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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林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哲学系做学术报告: ssglwu 2016-4-28 07:09; 吴国林荷兰当地时间—— 2016 年 3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3 ： 30-5 ： 00 ，我在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伦理学与技术哲学系举行了一场学术报告会，主题为“论技术人工物之结构与功能描述间的推理关系”（ OnReasoning Relations betwee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Descriptions of TechnicalArtifacts ）。报告会由荷兰分析技术哲学学派创始人克劳斯（ Peter Kroes ）教授主持，相关人员参与了此次报告会。报告会语言为英语。吴国林教授报告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分析技术哲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技术人工物：从二重性到系统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结构与功能描述之间的推理关系，特别报告了概率推理与实践推理两种形式。做报告的时间为 40 分钟，剩下的时间全用于讨论。与会者就相关学术问题与吴教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问题有：技术句子的真值问题、推理的合理性问题、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问题、概率推理问题等。 1. 2. 3. 4.; 个人分类: 学术会议与讨论会|2684 次阅读|0 个评论

访学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TU delft ）: ssglwu 2016-4-24 12:32; 吴国林 2016年3月，我在代大访学一个月。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TU delft ）在荷兰的代尔夫特小镇。学校没有大门，但其图书馆是其标志性建筑。该大学注重生态建设。我去的是该大学的哲学系访学，其哲学系所设的学科并不完整，并不象我们国家只能搞一级学科建设，而不允许搞二级学科的博士点建设。哲学系的技术哲学在全球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分析技术哲学与负责任的创新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也将在分析技术哲学和物理学哲学方面发力，争取做得更好！在代大期间,我在哲学系做了一场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的推理的学术报告,受到好评. 请见代大的部分图片。 1. 2. 3.著名图书馆 4. 5.图书馆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个人分类: 旅游与摄影作品|5412 次阅读|0 个评论

”总司令”读博感言: 热度 8 hcy98765 2014-12-13 13:36; “总司令”读博感言昨天出去到人大哲学系学兄、社科院已退休的刘平斎副院长家打了一天的麻将，晚饭后还加了两个小时的“班”，回家后已经很晚了。按习惯打开电脑，发现了杜立智老师一篇题为《全面点评侯成亚总司令》之一半认真一半调侃的博文。有趣的是，这篇博文还吸引了不少网友的眼球，引来了一片热议。俺拜读后觉得既可笑又可泣。可笑的是，据杜老师说，俺老侯当年还当过什么“总司令”，曾经叱咤风云。可泣的是，俺老侯好歹也算是条汉子，可到头来却落魄江湖，终身只是个教书匠，套用老杜的两句诗可谓“壮志未酬身已老，长使英雄泪满襟”！可以自我的安慰的是，俺虽是“三立”未就，但却保持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操守、气节，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动摇。还可以告慰大家的是，俺现在是贵体安康，生活无忧，子女有成，幸福快乐。可能更让什么人想不通的是，俺这个冒牌草头“司令”还被评为了优秀共产党员（请注意，俺评的是优秀党员，而不是“优秀官员”），退休了大家还选俺当退休支部的书记，而且是普选、直选的。实事求是的说，杜老师的博文，特别是一些网友们的评论，有的还算中肯，但大部分是不够中肯的，比如，杜老师说俺在与姚小鸥的纷争中吃了亏。这话应该说只说对了一半。诚然，俺作为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确如杜老师所说，“廉颇老矣”，实在不想招惹姚小鸥这种四川话所说的“二杆子”。所以，俺在一开始就不愿意和他纠缠.并主动求和。但他却把俺的善意当做软弱可欺，气势汹汹的、杀气腾腾地向俺发起了“文化大革命”式的全面进攻；在发表了一篇教训俺“读书”的挑衅博文之后，又连续贴出了出了三篇“大字报”，对俺进行了纯属诽谤污蔑和人身攻击的大揭发、大批判。对姚小鸥的这种歇斯底里，俺只是用几首诗对他进行了回击，但俺的回击的博文很快就被编辑部删除。在这种情况下，俺只好向编辑部发出呼吁，要求其出面干涉，删除双方所有有关博文，休兵罢战，但编辑部的先生小姐们至今仍未予理会。看来，俺是吃了老鼻子亏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正如有正义感有见地的高建新老师所言：“侯老师没有吃亏。没有侯老师这一战，就看不到洗他的《姚小鸥其人》，对姚老师就没有深刻的认识。某些人（拿）那篇文章为姚老师站台，适得其反。不是吗？除非没有辨别能力。”可不是吗，一个到了读博都要毕业了时候的人，与他人三言两语，话不投机，就要出手打人。这种人会是个什么东东，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这种德性的人，如果在文革期间，不整出几条人命来才怪呢！对于这种具有真正的“造反派脾气”的人，你能指望和他平等地、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吗？由此就可以看出，他那样恶劣地对待俺老侯，完全是其匪性使然。让这种人的丑恶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让大家都看清他是个什么玩意，难道不是一件大好事吗？这难道不应看作是俺老侯和他所进行的这场争战所取得的值得庆贺的一大胜利成果吗？俗话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姚小鸥把俺这种老实人欺负了一下，他也许在自鸣得意，但当人们认清了他的人品、嘴脸之后，正经人还会拿他当个人物看待吗？这可能是姚小鸥是来不及的吧？再有，杜老师文中对俺对毛泽东的崇敬以及对毛泽东形象的维护表示不够理解。老实说，俺对杜老师这样一个有正直的、有理性的人对俺的不理解也有几分不理解。诚然，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过失误，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但不应把所有失误及其所造成的损失的责任都记在他一个人头上。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们都有责任，即当时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的还应负有重大责任。从根本上说，应把这种失误看成是人类在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过程中的挫折和曲折，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人们只应实事求是地总结和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便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搞得更好，而不应该一味地对这种正义事业的领导者进行恶意的攻击、诋毁、咒骂和丑化，企图予以全盘彻底的否定。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在思想、品格，胸怀、学识、文章、智慧、能力、功业、乃至文化（诗词、书法等）造诣等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在马克思主义催化下的结晶和化身；正如台湾学者李敖所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第一人；按中央《决定》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样的人物难道还不值得人们佩服、崇敬吗？当下，一些人在卖力地吹嘘和美化蒋介石，请冷静地思考一下，蒋介石在哪一方面能比得上毛泽东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民党人士中，无人吹捧蒋介石，这一“历史使命”看来要由大陆人士来承担了）？更有许多文化学者对孔子顶礼膜拜。孔子的那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学被历代封建统治者用作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工具，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它怎么可以与教导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思想同日而语呢？孔子作为一个奴隶制社会崩溃时期的学者、封建统治者的“圣人”，怎么能与20世纪的人民领袖相提并论呢？一些人动辄就讥笑俺老侯没学问。俺老侯从来也没有吹嘘自己有学问，但俺通读细研过《毛泽东选集》，收藏有中外研究毛泽东的著作一百多册，其中大部分俺都粗细不同地翻读过（这对于姚小欧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对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问题上却完全是理性的，是出于公心、毫无个人功利的。俺们对毛泽东形象的维护，实质上是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风骨和尊严。毛泽东的地位及其对于现代中华民族的影响和价值是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说句不知天高地厚的话：科学网上极少有人理解侯成亚，正像社会上极少有人理解毛泽东一样。幸好，俺还有像杜老师、许培杨这样的若干个好友。正像一位好友对俺说的那样：侯老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原来有个邸领军的，是俺的亲密战友，还有其他的几个正直的好友，不知何故都长期停博了）。如此，对吾愿足矣！顺便说一下，由于编辑部的不作为，俺与姚小鸥之间的过节还没有完。没把俺老侯打翻在地，姚小鸥是不甘心的。俺受了欺负，心有不平，有时难免有时也会发点牢骚，唯望编辑大人手下留情！此外，还有一些网民、博友对杜文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俺这里就不一一作出回应了。不管是何种评论，都表现了对俺老侯的关心、关照和关注，俺都受宠若惊，并在此一并致谢！至于一些无理性的胡说八道，就只能是对其嗤之以鼻、置之不理了。如有得罪，伏乞海涵！; 1690 次阅读|7 个评论

七侓人大哲6401班同学入学50周年石家庄聚会感赋: 热度 5 hcy98765 2014-11-5 11:16; 七侓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6401班同学入学五十周年石家庄聚会感赋（ 2014、9、19、）五十年前集帝京，天南地北尽精英。（注1）豪请壮志凌霄汉，赤子丹心沐雨风。未料烟云多变幻，直教芳采各飘零。（注2）人生自古难相见。（注3）但祝诸君康寿宁。注：（1）吾班同学40名，来自全国17省市，皆为所在地区出类拔萃之皎皎者。（ 2）芳采：鲁迅《无题》（1933年）诗：“一支清采妥湘灵”。“清采”，清丽的花朵。此处与之用法略同。又，南朝哲人范缜云：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飘散，有落茵席之上，有落粪溷之中，贵贱固有别，因果竟安在哉？（3）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2387 次阅读|10 个评论

