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癌症康复还包括社会康复，它指患者能够心态平和而健康地回归社会社会，完全融入社会大家庭之中。这至少涉及两大方面：一是患者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观上有意愿回归社会（对此，前面已经有所涉及）；二是能够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在此，仅讨论后者。 人们常说：“朋友是最珍贵的财富。”这其实就涉及了社会支持问题。而后者又比常理的“朋友”因素来得复杂和具体，在癌症患者康复过程中，社会支持常显得格外重要。 社会支持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 support）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越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社会环境的挑战。析言之，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交往的社会环境之中，交往的数量与质量，影响着他的心身健康及社会适应状况。具体到个人而言，是否有关系密切，可以随意倾诉郁闷，交流感情，表达真实思想和苦恼，并能获取情感支持和理解，得到有效帮助的亲友，以及这种亲友数量的多与寡（理论上，6个以上随时可以倾述的朋友为多，3～5个为中等/常态，1个没有最糟糕），常很大程度决定着他（她）的心身状态与健康水准。一个人，如有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网络，包括家庭、夫妻、亲戚、朋友等，能得到较多的社会成员之理解/支持/帮助，那他在挫折/失败/失落或心身欠健康时，能借助的社会资源就多，自我走出困境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自我调适能力就增强；反之，很容易罹患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心身疾病和慢性病。长期癌症临床实践中，我们注意到一个鲜明的事实：同样生了肿瘤，夫妻恩爱，每次就诊夫妇随诊的；以及老年患者中子女孝顺，每次陪同就诊的；社会交往比较广泛的，其疗效明显较佳，康复的可能性大增。因此，对癌症患者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是影响疗效及康复进程的一个大问题。 2013年，美国一组心理学家报告了一个有趣的研究结果：对女性癌症患者康复贡献最大的第一位竟然是小姐妹们经常聚在一起，逛街、聊天、购物、喝咖啡。他们调查后认为：闺蜜之间的亲密关系，常可决定患者的康复状态！这其实就是获得了最有效的社会支持。 有个案例印象深刻：90年代初，外资刚刚进入中国，当时外资企业很少启用国内管理人员，因为觉得国内管理人员水平不高，往往请台湾的管理人员过来帮助管理企业，因此，当时上海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台湾太太团。她们的先生做管理，太太们无事，很多人喜欢学中医，听听课，常聊聊，并相约一些病人求治。本人周围也有了一些台湾太太朋友。后来，有个年轻的乳腺癌患者，刚刚跟随先生从国外进大陆的，她因为担心先生出差错意外（其实是怕他找小三），所以尽管生了病，也愿意过来陪先生。由于患病因素，她天天闷在家，尽管中西医治疗都在进行，但疗效不很好。笔者知道她多数时间把自己锁在家里，只有一个保姆陪着她，睡也不好，平日胃口也不好，各种症状都没有很好解决。无奈中，我想起台湾太太团，这些太太团里的成员年龄多数比她大些，我就请她们帮个忙，给她们牵个线，让她们经常去找这个女士聊聊。开始效果并不好。尔后，我给她们提建议，拉她出来一起走走，患者本人说不行，因为自己体质太差。我说这样，睡完午觉以后，你们硬把她拉出来。台湾妇女很信奉佛教。我告诉她们，你们这方式方法可以救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她们听了，很乐意按照我意见办，三四个女人一起把她拽出来，带着她今天逛这个明天逛那个，陪她逛一个下午，累了就就地休息。二个多星期下来，她再来复诊的时候，情况大有好转。首先是睡眠改善，因为她白天出去活动了，累了，睡眠自然好了。不久，很多症状都消减了。几个月后，她逐渐恢复了笑容，到离开大陆时，她已临床康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社会支持网络解决药物所不能解决问题（如睡眠）的案例。 社会支持是一个大概念，既涉及家庭，也涉及当事人就业单位、原有朋友、社会团体、医院等。它既与医生有关，有的又大大超出医生及医院职能范围，成为一件社会性大事。在我们看来，提醒并适当指导当事人的家庭成员给予正确、持久且悉心呵护，是这一工作的关键环节；诊疗机构营造良的就医氛围，提供温馨体贴而舒适服务，医生护士善于与患者交朋友，亦是重要一环；呼吁社会充分重视，多方（特别是原先单位同事等）的积极配合，又是一个方面。