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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李纯一：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访谈: fqng1008 2019-9-22 16:16; 资料来源：文汇报 2012年05月07日07：05 陈方正称自己是科学出身，而后对写作有兴趣的人。 1980年，他离开曾经从事20年的物理专业，转型为“学者兼研究主持人”他创办并主持双月刊《二十一世纪》，参与“中国古代文献电子资料库”的建立，致力于科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今年3月，陈方正教授在上海复旦大学演讲，随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每篇文章都有题记，行文中常见 “我们”，陈方正比只有一项志业的科学家有更多感念、更多记述。他称自己是科学出身、而后对写作有兴趣的人。数理科学的底子加上“历史学家的技艺”，催生了陈方正讲述现代科学为何起源于西方的科学史著作《继承与叛逆》。余英时称此书“体大思精”，“不但后面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实际上回答或者说消解了所谓中国古代科技长期优胜、而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出现于中国的“李约瑟问题”。在论述古文字建立数字化资料库、将之普及化的必要时，兼具中西、文理视野的陈方正指给我们看 “公开但似乎还没有国人注意的大秘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通俗课本，这些课本和字典在西方世界极为畅销，满足了各个层次读者的需要。这说明，能真正透彻了解看上去艰深繁难的学问、又将之写得晓畅易懂，不但会带出庞大的市场类似的典型案例如霍金的《时间简史》；更重要的是，能让这门学问本身受惠好的讲述让人容易亲近，真正的普及能开启人们的心智，特别是能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让他们为之投入热诚。尽管有着一双发现 “秘密”的慧眼，陈方正在回忆文章里说起求学和研究黄金时期的自己，却是“傻傻的”，与许多数理学界的奇人要事“对面相见不相识”；他回想失诸交臂的原因时说，很可能是同样的因素引着他慢慢将人文作为自己的主业。今年 3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价值与意义：中华文明的再认识”论坛上，陈方正教授以《中华与西方文明之间：对科学与宗教的一些观察》为题发表演讲，随后针对中西文明一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从对科学史发生兴趣到全力研究，前后有 15年文汇报：您在《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里的一个主要观点是： “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不在近代，而远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甚或更早，譬如说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在世的轴心时代。”能否为我们的读者简要介绍一下，最初是什么促使您思考这一问题的？陈方正：可以说是很偶然的机会。大概是 1987年，我到美国去进修的时候，听过一位科学史家何丙郁讲中国的数学，那时我就很好奇，中国古代的数学到底是怎么一码事，可是他的答案让我很不满意。另外，当时钱文源有一本书叫《巨大的惯性》，认为在汉代时帝国太大、思维比较僵化，所以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我看了也觉得很不满意。可当时只是觉得他们讲的东西不对，心里发生一种疑问，也没有发生兴趣、真正去研究。后来直到 1993-1994年，我因为要给本科生教一门“天文学导论”，想讲一点中国的天文学，就看到最早的、很重要的一本书《周髀算经》。1995年有一个国际汉学会议，我就仔细读了这本书，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我对科学史发生兴趣的开端。我是念物理学的，一向觉得把西方科学的学理学好就完了，对它的历史从来没有研究过。可是到那个时候，西方的科学到底是怎么来的，在我心里就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疑问。所以，大概在1998年，我就写了第一篇有关这一问题的论文《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那是我把西方的科学史稍微看了一下之后写的，但觉得那也就是一篇文章而已。真正去研究，是又过了几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要我去做8次演讲，我才真正地、好好地、慢慢地研究起来。所以说其间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前后有 15年，一个很细微的地方引起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一直到我全力来问自己这个问题。可是主要的理由，还是因为我有很强的科学底子，物理学教了十四五年，对文科也很有兴趣，这导致我后来写了这本书。文汇报：如果说在中西文明轴心时代的发展就埋下了 “现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的种子，那么国人眼下所说的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赶超”，会不会是一种吊诡？陈方正：那不一样。刚才我讲的是，自然科学的起源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这是很早就由各自文化基因的不同所决定的。西方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对自然现象发生了一种很根本的、很理论性的、很神秘的兴趣，而中国人对此始终就只有一种实用的兴趣，没有理论性，没有学术传统，所以后来的发展就不一样。 “科技创新”是指在牛顿所开创的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再发展、寻找新的科学规律、新的应用科学技术，这同它的起源是没什么关系的。人家已经把它发展出来了，你就先要把它学好，学好以后，在这一基础上再往前走，再找新的东西。我们现在讲的“自主创新”是指这个，所以同原来的起源是不相干的。文汇报：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尔 ·弗格森在他的《文明》里断言，西方文明如今开始衰落，世界权力的天平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本世纪剩下的时间将会向我们展示这种转变如何完成。您怎么评价他的观点？陈方正：说西方文明正在没落，这个世纪末就会被东方文明所取代的人很多。可是我听了这个话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到那个时候，那个东方文明除了是由东方人即印度人、俄罗斯人、中国人来主宰之外，它在本质上和现在的西方文明是不是有很大的分别呢？对此我就有点疑问。当然，现在的西方文明，比如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假如中国人、印度人、俄罗斯人都吸收过来了，当然会有一些变化，同现在在美国、欧洲的形态会有所不同，可是那个变化是不是本质性的呢？这个我就不知道。我认为这其实是主要的问题。举个例子来说：日本的文明现在算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讨论的。在我看来，日本文明实际上恐怕同西方文明没有太大的差别，应该说是一个有日本特色的西方文明，在底子里还是西方文明。那么将来，中国、俄罗斯或者印度的文明就算主宰了世界，到底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呢，还是只是有中国、俄罗斯或者印度特色的西方文明呢？这个就不知道了。至于谁来主宰这个世界，到时也很难讲。可能过了 50年、70年，就回到一个非常多元的世界了，那也说不定。根本改变是由一连串微不足道的改变累积而成的文汇报：您曾经特别提到：法国哲学家图道罗夫认为西方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 “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近30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学习和了解能力。您觉得中国人进一步了解、学习西方，还需要补上哪些功课？陈方正：图道罗夫这个话并不是说要向人家学习，而是说西方能征服世界的一个因素是他们能够了解世界。了解世界就是用你自己的眼光发现世界是怎么样的，自己主动去了解世界，将之纳入你的思维系统。可是这并不等于去学这个世界。西班牙人并没有学当时墨西哥土著人的什么东西，只是了解他们的言语、行为方式、宗教，然后利用这些知识来征服他们。我想，中国人这 30年来向西方确实学习了很多，可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很了解西方。我自己认为，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花很大的力气去了解西方。我们去学西方的科学、引进西方商业运作的系统和办法以及西方的一些法律观念，这是学习。可是他们所有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一向没有什么人很注意。举个例子。我写《继承与叛逆》，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东西，就是研究西方科学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很坦白地讲，在我这本书以前，中国人没有一本真正全面的书去讲这个问题。大家觉得科学重要，就去学它，就完事了，可是对科学是怎么来的，我们自己并没有去做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并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我们要了解西方科学的来源。我看了他们的书，想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观点，重新把这个来源给写出来。再举个例子。