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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语言哲学名家介绍,回顾自己2000-2005汇编的网络版
geneculture 2019-10-29 13:35
最近刚参加第四届维特根斯坦国际学术研讨会回到北京,重温自己在2000-2005汇编的网络版语言哲学名家介绍,一个一个熟悉的思想家跃然纸上,引起无数联想, 感慨万千 。特意复制于此(立此存照)。现在自己创造的智能化文本分析和知识模块精加工的系统工程方法 已经可以指导师生们掌握了 。因此,觉得可用下述文本做示范教学的原材料、道具或“药引子”。 附录: 西方著名哲学家 英文论著 超级连接 及评传丛书(网络版) 主编 2000-2005 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哲学 Zou Xiao Hui 邹晓辉 前言 目录 编后 Gottlob Frege 1848-1925 弗雷格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 维特根斯坦 以下是与《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语言哲学”配套的部分。 Bertrand Arthur Russell 1872-1970 罗素 Peter Frederick Strawson 1919- 斯特劳森 Donald Herbert Davidson 1917-2003 戴维森 Michael Dummett 1925- 达梅特 John R.Searle 1932- 塞尔 Saul Aaron Kripke 1940- 克里普克 Avram Noam Chomsky 1928- 乔姆斯基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德里达 Hans Georg Gadamer 1900-2002 加大默尔 前言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语言 哲学是本刊编辑的英文论著超级连接及评传文集之二。旨在:方便读者阅读原汁原味的英文论著及评传。也可以视为《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涂纪亮主编 1996 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配套读物。 1996 汝信先生在为《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作序的时候说“像这样系统地、分门别类地介绍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的多卷本著作,在我国还是首创”。 回顾十年研读学习历程,一方面,深感受益匪浅,另一方面,也倍感十分遗憾。因为,国内至今还没有与之配套的英文论著及评传文集。缺乏第一手的英文资料无疑会影响说汉语且用汉语思维的广大读者对这些西方著名哲学家的实际了解。众所周知,汉语及中文与英语及英文,不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不同,更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因此,仅仅阅读说汉语且用汉语思维的中国学者用中文编撰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是远远不够的。 为此,我根据自己多年的学习收获及研究体会,特意编辑了这一套英文论著超级连接及评传丛书(今年先出四册: PHILOSOPHY OF SCIENCE 科学哲学、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语言哲学、 PHILOSOPHY OF MIND 心智哲学、 PHILOSOPHY OF LOGIC 逻辑哲学)。希望对说汉语且用汉语思维的读者提供用英文去阅读思考的便利条件。 邹晓辉(2000) Zou Xiao Hui qhkjy@yahoo.com.cn 86-576-5505041 519125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井岸桥东恒美花园 15-2 栋 201 号       编后   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对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增大。因此,对其作恰当地介绍和点评十分重要。 国内,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以及山东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组成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丛书“编委会”开了一个好头。国际斯坦福大学的哲学百科全书更是起了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 本丛书——西方著名哲学家英文论著超级连接及评传丛书(网络版)的编辑,在代表人物的选择方面,就借鉴了《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的编排顺序,增补了其遗漏的重要代表人物;在英文电子文稿的来源方面,则采用斯坦福大学的哲学百科全书的最新文稿。 鉴于全球网络开放资源在建设之中,所以,我的编辑工作也将随之逐步完善。凡没有较为完整而权威的最新文稿的情况,均暂时采用其它知识来源及超级连接作为过渡。 众所周知,目前国际互联网可以说几乎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一方面,因为,好的智力资源分布于全球各地,任何一个大学及院所都难以独占鳌头;另一方面,还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能做到自然人与计算机“合理分工、优势互补,高度协作、优化互动”的理想程度。因此,我目前的编辑工作也只能是尽量抽出一定时间来收集和筛选。至于我的双语点评文稿,则将在全套丛书出齐之后再根据需要而决定具体的公开时间。   邹晓辉(2005) Zou Xiao Hui qhkjy@yahoo.com.cn 86-576-5505041 519125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井岸桥东恒美花园 15-2 栋 201 号
个人分类: 西方哲学2|1633 次阅读|0 个评论
说两句维特根斯坦
热度 1 mayaoji 2019-7-13 15:09
说两句维特根斯坦 马耀基 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的传奇哲学家,因为他的家庭背景,他的个人经历,更由于他在哲学上的成就。他的研究导致了哲学的语言转向,其中《逻辑哲学论》导致哲学上理想语言学派的诞生,《哲学研究》则促成了日常语言学派。 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没觉得他有多么的厉害,因为哲学家在我心中的地位低于科学家。但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还是给我带来了两点启发,虽然这些启发不一定完全符合他的原意。 第一点,哲学就是澄清概念的活动。 苹果为什么往地上掉而不是往天上飞?太阳离地球有多远?这些问题是科学问题,是由科学解决的。那哲学做什么呢? 先看一个问题。“假定有一只松鼠攀着树干的一面,一个人站在树干的另一面,这个人绕着树跑想看到那松鼠,可无论他跑得多快,松鼠总是以同样的速度跑到反面去,松鼠和那个人之间始终隔着那棵树。最后,问题来了:这个人是否在绕着松鼠跑?”这个例子出自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著作。 詹姆斯认为这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绕着松鼠跑”这个词的意义。如果它是指从松鼠的北面跑到东面,再到南面和西面,然后再回到北面,那么这个人显然是绕着它跑的。相反的,要是它的意思是说先在松鼠的前面,再到它的右面,再到它的后面,然后回到前面,那么这个人显然并没有绕着这个松鼠跑,因为,由于松鼠也相对活动,它的肚子总是朝着这个人,背朝着外面。 哲学问题和这个松鼠问题一样,概念清楚了,问题就解决了。按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我们不要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而是要问“世界”是什么意思,“本质”是什么意思。不要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要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意思。这些词的意义清楚了,问题就消解了。概念清楚了,就会发现许多哲学术语哲学命题根本没什么深刻的意思,都是一些语言之争。 哲学不是发现真理,不提供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只是澄清概念。后来,维也纳学派和柏林学派把这个观点进一步发扬光大。我基本上赞同这个观点,澄清概念虽然不能说是哲学活动的全部,但确实是它的大部分。 第二点,概念的家族相似性。 美是什么?公正是什么?善良是什么?这些是典型的哲学问题。 有一些概念,我们能找到它的定义特征,比如三角形是三条线段首尾连接组成的图形,叔叔是父亲的弟弟。定义特征既是概念的充分条件又是必要条件,即一物体如果具备这特征则它属于这概念,不具备这特征则不是。比如,一个人如果是你父亲的弟弟,那他就是你的叔叔,否则不是。 但更多的概念我们找不到定义特征。比如上面说的“美”、“公正”、“善良”等概念,我们就很难找到定义特征。下面的这段对话也说明了这一点。 苏格拉底:偷盗、欺骗是善行还是恶行 ? 青年:是恶行。 苏格拉底:欺骗敌人是恶行吗? 青年:这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没有说敌人。 苏格拉底:照你说,偷盗对朋友是恶行。可是假若你的朋友打算自杀,你偷了他准备用来的自杀工具,这算是恶行吗? 青年:是善行。 苏格拉底:你说对朋友欺骗是恶行。但在战争中,军事统帅为了鼓舞士气而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可实际上并没有援军,你说这种行为是不是恶行呢? 青年:这是善行。 维特根斯坦认为属于同一个概念的对象,它们具有很多相似性,但没有定义特征。就如同下面这个家族一样,他们都很相似,但没有一个特征是家族成员共有,而非家族成员没有的。这就是著名的家族相似性。 哲学家喜欢寻找事物的本质,比如美学家研究美的本质。根据家族相似性,我们不要寻找本质,如果本质是指定义特征的话,美的事物是家族相似的,这样的本质是不存在的。 我们要研究“美”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明白了它的用法就明白了它的意义。 后来家族相似性理论得到了心理学研究的确认和发展。比如,心理学实验发现,没法找到一组条件来判断一个体是不是水果。心理学家还发现,不同的水果的典型性不同,比如人们认为苹果是比西红柿更典型的水果,因此他们提出了原型这个概念。原型就是概念中具有典型性的个体,比如苹果是水果的原型。 科学花果山
个人分类: 哲学|3773 次阅读|1 个评论
中国的科学体制改革应当借鉴金融改革的经验
热度 3 pchen87 2018-3-13 22:46