此外，努力帮助组建癌友俱乐部、健康家园、癌症康复学校等自救组织，鼓励患者积极参与，有更多机会，多交结朋友，也很重要。再者，充分利用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在内的诸如社工、义工，以及爱心使者等，不时地给予无偿关爱，同样是提供社会支持的有效手段。特别是社工（社会工作者），在西方发达社会，已成为一种成熟的制度安排。在诸如精神疾病及慢性病患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社区管理型照顾和关护中，发挥着主要作用。 这里，还须强调患者自身的调整。社会支持是双方的互动，首先患者要有这类意愿，并解除自我封闭，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支持。我们认为，可能后一因素更重要，因为癌症患者心理活动有其一定特殊性，易自我防范；要对患者作出调整，心理学方法便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患者生癌后，每每把自己封闭起来，所有朋友一概不再交往，这是十分有害的。须在这方面也给予明确的帮助和指导，让他们能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获取积极的社会支持，从而更有利于康复。
这是本篇导演心得的最后一章。《雷雨》在牛津的公演的成功挟天时，顺地利。其实更是多赖人和。 《雷雨》进入甄选演员的阶段，除了强调演员对戏剧的兴趣与热忱之外，更多的是看中演员本身在主观发挥上的能动性， 即能否演出与自身特长融为一体的“这一个”。 “女士优先”，首先我要介绍的是身兼制作与主演之一的Rikko。她在剧中扮演四凤。如果斗胆将整出话剧从立项到最后公演的运作过程比喻为卫星上天，那么，她就是整个过程的“火箭推进器”。诚然，作为演员，她的先天条件是有缺憾的，比如声线较弱，缺乏话剧表演所需要的足够的音量，因此对角色的舞台表现力发挥稍有欠缺。但是。她对角色所赋予的激情大大超越了种种先天的局限。 而且，她的不可多得更在于，每每在剧组需要打气的时候，她总是给大家带来振奋，带来力量。 在每次彩排结束后，我总是安排四、五分钟左右的总结。通常是演员，剧组就整体表演和舞台效果进行自评，互评，加上舞台制作人员的反馈，最后是导演的总结。 临近公演的一次彩排的总结会后，我可以看得出演员已经相当紧张。我也紧张，我想演员那时已难从我的脸上读取到“轻松”二字，更无法将轻松写在他们自己的脸上。是Rikko让演员们把手牵在一起，说：“我们已经接近最后的公演，沉住气，会成功。”如果没有这种沉得住气的把握，演员是无法在舞台上尽情发挥他们的天分的。 Joe是物理系的博士生，领悟力极好。憨厚的外表与匪气灵气集于一身，他是我在第一眼就看中的饰演鲁贵的最佳人选。他帮我完成了最后演出本的统稿。在删节原剧本时，我更多地将鲁贵作为故事中穿针引线的人物。周家的黑幕基本上都是由鲁贵在第一幕中向四凤和观众进行交代的。 在剧本改编时，我裁去了剧中的仆人一角。这个仆人的角色原来由我演，想做的象希区柯克一样，在自己导的作品里不经意地漏一小脸。可是越排就越感觉不对。一则仆人的戏由五段被裁得只剩两小节，怎么看怎么觉得这个仆人角色的出现显得相当突兀。因此就让我想演的仆人的戏全由鲁贵来完成了，以期达到完整的穿针引线的作用。包括后来补加的四凤周冲死后的“鲁贵报丧”。 场景是这样的：鲁贵从中门醉眼惺松，踉踉跄跄地走上台，然后扔掉手中的酒瓶，似醉非醉的一句：“钱，酒，凤，唉……”，扶着欲哭无泪的鲁妈离开舞台。我视这个情节为幕后周萍那一声枪响到来之前的铺垫，就像在雷声霹雳之前的滚滚轰鸣。 在我示范一遍后，Joe马上抓到了感觉，这个新加的情节成了鲁贵全场演出的句号(原著中似乎鲁贵在三幕后就不了了之了)。这一段与全剧揭幕后的第一句台词“Feng, I am looking for you”遥相呼应。 此外，演员的自身良好的戏剧功底可以使各自的发挥空间更为广阔。Carley在西岸剧团的经历使她扮演的繁漪张驰自如且充满了爆发力。颇有戏剧家学背景的Thomas在扮演周萍的过程中也呈现了角色应有的层次感。 有两个角色是我特意做了一些舞台润色的。扮演周朴园的演员外形不够高大与威慑，为了给他的出场增添一些震撼力，我要求音响组在第一幕朴园出场时加上雷声的效果。扮演大海的演员，其性格本色有些拙朴内向，我有意在分段练习和平时让他观察与模仿有些脾气暴烈的角色，以至于在演出的后期，他的朋友们明显地意识到了他本人性格上也变得粗犷了。 舞台制作人员与这出戏的成功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作为舞台监督的慧明是非常认真负责的。往往是她主动追着导演去确认舞台调度的细节，包括场景与后台协调等等，而不是被动地等待指示。而且，她总是耐心带领后台将每件事尽量圆满地完成。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舞台监督，真是让我省了不少心。这里再想着重谈的是，本剧中的语言和演员的再创作。 著名的戏剧前辈英若城先生曾经在总结他的戏剧生涯时强调，口语化与简练是戏剧语言中的首要原则。 演出翻译过的戏剧，对演员的语言创作而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量地使之口语化。