西方的法律，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人去学了，西方人有关法律的著作，比方古罗马的法律体系，我们也翻译了很多。可是我们有没有人用中国人自己的观点、话语和思想，把西方法律的起源和发展过程重新讲一遍呢？我不知道，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去研究。我想，恐怕也不见得有人去做这个事情，就算做了，大概也还没有推广出来。换而言之，我们要了解西方，就要了解他们的整个文明是怎么来的，他们的军事、法律、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就此而言，我们现在还停留在学习的阶段，而没有到认真去了解的阶段，也就是在我们的思维系统、知识系统里，把这一切都吸收过来、用我们自己的话讲出来，而且使我们一般受过高中或大学教育的人，能够有一种常识。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还谈不上了解。文汇报：但是其他文明的人也并没有对我们的文明有这样程度的了解。那么，在您心目中，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理想的知识结构是怎样的？陈方正：确实，西方人，包括他们一般的中学毕业生甚至大学毕业生，对中国并没有很好的了解。可是他们有一大批中国专家，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深。你心里肯定也会想，我们也有美国专家、欧洲专家。可是我想要讲的是，我们的美国专家、欧洲专家大概比西方的中国专家要肤浅一点。他们的中国专家是从我们的《诗经》开始学习的，也就是从汉学的底子一直延续到当前的状况，他们都有很深入的研究。甚至在汉学界，我们自己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的人，也还要参照他们的意见。我不知道在诸如古希腊、罗马或者中世纪的研究领域，我们有哪一个专家是他们做相关研究的人也看重的；恐怕还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虽然有了相关的研究和学习，可是比起西方学界来，还赶不上他们的认真和进取，还差很多。对于学校而言，需要研究机构能够把这些知识扩散到大学、再从大学扩散到中学。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事。除了学术机构以外，政府的作用也很重要。据我所知，像美国中央情报局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情报机构，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人类学的专家。他们对另外一个民族、另外一个国家的了解是全方位的，并不止于军事和政治。对这一点我印象很深刻，也是从一些很小的事情上认识到的。在二次大战时，德国有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逃到美国去了，他们有很多人就被吸收到中情局去了，他们也就是从哲学家的立场来研究另外一个民族。文汇报：您在《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的序言里说，因为生物复制、基因库解码、电脑能力爆炸而来的断裂性，美妙新世纪与 20世纪之间在经济-社会结构和人类意识上存在巨大鸿沟。10年之后，您认为哪些差异是相比之下更为巨大的？其间又有哪些连续性？陈方正：比如说你这个智能手机，现在人们会用它来上网、看新闻、听音乐，等车很闷的时候打游戏。我想，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鸿沟。我都知道这些功能，但是我没有用这种手机，我的手机只能打电话和收发短信，扔在马路上没人要的那种。智能手机对我来说太烦，而且没必要。我想，这种手机将来的变化还会有很多，可是对我这样的人来讲，我就不愿意慢慢地使自己来适应这些东西。只有更年轻的人才会这样做。这就是根本的改变。像我这样的人当然无法想像不用电脑的情形，那样的话，世界会很不一样。在电脑上发封电子邮件，一分钟后就可以看到。这是不是根本的变化呢？其实，根本的改变总是由一连串很细微的、好像不足道的改变累积而成的。我的朋友里还有人比我大不了多少岁，可他们是不用电脑的。这样的人和你们就是两种不同的人类了吧。对你来说，很多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网上。这就是鸿沟。我第一趟用电脑，是 1958年。当时的电脑比iPhone功能差多了，有一间房子那么大。我第一次在自己的房间里用电脑则是1980年代，第一次用Email和Google大概是在1990年代。这些东西对世界造成的改变是多么巨大！现在，传统的照相机已经被消灭了。这就是鸿沟。真正有意思的东西都是一种冒险文汇报：您的文章经常会讨论大的题目，您又是如何把握这些论题的？比方说现代化进程的比较，或者说对西方文明进程中的大事件、大运动的评述。现在的人文学者不太倾向于讨论这类大问题，而是越来越细分，相比较而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比较喜欢宏大叙事。陈方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我现在写文章也就是出于对学术的兴趣，我对哪件事情感兴趣，就会去做我的研究，然后写出文章来。我已经退休 10年了，就算在我退休以前，写文章对我的工作、升迁等等也没有关系，我也不需要去顾虑写了这个文章，人家会怎么想。我没有这种顾虑和压力。可是，现在一般人写文章，花了时间，一定要对他的学术生涯有所贡献，所以，他的文章必须为同行所认可，同行认可的大多就是比较具体的题目，而那些宏大叙述类的大题目，写出来之后，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对待和评价了，于是大家也就不写了。我能够写这类大题目的文章，就是因为我写文章和做研究纯粹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是因为我认为这些问题大家应该去思考，我只是对自己的看法负责，不需要对一个机构或者 citation index（编者注：引文索引，如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负责。文汇报：您平时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是不是面前摊了很多资料？陈方正：那也不是。真正的写作状态都是比较苦的，那是一种挣扎。你有一个想法，第一步要去找资料，要起草草稿。做了以后可能发现你原先的想法根本不对，根本没有前途，那等于要重新来过，再找资料，有可能又写不通。总而言之，至少对我来讲，要写点什么东西，总是一个冒险。真正有意思的东西都是一种冒险。或许你经过很多的挣扎后，你的写作方向完全改变了，甚至观点和原来完全相反了，那样的情形也会发生。我写东西很苦，一般来讲，长的也好，短的也好，最快大概要改个五六遍才可以拿出来，真正重要、比较认真的东西，改个十遍二十遍也算是不多的。我读到过一个英国哲学家说的话，他比较多产，说自己要是平均每天能够写 500字，他就认为已经完成任务了。当然，那500字是要能用的。写一篇中等长度的5000字文章，就要10天了。一篇真正的论文3万字，那就需要2个月了。文汇报：那么，您有没有一些重大修正过的观点？陈方正：有啊，当然要看你所说的修正重大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这本《继承与叛逆》，里面有一句话，说英国中古时（ 13-15世纪）在科学上是很领先的，可是到后来英国的数学就没落了，一直到17世纪中叶，才又重新上来了。后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觉我的观点不够完备。在16世纪，英国还是有其他一些数学家的，他们对英国数学后来真正发展起来还是有贡献的。当然，比起同时代欧洲其他国家如德国、法国、荷兰的数学家还差了一点，但是他们使得数学在英国普及起来。我当时对此不了解，就没有写进去。书已经出来了，也没办法了，只能在第二、第三次印刷时改过来。像这样的例子还是不少。我那本书讲了很多事情，虽然我很用心，可是不能保证自己没有偏差或者没有错误。我自己发觉的至少大概有三四处。有没有更大的错呢？至少现在没有人指出来，大概也没有很多人认真去看这本书。你所说的自己完全修订过的非常基本的观点，现在好像还没有。;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150 次阅读|0 个评论

北宋—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缘何衰落？: 热度 11 sciencepress 2016-9-20 08:53;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在宋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科举入仕的官僚取代门阀士族成为统治集团的主体；对土地私有和买卖的承认宣告了封建领主制的最终瓦解；带有农奴色彩的部曲制和均田制被不包括人身依附关系的新型租佃制取代；此外，工商业的空前发展导致了市民阶层的壮大，并由商人和新地主、新官僚首次构成了特权阶层以外的富裕人群……（陈植锷，1992：59-77）。凡此种种，被称为“唐宋变革”，这种变革的主要特征是封建等级制度——尤其是基于血统的血亲封建制的崩坏，贵族与平民、主户与佃户之间的身份差异被弱化甚至消解。因此，钱穆有“论中国古今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钱穆，1974）的论断；而一些国外学者更将宋代视为中国“近世”的起点（内藤湖南，1992；李华瑞，2003），甚至世界近代化的序幕（麦尼尔，1996：28-61；Sanderson，1995；McNeill，1995）。与此同时，宋代也被公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发展的最高峰。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1980）王国维亦认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王国维，1997）而科技方面，李约瑟更一针见血地指出：“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李约瑟，1990：139）一项由金观涛等（1982）前辈学者进行的定量性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观点：“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科学技术发展的两个高峰，一在东汉，一在北宋。其中，北宋的高峰尤其令人瞩目，它像一座高临四围的孤峰，在它上面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屏障，后来的增长速度远比北宋低而难以逾越。” ▲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净增长曲线（以五十年为单位）。