信,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们当时与留美中国科协芝加哥总部的联系全靠罗霈霖。丁 儆 当时也是比较活跃的,他与我同岁,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 四 选择 熊 : 你们这些留学生,当时有没有选择去台湾的? 郑 : 在我们圈子里面,人们要么回大陆,要么留在西方,没听说谁要去台湾的。因为都怕蒋介石,他在知识分子中名声已经臭了。像我这种并不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中间派,后期也认为国民政府贪污得太厉害,腐败已经是体制的一部分,不可能靠蒋介石来清理,原来曾经对他抱有的希望全都放弃。 1948 年,国民政府派了一个叫于斌的天主教主教,把好几百位高中生——我们称之为童男童女——与我们同船送到美国去。 熊 : 几百个人? 郑 : 那条船上光中国人就有几百个。其中,有十几位年轻教师来自清华,他们多数都是过了一年就回来了,譬如说王补宣、陶渝生。陶渝生是陶孟和的儿子,陶孟和后来当了中科院副院长, 1957 年被划为右派。 熊 : 陶孟和是“内控右派”,当时并未公布在右派名单之中 。你在学成之后为什么没有留在美国呢? 郑 : 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历史书所记载的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屈辱的教育,也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有强烈的爱国、救亡意识。我们从小就唱“打倒列强、除军 阀…… ”之类歌谣 ,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有一种复杂的心理。 我们能充分看到美国社会的优点。例如,美国的变化很快,汽车的款式刚推出不久,又会出新型的,衣服样式、料子更是日新月异;而国内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几年过去还是老样子,而官方的腐败日甚一日。面对这些强烈的反差,我们对美国当然有好感。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也还是有所顾忌,对美国社会也还是有点看法。过去在国内时,我们认为国有的就是进步的。在美国看到铁路工业都是私人的,不太能接受;在美国吃的早点都是一盒一盒的,很方便,不过到处都如此,感觉垄断得厉害。更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例如华人不能入籍的政策,从 19 世纪后期开始,好像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人说到 1945 年)才解除 。 熊 : 您刚才说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人待你们如何? 郑 : 我们一般都感觉美国人是很友好的。例如我的奖学金是美国人提供的;学习期间,我曾接受邀请在两个美国家庭居住,他们待我也都很友好。但是也有例外,有的美国人盛气凌人,有居高临下之感,好像中国人不如美国人似的。 1950 年,我还没毕业;冯元桢已经毕业,在 MIT 有项目。我对冯元桢说,我还有一年就拿学位了,美国哪也没有去过,想出去转转。他就与他夫人和我共三人开车绕着美国,包括南方所谓的 Deep South 区转了一圈。在许多城市,包括华盛顿在内,都发现有饭店在门口贴着告示:我们不接待有色人种。首都也如此,南方更不用说了。在南方的以黑人为主的城市中,上公交时黑人直接走到最后面,前面即使空位黑人也不能坐。在电影院里,黑人绝对不能坐中间——那种好位置只留给白人——进门时,黑人只能旁门进出。加州理工所在的帕撒蒂娜虽然小,也有黑人区。钱学森原来住的房子很好,出事 以后,房东不愿意再租房给他。他只好另找住处,后来租的房子离黑人区很近——过几条街就是黑人区。这种事情使人不舒服。 除种族歧视氛围外,文化上的差异也让人不自在。毕业之后,长期在外单身旅居的我,常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没有根,很孤独,没人可以交流。总的说来,当时的社会气氛非常压抑,我们在美国过得并不愉快。 另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爆发,通讯不便,我们对中国国内所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我们只是听说社会治安变得很好,通货膨胀等乌七八糟的事情都没有了。与我父亲通信时,我还了解到,解放后,他没再摆钟表摊子,而是办了个钟厂,圆了年轻时想办点实业的梦想。这些都是好消息。事实上,那时我们是听不进坏消息的,只要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一定要跟他顶牛。这种感情是原来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无法逃避。有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科协订阅的香港《大公报》和纽约的《华夏日报》,两者都是倾向中国共产党的。《华夏日报》经常开天窗,以示对美国政府的抗议。 朝鲜战争打起来后,我们看到一个照片——杜勒斯到前线去视察,我们就对美国人说:战争是你们先挑起来的,有照片为证。所以,有时候在学校跟同学吃饭时,也会争论起来。虽然同学并不坏,常和我在一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人都想回大陆。不过后来有些人并没有回来——一旦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情况就变化了。所以说,那些没回国的不一定就是反对共产党的。 五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 郑: 在对中国留学生归国的事宜上,美国的态度是有变化的。 1950 年罗霈霖回国时,美国是鼓励留学生回中国的。朝鲜战争开始后,就不让回了。 1951 年缓了一年, 1952 年他们就找我事了。 熊: 他们是怎么找您事的?愿闻其详。 郑: 1949 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成了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 1950 年下半年,我申请回国,没获批准。 1951 年,我又一次申请回国,仍没成功,不过也没把我怎么样,只是移民局曾经有人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有个穿制服的坐在门后的桌子边,问了我很多赤裸裸的政治问题,譬如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由苏联所控制的,等等,大约有十个这样的问题。 1952 年上半年,来了一封信,让我某天去移民局办公室一趟。我一进去,他们就把我给扣了,还给我念东西,说我是非法居留——他们用这个帽子把我给扣了下来。同时被扣的还有两位 CIT 的同学。一位是冯元桢的夫人喻娴士 ,另一位是机械系一位姓陆的同学。 然后我就打官司。我说,既然你们称我是非法居留,那我就自动离境。 1952 年 7 月份,我接到他们的一封信,说同意我自动离境。可是 4 天后,他们又来了一封信,说:考虑到你回中国不符合美国利益,我们虽然同意了你可以自动离境,但不允许你离境,也不允许你有任何离境企图。我就这样被扣了下来。我于 1952 年 6 月博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成了没有身份的人,护照也被收掉了。 CIT 对我不错,以助教待遇收容我教了两年书,做了些研究工作。 熊: 既不让居留,又不让离开,您的遭遇与两年前钱学森的遭遇类似。 郑: 我估计,我的事与钱学森可能有关, 1950 年罗时钧他们在日本被扣押也可能有他的因素。 CIT 的留学人员中,最早回来的是肖健。 1949 年,他学业尚未完成,即找了个停靠天津港的货船回来了。罗沛霖是一年后走的。他很敏感,论文没做完,就买了船票准备回国。后来他没在洛杉矶上船,而是买了飞机票,赶到檀香山后再上船。要不是这样走,他肯定会被扣下来。 熊: 真的不容易啊。美国政府设法将你们留了几年。在这期间,有不少人结婚生子,然后,就很难再回去了。您的遭遇是不是也与麦卡锡主义有关? 郑: 麦卡锡主义在我们学校影响挺大的。有个人叫威因鲍姆( S. Weinbaum ),在 CIT 化学系任助理研究员,因被控作伪证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被判刑。他在学校的朋友也遭到怀疑,弄得学校气氛紧张。