中国人大今年推出的国家机构体制改革,包括许多重复分散部门的整合,尤其金融监管部门的整合,世界最为关注。因为金融创新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越现有金融监管的能力,造成制度套利,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中国股市和保险市场的种种乱象。中国把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为一,是金融监管整合的重大步骤。当前世界经济的定时超级炸弹,是美国主导的虚拟金融。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约为美国GDP的50倍,世界GDP的10倍。实体经济运作没有钱,基础投资没有钱,虚拟金融的赌博却热钱滚滚。如果不治理金融衍生品市场,还要盲目放开金融衍生品交易,其经济后果,必然超过转型经济苏联东欧市场的十年衰退,经济损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加苏联的内战和饥荒。主导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不仅是纸上谈兵,指导实践比核战争还危险。经济学家的有识之士,不可不防。 如上篇博客所言,物理学家早在1930年就否定了均衡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噪声驱动周期模型。弗里希自己后来都不好意思提的永动机理论,竟然分享在1969年首次瑞典中央银行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人在1988年发现的经济混沌,郝柏林院士1988年出版的《混沌II》即收录,为混沌研究学界熟知。本人1990年代回北大教书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还专门找本人谈话,建议我把关系留在科学院,去北大兼职。当时自己只是觉得在科学院研究混沌,没有经济学界交流的对象,还是破釜沉舟,去林毅夫领导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好,因为全是留美回来的经济学家,数学基础要比国内学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为好。却不料北大经济学主流紧跟西方主流。即使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成思危,和原科学院秘书长,后来主持农村改革的杜润生,都对经济混沌研究非常支持,但在北大经济学圈却是“异端经济学”的范畴。只能给研究生开选修课,给本科生做公共课,却不能列入必修课。本来中国经济学有可能在1990年代,即创立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培养一批可以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生,结果挑战者几乎难以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或论文答辩,毕业后即使在中国的主流大学经济学或管理学界找不到工作,只能下海,或者进入金融市场。收入自然比做研究或教书高了十倍或数十倍,却错过了中国经济学崛起的时机,在经济学新思维的运动中,不仅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且落后于世界经济学界“新思维运动”。本人2011年被新创立的世界经济学会(WEA)邀请为发起人和创始理事,在国内的主流经济学杂志却难以发表和主流经济学争论的文章。我的学生在经济物理国际旗舰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在国外国际会议的报告,被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评为天才,在国内经济学界却难以生存。这是什么体制原因呢? 我个人的看法,是农村包产到户的经验,被赵紫阳推广为“包字进城”,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社会的大协作。单单一个北大,经济学院就有重复竞争的四家:包括经济学院,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改为国家发展研究院),马列学院。开始分的道理和双轨制一致,即老的政治经济学继续在经济学院和马列学院教,西方经济学引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光华管理学院。但是,后来四家几乎都接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没有一家发展美欧日都有的“异端经济学”,包括演化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演化制度经济学,经济复杂性研究,经济物理,金融物理,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等。出现中国经济改革世界领先,经济教育和经济研究比西方主流还要保守的怪象。 更缺乏战略考虑的是,原来中国科学院的社会科学部,后来分离出社会科学院,成为科学界最高评价机构是三家,和世界跨学科研究的潮流背道而驰。本来中国的基础研究,包括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世界领先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名家地下,中国学生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回到国内无法找到对口的单位。在国外做出一流研究的工作,回来如果带研究生,学生都难以毕业,毕业也无法解决职称问题。因为经济学规定的主流杂志的编辑,大都看不懂,或者看懂了也不敢发,挑战西方主流永动机理论的文章! 我建议中国的最高领导,在考虑国家战略时,要搞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文化科学领域更是如此。建议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并为中国科学院,下面可以分设自然科学分院,社会科学分院,工程科学分院,外加一个综合科学分院,后者重点支持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传统综合大学,应当和科学院和中国科技大学合作,创建跨学科的研究实体。中国才能把握二十一世纪跨学科整合的潮流和机遇。这也是郝柏林院士,成思危副委员长,生前推动但是没有完成的事业。希望中国科学,教育,科技,军事,和经济,新一代的领导人,能共聚一堂,像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委托聂荣臻元帅统一抓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样,统一组织跨学科的新兴边缘学科,占领世界新科学革命的制高点。 请参与复杂科学和经济复杂性研究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和企业家,共同关注科学界的整合。邓小平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院的整合也是改革开放经验理论创新的基础。中国经济学理论不创新,就会走苏联的弯路。即使经济改革在实践中闯出中国道路,在理论上永远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服西方经济学家,你们迷信的英美模式,理论基础是永动机,思想是空想资本主义的乌托邦,造成气候暖化,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生物多样性被规模经济破坏,动摇人类生存的基础。倒是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符合当代绿色经济的可持续方向。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复杂演化思维的先驱。普里戈金早就认为中国的老庄哲学,高于西方柏拉图的分析哲学。只是方法论的演化从简单到复杂。中国文明虽然统一的历史优于西方的罗马帝国,但是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推进了劳动分工和分析科学的发展。直到铁路出现以后,人们在实践中才认识到“国富(Wealth of Nations)”没有“国协(Coordination of Nations)” 重要。请看二十一世纪的大势,竟是谁家(思维、学派)的天下?
个人分类: 复杂科学|3988 次阅读|3 个评论
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做论分析技术哲学的系统纲领的学术报告
ssglwu 2016-12-21 10:04
吴国林 2016 年 12 月 22 日(修订版) 应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邀请,做为人大哲学 60 年系列学术活动, 2016 年 12 月 15 日 15 : 00-17 : 00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500 会议室做了“论分析技术哲学的系统纲领”的学术报告。 作为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回到母校做学术报告还有一定的思想压力的,因为人大就是人大,不是你想讲就可以的,总得要有一定东西。正如我在开场时讲,刘大椿老师到场,压力山大! 报告的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科研室主任刘永谋教授,评议人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段伟文研究员。参加报告会还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西大学、天津市委党校等科研院所的专家或学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是当日下午 2 : 30 到达人文楼底楼,没有想到,我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人大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内科学技术哲学界的最具影响力哲学家之一刘大椿教授也到达了底楼,当然,我感到十分意外,师生稍作交流,看来只有到报告会受到老师的“批评”了,是“祸”躲不过!后来刘永谋教授给我讲,他并没有通知刘大椿老师,万一通知他,而他不来,让通知者“难堪”, 正是刘大椿老师自己主动要来!看来,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非常希望老师提出批判性建议!后来证明了我的判断。谢谢刘老师! 下午 3 : 00 正式开始。刘永谋教授对我进行一个简短的介绍之后,我开始学术报告。我先对自己这几年的研究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直接切入主题,报告分为 8 个部分: 1 、技术哲学的研究现状; 2 、如何解决当代技术哲学的存在问题? 3 、技术人工物:从二重性到系统性; 4 、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标准; 5 、技术是什么与本质; 6 、技术知识的分类与结构; 7 、技术陈述; 8 、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推理关系。 当代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基本纲领是二重性研究纲领。本报告所提出的观点是:二重性研究纲领是有问题的,必须代以之系统研究纲领。 技术人工物的二重性研究纲领把技术人工物所具有的物理的和意向的两种性质转变为结构与功能的二重性。为克服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 难问题 ” ,需要从技术人工物的二重性转向系统性。要素、结构、功能和意向构成了技术人工物的四因素系统模型。除了非充分决定标准和实现限制标准之外,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标准还需增加要素限制标准和环境限制标准,以便使结构和功能之间有更大的确定性。利用赖欣巴哈的三值逻辑之直接否定与蕴涵可以构造出技术人工物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三值逻辑关系。 大致我用时 65 分钟就讲完了,讲得粗一些,因为有关参加者大致看了一下我的论文《论分析技术哲学的可能进路》(《中国社会科学》, 2016 年第 10 期,共 22 页)。当然,要讲其中任何一个小问题,也可以讲一个小时,我主要是想听一听各位专家学者的批评性建议或问题。因为能提出有意义的问题的,都是有学术见地的。 随后是主持人刘永谋教授做了一个简要肯定,他提出我的系统研究的亮点是:“ 1 、技术文体的语言分析, 2 、结构 - 功能非确定性的逻辑分析, 3 、量子逻辑的引入”。接着他提出问题:分析的技术哲学如何分析“技术文本” ? 技术文本如何作为语言分析的对象 ? 评论人段伟文研究员对我的研究工作说:“挺有意思”,接着提出:在技术人工物的本体论模型中,增加的要素和环境限制,为什么?是由果导因?是否还有成本限制?等等。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是什么?俄罗斯的Triz是建立在专利的分析之后,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帮手,那么,你提出的具有技术的双三角型模型对技术创新有什么意义?技术原子是否有效?技术的价值也没有讨论。 接着是 刘大椿教授 的评价与问题。