资料来源：金观涛等（1982）以上这些成就不仅令人神往，更给人以辽阔的想象空间，至有“如果宋朝文明的发展不被（女真族和蒙古族的入侵）打断，中国能否独立发展出现代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甚至“中国能否独立发展出现代科技”这样的假设出现。尽管被训练“只凭史实说话”的专业历史学家对此类假设性问题的态度一向是不予置评，但这的确是一个迷人的想法，并且吸引了众多年轻的历史爱好者。遗憾的是，这种想象恐怕永远只能停留在想象中。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事在历史上实际没有发生，还因为有证据显示，这些事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发生——至少在科技方面是如此。事实上，早在“靖康之变”——导致北宋灭亡的悲剧性事件前半个多世纪，宋人的科技创造力已经在明显下降了。按照金观涛等的科技成果计分统计，在11 世纪上半叶的科技高峰过去后，11 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科技成果计分直接跌落了几乎一半，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继续迅速下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女真族入侵的12 世纪上半叶，这个计分下跌的幅度比之前和之后的承平年代相对还要缓和一些，而蒙古族在13 世纪后半叶的入侵和征服甚至看上去还带来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又一个小高潮。当然，战争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这一结果——类似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不过这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上述事实说明，相比于来自外部的干扰，宋代科技，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科技，在辉煌过后的迅速衰落，更可能是在某种内在趋势的作用下发生的。特别是考虑到北宋灭亡的突然性——事实上直到“靖康之变”前夜，当时的北宋王朝还被时人视作完美的“太平盛世”，甚至是北宋建国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这种衰落同样无法用大的历史政治背景或所谓“王朝兴衰周期率”来解释，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植根于每个宋人思维和行为方式中的无法逆转的原因。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缘何衰落，或者说拥有辉煌科学文明史的中国为何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问题被通称为 “ 李约瑟问题 ” ，历来是中国古代科学史领域讨论的热点。解答 “ 李约瑟问题 ” 可以说是大多数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长时段研究的终极目标。笔者所著《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尝试以集体传记方法为核心方法，辅以宋代的史料记录、对宋代科技成果的统计计量等数据材料，对宋代科学技术活动的活跃程度及其变化情况进行考察，评估了北宋科学和技术知识的生产、流通和使用系统的运行情况及各种影响因素。无论对书中所陈述的各种情况作何种价值判断，有两个结论是本书作者比较有把握的：第一，宋人对科技的热情，在庆历年间以后一直在直线衰退；第二，这种衰退与宋学的兴起，特别是与宋学对儒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强化与弘扬同步。但这并不意味着今人有立场批评指责什么，或者作出有利于科技发展的就是好的，不利的就是坏的这样的简单判断。科技并非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正如书中提到的，宋儒们的选择建立在极端理性的基础上。站在当时的立场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他们背弃科技，而将目光投向其他方面的选择。不要忘记，不但在靖康时代，而且在靖康之变一百五十多年后，崖山陆沉之日，宋人也仍然掌握着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民族的技术优势。宋人并不是因为技术落后而亡国的——两次都不是，先进的技术也没能帮助宋人避免亡国——两次都没有。而恰恰是在夫子们谆谆告诫的选贤任能、仁政爱民、“进君子退小人”等问题上出现的错误，最终断送了宋人的国运。宋人对科技的轻视，如果说产生了任何恶果的话，那么也是在八百年后。但是如果一种理念连百年之内的国家兴亡都无法拯救，指望它对八百年后的问题负责，岂不可笑？在世诸公，又有谁敢自诩负八百年之远虑？更何况对于今人而言，宋儒们的观点及实践亦提供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洞见。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进步和人本主义的勃兴，曾经摆在宋儒甚至孔子、墨子们面前的问题再次被提上了现代思想家们的书案。科技的发展是否必然带来幸福？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问题的答案恐怕在于我们选择视何者为幸福，视何者为个人、民族乃至人类前进的目标。若以个人安逸为目标，则纵有家财万贯，所能受用者亦不过三餐之食、一席之地，杨朱之学可矣。若以国家安逸为目标，则苟能缨城自守、百姓足食，墨翟、陶朱之学足矣。纵以人类之安逸为目标，亦无非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未尝过孔孟所教。但如果以对自然界真理的认识为目标，则前进之路漫长修远、永无止境；则科技发展是否带来幸福的问题本身亦为可笑。本文由刘四旦摘编自苏湛、刘晓力著《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8）一书。标题为编者所加。（科学的历史与哲学丛书） ISBN 978-7-03-048894-7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其在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引入瞩目。《十一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从北宋精英阶层对科技相关事务关注程度的变迁入手，分析地域文化、学派倾向、政策氛围及社会风尚变迁等因素对科技兴趣的影响，讨论宋代科技活动参与者群体的社会和职业构成，从文化传统、政治传统和社会经济结构等方面对宋人对科技相关事务的关注程度随时间不断降低的现象给出尝试性的解释；并通过与国外案例的对比，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环境与西方世界的关键性区别。一起阅读科学! 科学出版社│微信ID：sciencepress-cspm 专业品质学术价值原创好读科学品味点击文中书名、作者、封面购买本书; 个人分类: 科学书摘|11047 次阅读|23 个评论

科学思维观念的革命: benlion 2015-5-12 12:07; 思维观念和管理体制，构成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因。欧洲文明 – 查理曼和英伦诞生了近现代科学和工业，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中国 - 欧洲双向文化传播，传入中国与传入欧洲的哲学观念上就不同，也就是新教区域、英国清教等非功利的实用主义、人伦思想是走向近现代化的思维模式。物理学研究动力和能源，及其与时空、物质关系的运动过程，在分子与原子层面的构造与分解运动为化学的研究。动力或运动来源于何处？能量差或熵值比，在社会学是竞争和文化张力，如，英国的基督教与进化论、日本的论语与算盘就构成对偶的张力现象，大学机制的剑桥与牛津等互动或竞赛关系，也就是文化的互补与牵制、社会的合作与竞争等，构成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国际科学和技术发展，中国基本没有直接参与，金融危机之后，引才和引项目基本是补 80 年代到 90 年代的空缺，转基因技术、生物信息学兴起于上世纪 80 年代和成熟于 90 年代，目前国际的计算生物学和合成生物学，已经突飞猛进，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发展；但是，关键仍然是软件设计和硬件仪器开发，这两个技术基础不扎实建起来，其它领域也难以发展。欧洲文艺复兴是技术和艺术的发展，达芬奇的工程技术和设计成为典范，而后，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则是实证科学和工业模式建立，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为典型过程，经历工业革命和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在 20 世纪进入工程、人工科学的时期。当西方史学家论述古代埃及、印度和阿拉伯科学时，必然也就论述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科学。当科学史学家论述欧洲科学起源时，就是指伽利略开始的数学和实验结合的科学，这一般就是技术和哲学两个来源，其中技术主要来源东方，也就导致李约瑟科学与技术合而论之，而又到现代有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关于基督教的论述，西方学者会很清晰论述是新教，尤其是英国清教，也就必然引起注意这是不同于希腊或罗马，而是查理曼和英伦文明，尤其农业或庄园的经济形态。于是，问题就是为何近代科学诞生在查理曼欧洲，为何诞生在庄园经济，以及为何是新教伦理，却没有诞生在希腊或罗马？以及为何不是天主教和希腊拜占庭文化影响的俄国、拉丁美洲和菲律宾？儒家对话是基督教，道家和墨家比希腊哲学和技艺，儒家是伦理和社会哲学，也不能与天文学和医学同比，如同希腊神话不能对比道家。需要考察两点，即新教思想的起源和基督教建立初期对古代希腊非理性的原始宗教批判，以及诸多复杂文化因素交互的历史过程，如科学的机器观、信仰的新教伦理和受控实验、演算数学等。当论及逻辑时，不能忽视了近代科学对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批驳，以及归纳逻辑和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等起源，当论及实验方法时，必须考察技术和工具的来源。而当论述现代艺术和新教思想起源时，必须考证丝绸之路和大航海及传教士的历史过程。希腊古代有自然哲学，而无科学，古代中国是工程和实用主义，英国和美国及日本也都是实用主义。科学精神常是指英国清教经验主义和非功利的精神，尤其对形而上学的批驳，体现在微积分的发明、热机效率的热力学理论和电化学等建立，中国科学尚没有发达，其中，西方科学家就提到了软件设计和技术发明，科学脱离了技术和工业是关键因素。美国和日本等都是技术立国的策略， 20 世纪的科学和技术发展，已经不同于 19 世纪的思维模式，也就是工业科学和知识经济、创业文化等，就是思维观念的革命，不亚于量子论、相对论等物理学革命。也就是说，李约瑟出的难题不是个简单问题，不仅是科学与技术关系，而且，涉及到太复杂的整个文明构成的诸多因素的复杂交互过程。 - （随感录） -; 个人分类: 科学方法|1958 次阅读|0 个评论