我后来才知道,威因鲍姆与钱学森相识,钱学森还曾写信推荐他到喷气推进实验室去工作。二人同时参加过不少活动,其中有些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活动,有些可能就是共产党的活动,钱学森本人不一定知道。因此,查威因鲍姆的时候查到钱学森身上来了。这件事情对钱学森造成了压力。化学系的鲍林教授也受了威因鲍姆事件的影响。鲍林是进步党党员…… 熊: 进步党? 郑: 对,进步党,民主党和共和党之外的一个政党。进步党出过一个叫华莱 士的,曾在 罗斯福时代 任 副总统。他在 1944 年访问中国,捎了些美国蜜瓜种子到兰州,后来,兰州的农学工作者试种成功,将其命名为华莱士瓜。在一次政治性的活动中,我曾和鲍林一起吃过早餐,明显感到他受到了压力。当时有一个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 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Un-American Activities )曾到我们学校搞审查活动。 熊: 这些调查活动是捕风捉影,还是确实有所依据? 郑: 那时候苏联在美国确实布置有间谍网,而美国共产党也确实有地下活动。 1953 年, 罗森堡(Rosenberg)夫妇 被判处死刑,就是因为泄露了机密给苏联。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历来警惕,苏联的原子弹( 1949 年)、氢弹( 1953 年)出来后,更是变得恐慌起来,而老百姓也犹如惊弓之鸟,一忽悠就起哄得厉害。麦卡锡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他们在很多地方开展对共产党的追查活动,达到了捕风捉影的程度。美国政府还设立了联邦忠诚调查委员会,要求公务员、军方人士以及大学教授等搞“忠诚宣誓”,声明自己效忠美国政府,不同情共产主义等,否则就会遭到解雇。这些调查弄得人心惶惶。有些人被说成 pink (粉红)。弄得他们也比较紧张。 熊: 博士毕业后,您连合法身份都没有了。 郑: 是啊。我不知如何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后来有人告诉我,移民局使用的是不同于民法的另一套法律系统,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被非法拘留过之后,我就申请自动离境。审批的结果是不让走,还把我的护照也给没收了,使得我没法出去工作。 195 2 ~ 1954 年,我就在学校呆着做助教;还像自由撰稿人似的,做点临时的研究工作,写一个研究报告,得几百块钱。 熊: 您当时的收入状况如何? 郑: 我有社会保险号,学校有助教工资给我,另外,我再打点零工,总的说来,收入是比较差的,跟以前做研究生时差不多。 熊: 您为什么不去做博士后呢? 郑: 做博士后也得有身份啊,还要有工作的资格证明。拿冯元桢来说,他做博士后之前,曾去过墨西哥一趟,以满足美国移民局的要求——博士毕业后要有离境经历才能做博士后。他去了就回,大概在那也就呆了一天,但呆一天也算出去过了。 熊: 在业余时间您做些什么呢? 郑: 主要是看书。毕业后我看了很多文学和纪实作品,尤其是侦探小说。印象较深的是史沫特莱写的一些东西。她是个记者,曾应邀访问延安,写过很多相关的报道和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辩护人。我试图通过她的笔而了解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熊: 您当时与国内有直接的通信往来吗? 郑: 有,但不多,主要是与我父亲通信——直接写给他,至于路上怎么走,我不太了解。大概要经过香港吧。 熊: 当时您父亲在哪里? 郑: 解放时我父亲在香港, 1950 年,我妹把他接回上海。在通信中,我父亲并未向我表达对当局的不满。但我模模糊糊知道,回国后会控制得很严,因为美国社会对中国的情况也有介绍,如报纸上说中国是警察国家、已执政的共产党仍保持秘密组织的作风等。我们还获悉国内正在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反对“崇美恐美”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即党对知识分子“洗脑”之类的东西也听说一点。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高崇熙 在“三反”运动中自杀的消息,我也有所耳闻。对于这些负面的东西,我是将信将疑。所以, 1954 年中美日内瓦谈判后允许我们走,我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又有些紧张。我知道,一旦回去,恐怕就不会再有出来的机会。 六 绕道欧洲归国 熊: 听说您当年是绕道欧洲而回国的? 郑: 是的。之所以如此,有点个人原因。我爸在香港时,我妹动员他回来。他给我写信,说自己做了一辈子生意,也就积蓄了不到两万美元,都寄给你吧。我把这笔钱存到了银行。尽管当时我在加州生活很窘迫,也一直没动用它。我胆子小,怕钱会被没收,就在离开美国时,把钱从美国银行取出来,想方设法把它转移到欧洲去。我爸长期做钟表代理商,从瑞士进口钟表。我决定先让钱流经瑞士。但当时不容易拿到瑞士的签证。瑞士人说你来可以,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去哪里。我就先办成了去日本的签证,接着就有了到瑞士的签证。瑞士签证办下来后,我又办了去法国、意大利的签证。到瑞士后,为了获得进入香港的证件,我在那等了近三个月。在香港登岸后我就溜了,把去日本的票废掉了。 熊: 您买的是去日本的船票? 郑: 我的全程旅票直到日本,在美国就一口气买好了,花了我 800 美元。一路花销很大,我 1952 年 2 月回到国内时,口袋几乎空了,只好靠父亲给生活费,后来有工资后经济状况才好转。 熊: 回国之前您有什么预期?与后来的实际情况有落差吗? 郑: 我想在回国之后去钱伟长那里工作 。我曾给钱伟长写过信,但他没回信。我妹妹于 1946 年进燕京大学, 1950 年毕业,去北京市政府当翻译。有一次在开会时她遇到了钱伟长,跟他说了一下我的愿望。钱伟长说我可以去他那里。就这样,我有了一个工作的地方。 回国之后,我才发现,因为去了趟欧洲,我的履历出现了“疑点”。我哥哥曾写信质问我父亲:你为什么让哲敏去欧洲?搞得他的个人历史很复杂。 熊: 这件事情影响了组织对您的信任度,以及您以后的工作吧? 郑: 是啊。这段经历没有证明人,是一段历史空白,也许影响了对我的使用。但去欧洲的事不能怪罪我父亲。我被美国政府限制了几年,是一有机会就跑,之前根本没来得及征求家里人的意见。 熊: 那么急? 郑: 因为离境是有限期的。我走的时候也挺复杂,要从纽约走,但我的移民局关系在洛杉矶。我从洛杉矶的移民局拿到一封允许我离开的信,从纽约上船。纽约移民局还真派了人来,跟着我上船,监督我离开。 熊: 护照也发还给您了吧? 郑: 同意我走后把护照还给了我。当时它已经过期,我就去洛杉矶的国民党领事馆延长中华民国的护照。到瑞士首都伯尔尼后,我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在那里得到一份留学生归国证。由于瑞士和英国只承认新中国,我在美国的公证处办了个无国籍身份证。接着,我再去英国驻瑞士大使馆办理过境香港的签证,这件事以及船期的变更,拖了我近三个月。几年前,我一个妹妹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凭我这段经历就可以把我划成右派分子。 1958 年,我们力学所调整方向,重要的“上天”、“入地”、“下海”任务与我无关,我只管不被重视的“工农业生产中的力学问题”;“文革”时我的历史也没法说清;我后来当力学所所长较晚 ,也许与这种怀疑有关联。 熊: 那个年代的行政领导多有地下工作经历,习惯于怀疑他人也在暗中搞什么活动。与您类似、因“历史不明”而遭到“控制使用”的科学家还有一些。 郑: 到香港后,我找到中国旅行社,办了过罗湖桥入境的手续。然后到位于广州的留学生招待所,接着回家,到上海。在瑞士办手续时要交 8 美元,说是离开该国后再还我。我到上海后,瑞士领事馆给我来了封信,让去取还我那 8 块钱。我当时没经过组织批准,直接叫了个三轮车就去了。后来一想,这一步我走得很不好。在当时的眼光看来,这是遭人怀疑的事情——是不是去接受什么任务了?所以,我在欧洲走一趟是犯了大忌。如果不走那一趟,我后来的工作性质都会不一样。 熊: 同为钱学森的学生,您的师兄庄逢甘、罗时钧等做的可都是与国防相关的保密工作。 郑: 我现在年纪大了,回首往事,觉得丰富的人生经历也未尝不是一种财富。 七 钱学森、朱兆祥和罗时钧 熊 : 然后您到北京来工作? 郑 :是的。我从上海到北京,等待分配。我申请的是中国科学院。一个月后被批了下来。与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谈话后,我被安排到由钱伟长领导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工作。