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以其著名长诗《失乐园》和《得乐园》而闻名世界文坛。弥尔顿1608年12月9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弥尔顿从小喜爱读书，尤其喜爱文学。1625年16岁时入剑桥大学，并开始写诗，1632年取得硕士学位。因目睹当时国教日趋反动，他放弃了当教会牧师的念头，闭门攻读文学6年，一心想写出能传世的伟大诗篇。1638年弥尔顿为增长见闻到当时欧洲文化中心意大利旅行，拜会了当地的文人志士，其中有被天主教会囚禁的伽利略。弥尔顿深为伽利略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精神所感动。 1641年，弥尔顿站在革命的清教徒一边，开始参加宗教论战，反对封建王朝的支柱国教。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5本有关宗教自由的小册子。最为著名的就是1644年的《论出版自由：论未经英格兰议会许可而出版的自由权演讲》（Areopagitica: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这是弥尔顿对议会1663年发出的出版许可令的回应，该令规定所有作者的书籍都要经过政府批准才可出版。这个演讲建立在一系列实用性和原则性的辩词上，这些辩词在今时今日已为人熟知。书籍在批准与否的情况下都应予以出版，弥尔顿将出版许可比作殷勤者为了赶走乌鸦而关上公园大门的举动。对于英格兰，一个有着敏锐和创新的精神，而非愚钝的民族，一个能从糟粕里挑出精华的民族来说，出版许可令是一种羞辱。最著名的一句是，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是一样的。杀人只是杀掉了一个理性的动物，毁掉了上帝之像；禁书确是禁掉了理性本身，毁掉的是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刚探访完被囚禁在意大利监狱里的伽利略，弥尔顿恳求政府不要用政府暴政重演教会暴政的悲剧：给我自由，让我依着良心去知晓、去言说、去争辩，这是第一自由。 然而，英国议会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审查制度也并没有废除，可是弥尔顿的演讲却成为了一座公民自由表达的纪念碑，也成为了他散文才华的重要标志，就像他的诗歌一样： 言论自由之利正像在躯体方面，当一个人的血液活鲜，各个基本器官与心智官能中的元气精液纯洁健旺，而这些官能又复于其机敏活泼的运用中恣骋其心智的巧慧的时候，往往可以说明这个躯体的状况与组织异常良好那样，同理，当一个民族心情欢快，意气欣欣，非但能绰有余裕地去保障其自身的自由与安全，且能以余力兼及种种坚实而崇高的争论与发明的时候，这也向我们表明了它没有倒退，没有陷入一蹶不振的地步，而是脱掉了衰朽腐败的陈皱表皮，经历了阵痛而重获青春，从此步入足以垂懿范于今兹的真理与盛德的光辉坦途。我觉得，我在自己的心中仿佛瞥见了一个崇高而勇武的国家，好像一个强有力者那样，正从其沉酣之中振身而起，风鬓凛然。我觉得，我仿佛瞥见它是一头苍鹰，正在振脱着它幼时的健翮，它那目不稍瞬的双睛因睁对中午的炎阳而被燃得火红，继而将它的久被欺诓的目光疾扫而下，俯瞰荡漾着天上光辉的清泉本身，而这时无数怯懦群居的小鸟，还有那些性喜昏暗时分的鸟类，却正在一片鼓噪，上下翻飞，对苍鹰的行径诧怪不已；而众鸟的这种恶毒的叽叽喳喳将预示着未来一年的派派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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