对北大哲学系教学科研体系改革的一点思考: 热度 4 zhangqq 2014-2-12 15:20; 对北大哲学系教学科研体系改革的一点思考章启群系里用一整天时间讨论教学及相关改革。除了少数请假以外， 90% 以上的教员出席会议，几乎都发表了意见。会上介绍了哈佛、普林斯顿、图宾根、慕尼黑、巴黎、东京、莫斯科、台湾等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并回溯了北大哲学系民国年间的课程设置，这对于没有洋学位甚至不是哲学系本科出身的我，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我感到能够跻身于北大哲学系教员之列，与天下才俊成为同人，实乃三生有幸。但是，在短短的一天里，每人的发言时间极为有限，很多意见不能充分表达。因此，我提议，应该继续这次讨论，把问题引向深入。因为这不仅对于哲学系将来的学生培养有益，对于中国的哲学教育有益，对于现在哲学系的每一个教师、学生也是有益的。为此，本人不揣浅陋，抛砖引玉，请诸同人不吝赐教。由于对宗教学的无知，这里只涉及哲学学科。第一问题：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改革根本的出发点。改革的目的是与哲学系的办学目的密切相关的。哲学系办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中国培养哲学人才，特别是培养尖端哲学人才。我认为，中国将来是否会出现伟大的政治家，是否出现比尔·盖茨这样的新型企业家，是否出现乔布斯这样的创新人才等，与哲学系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国将来不能出现像样的哲学家和第一流的哲学人才，北大哲学系是有责任的，哲学系的每一个教员应该问心有愧。因为，作为中国最好的哲学系，理应承担这个责任。今天，作为哲学系教员，我们可以说找不到任何理由为自己推脱责任。检索一下北大哲学系人才培养的历史，就足够证明当前哲学系的现状必须改革。北大哲学系在 1949 年以前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哲学人才，其中包括像冯友兰、牟宗三这样的哲学家，还有王宪钧、齐良骥、石峻、任继愈、黄枬森、胡子华、熊伟、周礼全、汪子嵩、王太庆、张申府、杨祖陶、张世英等优秀学者。历史学大家顾颉刚以及著名学者罗常培、朱谦之、何其芳、朱自清、容肇祖、胡绳等也是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甚至旅法著名艺术家熊秉明出身也是北大哲学系。但是， 1949 年之后的情况却令人悲观。仔细排列一下哲学系毕业生的名单就会发现，哲学系的人才培养是每下愈况。 50 年代毕业生中，李泽厚、叶秀山、庞朴、余敦康、夏甄陶、朱德生、陈启伟、梁存秀、黄耀枢等人，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 60 年代毕业生中在学术界获得影响的已属稀罕。 70 年代由于“文革”影响，几乎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人物几乎没有。 80 年代以后的毕业生中，取得公认学术成就的人物寥若晨星。至今，“五四”一代学者始终站立在学术的最高点上，他们的学生在总体上强于他们学生的学生。虽然说哲学家的出现有与时代相关的很多因素，哲学学科的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冯友兰在 36 岁出版《中国哲学史》，李泽厚 20 多岁在美学大讨论中脱颖而出，卓然一家，表明哲学人才的出现并非都是一种模式。这个曲线证明的一个让我们难以接受的事实就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一代更比一代差。质言之，从 1950 年代院系调整之后，哲学系培养的人才差不多是每况愈下。这个情况与整个学术界的现象是一致和互补的。应该说明的是， 1980 年代以后，西方哲学的教学科研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人才培养出现了比较大的改观。但是，这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得益于留学生回归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拓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西方一流大学学习、留学归国学者，今日成为西方哲学教学研究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这也表明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与西方一流大学的差距。面对北大哲学系历届毕业生情况这个铁的事实，我们反思的焦点会立即凸显出来：那就是 1953 年院系调整以后，北大哲学系的教学和科研模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不仅是课程设置问题，更重要的是学科建置问题。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改革的地方。因此，第二个问题：改什么？ 1953 年院系调整以后的北大哲学系，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为主体、辅之以其他学科例如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科研体系。当时的系主任郑忻的提法是“一体两翼”，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为两翼。这实质是前苏联哲学教学科研模式在中国的翻版。 1980 年以后，“一体两翼”逐渐形成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中、西、马）齐头并进的“三驾马车”结构。即使后来美学学科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和研究基地，仍然没有改变这个结构。宗教学系的成立，以及科学与社会中心归并入哲学系，都没有改变这个哲学系整体的格局。随着时代的前进，对于这种“三驾马车”的结构，人们思考、批评越来越多，但至今没有改变这个现状。出现这个结构是时代的产物，与哲学系具体的人员无关。甚至在 5 年之前，由于种种现实客观因素的影响，要改变这个结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完全从教学与科研的角度来考察这个结构的合理性。如果这个结构不利于哲学系教学和科研的发展，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固守陈规，画地为牢。从现象上说，我们“三驾马车”的结构，与全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都不同。这也是共识。争论在于：在这个不同的表象之下，掩藏的本质是什么？否定者认为，“三驾马车”的结构不是一个现代大学哲学系的结构；而辩护者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甚至也是北大的优势。我想对“中国特色”这个术语谈一点看法。世界上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例外。哈佛、牛津、剑桥、柏林、巴黎、东京等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首先，各国的语言不同。所有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都用一种语言。其次，在行政管理、学术体制、学科设置、课程安排等方面都有不同。但是，归根结底它们的特色都是大学的特色，而不是大学以外的特色。那么，北大哲学系“三驾马车”是属于大学的特色，还是属于大学以外的特色？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我们知道，不仅“哲学”是从西方来的，“大学”也是从西方来的。中国要办大学，办哲学系，标准是什么？回答只有一个，就是按照“大学”和“哲学系”的标准办，而不是自己随意确立标准。用中国古代太学和书院的思路，不可能办成现代大学。还有些人想把大学与太学、书院结合一体，所谓兼容并包，这其实是一个三不像的怪胎。我们不妨在中国另办一些书院或太学之类，甚至可以在大学内部有一些独立的国学院之类。但是，我们如果要在现有的文、史、哲各系参杂太学和书院成份，那一定是不伦不类，结果肯定会失败。还应该提到一个前提，即中国现有的知识体系、教育体系完全是西方的。这个体系与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教育体系是本质相异、决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教育实体是私塾、乡学、太学、书院等。用形象化的说法，现代中国的知识、教育体系，是用一个新的模块（西方的），把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教育体系打乱，重新分割，装进新的结构中去的与国际接轨的体系。目前中国把全部知识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即数、理、化、政、经、法、文、史、哲等等，完全是一种新的建构。例如现代中国的历史学，也与古代经、史、子、集的“史”具有根本的不同。在这样的建构中，中国古代的知识在本质上成为现行中国知识体系的“质料”，而知识的整体“形式”，即知识结构和理念，都是西方的。与此相应，当下中国大、中、小学中教学的科目，是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教育模式设置的。这些科目中的自然科学完全与西方等同（即使语言不同也完全可以翻译），人文学科的情况稍有不同。涉及中国古代的文、史、哲科目，与西方的文学、历史、哲学在描述的对象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是，从根本理念上也应该是可以对应的。因为，我们科目的名称就是文学、历史、哲学。在这个知识体系之中，尽管是中国古代的哲学，那也一定是哲学，而不是经学、诸子学。虽然如何建构中国哲学仍然是个问题，但是，我们建构的是哲学而非经学、诸子学，这一点则是无可非议的。而从学科和知识体系上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无可否认，我们应该继续中国古代的经学、诸子学等研究，但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决不能简单等同经学、诸子学的研究。其实，这个问题在胡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等前辈学者的研究中，已经看出他们的思考和应对。我们可以对于这些前辈学者的研究得失提出自己的疑问，我们甚至可以从根本上怀疑他们的研究范式是否“切中”古代中国思想者的思想。但是，我们必须沿着哲学研究的路径向前探索，而绝不能倒退到晚清经学或朴学家的思维方式之中。因为，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的。以上辩论只是证明，中国大学哲学系的标准和理念，只能是哲学。因此，北大哲学系必须根据哲学这个理念来建构自己的教学科研体系。反之，从外在于哲学的理念建构的“哲学系”，在自身理念上是不合法的，在逻辑上是不能贯通的。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哲学系，在结构上与北大哲学系“三驾马车”相对应的学科体系是不存在的。我这里不是实指它们都没有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说它们都没有用国别和意识形态，作为学科建构的内在依据。虽然它们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不是类似于“中国特色”这样的特色，而是大学的特色。简而言之，如果我们非要办一个“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保留现有的教学科研体制则无可厚非。同时，如果仅仅为了保持北大哲学系在国内的领先地位，也无需进行任何改革，现行模式运行良好。然而毋庸讳言，这与当年大清帝国的自我感觉其实一样。但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哲学系，那就别无选择，只能按照世界一流大学哲学系的思维方式办学。第三个问题：打破现有学科构架、体系，对于一些相关教员的科研和教学是否造成伤害？首先，从当下哲学系的现象来看，各个学科的教师和学生之间都有很深的知识上的隔膜。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对于西方哲学研究及其相关人员基本不了解。反之亦然。 8 个二级学科之间的陌生感，甚至不亚于文、史、哲之间的隔膜。这种条块分割、以邻为壑的局面，其实对于每一个学科的教师、学生都是有害无益的。其次，从根本上来说，作为一个以哲学为职业的人，他（她）的成就感归根结底属于哲学研究的成果，及其所培养的哲学人才。外在于此的任何其他的“成就”，实质上都是虚幻的，也是自欺欺人。历史将会无情地洗刷这些虚幻之物，而还其本来面目。因此，如果北大哲学系的改革真正实现了向哲学教学科研本身的回归，对于每一个哲学系的教员、学生来说，实质上都是福祉。今天是 2014 年元旦。新旧交替，百感交集，我还有 5 年就退休了。但是，我深切感到，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北大哲学系的教学科研体制改革，也绝不仅仅是关系本系的前途，应该与整个中国大学哲学系建设的方向和思维方式相关，具有导引的作用。顺利完成这个变革，在中国大学的历史上，定有值得一书之处。因此，作为参与这个改革的一员，我有一种历史的感觉和自豪。为此，我企盼并祝愿这次改革成功！企盼并祝愿北大和中国的哲学事业兴旺发达！ 2014 年元旦初稿， 2 月 11 日改定于潜白堂; 4684 次阅读|4 个评论

