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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赵生群主持修订点校本《史记》出版，引发海内外关注: JYH64J98Y99H 2013-10-24 23:15; 由我校赵生群教授主持修订，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修订本近日正式出版，这是备受海内外学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国家文化重大工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第一个成果。10月19日，中华书局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等25个城市31家书店举行了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全球首发式。在19日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的首发式会场，点校本《史记》修订主持人我校文学院赵生群教授、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为《史记》修订本揭幕，并为专程赶来购书的读者签名、加盖《史记》首发日纪念章。　　10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修订工程工委会主任杨牧之以及各界学者出席了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出版座谈会。对此文化与学术盛事，国内各大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在显著位置和黄金时段进行了报道。新华网、人民网、光明网、中国政府网、新浪网、凤凰网、《经济日报》、《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晚报》、《京华时报》、《北京晨报》、《新民晚报》、《深圳晚报》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转载。　　点校本《史记》修订本的出版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该成果出版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也得到了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同志的高度评价和肯定。温家宝同志在给中华书局的贺信中指出：“《史记》修订本收到了，甚为高兴。谨向参与这项伟大工程的文化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表示祝贺！中国历史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系统的古籍整理和修订，对于保存我国的历史文化，对于保护民族的精神财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不仅是传承我国历史文化的基础性工程，而且是民族复兴、国家昌盛的标志。” 　　海外知名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认为，这部新版《史记》代表了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我们相信，新版《史记》是一个可靠的信号，指示我们修订本“二十四史”全部完成之后，必将取代原本，在21世纪通行全世界。　　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指出，以前重要版本都被吸收到修订本里，它的出版，将使这部优秀的中华文化经典焕发出新的生命。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致信中华书局，认为本次点校本《史记》修订本相较于先前的点校本，无疑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田时雄发来贺信，称中华书局所出点校本“二十四史”，早已成为公认的权威性典籍；此次新版在标点和校勘等方面更为准确、全面、精当，殷切盼望全书早日出齐，以裨益于广大读者与中外学界。　　著名学者冯其庸先生表示，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将千秋万代永远影响下去。现在新的一版认真地修订出来，而且不受任何干扰，纯粹是从历史、学术的角度出发。今后的年轻人，今后的学术界再要使用二十五史，就有一个可靠的依据了。　　著名学者饶宗颐为此题辞：嘉惠学林，功德无量。修订工程审定委员安作璋为此所作题辞：传承历史，延续文脉，精益求精，嘉惠学林。此外，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安平秋、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魏丕信（Pierre-tienne Will）、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任陆康、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田时雄等纷纷致信题辞表示祝贺，著名学者冯其庸、蔡美彪、田余庆、安平秋接受视频访谈，对《史记》点校修订本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是我校近年来取得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深远历史与社会影响的一项重大成果。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在《人民日报》撰文，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谈印书》）。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由中华书局组织人力、订出规划，集全国之力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进行第一次点校，几经波折，直到1978年才完成这一庞大文化工程。顾颉刚先生领衔整理的《史记》点校本成书最早，于1959年10月出版，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帖，有关技术处理得当，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　　但受当时学术、文献、社会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点校的标准和体例尚不成熟。随着古籍整理体例的不断完善、学术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修订点校本的需求日益突出。2005年初，中华书局开始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的前期调研，引起了学界广泛、热烈的响应。2005年11月，中华书局总编徐俊带队到南京与我校赵生群教授商谈《史记》修订事宜。在著名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的倡议下，2005年11月，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对修订工作做了重要批示，要求重视和支持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解决资金和人力问题。2006年4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中华书局集合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从2007年起，全面展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2007年12月，以安平秋先生为组长的评审组，在北京讨论通过了点校本《史记》修订方案，确定由我校文学院赵生群教授主持点校本《史记》修订工作。2010年1月，温家宝总理、刘延东国务委员对修订工程提出了进一步要求，指示文化部和新闻出版总署给予支持。2010年，这项出版工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管理。　　我校赵生群教授接受点校本《史记》修订工作以后，立即成立了由方向东、王华宝、吴新江、王锷、曹红军、王永吉、苏芃组成的修订小组，制订工作凡例及流程，确定底本与校本，每个组员分别负责一到两个版本的校勘工作。各版本的校勘异文最终汇集到修订主持人赵生群教授手中，判断取舍，撰写校勘记。历经八年奋战，几易其稿，完成全书修订工作。　　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全面、系统地校勘了北宋至清代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修订本对原点校本分段进行优化、调整，改正破读之处，统一标点体例，纠正讹脱衍倒。修订本改订标点约6000处，新增校勘记3400余条，处理文字约3700字（增1693字，改1241字，删492字，移298字），改正原点校本排印错误300多处，并且恢复了被原底本删削的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中的《补史记序》《补史记条例》和《三皇本纪》。　　这次修订，旨在保持点校本已取得的整理成果和学术优势的基础上，认真吸收前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包括当代学术研究的新发现（文物、文献资料）、新结论（学术定论），通过各个修订环节，消弭点校本存在的缺憾，并使修订本成为符合现代古籍整理规范、代表当代学术水平，能够体现21世纪新时代特点的典范之作。　　以赵生群老师为主持人的我校点校本《史记》修订组的专家学者们，怀着对学术研究的敬畏之心和不懈追求精神，八年来甘坐冷板凳，以苦行僧式的艰苦科研工作，甘于寂寞，精益求精，默默地为这项国家和社会高度关注的重大文化工程奉献出了经得起历史和学术考验的学术精品。赵生群教授及其科研团队在本次学术攻关中所展示出的我校学人风貌，集中体现了我校百年办学一脉传承的严谨朴实校风和优良学风。我们在此谨向以赵生群教授为代表的科研团队表示深深的学术敬意，对他们为学校争得了学术美誉表示感谢，对他们出色地完成该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所付出的艰辛劳动表示敬佩，对该项成果顺利出版和获得学界高度评价表示热烈祝贺！（图文供稿：文学院、社科处） 10月16日下午4时46分，一个消息开始在微信流传。　　