当时,该室在清华南门一两层楼的房子里,成立才 3 年,人很少。我当时的职称是副研究员,住集体宿舍,大家一般叫我“郑工”。后来我哥哥到清华大学来教书,分到一套房子,我就搬到他那里住。 不久我就遭遇了“肃反”运动。在学习文件时,研究室内搞统计的王寿仁突然遭到点名批判,后来他夫人也被揪了出来。 熊 : 您本人受到冲击了没有? 郑 :我一点事情也没有。我当时对运动很陌生,搞不清楚,不说话。接着就是“反右派”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我捅了篓子,动员朱兆祥去看望被打为右派的钱伟长。结果,蒋南翔告状,朱兆祥遭殃。因为这件事情,朱被打成反党分子。尽管当时科学院党组织很信任朱兆祥,可蒋南翔一定要追究,周恩来对科学院也有批评,科学院党组实在扛不住,只好同意批判朱兆祥。在很多年后,朱兆祥终于获得平反,张劲夫对他深深鞠躬——他知道,这是科学院党组的责任。 熊 : “反右派”运动时,你们已经搬离清华大学了吧? 郑 :是的。我在清华呆了一年多,除在力学研究室工作外,还在清华带了一门二年级的课程。然后,数学所搬到中关村来了,力学研究室于 1956 年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由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 熊 : 钱学森和钱伟长都做过您的导师,您如何看待反右派运动中钱学森对钱伟长的批判?《人民日报》曾对此有过报道的 。 郑 :我只记得,当时蒋南翔从力学所请了好多人到清华大学礼堂去参加钱伟长的批判大会,钱学森被请去坐在主席台上。当时认为,对于右派分子,不仅要在政治上批倒,还要在业务上批臭,因此组织了一批搞力学的批他。钱伟长在业务上没问题,批起来很难。尽管如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清华搞力学的人都不理钱伟长。 熊 : 您还没回答我的上一个问题呢? 郑 :钱伟长有点傲气,钱学森也很骄傲。 熊 : 您是如何成为钱学森的学生的?在美国时您和钱学森的交往密切吗? 郑 :在我印象中,钱学森是在 1949 年暑期从 MIT 回到 CIT 的。那时我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正在考虑在博士阶段做什么题目、选哪位教授做导师。到校之后不久,钱学森开了一门喷气推进方面的课。我选了他的课程。他让我考虑航空材料在高温时的结构问题,做一个热应力方面的研究。我对此感兴趣,就请他做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他同意了。 熊 : 您的硕士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题目?导师是谁? 郑 :我是在 CIT 的机械系获得的硕士学位。根本不需要做论文,通过考试就可以了。 熊 : 建立师生关系后,您和钱学森往来亲密吗? 郑 :大概算不上太亲密。他和我一直都是师生关系,并未发展为朋友关系。除了隔两周左右去他的办公室报告一下研究进展,偶尔做做 baby sitter (看孩子的人)帮他照顾照顾孩子、并到他家去吃过几顿饭外,我和钱学森并没有多少亲密的私人往来。 熊 : 钱学森好像有点心高气傲,其内心似乎很少对他人敞开。 郑 :他的自尊心很强。他不但不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在洋人面前,他还常常要表现得高人一等。除了冯·卡门,大概他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在谈话和讨论时,他常给人以盛气凌人之感,这种风格使他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朋友都少。我记得在我做一个报告之前,钱学森曾对我说:“如果台下的问题问得不好,你要把他顶回去。”他自己经常这么干,以至于别人不大敢问他问题。 1949 年我去上他的课,一学期下来,就我一个人在不熟悉他的风格时提过一次问题,别的人都不敢提问。而只要他在场,别的报告人往往会比较紧张,因为他的问题和点评常常锐利过人,有时甚至显得有点尖酸刻薄。 熊 : 冯·卡门的风格与钱学森的是不是有显著差别?您能比较一下他们俩吗? 郑 :他们俩配合非常默契,感情十分融洽,早已从师生关系进化为了父子关系。冯·卡门有更敏锐的直觉,常能看出问题和猜到答案,而钱学森则能迅捷清晰地把握冯·卡门的思想,将其变成缜密的论文。冯·卡门很喜欢东方的人和物,钱学森曾带我去过冯·卡门家,我发现他家挂有很多中国的绸缎。冯·卡门有贵族风范,亲和力强,人脉关系广阔,这些优点是钱学森所不及的。 熊 : 在培养人才方面,钱学森恐怕也不及冯·卡门。冯·卡门培养出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众多在某些方面要超越他自己的优秀学生,而钱学森似乎没能做到这一点。 郑 :后来钱学森办系统科学讨论班,学生们普遍没有提不同看法的。连不同意见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老师的超越。 熊 : 像您和庄逢甘、罗时钧等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人,恐怕也并非仅仅由于受教于钱学森。你们也从很多别的老师那里获益。 郑 :是的。我们也受益于整个 CIT 的环境。 熊 : 时间已经不早,最后,我想请您谈一谈罗时钧先生。 郑 :回国之初,我和罗时钧没有联系。当时他和庄逢甘在军队里,我根本不敢联系他们。为躲嫌疑,我避得远远的。他在“文革”之前的遭遇我不了解。“文革”过后,他到北京来找我,说起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被批斗得很厉害,家破人亡。有一次他还说,他想离开西北工业大学,去上海钱伟长那里。但后来他并没有去上海工业大学,而是选择去美国。 2008 年我到美国时,曾去看过他。他住在以前的一个学生—— 加州大学尔湾 ( Irvine ) 分校机械与宇航工程系教授刘锋——的家里 ,身体硬朗,情绪不错,还在发表文章,并通过互联网指导西工大的研究生。他当年费了千辛万苦才回国,可最后又选择了去美国定居。至于后不后悔自己当年的选择,我没有直接问过他。 致谢 王作跃教授阅读了访谈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图1. 郑哲敏院士在办公室(2010年11月2日张志会摄) 访问整理人简介: 熊卫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专项“ 中国科学院院史的编撰与研究”(编号 KACX2-YW-001 )。 罗时钧( 1923- ),空气动力学家。 1945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 1947 年 9 月考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航空工程系, 1948 年 8 月获硕士学位,同年 9 月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钱学森。 1950 年夏天提前完成博士论文归国,历经艰辛于 1950 年 11 月底方才到达。 1952 年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工作, 1970 年随该系并入西北工业大学, 1978-1983 年任西北工业大学副校长。 庄逢甘( 1925-2010 ),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0 )。 1946 年毕业于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 1947 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1950 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和第一、三研究院副院长,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所长,国防科工委基地副司令员等职。 应该是指旧金山的扶轮社。 冯元桢( 1919- )美籍华裔生物力学家。 