李约瑟问题的联想: 热度 1 heitiedan2012 2012-10-13 21:01; 10月10日的《中华读书报》又提出“李约瑟问题”。文章题目是《论“冯友兰—爱因斯坦问题”》，副标题是“从李约瑟问题谈起”。作者是陈晓平，不知道是不是华南师范大学的那个陈晓平。这篇文章把与李约瑟问题有关的来龙去脉叙述得比较详细。文章说，在中国，最早提出类似问题的是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1886—1961）在1915年《科学》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一文，他对“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吾国之无科学，第一非天之降才尔殊，第二非社会限制独酷。一言蔽之曰，未得科学之研究方法而已。”何为科学方法，对此，任鸿隽答曰：“一曰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一曰归纳法（inductivemethod）。二者之于科学也，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两翼，失其一则无为用也。”（任鸿隽：《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任鸿隽把科学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凡是具有分门另类的特征的知识均属广义的科学，但是，只有那些“推理重实验”、“察物有条贯”亦即由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组织起来的有系统的知识才属于狭义的科学。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只是就狭义科学而言的。爱因斯坦曾经认为，西方之所以成为近代科学的故乡，主要由于两个发现，一个是形式逻辑与演绎方法，另一个是基于实验的归纳方法。而这两种方法，古代中国人都没有发现。所以，李约瑟问题所指，虽然古代中国科技远远领先于世界，而近代中国却在科学上大大地落后了。另外，文章也提到，古代中国人是讲究顺应自然的，这大概是指“天人合一”的观念吧，而西方是讲与自然对抗的。所以与自然对抗的观念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而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观念就不可能产生对抗自然的科学。这又让我想起中国的都江堰与西方式的水坝。都江堰是讲顺应自然的，水坝是讲对抗自然的。与自然对抗就会产生现代科学的这种说法让我有点疑惑。古代中国的天文学远比西方发达，这主要也是基于观察的结果。而观察之后的计算大约不能算作归纳法吧，但肯定跟演绎法有关吧。没有计算，如何算得日蚀和月蚀？没有计算，如何算得火星大冲？归纳法按说也不是什么很难弄懂的方法，什么事情观察多了，自然就会归纳出某种共性来。当然，形式逻辑中国是没有的。但这与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反正爱因斯坦也没有说。我有时也在瞎琢磨，这近代科学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呢？还是资本主义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推波助澜呢？虽然中国没有近代科学的基础，但是在明末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或许，中国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近代科学也会随之而产生呢？这也不太好说。康熙皇帝虽然也学了几何学，可是他并没有在全国推广这种教育，或许他认为没有必要？或许他认为只有他才配学这种知识？反正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近代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也对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固然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可是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在中世纪那样的宗教神权。那种宗教神权的野蛮与愚昧远远超过中国古代的程度。也许西方近代科学正是对这种宗教神权统治所产生的强大反作用呢？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并没有对自然界造成过分的伤害，当然伤害也是有的。林木的大量砍伐导致了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这当然也应该算是个问题。但是空气与河流的污染是没有的。最先要西方出现的环境污染多是生物燃料（煤与石油都是生物化石）以及化工原料的使用所造成的。如果中国出现了自发的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会不会更多地使用天然的原料呢？这是不是有可能减少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呢？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今天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我们真的喜欢它们，而是我们被西方列强所欺凌，我们不得不“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必须学着发展重工业，必须学着发展军事工业，必须学着造飞机、大炮、坦克、军舰。也必须学着造原子弹和氢弹，当然还有运载这些武器的导弹。这种被逼无奈的选择似乎不是中国传统思维的强项，也不是中华民族所乐于做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中国人被西方列强们推着赶着才做起来的。也许，中华民族的智慧总有一天会有新的发挥。虽然我们已经学到了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但是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没准在哪一天就能在今后的世界上发挥某种令人惊奇的作用。即使是在现代科学的建设上，中华民族的智慧也会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做出我们现在也难以估计的作用。中华民族的智慧完全有可能在解决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种种难题上发挥着令人难以想象的作用，甚至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我对此充满着信心。; 3402 次阅读|4 个评论

[转载]“李约瑟问题”及其求解: STS 2010-4-19 19:04; 一、李约瑟先生英国学者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 1900-1995 ）博士，本来主修胚胎学，在生物化学领域颇有成就，甚至被称作现代胚胎学之父。但 1936 年在剑桥大学李约瑟与 3 位来自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撞出了激情的火花，从此皈依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他六十年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地从事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与写作。他的巨著《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 ( 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以下简称 SCC) 向世人展示了一幅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宏伟画卷，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李约瑟将科学比喻为《道德经》中的天下神器，既不是任何族群的特有资本，也不是任何民族的专擅。［ 1 ］ 153 李约瑟先生一直支持中国的科学事业，在他的努力下 1942 年组建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他在我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同中国知识界有很多交往，曾帮助中国科学家获得器材与资讯，还向外宣传中国科学家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八次来中国大陆访问。他同周恩来总理抗战时就有接触，后来成了好朋友，周恩来总理 1964 年提出要把 SCC 全部译成中文出版， SCC 第五卷第 13 分册《火药的史诗》专门献给了周恩来总理。李约瑟生前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教授，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1994 年）。