消息的内容：中华书局版点校本《史记》，在初版问世54年之后，将迎来首次修订本；“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全球首发式”将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新加坡、伦敦、东京、纽约等24个城市的29家书店举行。在首发书店北京王府井书店，《史记》修订主持人赵生群、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将在现场联合签名售书。　　微信结尾之处附上了宣传海报，海报上打上了“伟大的经典”的字样。众所周知，《史记》正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经典，它囊括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等形式，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二十四史”之首，影响深远。《史记》被称为“伟大的经典”，又不仅如此，学者顾颉刚领衔整理的《史记》点校本于1959年10月出版，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帖，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整理本，这也是经典之所以成为国人眼中的经典的一大原因。　　海报还打上了“历史的时刻”的字样，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首发的时间，正是今天上午。除了《史记》，“二十四史”其他各史点校本正在修订过程中。　　校史献礼　　毛泽东重视古籍，好读史书，读者的阅读需求，使得整理出版“共和国版二十四史”成为了当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愿。　　《史记》点校本的诞生，最初与共和国领导人、社会的发展和文化需求密切相关。1954年，在中南海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有一天与吴晗坐到了一起，谈起《资治通鉴》。毛泽东说，《资治通鉴》写得好，不过，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又讲到读历史应有一部历史地图集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查看历史地名的方位。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不过，和毛泽东的谈话一样，此时都只是些“建议”。　　“二十四史”是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自传说中的皇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都记述在内。尤其重要的是，“二十四史”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旺更替为框架，呈现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另外，毛泽东重视古籍，好读史书，读者的阅读需求，使得整理出版“共和国版二十四史”成为了当时很多人的共同心愿。　　1957年，郑振铎发表《整理古书的提议》，认为“这是千秋的事业”，要做成“历史上最正确、最可靠、最有用的”一个空前的定本。令人遗憾的是，一年后，1958年10月，郑振铎因飞机失事殉难。　　其时，“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已经有了眉目。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该小组制定的第一个古籍规划中，就含有“二十四史”点校。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前四史”。9月13日，由吴、范两人召集，召开了“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讨论、确定了“前四史”的点校方案等。接受媒体采访时，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称这次会议为“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因为它“决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绘杨守敬地图两个历时弥久的学术项目的走向”，“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文革’前后开展并相继完成的中国人文学科最重大的成果”。　　两个项目之一的“改绘杨守敬地图”便是后来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谭的弟子、学者葛剑雄对新京报记者说：“这次《史记》的点校，政治起到了主导作用。” 　　同年10月6日，吴晗以吴、范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其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整理点校工作开始付诸实施。　　按照计划，“前四史”都要在1959年10月1日前出版，以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不过，由于整理工作相当繁复，最后按计划出版的点校本只有《史记》。“前四史”点校本出齐，已经到了1965年，“文革”的狂风暴雨在不远处。　　学者进京　　经提议，“二十四史”各史点校者都被从外地借到中华书局，抵达京城的学者们获得了生平难以想象的周全配套服务。　　“前四史主要由中华书局的编辑或外聘编辑完成，《史记》由宋云彬在顾颉刚点校本上加工而成，《汉书》由傅东华在西北大学点校本上加工撰写校勘记，《三国志》《后汉书》分别由陈乃乾、宋云彬承担。”接受采访时，徐俊介绍道。　　这其中，顾颉刚早在1923年就开始着手标点《史记》，1936年合作完成了《史记》白文标点本。1954年，他调到北京，与贺次君合作从事《史记》正文及三家注整理。1959年，经宋云彬校订的点校本《史记》，作为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系列的第一本出版。今天全球首发的《史记》修订本，即是对这一点校本的修订。　　“前四史”的整理点校处于摸索阶段，其他二十史的编辑整理虽然确定了点校者，并已经“分头”展开行动，但进度缓慢，“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质量也要发生问题”。中华书局赵守俨提议，要求把“二十四史”各史点校者借到中华书局，此事经中华书局时任总经理金灿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商量，上报中宣部，得到大力支持。　　1963年8月，中宣部发出调令，“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借调学者包括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北京参加的有陈垣、聂崇岐、冯家昇、傅乐焕等学者。同年冬天，除了任铭善外，其他外地学者陆续来到京城，集中到北京西郊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办公，留下了一段“翠微校史”的佳话。　　罗继祖日后回忆，当时的点校组不吃中华书局的食堂，而是单开小灶，人各一室，每人就在室内工作，上下班的时间也不加规定，自由得很。据中华书局留存的1964年《二十四史工作汇报》记载，来到北京的学者“在生活方面，挂上了蚊帐，又买了凉席”，当时，“从来自南方的专家获得增加的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这些人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那是罗继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学者的集中办公，加上“后勤”服务到位，学者们结合“前四史”整理的经验、教训，“对各史具体情况及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又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本校”（本史内容各部分的互证）进行的同时，还需要“他校”（以本史以外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这一切，使得1963年至1965年这段时间，整理点校工作进展顺利，体例规范，学术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这一阶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点校的学术基础，1971年恢复工作，也是在此确定的标准下开展的。”徐俊说。　　暴风雨前后　　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历史科学研究，使得一些学者纠结不已，风雨飘摇中，整理点校的工作便难以为继了。　　“翠微校史”的佳话，并没有持续太久。1965年，点校《唐书》的中山大学教授刘节“拂袖而去”，离开前，在中华书局批判他的会议上说：“我是学孔子的，我从孔子得到了好处，我不能忘恩负义。马列主义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学说我用得上。开会总要发言，发言就要讲真话。我写了《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结果就大会小会批判我，在大会上我没有认错。很多人劝我退休，我相信党，所以我不怕。” 　　刘节屡屡挨批，1952年，因坚持“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而被批判，1954年因为说“批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而被批判，1958年因道破“大跃进”真相“什么‘意气风发’，一起发疯是真”而被批判，“这些都是属于校内或地方性的批判”。1963年，因“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到历史科学研究”，遭到全国性批判。1966年，发表《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统治者的美化》一文，反对姚文元等，他因此成为中山大学“文革”中第一个被批判的教授。　　刘节是陈寅恪的弟子。1967年，红卫兵拉刘节代替陈寅恪挨批斗，问他有何感想，刘节答道：“我的学问远不及我的老师，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荣！”得到的，不过是又一顿鞭打。　　除了刘节，北京学者傅乐焕也在“文革”前后受到了冲击。