1941 年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大学毕业, 1943 年在该系获得硕士学位,不久赴美加州理工学院留学, 1948 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任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6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1979 )、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士( 1991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1992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4 )。 柏实义( 1913-1996 ),空气动力学家。 1935 年从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 1937 年赴美国留学, 1938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40 年在加州理工大学获航空工程和高等数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到已迁重庆沙坪坝的母校中央大学任航空工程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47 年再次赴美国,先在康乃尔大学任客座教授,后到马里兰大学流体力学及应用数学研究所任研究教授直至退休。 唐有祺( 1920- ),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0 )。 1942 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化学系, 1946 年赴加州理工学院留学, 1950 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做博士后, 1951 年 7-8 月转道欧洲历经艰辛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等职。 鲍林( L. Pauling , 1901-1994 ),美国化学家。 1954 年因对化学键本质和对蛋白质结构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62 年因反对地面核试验的行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肖健( 1920-1984 ),物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 1980 )。 1944 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 1947 年赴美国留学, 1949 年在 加州理工学院 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归国,历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等职。 安德森( C. D. Anderson , 1905-1991 ),美国物理学家,因发现了正电子而获得 1936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吴耀祖( 1924- ),美籍华裔流体力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1946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 1947 年赴美国留学, 1948 年获 爱荷华 州立大学硕士学位, 1952 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1961 年起任教于加州理工学院。他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1982 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84 年)、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2 年)。 罗沛霖( 1913-2011 ) , 电子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0 )、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4 )。 1935 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 1948 年 9 月接受中国共产党指示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 1950 年夏天提前进行博士论文答辩( 1952 年被授予电工、物理、数学专业特别荣誉衔哲学博士学位), 1950 年 9 月归国,先后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电子工业部担任重要领导职位。 李正武( 1916- ),原名李整武,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0 )。 1938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 1946 年留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 师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W. 福勒 、 M . 德尔布吕克等人, 1951 年获博士学位 , 1955 年 10 月与钱学森同船回国,先后在江苏医学院 、 复旦大学 、 交通大学 、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单位工作。 鲍文奎( 1916-1995 ),遗传育种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0 )。 1939 年从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 1947 年夏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 1950 年 6 月获得博士学位, 1950 年 9 月归国 。先到四川农业科学研究所任食粮组副主任, 1956 年后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研究员。 沈善炯( 1917- ),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0 )。 1942 年毕业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 1947 年底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留学, 1950 年 6 月底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的是 1951 学年的博士学位)。 1950 年 8 月底与鲍文奎等同船回国,在日本与赵忠尧、罗时钧一道遭美军无理羁押,经营救, 11 月终于返国。 1951 年后,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等职。 陈福田( 1897-1956 ),外国语言学家,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 1923 年起执教于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主任。 1948 年离开中国大陆移居出生地夏威夷。 据统计, 1945-1949 年间赴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多达 5000 人。而 1950 年初,留美科协极盛时只有会员 800 人。也即,多数中国留学人员没有参加留美科协。据留学生丛书编委会 . 中国留学史萃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年,第 88-111 页。 详情可参阅《沈善炯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的第四章 . 易家训( 1918-1997 ),流体力学家, 1941 年从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毕业。 