他 1983 年获得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95 年获中国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李约瑟是 20 世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1 ］ 78 二、李约瑟问题的提出李约瑟问题（ Needham Question ）又称李约瑟命题（ Needham Thesis ）、李约瑟难题（ Needham Problem ）、李约瑟之谜（ Needham Puzzle ）。 1939 年贝尔纳转述了朋友李约瑟的见解：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国一直是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他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是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后来的近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 2 ］ 297 但是直到 1976 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 Kenneth Boulding,1910-1993 ）才将其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后经过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 Sal Restivo ）的归纳，科学史家席文（ Nathan Sivin ）等人的质疑辩难，李约瑟难题成了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问题。李约瑟问题主要是指：（ 1 ）为什么在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5 世纪之间，中国文明在把人类自然知识运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2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是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 3 ］（ 3 ）有学者认为 14 世纪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土生土长的工业革命？［ 4 ］ 1954 年，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首次定性地描述了科学活动的主流在世界范围内随时间运动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汤浅光朝利用赫傍萨科学技术编年表和韦伯斯特人物传记卡等权威性文献所提供的数据，研究提出，如果以一个国家中产生的重大科学成就超过全世界科学成就的 25% 以上作为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标准，那么近代世界科学中心是按如下顺序转移的：意大利（ 1540-1610 年）－英国（ 1660-1730 年）－法国（ 1770-1830 年）－德国（ 1830-1920 年）－美国（ 1920 年至今）。［ 4 ］这种历史现象，学术界称之为汤浅现象。汤浅现象和李约瑟问题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汤浅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对李约瑟问题作了侧面回答。接下来我们谈一下李约瑟问题的各种正面回答。三、李约瑟问题求解 1、潜在回答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就从中国的社会习俗和科举方面来探讨中国的天文历算何以停滞不前。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国内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中西方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开始提出和解答类似的李约瑟问题。任鸿隽 1915 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把中国无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没有使用归纳法。梁启超则认为，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因袭已久，缺乏学校、学会、报馆之类的科技传播组织，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也阻碍了近代科学的诞生。钱宝琮、徐模等认为，中国为大陆文化，以农业为主，太重实用，因而自然科学难以发展。冯友兰认为应重点考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哲学，他特别强调汉代以后国人就失去了征服自然的理想并完全从外部世界撤退回来。陈立、竺可桢等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近代）科学。［ 5 ］德国共产主义理论家魏特夫（ K.A.Wittfogel ）在 1931 年出版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中以中国为典型说明了亚洲生产方式不同于西方中古时代的封建生产方式，也潜在地回答了李约瑟问题。 68 2、语言文字决定论法国学者伏尔泰和蒙蒂克拉把中国科学的落后与语言文字相联系。美国科学史家戴维林德博格认为象形文字难以掌握且效率低下。李约瑟承认汉字在形成科学术语方面有缺陷，但他同时也认为汉字具有数学素质，超过人类创造出来的表达思想感情的任何工具。［ 6 ］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用汉字进行思维的效率比用拼音文字高三倍，汉字在信息处理方面并不比拼音文字差。李世闻的语言文字 + 思维决定论指出，汉字是具有整体结构的象形文字，属于综合性，导致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综合性；西欧的拼音文字属于分析性质，使得欧洲人擅长分析性思维，而分析性思维正是近现代科学所必需的。［ 7 ］费正清和费孝通则提出语言文字 + 阶级决定论。费正清认为 , 中国语言的性质造成了士绅阶级对学术的包办，文字对人的桎梏也使中国学者未能制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 8 ］ 38-45, 71-75 3、官僚体制说李约瑟认为，中国官僚体制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的贵族式封建体制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中国的官僚体制最初适宜于科学的成长，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艺与学者们发现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从达芬奇时代（经验型试错）向伽利略时代（现代科学）的过渡。而钱文源等学者则进一步指出，统一的帝国和单一的意识形态阻碍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成长。［ 5 ］ 4、文化影响论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精神密不可分的，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严重阻碍了这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刘志一认为，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有机统一观思维方式的制约，构成东西方不同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因则是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长期作用于人的身体所产生的脑与神经系统应变模式的遗传与变异造成的。梁漱溟认为中西哲学是动、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张东荪进一步指出，欧洲哲学倾向于在实体中去寻求真实性，而中国哲学则倾向于在关系中去寻求。唐君毅指出 , 一切文化都是从宗教中分化出来的 , 而宗教精神与科学精神皆根于主客对待之意识与分的意识 , 向中国古代民族以其自然环境与实际生活之形态之如何 , 遂缺乏主客之对待意识 , 缺乏分的意识，使得中国缺乏科学精神。［ 9 ］牟宗三则认为，中国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出现过科学，也未出现过逻辑和数学，其原因在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不一致。［ 5 ］赵显明认为，李约瑟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程朱理学的兴起逐渐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导致了科举制的蜕化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再也没有第一流的人才投身于科学技术了。［ 8 ］ 5、技术需求不足论 Mark Elvin 认为古代中国之所以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赶超，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中国最初的家庭耕作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不过这种进步的成果被一轮又一轮人口增加所吞噬，国家不得不大力发展农业技术去缓解人口压力。因此，中国出现了在较高农业技术水平上维持大量人口的局面。人口增加引起人地比率的上升，造成劳动力便宜而资源和资本昂贵，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降低，同时由于人口膨胀，中国没有足够的剩余去发展工业，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姚洋指出，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的平均回报高于工业的平均回报，资金向农业集中，造成工业缺少资金，这是中国未能工业化的真正原因。 