傅乐焕是辽金史专家，负责点校《金史》，和原在北京的其他学者各自在家点校不同，他曾在中华书局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没过多久，傅乐焕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　　罗继祖曾与傅乐焕连床而居，据他回忆，傅乐焕“是傅斯年的侄子，读书时就住在他的家里，生活和学业上都得到傅斯年的不少帮助。而在上世纪60年代，受‘血统论’影响所及，傅斯年就是反革命的代称，加之傅乐焕还与胡适有不少关系，这在当时被看作重大的社会关系。所以运动刚一开始，学校就把他作为重点，要求他停止中华书局的工作，回校检查并接受群众批判。” 　　狂风暴雨来临前后，傅乐焕受到批斗、关押等残酷折磨，身心痛苦至极。1966年5月，他离开翠微路中华书局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跳湖自杀。继刘节出走、傅乐焕投水自尽后，山东大学也来信要求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回校参加运动。这样一来，学人四散，整理点校的工作便难以为继了。　　1967年，在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时，曾短暂恢复过点校。赵守俨曾撰文回忆道：“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 　　不过，这段时间的整理点校“政治化非常厉害，标点也要讲阶级斗争”。徐俊向记者表示：“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没有带入正式出版的点校本中，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姚文元给周恩来写信，建议恢复“二十四史”的整理点校工作，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资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周恩来当天即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于是，当年“翠微校史”的学人、编辑又一次聚集，只不过，他们很多人不再是从家里出发，而是从下放地出发。比如，赵守俨是被点名首批调回北京的人，其时，他正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从田间地头，往北京赶，学者们很高兴。”史记研究专家张大可对记者说。6月，启功被告知“二十四师”要调他去，他听了一头雾水：“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他很高兴地前往中华书局报到。　　“二十四史”点校本中的《宋史》出版，已是1978年，前后经历整整20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才宣告结束。出版问世以来，各种旧版本的“二十四史”几乎全被替代，“二十四史”点校本成为海内外学界公认最为权威、最为通行的版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　　回归学术　　让学术回归学术，这一看似简单的“程序”，实则暗含了半个世纪、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　　“二十四史”点校本的成书时间跨度太长，这“导致标准和体例不统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参差，有的底本选择不够精当，有的校勘过于简略，标点间也有失误”，留下了诸多缺憾。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和深入，点校本的这些缺憾显露无遗，对其修订出版也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2005年，在学者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等人的倡议下，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示，中华书局2006年启动了点校本的修订工作，经过调研和考察，集合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从2007年起，全面开展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作。　　《史记》点校本的修订工作由南京师范大学承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赵生群担任修订主持人，8名修订成员中包括2名年轻博士。在7年时间里，赵生群和他的伙伴们广校诸本、撰写校勘记、订补疏误，并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专门领域的学者参与修订工作。　　这一次修订，甚至还从台湾影印了“景祐本”，即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这是现存最早的史记单刻本，当年傅斯年先生把它带到了台湾，我们通过不那么规范的做法——私下由朋友从某所大学的复印本复制过来。”赵生群向记者透露。另外，修订组还从日本购买了一套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尽管是已经影印的出版物，也花费了近一万元。在赵生群眼中，“《史记》是一个无底洞”，点校、修订的工作异常繁重，怎么投入都会觉得不够。　　接受记者采访时，葛剑雄说：“这一次对点校本的修订，政治也有作用，比如经费方面的支持，但发挥主导作用的，则是学术。”这一说法与徐俊不谋而合，徐俊解释道：“上次点校，计划经济时代行政的作用比较明显；这次修订，重大项目学术资源的作用更加突出。”让学术回归学术，这一看似简单的“程序”，实则暗含了半个世纪、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对于学者们来说，进度与质量的平衡仍然是难中之难，现在政治不起主导作用，但其他因素仍然产生较大影响。　　“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各种局限，但是可以集中最强的力量，唐长孺、王仲荦先生等，都在中华书局工作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家一起上班，面对面坐着。那时当然有各种政治学习，宋云彬先生就是上午大炼钢铁，下午才能做点校工作。但是那时没有现在的学术考评、教学任务、科研指标。这次修订，为了保障各修订组在现行的学术体制下，有更好的工作环境，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了文件，要求各承担单位将此项目按照教育部重点项目对待。但是很多人在做修订工作的同时，还有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确实做得很艰难，时间很难保证。”对此，徐俊坦承能体会参与者的难处，希望借古籍整理工作，“与教学科研相结合，对各承担单位的学科建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今天，中华书局版《史记》修订本终于在全球首发，其他各史的修订工作正在展开，按照计划，全部修订工作将于2015年完成，全部出版工作在2017年结束。　　C04-C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吴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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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发招聘】中华书局经典教育推广中心国学策划编辑: xiao 2013-4-10 11:28; 中华书局经典教育推广中心计划招收国学策划编辑1-2名，不解决户口，要求至少是文史哲方向的硕士毕业，最好有编辑工作经验，起步年薪6万左右，感兴趣的话请与我联系。; 个人分类: 八面·来风|2964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活动报道：张欣教授详解陆费逵与中华书局: zhangzizhang 2012-7-19 17:21; 活动报道：张欣教授详解陆费逵与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是由陆费逵于 1912 年在上海创立，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专业出版社。今年恰逢中华书局成立 100 周年。因此， 7 月 15 日上午，第 517 期文澜讲坛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合作，共同推出浙江文化名人系列讲座，首讲邀请的是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张欣主讲：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张老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曾获省级优秀教师和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教师奖等奖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著有《冷雨与热风 --- 现代诗思问录》、《近百年中国文学体式流变史 • 诗歌体式卷》、《新诗与新诗学》、《子张世纪诗选》等。讲座中，张老师从晚清民营出版业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向近代化转型的状况讲起，介绍了陆费逵的生平及他热衷于教育、倾心国事等事迹，同时还介绍了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是以出版、印刷为依托，融教育、文化、商业于一体。张老师还用大量的图片详细说明了中华书局的出版特色及所出的教科书对社会的影响，掀起了当时教科书革命。近 2 小时的讲座，吸引了 90 余名听众前来听讲。讲座后，大家深为陆费逵对我国教育出版事业的贡献及他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照片1：张欣老师接受文澜讲坛客座教授聘书照片2：张老师在讲课中照片3：讲座现场浙江图书馆读者活动推广部; 个人分类: 人物：人海茫茫|2885 次阅读|0 个评论