首先他对我的工作进行了肯定,他说:“对技术哲学做的工作有意义,对技术人工物进行分析有意义,否则,技术哲学的研究容易表层。”然后提出了 十分重要的问题 并评价,他说,技术人工物的概念是什么 ? 需要对其概念展开仔细分析。分析哲学是对文本进行逻辑分析,那么,分析技术哲学如何对技术、技术哲学进行分析 ? 技术的辩护很重要,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的本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吴国林语:刘大椿《技术何以决定人之本质》 对于技术陈述,是否只能讲有效无效,难道不讲真假 ? 有效无效对不同主体,如何变化 ?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伯鲁教授提问:技术的划界在哪里?社会技术是否纳入?军事技术呢?技术是过程,如何见到“动”的技术?人如何在技术中?技术预见在什么地方?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肖显静研究员大说“不懂”,要警惕“分析”。他提出,技术的“三值逻辑”要分析什么?有效无效负荷了价值。他说,我做的是科学主义的技术哲学。并提出,让我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讲一讲,专门找几位搞逻辑的学者来发问。 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徐治立教授提出,从知识探讨上有价值。对工程是否有效 ? 在具体技术的双三角形模型中,为什么是双向箭头 ? 如何预见功能 ? 来自广西大学的陆秀红教授提出,在技术人工物的系统模型中,意向是否可以放中心 ? 系统模型中各要素如何相互作用 ? 社会技术如何承认 ? 来自天津市委党校的涂明君副教授提出,技术的有效,与真善是一个什么关系 ? 还有其他一些同学提出了许多好的问题。 整个点评与提问,大约花了一个小时。 最后,我就主要问题进行简要的回答。我首先感谢他们提出了好的问题,有些问题来自于我的演讲时间太短,有的问题正在研究之中。实际上,对分析技术哲学的系统研究纲领能提出好问题的学者,真的不多。一是今年三月在荷兰代夫特理工大学哲学系由克劳斯(P. Kroes)所主要的报告会,有关学者的提问。二是2015年、2016年两年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的国际或全国分析技术哲学小型讨论会上所进行的讨论,特别是与克劳斯、米切姆(C. Mitcham)所进行的讨论。三是这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各位专家所提出的问题。 我的回答大致花了近20分钟,报告到17:30才结束。最后我提出:“ 人大的科哲有一个伟大的团队 ”,也是对过去、现在的肯定和未来的希望,希望母校在科技哲学的研究上再创辉煌!说“有一个伟大的团队”,其理由是:人大更早创始者黄顺基先生早在1957年就与毛泽东主席等著名学者讨论逻辑学问题,那时黄老师才32岁。 他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主任王方名“对当时苏联关于形式逻辑学科性质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形式逻辑不是一门哲学学科,不能把同一律视为康德的形而上学;形式逻辑研究推理的形式,至于推理的内容则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对象。这一见解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因而与哲学界前辈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郑昕等一同受到毛泽东接见,在中南海讨论逻辑问题。”(黄顺基:《求是园名家自述》),我也是黄顺基教授的博士生。目前,刘大椿教授是国内科学技术哲学界的重要学术人物,他培养两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主持过两个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他的“科学活动论”(刘大椿,《科学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这是再版)影响甚大,他所培养的博士生在全国许多高校与研究院所渐有学术声响。 不多谈了,这次学术活动讨论甚有意义,相约下次再论剑。 合影 报告会现场
个人分类: 学术报告|1486 次阅读|0 个评论
卡尔纳普《符号逻辑及其应用导论》读书笔记书评(1)
saif 2016-12-7 09:39
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是20世纪著名的分析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学者,他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逻辑、语言和科学理论的关系。逻辑和语言关系的研究,来自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三次数学危机的产生。这里所谓的“语言”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语言,而是作为公理化科学理论所使用的语言。对这个语言的最早的提倡者是莱布尼兹,但真正的实践者则是后来的布尔、皮尔斯和德摩根。19世纪后半叶由弗雷格最终开创谓词逻辑并第一次将这种新逻辑作为语言成为描述算术系统的工具,从此逻辑成为后来产生的公理化运动的基础。作为20世纪初产生的三大学派之一,从弗雷格到怀特海、罗素到卡尔纳普,一直坚持认为逻辑,特别是符号逻辑应当是所有科学理论阐述使用的语言,这个观点在《Introduction to Symbolic Logic and its Applications》得到了全面的体现。这本书可以说是分析哲学、弗雷格-怀特海/罗素传统的经典入门书。这本书的精髓就是:语言问题应当是逻辑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逻辑的目的是为科学理论找到最恰当的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出发点则是符号逻辑,一个严格定义的符号逻辑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应当明确定义理论、系统和语言的概念。所谓理论,就是关于对象的断言系统(a system of assertion about objects)。这里的“对象”是指任何科学理论所要研究的对象,数学有数学对象,如数、方程、矩阵、群等,生物学有基因、细胞等;断言是指科学理论中关于对象的定义、定理;而断言系统则是通过演绎、归纳所形成的这些定义、定理的总和。而语言,应当是符号(sign)与规则的系统,这个系统由符号逻辑系统充当,换句话说,符号逻辑系统和语言是等价的。从纯逻辑的角度,这个语言是抽象的,或者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仅仅是一个语言框架,因为作为语言基本元素的“符号(sign)”并没有赋予解释,亦即,语言的单词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单纯符号而已。一旦这个逻辑系统中的符号与某一特定的理论的对象产生解释关系,那么这个语言框架则变成真正的语言,关于这个特定理论的语言。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这个逻辑系统——语言框架——本身的研究;第二部分首先讨论了运用这个语言框架建立公理化语言的一般原则和方法,然后展示了这个逻辑系统在特定科学理论的应用,包括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第一部分的中心内容是语言,亦即,符号逻辑系统。从第一章开始到第三章,逐次讨论了三个语言版本:简化语言、标准语言和扩展的语言。 上面谈到,符号逻辑的发展自19世纪中叶以后主要是来自数学家对数学本身出现的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这打破了几千年来只有哲学家关心逻辑的传统。我们知道,自17世纪牛顿、莱布尼兹产生的微积分到19世纪初,经过历代天才数学家的努力已经成为一个成果累累的数学中的显学——分析学。但是关于这个学科的最基本问题:无穷小量的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解决。从弗雷格以降,到康托尔的集合论的出现,再到希尔伯特的利用公理化方法重新构建几何学、皮亚诺、戴德金重构算术系统,最后由怀特海/罗素的鸿篇巨著《Principia Mathematica》(数学原理),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要为整个数学大厦找到一个“安全基础”(secure foundation)。由此,“数学基础”成为19世纪末开始直到现在仍然在研究的主要课题。由这个课题引发、牵引的科学发展改变了整个20世纪科学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就是计算机科学。这些新科学的基础,就是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这个逻辑系统和传统亚氏逻辑相比就是:出现了“关系”(relation)的概念,这个概念首次由弗雷格提出,成为逻辑学自2000多年以来,自词项逻辑、三段论逻辑以后最重大的发展。关系概念之所以重要在于这使得新的符号逻辑比传统的亚氏逻辑概括力更强,可以对形态顺序任意的命题做出分析,并且对超出词项逻辑的多元成分进行分析。从关系概念出发,可以定义许多科学理论中的研究对象(概念)。 和现代的大部分逻辑教科书不同,这本书(以及塔尔斯基的逻辑学教科书)是以逻辑常项和变项开始。我的感觉,这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逻辑就是语言的体现。因为常项、变项相当于语言中的基本要素:单词。常项是赋予符号单一、确定语义解释的元素,变项则是赋予符号一定范围语义解释的元素。从这个角度看待逻辑学,就不得不承认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理论表述的最精确语言。如果一个科学理论能够用逻辑语言表述,那就可以公理化,如果能够公理化,则这个理论才可以称得上精密科学。 如果逻辑系统作为一种语言,那么研究的重点就是:什么是这个语言的句法?亦即,这个语言中的基本元素是如何组合形成比基本元素更大单位的?什么是这个语言的语义?亦即,这个语言如何与某一特定理论中的基本元素——概念产生映射,这种映射的基本机制是什么?一旦构建出句法和语义,其论证的推理规则是什么?这些就构成了现代数理逻辑的几个大的分支:递归论、模型论和证明论和集合论。 总之,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数学家的卡尔纳普为我们对逻辑的更深刻理解打开了一扇大门:使我们认识到,符号逻辑是古典逻辑学的现代版,数理逻辑是符号逻辑在数学中的应用。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自然语言逻辑本质上也是符号逻辑在语言学中的应用而已。
个人分类: 逻辑学|3364 次阅读|0 个评论
成功举行分析技术哲学研讨会
ssglwu 2016-9-16 11:21