6、技术供给不足论巴多明认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有两点：激励不足，缺乏刺激与竞争。林毅夫认为，在前现代时期人口规模的大小是科学技术的决定因素，而中国的人口数量在 14 世纪以前一直高于欧洲；在现代时期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是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仍然靠经验，而欧洲在 17 世纪科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把技术发明转移到主要依靠科学和实验上来了。中国没有成功地爆发科学革命的原因，大概在于科举考试的课程设置和其激励结构使知识分子无心从事科学事业，尤其是做可控实验或对有关自然的假说进行数学化这类事情。而有的学者按照诺斯等人的观点 , 把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归结为没有建立有效的产权 ( 含知识产权 ) 保护制度。 7、系统论金观涛等认为， 17 世纪后西方形成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使其发展日益加速并超过了中国。吴彤认为近代科学未能诞生在中国，主要因为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个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西方多从近代科学革命诞生的条件方面进行研究，而我国学者常常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对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中国本土的科学家为什么一直没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似乎成了李约瑟问题的现代版。我们坚信 20 年内中国会自然而然地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国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是对李约瑟问题最好的实践回答。用李约瑟上世纪 70 年代在蒙特利尔的演讲做结，假如我能长生不老，并能列席到世界大同后的科学应用委员会之中，我非常希望中国人也能加入其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只有在中国、日本以及在整个东南亚都能看到的伦理思想才是能够纠正西方社会中偏重科学观点的唯一法宝。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人类要认识什么是不可能做的事情，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情。［ 1 ］ 85 参考文献［ 1 ］刘钝 . 文化一二三［ M ］ .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 ［ 2 ］贝尔纳 . 科学的社会功能［ M ］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 3 ］ 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 ［ J ］ . Science and Society,1964,(4). ［ 4 ］李约瑟 . 中国科学技术史［ M ］ . 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5 ］王京安，许斌 . 李约瑟之谜研究述评［ J ］ .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4). ［ 6 ］吴国东，汪翔 . 李约瑟难题研究述评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 哲社版 ),2006(5). ［ 7 ］李世闻 . 理性精神：李约瑟难题的钥匙 .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7,(4). ［ 8 ］赵显明 . 试析李约瑟之谜产生的原因 . 山西师大学报 ( 社会科学版 ),1998,(1). ［ 9 ］刘钝 , 王扬宗 . 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 : 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 C ］ . 辽宁教育出版社 , 2002,4.P297-325. 本文发表于《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27期; 个人分类: 科技与社会|29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古植物学的故事(33):探讨“李约瑟问题”与“钱学森之问”的古植: livingfossil 2010-1-31 10:16; 古植物学的故事 (33): 探讨李约瑟问题与钱学森之问的古植物学例证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291562 发表于 2010-1-31 10:16:45 Story of Palaeobotany Series (No.33): Palaeobotanical evidence for Joseph Needham and Qian Xue-sens Questions (by Qigao Sun) 关键词：李约瑟问题；钱学森之问；古植物学之问；古植物学的故事孙启高 2010 年元月 30 日科学是严肃的，是无情的。科学是社会的公器。任何科学活动和研究成果都要接受历史和时间的检验。这应该是科学研究的公理。众所周知，李约瑟问题和钱学森之问都是困扰中国科学界与教育界的热门话题。这些问题是李约瑟和钱学森用历史的眼光检验中国古代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与现状而产生的巨大疑问。（ 1）李约瑟问题及其古植物学例证所谓李约瑟问题即是：为什么人类的近现代科学首先产生于西方，而不是首先产生于具有伟大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东方，其中尤其是伟大的中国？其英文表述为： Why was it that despite the immense achievements of traditional China it had been in Europe and not in China that th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s occurred? 以上两段参见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3474 题目：李约瑟和李约瑟问题（ Joseph Needham and His Question ）（作者：曹聪）李约瑟对中国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沈括（ 10311093 ）及其著作《梦溪笔谈》给予极高的评价，称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利用竹笋化石推断古气候，他很领先地运用了将今论古的思想方法，尽管他对植物化石的分类鉴定有误。将今论古是现代地质学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方法，在地层古生物学、古地理学和古生态学中都有广泛的应用。这种学术思想和实际应用可以追溯到沈括的先驱性研究，然而，它作为一种可以广泛应用的比较严谨的科学方法却是由后来的欧洲人逐步发展起来的。 1086 年沈括在他的著作《梦溪笔谈》中根据江南竹子的生态环境，利用竹笋化石推断了古代延州的气候比较潮湿而温暖（邓龙华， 1976 ）。 18 世纪以后，英国地质学家 James Hutton （ 1726-1797 ）、 John Playfair （ 1748-1819 ）和 Charles Lyell(1797-1875) 逐步阐明了将今论古的科学原理。瑞士著名的古植物学家和昆虫学家 Oswald von Heer 在 19 世纪中期（ 1855-1859 ）出版了 3 本古植物学专著 Flora Tertiaria Helvetiae, ，运用将今论古的思想方法，系统地提出了最近亲缘种分析的实践方法，并应用于第三纪古气候的研究（ Mosbrugger, 1999 ）。我在 TheriseofChinesepalaeobotanyemphasizingtheglobalcontext 一文中也有这方面的叙述： It is as early as in 1086 that Shen Kuo (10311093), who is one of the great Chinese ancient scientists from the Song Dynasty, recorded the occurrence of fossil plants of so-called bamboo shoots in his voluminous works, Dream Pool Essays (Meng Xi Bi Tan). The fossil locality is situated at Yan-shui-guan, 35 km southeast of Yenchuan, Shaanxi Province, where it is very dry and cool at present. The fossil plants which Shen Kuo considered to be bamboo shoots are actually assigned to the Neoclamites fossils. This fossil record is believed to be over 400 years earlier than that of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Deng, 1976; Li Wang, 1999; Li, 2000). According to the ecological requirements and environment of bamboo shoots, Shen Kuo inferred that the climate in this fossil locality was warm and humid during the geological past providing an example of the geological principle that the present might be a key to the past. Shen Kuos clever idea is about 700 years earlier than that of James Hutton (17261797) and Charles Lyell (17971875) (Sun Yang, 2000). However, we might speculate, why such a brilliant Chinese civilization did not produce a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fact,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gan to lag behind the occidental world from about the tim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 2）钱学森之问及其古植物学例证现在，中国教育界科技界（学术界）流行一个疑问 ---- 即：钱学森之问。 