陆费逵与中华书局: zhangzizhang 2012-7-15 22:00; 上午为浙江图书馆“文澜讲坛”讲“陆费逵与中华书局” （讲座提纲）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陆费逵一、晚清以来的民营出版业 1 、教会出版机构： 1843 ，【英】麦都思，上海，墨海书馆。 1845 ，【美】长老会，宁波（ 1860 迁上海），华花圣经书房（改名美华书馆），传教士姜别利主持。 1887 ，【英美】，上海，同文书会， 1894 改名广学会。董事长：赫德（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总干事：韦廉臣、李提摩太，成员：林乐知、慕维廉、丁韪良、艾约瑟、李佳白等。至 1895 年前，已有 18 家教会出版机构。 2 、官办出版机构： 1867 ，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聘请的傅兰雅、伟烈亚力、林乐知、玛高温、金楷理等人。尤其是傅兰雅在这里供职达 28 年，参与翻译西书 77 部，占该馆出版部数的 47. 2% 。 1862 ，京师同文馆印书处：（ 1876 ） 3 、民营出版机构： 1882 ，买办出身的徐润，上海，创办同文书局。 1887 ，李盛铎（字木斋）出巨资，创办蜚英馆石印局，“驾乎诸家之上”。 1887 ，如丁克明开设的怡顺淦记印务局 (1887) 、仇金水和胡明泰建立的同裕昌印字局（ 1888 年）、凌佩卿设立的鸿文书局（ 1888 年）、卢海灵开办的富文阁（ 1889 年）等。以上民营石印出版业以旧书古籍、小说演义、科考用书为主。 1897 年，商务印书馆创办。 4 、洋务派译书机构：强学书局（康有为， 1 895 年）、学农社（罗振玉， 1896 年）、大同译书局（梁启超， 1897 年）、南洋公学译书院（盛宣怀， 1 897 年）等。 5 、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绪言”、“萌芽时期”——教会书、《申报馆丛书》、集成图书局、商务印书馆；“苞胎时期”——文明书局《蒙学读本》、商务、中华、世界；“杂谈”、“结论”） 1932 年 6 月 1 日撰写二、陆费逵（ 1886-1941 ）：教育家、出版家 1 、自学成才《我的青年时代》：“我幼时母教五年，父教一年，师教一年半，我一生只付过十二元的学费。” 《我青年时代的自修》： 13 岁读完《四书》、《五经》，“我要求先母不再照旧式读书，从来年正月起任我自修。”他自订课程每日读古文、看新书、阅日报，研习日文、英文、算术等。每天差不多 5 点起床， 6 点开始读书，每日必读两小时，八九年从未间断。 22 岁以后，“特注重教育及经济之研究”，乃至创办中华书局后，“每日总读书一、两小时。遇编辑上有问题时，多与同人共同讨论研究，或检阅有关之书。” 2 、热衷教育 “国家之成立，必有一种人为其中坚。我国昔时之中坚在士，昔圣先贤所立之言，皆为士而言……他日国家社会，将以中等学生为之中坚，可断言也。”“教育得道，则其国昌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 A 、撰著文章 B 、编辑、出版教科书 C 、办学 3 、倾心国事 A 、思想进步、参加革命 1905 ，在武昌参与组织日知会 B 、教育建国 C 、社会活动： 1 1 月 22 日重慶國民政府頒發褒揚令，略謂“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陸費逵，早歲傾心革命，卓然有所建樹。其後從事出版事業，創立中華書局，編印文史，精勤擘劃，對於文化界貢獻殊多。……兹聞因病溘逝，殊深悼惜，應予明令褒揚，用資矜式”云云。 4 、投身书业 1934 《我的青年时代》：“十七岁革命思想大盛，十八岁到湖北便与党人往来。后来组织日知会，我是干部之一，会章便是我起草的。当时所开的小书铺，大卖其《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书。同志入狱他人都不过问，我时时接济入狱的一点费用。但是看见党人倾轧卖友，能力薄弱，知道个人非有学问有修养不能成事，社会非有教育有风纪不能有为。后来便努力自修，努力工作，仅从旁赞成革命了。”“我是一个有政治思想而不喜政治生活的人，所以到现在虽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成就，却仍喜谈政治。然因政治思想浓厚的缘故，对于现实政治不满，不免增加痛苦。” 自传拟目“宁做书贾不做官” 三、中华书局与中华教科书民国第一家出版机构 “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 1 、创办缘起： A 、郑逸梅《书报话旧》 B 、陈寅：“客岁革命起义，全国响应，阴历九月十三日（ 11 月 3 日），上海光复，而苏杭粤相继下。余于九月十六日（ 11 月 6 日），与同志辈共议组织中华书局。良以政体改革，旧教科书胥不适用，战争扰攘之际，未遑文事，势所必然。若以光复而令子弟失教，殊非民国前途之福也。协商数日，遂定议，一面编辑课本，一面经营印刷发行事宜。”这有具体日期，才是中华书局的发源。（陈寅 . 中华书局一年之回顾 . 中华教育界， 1913 （ 7 ） . ） C 、蒋维乔《創辦初期之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 D 、陆费逵自述：《中华书局宣言书》：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往者异族当国，政体专制，束缚抑压不遗余力，教科图书钤制弥甚。自由理，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最近史事亦忌直书。哀我未来之国民究有何辜，而受此精神上之惨虐也。同人默察时局，眷怀宗国，隐痛在心，莫敢轻发。幸逢武汉起义，各省响府：，知人心思汉，吾道不孤。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爰集同志，从事编辑。半载以来，稍有成就。小学用书业已蒇事。中学、师范正在进行。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喬皇灿烂。俾禹域日进于文明，华族获葆其幸福，是则同人所馨香祷祝者也。兹将本局宗旨四大纲列下。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重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 2 、创办人： A 、陆费执：辛亥武昌起義後，先生預料革命必成功，教科書库應有大改革，另創書局專營出版事業，乃集資二萬五千元，與戴三克敦、沈知方、陳協恭等在家秘密編輯共和教科書，工作常至午夜。 B 、书局档案： 3 月 24 日第一次創辦人會議，出席人：沈繼方（季芳）、陸費逵（伯鴻）、陳寅（協恭）、戴克敦（懋哉）、沈頤（朵山），討論股本定二萬五千元等。 3 、何以起家：“教科书革命” 中华共和教科书 1912 年 1 月 19 日，受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委托，陆费逵参与起草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这个办法中规定，各种教科书应符合共和民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布教科书一律禁用。上述办法颁布施行后，率先于 2 月出版的中华书局版新式教科书， “ 当中华书局草创之时，以少数资本，少数人力，冒昧经营，初未计及其将来如何。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左支右绌，应付之难，机会之失，殆非言语所能形容，营业之基础立于是；然然大势所迫，不容以小规模自画矣。于是改公司，添资本，广设分局，自办印刷。二年，范君静生来长编辑，努力改良，充实内容，新制、新式教科书之优良，八大杂志之风行，《中华大字典》之为空前良著，洵可谓盛极一时矣！ ” ，陆费逵《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 A 、内容新《修身》等教科书中的五色国旗高小一年级第一册第一课课文《孙文》：“民国成立，选举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大多数票当选，元年元日，即任于南京，组织临时政府焉”，并谓孙文“为共和奔走二十馀年”，为“中国第一伟人”。 B 、符合儿童心理; 个人分类: 人物：人海茫茫|3128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华书局二题: zhangzizhang 2012-7-9 09:45; 一、2012上海国际学术研讨会 6 月 29 日一早 T7786 次特快到上海南站，先乘地铁 1 号线陕西南路下车步行去上海辞书出版社，途径 39 号丰子恺故居瞻拜，下午上班时拜见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王馆长，得以浏览中华书局旧藏，顶天立地的双面书架应当有 24 个，可知藏书之多，惜无暇细看，匆匆告别。下午乘地铁 10 号线去五角场站下车，步行至国定路 400 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复宣酒店，向会议接待处报到、入住，在 1401 房间。晚仍看《法兰西岁月》。翌日上午在复旦校内光华楼东配楼一层会场行“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大会报告，下午开始分组发言、讨论， 7 月 1 日上下午均为分组发言、讨论，我在此日上午第一场 A 组第三个发言谈中华书局、陆费逵与 1929 年西博会，下午分组讨论后分别举行大会发言与闭幕式，确定明年年会主题为“宫廷典籍与东亚文化交流”。受赠图书、纪念品：大会论文集，复旦历史系编，大16开，385页。收本次会议论文51篇，涉及“大会报告”、“名编辑研究”、“陆费逵研究”、“教科书问题”、“文献与传播”、“作者与书局”、“出版与文化”、“《辞海》专题”、“词典与字典”、“文献与出版”、“出版与流通”、“中英文刊物”等专题。中华书局版《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 1912-2011 ）》（中华书局 2012 、 3 ）《中华书局》特种邮票纪念册《朵云轩木板水印画》《桐乡名人》中华书局一百年专辑（浙江桐乡图书馆编）复旦与出版博物馆合编论文集三种（《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 2009 ，《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 2011 ，《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和交流》 2012 ）香港中华书局李总赠《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 2012 、 6 ）出版博物馆内刊《出版博物馆》 7月2日会议组织去陆费逵家乡桐乡、乌镇。上午到桐乡图书馆参观馆藏中华书局图书，午餐后去乌镇参观。二、就“高时显”致董宁文宁文兄：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去上海参加 “ 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 ，得到书局赠书《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其中有关于高欣木的记载如下：高时显（ 1878-1949 ），字野侯、欣木，号可庵。浙江杭州人。清末举人，曾任清廷内阁中书。 1914 年被股东会选为本局监察，后曾任干事、常务董事， 1915 年本局设美术部，任主任。曾屡次参与解救本局困难： 1917 年危机时出资认股， 1921 年资金周转困难时组织 “ 和济公司 ” 集资垫款，使本局生产得以维持和扩大。