1945 年赴美依阿华大学留学, 1948 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国南锡大学等校任教和指导研究, 1956 年后一直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授,先后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0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1980 )。据冯元桢 1997. 悼念流体力学家易家训 . 《力学进展》 . (4): 433-435. 喻传鉴( 1888-1966 ),教育家。 1908-1910 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堂, 1919 年从北京大学法学院大学毕业后,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召,回南开服务。先任英语教员,从 1920 年起任教务主任, 1930 年赴美深造入, 1932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硕士学位。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先后担任天津南开中学代理校长、重庆南开中学校长等职。 1950 年初,华罗庚携全家人乘船离开美国。 1950 年 2 月到达香港后,他发表了一封致海外留学人员的公开信,称“梁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热情洋溢地号召海外学子“归去来兮”,为新的中国服务。 1950 年 3 月 11 日 ,新华社播发了这封信。 丁儆( 1924- ),爆炸力学家。 1945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 1948 年赴美国布路克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 1950 年 9 月中断学业回到北京。回国后历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教授、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副校长等职。 参见岳南 2010. 《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 北京 : 中华书局 . 页 86-140. 这是《国民革命军军歌》的一段。歌分三节,全词如下:“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943 年 12 月 7 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法令,全部废除以往通过的一切排华法令。从此,在美国的华侨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公民。但仍然带有一个配额制度,即每年只给予 105 个名额,其中 75% 分配给来自中国出生及居住的移民, 25% 分配给世界其他各国的华族移民。直到 1965 年 10 月 6 日 ,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移民与国际法案附录”,才废除种族限额。据刘汉标 1987.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华侨、华人社会的变化 . 《暨南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1): 54-62. 指 1950 年钱学森因试图归国而遭逮捕、拘押、审讯,并被报道为间谍之事。详情可参见张纯如 2011. 《蚕丝——钱学森传》 . 鲁伊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页 169-194. 喻娴士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获得的数学硕士。据王作跃对冯元桢、喻娴士夫妇的访谈。 高崇熙( 1901-1952 ),无机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 1919 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 1922 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学习, 1926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历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等职。为尽快改变中国化学试剂生产的落后面貌, 1950 年,他倡议并筹备成立了新华试剂研究所。在“三反”运动中,为抗议无理的猜疑和批判,他于 1952 年 2 月 12 日 服氰酸自杀,以死明志。 钱伟长是郑哲敏的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 1947 年郑毕业留校后,任钱伟长的助教。 郑哲敏从 1978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 1984-1989 年任该所所长。 新华社 . 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科学家揭穿曾昭抡钱伟长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阴谋 . 《人民日报》 . 195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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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纽约一中国留学生在回家路上被有色人枪杀
fanxh 2013-1-4 14:20
刚得到信息,不知是否确实。昨天在纽约一中国留学生在回家路上被有色人枪杀。元旦、春节是犯案多发期,在外留学生多加注意,多给国内家人报平安!美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留学有风险出国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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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观察:欢聚一堂——中国留学生春节联欢晚会
热度 1 jlrlmylt 2012-11-14 13:06
从 1 月 27 日开始,中国留学生庆祝春节的活动就陆陆续续地拉开了序幕。先是台湾同胞春节联欢会,然后是ISI海外华人联欢会,昨天晚上在学校学生活动中心电影院的“ CSU 中国留学生春节联欢晚会”更是将庆祝活动推向了高潮。 偌大的两层电影院座无虚席,来美国留学这么长时间,很少看到有哪一种联欢活动能这样吸引各国来宾。看到这么多外国人出席春节联欢晚会,作为一个中国人,心中感到由衷的高兴。 与历次活动一样,晚会中唱主角的依然是华星中文学校的留学生子女。客观地评价,在美留学生的生活水平在美国大多处于中下水平,通常是一个人依靠奖学金读学位,另外一方到餐馆打工、给他人看孩子( Baby-sister )、到超市当理货员的方式补贴家用,由于孩子较多(一般 2 个),相当一部分华人的生活水平徘徊在贫困线左右,由于没有获得绿卡和取得美国国籍,他们享受不到美国完善的福利制度。与国内一样,华人父母对子女教育倾注了极大的心血,送子女到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业余时间请家庭教师教授跳舞、唱歌、乐器等技能。也许是少年不识超滋味,在这样一个千里冰封的寒冬之夜,在 FC 市这样一个地广人稀、业余文化生活单调的地方,孩子们用稚嫩的舞蹈、清脆的歌声,表达了对新春的向往,对未来美好的希冀。 比较而言,也许是经济条件限制,也许是读书太多、无暇培养艺术细胞的缘故,与留学生子女相比,留学生及其父母的舞蹈和音乐水平就逊色许多。现代京剧《Red Lantern》、评剧《花为媒》、黄梅戏《天仙配》片段,那么好的戏剧名角的成名之作,硬是让他们给唱砸了:字不正腔不圆,无板无眼。当表演二胡、电子琴、架子鼓音乐三重奏《梦驼铃》时,架子鼓手心情过于“激动”,崭新的架子鼓让他一槌击破,清脆、悦耳的架子鼓突然发出沉闷、枯燥的破锣般的呜咽声,这位艺术家毫不在乎,继续将音乐进行到底。幸亏两个留学生的小提琴《新春乐》艺术水平尚可,给留学生的整体艺术形象加了 2 分。 