吴国林 2016 年6月28日,分析技术哲学研讨会( Workshop on Analytic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在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5号楼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主办, 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 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教授应邀出席研讨会。 来自国内外的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技术人工物的实在性、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技术解释、技术陈述的真值问题、技术知识、贝叶斯技术推理等分析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关键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并做了报告。 28 日上午在5号楼201报告厅举行开幕式。肖峰教授担任主持,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国林教授代表学院欢迎到会的学者。米切姆做的题为“分析技术哲学的几点观点”(Ideas on Analytic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的主题报告。米切姆教授从分析哲学、分析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着手,对分析技术哲学的成就进行分析,以及谈到了分析技术哲学的转向等问题,同时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交流。吴国林教授做了题为“分析技术哲学的系统进路”(T he Systematic Approach in Analytic Philosophyof Technology )的主题报告,讨论了技术的系统模型、技术贝叶斯推理和实践推理,“技术人工物的意向性”问题引起了激烈讨论。周燕副教授做了“工程设计中的功能定位问题”(Function Orientation as Basic Stance in Engineering Design)的报告。 在会议期间,吴国林教授与米切姆教授就椅子这一技术人工物展开了认真讨论,吴教授认为,仅用结构与功能不能完整描述技术人工物,还必须将要素纳入才行。 28 号下午的研讨会在5号楼102A会议室举行。由吴国林教授主持会议,肖峰教授作了题为“技术价值的哲学分析”(A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Technological Value)的学术报告,他从分析哲学的角度对技术价值的中立性问题展开细致讨论。 广东海洋大学朱诗勇 副教授报告了“技术解释的逻辑特点”、陶建文副教授报告了“以几何学为例讨论了严密和严格的科学问题”;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李君亮博士做了“技术哲学的演化逻辑”的报告;我院的几位博士生分别就现代技术人工物何以可能、技术人工物的自然类、技术知识的盖梯尔问题、技术进步和技术预见等主题做了学术报告。 本次研讨会对促进国际分析技术哲学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分析技术哲学研究水平,理清分析技术哲学的难点和突破思路具有重要意义。研讨会问题集中,讨论激烈,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1.米切姆作报告 2.会场 3.讨论 4.吴国林作报告 5.米切姆与吴国林讨论椅子 6.米切姆与部分学生合影 7.米切姆与吴国林教授合影 8.周燕作报告 9,肖峰作报告 10.讨论会会场 11. 12.朱诗勇作报告 13.陶建文作报告 14.叶路扬作报告 15.陈文作报告 16.彭纪南教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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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国际分析技术哲学小型研讨会综述
热度 2 ssglwu 2015-11-4 12:45
探寻分析技术哲学的未来研究进路 ---- 记首届国际分析技术哲学小型研讨会 吴国林 首届国际分析技术哲学研讨会( InternationalSymposium on Analytic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 ISAPT2015 )于2015年6月27—30日在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成功召开。会议由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U Delft )哲学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物理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和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协办,会议语言为英语。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的与会学者近30人,提交论文25篇。会议主题为“分析的技术哲学”。现将相关问题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克洛斯报告 克洛斯签名 会议合影 大会会场 吴国林做报告 小会场 陈刚做报告 克洛斯在听报告 国际著名技术哲学家、技术哲学荷兰学派的领头人物克洛斯( Kroes )作了题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代尔夫特进路”的主题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代尔夫特大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在这一部分,他分析了技术哲学经验转向的原因和特点,概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代尔夫特技术哲学研究的课题和方法,即运用分析的技术哲学方法推进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克罗斯展望了代尔夫特技术哲学研究的伦理转向,澄清了伦理转向在何种意义上是经验转向的延续问题。 作为会议的中方主席,吴国林教授作了题为“分析技术哲学研究的可能进路”的主题报告。首先,结构与功能是描述技术人工物的两个方面,但它们并不能完备地描述技术人工物,仅用结构与功能描述人工物,将造成它们之间的逻辑鸿沟,除了结构与功能因素外,必须将要素作为描述技术人工物的一个因素,这有利于克服这一逻辑鸿沟;其次,技术人工物的适当本体论的非充分决定标准( UD , Under-determination )与现实限制标准( RC,Realization Constraints )还不足以在结构描述与功能描述建立逻辑关系,还需要增加要素标准( EC,Element Constraints )和语境标准( CC, Context Constraints );第三,利用赖欣巴哈关于量子力学逻辑的直接否定与标准蕴涵所构造的三值逻辑系统,将量子逻辑的真、假、不确定分别对应技术的有效、无效和不确定,由此构造三值技术逻辑,并引入最小的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结构—功能子,于是,结构描述与功能描述可以建立三值的技术推理关系,其逻辑关系是: C.S. L. E. SF 0 F 其中 C , S , L , SF 0 , F 分别表示技术人工物的要素、结构、规律、最小结构功能子和功能, 表示标准蕴涵,这就是利用赖欣巴哈三值逻辑得到的关于技术人工物的结构的推理模式。 浙江大学的潘恩荣博士对现代技术哲学的两个经验转向进行了评析。根据布瑞的观点,第一种经验转向(ET1)的代表人物有伯格曼(A. Borgmann)和拉图尔(B. Latour)等,他们继承了经典技术哲学的相关主题和问题,但他们对技术持非批判、敌视态度,致力于发展一种情境化(Contextual)的、描述性的和非决定论的技术哲学理论。第二种经验转向(ET2)的代表人物为米切姆(C. Mitcham)、皮特(J.C.Pitt)、克罗斯和梅耶斯等,他们力图建立一种“内在”的技术哲学,强调对“工程和技术”本身的哲学描述。基于此,现代技术哲学可能分化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从而延续了经典技术哲学中人文传统与工程传统分裂的问题,国际技术哲学界认为,这种分裂的风险将严重干扰基于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的“第三次转向”。 华中科技大学的陈刚教授就层次、形式与实在进行了分析。他讨论了夏法尔关于层次与基础性的论文,并且试图替他的非还原的第三条出路提供一个论证。基于形式实在论,陈刚教授对副现象论和观念原子主义提出了相应的反驳。陈刚教授强调,形式实在论,作为一种本体论,如果成立的话,应该具有更广泛的哲学意义。 李三虎 教授对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技术哲学史表现为一种从实体理论到间性理论的发展线索,把技术间性理论作为当代技术哲学的一种发展方向,是对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和客体间性概念的极大发挥。他把技术间性理论理解为:围绕技术的社会 - 伦理问题,将技术看作是一种间性的存在。 华南理工大学的彭纪南教授就分析技术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分析的技术哲学是基于工程技术的实践、采用英美传统的分析哲学方法、对技术的实体、技术知识、技术活动进行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析研究。他认为,对技术实体之结构与功能的二重性分析是技术实体之本体论分析的逻辑起点,构建技术功能的认识论则是技术知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设计时,将要实现的给定功能转变为要设计的物理结构是技术活动分析的核心问题。 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叶路扬分析和解释了技术人工物的自然类及其实在性问题。基于 波德(Bird)和埃利斯关于自然类划分的标准, 叶路扬认为, 自然类是自然存在的一个实在类,如果一个单个的客体(技术人工物)是实在的且属于自然类,那么这个客体(技术人工物)就是实在类, 技术人工物是可描述的“实在”,它 是结构实在、功能实在和要素实在相互统一的自然类; 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实在和要素实在是功能实在的前提和基础,功能实在则是结构实在和要素实在的目标。 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曾丹凤分析和解释了现代技术人工物的可能性问题。她分析和解释了使现代技术人工物成为可能的“六因”,即(1)用户或客户的需求或愿望(目的因);(2)自然与工程科学知识以及技术理论与规则(理性因);(3)整理经验对象的先天能力(先验因);(4)能实现某种运行原理的理想型构(形式因);以自然物为质料因的人工复合材料(物质因);(5)实践能力(动力因)。 复旦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刘振基于对特修斯之船问题的分析和对E.J.劳关于此问题之连续历史解释方案的批判,提出了解决人工物之同一性问题的方案。基于对特修斯之船问题的分析,刘振首先明确了引起人工物之同一性问题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人工物在经历时间变化时能否保持自身的同一性问题,一个是霍布斯挑起的关于人工物在遭遇复杂情境时如何确认自身的问题。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单个人工物被拆卸后,再将其重新装起来所引发的同一性问题。 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的弗兰森( Franssen )教授 引入“工具性系统”概念,对 社会技术系统进行了哲学分析。弗兰森运用分析的哲学方法,从工程的角度研究了社会技术系统问题。他着重介绍了社会技术系统的重要特征,即各种要素的组合,包括处在因果关系中的物理的客观要素以及与行为有关的意向性的主观要素。 “工具性系统”是由用户、器具和对象性客体三个要素构成,这三个要素又通过两种关系联结在一起,一种是联结器具和客体的因果关系,一种是用户使用器具作用于对象性客体的目的-手段关系,也即主体的意向性。弗兰森认为,“工具性系统”既可以用来指代各要素的合成,也可以用来解释由于等级分化而导致的社会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增强人们对社会系统的理解和把握。 华南理工大学的肖峰教授以技术的分类为基础,引入海德格尔的术语,对“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信息就是人的“感知”、“反映”、“知识”等广义的心智现象,信息就是“此在”(人)处理存在的一种方式,是被“此在”在“虚在”的层次上把握了的存在者。肖教授指出,严格地说,器具信息技术只是“信号技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号技术,因为它只有信号过程,而不存在信息过程。例如,计算机并不是信息机器,它只是信号机器或者符号变换器,只有身体信息技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因为人是信息的主体,具有真正的信息能力,人也是可以掌握信息技术的唯一主体。 