主持辑校《四部备要》，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等。善画梅，工篆刻，收藏名人书画甚富。书局影印书画名迹，多经其审定。记得兄问过此人，不意竟查得上述资料，抄录奉上，或可备考。匆匆。子张 7-4; 个人分类: 生活：生活在路上|3528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众学者议论大学者张政烺先生（1912－2010）: 热度 1 Wuyishan 2012-5-10 10:59; 众学者议论大学者张政烺先生 http://book.ifeng.com/xinshushoufa/n001/ 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张忠培先生：张先生态度鲜明，很有正义感。张忠培：“张先生的发言，技惊四座，令全场鸦雀无声。” 张忠培：1978年吉林大学弄了一个古文字研究会，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民间团体，与中华书局有关系。我们策划参与了这个会,张先生就在那里谈了一个主意。那个时候出土了一批甲骨，张先生在那里语出惊人。全国那么多的古文字学者，都在那里。他的发言，技惊四座，令全场鸦雀无声。我这个外行一听，觉得这个人不得了。张先生不写文章则罢，写一篇文章，就有这篇文章在学术上的价值。而且他只要写了这篇文章，后人就没有办法再对此问题写其他文章，因为张先生把问题都研究尽了。张忠培：“他是做学问的，但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他是深切关怀的。” 张忠培：张先生，态度鲜明，很有正义感，但他不是参加政治，也不是通过政治。他是做学问的，但是国家民族的命运，他是深切关怀的。我觉得张先生，为人为学，都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怀念。我也相信这本书的出版，能继续推动学术界的学科建设，消除我们浮躁的心态、杜绝假冒伪劣、抄袭现象。我作为一个读者，一个作者，很感谢中华书局。我觉得中华书局就是要为这样的出版物，为这样的学者，出本意见，走出未来。 part01 中国古文字学会会长、吉林大学副校长吴振武：张先生总有一句口头禅，“先声明我不是专家。” 张先生博古通今，曾为胡适先生答疑解惑。吴振武：张先生的博学是大家熟知的。他24岁的时候，在北大上课。当时胡适先生在国文系课堂上讲，封神演义的作者我不知道，如果有同学知道的话告诉他。国文系的同学下课以后就把此事告诉了史学系的张先生。于是，张先生连夜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先生，说他考证出作者是明代扬州府的陆惜星这个人。胡先生当然非常大度，写了一个回信，并把他们两个人的信发表在《独立评论》上。2008年，因为我看到一则大家不注意的资料，所以我写过一篇小文章，登在南京读书人办的内部刊物上，叫《开卷》，这篇文章题目前就叫《有谁叫过陆惜星像》。我曾经注意到，张先生除了写这封信以外，后来还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做过一次关于封神演义的演讲，收在张先生的《文史文集》里。张先生在演讲中提到，他到史语所工作的时候，在重庆、南京、成都一路上又买了很多书，才注意到陆惜星这个人，因为他是道教丹派的创始人。 “一物不知，如者自耻。” 吴振武：我们熟悉张先生的人都知道，张先生只要在会上做学术发言的时候，总有一句口头禅，“先声明我不是专家”。我现在常常想，张先生天天坐在那里读书，博通古今，他大概压根也从来没有想过当专家，他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那种“一物不知，如者自耻”。抱着这种态度，他是认真读书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完全达不到这个境界了，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所以我们读张先生的论著，真不能以一字一句的得失来看待，而是要学习他博雅、通达、古今汇通的一种厚度。 part01 北京大学教授吴荣曾：张先生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三重证据法”。一生苦读，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嗜好就是看戏。吴荣曾：张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生苦读。他不抽烟不喝酒，其它的嗜好也很少，除了我知道他喜欢看戏，这是他唯一的嗜好了。看京戏，甚至看地方戏。有时候他跟我推荐说浙江婺剧很好，因为这是中国一个比较老的剧种，后来昆剧也是通过婺剧演化出来的。还有，他跟我讲，抗战时期在中央研究院的时候，因为抗战的缘故，机关干部白天都没事，但是上班还得照常去。张先生就他的办公室里，在书架子旁边拿书去看，别人看书是一本本地看，一摞一摞地看，张先生是一架一架子地看。这两天看这一架，过两天看第二架，所以在李庄那几年他读了相当多的书，后来的饱学，跟这个经历是是很有关系的。 “三重证据法”，第三重是民俗学。吴荣曾：张先生的研究方法是非常科学的，非常精的，很有说服力。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张先生进而提出了三重证据法，第三重是什么，就是民俗学。张先生对这方面的认识非常清楚，他认为民俗、民俗志，对研究历史大有用处。他在《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一文中，引用了唐朝刘禹锡、宋朝范臣大的作品，因为在他们作品里提到“烧田”、“火耕水耨”，这就说明在中国南方特别像湖南、广西一带，放火烧田这个传统是非常古老的。张先生是傅斯年先生培养的，所以深受傅先生的影响。傅先生当时讲过一句话，在北大有有名的历史系，凡是写文章、写书，在找史料上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你要找个遍，这样你的文章体才敢写出来，因此张先生一直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 part01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张先生虽不善言辞，但大家都愿意当他的学生。无门户之见，不传衣钵，不立山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李零：古之所谓师，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他是不问就不教，但有问必答。他自己惜墨如金，但鼓励我多读勤写，早出成果。比如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就是由张先生推荐，并提写书名的，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古人说“孔子学无常失”，学无常失才能成其大品。张先生是很多老师的老师，但他并不想当唯一的老师。我对张先生最佩服的一点，他是一个没有门户之见，不传衣钵，不立山头，不拉队伍的老师。他学问越大，人越谦虚，人越谦虚就越能容人，“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大家都愿意当张先生的学生。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张先生是古风犹存的老师，他更像和学生散步的孔夫子，授受在不经意之间。李零：张先生为人木讷，不擅言词，很多听过张先生讲课的人都说，他的讲课效果不一定很好。他自己也说，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似乎不太适合当老师。张先生不口若悬河，讲课也不像电视表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我看来，他是古风犹存的老师。他更像和学生散步的孔夫子，授受在不经意之间，他是用他的为人教育学生。古之从学是从人学起，书只是老师的一教。一个好老师口才当然重要，但基础的基础是肚里有货，培养学者尤其如此，这老师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不学无术何以为师？学者本质在学，热爱学习，擅于学习，不是一时半会，而是一辈子，永远在学，永远在做学问。当学生的时候是学，当老师的时候还是学，张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他是我们大家的好老师！ part02 张政烺的学生们：老师不张扬，不造声势，不图虚名，从不弄虚作假。学习马克思主义很深，但反对教条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王曾瑜：我作为张先生的学生，对老师有些东西并不了解。但在我的脑子里面，张先生总是重考据的，但有一次很出乎我意外，就是我跟傅学霖（张政烺夫人）谈话。因为张先生去世以后，我差不多每个礼拜总是跟傅学霖先生通一次话，说我准备写一篇文章，谈马克思阶级论。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中国这个社会，世界社会也是这样，有文字记录以来，肯定是阶级社会，到现在也是，这个没问题。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说对现存政治体制危害最大的，莫过于阶级论及其派生的国家论和法律论，还有巴黎公社原则。但是对民族进步，对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也是阶级论和巴黎公社原则，这是我个人的认识。我当时和傅先生就谈了这个问题，我没想到我这一般谈的，傅先生马上表示非常赞成，不是一般的赞成，他当时说完全应该写，然后跟我说张先生学马克思主义非常用功，最后整理张先生的书，所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这个封面都磨损的非常厉害，证明张先生不是读一遍、两遍的事情，下功夫下的很大，这个确实对我来说，也是重新认识张先生。过去没有了解张先生这方面，当然张先生学马克思主义，是向来反对教条主义似的搬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也不像现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者理论家，或者是自称坚信唯物史的人那样，实际上是就是利己主义的心态，加上实用主义的手法来歪曲马克思，这个不一样，这点张先生很明白。 “唯一一个没有学会说假话的就是张政烺。” 王曾瑜：我在这个社会生活了60多年，很明显感到的是，任何学者不能够离开和权势的关系，但他们对权势的态度各不相同。我经常说一句话，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想认真搞学问，先要维持自己道德，那么实惠方面，对不起，只能亏损一点，甚至亏损很大。反过来，你要追求实惠，在学问道德上肯定有缺乏。这两者必取其一，任何学者，也不可能超脱这个之外。从张先生来说，完全是顾一头，他从来不会倾于权势。