毕竟是泱泱大国,虽然 FC 市华人男女老少全部加在一起,不过 400 人左右,整个晚会基本上由华人来表演 ( 在华人留学生后代中发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漂亮的混血儿 ) ,唯一的例外,传统保留节目——中华武术的表演,让金发碧眼的洋鬼子独占了鳌头。与往日不同,这群似乎在少林寺受过真传、终日忙于在美国巡回表演中国功夫的外国拳师,今天表演的拿手好戏是猴拳、弹腿。与洋鬼子的中国功夫相比,中国小朋友的炮拳,就稚嫩的多,一招一式,只是摆出个武术的架子,缺乏中华武术应用的内功底气和一发千钧的力量。 留学生表演的节目中最成功的恐怕是少数民族舞蹈《竹竿舞》。说其成功,并不是指表演者艺术水平有多高,而是这种节目的开放性。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多集聚于交通不便、文化设施极为落后的偏远山区,舞蹈和音乐成为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歌声一起,全村男女老幼纷纷加入舞者的队伍。应表演者的邀请,台下的各国观众纷纷登上舞台,加入跳舞的行列,非洲的黑人、欧洲的白人、美洲的棕色人、亚洲的黄种人一起共舞,好不热闹! 葫芦丝伴舞《草原上升起不落的SUN2》,达了蒙古族人民热爱家乡、热爱和平、热爱美好生活的思想感情。一身牧民男子汉打扮的留学生子弟陈琦葫芦丝吹得抑扬顿挫,幼儿园小姑娘赵佳琪的蒙古舞跳得也是有板有眼。但仔细品来,却觉得颇为别扭。葫芦丝本为云南少数民族乐器,擅长表达委婉悠长的思想感情,但用来抒发天苍苍、野茫茫的蒙古大漠豪放和苍凉,明显是选错了乐器(应为马头琴才对)。另外,伴奏者为一相貌英俊的小伙子,舞者却是一位 4 、 5 岁的幼儿园的小姑娘,怎么看都别扭。没办法,“浔阳地僻无音乐”,这是在美国,条件简陋,只好是因陋就简了。留学生何宗麟演唱的两首男高音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圣塔露琪亚》,虽然和原唱歌手相比,缺乏壮阔雄浑的气势和绕梁三日的力量,毕竟做到了形似,迎来台下观众的一片喝彩。压轴戏舞蹈《欢聚一堂》,由科罗拉多州美中专业人士联合会表演,成员多系来美照顾留学生子女的大妈级人物(美国人工费用极高,留学生子女出生后多请父母来美照料)。在美国这样一个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人手、交通、排练、场地都挺不容易,能达到大城市老年专业舞蹈队的演出水平,看得出表演者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     明天的此时,我已经登上飞往美国加利福尼亚的航班,将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度过春节。在此,提前向各位网友祝贺新春佳节。借这首《欢聚一堂》的歌词,表达对各位朋友的祝福: “聚一份欢畅,聚一份吉祥;聚一份花好月园的好时光。问候的春风,春风别来无恙;迎接着金秋,金秋衣锦还乡。聚一份祝福,聚一份兴旺;聚一份风调雨顺的好景 象。青青这塞北,塞北春光浩荡;走走这江南,江南鸟语花香。欢聚一堂,欢聚一堂;听一听幸福和美满的二重唱。欢聚一堂,欢聚一堂;看看硕果和笑容上了金 榜。聚一份祝福,聚一份兴旺;聚一份调雨顺的好景象,青青这塞北,塞北春光浩荡;走走这江南,江南鸟语花香。欢聚一堂,欢聚一堂;先饮一杯美酒心花怒放。 欢聚一堂,欢聚一堂;再唱一曲友谊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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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我国留学生人数居世界第一 九成靠自费
储成才 2012-10-7 09:0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之前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占全球总数的14%,位居世界第一。“大众化”、低龄化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突出特点。   留学门槛降低使更多的中国学生获得了留学机会,但与此同时,国外高校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归国就业海归变“海带”等诸多问题却日益凸显。这警示渴望留学的中国学生及其家长:留学不是追潮流,热情之余需要冷静思考。    留学热潮持续升温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显示,自2008年开始,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保持在20%左右的年增长速度,2011年达到史上最大规模,人数达33.97万人。   近年来欧美留学学费在逐年攀升,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媒学院普通一年制硕士生为例,2005-2006年度学费为11958英镑,2011-2012年度升至15888英镑,2012-2013年度又升至16512英镑。然而,中国自费留学的人数依然在不断增加。蓝皮书显示,有九成的留学生出国依靠自费,留学“大众化”成为当今中国留学生的突出特点。有些学校甚至给中国学生和家长留下“花钱就能留学”的印象。   与此同时,留学“低龄化”的趋势也日益显著。越来越多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出国读本科,直接出国读中学的人数也大幅增长。    留学面临诸多挑战   顺利完成学业、找到理想的工作是留学的终极目标。尽管留学生中不乏学业、事业有成的成功案例,但现实也并不像一些留学中介、培训机构向学生展示的那样“前途一片光明”。   随着国内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存在“教育焦虑症”的家长盲目为子女选择出国留学。留学生张敏按照父母的要求申请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读本科,17岁就独自一个人在国外求学,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不适应,第一年不得已被学校“留级”。   相比于完成学业,就业难更让留学生感到“亚历山大”。英国从2012年4月6日起,取消“本科以上学位外国学生毕业后可在英工作两年”的签证规定,提高了留学生毕业后继续留在英国找工作的门槛。而回国就业也存在预期高、适应难的情况。   留学中遇到的问题没有被充分认知,而一些学生和家长对留学的盲目“追捧”却让一些不正规的中介机构有机可乘。一些留学申请是由中介全权负责,有些留学生读完回国后还连个人陈述(PS)和简历(CV)的区别都分不清。美国迈阿密大学的留学生Molly说,她去年连找三家价格不菲的中介,推荐的却都是美国大学里最“水”且中国学生最多的专业,中介在收取三万块钱费用后,“效率极低,需要一直催才办事”。    “留学热”需要“冷思考”   如今,中国学生越来越受到海外高校的欢迎。比如从今年起,世界排名前50的悉尼大学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将中国高考成绩纳入招生考核标准。   对于不断扩张的留学规模和随之产生的问题,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认为,不要总期待留学回来就要赚大钱或比国内学生高一等。就业固然是留学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但唯排名和毕业薪资论成败的心态需要转变。尤其对于低龄学生,家长要更多考虑子女到底是否喜欢和适合出国读书。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军表示,应当引起学生和家长注意的是,一些黑中介利用家长望子成龙的焦虑和学生信息缺乏下的依赖心理,做一些名不副实的宣传。因此,家长和学生要主动对信息做充分了解。比如,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定期公布海外学校名单和留学预警信息,学生应结合官方发布的信息,选择正规有资质的留学中介机构。   出国信息的规范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共同推动。文军认为,未来可以由教育管理部门牵头组织公益性的民间社会组织,吸纳和组织有出国经历的公民依托网络平台发布可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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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隐