关于创新研究的三种指标体系的简要评述: 热度 9 老李 2013-10-25 12:42; 关于创新研究的三种指标体系的简要评述 1 李侠 2 周正（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200240 ）摘要：创新是一项稀缺的行为，要实现创新是需要一些社会基础条件作支撑的，缺少这些基础条件任何可持续的创新都是不可能的。文章比较了欧洲的两种创新指标体系，《奥斯陆手册》与《欧洲创新记分板》的指标体系，由此提出了支撑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五要素分析模式，并以此结合中国的创新现状给出一个初步诊断与解决之道。关键词：创新；《奥斯陆手册》；《创新记分板》；社会基础条件自主创新作为我国新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对于整个社会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的意义自不待言。然而，毋庸讳言，我国的整体创新现状又属实不能令人满意：一方面是国家的高度重视，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反应冷淡。这种颇为吊诡的现象背后到底存在什么问题，这就是理论工作者所必须考虑的。为了破解这种诡异现象，我们需要从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切入。目前国际上关于创新研究的指标体系比较多，由于各种指标体系对于创新关注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导致具体指标的选择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为了更清晰地比较各类指标之间的差异，我们仅就欧洲的两种创新指标体系进行一些简单的对比说明，一个是 2005 年出版的关于 OECD 国家创新情况的《 Oslo Mmanual:Guidelines for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innovation data The Measur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第三版），另一个是 2009 年出版的《 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 》（ EIS ， 2009 ）。这两份报告的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下面把两份报告的指标体系结构简要介绍一下，然后，推出我们提出的主要针对支撑自主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而构造的五要素模型，这套指标体系的优点在于能够从宏观层面快速测评那些支撑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的存在的状况，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方向性的依据。这套体系所依据的形而上根据在于：社会基础条件是任何创新发生与扩散的必要条件。《奥斯陆手册》（ 2005 ）的指标体系结构是这样安排的，通过采用对影响创新活动的因素进行分类，然后再把五个大类进行细分的方式，同时把这些因素都贯彻到即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与市场创新等四个环节中去。总体来讲，它把影响创新的因素分为五类，分别是：【 1 】 1 成本因素，这个大类下又有如下几个因素： 1.1 察觉到的过度风险； 1.2 成本太高； 1.3 企业内部缺少基金； 1.4 企业：风险资本与公共基金。 2 知识因素，这里又包括如下几个指标： 2.1 创新潜能不足（ RD 、设计等）； 2.2 缺少有资格的劳动力：企业内部与劳动力市场； 2.3 缺少关于市场的信息； 2.4 可获得的外部服务不足； 2.5 在生产或过程发展中以及市场中很难发现合作者； 2.6 企业内部呈现出组织刚性，这里包括三种情况，分别是个人对转变的态度、管理对转变的态度与企业的管理结构； 2.7 由于生产需求没有能力让员工投身于创新活动。 3 市场因素，这里包括如下几个指标： 3.1 对于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不确定性需求； 3.2 被一些企业潜在控制的市场。 4 制度因素，这里包括如下几个指标： 4.1 基础设施的缺乏； 4.2 财产权的薄弱； 4.3 法制、规范、标准与税收。 5 其他造成不利于创新的原因，这里主要包括如下原因： 5.1 由于早期的创新不再需要创新； 5.2 缺少创新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创新。上述的指标体系就是奥斯陆手册中提出的关于影响创新几个因素的具体细节。它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对于狭义的自主创新条件来说，这应该是很详细了，但是对于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来说，这个指标体系则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它没有关注到特定区域的文化与舆论等因素在创新中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欧洲企业与工业委员会推出的《欧洲创新记分板》的指标体系结构。《 EIS 》是从 2001 年开始每年定期出版的一种创新测评指标体系，它主要考察欧盟 27 个国家的创新表现，自 2008 年以后，指标体系逐渐得到修正，目前主要包括三大板块与七个具体指标，现将《 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 》（ 2009 ）的创新指标体系结构的主要内容简要分析一下，具体内容有以下几点【 2 】：第一部分：能力 (Enablers) ，这里包括两个指标：一、人力资源，这里分别列出了： 1 科学家与工程师（ S/E ）与大学毕业生在每 1000 人中的比例（这个阶段主要包括 20-29 岁）； 2 科学家与工程师以及博士学位人数在每 1000 人中的比例（这个阶段包括 25-34 岁）； 3 每 100 人中高等教育的比例（ 25-64 岁）； 4 每 100 人中参与长期学习的人数（ 25-64 岁）； 5 年轻人的平均教育程度。二、财政与支持指标。这里包括三个要素： 1 公共 RD 支出（占 GDP 的比例）； 2 风险资本（占 GDP 的比例）； 3 私人信贷； 4 公司提供的资助（占公司的比例）。第二部分：公司活力（ Firm Activities ）。这里包括三个大的指标，即： 1 公司的投资； 2 联系与企业； 3 生产能力，这里包括如下一些指标，每百万人中的专利数，每百万人口中的设计数量等。第三部分：产出 (Ootputs) ，这里主要包括两种影响，即： 1 创新者的影响（如降低成本、能耗、劳动力等）； 2 经济影响（包括就业、知识密集型劳动力占总人数的比例、新的市场、新的公司销售额等指标）。这个指标体系通过一些静态的数据，力图刻画出欧盟国家在一个确定时期内的创新能力得分排序，在这个基础上，创新记分板（ EIS ）把国家的创新水平分为四类，即创新领导型国家（ Innovation leader ）、创新追随者国家（ Innovation followers ）、中等创新国家（ Moderate innovation ）以及创新追赶型国家（ Catching-up countries ）。 2010 年以后， EIS 把最后一种创新类型改成：低度创新国家（ modest innovators ），并且报告的名字改为 IUS （ 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 ），但基本指标结构没有大的变化，我们认为创新追赶型比低度创新型国家的说法更为有力。同时通过欧盟 27 个国家的数据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的比较，对各个主要国家的创新得分情况进行了分类，这种分类是很有新意的做法。但是这个指标体系仍然是在狭义的微观层面上突出强调了企业的创新绩效，而对造成得分差异的情况则缺少宏观的分析。为了从宏观上把握一个国家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可行性，并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必须深入挖掘影响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以此利用美国经济学家阿兰 • 斯密德教授提出的“状态 - 结构 - 绩效”三元功能范式，对支撑创新的五项社会基础条件进行诊断。要改变当下的创新状态与绩效，必须从改善结构入手，而这五要素就是主要结构变量。所谓基础条件是指任何创新活动都无法缺少的，影响创新的条件有很多，但不是所有条件都有资格被称作基础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归纳出五项基础条件分别是：经济、制度、人力资源、文化与舆论基础条件。这些条件对于创新活动的影响方式以及作用机制是很不相同的，但是这些条件的满足程度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创新活力与水平。根据各项基础条件对于支撑创新的敏感性高低，五项基础条件中的制度因素与经济因素对于支撑创新的敏感性最高。根据敏感性的高低，调整这些因素可以在短期内改变创新的状态与绩效。按照基础条件的存在样态来分，其中经济因素与人力资本因素是有形的社会基础条件，它们是可以看得见的基础条件，而制度性因素、文化因素以及舆论因素则是无形的基础条件因素。有形因素的绩效比较好评估，而无形因素的绩效则很难评估，换言之，难评估就意味着量化处理比较困难，但是目前的研究证明，作为无形因素的社会基础条件在创新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它们可以转化成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形态，它们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创新行为是否符合经济原则。众多经验研究证明，一个具有创新活力的国家或地区，其支撑创新的无形社会基础条件是相当完善的。如果按照对于创新的影响力来分：制度、经济与人力资源基础条件是硬性基础条件，而文化与舆论则是软性基础条件。基于此，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可能性，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粗线条的判据：即要实现最低限度的自主创新必须至少具备两项硬性基础条件与一项软性基础条件，不满足这个基本条件创新行为是不可能发生，即便有也是偶然事件。据此，再做一个推论：中国创新在硬性条件方面有两个优势，即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条件方面，已经满足了创新的最低要求；但在软性基础条件方面存在缺陷，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创新能力薄弱的现实。因而未来的改革应该是在制度（市场）、文化与舆论基础条件方面着力。参考文献： 1 Oslo Mmanual:Guidelines for col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innovation data The Measur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 2005 ） . http://www.oecdbookshop.org/oecd/display.asp?K=5LGPBVQFQ4G5lang=ENsort=sort_date%2Fdstem=truesf1=Titlest1=oslosf3=SubjectCodesp1=notst4=E4+or+E5+or+P5sf4=SubVersionCodeds=oslo%3B+All+Subjects%3B+m=5dc=11plang=en 2 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 （ 2009 ） .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policies/innovation/facts-figures-analysis/innovation-scoreboard/index_en.htm 【博主跋】这篇小文章发表在《民生周刊》（人民日报）2013（8），是为记！【备注】看到留言，觉得还应该说两句，这篇小文章只想说明一件事：地方政府（包括国家）在做决策时，应该充分考虑一下基础条件是否具备，以便能在最短时间内，对于决策的可靠性有一个初步的把握与判断，否则再热心也于事无补。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掌握权力的管理层的蛮干是很可怕的事情。基于此，我们设计了这个模式，比较直观，而且容易发现当地问题所在，以此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前段时间贴出的关于产业转移的文章也是这个目的。在狭小空间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否则，还能怎样呢？写一篇引经据典的学术文本又有几个人去看？通俗与简单化未必不是力量。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6281 次阅读|25 个评论