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孟祥才跟我说，他觉得历史经过文革这么一场很惨烈的灾祸，唯一一个没有学会说假话的就是张政烺。他下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文革初期，当时毛泽东下令批判政策，张先生也不知道谁批案，才不管什么理由，跟人家争。应该承认的是，当时造反派对张先生也手下留情了，假如不留情的话，反泽东思想这个帽子肯定可以扣上。他的老师说了一些不对的话，他就写一个条呈，但是他不正面地说老师什么。杨泓：张先生对他老师的尊敬，这一点是我们这一代学人都办不到的。那个时候在住建部住组的时候，张先生见到他的老师都是规规矩矩的。先生早，先生好，老师说什么他都不反驳，这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对老师的尊敬，不是我们这代人能够体会的。当然如果会上他的老师说了一些不对的话，他就写一个条呈，但是他不正面地说老师什么。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张先生学术上的作风，我们都应学习。我们不光要感谢中华书局出张先生的文集，事实上张先生的学风是绝对要发扬的，做学问怎么能够一天一会儿就全成了。现在大师太多了，都成大师了。所以我希望，尽可能弘扬张先生的学风，我们这一代人真是学不到张先生那一步，念书简直是像自己没有念什么书，做什么都不成。反正我学了一辈子，考古到现在也没出头，还是没学好，所以还是必须要像老师学习。今天有机会能够纪念张先生，我应该特别学习张先生教学生的态度，没有宗派，现在我们考古界有人就是拉帮结派，弄得乌烟瘴气，我想那些人如果真学学张先生，我们考古界会很好的。; 个人分类: 东鳞西爪|228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胡锦涛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 whyhoo 2012-3-23 12:42;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记者李亚杰、璩静）在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致信中华书局，向全体员工和离退休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向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表示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会见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与会代表并讲话。胡锦涛在贺信中指出，百年来，中华书局恪守传承文明职责，秉持守正出新宗旨，在一代又一代员工的不懈努力下，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经典和学术新著，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赞誉和充分信任，为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学术繁荣、提高民族素质、推动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锦涛表示，我也是中华书局的一名忠实读者。中华书局出版的许多书籍，都给了我有益熏陶和深刻启迪。胡锦涛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希望中华书局以成立百年为新的起点，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始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出版方向，继续保持笃实谨严、精审细校的科学态度，不断推出更多代表国家最高水准的优秀出版物，在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再创新的辉煌。 22日下午，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李长春在会见与会代表时指出，胡锦涛总书记的贺信充分肯定了中华书局长期以来作出的重要贡献，殷切希望中华书局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出版工作，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华书局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这也是对全国出版战线的巨大鼓舞和鞭策。李长春希望全国出版界，特别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和中华书局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贺信为契机，兴起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新热潮，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推进文化与科技相融合，进一步增强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出版更多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在新的起点上再接再厉，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出席大会。刘云山在会上讲话时希望中华书局和出版界按照胡锦涛总书记贺信提出的要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出版业实现新的发展、新的跨越。要坚守民族文化立场，珍视厚重的文化传统，更好地肩负起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要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为根本任务，塑造兴国之魂，礼赞高尚情操，更好地发挥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独特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导向，推出更多思想性、知识性、可读性相统一的优秀出版物，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要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出版结构、合理配置资源，拓展发展优势和发展空间，不断增强出版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进一步深化“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引导出版工作者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不断开阔视野、汲取营养、提升境界，弘扬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为人民做出版、为社会出好书。李瑞环同志对中华书局成立100周年表示祝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出席大会。会上，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中华书局作者代表袁行霈、中华书局合作单位代表陈万雄作了发言。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原文见 http://news.mod.gov.cn/headlines/2012-03/23/content_4353421.htm; 个人分类: 文化|879 次阅读|0 个评论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校读记（上）——翻译与印制: BMK 2012-2-7 00:44; 在博文《回顾与瞻望——2012新感言》中，我提到新的一个月中所撰写博文有《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校读记》。一个多月过去了，再不写，感到这个题目可能废了。因为生活、工作和感想在不断发生变化，原来细读这本书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今天稍弥补一下，就已经准备的内容写一点。《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是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的一本战史。我读的是田琪之译，宋绍伯、郭林校，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的“征求意见稿”。文章题目是“校读记”，本意是要对这本书的翻译与印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我不懂日文，加之其他原因，感到这个工作太艰巨，甚至是力不从心的，但题目写出来了，就保留吧，读者也许能够谅解。从翻译与印制的角度来说（这本来是两个问题，但有些问题不知道出在那个环节上，就笼统地这么说吧）有些问题，如该书第三卷第一分册第56页：“用重炮及各种十三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向我方阵地进行猛烈轰击”，第58页：“重庆军以十五毫米榴弹炮为主，各种炮开始集中射击”，应该分别是“130毫米火炮”和“150毫米榴弹炮”。该书第61页有“配备有十五厘米榴弹炮三至四门”，所以上述错误是翻译中的问题，而非原文中出现了这种错误（参见《我所了解的军事常识——火炮》 ttp://blog.sina.com.cn/s/blog_6317edda0100gwni.html ）。明显是印制错误的，如第66页：“师团考虑必须以积极的姿态进行抗战，牵制住敌人的兵力”，句中逗号误印在“牵”字后面。第53页倒数第一行“联队炮、速射炮的弹药等因车辆不足随后追赶今晨被优势敌人拦阻在六塘西”，句子过长，不能通读，当漏有标点。该书第15页在述及国共冲突是说：“中共方面对接连不断发生的国共摩擦事件，经常采取抢先进行抗议，把事件的发生指为国民党方面的挑拨行为所造成”。句中“挑拨”似为“挑衅”之误。书中还有一些翻译不够达意的地方，不过总的来说，这本书的语言还是通畅的。考虑到出版时间是文革刚过去的1979年，可能译者是在文革中进行翻译的，当时的条件与现在不能相比，不应该对译者与印制者过多责备。; 4259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转：中国耕作制度文献集: roadroad 2011-9-27 15:19;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2e81b0100l3dm.html 中国耕作制度文献集此文献集按年次序编辑，多为巳引用文献，欢迎补充，欢迎流览。