xyc374527 2012-9-27 19:51
于同隐,高分子科学家和化学教育家,复旦大学高分子专业的创建人和学术带头人。五十余年来,他在教学以外,长期从事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学术上突出的成就是开发了对生产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不等活性缩聚动力学这一新领域,和以高分子硬弹性的理论研究为基础,研制了取得重大社会效益的人工肺。   于同隐1917年8月6日生于江苏无锡,1934年考取浙江大学化学系。抗战爆发后,他随校内迁,1938年毕业。毕业后在兵工署材料研究所工作,鉴于**政治腐败,1943年回到浙江大学任助教和讲师,1946年考取公费留美,1947—1950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成绩,在200名研究生中名列前茅,获得博士学位,并被推选参加荣誉化学会。1950年任密西根大学研究助理,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他与一部分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中国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密西根大学分会,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活动,使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正确认识祖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951年于同隐和爱人蔡淑莲冲破重重困难,从美国回国,回国后在浙江大学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于同隐从杭州来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教授,在有机化学教研室工作,后来为配合全国各地的建设,国家决定从复旦大学抽调部分教师支援兰州大学等兄弟院校,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大部分教授和一部分中年骨干教师被调走,以致造成有些课程停开的局面。这时于同隐出任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在此较困难的条件下,他一方面培养青年教师,一方面整顿和建设实验室,编写了《有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等教材,翻译了《有机化学教程习题》。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开出了有机化学教研室承担的全部课程,以后又带领中青年教师逐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于同隐的主要研究工作是通过孚兹(Wurtz)反应合成芳基硅烷,如四(对甲苯基)硅烷等,并针对芳基—硅烷容易断裂等问题,成功地进行了它们的硝化、溴化和氧化反应。用硝酸铜和乙酸酐在室温条件下硝化得到三(对甲基间硝基苯基)对甲苯基硅烷,产率接近定量;用N-溴代丁二酰亚胺溴化时,生成三(对溴甲基苯)溴硅烷,水解得出相应的硅醇,其中的溴甲基经索美勒(Sommelet)反应生成醛基;用铬酸酐和乙酸酐氧化时得出四(对羧苯基)硅烷。从对(三甲硅基)甲苯开始,将甲苯基中的甲基溴化成溴甲基,从而制得对(三甲基硅基)苄基取代的乙酰乙酸乙酯等,应用索美勒反应制得醛;将对(三甲硅基)甲苯氧化成相应的羧酸后,用亚硫酰氯和氨水处理,得到对(三甲硅基)苯甲酰,在用亚硫酰氯处理时,克服了硅—碳键的断裂现象。   1958年根据国家迫切需要发展高分子工业的需要,于同隐受命筹建化学系高分子研究所和高分子教研室,一般人往往认为高分子和有机化学差不多,于同隐早就认识到高分子是一门综合性学科,作为一个教学和科研单位,仅仅只有接近于有机合成的高分子合成是不够的,必须还有高分子物理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工艺才是完整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但在那时教研室内连高分子化学都是新鲜的名词,更缺乏高分子物理。于同隐虽然学的是有机化学,为了事业的发展,决心带头去搞高分子物理。经过几年的努力,制造和购置了部分仪器,结合实际选定了课题,在出产品的同时,写出了论文,培养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充实了教学内容,自力更生地建成了比较完整的高分子教研室。   这一时期,于同隐就聚合反应初期,动力学往往背离理论的现象,找出了聚合反应中初级自由基存在终止的影响。   “**”中,教学、科研、实验室均遭到严重破坏。“**”结束后百废待兴,此时,于同隐重新出任高分子教研室主任(仍兼有机化学教研室主任),以一个老科学家的宽大胸怀挑起了重建复旦大学高分子教学、科研的担子。 放手让青年教师到教学第一线 培养了大批人才   于同隐深谋远虑地认识到,从国家利益,从今后长远、稳定的发展考虑,加速培养中青年一代是当务之急,因而把培养中青年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针对每个教师的业务情况,因人而异提出不同要求,有的放矢地进行培养。他倡导每星期二下午为教研室的固定学术活动时间,要求每个教师轮流做专题报告,介绍高分子学科的新发展,并开展讨论。他不惜花费时间亲自组织、指导,帮助中青年教师定题,提供参考资料。为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于同隐利用他在国际学术界的联系,有计划地派出人员去美、英、西德各国的著名高分子研究单位,在高分子合成、高分子物理、膜科学、核磁表征、高分子结晶等方面进修、研究,并邀请各国著名高分子科学家来校讲学,从而建立起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关系。   在整顿教学的过程中,于同隐有意识地把中青年教师推上第一线,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他鼓励几位中年教师为研究生开课,为他们提供参考书目,一起讨论教学大纲,耐心指导,亲自听课。他组织教师编写《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实验技术》等教材,以提高课程质量。这些教材后来为不少院校所采用。教研室在翻译国外专著如《大分子》等书籍时,于同隐也从培养人的角度出发,让室内20位教师参加,他担任总审校。有些教师从未搞过翻译,问题不少,给总审校增添了不少困难,但他对此毫无怨言。   在培养中青年教师方面,于同隐踏实细致,殚精竭虑,提掖后进,甘为人梯。加之他平时谦虚诚恳,平易近人,赢得了广大教师的尊敬和爱戴。   1982年,复旦大学根据需要成立材料科学研究所,于同隐出任所长。在此前后,高分子实验室进行了整顿和重建,大规模地更新了仪器设备,达到国内一流水平,并接近国外的先进水平。在人才培养和设备更新的基础上,自70年代末组织起较高水平的高分子科研工作。仅就80年代统计,在基础理论及应用研究两方面,获国家、部委、省市级科技成果奖的项目就有20余项,刊物上发表论文约200篇。   于同隐从事教育、化学工作50余年,在复旦大学创建了在国内外有较高声誉的高分子专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他是高分子化学专业的博士导师、博士后研究站站长,由他指导毕业的硕士生有30余名,取得博士学位的有10余名;在读博士生8名;博士后研究人员2名。在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于同隐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并放手让青年人去闯,这对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和成长很有好处。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的已崭露头角。 在高分子科学前沿开拓 取得多项成果   于同隐在教学的同时,还带领师生不断向高分子科学新的前沿进行开拓。他和他的学生们的研究工作涉及高分子合成反应理论、高分子光化学、高分子粘弹性、高分子结晶、高分子合金等诸多领域,并获得了较好成果。   