在我人生中印象深刻的十句话: 热度 4 techne 2013-9-21 01:55; 在我人生中印象深刻的十句话（草稿，请勿引用）王键　　不知不觉之间，笔者几乎已快要度过自己的青年岁月。在上海最近一段时间，在极度静默中回想了自己走过人生路程，整理出很多难忘的记忆。相信在每个读者的心里，在我们走过的人生路程中，肯定都有听到过很多话语。尽管话语总体上不计其数，但其中的一些，却言简意赅，令人印象深刻，再加上当时的特定场合，可以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甚至对我们整个人生都具备惊人的警示力。句一：“从娃娃抓起” 　　这句话出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之口，笔者从小就听着这句话长大，印象十分深刻。好像乒乓球，足球，排球，各种竞赛活动，教育界，都非常流行这句著名口号。从积极的方面说，它点出了早期教育培养对于发掘孩子潜力的重要性。但从消极的方面说，它也充分体现出了中国这个国家所流行的思维方式，无意中会把人当成工具，连孩子也不例外，甚至可以抹杀天性，只要日后能够出所谓成绩。这句话，可能也在无意中体现出中国人对于孩子乃至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某种漠视。句二：“一切向前看” 　　这句话同样出自邓小平之口，笔者从小也印象深刻。不过由于当时还太小，体会不出这句话的含义。倒是有另一个歪曲版本，笔者还记得很清楚，而且也不难理解——“一切向钱看”。当然，这个歪曲版本显然不是邓小平这句话的原意。应该说，邓的这句话是相当深刻的，但很可惜的是，他自己并没能真的自始至终地贯彻和执行这句话。这也为今天乃至未来的中国留下了非常模糊的“前”路。句三：“我只用飘柔” 　　这是一句著名广告词，出自美国前网坛华裔名将张德培为飘柔洗发水做的广告。我那时还小，但对这个广告印象十分深刻。巧得很，我后来的确一直用飘柔，不知道为什么，用别的洗发水总是感觉不舒服。当然，像沙宣这种品牌，用起来也非常好，但价格是太贵了。普通价位的洗发水，的确是“我只用飘柔”。相信飘柔公司的这个广告，足有载入有史以来最成功也最言简意赅的广告名言榜。句四：“你未来的人生道路可能走的更艰难” 　　这话出自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前院长陈占安教授。其实我对陈院长并不陌生，在进北大读书之前，就看过他的课程视频。因为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建院时间较短，还有不少复杂情况，在我进入读研后，对学院的教学和气氛不太适应。后来我就联系北大哲学系的吴国盛老师，想转系进入哲学系攻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没想到吴老师很快表示同意了。其实按一般情况看，即使是在学风自由的北大，这件事也不太容易办成。但我很幸运，遇到了吴老师。另外，我当时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导师是黄小寒老师，我和黄老师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她也非常照顾我，支持我自己做选择，这同样是非常幸运的。这样这个事后来就真正操作起来了。我先后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当时的教务、副院长孙蚌珠以及北大研究生院的教务和副院长谈话。而最后起决定作用的，是我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陈占安教授的谈话。这个谈话其实是两次，第一次，陈院长是很客气的，先聊了一下，了解了我的想法，就建议我冷静一下，作为年轻人，不要太冲动。最后他说让我等三天之后再和他谈一次，如果我的确觉得有必要转系，那他是不会阻拦的。　　于是，三天之后，我和陈院长再次见面谈了一次。尽管陈院长风度翩翩，但我还是表达了转系的决心。我记得很清楚，我说了自己最后的想法后，当时陈院长面色有些暗了下来，似乎不太高兴。但他还是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只是他当时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我尊重你的选择，但你未来的人生道路可能会走的更艰难”。我当时听到这句话，印象深刻，但却并没有听懂。直到这事过了很多年，在上海看到了很多很多之后，自己有了亲身遭遇，我终于才理解了陈院长当初讲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这话凝聚了他的人生阅历。句五：“这个国家都很操蛋” 　　这是我在北大念书时一位政府管理学院的师兄说的。这位师兄名叫张宏达，天津人。到北大读书前，这位师兄当过刑警，社会经验十分丰富。他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长，就是打乒乓球。我们认识并相熟也正是在参加北大研究生乒乓球赛的过程中，我们组成了联队并最后夺冠。张老哥是全胜战绩，如果是单打比赛他也是当时最有实力夺冠的选手。但最初在报名时，因为组队院系的数量问题，以及鼓励女生参赛积极性的考虑，北大研究生会的组织方力图搞一种男女混合的团体赛，也就是说，三名单打，一二单打是男生，而第三单打是女生。当时我对这个安排不太满意，觉得不正规，希望他们能搞男女分开的团体赛。但未被采纳。后来我就因此跟张老哥发牢骚。这个时候，他突然说出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组委会操蛋？这算什么，你不知道吗，这个国家都很操蛋”。　　记得，我当时听到这位当过几年刑警的师兄的如此名句，如醍醐灌顶一般，大大地睁眼看着他，耐心地聆听他接下来的教诲。而且，日后的经历告诉我，他的话也许真的是正确的。句六：“没时间回忆往事” 　　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学者，也是诺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一句名言。因硕士论文做的是哈耶克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批判，我就通读了很多哈耶克的著作。这段话其实是哈耶克在晚年，大概70多岁时说的：“我还没老，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根本没时间回忆往事”。真是很佩服很多欧美学者保持的这种充满活力的年轻心态，笔者在这个年纪都不行的，相比之下本还算年轻，但在国内这种生活方式的折磨下，逐渐也真的开始露出老态了。句七：“每天都能在球场上发现点新的东西” 　　说出这话的，是继贝利、马拉多纳、克鲁伊夫之后，号称新一代球王的法国球星齐内丁.齐达内。齐达内的球场成功历程，但凡正宗点的球迷，都能说出个大概，我就不多说了。但笔者看到这句话，还是在齐达内出名前几年。应该是96年，或97年。当时齐达内只是小有名气，不像98年之后开始大红大紫。似乎是法国或哪国的体育记者，在当时对齐达内做了一次专访，蛮详细的。国内某体育杂志刚好登载了这次采访。在采访的最后，齐达内说出了这样一段充满思想的也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希望自己每天都能进步，每天都能在球场上发现点新的东西”。　　话说笔者虽然对这段话印象深刻，但也没特别当回事。直到1998年和2000年，齐达内和法国队一起拿了世界杯和欧洲杯两大桂冠之后，笔者才回想起这事。从此就真的开始成为齐祖的粉丝了。句八：“做得越多，你就错得越多” 　　这话出自一名哈尔滨老乡。几年前，一次返乡探亲的途中，在火车上，旁边的卧铺坐着这位年长几岁的老乡，于是聊了一路。这位兄长也算工作经验丰富，此前是从哈尔滨南下到上海临港地区工作，好像是房地产方面，但似乎不太成功。于是这次就回哈了。偏偏在走之前，因为退房问题和房东发生了纠纷。上海本地的房东，据说是找理由赖着押金不给他们，后来把他们惹急了。他和另外一个同乡干脆动手了，把房东的儿子给打得满脸是血。最后房东报警，警察来处理这事，他们赔了两千块钱了事。　　的确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一个地方一个民风。这个东西，也不能简单说谁对说错。从经济上讲，要回那点押金，反而倒贴了二千块钱，肯定是不划算。但从心理发泄的角度看，花点钱暴打别人一顿，可能也真的比受窝囊气好过些。但在返哈的路上，这位兄长还愤愤不平，“我还会回上海的”。应该说，他工作经历丰富，也见多识广，但在这事的处理上，似乎没有任何反悔之意。但非要说东北人的硬朗作风在上海吃不开，其实反过来倒也差不多，上海的民风，在东北也是吃不开的。但在最后，这位看似粗旷的兄长，却讲出了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在单位干活，不能不做，但也不能做的太多。你做得越多，你就错得越多。” 　　我后来仔细琢磨，他这话的确很深刻。尤其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错综复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办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做好事，是在做有益的事。很有可能，我们做得越多，真的就错得越多。句九：“美国永远都有一个灿烂的黎明” 　　这话出自美国前任总统罗纳德.里根。里根在晚年，不幸被查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症）。于是，里根夫妇在确诊后，对外发布了一项个人声明。在声明的最后，里根说出了这段令人感动的话语：“从现在起，我将被带向生命日落，我知道，美国永远都有一个灿烂的黎明。” 　　笔者对里根这段话印象很深刻。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名保守派政治家，里根对人类自由的坚决捍卫及其取得的业绩，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另一方面，是曾担任美国总统长达八年的里根，在这段话中表现出的对美国这个自由国家的那种真挚的感情。当然，我想美国未必永远都有一个灿烂的黎明。但里根对自由的这种热爱和真挚情感，却将会是永恒的。句十：“我就不给你说话的机会……我不仅守法，守规，我还守道德” 　　这段话出自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前任所长刘伟。据说此人现在已经不再担任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的所长职务，而被调任到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担任党委书记。不知道这是不是上级部门，也就是上海市科技党委，甚至是上海市委组织部，对刘伟以往业绩的认可和提拔？　　同刘伟进行的谈话，那绝对是我终生难忘的事情。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陈占安，北大研究生院的副院长，这些人，都绝对无法和刘伟的嚣张气焰相提并论。“吼！吼！我就是不给你说话的机会！……啪！啪！……我不仅守法！守规！我还守道德！”，还有周围那一大堆人对权力淫威的极度迎合，只有看到了这一切，我才终于相信自己能深刻地理解中国。; 个人分类: 时世评论|2465 次阅读|5 个评论