有关耕作学研究文集整体收入，其内部文献请查目录。一,书藉陆费执, 农作学(中学生文库), 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华业农业科学研究所编威廉士学说的理论及其成就中华书局1951年10月出版，威廉士，耕作学原理，农业出版社出版傅子祯译，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译委员会主编中华书局年1953年出版，农业出版社1953.4也印行。王楝，草田轮作的理论和实践，畜牧医图书出版社1953年初版。孙渠，威廉士的土壤学说及其发展近况，中华书局1954年12月出版。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编译委员会译，马尔采夫新耕作法全苏会议讨论纪录，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8月出版。契日夫斯基等，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出版。图马克西莫夫等草田农作制问题，江幼农译，科学出版社1956年11月出版杰尼索夫著，韩国尧等译，外鸟拉尔和西佰利亚的防旱经验，科学出版社1956年11月出版。田活农，怎样扩大复种面积，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伞5月出版。华孟，土壤墒情和旱地保墒，北京出版社1956伞2月出版。马呜琴，改进耕作方法，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6年6月出版。果列洛夫著普通耕作学讲义,1956年尹莘耕，轮栽与防病, 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 全国耕作学教师进修班1957年以沈学年为首的参，加进修班我国教师编写了中国第－部农作学教材，全书八章50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食作物生产总局, 改变耕作制度, 扩大复种面积, 农业出版社1958年4月出版. 农业部粮食作物生产总局, 水稻改制技术经验参考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8年出版。陈一吾，湖南复种轮作制度，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格拉西莫夫主编，郭兴嘉等译，杜库恰耶夫科学思想对苏联森林草原地区防止旱灾及土壤侵蚀的意义，科学出版社1958年3月出版。林世铮等，贯彻少种高产多收方针实行耕作制度上大革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59年3月出版。维尔宾等著，孙渠译农作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5月出版。陕西省水利厅编，草田轮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出版。农业部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编，深耕改良土壤，农业出版社1959年11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士壤料研究所，深耕改土经验，农业出版社1959年2月出版。河南省农业厅教材编辑委员会，普通耕作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6月出版，北京农业大学，耕作学(笫－次北方本) 农业出版社1962年出版。沈学年主编，农作学(笫－次南方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出版，艾玲译，植物分泌物的生物学作用和间作中的种间相互关系，科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陈启锋，中国耕作制度纲要，福建农学院耕作学教研组1963年12月。中国作物学会，机械化耕作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1963年泉清一编，刁搡铨译，水田耕作的基本原理，湖南农学院粮油教研组1963年铅印启东县农业局编，启东粮棉双丰收生产技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5年11月出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为革命种好麦茬稻，农业出版社1970年6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为革命搞好间套复种，科学出版社1971年9月出版。河北省成安县何横域大队，间作套种创高产，河北人民出版社1972伞12月出版。中国农林科学院-全国改革耕作制度协作会议资料汇编1973 四川省改革耕作制度科研协作会议资料汇编1975年4月。四川农科院土肥所编，四川省改制科技资料汇编(总第三集)1978年5怀月。四川农科院土肥所编，四川省1975年改制科技资料汇编1987年2月。四川省农牧厅粮油处, 土肥所, ，四川省改制度科研协作会议资料汇编1976年1月。甘肃省农业科学院编，耕作改制夺高产，农业出版社1977年12月出版。中国农业科学院，耕作改制的科学技术，农业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王在德邝禹洲，耕作改制基础知识问答，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浙江省农业厅浙江省作物学会，浙江省耕作制度学术讨论会文集1981年10月中国作物学会全国耕作制度研究会筹备会编，耕作制度研究论文集，农业出版社1981年9月出版。沈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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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王六：听陕北话听见古代——《把根留住》前言: 热度 2 Wuyishan 2011-4-28 11:16; 王六：听陕北话听见古代——《把根留住》前言《榆林日报》2011年3月16日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我对陕北文化一直怀有深厚感情，但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2007年，我的挚友老乡、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张东升先生，告诉我“中华书局”出版了当年北京赴延安插队知青王克明编著的《听见古代》，他认为是近年来最值得推荐的一本关于陕北方言的大著，也是最有可能传世的作品。为此，他自己掏钱买了二百册分送给关心热爱陕北的朋友们，并叮嘱我认真拜读。关于王克明，我和东升先生都未曾谋面，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看法：作为陕北人，作为深爱着这片土地、人民及其文化的陕北后代，我们应该向王克明先生鞠躬敬礼！听陕北人说话就是听文言文，就能听见古代。王克明的《听见古代》以陕北方言为线索，运用独特的视角，把当今应用的陕北词汇追溯到古代，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陕北这片黄土地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被忽略了的文明和别样的民俗风情。用王克明先生自己的话说：“在寻找方言的历史时，所有的界限都可能消失，古代的历史，可以直接延续到今天的生活里面。方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观念形态，就在周围。”一个外来户，为融入陕北被迫学说地方土话，从简单地弄明白到感兴趣，从疑惑到寻根探源，竟先于我们这些坐地虎弄清了陕北方言之所以然，这对我是一种启发，也是一大惭愧。好奇和自省，促使我开始整理收集下准备好高骛远搞创作的陕北方言词汇。当我在文化视角下重新审视那些后鼻音齆齆作响、被认为土得掉渣的陕北方言时，我震撼了！对母语与生俱来的生命感悟告诉我，陕北人不经意间挂在口上的方言，其实正是生命状态下的古代词汇孑遗，这种完全靠民间口语，而非官方规范原汁原味传承下来的语言文化，反倒为中华文明保留了一抹亮丽色彩。陕北方言孤岛之沉积岩，不但处处折射出中华文明之发展轨迹，或许还能为我们找到破解中华文化基因之钥匙。徽钦，这个国史上最耻辱的靖康之难的二位亡国之君帝号，在陕北口语中表置于死地义，可谓入木三分；供给，这个古今通用的经济术语，引申为供养义；鏖战，这个硝烟扑鼻的词，早已军转民用，表的只是打拼义；凌迟，这个血腥恐怖的刑罚词，已远离法律，表的不过是欺凌义；佛教女居士之称梵文音译“尤婆姨”，则以“婆姨”表示妇女、妻子义；争雌，这个专业的学术用语，表的则是一种强弱态势而非具体行为；谋略，也走出运筹之帷幄，成了平民的布置、实施行为……有趣的是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乃至有学术背景的词汇，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用得越多；越是文盲，表达的音义越是准确。如“供给”，凡读了几天书的，反倒易将其读作“供给”（gònggèi），为什么？秀才识的半掐字！倒是被认为瞎字不识的村夫农妇，“子乎哉也许兮矣”等文言虚词整天不离口，就是简单的行与不行，也一定会用“使得”、“使不得”来表述。且不说大量似曾相识的古老词汇如何“沦落”到民间（或如何由口语被文言化），单就文言文语法、古汉语词汇几千年不变，在陕北被中规中矩地成建制使用，这本身就是一大奇迹。要破解这一现象，还得从陕北本身来解读。陕北，从行政区划讲，是指延安、榆林两个地级市辖地；从地理区域讲，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南以金锁关与关中相接，西以子午岭与甘肃、宁夏相邻，北以毛乌素沙漠与内蒙古相连；从方言覆盖范围讲，则包括延安市的宝塔区、子长、延长、延川、甘泉、安塞、志丹、吴起，榆林市的榆阳区、神木、府谷、靖边、横山、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共19个县区和定边县原属安边县辖区为主的18个乡镇（安边、武峁子、石洞沟、学庄、砖井、黄湾、油房庄、杨井、新安边、白泥井、周台子、海子梁、堆子梁、郝滩、胡尖山、樊学、白马崾先、张崾先）。放眼陕北，黄河、长城在这里交汇，大漠草滩、黄土高原在这里交界，中原文明、游牧文化在这里交融，从秦大一统置上郡起，这里就长期处于汉族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垒前沿。侵袭与征服相间的无尽战火、有组织移民与自发迁徙相伴的人口流动史实，从延安、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安塞、安边、定边、靖边……这些诉求绥靖边疆的县名便可一目了然。