1.不等活性线型缩聚反应动力学的研究。官能团的反应活性相等是经典缩聚反应动力学研究的基本假定。随着高分子工业和科学的发展,出现了不少其反应官能团直接和芳环、芳杂环相连接的缩聚体系,它们的缩聚反应动力学行为往往是不符合上述假定的。于同隐领导的科研小组,在聚苯醚砜的研制和生产实践中注意到了上述现象,并进行了深入研究,证实了聚苯醚砜缩聚反应动力学的异常行为是由于单体与多聚体上官能团活性不等所致。他提出并推导了含3个或3个以上速率常数的缩聚反应动力学方程,据此,以实验测得的参数,用计算机进行计算或模拟,其结果与动力学实验数据相符。在进一步对其他缩聚体系的研究中,也发现上述单体和多聚体的官能团活性不等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同时,他还首次用蒙特—卡洛(Monte—Carlo)法模拟缩聚反应产物的分子量分布,并进而提出用蒙特—卡洛法模拟用不等活性线型缩聚反应合成窄分子量分布的缩聚物,均得到满意结果。这项研究结合实践,在理论上、方法上均有所创新和发展,获1987年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2.高分子光化学反应研究。复旦大学成立材料科学研究所后,当时电子工业的发展需要两种高分子材料——光刻胶和塑料封装材料。对此,于同隐筹组两个科研小组,经过艰苦的研制工作,这两种材料都已投入生产。在试制过程中,于同隐强调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亲自参加有关光刻胶的高分子光化学反应研究,着重研究了双叠氮化合物的光谱、感光特性及对聚异戊二烯的光敏交联性能、机理、中间体的表征以及抑止剂的作用等等。   3.粘弹性理论的研究。粘弹性是高分子材料在应用上、理论上最重要的一项力学性能。于同隐十分重视这一领域的发展。在他的领导下,编著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专著《高聚物的粘弹性》。该书从高聚物的分子结构出发,系统地论述了粘弹性的经典理论和分子理论,并介绍了粘弹性与玻璃化转变和高聚物断裂的关系。   于同隐对玻璃化转变和次级松弛也进行了研究,把一种探针分子加到试样中去(一般是一个稳定的自由基),用顺磁共振研究处于高分子环境中的自由基运动,从而得到高聚物的分子运动和玻璃化转变的信息。于同隐对玻璃化转变也提出了一些新看法,他认为高聚物中存在多重结构,非但各个分子链的分子量不一样,它们的结构、构型和构象也千差万别,每个分子链都有各自的玻璃化转变,宏观的转变是许多分子链各自转变的总结果。   就高分子粘弹性的普遍行为而言,链的拓扑结构对其粘弹行为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于同隐及其学生将不同的高分子链结构抽象成具有和链结构相同拓扑性质的链图,仔细考察了图的拓扑结构和链的粘弹性行为的关系,建立了高分子粘弹性和链图的关系,使图论这个古老的数学方法在高分子科学中得到了应用。例如,采用唐敖庆所发展的本征值谱的图论方法可仅用简单的图操作方式来获得高分子链的拓扑及其粘弹性的关系。他们还证明了链图的本征多项式的各级系数与高分子粘弹性和链统计之间的关系。有了这些关系,在无法获得图本征值谱的条件下也可获得诸如零切粘度、剪切回复柔量和均方回转半径分布及其各阶段等关于高分子链的粘弹性和链统计方面的性质。在获得以上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对图的顶点加权的方法将权重图和共聚链相对应,从而使原有的方法扩展到研究共聚高分子链的粘弹性和链统计行为。除了系统地考察了共聚链的拓扑结构、共聚组成和共聚构型等因素对粘弹性的影响外,其另一方面的意义在于将高分子链统计的研究发展到了共聚链统计的新阶段。于同隐的这项研究引起了国际上同行们的关注,他在这方面指导的博士论文《高分子链的静态和动态行为的图形理论》获得中国化学会颁发的全国首届青年化学奖。   4.高分子结晶形态的研究。于同隐及其同事、学生们对聚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的结晶行为和形态进行了系统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动态在文献上有不少报道,但都是以商品PET为试样,其中包含了催化剂、稳定剂、齐聚物、二甘醇结构单元等会对PET结晶行为和形态产生影响的成分。于同隐他们用固态聚合方法合成了不含任何杂质的纯PET,研究了纯PET的结晶和形态,在纯PET中逐个引入上述各类添加成分,研究了它们单独存在和共存时对PET结晶行为和形态的影响,澄清了前人结果的矛盾,圆满地解释了许多实验事实,大大加深了人们对PET体系的认识,并对反常球晶的结构及生长机理提出了初步看法。对PET的成核剂、成核促进剂、离子聚合物的成核效应也进行了系统研究,初步阐明了化学成核机理,关于高分子单晶的研究在国际上属领先地位。   近年来,他们还对聚氧乙烷的结晶形态进行了研究。发现了水溶性高分子的新蚀刻方法;研究了球晶内部结构;发现了宏观分凝与微观分凝现象;首次研究和报道了单分子单晶、双层片晶,为深入认识其结晶过程迈出了重要一步。   5.高分子合金体系的相容性研究。70年代中期,于同隐注意到国际上高分子合金领域迅速发展的趋势和它在理论发展和工业应用的重大意义,在复旦大学大力组织和发展了高分子合金的研究。首先在HIPS、ABS等产品研制方面取得了成果,继而在高分子合金体系的相容性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在相容性的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以下成就:(1)关于共聚物和其相应均聚物的相容性方面,文献数据存在明显分歧。日本京都大学对两嵌段共聚物与相应均聚物相容性的研究表明,只要均聚物的分子量较相应嵌段的为小,两者互容。但英国利物浦(Liverpool)大学对ABCP类共聚物和均聚物的研究得到了几乎不相容的结论。上述双方均可在文献中找到支持自己结论的数据。于同隐师生近10多年来合成了多种具有不同链构造(molecul ararchitecture)的共聚物,包括简单接枝共聚物、多支链接枝共聚物、ABCP共聚物、二嵌段和三嵌段及四臂星形共聚物,通过对这些共聚物与相应均聚物的共混体系大量的微观形态观察,发现文献中的分歧来自共聚物分子构造的影响,提出并证实了共聚物的“分子链构造效应”(architec-tural effect),即共聚物链构造愈复杂者,形成微区时的链构象限制愈大,它与相应均聚物的相容性愈小。这一结论使文献中各实验室的结果得到统一的理解。国外权威学者在有关评述中已引用这一结果并以此解释了有关实验事实。(2)关于共聚物与相应均聚物的统计力学理论,文献中理论预测的溶解度与实验存在数量级上的分歧。于同隐师生的研究,基于实验事实提出了相容区域内共聚物和均聚物的“链密度梯度模型”,应用此模型分别对共聚物呈层状结构和球状结构的体系,发展了相应的相容性理论,得到了和实验基本一致的溶解度的理论预期值。这些结果已为国际权威实验室的论文所引用并用来圆满地解释他们新近的实验结果。以上两方面的成果获1988年度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6.聚丙烯硬弹性的研究。70年代中期,国外相继报道了一些结晶高聚物,如聚乙烯、聚丙烯、聚氧乙烯等在特定的加工条件下可形成高模量高回复率的所谓硬弹性材料。于同隐于70年代末在国内较早提出并指导开展了研究硬弹性聚合物材料。首先在国内制备出硬弹性聚丙烯纤维,对这种新型材料进行了结构表征。以后,相继开展了硬弹性材料形成机理的研究。与此同时,高分子教研室接受了微孔聚丙烯中空纤维人工肺的研制任务,而这种微孔聚丙烯中空纤维正是先制成硬弹性中空纤维而后再进行加工处理而成的。于是硬弹性聚丙烯的基础研究为微孔聚丙烯中空纤维的制备奠定了结构基础。经与医疗单位协作,成功地完成了微孔聚丙烯中空纤维人工肺的任务,临床应用达到国外先进水平,现已组织生产,供应全国。该项目获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科技成果奖。   于同隐曾任中国化学会理事、中国化学会高分子专业委员会成员,担任《化学学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高分子学报》《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编委和《化学世界》副主编等职。   于同隐于1989年72岁时退休。退休后,仍担负着培养博士生和指导博士后研究的工作.并积极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为高分子事业的发展继续发挥他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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