热烈祝贺王球博士后加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 热度 6 老李 2013-9-18 09:47; 转眼开学两周了，俗事缠身，导致很多重要事情没有来得及及时通报。热烈欢迎王球博士后加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王球，男，浙江淳安人，1983年出生。浙江大学哲学博士，浙江省优秀毕业研究生，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专长为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形而上学。在《哲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数篇论文，第二届“洪谦优秀论文奖”一等奖获得者。王球博士后的加盟极大地加强了交大科学哲学的力量。王球博士后是国内新生代哲学工作者中的佼佼者，不但学问做得好，而且为人热情、率真。对于那些可以想象得到的未来，我都有些按耐不住内心的期待和欢喜了！再次，热烈祝贺王球博士后加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让我们共同见证那些有光芒的日子！ 2013-9-18于南方临屏涂鸦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11532 次阅读|13 个评论

2013年，交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夏至会议: 热度 2 老李 2013-6-28 13:39;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2013 年夏至会议日程通知一、会议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人文楼 312 室二、会议时间 2013 年 6 月 29 日 8 ： 30-17:40 三、会议日程 Saturday ， June 29, 2013 每场报告 15 分钟，点评 15 分钟，讨论 15 分钟主持人：张楠，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8:30-8:40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关增建教授致辞 8:40-9:25 高明，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效率与利益的对话 — 上海电力工业的公私合营点评人：纪志刚 9:25-10:10 曹婧博，上海师范大学维纳斯与纨扇女———从绘画模式到认知科学点评人：章梅芳茶歇 10 分钟 10:20-11:05 董国豪，北京科技大学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认识论问题点评人：杨小明 11:05-11:50 高洁舲 , 北京科技大学《医学杂志》与近代中西医论争点评人：田松午餐 13:30-14:15 田松，北京师范大学从机械自然观到有机自然观 14:15-15:00 路圣婴，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技术文明中死亡的改变及分析点评人：李侠 15:00 茶歇 10 分钟 15:10-15:55 毛丹，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中土风帆海船起源考 - 及相关理论准备点评人：邓可卉 15:55-16:40 于骐鸣，上海师范大学反思网络技术点评人：闫宏秀 16:40-17:25 郁永彬，北京科技大学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新出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点评人：关增建 17:25-17:40 田松教授就学术报告作总结发言【博主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每年举办的夏至与冬至会议很有特色，由同学组织，老师协助。我一直比较欣赏这种模式，喜欢听到新锐一点的东东。下周小学期就开始了，生活就是这样每日忙碌不止，有些时候竟然很怀疑，我们为何如此忙碌？记不得什么时候以及从哪里看过一则文字，说的是一个人一旦穿上神奇的舞鞋就再也停不下来了。如今我们都停不下来了？那些闲逛的日子今天想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人到中年以后就会突然发现：我们终于变成了我们曾经反对的对象。进步还是退步，这些简单的判据总是会困扰我们。今夕何夕？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4695 次阅读|4 个评论

关于为【北大哲学系12届博士】李高荣母亲募捐的倡议: 热度 1 xiao 2013-4-17 23:45; 我有个同学李高荣，她母亲清明前几天遭遇车祸，脑部重伤，现在仍昏迷不醒。高荣和我来自同一个乡，湖北省汉川市西江乡，初中同班同学，高中同校，博士又同校。她的博士母校北大哲学系和她本科的母校、现在任师资博士后的武汉大学哲学院都已经知道此事并做了一些工作，但还远远不够。借科学网宝地，我想：一，是否能找到媒体反映一下；二，是否能找到相应的基金会之类的支持；三，是否能找到有钱又有爱心的人士支持。不敢期待结果，只能尽力做一点我们能做的事情。我想到了数年前父亲躺在医院、最后离开人世的情形。我们都好渺小，生老病死，样样沉重。有时候很有志向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有时候又觉得，什么都是杯水车薪。以下是一些机构和个人的努力，对此表示感恩。【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会、研究生会】关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2届博士李高荣母亲募捐的倡议哲学系各位同学：大家好！ 2013 年 4 月 2 日，我系李高荣师姐的母亲不幸遭遇事故，脑部受到重创。经湖北省人民医院抢救，李妈妈现已脱离生命危险，但仍昏迷不醒。据医生说，李妈妈年事已高，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大概还需至少一个月的观察治疗；而医院每天的住院及治疗费用就高达上千元。李高荣师姐于 2012 年 7 月从哲学系毕业，赴武汉大学工作。她家境贫寒，如今，高额的医疗费用花光了师姐的全部积蓄，她和她的家庭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据我们了解，系里老师在得知李高荣师姐的困难之后，已于昨天下午与师姐取得联系。老师们十分关心师姐的处境和李妈妈的病情，自发组织募捐，并于今天中午将 3100 元善款汇至李高荣师姐的账户。与此同时，武汉大学也有不少老师向师姐伸出援手，慷慨解囊，助师姐渡过难关。我系陈晓燕师姐于今天发出倡议，众多热心站友积极为师姐出谋划策，自发组织宣传。这让我们看到了北大学子友爱、团结的正能量。在此，我们对大家的无私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为了便于老师们、同学们向李高荣师姐捐款，在征得李高荣师姐同意的情况下，哲学系学生会、研究生会再次发起爱心捐款的倡议。我们衷心希望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请各位同学将捐款交至各班班长处。我们会认真做好登记备案工作，并在第一时间将善款汇至李高荣师姐向我们提供的银行账户，同时将捐款名单及金额告知师姐。人有旦夕祸福，惟盼守望相助。衷心感谢大家。让我们共同为李妈妈祈祷。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会、研究生会 2013 年 4 月 17 日发信人: cxy (丑小丫儿), 信区: PHD 标题: 关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已毕业博士李高荣母亲募捐的倡议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13年04月16日19:21:09 星期二), 站内信件 http://www.bdwm.net/bbs/bbstcon.php?board=PHDthreadid=14401529 人有旦夕祸福，惟盼守望相助。 2013年4月2日下午，李高荣博士的母亲不幸遭遇车祸，脑部重伤。经过一周多的治疗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但仍昏迷不醒，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并发症状。目前医疗费用已将近五万元，医生尚未能够给出确切的诊断，只是说这样持续的高额治疗至少一个月左右；至于母亲的生命，医生暂时无法给出保证，希望只存在于持续的治疗中。李博士工作半年多积蓄全部没了，且欠了外债，家境单薄的他们面临着最现实的困境。家境贫寒，孰料母亲突遭横祸；前景未卜，学术孝女其心谁怜？恳求大家慷慨解囊、施以援手。众人拾柴火焰高，希望你我共同的心意能够襄助李母转危为安、早日康复。认识李高荣博士的可以直接联系：李高荣电话：13554656457。直接转账的朋友请捐助时确认下述银行账户信息：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武汉东湖开发区武大支行户名：李高荣，中国银行卡号：6216667600000523057。有疑问也可以站内我，本人是李高荣博士的师妹，2009级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博士生陈晓燕。最新：各位同学，下午我和李博士沟通过之后帮她开通了支付宝，用户名是她的手机号码， 13554656457.感谢各位同学提出的宝贵建议！中华公益联盟筹总活动第一期：关于为李高荣博士母亲募捐的倡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1484a01016bv5.html#bsh-24-219107854 人有旦夕祸福，惟盼守望相助。 2013 年 4 月 2 日下午，李高荣博士的母亲不幸遭遇车祸，脑部重伤。经过一周多的治疗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但仍昏迷不醒，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并发症状。目前医疗费用已将近五万元，医生尚未能够给出确切的诊断，只是说这样持续的高额治疗至少一个月左右；至于母亲的生命，医生暂时无法给出保证，希望只存在于持续的治疗中。李博士工作半年多积蓄全部没了，且欠了外债，家境单薄的他们面临着最现实的困境。家境贫寒，孰料母亲突遭横祸；前景未卜，学术孝女其心谁怜？恳求大家慷慨解囊、施以援手。众人拾柴火焰高，希望你我共同的心意能够襄助李母转危为安、早日康复。认识李高荣博士的可以直接联系：李高荣电话： 13554656457 。直接转账的朋友请捐助时确认下述银行账户信息：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武汉东湖开发区武大支行户名：李高荣，中国银行卡号： 6216667600000523057 。外币转账信息：Bank of China Hubei Branch Wuhan Donghu Development Wuda SUB-BRANCH SWIFT CODE:BKCHCNBJ600 或转支付宝：fkx123321@163.com，请注明个人姓名以便记录，不愿注明的我只好写“无名氏”，谢谢~ 滴水之恩，涌泉以报；襄助之义，缔结善缘。附李高荣本人信息：李高荣，女，湖北汉川人。本科就读于武汉大学 2002 级哲学基地班， 2006 年保送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后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012 年博士毕业后到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任讲师（师资博士后）。本人 4 月 15 日下午和几位朋友到湖北省人民医院探视，了解到她所在系的善意捐助有8000元，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她妈妈本人的新农村合作医疗也不管交通意外。李母目前住院一天就要 2000 多（医院照顾情况下），我们这些同学一般也都是刚工作或刚成家，要五六个人才凑一天的住院费，靠我们少数几个人实在不行，请各方好友多支持，有相关的资源和信息请及时联系我，付克新： 15927016035 。不认识李高荣的朋友请转账给我，我负责转给她。我的中国银行账户信息：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武汉东湖开发区武大支行帐号： 6216 6676 0000 0524 030 户名：付克新。外币转账： Bank of China Hubei Branch Wuhan Donghu Development Wuda SUB-BRANCH SWIFT CODE:BKCHCNBJ600 或转支付宝：fkx123321@163.com，请注明个人姓名以便记录，不愿注明的我只好写“无名氏”，谢谢~ 虽然我们还没有建立正式的组织，但因缘际会有了这次事件，而不少朋友看到我发布的消息都积极伸出援助之手。他们自己尚且不富裕，公益之心实属难得，让我非常感动。此项活动拟作为中华公益联盟筹备委员会总会第一期活动，由我负责记录下大家的名字和捐款数额，不是为了索取回报，而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和善行留下一份纪念。我本人在有生之年，如能正式成立中华公益联盟，本活动的记录会作为第一期活动载入史册。守望相助，你我携手！附李母住院昏迷中的照片：; 个人分类: 八面·来风|5778 次阅读|4 个评论