嘉应学院的沈健教授分析了技术的实践推理和理论推理的相互关系。他首先指出了二者的差异,即技术实践推理是对技术的决定设计、程序功利等方面的规范性描述,技术的理论推理关注的是对技术的解释和预言,它涉及技术知识问题。他也强调了二者的紧密联系,即单个的技术自身是一个有机系统,但整体的技术系统却包含技术行为、技术规则、技术实体、技术主体、技术解释的结构和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推理和理论推理又是相互交融的,二者相互作用,构成技术的有机系统。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生李君亮就实践推理如何解决技术物之结构-功能的逻辑鸿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逻辑鸿沟的产生源于技术物被思维把握,技术物的结构、功能、性质通过命题来陈述,对结构-功能之间的逻辑进行形而上学的反思与追问时,就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只有回到实践活动本身,即在技术实践中才能克服它。 硕士研究生胡绵则将贝叶斯推理运用于技术人工物的解释,试图解决技术人工物解释面临的“逻辑鸿沟”难题,她以汽车系统为例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并对这一模型进行了辩护。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戈曼( Gorman )教授就如何让创新服务于社会需求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人们希望一些盲目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也能有益于社会,但它们往往却对社会有害,而且,以人类需求为导向的创新行为也并不能实现人类预期的目的。 华南理工大学的闫坤如教授探讨了技术创新与人们的风险认知问题。她认为,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因素会诱发风险,负责任创新是消除公众认知偏差的途径和方法。 广东海洋大学的朱诗勇就技术创新中的逻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基于埃文斯(Rob Evans)电子工程技术创新中的逻辑分析,朱诗勇首先将传统逻辑与技术创新中的逻辑区分开来;其次,他认为,技术创新的限制来自给定的逻辑前提,但他强调,“简单的逻辑方法”并不构成对创新的限制,进而他从语义学、技术推理基本规则、技术思维的三论题(开放性论题OT、二重性论题DT、同一性论题IT)等方面对技术创新中的逻辑展开了详细的分析。 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程文就技术进步的概念和动力机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基于认知主义、工具主义和行为学对技术的界定,她认为,技术系统的效能是技术进步的指示器,具体参数为技术系统寿命的长度、可靠性、安全性、灵敏度、运行速度以及系统结构调整升级的频率。 华南理工大学的陶建文副教授认为,西方科学基本上表现为数学化的科学,对物的描述呈现为几何描述,因而,忽视物本身所固有的丰富性;中国古代的科学是用物或器具来表征,比如流体力学是来源于对水流及其作用的描述,这种描述是非数学几何化的而是粗略的意象性的描述。 中山大学的李珍博士基于塞尔(J . Sesrle )的中文屋论证引起的争论,从现象意向性视角分析中文屋的论证,进而探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方向。 广东财经大学的袁继红副教授讨论了最佳说明推理是一种独立的推理形式吗?由此讨论了最佳说明推理、贝叶斯推理和决策推理的关系。 此外,华南理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林润燕就 技术知识的分类及其逻辑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将技术知识分为基本设计知识、行动知识和理论工具三大大类,进而每一类又分小的子类。 此次研讨会是中国首次、也是国际上首次举办以分析技术哲学为主题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旨在打开技术“黑箱”,深入技术本身,澄清技术哲学的有关陈述,以对技术进行更好的理解;其目的是激发技术哲学研究者运用分析方法对技术哲学的相关问题进行学术研究,明确分析技术哲学未来的研究主题和方向,推进技术哲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正式学术讨论在一天半的思想碰撞中结束了,但研意未尽,学者们相约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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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特根斯坦旧居
热度 3 ssglwu 2015-6-24 00:11
吴国林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 语言哲学 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路德维希 · 维特根斯坦,于 1889 年 4 月 26 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 维也纳 ,父亲卡尔 · 维特根斯坦是欧洲钢铁工业巨头,母亲莱奥波迪内,哈耶克外祖父之姑表妹,是银行家的女儿。 和一些伟大人物一样,维特根斯坦在中学的成绩并不好,大都处于中下水平,而且是高考落败了。少年路德维希爱好机械与技术,十岁时就制出过一台简单实用的缝纫机。最初志向是物理学,曾经渴望师从著名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然而,后者于1906年自杀,使得维特根斯坦的希望毁于一旦。随后维特根斯坦又立志成为一名工程师。 1927 年,维特根斯坦结识了奉《逻辑哲学论》为圭臬的“维也纳小组”成员并应邀参与一些活动,与石里克、魏斯曼等成员有过交往,但拒绝加入他们的圈子。 1929 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以《逻辑哲学论》作为论文通过了由罗素和G.E.摩尔主持评审的博士答辩后,留在三一学院教授哲学,并于1939年接替摩尔成为哲学教授。 1947 年,坚信“哲学教授”是“一份荒唐的工作”的维特根斯坦从剑桥辞职,以专心思考、写作。 1951 年 4 月 29 日 ,身患前列腺癌的维特根斯坦在好友比万( Edward Bevan )医生家中与世长辞。 维特根斯坦是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其名著《逻辑哲学论》中说: 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物的总体。 世界分解为诸事实。 确实如此的情况,事实,就是事态的存在。 一个事态就是客体(实体、物)的一个组合。 他有名言: 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 。 维特根斯坦的旧居就在维也纳,作分析哲学者,当然要去看一看. 增加一个门牌. 博主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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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你怎么看?——洪谦《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笔记
热度 11 lev 2014-8-25 22:44
哲学家,你怎么看? ——洪谦《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笔记 从 分析哲学“叛逃”到实用主义的理查德·罗蒂——可以称之为“罗蒂的实用主义转向”,为20世纪哲学史构建出了“语言学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 )的独特视角。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语言学转向”作为一个新术语被广泛使用和阐释。 正如这个术语对哲学史主题变奏的强调那样,其本身也为我们制造了一层语言的迷雾——好像20世纪的主流哲学(如果这个“主流”确实存在)不再关心自然与科学(因为构造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时代已经过去) 。 然而20世纪恰恰是科学哲学的世纪,分析哲学、现象学( phenomenology )、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的“西马”)四大阵营几乎都建立了积极且明确、对抗且交融的科学哲学主张。其中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几乎直接介入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史 ,比如分析哲学阵营的主将罗素、怀特海同时也是关于数学基础的“逻辑主义”学派的大佬,“直觉主义”学派的旗帜克罗内克(那位把康托尔“送”进疯人院的老师)、庞加莱身上又是明显的现象学style......在早期量子论(1925年以前)和量子力学基础之争中集结起来的“哥本哈根学派”,其中教父级的灵魂人物——尼尔斯·玻尔,你也很容易发现他与丹麦老乡、现象学或存在主义先驱克尔郭凯尔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我们的爱因斯坦,他一会儿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会儿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恩格斯语)下面似乎是若明若暗的理性主义趣味——在20世纪的物理学家中,爱因斯坦(理性传统)和玻尔(经验传统)也算硕果仅存的哲学化石了......当然,现在也有不少费曼调侃的那种“鸡尾酒会哲学家” 就连以“自主选择”的人和“恶心”的社会为主题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巨擘萨特也会在他的《存在与虚无》( Being and Nothingness )里来上这么一段(见陈宣良等译版): 首先,这样人们确实摆脱了那把存在物中的内部和外表对立起 来的二元论。如果人们真是那样把存在物的外表理解为一层掩盖对 象真正本性的表皮,那就无所谓外表了。 如果这种真正的本性反过 来应是事物的秘密实在,而由于它是被考察对象的“内部”,我们 能够预感或假定它,但是永远不能达到它,那么,这种本性同样不 存在 。 显露存在物的那些显象,既不是内部也不是外表,它们是同 等的,都返回到另一些显象,无一例外。 例如力不是掩藏在它 的各种效应(加速度、偏差数等)背后的未知的形而上学的自然倾 向,而是这些效应总体。同样,电流也没有隐秘的背面:它无非是 显露它的许多物理-化学作用(电解、碳丝的白炽化,电流计指针 的移动等)的总体 。这些作用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单独地揭示电 流。但是它也不表明它自己背后有什么东西:它只表明它自身和整 个系列. ..... 在这段精彩且明显的现象学趣味的论述中,“啰嗦”的萨特表现出了极好的物理学(或者说自然哲学)素养,他向我们强调了一个自然而然却又极易被忽略的“显象”( apparence ):许多物理学上的“存在”( being )本身是不可见或不可测量的(物理实验或观测意义上的),我们对它的认识基于其所产生可观测效应的总体,就像“我们看不见原子”(马赫的依据)那样,我们从来看不见“力”,我们只能观测到“力”产生的物体形变或物体运动状态的改变(即产生加速度);我们也看不见“电流”,我们只能观测到电流的热效应(由焦耳—楞次定律刻画)、磁效应(由毕奥—萨伐尔—拉普拉斯定律刻画)、化学效应(由法拉第电解定律刻画)。 谈20世纪的科学哲学就不得不提到奥地利的维也纳,这里曾经活跃着第一位科学哲学教授恩斯特·马赫、几乎无法归类的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现象学甚至轴心时代的古老哲学?)、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现代柏拉图主义的库尔特·哥德尔......