军事上的讨伐、拉锯，必然随之以文化上的碰撞、交融。黄帝陵延绵不绝的香火，延安红都炫烨的光环，赫连勃勃“美哉斯阜”的感叹，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的悲歌，李继迁分疆裂土的征战，李自成改朝换代的闯旗……使陕北历史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块精神高地、资源宝地、文化福地！人们常常要问：为什么陕北民歌能“唱红了天、唱恸了地、唱出了一个欢天喜地”？（其代表作分别是《东方红》《哀乐》《春节序曲》）为什么卫星上天、汶川地震，中国人用陕北元素，而不是其它来表达自己民族的大喜大悲？如你走进陕北，陕北方言和陕北方言所诠释的陕北文化之典型性、代表性，就是基本的答案。陕北方言虽属晋语系，但长期的封闭运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口气大、底蕴足、直白而风趣，为大众所乐见。称天为“大”、“老子”，活脱脱就是天子一个！将爱溺言为“幸”，骂女人为“贱妃”，用的都是皇帝专利，一派帝王做派。人的实力以封邑来衡量，称为“采”，好像尚处春秋战国，人人都是王侯公爵。而成语“碰头打纥结”，尽管其义已走向反面成不必斤斤计较、取个大约，但从词面直译就是结绳以志义，是否可以此断定其源于结绳记事年代，可以说遐想无限。光绪帝的老师王培棻巡视三边写的《七笔勾》，不屑乡民“开口不离毬”无拘无束的言谈举止，将此处描述为“圣人布道此地偏遗漏”之所，是“礼仪廉耻一笔勾”，实在偏激。其实，“毬”是生殖崇拜体现在陕北话中的、活着的语言图腾，与人类自然崇拜到宗教崇拜进化的轨迹一脉相承，应感谢这块土地为我们提供了语言进化的浓缩版。不管外人怎么看待，反正陕北人高兴感慨一个“毬”字，扫兴发泄也一个“毬”字。一个民间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旧时一外商来陕北贸易，认为买方出口“毬”字是对自己的污辱，与其发生争执并诉讼至衙门。被告当堂辩称，这是说话习惯，并无恶意。县令做官多时当然知道，但为了说服外商，即出题给被告，让简述案由，如自然而然出现十个以上“毬”字，就算是口语，不问过。被告随口而答：“走毬米脂，到毬绥德，买毬把胡麻，搅毬把圪渣，装毬起，倒毬下，为毬个官司叫告毬下，老爷叫我跪毬下，我一卜敛站起走毬吧！”众人一听会意大笑，外商也不由一乐了之。人们早就注意到了陕北文化中的少数民族因子，而忽视了它所释放出的大中华主旋律。从蒙恬“将兵三十万，怯匈奴三百里”，到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四面八方来陕北戍边的历代将士，献了青春献子孙，不可能划水无痕。这就是为什么陕北方言中既有“忽了”、“圐圙”等原始的蒙古语单词，也有吴语“搲”（wǎ）、粤语“ 又 ”（lè）、西南方言“系扌言系”（luán）等词汇，即使常被作为陕北方言典型词汇的“而刻”，在南方一些地方多有使用，只不过发音有所不同。作为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工具、文明传承最直接的纽带，各地方言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必然的，因为她们来自同一根系——古汉语，而汉语是由方言构成的。值得一提的是，陕北封闭的地理、开放的历史、传统的民风，使各地的文化元素能在这里落地、升华，并传统地保留下来，且发挥其反作用，进而影响全国。了解了陕北文化这种地方性、多元性，就不难理解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走向陕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之论断。在千古一帝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币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语同音作为国策被强力推行已成趋势。行政上，方言不能进课堂、进讲堂、进大雅之堂；生活中，普通话成时尚、成时髦，方言阵地快速萎缩。如陕北称棒为“卜榔”，读的是“棒”的分音，但当跷起大拇指新潮地表扬人很棒时，再地道的陕北人也不会说“你很卜榔”！“卜榔”自觉不自觉地被“棒”无情置换。过去陕北人称父亲为“大”，可经过将一切古旧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文化大革命”洗礼，“大”被作为守旧的标志而惨遭淘汰，回望陕北，叫了一千多年的“大”，已进入绝迹的收官阶段。改革开放前还在煤炭交易中使用，兼具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汉字要素特征的标码数字炭码码——||| ||| ×∠∠∠∝ （1—9），时至今日，别说认识，就是知道曾有此数码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我的一双“80后”儿女最早接触此书，却如看天书，十有六七不知所云。这真实地反映了陕北方言的生存现状。方言的消失也许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们不能无视方言词汇、方言成分消于无声、失之无形。在中国这个崇尚大一统的社会，春秋有雅言，隋有韵书，明有官话，民国有国语，今有普通话，不过我们就是缺乏西汉扬雄《輏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样对待方言的态度。时下与忽视方言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英语的“重视”和滥用，这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更有中国文化之安全！普通话与方言不是简单的孰优孰劣。客观讲，离开方言就无法了解现代汉语的渊源、承接、演变，甚至无法准确把握其词义；离开方言，就无法体味中华文化之多姿多彩。“乡音未改鬓毛衰”、一声乡音泪先流，方言的这种无以名状的情感和亲和力，正是中华文明生命力、感召力、凝聚力的具体写照。陕北人从相貌特征上讲是鲜卑人、党项人、匈奴人等北方民族与汉人混杂的遗传结果。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典型特点如同听见古代的陕北方言一样正在淡化和消失。传统的陕北文化也正在离我们渐行渐远。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唯有呐喊作为警惕。今年春天在北京的郊区农村，我和东升及几个陕北朋友在田野信步，发出了把陕北方言留住、把根留住的呐喊，这是这本书书名的由来，也是动机和动力。从拿笔开始，就知道我在从事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榆林、延安两市在册户籍仅500多万人，别说对13亿汉语人群，对6300多万晋语人群也是区区小数。陕北方言书籍对外人来讲是吓蛮书一本，就是对方言区，从事语言工作的能有几人？吃饱撑的有条件对方言感兴趣的又能有几人？但我关注的不是这。我没能力对方言释疑解惑，但我要努力使人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方水土，世代讲这么一种动听、明快、雅俗和谐的语言。也就是说，本书不是试图要陕北人怎样去说话，而是要告诉人：陕北人在怎样、或曾经怎样说话！要较全面反映一方之言还真是件难事，斟酌再三，我选定了民间成语这一题材。成语量小而精、区内认同度高、陕北特征明显，更重要的是它能更典型、更形象地表现陕北方言、陕北人文。与典故成语相比，民间成语寓意浅显、清新上口、使用频率高，不论状言状行，还是状形状态，都生动活泼、惟妙惟肖。为便于历史、立体地理解成语，每条成语均有注音、释义、举例，举例时尽量多地、或刻意地使用了包括熟语、俚语、俗语、谚语、歇后语、格言、箴言、民谣、童谣在内的特色方言词汇，并一一加注，以全方位展示陕北方言之貌、陕北人文之韵，为人们点击陕北提供些许参考。陕北方言不论语言还是语法，都有鲜明的特色，分音词、合音词、圪头词、儿化词、逆序词、重叠式、形容词嵌字式……个性分明，切不可望文生义。如“思想”并非思想，而是思考、思念；“理论”也无所谓理论，而是论理、辩论；“受苦”别在意，指的是从事农业劳动；“打折”也别高兴，只是清扫。普通话讲每天，陕北说天每；普通话讲蔬菜，陕北说菜蔬；还有声音与音声、气味与味气……不管谁逆序谁顺序，有的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如“争竞”就非竞争，只是争论、声辩；“扎挣”也非挣扎，而是坚持、勉强义。圪头词、重叠式、形容词嵌字式，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可极强地渲染气氛，但得完全凭语气和适用对象来理解。圪头词、重叠式有的系昵称具指小性，有的却动词变名词。形容词嵌字式则嵌字不同，寓意有别。如明忽了了、明卜溜溜、明子拉拉、明的朗朗、明个丹丹、明忒也也，同样形容“明”，但表义大不一样，分别形容的是晴亮、光亮、鲜亮、亮堂或清醒、清楚、明摆着或讲明了。因此书着眼收存信息，而非传授知识，所以无世俗的雅言、粗语不同待遇，一视同仁。因为我一直以为，正像人人生而平等一样，字字也应生而平等，重要的是客观存在而非其它。即便如此，还是慑于观念上无形文字狱的约束，未能收入“狼吃大女子——糟踏东西”、“老雨天砍苜蓿——湿湿（实）喂（为）你”之类直接损人的词汇、纯娱乐的“四大硬”之类俚语。最重要的是，本人才疏浅，以一人之见，唯恐以讹传讹，大言不惭，贻笑大方。在此向各位研究陕北方言的前辈和专家、读者，拱手相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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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专业书的乐趣！: jiahongtao 2011-3-21 19:12; 近日来，整理以前老教授的赠书的时候发现了几本专业书籍：第一本：浙江大学，刘和著《土壤学，上卷》，商务印书馆发行，出版时间是民国二十四年；第二本：蓝梦九编著，《土壤胶质化学》（现在的翻译应该叫土壤胶体化学吧？），中华书局，出版时间一九五一年一月；第三本：盛澄渊著，《肥料分析》，出版时间一九五零年二月，商务印书馆；第四本：赵云梦编著，《实用肥料分析法》，正中书局，民国三十七年四月；第五本：蓝梦九著，《土壤调查标准》，中华农学会，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京华印书馆；第六本：李庆逵著，《土壤分析法》，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书号：土壤特刊乙种第三号）。时间关系这些书还没有完全读完，只是觉得老先生们的序都写的很有意思！有时间，读读老的专业书，看看老前辈们的文字，其实也有不少收获，希望能进一步从里面学习到更多现在书本上没有的东西！现在的我们，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了，呵呵！（未完，待续。。。。）; 个人分类: 生活点滴|3929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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