求中山大学哲学系冯焕珍副教授的电子邮箱: wangshu 2012-5-1 17:52; 求中山大学哲学系冯焕珍副教授的电子邮箱，末学有事请教。大陆的大学除了极个别以外，几乎在网上和论文中没有公布电子邮箱这最便捷的通讯工具，包括一些自然科学的期刊，深为不便。; 个人分类: 当下|4873 次阅读|0 个评论

[转载]台大哲学系杜宝瑞教授个人主页“保住瑞气”语录选: xiao 2012-3-27 11:16; 244:效率来自规律，能力来自决断力。 239有冲突就是原有的境界不足应付的结果，唯有提升格局才能跨越冲突。 209：该做的事情赶快把它做掉，这就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要做更大的事情就要心中没有小事情牵绊，平常多作好事就能常常无牵绊，天天有力气，随时做大事。 182：任何人的过失都轮不到我们来教训，我们只能教训我们自己，这句话就是说给那个有过失的人听的，因为除非自己真心改过，否则别人再多的教训都是无用的。 162：练习不要用怪罪的口气来讲话，这样自己的境界就会提升，因为你在不怪罪的时候会看到生命更深刻的意义，但是当你在怪罪的时候，你却只是在加强自己的习性而已。上月赴台最大的收获之一是有幸结识杜教授，一口气读完其语录并录数句最切己者与大家分享台大哲学系杜宝瑞教授个人主页“保住瑞气” http://homepage.ntu.edu.tw/~duhbauruei/1dbr/003.htm; 个人分类: 金声·玉振|3620 次阅读|0 个评论