还有逻辑经验主义(也叫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小组”( Vienna Circle )。 “维也纳小组”的正式名称为“恩斯特·马赫学会”,他们以马赫实证哲学的继承人自居,同时积极吸收并阐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与罗素一样,维也纳小组特别是其创始人莫里兹·石里克(爱因斯坦似乎认可过他对相对论的阐释)的热情并不被维特根斯坦接受,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自己屁股后面亦步亦趋的石里克——曾经是普朗克的学生,不过又是一个自己思想的“误读者”——好像维特根斯坦生来就是被别人误读的。 洪谦先生(1909~1992)系石里克高足,也是维也纳小组中唯一的中国成员。1934年,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 Das Kausalproblem in der heutigen Physik(Dissertation),1934 )。 洪谦先生 为了查阅哈梅尔( G.Hamel )的公理化力学和卡拉西奥多里的公理化热力学,我曾“突击”过三天德文(我没查到英译版),这种“急就章”勉强对付一些技术性文献(在哲学面前,物理也属于一种“技术”),面对哲学文献(特别是艰深出名的德语区哲学)就现了原形。为“偷懒”计,找了中文译版(黄裕生译,梁志学校,范岱年审)。虽然无法对照原文,但就个人阅读观感,这个译版非常清晰——这不正是逻辑经验主义所追求的表达吗?以至于我的笔记几乎完全成了“原文摘录”: 导论 “哲学研究因果规律性的真正任务,不在于或者肯定或者否定因果律的普遍有效——这必须让经验来回答——而在与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实际上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哪种因果秩序。” 1.物理学中的因果概念 “任何科学的考察都是从某种确定的假设出发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把它视为科学考察的目标,并且所有的只是都应溯源于它。”—— “公理化”的思路 “晦暗不明的决不在于事实本身,因为没有什么事实是不清晰明了的,而是在于对描述事实的命题的无解或不适当的解释。”—— 维特根斯坦的早期套路(《逻辑哲学论》),哲学是对语言的误用 。 “科学要研究的只是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必须发生的事实。”—— 这话来自于罗素,玻尔肯定喜欢,物理学理论只需要解释实验室中可观测的现象 。 “对于自然界的描述来说,人们使用什么样的公式并不重要。” “在马赫看来,自然界根本就没有原因和结果,因为自然界是不可重复的。”—— 自然界没有,社会历史更不会有,所以“李约瑟问题”找不到确定因果关系的解 。 “因果性概念之意味着‘自然规律的存在’,而别无他指。” “如果人们问及并且确定一个事件的原因,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个事件的说明,而只是用这种方式强调了充分说明这个事件的原因是不可能的。” 2.决定论与非决定论 “一个有意义的命题的本质在于,它的反命题也同样有意义。”—— 玻尔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伟大真理的反面同样是一个伟大的真理。 “现代物理学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下,每个讨论现实的命题都要由经验来支配。”—— 非常“哥本哈根”趣味! 3.关于因果性的“本质” “所谓的简单性具有纯粹形式的性质;它只涉及形式的关系,而不涉及现实,因而不涉及自然规律的存在。”—— 纯数学化的形式还能指谓“世界”本身吗? 4.因果性与量子力学 “重言式不可能被经验驳倒,因为它涉及的不是事态,而是事态的各种可能的特定组合。”—— “重言式”的问题庞加莱说过了,“事态”是维特根斯坦的专利,它是“逻辑空间”的元素,这或许是维特根斯坦模仿“泛函空间”的产物 。 5.统计规律与概率规律(略) 6.因果秩序与时间秩序(略) 就阅读体验而言,洪谦先生的博士论文(这个译版)在精神上与庞加莱的名作《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是相通的,这与他们那一代科学哲学家良好的数理基础分不开(马赫、庞加莱等自不必赘言,洪谦先生在德国耶拿曾从维恩学物理,从柯尼希学数学)。 其实所有我们赋予“世界”的因果关系都是目的指引的,比如因为我们今天的“缺失”,所以不妨 在故纸堆中 “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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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哲学工作者的科研小结
热度 7 ssglwu 2014-1-27 11:51
一个哲学工作者的科研小结 吴国林 2014 年 1 月 27 日 马上就要到 2013 年中国农历的年终了,小结了今年学习与科研。我原在本科学科理论物理,后来读物理教育学,主要攻读有关相对论、量子场论的东西。在博士期间攻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 既然是哲学,原来在大学与硕士期间,其哲学底子是相当不扎实。是半路出家,幸好有自然科学的良好基础。 除了根据研究的问题,不断增加哲学内容之外,后来,特别补充了哲学的重要基本内容:一个是现象学,另一个是分析哲学,这使得的哲学基础更为扎实,在此期间,我又热心于将量子力学与现象学结合,希望建立“ 量子现象学 ”这样一门现象学。 2013 年下半年,我给我院科技哲学专业硕士生主讲了《逻辑哲学》这门课,从而将最基础的逻辑学补充起来了。 可以这样讲,到 2013 年底,我的哲学基础,基本上补充了,从而看问题更加全面。 我目前做的研究,主要是 量子力学哲学、量子信息哲学、量子控制论哲学、技术哲学、量子技术哲学、分析的技术哲学、量子现象学,特别是技术逻辑和技术推理是我的研究重点 。 有了上面的知识补充,我的研究也较为得心应手,这研究也看起来像哲学了。 在我看来,特别是中国学者进行哲学研究,没有逻辑学、分析哲学、现象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的基础功底,那是不可能做哲学研究的。即使做了,那也是骗人的。因为中国学者有较好的辩证思维传统,但缺乏逻辑学、分析哲学、现象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 试想一想,如何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连基本的微积分都不知道,他如何想象卫星上天、如何想象高性能的发动机?没有这些,他的哲学就是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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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哲学家江怡讲脑残分析哲学
热度 2 wliming 2013-4-3 12:46
这两天看了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江怡的视频讲座: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 http://video.chaoxing.com/serie_400001069.shtml 。我深深感到,哲学的确只能供脑残娱乐。他说,语言哲学最根本的核心是,语言是思想的唯一表现,语言等同于思想。这话也许点道理,可是,人类的动作,脸部的表情难道不能表达一些思想?动物没有语言,难道不能表达思想?反正我听了两堂课,天花乱坠,没发现这东西有任何价值。 我摘录一些江怡的话供大家欣赏。 本人评:他倒是坦白,哲学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哲学才有了几千年争论不休的话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既然问题都不能解决,提出来就等于屁话(这跟现在解决不了但未来可能解决是不同的)。事实上,有些问题其实是可以解决的,比如著名的芝诺悖论,只是哲学家明白不了而已。所以,这脑残哲学自己先把解决问题之门堵死了。 本人评:如果都不试图解决问题,人类还怎么进步呢? 本人评:这也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估计哲学家也是无法解决的。 本人评:这就是哲学家江怡,他这表情有没有思想呢?是不是对哲学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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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柯小刚:分析哲学的兴趣
热度 1 jiangjinsong 2011-4-10 23:43
转载请注明来自道里书院论坛 08-4-7 13:06:17 柯小刚:分析哲学的兴趣 这是1997年笔者读硕士二年级的时候为赵敦华教授开的分析哲学课写的一篇课堂作业,后应夏可君兄邀发表于《现代哲学》2003年第2期。刚才为了回复shifen在“与某生论治学书”上面的回帖( http://daoli.getbbs.com/post/topic.aspx?tid=202383p=5 ),欲引此文,发现论坛上未曾贴出,特此贴出。文章幼稚,请大家批评指正: 分析哲学的兴趣 柯小刚 虽然说那种把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完全归结到这种哲学兴起时的社会情境和相关哲学家的生活世界中去的哲学史观确实难免简单还原论之讥,但是只要这样一种哲学史视角的探究不自诩能够解释其研究对象(某种哲学或某一段哲学史)的全部方面的话,那么这种研究至少可以是有所裨益的。从“哲学与生活”、“哲学与社会”这个角度来分析分析哲学尤其困难。首先,从方法的角度讲,这种分析方法本身必须对“科学的”还原论的方法论信条(这构成了早期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的一个基础)有一个批判反思,充分意识到自己所作分析工作的有效性限度。其次,从哲学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方面讲,分析哲学是极不容易与社会问题和生活问题联系起来的。这就构成一个考验:如何避免对于文本材料的解释的任意性。在下面的讨论中,用以避免此种任意性的方法之一,是注意到哲学与哲学家的关系。从一种近代(现代)的“无人身理性”的观点看来,哲学与哲学家之间并没有任何可能的联系,从而任何一种对哲学与哲学家之关系的考察都将是毫无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分析哲学正是这种近代“无人身理性”观点的进一步极端化。在分析哲学那里,尤其典型的是在早期分析哲学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哲学与哲学家的生活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联断裂状况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有如在现代社会里人与技术的分离所达到的惊人地步。这种断裂和分离导致巨大的痛苦和危险。在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种痛苦和危险。这种极度的痛苦和危险本身即是那种极度“无人身理性”形态的哲学理论与其哲学家生活之间联系的扭曲的表达形式。 如果仅从论题和表面形式上看,分析哲学似乎确实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完全不考虑“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和“生活问题”。然而,在分析哲学兴起之初,例如在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的罗素那里,我们发现:不但作为哲学家的罗素,其哲学的兴趣追求与其逻辑语言分析的哲学形式之间有着某种张力,而且他也不完全像乌兰·艾德说的那样,截然区分“精确的思想”和“另外的领域”。