2005 年 7 月 29 日上午，温家宝总理看望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病榻上的钱老对温总理坦诚建言 :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中国教育界和科技界十分关注的钱学森之问。参见： 2005 年 7 月 31 日《人民日报》 http://baike.baidu.com/view/2978502.htm?fr=ala0 其实，在我们面前有很多具体疑问，如古植物学之问：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国家体系为什么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古植物学人才？为什么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不强？为什么学会公信力也不高？中国古植物学兴起于 20 世纪初，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本土化、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中国古植物学的综合实力与美国、英国相差甚远。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古植物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一直是处在冷战与混战的交织状态，研究工作在总体上是一盘散沙的。目前中国地区馆藏植物化石标本的数量少得可怜。中国古植物学的研究基础是极其薄弱的，与中国地大物博、植物化石资源丰富是极不相称的，在研究体制、研究水平、人才培养、学会公信力等方面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围绕这些古植物学之问，《古植物学的故事》回顾历史面对现实、面向世界展望未来，试图对中国古植物学进行全方位的梳理，试图为我们探讨李约瑟问题与钱学森之问提供一个有力的例证，为透视中国基础科学发展的历史与文化过程提供一把有用的钥匙。（有关文献略）; 个人分类: 古植物学的故事-Story of Palaeobotany Ser ...|3766 次阅读|1 个评论

科学和民主是孪生子: 热度 1 郝炘 2009-1-30 16:39; 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到“恢复科学应有的地位”(restore science to its rightful place)，纽约时报科学记者Dennis Overbye就此写了一篇短文讨论什么是科学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见： http://www.nytimes.com/2009/01/27/science/27essa.html 文章说，科学不是“真理的纪念碑”，而是寻求真理所要做的事情。科学在近几百年里改变了世界，科学也教给人们一种价值观，包括：诚实、怀疑、尊重证据、开放、负责、以及宽容—更确切地说渴望—不同观点。这些价值也是民主社会所具有的，这不是巧合。科学作为集体行为与议会民主制度的出现差不多同时，科学和民主是孪生子。李约瑟的著名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有许多发明，但后来在科学和技术上落在了西方的后面。林毅夫曾就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 http://www.econ.ucla.edu/workingpapers/wp650.pdf 他的主要结论是，工业化之前，中国和西方的发明都来自普通劳动者的经验和智慧，中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使其有优势。西方十七世纪发生了科学革命，建立了基于逻辑推理和实验证明的现代科学，加快了技术发明的速度，这使少数有专业知识人才的作用大大超过低级劳动力数量的优势。林说，李约瑟问题的根本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既然科学和民主是孪生子，这个问题进一步变成为什么民主制度没有在中国出现。请赛先生与德先生来中国是9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提出来的，现代社会两者缺一不可。; 个人分类: 未分类|7381 次阅读|7 个评论

新视野400札记（三）天文与历史: 陈学雷 2008-11-6 06:23; 本来在写一些新视野400会议期间的见闻和感触，由于最近工作繁忙，只好搁下，博客也撂下好一段时间了，昨天趁坐火车的时间，终于写下这一篇，为这个系列做个了结。出席新视野400会议的有不少著名的天文学家，不过我平时与他们接触的机会不少，类似的报告也常听到，因此并不觉得太稀奇实际上，考虑到听众比较广泛，很多报告都比较浅，对我来说新内容不是很多。我倒是很高兴有机会见到一些平时无缘交谈的历史学家。有些朋友对历史不感兴趣，认为那是属于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我不这样看。从某些方面来说，历史与天文有不少相似之处。二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无法影响被研究的对象，因此无法做实验，但可以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比较来获得信息。就研究的目的而言，也都是要了解历史：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天文学是研究宇宙的历史。揭开一个历史之谜，与解释天体演化的规律，在心智上带来的愉悦是有些相似的。顺便说一句，最近倒是颇有不少机会与历史学家们见面。除了新视野会议外，理论物理所举办了量子力学在中国的会议，可惜因为与新视野会议日程冲突，我只去了半个下午，这个会上历史学者的报告我只听到了范岱年先生一个人的（那半天我还听了李淼和孙昌璞的报告，不过他们的报告内容主要不是关于历史而是关于当前研究的）。范先生介绍的经历让人感慨：在60、70年代，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学者不用说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真实观点了，哪怕就是亦步亦趋，完全按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写东西，包括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写多了也有被当成是走白专道路或趁机散布反动观点的嫌疑。那时只在环境最宽松的几年，才可以整理、翻译一些供批判用的材料，还算是有点学术价值。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可以自由地做研究，真是太幸福了。另外，在新视野会议后不久，国家天文台又与自然科学史所联合成立了古天文研究中心，由孙小淳先生担任主任，并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可惜由于太忙，我只听了一个上午，没能继续参加研讨会，不过看来以后有很多机会向孙兄和其他各位历史学者请教了。还是回到新视野会议上来，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关于李约瑟问题的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孙小淳先生的报告讨论了明末清初中国人接触到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望远镜后的情况。中国人很容易地接受了望远镜以及由望远镜作出的新发现，而没有象西方那样，在传统观点与新观点之间发生激烈的争论。比如，在西方，很多人不相信伽利略的望远镜，认为这是一种骗人的幻觉，而中国并没有人对望远镜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在西方，受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影响，人们认为天上是完美、永恒不变的，因此对于太阳黑子等问题并不轻易同意，而在中国人看来，天上发生这些变化是正常的。表面看来，由于中国人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近代科学在中国并没有象在西方那样遇到很大阻力，但实际上，这说明在中国这些问题并不是知识界真正关注的问题，被轻易接受的也就可以被轻易放弃！另一个问题是，何以西方这些新知识的传入并未对中国人产生重要的影响？要知道在那个时期，西方已开始领先，但领先的并不多，如果中国及时开始研究，还是有可能与西方同时取得进展的。似乎孙小淳先生认为这是由于政府对学术的干预。传教士们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所谓第谷体系太阳围绕地球转，其它行星围绕太阳转，但后来他们也曾传入哥白尼学说，某些官员却随意地裁决使用第谷体系而不再进一步对两者进行讨论，因为对于制订历法这是当时政府唯一关心的事，第谷体系已经足够了。但这一说法总让我怀疑是否有点太简单化了。与此相关的是韩国首尔大学历史系的金永植(Kim Yung Sik)教授的报告。他的报告也注意到了中国人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并试图讨论其根源。金教授以对朱熹的自然观研究而著名。这是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题目。