也就是说，演员的表演，应该赋予舞台角色的语言以生命。将剧本的台词变成活的语言。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宫廷大臣波洛纽斯之口所说的“简练者，智慧之灵魂也(For 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就是对这一语言境界和精髓的绝妙比喻。 诚然，在剧场中将语言艺术的享受传达给观众是相当不容易的。舞台上一句台词稍纵即逝，演员不可能停下来对台词加以注释，讲解。戏剧的语言要求简练，任何的拖泥带水都会损害语言的“直接效果”。因此要求演员在舞台上能表现出“脆”的语言，比如对白与辩驳有来有去，对仗巧妙工整。我曾经要求演员能花一些时间在王尔德与萧伯纳的作品中体会出语言真正的“脆”的感觉。将演出版本的剧本交给演员时，我主要强调的就是“直接效果”。 我在排练中特别给演员说明的是，我们不是在替一部中文版的《雷雨》进行英语配音。演员的表演，在英语中称之为“Act”。我们是在演，这里任何的语言都有其动作性，就是Act。表演不是简单地装腔作势。Act具有极强的动作性。舞台上的演员说台词时不能仅仅是议论抒情，其中往往掩盖或带有行动的要求或冲动，如挑衅，恐吓，安抚，警告，甚至引为知己或者是欲擒故纵等等。 因此，我常常要求演员试图去寻找那些隐藏在台词后面的“动作”。比如对于扮演鲁妈的Louise，我不断地提醒她注意鲁妈独白里的动作，而这种动作来自强烈的角色自我心理暗示。当鲁妈得知四凤陷入与周家少爷的情感泥沼而无法自拔时，那一段悲怆的念白里对天与命的问责，是来源于她心目中几十年与其强烈的搏斗。 法国作家法朗士曾有一句名言：在疯子的眼里，别人都是疯子。戏剧大师焦菊隐先生在执导《龙须沟》时，就是用这句话去培养于是之寻找角色的感觉，其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适当地研究名家的成就，确实大有启发。因此，当《雷雨》的英文版上演时，观众了解人物与情节的关键，并不是风景与人物的舞台指示，而是在于台词，鲜活的充满五彩缤纷表现力的台词表演，让人物栩栩如生地由纸面跃上舞台。 当我将演出剧本交给演员时，强调他们必须在通读全本的基础上去完成演出本。他们要钻研剧本，努力揣摩人物此时此刻的心境和每句台词背后的动作性，寻找恰当的逻辑重音与习惯重音，找到自己的语调模式。这样演出后，我听到一位教育系的英国教授柯林先生的评价，说他能从每个演员的语调口音上大致寻找到角色的成长痕迹。例如周朴园念白腔调的僵硬，带有德语的痕迹，十分附和他曾经留学德国的背景。繁漪则是纯正的牛津腔，显示其良好的大户人家的教育背景。周萍浓重的伦敦口音，则是上流社会公子哥的典型。周冲的混杂的学生口音，则是良好地烘托了他接受新思想的来源。最有意思的是鲁贵，他非常重而且非标准英语的口音恰好烘托了这个堕入底层，今不如昔的豪门恶仆的身份与性格。 与剧组相处磨合的阶段，同样造就了我专业学习良好的实践机会。不久之前，我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专栏采访时，主持人问及这次作导演的经历，在听我叙述有关细节后，他问到，这是否也是对“情境管理”与“情绪管理”的一次很好的实践。其实在我看来，这次导演的经历，更多的是一次美好的人生体验与追求。塞缪尔·厄尔曼(Samuel Ellman)在《青春》一文中有一句非常好的谨言，我常常引来激励自己：“人人心中皆深植一片追求，只要你从天上，人间追求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你就青春永驻，风华长存。 (In the center of your heart and my heart there is a wireless station; so long as it receives messages of beauty, hope, cheer, courage and power from men and from the infinite, so long are you young)”。 培根在《论求知》中谈起：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那么，戏剧呢？戏剧，以及表演艺术，是将塑造人的性格的知识综合起来，将经史算伦，哲理逻辑的光芒赋予在角色里，在舞台上呈现于观众面前。 埃辟克拉斯曾经说过：“人生不过是一座大戏台。”在职业经理人的事业之外醉心戏剧的我，常常自封为“超级票友”。从这个诙谐的意义上讲，起初执导的初衷就是玩一把，并不是要怎么著。玩大了，结果就把我架起来了。本来还想轻松地玩呢。这一架起来，就得出活了。所喜的是，我与剧组的努力所出的活，得到不少有益反馈。当我在幕间穿行于观众席上，在所有我所得到的观众回馈的意见与感想中，听到的最多，我认为是最为鼓舞的一个评价就是：挺专业的。 被重复多次的这一句，现在看来，对于英文版话剧《雷雨》在牛津的公演这样一次有意义的戏剧实践，特别是置身其中的我与我的票友朋友同好而言，已经是最高的奖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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