【《我的哲学的发展》253-4】罗素说过这样的话:“在死之前,我必须找着一种方法,能道出我之所有为我的本质的所在,这种本质的东西我还从来没有说过——这种东西不是爱,不是恨,不是怜悯,也不是轻蔑,而是生命的精髓,这种东西性质猛烈,是来自远方,把非人世的事物的广大和那种可怕的无情的力量带到人生中来……”【同上242页】即使在他的对于极度形式化的分析哲学的研究、乃至对于早期分析哲学的原型楷模数学的研究里面,实际上都蕴含着一种生活形而上学的追求,或者说把哲学思考本身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兴趣:“我年轻的时候我希望在哲学里找到宗教的满足……我一想到数学我就有崇敬之心……”【同上243页】然而,终究由于这种出自作为一个人的分析哲学家的形而上学冲动、或者说把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兴趣,与分析哲学对于自身内容和形式的“拒斥形而上学”的要求,这二者之间有着难以调解的张力,使得分析哲学家的哲学事业和生活往往成为痛苦的经验。正如艾兰·乌德所看到的,“罗素的事业是三重的失败。”【同上245页】 所以,如果早期基督教是“苦恼的意识”(黑格尔),那么不妨说早期分析哲学是“无奈的意识”。拒斥形而上学,其实一开始还不是出自内容方面的要求,而是出自方法上的反思批判。由方法论上的反思批判而不幸地连带导致内容上的“空疏浅薄”【黑格尔《小逻辑》34页】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与黑格尔时代所面临的康德主义泛滥的情形非常类似:“但就在德国在她新生前的一些时候,哲学已经空疏浅薄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哲学自己以为并确信它曾经发现并证明没有对于真理的知识;上帝,世界和精神的本质,乃是一个不可把握不可认识的东西。……放弃对真理的认识,自古就被当作最可轻视的、最无价值的事情,却被我们的时代推崇为精神上最高的胜利。”【同上】 有意思的是,虽然黑格尔哲学对“知性的执著”、“空虚的同一性”、“抽象的自身同一”等等康德主义流弊作了深刻的批判,并且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体系”,但是哲学史并没有终结于这个无所不包的体系。罗素对黑格尔体系之妄图作为最后真理大全的狂妄所作的辛辣嘲讽【罗素《西方哲学史》275-294页】表达了西方哲学源远流长的批判反思精神在20世纪初对于“真理权威”的勇敢蔑视。可以说,试图让哲学成为配得上“纯逻辑”之物的分析哲学的出现本身却决不是一个“纯逻辑”的事件,而是在一种强烈的反叛现代性理性主义统治的情绪中发生的,虽然这种反叛本身也是以一种精确理性主义的面目出现。 分析哲学在人文、社会、政治方面的关怀和兴趣,如果说从早期分析哲学所考究的问题本身很难看出的话,那么从罗素这样一个分析哲学家及其生活上面则找到了表达。这一点不但从罗素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倡导和参加反战的政治斗争(他曾为此遭受监禁),以及从事妇女问题和教育问题等方面的社会实践上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从他的《西方哲学史》的写作中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可惜的是,这种人文政治的关怀和兴趣被逻辑语言分析的形式化要求和哲学科学化的要求这样一些出自方法论的兴趣所掩盖和削弱,从而降低了分析哲学在哲学“内容”——我说的是一些至关重要的人类生活事务的主题——上的批判性,反倒无批判地成为了现代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合谋。即使在方法论上,由于批评黑格尔教条主义的需要,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未曾充分吸取黑格尔对知性思维方式的决定性批判,从而也没有突破笛卡尔以来以近代机械论自然科学为楷模的知性思维方式。因此,一当时过境迁之后,分析哲学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重新审视黑格尔(最近有所谓“分析哲学的黑格尔转向”)的时候,才发现曾经走了很多不必要的弯路:比如说一开始本来就应该可以把问题想得更精细复杂、更重视语境关联一点的。无论如何,分析哲学在它开始的时候确曾是一种满怀着“人文精神”和社会批判兴趣的、配得上“哲学”之名的思想的探索。这一点由于罗素之后分析哲学的日益技术化、专门化和经院化而被人忽略。 黑格尔曾经把知性思维方式的泛滥和对哲学“内容”的冷漠归结为时代的“艰辛”,“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使得“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鹜于外界,而不惶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但是,颇有反讽意义的是,在黑格尔之后发生的情况恰恰是:当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等崇尚知性科学和经验主义的哲学形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兴起的时候,资本主义世界正经历着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与黑格尔乐观进步的设想刚好相反,(当然更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相反,)在世界经济繁荣发达的时代所发生的恰恰不是“世界精神”的回到什么“自己原有的家园”,而是无可挽回的“经济化”或“家政化”【economics即家政学】。越是在无需操心物质的时候,人们反而越来越“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于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黑格尔不但没有“扬弃”掉知性的哲学,反而被后者“像死狗一样抛弃”。怀着批判兴趣的分析哲学由于没有吸取黑格尔的积极成果而成为技术化、家政化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表达,从而彻底丧失了它起初的批判品格。 如果说在分析哲学兴起之初,罗素以一种与其逻辑语言分析的哲学形式相分离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的社会批判之兴趣的话,那么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以一种与其分析品格的哲学相纠缠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与其生活世界的不可避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无论从维特根斯坦前期的逻辑语言分析哲学还是从其后期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先来解读以《逻辑哲学论》为代表的前期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与其生活世界的关联。 在《逻辑哲学论》的自序里,维特根斯坦说“这本书的整个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书的最后一句话也确实是这么说的:“7. 一个人对于不能谈的事情就应当沉默。”他的理由是“这本书讨论哲学问题,并且表明,如我所认为的,这些哲学问题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上的。”于是这本书要做的工作便是通过对“我们语言的逻辑”的具体分析,“为思维划定一条界线,或者不如说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述划定一条界线。” 经典的分析哲学思路和论述风格,简洁明快,逻辑严谨,似乎无懈可击。然而,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他谈到哲学问题,然而什么是哲学问题? 即使有那么一些问题,它们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上的”,维特根斯坦也无法否认它们是“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价值的评判是一回事,对它们关注的事情的了解和规定是另一回事。韩林合在其《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路》中出于研究工作的方法论需要曾这样规定“哲学问题”:“无论是在他的前期著述还是在他的后期著述中,我们都找不到维特根斯坦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明确而唯一的界定或使用。也就是说,他是在不止一种意义上使用它的。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不妨对它权做如下的规定:哲学探究的是对人生有终极意义的东西,这些东西以最根本的方式影响着人之为人的生活。因而它至少应处理以下这些问题:作为整体的(现实)世界的存在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任何东西之存在性;人生中究竟什么是最为本质、最有价值的东西?绝对的善、绝对的价值何在?如何才能达到幸福?人生的意义何在?……”【见此书之9页。】 很难说这些问题准确地就是维特根斯坦心目中所谓“哲学问题”的图景,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的“为思维的表述划定界线”的逻辑语言分析工作,是以一系列源于生活世界的“哲学问题”为前提和背景的。这个前提和背景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虽然没有被自觉地、明确地说出来而且同时被笼统地冠以“误解语言逻辑”的罪名,但实际上它们构成了维特根斯坦的“划界”和“分析”工作的意义的源泉和基础。甚至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以一种拒绝直接面对和回答这些“哲学问题”的姿态回应了这些“哲学问题”。对“哲学问题”的兴趣归根到底还是引发和驱动着维特根斯坦的那些看起来仅仅是“逻辑的”而非“哲学的”分析工作。 维特根斯坦拒绝对哪些问题属于“哲学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还不止是因为考虑到这些问题不可能有答案这样一种现实的“哲学处境”从而避免为那些注定没有答案的问题浪费脑力,而且在他看来,那些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不可能的。《逻辑哲学论》第6.5条说道:“对于不能表达的解答来说,人们也不能把问题表达出来。这种谜是不存在的。如何一般地能把问题提出,则也能对它加以解答。”第6.51条又说:“疑问只存在于有问题的地方;只有在有解答的地方才有问题,而这只有在某种可以说的事情的地方才有。”维特根斯坦已经深刻地洞察到:发问和解答是相互依存、互相解释说明的关系。问与答合起来组成一个圆圈、圈套,构成一个封闭的茧。实际上,不但数学、形式逻辑和近代机械论的自然科学等等被分析哲学奉为楷模的科学形态是运思在问-答的圆圈或者问答之茧里面,而且那被分析哲学严斥为天马行空地“不够严谨地”提出问题和考虑问题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并没有越出问答游戏的圆圈茧缚。在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出于科学模式的问-答清晰对应的要求而对形而上学问题之无意义性、即无明确答案对应性所作的批评,其实仍然是局限于“科学精神”内部的批评,是在“(现代)科学精神”或“现代性”内部不同形态之间的矛盾。 有意思的是,既然维特根斯坦要求任何有意义的思想和言说必须自觉地固守在问-答游戏的圆圈里面,那么,维特根斯坦本人的“为思维的表述划定界线”的工作呢?这个工作本身也是一个思维的表述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但是它并没有自限于问-答圆圈的狭小范围之内,没有自缚于问-答之茧中。因为它并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提出什么有明确趣向的具体问题,然后对问题作一个“可以期望的”具体解答。它甚至没有像传统形而上学那样提出“不可解答的问题”,然后徒劳地寻求问题的答案。《逻辑哲学论》的维特根斯坦洞察到问与答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一个有可能导致突破西方传统的科学-形而上学偏见的伟大前奏。在《逻辑哲学论》里,维特根斯坦虽然没有能够突破这个问答之茧而解放出哲学思考的更大可能性,而是反过来加强了对思想及其言说的限制,但是《逻辑哲学论》这部著作的写作本身已经启发了人们以及维特根斯坦自己后来突破这种限制的可能性。