对袁伟时历史观点的批判: 热度 4 hcrm 2012-2-17 13:02; 中山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中国近代史专家袁伟时先生在网易发表了他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讲话《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并欢迎读者怀疑、批判。我权且把此话当真，也“好奇”地说说看，不到之处敬请另外的读者批评指正！袁伟时先生一共讲了五个问题，我将其分别批判为六个方面：一、“好奇、怀疑、批判，是治学和创造的起点” 这个观点我完全赞同，没有“好奇”，就没研究学问的兴趣；不去“怀疑”，就找不到应该研究的问题；缺乏“批判”，就谈不上求“真”务“实”，更别说创造了。不过，说苏格拉底“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显然与我们的理解有出入。多的我不讲，《论语》一书，既有孔子说过的话，也有他子弟的言论，不能完全代表孔子的思想。另外，孔子好象也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话，想必袁伟时先生是读得懂的，不可断章取义哦！二、“ 今年是辛亥年，还应该讲一讲辛亥革命 ” 这个也没问题，有问题是他进而阐释的一些观点： 1、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他说有两条：一是大清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二是大清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以中国的历史规律而言，还没有哪个王朝会自觉接受“政治体制改革”，何况你是要动摇大清的专制统治？所以袁伟时先生说反了，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全在于大清的“铁桶政治”。至于侵犯民间资本的问题，只是这种政治下的衍生物。 2、辛亥革命的最大收获与胜利果实。他认为有两个：一个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另一个是言论自由实现了。请注意他说的是“最”，谁都知道，辛亥革命直接导致了大清的灭亡，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收获与胜利的果实？袁伟时先生进而举例说，《民权报》负责人戴季陶撰文：“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从总统、总理到社会名流，统统地要杀，也没见袁世凯下令追捕，这证明言论很自由。这纯粹是笑话，一则袁世凯到底怎么想，这谁也不知道；二则戴季陶的文章有多大影响，也是没有底的事；三则以个例说明那时政府言论自由，不免有些偏颇。 3、辛亥革命什么时候失败？袁伟时先生说， “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建立了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后来想，不对，袁世凯称帝没有多久就死了，整个北洋时期，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基本在延续，那怎么能够讲它失败呢？真正失败，是在1926年4月20号段祺瑞宣布下台，他的执政府垮台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袁伟时先生在这里是以“ 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是否存在为成败的标志。坦率地说，不能说是辛亥革命失败了，而是革命取得成功之后，矛盾加剧，新的问题就来了。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是对革命政权的考量。所以，“ 辛亥革命什么时候失败”是个伪命题，根本不用回答。三、“ 正确地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哪里 ” 袁伟时先生认为，除了辛亥革命以外，关键在正确评价北洋时期。因为袁伟时先生的新观点较多，我一一罗例如下，并附自己不同观点： 1、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袁伟时先生自己都说了：“ 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 ”之所以这么说，袁伟时先生进而例举了“ 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 ”，这明显是相对国民党统治时期而言的。然而，由此来判定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到底能有多大合理性呢？我们不言而喻。 2、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袁伟时先生说，一是建立了市场经济；二是袁世凯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三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且不去评价这些观点是否正确，单想问一问袁伟时先生，你这些说法和数据从何而来？如果是北洋政府自己的统计，能说明什么问题？世上有哪家政府会说自己干得不好吗？ 3、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袁伟时先生说到此很激愤，为什么？先还是来听听他的新解：“ 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 ” 引述完这一大段后，我们回头再看看袁伟时先生开篇关于治学的观点：好奇、怀疑、批判。那么，他这儿的“ 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和“ 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 ”从何而来？“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 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 ”，对了？这恐怕连美国历史学家也未必肯信。袁伟时先生也是唯恐大家不信，继续说：“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 ” 这个例子举得很滑稽，我想反问袁伟时先生，既然你这么肯定五四运动很伟大，那它的伟大在哪里呢？再假如没有五四运动，山东利权北洋政府也能收回？如果能，干吗要发动五四运动呢？北洋政府至多是欲卖而没卖掉而已，刑法上还有强奸未遂一说呢？难道“未遂”就不构成犯罪？说到“ 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 ” ，袁伟时先生归结为关键一条， “ 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 ” 。他进而说：“ 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 ” 我承认，中国没有。不过，难道除了“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其它的司法体系就都是“野蛮”的？袁伟时先生最搞笑的还是，他说：“ 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 ‘ 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 ’ ， ‘ 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 ’ 。 ” 这里有几点真的很可笑：一是说慈禧“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变“聪明”了，如是至少说明义和团是有贡献的，起码对慈禧个人如此（义和团事件是彻头彻尾反动的，现在还有人说它是革命，有进步意义，那完全是意识形态起作用 —— 袁伟时之言论）。二是说慈禧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全新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的大革命”，真是让人无语了！三是说中共中央发文要废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等法律、法令，我倒想问问袁伟时先生，如果不废除，就得执行是吧？如果执行，也就用不着制订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了。如是来说，首先是没有民国，更别说什么北洋时期，你说是吗？再往下，我都不忍读下去了。不过，还是要说说袁伟时先生的“二十一条”新论。最有意思的是，袁伟时先生动不动就说：“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 ”这种说话的口气完全是权威主义的，是一个老师对他的学生说的，不容质疑。这又与他的治学三点论不符，袁伟时先生很矛盾啊！对于“二十一条”，他袁伟时先生说：“ 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 …… 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 袁伟时先生真的清楚了？我怎么看，怎么就觉得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不是书，而是慈禧老佛爷下的圣旨，怎么袁伟时先生对书中的论点照单全收呢？你不是说要“怀疑”吗？要“批判”吗？一个哲学系教授，一个历史学专家，动不动“本来”怎么样，“结果”却被怎么样，这是在搞学术研究吗？在这儿你怎么又不看事实了呢？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是谁说早解决了？如果按早解决的论点说，早说他是大卖国贼了，他还在世时人们就这么说的，难道你不知道？ “ 正确地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哪里？”读者读之自然明了，我不赘言了。四、“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 ” 袁伟时先生的观点：“ 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 ”他继而说：“ 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这个字我不明白，是别字吗）演变过来的。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 这个方面我只想说两句话：一是革命是治乱还是捣乱？二是到底是谁想杀谁？五、“怎么看孙中山 ” 袁伟时先生说他有篇长文，叫《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自己写下来都掉眼泪了：为什么我们过去眼中的一个革命英雄的所作所为是这样？ 1、孙中山跟武昌起义没有多大关系。在号召起来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国政治局面混乱的一个根源。说直白一点，孙中山不是什么革命家，而是一个致使中国政局混乱的“捣蛋鬼”。这话你信不信？反正袁伟时先生信了。 2、孙中山“发动三次战争”是个问题。第一次是宋教仁案以后的二次革命，他看不到只有沿着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国真正变成现代国家，不能轻易诉诸武力。一个政治家没有能力看清双方力量对比，发动战争，一个多月全军覆灭。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听取意见的胸怀，国民党内几乎一片反对声音，他不听，一意孤行。这是很大的错误。第二次，袁世凯死后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以广州为根据地打了五年。这也是错误的战争，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他赖以成立护法政府的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两百多议员，根本就不够法定人数。成立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来反抗中央，这也是错的。第三次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次他上了俄国人的当，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倒退。对于这三次战争，袁伟时先生让听讲的人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说是会对他们的历史观是个震动。为什么恰恰是孙中山存在这些问题？袁伟时先生说，这跟他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关系。坦率地说，这三次战争有没有问题？当然有，如果没有，战争肯定是取得胜利的。但这与有没有必要发动这三次战争，很明显不是一个概念。袁伟时先生由此怀疑孙中山的思想和知识水平，真的很让人费解。 3、孙中山没有分权的概念。袁伟时先生说，一是成立临时政府时，孙中山说，我们革命了，自己人当总统，为什么还要受国会的批评制约。二是孙中山说，我是共和的缔造者，民国的创造者，你讲民主共和离开了我就是错的。我就是共和，我就是民国！三是在民族问题上，孙中山主张同化，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四是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将首都定在北京，孙中山、黄兴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正想将袁世凯拉到南京，好控制他，怎么能定都北京呢？这些都是袁伟时先生告诉我们的，我在此只有四点疑问：一是民国的政体研究是谁设计的？二是孙中山“独裁”的话是针对谁而言的？三是民族同化如何会出五色旗？四是到底是袁世凯想控制中国还是孙中山想控制袁世凯？ 4、孙中山有没有卖国行为？袁伟时先生说，孙中山向日本人借钱，说你不借给我，军队就要散了，我就要和袁世凯和谈。谈判中他开出一个条件，可以将东北蒙古交给日本管理。你说他是卖国贼？我不同意。他搞革命，为了救国，明知道要掉脑袋的也干，说他有意卖国恐怕不符合事实。核心是他没有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概念，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满洲、蒙古不是中国，把那块地方交给别人管理无所谓，反正不是我们的。袁伟时先生一面说不同意说孙中山是卖国贼，另一面又列举他卖国的行径 —— 卖没卖不要紧，最起码有此想法。这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难道有了现代国家和民族概念，一个人就不存在卖国行为？我真的很不明白他说的意思。 5、孙中山受到苏联的蛊惑。袁伟时先生说，比如1925年，他北上与段祺瑞商议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问题。在广州的告别会讲话时说，今天来听讲的有武学堂的学生也有文学堂的学生，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看成党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没有想过教育是有独立性的，大学不是工具。袁伟时先生你想过没有，学生读书为什么？今后干什么？以 1925年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来说，又需要青年学生做什么？可以这么说，袁伟时先生总在谈政治，却又不懂政治，或者只懂政治的一门：意识形态说。六、“怎么看蒋介石” 袁伟时先生说，过去贬得他一无是处，客观地看，蒋介石的主要贡献有两条：第一坚持了抗日战争，他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领袖，这条不能否认。第二他促进了台湾的转型。我们过去说蒋经国是台湾转型的一个关键和主要人物，这是对的。但是蒋介石也有他的贡献，一个他坚持地方自治，县一级坚持民主选举，县长由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后来到一人一票选直辖市市长，这条很重要。在此，我只想说两点：一是如果蒋介石一开始坚持抗日，就不会发生西安事变了。二是如果蒋介石一开始坚持民主选举，就不会发生国内革命战争了。这两个方面，不知道都是谁促成的？ 1、蒋介石满身是缺点。袁伟时先生指出，一是私人生活方面，蒋介石有几个老婆、嫖妓等都是事实，但无关宏旨。在这个问题上，数一数民国以来的政治人物，从孙中山开始，很多都不清白。二是他搞暗杀、表里不一，流氓性很强的一个人。他把党内元老一个个打下去；不同派系的领袖，一个一个地收拾。国民党内元老很多广东人，但后来做汉奸的不少，其中一个原因就和蒋介石排挤他们有很大关系。其他说法倒没什么，只是把广东的国民党内元老做汉奸，说成是蒋介石排挤的主因，却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嫌。 2、蒋介石维护了私有制。袁伟时先生说，中国历史走了那么大的弯路，现在回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恢复私有制，恢复市场经济。这样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国家要安定下来，一个要在法治基础上保持稳定，再加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一个就没有另一个。一定要有财产所有权——资金、货物的所有权，才能进行交易，不然的话，市场经济无从谈起。蒋介石始终维护这一条。前面一大段话，袁伟时先生显然是在论政治，而非历史观点。他的认识正确与否不敢说，只是市场经济等于私有制的论断，好象在某些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未必使然。 3、蒋介石没有太多私产。袁伟时先生反过来又说，他也不需要，国库和他的家库差不多，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贪污的证据。还是只想问一句袁伟时先生：你用国家的东西如用自己的，用得着贪污吗？ 4、蒋介石政治方面也不行。袁伟时先生指出，蒋介石抵抗侵略，作为军事统帅有很多错误，包括淞沪战争，南京保卫战，战术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地方，战略上是错的。另外，军事上他有很大的问题，一直越级指挥，造成很多的错误。由于他领导下的政治、军事的腐败，造成1944年的大溃败，这是很丢人的。原本袁伟时先生的这些观点没什么问题，可他接着却冒出一句：他（蒋介石）这个人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状况，中国就是这样。当时的中国就蒋介石这样？笑话！要真是这样，何来蒋家王朝的垮台？批判完袁伟时先生的上述历史观点，我已然没有力气再说什么了。最后一句话：不要总拿意识形态来反说历史。 2012年2月17日; 个人分类: 科学论剑|2635 次阅读|8 个评论

“燕鸣论坛”第二十二期：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信任危机及其消解: 热度 1 wcswolf 2011-11-8 08:23; 11 月 3 日晚，第二十二期“燕鸣论坛”在人文馆 214 举行。万长松教授主持了本次活动。本期活动邀请了哲学系闫顺利教授主讲，主题为“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的信任危机及其消解”。他以吉登斯和贝克提出的风险理论为线索，系统阐述了风险社会中的政府信任危机、个人信任危机等问题，并结合时下的公务员体制，对如何重建信任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到场师生对该主题产生了浓厚兴趣，踊跃发言，就如何看待宗教信任危机等问题与主讲人、主持人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伟博士对本期活动进行了点评，并就现场提出的问题作了进一步解答。 “燕鸣论坛”是由万长松教授和刘叶涛副教授于 2007 年 12 月发起的纯学术活动，迄今已历时三年多。论坛以“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为宗旨，凡喜好求知、热衷学术者皆可参与。论坛每期分主讲人讲演、参与者自由讨论和点评人点评三个环节，因坚持精品意识和学术“高端路线”，正成为燕山大学文科论坛的一个品牌。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中的信任危机及其消解.doc 主讲人听众; 个人分类: 燕鸣论坛|2969 次阅读|3 个评论