在现代许多人的印象里，朱熹似乎是个封建保守势力的代表，尽管持这种观点的人恐怕绝大多数都并不知道朱熹做过些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对朱熹的了解也很有限，但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气质和观点在当时的学者中其实是比较接近近代科学的。他主张格物致知，通过研究各种各样的事物来获得知识，即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但他这种治学方法却被同时代的陆九渊在鹅湖之会上讥笑为支离事业竟浮沉。相比同时代以及其后的其他儒学家，朱熹对自然现象的兴趣之广泛和知识之丰富都是很不寻常的。那么，这样一位我国中古时代最优秀的学者，为什么没能发现近代科学？他对自然的观点究竟是怎样的？这是我非常想要了解的。金教授解释说，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天地万物与人构成了一个整体，并没有人与自然的严格区分。有所谓的理，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都要遵守理。为了获得理，朱熹主张格物致知，但这并不完全是对自然知识的研究，而往往是一种对事物的思辨，其最终目的是领悟天理，以应用于人生道德的领悟。这些理究竟是什么呢？阴阳和五行似乎是当时对之的理解。运用阴阳和五行对自然的分析，是一种关联(correlative) 而非因果性的思考，实际上朱熹并未能区分因果性的关系与表观关联，比如风吹树动这样一个因果性关系与白天过后是黑夜这样一个表观的联系在他看来是同样的关系。金教授似乎没有谈到的一点是，实际上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一个问题是没有能够区分出于道德原因应该怎样和实际上必然会怎样这两种不同的理，这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些法则与自然定律的区别。李约瑟认为，在西方，由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中的所谓造物主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当时的一些学者普遍认为有所谓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Law of Nature)，这是由造物主制订的，而找出这些规律就是宣扬造物主的光荣，因而促使当时的一些学者努力研究发现自然规律并导致了近代科学的发展。而在中国，由于并没有造物主的观念，因此也没有自然法则的观念。金教授虽然同意在中国并没有和西方传统中的自然法则完全相同的观念，但是他不同意李约瑟说中国根本没有自然规律这种概念的说法，因为中国人同样认识到自然中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觉得，实际上中国人并未能区分这两种情况。即使到了今天，这种混淆仍很普遍。比如，我们常说得所谓尊重自然规律一说，其实就有这种混淆。真正的自然规律，比如惯性定律，是无所谓尊重不尊重的，因为你无论怎样想，实际上这样的定律无法被违反。只有把自然规律当成是人类的法律或道德一样的东西，才谈得上违犯或尊重。这一说法也表明，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在思维中也常常不能区分这两者。也许，尊重自然是比尊重自然规律更恰当的说法。对于朱熹以及传统的中国思维来说，他们接受自然界的表观现象为自然，而并未考虑其背后有什么规律。比如日夜交替、四季变化等，在他们看来都是自然的，无须进一步探求其背后的原因。朱熹认为，要推动一辆车，一开始要费力，但一旦启动，无须用多少力它就可以自己保持运动。朱熹对运动的观点比亚里士多德更接近现代的惯性定律，但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自然的，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一个人学习开始时需要多花力气，却没有要把它上升为一个自然界的定律的企图。总之，对于自然现象中国的传统思维满足于表观的解释，而并不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其实，即便在今天，在很多受过现代科学训练和从事科学研究的中国人身上，这种思维方式仍然非常明显。我想，这可能部分是由于用传统的气和阴阳观念，很容易给出各种事物的表观解释。另一方面，当时学者的态度对朱熹也很有影响，朱熹曾考虑评注邵雍关于天地之外的著作，而他的朋友张拭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去研究这样的问题。在他之后的学者也大多避免研究这样的问题。从这些历史学者的研究看来，缺乏对基础问题的兴趣而满足于表观解释，无疑是中国科学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这里我和李淼兄对这一问题的提法有所不同，李淼在他的博客里把这些问题称之为终极性问题。我觉得称之为基础问题可能更恰当一些，因为终极性问题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要一下子给出最终答案，这其实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牛顿用万有引力回答了苹果为什么下落的问题，这比苹果的自然趋势是往下落深入了一步，但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万有引力，这是后人须要回答的问题，不过这只是说法的不同）。造成中国人这种思维上的缺陷的原因，也许有过分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有对权威和和传统过分的尊敬，也有官僚体系的束缚。然而，造成这些问题的更深层原因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这些讨论是关于历史的，但也是关于现代的。实际上，我们在古人身上看到的问题今天仍然存在着。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广泛存在急功近利倾向，甚至也许比古代还更为严重。 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 个人分类: 所见所闻|7502 次阅读|1 个评论

有感于日本科学家获得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陈学雷 2008-10-8 04:42; 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日本科学家，美籍的南部阳一郎以及小林诚和益川敏英。李淼兄可以自豪了，小林和益川是他预言（见http://limiao.net/1020)的粒子物理人选，南部他也提到了，虽然因为他把南部和Higgs 捆在一起而觉得今年还不会获奖，不过人家诺奖委员会考虑得挺周到的，以南部的高龄，要等到LHC 运行结果出来与Higgs 一起获奖，这个风险挺大的，现在与小林和益川一起得奖，也可谓众望所归。最失落的恐怕是Cabibbo，今年没和小林、益川一起上，看来以后也是无望了。日本科学家的获奖，让我想起一种我少年时代（80年代）极为流行（但今天也还时常见到）的观点。那时候，日本的经济很发达，技术也很先进，但诺贝尔奖还不多，给人的印象是其基础科学水平也不过尔尔。因此有人说，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先不要搞基础科学，最好的人才应该都去搞应用技术，这样才能象日本一样迅速发展起来。我当时听了这种观点也觉得很有道理，可是一来出于自己的天性对理论的兴趣太浓，二来我的手太笨，要搞应用技术确实力不从心，因此还是学了理论物理，只能用这样的观点宽慰自己：既然我动手不行，可见我不是最好的人才，还是让更优秀的人去学应用技术吧。但每每也不免有点愧疚，觉得自己学的好像是个没用的学问，到时还得让人民白白花钱养活着。后来学了点理论物理课后，就知道这种说法至少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日本在20世纪初就有长冈提出与卢瑟福类似的原子模型，30年代就有汤川预言介子的存在，40年代有朝永完成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60年代有南部的自发对称破缺，70年代有小林和益川关于CP 对称破缺的工作，这还只是进入教科书的经典之作，其他的基础科学研究不知有多少。现在，小林和益川获得诺贝尔奖，可以说是水到渠成。日本哪里是不搞基础科学？只是基础科学不象应用科学那样立竿见影，发展需要时间，动手虽早，但要成为一流强国也要很长时间。中国如果不及早搞基础科学，要等经济发达了再动手，更不知要耽误多少年！这几年国家经济好了点，刚往科研上投了点钱（和日本比还只是个零头），就有人整天在那追问中国科学家为什么还不得诺贝尔奖，而忘记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样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再后来，了解到历史上的所谓李约瑟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有灿烂的文明和很多先进的科技，却始终未能发生科学革命，产生近代科学？对于这一问题，有多个角度、不同层次的解答，但我国古人太过注重实用，而对于纯粹理论、终极问题缺乏弄清楚的兴趣无疑是直接原因之一。呜呼，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就已指出了国人思想认识上的这一弊病，然而古来多少文人雅士，徒知吟咏庄生之词句，而不解其中之真谛，令人扼腕而叹惜。更可笑的是，时至主张自主创新的今日，有些人还以为基础科学理论无用，评判的标准不应是诺贝尔奖，而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用之类似是而非的观点依然能赢得不少人的喝彩。明明是基础研究的项目，如果不生拉硬扯上点应用前景，就往往得不到资助。究竟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真正明白无用之为用，方为大用？; 个人分类: 科教评论|13073 次阅读|2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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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李约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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