意识到这个可能性的青年维特根斯坦并不为这个可能性而高兴,他希望读者“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抛掉”,然而自由而深入的哲学思考方式、或者说那种耐心地游刃于解释学循环之中以求展示终极意义的思考方式的积极意义,远不是他自己所估计的那样微不足道。 即使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也已经达到了那种突破问-答游戏模式的边缘。在第6.52个命题里,维特根斯坦说道:“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当然不再有其他问题留下来,而这恰好就是解答。”在第6.521命题又说道:“人们知道生命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灭。” 问题消灭之处,正是哲学——非传统形而上学的和非科学的哲学——开始的地方。然而,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反形而上学的不彻底性——这个不彻底性表现在他对哲学的科学性要求(如接下来的第6.53所明确表述的那样),而这一点是由于他尚未反思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共同运思领域造成的——他从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如生命问题)的消失中得到的结论是:对此类问题的并非意在寻求答案的思考、谈论、感悟乃至戏谑也都必须消失。但是,没有问题可问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无话可说呢?问到无可发问之处是不是哲学就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必须三缄其口呢?对于思想的事情来说,是不是情况跟维特根斯坦的设想刚好相反呢?是不是越到无可发问之处就越是哲学的用武之地、而且只是到此时的说话才突破问-答游戏这一科学的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模式,从而思想的事情才刚刚开始呢?这种非形而上学的和非科学的思想方式,将不再运思于问-答游戏的领域之内,而是试图通过一种非问-答的解释性的和叙述性的言说来耐心地、柔韧地展示(manifest)意义,尤其是那些“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不是没有看到这样一种言说方式的可能性。遗憾的地方只在于他拒绝把这样一种言说的方法视为一种与真理的追求相关的方法。他用一个简单的词“神秘”就轻易地把这样一种显示(manifest)意义的方法给驱逐出了真理追求的行列。紧接着上面引述的6.521,在6.522他说道:“确实有些东西是不可说的。这些东西只能自己表明(manifest)出来。它们是神秘的东西。”是啊,manifest,表明出来,展示出来。说话本来就是展开和显示,问-答游戏只是展示方式的一种。现在维特根斯坦却因为非问-答的展示方式不是问-答的展示方式而否认它是一种展示方式,这个逻辑甚至不符合基本的形式法则。他把那些只能展示、不能明确地提问和解答的东西的意义视为神秘不可说的,实际上是错误地理解了言说的性质和范围。他之从不善于与人聊天(如波普尔回忆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威胁他),恐怕与此不无干系。 联系上面引述的几条命题,可以看出,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证里有这样一个等式:可说的=成问题的或可对之提出问题的。这个等式表达了现代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对于人文类型的思考和言说方式的粗暴干预。事实上,即使就算有所谓神秘领域与可说领域之分,在精确科学以及逻辑的分析的哲学与神秘之间,也并不是无话可说的蛮荒境地。“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这句话的内容听起来跟它的语气——即使这句话也是有语气的!——一般干脆利落,但仔细想起来其实不简单。现实是: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说清楚”——即使《逻辑哲学论》本身都留下问题一大堆——;也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君不见即使是像“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这样难说的话都被说出来了,而且能被说得如此明确,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这样一来,里打外敲,剩给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实际上就一句话都没有了。或者说就只剩下上面引述的“两个凡是”这句话本身了。——而他自己又说过“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抛掉”的话,所以,最后还是脱落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一句话。 然而无话可说也就是没什么可聊的,也就是无聊。实际上,早期维特根斯坦在哲学上落到无话可说的境地与他在生活上的无聊境况恰是相应的。生活,尤其是哲学的生活,天然流畅地总会有很多话儿要说,要倾诉(别一看这词就以为一定与感情有瓜葛。口蜜腹剑的人还老倾诉呢。再说好的文字,不管多么逻辑森森的,也不是憋出来的。反倒是情诗却十有八九是硬憋出来的。),而且更要紧的是,在这生活之声里,从来就没有少过沉默的位置。这是不言而喻的:神经亢进的疯子和会讲“宇宙语”的气功师才不停地哇哇呢。科学如今也终于反省了自己曾经的狂妄(波普尔),不再以为自己能将一件事情一劳永逸地讲得彻底明白,从而从实证主义营造的虚幻水晶宫回到了有说有笑的日常生活(费耶阿本德)。从生活世界的视角看来,沉默本身就是言说生活的构成部分,而不是言说之外的、生活之外的、非人的神秘之物。可见,持有上述等式,即“可说的=成问题的或可对之提问的”这一等式的人的真正问题之源在于:他的生活是成问题的。他过的是一种成问题的生活。青年维特根斯坦离开英国回到奥地利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苦闷,他面临四个可能的选择:1. 顾左右而言他,哲学上的“两个凡是”只让它留在“哲学”上,“生活”上我想说啥还是照说不误。──就象以前的国人,“两个凡是”的最高指示尽可以留在会议桌上,回到家里来该怎样生活还是怎样生活。2. 皈依(流俗的)宗教。3. 自杀。4. 回到生活,回到哲学,回到哲学生活。如我们在前面探讨过的那样,曾经面临类似选择的罗素实际上走的便是这第一条路。【参见《我的哲学的发展》中文第253-254页。】而维特根斯坦这种软硬不吃、软硬通吃的执着认真的家伙不会走这条路。第二和第三条路,在维特根斯坦回维也纳的那些日子里,曾经象两条阴魂一样分别缠绕在他的左脚和右脚(关于此点,笔者亦曾感同身受,能不知个中况味!至今回首,犹然唏嘘。然可感之余,犹觉其可恨;以今是而言昨非者,不能不痛而至于骂。此盖人之常情也,看官其谅欤!)。但刚健不息的内在生命力不会让他就此妄自菲薄,有负天命。维特根斯坦终于走了更接近第四种选择的道路。《哲学研究》这部后期哲学的代表作,可以说是向生活、向哲学、向哲学生活回归的沿途风景速写集。我这话是说得有分寸的。如果说《逻辑哲学论》是在一条导向错误方向的路上所作的刻画准确、笔触精微、惜墨如金、凝练而稍逊隽永的素描的话,《哲学研究》就是在一条回归正确方向的路上沿途记下的、虽然较前丰富但是仍然不敷铅华、状物类情颇得些神韵而东鳞西爪稍欠些要领的速写。 但是正因为《哲学研究》是对《逻辑哲学论》的批判,所以它只是对它的批判。反对一个东西,表明他还要反对那个东西。这个情形适用于描述无论前期还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无论前期后期,无论表面上看起来是脱离生活还是贴近生活,他想要做的事情有一件是没变的:那就是力图反对、批判、摆脱(旧有的)哲学、形而上学。前期,他“为语言立法”,从而哲学的工作就无非是类似于司法官或警察的一种公务——通过分析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句法,指出形而上学的言说是违反“语言法律”的、从而是毫无意义的胡说。虽然分析哲学向以繁琐著称,但是早期维特根斯坦的主要兴趣还不在于任何“审问具体案情”的琐碎分析工作。他更像一个颁布法律的君主。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认识到他前期为语言立的法是武断的、不尊重语言本身的。于是他对自己发动了一场语言分析范式的革命,即从逻辑语言分析转变到日常语言分析。然而成问题的状况仍然保留着:在“日常语言分析”中,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投入”“日常语言”,从而面对事情本身来言说哲学、言说生活、言说哲学生活。他只是陷入了另一种分析的琐碎公务之中。警察依然是警察,只是制服换了一套。要抓的嫌疑犯还是那一个:形而上学;只是罪名有所不同:以前说它违反铁定的逻辑法则,现在的理由则是:是的,首先你是自由的,你有天赋的说话权利,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理由来封住你的嘴巴;但是,为了维护你的自由与权利,你必须遵守语言民主共和国的法律,因为这法律不是别的,正是语言共和国里千千万万、各式各样、彼此之间血缘相连、面貌“相似”的祖国大“家族”的广大公民们民意的代表。 关于哲学的工作,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常用说法是:“哲学处理问题就有如治病一般。” 【《哲学研究》第255节。】这里有一种误解:似乎哲学和非哲学的言说、医生和病人、健康和疾病之间有着一种本质的截然划分。这种截然划界的思路与他前期对可说/不可说的划分一样,都是出于一种抽象的科学类型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方式。事实上,就医生/病人的比方而论,世界上没有无病的人,也没有不是正在患着某种病的医生(总会有某种病的,诊断取决于对健康/疾病之临界度的解释)。问题在于,如果大家同意维特根斯坦医生悲天悯人的忠告,一致商议好要在治好所有人的所有疾病之后,再开口说话,好好生活,恐怕就见不着一个有气儿的活人了。其实,根据维特根斯坦医生后期的医学理论,本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结论的:不但说话与沉默,而且健康与疾病原来也是彼此长相相似的同一家族中的成员。医生从来不可少,永远受人尊重。但往往只有刚进医院的病人和刚出校门的医生不适当地夸大这种重要性和尊重感以至于神秘的地步。治病的事情不再由神仙、上帝来做,医生也不再是神人中介的女巫。行医是千千万万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医生靠治病维持生计。历事丰富的医生从来不把自己置身于芸芸众生的生活之外,再捉摸着如何来拯救这群苦难的生灵;他知道自己首先是作为这芸芸众生之中的一个人活着,而且往往顾不上自己也生着病,却兢兢业业地为人治病。他以他久经沧桑的智慧做了病的朋友,而不止是病的敌人。 类似的问题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名的捕蝇瓶比喻中也存在。“你哲学中的目的是什么?──给捕蝇瓶中的苍蝇指出飞出去的途径。”这是一种谋求解放的兴趣。这种兴趣虽然以克服形而上学为追求,但它实际上恰恰是以形而上学的自由/不自由的截然划分为前提和思维方式的。真正的自由并不仅限于在捕蝇瓶外面的自由飞舞,真正的解放并不是在生活世界之外的超越领域。飞出捕蝇瓶不过是那些“追求自由解放”的年轻苍蝇常怀的大志。深谙世故的老蝇知道自己做不了在瓶外指点江山的“上帝之手”,他只是自强不息地飞舞,而且从心所欲不逾矩──无论在瓶内还是瓶外【瓶在哪?】,都不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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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在山東大學分析哲學論壇學術演講的海報
jiangjinsong 2010-11-28 09:25
這個海報就是丫頭道長在博文中大加稱讚的美女哲學家郭鵬親自製作的。 郭鵬教授蘭質蕙心,不僅精通分析哲學,是國內少有的女分析哲學家,而且很有愛心,積極投身到動物保護的事業中去,不僅撰寫理論文章,而且身體力行,實際救助動物。 蔣科學與之相比就汗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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