学问之路，要学要问: kejidaobao 2011-4-7 16:11; 文/马伟华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读博以来，自己渐渐掌握了如何研究科学史、怎样撰写学术论文的方法。期间我也曾为如何进行学术研究彷徨、迷茫过，而在我的导师的细心点拨之下，我一步步走出彷徨，进入学术研究的正途。 2008年9月我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刚进学校自己想法很简单，以为按照以前读硕士时做学问的方法，早点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按部就班地写论文就可以了。然而导师却告诉我先不着急确定论文的选题，让我先品味一下学术气氛，感受一下科学史系与我硕士就读学校做学问方法的区别后，再着手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过去了，我却仍然懵懵懂懂，毫无感觉，不明白导师的意图。2009年开学以后，我自己慢慢悟出点东西，才知道导师的良苦用心，他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刻意训练我们做学问的方法。上课时导师会拿出原始史料，逐字逐句的讲解分析史料，在解读史料以后，启发我们思考，然后对我们的想法进行讨论，提醒我们要在史料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导师也会拿出一些前辈学者的论文、著作研读，同样逐字逐句地分析其中优点和不足之处，启发我们思考作者行文中的逻辑是否成立。经过上课和平时讨论，我渐渐明白导师是在向我们传授一种做学问的方法，那就是科学史的研究要重实证，重逻辑关系，要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经过导师的教导，我了解了前辈优秀学者的研究路径，由衷佩服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然而知道了别人怎么做研究，并不代表我自己就能做好学问。做学问的过程好比“登堂入室”，看到师兄们已经可以独立进行学术研究，在学术殿堂内悠然漫步了，可我却苦于找不到入口，始终在门外徘徊，感到有些迷茫和失落。有一段时间自己的情绪很低落，为博士论文选题，为发表文章，为能不能毕业发愁，看不到曙光在哪里，有时甚至考虑自己该不该放弃读博士。在迷茫与困惑中我找导师沟通，导师告诉我每个学者的成长总要一个过程，要一步一步来，功到自然成。他给了一个论文方向，让我先找史料，在看史料的过程中锻炼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导师的鼓励，我按照导师所教的方法阅读史料，尝试发现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阅读，我在史料中发现问题，完成了一篇小论文交给导师。导师看后，感觉我慢慢有点入门，但还不够，他启发我继续顺着思路修改文章，要注意文章要有所论，要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在文章基本修改成形后，导师对我的文章从前到后一字一句的敲打，面对面地“拷问”文章句子是否通顺、逻辑能否成立，文章整体上存在什么问题。导师的话让我心服口服，慢慢的我也学到了如何对自己的文章做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导师对每个学生的论文都会仔仔细细的批改，目的是让我们学会自己修改文章。在慢慢入门以后，导师才正式和我交流博士论文的选题问题，最终确定了博士论文的方向。导师还鼓励我参加系里的夏至、冬至会议，练习在学术活动中提炼论文主旨、宣读论文的能力，从而为以后的学术生涯打好基础。 2009年9月导师提醒我留意申请一下去国外大学访学的机会，国外访学不但可以开拓我的学术视野，学习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更可以锻炼我的英语，对我以后的发展大有裨益。有了导师的点拨，我开始联系国外大学，最终悉尼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提供给我交流的机会。现在我到悉尼大学已经四个月了，旁听悉尼大学有关科学史研究方法的研讨课，聆听科学史的学术讲座，参与课间讨论，英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受益颇多，我再一次体会到了导师的远见卓识。学术研究不仅仅只是埋头做学问，还存在一个学术品行的问题。一次交谈中，在谈到现在一些高校存在的不正之风时，导师语重心长地说老师的责任是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下一代的人才，如果老师就不能做到正气凛然，那么还有什么资格教育好学生，那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何在。导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身体力行的。因为学校毕业有发表文章的要求，恰好导师是行内著名学术刊物的编委，我就想走捷径，让导师帮忙通融一下发表文章。导师却告诉我自己先把文章写好，功夫下到，发文章自然水到渠成。导师既用言语来教导我们，又用行动来示范，我真正体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涵义，而导师的高境界也提醒我们自觉端正学术态度。尽管我们每个人的专业有所不同，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也不尽相同，但作为博士生，在学术研究道路中有几点我认为是相通的。第一，要善于学习导师，善于理解、体会导师的意图。导师在指导学生时的一言一行都是有深刻含意的，而学生要理解导师的目的，完成导师指定的目标。导师日常事务繁忙，他们会在学习关键的环节点拨我们，为我们指明方向，这时理解导师的意图就显得更为重要了。此外，博士生要主动多和导师交流。我来悉尼大学后，发现这里的研究生定期都会和老师交流。一次我和悉尼导师约好见面，我问他我们是不是要谈一下我最近阅读的书，汇报一下读后感，他说谈什么都行，只要你感兴趣。作为学生我们要主动和导师多联系，多交流，可以谈学术的事情，也可以谈自己遇到的困惑，甚至一些社会上的热点问题。这样做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的情谊，而导师、学生之间良好的互动对学术研究也大有裨益。最后，读博是一个艰辛的历程，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挫折，心理上有起伏，会感到彷徨、迷惑，此时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要给自己鼓劲，相信自己，相信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坚持下去就会看到风雨之后的彩虹。（责任编辑王芷）; 个人分类: 栏目：科技纵横捭阖|3374 次阅读|0 个评论

学思生命的结晶: 热度 1 kejidaobao 2011-2-12 13:19; ——《牟宗三文集》评介文/王鸿生牟宗三（1909-1995），字离中，出生于山东栖霞，1933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曾执教于华西大学、重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1949年，他渡海至台湾，任教于台湾师大与东海大学。1960年离台赴香港大学讲学，后转到中文大学新亚书院，1974年退休，但仍在港台两地讲学，后病逝于台北。早年，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影响。熊十力非常欣赏牟宗三，曾言“北大自有哲学系以来，唯此一人可造。”牟宗三曾对其学生言，自己“一生无长，只是一个学思生命之发展。”当然，这个学思生命也经历过坎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一度工作无着，生活靠友人资助。在治学方面，牟宗三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同时更以担当民族文化慧命的精神开拓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作为一个哲学家，牟宗三的“学思”贯通中西，涉猎领域广大，在逻辑学、康德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精深洞察和独到见解。他的许多著作被译成英、韩、德等文字。一般认为，牟宗三是20世纪新儒家中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其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是世界性的。 2010年，吉林出版集团出版了《牟宗三文集》，收入牟宗三著作13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道德的理想主义》、《中国哲学十九讲》、《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名家与荀子》、《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圆善论》、《现象与物自身》、《人文讲习录》、《政道与治道》。据笔者所知，这是中国大陆出版的最系统、完整的一套牟宗三文集，基本上遴选了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过去人们曾把哲学和科学看作两类学术，甚至认为哲学是对科学的抽象。这也许是一个误解。其实科学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哲学不过是人文科学而已。相对而言，自然科学研究人的“身外之物”，如宇宙、地球、物质、能量；社会科学研究发生在人们“之间”的现象或人“身处其中”的事物，如政治、经济、管理、法律；人文科学研究人“内心”的感情、感受、感想、感知，反思人的信念、价值、理想。所以，人文科学是“向内”探索人类“感情空间、思维空间、想象力空间”的深度、广度和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文史哲都属人文科学，因而“哲学”也是“科学”。因而牟宗三的“学思生命”，也是一个人文科学家的学思生命。他的著作，是中华文化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重要学术成果。牟宗三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知识没有独立的形态，隶属于主流意识形态。所谓“儒家在以前所确定的文化模型，虽是仁智合一的，然毕竟是以仁为笼罩，以智为隶属者。……在以前儒家学术的发展中，智始终是停留在圣贤人格中的直觉形态上，……始终未彰著出来，成为其自身之独立的发展，因而亦无其自身之成果。即智没有从直觉形态转而为‘知性形态’。……在智未转为知性主体，逻辑、数学、科学出不来的文化形态下，知识方面的学统即‘学之为学’的成立及其相承的统绪，是不能出现的。此中国之所以只有道统而无学统之故。”（《道德的理想主义》，109-110页）这从文化根本上阐明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处境。多年来，中国科技哲学界曾苦苦求索“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而不得其要。若在牟宗三开拓的理论高地上，便可跨上思想的骏马绝尘而去，通过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轻而易举地超越李约瑟的困境。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思考也是原创性的。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确有哲学。但相比而言，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注重“客体性”；中国哲学特别注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中国思想的三大主流，即儒、释、道三教，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附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的意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由此种忧患意识可以产生道德意识。忧患并非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如患得患失之庸俗。……他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未足，而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中国哲学的特质》，5-13页）。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关注“生命”，西方哲学关注“自然”。但中西哲学是可以“会通”的。为此他作了《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其中言“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之会通，只有通过康德的这一个间架才可能，其他都是不相干的。康德这个间架合乎大乘起信论所说的‘一心开二门’。古今中外的哲学都是‘一心开二门’。”（204-205页）正因为如此，牟宗三还以一己之力，由英文本翻译了康德的三大批判，还写了专门研究康德的专著《现象与物自身》。在这本书里，他提到康德的一个重要观点：数学作为一种知识是可以学习的，哲学却不是这样，因为“哲学的知识，到现在为止，并未达至像数学那样，它并不是一套定然而不可移，又不可争辩，又无错误的知识。”（386页）总之，该版《牟宗三文集》的出版，给中国大陆学人全面了解牟宗三的学术思想提供了条件，也是海峡两岸交流的一项文化工程。笔者曾在介绍牟宗三生平学术的书籍中读到其“道统、政统、学统”之说，并闻其“中国传统政治‘治道无政道’”的论断，遂叹其文化视野之宏阔，对中国历史洞察之深刻，诚有暗夜明灯之慨！牟宗三把中国文化的核心看作“生命的学问”，实际上，读他的书，也可从人文科学的层面丰富人的生命。; 个人分类: 栏目：书评|2880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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